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9 15:50:09

报业数字化论文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篇

石磊教授的《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7月)一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系统阐述。他认为,数字技术和新媒体的迅猛发展改变了报业生态,但并不必然带来报业的衰落。报业同样可以采用新技术,在媒介融合中实现数字化转型,实现与新媒体共生共荣。这种认识和论述,对报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通读全书,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四个特色:

特色一:多年潜心研究的集大成

石磊教授现为四川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新媒体艺术与文化硕士点负责人、新媒体研究所所长。2006年7月,他发表了论文《媒介融合,报业发展新支点》,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新闻与传播》全文转载。从那以后,他发表了《从媒介融合看报业数字化转型》、《数字报业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报业数字化转型商业模式构建》、《媒介融合语境下媒介产品生产模式之变》、《培育跨媒体跨地域传媒集团路径选择》、《新媒体语境下公共领域重构》等10多篇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论文。2009年10月出版了《新媒体概论》,并被北师大等许多高校作为教材。专著《传媒与文化――文化视角下的传媒研究》获得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还主持国家社科项目“媒介融合背景下中国传媒发展对策研究”、教育部社科项目“传统媒体数字化转型研究”、四川省社科项目“媒体融合时代的传统媒体发展战略”、省教育厅社科重点项目“传媒融合发展研究”,担任“新媒体理论与实务”丛书副主编,四川省精品课程“新媒体概论”第一主讲教师。

2006年初,石磊教授在四川大学攻读文艺与传媒方向博士学位期间,为构思撰写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博士论文,并就相关问题多次与我进行研讨。我认为对这一问题的研究目前国内刚刚起步,颇具前沿性。2008年上半年他的博士论文初稿完成后,又认真听取了许多老师和同学意见,多次进行修改,终于在2010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专著《分散与融合――数字报业研究》。这是他长期研究的成果,是报业数字化转型研究的集大成,是报业研究的可喜新成果。

特色二:努力构建数字报业研究的理论体系

该书将报业的数字化转型放到数字化生存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进行系统全面研究,认为数字化转型是报业发展的的必然选择。更为重要的是,他创造性地提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不仅是技术转型,更重要的是全方位的战略转型。他不仅强调报业在技术上与新媒体融合,还主张在组织构架和业务流程上进行重构和再造,破除阻碍报业数字化转型的体制机制障碍,找到数字化的商业模式,构建起报业发展新模式。这样就跳出了一般性的数字化研究,使报业数字化研究具有了厚度和高度。

石磊教授对国内外报业数字化转型历程进行了梳理和阐述,并将众多的转型路径精当准确地概括为内容融合与渠道融合。在内容融合上,以前单一的报业内容生产变成全媒体的数字内容生产,报业由“报纸业”变成“报道业”。在渠道融合上,以前分散的、各自独立的报纸、广电、新媒体等渠道有效地整合在统一的数字平台上,实现全媒体融合。内容融合和渠道融合将产生跨媒体跨地域的数字化现代传媒集团。这些分析论述,对当前我国传媒改革发展有一定借鉴意义。

特色三:多学科交融,理论联系实际

该书以新闻传播学为基本立足点,综合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等多学科理论和方法,注重从经典和前沿理论中寻求支撑。同时,注重从中外传媒实践中寻找答案,以开阔、创新的视野选用大量鲜活、针对性强的案例应证观点。将报业数字化转型放到国际背景下考察,运用了大量的国外理论成果和跨国媒体的生动案例。同时,注重中国语境,对报业数字化转型在中国遇到的特殊问题进行阐述,并在政策、管理和经营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石磊教授在对报业数字化转型情况进行细致考察、对传媒发展众多理论和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抓住传媒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探讨了报业为什么要进行数字化转型、什么是数字报业、怎样进行数字化转型,做到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具有学术价值、理论价值和应用价值。

特色四:理论研究与个人经验有机结合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2篇

关键词:纸媒数字化;战略转型;云报纸

中图分类号:G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3)03-0047-02

一、引 言

报纸乃至整个纸质媒介会走向消亡吗?自从互联网的兴起、电子书的流行、数字出版的蓬勃发展开始,这就成为了人们日益争论和关注的焦点。从众多的相关论文来看,一部分观点是集中在了信息载体的变迁上,因为纸媒的最基本特征就在于其信息的载体为印刷品,一旦其信息可以能够以更为先进和方便的载体表现出来,纸媒就必将面临时效性降低、销量下降等危机。不过从手机报到微博再到互联网技术下的内容APP化,我们可以发现,长期而言,高质量的新闻内容还是最重要的。而报纸、杂志这样的平面媒体所要做的就是,顺应潮流、做好内容,以不变应万变[1]。

新传播时代,为了适应市场需求,传统纸媒也必须转型。因此,除了内容和形式的编排之外,纸媒还需要进行创新性的拓展和延伸。在这种大背景下,用于计算机、随后又用于广电发展的“云”概念,也出现在了纸媒中。

二、我国报业数字化转型的发展及困惑

随着数字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出版产物如电子图书、数字报纸、数字期刊、数字音乐、网络动漫等逐渐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和消费理念,传统纸媒面临着重大冲击。在数字出版被认定为21世纪媒体发展的新趋势之际,报业纷纷面临数字化转型考验。

大势所趋之下,数字化报纸网站大行其道,但其实对于数字化转型的目的、盈利模式、前景预测等各个方面大多准备不足,大多数报社属于被动转型,没有将数字化同报业的核心利益相挂钩,甚至存在盲目跟风现象。国内大部分报业的转型雷声大,雨点小,投入多,收益少。只是将报纸数字化的网站,想在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中占有一席之地、分一份蛋糕,比在传统报业中竞争还要难得多[2]。

总体来说,国内报纸的网站建设除了强大的宣传功能外,盈利模式依然不够明确和完善,仅仅是报纸的同步数字化远远不足以在信息繁杂的虚拟世界中生存。当然,数字化转型为报业所提供的巨大机遇和动力是不容忽视的。

数字化转型初期,“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产生了对立,对数字出版认知上不健全。一方面,坚持内容为王的报社认为信息载体只是末端,自身内容做好了,纸媒影响力大了,转型之后必然可以吸引到大批忠实读者。但事与愿违,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在品牌排名中几乎没有重合,从原因分析,可能是由于两种媒体品牌的价值体系不同,评判标准不同,产生过程不同,因此难以延伸,忽略了网络用户的实际需求、行为特点和消费习惯,导致无法有效地吸引到受众。另一方面,看重网络渠道的报社可能会盲目跟进,去模仿门户网站和搜索引擎的形式和内容,反而丧失了自身的内容优势,得不偿失。

对报业的数字化转型产生影响的还有渐渐有进展的三网融合。如果说新媒体的出现对报业和广电业都产生了巨大冲击,那么三网融合的进一步发展却使广电行业获得了发展的良机,而进一步压缩了纸媒的生存空间。尽管目前对于“三网融合”应以内容为主还是以渠道为主,广电系统和电信系统从各自的利益出发,提出不同的融合方案,但对报纸而言,面临的却同“邮发合一”时代一样的尴尬:基本丧失对发行渠道的主导权[3]。三网融合带来的是受众需求的大变化,不太会像以往那样对报纸进行精读。要知道,连博客也是为了受众需求变为微博,适应读者阅读习惯和需求至关重要。

报业想要在数字化转型中突围,首先要坚持的便是新闻性。也就是说,虽然报纸受到区域性限制,但正因如此,更要回归自身,打造新闻特色和地方特色,为进一步的技术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而在网络信息的传播和整合方面,首先要发挥信息的过滤和整合功能,使手中能够获得非同寻常的信息;另外,当前报业的数字化过于依赖云出版平台,例如方正阿帕比和中国知网,报社自身对信息的数字化整合较差,独立数字化营销能力不足,如此看来,云报纸概念的提出无疑是很好的发展方向。

三、数字化浪潮下《京华时报》的第一个十年

在第一个十年面对数字化浪潮和“报纸消亡论”时,《京华日报》的战略转型还是集中在了纸媒载体本身。首先其强调了相对于网络媒体纸媒在内容创新上可发挥的优势,提升内容质量,加强内容整合;而在拓展市场份额方面,虽然当时中国报业的实际收入呈现负增长趋势,但是《京华时报》依然采取进攻策略以扩大声场份额;另外,其在售价、广告、文化推广、延伸产业链等方面也是全面创新,使其影响力和公信力既在读者群体中得到认可,又在广告市场中占得一席之地。虽说如此,发展数字媒体确也是不能回避的话题。像大部分纸媒那样,其采取基本的“一报一网”模式。而在数字化战略转型方面,《京华日报》社长吴海民表示,要着重培养在网络时代的复合型的人才,这也是《京华时报》第二个十年乃至更长远发展的人才资源积累不可缺少的部分。

四、《京华时报》云报纸的开拓

2012年5月17日,京华云报纸全球首发,标志着京华时报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云报纸”简而言之,就是京华时报将有前后两个终端,前端是传统形态的报纸,后端则架在“云”上,借助新的技术手段,满足用户对新闻资讯的延伸[4]。

这是纸媒具有开拓意义的一步,初步实现了纸媒同数字识别技术的结合。而除了新闻内容外,京华时报云报纸同时也可以实现电子交易、网络游戏的下载等功能。只要装上特定的客户端,用手机一拍,经过后端平台的编辑和整合,便可以看到相关信息、链接和视频等。京华日报的这一创新举措正是“内容为王”和“渠道为王”统一的良好尝试。

与此同时,云报纸的开拓也必将带来生产方式、整合方式、营销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型。首先,在自身定位方面,京华时报将不再是“一报一网”的简单组合,而会成为一份平台型的报纸,深度报道不会再成为报纸发展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反而详尽而全面的咨询讯息成为关键,因为只需一拍,相关信息就会尽收眼底;其次,内容的生产与整合方式发生转变,前后两个终端各司其职,更为关键的便是进一步探求如何很好的实现两个终端的无缝连接;再次,商业模式也需要发生改变,如何处理好发行量、广告收入等同云报纸内容生产的关系,成为京华日报短期内必须要思考的问题。

很显然,在面对第二个十年伊始,《京华时报》坚定地采取了技术转型。当然,这也是由于在第一个十年中,《京华时报》坚持实行了进攻战略,成功夺取了大片市场份额,并在读者心中树立了权威性和好印象,为其进一步转型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技术转型同时也离不开相关行业的支持,《京华时报》便选择了和联通的相关合作。虽然还处在初级阶段,但如果读者真的可以完全通过京华时报云报纸实现商业互动,那么无疑这将是一种引领未来的商业模式。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拍摄过程会产生相应的流量,而且软件的系统要求也提醒着我们,云报纸的商业模式不能急功近利,需静待良机。

在2012年的首届京交会上,《京华日报》参展5天,至少发出去15000份报纸,在公众开放日更是两小时内5000份变一扫而光。可以预见的是,当前云报纸的发展是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好评的,如何根据合理的预测来构建市场成为主题。技术的增长和传播是飞速的,《京华时报》作为先驱无疑在云出版市场占得先机。但现阶段技术的深化和模式的思索还是重点,毕竟《京华时报》目前所提供的云搜索范围不广,应用版以推荐和介绍目前智能手机平台上的软件、游戏及服务为主要内容。要想保持长久竞争力,当前品牌建设仍是重点。

五、云报纸的探析及思索

很显然,云报纸并不等同于纸媒的数字出版,而更像是数字出版的一种趋向,其本身具有极大的变革意义。前车之鉴,报网融合并不能挽救报纸的颓势。报纸在最初拥抱网络媒体时,趋之若鹜地想借网络“推广自己的品牌”,然而最终发现,互联网已经消灭了所有报纸的品牌[4]。 无疑,单纯的新闻专业主义和简单的报纸网络复制是片面的。

业界对于云报纸的前景也是一致看好,因为云报纸以原报纸为依托,同时将互联网带入,通过终端和云计算,为原报纸实现巨大的增值,且其所需的增值代价较低。的确,技术的介入扰乱了平静的媒介环境,改变了技术人员一直处在辅助地位的局面,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介从业人员的边缘化,这需要我们去遵循技术这个规则,并发挥平台中专业素养的巨大优势。

随着京华时报云报纸的诞生,会在未来引领这种云阅读的潮流吗?传统媒介的确在探讨自身出路方面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但是,毋庸置疑,电子阅读将成为主流。当然,云报纸的发展依然面对着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比如做终端软件下载的,接下来如何把传统纸媒的广告商导入进来?如何跟其他门户网站的客户端竞争?“云报纸”虽然形式上有所创新,在商业模式上也创意性地和电商平台、付费下载结合,但读者体验受制于纸质报纸发行量,没有报纸你如何拍照[5]?另外,需要明确一点的是,虽然当前有政府的政策保护,但是却不能去完全依赖这些政策,否则一但失去保护,没有改变的行业就会被技术的浪潮摧毁。传统媒体的技术改革必须一直向前推进。

数字化浪潮和三网融合的背景下,纸媒无法避免同新媒体和全媒体的竞争,如何在数字化转型中完成华丽的翻身迫在眉睫。此时的纸媒必须明确自身定位、读者需求、传播渠道和商业模式。然而当前的纸媒数字化大多流于形式,数字化转型不但没有成为抢占市场的有力武器,反而成为报社的一个额外开支负担,内容生产上也出现被渠道化,发展状况不容乐观。而京华时报云报纸的诞生却提供了一条纸媒的改革创新之路。目前,云报纸的技术完善和商业模式依然是重点,终端的平台建设至关重要。无论如何,云报纸是纸媒拓展的重大尝试,是数字化时代纸媒十字路口的大势所趋。

参考文献:

[1] 吕择.平面媒体的十字路口[J].今日科苑,2012(4).

