“弃医从文”现象新论

摘 要：中国文学史存在显著的“弃医从文”现象。它主要表现为有大量医生放弃医生职业转而从事文学或者兼职医生与作家职业。无论是弃医从文，还是医文双飞，其内在的深层动因已经随着时代、历史和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如果说五四作家从文更多地体现了文艺救国、文艺救人的救世倾向，是一种比较功利化的社会民族宏愿的显现。那么当代作家弃医从文更多地体现了个体自我的生命愿望，如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对物质丰足生活的追求和对人生处境的改变等。

关键词：弃医从文；救世；生命愿望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12（2012）30-0254-02

弃医从文似乎是一个很普通的话题，稍微懂点文史知识的都会想起鲁迅、郭沫若等著名作家弃医从文的经历。但是鲁迅、郭沫若之后弃医从文的作家们就大多不为人们所熟知了。事实上，弃医从文不仅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现象，更是中外文学史中的一个显著现象。而之前虽有研究者就弃医从文进行过个案探讨，但却缺乏综合性的研究成果。本文拟对该显著现象进行初步的系统梳理。

首先，古今中外文学史上一直不乏医生作家。先看中国作家，现代中国文学史中也有很多弃医从文的作家。鲁迅先在日本仙台医专学习医学，后弃医从文。郭沫若毕业于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余华曾在浙江海盐县武愿镇卫生院做过五年牙医。张海迪下放聊城农村时，自学了十几种医学专著，同时向有经验的医生请教，学会了针灸等医术。毕淑敏更是典型的医生作家，她先后做了20多年的医生。池莉曾在武汉冶金医学院学医三年，后在武汉钢铁公司医院作了五年的医生。残雪曾做过赤脚医生。冯唐是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毕业。而毕业于兰州医学院的苟天晓是专职医生。台湾作家中的医生作家也非常多。如赖和、侯文咏、王溢嘉、欧阳林、王昶雄等。

国外的医生作家更是不乏其例，如柏拉图、契诃夫、柯南·道尔、渡边淳一、毛姆、弗朗索亚·拉伯雷、约翰·济慈等。概而言之，中外文学史上有过和有着医学背景的作家不计其数。

笔者之所以在此不厌其烦地罗列相关文学家，意在说明该现象的普遍性和广泛性，以及它的值得关注性。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文学何以有如此大的魅力，能够吸引如此多的医生抛弃自己曾经的所学所爱，纷纷投入到文学创作的浩瀚洪流中？尤其是在当今社会中，当医生职业意味着丰足的物质生活时，医生为什么要放弃这份美满的工作而投身文学创作？

要谈论这个问题，让我们从台湾畅销书作家侯文咏入手谈起。侯文咏是医学博士，曾经担任台大医院和万芳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也是台北医学大学医学人文研究所副教授。在担任医生期间，无法放弃自童年起就着迷的写作，侯文咏在医生于作家两种身份之间挣扎摇摆了很长时间，总是无法摆脱“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感觉。终于于1997年，侯文咏做出选择，辞职回家专心创作。对于别人的疑惑，侯文咏却非常高兴地表示：人生很短，我想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弃医从文之后的侯文咏专心致力于写作，先后出版了长篇小说《白色巨塔》、《危险心灵》。这些小说不禁畅销，更因为深刻的内容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侯文咏弃医从文的经历可是说非常典型。即在拥有了优越的主治医师和医学家教师的工作之后，辞职从事专业写作。侯文咏的弃医从文简单的来看可以理解为对文学自始至终的热爱，他从小学时代就热爱写作。并且在成为医学院学生的同时，自创地下文学刊物。可见，其对文学的热爱有增无减。

所以，我认为虽然弃医从文者的动机因人因地因时而异，多种多样。但是首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弃医从文者对文学的热爱和痴狂。而文学是经营灵魂与精神的事业，所以投奔文学就是“投奔灵魂”。文学借助语言为人类无家可归的灵魂提供了温暖的所在。海德格尔说语言乃一地域，它是存在的家园。所以，经营语言的文学是经营人类灵魂和心灵的事业。文学能够为沉沦于存在之苦的人类提供灵魂慰藉、审美救赎和精神治疗。在从事文学活动时，创作主体遁形于自由空灵的无功利世界，被存在苦役囚禁的心灵得以舒展和坦然，被压抑的生命感受和体验得以释放和表达，从而收获了空前的生命愉悦。所以，在无趣而疲累的日常生活中，能够让人感到生命愉悦的文学世界无疑对人类产生了极强的吸引力，文学就像一个散发着神奇魔力的魔沼吸引着众人投入其中。这可以作为弃医从文动机最基本的动机之一。即首先弃医从文者要热爱文学，并能从文学中获得空前的生命愉悦。这一层原因适合于古今中外的弃医从文者。

其次，弃医从文还与文化启蒙有关。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弃医从文事件与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启蒙立场有关。五四启蒙知识分子大都以文化医生自居。鲁迅表现的尤为突出。鲁迅生命中的两次重大转换，都是出于救治的目的。开始学医，是为了救治如他父亲一样病弱的病人；弃医从文，是为了救治生病的国民灵魂。救治对象发生改变，而目的并未改变。鲁迅弃医从文的故事我们耳熟能详。其直接原因来自于偶然的“幻灯片”事件。1906年，特别是那些茁壮而麻木的“看客”以及“示众”的场面，对鲁迅的一生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鲁迅在《呐喊·自序》说：“从那一回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①这一段话基本上可以了解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动机，那就是以文艺来拯救国民精神，振兴国民精神。所以，此时的文艺在鲁迅这里充当了一个重要的工具。那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工具。而早在1902年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就将小说提升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他说：“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说；欲新宗教，必新小说；欲新政治，必新小说；欲新风俗，必新小说；欲新学艺，必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②梁启超的小说救国论深刻地影响了鲁迅等五四作家。他们投身于文艺创作中致力于启蒙与救亡的双重使命的担负。

