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近代商业和商人的兴起及特点

[摘要]在农业占绝对优势的传统社会,商业处于辅助地位,商人社会地位低、社会影响小。近代以来,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侵入,商人力量渐兴,社会影响力增大,逐渐成为有影响的社会阶层,也成为构成近代城镇市民的重要力量。本文以甘肃近代商人的兴起为线索,研讨甘肃近代商业和商人的特点以及他们对近代社会的影响,从中透射出近代社会变革的脉络和痕迹,为认识今天的社会变革提供了借鉴。

[关键词]商业;商人;甘肃

[中图分类号]K25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3115(2009)22-0030-04

鸦片战争前,地处偏远的甘肃封建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商品种类少,商人数量少,经商规模小,商人对官府的依赖性很强,受官府的严格控制,商业是封建农业经济体系的附庸和补充。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侵入,资本主义商贸业萌芽,传统商业向近代商业转变,商业和商人开始发生明显的变化。

甘肃传统商业种类单调,主要商业种类有茶马贸易和盐铁买卖,其中茶马贸易属于官民贸易性质,经营者必须得到官方的许可,并享受一定的贸易保护。而盐铁则由政府垄断经营。

就茶马贸易来看,清朝甘肃主要有湖南茶,也称副茶或茯茶、附茶、湖茶、官茶等。当时,商人从湖南安化等地茶场收购茶叶后,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由水陆站运输到陕西泾阳加工,炮制成大小不等的砖茶,再运到兰州茶司,由甘肃布政使司(藩台衙门)按国家规定,分发给当地各茶号。各茶号再将砖茶批发给经营牲畜、皮毛的商人和屠户,由他们分销运往蒙藏各地,他们将茶运到牧区后,再换取牛羊皮毛,运回到汉区,经过加工后,分销给经营皮毛的商人,然后运到全国。清末民勤“马合盛”商号在陕西泾阳设加工点,实行加工、运输、销售一条龙经营,通过骆驼运输。该商号拥有骆驼最多时,光单峰白骆驼就有500峰,可见其规模之大。

茶商有一定的行业组织,叫茶柜。茶柜分东、西柜,东柜多由山西、陕西、甘肃的汉族商人经营,西柜主要由回族商人经营。同治以后,甘肃茶商受到打击,东柜所剩无几,西柜也只剩“魁泰通”一家,西柜遂依附于东柜,联合经营。以后,左宗棠招徕湖南人组建了南柜,南柜势力渐强。南柜多为官僚商人,而东柜则为民间商人。辛亥革命以后,南柜失去政治上的依附,逐渐零落;而东柜的山、陕商人则顺应商业贸易进步的潮流,依靠在商业上的成熟和老练,利用天时、地利、人和等因素,在茶叶行业独占鳌头,地位日显。以后,陕西商人又独自组建了新的茶商组织――新柜。

茶叶贸易需要官方的控制和保结,凭茶票进行经营活动。清时茶票由总督署发放,民国时由省财政厅发放。左宗棠经营西北时,整顿茶务,以引为票,三年一发,每发一次称为一“案”。光绪五年(1879),发第1案,1票为50引(1引即16封,50引亦即800封,1封即1块,约5斤),1引是80斤,50引合计4000斤。茶商至少要领1票才可经营。领票的商人需在陕西或甘肃有房产,还需有同行三家的连环保结,这样可以保证税收不致缺漏。以后逐年增加茶票,发过几次票。到光绪二十六年(1890)时,已经发到第8案,发了628张票。光绪三十三年(1908)发第11案,发了1800多张票,最多时曾发到2400多张票。

20世纪20年代,近代商贸业日益兴盛,从事茶叶贩运的商人增多,官方对茶票的发放越来越盲目。到民国十七八年时,1案茶票就已发到2000张左右,盲目地发放使大量茶业积压,难以销售。抗日战争时期,茶票已经发到第21案了,第22案又发了2000张。但当时社会动荡,交通堵塞,茶叶运输困难重重,茶票便成为一张废纸。以后国民政府设立了几家茶叶贸易公司,进行茶叶的垄断经营,民间茶商无力竞争,势力逐渐衰落。到20世纪40年代,茶叶贸易在法币贬值等社会动乱因素的冲击下,生意难以为继,茶商生活困难。①