[2] 徐伟.数字化:如何给报业一个未来[J].青年记者,2008(24).

[3] 沈天舒.“三网融合”下的报业突围[J].编辑之友, 2010(8).

[4] 古晓宇.京华时报进入“云上的日子”[N].京华时报,2012-05-18.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3篇

【关键词】报纸消亡 新媒体产品

一、“报纸消亡”研究缘起

“报纸消亡”的话题发轫于20世纪90年代。1994 年,美国未来学家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就将报纸称为“媒介恐龙”;华盛顿邮报的媒介批评家霍华德・库兹(Howard Kurtz)则称报纸产业正弥漫着“死亡的气息”。1997 年,报业经济学家罗伯特・G・皮卡德(Rob-ert・G・Picard)认为“报纸产业整体印刷数量”已经下滑,“许多观察家们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报纸正在走向死亡”。2004 年,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菲利普・迈耶教授明确提出:“到2043 年第一季度末,日报的读者将归零”。他的依据是全国民意研究中心(NORC)的数据和他制作的“日报读者数量变化趋势图”。2005 年,纽约时报发行量下滑和逐年裁员引起了业界的恐慌。接着,美国报纸出现“倒闭潮”。2014年,上海报业集团相继关张了《新闻晚报》、《天天新报》和《房地产时报》,引起了媒体业界的轩然大波。世界范围内的报纸行业风声鹤唳,有关“报纸消亡论”的讨论再次成为热点。

二、“报纸消亡”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文基于“报纸消亡”论争研究,以“报纸消亡”为主题词,以2000-2014年为时间段,以新闻传播学科核心期刊为搜索范围进行高级检索,剔除重复、不符合主题的论文,涉及“报纸消亡”的论文有47篇。

(二)研究方法

本文基于文献资料,对样本进行定量统计和内容分析。此外,本文以“篇”文献为单位进行“被引用量”的引证统计,即某篇文献被引证次数的多少。对文献资料进行统计,统计依据CSSCI和CNKI两大数据库。

三、“报纸消亡”论争研究文献描述性分析

(一)研究阶段

大体上,我国“报纸消亡”研究经历了“寒冬论”、“两分论”和“拐点论”三个发展阶段。观点上针锋相对,时间上两相交替(如图1所示)。

如图1所示,“报纸消亡”论争研究近年来热度波动上升,大体上经历了数量的反复增减,呈现W形变化。从研究视角和学科背景来看,除了新闻与传媒热衷讨论“报纸消亡”话题外,出版学、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等多个学科也开始涉猎相关议题。

通过对刊登47篇样本论文的期刊进行归纳统计,根据刊登“报纸消亡”研究论文的篇数多少进行排序(见图2)。《新闻与写作》成为刊登“报纸消亡”研究论文最多的期刊,该刊物也成为研究“报纸消亡”的重要阵地。

(二)引证分析

在借鉴多篇引证分析论文关于被引论文的影响力测算公式的基础上,本文对“报纸消亡”研究文献及核心期刊进行分析。计算公式如下:被引论文影响力=CSSCI被引用综合分+CNKI被引用综合分,其中被引用综合分按被引用数从高到低排序,被引用数排序为第一的为100分,接下来按被引用排序依次打分,同时分配不同的权重。由此本论文计算出排名前10的被引文献,见表1。

这10篇文献均以“报纸消亡”为核心论点,观点涉及“寒冬论”、“两分论”和“拐点论”等多个方面,大多采用质化的个案研究法或量化的内容分析法,结合具体论文内容进行分类整理,可以看出研究者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范式。

四、“报纸消亡”论争研究视角与主要议题

(一)“寒冬论”:报纸走向消亡

2005年,京华时报社原社长吴海民断言“整个报业的冬天”已经来临,并预言:“具有400年历史的传统报业,作为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将在信息化时代一步一步走向深谷。一个时代就要结束了。”与“寒冬论”相呼应,2005年7月,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刘建明提出了“报纸消亡论”。同年11月,他根据报纸读者的代际老化规律,做出了“大约在2025-2035 年间报纸就要消亡”的预测。2008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匡文波教授在《纸质媒体还有明天吗?》一文中指出,纸质媒体永远不可能具备新媒体在阅读习惯、便携性、经济性等方面的优势,纸媒会在50年至100年内消亡。

(二)“两分论”:报纸不会消亡

“报纸消亡”的论题一经提出,立即遭到了密集的质疑和批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比尔・凯勒(Bill Keller)、瑞典地铁报业集团前CEO派里・汤恩伯格(Pelle Tornberg)都表示极不认可,默多克则对此报以嘲笑,并表示:“与报纸末日论者和失望论者不同,我相信报纸将在21世纪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朝日新闻前总编中马清福认为:“正因为出于多媒体时代,报纸才应该继续存在下去。报纸不会消亡。”2009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陈力丹教授在《报纸印刷版停刊不等于“报业消亡”》中,列举了全球报纸发行量上升的事实,提出《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印刷版的停刊只是媒介形态的改变,中国报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三)“拐点论”:报纸转型发展

2003年,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喻国明教授基于对北京报业广告收入下滑趋势,提出著名的报业“拐点论”。他在《“拐点”的到来意味着什么》一文中,认为中国报业并非进入衰退期,可以通过机制创新、赢利模式再造、数字化表现形态等迎来新发展。

部分学者从报纸自身出发,分析了在媒介融合的新语境下,报纸的劣势、经营模式、生存现状和困境等,提出报媒未来的发展应注重发挥自身的内在优势,在内容、公信力等方面下功夫。例如,刘琴、张金海的《传统报业的价值回归与现实判断――基于价值论的分析视角》从报业价值论的角度出发,提出传统报纸核心价值回归是使其成为舆论性媒介的精英报,并对报业的数字化变革提供了指导与借鉴。另一部分学者从媒介融合的新语境对报纸的冲击这一视角出发,提出报媒的发展应充分借鉴新媒体的经验和优势。比较有代表性的文章有:吴辉的《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试论新媒体时代报纸面临的挑战和机遇》,文章分析了新媒体在互动性、用户群以及传播手段等方面的优势,并提出报纸应与新媒体互动融合,在生产和传播模式上进行创新。

参考文献:

[1][美]罗伯特・G・皮卡德、杰弗里・H・布罗迪.美国报纸产业[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2]崔保国.走进日本大报[M].南方日报出版社,2007.

[3]刘建明.关于报纸消亡的对话[M].新闻界,2006.

[4]王君超.报纸的未来:消亡还是再生[M].新闻记者,2009.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4篇

论文摘要 本文从报业传媒引入风险投资的可行性入手,提出了“国家主导下。外资疏导与民间资本积聚为两种取向”的风险投资模式建构设想。

基于数字化的推动。中国报业正经历着第二次转型,当我们以“媒介融合”、“媒介的数字化转型”来定义目前报业为延伸自己的生存空间而展开的产业形态和发展模式的变革,究其实质就是着力构建同一内容的多介质平台。截止到2007年,已经有大约300家以上的报社和关联产业单位加盟“报业数字化实验室”。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实验计划的组织实施。吸纳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和不同发展阶段的报媒,进行分门别类的引导,有计划、有步骤地推动全行业共同朝着数字内容产业的方向发展。

报业要实现数字化的宏伟蓝图,策略的制订是成功的第一步。经过近两年的市场孵化。全行业启动数字化已经成为一种共识,并且也有了成功运作的模版,而关键的第二步是战略的如何实现?报业启动数字化工程首先必须依赖最先进的传播技术。投人大量的设备、建设通畅的网络渠道等,这些项目的实施都必须依靠大量的资金支撑。而资金紧缺是传媒发展的主要问题,由中国传媒大学创研市场研究所(IMI)主持的调研表明,目前中国传媒资金紧缺的机构高达82%。而且。现行的媒介产业运作,由于绝大部分都没有上市流通,缺乏适当的融资渠道,所以,要实现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寻找得当的融资平台是首先要突破的瓶颈。以4E战略开启中国报业数字化时代的解放日报传媒集团,凭借其独特的营运模式获得了两千万的风险投资基金,使得风险投资这种致力于中长期、以股权投资为特征的融资模式,开始走进报业市场,它本身具有的价值优越性与传媒市场需要的高度契合,使我们可以很好地利用这种融资模式牵引中国传媒市场数字化改革的进程。

一、报业数字化战略引入风险投资的优越性分析

风险投资又称“创业投资”是市场经济高度发展的产物。它是指一种向极具发展潜力但暂时缺乏资金,不具备上市资格的新兴产业做长期股权投资,目的不是通过其所投资从事实体经济活动的赢利中取得回报,而是通过资本增殖来实现回报的投资行为。

而全美风险投资协会将风险投资定义为;“风险投资是职业金融家投入到新兴的、迅速发展的、有巨大竞争潜力的企业中的一种权益资本。”投资对象包括两类:一类是高新技术:一类是新媒介。风险投资的过程包括融资、投资、风险管理和退出四个阶段,而退出阶段是风险资本实现和撤除渠道,其顺畅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风险投资对投资者的吸引力。

风险投资出现在中国市场已经有二十多年的时间,从大多数人不知道风投的概念到外资频频出手中国市场,投资聚众传媒。引领新浪、网易、分众在境外成功上市,在获得高额的回报时,也让国人充分领略了风投的神奇魅力与资本的张力。风险投资越来越成为资本市场的新宠,是文化产业。特别是资金缺口较大的传媒产业融资的主渠道。相对于新媒介和电影产业,报业传媒亦拥有自己的价值优越性,完全可以把这种融资方式导入自己的扩张战略中,解决资金瓶颈问题,实现两者的双赢。

1 传媒产业的高效益

近年来,风险投资频频闪现在中国的传媒市场,究其原因缘于传媒产业的高收益。据1998年摩根斯坦《全球竞争》报告中对八种产业中的企业成长为世界级有竞争力的大企业所需要的年限统计分析。发现传媒产业所需年限为八年,是仅次于金融业和黄金产业的高回报产业。如IDG(技术创业投资基金)在1999年投入120万美元拥有百度49%的股份,2005年百度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股价迅速攀至每股150美元,按此计算,IDG单此投资即可获得1亿美元的收益。

风险投资是催生高科技产业的孵化器,其基本特点就是高风险、高收益,而依赖高新科技推进数字化转型的报业传媒本身就具有了高新科技的某些性质。报业传媒产业的未来不是新媒体,而是支撑在新媒体后面的新技术。传统报业与新媒体的合作,其实质是“新技术为报业所用”。通过新技术,可以建立报纸与受众之间新型的互动关系,这样稳固了老受众,开发了新受众,同时又可以利用新技术实现对广告客户的增值服务;更有前景的是通过利用新技术形成新的赢利模式,拓宽报业传媒的产业链。所以,报业数字化的发展前景必定是吸引风险投资的共赢基础。

