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质民主与劣质民主

自第三波民主化以来，民主扩展到全世界的多数国家，但近二十年来，面临着全球化和国内问题的压力和挑战，许多新兴民主国家和地区出现了政局动荡、民主失范的现象。甚至在经济危机的冲击下，一些成熟的民主国家也出现了民主波动的迹象。对于这些大规模出现的民主衰落现象，西方学者再次发出民主正处在危机中的警示。

对于这些民主衰落的现象，民主巩固理论似应给出理论解释，但按照施德勒的看法，民主巩固作为一个万能的概念，一个垃圾箱式的概念，缺乏一个核心，无所不包，这就使得它的理论解释力受到质疑。而且从现实经验的发展来看，如果注意力仅仅局限于如何巩固新生的民主政权的话还是不够的。“我们也并不否认，巩固的民主政体仍然会继续提高其质量”，“在政治和学术方面的一个急迫任务是，研究如何提升大多数巩固的民主政体的质量”。因此，在这种理论需求和现实推动下，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政治家、活动家和援助计划的实施者们开始对如何评价和改进民主政府的质量（或者是任何政权的质量）的选题产生了兴趣，在他们看来，这一理论、方法论革新和经验研究可能源自如下观念：1.深化民主在道德上是好的，甚至是必需的；2.如果民主要巩固，亦即要取得广泛和持久的合法性，通过改善民主质量是必要的；3.成熟的民主国家如果想解决公众对其不满甚至失望的问题，也必须进行改革。因此，专家们把新的研究重点放在民主的质量上，这为人们衡量新兴和相对成熟的民主提供了可能，也帮助人们思考如何改善和巩固民主制度。

目前，民主质量研究仍处起步阶段，其中拉里・戴蒙德（Larry Diamond）和莱昂纳多・莫里诺（Leonardo Morlino）、吉列尔奥・奥唐纳（Guillermo O'Donnell）、菲利普・施密特（Philippe C. Schmitter）等人在民主质量的理论构建上分别做出了重要的探索。但作为一项侧重经验性研究的课题，要使民主质量的研究真正具有现实的意义则需要进行必要的和细化的实证研究。目前，有多个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民主质量进行跟踪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奥地利大学跨学科研究所的大卫・坎贝尔（David F.J. Campbell）及其组织创设的全球民主基金（Global Democracy Award）。

在大卫・坎贝尔的研究中，首先对民主质量进行了概念化研究，他将民主质量等同于政治的质量与社会的质量之和，即民主质量=政治质量+社会质量。在这个公式里，民主质量取决于政治质量与社会质量的加权，而政治质量则基于自由和平等、法治等其他民主体制的属性，社会质量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和社会秩序稳定等非政治领域的绩效。因此他的公式就演绎为：民主质量=（自由+民主体制的其他属性）+（非政治领域的绩效）。他的概念里其实隐含着这样的判断，即民主质量的优劣不仅取决于民主体制自身的民主程度，还取决于民主体制的实际治理绩效。如果一国的民主体制较为完善也正常运转，但治理绩效很差，则很难说是优质的民主；反之亦然，一国的治理成果斐然，而民主体制却并不完善，也依然是劣质的民主，因此，这两种现象的民主质量都还需要进一步提高和促进。

在大卫・坎贝尔的课题设计里，民主质量量化测评的标本是按照自由之家（FH）的划分原则只选取了“自由”或“半自由”的共97个标本国家和地区，在他看来只有这些国家和地区才符合民主的基本要素，因此可使得研究的对象性和目的性更为明确。（自由之家是在狭义上理解民主的，即按照是否符合选举民主的原则来划分国家类型。）在考核民主质量的维度设计上，他分为六个方面：政治、性别、经济、知识、健康和环境。这六个维度是从其界定的民主质量概念中引申出来并与之相互对应，政治、性别、经济、知识和健康涉及到自由和平等的政治价值，同时，性别、经济、知识、健康和环境又与民主的社会功能相联系。在此基础上，大卫・坎贝尔对六个维度在测评民主质量中所占权重进行分配：政治维度50%；性别维度10%；经济维度10%；知识维度10%；健康维度10%；环境维度10%。由于是对民主质量进行测评，因此，在各个维度比值分配中政治维度的权重相应偏大，以此来确保对民主质量的测评不至于演化为对公共政策的绩效评估。

对于民主质量的量化研究而言，最大的困难在于原始数据的获得和处理，这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和物力来实施，并且需要数据来源国的支持和合作。不过值得称道的是，一些国家或国际性的政治和政策研究机构经常性的数据收集和积累，已经掌握了丰富的有助于民主质量研究的原始数据和文献，这就为民主质量的量化研究提供了方便，并节省了执行调查所需耗费的庞大的经费和时间。在大卫・坎贝尔的研究项目中，将六个维度细化为若干个具体指标来衡量，这些具体指标的原始数据基本上来自人类发展报告（HDR）、世界发展指数（WDI）、全球自由度排行（Freedom In The World）以及透明国际报告（TI）等国际研究机构。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它比第一手调查更便宜和快速，并可从一流专家的工作中获益良多。这些具体指标在各个维度中所占的权重各有不同，具体的设计和得分情况如下：