我们再来看郭沫若。郭沫若留日十年，曾系统学习数门医学基础学科和临床学科，在九州帝国大学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郭沫若最后放弃医学，走上文学之路，除了他的耳疾影响之外，重要的一点在于那个时期的郭沫若认为文学，尤其是新诗，尤能唤醒民众的救国热情。因此，他选择了弃医从文的道路。

再次，弃医从文还是改善自身物质处境的方式。在当下市场经济条件下，文学虽然日益边缘化，不再像以前那样引起全民的轰动和追捧，但是在现代传媒和营销手段的合力之下，在文学作品与影视改编亲密接触的当今时代，文学创作成为一条改善自身处境的道路。很多作家都是因为其作品获得名导的改编而随之走红，日进斗金，成为文学家行列中的千万富翁。在此背景下，从事文学创作成为一条重要的现代“仕途经济”之路。余华的文学道路就是从对作家职业的羡慕开始的。余华弃医从文固然与他对牙医职业的不满有关，他认为“口腔中实在没什么风景。”“我实在不喜欢牙医工作，每天八个小时的工作，一辈子都要去看别人的口腔，这是世界上最没有风景的地方，牙医的人生道路让我感到一片灰暗。”③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余华还在浙江海盐卫生院作牙科医生时，对面文化馆那群无所事事的创作员也让余华感到了极大的羡慕。当他得知创作员不用上班，在大街上闲逛就是工作时，余华目瞪口呆，从此对文化馆羡慕得一塌糊涂。他开始有意识地接近文化馆的干部，寻求进入文化馆的机会，最终走上了文学之路。可见，作家的物质境遇在当时还是令人羡慕的对象。

再次，文学是对抗时间的有力方式。对时间的恐惧感和紧迫感早在曹丕时代就敏锐地感觉到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写道：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写作能帮助人类克服对死亡和时间的恐惧。在有限的时间和生命里，写作以艺术的物化形态成为生命不朽的见证。对有着北京协和医科大学医学博士毕业背景的冯唐来说，写作并非谋生之道。然而，他却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开始了创作。这一方面与其医学经历有关，即在学医过程中，深切地体会到了生老病死的难以捉摸。另一方面则与其对时间的恐惧有关。冯唐自称试图通过文字来打败时间。在冯唐看来，不朽的写作就是作品同时间的较量，是对历史变动和时间流逝的把握。他觉得人活着活着就老了，得花点时间想想有些东西需要理解、懂得和欣赏。冯唐认为能够打败时间的文字就是好文字，而这正是他的创作追求。

再次，文学是表达生命关爱的重要方式。这一点集中体现于毕淑敏身上。毕淑敏有十一年的戎马生涯，二十多年的从医经历。作为一名优秀而成功的医生，毕淑敏最终放弃了医生职业，从事文学创作。这一方面由于她受到父亲的影响和对文学的爱好。然而，更重要的是她对生命的独特体悟和敬畏之情。这种生命情结主要来自于她独特的军旅生涯和从医生涯。无论是在阿里当兵，还是做医生，毕淑敏都无数次地与死亡打交道。尤其是在阿里时，在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死亡接二连三地发生。这种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使得她在转业后，觉得“那些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故事，刻骨铭心的记忆总在骚扰我，于是在一个平平淡淡的晚上，在一间充满药味的屋子里，我提起了笔，开始了写作。”④所以，毕淑敏的弃医从文是在经历了人类万千生死之后的心灵平复和生命再现。

最后，对业余而言，文学创作为其提供了生命狂欢和想象的自由空间。文学创作意味着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是日益紧张和沉重生活里的自由畅想，是在刻板的规范化的第一生活之外的“第二生活”。业余创作的随意挥洒成为很多职业中人、体制中人越来越多的选择。如苟天晓在业余时间进行人体体内科幻小说的创作。冯唐同样在业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成绩喜人。此时，专职工作与业余创作相得益彰。正如身兼医生与作家双重身份的契诃夫对医学和文学的态度是和平共处，在回答苏沃林劝告他放弃行医专心从文时，他说：“您建议我不要同时追逐两只兔子，不要再从事医学，我不知道，为什么不能同时追逐两只兔子？当我感到我有两种工作而不是一种时，我觉得更振奋一些，对自己也更满意一些……医学是我的发妻，而文学是我的……情妇。一个使我厌倦的时候，我就在另一个那里宿夜。这虽然是不正派的，但却不那么枯燥，再说他们二者也完全不因我背信弃义而丧失什么。”⑤

无论是弃医从文，还是医文双飞，其内在的深层动因已经随着时代、历史和地域文化的不同而产生差异。如果说五四作家从文更多地体现了文艺救国、文艺救人的救世倾向，是一种比较功利化的社会民族宏愿的显现。那么当代作家弃医从文更多地体现了个体自我的生命愿望，如出于对文学的热爱，对物质丰足生活的追求和对人生处境的改变等。弃医从文的动机从历史的一元集结走向了多元共存。从救世救国的宏大使命转变为个体自我的兴趣追求。

注释：

①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439 页.

②载《新小说》1902 年第 1 期.

③余华.人没有一条道路是重复的.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4 年 5 月第 2 版，第 100 页.

④张英.生命的追问——毕淑敏访谈录.载《文学的力量》.北京：民族出版社，2001 年1月第1版，第169页.

⑤契诃夫文学书简.朱逸森译.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5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