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评政策论文范文

职评政策论文范文第1篇

一、杨时展教授的学术履历

杨时展教授（1913～1997），男，1913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24年定居于浙江新昌；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高中文科；1936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留校任助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类）考试，以优异成绩，分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1937年调至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1938年任浙江省财政厅会计主任；1943年兼授国立英士大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课程；1945年春，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兼任会计专修科主任；1946年改任英士大学经济系教授；1948年冬，任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教授；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革命委员会；1957年被错划成“”；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了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的第一批人才；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2年国务院授予其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杨时展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思想家、教育家，历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审计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顾问，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武汉市知识分子联谊会名誉会长等职。他还是美国会计学会（AA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国际会计研究生教育协会（IAARE）成员[①]。

杨时展教授治学严谨，求真务实，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会计史、审计史等领域造诣精深，贡献卓著。20世纪50年代，杨时展教授提出了差异分析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观点，引起了国内会计学术界的轰动；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后，杨时展教授提出了我国大学会计学系的第一个教学改革方案，将解放以来的“老三门”体系[②]，改为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电算化会计为主的新体系；按照“洋为中用”的精神，大胆采用英语教材进行研究生教学；提出了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强调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会计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杨时展教授的主要学术思想

（一）受托责任思想

杨时展教授对会计、审计以及经济效益等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以受托责任学说为依托进行的，要理解他的学术思想，首先应该理解他的受托责任思想。

杨时展教授将受托责任定义为：“因受命或受托经营财政或财务收支，对命令或托付人所负的一种以最大善意充分体现其意志的责任。负这种责任的人为责任人；命令或托付这种责任的人为授任人”[③]。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企业的负责人与人民的关系都是一种受托关系，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志，他们都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人民的托付，从而让人民解除自己的责任。

杨时展教授认为，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是否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是否以人民公仆，而不是“民之主者”的身份忠于人民，是受托责任关系正常运转的首要问题。因此民主，重要的不在于一些所谓的“人民的素质”，关键在于人民公仆的素质[④]。

杨时展教授指出，受托责任的内容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在民主制度比较不发达的情况下，受托责任以合法性为主，只要是依法支出，没有“落入个人腰包”，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完成了受托责任；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或纳税人就不但要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要求经济地用之于民；随着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在以前的要求上，规定政府开支必须达到人民预定的目标，充分体现人民或纳税人的意志；今后，随着民主制度的更近一步发展，人民不但将关心政府支出的合法性、经济性、效果性，而且将更加关心其社会福利性。受托责任内容的发展，使会计学由财务会计发展到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社会会计组成的新体系；使审计学由合规性审计发展到效果审计乃至社会审计。

杨时展教授还认为，会计工作和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进行认定和重认定。受托责任意识的强弱与会计和审计工作的优劣有着紧密的联系，受托责任意识强则会计、审计工作一定进行得好；受托责任意识差则会计、审计工作一定进行得不好。因此，杨时展教授强调一定要让会计和审计人员树立起高度的受托责任意识，从而提高会计和审计工作的质量。

（二）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提出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观点。该观点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会计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当时有许多会计学者支持这种观点。杨时展教授则从探讨现代会计的控制作用开始，对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差异展开分析，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1.控制思想的引入阶段（1980～1982）

20世纪50年代，一门以预算、成本核算、控制、决策为主的管理会计学形成并发展起来。杨时展教授在对管理会计学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主线研究后认为，愈来愈激烈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会计对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自始至终的有力控制，从而使现代会计正在向着重内部控制、着重计划未来的方向发展。他认为控制对于会计来说就是“让经济活动严格按照计划目标进行并和计划协调”[⑤]。他把这种控制的思想加入到现代会计学的研究范围中，并对现代会计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诠释：“现代会计学研究怎样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科学地组织记录、计算、分析并最后加以控制的规律和方法”[⑥]。

2.会计控制论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83～1990）

在这一时期，杨时展教授多次发表文章，对会计如何控制经济效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控制产品质量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说明了会计的控制作用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中。他明确提出了控制论的概念，即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而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使其向着预定目标发展的活动。他将控制论与会计学结合，提出“现代会计科学是一种研究怎样科学地、有效地组织经济数据，使它成为用来控制经济活动的经济信息的科学”[⑦]。他同时指出“由单纯地反映信息，演变为主观能动地利用信息”，是现代会计的特色之一。

3.会计控制论思想的成熟阶段（1991～1992）

杨时展教授首先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控制系统本身也是信息系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存在着差异：“第一，信息系统要解决的是：主体对客体的不定性的认识问题，帮助主体真实地认识客体的问题，而控制系统要解决的是：主体对客体的确定性的掌握问题、实现问题。第二，信息系统要解决的仅是失真问题，控制系统要解决的，除失真的问题外，还要解决使这个客观真实符合客观主体意愿的问题”[⑧]。通过对上述差异的分析，他明确指出会计本身不属于信息系统，而是“一种以货币量度、按规定方法和目标，来计量和调控一个实体的经济工作的经过和结果的控制系统”[⑨]。

然后，杨时展教授对会计的根本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受托责任的认定，是会计原本的，从来的目的，决策，仅仅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受托责任和会计，一开始就有必然的联系，而利用会计信息来决策，则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效率和效果成为受托责任的主要内容以后，才和会计联系起来的”[⑩]。他把这种观点和控制论相结合，指出会计是一个控制信息以便更好地完成受托责任，并对受托责任完成情况加以认定的控制系统。

最后，杨时展教授将认定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作为会计的目的，把控制系统作为会计的本质，结合货币计量、标准化、会计的决策作用等要素，提出了自己的会计控制系统论观点，即“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11]。

（三）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

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使考核企业的标准由过去以产量、产值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效益为主。经济效益的高低成为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重要标准。杨时展教授针对我国一些企业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形成了其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

改革开放头几年，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存在着诸多问题：（1）企业没有意识到销售对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仍然是重生产轻销售，从而造成一些行业的商品流通不畅；（2）企业仍然采用外延的增长方式，将提高经济效益与提高产值等同，从而造成大量固定资产利用率低下；（3）企业不重视信息的作用，经营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性；（4）企业人员的权、责、利划分不清，严重影响企业效益的提高；（6）教育中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造成我国管理人才资源匮乏。

杨时展教授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在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认识上和策略上出现了偏差。因此，他结合我国当时经济环境和各行业的特点，于1984年提出了提高经济效益的10大转变：（1）改变经济工作的重点由重产到重销；（2）改变工业经营中的资海战术作风为集约经营作风；（3）改商业经营的“合”为“分”，使货畅其流；（4）改工业经营的“分”为“合”，使生产规模增大，资产利用率提高，成本降低；（5）改把销售的重点从城市转向村镇，打开广大的农村市场；（6）改变产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发挥我国劳动力十分充实这个根本优势，增产劳动密集型产品；（7）改变能源政策，增加每单位能源的产值；（8）改微观经济中严重的盲目性经营为信息性经营；（9）改变权、责、利不清的经营作风，制定并断然实施《经济责任法》；（10）改变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大力开发财经管理人才，把经济管理工作做上去。

1985年杨时展教授将投资报酬率的相关理论引入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研究中，并对如何提高城市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首先将会计中的投资报酬率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认为“投资报酬率代表一个企业直接的、综合的经济效益”，指出“抓企业的经济效益，首先就是要抓这个资金利润率或投资报酬率”[12]；然后，他在对投资报酬率公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提高投资报酬率就是要提高资金周转率和销售报酬率，并进一步指出销售对提高资金周转率和销售报酬率起着关键作用；最后，他结合管理会计中成本性态方面的相关理论，提出“增加产销量，尽量提高固定设备的使用率，就成为减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诀窍，并且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黄金诀窍’”[13]。

1991年杨时展教授在强调销售对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同时，将受托责任学说、目标控制思想加入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研究中。他认为企业管理者的受托责任意识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密切的联系，管理者的受托责任意识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就好，反之企业的经济效益则差。要提高经济效益，企业的受托责任人要进行以下工作：（1）通过计划、预算等，将受托责任分解为各个具体的目标，进行有效的目标管理；（2）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加以控制，保证各项目标的实现；（3）将目标的完成情况，根据公认会计标准，编成会计报告；（4）将会计报告送交审计机关或指定审计机构，进行公正客观的重认定；（5）在重认定的基础上，委托人根据受托目标的完成情况，解除受托人的责任，继续任用；或撤回对他的委托，更换他人。

杨时展教授还从提高投资报酬率的角度出发，对当时企业投资失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增加投资不一定能够提高经济效益，指出要在充分发挥企业资产效能的基础上，考虑国家政策、利润增长率是否高于投资增长率等因素后审慎地进行投资；他强调企业管理者要树立起节约投资，发挥资产潜能的意识。为此，他提出了“增销节资”的观点，即增加销售，节约投资。

1996年杨时展教授以国家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决定为契机，针对我国当时部分企业无法适应“转变”而导致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的情况，对企业如何实现“转变”，提高效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指出，企业能否获得利润是企业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并把以前的研究成果归结为以下五个规律：（1）利润只能通过销售来实现的规律；（2）利润的增减和销售量的增减不同步的规律；（3）产品的单位成本与产销量的增减方向相反的规律；（4）利润与固定资产的使用强度趋向一致的规律；（5）利润的增加率，应力求高于投资的增长率的规律。其次，他认为企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一个从不追求投资报酬率到追求投资报酬率的转变。他指出提高投资报酬率，要从提高利润和节约投资两方面抓起，强调对投资要审慎进行，主张在挖掘原有设备潜能的基础上，考虑提高投资报酬率、配套资金等因素后选择成本最低的投资方案。这就形成了杨时展教授的以提高投资报酬率为核心，以增加销量、提高利润、节约投资为主要手段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

（四）中国会计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1.中国会计现代化问题的提出（1980～1985）

杨时展教授在对西方国家的会计科学研究后发现，预测、计划、控制已成为会计科学和会计工作的核心，会计人员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对企业经营的控制。而我国当时由于小生产意识的残存，对会计科学、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的作用普遍认识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并造成了会计师资源、管理人才资源匮乏的局面。因此，杨时展教授提出：“为了提高我们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应该把怎样发展我们的会计科学，怎样使我们的经理人员也能熟练地运用现代会计科学管理好企业的问题，认真提到日程上来”[14]。

