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势”之所在

5月27日，国家发改委正式核准广东湛江钢铁基地项目动工建设，湛江市长王中丙因为欣喜之余狂吻批文而一举成名。这一象征性举动及其背后所隐含的政策含义随即引发网络热议。我们姑且不谈其反映出的行政审批体制种种弊端，实际上社会关注点也多不在此，而是聚焦在发改委这一举动背后隐含的政策取向。大家最担心的，恐怕还是面临经济下行压力，国家调控是否已经转向？是否要重新走上以投资拉动经济的老路？是否要放弃这次难得的转型机遇以确保短期的经济增速？大举注资、投资也可能带来副作用，因此这些问题更是容易引发人们的焦灼。

争议的焦点集中在如何认识连续五个季度的经济增长减速，特别是今年一季度8.1%的增速为2009年以来最低，而且目前还有进一步回落的态势。面对现状，首先要保持好的心态。这是讨论的前提，但也殊为不易。长期以来的高速增长已经成为经济上的意识形态，这不仅有政治上的要求，也有充分就业等实际经济考虑。特别是把经济增速列为官员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后，GDP至上在有些地方成为第一追求。在这种观念下，很多地方对目前的经济增速实际上是无法容忍的，在这种情况下极易产生一种不冷静的意见，即迫切希望以强烈的投资驱动来拉动经济增长。其中有路径依赖的因素，但也是一种浮躁心态的反映。这是我们要切实避免的。稳增长关键是稳心态。

客观看，这次经济减速有外部因素。自美国金融危机和欧洲债务危机以来，外部市场需求不振是目前经济减速的一大因素，但最根本的，还是我们的经济增长模式遇到了阶段，即我们走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边缘或者讲是刘易斯拐点。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指发展中国家在发展初期往往依靠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其他资源、政策优势，获得显著经济增长，但如果没有随着收入的提高而提升生产效率，其比较优势就会逐步丧失。如果不能通过创新重建竞争力，就会陷入收入相对国际竞争太多而相对于发展内需又太低的两难境地，从而陷入增长窘境。近年来随着劳动力、土地及物流成本的上升而出现部分外资企业向资源更低廉国家的流动即是明证。

从经济驱动三要素来看，出口因为劳动力及其他成本的上升等因素实际上已不具备持续增长的潜力；投资则因为容易引发通货膨胀、企业及政府负债率上升、工业产能过剩、国际贸易冲突等一系列后果，而受到人们的质疑；内需因为长期弱势反而最有可能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所在。如2010年家庭消费仅占GDP比重的34%，而同期世界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70%，其中潜力不言而喻。可见，拉动内需将是维持经济长期发展的关键所在。实际上，我们还可以从更高的层面来认识扩大内需，即从出口型经济向内需型经济的过渡实际上是从工业农业社会向消费服务型社会过渡的经济动力。推动内需不仅是解决经济增长的手段，更是塑造中国未来社会，全面提升社会竞争力、创新力和生产效率的关键所在。而落实转型的关键就在于调结构，实现产业升级，提高公共服务力度。

但同时要看到，这种转型是有代价的，在内需尚未有效形成之前，经济发展有可能放缓，企业的竞争力会因为成本上升而下降，贸易顺差也会随着进口增加而减少。为保持经济发展的稳定性，未来一段时间，可能仍然需要投资来避免增长的进一步下滑，投资占GDP仍然会保持一个较高的比重。但是我们要明白，短期内政策放松会有更大的驱动作用，但经济的转型将有助于维持长期有效的增长。可见，保持经济稳定持续发展，关键是辩证地看待稳增长和调结构的关系。

回到人们争议的话题，发改委在5月2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批准的一系列项目，在稳增长和调结构的整体框架下，显然是保持经济一定增速的微调，绝非重新回到以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老路上来，而且这个增速会是政府工作报告所规划的7.5%而非极具象征意义的8%。当然，其中度的把握需要政府好好斟酌，而且调结构的方针要贯彻到稳增长中来。对于产能严重过剩的钢铁行业而言此类投资项目则可以少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