2 政策的倾斜性

在我国,作为数字化转型先锋的报业集团大都是以党报、党刊为龙头成立的。这种行政手段为主的整合。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报业的市场化竞争,但是它带来的相对利好就是报业组织能充分享有政策的倾斜,也就是公共性和公益化的性质能够让报业传媒在税收、财政补贴与政策优惠上享有独有资源,与充分市场化竞争的企业不同,传媒的市场虽然亦要接受市场的考验,但是,这种竞争是在政府的统领下进行,是一种相对理想的竞争模型。政策的倾向性能够降低风险投资的风险性。

3 传媒资本的结构要求股权投资优先

中国报业传媒的发展资本主要在两大版块:内在资本的积累与业外资本的融资。而在业外资本的融资中又可以分为股权融资,即通过上市。在金融市场获得企业可持续发展资金;另一种为债权投资,即通过银行融资与发行债券融资。而在中国报业组织的外部融资中,债务融资在资本结构中占据绝对优势,这样的资本结构存在着很高的风险危机,因为当企业出现财务危机时,有两种控制选择,一是清算,二是重组。一般而言,股票投资者愿意选择重组的方式,而债权人喜欢清算,因为股票是清算的最后索取者。所以,如果发生危机,中国传媒企业破产的概率是很高的,而且由于债权人占投资者的绝大部分,往往会对传媒组织采取清算的方式,从而导致中国传媒企业的抗风险能力非常低。

而风险投资一般都为股权投资,虽然可以获得一定期限的经营权与收益权。却无法获得实际控制权及国家认可的媒介产权。所以,这种投资模式非常切合报业传媒的资本扩张路径选择。两者的结合是一种资源的互相补充。

4 版权工业的无风险性

中国报业正经历的数字化转型的终极目的是从内容的供应商跃升为信息提供商,促成升级的核心就是版权,也称版权工业。是否拥有版权是传媒投资的核心。与一般的传统产业不同。后者需要大规模的人员、设备投资等硬件投资,而版权工业是一种高智力、高产出的投资,是典型的以精神产品创造力为核心的文化创意产业,贩卖的是创造者的创新智慧。所以,相对之下,投资的经营风险比较小。同时报业传媒数字化战略的实现目的是希望通过资本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最终成功上市。而风险投资的终极目的也是借助股权投资与管理,培育投资企业快速成长,促其成功上市,通过股权转让实现投资套现并获得高额的增殖收益,因此,在实现利润增殖的选择路径上,两者殊途同归。

二、国家主导下风险投资模式的建构

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党委书记、社长尹明华曾经说过2008年是报业传媒转型的攻坚年,而选择恰当的融资方式是“破题”的关键。报业传媒的数字化转型是否应该引入风险投资模式,答案是肯定的,而且已经有了成功的运作经验。在现行的风险投资资本结构中,国有融资方式占了主流,这种资本原则必定将逐步减弱其核心地位。因此,我们倡导在国家主导下,以外资疏导和民问资本的积聚为两个取向的风险投资模式的建构,其要旨在于大力发展业外资本进入报业传媒的改革市场。

1 何谓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

提倡国家主导的模式建构首先必须清晰国家的性质,关于国家的属性存在两种理论:契约论和掠夺理论。契约论认为:国家是被公众创造出来的保护公众利益、调解社会纠纷的制度安排。他们主张由国家来组织、实施各种契约或规则,可以节省各种签约成本、实施成本和保护成本。

而掠夺理论或剥削理论认为“国家是某一阶级或集团的者,它的作用是代表该阶级或集团进行压迫和剥削,榨取他们的收人。按照掠夺论的观点,国家界定了一套产权或制度安排,目的在于使权利集团的收益最大化,而可能无视其他社会集团的利益,也无视它对社会整体福利的影响。因而,这种理论只能解释不利的产权结构或制度安排为何能够存在。

在我们看来国家是一个大概念,在某种程度而言,代表了一种公共意志表达的产物。只是代表国家行使权利。所以,国家和公民通过宪法来规制权利和义务,而国家和政府之间又因为宪法确立了政府和国家问的关系,公民也确认权利由政府行使。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明确知道,国家、政府与公民之间是两个委托的关系。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不能等同于政府,它的内涵中应该包括普通的民众。

因此,我们提出的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与现行的政府主导模式是有差异的,后者是市场中实际的“操盘手”。“执行者”,不仅通过行政指令介入与管理市场,而且还是行为主体;而前者不再是实施者,它的作用与功能体现在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与引导,也就是国家主导是一种管理方式,不是具体的执行策略。

所以,我们认为所谓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就是在国家的控制、指导、调节或准许下,使市场机制的作用在传媒领域得到逐步发挥和全面贯彻。

2 国家主导下风投模式的两种取向:外资的疏导与民间资本的积聚

我们倡导的国家主导的风险投资模式是为了弱化政府的行政职能。旨在通过规划、引领、调控实现角色的转换,因而在新的框架内,通过制度供给疏导外资,盘活市场存量;再开通渠道,实现民间资本的积聚,放大增量,发挥业外资本的主流作用。

(1)外资的疏导

自1995年以来,先后有50多家国外风险投资基金进入我国,2004年。旗下管理高达183亿美元投资基金的全球最大的私募基金之一的美国凯雷集团投资聚众传媒,标志着真正的国际资本进入新兴传媒。外资风投进入中国采取的是大量合作经营与部分独资相结合的方式,表现出的特点是:其一,规模不大。2006年只有10个亿的金额出现在传媒市场上,这个量不仅相对风投机构没有完全展开,而且对传媒的市场需求容量也是微小的;其二,投资的领域狭窄,更多在影视制作与新兴媒介,染指传统报业的微乎其微。所以,我们现在要争取的是外资投入的扩量与增容,将庞大的业外资本引入报业市场,而这一切的前提条件就是政策的开放与市场的疏导。

对于外资的利用与疏导,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成熟的风险投资形式,以美国和英国为例,它们都是以发达的资本市场为基础,同属于证券市场中心型模式。但是具体而言,他们介入传媒产业的方式存在明显的不同,美国主要采用“赤字模式”,即在新产品的开发中,风险投资者和制作者分担投资风险,投资者可以获得该产品的使用权,而制作者因承担部分市场风险而享有传媒的二级和三级销售权。英国则是“成本附加模式”,即投资者不仅可以委托制作者制作产品并支付全部费用,还要预付利润作为回报,投资者可以获得大部分二级权利。而作为风险投资后起国的韩国采用的是国家资本与私人资本相结合的运作模式,以动员社会资本为主,官民共同融、投资的方式进行资本经营。中国传媒产业现实特点与韩国文化产业的发展存在很多相似点,所以,我们可以借鉴其成功之处,营造以国家主导。外资与民间资本为主体的官、民共融的投资模式。

(2)民间资本的积聚

所谓民间资本包括社会机构资本和私人资本两类,在现行的风险投资市场,民间资本很难涉足传媒市场,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实,中国市场拥有相当量的社会闲散资本在股票市场,2006年11月,国民存款总额已突破16万亿元。也就是我们并不缺少资金流量,而是缺乏将这种巨量的社会资金积聚成流,渗透于风险投资市场,使其成为市场的中流砥柱。那么造成这种“有量无市”的原因在于:

第一,国人的风险投资意识淡薄。国人传统的理财观点根深蒂固。买国债、购保险、闲荡于股票市场是大部分人投资于银行获取固定收益后的主要资金流向,对于参与高风险、高收益的风投市场,赢取长线的增殖回报,尚没有形成强烈的投资意识。

第二,缺乏资金汇流的渠道。要将大量闲散的社会资本、民营资本等业外资本引入风险投资市场,积聚财富的渠道是关键。一个成熟的风投市场应该有风险资本家、风险投资家、中介机构组成,他们各司其职。而综观目前的风险投资市场,成熟度不够,社会风投机构数量少、作用低下,缺乏大量直接面对市场的投资者和专业机构。这意味着巨量的社会资本没有直接的释放途径参与到风险投资的市场营运中。

第三,政策对资金募集的限制。报业集团是事业性质的单位。所以政策规定了其社会属性,一是社会公益目的,不是盈利目的,二是国有资产,不是其他资本,因而,总体上作为一个事业单位的报业集团或者报社是不能吸纳业外资本的。虽然《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简称“44号令”),已于2004年11月28日正式实施,为外资与社会资本进人传媒市场开启了缝隙,在政策框架内,允许业外资本的进入。但是,目前的开放对资本需求庞大的报业市场而言。其力度明显不够。

所以,开掘大量闲散的业外资本,将其引入风险投资市场是解决目前风险投资市场融资主体单一、风险性强。增加放量的必然路径。

三、风险投资进入报业传媒的战略基点

风险投资要进入报业市场,为报业的数字化转型做贡献,它必定要经历从政策突破到市场孵化到投资意识的培植等多重壁垒,因此,只有选择恰当的战略立足点才能突破障碍,实现风险投资与报业传媒的真正联姻。

1 制度的供给

报业传媒的双重属性使然,其产业融资行为必定受制于政府管理,制度供给是风险投资登陆报业传媒市场的必要条件。按照道格拉斯·诺斯的界定:“制度是由一系列正式约束、社会认可的非正式约束及其实施机制构成的,正式制度的制定、变动或修改,往往带有一定的权威性,执行时具有很大程度的强制性,非制度则是在特定历史阶段自发形成并为社会认可。两者互相依存、互相补充。”在我国风险投资业发展史,政府作为供给主体提供了一系列的正式制度,每一项新的重大安排通常会被作为风险投资业发展的动力支撑。

对于报业传媒而言,最大的制度供给来源于产权归属,而产权的清晰度是制约风险投资入场的必要因素。中国报业市场正在推进的渐进式改革的一个突破点就是传媒的改制与转型,即我们可以按照媒介市场参与各方的利益取向,将传媒市场分解为社会服务的“国家传媒”、充当社会?望哨的“公共传媒”以及实现传媒产业功能的“商业传媒”等几种形式,只有建立多层级、多元结构的传媒市场,才能消解在意识形态化与传媒产业化的两难抉择,产权归属才有最终落实的可能,风险投资才能找到自己的市场。

2 发展报业投资基金

中国风险投资研究院了《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行业调研报告》,指出2007年中国风险投资总额近400亿元,投资项目数也高达741个项目。虽然我们明确感受到风险投资市场的增量与放大,但是遗憾的是这种增量并没有惠及对资本融资需求程度高的中国传统媒介。

因此,我们建议大力发展报业产业的投资基金,专门致力于报业传媒的融资建设,借鉴美国传媒产业风险投资的基金模式,在专业领域里缔造由传媒融资家、传媒投资家与传媒项目的管理者构成的投资体系。

3 报业传媒风投意识的培植

一直以来,中国报业传媒推行政府主导下的渐进式、边缘突破的改革,报业传媒既是改革的触动者又是利益的既得者。所以。在触及传媒产权改革的攻坚战时,报业传媒虽然可以获得“自由身”,投身于市场的熔炉,但是这样的结果就是将导致传媒丧失政策的倾斜与保护,失去部分利益。所以。这从一个层面上解释了,为什么涉及传媒改革底线的产权归属问题受到来自上下两方面的“摇晃”。

但是,从远景来看。“国家传媒”、“公共传媒”以及“商业传媒”必定是传媒产业市场未来发展的取向,通过细分市场后,只有国家传媒,可以不进入市场,享受政策保护,其他传媒完全市场化竞争是必然的趋势。因此。在这种背景下,选择适当的进入市场模式。融入市场竞争是报业传媒的必由之路。所以。对习惯于政策扶持的报业传媒而言,在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高瞻远瞩建立风险投资的意识,适时、恰当地将这种资本经营的方式导入企业发展中,以理念更新,抢占制高点。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政策支撑体系

[分类号]G237.5

1 引言

作为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期刊大国,没有自己的国际性数字期刊平台,从而导致优秀智力成果外流是中国期刊的切肤之痛。事实上,期刊数字化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在传统出版业坚守纸质出版阵地、新型数字出版不断渗透、出版主体日益多元的情况下,政府具有担任整合现有精品学术期刊出版资源、构筑统一精品期刊品牌、实现数字传播的责任。因此,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迫切呼唤政府主导并出台相关政策扶持。

2 政府主导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的动因剖析

2.1 学术资源带有准公共产品属性

准公共产品是指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或有限的非排他性的公共产品。学术资源具有使用上的非竞争性,一部分人对其使用不会影响另一些人对其使用,因而是可以共用的。然而,出于私益,它在消费上却可能存在着竞争,需要付费消费。学术资源具有受益上的非排他性,即在消费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不能为某个人或某些人所专有。对于准公共产品的供给,理论上应采取政府和市场共同分担的原则。

