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变法”

工巨头富士康是一种‘恐龙’式企业,需要大量的原料、常态的社会环境和稳定的消费市场。只要任一条件发生变化,其生存便会受到威胁。”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曹和平对《财经》记者说。

四处寻求突破的富士康科技集团(下称富士康)选择了一个最为简单有效的方式――迁移。

22年前,面对不断上升的人力成本,富士康同样以“转移”回避了“转型”的问题,从台湾迁址深圳。

7月9日,富士康公告称,其“扎根深圳、深耕深圳”的承诺与决心从未动摇,“请广大同仁不要相信外界所谓‘集团撤离深圳、关闭深圳园区’等说法”。

安抚军心的同时,公告指出,集团正在对部分产业进行供应链优化与整合,具体操作方式是根据各企业自身特点进行业务重整与扩展,最终实现“根据产业发展需要,在大陆合理布局”的企业战略目标。

“富士康很早就准备在20多个省建厂,实现全国布局。这次危机(员工连续跳楼事件)让我们加快了实施进度。”一位富士康高管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表示。

这位高管坦言,三年前富士康曾提出过调整深圳园区的想法。当时的设想是在深圳保留10万人,专注于研发工作。但由于金融危机的到来,这一想法未能实现。

今年春夏之交员工连续跳楼事件之后,富士康“北上西进”的内迁计划再次提速。

内陆各地方政府对富士康的追捧,也是顺利实现其内迁计划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得知富士康有意迁移之后,一些地方政府纷纷向其抛出橄榄枝。

“搬迁是必然的,不管是在今年还是在下一年。低附加值产业必然要向内陆地区转移,在广东维持这样的产业成本已经太高了。”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院讲座教授J. C. De. Swaan对《财经》记者说。

在曹和平看来,富士康只是一种产业转移,并不能改变其落后的增长模式。“这属于一种企业战略,但绝不是发展民族经济可以采取的战略。”曹和平说。

“转移”提速

6月9日,富士康集团总裁特别助理孙玉麟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说:“深圳不再适合搞制造业。富士康三年前就提出,深圳是新产品、新技术、新能源的‘三个中心’。”

而富士康一位内部人士表示,公司很早就有产能转移计划,一直在进行之中。

自2007年起,富士康已有部分产能陆续从深圳迁出。按照富士康的设想,深圳将转型为研发中心,制造运营中心则会逐步向内地事业群迁移。

这项计划在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后加速实施。

“我们现在是有一些机器在打包(运出),这是正常的。比如手机业务要搬到廊坊,笔记本电脑业务要搬到重庆。”7月9日,一位富士康高管对《财经》记者说。他解释道,思路主要是把一些适合放在沿海的业务留下,适合内地的业务则加以迁移。

富士康内部人士介绍,虽然富士康在深圳拥有数十万人的庞大团队,但他们均分属于公司旗下十几个不同的事业群。每个事业群均为独立法人,账目分开结算,彼此之间也存在竞争关系,属于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因此,搬迁时只需将待迁移的整个事业群打包带走,而不会对其他的事业群造成重大影响。

“富士康的智囊团早就做好了规划,包括厂区都已经盖好了,把机器设备和人力移转进去就行了。”该人士介绍,在具体操作上,如PCB事业群(主要生产笔记本、计算机、显卡)将以秦皇岛为中心,激光电事业群将以晋城为中心,深圳原来做CP事业群(主要生产游戏机等电子消费品)已完全搬至烟台。

接近富士康的相关人士表示,这是继1998年富士康从台湾迁到深圳之后的规模最大的一次迁移,此次内迁完成之后,富士康短时间内将不会再转移,“布局之后就是扎根”。

该人士认为,富士康加速迁移表面上是因为员工跳楼事件以及被动涨薪,然而背后实有难以启齿的原因。

一位深圳当地制造业企业的负责人对《财经》记者表示,金融危机时,台湾制造业企业纷纷撤退的情景让深圳市政府心有余悸。深圳市希望能实现由劳动密集型向资金密集型的转变。他认为,深圳近几年正在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对富士康的态度产生了微妙变化。

