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研究综述

摘要:在全球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很多国家都在实行积极的吸引FDI的政策。由于外国厂商的进入通常会带来比本土企业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可以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关于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之前许多学者做了研究,对于溢出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以及其大小的研究,不仅仅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政府制定合适的FDI吸引政策也具有很大的现实价值。本文对国外学者所做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综述,并对今后FDI溢出效应研究所应前进的方向作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FDI;溢出效应

Abstract:The deepening of globalization today,many countries have implemented an active policy of attracting FDI. Since the entry of foreign firms than domestic enterprises will usually bring more advanced technology and experience to produce the host country enterprise technology spillovers. With regard to the impact of FDI on host countries,much study have been done, for the spillover effect is positive or negative,as well as the size of the study,not onl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great significance,for the Government to formulate appropriate policies to attract FDI have a very great practical value.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 carried out before a certain amount of analysis carried out,and the future FDI spillover effects should be the way forward to make some recommendations.

Key Words:FDI,spillover effects

中图分类号:F832.6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2265(2010)03-0023-05

一、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

纵观这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而言,FDI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二个层面,一般是建立在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是:哪些因素对FDI技术溢出效应发生影响?

对FDI技术溢出效应是否存在这一问题的实证研究,不同学者对不同国家不同时期的检验结果有很大差异。但是他们的基本方法是相似的:在一个由生产函数模型推导出的回归方程中,将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作为因变量,而将FDI与其他环境、产业以及企业特征变量作为解释变量,研究FDI是否对当地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产生影响。如果FDI变量的系数为正值,则认为发生了正面的技术溢出效应,同时根据其他特征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以判断相关因素对技术溢出的影响。另外目前一些新的检验方法,如协整技术和闭值回归分析方法等,在近年的研究中(Kugler,2000;Girma,2002)开始得到初步应用。

FDI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实证研究方面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支持正溢出效应的存在,另一种观点反对正溢出效应的存在,见表1。

(一)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研究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的正技术溢出效应。Globerman(1979)采用加拿大制造业1972年的横截面数据进行的实证研究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

Blomstrom和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Blomstrom和Wolff(1989)选用墨西哥1965―1984年的行业时间序列数据,检验了某些特定产业内外资的进入对当地企业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当地企业的生产力水平与跨国公司子公司的生产力水平存在趋同现象,同时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呈正相关关系,从而也得出了存在正溢出效应的结论。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Sjhnim(1999)在对印度尼西亚的研究也持类似的观点。

Joze P.Damijan(2003)使用了1994至1998年间中东欧8个转型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检验了全球技术转移中不同渠道的重要性。作者通过检验FDI在产业间的知识溢出,公司自身的R&D(研发)积累和经由贸易渠道获得的国际R&D溢出与本土企业生产力增长之间的关系。与其他技术转移的渠道相比,FDI对其接收企业的直接影响是国际技术溢出最重要的途径,并且提供了正在向这些国家转移的技术主要是通过与外资的直接联系这一渠道进行的证据。

Joze P.Damijan(2005)研究了是否在东道国企业革新能力、R&D与外资企业R&D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存在多大程度上的联系。他研究了斯洛文尼亚1996至2002年间公司级革新活动与公司财务的数据,得出了三个主要发现:第一,公司自身的R&D花费,以及本国和外国公共R&D补贴,外资参与度以及产业内革新的溢出效应确实会影响公司的革新能力;第二,革新作为公司R&D的结果确实会对其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起到重要作用;第三,外资的参与度对公司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有两方面的影响,首先它增强了公司的革新能力,并且它通过高级组织技术以及其他渠道额外地对公司全要素生产力有促进作用。

Yasuyuki Todo(2006)使用了来自日本制造业企业级的数据,并且检验了FDI是否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了产业间的技术溢出。作者使用了1995至2002年间的公司级数据,这些数据是由日本经济产业省1994年以来统计的雇员在50人以上的制造业企业组成。作者通过分析发现了外资公司R&D存量与东道国企业生产力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而外资企业的资本存货的大小并不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产生影响。文章的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技术通过它们的R&D活动而扩散,而不是通过它们的生产活动。另外作者发现产业中外资企业的R&D存货明显要比同一产业中东道国企业R&D存货对这些企业的全要素生产力造成的影响要大。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要高于东道国企业。最后,作者还发现随着东道国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技术差距的缩小,技术溢出效应的大小也在减小,同时它随着东道国企业R&D存货的增加而增加。以上发现表明从FDI产生的溢出效应大小取决于东道国企业的吸收能力。

