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报.自由谈》与现代上海市民文化

《申报》副刊《自由谈》是中国现代最著名的副刊之一。1932年12月,史量才借《申报》创刊六十周年之际,对《申报》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大胆起用了刚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年轻编辑黎烈文任《自由谈》的编辑。黎烈文新生的《自由谈》一改先前为鸳鸯蝴蝶派所把持的颓废风格,使之立足于文艺的“进步与现代化”,“不违背时代潮流与大众化为原则”①,团结了鲁迅、茅盾、瞿秋白、叶圣陶、郑振铎等进步作家,使《自由谈》成为进步舆论的重要阵地,他的继任张梓生也沿袭了他的编辑思想和风格,1932年12月至1935年10月间,《申报》因《自由谈》的巨大影响而发行量大增,最高达20万份,拥有广泛的受众群。副刊《自由谈》作为信息和知识的传播载体――同时也是思想意识和文化观念的传播载体,在满足上海市民精神文化消费需要的同时,也以报纸所特有的信息沟通和文化传播功能影响了上海市民文化的形成。

培育国家意识

《自由谈》作为新闻文学的载体,关注时事成为其重要的内容之一,在1932年至1935年间,许多国内外大事在《自由谈》上都有所反映。

1933年是中国社会内外交困的一年。日军侵华、东三省沦陷、大学生逃难、古物搬迁、日本小林多喜二之死、萧伯纳访问上海等在《自由谈》上都有所表现。鲁迅的《“逃”的合理化》揭露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很快沦陷,山海关失守,平津危急,于是北平大学生不再如以前一样游行请愿,“碰在刺刀和枪柄上”,而是“大家走散,各自回家”,纷纷逃难,但却招来了恶骂。1934年1月,溥仪登基当上伪皇帝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致立《谈皇帝》开篇即说:“溥仪要登基称帝了,自然,这是承日本的意志的。”1935年中国城乡经济大面积破产。在农村方面,人民到了衣食无着的地步。臧克家《愁来碰人》写出了农民孩子的呼声:“现在我的乡村破产的不成个样子,整日里听不见别的,只听得这家卖宅,那家当地,因为连年旱灾、虫灾弄得五谷不收,人民衣食不足。”

《自由谈》对社会事件的关注,引导市民关注由都市化和工业化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上海所遭遇的内忧外患的艰难世事的认识,引发他们对时局艰难和国势衰微的关注和思考,从而将国家、民族、政治等宏观主题带入到都市日常生活中,使沉浸于现代物质文明的上海都市经由文字的构建体验了连年战乱带来的黍离之悲,并于潜移默化中培育起市民阶层的国家民族意识。

引导社会舆论

《自由谈》作家不遗余力地揭露了对内实行强权政治、对外妥协退让的政策,而且并不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层面,甚至根本否定某些现行制度,引发读者对现行制度的反抗,可谓大胆激烈。一是揭露的政治权力本质。郁达夫《非法与非非法》指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为营救抗日被捕的学生而被北平市党部诬为非法团体。的法律制度也是为其权力统治服务的。二是指摘的施政行为。徐懋庸的《希特勒与雍正帝》讽刺两个暴君“软功”和“硬功”兼施的行为,希特勒采取微温主义使艺术家们投降,雍正帝释放反清文士等也都是别有用心,影射的软硬兼施。三是抗议的不抵抗政策,甚至有许多针对官场要人言词激烈的批评。茅盾在《哀汤玉麟》中指出,热河失守,主席汤玉麟弃城潜逃被革职查办是张少帅不抵抗政策的变相表现,表面上哀汤玉麟不懂“抵抗的策略”,实际借用反语讽刺不抵抗政策。

上世纪30年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特点是城乡经济的大面积破产,帝国主义自身经济危机的转嫁、国内官僚资本的垄断、连年的自然灾害等天灾人祸叠加重合,将衣食无着的广大民众推向死亡的边缘,社会经济濒临崩溃。廖沫沙的《强盗之妻》、韩侍桁的《骗子》对城乡现状进行了描摩,他们从“哀民生之多艰”的现实主义传统出发,展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现状,一定程度上与左翼创作倾向相吻合,表达了知识分子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30年代政府的工业化政策和西方殖民经济的片面移植,使上海在向着高度发展、畸形繁荣的现代化都市迈进的过程中,滋生出一种融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于一体的都市文化。鲁迅的《正是时候》将矛头指向政府为维护其专制统治,重新抬出孔子及儒家思想,提倡尊孔、复古、读经、崇儒,推行所谓的“新生活运动”,奉儒家思想为正典,用以规范人们的日常生活的行径,讽刺在都市生活中出现的封建旧文化的变异。

