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视当代文学命名现象

文学已经进入一个命名的时代，看一看这20年来文坛变幻了多少旗帜，弄出了多少名堂，足以证明此言不谬。特别是1985年全国范围的“方法论”热，在吸收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和移植自然科学方法的热潮中，新方法伴随着新观念蜂拥而至，也纷纷进入文学批评、研究领域，于是理论家、批评家们的“命名”欲望大增，采取中西嫁接、移植加创造的方法，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名词、新术语，以至于到80年代末期被另一些理论家嘲讽为“新名词的狂轰滥炸”、“新术语的大换班”，即使他们也曾或多或少参与过这种命名活动。

自卢新华的《伤痕》开创了“伤痕文学”潮流以后，新时期以来这种文学命名现象就没有停止过，而且渐有愈演愈烈之势，从“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先锋文学”到“知青文学”、“现实主义冲击波”、“新乡土小说”、“新历史小说”再到90年代中后期的“新写实文学”、“青春文学”、“新感觉小说”、“新体验小说”以及新世纪以来的“新世纪文学”、“玄幻文学”、“开放文学”、“新状态文学”、“行走文学”等等，从这些五花八门的文学命名中，文学研究者对命名的热衷可见一斑。这种狂热的“命名情结”不仅仅表现在文学创作领域，在对作家的命名上亦是如此，“美女作家”、“少年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文字女巫”……这些命名一个比一个具有“诱惑性”，这种命名在某种程度上不但满足了某些批评家们的“命名情结”，而且成为了当下文坛“不可或缺”的一道亮丽而独特的风景，成为了我们描述文坛现状所无法避开的词汇。

一般来说，对文学的命名有两种思路，一种是事先的“预设”，一种是事后的“归纳”。“预设”式的命名，是对一种还没有完全显出，而只是初露端倪的文学现象或文学思潮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带有相当的敏锐性和时效性，是一种预言性的文学命名。“归纳”式的文学命名，是对过去的，或正在发生而已经相对稳定的文学形态所进行的命名。这种思路是对经过历史筛选和实践检验的文学史实的理性思考和总结，是对一个时段的文学比较接近学理的身份确认。回想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历程，为文学命名，着实有一种名称蜂起，时不时“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气象。我们不否认适当的文学命名有助于更好地进行文学研究，这种文学命名是必需的，但正如“万物皆有度”，对文学命名过分的狂热必然带有很强的功利性、盲动性和时政化，不但不利于文学研究，反而会把文坛搞得纷乱芜杂、名目林立，给研究者造成一种“乱花渐欲迷人眼”之势，使得研究者目眩神迷，以至最终造成文坛的混乱不堪。

穿透这种狂热的文学命名现象，笔者以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对文学命名的狂热化，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文学与经济的挂钩。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成为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一种主要形式，席卷了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市场化”成为了衡量事物的一个无形的标尺，在这种情境下，文学这种“精神食粮”也在所难免被贴上了“市场化”的标签，与市场经济建立了联系，进入了市场化的运作方式。为了增加作品的销量，刺激人们的“购买欲”从而获得更大的物质利益，一些作品就会被冠之以具有巨大吸引力的名字。

其次是文学圈与娱乐圈的联姻。随着文化市场时代的到来，文学界的人士在通往娱乐“天堂”的道路上也不甘示弱。“美女作家”首先打开了文学通往娱乐“天堂”的大门，“美女作家”们将自己的文学作品推向市场的同时，也大量自己的个人生活照，借助现代整容术、化妆术和摄影术等高科技手段，“美女作家”在照片上赢得了几乎可以跟演艺明星一决高下的效果。“美男作家”也及时跟进，呼应着在娱乐界和大众文化领域里的“男色时代”。像我们上面所说的“美女作家”、“美男作家”、“玉女作家”、“新青春派小说掌门人”等等，文学开始变得越来越像娱乐界了。

再次是对话语权的争夺。如今文学批评界、理论界有一个时髦的话题，即文学话语权的问题。福柯的一系列著作对话语/权力的阐述细致入微，对不少批评家和理论家有很大的启发。有关话语权力的思想被一些人用之于文学研究实践，甚至声称文学批评及理论研究其实就是一个话语权的斗争和表演，因而导致不少批评家、理论家在文学研究领域跑马分地，占据话语制高点对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进行“命名”，以致形成了一股“命名热潮”，给文坛带来了不少偏颇和盲视。

就“文学命名”而言，首先，我们应该对文学命名形成一种正确的认识，尽量弱化文学命名的热情，尤其是一种文学现象或一个文学阶段尚无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性，与前期现象或前期阶段的特征、属性难以甄别时，我们应该不动声色，静观其变。其次是适度把握文学命名的时机，在拥有了历史社会新变的稳定合力、断裂性的文学阶段已经成熟时，文学的阶段性命名才成为文学史推演的自身要求，这时的“命名”才是可能的，合理的，也是必然的。再次，要正确对待命名的方式，文学“命名”体现的是对阶段性文学共通性的精神属性、思想趋向与艺术质素特征的科学涵盖，决不是基于时间维度与社会维度的单向诠释。何况，成熟的“命名”本不是为研究者提供信马由缰的由头，而是在表征一个段落的文学史意义。因此，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命名，这样的命名是否能概括这个时代总体的文学发展状况，又是否把握住了文学现象的本质等等问题，就成为文学“命名”者应该慎重追思的内容。从这个意义上看，文学的命名同样也是历史的命名，它同样需要史家的广博与睿智，精警与审慎。这才是一种研究者应持的对文学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