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青年许德珩的几段往事

许德珩小档案

1890年生于江西九江，字楚生，又作楚僧。早年加入同盟会， 1919年参加，是著名青年学生领袖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九三学社中央委员会主席等职。1990年2月病逝，享年一百岁。

许德珩学贯中西，博学笃行，文武兼修。他精通英、法两种语言，在许多国际场合可以随意交流，交替运用。一生多有译作，国内最早的《社会学方法论》一书，就是他翻译的。他也是我国从事社会学研究和教学的开山鼻祖。他曾两度当兵，并出任过黄埔军校的政治教官，可谓“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这样的经历，少有人为。

生活中的许德珩简朴淡泊，不抽烟、不饮酒、不吃补品，也不打牌下棋，对听戏、看电影也无兴趣，平生只有两大嗜好――一是练书法，二是写日记。这两大爱好，伴其一生，至死不辍。尤其是书法，每天一个小时的练习，雷打不动。他写的最后一幅字是“五四万岁”，这是他百岁之年的绝笔。

几十年来，许德珩鲜有惊人之举，不见骇俗之言，笑看世间潮起潮落。人们从报纸上、广播中、电视里看到的许德珩，永远是胖胖的，笑笑的，给人谦和平稳、低调内敛、不事张扬的印象。

然而，这并不是许德珩的全部，他还有性烈如火的一面。

许德珩其人

许德珩是江西九江人，他在这里度过了童年和青少年时代。

许德珩的曾叔祖许振声原是清朝的一位副举人。1847年，许振声被安排到广西做了候补知县，恰好广东人洪秀全跑到广西起事，许振声就参加了太平天国革命，后来还当了军师。太平军失败，许家全家受到株连，只好躲到乡下隐居起来。

到了许德珩父亲许鸿胪时代，已是清朝末年，追查太平天国官员之事渐渐松弛，许鸿胪才敢露头参加府考，中了秀才，继而补为廪贡生。后来他被推荐到浙江绍兴府当文案。结果，又生变故――绍兴人徐锡麟、秋瑾反清革命，案发后，许鸿胪因同情革命牵扯其中，遂离职回到故乡。后到九江同文书院任教，大名鼎鼎的就曾是许鸿胪的学生。

许德珩兄妹八人，五兄弟、三姐妹。许德珩在兄弟中排行第二。父亲回乡时，许德珩已经基本在旧式学堂中完成了国学教育，此时，已是诗书满腹，根底扎实，出口成章了。

一手好字博得蔡元培青睐

1915年初，许德珩考入北京大学，先学英文，后转国文，在这里他结识了众多的师长、同学和朋友。

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带来了思想解放和学术繁荣，使北京大学成为中国传播科学和民主思想的圣殿。

也正是在北大，许德珩的演讲才能、组织才能、写作才能、翻译才能、书法才能以及卓尔不群的个性得到了彻底的释放和张扬，让人们看到了一个意志坚强、做事决绝的许德珩。

由于家境贫寒，许德珩在北大的生活费一直是靠一个朋友资助，后来，这位朋友生意失败，离开了北京，许德珩也就失去了经济来源，面临失学的困境。无奈之下，他没有像一般人那样退缩，而是直接找到了校长蔡元培，请校长帮他解决生活费问题。

蔡元培听许德珩讲了自己的境况之后，上下打量了一下这位江西老表，沉吟片刻，他问许德珩：“你是学英文的？”许德珩答说：“是的。”

蔡元培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是英文版的《多桑蒙古史》，递给许德珩，说：“既然你会英文，那你试着把这本书翻译一节，让我看看你的水平。”

许德珩转身走出校长室，找个桌子坐下，便开始翻译这本书。快到中午时，他已经翻译了一千多字。他赶忙把自己的译文拿去给蔡元培。蔡校长接过一看，映入眼帘的首先是标准的蝇头小楷，字字清晰如刻，纸面整洁利落。这让他吃惊不小，没看出这个衣衫简朴的年轻人会写这么一手好字，不说译文如何，单凭这手漂亮的字，就足以看出他的认真和特别。蔡元培心中大喜，深感这个年轻人是个可造之材， 于是，给他找了个事做――推荐他到国史编纂处，要他利用课余时间做些翻译工作，每个月给他十块大洋的报酬。对于许德珩来说，这十块大洋是一笔巨款。他省吃俭用，每月只用四五块，节省下来的钱寄回家里给母亲贴补家用。

直到晚年，许德珩还对当时的情景念念不忘，他不仅从心底里感谢蔡元培，而且为自己靠一手好字博得青睐、开启了和蔡元培之间的师生之谊，很是得意。

最让陈独秀恼火，曾向孙中山“开炮”