除茶马贸易外,还有盐铁买卖,盐铁买卖由官府垄断,在此不赘述。

羊毛是甘肃出现的受资本主义商贸业影响较大的商品。当时,到甘肃经营羊毛贸易的主要是平津地区的买办和洋商,他们聚集在农牧毗邻区,开展交易活动。随着人数的增多和规模的扩大,在交易地区逐渐形成了河州、夏河、循化、石嘴山、丹噶尔(今青海湟源)、肃州(今酒泉)等羊毛交易地。同时,也刺激了地方商贸业的兴起。当时,在各交易点出现从事中间生意的人,青海丹噶尔一带称为“歇家”。“歇家”懂藏语,熟悉藏区情况,他们从牧区收购羊毛,然后再出售给买办和洋商。

洋行收购羊毛时,持有满清政府颁发的护照,护照规定各地必须保障洋商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持海关发的三联单,凭三联单在内地收购羊毛、皮货,免征国税,享有免税特权。本国商人则没有什么待遇,要贩运皮毛,每经过一省须纳税一次。一些本国商行也往往拿着洋行免征税收的三联单在内地进行贩卖,偷税漏税。洋商收购羊毛后,先从河州通过羊皮筏子运到包头,皮筏上插有英商和德商的白旗,税局的人看到这一标志后,不再征税,免税通过,到包头后再转运到平津。当时仅河州就有九家洋行。洋商和买办一方面把物美价廉的羊毛收购运输到外地,另一方面又向西北输入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生产的日用品,称为洋货,主要有玻璃、钟表、布匹、火柴、毛巾等。当时兰州城里就有专门经营洋货的京货行。货物从天津用火车运至包头,再由骆驼从包头运到兰州。

进入民国,近代商业发展步入新阶段,商品种类、商业资金、从商人数等以及新的行业都有了新的进展。甘肃大宗出口产品不只限于皮毛,其他如水烟、鸦片、玉石、粮食等的出口都有所增加。其中,水烟、鸦片等均以兰州为加工中心,向外销售。在此需要说明的是,从一开始甘肃近代商业就是入超,到20世纪30年代,每年入超达4000万元。

近代商业的兴起刺激了城镇的发展,新行业不断出现,比如行栈业就是一例。清末兰州市的行栈业就已萌芽,当时它只是过载行,也即中间商,经营代客买卖,承揽货物运输,经营水烟等土特产品。经营者多为客商,规模小,多为自营兼代客买卖,没有成为独立的行业。1943年以前,兰州没有专营行栈业,后来,因调整行栈税收,行栈业才兴起。1946～1949年,兰州行栈业进入鼎盛时期,参加行业公会组织的行栈有104家。行栈业多为赊账,故信用十分重要,经营行栈的需具有两家殷实的铺保,经过商会和行政机关的批准才能开业。行栈发生意外,铺保要负连带责任。行栈业不接待过往旅客,专接待各地商号来兰推销、采购的人员。在业务上,以代客买卖、代客转运、代办信托业务、代客报关纳税为主,从中收取佣金、堆栈、食宿等费用。②

近代商业的发展,需要较为规范的币值兑换机购,以保证商业的运营。从清政府到地方军阀,或是以后的国民政府,政府银行主要为应付地方财政的挹注,便利军需费用的调拨垫支以及统治集团的俸禄薪支,真正为周转调剂民间市场资金而开设的金融机构几乎没有。当时兰州市面流通的货币有银锭和铜钱两种,银锭和铜钱需要专门地方兑换,也需要有一定专业技术的人来辨别真伪和成色,这就需要专门从事银钱兑换和鉴别的商号从事金融生意,这样私人金融机构的前身银钱业便出现了。银钱业的出现,表示从事银钱业的商人的出现。