Tae-Young Park(2007)通过对Samsung和LG进入TFT-LCD产业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累积的技术能力是如何从DRAM产业溢出到TFT-LCD产业的。作者选取了Samsung和LG为研究对象,在1980年代中期,这两家公司开始R&D活动,到90年代末他们已经在世界市场上占有重要位置。作者发现DRAM的技术能力以投资的形式转移到TFT-LCD产业,例如TFT-LCD产业R&D所需要的半导体技术的累积,在科技中做及时的投资,DRAM的生产和质量管理系统,关键人士向TFT-LCD产业的转移,以及组织劳动力的能力。然而作者很少发现有技术溢出发生在技术转移以及来自全球供应网络中。作者的研究为处于“追赶”阶段的企业提供了一个参考,即在考虑到技术相关性的条件下,如何有效利用在现存商业中的人力资源、组织体系以及网络如何多元化他们的经营,对实现快速增长十分有帮助。

(二)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

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与Altken和Harrison的研究类似,Haddad和Harrison (1993)曾对摩洛哥制造业1985―1989年间的企业和行业面板数据进行了考察,也没有发现存在明显的正溢出效应。

Driffield(2001)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没有发现任何投资和产出以及R&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Driffield认为,这表明竞争对当地企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具有重要的作用。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6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从总体上看没有证据表明有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不过,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则存在正溢出效应;同时,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技术差距越大,溢出效应越小。Harrison和Robinson(2001)选用1974―1995年间英国制造业的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研究,分别对三种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即行业中存在外资、地域内存在外资以及产业上下游存在外资的三种情况所导致的技术溢出效应。其中,第一种是行业溢出效应,第二种是集聚导致的溢出效应,第三种是行业间的溢出效应。检验结果表明,这三种溢出效应都不明显,不过第三种行业间的溢出效应相对要比前两种明显。

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Barrison和Strobl(2001)考察了西班牙制造业1990―1994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总体上没有找到任何正溢出效应存在的证据,不过在以出口为主的当地企业中,发现了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的存在。他们的解释是,以出口为主的企业需要参与国际竞争,使用的技术相对比较先进,技术吸收能力也相应较强,因此能够从跨国公司的技术溢出效应中获益。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2004)的分析基于立陶宛公司级的面板数据,强调了计量数据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与以前研究不同的结论,例如投入需求的内生性,标准差的相关性,所选择的变量都是来自企业级的。作者所得的结果是与目前通过后向联系发生的生产力溢出效应相吻合。它们意味着下游企业一个标准误差的增长是与每一个东道国供应企业产出15%的增长相联系。生产力溢出被发现是部分地而不是全部的由外资拥有的企业所相关,这是与显示很大一部分的本地企业的外购是来自后一种类型的FDI企业。最后,与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所作的研究一样,没有证据显示有产业间的溢出效应的存在。

Jonathan E.Haskel (2007)使用了英国1973至1992年间制造业的面板数据以检验在东道国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和该行业中外资分支机构雇员活动所占份额之间有明显的正向联系。结论显示外资在英国产业的存在每上升10%,会使该产业的英国企业全要素生产力上升0.5%。在从内向FDI向东道国企业产生的生产力溢出效应中,这一关系是不变的。并没有发现在这一区域的外资雇员比例之间有明显的溢出效应。

二、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综合国内外文献对FDI溢出效应的理论阐述,主要包括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跨国公司从竞争的角度出发,会努力避免技术扩散到竞争对手中间。但是由于技术可以被模仿而同时技术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技术扩散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技术在当地同类型企业中扩散。

(一)示范效应

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外资企业为当地企业提供了学习的榜样,扩展了东道国企业的视野。本地企业通过对外资企业的观摩、模仿与学习,不断改进生产方法,提高劳动生产率,获得溢出效应(Girma & Waklin,2001)。

(二)培训效应

Driffield和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帕克(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但是,Gershenberg(1987)对肯尼亚工业的研究报告表明,培训效应有限,肯尼亚中人员流动比率高达91%,但只有16%来自跨国公司向本地公司的流动。跨国公司员工向东道国或地区内企业流动较少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东道国或地区企业的工资水平普遍低于跨国公司的工资水平。

(三)竞争效应

Aitken和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和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的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怎样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Caves (1974)、Kokko(1994)也指出了这一溢出渠道。

三、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研究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作了分析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水平、东道国市场结构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源水平等诸方面。

(一)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一些研究跨国公司国外R&D活动的学者(Kotabe & Swan,1994)注意到,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R&D分支最初规模都非常小,而且只是为了其产品更加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东道国销售市场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的国外R&D机构开始专门为东道国市场设计开发产品,国外R&D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Raman Muralidharan和Arvind Phatak(1999)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34个国家的R&D活动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的R&D规模就越大,研究开发活动的水平也越高。这与Ronsradt(1978),Behrman和Fiseher(1980)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就是说,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二)东道国的市场结构