“以往的几年,富士康从来不会停电,但现在经常会停电,工人常常需要在周末加班。这也从侧面说明,富士康不是深圳市重点关注的企业了。”一位接近富士康的知情人士透露。

有富士康内部员工认为,深圳市给予富士康的各项优惠政策即将到期,深圳市政府并无延续的意愿。这样的说法未能得到富士康高层和深圳市政府有关方面证实。

富士康高层人士对《财经》记者坦言,富士康曾就产能转移的计划与广东省和深圳市领导交换过意见。

当地政府对富士康的态度只是两句话:一是鼓励富士康做研发,将研发留在深圳发展;二是鼓励富士康在深圳将产业升级做大。

这样的要求,显然在短期内难以实现。富士康最终选择把研发中心和两个高技术含量的事业群留在深圳,而将其他的产业迁往内陆。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 过去20年富士康对深圳经济总量、进出口贸易总额的贡献很大,吸引了大量就业人口、在产业布局中进行了产业链建设,催生了一批产业链上的配套中小企业,对深圳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都有很大贡献。

在深圳现在的发展阶段,富士康以低廉的工资吸引了诸多外来人口,对深圳城市管理和城市发展承受力是个严峻的考验,给城市资源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从未来深圳发展来看,这么大一个企业,在深圳占了那么大的地,政府对企业的要素投入非常多,但有效产出非常少。”他解释说:“有效产出是指给当地带来的税收,以及创新和研发成果。”

而对于富士康来说,搬迁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J. C. De. Swaan分析认为,富士康垂直整合的模式使其能够轻松实现搬迁。

“垂直整合模式的好处是,不需要其他供应商在周围建厂。其他产业,如纺织业严重依赖供应商以及上下游的厂商,它们要搬迁的话,难度要高得多,必须是整个产业一起搬。”

J. C. De. Swaan同时表示,品牌公司也乐于看到合作伙伴富士康向内地的迁移。

对它们来说,富士康内迁并不存在供应链断裂的担忧。如果富士康能把成本增加的问题自行消化掉,而不是向这些下游的品牌公司提价和施压,他们自然乐见其成。

对于大多数内陆城市来说,能吸引到郭台铭这样的商人、富士康这样的大项目,依然是地方政府莫大的政绩。富士康在与各地政府试探性谈判中,不断寻找更利于自己的选择。

优惠竞赛

“我个人感觉,郭台铭所关心的,根本不是哪里有最廉价的劳动力,而是哪里能为他提供最优惠的政策。”一位与富士康有过直接接触的地方政府官员对《财经》记者说。

由于拥有台资背景,又有着世界500强的显赫身份,富士康在大陆受到了非常礼遇。

富士康员工跳楼事件发生后,中央决策高层曾专门主持召开会议,研究富士康事件,高层领导对此事件也作了重要讲话或重要批示。随后,中办、出了《关于做好企业稳定工作的通知》。

6月7日下午,中央台办在北京召开专题会议,传达中央精神,通报富士康事件处理的最新进展,北京、上海、福建、山东、江苏等十省市台办主要负责人紧急赴京参加了会议。

一位与会的官员对《财经》记者透露,会议传达了决策高层对富士康事件的多次批示,要求各地台办做台资企业和台商的工作,协助企业“改善管理,改善劳资关系,检查是否有违反劳动法的情况”。

在他看来,类似富士康跳楼事件的矛盾,如不能妥善化解,不仅会影响社会稳定,还会对两岸关系造成影响。

该官员表示,会议精神是要求各地针对台资企业以“促进转型升级,改善管理水平”为主题开展调研工作。实际上,诸多内陆省份为了吸引富士康前往投资,早已使出浑身解数。

《财经》记者了解到,2009年年底,郑州市商务局对市政府“大招商、招大商”部署进行汇报时指出,个别投资企业对政策要求苛刻,一些大项目特别是世界500强企业和大型央企,常常要求地价优惠,配套齐全、税收返还、减免城市建设配套费等等,有些条件甚至超出政策范围。

据接近郑州市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这样的表述明显是暗指富士康。但郑州市商务局在汇报中向市委领导坚决表态,要对引进此类项目“密切配合、全面服务……千方百计创造条件,促使意向尽早形成合同。”

