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叮咬”富士康

说富士康是一个“巨无霸”，一点也不夸张。过去一段时间里，它展示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蝴蝶效应”。富士康“出了事”，台湾媒体兴奋地写道，“首富郭台铭有麻烦”；香港另类“果粉”发起抗议；而在美国，事件更使“苹果”饱受诟病。

始于2010年的员工连环“跳楼事件”，使富士康俨然成了“血汗工厂”的代名词。谁叫你是“世界上最大的代工帝国”呢？近两年里，媒体、民间机构、学者和公众以评论、报道、独立调查报告等方式对富士康的劳工问题穷追猛打，不但使老板郭台铭头疼不已，就连富士康的最大“金主”苹果公司也因此惹了一身的麻烦。在美国，有劳工组织集结了25万人联名向苹果提出抗议，就连电视节目也隔三差五拿富士康事件大做文章。

与富士康乃至粉丝遍布全球的苹果公司相比，这些来自民间的行动单个力量都很微薄，就如叮在“巨无霸”身上的小牛虻，开始只能造成一点无关重要的瘙痒，然而当数量越来越多、目标越来越集中，就开始有了集腋成裘的效应。

为了消解公众质疑，2012年1月，苹果公司宣布加入美国公平劳动协会（Fair Labor Association，简称FLA），成为了第一家加入该协会的科技领域企业。事情当然还没有完，公众的压力继续倒逼苹果对富士康采取行动。

2月，FLA来到中国，开始对富士康进行调查。面对“金主”，向来以高傲著称的郭台铭也不得不低下了他高贵的头。与此同时，国内一个名为“”富士康高校调研小组的民间团队也浮出水面。

富士康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劳工界的“专业牛虻”

北京的4月天忽然阴霾起来，在外观修葺一新的北京大学理科5号楼办公室里，记者见到了“”富士康调研小组当中的两位社会学者――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和清华社会学系教授郭于华，他们一个斯文、一个爽朗。早在2010年5月，富士康工人连跳事件发生后，香港理工大学教授潘毅、卢晖临、郭于华及另外6名社会学家开始在媒体上发表联名声明，呼吁人们关注新生代农民工。至今，他们已经“叮”了富士康两年。

潘毅、卢晖临和郭于华可以说是劳工问题上的“专业牛虻”，富士康不是他们的第一个“叮咬”目标。2007年，潘毅与卢晖临合作进行建筑工人调研，并出版了《大工地：城市建筑工人的生存图景》一书。在一些学术论坛上，几位学者也经常碰面。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小圈子。之后，哪里出现劳工问题，他们就扑向哪里。

媒体和公众对这三位学者的了解始于2009年湖南耒阳尘肺病的维权事件。彼时，为了支援尘肺病农民工的维权行动，潘、卢和郭联合其他社会学者在原有的合作基础上成立调研团队，对湖南耒阳籍钻工进行调查，进而将关注焦点转移到张家界工人身上，并于2009年10月26日发表了《深圳张家界籍风钻工集体罹患尘肺病事件调查报告》，揭示出中国建筑工群体尘肺病现状。随后他们联名致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呼吁“还建筑工人一份劳动合同，给劳动者一份尊严”，同时直接给国务院总理和副总理写了一封信，附上调查报告，最终得到了批示。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2010年，深圳尘肺病农民工维权出现曙光。

而2010年，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富士康。

“富士康频繁发生员工跳楼事件，并非以新生代农民工‘心理脆弱’就能简单解释，它体现的是我们过去几十年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的深层问题。诚然，这种发展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经济持续增长、国家财富增多，但它也造成了很多伤害。密集跳楼现象只不过是伤害最极端的表现。” 生于上世纪60年代末的卢晖临长相斯文，语气温和，但一提及劳工研究就认真而严肃。他与郭于华反复重申，富士康的问题不是单个工厂的问题，而是整个“中国制造”的问题――“资本强大，工人处于弱势地位，发不出声音”。

因此，事件发生之后，“我们这个小圈子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最初，他们在媒体发表了呼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的联名信。由于富士康是台资企业，有一些台湾学者看到联名信，主动提出合作调研的意愿，由此便形成了学者调研团队。而既往打造的“调研――报告――引起公众关注――促进企业/政府行动”模式也自然而然被复制到新一轮的“战斗”中去。

第一轮，“投石问路”

2010年6月至8月，民间学者与富士康的“战斗”拉开帷幕。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山大学、台湾大学、香港中文大学等20所高校的60多名师生分头对富士康的大陆工厂开始进行实地调查。

