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南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政策建议

在新经济常态下，经济再平衡进程中，投资仍然是驱动海南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推动力，海南过早的经济平衡会丧失经济发展的机会。作者前文已经论证，对于海南而言，“三驾马车”失衡的言论实属悖论，投资仍是经济增长的最大驱动力。那么海南应该怎样发展投资驱动型经济呢？

一、正确定位：投资是海南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力

通过2014年海南省多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分析，海南虽处东部沿海，虽是经济特区，但海南经济发展处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以下，较沿海发达省市有很大的差距。“十三五”期间海南要加快经济增长，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改善人民的生活质量。

目前海南省的基本医疗、基本教育、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完善，现在过分强调消费只能消耗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增加家庭的风险，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海南省居民的消费欲望强盛，但是囿于居民收入水平的限制，加之财富收入不均等，我国的基尼系数偏高，消费成为拉动海南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还有待时日。“增加劳动者消费需求的前提，是增加他们的收入。而增加劳动者收入的首要办法，就是发展生产，提高效率。即使政府能够给予补贴，也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是不可能使人民普遍富裕起来的”。[1]

世界y行中国业务局前局长、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黄育川认为，成功避开中等收入陷阱的几个欧洲以外的经济体（包括日本、韩国、台湾以及新加坡），它们都经历了数十年的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消费占GDP的比重一度下滑20到30个百分点，然后才实现较为平衡的经济增长，而目前中国所走的似乎正是这条发展道路。

2014年因为海南省抓住了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机遇，与沿线国家的双边贸易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今后几年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蝴蝶效应远远没有结束，世界经济复苏缓慢，外需明显减少。发达经济体的债务居高不下，全球股市动荡，世界贸易保护主义一直存在。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持续下跌，特别是国际油价下跌对海南外贸的影响将渐渐凸显。此外，海南省的港口腹地受限，需要进一步的整合资源。未来几年外贸对海南经济的驱动作用也是有限的。

根据经济学的“双缺口模型”，过去中国对发达国家有大量的净出口的原因有两个。第一，在高消费、高福利导向下，西方国家的储蓄率很低。储蓄和投资之间的大缺口，要靠从发展中国家净出口来填补；第二，中国低成本的竞争力很强，能够在西方国家的净进口中分到一块大“蛋糕”。可是，金融危机以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去杠杆化，提高了自己的储蓄率。投资和储蓄的缺口变小，发展中国家净出口的可能性也越来越小。于此同时，随着经济的发展，海南的工资水平逐渐提高，其劳动力成本优势也在逐渐的减弱。

最后，由于海南发展起步较晚，因此基础实施和基础科学建设欠账多，空白领域多，不仅有投资的市场，而且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电力、农业机械化，这些工程都等待着尽快上马建设。这些工程溢出效应巨大而且溢出面宽广，有长期的社会效益，主要依靠政府投资。正如汇丰大中华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说：“我国的劳动力人均资本存量还不到韩国的1/3，约为美国的1/5，与日本上世纪60年代的水平相当”、“中国的铁路网还没有美国1890年时的长”。未来几年，投资是海南经济增长的最重要驱动力。

二、减少依赖：过度的房地产投资

进行需求结构侧改革，需要建立有效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减少“僵尸”企业，停止对“僵尸”企业输血，让资源要素重新流动起来，盘活“死资产”。

2014年全年全省房地产业完成增加值301.3亿元，比上年下降2.8%。全年房屋施工面积7557.15万平方米，增长22.4%；销售面积1003.97万平方米，下降15.7%；销售额935.2亿元，下降9.4%。由于海南房地产的特殊性，房屋空置率比其他省份高具有合理性，但是需要控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内。野村综合研究所的首席经济学家辜朝明写过好几本书来总结日本近年来经济衰退的教训。他在书中指出，资产负债率过高，是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基础。

暂且搁置海南房屋的高空置率不谈，2014年房地产施工面积是销售面积的7倍左右，这说明海南房地产的空置率将进一步上升，房地产的金融风险随之上升。中国房地产协会副会长曾任志强指出：“房地产企业应该好好算一算，如果库存超过了企业总资产的30%～40%，那就说明很危险了；如果到了50%～60%，那就非常危险；如果在70%～80%，那企业基本上就死了。”