2.中国会计现代化起点的研究（1986～1987）

杨时展教授在对西方的财务会计学研究后认为，财务会计的研究范围应包括四个部分，即簿记、估价、企业的成长消亡过程和各种经营方法。而我国当时的会计学基本上只是研究如何编制会计报表，仅相当于财务会计学的簿记部分。估价问题研究的缺失，使当时我国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因此，杨时展教授明确提出，会计学面临着一个十分迫切、十分严重的现代化问题，并指出会计学的现代化，首先要从估价问题研究开始，使我国的财务会计成为一门真正的会计学。

3.中国会计现代化根本目的及其发展阶段的研究（1988～1997）

党的十三大召开后，我国会计界面临着两个迫切的问题，即怎样使会计学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到应有的决定作用；怎样使会计理论和实践摆脱“左”的干扰，积极吸收一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文明成果，加速现代化的进程。

杨时展教授对上述两个问题研究后认为，会计学本身不存在阶级性问题，我国会计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使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起到应有的决定作用和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之需。他指出会计作为一种信息载体，虽然各国各有其特色，但从总体上看，最终会在相互交流中表现出其一致性和同态性。因此，杨时展教授认为，我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的建立应该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以我国具体实际为前提，向国际靠拢。

基于当时我国会计的基本情况，杨时展教授将我国会计现代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账证相符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做到：账和批准了的单据完全相符。第二，账实相符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做到：经过会计确认，会计实体的责任人对会计报表上反映的情况负全部责任，会计报表上的每个数字都真实可信。第三，账计相符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会计人员通过会计信息和多方面的信息，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树立起和宏观目标相配合的微观目标，然后，又通过信息，保证目标的实现，使年终的实际发生数和年初的计划数相一致，即账面发生数和计划发生数相符。

为保证上述三个阶段的实现，杨时展教授提出了会计工作的六项注意：（1）按照配合原则，全面贯彻应计基础；（2）按照重置成本理论，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3）将预测工作引入会计，以保证财务及业务计划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可实现性；（4）加强会计的控制作用，保证财务和业务计划的贯彻；（5）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在长、短期决策中的作用，使我国的经济管理工作建立在正确的会计信息基础之上；（6）将会计上的目标一致原则，不但应用于每个会计实体的内部，并应用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控制上，使每一个会计实体的微观效益，严格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的控制，使每一会计实体的微观效益，严格服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效益。

（五）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研究

1982年杨时展教授提出，近代审计是民主的产物。审计制度的发展，必然会推动民主的发展。无论国体或政体如何，国家审计，从其本质方面来讲，都是巩固阶级的有力手段。

对于现代民主国家来说，人民将公共资金，委托给国家及其各种公职人员来管理，从而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授任人是人民，责任人是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授任人以宪法、法律、规章、制度、预算等形式，将自己的意志进行明文规定，使其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责任人要以最大的诚意来遵行授任人的意志，管理好授任人的资产，否则责任人不但要负不尽责、不爱国等道义上的责任，还往往要负撤职、赔偿、判刑等行政乃至法律上的责任。因此，杨时展教授认为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谓审计。他把现代民主国家的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受托责任归纳为：“①负责以最大善意遵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国家的任务，并遵照法律手续，进行因执行任务而发生的财政和财务资源上的一切收支，登记账目，按期据实报告，绝对不允许一切的行为。②负责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使用管理上项资源。③负责使前项资源的使用最大限度地达到预定目的”[15]。

杨时展教授指出，责任人为了让人民解除自己的责任并继续得到人民的信任，是希望人民对他们进行全面审定的。人民从对责任人负责出发，也从考核这个责任人决定是否能继续给予信任出发，也应该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认定。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经验都是：“由国家专门设置一个独立于责任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独立于授任人的机关，来负责验证，经过验证，认为责任人在各方面都符合授任人的意志，就解除其责任；认为在哪一方面或哪一问题上没有符合授任人的意志，就按照其违反意志的情况，确定其应负的责任，在现代国家，这一机关还要对责任人提出意见，帮助责任人以后能更好地完成责任”[16]。这一独立机关，就是国家审计机关；这一验证过程，就是国家审计的基本过程；验证国家及其工作人员的财务及财政行为是否以最大的善意来体现人民的意志，就是国家审计的基本任务。

对于国家审计的概念，杨时展教授于1983年，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一个国家专门设置的权威性机构，经人民授权，代表人民利益，独立于一级政府之外，客观、公正、不受任何干涉地对一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务及经济行为，进行审核和稽核，取得确切证据，来判断这些行为在是否合规合法上，是否在经济有效上，是否达到了人民预定的目标上，都符合人民的意志，从而解除或确定一级政府或一个单位的责任，并进一步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使其今后更符合人民意志的工作”[17]。

1992年[18]，杨时展教授在对国外的国家审计进行研究后发现，各国的通例是将审计机关设立在民意机关之下，由民意机关代表人民来审计。杨时展教授认为这种国家审计模式最合理，最能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威信。他把这种观点融入到我国当时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中，认为应该把国家审计机关从政府的权利下独立出来，排除的干扰，使审计的重认定更加可信，从而让国家审计朝着取信于民、听审于民的方向发展。

（六）差异分析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原理研究

20世纪50年代，中国会计学术向苏联一边倒，在差异分析中，苏联学者均主张替代有序论，杨时展教授根据党的“双百方针”精神，于1954年、1957年先后著文，提出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观点，引起我国会计学术界的极大震动。20世纪60年代后，他这两篇论文的观点和论证方法，被美国知名学者C. T. Horngren，M. Chatfield的《成本会计学》，R. M. Garrion， L. R. Amey等的《管理会计学》，H. Bierman等的《管理成本会计学》乃至J. Bullach的《会计师手册》等所吸收，成为定论[19]。

1954年，杨时展教授以两因素差异分析为切入点，假定计划指标N0=a0b0，实际指标N1=a1b1，以N2=a1b0或N2=a0b1 为诱导数，对不同的诱导指标下，即不同替代顺序下的差异分析进行了研究。他指出在N2=a1b0为诱导指标的情况下，差异分析的结果是N2-N0=b0(a1-a0)，N1-N2=a1(b1-b0)；在以N2=a0b1为诱导指标的情况下，差异分析的结果是N2-N0=a0(b1-b0)，N1-N2=b1(a1-a0)，而b0(a1-a0)≠b1(a1-a0), a1(b1-b0)≠a0(b1-b0)。因此杨时展教授得出了差异分析中由于所用诱导指标不同，即替代顺序不同，可以得出不同分析结果的结论。

同时，杨时展教授对上述结论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如图1所示，计划指标a0b0 变为实际指标a1b1，增加的面积由a0(b1-b0)、b0(a1-a0)、(a1-a0)(b1-b0)三部分组成，其中a0(b1-b0)完全由b因素变动引起，b0(a1-a0)完全由a因素变动引起，(a1-a0) (b1-b0)是由a因素和b因素二者共同变动引起。如果以a1b0为诱导数进行差异分析，a因素的变动影响度为b0(a1-a0)，而b因素变动影响为a1(b1-b0)，实际上就是把(a1-a0)(b1-b0)这一项认为是由b因素的变动引起的。如果以a0b1为诱导数进行差异分析，a因素的变动影响度b1(a1-a0)，而b因素的变动影响度为a0(b1-b0)，实际上是把(a1-a0)(b1-b0)这一项认为是由a因素的变动引起的。因此，杨时展教授认为，(a1-a0)(b1-b0)这一项的划分问题，是不同替代顺序下差异分析结果不同的原因。

杨时展教授的上述观点引起了苏联和我国会计学术界关于连锁替代法替代顺序问题的讨论。苏联当时的学者如斯姆连等和我国当时一些学者都认为，虽然任何替代顺序都是符合数学规律的，但是只有一种替代顺序从经济意义上看是正确的。

1957年，杨时展教授针对替代有序论，在1954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替代无序的观点。他强调(a1-a0) (b1-b0)是a因素和b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而在差异分析中只能将它看成是由a因素或b因素的变动引起的，因此，要使连锁替代法在经济意义上完全正确，本身就是矛盾的。于是，他提出：客观上并不存在从各种经济意义或每个因素上看都是正确的替代顺序；在各种替代顺序中只有一个替代顺序是正确、可靠且有经济根据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对于(a1-a0) (b1-b0)这一项的处理问题，当时的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1）将它完全认为是a因素或b因素的影响；（2）从数理上求出一个一致的解答；（3）将(a1-a0) (b1-b0)进行分摊；（4）将(a1-a0) (b1-b0)作为独立的一项，既不作为a因素的影响，也不作为b因素的影响。

杨时展教授对上述观点研究后认为，第一种观点无论从数理上讲还是从经济意义上讲都是不正确的；第二种观点的研究结果尚不明确；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使连锁替代法发生了质变，即，因素和因素之间不再连锁了。

三、杨时展教授的主要学术年表

（一）杨时展教授的主要生平简编

1913年11月26日出生于浙江宁波。

1924年，定居于浙江新昌。

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

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高中文科。

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留校任助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类）考试，以优异成绩，分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

1937年，调至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

1938年，任浙江省财政厅会计主任。

1943年，兼授国立英士大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课程。

1945年春，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兼任会计专修科主任。

1946年，改任英士大学经济系教授。

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游行。

1948年，任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教授。

1953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

1956年，加入中国革命委员会。

1957年，错划成“”。

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教授。

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了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的第一批人才。

1983年3月，任政协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84年6月，任民革武汉市第六届主任委员；任中国审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7年，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2月，任湖北省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

1988年，任政协武汉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任民革武汉市第七届名誉主任委员。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任民革武汉市第八届名誉主任委员；任中国会计学会第四届理事会顾问。

