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技术溢出效应问题研究述评

摘 要:在全球一体化不断加深的今天,很多国家都在实行积极的吸引fdi的政策。由于外国厂商的进入通常会带来比本土企业更加先进的技术和经验,可以对东道国企业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关于FDI对东道国的影响,之前许多学者做了研究。对于溢出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以及其大小的探讨,不仅仅在理论和实践上具有重要意义,对于政府制定合适的FDI吸引政策也具有很大的现实价值。对之前学者所做的研究进行了一定的总结,并对今后FDI溢出效应研究所应前进的方向作出一点建议。

关键词:FDI;溢出效应;政策

中图分类号:F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98(2010)04-0160-02

1 FDI技术溢出效应概述

FDI的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直接投资引起了当地技术或是生产力的提高,而跨国公司却无法获得其中全部收益的外部效应。FDI的大量流入,不但可以增加东道国的资本存量、提高投资质量、缓解结业压力,而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能够产生很长远的影响,这些都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体现。目前各个国家都在寻求各种方法来使溢出效应最大化,以更好地推动本国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

2 FDI技术溢出效应研究的文献综述

纵观这几十年来国外学者对FDI对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主要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也是最基础的层面,研究的问题是:对于一个特定国家的特定时期而言,FDI的溢出效应是否存在?第二个层面,一般是建立在第一个层面的基础上,研究的问题是:FDI技术溢出效应到底对东道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不同的学者得出了各种结论,有的认为存在正向的溢出效应,有的则认为不存在。

(1)支持正向溢出效应的研究有:

Caves(1974)分别检验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FDI技术溢出效应,他选用两个国家在1966年制造业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发现在加拿大制造业中,当地企业的利润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正相关,而在澳大利亚制造业中劳动生产率与行业内的外资份额也呈现正相关。由此他认为,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制造业中存在着FDI正的技术溢出效应。

Blomstrom和Persson(1983)选用墨西哥1970年的行业横截面数据,将劳动生产率作为技术水平的评价指标,同时选用行业资本密集度以及劳动力绩效作为影响特征变量,实证得出了存在正技术溢出效应。

Yasuyuki Todo(2006)使用了来自日本制造业企业级的数据,并且检验了FDI是否对东道国企业产生了产业间的技术溢出。作者通过分析发现了外资公司R&D存量与东道国企业生产力之间存在正向联系,而外资企业的资本存货的大小并不对东道国企业的生产力产生影响。

Tae-Young Park(2007)通过对Samsung和LG进入TFT-LCD产业的历史回顾,分析了累积的技术能力是如何从DRAM产业溢出到TFT-LCD产业的。

(2)不支持正溢出效应的研究有:

Aitken和Harrison(1999)选用委内瑞拉制造业1976―1989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在该国全国范围内存在普遍的负溢出效应。

Driffield(2001)运用英国制造业1989―1992年间的行业面板数据,研究了跨国公司通过投资和产出以及R&D的技术溢出效应。Driffield没有发现任何投资和产出以及R&D能带来溢出效应的迹象。但他发现了当地企业的生产力增长速度要快于跨国公司子公司。

Barry等(2001)考察爱尔兰制造业1990―1998年间的企业面板数据,发现存在大量的负溢出效应,他们将其归咎于当地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过度竞争。

Beata Smarzynska Javorcik(2004)的分析基于立陶宛公司级的面板数据,强调了计量数据的不同可能会导致与以前研究不同的结论,例如投入需求的内生性,标准差的相关性,所选择的变量都是来自企业级的。作者的结论与早期对发展中国家的公司级数据所作的研究一样,没有证据显示有产业间的溢出效应的存在。

3 FDI技术溢出的渠道

综合国内外文献对服务业FDI溢出效应的理论阐述,主要包括示范效应、竞争效应和培训效应。跨国公司从竞争的角度出发,会努力避免技术扩散到竞争对手中间。但是由于技术可以被模仿而同时技术人员可以自由流动,技术扩散或早或晚、或多或少都会发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当地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使技术在的当地同类型企业中得以扩散。3.1 示范效应