正是因为学术资源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中国政府承担了学术资源生产的主要职能,中国学术研究的主体是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数据,中国现有普通高等院校1 867所,其中中央部委高校111所,地方部门高校1 480所。从科学研究与开发机构基本情况来看,政府资金在科研经费筹集额及研究与实验发展经费支出中均占绝大部分比重。随着国家逐年加大对科学研究的支持力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财政拨款在十年间已经增加了4.87倍。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财政拨款约为43.31亿,而1998年,这一数字还不到8.87亿。

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提供的数据也显示:2007年,SCI、EI和ISTP三个系统收录我国高等学校论文16.63万篇,占收录总论文数的84.6%;收录科研机构论文2.73万篇,占收录总论文数的13.9%;2007年SCI国际论文被引用篇数居前20的高校和研究机构均是事业制高校和研究院所。由此可见,在学术资源生产上,中国政府业已承担了主要责任;在学术资源提供和传播上,政府也应担当责任。

2.2 中国优质智力资源外流有愈演愈烈之势

近年来,中国政府对科学技术研究的投入日益增加,中国研究人员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日益扩大。基于奖励、晋升以及显示度、影响力等诸因素的考虑,国家鼎立资助的中国顶尖研究者经常选择在国外期刊上,而国内研究者为了获得这些研究论文的阅读权,却不得不付出高昂的订阅费。科技部统计了2003-2007年国家投人巨大的中国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973计划)、国家科技攻关计划等国家四大基金/计划研究的情况,发现向国外的占比呈逐年递增的态势,最高占比高达57.77%。

对中国科协898种期刊调查显示,中国科协期刊有42种在Elsevier,Springer等国外出版商网络平台上网,占4.7%。比重虽不大,但含金量很高,大多是国家投巨资打造的我国精品科技期刊,其中有12种期刊在国内无自建网站,从而将期刊内容资源的网络传播权拱手转让给国外出版商。综上可见,随着国内高质量论文在国外期刊发表比例越来越高,越来越多国内优秀期刊选择搭载甚至完全依赖国外出版商网络平台,中国优质智力资源外流有愈演愈烈之势。

2.3 中国学术界、期刊界亟需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期刊中国平台

当前,国际性的名刊和跨国出版集团大举进军中国。他们不仅看好中国潜力巨大的期刊市场,更垂涎中国优秀研究成果和论文,极力吸引中国研究人员将最好的研究成果发表在其期刊上,再将期刊销售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市场,获得高额利润。不仅如此,他们还试图垄断全球科技期刊市场,导致全球性期刊提价。2008年初,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国内名校被迫接受了Elsevier年均15%的提价方案,Elsevi―er每年在我国高校销售的数字出版产品已达1800万美元。

中国学术界、期刊界有识之士已开始深刻反省我国学术界、科技信息界对国外期刊以及网外期刊数宁平台过度依赖的弊端。反思2008年5月12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在Nature上首发有关汶川地震的研究论文作者不是中国人的缺憾,其中不无“国家保护主义”因素在起作用。我国学术界、科技信息界对国外期刊及其数字平台的过度依赖,不仅导致优质智力资源流失,而且在科学研究、科学发现首发权上受制于人。随着中国科学研究实力的增强,中国学术界、期刊界亟需有国际影响力的数字期刊中国平台。

2.4 欧美日政府以各种途径扶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

尽管欧美日出版业的市场化程度相当高,但对待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各国几乎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政府大力扶持的做法。英国第一代网络数宁期刊研究项目“BLEND”计划历时十年(1982―1991年),第二代网络数字期刊研究项目“Quartet”计划,均由英国国家图书馆资助(英国国家图书馆2007―2008年收入的70%来自政府,达1640万英镑)。美国最早的电子期刊试验是1976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主持的“电子信息交换系统”(EIES)项目,其后有关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电子期刊试验。美国“大学特许工程”(TULIP,1991―1996)是Elsevier提出的一个为期五年的电子期刊试验计划,与华盛顿大学、麻省理:1:学院等9所重点大学合作,将Elsevier和Pergamon公司出版的43种材料科学与工程方面的50万负期刊数据,经由因特网传送到读者的计算机。TULIP项目便是ElsevierScience Direct数据库的前身。

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ST:Japan Science andTechnology Agency)是根据《独立行政法人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法》而成立的独立行政法人单位,隶属于日本文部科学省,其前身是日本科学技术振兴事业团。JST在2005财政年度的预算约为1125亿日元(约82亿人民币)。针对日本80%的研究成果都投到西方期刊的现象,JST目前的工作一是建立文献数据库,Jominal

rchive是JST创建的J-STAGE期刊回溯文献仓储数据库网站;二是建J-STAGE,为375家科学和技术学会或协会提供一个平台,让它们向国际社会展示自己的成果,同时免费提供期刊的编辑软件。

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国际产业结构升级步伐的加快,不少发达国家和地区政府意识到数字内容产业占据着价值链的高端,开始着手把发展内容产业作为提升产业结构、提高国际综合竞争力的主要手段,并制定了一系列相关发展战略。如:美国制定《因特网免税法案》;欧盟在2005―2008年为数字出版提供1.63亿欧元资金支持;法国为支持数字出版给予信贷扶持等。可见,发达国家为把握信息技术在学术交流中的作用,已将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纳人国家基础信息设施建设,政府全力支持学术期刊网络传播的完整技术流程,并扶持数字期刊产业发展。

综上所述,鉴于学术资源的准公共产品属性、中国优质智力资源外流加速的现实、中国学术界、期刊界的迫切需求、国外政府的示范效应,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建设成为中国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3 政府主导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的可能路径

3.1 以国家四大基金/计划项目为试点,抓知识创造源头,把好研究成果的关

国家四大基金/计划项目代表了中国科学技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中国优质智力资源的发源地。当前,四大基金对科研成果管理的主要形式有:①知识产权保护:按《关于加强与科技有关的知识产权保护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科技成果登记办法》进行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申报和成果登记;②成果转化或转让:发生技术转化、转移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办法》执行;③参与评奖评优:部级别的奖项有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等,按《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实施细则》执行。

综观四大基金/计划对科研成果的管理,重视知识产权、成果转化及评奖,惟独或缺对研究成果论文的管理。因此,宜以四大基金项目为试点,抓知识创造源头,把好研究成果的关。具体措施有:四大基金/计划宜研究制定相关领域的国内重要期刊目录,目前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按A类期刊和B类期刊两个层级给出了国内重要学术期刊目录,其他三大基金/计划也应出台相应的国内重要期刊目录。在四大基金/计划项目审批及项目验收时,不仅注意项目申报书中的数量指标,更要注重的流向,引导基金在所颁布的国内重要期刊上。四大基金/计划所认定的国内重要期刊自然成为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的来源期刊。考虑到仍有不少高质量论文会选择在国外期刊发表,宜在国家层面颁布相关规定,要求国家四大基金资助论文在国外发表前,有义务向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提交预印本或存档。

3.2 在试点基础上逐步推广,出台有关国家资助研究论文成果的保护性立法

研究成果论文管理不仅涉及基金资助机构,还遍及广大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不仅关乎基金资助机制,还影响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人才考评、职称晋升等诸多方面。其涉及面广,牵扯因素复杂,需要在跨越部门利益之上,在国家层面立法保护国家资助研究的论文成果,将优秀论文成果导向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具体措施有:颁布新法,设立国家资助研究论文呈缴保存制;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增添国家资助研究成果论文管理的相关条款。上述两条路径可解决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的内容资源来源问题。

3.3 借鉴报业经验,设立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实验室

在“十一五”期间,国家已将数字出版技术、数字化出版印刷、复制和发展新媒体列入科技创新和文化出版业发展的重点,出台了鼓励创意产业、动漫产业、数字印刷等发展的优惠政策。目前,较之政府对数字报纸出版的关注与扶持,数字期刊领域相对薄弱。新闻出版总署报刊可成立了数字报业实验室,既解决了重复建设盲目投入问题,又为报业数字化建设起到了引领作用。建议将这种做法引入到精品学术期刊的数字出版建设之中,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实验室的设立,主要解决前期投入资金、技术研发、数字出版所需复合型人才培养等问题。

3.4 在内容资源、技术研发、人才、资金等条件成熟时,建立一个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

政府主导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最终成果是建立一个可以共享的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该平台主要具有五大功能:①创建中国精品学术期刊全文数据库:平台首先将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公正、严格,与国际惯例一致的学术期刊评价体系,对经过该评价体系遴选出的中国精品期刊,建立期刊全文数据库。②提供学术期刊全数字化出版流程服务:针对目前国内学术期刊大都停留在传统稿件处理方式、数字版内容滞后于纸质版的现状,平台将通过关键技术研究,提供入选期刊从稿件处理、排版、编校,到出版、发行的全数字化出版流程服务,实现纸质出版与网络出版同步进行。③知识深度挖掘和整合:平台提供一站式检索服务,采用国际通用的元数据著录标准,除一般的检索、下载等必需功能外,提供更为深层次的知识挖掘和整合功能。如开发垂直搜索引擎,对有结构、层次的知识单元进行整合、加工、分析和处理,方便用户构建各种专业知识体系。④建立原创性学术论文首次发表平台:原创性学术论文可不依赖于纸质期刊而独立地在平台上首次发表,同时不受纸质期刊按固定日期出版的限制而做到“按篇出版”,保证原创性学术成果在第一时间问世。⑤提供政府行政管理平台:新闻出版行政管理部门可利用平台,对所辖地区所有期刊实行网上行政管理,包括行政许可事项的网上审批,检查、审读数字版样刊,网上年检,产业数据统计等功能。

“中国精品期刊数字化平台”应由政府主导,定位于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直接监管的一个部级出版工程。平台的运营可考虑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作为部级项目,由政府投资,进行平台建设,并在建成平台后进行产业化的前期孵化工作。第二阶段,产业化运营,运营模式可参考台湾的做法。2006年12月,台北正式组建了一个名为“台湾数位出版联盟”的协会,该联盟集合了期刊出版界、软硬件技术商、图书馆教育单位、专家学者等各方力量,致力于整合产业集体的资源和共识,建立一个共享的数位出版产业平台,促进台湾期刊数字化的整体发展。笔者认为,平台的运营以政府主导,达成相关利益方联盟的形式较为可行。

3.5 建立健全政策支撑体系,保障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的运营

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平台的运营需要相关政策体系支撑。政策支撑的目的与归宿是要协调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产业链上的各主体,即作者/研究机构(知识创造)――出版机构(知识生产)――信息服务商/

平台运营商(知识传播)――用户/图书馆(知识利用)的利益关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可由路径是从知识创造一知识传播一知识产权保护一知识评价四个维度建构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支撑政策体系,主要包括四大内容:①知识创造政策:梳理各种知识成果产生渠道,明晰知识创造的主体构成,研究各类型基金课题资助机制,比较国内外知识创造激励政策,出台吸引优质期刊资源和原创论文资源的导向政策。②知识传播政策:研究同方、万方、维普、龙源、台湾华艺、Elsevier,springer,Blackwell,Highwire Press等数字期刊平台的传播模式,出台有利于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传播的扶持政策。③知识产权政策:研究界定作者、期刊、数据库服务商享有的知识产权,分析国内数字出版的知识产权保护现状,比较国内外数字出版的版权保护法律与政策,出台精品学术期刊数字知识产权保护的激励政策。④知识评价政策:研究我国现行知识评价机制的现状,分析其利弊,出台新的更趋科学合理的知识评价促进政策。

4 结论

・作为“整个科学史上最成功的无处不在的科学信息载体”,学术期刊承担着传承科学知识、推动人类进步的重任,是“知识传播网络”和“国家创新系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公益性显著,应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以国家力量支配、整合、挖掘期刊出版资源,创建一个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并搭建与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相适应的政策支撑体系。

・政策支撑体系的构建是要协调好学术期刊数字出版链上各主体,即作者/研究机构(知识创造)――出版机构(知识生产)――信息服务商/平台运营商(知识传播)――用户/图书馆(知识利用)的利益关系,发挥政府主导作用,以国家立法的最高权力形式颁布或修订相关法律条规,建立健全知识创造、知识传播、知识产权保护、知识评价政策体系,保障中国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运营。