1995年12月，任湖北省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顾问。

1996年，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顾问。

1997年，任民革武汉市第九届名誉主任委员；10月10日，与世长辞。

（二）杨时展教授的主要著述简编

1935年，在《会计季刊》上《原料处理论》。

1952年，在《工业会计》上《成本会计的任务》。

1954年，在《工业会计》上《诱导指标及其在差异分析中的应用》。

1957年，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论连锁替代》。

1980年，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上《关于竞争的几个问题》、《会计科学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在《会计研究》上《从管理会计学看近三十年西方国家会计科学的演变》。

1982年，在《当代审计》上《国家审计的本质》；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连载其《管理会计通俗讲话》至1984年。

1983年，在《江西会计》上《现代会计向传统的挑战》；在《武汉财会》上《审计学通俗讲话――第一讲（第一节）》、《审计学通俗讲话――第一讲（第二节）》。

1984年，在《陕西会计通讯》上《效益十策》。

1985年，在《财会探索》上《微观效益基本》；在《财会通讯》上《为加强会计监督欢呼》、《审计公设刍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应当注意的问题》。

1986年，在《湖北审计》上《社会效益审计的设想》；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宏观控制的关键――目标》；在《财会通讯》上《审计的发生和发展》、《贯彻会计法应有行政、司法和教育三项措施》；在《广西财务与会计》上《会计人员面临的历史任务》；在《会计之友》上《“七

五”计划期中面临的会计问题》。

1987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我这几年》；在《财会月刊》上《会计学的改革》。

1988年，在《财会通讯》上《论会计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学习十三大报告的体会》。

1989年，在《财会通讯》上《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

1990年，在《财会通讯》上《我国制度基础审计的第一部专著――评》。

1991年，在《广西会计》上《综合经济效益会计“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在《财会通讯》上《现代会计的特质》；在《财会月刊》上《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会计现代化》。

1992年，在《财会通讯》上《会计信息系统说一评――会计的属概念问题》、《会计信息系统说二评――反映论和控制论的论争》、《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论我国会计工作者的思想解放问题――兼论会计的“阶级性”》、《现代会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评》；在《财会月刊》上《遵循经营规律 提高经济效益――有关利润的几个规律》。

1993年，在《财会通讯》上《会计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问题》；在《会计之友》上《总序》、《序――会计发展的五次浪潮》；在《财会月刊》上《我国会计改革的一座丰碑――庆祝公布》。

1994年，在《财会通讯》上《让会计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纪念帕乔利发表500周年》。

1995年，在《财会通讯》上《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沿革与发展》、《从立法精神看我国会计的演进》；在《对外经贸财会》上《管理会计对会计学术的贡献――1994年12月在中国海峡两岸管理会计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6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主要手段（上）》。

1997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主要手段（下）》；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其专著《杨时展论文集》（沈如琛选编）。

1998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其专著《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

【参考文献】

[1] 葛家澍， 吴水彭. 《建国以来会计基本理论文章摘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3年版.

[2] 湖北省会计学会： 《湖北省会计学会历届理事会长、 副会长名单》. www.省略/. 2007年8月1日访问.

[3] 沈如琛. 《杨时展论文集》. 企业管理出版社，1997年版.

[4] 武昌民革. 《中国革命委员会武汉市委员会志》. www.省略/. 2007年8月1日访问.

[5] 杨时展. 《从管理会计学看近三十年西方国家会计科学的演变》. 会计研究， 1980年第4期.

[6] 杨时展. 《关于竞争的几个问题》.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 1980年第3期.

[7] 杨时展. 《会计科学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 1980年第1期.

[8] 杨时展. 《管理会计通俗讲话（一）》.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 1982年第3期.

[9] 杨时展. 《国家审计的本质》. 当代审计， 1982年第2期.

[10] 杨时展. 《管理会计通俗讲话（续三）》.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

[11] 杨时展. 《管理会计通俗讲话（续四）》.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3期.

[12] 杨时展. 《管理会计通俗讲话（续五）》.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3年第4期.

[13] 杨时展. 《审计学通俗讲话――第一讲（第一节）》. 武汉财会， 1983年第1期.

[14] 杨时展. 《审计学通俗讲话――第一讲（第二节）》. 武汉财会， 1983年第2期.

[15] 杨时展. 《现代会计向传统的挑战》. 江西会计， 1983年第1期.

[16] 杨时展. 《管理会计通俗讲话（续八）》.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3期.

[17] 杨时展. 《管理会计通俗讲话（续九）》.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

[18] 杨时展. 《管理会计通俗讲话（续七）》.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

[19] 杨时展. 《管理会计通俗讲话（续十）》. 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4年第6期.

[20] 杨时展. 《微观效益基本》. 财会探索， 1985年第2期.

[21] 杨时展. 《会计人员面临的历史任务》. 广西财务与会计，1986年第6期.

[22] 杨时展. 《审计的发生和发展》. 财会通讯， 1986年第4期.

[23] 杨时展. 《会计学的改革》. 武汉财会， 1987年第2期.

[24] 杨时展. 《论会计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学习十三大报告的体会》. 财会通讯， 1988年第3期.

[25] 杨时展. 《现代会计的特质（上）》. 财会通讯， 1991年第2期.

[26] 杨时展. 《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 财会通讯， 1992年第6期.

[27] 杨时展. 《遵循经营规律提高经济效益――有关利润的几个规律》. 财会月刊， 1992年第6期.

[28] 杨时展. 《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主要手段（上）》.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96年第6期.

[29] 杨时展. 《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主要手段（下）》. 中南财经大学学报， 1997年第1期.

[30] 杨时展. 《1949-1992年中国会计制度的演进》.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98年版.

[31] 中国会计年鉴编辑委员会. 《中国会计年鉴（1996）》. 中国财政杂志社， 1997年版.

[32] 中国会计学会. 中国会计学会历届理事会. www.asc.em.tsinghua.省略/. 2007年8月1日访问.

[33] 中国审计学会. 中国审计学会历届理事会. www.省略/. 2007年8月1日访问.

注释

[①] 徐锡洲：《杨时展先生的学术思想》， 载于《杨时展论文集》。

[②] “老三门”体系指以苏联会计核算专业的三门主干课程“会计核算原理”、“专业会计核算”和“经济活动分析”为主体的教学体系。

[③] 杨时展：《国家审计的本质》，《当代审计》1982年第2期。

[④] 徐锡洲：《杨时展先生的学术思想》，载于《杨时展论文集》。

[⑤] 杨时展：《从管理会计学看近三十年西方国家会计科学的演变》，《会计研究》1980年第4期。

[⑥] 杨时展：《会计科学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⑦] 杨时展：《现代会计向传统的挑战》，《江西会计》1983年第1期。

[⑧] 杨时展：《现代会计的特质（上）》，《财会通讯》1991年第2期。

[⑨] 杨时展：《现代会计的特质（上）》，《财会通讯》1991年第2期。

[⑩] 杨时展：《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财会通讯》1992年第6期。

[11] 杨时展：《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财会通讯》1992年第6期。

[12] 杨时展：《微观效益基本》，《财会探索》1985年第2期。

[13] 杨时展：《微观效益基本》，《财会探索》1985年第2期。

[14] 杨时展：《会计科学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

[15] 杨时展：《国家审计的本质》，《当代审计》1982年第2期。

[16] 杨时展：《国家审计的本质》，《当代审计》1982年第2期。

[17] 杨时展：《审计学通俗讲话――第一讲（第一节）》，《武汉财会》1983年第1期。

[18] 该时间是笔者根据《杨时展论文集》中题目为《关于建立我国政府受托责任制的意见》一文推断而出的。由于该文章没有注明发表时间和发表刊物，笔者也没有查到其出处，故笔者只能根据其内容和在论文集中位置作此推断。

[19] 徐锡洲：《杨时展先生的学术思想》，载于《杨时展论文集》。

职评政策论文范文第2篇

隋唐以来，科举制度决定了衙门级别、官员品秩、官员来源和升迁制度，成为中国文官制度的基础。读书人“学而优则仕”，通过公开的科举考试择优录取的原则引起了西方人的特殊兴趣。葡萄牙传教士克鲁兹（Gaspard da Grgz）在1569年出版的《中国游记》一书中，对中国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的做法倍加赞扬。葡萄牙修士胡安・贡萨雷斯・德门多萨（Gonzalez de Mendoza）在1583年出版的《伟大的中国》一书第十四章里详细介绍了中国科举考试的内容和方法。该书在罗马出版后，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广泛流传，引起欧洲人对中国政治制度的关注。在1570年―1870年的300年间，用英文出版的有关中国文官制度的书籍，即达70种之多。其中，《中国札记》、《中国的历史与现状》、《文官考试制度》等书，以及《绅士杂志》、《伦敦杂志》、《雾杂志》等英国刊物对中国的文官制度特别是科举制度倍加赞赏，力主英国政府仿行，通过“机会均等”的公开考试来选拔政府官员。曾任驻华领事的T・T・梅多斯也在其《论中国的政府和人民》（1847年出版）一书中，敦促英国政府通过竞争性考试来任用官员，并参照中国科举制精心设计一套在英国实行考试制度的方案。1853年，英国王室任命查理・特罗维廉爵士和斯坦福・诺斯科特爵士负责调查文官制度的情况。这一年，英国的《印度法案》通过后，第一次通过公开考试的方法招选印度文官。次年，两爵士便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主张参照中国的考试制度，采取公开的竞争的考试方法来招募政府文职官员，并建立统一的文官制度。1866年10月，北京同文馆馆长马丁（W・Martin）以《中国的竞争考试》为题，在美国波士顿向东方学会介绍了中国的科举制。1853年和1855年，美国先后通过两个法案，其中规定部分官员的录用需经过考试。1867年，美国《北美杂志》撰文赞扬中国科举制度的择优取仕。1868年5月14日，美国罗得岛州议员托马斯・鲁科斯（Thomas Jenkes）在以“节约联合委员会”的名义向国会提出的报告书中，设专章论述中国的文官制度，引起众、参两院议员的广泛兴趣。1881年国会通过了彭德尔顿文官法，规定政府文官录用必须通过考试，择优录用，从而形成了美国的文官考试制度。1808年，法国拿破仑政府借鉴中国的科举制度提出学位制，把中学毕业资格作为国家的第一级学位，并成为法国公民的基本学历，并规定录用官员、大学招生、就业，即应以中学毕业资格考试为依据，否则不准录用和升学，从而形成了法国的考试制度。19世纪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学者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也在自己的著作中，评价了由科举制产生的中国文官制度。伏尔泰说：“如果哪一个国家生命、荣誉和财产受到法律的保护，这个国家就是。”当时法国政府就根据中国的科举制度来制定新任用文官必须经过竞争性考试的方案。1906年，法国学者吕内蒂埃即在其发表的论文中明确指出，法国政府通过竞争性考试选拔政府文职官员的方法，无疑来源于中国的科举考试制度。西方许多人认为，中国用统一的考试来选拔官员的制度有许多优点。它促使人们重视教育和文化，可以产生一批文化素质较好的官员。考试制度也可限制皇帝的权力。如果没有竞争性的考试，许多比较重要的职位将会被世袭皇家贵族占据，而次要的职位也会被皇亲国戚、世袭贵族瓜分掉。