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此外,市场结构也对FDI的技术溢出效果有着直接的影响。一般认为,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只要能够继续维持其竞争垄断优势地位,它就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向东道国的子公司转移。但如果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不断,跨国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就会加快,从而有利于技术溢出。与此同时,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跨国公司对本土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将更加挑剔,更倾向于向其提供技术帮助和信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流动也将更为频繁,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也就有了广阔的空间。Blomstrom(1986)选用墨西哥1970―1975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重点考察了行业竞争和市场份额因素对溢出的影响。结果发现,溢出效应是存在的,但并非是外资进入导致行业内的技术转移增加,而是竞争加剧导致当地企业效率提高。Girma等(2001)选用英国制造业1991―199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研究也发现在竞争程度较高的行业中存在正溢出效应,而在竞争程度低的行业中溢出效应不明显。

(三)技术差距

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关系问题争议较大。以Findlay(1978)、Sjoholm(1999)为代表的学者普遍认为,内外资企业的技术差距越大,内资企业越具有追赶和学习的空间,因而从FDI技术溢出中获益就越多。而Haddad和Harrison(1993)对委内瑞拉的研究、Kokko(1996)对乌拉圭的研究以及Liu和Parker(2001)对台湾的研究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们的实证结果表明,当内外资技术差距小时,溢出效应才是显著的。在Kokko(1994)对墨西哥的研究中,采用连乘变量来检验技术差距对内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影响时发现,当内外资技术差距较大时,相应的连乘变量与被解释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负相关,表明技术差距太大会阻碍溢出效应的产生。得出这一结论的学者认为,内资企业在技术差距小的情况下才有能力进行学习和追赶,而当技术差距太大时,内资企业缺乏相应的学习能力,无法吸收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Sjoholm(1999)提出,技术差距与溢出效应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溢出效应的发生要求有某种技术差距。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企业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时,溢出效应将与技术差距负相关。Borenztein(1998)和 Blomstrom(1994)等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development thres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发展门槛,享受FDI技术溢出带来的益处。

(四)人力资源水平

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程度越明显。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Benhab和Spiegei(l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Xu(2000)等都纷纷扩展了人力资本变量,来确定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根据这些不同国家的学者得到的不同结果,学者们进一步认为:第一,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往往随着东道国经济环境、行业特征的不同而不同;第二,FDI的技术溢出效应不是自发地产生的。

四、测量方法

(一)函数的推导

我们以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

在这里Y是产量,A是效率参数,K是资本,L是劳动力, 和 的值是固定的。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在这里我们假定 ,可以大于1,小于1也可以等于1。添加产业(i)和地区(r)以使等式能够适应我们的数据要求。m代表本土企业在产业中所占的比例, 为误差项。

上式中包含了一个未知参数,我们用这个参数来表示规模经济。

(二)定义变量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所确定的效率参数包含人力资本(HumanCap),市场集中度(Herfi),地理集中度(Gini)、外资参与程度(FOR)以及在FDI和本土企业供应商之间后向联系(FIR)。于是我们得到以下的实证模型:

因变量为一个比率,即在某一产业中本土企业中总的增加值比总的员工人数。资本劳动比率是通过在某产业中本土企业账面总资产比总的员工人数而得到的(Persson和Blomstrom,1983)。

我们构建因子表示规模经济。基于最小规模经济(MES),我们可以获得在一个产业中企业达到MES产量时的平均值。MES产量能够通过最大规模企业平均的净产量而得到近似值。对一个给定的产业, 是通过每个企业净产量比该产业中的MES而得到。

接下来我们以同样的模式考察产业间人力资本的变动,产业间市场集中度的变动是通过Herfindahl指数来表示,用企业在产业中所占产量的份额平方之和表示(Kokko,1994)。

我们包含了变量Gini来表示经济中出现的凝聚作用。我们定义Gini为这一地区产业的雇员占在该地区制造业总雇员的比例除以该产业在全国总制造业雇员中的比例。

最后我们定义两个变量来表示FDI的存在。产业间外资参与是由在该地区产业中为FDI工作的雇员数比在该地区产业的总雇员数。对于产业内的外资参与程度,我们使用了本土企业和FDI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来研究外部效应,该变量FIR被定义为:

在这里是地区r部门k被部门i所消费的量占总产量的比例。

五、评述

通过对已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发现,国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己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还是存在着一些空白。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二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因素研究;三是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前两个层次上,而对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些案例文献中以经验总结的方式出现,在计量经济文献中很少见到。其原因是受制于理论研究的落后以及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的不足。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和描述,因此很难被度量和追踪,这将是今后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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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Ricardo A.López:Foreign Technology Licensing, Productivity,and Spillovers,World Development,April,2008,Pages 176-193.

[3]Zhiqiang Liu,: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China Economic Review,September,2008,Pages 521-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