最初的金融商人称为钱商,以开设银楼、钱庄、金店以及同样具有调节资金周转性质的典当业为主,从事加工、鉴别、兑换、贷息、汇兑等金融业务。银楼、钱庄(钱铺)、金店原来都有渊源关系,银楼主要承接银两的来料加工,附带搞一些兑换业务。20世纪30年代,兰州才开设了主要开展兑换业务的钱庄,或用银元兑换铜元,或用铜元兑换银元,无须大本钱,有二三百元就可以周转经营。一般来说,1枚银元可兑换10枚铜板,一进一出从中可赚取三四枚铜板的微利,一天兑入上百枚银元,可获微薄利润。抗日战争时期,兰州外来人口增加,金银在兰州相对集中,钱庄的微薄经营已经不能适应金融业发展的需要,于是便开始扩大业务,有的逐渐发展成为金店。金店既加工黄金、白银的饰品和金条,同时又承担不同币值的兑换业务。也就在这一时期,才有了专门的银钱业。银钱业的规范化是近代金融从最初简单的来料加工向近代金融以存款、放贷、汇兑等业务过渡的必然过程。经营银钱业的钱商附带做一些金融投机生意,每天将各行业零售所得的银两与铜钱收到自己的店内,再兑换出去,以应市面需要。每兑换一两能得到利钱二三十文,叫作“明利”。当时兰州市面上主要的银钱业分山、陕两帮,有30多家,最多时有60多家,每家从业人员有10～15人,共计六七百人。各家资本最多时,白银总数不过20万两,资本最多的一家也只有6000两银子。③

另外,早在清末,兰州商业相对集中的几个街市就出现了商人自发组织的民间金融组织,即东市、西市、南市。东市在今天中央广场以东,西市在今天张掖路以西,南市在今天中山路一带。各市以内的各行业,都算同业,按同业情况实行会首制。会首由各商号轮流担任,参加同业不到三年的,不能担任会首。每户无论大小,每年交纳库平银50两,作为会费。会费用于调集余缺,周转资金,互相补给。1936年以后,官方介入管理这种民间金融组织。国民政府时期,将会首制改组为同业公会,将会首改为主席,主席由选举产生,取消轮流制。1942年以后,又改为理事长制。

甘肃近代金融商人除银钱业外,还有票号,或称票庄,经营此种业务的是清一色的山西人。清同治年间,甘肃就已经有票号了,主要经营汇兑业务。因晋商遍布各地,各号常有金融活动,而票号就为各商号提供方便开展汇兑业务。最初的汇兑分为票汇、信汇、条汇,以后又有了电汇,总计四种业务。票汇、电汇与现今所行相同。信汇是收款人凭汇款人所寄的信取款;条汇凭条取款,付款票另凭汇款票号的信付款,收款人别无条据。④

在军阀割据时代,各军阀为扩军筹款,聚敛财富,也开办银行,以各种形式回拢民间资金,但这类金融机构缺乏信用,无金融运作规范,不仅对近代金融业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还加重了百姓的负担。

甘肃近代商人分类复杂,从所属社会阶层看,分官商和民商;从地域看,有外埠商人和本土商人;从民族看,有汉商和回商;以经营方式看,有行商和坐商。清末外埠商人主要有晋、陕、津、川、湘等地的人。其中,商人的地域分类格外突出,几乎成为甘肃近代商人很有特色的构成。外埠商人以晋商、陕商、川商、平津商人为主,其中晋商人数最多,他们主要经营杂货;陕商次之,多贩卖土产和湖北、陕西土布;川商多在陇南进行木材、百货等的贩运;平津商人在清末到甘肃农牧交错地区进行羊毛贩运。本土人将外埠商人称为客商。客商资金雄厚,制度健全,经营较为规范,一般承接较大的生意。

在客商影响下,本土商人呈现增加趋势,甘肃本土商贸业有一定的地域性,主要集中在东部秦安、中部河州、西部民勤三地。三地各处东、中、西地带,有各自的商业需求,逐渐形成了相应的商贸集中区。秦安商人多为小商贩,其商贸活动围绕宝鸡、兰州到天水一线展开;民勤商人从事长途贩运,以赴新疆、内蒙古搞驮运为主;河州商人主要为回族,从事藏区和汉区的农牧产品贸易活动。进入近代,甘肃回族商人成为本土商人的主体。本土商人资金少,大多数从事小生意,在乡村拥有一定的田产,向职业商人的转变比较缓慢。

回族商人是甘肃近代社会影响比较大的本土经商力量,他们秉承了阿拉伯人善于经商的传统,在传统社会就有许多人从事专门的商业活动。清末回族聚集的河州,有许多人以马、驴、骡等牲畜驮运商品,人们称为“脚户”。河州有回汉脚户数百家,远可达西宁、兰州、汉中、成都、三原等地,近则往返于县乡和村落之间。用骡子等牲畜驮运的,称为“脚骡”,专供人乘坐的脚骡称为“单骑”。甘肃近代回族军阀政治兴起后,回族商人有相当部分成为官商。