事实也正是如此。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家，都陆续根据中国科举制公开考试、平等竞争、择优取仕的原则实行考试制度，文官的录用、晋升均须经过法定的考试和考绩程序。比如中国科举考试分为乡试、会试、廷试三级，乡试不合格者不得参加会试，廷试合格者方能直接授官。西方多数国家的双轮制考试与此相类似，即只有经过初试才能进入复试，只有经过初、复两轮筛选合格后，才能正式录用为文官。又如宋太宗时把殿试录取的进士分为三甲，即赐进士及第、赐进士出身、赐同进士出身三个等级。宋真宗时更把殿试成绩分为五等：一等学识优长、词理精绝，二等才思该通，文理周密，三等文理俱通，四等文理中平，五等文理疏浅。以第一、二等赐进士及第，第三等赐进士出身，第四、五等赐同进士出身（后来宋神宗时将第五等改为赐同学究出身）。西方多数国家亦根据应考人在考卷中反映出来的才识文理水平，采用百分制评定成绩；只有法国采用超、优、上、中、下、劣等6个等级评分。在此基础上，由考试机关按应考人成绩的高低序列排出录用候补花名册，再由行政部门从成绩最佳的前几名选择录用；在美国选前7名，日本则选前5名，这与我国进士科一甲前三名状元、榜眼、探花优授官职有类似之处。我国举子考中举人、进士后要张榜公布，并通知本人。西方多数国家亦将考试名次公布于众，并通知本人。

另外，中国科举制首创统一和分科考试，开创了新的考试方法，还第一次使用笔试为主要考试方法，保证了用统一的题目进行大范围的统一考试。这对于减少考试的主观性、提高考试的客观性有重要意义。这些对一些西方国家也有一定影响。如今天的“填空”、“简答”、“论述”等题型，就是从中国科举考试的“帖经”、“墨义”、“杂文”等题型中得到启发的。

由于国情不同，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与我国的科举制也有一些差异。一是考试的内容不同：我国科举考试考经义、诗赋、策论、八股文，与封建的政治、文化密切相关；西方国家文官考试的内容则包括知识测验、智力测验、技能测验、心理测验四个方面，反映了现代化国家选择文官的才识要求。二是考试的方法不同：中国科举考试几乎全是笔试，极少口试；而西方国家文官考试除笔试外，还有口试和演作试（Performance Test)。口试分个别口试与分组口试两种，由应考人先作演讲或自我介绍，由考官连续发问，以检验其思想品质、表达能力、政策头脑和教育程度，然后由考官根据智能、领导、参政能力等六项指标进行评分。演作试则是在英国实行的一种考试方法，以实际工作的操作考察应考人是否具备完成职务的知识能力。三是考试的类型不同：中国的科举制，由唐至清，一般分为乡试、会试、廷试三种类型、三个级次（金代多一府试）。会试、廷试又分为进士、明经、制科等许多不同考试科目。级次越高考试越难。西方国家的文官考试主要分为分级考试、外部竞争和内部竞争考试、双轮制和三轮制考试。分级考试是根据报考职位的职类和职级分级进行。每一职级的考试方法、科目和对应考人的要求均不同。如英国文官考试按报考职位的职级分为行政级、执行级、文书级和助理文书级，考试科目依次为行政级11项、执行级9项、文书级和助理文书级各4项，除助理文书级只有笔试外，其他的均采用笔试和口试。级别越高，考试越难，这点又与中国科举考试有类似之处。外部竞争考试是法国社会上持有某种文凭者参加的文官考试，便于广泛吸收各种社会人才进入文官系统。内部竞争考试则是已工作一段时间的文官参加的考试，合格者或优秀者可以改换一个职类或晋升一个等级。这与宋代官员参加制科考试合格可以升官又有类似之处。双轮制考试在多数西方国家实行。第一轮笔试，第二轮口试；第一轮不合格者不能考加第二轮考试。三轮考试制仅在日本实行。第一轮笔试，第二轮集体口试；第三轮身份审查，不合格者，前两轮考试成绩作废。这与中国科举考试有相同处：乡试合格，才能参加会试；乡试不合格者不能参加会试。也有不同处：日本第三轮身份审查不合格，前两轮考试成绩作废；中国则是进士未考上，乡试、会试合格，成绩仍予承认。四是考试合格者待遇不同：中国进士科从宋代起考中进士者即名登金榜、天子赐宴、石碑题名、立即授官。而进士第一则称为“状元”，称为“大魁天下”，授官也比其他进士为高，最为光彩。西方国家文官考试合格后被录用的人员在授以正式职务前还有低限6个月（美国和日本）、高限达3年至4年（英国行政级和德国高职级）的试用期，表现优良者才可正式获得文官资格；就任的还要进行服务宣誓，接受委任状，以示录用的合法和庄重。西方国家文官考试无论哪一科目、哪一类型考了全国第一，均无类似中国科举制进士第一的“状元”称号，更无类似中国状元所得的特别荣宠和光耀。

中国科举制对西方国家的影响之大，还可从下面一则轶事反映出来：

日本服部宇之吉，为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教习。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戊申十二月回国。学部奏请赏给文科进士，奉旨依议，传言服部自乞也。犹记光绪初年，总税务司赫德二子，仰慕中国科名，纳监入籍顺天，且延名师攻八股，以期应试。至乡试年，为北皿号生群起而攻之，乃不敢入场。呜乎，彼时若当国诸大臣能通变权者，为之奏请，特赐二举人，一体会试，既不占乡试皿号中额，又使外人入我彀中，岂不大妙！乃竟听其攻而去之。厥后，李文忠知之，叹曰：“朝中无人！”诚然。

这则轶事原题《外人羡我科举》，见坐观老人所著《清代野记》一书。光绪初年，已是我国科举制度的衰落期，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的两个儿子，为了参加中国的乡试，竟然纳监，把籍贯改为顺天，聘请名师讲授八股文以期应试。北皿号考生认为他们占了自己的名额，群起反对，才未考成。作者为此批评朝中掌权大臣不通权变，未能奏请皇上特赐英国人赫德的两个儿子为举人，不占北皿号的名额，一体参加会试，以至失去了让外国人入我科举以笼络的机会。李鸿章也为此感叹“朝中无人！”更令人注目的是，历时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已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奉诏停止。而在科举停试三年之后，日本教习服部宇之吉却乞请清廷赏赐文科进士功名方才回国。由此可见，从未实行过科举制度的西方知识分子，对我国古老的科举制是如何地向往和羡慕了。

综上所述可知，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通过公开考试择优取仕的选官制度，由隋至清历时1300多年。它为广大寒士提供了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机会，对唐以后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深远的历史意义，对于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日本等西方国家文官制度的形成和改革，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正如孙中山先生所明确指出的：“现在各国的考试制度，差不多都是学英国的。穷流溯源，英国的考试制度原来还是从我们中国学过去的。”

职评政策论文范文第3篇

杨时展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思想家和会计教育家。他的一生学贯中西、著述颇丰，是我国会计学界的一代宗师。他的鸿文佳作对当代许多重大会计、审计问题进行了事实求是的精辟分析，对我国的会计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他的许多学术观点和理论，如差异分析无序和不连锁的观点、受托责任理论和会计控制系统论等，为国际会计界所公认，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对我国会计学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今年10月10日，是杨时展教授逝世十周年的纪念日。作为仰慕杨时展教授道德文章的后学，为了解一代宗师在会计领域的学术贡献，特据有限渠道搜集的部分资料，对其学术履历、主要学术思想以及学术年表进行了初步整理，以表缅怀之情。

一、杨时展学术履历

杨时展(1913～1997)，男，1913年11月出生于浙江宁波；1924年定居于浙江新昌；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高中文科；1936年夏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留校任助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类)考试，以优异成绩，分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1937年调至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1938年任浙江省财政厅会计主任；1943年兼授国立英士大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课程；1945年春，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兼任会计专修科主任；1946年改任英士大学经济系教授；1948年冬，任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教授；1953年全国院系调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1956年，加入中国革命委员会；1957年被错划成“”；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大学教授；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了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的第一批人才；1986年经国务院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1992年国务院授予其政府特殊津贴证书，终生享受政府特殊津贴待遇。

杨时展教授是我国著名的会计思想家、教育家，历任中国会计学会常务理事、顾问，中国审计学会常务理事，湖北省会计学会副会长，湖北省审计学会副会长，湖北省注册会计师协会顾问，武汉市政协副主席，武汉市知识分子联谊会名誉会长等职。他还是美国会计学会(AAA)、国际内部审计师协会(IIA)、国际会计研究生教育协会(IAARE)成员。

杨时展教授治学严谨，求真务实，在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会计史、审计史等领域造诣精深，贡献卓著。20世纪50年代，杨时展教授提出了差异分析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观点，引起了国内会计学术界的轰动；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后，杨时展教授提出了我国大学会计学系的第一个教学改革方案，将解放以来的“老三门”体系，改为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审计学、电算化会计为主的新体系；按照“洋为中用”的精神，大胆采用英语教材进行研究生教学；提出了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强调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我国会计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入研究。

