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之殇

青海，西宁。在规模不大的纺织工厂里，机器的轰隆声和空气中肆意狂欢的粉尘让人窒息。就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有一批姑娘，每个月拿着不到一千五百元的工资，兴奋不已，她们说，不再靠男人活，这样的艰辛，值得。

广东，深圳。此时的富士康园区正因为13位年轻工人的轻生之举而名扬海内外。悲哀和不幸笼罩在这个拥有80万员工、全世界规模最大的代工企业里。截至5月27日，在深圳富士康公司的园区内，共计12名员工坠楼，其中10人死亡，2人身受重伤入院治疗，此外还有1人割脉自杀未遂。

是什么让这些年轻的工人们选择用如此极端的方式决意了却此生，难道那纵身一跃真的不比勉强活着更痛?又是什么让整个社会将所有的怒火对向了一向低调的60岁台商郭台铭?是他该背负这沉重，还是他只是成为了一个转型时代的牺牲品?中国制造的背后，究竟该由谁来保护工人们的权益，又该由谁来替工人们分担那些转变期的痛苦……

文字与感觉永远有隔阂。

这句话，是第一次如此深刻的嵌入我的心里。看到郭台铭坐在主席台上，满脸镇定地回答着股东们对鸿海集团的质疑，那一刻的感觉不知是悲是喜，也许，这就是文字最缺乏的东西――它鲜有灵气，很难将运用它的人的情感流入每个人的心里。不是笔拙，而是故事太过沉重，确实不知从何说起……

极度深寒

惠普笔记本电脑、红遍全球、时尚人士几乎人手一部的iPhone苹果手机和平板电脑iPad，这些人们耳熟能详的高端科技产品你肯定不会陌生，而他们，正是被同列世界500强企业的鸿海集团富士康工厂生产出来的。而“代工帝国”，无疑是对这个企业的最好概括。

如果说上个世纪80年代初借着全球个人电脑的大潮而将鸿海从一家专门生产电脑连接件的小公司发展为今天全球最大的电子业代工巨头是一个华人世界的商业神话的话，那么这个神话的真正缔造者，就是富士康所拥有的80万员工。在“跳楼门”爆发以前，很少有人知道这80万人的真实生活，也没有太多人对他们感兴趣。就在2010年，这一切，都变了。

5月25日凌晨，在进入富士康42天后，李海在富士康科技集团观澜园区华南培训中心C栋404房间跳下。在遗书里，李海叮嘱父亲一定要好好活下去，他才会安息，这一辈子欠父亲太多，无力回报，下一辈子再做他的儿子。希望出嫁了的姐姐能搬回家里照顾父亲，让父亲晚年可以过安定的生活。这个仅活了19个年头的男生在遗书里写道：“喜欢画画，最喜欢一个姓叶的女生，最不喜欢……”陪同李海的父亲一起前往深圳迎领骨灰盒的村支书说，他们知道那最不喜欢后面省略的就是――“富士康”。

就在42天前，李海如愿以偿进入富士康龙华，在一条手机流水线上做普工，但几乎天天被主管责骂，李海说他自己“自卑心理增大，压力不断上升”。

经过调查发现，在和李海一样选择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人生的十几人中，除最小P7岁、最大28岁外，其余都集中在18至25岁的年纪，其中5人为“90后”：除来自云南、甘肃的两人外，其他人都来自河南、湖南、江西、安徽、湖北5个中部省份，大多来自农村：除4人进厂时间不详，其他人全部都是2009年下半年至2010年上半年进厂，亦即入职时间都不到一年：工种上，除一人是物流职员外，其他均是富士康一线员工。在富士康的官方说法中认为，包括李海在内的这些出事员工轻生的原因很多在于经济、情感等个人问题，和他们的个性、情绪有密切关联。

富士康发言人刘坤承认，企业之所以陷入如此困境有两大因素，一大因素就是远离客户，一大因素是远离员工，而远离员工是指心灵距离。

那个距离要有多远，才会导致13个人甚至更多超越这一数字的不可预见的人们万念俱灰?

孤独的青春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曾在演讲中将到；中国应反思“低人权优势”的发展模式，18岁－25岁的新生代劳务工有更多的平等、权利、被尊重、自我实现的要求，他们无法像父辈一样忍辱负重，但他们在城市里无根无助，没有尊严，没有未来，是一个酸楚的“飘移的社会”。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很多社会学家和企业经营者的认同。然而，在越来越多的媒体和专家们走进富士康后，人们不由得扼腕，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给予制造业功臣们的关怀实在少得可怜。

在富士康，老板郭台铭曾一再强调不强迫工人加班。但事实上，工人不得不加班――每个月开始要求员工签一个加班同意契约，同意者，这个月每次都得来加班：若不同意加班，则该月一次加班都没有，一个小时都没有。工人的基本工资只有900元，加班的话工资则高达两千元。在这个境况下，绝大部分工人都选择签约。