回族民间商人的发展也和其他商人一样,随着近代社会的进步势力渐兴,官商则借助军阀的力量进行特权经营。在洮河流域和临潭等地,由回族组成的商帮赴藏区进行商业活动,远至四川的甘孜和青海的玉树等地。他们搭帮而不合股,每帮10～20人,以牛载货,携帐篷、炒面、器具及自卫的枪支,至交易地点后,各投其主,交易用货币或物物交换,每年一次。其携带的货物,均能获对半利润。民国十八年(1929)以前,由于西道堂采用集体组织经商的措施,商业在这一带较为兴盛,回商比较多,商业很发达。此后,随着西道堂力量的衰弱,商业也日渐衰微。在陇西南地区,也有藏商从事商贸活动。他们一年一次携带日用品到藏区换取木材,待夏秋水深时,通过水路从藏区把木材运出。⑤

甘肃近代客商以晋商最多,晋商在中国历史上声望卓著,他们何时到甘宁青经商,没有确切记载。早在清乾隆时期,甘肃就有山、陕商人的足迹。比如陇西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而会宁的陕山会馆建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⑥由此可见,乾隆年间,已有晋商在甘肃的各府州县城进行商贸活动。甘肃的晋商分绛太帮、上府帮、南路帮,其中,绛太帮势力最大。绛指运城地区的新绛县(原为绛州),太指临汾地区的襄汾县(原为太平县)。在兰州经商的绛太人最多时达1万多人,他们除从事百货生意外,还垄断经营海菜行(酱园)和行栈业。上府帮指榆次、太谷、介休、平遥等县的商人。南路帮指临津、稷山、万泉等县的商人。晋商足迹走遍甘肃的各个县城,从东部的天水到西部的安西,从北部的宁夏到西南的西宁,凡较大的县城或集镇都有他们开设的商号。

晋商诚实守信,同行之间的借贷和交易,很少有订合同契约的,全凭彼此的信誉口头承诺办事。每个店铺里都张贴着“货真价实、童叟无欺”的招牌。晋商的资金较雄厚,大的商户资金上千元,也有上万元的,中等商户资金数百元,小商户为几十元、百来元的。经营形式有自营、合股和领本经营,自营生意东家就是掌柜的,合股生意由股东推荐掌柜的,领本生意由东家聘派掌柜的。近代初期,以自营和领本生意为多,以后合股比较普遍,尤其在进入民国以后,多为合股。合股的股东根据股份的多少在店内担任一定的经营管理业务,合股的商业经营规模较大,比如在安西县的“晋兴协”、“长胜西”等,都为合股经营,他们采用自采、自购、自运、自销的方式,很快便发展起来。民国十年(1921)以后,“长胜西”有800多峰骆驼,可以驮运的就有400多峰,有40多人参与贩运,东至包头,西达新疆,都有驮队的足迹。他们经营范围很广,除贩运、销售货物外,还开设药铺、酒坊,养殖骆驼,开耕土地。这种股份制经营发展得都很快,一般都盛极一时,但很少有子孙能延续下去的,到一定规模后,便面临资金庞大、股东分化、难以经营等问题,最终无法驾驭而衰落。⑦晋商在甘肃近代商业发展史上留下了精彩的一笔,其经营理念、内部管理、吃苦精神等都对甘肃近代商业发展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客商为了联络乡谊,彼此关照,以便在异乡能立足从业,组织会馆,开展各种联谊活动。早在清中期,山西商人就创办了同行业组织――会馆,名称有山陕会馆、三晋会馆、山西会馆等。清末兰州有影响的会馆有山陕会馆(俗称大会馆)、陕西会馆(俗称小会馆)等。清后期,随着商人力量的增加,各地商人都纷纷建立会馆,在兰州可以说是会馆林立,有建于1821年的浙江会馆,建于1864年的两湖会馆,建于1874年的四川会馆,建于1877年的广东会馆,建于1891年的八旗会馆,建于1905年的云贵会馆等。进入民国,这些会馆有的延续了下来,有的因社会动乱而解散。1918年,兰州的陕西商人建立了陕西新会馆;1922年,四川商人建立了四川新会馆;1917年,原江南会馆改建为皖江会馆;1923年,山东商人建了山东会馆,原八旗会馆改为直鲁豫奉吉会馆。⑧兰州的大会馆,在其他府县城多设有分会馆。