二、杨时展主要学术思想

(一)受托责任思想　杨时展教授列会计、审计以及经济效益等问题的研究，大多是以受托责任学说为依托进行的，要理解其学术思想，首先应该理解其受托责任思想。

杨时展教授将受托责任定义为：“因受命或受托经营财政或财务收支，对命令或托付人所负的一种以最大善意充分体现其意志的责任。负这种责任的人为责任人；命令或托付这种责任的人为授任人”。政府及其工作人员与人民的关系，以及社会主义企业的负责人与人民的关系都是一种受托关系，他们的一切行为都要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意志，都要以最大的努力来完成人民的托付，从而让人民解除自己的责任。

杨时展教授认为，在人民民主国家，人民是否当家作主，各级政府工作人员是否以人民公仆，而不是“民之主者”的身份忠于人民。是受托责任关系正常运转的首要问题。因此民主，重要的不在于一些所谓的“人民的素质”，关键在于人民公仆的素质。

杨时展教授指出，受托责任的内容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而发展。在民主制度比较不发达的情况下，受托责任以合法性为主，只要是依法支出，没有“落入个人腰包”，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就完成了受托责任；随着民主制度的发展，人民或纳税人就不但要求“取之于民，用之于民”，还要求经济地用之于民；随着民主制度的进一步发展，人民在以前的要求上，规定政府开支必须达到人民预定的目标，充分体现人民或纳税人的意志；今后，随着民主制度的更进一步发展，人民不但将关心政府支出的合法性、经济性、效果性，而且将更加关心其社会福利性。受托责任内容的发展，使会计学由财务会计，发展到以财务会计、管理会计、社会会计组成的新体系；使审计学由合规性审计，发展到效果审计乃至社会审计。

杨时展教授还认为，会计工作和审计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对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进行认定和重认定。受托责任意识的强弱与会计和审计工作的优劣有着紧密的联系，受托责任意识强则会计、审计工作一定进行得好；受托责任意识差则会计、审计工作一定进行不好。因此，杨时展教授强调一定要让会计和审计人员树立起高度的受托责任意识，从而提高会计和审计工作的质量。

(二)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1966年，美国会计学会提出了会计是一个信息系统的观点。该观点对我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会计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我国当时有许多会计学者支持这一观点。杨时展教授则从探讨现代会计的控制作用开始，对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的差异展开分析，最终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会计控制系统论思想。

一是控制思想的引入阶段(1980～1982)。20世纪50年代，一门以预算、成本核算、控制、决策为主的管理会计学形成并发展起来。杨时展教授在对管理会计学的创立和发展的历史主线研究后认为，愈来愈激烈的竞争客观上要求会计对企业的全部经济活动进行全面的、自始至终的有力控制，从而使现代会计正在向着重内部控制、着重计划未来的方向发展。他认为控制对于会计来说就是

“让经济活动严格按照计划目标进行并和计划协调”⑤。他把这种控制的思想加入到现代会计学的研究范围中，并对现代会计学的研究内容进行了诠释：“现代会计学研究怎样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科学地组织记录、计算、分析并最后加以控制的规律和方法”⑥。

二是会计控制论思想的初步形成阶段(1983～1990)。在这一时期，杨时展教授多次发表文章，对会计如何控制经济效益、控制固定资产投资和控制产品质量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说明了会计的控制作用贯穿于企业的整个经营活动中。他明确提出了控制论的概念，即为了提高经济效益而对一个企业的经济活动进行控制，使其向着预定目标发展的活动。并将控制论与会计学结合，提出“现代会计科学是一种研究怎样科学地、有效地组织经济数据，使它成为用来控制经济活动的经济信息的科学”⑦。他同时指出“由单纯地反映信息，演变为主观能动地利用信息”是现代会计的特色之一。

三是会计控制论思想的成熟阶段(1991～1992)。杨时展教授首先针对一些学者提出的控制系统本身也是信息系统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认识。他认为控制系统和信息系统存在着差异：“第一，信息系统要解决的是：主体对客体的不定性的认识问题，帮助主体真实地认识客体的问题，而控制系统要解决的是：主体对客体的确定性的掌握问题、实现问题。第二，信息系统要解决的仅是失真问题，控制系统要解决的，除失真的问题外，还要解决使这个客观真实符合客观主体意愿的问题”。通过对上述差异的分析，他明确指出会计本身不属于信息系统，而是“一种以货币量度、按规定方法和目标，来计量和调控一个实体的经济工作的经过和结果的控制系统”。

随后，杨时展教授对会计的根本目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受托责任的认定，是会计原本的，从来的目的，决策，仅仅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的产物；受托责任和会计，一开始就有必然的联系，而利用会计信息来决策，则是会计发展到一定阶段，效率和效果成为受托责任的主要内容以后，才和会计联系起来的”。他把这种观点和控制论相结合，指出会计是一个控制信息以便更好地完成受托责任，并对受托责任完成情况加以认定的控制系统。

最后，杨时展教授将认定受托责任的完成情况作为会计的目的，把控制系统作为会计的本质，结合货币计量、标准化、会计的决策作用等要素，提出了自己的会计控制系统论观点，即“现代会计是一个以认定受托责任为目的，以决策为手段对一个实体的经济事项按货币计量及公认原则与标准，进行分类、记录、汇总、传达的控制系统”。

(三)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十―届三中全会做出了把全党工作的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从而使考核企业的标准由过去以产量、产值为主，转变为以经济效益为主。经济效益的高低成为考核企业经营好坏的重要标准。杨时展教授针对我国一些企业不能很好地适应经济体制转变、经济效益不高的问题，进行了长期的研究，形成了其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

改革开放之初，企业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存在着诸多问题：(1)企业没有意识到销售对于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作用，仍然是重生产轻销售，从而造成一些行业的商品流通不畅；(2)企业仍然采用外延的增长方式，将提高经济效益与提高产值等同，从而造成大量固定资产利用率低下；(3)企业不重视信息的作用，经营存在着严重的盲目性；(4)企业人员的权、责、利划分不清，严重影响企业效益的提高；(5)教育中存在着重理轻文的现象，造成我国管理人才资源匮乏。

杨时展教授认为上述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在对如何提高经济效益的认识上和策略上出现了偏差。因此，他结合我国当时经济环境和各行业的特点，于1984年提出了提高经济效益的十大转变：(1)改变经济工作的重点由重产到重销；(2)改变工业经营中的资海战术作风为集约经营作风；(3)改商业经营的“合”为“分”，使货畅其流；(4)改工业经营的“分”为“合”，使生产规模增大，资产利用率提高，成本降低；(5)改把销售的重点从城市转向村镇，打开广大的农村市场；(6)改变产品的加工深度和精度，发挥我国劳动力十分充实这一根本优势，增产劳动密集型产品；(7)改变能源政策，增加每单位能源的产值；(8)改微观经济中严重的盲目性经营为信息性经营；(9)改变权、责、利不清的经营作风，制定并断然实施《经济责任法》；(10)改变重理轻文的教育思想。大力开发财经管理人才，把经济管理工作做上去。

1985年杨时展教授将投资报酬率的相关理论引入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研究中，并对如何提高城市企业的经济效益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他首先将会计中的投资报酬率与企业的经济效益结合起来，认为“投资报酬率代表一个企业的直接的、综合的经济效益”，指出“抓企业的经济效益，首先就是要抓这个资金利润率或投资报酬率”。然后，他在对投资报酬率公式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提高投资报酬率就是要提高资金周转率和销售报酬率，并进一步指出销售对提高资金周转率和销售报酬率起着关键作用。最后，他结合管理会计中成本性态方面的相关理论，提出“增加产销量，尽量提高固定设备的使用率，就成为减低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基本诀窍，并且是一个值得大家注意的‘黄金诀窍’之一。

1991年杨时展教授在强调销售对提高经济效益的重要性同时，将受托责任学说、目标控制思想加入到提高经济效益的研究中。他认为企业管理者的受托责任意识与企业的经济效益有着密切的联系，管理者的受托责任意识强，企业的经济效益就好，反之企业的经济效益则差。要提高经济效益，企业的受托责任人要进行以下工作：(1)通过计划、预算等，将受托责任分解为各个具体的目标，进行有效的目标管理；(2)对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加以控制，保证各项目标的实现；(3)将目标的完成情况，根据公认会计标准，编成会计报告；(4)将会计报告送交审计机关或指定审计机构，进行公正客观的重认定；(5)在重认定的基础上，委托人根据受托目标的完成情况，解除受托人的责任，继续任用；或撤回对他的委托，更换他人。

杨时展教授还从提高投资报酬率的角度出发，对当时企业投资失控问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增加投资不一定能够提高经济效益，指出要在充分发挥企业资产效能的基础上，考虑国家政策、利润增长率是否高于投资增长率等因素后审慎地进行投资；他强调企业管理者要树立起节约投资，发挥资产潜能的意识。为此，他提出了“增销节资”的观点，即增加销售，节约投资。

1996年杨时展教授以国家实现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向集约增长转变的决定为契机，针对我国当时部分企业无法适应“转变”而导致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的情况，对企业如何实现“转变”，提高效益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首先指出，企业能否获得利润是企业实现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关键，并将以前的研究成果归结为五个规律：(1)利润只能通过销售来实现的规律；(2)利润的增减和销售量的增减不同步的

规律；(3)产品的单位成本与产销量的增减方向相反的规律；(4)利润与固定资产的使用强度趋向一致的规律；(5)利润的增加率，应力求高于投资的增长率的规律。其次，他认为企业从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变，实质上就是一个从不追求投资报酬率到追求投资报酬率的转变。他指出提高投资报酬率，要从提高利润和节约投资两方面抓起，强调对投资要审慎进行，主张在挖掘原有设备潜能的基础上，考虑提高投资报酬率、配套资金等因素后选择成本最低的投资方案。这就形成了杨时展教授的以提高投资报酬率为核心，以增加销量、提高利润、节约投资为主要手段的提高经济效益的思想。