・精品学术期刊数字化平台是一项长期工程,建设周期长,投入巨大。政府应设立专门基金和委员会从资金、人力、物力、实施监管、进度控制、工程验收等多方面予以保障。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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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摘 要:在新媒体的冲击下,传统报业踏上了艰难的数字化转型之路,在过去的转型探索中,报业在新闻网站、微博、微信等方面开疆扩土,报业的生命线也从报纸延伸到电脑及手机等终端,报业的手机客户端开发又为报业数字化转型开辟了一条新的路径。基于此,本文结合《楚天都市报》的手机客户端“i楚天”这一具体示例,探讨报业移动终端发展的未来之路。 关键词:手机客户端;运营模式;未来发展 中图分类号:G2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5)08-0059-02

一、报业手机客户端

1.手机客户端与“i楚天”。客户端或称为用户端,是指与服务器相对应,为客户提供本地服务的程序。手机客户端就是可以在手机终端运行的软件,也是3G产业中一个重点发展的项目,具有重要的意义。报业手机新闻客户端属于手机报的范畴,但却是手机报发展的高级形式,在技术的促进下,手机新闻客户端进一步地丰富了手机终端上新闻内容的表现形式,但实质上仍然是纸媒化报道与移动终端的一种融合[1]。

现阶段占手机客户端市场最大的系统是Android, IOS, Windows三大系统。客户端的下载方式也很便捷,主要有三种下载方式:一是扫描二维码进行下载;二是直接通过下载入口进行下载;三是去应用商店进行下载。

“i楚天”于2014年6月12日正式上线,是湖北全省发行量最大的日报――《楚天都市报》研发的应用于地区的资讯和生活服务型手机应用软件,主要传递本地的民生新闻、提供便捷的生活服务。设置有“新闻”、“爱购”、“社区”、“我(个人)”四大版块,涵盖了当日新闻、本地生活在线消费、人气论坛随身互动、无线商业营销创新等。“i楚天”分为Android和IOS两个版本,并有官方的微博、微信,被称为“云中楚天都市报”。

2.报业发展手机客户端的必要性。(1)用户媒介使用状况改变。发展手机客户端是基于用户媒介使用状况的改变。4G时代到来,即时通讯向移动端发展,手机凭借其方便携带和查找资源的便捷迅速,成为了中国网民首选的移动新媒体。据《第34次全国互联网发展统计报告》(如右图所示),2014年中国手机网民达到52705万人,占整体网民比例高达83.4%,如此高的比例显示了手机作为沟通平台的巨大价值[2]。(2)用户心理需求。对于报业而言,发展手机客户端迎合了受众的心理需求。手机客户端上的新闻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新闻单一的展现形态,而是具有私人化、移动性、全景式的三重内涵的新的新闻展现形式[3]。用户使用报业手机客户端进行阅读,新闻的接收不再是灌输式接受,而是自主选择,主动接收、分享、交流信息,在这个过程中,新闻的个性空间和用户的私人空间实现更紧密的联系,个人信息门户逐渐形成。手机客户端的开发也适应了碎片化阅读的趋势,拥有一个移动端,就可以随时随地阅读新闻,掌握动态,不受时间、地域的困扰,手机客户端真正实现了以用户为中心。手机客户端也使得报业的新闻报道展现出了全景式的特点,全天候的滚动报道和精美的UI设计体验使新闻具备即时性和现场感,满足了用户对于信息更新和感官的需求,完善了用户体验。

图 手机网民规模及其网名比例

二、“i楚天”的运营模式

1.内容运营模式分析。报业的手机客户端的运营基本上还是以内容为主,在推送新闻的基础上,根据用户的特点,设置有创意、贴近用户生活的版块。“i楚天”的内容运营主要分为新闻推送、特色栏目、互动交流三个方面。

(1)新闻推送。用户使用报业手机客户端的基本需求是获取新闻,因此新闻的推送必将是报业手机客户端内容运营的主要部分。“i楚天”推送的新闻基本与《楚天都市报》里刊登的新闻一致,“最头条”里的头条新闻基本上与当日热点一致,内容涵盖了国内外资讯。

(2)特色栏目。“i楚天”色版块秉持着《楚天都市报》作为都市报的精神,贴近市民生活。“最武汉”栏目读者定位为武汉本地人,在内容编排方面以武汉本地新闻为主,充分贴近武汉市民生活。“大学生活”栏目的设立又充分考虑武汉高校林立的状况,内容上涉及高校乘车路线、活动信息等。在休闲娱乐方面,开设了“旅游频道”、“婚恋频道”等,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点击感兴趣的栏目。

(3)互动交流。在阅读新闻时,用户可以随时发表评论,查看其他人的评论,与他人互动。在“社区”版块中,用户可以在这个版块中发起话题,进行发帖、跟贴。并且这个版块会定期推送一些话题,整理一些社会热点,就算用户懒于发帖,也可以看这个版块里定期推送的帖子,了解更多话题,也可以留言,充分体现了互动性。

2.广告运营模式。手机客户端的发展不仅在内容上带来了变革,也为传统报业的广告投放带来了新的机遇,手机客户端作为新发展的媒体,因其版块分割的精确性受到了广告商的青睐。报业手机客户端的广告运营主要模式有植入广告、品牌推送、隐形广告、购物栏目设立等,下面以“i楚天”为例,介绍手机客户端中主要的广告运营模式。

(1)直接推送。品牌推送是最直接的广告方式,即在手机页面中直接显示广告内容,这种形式简单直接,直接映入眼帘可以引起用户注意,但是也容易因为广告倾向太过明显而引起用户不满。

(2)隐形广告。手机客户端在为用户提供关于生活、时尚、旅游、工作等方面信息时,就可能会把与之相关的内容变成隐形广告。隐形广告主要形式是软文,广告商把自己的产品信息放入关于生活、招聘等资讯中,这种形式的广告不易被用户发现,也不会激起用户的反感。如“i楚天”“汽车频道”中,很多文章介绍车的配置、性价比等内容,表面上是为用户提供最新关于车的资讯,实质上是隐形广告。

(3)“爱购”栏目的设立。“爱购”栏目的设立是“i楚天”作为报业手机客户端广告运营模式的创新。“爱购”栏目中又分为“爱购”和“逛店”两部分。“爱购”中汇集了产品的特卖信息,特卖中还有海外直销产品,紧跟潮流。“逛店”版块中,系统自动确定用户的位置,根据用户位置来推荐周边饮食、酒店、休闲娱乐、生活服务等商家信息,用户可以根据自己喜好点击商家图片,进入商家介绍,页面会详细写明商家电话、地址、特色等信息。“爱购”的设立是广告运营的创新之举,“i楚天”能够对进入推广平台的商家进行收费,实现盈利。

三、报业手机客户端发展未来的新思路

虽然报业手机客户端有诸多优点,在报业新媒体转型的探索中有巨大发展潜力,但其发展过程中仍然会有一些无法避免的缺陷,需要报业手机客户端在未来发展中不断改进。

1.内容。任何形式的新闻,其核心都在于它的本质,即其内容本身。在“内容为王”的时代,提供能够满足用户需求的内容,提高用户满意度,从而提高产品黏性和用户满意度,一直都是报业存亡的关键因素。手机客户端的新闻大多只是报纸上新闻的复制,单纯的“复制+粘贴”很难在内容上有竞争优势,因此,要将“复制+粘贴”模式转变为“原创+整合”模式,手机客户端可以进行新闻的深度挖掘,对热点新闻进行专题报道,整合与此热点有关的信息,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各方观点清晰的展现在用户眼前[4]。除此之外,报业也可以尝试将手机客户端的内容独立于报纸之外,针对手机客户端用户特征生产个性化和定制化内容。手机客户端上的内容可以结合社交网站、微博等UGC平台的内容,增强内容丰富性和用户黏性。

其次,在互动交流方面,手机客户端的内容表现力略显单薄。以“i楚天”为例,在“社区”版块中,虽然用户可以阅读定期推送的帖子,但是这些帖子大多类似于心灵鸡汤的内容,对于用户来说早已失去吸引力。在以后的发展中,报业手机客户端中用于互动交流的版块中可以更加轻松活泼,尝试用调侃的方式罗列社会热点,并配以有趣的图文,以激发用户的参与欲。

2.盈利模式。从报业手机客户端市场来看,盈利模式主要还是做一些广告和推广,向广告主收取费用,尚未建立起行之有效的盈利模式。在盈利模式方面,虽然理论上可以进行下载收费,但在实施方面确实有困难。中国用户有免费获取网络信息的习惯,国内的大部分移动端也是开放性的,可以免费下载,让国内用户付费下载客户端并非易事。对于手机客户端而言,可以尝试“有偿分享”的策略,即阅读可以不收费,但是在分享到其他平台时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

3.功能。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报业开发手机客户端时,一方面要注重传播内容与呈现方式匹配度的提高,另一方面也要注重各种功能设计的人性化,要将客户端功能立体化、细分化[5]。在功能开发方面,“i楚天”相比同类产品特色不够突出。比如“楚天神码”是《湖北日报》与荆楚网联合推出的手机新闻客户端,同属湖北日报传媒集团旗下的报业客户端,“楚天神码”的综合服务功能相比“i楚天”更加人性和全面。“楚天神码”以提供新闻为内容核心,将扫码互动作为应用核心,同时提供扫描二维码抢优惠券、查价格、辨真伪的服务。更具特色的是,它还提供预约挂号、防盗追踪、食品防伪查询,这些功能贴近生活,充分整合了用户的需求,凸显了自己的特色。在报业开发手机客户端时,可以汲取这些成功的经验,细分客户需求,整合资源、找准定位,开发出有特色、符合用户需求的功能。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报纸教育;读者群;数字化

中图分类号:G2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026X(2013)09-0000-01

一、 美国报纸教育工程

(一)报纸教育工程

什么是报纸教育工程呢?初次接触这一概念是在读《走进美国大报》这本书的时候。“NIE”是“报纸参与教育”――Newspaper In Education的英文缩写。初看这一概念就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此把这一概念纳入我的重点阅读范围内,于是渐渐弄明白了广泛存在于美国报界并得到各报负责任人高度重视的美国教育工程。

美国各类报纸,特别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日报,近年来都把触角伸向学校。这些报纸通过与学校教育的有机结合或创办辅刊物和印发相关资料,扩大报纸在学校的发行量,千方百计地培养青少年阅读报纸的习惯。令年轻人从学校起就成为报纸的读者,毕业后成为报纸的订户或稳定的读者。这种做法的结果是,既扩大了未来潜在的读者队伍,又扩大了报纸现实的发行量,并且这一做法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

(二)美国开展报纸教育工程的背景

美国报纸销量减少的原因之一是在各种传媒的诱惑下,一些读者特别是年轻的读者弃报纸而去,转向电视、网络等新媒体。而美国又是一个重阅读的国家,在地铁、车站、码头等很多公共场所,都能看到人们在阅读。美国的社会智囊们都认为,文本阅读的兴趣,反映出社会大众的基本文化水准。而如今年轻人开始忽略报纸这样一个最大众化的文本阅读材料,自然引起政府、教育界、社会学家及各类团体的不安。知道这一背景,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那么多的报纸热衷于培养校园读者了。

(三) 报纸教育工程的内容

以《纽约时报》为例,这一工程专设两个部门负责此事:一个叫做“下一代部”(Next Generation Department),还有一个叫做“学校部”(School and College Department)。下一代部专门负责策划和设计,并编印适合青少年读者阅读的材料和设法与课堂教学配合。《纽约时报》曾出版每周一期的刊物配合学校的实事和法律教育,是读报与学生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学校部则负责报纸在学校的有效发行。为了确保在学校的覆盖面,学校部内再分为四个科室,一个针对高校,一个针对高中,一个针对初中,一个专做捐助人工作。所谓的捐助人就是,报社通过与一些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业合作,动员他们以半价购买报纸送给学校。这些个人或企业就是所谓的捐助人。

二、 从美国报纸教育工程中寻求中国报纸未来发展的契机

在向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过去的传统经营模式已经不再适合报业的发展。我国数字报纸也开始了探索,目前数字报纸快速发展而传统的报业却止步不前,我们在肯定数字报纸发展的同时也需要拉动传统的报业。从上面介绍的美国报纸教育工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发展潜在读者群的重要作用,那中国报业应该得到哪些启示呢?