而如果选择加班，他们必须从白天早上7点半工作到晚上7点半，或者从晚上7点半到凌晨6时许，中途只有两小时的吃饭时间。他们需要穿防静电服、戴口罩，这会使人感觉缺氧，连续站立工作11小时，期间不能交谈、不能打电话，不能吃任何东西，在操作过程中损坏了任何产品，都得自己赔偿，并无条件走人。

上班时间，工人上厕所需要找组长领取一张流动卡，期间由组长顶替工作――这一制度设计逼迫工人不会频繁找组长，避免激怒组长。2009年12月，富士康在厕所安装了一套电子设备，员工如厕需要刷卡，超过10分钟，电子系统将作出反应，稽核员将会大喊某某某，快出来。因此，在工作期间，大部分工人无法做到憋尿，只能选择不喝水，下班后再一顿猛灌。

在加入富士康后，员工一般会住进带浴室、卫生间的8人宿舍，得到标准为11元的一日三餐，他们的工衣交给公司免费清洗。从这一点上看，他们的条件似乎是许多年轻的工人们梦寐以求的，然而，工厂担心一个班组的人串联罢工，破坏整条生产链条，因此将一个班组的人拆散放到不同的宿舍，令每一个人变成一块碎片，无法粘结。

2010年5月P4日下午5时许，富士康深圳园区的员工梁超在电话里对妈妈说晚上要值夜班，一切都好。三小时后，他在电话里对同是富士康员工的哥哥梁峰哭着说心里很烦，“想回家”。

梁峰很担心，打电话回家让母亲过两天到深圳来接弟弟回家。然而，还没等到母亲的到来，这天深夜，梁超从深圳富士康龙华厂区宿舍楼7楼楼顶跳下。深圳公安局宝安分局称，梁超去意坚决，纵身跃下之前，他就已经用钥匙圈上的小刀向胸部刺了四刀。

梁超的室友在接受警方讯问称，梁去年住进宿舍，一直上夜班，又不在一个部门，几乎没有交流，对梁简直是一无所知。

除了员工间的缺乏交流，除了繁重的工作压力，在富士康，每一个人还需要绷紧神经提防身边的人，怕他们

偷东西连累自己。此外，富士康等级森严，上级由更高一级直接任命，掌握对下级的绩效考核，下级须对上级绝对服从，一有过失，就遭遇粗暴痛斥、扣绩效奖金。

制度森严的“代工帝国”让我们看到了严酷而冰冷的现实，在裸的利益驱使下，没有什么能阻碍金钱的妖魅。“我们不是一个社会，我们有企业的功能，但我们没有社会的机制或者是政府的功能。”“我们不是血汗工厂，媒体才是血汗产业。”面对各方质疑，鸿海集团总裁、台湾首富郭台铭亲自赴大陆上阵处理，在郑重道歉的同时也为自己的企业辩护。

然而，在接连的悲剧之后，郭台铭的话显得如风中落叶，萧条而无力。在“第七跳”后，郭台铭委托富士康副总裁何友成请来3位五台山高僧做法事，祈求公司平静。但这并未制止连发跳楼自杀，更有网友指责郭“不问苍生问鬼神”。

随着电子产业的发展，利润愈加微薄，代工企业不得不挺进中国最贫困的地区，开采内地廉价劳动力。富士康也把触角伸向武汉、山西、重庆等中西部地区，在处理自杀事件期间，郭台铭同时飞回台湾与四川访问团商议在四川建厂一事。然而，也许，他最应该正视的是他那80万员工的心理。

痛点在哪里

2007年，郭台铭接受了自己已经置之不理长达5年之久、众多企业家求之不得的美国著名财经报纸《华尔街日报》的专访。但是在这次专访中，郭台铭依然强调，过分抛头露面会给竞争对手可乘之机，并有可能疏远自己的客户。他说，他恨自己的名气。

然而，如今的他，更恨的恐怕应该是自己。谁也不愿意与十几条无辜而又鲜活的人命搭上关系。他不得下真正的开始反思，正如全中国都已经开始惊醒，现在的打工仔和打工妹，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廉价劳动力”而已。

6月8日，在台湾召开的鸿海股东大会会场，场外聚集着手举“工人监督富士康”、“不要刽子手总裁”、“不赚血腥钱”标语的劳工团体代表：场内郭台铭不时紧缩眉头、但又不改平日威严的做派，舌战中小股东，并向股东一再强调，“我们挺住，我们需要你们投资者，需要你们小股东们的支持，只要你们对我们有信心，我们一定尽全力把股东最大的利益将来交到你们的手上。给我们一点时间，我会证明给你们看。”在“跳楼门”期间以及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一贯强硬的郭台铭几乎不敢打开电视，“因为没有一台不在骂我，包括从香港到大陆到台湾的媒体。不过，我把负面报导当成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动力。”