(四)中国会计现代化的建设与发展研究　主要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中国会计现代化问题的提出(1980～1985)。杨时展教授在对西方国家的会计科学研究后发现，预测、计划、控制已成为会计科学和会计工作的核心，会计人员的主要任务已经转变为对企业经营的控制。而我国当时由于小生产意识的残存，对会计科学、会计工作和会计人员的作用普遍认识不足，从而严重影响了管理科学的发展，并造成了会计师资源、管理人才资源匮乏的局面。因此，杨时展教授提出：“为了提高我们企业的管理水平，实现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我们应该把怎样发展我们的会计科学，怎样使我们的经理人员也能熟练地运用现代会计科学管理好企业的问题，认真提到日程上来”。

二是中国会计现代化起点的研究(1986～1987)。杨时展教授在对西方的财务会计学研究后认为，财务会计的研究范围应包括四个部分，即簿记、估价、企业的成长消亡过程和各种经营方法。而我国当时的会计学基本上只是研究如何编制会计报表，仅相当于财务会计学的簿记部分。估价问题研究的缺失，使当时我国许多企业的会计信息严重失真。因此，杨时展教授明确提出，会计学面临着一个十分迫切、十分严重的现代化问题，并指出会计学的现代化，首先要从估价问题研究开始，使我国的财务会计成为一门真正的会计学。

三是中国会计现代化根本目的及其发展阶段的研究(1988～1997)。党的十三大召开后，我国会计界面临着两个迫切的问题，即怎样使会计学在现代化建设中起到应有的决定作用；怎样使会计理论和实践摆脱“左”的干扰，积极吸收一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世界文明成果，加速现代化的进程。杨时展教授对上述两个问题研究后认为，会计学本身不存在阶级性问题，我国会计现代化的目的就是要使我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实践更好地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服务，使其在我国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起到应有的决定作用和适应我国改革开放之需。他指出会计作为一种信息载体，虽然各国各有其特色，但从总体上看，最终会在相互交流中表现出其一致性和同态性。因此，杨时展教授认为，我国的会计理论和会计制度的建立应该以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为中心，以我国具体实际为前提，向国际靠拢。

基于当时我国会计的基本情况，杨时展教授将我国会计现代化的进程分为三个阶段：第一，账证相符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做到：账和批准了的单据完全相符。第二，账实相符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做到：经过会计确认，会计实体的责任人对会计报表上反映的情况负全部责任，会计报表上的每个数字都真实可信。第三，账计相符阶段。这一阶段要求：会计人员通过会计信息和多方面的信息，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树立起和宏观目标相配合的微观目标，然后，又通过信息，保证目标的实现，使年终的实际发生数和年初的计划数相一致，即账面发生数和计划发生数相符。

为保证上述三个阶段的实现，杨时展教授提出了会计工作的六项注意：(1)按照配合原则，全面贯彻应计基础；(2)按照重置成本理论，保证扩大再生产的进行；(3)将预测工作引入会计，以保证财务及业务计划的合理性，可行性和可实现性；(4)加强会计的控制作用，保证财务和业务计划的贯彻；(5)充分发挥会计信息在长、短期决策中的作用，使我国的经济管理工作建立在正确的会计信息的基础之上；(6)将会计上的目标一致原则，不但应用于每个会计实体的内部，并应用于我国宏观经济的控制上，使每一个会计实体的微观效益，严格符合我国宏观经济的控制，使每一会计实体的微观效益，严格服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宏观效益o

(五)国家审计体制的建立与完善研究1982年杨时展教授提出，近代审计是民主的产物。审计制度的发展，必然会推动民主的发展。无论国体或政体如何，国家审计，从其本质方面来讲，都是巩固阶级的有力手段。

对于现代民主国家来说，人民将公共资金，委托给国家及其各种公职人员来管理，从而形成了一种委托关系。授任人是人民，责任人是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授任人以宪法、法律、规章、制度、预算等形式，将自己的意志进行明文规定，使其代表统治阶级的意志。责任人要以最大的诚意来遵行授任人的意志，管理好授任人的资产，否则责任人不但要负不尽责、不爱国等道义上的责任，还往往要负撤职、赔偿、判刑等行政乃至法律上的责任。因此，杨时展教授认为没有受托责任，就无所谓审计。他把现代民主国家的各级政府及其公职人员的受托责任归纳为：“(1)负责以最大善意遵照法律的规定，执行国家的任务，并遵照法律手续，进行因执行任务而发生的财政和财务资源上的一切收支，登记账目，按期据实报告，绝对不允许一切的行为。(2)负责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使用管理上项资源。(3)负责使前项资源的使用最大限度地达到预定目的”。

杨时展教授指出，责任人为了让人民解除自己的责任并继续得到人民的信任，是希望人民对他们进行全面审定的。人民从对责任人负责出发，也从考核这个责任人决定是否能继续给予信任出发，应该对他们进行全面的认定。在这个问题上，古今中外的经验都是：“由国家专门设置一个独立于责任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独立于授任人的机关，来负责验证，经过验证，认为责任人在各方面都符合授任人的意志，就解除其责任；认为在哪一方面或哪一问题上没有符合授任人的意志，就按照其违反意志的情况，确定其应负的责任，在现代国家，这一机关还要对责任人提出意见，帮助责任人以后能更好地完成责任”。这一独立机关，就是国家审计机关；这一验证过程，就是国家审计的基本过程；验证国家及其工作人员的财务及财政行为是否以最大的善意来体现人民的意志，就是国家审计的基本任务。

对于国家审计的概念，杨时展教授于1983年，给出了一个较为全面的定义：“一个国家专门设置的权威性机构，经人民授权，代表人民利益，独立于一级政府之外，客观、公正、不受任何干涉地对一级政府及所属机关、企事业单位的财务及经济行为，进行审核和稽核，取得确切证据，来判断这些行为在是否合规合法上，是否在经济有效上，是否达到了人民预定的目标上，都符合人民的意志，从而解除或确定一级政府或一个单位的责任，并进一步提出改进意见或建议，使其今后更符合人民意志的工作”。

1992年杨时展教授在对国外的国家审计进行研究后发现，各国的通例是将审计机关设立在民意机关之下，由民意机关代表人民来审计。杨时展教授认为这种国家审计模式最合理，最能增加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和政府的威信。他把这种观点融入到我国当时的审计管理体制改革中，认为应该把国家审计机关从政府的权利下独立出来，排除的干扰，使审计的重认定更加可信，从而让国家审计朝着取信于民、听审于民的方向发展。

(六)差异分析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原理研究加世纪50年代，中国会计学术向苏联一边倒，在差异分析中，苏联学者均主张替代有序论，杨时展教授根据党的“双百方针”精神，于1954年、1957年先后著文，提出替代无序和不连锁的观点，引起我国会计学术界的极大震动。他这两篇论文的观点和论证方法，20世纪60年代后，被美国知名学者C.T.Horngren，M.Chatfield的《成本会计学》，R.M.Garrion，L.R.Amey等的《管理会计学》，H.Bierman等的《管理成本会计学》，乃至J.Bullach的《会计师手册》等所吸收，成为定论。

杨时展教授的上述观点引起了苏联和我国会计学术界关于连锁替代法替代顺序问题的讨论。苏联当时的学者如斯姆连等和我国当时一些学者都认为，虽然任何替代顺序都是符合数学规律的，但是只有一种替代顺序从经济意义上看是正确的。

1957年，杨时展教授针对替代有序论，在1954年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替代无序的观点。他强调(a1-a0)(b1-b0)是a因素和b因素共同作用引起的，而在差异分析中只能将它看成是由a因素或b因素的变动引起的，因此，要使连锁替代法在经济意义上完全正确，本身就是矛盾的。于是，他提出：客观上并不存在从各种经济意义或每个因素上看都是正确的替代顺序；在各种替代顺序中只有一个替代顺序是正确、可靠且有经济根据的观点是不成立的。

对于(a1-a0)(b1-b0)这一项的处理问题，当时的学术界主要有四种观点：(1)将它完全认为是a因素或b因素的影响；(2)从数理上求出一个一致的解答；(3)将(a1-a0)(b0-b0)进行分摊；(4)将(a1-a0))(b1-b0)作为独立的一项，既不作为a因素的影响，也不作为b因素的影响。

杨时展教授对上述观点研究后认为，第一种观点无论从数理上讲还是从经济意义上讲都是不正确的；第二种观点的研究结果尚不明确；第三种观点和第四种观点使连锁替代法发生了质变，即。因素和因素之间不再连锁了。

三、杨时展学术年表

杨时展教授的主要生平简编：

1913年，11月26日出生于浙江宁波。

1924年，定居于浙江新昌。

1928年，毕业于新昌县立初级中学。

1931年，毕业于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高中文科。

1936年，毕业于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大学部财政系会计专业，留校任助教，同年参加高等文官(会计审计人员类)考试，以优异成绩，分至国民政府主计处会计局工作。

1937年，调至浙江省财政厅会计室。

1938年，任浙江省财政厅会计主任。

1943年，兼授国立英士大学经济学、货币银行学课程。

1945年春，任国立英士大学教授，兼任会计专修科主任。

1946年，改任英士大学经济系教授。

194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大游行。

1948年，任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教授。

1953年，任中南财经学院教授。

1956年，加人中国革命委员会。

1957年，错划成“”。

1980年，恢复教学工作，任湖北财经学院教授。

1982年，受财政部之托，与澳大利亚合办审计班，培养了我国恢复审计制度所需的第一批人才。

1983年，3月任政协武汉市第六届委员会副主席；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常务理事。

1984年，6月任民革武汉市第六届主任委员；任中国审计学会第一届理事会理事。

1986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任中南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7年，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常务理事；12月，任湖北省会计学会第二届理事会副会长。

1988年，任政协武汉市第七届委员会副主席；任民革武汉市第七届名誉主任委员。

1992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任民革武汉市第八届名誉主任委员；任中国会计学会第四届理事会顾问。

1995年，12月任湖北省会计学会第三届理事会顾问。

1996年，任中国会计学会第五届理事会顾问。

1997年，任民革武汉市第九届名誉主任委员；10月10日，与世长辞。

杨时展教授的主要著述简编：

1935年，在《会计季刊》上《原材料处理论》。

1952年，在《工业会计》上《成本会计的任务》。

1954年，在《工业会计》上《诱导指标及其在差异分析中的应用》。

1957年，在《中南财经学院学报》上《论连锁替代》。

1980年，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上《关于竞争的几个问题》、《会计科学在四个现代化中的作用》；在《会计研究》上《从管理会计学看近三十年西方国家会计科学的演变》。

