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战争一代如何奠定美国根基?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但又是古老的共和国，在18世纪世界依然是君主国的海洋中，美国成为共和国的孤岛。直到19世纪，共和国才逐渐变成世界政治的主流。如果没有独立战争“奠基者”的努力，美利坚共和国这样的“政治试验”，也未必能够顺利完成。

二战之后，美国成为世界霸主，人们关注的焦点是美国的霸权能不能持续，美国会不会衰落，而共和国早年的襁褓生活似乎被人淡忘了。然而，对于当下世界，18世纪的美国建设史可能更有助益，因为世界的霸权国只有一个，但是每个国家都在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国家建设，尤其是共和国的建设。如同福山所言，国家构建的失败是对世界秩序的最大挑战。

美国早期历史的研究者约瑟夫・J.埃利斯在《奠基者：独立战争那一代》中，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利坚共和国诞生与成长的历史图景。在这本书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共和国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13块殖民地经历了战火的淬炼，但是未必就能成为一个伟大的共和国。

正是独立战争那一代人，而不是神，把人性中的激情、理性融入到制度的建设之中，但是，那代人也留下了一个巨大的制度漏洞，那就是奴隶制，这个漏洞最终让共和国经历了内战的考验。直到奥巴马当选为美利坚总统，这个漏洞才算彻底被补上。

共和并非天然所成

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后见”之明是一种优势，但是需要摆脱“习以为常”，比如美国的成长历史，独立战争的确是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但未必一场战争就为共和国这种新的政治模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同一切初生的制度和组织一样，创始一代的性格和做法都会渗透到这种组织制度之中，进而变成制度的惯性和基因。美国也是如此，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基本奠定了美国的政治传统，即便到今天，杰斐逊主义、汉密尔顿主义依然存在于美国的政治辩论之中。

共和国和民主国家并不是一回事，在今天的语境中很容易将二者混淆，独立战争的那一代人中，民主并不在他们的视野之中。共和主义也是精英政治，而独立战争一代就是奠定美国政治制度的精英群体，如埃利斯所言，“政治制度的形态和特征是由少数政治领袖决定的，他们相互熟识、相互合作又相互冲突，这种合作与冲突在个人性格和理念层面上，塑造了宪法中的制衡原则。”

美国宪法已经成为美国人的信仰，其影响力不亚于《圣经》，当宪法被遵守和执行的时候，才有，才有权威。在过去二百多年来，美国的宪法堪称典范，一部寥寥千言的宪法，能够指导一个共和国成长为世界霸主，虽然不断增加了修正案，但是架构犹存。宪法本身就是独立战争一代的政治精英相互妥协的产物，他们都坚守了共和的理念，共和的对立面是君主制，保持了对君主制度的戒备。他们所看重和维护的是个体的自由，因此，公民不服从的权利也被保留下来，革命的激情被导入到国家制度之中。

共和国的初期，如同万物生长的春天，有时候也如同地下喷涌的岩浆一样。战争结束之后，失去了共同的目标，每一位精英都自命不凡，身负天命，如何防止个人野心绑架或者驾驭共和国，就摆在每个人的面前。很多国家都没有渡过这一难关，共和国如同襁褓中的婴儿，在一次次的“党同伐异”中不断“重生”，却难以走出襁褓。

美国独立战争那一代，也无法摆脱这一人性的缺陷，但是，最终美国软着陆了，他们找到了一种博弈的方式――“找到了持续辩论或对话的方式，以这种方式包容了他们之间争吵的爆炸性能量，而且这种辩论或对话最终因政党的创建而被制度化了，变得安全了。”美国并非天成，而是独立战争那一代政治精英找到了共和国的成长之道，通过辩论或者公开的争吵，为共和国寻找到生命力。

决斗的隐喻与共和之难

埃利斯将“决斗”放在了第一章，那是1804年7月11日发生的故事，汉密尔顿和伯尔之间发生了一场决斗，如同中世纪的绅士一样，四目相对，拔枪对准了彼此，枪响了，汉密尔顿倒下了，第二天便离开了人世。伯尔虽然赢了这场决斗，却丧失了政治生命，反倒成为“叛国者”。至今，还有很多人为汉密尔顿惋惜，作为首任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华尔街的崛起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汉密尔顿因为个人的名誉而选择了那么老套的解决方式，着实不明智。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

埃利斯如同福尔摩斯一样揭开了决斗背后的“真相”，汉密尔顿只是式微的联邦党人事业的守卫者，为了他向往的强大的联邦政府而殉道；而伯尔的背后则是杰斐逊、亚当斯这样的政治对手，尤其是杰斐逊，他与汉密尔顿分属不同的政治光谱，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两端。伯尔是个聪明的政客，为了个人权位而不断改换门庭，在美国立国之后的十几年中，共和国还没有那么强的生命力，很可能被政客们绑架。汉密尔顿知道，新英格兰地区的政治精英招募伯尔，是因为他们计划在杰斐逊上台之后，从联邦中脱离出来，与分离主义运动联合，建立一个联邦党控制的由北部各州组成的邦联。

