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士\硕士\博士

我在1908年底读完了大学学位的课程。这给我带来了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记得，在我三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从注册主任那里得到一项通知，说我已经读完了规定的一百二十四个学分――实际上我想我已读完了一百二十六个学分；因此，我有资格毕业了。他要我向他提出报告，请他做出毕业安排。我去告诉他，我不想毕业，这使他很惊讶。他说，“你真的不想毕业吗？那么，你到哥伦比亚大学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我告诉他说，我想跟我所在的班在1909年一起毕业。我非常喜欢这个班，特别是由于我担任了好几个职务，比如，我十分乐意干的《旁观者》的编辑工作，学生代表委员会的成员和纳柯姆斯高年级学生协会的成员等。我希望能参加所有这些组织和工作。这也许是一种幼稚的想法，但当时我强烈地感到，我只应跟班，不该毕业。注册主任说，他不明白，按照规章，我已完成了规定的课程，我怎么会拒绝毕业。既然我坚持，同时他也懂得了我不愿在那年毕业的原因，他说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再找我谈一次。这样，这事就搁置了两三天。后来，我突然接到他的一张明信片，叫我到他的办公室去。我去到那里，他得意地告诉我说，他已经有办法了。他说，我可以拒交二十五美元的毕业费，然后他就把我的名字去掉，并在他的报告中说明，我没有达到毕业的全部要求。

谈到毕业的要求，我顺便说一下另一个经历。我碰到了相当严重的困难。那就是体育课对毕业的新规定。我不发愁上体育课，可是通过游泳测验却有一些困难。虽然每星期我跟班上游泳课，我却感到跳台跳水很难。日子久了，教练就着急了，因为同班几乎所有的人都及格了。临到年终，由于我一再推迟，我还没有参加考试。最后，教练不客气地对我说，“顾维钧，你要知道，游泳考试在大学课程中和其他科目同等重要。你要是不考，你就不能毕业”。这可把我吓坏了；我说，我要在下周找个时间进行测验。他说下周可是我最后的机会。到了星期一，大部分项目如俯泳、仰泳和侧泳都及格了。最后，该上跳台跳水了，我走上去又下来了，没有跳。他问：“怎么回事？”我说我跳不了。他说：“不行，不行，你跟我来。”然后他喊道：“跳啊！跳啊！”我不敢跳，又下来了。他跟着跑下来，把我抓住，说：“上去！”我又第三次上去，觉得这台比以前更高了。他说：“好啦，勇敢些，闭上眼跳！”他还说：“我知道你不敢头朝下跳水，你就闭眼迈腿吧。”我这样做了，一下子跳进水里。我记得很清楚，当我的脚接触到池底时，我可吓坏了，不过我立刻就浮了上来。浮上来后我就向悬梯游去，爬上了岸。我问他：“你看怎么样？”他说：“行啊，你到底跳了，不过动作太笨了。”这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最后一关。

从1909年初开始，我注册为法学院学生，同时是政治系的研究生。我是按照穆尔教授的意见学习法律的。他是我主修专业课程即国际法和外交的教授。他像父亲一样关心我，有时候花费许多时间同我讨论，为准备从事公职，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他着重劝告我，我上法学院主要不是为了法学的学位，而是为了获得法令和习惯法的基本原则的知识。他认为英、美习惯法是法律原理取之不尽的源泉，是英、美司法制度的基础。根据他个人经验，他深感掌握司法知识，对我日后处理国际法和外交事务将大有帮助。他不仅引证他汇编的巨著《国际仲裁》，而且提醒我，掌握法律知识在处理任何国家对外关系中的实际和具体问题是多么必要，这是他在美国的强权关系中的感受。

我的主修科，国际外交，由穆尔教授指导。我还兼修两门副科，就是古德诺教授的宪法和行政法和比尔德教授的政治学。我问穆尔教授是否有必要攻读文学硕士。穆尔教授回答说，如果我想获得文学硕士学位，我只要写一篇论文就行了。我就决定先攻读文学硕士学位。穆尔教授给我指定了一篇论文题目叫做《“破火山口”案件的历史和法律》。

现在，我想谈谈我攻读哲学博士的准备情况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生学习阶段的一般情况。我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在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继续学习。我前面说过，我在三年内读完了规定的学分。因此，在哥伦比亚大学四年级时，我实际上已经在读研究生的课程。到1909年，我在获得学士学位的同时也获得了硕士学位。

我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外国对中国政府的权利要求》。穆尔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题目，而且还很少有人论述。穆尔教授编完了他的不朽巨著《国际仲裁》之后，自然对这个题目深感兴趣，因为这本书所论述的就是一个政府对另一个政府、或者一个政府集团对另一个政府集团的国际权利要求。他觉得应该写一些东西，使思想深入一步，在国际法学中产生一些能激发其他国际法学生兴趣的东西。我记得他曾向博恰德提出过同样的建议。博恰德和我在一个研究室。我们两人面对面，就我们研究的各个方面展开讨论和辩论。他以后在耶鲁大学执教，成为那里的国际法教授，并出版过论述美国海外公民外交保护的权威著作。

（选自《顾维钧回忆录》，中华书局，1985年，有删节）

心灵物语

顾维钧先生在本文中讲述了自己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从本科到博士的学习经历，他的非比寻常从其20世纪初就在哥大获得博士学位窥见一斑。文章朴实自然，作为一个外交家，他不需要语言的优美。但是读罢此文，联系他在中国外交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我们就可以明白只有刻苦钻研的人事业才能取得成功，大学阶段的活动锻炼也给予了他不少养料。为自己的梦想踏实奋斗，终有一天，将会收获人生的微笑。

顾维钧，中国近现代史上最卓越的外交家之一，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1919的巴黎和会上，就山东的问题据理力争，以出色的辩论才能阐述中国对山东有不容争辩的，为维护中华民族的权益作出了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