危机发生后，大多数媒体认为“富士康模式”应该转型，富士康悲剧是中国现阶段依赖外资、廉价劳动力和加工出口贸易之经济发展模式的悲剧缩影。这一点，下面的一系列数字都可以成为佐证――连续6年蝉联中国大陆“出口冠军”、连续6年增速超过30％的郭氏帝国，经历了35年来的首次衰退：鸿海集团2008年营收19504.81亿元新台币，较2007年增长14.2％，税后净利551.33亿元新台币，较2007年下降29.03％。代工业必须转型，从外销转为重点开拓内销，从精密制造转向科技服务，这一点，郭台铭已经深有体悟，于是，他向股东明确“富士康从设计、制造、零组件开发及制造，还有通路(销售渠道)做一条龙”的思路。

在这一点上，这正与中国目前正在提倡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不谋而合。无论是企业还是一个城市，光靠低工资、低人力成本的发展，这样的经济发展模式必然没有活力和吸引力，在快速的经济增长中，企业和整个社会必须转变到依靠提高劳动者素质上。在国家和各个地区大力调整产业结构、积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当下，将劳资关系简单地对立起来，一味追求资本利润的行为，显然不会给企业和地方发展带来大的进步。而在国际贸易市场变化和人民币汇率饱受上升压力等风云突破的当下，中国制造的低成本优势当然难以为继。

中国制造怎样才有可能站在“微笑曲线”的两端?只有一条路，那就是――中国制造要靠品质而不是靠价格赢得市场。

多点关怀扫除阴霾

恩格斯在1892年曾这样描述英国的状况：“企业规模越大，雇用的工人越多，每次同工人发生冲突时所遭受的损失和营业困难也就越多。因此，工厂主们，尤其是大的工厂主们，就渐渐感染了一种新的精神。他们学会了避免不必要的纠纷，默认工联的存在和力量，最后甚至发现罢工――发生的适时的罢工――是实现他们自己的目的的有效手段。过去带头同工人阶级作斗争的最大的工厂主们，现在却首先起来呼吁和平和协调了。”

连续的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终于宣布全员加薪30％。然而这并不是因为恩格斯所提到的“工联的存在和力量”以及它所领导的罢工。在整个富士康事件中，没有人看到工会的任何作用，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一个又一个不肯停止的悲剧，是工人的以命相拼和外部媒体的压力。

虽然台商在过去20余年创造了不少经济奇迹，解决了大量劳动力就业问题，大部分台资企业以高纪律、规格化、集体管理的生产模式，达成高效率、低成本、准时交货的代工模范，接单、抢单无往不利，也因此缔造合资企业的全球代工龙头地位，并使大陆成为“世界工厂”，但与此同时，台资企业也因为这种管理模式、薪资待遇过低等问题饱受批评。

在光鲜亮丽的成绩背后，是无数的血泪付出，但是时代在变，当年轻的打工者们不愿意简单地只为金钱向现实妥协，当他们个体随着时代变迁已经拥有了更广泛的诉求，企业经营者们不能也不该无视他们，因为冷漠的背后，必然只能是谁都不愿见到的悲剧。

香港首富李嘉诚选择了站到郭台铭一边，他表示，自己也是办工厂出身，“办厂有其苦处”，批评别人容易，但实质经营苦况只有经营者才知道。也有台商认为，“富士康在深圳有40万员工，一般根本很难有出头天：员工晋升机会渺茫，对前途不感到有希望，容易产生挫折。”

分析原因已经不再重要了，过去的终将成为历史的一页，被人们封存。不过，有分析称，在郭台铭没有交出鸿海集团实际经营权之前，他很难改变富士康的企业文化和个人作风，因为不论他和富士康或者鸿海是否被喜欢，作为商人，郭台铭只有一个目标：企业利。

日出而作，日落却不能息。这依然会是许多富士康的员工们每天都要面对的生活，在深圳园区将近40万的劳工里，依然会有更多的人，每天都要带着自卑的情绪诚惶诚恐的生活，当辛苦变成一种习惯，有些人甚至连抱怨的力气都会失去。

在如今的许多纺织企业里，也存在著许多心怀梦想，却不能让梦想照进现实的年轻人，他们日夜辛苦的生活在高分贝、枯燥乏味的生活里，他们无法享受锦衣玉食、也无法背负沉重的生活压力。但是，却有很多人依然坚强的活着。这一方面，与企业给予员工足够的空间有关，另外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内地企业引导员工参与到更多的文化生活中，让他们更加懂得协调自己与社会的关系，更加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

深圳政协委员、民革市委委员刘辉称，在5月31日深圳市第五届人大会上，代市长王荣在政府报告中专门增添一页，提出要更加关心新生代劳务工，努力为他们创造更好的工作、生活和身心发展条件，并引导企业树立以人为本的理念，不断改善管理方式，建立健康向上的企业人员，增强员工集体归属感，使他们感受更多企业关怀。

希望，这样的努力，可以让更多的年轻劳工们坚强而又努力的活着，因为，这不仅仅关乎他们个人，更关系到一个社会的承受力和宽容度。所以，如果你恰好正是带领着一群人奔在前行的路上，请谨记，若爱，请深爱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