虽然富士康尚未与当地政府签约,但据河南当地媒体报道,南阳市正在为富士康设厂提供员工储备。河南南阳市政府更是宣布,凡入富士康工作满6个月者,该市将提供600元的生活津贴。

《财经》记者从富士康在河南鹤壁市的招聘简章中看到,入职员工的基本薪资将不低于1200元/月,入职三个月通过考核后,标准薪资不低于2000元/月,并依照劳动法标准支付加班费。

这样的人力成本与沿海城市并无二致,而富士康则只能通过获得当地政府更多的优惠政策来弥补此间成本。

比起郑州对富士康全方位“保姆”型的关照,秦皇岛选择了独辟蹊径。

一位富士康内部员工介绍说,电子产业很多都是有污染的,招商引资时必须要环保设备达标,方可进入。在落户秦皇岛时,当地政府专门利用地势,依山建立了一个国内最大的污水排水系统,富士康才得以最终进驻。

吸引富士康的竞赛之中,优惠不断升级。河北廊坊为了吸引富士康,不仅提供公开的税收、用水用电、供暖、劳动力供给等优惠政策,甚至协助其占用农民耕地。

目前富士康工厂所占土地中,有超过1000亩属于西孟各庄的耕地,但在土地使用的报批中,这一土地的性质被划为盐碱地。该地块的征用期限为30年,每亩价格是2.4万元,即每年每亩的补偿价格为800元。

2009年1月,该村村民曾申请廊坊市国土资源局履行土地监察职责,但至当年7月,国土部门均拖延未予立案。此后,该村村委会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7月中下旬,河北省国土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责令廊坊市国土资源局在30日内履行土地监察职责。但最终不了了之。

《财经》记者了解到,富士康在廊坊的扩张中,仍以占用农田为主。由于当地政府已经切断了耕地里的水电,土地看上去已被荒废。在富士康的第三期工程中,扩张的版图将会延伸到西孟各庄西边的董常甫村。

一位接近廊坊市政府的知情人士说:“富士康很会利用地方政府,往往放出风声让各地政府打架,从而在其中‘渔翁得利’。实际上,每个地方都有独特的优惠政策,但谁也不肯说。”

各地方政府趋之若鹜的原因是,富士康不仅能够促进GDP增长,带动地方就业,更是拉动出口的大户。一位接近郑州市政府的知情人士透露,郑州在2009年出口为20亿美元,同比下降了24.1%,这让郑州市政府颇为着急,因此加大了对富士康的引进力度。

而据山东省统计数据显示,富士康2009年在山东的出口总额达到91.5亿美元,成为山东出口第一大户,占全省出口总额的11.5%。

“无论我们到什么地方,肯定很快就可以建立起产业集群。所以各地会这么欢迎富士康去,我们去了不是建一个园,而是建一个工业城市,一个产业链,这对当地工业的提高是很有帮助的。”一位富士康高管对《财经》记者说。

富士康内部工作人员对《财经》记者透露,富士康所有厂区都会设有专门与政府对接的部门,人数在十人之内,主要负责政府来访、参观、公关宣传以及前期投资考察、谈判和追加投资等工作。

加薪困局

跳楼自杀事件发生后,富士康接连承诺将给一线员工全体加薪。第一次加薪将在今年7月份工资中得以体现。“目前正在进行这项工作,人很多,工作量很大。”一位富士康人力资源部门的负责人说。

《财经》记者从北方某市政府对台资企业的调查报告中发现,连续跳楼事件对富士康当地员工和企业生产并未产生直接影响,然而富士康在该市的每月员工离职率依然高达10%。该调查报告显示,进厂时间不超过6个月的员工大多是80后、90后独生子女,他们的离职率超过了60%。

这一报告分析指出,员工离职的主要原因一方面是无法接受工资低、无“充分的自由和休闲娱乐”的工作环境;另一方面是对富士康奉行的“军事化、等级化、效率化”管理模式感到无法适应。

高离职率和政策压力将加薪的选择推到了郭台铭面前。按照富士康的计划,在2010年年底前,经过考核合格的一线员工底薪将升至每月2000元,升幅达66%。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增加的这部分人力成本该如何消化?