1982年，在《当代审计》上《国家审计的本质》；在《湖北财经学院学报》连载其《管理会计通俗讲话》至1984年。

1983年，在《江西会计》上《现代会计向传统的挑战》；在《武汉财会》上《审计学通俗讲话一第一讲(第一节)》、《审计学通俗讲话――第一讲(第二节)》。

1984年，在《陕西会计通讯》上《效益十策》。

1985年，在《财会探索》上《微观效益基本》；在《财会通讯》上《为加强会计监督欢呼》、《审计公设刍论》、《企业提高经济效益应当注意的问题》。

1986年，在《湖北审计》上《社会效益审计的设想》；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宏观控制的关键――目标》；在《财会通讯》上《审计的发生和发展》、《贯彻会计法应有行政、司法和教育三项措施》；在《广西财务与会计》上《会计人员面临的历史任务》；在《会计之友》上《“七五”计划期中面临的会计问题》。

1987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我这几年》；

在《财会月刊》上《会计学的改革》。

1988年，在《财会通讯》上《论会计科学和技术的现代化――学习十三大报告的体会》。

1989年，在《财会通讯》上《中国会计的现代化问题》。

1990年，在《财会通讯》上《我国制度基础审计的第一部专著――评》。

1991年，在《广西会计》上《综合经济效益会计“千方百计提高经济效益”――中共中央十三届五中全会“决定”》；在《财会通讯》上《现代会计的特质》；在《财会月刊》上《社会主义现代化迫切需要会计现代化》。

1992年，在《财会通讯》上《会计信息系统说一评――会计的属概念问题》、《会计信息系统说二评一反映论和控制论的论争》、《会计信息系统说三评――决策论和受托责任论的论争》、《论我国会计工作者的思想解放问题――兼论会计的“阶级性”》、《现代会计与经济效益的关系――评》；在《财会月刊》上《遵循经营规律提高经济效益――有关利润的几个规律》。

1993年，在《财会通讯》上《会计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服务的问题》；在《会计之友》上《总序》、《序――会计发展的五次浪潮》；在《财会月刊》上《我国会计改革的一座丰碑――庆祝公布》。

1994年，在《财会通讯》上《让会计在市场经济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纪念帕乔利发表500周年》。

1995年，在《财会通讯》上《中国注册会计师制度的沿革与发展》、《从立法精神看我国会计的演进》；在《对外经贸财会》上《管理会计对会计学术的贡献――1994年12月在中国海峡两岸管理会计研讨会上的发言》。

1996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主要手段(上)》。

1997年，在《中南财经大学学报》上《实现两个根本转变的主要手段(下)》；企业管理出版社出版其专著《杨时展论文集》(沈如琛选编)。

职评政策论文范文第4篇

任何一种思想文化形态的发展都有其前后继承性。前一时代的思想不可能在后一时代突然消失，后一时代的思想也必然能够在前一时代找到它的萌芽。从历史上看，每一个思想家、每一个思想流派都是在继承前人已有思想观点的基础上形成、发展起来的，每一个思想家必须汲取前人已有的思想或学术成果，这是任何一个历史时期思想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前提和基础。明清之际绝大多数思想家虽然在各自的学术领域成就斐然，或侧重经学，或侧重史学，或侧重哲学，或侧重文学，或侧重考据，但有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那就是他们大都是从朱学或王学分化、脱胎而来。一开始几乎都是程朱理学或陆王心学的追随者和信奉者。在理论或思想渊源上与朱学或王学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黄宗羲、孙奇逢、李颙、唐甄等人基本属于陆王心学系统；顾炎武、王夫之、陆世仪等人基本属于程朱理学系统。作为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任何一个人也无法摆脱“既定社会历史环境”的熏陶和影响。当某一思想形态处于鼎盛巅峰期，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扬光大者；当某一思想形态开始走向没落衰退时，某些人或可成为某一思想形态的修正者、改良者乃至激烈的批判者。特别是在社会发生剧烈变动、民族处于兴衰存亡的关键时刻就显得尤为突出。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思想形态，从它开始存在的那一刻起，它内部就已包含着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因素，就决定了它必然要走向自己的对立面。以理学为例，自北宋中期兴起以后，历经宋、元、明三朝长达六百年的发展演变，先后形成了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理学流派。两派虽问学路径各有侧重，程朱重“道问学”，陆王重“尊德性”；程朱重“格物穷理”；陆王重“发明本心”，此外两派在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上如“心即理”与“性即理”、“人心”与“道心”、“天理”与“人欲”、“无极”与“太极”、“形而上”与“形而下”等都存在较大争论与分歧，但在本质上他们却是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即“同植纲常，同扶名教，同宗孔孟”。到明后期，随着封建制度走向没落，理学已沦变为“游谈无根”，“竭而无余华”，完全以抄袭“宋人语录”及“策论”为治学圭臬。严重脱离实际，变成了空疏无用之学，对明清以来的学风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使得一般士人沉湎于空谈心性，不切实际，不谙时务。这种空疏无用之风，导致明朝社会的日益衰落和吏治的极端腐败。随着明后期各种矛盾日益凸显，理学作为政治附庸的特点日益明显。其腐朽性也更加暴露无遗，给社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为了矫正理学所带来的社会弊端，自明中叶后，学者遂自立门户，学术朝两个方向展开：一方面表现为王学运动；另一方面表现为古学(经学)复兴运动。王阳明以继承陆九渊的思想为己任，试图取理学而代之。一时间，作为一种崛起于民间的思想形态，王学逐渐成为一种被社会上所认可的主流思想观念，而理学则被一般士人所藐视。从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作为两种不同价值观念的递嬗来看。尽管当时社会上普遍认同的价值观是王学，但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仍然是程朱理学。这就是一个社会存在的多元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也是一个社会不同阶层所确立的不同的价值标准。上有所好。下未必一定好之；上有所恶，下未必一定恶之，这就是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随着中国封建制度日益走向没落，无论理学还是王学，越发展越背离初衷，越发展弊端越暴露无遗，完全坠入寻章摘句、支离繁琐之途。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对母体的批判意识便应运而生。这就是在批判宋明理学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经世实学思潮和社会批判思潮。经世实学思潮具体表现为两个方面：对理学的空谈心性而言，主张经世致用：对理学的束书不观而言，主张回归儒家原典。这种新的思潮由萌芽渐至发展，成为与理学、心学相并立的新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形态。显然，这是一种积极进步的、有前途有活力并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新的思想观念，因而成为一种新的社会时尚，新的实学精神。明清经世实学思潮以“经世致用”为价值核心，在批判程朱理学“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基础上。大力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对天文、地理、河漕、山岳、风俗、兵革、田赋、典礼、制度等，皆在探究问学之列。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没有大的政治变动和社会变迁。如果没有社会转轨所造成的道德失范和心灵震荡，或许这些思想家仍将徘徊在朱学或王学的世界中踽踽独行。但是，历史不容假设。社会的急剧变革一方面造成了社会固有道德观、价值观的濒临崩溃；另一方面也造成了一大批社会的先知先觉者把自己融入社会变革的浪潮，紧紧把握时代脉搏，对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进行重新估价和评判。他们在对传统旧价值观进行全面反思和批判的同时，积极倡导一种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试图为社会提供一种新的价值导向，引导社会走出理学的氛围。可见，学术文化的发展同其他文化的发展一样，是在继承前人思想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发展起来的，是变革和延续、创新和继承的辩证统一。

批判理学空谈性理倡导实学实行实用

经世实学思潮是批判理学空谈性理的产物。经世思想在中国源远流长。“经世”一词最早载于《庄子》一书，“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圣人议而不辩”。经世致用是中国文化中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是中国知识分子实现其价值目标和道德理想的内在精神。“经世”思想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的含义：有时强调主体的道德修养；有时强调治国安邦平天下；有时强调实行实用；有时强调事功趋利。一般说来，中国传统的“经世”思想体现了这样一种价值走向：当社会处于稳定或“盛世”时期，“经世”思想表现得比较平淡；当社会处于转轨或危机时期，“经世”思想就表现得比较明显。明清之际，在中华大地上，涌现出一大批提倡经世致用的思想家，他们或以经学济理学之弊，以复兴古学(经学)为己任；或独辟蹊径，开诸子学研究之风气；或探究“切用于世”的学问，以求实功实用；或会通西学，倾心于“质测之学”的研究，尽管他们各自在学术领域各领、各显风采，但他们有一个特点是共同的，就是在抨击理学空疏之弊的同时，竭力提倡经世致用、实学实用，从学风、学术上呈现出一股崇实黜虚、舍虚务实的新风尚。他们共同形成了一个代表社会进步方向、符合时代进步要求的学派——经世实学派。