(一) 作为报人,应对传统报纸有危机意识

作为中国报人首先应该了解并掌握中国报纸在当今社会乃至世界的发展现状,只有立足现实,认真分析形势,才有能做到因地制宜。

当前报业发展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时期,数字化的冲击,使本来靠广告支撑的报业受到了巨大的损失。另一方面,人们的阅读习惯正在悄悄发生变化,从原来的传统纸质阅读方式转化为电子等新方式。报纸的读者群体不断减小。报人应该将眼光投向未来,不能只看眼前的利益,维持现状。而应为报业的发展做好长足的打算。广告客户流失的原因之一就是基本读者和潜在读者的消失。那么报人就应该看到问题的本质:读者的重要性。这就要求报人在努力保持现有读者的情况下,培养未来的潜在读者。

(二) 中国报人应认真分析和学习报纸教育工程,力图引用到中国的报业发展上

1.深入了解美国报纸教育工程

要学习并运用一种方法,首先就要将它吃透。报人在查阅各种相关资料,认真研读之后,最好派报社人员到报纸教育工程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的美国各大报社去亲自取经。亲力亲为的感受报纸教育工程运作方式,并做好相应的记录。

2.报人应做好宣传工作

报社的宣传部门制作好相关的宣传规划,尽量全面的诠释报纸教育工程。人们在接受新的事物之初,会有一定的排斥。因此先强化人们的思想意识,有助于后期的推广活动。

3.争取个人、社会团体或企业的配合和支持

报社要做好这一工程,最重要的一环就在于这些团体、企业的支持。报社寻求一些热心教育事业的赞助伙伴,赞助人帮助学校支付半价甚至全价的订报费,报社本身也给一定的折扣。

4.做好与学校的沟通和协调

发展的潜在阅读者是在校学生,学校的配合也是重中之重。但中国的教育模式和美国有些不同,中国的教育虽一直强调素质教育、减负,但仍然是以应试为主,要真正走出这一模式还需要很长的时间。因此,在向学校沟通时,一定要考虑这一因素,在不与正常的教学抵触的前提下,再进行合作。

中国报业市场化竞争越来越激烈,无论在区域市场还是全国性市场,对读者资源、广告资源和人力资源的争夺已经白热化,这种竞争的激烈程度前所未有。一方面它提升了各自办报的水平,为当地的消费者带来了实惠,另一方面也在使报纸利润水平不断下滑,正在使过去相对比较高的利润水平回归正常利润水平,而一些竞争者的失败则背上了巨大的包袱。中国报业要想在未来的竞争与发展中站稳脚跟,借鉴美国的报纸教育工程是当下的可取之举。

参考文献

[1] 辜晓进,走进美国大报[M].广州: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8篇

汶川抗震救灾中传媒的表现普遍被视为传媒改革30年成就的一次大检阅。会议主题报告用“正确的抉择、重大的胜利”评价中国新闻改革取得的重大成就:实力大大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舆论支持、努力探索体制和机制创新、新闻传播学术研究趋向繁荣、人才梯队建设初有成效。如今传媒改革遇到新闻领导体制和管理体制弊端所造成的种种障碍,反思过往、探寻未来之路,是本次会议召开的主旨。

思想解放:激荡30年

经历过思想被严酷禁锢的人更能深深体会到“解放”的含义。中国新闻改革和新闻学研究30年的亲历者之一、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童兵教授认为思想解放是中国传媒发展强大的原动力。他在题为《突破体制瓶颈深化新闻改革》的主题演讲中,回顾了1977-1981年启动改革的三次思想解放大讨论和新闻传播界的三次重要会议,提出要继续深化改革的5项举措。作为曾直接指挥传媒前行的领军人物,原广电部副部长、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先生提交的论文《创新是电视事业和产业发展的动力》,回忆了中国电视从电视剧到新闻节目的创新与变革,认为要注重对“度”的把握,以求扩大正面效应减少负面效应。

改革开放初期,解放思想就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但改革进入“深水区”后,各种动力因素就复杂起来。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者郑保卫教授在《从激发人的潜能到全方位整合资源》一文中,概括了30年报业改革发展动力体系的丰富与拓展:最初,通过调动人的积极性来谋求发展;后来制度、资本、市场、技术等各种因素逐渐发挥出更加重要的作用。

华中科技大学孙旭培教授的文章《从精英主义新闻观念到无产阶级新闻自由》追溯历史源头,认为新闻观念在两条路线上发展:从弥尔顿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民主主义认为,言论、新闻自由是人权,应该人人都有;从柏拉图到的精英主义认为,只有部分精英可以享有言论、新闻自由。两条路线的分水岭为是否承认人人平等,于是出现社会自由和阶级自由的分野。多数人自由、实质自由的说法都是用来支撑阶级自由的理论的。

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西方新闻传播观念的导入与中国新闻改革》一文中认为,1992年之前的第一次思想解放,“以新闻为本位的新闻观启蒙”,解决了传媒“无新闻”的问题,具有思想“解冻”的味道;1992年之后是第二次思想解放,开始了向大众传播学的转向,带来了精神空间的拓展,解决了新闻“无业”的问题;从1997年开始的第三次思想解放是面向全球化语境下的新闻改革,进一步冲破了“所有制崇拜”。但囿于政治体制,中国传媒寻求本土化生存成了当下一个相对可行的策略;今后新闻改革将不得不直面自由的挑战。

市场化与传媒公共性

市场经济是新闻改革最重要、最根本的推动力。武汉大学罗以澄教授认为传媒业的市场化转型,是中国新闻改革30年的缩影和最核心的“板块”,它给中国新闻传媒业带来了巨大变化,同时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生存压力以及无法回避的挑战与问题。

传媒市场化是促进还是压抑了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两位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长江讲座教授都讨论了传媒的公共性。来自美国威斯康新-麦迪逊分校传播艺术系的潘忠党教授在题为《传媒的公共性与传媒改革的再起步》主题演讲中,认为30年的改革依赖并发挥了市场的解放力量,传媒改革步入正题就必须超越市场,以不同的目标思路和价值引导重新起步。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陈韬文教授以“公共空间”为核心概念,发表《传媒市场化、权力结构与公共空间的发展:一个比较视角》的演讲,检视西欧、美国、新加坡、香港、大陆地区的公共空间形态,认为其形态变化受制于权力结构及市场化程度。民主化带来权力结构的开放,是发挥传媒市场化扩大公共空间作用的社会条件之一,也是开拓公共空间最根本的办法。河北大学白贵教授在《博客新闻评论的特征与功能》一文中认为,网络在培养民众的公共参与意识与公共精神方面功不可没,博客新闻评论的公共性体现在搭建进入公共领域的平台、实现完整的民意记录。

在国家―社会关系的理论视角下,传媒话语实践的变化,体现了公共空间与权力结构之间的互动。复旦大学孙玮教授以1978年以来中国大陆大众化报纸的演变为线索,采用话语分析的路径,认为由大众化报纸建构的社会主体经历了“读者”、“市民”、“公民”、“小资”等不同阶段的变化。但这种话语实践为社会结构中的多重力量所左右,常常出现游移和混乱,充满着很多变数。香港浸会大学郭中实教授与复旦大学陆晔教授合作的论文《报告文学的“事实演绎”:从不同历史时期的文本管窥中国知识分子与国家关系之变迁》,认为“报告文学的发展路向,从70年代末期知识分子社会角色的合法性建构开始,经过80年代中后期与国家政治权力结盟短暂触及政治体制改革,至90年代演变成知识分子将公共利益作为社会现实批判和与国家关系建构的话语基础。通过三个典型文本分析,发现在这一过程中,市场经济催生的国家―社会从高度统合到有限疏离的结构性转变对知识分子的社会作为起到重要影响”。

30年改革也投影在新闻文体的变化中。复旦大学许燕副教授的文章将新闻文体变化分为四个时期:大转型时期(1978~1982年)――多元化时期(1983~1989年)――分众化时期(1990~1998年)――网络化时期(1999~2008年),文体从新闻报道理念、文体结构布局、语言修辞风格和文体表现方式等方面都随着社会环境的迅速变化而不断变化。

改革攻坚与传媒重新定位

“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曾经释放了传媒的文化生产力,如今则成为传媒进一步发展的“瓶颈”。深圳报业集团党委书记黄扬略的文章《走出误区,正确把握党报集团改革方向》,针对夸大“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中的企业因素、甚至主张把传媒集团划归国有资产管理部门的认识“误区”,认为要正确把握党报集团的改革方向,不能轻率地将党报集团归入企业。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伟在《“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历史价值》一文中认为,“由于事业和企业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的组织逻辑集于传媒一身,形成一种难以克服的结构性困扼,影响和阻碍了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复旦大学张涛甫副教授在《中国传媒改革的风险考虑》中认为,媒体改革面临着政治风险、社会风险、市场风险,“增量改革在化解风险的同时,也在积累新的风险;需要在存量改革阶段解决结构性、系统性风险。”

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社会中,中国传媒需要重新定位。上海大学张咏华教授认为,“反映我国传媒社会定位转型的企业化管理和重塑传媒市场主体的探索,需要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深化。它没有相同的现成经验可以照搬,难点的存在势所必然,曲折乃至彷徨或徘徊或许也在所难免。但是,这种转型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经济转型的必然要求”。思考传媒重新定位的另一种视角是风险社会理论。天津师范大学殷莉副教授认为“新闻传媒在风险传播中的新闻价值取向必须符合价值理性,以公众关注的公共利益和不损害公共利益的公共兴趣为选择标准”。

公民权利、舆论监督与重构现代新闻制度

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三项权利,即言论出版自由、知情权和批评建议权为舆论监督提供了宪法依据。暨南大学董天策教授、林爱B副教授及河北大学乔云霞教授撰文谈到以公民权利为基础、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和法治保障。复旦大学黄旦教授与瞿翌轶合作的论文认为“权力”与“权利”是考察中国语境下舆论监督的两种视角。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展江教授从公民社会的理论视角梳理了近七年来大陆的舆论监督,认为其表现出了公共领域和市场领域的双重热情。南京大学丁柏栓教授在《扩大人民民主与实施新闻舆论监督关系论》一文中认为,改变新闻舆论监督难的境况,要靠扩大人民民主。而从执政党自身建设方面来说,则需要将加强和改进新闻舆论监督工作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

现代新闻制度的核心,是通过新闻自由保障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权。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张博树和前新闻局长钟沛璋合作的文章认为,中国传媒如今面临着重构现代新闻制度的历史任务,新闻制度的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紧密相连。台湾政治大学新闻研究所所长李瞻教授在《报业制度与政治制度之关联性》一文中认为,报业制度决定于政治制度,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华中科技大学张昆教授在《中国媒介改革的政治限度》一文中认为,现存的政治限度是:不危及社会系统的稳定、不伤害权力系统的合法性、不削弱权力对媒介的管理、不影响主流价值的传承。

数字化、媒介融合与制度整合

数字媒体技术推动了媒介融合,进而提出了制度融合的需求。广电总局副总编辑、发展改革研究中心黄勇主任发表了题为《数字化――中国广播电视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的演讲。谈到目前推进数字化进程面临的困难是:定位不够清晰、用户认可度不高、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认为推动广电数字化需要政策支持与制度创新。中国传媒大学黄升民教授、周艳、王薇在《推进、发展、冲突、创新―――解析广电数字新媒体的发展演变》中认为,广电产业与其他媒体产业一样,各方利益矛盾冲突的特征是内包、长存、调适的,矛盾各方形成一个无法明言的底线,呈浑浊状态博弈前行。中国传媒大学副校长胡正荣教授在《媒介融合时代的中国媒介制度整合》演讲中谈到,中国传媒面临的问题是内容单一但却渠道多元,他认为媒介制度整合的原则是:保证资源的合理分布与公平利用,信息传播的多样性,保护受众的公共利益。

新媒体技术对社会的影响全面而具体。清华大学熊澄宇教授、吕宇翔、张铮合作的文章认为,新媒体不仅是一种技术生产力,还是一种文化生产力。它在发展中与生产关系不断出现适应―不适应―再适应的过程,从而推动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华东师范大学严三九教授则通过调查发现了上海市网络视听专业人才紧缺,进而思考新闻传播教育如何面对市场需求。上海大学吴信训教授和王建磊合作的论文则积极探索新媒体环境下电视新闻的增值方式:运用数字存储和点播、编辑技术,使原本大多为一次性消费的新闻得到价值的重新开发和利用。

