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量才的报业人才理念

摘要：近代报界巨人史量才。在其20余年的报业生涯中，成功地经营了《申报》和《新闻报》，并由此成为我国民营办报的典范。从管理学的角度讲，经营一项事业，其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才的管理，本文分析了史量才在报业经营中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关键词：史量才　报业经营　人力资源管理理念

今年是史量才在沪杭公路上惨遭特务杀害75周年。章太炎在史量才的墓志铭中写道：“史氏之直，肇自子鱼；子承其流。奋笔不纡。”将其爱国情操和悲惨遭遇与春秋史官子鱼相提并论。关于史量才的生平事迹已经学者们广为研究和传播。本文主要探讨史量才的报业人才管理理念，以纪念我国这位报业史上的巨人。

史量才的报业声望

史量才(1880年～1934年)，原名家修，江苏江宁人。我国著名的爱国报人、新闻烈士。1912年，史量才购买了已经有40年历史的《申报》，任总经理。《申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老报纸。1872年由英国人在上海租界创办，是我国第一张具有近代意义的报纸，全称叫做《申江新报》，《申报》是它的简称，俗称“申报纸”。刚接手时。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史量才大刀阔斧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招揽人才、更新设备、开拓广告业务、多种经营等。十年内资金积累成倍上升。1919年10月。他在世界报业大会上当选为副会长。1921年11月，英国《泰晤士报》主人、《每日邮报》创办人北岩爵士到申报馆参观，高度评价了《申报》――“世界幸福之所赖，莫如有完全独立之报馆，如贵报馆、敝报差足与选……”

1927年，他又收购了《新闻报》股权，成为上海报业大王。在他主持报纸的22年间，《申报》、《新闻报》发展迅速，成为当时全国实力雄厚的民办报纸，在国内舆论界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中国新闻纪录大全》将《申报》评为“旧中国最有影响的报纸”，将《新闻报》评为“旧中国经营管理最好的报纸”。

史量才的报业人才理念

史量才精心罗致人才，知人善任，组织了一支爱国精干的办报队伍，为《申报》和《新闻报》的成功运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他出身商人家庭，曾是前清秀才，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对我国的文化精神有深刻的领悟，并把它一以贯之地运用在报业经营管理中去。史量才接管《申报》以后，外扩报馆，内引英才，当时名噪一时的黄远生、邵飘萍、陶行知、黎烈文等，都曾被罗致在他的门下。综观之，史量才报业人才的经营管理主要体现在：以人为本，爱才惜才保才，重金引进人才，懂得放权让利。以博怀保留人才。

以人格魅力吸纳人才。重义轻利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观念，孔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史量才义无反顾地将国家和民族的兴旺之“义”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上，不但奠定了其报馆的办报思想，更丰满了他忧国爱民的人格魅力。这也是很多爱国人士纷纷涌现，自愿为其报社撰稿、工作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申报》和《新闻报》迅速发展的时候，正是军阀争权夺利、政局更迭的时期。为谋求报社发展，史量才游刃于动荡政局中，利用手中的报纸为国家、民族的兴亡鼓与呼，全力支持抗日救亡运动、反对不抵抗政策。

史量才办报有个重要的指导思想：报纸就是现代的史记，“史家之别载，编年之一体”。它肩负着“通史之任务”，报社全体同仁必须“以史自役”，为此报纸所作的记载一定要真实、客观和公正。他说，“日报者，属于史部。而更为超于史部之刊物也。历史记载往事，日报则与时推迁，非徒事记载而已也，又必评论之、剖析之，俾读者惩前以毖后，择益而相从”。史量才姓史，加之主张“以史自役”。因而章太炎将他的办报方针称为“史家办报”。史量才常谆嘱《申报》同人：“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非国。”1933年春，为交涉《新闻报》被扣发一条有关东北义勇军抗日消息的稿件，他把当时上海新闻检查所的主任陈克成找来，在上海日报公会办公室当面大声责问“时至今日，你们竟然还扣发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你们究竟还像中国人吗?”出于义愤。拍桌大骂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史量才先生主张言论自由，关心民众疾苦；《申报》鞭挞社会、针砭时弊，深深触犯了最高当局，这使得后来史量才招致杀身之祸。