高速增长的房地产投资，占用了大量的社会资源，对其他产业有很强的挤出效应。2014年海南省房地产开发投资1431.7亿元，占了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额的47%，增长19.6%也超过了固定资产的增长率6.4个百分点。相对而言，城镇保障性安居工程建设面积和农村危房改造建设面积不到全省房屋施工面积的8%。因此，海南对的商业性房地产投资应该加以控制，增加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对已有的商品房，开动大脑让普通群众消化吸收掉。

比如去年9月，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做好棚户区改造货币化安置工作的指导意见》，要求在棚改中积极推进货币化安置，消化商品住房存量。这项举措至少有四点好处：一推进城镇化建设；二释放居民购房需求；三化解房地产压力，去除定量房地产库存；四降低房地产企业金融风险，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对于绵延了好几个街区的“死城”等“死资产”，首当其冲，设法盘活，降低资产负债表的杠杆率，大大降低其出现“资产负债表衰退”的可能性。堵塞漏洞，释放风险。

三、回归本位：增加基础设施和基础科学投资

（一）增加基础设施投资

无论是在工业化中、后期，还是当前，在绝大多数领域，美国、日本、德国、韩国等工业强国对产业发展提供的扶持资金或基金都是非常有限的，相反，这些国家的工业成果与其将大量公共资源投入到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和科技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直接相关。[2]海南要提高经济收入，交易费用需要不断下降。而要下降交易费用就必须不断完善各种基础设施建设，“不管技术创新、产业升级或基础设施的完善都要依靠投资”，世界银行前副行长林毅夫指出。

前文已经通过数据详尽地指出，海南基础实施和基础科学建设欠账多。首先，公路、铁路、机场、港口、电力、农业机械化水平、地下管网等，这些工程都等待着尽快上马建设。这些工程溢出效应巨大而且溢出面宽V，有长期的社会效益，需要政府继续增加这些方面的投资。其次，要成为高收入国家，城镇化率需要在80%以上。所以就必须在住房相关的基础设施等方面进行很多投资。

比如，三亚是海南省非常重要的旅游城市，但是以大东海为代表的很多地区的道路上，机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都是混行的。由于道路分割不明确，在三亚经常看到电动车和摩托车行驶在机动车道上，而有些汽车为了加塞会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这不仅会造成交通拥堵，而且非机动车行驶在机动车后视镜死角时，容易发生交通事故。每年三亚旅游的高峰期，涌入三亚的人口有数百万计。在旅客欣赏美景、第三产业经济创收的同时，三亚市首要保证道路交通的顺畅，提高客运效率，以及确保游客的人身安全。对于交通设施落后这种情况，一方面要拓宽现有马路，更重要的是在新路建设施工过程中，政府要未雨绸缪，采用车道分离的规划。

张勋、徐建国[3]对中国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再测算，认为中国工业资本的回报率仍在上升，处于高位，但是由于第三产业和基础设施投资的大幅增加所被拉低的综合资本回报率，特别是基础设施投资回报的滞后性和强外部性，对于近年来总体资本回报率的下降不需要过于担忧。

（二）增加基础科学投资

加强基础科学建设，要靠现有的产业技术不断创新。创新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战略意义[4]，创新主要来源于研究发展（R&D）。直到2013年末，开展R&D活动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63个，也只占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法人单位的16.2%。其R&D经费支出9.36亿元，投入强度为0.6%，主要集中在医药制造领域，电子通讯设备制造领域只有0.8%。而“十二五”期间，全社会R&D经费支出从7063亿元增加到13312亿元，增长88.5%，年均增长超过20%。

R&D支出的匮乏和弱小，对新型工业、高技术产业和海洋经济的制约效应最为明显。海南在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企业法人单位中，有战略性新兴产业活动的企业法人单位104个，仅占全部企业法人单位0.3%，其中，节能环保产业20个，新材料产业5个。关键领域创新能力仍然低下，就难以掌控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竞争的制高点，成为低端市场。