这是个松散的团队。用郭于华的话来说，大家很有共识，没有发动就凝聚起来，甚至没有立项，也没有资助。“我们叫‘自带干粮’嘛！哪个学校的哪个老师如果想来，就拿自己的课题费参加。潘毅老师和卢晖临老师起到了很重要的凝聚作用，包括培训学生和联系各方等。”高高瘦瘦的郭于华大嗓门、北京腔，说话轻松幽默，旁边的卢晖临则连连摆手，表示不敢居功。

调查组的第一轮调查范围覆盖富士康位于深圳、南京、昆山、杭州、天津、廊坊、太原、上海、武汉9个城市的12个厂区，采用问卷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共获得有效问卷1736份。当年10月，他们了《“”高校富士康调研总报告》，但是调研并未停止。当年11、12月份，调研组重访太原与深圳富士康厂区，并对佛山厂区进行了调研。

这份长达87页 ，超过7万字的第一份调查报告，详细列举了富士康的“六宗罪”，包括：滥用学生工、生产体制充满规训与惩罚、工人生活空间被多重挤压、缺乏劳动保护且瞒报工伤、陌生冰冷的朋辈关系、工会形同虚设。

除了结构完整、内容扎实外，这可以算得上一份“温和”的报告：没有过于激烈的措辞，每个问题背后都开出了“药方”，看起来更像一份“建言书”。潘毅认为，第一次调研，最大的作用在于“全面摸底”――“面面俱到，但内容较浅”，颇有“投石问路”之意。

内迁，是妥协还是拓展？

调研之前，为了争取深入富士康工厂内部，调研组曾致信富士康，看能否允许他们进入工厂现场观察了解工人的生产、生活情况。起初富士康表示信已收到，但最终杳无音讯。

富士康不仅是中国，也是目前全球最大的代工王国，世界500强企业，其“中国制造业龙头”的地位无可取代。无论是在劳工还是其他商业伦理问题上，富士康在中国制造业中都起着行业标杆的作用。这一方面意味着，“叮咬”富士康可以产生的效应远大于其表面意义，一旦撼动了这个“巨无霸”，哪怕是促使其在劳工问题上有一点改进，都会对整个中国制造业起到巨大的示范性作用。

但另一方面，富士康的“重量级”也决定了其背后涉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地方政府、苹果公司等代表的力量，都不是一个小小的民间调研机构可以轻易撼动的，更不能指望一份调研报告和一封建言书就能解决问题。

郭于华和潘毅等人早就想到――“叮咬”富士康将是一场需要集结各方力量形成合力的持久战。

虽然在调研过程中，富士康一直保持拒绝与调研组沟通的高姿态，然而“牛虻”的行动一旦引起了更广泛的公众关注度，即使是“巨无霸”也无法熟视无睹。

第一份调研报告出炉时，卢晖临等人举办了一个小型学术研讨会，由于一些媒体记者的加入，小圈子的研讨会转而变成了非正式的新闻会。一些纸媒为此做了专访，网络媒体则刊登了报告全文。一时舆论沸扬，乃至有关部门紧急制动。

在舆论狂轰滥炸的过程中，人们可以看到富士康从高傲到妥协的态度转变过程，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

连跳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加快了内迁的步伐。2010年5月，重庆富士康正式投产；7月，成都富士康动工兴建，10月产出第一批苹果平板电脑产品。郭台铭在媒体公开宣称，富士康内迁之后将更接近农民工的家乡，可以避免类似深圳厂区问题的出现。同时，在饱受质疑的深圳厂区，郭台铭则宣布开展“爱心平安工程”。其中“人防”方面采取的措施多达32条，包括扩建阅览室、开展心理辅导、提供多种娱乐设施和器材，优化宿舍管理、建立基层工会组织、组建了“相亲相爱”小组等。此外，还采取了增加保安巡逻，在园区内禁止销售并饮酒等“硬性”手段。而“物防”上，则设立了300多万平方米的“天罗地网”，到处安装监控摄像设备。

对此，卢晖临等人不是没有欣喜的，他们期望事实确如郭台铭所言，富士康真的在进步。事实上，潘毅的研究也显示，在“12跳”以后，迫于外界压力，富士康高层曾在内部要求改善“骂人”的管理文化。

只是“良性的意愿只能依靠制度改变去推动。我们担忧的是，在这些改善措施背后，富士康的生产结构没有任何变化，劳动密集度越来越高。”因此，调研组继续保持质疑、监督的态度，跟踪富士康内迁，于2011年3月针对重庆与成都富士康厂区进行了第二次调研。