在北大，许德珩展现了他性烈如火的个性。

蔡元培执掌北大后，力邀陈独秀出任文学院院长，使之成为北大有名的“三只兔子”（即北大三个属兔的人）之一，另外两只著名的兔子是蔡元培和胡适。

陈独秀上任后，深恶学生中委靡松散的学风，他从整顿学风学纪开始，力除陈弊，禁止迟到早退、旷课逃课。凡发现有此种行为者，一律张榜公布。

整风开始，没想到的是许德珩榜上有名。原来，许德珩班上有一个学生是黎元洪的侄子，此人声色犬马，经常旷课，学业一塌糊涂。陈独秀误听人言，张冠李戴，把缺课的事记在了许德珩、俞平伯和杨振声三人身上，并张榜公布，给每人记一大过。三人得知这个消息后，都来看布告栏。这三人个性不同，表现迥异――俞平伯是双手背后，来回踱步，不知所措。杨振声一看布告，便委屈地流下了眼泪。只有许德珩大怒，他对二人吼道：“哭什么！”上去便把记过牌给砸了。

刚刚挂出去的记过牌竟然被学生砸了，陈独秀听说后很是生气，他命令下属把记过牌再挂出去。结果，记过牌刚挂在墙上，许德珩又跑过来给砸了。不仅砸了记过牌，他还跑到文学院办公室的门口，朝里面大喊：“陈独秀你出来，老子跟你拼命！”

这还得了！挑战校规，还涉嫌辱骂师长，按照北大当时的规定，许德珩是要被北大除名的。

就在这关键时刻，又是蔡元培出手相救。蔡元培得知情况后，问道：这个学生反应这么强烈，是不是你们搞错了，调查一下再说。结果一调查，发现这三个学生都是好学生，从来没有旷课或请人签到，是有人误报，才导致了这场风波。弄清了原委，蔡元培请陈独秀收回成命，并对许德珩进行了劝慰，这件事情才算过去。

1919年8月的一天，许德珩和等几位负责全国学联工作的同学，去拜访孙中山先生（在此之前，他们曾在上海拜见过孙中山）。他们提前与陪同孙中山的廖仲恺约好，不想途中一阵暴雨，略有耽搁，等到了中山先生的寓所，他们几人的衣服已被淋得湿透。他们向看门人说明来意，想早点进去面见孙中山先生，结果看门人却推辞说：“今天总统不会客。”

闻听此言，大家很失望。许德珩大声表示不满：“我们是来拜访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是求见总统，而且是事先约好的，为什么不见？”就这样，他们和看门人你一句我一句地吵了起来。

廖仲恺听到外面争吵的声音，急忙走出来，问明情况后对看门人说：“他们几位是事先约好的，这是我的疏忽，没有提前通知你。”

随后，廖仲恺把许德珩一行人让到客厅里坐下，并去通知孙中山先生。孙中山出来与他们见面后，许德珩又开了一炮，他不满地说：“我们拿您当革命领袖，没想到您也是官僚。”

闻听此语，孙中山一愣，可能没有想到年轻人会这么直截了当。廖仲恺连忙打岔说：“你们几位不是有问题要谈吗？我们现在就开始谈吧！”

孙中山接着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

现场的气氛缓和下来，大家七嘴八舌地讲了个人的见解。有的陈述学生运动和一般民众运动的情况，有的指出南北政局都是一团糟，问中山先生有何方针和计划等等。

孙中山认真听了半天，说：“你们学生反抗北京政府的行动是很好的，你们的革命精神也是可佩服的。现在，我想给你们五百支枪，去打北京的那些败类，如何？”

这个答复许德珩并不满意，说：“辛亥革命有多少条枪，有多少军队，但是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原因是你没有发动工农群众，如此，枪再多也没有用。”

虽然话不投缘，但是双方的交谈还是很有意义的。当学生们告辞时，孙中山先生高兴地说：“我很喜欢这次痛快的谈话。”

这次交谈，许德珩对孙中山先生认知颇深，孙中山也记住了这个倔犟的学生。

从“楚僧”到“楚生”

1920年2月15日，许德珩从上海乘邮轮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当时，北京华法教育会给了他一张赴法国勤工俭学的四等舱船票，国史馆元史编译部送了他四百元稿费，这是他的全部盘缠。

经过一个多月的颠簸，许德珩于1920年3月25日抵达马赛。

此时，法国已经积聚了许多来自国内的学生。在这里，许德珩见到了、张申府、刘清扬、徐特立、葛健豪、蔡和森、向警予、、邓小平、赵世炎、陈乔年、王若飞、李富春等人。

初到法国，许德珩在巴黎居住，后来他来到法国南方一个名叫地雄的城市，躲在那里苦学法语，一住就是两年半。

说来也巧，1920年底，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到欧洲考察学习，随同他一起到达法国的还有一位湖南籍的女学生劳君展（启荣），蔡元培把劳君展介绍给许德珩相识，希望先来一步的许德珩能帮助她补习法文，早日熟悉法国社会。

劳君展出生于湖南长沙，劳家在长沙也是大户人家，只不过到劳君展出生时，家境已经开始败落。劳君展自幼聪明敏捷，活泼上进，追求新思想、新文化，个性非常突出。还在长沙周南女校上中学时期，她就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曾担任长沙学生联合会宣传部部长，参加了由、蔡和森组织的“新民学会”。1919年期间，她不顾反动势力的威胁和恐吓，勇敢地参加了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运动，成为影响一时的学生代表，人们把她与魏璧、向警予、蔡畅四人称为“周南四杰”。