1.政治（政治体系）维度（PS，Political System）

PS1政治权利（FH）25%；PS2公民自由（数据来源FH）25%；PS3性别授权度（数据来源UNDP HDI）12.5%；PS4议会中的女性席位（数据来源UNDP HDI）12.5%；PS5出版自由（数据来源FH）12.5%；PS6贪腐指数（数据来源TI）12.5%。

2.性别平等（经济社会和教育）维度（GE，Gender Equality）

GE1总劳动力中女性劳动力的比重；GE2女性劳动力中女性失业率；GE3女性总数中初等教育女性入学率；GE4中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GE5中等教育女性净入学率；GE6高等教育女性毛入学率；GE7女性平均预期寿命。（以上数据皆来源WDI 2009）其中涉及劳动力的指标GE1 +GE2的比值为33.33%；教育指标GE3+ GE4+ GE5 +GE6的比值为33.33%；预期寿命GE7的比值也占33.33%。

3.经济（经济体系）维度（EC，Economic System）

EC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2005年国际美元计算）25%；EC2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按当年国际美元计算）25%；EC3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重12.5%；EC4通货膨胀12.5%；EC5总劳动力失业率12.5%；EC6青年劳动力失业率12.5%。（以上数据皆来源：WDI 2009）

4.知识（知识社会和经济，教育和科研）维度（K，Knowledge Society and Econom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K1中等教育毛入学率；K2中等教育净入学率；K3高等教育毛入学率；K4初等教育师生比；K5每百人有线电话拥有量；K6每百人个人电脑拥有量；K7每百人使用网络量；K8每百人移动电话开户率；K9信息和通讯技术支出占GDP比重；K10科研开发占GDP比重；K11每千人科技期刊的阅读率。其中涉及到教育的K1―K4比值为33.33%，涉及技术的K5―K9比值也是33.33%，最后涉及科研的K10―K11比值同样为33.33%。（以上数据皆来源WDI 2009）

5.健康（健康状态和医疗体系）维度（H，Health Status and Health System）

H1平均预期寿命；H2人均医疗支出；H3公共医疗费用占GDP比重；H4个人医疗支出占GDP比重；H5每千人医院床位配有量；H6每千人医生配有量；H7每千个新生儿夭折率；H8每千个5岁以下儿童夭折率。其中H1的比重高达65%，其余指标比重皆为5%。（以上数据皆来源WDI 2009）

6.环境（环境可持续性）维度（EN，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N1二氧化碳排放量30%；EN2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30%；EN3单位GDP能耗30%；EN4电能消耗5%；EN5水利电力配置率5%。（以上数据皆来源WDI 2009）

从以上具体指标设计和权重分配及排名情况可以看到，大卫・坎贝尔在民主质量的量化测评研究里，贯彻了他对民主质量概念的理解，即民主质量是政治的质量与社会的质量之和，这一点在他的量化指标体系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大卫・坎贝尔对民主质量的测评研究中运用了一系列数理分析，并尽量使用广为人知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等综合性指标来衡量一个民主体制中的政治质量和社会质量，进而在此基础上来衡量民主的质量，这使得他的研究相对于那些仅限于某个领域的单项研究而言，在经验层面上更具有科学性和可操作性。

这项工作开展已有多年，测评模型和指标日臻成熟，通过最终的民主质量排行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获知优质民主与劣质民主的各自归属。（见表7）

通过对民主质量排行的观察，我们可以得知：

1.民主质量优良的国家，有赖于各个单项指标的高分，也就是说，优质民主国家不仅在政治上民主体制稳固有效，而且在社会经济等领域也有明显的绩效。这方面最具典型的是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国家，无论是在单项指标上还是综合得分上，他们都有明显的优势。

2.对那些非政治维度指标高的国家来说，尽管在社会经济上有一定的成就，但政治领域里依然有威权、控制和腐败等现象的话，当然不能得到高分，比如科威特等国家，因为民主首先还是在政治领域才有意义。从这一点来看，大卫・坎贝尔的研究是一以贯之的，这也正是政治维度权重如此之大的原因所在。

3.那些排名靠后的劣质民主国家，正如所得分数一样，极不令人满意。这些劣质民主国家不是遍布资源匮乏、社会落后的非洲地区，就是从前共产主义势力范围中刚独立不久的国家，这些国家曾经历过社会剧变，可谓基础薄弱、百废待兴。他们的关键问题倒不在于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巩固，而是在社会经济方面的绩效太差，无法为民主体制的稳定有序运行奠定一个必要的社会经济基础。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大卫・坎贝尔认为现在最主要的任务是尽快发展经济，进行有效的社会建设。

通过综合性的民主质量测评指标和方法进行研究正是大卫・坎贝尔的优势所在，他的研究无时无刻地在给出一个强烈的信息，即优质民主必须依赖于民主体制的完善和有效运行，并且需要民主体制发挥良好的治理绩效。而政治质量和社会质量任何方面存在缺陷和不足都说明民主质量堪忧，可能会使得民主体制在劣质民主的状态下摇摆不定，从而最终威胁到民主体制的生存，最极端者甚至会导致民主政体的崩溃。因此，劣质民主国家应当针对自身存在的具体问题进行有效的改革和促进，进一步巩固和提高民主质量。

（相关简介：弓联兵，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