Finalay(1978)认为示范效应指由于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之间存在着技术差距,东道国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外资企业的新技术、新产品、生产流程、管理经验来提高自身技术水平。跨国公司只有拥有比东道国企业更大的技术优势时,才能与本地企业进行竞争。

3.2 培训效应

Driffield和Taylor (2001) 提出培训效应是指在外资企业就职并受过培训的雇员流动到本地企业所产生的技术和知识的溢出效应。培训效应是通过劳动力流动来实现的。帕克(Pack,1997)对我国台湾地区的研究表明,跨国公司通过劳动力的流动向本地企业扩散了技术,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近50%的工程师和63%左右的技术工人离开了跨国公司,加入了台湾当地的企业。

3.3 竞争效应

Aitken和Harrison(1999)提到竞争效应即外资企业的进入加剧了国内市场的竞争程度,迫使本国企业被动加大研发投入,加速生产技术、生产设备的更新升级。Mansfield和Romeo(1980)研究了在英国的美国企业研发活动对技术溢出效应会产生的影响,作者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英国企业不得不进行被动的技术学习,模仿,以适应美国企业进入所带来的竞争压力。

4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因素研究

在研究跨国公司技术溢出效应存在性的同时,国外学者也对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因素作了分析和探讨。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企业技术差距水平、东道国市场结构以及东道国的市场规模、人力资源水平等诸方面。

4.1 东道国的市场规模

一些研究跨国公司国外R&D活动的学者(Kotabe & Swan,1994)注意到,跨国公司在国外建立R&D分支最初规模都非常小,而且只是为了其产品更加适应当地市场的需求。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以后随着东道国销售市场规模的扩大,跨国公司的国外R&D机构开始专门为东道国市场设计开发产品,国外R&D的规模也在不断的扩大。Raman Muralidharan和Arvind Phatak(1999)通过对美国跨国公司在34个国家的R&D活动的研究所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东道国市场规模越大,跨国公司的R&D规模就越大,研究开发活R&D的水平也越高。这与Ronsradt(1978),Behrman & Fiseher(1980)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也就是说,东道国市场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着跨国公司在东道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发挥。

4.2 东道国的市场结构

竞争的市场结构更有利于FDI技术正溢出效应的产生。因为跨国公司作为技术溢出源,只要能够继续维持其竞争垄断优势地位,它就不会把最先进的技术向东道国的子公司转移。但如果跨国公司之间、跨国公司与本土企业之间的竞争激烈,产品创新、工艺创新不断,跨国公司内部国际技术转让的速度就会加快,从而有利于技术溢出与此同时,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下,跨国公司对本土供应商提供的中间产品将更加挑剔,更倾向于向其提供技术帮助和信息服务,专业技术人员在竞争的市场环境中流动也将更为频繁,为各种渠道的技术溢出也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4.3 技术差距

在国际技术溢出过程中,技术溢出效应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相关关系问题争议较大。一般认为在初级阶段,溢出水平随着技术差距的增加而增加,而当差距增大到某一水平以至于当地企业无法在现有的经验、教育水平及技术知识基础上对国外先进技术进行吸收时,溢出效应将与技术差距负相关。Borenztein(1998)和 Blomstrom(1994)等称这一转折点为发展门槛 (development threshold),认为东道国应具备一定的劳动技术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才能跨过发展门槛,享受FDI技术溢出带来的益处。

4.4 人力资源水平

Narula(2004)指出,东道国吸收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人力资本水平。早期的研究,如尼尔森和费尔普斯(Nelson和Phelps,1966)认为一个国家引进和使用新技术的能力来自国内的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越高,往往技术进步的进步程度越明显。后来的实证研究,包括Benhab和Spiegei(l994)、Borensztein,Gregorio和Lee(1995)以及BinXu(2000)等都纷纷扩展了人力资本变量,来确定实现技术溢出效应的人力资本的“临界值”。这些实证研究都表明,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比较明显,而欠发达国家技术转移效果不明显,其原因就是欠发达国家没有充足的人力资本吸收跨国公司的技术转移。