科研体系主要由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组成，针对我省的R&D不高，需要充分发挥政府的媒介作用，不但增加对三者的独立投资，还要重视对三者交叉地带的支持和投资。

在体系建设层面上，建立以企业为主体的应用技术创新体系，加强与高校的合作协同互动，探索多种官产学研合作的模式和机制。要通过制度与机制的创新，使得企业、学校、科研院所与政府在关键技术创新领域进行有效的分工与协作[5]，构建若干个竞争优势明显的高信技术研究中心和创新基地[6]。

“十三五”期间一项重要的任务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让供给对口需求，增加产品的附加值，促进科研成果的转化为企业的先进技术，促进产业衍生链条变长扩大，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经济结构侧改革。在关键技术要获取自主知识产权，与培育产品挂钩；R&D支出和专利的申请，需要政府的支持和鼓励，以之促进产业结构的升级。

在人才政策层面上，逐渐由单纯重视精英型研发人才的培育和引进，转向同时关注工程师、高技能工人和一般产业工人通用技能提升的政策导向。研究型大学、职业学校、企业和公共技术服务机构联合发力，政府对其联合培养工程师和产业技术工人给予专门的资金扶持。着力提高劳动生产率，解决“低端职业教育”不能满足“高端制造”、“高端服务业”需求的问题。

四、发展潜力：增加现代服务业投资

吴敬琏（2006）在《中国增长模式的抉择》这本书中讲到了当时讨论的提高效率的四个主要源泉。第一是让农民工变成市民，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第二是产业链向微笑曲线的两端延伸，实现制造业的服务化。第三是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业。第四是用现代信息技术改造整个国民经济。而信息产业从本质上说，就是服务业。总而言之，他认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效率的要点，就是要发展服务业。

海南第三产业已经成为海南的龙头产业，但是结构尚不太合理。中国人民大学刘元春表示，“供给侧，在增量调整方面体现为供给短缺贸易品部门进行大幅度的增加投资和供给，表现为各类服务供给的提升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培育”。2014年北京市金融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1%，占全市经济的比重15.7%，文化创意、信息、商务服务、科技比重分别为13.1%、9.8%、8%和7.8%。相反，海南交通，餐饮、住宿等传统服务业占比高，保险、金融、文化、健康等现代服务业占比却非常低。

增加现代服务业的投资，首先要建立辅助调整升级体系，用好自然资源优势和中央赋予海南金融业开放、免退税购物、外资独资医疗机构准入等政策，打好“景色牌”和“政策牌”，因地制宜地发展现代服务业，做出自己的服务业特色。

利用金融开放政策，研究制定促进金融机构发展、金融业务创新、高级金融人才引进以及金融基础建设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加强产业政策与信贷政策的协调配合，营造有利于形成“资金洼地”的良好政策环境。加快发展银行业和证券业，促进信贷规模扩大和发展资本市场。积极培育保险市场，发展金融中介机构，为企业金融需求提供信息咨询、教育培训、管理咨询、科技创新、创业辅导、市场开拓、政策法律等配套服务。

利用免退税政策，以国际购物中心建设为突破口，使海南由观光旅游向观光、购物、康复医疗、文化教育并举的方向发展，增加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投资，重点推进医疗、教育、文化、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全面开放，使国民不用出国门就能享受到国际一流的旅游、购物、医疗、教育体验。2014年9月1日，全球最大免税店――海棠湾免税购物中心（已更名为三亚国际免税城）在海南三亚开门揖客，正式投入运营。但是商品价格与其他免税地区相比还是偏高。因为海口免税店的商品有折扣，更优惠，有些旅客在离岛时，转到海口美兰机场购物，甚至因为海南离香港较近，一些游客直接从三亚转机到香港血拼。海南要构建的并非旅游为主，其他为辅的经济体系，而是要以自然景色为抓手，让购物、康复医疗、文化教育同样具有吸引力，是国民来岛的原因，而不是“顺便”的体验，并且能够享受一流的金融服务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