2001年,中国广告产业全面开放。武汉大学张金海教授认为,制度选择与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广告产业30年的高速发展,也导致中国广告产业的市场低集中度、外资主导倾向,以及结构不均衡等许多严重问题。全球化语境下,文章思考自由开放市场模式与产业后发的政策保护及自主发展之间、市场运作机制与以行政为主导的市场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

文化传播与新闻传播教育

上海大学戴元光教授和郑涵教授合作的论文《建构多元的文化传播体系提高我国文化的传播能力》认为,我国文化传播体系形态进入迅速扩容和分化重组的发展阶段,文化传播的关键在于公信、多元与经济竞争力。安徽大学姜红教授检视了现代中国新闻学术思想中的进化论观念,发现存在着两种思想脉络:“渐变”式进化论和“突变”式进化论。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邱沛篁教授、上海大学李建新教授总结、回顾了30年来高校新闻传播教育的发展和流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高钢教授在《媒介融合趋势下新闻教育基础元素的构建》中则强调,在媒介融合的新形势下,构成新闻教育四大基础元素的学科架构、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和教学平台,需要在新的教育目标之下重新建构。南京大学段京肃教授基于CSSCI数据库,通过分析论文篇均引用数量发现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水平仍较低。

此外,加拿大卡尔顿(Carleton)大学凯瑟琳・麦可切尔(Catherine McKercher)教授审视了后工业社会中妇女、工作和家庭的关系。韩国庆颐大学学者李正教、金台容、朴范吉的论文介绍了如何通过视点追踪技术研究人的映像知觉习性。中央民族大学白润生教授、民族学院周德仓教授等介绍了、贵州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传播状况。复旦大学曹晋副教授的文章《边陲城市的女同健康热线研究》从女性主义视角检视了中国女同性恋者的生存困境与抗争。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9篇

【关键词】都市类报纸 发展态势 嫁接思维

都市报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出现并发展起来。都市报的兴起“成为78年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报业继日报、晚报后的第三次浪潮。”①与其他省会城市一样,合肥都市类报纸也是那一时期的产物,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合肥都市类

报纸已渐趋成熟。

一、合肥都市类报纸现状

1、合肥现有的都市类报纸

上世纪90年代前,除了机关报外,还有为数不少的行业报,包括《安徽青年报》《安徽经济报》《安徽工人日报》《安徽科技报》《安徽法制报》《工商导报》《安徽文化报》等。1993年《新安晚报》创刊,提出自己的办报宗旨是“为老百姓办,给老百姓看”。《新安晚报》的出现为合肥报业吹进一股新风,让当地人有了新的信息选择。1995年之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报纸崛起的潮流势不可当,报业竞争的态势更趋激烈。在这种竞争中,由于城乡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和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城市报纸得天时、地利之便,其发展势头大大加快。”②1999年合肥晚报社独资创办了《江淮晨报》,2000年《安徽商报》创刊,为安徽日报报业集团旗下的一份综合类都市早报。合肥报业中能归类于都市报的主要是《新安晚报》《安徽商报》《江淮晨报》和《安徽市场报》四家。因为都市报的主要特征表现在,首先它注重报道都市生活,强调与市民个人生活有关的实用信息;其次办报机制比较灵活,普遍采用全员招聘制,经营意识特别强;再次它针对普通市民发行。从这几点看,《合肥晚报》情况较为特殊,业内有人将其归于都市报,但笔者以为《合肥晚报》相较《新安晚报》而言,更多地承担着党的宣传任务,虽然兼有晚报、都市报风格,但论其性质还是党报,不应将它划在都市报行列中。《新安晚报》从创刊伊始便奉行的选材软些、视点低些、文字短些、报道快些、力克官腔官调的弊端的办报思路,由于母报《安徽日报》承担了党的宣传任务,因此更利于它倾向都市报。2005年《新安晚报》实行“晚报早出”的战略,成了名副其实的“早”报。《安徽市场报》1992年创办,起初虽为行业报,但一直因定位不准,经营困难,后因安徽省发改委注资才有起色,现在的《安徽市场报》虽然在报道上稍偏经济,但在版面设置、报道风格、报道题材及市民视角上已经是地道的都市报。

2、都市类报纸异军突起

由于合肥都市类报纸定位于综合性的市民生活――新闻报,兼具新闻传播、生活服务和消费引导功能,其时政类“硬”新闻和服务类“软”新闻大大增多,着意加重平民视角和民间立场,格外注重实施新闻策划,报道面也大大开阔,且大都实行低价厚报模式,因此,一面世便以强综合性、强可读性、全服务性、大信息量的特点满足了合肥人的读报需求,很快占据了合肥报业的主体市场。合肥都市类报纸异军突起最主要是给行业报带来巨大冲击,此外,近年来国家下大力气整顿报刊市场,并对报纸发行行政摊派采取了一系列举措,这对行业报而言无异于雪上加霜,致使其生存空间越来越狭窄,目前大多数行业报都处在一种惨淡经营的状态,不论发行还是广告都已被挤出报业主体市场。有调查显示,目前这些行业报的发行量多的在万份左右,少的只有几千份,全年广告额达到三四百万元的就算是可以的了。尽管都市类报纸对党报的发行和广告也提出了一定的挑战,但一方面都市类报纸大都是本地党报的子报,另一方面党报多年来所形成的物质基础和政策优势,使其无须仅仅依托市场发行,因此所受冲击有限。而且近年来《安徽日报》和《合肥晚报》也一直在进行改革和创新,改进新闻报道的手法与形式,以增强报纸的可读性,因此党报的发行量不仅比较平稳,甚至还稳中有升。现在,合肥报业市场由以前的党报、晚报和行业报的“三足鼎立”时代“已被党报和都市报的‘二元市场’所取代,在发行和广告上,党报和都市报基本上占了总量的95%以上。”③

3、激烈的同城大战

都市类报纸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的生存基础是能否拥有市场,天生就有竞争基因,近年来都市类报纸快速发展是缘于它从市场出发,发现并占领了传统党报完全忽视的地带。但是为了争夺市场这块蛋糕,都市类报纸陷入恶性竞争的泥潭,以至大伤元气,两败俱伤。2000年南京爆发了以都市报为主体的惨烈的价格大战,当时《江苏商报》《现代快报》《江南时报》等以每份一二角的价格低价出售,最后不得不由江苏新闻工作者协会牵头解决问题。合肥都市类报纸间的竞争虽没有像南京表现得那么极端,但仍可用激烈甚至惨烈来形容。合肥都市类报纸的激烈竞争主要有以下表现:首先是版面和报道上同质化现象严重,各家报纸的版面甚至排序都十分雷同,大都前几版是要闻和本地新闻,接着是国内、国际、文艺、娱乐、体育、股票、专题或故事。由于国际、国内、文艺、体育版大都是来自网络,很难有所区别,而本地新闻由于各家报纸对各个能出新闻的部门,如公安、工商、交通、技监、卫生、教育等做了分兵把守,重点部署,因此很难有报纸能采写到什么独家新闻。常常是合肥本地有什么新闻发生,几家报纸记者都会立即赶到。对读者而言如果从看新闻的角度考虑,订哪份都市报都差不多,至于为什么更青睐某份报纸,往往是先入为主的观念,报纸订阅获赠,纸张、印刷质量,广告的多少甚至副刊成为订阅的主要因素。其次,报纸发行上,自《华西都市报》实行“敲门发行”后,各地都市类报纸都竞相模仿,每年合肥报纸征订时,各都市类报纸的征订人员不厌其烦地,一波又一波的敲门推销。此外各报社从打折订阅、送米送油到种种抽奖活动乃至拚命扩版,为了拓展市场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再次,各都市报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的人才争夺战。报纸办得好坏本质上是由人决定的,没有一流的编辑、记者作后盾,想创一流的报纸几乎是不可能的。合肥各家都市报招聘新闻人才的广告随时可见,往往特别标明优先录用副高以上职称和中层以上干部。合肥新闻人才的流动主要有两个方向,一是由纸质媒体向电视媒体流动,一是在各都市类报纸之间流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合肥报业竞争愈演愈烈,突出表现在都市类报纸竞争上,有学者指出这是一种不正当竞争,事实上这些报纸的竞争目标并非像其冠冕堂皇宣告的那样为了做大做强,“恰恰相反,它们竞争的直接目的就是把同区域‘兄弟报纸’挤垮。”④

二、合肥都市类报纸的发展态势

近年,尤其是2008年由美国金融风暴引发的世界经济衰退,将使中国报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巨大的考验,合肥报业当然不能置身事外。笔者认为合肥都市类报纸在未来几年可能出现以下几种变化:

1、报业寒冬――广告争夺更激烈

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诱发的金融危机促使世界经济下滑。信贷市场的严重危机会抑制对企业直接投资,同时导致社会消费下滑。有资料显示,报业广告收入的周期性变化与宏观经济景气周期大体一致,而且报业广告收入的波动,滞后于宏观经济大约一个季度左右。同时报业广告收入波动的幅度,则无论是上升还是下降,均大于GDP的波动幅度,从这点来看,对合肥都市类报纸而言,报纸严冬将会出现在未来两年。在地方报纸尤其是都市类报纸中,房地产和汽车广告无疑占据了最大比重,而今年上半年整个房地产市场首次出现了从1998年以来,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同时下降的情况,多年来一直火爆的楼市出现了大幅降温;在金融危机肆虐全球时,由于汽车是自由消费品,因此所受冲击最大。有学者指出,实体经济中最受影响的是汽车行业,形势非常严峻,而且金融危机对中国汽车影响刚刚开始。⑤一旦房地产和汽车广告投放出现萎缩,对都市类报纸而言无疑是致命的。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新闻纸成本会加剧各都市类报纸对广告资源的争夺。近年新闻纸价格一路上扬,加大了合肥各报业集团和报社的生产成本支出,而且由于都市类报纸大都实行厚报策略,负担会显得更沉重,必然导致对广告需求“饥不择食”现象。可以预期未来两年合肥都市类报纸对广告资源争夺的激烈程度必将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2、生存之道――嫁接思维

在数字时代,都市报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兄弟报纸而是来自互联网,如果没有战略眼光和嫁接思维,都市报很难生存下去。这里所说的嫁接思维是指要拥有顺应数字发展潮流的战略眼光,按照数字化时代新的媒介产业去打造新的运作体制和商业赢利模式。2005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举行的世界报业协会上提出一个观点:没有在线和数字服务,报纸就没有未来。国外一些成熟报刊在操作路线、传播模式上的变革值得借鉴。比如《纽约时报》1999年就成立了独立核算的数字纽约时报公司,负责《纽约时报》网站和波士顿环球网等40余个网站。《数字纽约时报》以其原有媒介内容为依托,整合多种媒介资源,形成跨媒体的综合信息平台,既向读者提供免费的订阅服务,又囊括个性化、全面周到的收费服务,这样便很好地将报纸的信息源优势与互联网信息综合集成展现的特点很好地结合起来,一方面拥有报纸发行的有形渠道和网络版的直销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内容与媒介的脱离,也使媒介渠道极大丰富,为传统报纸开拓了互联网中介服务的新模式。澳大利亚《佛雅贝格新闻报》地区主管希皮认为:“数字化业务是一项重要业务,在线业务是一项高增长业务,报纸则不是。”⑥目前合肥的都市报虽然有了网络版,但和国内大多数都市报一样普遍存在一个问题:“大多数都市报都没有自己独立的门户网站,一般捆绑在报业集团的在线网络中,大大限制了都市报融入互联网的能力和潜力。大多数都市报的数字化传播,仅仅体现在‘内容进入网络’,而没有实现整体式的‘报纸进入网络’,其互联网传播有名无实。”⑦所以在未来几年合肥的都市类报纸能否突破报业集团的在线网络,而实行新的模式转变,会决定其将来的命运。事实上不仅对合肥的都市类报纸而且对全国都市报乃至各类报刊而言,谁占领了数字化的高地,并由此而带来商业模式、赢利模式的改变,谁就获得了生存之本。