即便没有加薪计划,富士康的盈利也已经处于下滑的趋势中。

富士康国际控股有限公司(2038.HK,下称FIH)是富士康集团旗下的手机整合制造商,为诺基亚等全球手机巨头提供全线制造服务。

公开数据显示,FIH在欧美和亚洲均有布局,亚洲工厂全部设在中国,资产和年销售收入约占整个公司的50%。FIH的中国工厂分布在烟台、北京、太原、杭州、昆山、深圳等地。

2009年财务报告显示,FIH公司员工人数达到了11.9万人,较2008年增加了1万人左右;而人工成本(包括员工福利及董事会薪酬)却下降至4.85亿美元,降幅近45%。这意味着,每位员工的平均月薪从3500元左右迅速降至2000元以下。

与之对应,FIH公司2009年的销售额和净利率同时出现大幅下滑。2009年公司实现销售72.14亿美元,同比减少20.57亿美元,减幅达22%;2009年的净利率仅为0.55%,同比2008年的1.34%下降了58%。

管理层在年报分析中指出,2008年金融危机带来了全球性经济疲软,2009年持续的宏观经济困境对全球手机产业造成了严重影响,手机销量增长放缓,营业额随之大幅下降。

据接近富士康的相关人士分析,要突破目前困境,只能选择向产业链上下游企业转嫁成本、通过提高实现生产制造流程的自动化水平以减少人力成本、发展自有品牌增强自身的定价能力,或者直接向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地区转移。“实际上,短期内真正可行的只有最后一个选择。”该人士说。

一位原富士康员工对《财经》记者介绍说,富士康也曾试图做一些自主品牌,比如曾经生产过一款低端的笔记本,市面鲜有人知。当时为了避嫌,把这款低端笔记本电脑的生产线由深圳搬到了烟台,但最后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未能成功。

归根结底,富士康还是一家代工企业。为了获得客户的信任,守住“代工”这条生命线,富士康不敢大张旗鼓地做自己的品牌,这条底线至今依然很难突破。

除了在中国大陆寻找更为低廉的人力成本和优惠政策,富士康的全球战略布局也从未停止,但进展都不尽如人意。

“目前富士康在越南、俄罗斯、捷克、墨西哥、匈牙利都有工厂,但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国外业务收缩,几个厂都卖了。”

“越南这种国家,政策的稳定性非常差,进去了可能出不来,厂房设备都得留在里面,这是富士康最害怕的地方。而且员工也不如大陆员工听话,非常懒散。”

此外,“自动化生产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实现的”,他说:“虽然富士康投了不少资金进行机械化生产的研发,但是目前看不到有能应用到实际操作中来的。”

在向上下游企业转嫁成本方面,富士康也难有作为。员工连续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曾召开过一次全球业务大会,参加会议的富士康高层透露:危机出现之后,苹果、诺基亚、摩托罗拉、索爱等公司的资深副总裁级别的高层都曾给郭台铭打过电话,“在危难时,要跟他患难与共,帮他一把。”

“富士康和诺基亚的合作都是半成品,现在价格不仅没有提高,而且诺基亚还在砍价。苹果也只是在价格上有了一点松动。”上述富士康员工说,在供货商方面,富士康虽然每个季度都会要求大的供货商进行降价,但降价幅度也仅在2%-5%之间。

6月8日,鸿海集团旗下四大公司鸿海、鸿准、富士康及广宇同步召开股东会,郭台铭在会上向股东们解释称,不要担忧加薪对公司利润的冲击:“眼下,我们的动作快了一点,抢在其他所有人前面”,“其速度与猛烈程度将超出你的想象”,但是不会吃亏。

一位富士康内部人士对《财经》记者解释道,近年来,中国GDP保持高速增长势头,但这种势头在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却没有得到体现。中国政府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因而早有调高最低工资的打算,此次跳楼事件算是一个导火索。

“富士康借着这个机会先做了调整,是因为郭台铭相信,谁最先做谁就最先得到实惠。后来者再跟风而上,从政府得到的好处就没那么多了。”

从7月1日开始,北京、河南、陕西、安徽、海南等十个省市上调最低工资标准。而从今年年初算起,全国已经有27个省市区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富士康高层管理人员在接受《财经》记者专访时亦表示,短期来说,涨薪对富士康会有影响,但长期来看,这部分成本应该可以消化。一方面是富士康会和客户重新进行价格谈判,另一方面会依靠提高效率、优化管理、技术进步等方式来弥补。