1920年10月，劳君展同聂荣臻、何长工等人一起，随北大校长蔡元培赴法国勤工俭学。在上海登船时，特意约了新民学会的其他同志，到码头为劳君展送行，大家还合影留念。

劳君展到法国后，先到里昂大学攻读数学专业。此间，许德珩和劳君展开始通信。许德珩以老师的身份指导劳君展学习法语，二人你来我往，又是法语，又是中文，交流频繁，但双方的感情发展并不快。

原来，许德珩1912年就已在家乡成婚，婚后育有一子。许德珩离家求学后，妻子于1916年因病去世。妻子的去世对他的打击很大。此后，许德珩一直无意再婚，而是把精力投入求学与学生运动之中。因为九江古属楚地，为了表明无意再婚的决心，他自称“楚僧”，封闭了自己的感情之门。即使是在浪漫的法国，他也以此自喻，每次和劳君展通信，他都是以“楚僧”自号。

独在异乡为异客，同是天涯沦落人。不断的交往，让两颗孤独的心越走越近。劳君展非常钦佩许德珩劬劬竭力的学习劲头和自我约束的定力，更敬慕他壮心许国的情怀。一次，劳君展故意把许德珩来信中的“楚僧”之“僧”字圈掉，改为“楚生”，并以此相称。许德珩明了对方的心态，也接受了对方爱的信息，由“僧”而“生”，重新扬起了爱情的风帆。

1924年夏，劳君展在法国里昂大学毕业，再进入巴黎大学理科，与严济慈等人合译了《法国高等数学大纲》等著作。同时，她还在居里研究所随居里夫人学习、工作。同在巴黎，劳君展与许德珩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再不用鸿雁传书了。

蔡元培得知此事，心中甚喜，他要成人之美。在他的张罗下，1925年，许、劳二人在巴黎举行了婚礼，蔡元培特意赠了十六字红缎题词，祝福一对新人：爱结同心，互助互励。学术事业，勤奋无已。

是年，许德珩三十五岁，劳君展二十五岁。此后二人携手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为了纪念这一段萌发于法国的浪漫爱情，许德珩和劳君展给自己的女儿取名叫“鹿希”――这是最普通的法国女孩名字的谐音（许鹿希后来成为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编者注）。

与的交往

1936年秋末初冬，许德珩夫妇在北平高校教书，过着相对优越的生活。一天，他们在法国的老同学徐冰、张晓梅夫妇前来拜访。这两位都是地下党员，对共产党的情况相当熟悉。在交谈中，客人不经意间提到，红军经过长征初到延安，情况不是很乐观，特别是由于军队的封锁，延安的物资供应十分困难，吃的用的都很匮乏，许多人没有鞋子穿，领导人连只怀表都没有。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许德珩夫妇十分着急，因为他们二人和都有关联――许德珩在北大时曾与相识，而劳君展不仅与毛有同乡之谊，二人更是早期新民学会会员，有过并肩战斗之情。劳君展远赴法国留学时，还和新民学会的其他同志一起到码头送别。加之许劳二人对共产党从心底里佩服，便想帮助他们做点事情。

后来听说朋友有车去延安，许德珩和劳君展当即用自己的薪水到东安市场买了十二块怀表、十几根火腿和三十多双布鞋，委托朋友给送去，略表慰问之意。送东西的朋友问：“要不要写个收条？”许德珩夫妇连忙摆手说：“这么点儿东西，还要毛润之亲自写收条？不要，不要。”

这些吃的、用的东西被带到了延安，等人非常高兴。没有小看这些礼物，在他的眼中，这些礼物的背后，是民众对红军的同情和支持，感受到的是民心传递过来的力量，更凝聚着国人的期盼和希望。1936年11月2日，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收条。

1945年，应邀赴重庆谈判，到重庆后，他特意请了一些老朋友相见，共叙别情，这中间就有许德珩夫妇。席间，许德珩夫妇提到了当年送给延安的礼物。收到礼物的原先并不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经他们一说，才恍然大悟，大笑道：“原来那些东西是你们送的呀！早就收到了，让他们‘掐’了、用了，我也‘掐’了。”（湖南人把“吃”字读“掐”――编者注）

许德珩夫妇和这层特殊的关系，在一般人眼中自是不同，然而，在他们夫妇看来，这是件小事，不值得小题大做。他们特别嘱咐家人说：“这件事你们知道就行了，不要对别人说，更不要炫耀。”

1976年1月3日，劳君展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六岁。

许德珩直到去世前，一直担任九三学社的领导人，在九三学社内部享有崇高的威望，在国家领导人的岗位上也贡献多多。他的许多政见都被中国共产党接受，并得以施行。创办九三学社，并不断发展壮大这个派，是许德珩一生政治生涯的鼎盛时期。此后，接任他担任九三学社主席的周培源、吴阶平、韩启德等人，也都是一方大家，他们对许德珩敬重有加。

1990年2月，许德珩因病在北京去世，享年一百周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