正是本着这种“史家办报”的方针，史量才坚定不移地实施着真实客观的报道，坚持爱国、民主的办报立场，这些办报思想赋予了他正义、勇敢、坚毅的人格魅力。也正是他的这种人格魅力，为《申报》吸纳了大量的爱国民主精英。如黄炎培做了《申报》的设计部长，李公朴主持《申报》流通图书馆和业余补习学校。另外，孙中山、蔡元培、胡适、、任鸿隽、丁文江、翁文灏、鲁迅、茅盾、郁达夫等一大批名家曾为该报踊跃撰文。为改变“自由谈”的面貌，史量才还聘请进步作家黎烈文主持，专以发表新文艺作品。刊登进步左翼作家的作品，而鲁迅先生就曾是该副刊的一面旗帜。

我国当时的新闻名记者黄远生、邵飘萍、徐凌霄等都曾是该报长期撰稿记者。而报社对他们的言行甚为重视。众多的优秀人才势必带来业务的发展，该报增加了大量的增刊和专栏，使《申报》和《新闻报》成了包罗政治、经济、科学、教育、文化各方面，内容丰富、五光十色的“百科全书”。

以智勇正义惜才护才。史量才为人严肃、不苟言笑，对下属比较严格。但是当其报社人员受到当局责难时，他会不顾自身安危据理力争、极力保护。他在经营《申报》时正值我国多事之秋。当政者极力压制报社舆论。为保全报社的精英良才不受迫害，史量才与当局政府斗智斗勇。

1932年6月30日、7月2日、7月4日，《申报》连续发表三篇时评《论剿匪与造匪》，一针见血地指出“政治黑暗如此”。“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政治不清明，民生不安定，虽十次武力围剿，亦必无功”。还发表时评《中大评论》。披露了教育部长、原中大校长朱家骅挪用三万多元水灾捐款的丑闻。得到报告后，异常愤怒，立即下令禁止邮递《申报》。后经过疏通，提出三个条件：一是《申报》改变态度，陈彬稣必须离开；二是立即辞退黄炎培、陶行知等人；三是派员指导。史量才权衡之下。接受了前面两条，但断然拒绝了第三条，他说：“《申报》是自力更生的报纸，从没拿过政府津贴，倘若定要派员指导，宁可停刊。”从7月16日到8月21日。停邮35天后，考虑到《申报》的影响才同意解禁。

1933年左翼文化运动抬头，当局几乎是出于本能地加强了新的压迫。是年12月，史量才聘请刚从法国留学归来、28岁的黎烈文担任主编，改革“自由谈”副刊。宣布既不“迁就一般的低级趣味”，“也决不愿大唱高调，打起什么旗号，

吹起什么号筒”。或者“宣传什么主义”，“对于进步和近代化的立足点，却是要牢牢站定的”，黎烈文约请了鲁迅、茅盾、巴金、老舍、郁达夫等进步作家和学者撰写大量评论、杂文。于是，“自由谈”迅速成为“一种站在时代前列的副刊”，超过了当局容忍的尺度。当局便向史量才施加压力撤掉黎烈文聘用章依萍。史量才却对上海市社会局长吴醒亚等说：“《申报》以报养报，从未领取政府分文津贴，用人之事不劳外人操心，我自有主张。黎烈文决不撤换，章依萍决不聘用。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醒亚等人闻言色怒，拂袖而去。顶着政治压力。史量才却是温和对待黎烈文，让他用一个简短的声明对付过去。为了不连累史量才，1934年5月9日黎烈文主动辞职。

以高薪重金引进人才。史量才接管《申报》后，秉承该报赚钱与“仗义执言”的同时，多了一些爱国心，多了一份责任心。但是“商人办报”的传统却没有改变。为达到经营管理的最佳效果，史量才非常讲究报馆内部的人事管理与福利制度，他不惜高薪聘请人才。他一方面采取“子弟兵能尽忠”的办法，将本家亲友安置在一些重要岗位；另一方面采取“打破惯例破格录用”的方法，常常把工人直接提升为职员，还效法西方报纸公开招考新闻从业人员，使一些人才通过考试进入《申报》，这些人才后来很多成为了名记者。另外，他还为了人才不惜采用挖墙脚的手段，《时报》的主笔陈冷和戈公振就是被挖到《申报》的。