3、报业格局――种类减少

尽管合肥几家都市类报纸都宣称是面向全省乃至全国发行的,但实际上还是以本地发行为主。对区域性报业竞争而言,“三四律”的作用将十分明显,即无论报业市场竞争多么激烈,“占据前两名的报纸获得了市场大部分发行及广告份额,第三名以下的报纸,其市场影响力大为减弱难以有效吸引广告客户”“对于第三名来说,要么尽快冲击第二,进入安全区;要么退出竞争,转入细分市场。多数情况下,维持现状是没有出路的,只会带来更大的经营亏损”⑧从其他城市的都市报格局看的确如此,如成都最有影响的是《成都商报》《华西都市报》和《成都晚报》;南京是《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和《金陵晚报》;西安是《华商报》《西安晚报》和《三秦都市报》。在合肥报业中,《新安晚报》《合肥晚报》常年占据前两位,目前《安徽商报》上升较快已稳居第三。由于合肥报业市场这块“蛋糕”是有限的,从长远看,在“三四律”的牵引下,必然会将弱势报纸挤出市场。在美国报业历史上,从1910到1930年出现过虽然广告收入、读者人数、办报城市数目在增长而日报数却减少了258家现象。其原因被归纳为七点:“(1)出版工作中的技术革新带来的压力;(2)发行量和广告收入方面的竞争所形成的压力;(3)产品的标准化,使报纸丧失特性和对读者的吸引力;(4)某些报纸的存在并无经济和社会需要;(5)经营管理上的失误;(6)战时通货膨胀和工商业大萧条的影响;(7)报纸出于各种原因而进行的有计划合并。”⑨尽管我国与美国媒体制度大不相同,但在市场条件下,促使报纸减少的上述七点原因中的某些因素,还是具有现实性意义。笔者以为在未来几年内,合肥目前的报业格局一定会发生变化,必将有都市报退出市场,甚至这一可能性会因经济下滑而提前来到。

数据来源:北京世纪华文国际传媒咨询有限公司

从更长远的时间看,报纸的前景是不容乐观的,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的菲利普・迈尔教授有关报纸消亡的预言及2005年国内的“拐点”论,都促使人们对报纸命运做更多的思考。笔者以为报纸消亡并非危言耸听,虽然不一定有准确的时间表,但报业会呈起伏状态曲折地、逐步地走向衰退继而消失。目前无论美国、欧盟还是中国都有调查数据显示,2005年后报纸受到互联网的挤压,广告额不断流向互联网。因此,倘若以10年、20年为周期来看,合肥包括都市报在内的报纸势必会呈现整体衰退的趋势。这就像有人戏言的那样:“现在大家不是比谁活得好,而是比谁活得长。”⑩

注释

①孙玮.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都市报――都市报的产生及其实质[J]. 新闻大学,2003(4):7

②席文举.新型晚报的新思维.中国社科院新闻研究所. 传播・社会・发展――全国第四次传播学研讨会论文集[C]. 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349

③高文光.从三分天下到二元市场 由诸侯混战到收拾河山――合肥报业市场发展态势浅析[J].中国报业,2006(7):40

④张维.同城大战 恶果与对策[J].传媒,2005(8):20

⑤auto.省略/20081027/n260276632.shtml

⑥崔保国主编.2006年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4:11

⑦陈翔.探讨都市报十年发展显现的问题[J].新闻记者,2008(1):61

⑧赵勋 韩隽.传媒竞争中的“三四律”及对报业竞争格局的影响[J]. 编辑之友,2006(6):68-70

⑨[美]迈克尔・埃默里 埃德温・埃默里著 展江 殷文主译.美国新闻史――大众传播媒介解释史[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1.9:336-337

⑩喻国明.中国报业的现状与契机[J].传媒,2006(1):29

报业数字化论文范文第10篇

[论文内容提要]纵观2006年报业增幅的减缓,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合理性。而国家相关行政部门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理性、合理的报业竞争秩序的回归,与新技术的融合,与新媒体的合作,都将使人看到报业的又一个“春天”。

慧聪国际咨询的统计资料表明,2006年中国报刊业经营总额为760亿元,其中,报纸总额为691.5亿元,比上一年增长39亿元,同比增长5.97%,而2005年的增幅为9.97%。面对增幅的下降,曾一度出现“报业冰河期论”、“抛物线论”、“消亡论”等悲观论调。实务界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我们没有理由唱衰纸媒,相反,纸媒将发挥自己得天独厚的优势,与新兴媒体共存共荣,迎来新的发展契机。”现任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如是说。解放日报报业集团社长尹明华以纸媒体的“既存优势”阐述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纸媒体依然具有着改革与发展的广阔的、未可限量的空间”的观点。北京日报报业集团社长梅宁华从报业总量在不断增长的事实,以及传媒功能说、报业的历史地位说等方面,驳斥“唱衰纸媒”的言论。哈尔滨日报报业集团社长程颖刚从纸媒不可替代的优势,以及“将新媒体新技术为我所用”的理念批驳了“纸媒消亡论”。

报业经营总额增幅放缓的原因

2006年报业增幅较2005年相比呈现放缓趋势,但其总量在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报业2006年增幅放缓有其自身的原因和合理性,笔者认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我们应该以相对的观点来看待报业增长“放缓”问题。应该说它是我国传媒市场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结果。梅宁华认为,“随着市场竞争逐步规范化,秩序化,报刊市场已经度过了早期较为混乱的跑马圈地式的高速增长期,开始进入了一个相对的平稳发展期。”报业经营总额增长速度的“放缓”,源自于报业多年的增长过快和总量的积淀。1998年全国报纸广告收入近1101亿元,比1978年0.75亿元的报纸广告总额增长了140多倍;报纸发行种类由1978年的186种猛增至目前的2000多种;报纸印量也由1978年的40亿对开张增长到现在的540亿对开张,增长了10多倍。一些大型的报业集团还成立了自己的发行公司,拥有少则数百多则上千人的发行队伍和密布所在城市甚至遍布全国的发行营销网络,而如此高速的增长往往会令人忽视隐藏在背后的潜在问题。而网络广告的激增,则是由于其刚刚起步以及基础的“菲薄”,容易以一种强势的面貌出现在人们面前。

第二,2006年国内经济的宏观调控是引起报业广告收入减少的原因之一。由于2006年国家进一步规范了房地产和医药业广告的投资,而房地产、医药卫生正是许多报纸广告的重要来源,从而给广告增长带来了很大压力。也由此可以看到广告是支撑报业经济来源的单一性,使中国报业有理由冷静下来审视自身的不足,围绕报业主体开拓多元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广告投放体制。“广告、印刷、发行以及与信息收集、整理、、咨询相关的信息服务是报业经营的主体。”而“报业的主体经营在经过多年积累之后,目前虽然已取得初步规模和实力,但同时也不同程度地显露出经营内容单一、经营方式陈旧、市场容量制约以及增长后劲不足等危机的征兆,报业传统的主体经营模式和产业结构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多元化经营应该从媒体自身的客观条件出发,首先在自己熟悉的领域里展开。

第三,2006年中国报业增幅的“放缓”,其根本原因在于报业内部的自戕,而不是由于跟互联网的竞争。目前我国有1.6万个商业网站,网络广告仅占据整个中国广告市场的2.83%。从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出,网络广告份额很小,对整体广告市场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因而其对报纸广告份额的影响也可以说很小。而“媒体内部的恶性竞争,如报业价格战,则导致了广告版面价格的下跌、报纸常年亏损、大量优秀人才流失、市民低价买报的观念固化成型。”从而导致大量内部资源的浪费、办报成本上升、受众减少、报纸质量下降等问题,使报纸经营亏损。

第四,新媒体的出现,因其媒介属性,势必对报业受众和广告造成分流,但目前尚不是主要原因。

中国报业正在迎来又一个“春天”

在网络媒介等新媒体势力看似大行其道的今天,中国报业不但不会“走衰”,反而会结合自身优势、实际情况博采支撑新媒体背后的先进技术,迎来发展的又一个“春天”。

第一,国家关于报业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有利于报业的进一步发展。新闻出版总署积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报业因此出现转型和升级:1、报纸出版“准入机制”和“退出机制”的建立健全,报业结构将得以优化,报纸出版资源将得到更加合理的配置。2、逐步推进报业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经营,使报业市场由条块分割、地区封锁、城乡分离的市场格局向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报业市场体系转变成为可能。3、报业经营体制的试点改革促使报业经营机制的创新。2006年,中国的报业在推进体制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中取得了一定成绩,如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完成了从报业集团到传媒集团的战略升级:评估、重组、壮大和全面利用、综合开发现有的资源,全面推动集团发展,探索党报的合作机制,与地市报合作,利用规模效应扩大区域优势实现双赢;创新实地投融资体制,引进战略投资优化集团核心业务结构,夯实了竞争实力。浙江日报报业集团创新管理体制,打造新的集团宏观管理构架以及媒体、公司两分开一本账的微观市场主体,推进报业产业化;以报为本、多元经营,以媒体为核心,已形成广告、发行、印刷相互支持的报业产业链,推进了报纸相关产业的拓展,集团营业收入、广告收入和净利润有较大增长。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确定“打造以报业为核心,报纸、期刊、图书网络等多媒体互动发展的新闻出版文化传播集团”的发展战略等,可以看到,2006年中国报业从体制到产业的转型和升级都呈现了良好的态势。

第二,理性的回归和报业竞争新秩序形成。报界的有志之士已经充分认识到市场竞争中理性、秩序的

回归是报业健康发展的前提。中国报业的无序竞争局面在行政主管部门的有效规范和调控下,2006年已经逐步得到好转。报业市场秩序的改善使市场竞争主体深受裨益,黑龙江多家报纸共同向社会承诺:“今年订报不送礼,送礼就送好新闻”,同城各报间的关系明显改善。沈阳、大连、鞍山三市的12家都市报,2006年总发行量比2005年增长6%,发行成本减少1.3亿元。河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局把省会的15份报纸分为都市类、专业类、对象类报纸,从办报宗旨、读者对象、专业分工等方面作了较为明确的定位,使各报逐步向个性化方向发展和转型,以差异化定位规避了同质化竞争带来的恶果。梅宁华在分析中国报业处境时谈道:“目前,中国报业发展已经进入到一个从混乱转向规范的整合期,这是中国报业从单一垄断进入规范竞争形态的新阶段。经过一段时间市场力量和行政手段的整合,加上报业退出机制的建立,中国报业竞争一定会走上规范有序、快速发展的正常轨道。”可见,理性、秩序的回归将为中国报业的健康发展带来蓬勃生机。

第三,数字报业的兴起,新技术的支持,为中国报业开辟出一条发展的全新模式。1、2006年,中国报业的从业者们纷纷开始探索传统报业向数字报业的战略转型。解放日报报业集团在“E”世界里可谓一马当——2006年前9个月相继推出i-news(手机报)、i-mook(电子杂志)、i-paper(电子报)、i-street(公共新闻视频)4种新媒体,实现以不同的终端对各个细分市场的受众无缝覆盖,以全新的理念和措施实现了传统报业产业链的延伸和增值。2、数字报业带来的不仅是形式的变化,同时还有新的发行思路和办报思路。天津日报报业集团从发行终端切人数字化转型,推出卫星报,在39个国家《天津日报》可和《今日美国》等报纸同步落地,实现在全球当天发行,即时阅读。社长张建星称:“卫星报的意义不在于发行量,而在于提升整个发行价值。它改变了我们整个发行思路和办报思路,让我们在战略上去谋划未来。”。传媒产业的未来并不是新媒体,而是支撑在新媒体后面的新技术。通过与新技术的结合,实现报业产业链的延伸、对广告客户的增值服务、建立与受众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形成更具潜力的商业模式。

第四,报业开始与新媒体合作共赢,共同探索发展的新路子。新兴媒体的强势出现,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报纸应该理智的寻求与它们合作获得共同发展。梅宁华认为,“纸媒体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不是处在一个层面上的竞争对手关系。相反,网络报、电子报同样是报纸的不同形态。”在美国的网民中,上报纸网站的网民超过了网民总数1/3,这些报纸网站成为报业集团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中国的报业也已经开始注重同新媒体的合作。2006年12月,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新浪公司宣布: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双方将探索平面媒体与网络媒体合作共赢的全新模式,共建联合传播平台。在新闻内容、市场经营和资本运作等领域开展全方位的合作。“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将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双方的相互渗透及合作将会创造出更多的细分市场,对合作双方无疑会产生互利和双赢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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