此次调研的重点在于：富士康是否在内迁厂区中改善了用工待遇和条件？

第二轮，打入内部

这一次，除了深度访谈外，调查组成员还增加了参与式观察的方式，以普通工人身份打入富士康内部，亲身体验了一个多月的打工生活。为了解工业园征地情况，部分成员深入当地居民家中、居委会、集市村镇、田间地头，获得大量一手材料。

然而卢晖临等人对调研结果是失望的。他们认为富士康厂区内迁后，工人们离家乡虽然近了，但由于地方政府的纵容（如政府代为招工），其招工成本实际上降得更低，工人们还是无法靠工资在城市里生活下来、成家立室。在生活空间上，宿舍区仍然是生产线的延伸，并没有形成理想中的工人开展完整生活、进行社会交往的空间。

于是，调研组决定将“战斗”升级。

2011年5月，第二份调研成果――《富士康内迁调查报告》正式公布。这份长达24页，超过1.省略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苹果的活动，超过25万人联名签署了“抗议苹果虐待工人”的倡议书。

号称“世界第一”的苹果再也坐不住了，于是便出现了苹果加入FLA并向富士康展开调查的一幕。

不过，FLA对富士康的调查过程也非一帆风顺，而是备受公众质疑。刚刚展开调查的几天后，FLA首席执行官奥瑞特・凡・希尔登先是表示，已在富士康深圳厂区发现了“大量问题”，随即又改口称富士康“设施一流，真的不是血汗工厂。”此番前后矛盾引发了舆论轩然大波。好在3月30日FLA的调查报告最终显示富士康的确存在加班时间过长、拖欠工资、薪酬不足等数十桩严重违反劳工权利行为。

当天，曾经高高在上的富士康也不得不放下身段，发表了声明称自己“有悖中国相关劳动法规及FLA组织工作准则”，并承诺会与苹果一起努力，在 2013 年 7 月完成改善，包括将每月的超时工作时数由 80 小时大幅降到 36 小时，会建立一套工资补偿机制，会通过改善厂房环境，如扩建厂房和食堂等来激励工人在工时减少之下达到生产力的增加。

至此，一场由学者牵头、NGO动员、媒体跟进直至公众参与的声讨大军，终于利用接二连三的调研报告对富士康，乃至苹果形成了“倒逼”效应。姑且不论最终实现效果如何，至少这两个“巨无霸”已经开始走向了公众期望他们迈进已久的道路。

“叮咬”是场持久战

不过，对于卢晖临和潘毅等人来说，目前只是阶段性的胜利。

就在FLA最终调研报告出炉的次日，由潘毅、卢晖临和清华大学教授郭于华、副教授沈原牵头的富士康调研小组也正式了自成立以来的第三次调查报告。

在这份34页，2.7万字的报告里，除了继续揭露“学生工困境”外，也有对富士康加薪真相的详尽调查，其素材均来自于调查组成员从2011年7月至2012年1月的四次追踪。与前面两篇报告相比，这是一篇立场更为鲜明，措辞更为激烈的文章。文章对苹果隐藏在富士康身后的资本剥削链条有了较之前更为深刻的阐述。

调研组引用了2011年7月美国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以及雪城大学的三位研究人员发表的题为《捕捉苹果全球供应链的价值》（Capturing Value in Global Networks: Apple’s iPad and iPone） 的文章，指出一部售价为499美元的低端iPad，苹果公司获得了其中32%的利润，中国工人的劳动所得仅占1.6%为8美元。

卢晖临认为，FLA的报告虽然起到了促进富士康改进劳资关系的作用，但它试图体现苹果的社会责任，将主要责任推到富士康身上的目的也很明显。而调研组则认为，对于供应商的问题，苹果难辞其咎。“包括美国、韩国、日本、中国台湾、欧洲和其他地区供应商在内的企业只分享了14.5%的利润份额，富士康仅占2%，绝大部分利润被苹果拿走了。”由于供应链利润空间有限，使得富士康只有通过最大限度地提高单位时间内产出、降低人力成本开支来获取最大利益，这也就注定了其本身能带来的改变其实非常有限。“苹果给富士康带来的生产压力超过了任何一家企业。”潘毅认为，这些才是阻碍富士康从根本上实现改变的原因。

因此，调研组由始至终都清楚，“叮咬”富士康的真正目的绝不是为了打击这个制造业王国，而是希望通过揭露真相，促使其与苹果一起，带动中国的制造业向可持续方向发展。

这场较量注定是场持久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