甘肃近代商业资本较少,以1924年调查的河西张掖为例,当时拥有5000元至5万元资本的本地工商业户约42家,民勤、永昌等地来此经商的约有19家,拥有银币1～8万元的晋、陕、豫帮商户有9家,拥有银币8～13万的直、鲁商帮有12家,拥有银币10～20万的京津帮及官僚商人约有10家。⑨20世纪20年代以后,河西张掖、武威和宁夏的商业发展得很快。当时,张掖全县有16万人,而城内外居民有8000余人,大小商户500余家;宁夏全城有人口2030户,1.9万余人,大小商户320余家;肃州(今酒泉)城内大小商户有300余家。⑩到30年代后期,凉州(今武威)拥有资金达二三十万元的商人有数家,远远超过同期青海西宁的商业资本。当时西宁全城大小商号有四五百家,商业资本共计才有30余万元。在偏僻的县城近代商业也开始显现,如在夏河县,在20世纪30年代也有商民约2600人。

甘肃近代商业渠道有这样几条:东道从兰州到西安有18个马站,这条商道货物主要以从陕西、河南等地贩运来的土布、纸张和京津货物为大宗;南道从兰州到四川等地的商道,有28个马站,主要经营茶叶;北道从河西或兰州等地经内蒙古草原通往包头,主要运输洋货、茶叶等;西南从青海运羊毛到兰州,再从兰州向外运输;东南的货物一般是进口,北和西南的货物则是出口;西道通向新疆,当时人们把新疆称为口外,到新疆做生意叫出口。新疆商道主要运销口内货物,这是比较重要的一条商道。这条商路人烟稀少、路途艰难,从兰州出发需要三四个月的时间,此间有48个马站。民间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过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往前看戈壁滩,往后看鬼门关。”

货物多由骡马驮运,也有人背运的。当时从兰州到西宁的商道由人背运单程需两天半。河西等地市场上的进出货物均由骆驼驮运,多从北线运输,穿越蒙古草原到绥远等地。

辛亥革命以后,官商人数增加。当时,地方军阀对一些商品实行垄断经营,涉足盐、茶、鸦片、木材、粮食等的运输和买卖,常利用不法手段牟取暴利。1915年,马麒由西宁镇总兵升任甘边宁海镇守使兼任蒙番宣慰使后,遂派其外甥马辅臣经办茶卡盐池的产、运、销等事务。所有茶卡盐池的开采、运销、收税等业务,都由马辅臣一手包办。此后,马辅臣在西宁、湟源等地设立了盐店,独掌茶卡盐池的大权,成了西北最大的盐商。官商利用手中权力,垄断经营,牟取暴利,迅速发迹。马步芳掌握权力后,和马辅臣争夺利益,最终将盐的经营权收归财政厅,表面上看归地方政府经营,实际仍为官僚经营,只是马步芳将盐的经营从马辅臣名下变为自己名下而已。官商还涉足鸦片贸易,鸦片高额的利润,对地方军阀很有吸引力,鸦片贸易成为军阀敛财的重要渠道。

总之,甘肃近代商业规模小,发展缓慢,从商人数也比较少,经营有限,但与封建社会的商业和商人对比,仍然有很大的不同,它可以自主经营,较少受权力干预。另外,经营种类也有很大不同,商品种类增加。近代商业对近代城镇的兴起和社会的发展仍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促进了近代城镇的发展和社会职业分工的多元化,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

[注释]

杨自舟、董文廷、聂丰年:《清末到抗战期间副茶行销西北简述》,《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2卷。

②陈茂春:《兰州市的行栈业》,《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

③马钟秀:《清末民初兰州的银钱业》,《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

④郑立斋:《我在兰州天福公钱庄的经历》,《甘肃文史资料文库》第7卷。

⑤王树民:《陇游日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8辑。

⑥甘肃省图书馆藏:《多榆堂文集》第1卷。

⑦王曙、张希才:《清末至民国期间安西的四大商号》,《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

⑧陈永华:《兰州清代会馆》,《城关文史资料选辑》第7辑。

⑨马晓余:《二十年代张掖驼商贩运鸦片侧记》,《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26辑。

⑩林竞:《西北丛编》,《西北民俗文献》第6卷,中华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12月。

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西北民俗文献》第20卷,中华全国图书馆缩微复制中心,1994年12月。

贾学忠:《民族工商业者马辅臣》,《甘肃文史资料选辑》第43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