拓展世界眼光

现代都市生活拉近了中国与世界的距离,作为世界第三大城市的上海都市生活与世界其他国家的步伐相去不远,《自由谈》在关注世界问题上做了一些努力。

译介外国文学是《申报》的传统。早期的《申报》连载的都是外国小说,如英国的《听夕闲读》,日本的《栖霞女性》。黎烈文主编期间,发表在《自由谈》上的法国译著占有一定的分量,原因是黎烈文在留学法国时,专治文学,对法国文学比较熟悉,他自己亲自翻译了A・Maoois的《一个大师的出处》、赖纳的《红萝卜须》和莫泊桑的《两兄弟》,以及他人翻译的梅里美、菲立普、H・Barbusst等法国作家的作品。此外,还刊登了英国、美国、苏联(俄国)、朝鲜等国家作家的作品,小说以短篇为主,其中长篇小说《黑女求神记》是为了配合英国作家萧伯纳访问中国而特意安排刊登的。

《自由谈》还刊登了大量介绍世界各地的风俗、趣闻、知识等短文,在1932年12月间刊登了《纽约之街》、《自纽约说到伦敦》、《现在世界最大的轮船》等文章,这些文章涉及不同地域的景观、风情、人文、科学、军事等方面的内容。

滋养人文精神

《自由谈》刊载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诗歌、民歌、漫画等文艺性作品,这些作品通过文艺的方式,对广大市民进行现代性意识的教育,拓宽了他们的眼界,促进他们对国际形势的分析,对国内形势的认识,对社会问题的探讨,对广大社会底层人民民生问题的关注。

历史小品是一种复活史实、史事和历史人物的小品文,可以用来借古论今,托古寄怀,也可以用来普及历史知识,开拓读者视野。历史小品的首倡者是曹聚仁。1935年2月21日至3月1日,曹聚仁在《自由谈》上发表《历史小品座谈》系列连载,提倡小品文向历史题材开拓新路。《弥正平之死》一文,作者综观史书记载和弥正平的诗赋作品,发现他的死因并非因为曹操、黄祖忌才,而是曹操、黄祖左右之人妒贤忌能所导致的。历史小品多是借古讽今,现实针对性强,又有独到的史实,在20世纪30年代言论自由遭到钳制的特殊情况下,它独辟蹊径,开辟了一条言论的新路。

旅行记是游记体散文中较有社会意义的一个品种。20年代末30年代初,一部分旅行记与新闻政治紧密结合在一起,发展成记事因素较强的报告文学,还有一部分仍保留它叙述风俗人情、社会变迁的特点,在《自由谈》上继续发展。艾芜是《自由谈》上旅行记创作的代表作家,他的《滇东小景》、《滇东旅迹》、《旅途断片》等一系列文章,描写了云南、四川、缅甸等边地荒野的风土人情。作者领略西南地区的风俗人物,记录人迹罕至、土匪出没的边地生活,摹写荒原旷野的山川景色。他还对落后地区边民的愚昧、商贩的自私、保商会的横行霸道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艾芜将残酷的阶级压迫和人们生存的悲哀和痛苦一一诉诸笔墨,引起了读者对边地人民的同情和自身生之艰难的共鸣。

1934年3月14日起,《自由谈》上开始刊载民歌民谣。《自由谈》搜集了大量的各地的新旧民歌,歌颂人情之美,鞭挞世态之恶,倾注人性关怀,唤醒广大读者的悲悯情怀。

此外,《自由谈》在1934年5月24日开始刊登漫画,其中丰子恺先生世情漫画前后不定期地刊载了一年多的时间。丰子恺先生的漫画一方面描摹民间风俗,其中也不乏喻世之作,如以两青年一拉一唱为内容的《五卅之歌》,以主人将猫骑在狗身上为寓意的《活傀儡》,反映童工生活题材的两个孩子抬一口大缸的《10+10=20岁》,表现农民辛勤劳动插秧的寓意农村是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的《中流》,表现三人抬轿的《三与一之比》,等等。从这些漫画中,我们不难看出丰子恺先生丰富而浓烈的感情世界。“我们在丰子恺的画里找不到暴风雨的恐怖,也找不到高速度的紧凑,在那里,有时候看出了各种各样的声音,和谐、平凡,但不出你日常所闻的范域,好比鸡的唱晓,闹钟的走声,摇棉纱声,猫叫春,孩子们的哭或笑,一切都是极其普通。画儿所内涵的情趣,也是冲淡平和的,不过,在这冲淡的平和当中,却带了苦涩的成分,而这样的苦涩,只要是人间随地便可把它找得到。”③

活跃在《自由谈》上的中国现代知识精英,承载了更多的历史责任,将知识精英的精神内涵和价值取向灌输给大众,告诉大众他们应该知道什么、了解什么,以此来提升大众的精神境界。这些作品表现出新式知识分子的精英文化特色,他们将自己的觉悟化为文字等载体,传达给广大市民,试图以此来唤起民众的觉醒,构建健康的现代市民文化。

注 释:

①《本报今后努力的工作》,《申报》,1932(11)。

②《自由谈》,1932(12)。

③周启:《丰子恺论》,《自由谈》,1934(9)。

(作者单位:盐城师范学院党委宣传部)

编校:施 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