“我们不好讲得太细了,但我们肯定有我们的办法。”他说:“不要低估郭台铭的商业智慧。”

转型之难

J. C. De. Swaan教授认为,富士康搬迁在一定时间内将对其产生积极的帮助,客观上会实现沿海和内陆“双翼起飞”的格局。

在他看来,内陆地区政府提供给富士康的优惠政策也是有一定经济逻辑的,可以促进低附加值产业向内地的转移,而把高附加值的产业留在沿海地区。如果所有的产业都集中在沿海地区和深圳这样的城市,则对于中国的全国竞争力是不利的。

“政府的优惠政策有利于在整体的劳动力成本上升的过程中,保证内地得到发展的机会。优惠政策可以加速这个转移过程。优惠政策并不会对工人工资产生正面影响,而是增加就业机会。富士康转移到内地,工人工资就基本与深圳保持一致。”J. C. De. Swaan说。

在曹和平看来,富士康的现状与其成长环境有关,目前也应对“亚洲四小龙”增长模式进行一次扬弃的过程。

深圳大学产业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魏达志认为,富士康是要素价格型企业,即以“三来一补”“加工贸易”为特点的加工型企业,总是追求要素价格的最低化。比如富士康会非常强调人工、土地、水电、人工的价格。因为企业利润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低成本。

曹和平认为,富士康属于典型的奉行“泰勒制管理模式”的制造企业,以及其规范标准的流水线工艺实现规模生产,提供了庞大的就业基础,形成了“厂资源”的优势。

“我曾经去过富士康在深圳的工厂,流水线看不到头。”曹和平回忆说。而他认为,富士康的劣势是“永远停留在车间经济上”。

“有一家类似富士康的企业老总认为,‘我们的哲学就是做代工’。这就是一种落后的思想。这种‘未来的全球竞争性市场中,产业链上每一个环节能获得平均利润’的想法是错误的。在竞争市场,谁获得了定价权,就获得了排他性权利。”曹和平说。

曹和平表示,富士康的错误是发展模式上的错误,对单个企业也许是成功的,但对于社会,对于产业集群来说是错误的。

“没有价格谈判能力,是制约转型的一个原因,其实质是缺少资源网。因此,所谓的‘转型’只能算是‘转移’。”

国民经济产业链条中,车间经济最终端是总装工艺,随后有三个相对独立,相互连接的产业形态:物流采购(Logistic & Purchasing)、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和整合信息技术(Integrated Solution Technology)。

如果这三种业态经济能够整合成一种“网资源”,将有效地压低消费者需求弹性。

富士康的生产模式将“厂资源”发挥到极致,但忽略了“网资源”的建设。而后者恰恰是竞争性领域的前沿,是压低消费者需求价格弹性的关键所在。

“‘厂资源’太多,而‘网资源’太少,所以富士康这样的企业不具备定价能力。”曹和平对《财经》记者说,“郭台铭的智慧是上世纪70年代的落后智慧。”

当某种技术在行业内变成常识的时候,“网资源”比“厂资源”更重要。物流采购、供应链管理和整合信息技术的经济形态则是在非自然垄断行业中形成“网资源”的有效业态形式。

“与富士康一样,我们的国家过度关注厂资源的建设,而忽略了网资源的建设。这是重大的缺陷。”他表示。

魏达志介绍,富士康对深圳本地税收贡献小,富士康作为一个跨国公司,有很多内部贸易转移价格的手段可以避税,此外,特区早期的税收优惠政策也给了它很好的生存空间。其内部交易特点也会让政府想收税但收不到。

他解释说,企业内部交易避税就是,企业内部进行交易,不进入外部的流通环节,政府无法在某个环节收你的税。这是跨国公司常用的避税手段,是合理避税。不单是事业群之间的内部交易,也可能是此地区与彼地区之间。

曹和平认为,富士康这种“为全球和中国企业树立标杆”的增长模式其实是一种落后的增长模式;它的先进是传统的先进,而非现代的先进。

“家具擦得再光亮,擦的也是明清家具。”曹和平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