5 测量方法

(1)函数的推导。

我们以标准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开始:

Y=A*KαLβ (1)

在这里Y是产量,A是效率参数,K是资本,L是劳动力,α和β的值是固定的。假定规模收益不变,即α+β=1。在这里我们假定α+β=δ,δ可以大于1,小于1也可以等于1。因此我们得到以下等式:

Y=A*KαLβ,其中β=δ-α(2)

等式两边同时除以L,得:

(Y/L)=A*KαL(β-1),(3)

再将等式变换之后得:

(Y/L)=A*(K/L)αL(δ-1)(4)

在等式中添加产业(i)和地区(r)以使等式能够适应我们的数据要求。m代表本土企业在产业中所占的比例,ε为误差项。

ln(Y/L)(m)ir=ln

Air+α ln(K/L)(m)ir+δlnL(m)ir+(δ-1)InL(m)ir+εir(5)

在等式5中包含了一个未知参数(δ-1),我们用这个参数来表示规模经济。

(2)定义变量。

在实证研究中,我们所确定的效率参数包含人力资本(HumanCap),市场集中度(Herfi),地理集中度(Gini)、外资参与程度(FOR)以及在FDI和本土企业供应商之间后向联系(FIR)。于是我们得到以下的实证模型:

(Y/L)(m)ir=β0+β1(K/L)(m)ir+β2(δ-1)L(m)ir+β3HumCap(m)ir+β4Herfiir+β5Giniir+β6FORir+β6FIRir+εir

因变量为一个比率,即在某一产业中本土企业中总的增加值比上总的员工人数。资本劳动比率是通过在某产业中本土企业账面总资产比上总的员工人数而得到的(Persson和Blomstrom,1983)。

我们构建因子(δ-1)表示规模经济。基于最小规模经济(MES),我们可以获得在一个产业中企业达到MES产量时的平均值。MES产量能够通过最大规模企业平均的净产量而得到近似值。对一个给定的产业,(δ-1)是通过每个企业净产量比上该产业中的MES而得到。

接下来我们以同样的模式考察产业间人力资本的变动,产业间市场集中度的变动是通过Herfindahl指数来表示,用各个企业在它们产业中所占产量的份额平方之和表示(Kokko,1994)。

我们包含了变量Gini来表示经济中出现的凝聚作用。我们定义Gini为这一地区产业的雇员占在该地区制造业总雇员的比例除以该产业在全国总制造业雇员中的比例。

最后我们定义两个变量来表示FDI的存在。产业间外资参与是由在该地区产业中为FDI工作的雇员数比上在该地区产业的总雇员数。对于产业内的外资参与程度,我们使用了本土企业和FDI之间的投入产出联系来研究外部效应,该变量FIR被定义为:

FIRir=∑kcirkForir(4-digit)

在这里cirk是地区r部门k被部门i所消费的量占其总产量的比例。

6 评述

通过对己有研究成果的整理,我们发现,国外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己经具有一定的系统性,但是还是存在着一些空白。关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应该包括三个层次的内容:一是溢出效应的存在性研究;二是影响溢出效应发生的因素研究;三是溢出效应发生的微观机理。但目前大多数研究都集中在前两个层次上,而对第三个层次的研究只集中在某些案例文献中以经验总结的方式出现,在计量经济文献中很少见到。其原因是受制于理论研究的落后以及数据来源和检验方法的不足。技术溢出效应的机理目前在理论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解释和描述,因此很难被度量和追踪。笔者认为这将是今后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方向。

参考文献

[1]Zhiqiang liu.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and technology spillovers: theory and evidence[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8,85(1-2):176-193.

[2]Ricardo A. López.Foreign Technology Licensing,Productivity,and Spillovers[J].World Development,2008,(4):176-193.

[3]Zhiqiang Liu.Human capital externalities and ruralurban migration: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J].China Economic Review,2008,(9):521-5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