汉密尔顿与伯尔的决斗，与其说是个人名誉之间的“最终解决”，不如说是共和的难题，如何将13块殖民地变成一个共和国，每个州都有自己的心思，都希望自己利益最大化。汉密尔顿一直以建立强大联邦为梦想，比如，建立国民银行、接管各州债务，等等。然而，“1776年精神”中就包含着对集权的恐惧、对君主制的敏感。在华盛顿卸任之后，汉密尔顿也离开了政治舞台，此外，党派纷争的界线已然明朗。汉密尔顿与伯尔之间的决斗背后是两种政治主张的博弈。值得庆幸的是，两派政治家都没有再诉诸武力，两人的决斗消弭了政争的巨大能量，这是汉密尔顿个人的不幸，却是共和国的大幸。

埃利斯说，“荣誉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品格是重要的；而品格之所以是重要的，是因为美国共和政府实践的命运，还依赖于有道德风范的领袖能够存活下去。最终，美利坚合众国会发展成为一个法治之邦，并建立能够抵御腐败或无能政府官员的制度。但是，当时还没有到达这种地步。”诚如斯言，没有那一代人的政治伦理和道德规范，共和国的航船真不知道会行驶到何方。

相比于汉密尔顿与伯尔的决斗，杰斐逊和亚当斯之间的“伟大友谊”，则展现了那一代人的政治底线和行为规范。1796年华盛顿卸任，拒绝再次参加总统大选，他也留下了那篇堪称美国“立国支柱”的《告别演说》，它是华盛顿所代表的那一代人的治国理想。在1792年，华盛顿就邀请杰斐逊写这么一篇文章，后来只是因为推托不过，继续当了一届总统，四年之后，杰斐逊和华盛顿的关系已经变得很微妙了，甚至可以说他们已经是政敌了。

作为华盛顿曾经的副官和追随者，汉密尔顿成为这一文件最后的修订者，也算是联邦主义的一篇经典文献。只不过，后世的学者更关注这篇文献所阐释的“中立外交”的思想，因为华盛顿卸任之际最紧迫的问题已经不存在了，那就是国家团结的问题。杰斐逊的革命主义理想，并没有随着独立战争的结束而终结，他始终相信，自由具有超越时空的价值，美国革命所代表的理想会传播到世界各地，因此，他对法国大革命是非常热忱地支持。

在华盛顿卸任之后，杰斐逊和亚当斯这两位伙伴成为政治对手，1796年的总统大选很激烈，却充满了绅士风度，杰斐逊风轻云淡地接受了失败，因为大选前他就预测到会以三票之差败于亚当斯。最后，杰斐逊做了亚当斯的副总统，但是他们与其说是搭档，不如说是政敌，杰斐逊选择了做共和党的领袖，而不是亚当斯的副手。

对于亚当斯来说，当总统当然实现了政治夙愿，但是华盛顿留下的是巨大的阴影，没有人可以与华盛顿相提并论，而华盛顿留下的政治烂摊子都要新总统来背。亚当斯的内阁成员，还有很多人是汉密尔顿的信徒，他所倚重的只有自己的妻子阿比盖尔。亚当斯努力维系了无党派的局面，但是两党制已经无可避免，随着亚当斯的卸任，美国也进入了政党政治时期，稳定的政党制度为共和国内的政治纷争提供了软着陆的基础。

那代人留下的大漏洞

1826年，杰斐逊和亚当斯几乎同时离开了人世，独立战争一代也算落幕了。三十多年后，美国陷入了内战的漩涡之中，五十多万人死于这场战争，而根子就在于独立战争那一代人没有解决奴隶制，为了共和国而将这个致命的漏洞搁置起来，奴隶制之于共和国如同癌细胞。从1790年废奴的议题浮出水面以来，半个世纪过去了，美利坚不得不刮骨疗伤。

独立战争时期，平等主义成为革命动员的口号，人们也认为废除奴隶制应该是建国之后的自然结果。然而，建国之后，南方各州，尤其是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依靠种植园经济，如果废除奴隶制，就意味着这些白人精英的权力和财富之路被斩断了。

埃利斯也认为，“人们无需成为一个无可救药的空想家，就能够看到美国独立战争所带来的思想大爆炸，这次爆炸摧毁了奴隶制赖以存在的整个根基，而且它的冲击波以不可阻挡之势将废奴能量扩散出去。”但是革命的激情散去之后，州权主义故态复萌，“独立战争时代的意识形态的逐渐消隐，以及逐步扩张的奴隶人口，这两个因素正合力缩小政治选择的余地。”

独立战争一代的领袖中，除了富兰克林之外，没有人真正站在废奴的立场上，而是把它当作了共和国的禁忌，拖延和掩盖过去。即便华盛顿也只是在遗嘱中吩咐，要给予自己庄园的奴隶自由，也算是这位开国元勋对黑人人权的一种个体表达吧，如果他没有办法变成政治议题的话。

独立战争一代让美利坚共和国走出了襁褓，而帮助它走向成熟的，则是伟大的林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