为增加《申报》的广告业务，他重金聘请张竹平任经理，张竹平大刀阔斧推行改革，设广告推广科，派出外勤四处招揽广告，改进广告设计，代客户绘制广告图样，撰写文字说明，直至客户满意。这些服务深受工商业界的欢迎，成为该报盈利的首要来源。1914年，史量才接手《申报》不到两年，即重金聘黄远生为北京特约通讯员，开设深受读者欢迎的《远生通讯》专栏。不幸的是，第二年黄远生被刺身亡。1916年，史量才重聘流亡日本回来的邵飘萍担任驻北京特约记者。两年间他的“北京特约通讯”成为脍炙人口的专栏，并成为黄远生之后最负盛名的记者。同年，史量才又高薪聘请了民初著名记者徐凌霜为《申报》的北京特派记者，长期为该报撰写通讯和副刊文章，深受广大读者的喜爱。

为提高在新闻竞争中的实力，《申报》花费重金在全国各大城市、重要商埠招聘记者，或聘特约通讯员。在国外，如伦敦、巴黎、纽约、柏林、东京等大都市，《申报》也聘请了专职或兼职通讯员，形成较为完备的通讯网。及时报道国内外的一些重大事件，形成自己报纸的特色，并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记录。另外，史量才采取“用人少，工资高”的方法刺激员工的积极性。种种措施使得《申报》迎来了最进步的辉煌时期。

以博怀兼容人才。中华民族一向以宽厚为美德，“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推崇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将心比心”，在体谅和宽容中达到人伦的和谐。因此，领导者必须有宽阔的胸襟，要能容人容事。才可成就事业。史量才就是一个虚怀若谷型的领导人。1929年初，史量才以70万元巨款从美国人福开森手里买下创刊于1893年的《新闻报》65％的股权。《新闻报》的职工并没有因为该报从外国人手里回到中国人麾下而高兴，他们认为《新闻报》一直都在跟《申报》顶着干，却在一夜之间连自己都变成了对手的雇员。从总经理以下，大部分员工打算罢工、辞职。在《新闻报》摇摇欲坠之际，史量才作出让步并立刻发出公告：他本人只占有《新闻报》股份，一切编辑出版事宜，概不插手；不干涉《新闻报》的行政、言论；《新闻报》原有人马制度照旧不动等。他知道《新闻报》办得好，归于总经理汪汉溪的手腕。当时汪汉溪虽逝，其子汪伯奇继任后，萧规曹随，守成有余。所以直到史量才被刺，汪伯奇一直是《新闻报》的总经理，而且《新闻报》也一直作为《申报》的竞争对手而存在。史量才的这种胸怀使得《新闻报》的上下雇员心服口服，原想离开的雇员都自愿留下工作。

1930年5月，在《申报》工作了18年的总编辑陈景韩厌倦了长达26年的报业生涯，告别《申报》。同年冬天，为《申报》立下过汗马功劳的经理张竹平辞职，自立门户，在望平街开创了三报社(《时事新报》、《大陆报》、《大晚报》和申时电讯社)的新闻事业。这两个左膀右臂在一年内相继离开，对史量才和《申报》来说当然是个沉重的打击，但他没有被击倒。他不但没有记恨两人在最需要他们的时候离开，而是从容、积极地应对。他大胆起用年轻的马萌良为经理，聘陈彬稣为总编辑，重组班底，并成立《申报》总管理处，自任总经理兼总管理处主任，马荫良兼副主任，陶行知任总管处顾问，由黄炎培任设计部主任、戈公振为副主任兼总经理助理。《申报》的经营和发展并没有因这次的人事变动而受到多大影响，而是一如往常地运转。

注释：

宋军：《申报的兴衰》，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1页，第103页。

徐铸成：《报海旧闻》，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页。

庞荣棣：《史量才：现代报业巨子》，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06页。

徐培汀、裘正义编写：《中国新闻传播学说史》，重庆出版社，1994年版，第237-238页。

⑥傅国涌著：《“报有报格”：史量才之死》。人民网，《传媒人物》，2004年4月9日。

马光仁主编：《上海新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52页。

(作者单位：河南日报社)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