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银行回归公众公司

当前银行体系的运行颠覆了13年改革(自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算起)的若干基本信条:

一是“资本硬约束”信条。改革设计者以为通过剥离不良资产、补充资本金并上市筹资必然形成一个更为稳健的银行体系,其假设是,风险加权的资本充足率要求会从根子上遏制银行信贷冲动,并因此提高银行自主管理风险的意识与能力。

二是“法人治理”信条。改革设计者相信银行一旦有了资本约束,必然形成资本所有者对经营者的激励渠道。而事实上我们却发现一个不断膨胀的银行帝国,危机前后,中国的银行业迅速崛起为全球市值最大的银行体系。

有趣的是,银行高管的官员性质却无改变,这造成了治理的严重外部性。

三是“银政分开”信条。改革设计者原本相信,银行股份制改造可以改变政企不分、银政不分的固有弊端,尽量降低对银行资源配置的行政干预,结果却令人匪夷所思,银行竟然反而追逐政府项目贷款,中小企业融资依然艰难。

财政政策杠杆成为撬动信贷的主要力量,原本令银行胆寒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几无用武之地。可见,当前的银行体系发展状态已经远远超出了改革预想,银行体系依然没有摆脱资本和预算软约束、控制权不清晰、银政不分的前改革时期痼疾。当然,在名称上,银行都变为时髦的“股份有限公司”。

只要以8%的资本,甚至只要4%的核心资本就可以撬动100%的信贷;在上市的股份制银行时代,最多51%的核心资本比例就可以拥有绝对发言权。事实上仅需要2元钱,就可以拥有对100元金融资源的配置权。在如此美妙的算盘面前,银行成为不可或缺的融资工具。

于是,前述三大信条无法得以实现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第一,银行天然地具有资产扩张本能,至于资本,不够可以补充。

这意味着,不断快速扩张的资产一方面迅速消耗资本金,不得不依赖持续再融资。2006年银行上市所取得的丰裕资本呈现逐步耗竭态势,再融资压倒了对资本的珍惜。

第二,控制权依然在少数股东手中,政策执行功能容易压倒盈利功能。

第三,财政投资杠杆更为强化。貌似现代银行操作的抵押贷款和质押贷款催生了政府融资平台,其结果是:无论银行还是政府都期望抵押品(土地)、质押品(地方企业股权或收费权)必须保持持续上升态势,以推动投资、信贷扩张和经济增长。

我们做了一个测算,假设银行沿上述轨迹持续发展,则2013年不良资产可能出现一轮快速上升。

一方面,银行巨额中长期贷款对抵押品价值具有高度依赖性。如果出现土地价格或土地出让金价值下降,则中长期贷款质量将必然下降。

另一方面,这种银行发展模式依赖于持续再融资,这就需要国内资本市场容量保持上升态势,一轮小的衰退都可能引起通过持续再融资推动信贷规模无法持续下去的困境。而一旦再融资受阻,则“信贷紧缩―资产质量下降―进一步推动资本金缩水和信贷紧缩”的恶性循环将相应出现。

以上所有问题的核心,依然是银行控制权和融资便利性问题。下一轮银行改革,必须依托银行真实意义上的法人治理变革,促使银行回归公众公司状态。

一是限制再融资频率和额度,使资本充足率真实发挥对资产规模的限制作用,降低经济增长对信贷的过度依赖,以此改变持续的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模式。

二是逐步降低国有资本在银行体系中的控制权,坚持市场化和银行高管的去行政化。同时发展中小社区银行,放开对银行投资的股权来源限制,降低国有银行在全部银行体系中的资产份额。

三是在监管规则上限定中长期贷款占新增贷款比重,避免中长期贷款增幅过快、余额过大对金融稳定的冲击。

作者为广东金融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