与明清时期出现的从理学桎梏下解放出来的强烈要求相呼应，明中后期以后在江南地区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已相当明显。对明清之际兴起的经世实学思潮起了推波助澜的促进作用。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就是从总结和批判理学与王学末流空谈误国的潮流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代表人物主要有陈子龙、陆世仪、李时珍、杨慎、徐光启、李贽、方以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颜元等人。他们大多胸怀救世之心，关心国计民生；读书不尚空谈，重视实用之学。由此可见，明清之际提倡的新学风，主要是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之风”而产生的。学风问题并不仅仅是纯粹的学术问题，一代学风的形成与转变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潮密切相关。经世实学派的学术宗旨就是“崇实黜虚”、“废虚求实”。不可否认，理学在初创之时，颇具有疑经、不守传注等创新精神，但其疑经往往流于主观武断；不守传注往往流于任意解经甚至改经，以致学界盛行穿凿附会、蹈空尚虚之歪风。早在明中后期。杨慎就已公开把程朱理学斥为“学而无用”之学，指出理学之根本错误就在于否定汉唐人对儒家经典的研究成果，从而陷入“师心自用”和“一骋己见。扫灭前贤”的境地；把陆王心学斥为“学而无实”之学。走上了“渐进清谈，遂流禅学”的道路。明末著名思想家李贽也揭露说，那些谈论程朱理学的人，其实都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的伪君子，是一群“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败俗伤世者。这群人虽口谈“我欲厉俗而风世”，但他们对社会道德和风气的影响。“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明末另一位著名思想家吕坤也指出，学术要以“国家之存亡，万姓之生死。身心之邪正”为目标，吕坤称“实学也，有用之学也”。高攀龙也强调“学问不是空谈。而贵实行”，如果“学问通不得百姓日用，便不是学问”。明亡以后，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更是从文化的原因来阐释社会政治问题，把宋明理学清谈空疏之学风看作是明亡的根本原因。李塨说：“当明季世，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觉建功之名，俱属琐屑。”李塨把明亡的原因归结为“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真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黄宗羲对明以来理学空谈性理的弊端进行了猛烈抨击，以为“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底。束书而从事游谈，更滋流弊。……然拘执经术，不适于用”。宋明儒者“假其名以欺世。……一旦有大夫之忧，当报国之日，则蒙然张口。如坐云雾。世道以是潦倒泥腐”。陆世仪把当时除六艺之外的“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看作是实用的学问。顾炎武反对“空疏之学”，力倡“经世致用”，以“修己治人之实学”取代“明心见性之空言”，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有益于将来”。他撰著《日知录》的目的就在于“明学术，正人心，拨乱世以兴太平之事”。认为“文不关于经术政事者，不足为也”。顾炎武把当时理学的清谈与魏晋时期做了比较，指出：“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他指责那些夸夸其谈者“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在顾炎武看来。正是由于理学的清谈导致了明朝的覆亡。这是他从历史的回顾中和对理学的批判反思中得出的历史结论，反映了明清之际思想家对理学的一种共识与历史自觉。李颙在提出“明体适用”主张的同时，指出“真知乃有实行，实行乃为真知”，主张用“酌古准今，明体适用”的实学取代“凭空蹈虚，高谈性命”的俗学，把那些“明体而不适用”的人皆视为“腐儒”。史谓其“言言归于实践”。王夫之也主张“明体适用”，提倡“言必征实，义必切理”。傅山也认为：“兴利之事。须实有功。”著名史学家全祖望评价说，傅山是“思以济世自见，而不屑为空言”。朱之瑜“论学问，以有实用为标准。所谓实用者，一曰有益于自己身心，二曰有益于社会”，如果说顾、黄、王、唐等思想家或偏袒程朱、或偏袒陆王，对理学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明清之际另一系统的思想家颜元、潘平格、陈确、傅山等人则对于理学或心学。一齐推倒，没有丝毫保留。颜元为学最强调实学实用，他认为，自汉晋章句泛滥以来，清谈虚浮日盛，尤其是宋儒“著述讲论之功多，而实学实教之力少”。其为学之要旨是“习行于身者多，劳枯于心者少”。“必有事焉，学之要也。”颜元认为，要看一件事有无实用价值，实践是最好的检验标准。他把理学家空谈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予以根本扭转。针锋相对地提出了“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并把自己的治学之道归结为实学、实习、实行。梁启超说他“举朱陆汉宋诸派所凭借者一切摧陷廓清之。对于二千年来思想界，为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潘平格斥责理学家丧失良心、学杂佛老，根本谈不上是真儒。潘平格的反理学思想，在清初颇受重视，被誉为“儒门之观音”。陈确从另一个方面把怀疑矛头指向程朱理学数百年立论的根基之一——《大学》，作《大学辨》，阐明《大学》非圣经贤传，理学存在的根基被动摇，与之相呼应，傅山倡导的诸子学研究认为先有“子”，然后才有“经”，动摇了孔门独尊的地位，开创了清代诸子学研究的新风。总之，明清之际的思想家群体已深刻地意识到，理学的空谈已经对社会造成了极大的危害，不对理学进行纠正和批判。将有可能导致“亡天下”的后果。因此，对理学的“清谈误国”是当时思想家们的普遍共识，也是引发经世实学思潮滋生和发展的契机。

批判封建专制制度高扬人的思想解放

与明清之际经世实学思潮相并行的是蓬勃兴起的社会批判思潮。如果说明清之际的经世实学思潮侧重于“科学”的层面，那么，社会批判思潮则侧重于“制度”、“民主”的层面。在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不是来自于外部力量。而是萌生于理学内部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结果。由于理学存在的基础之一就是从宇宙本体论的角度论证儒家纲常伦理的合理合法性，因此它一开始就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之所以成为封建社会后期长达六百年的官方意识形态。与它存在的社会基础和社会功能密不可分；另一方面，理学的过分政治化、庸俗化及空谈性理、空疏无用，在社会转型及民族、政治危机时期往往成为思想家批判的对象，这时候，这种理论形态的内部就悄悄孕育着一种自我批判、自我否定的理性自觉与理性精神，孕育着摆脱封建礼教束缚，追求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个人幸福、个人利益，追求真理的精神动力和启蒙意识。从而滋长出人文启蒙思潮的缕缕曙光。

明清之际，各种矛盾错综复杂，沿袭了近两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其弊端已暴露无遗，由于清初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思想家们已经把批判的焦点从一家一姓之兴亡转向对整个封建制度的深层反思。明清之际的思想家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的大胆揭露和深刻批判，包含有两层含义：一是对“封建君主”的揭露和批判：一是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揭露和批判。众所周知，在中国古代，一直存在着“非君”、“君为害”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蔡尚思先生把中国思想史上对待“君主”、“君权”的各种观点归纳为“宗法世袭、选贤让贤、虚君无君等几大派”。从孟子的“民贵君轻论”、鲍敬言的“无君论”直至邓牧的“君为害论”都对“封建君主”提出了抨击。晚明时期，以王艮、何心隐、李贽为代表的“泰州学派”(王学左派)是明后期人文启蒙思潮(在正统的思想家那里，把他们的表现称之为异端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对两千年来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积弊有了更深层的理解，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从而开启了明清之际怀疑、揭露、批判封建专制制度的序幕，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内容。李贽以“贬尊抑圣”的方式对封建君主提出了严厉批评，在他眼里，无论君主还是圣人，都是一般人，“既不能高飞远举”，也常怀“势利之心”，甚至有时一般“夫妇所不能者，则虽圣人亦必不能”。因此李贽告诫人们“勿高视一切圣人也”。李贽的这一思想言论在当时社会确实振聋发聩，震烁千古，从而遭到统治层的残酷迫害与镇压，他的思想言论被明统治者定性为“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所有“已刊未刊”的书籍一律“尽行烧毁，不许存留”。清统治者也把李贽视为“狂悖乖谬，非圣无法”，认为“其人可诛，其书可毁”。由此也可看出李贽思想在当时社会所引起的巨大震动。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且不说对任何敢于批判现行体制和制度，对任何敢于动摇封建专制根基的思想言论，哪怕只是片言只语，哪怕只是思想的流露，也耍绝对扼杀，毫不留情。就是对那些原本与批判现行制度无关的思想和言论，也往往由于统治者的疑神疑鬼，而极尽牵强附会之能事，这一点在清代的“文字冤案”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从王艮对血肉之躯的尊崇，把百姓人伦日用看成“道”，到何心隐的“无欲则无心”，再到李贽的“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可以看出他们所倡导的是一种回归人性、回归自然的内在冲动。但“泰州学派”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他们打破了理学对人的压制和束缚，使人在摆脱理学的束缚中看到了自我的价值和人性的力量。明末清初的社会大变动，使得思想家们不再沉湎于程朱陆王之空谈，而是把关注的目光从“游谈无根”的泥潭中转向社会，转向现实，把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紧密联系起来，拓展了学术研究的领域和范围，对影响中国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进行了猛烈揭露和抨击。与明中后期“泰州学派”的异端启蒙思潮相比，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则把斗争矛头直接转向了对现实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的反思和批判。黄宗羲在其名作《明夷待访录》一书中提出了一系列与社会现实相关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如揭露封建专制与提倡民利；限制封建特权与保护工商利益；要求法律平等和赋税改革等。黄宗羲淋漓尽致地揭露封建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乐”的惨烈画面，大胆地提出了“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明确主张“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公开对天子的权威提出挑战。黄宗羲的这部著作无论在当时和后来，对中国思想界所起的作用十分巨大，被誉为“近代社会的宣言书”。顾炎武在提出以经学取学的同时，始终关注“国家治乱之原，生民根本大计”，对那些不关乎“六经之旨，当世之务者”，要“一切不为”。他认为，君主专权，危害极大，为了唤起社会民众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还喊出了一句千古名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唐甄在其精心之作《潜书》中，对君主专制制度也提出了尖锐的批判。他说：“天子之尊，非天帝大神也，皆人也。”他认为君主虽形有“君主”之名，实乃“一匹夫耳”。自古及今之帝王，皆而已，“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唐甄这样论证说：“杀一人而取其匹布斗粟，犹谓之贼。杀天下之人而尽有其布粟之富。而反不谓贼乎?”唐甄把封建君主的存在看作一切罪恶之源，虽不免偏颇。却非常大胆深刻。王夫之更是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大胆揭露和批判，指出：“天下者，非一姓之私也。”“一姓之兴亡，私也；而生民之生死，公也。”他主张“不以一人疑天下，不以天下私一人”。傅山也对封建君主的危害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专制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把本阶级的利益、把封建君主的利益凌驾于一切之上，蔑视人的生存权利与价值，造成了社会的极端不平等，明清之际的思想家显然认识到了君主个人大权独揽对社会所造成的危害，认识到了专制体制所造成的社会弊端。在对封建君主进行猛烈抨击的同时，还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一系列变革君主制、限制君力的主张。如黄宗羲从“设学校以公是非”、“置相”、“分治”的角度提出了变革君主制、限制君力的主张，他试图把“学校”作为判断是非的唯一机构，从而在社会中达成一种共识，即“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他主张置相以分割君权，并提出了恢复宰相制度的基本构想。他还认为治理国家必须设置官吏，使其有职有权，不能由君主一人专断，因为官吏参与治国，“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后世骄君自恣，不以天下万民为事”。黄宗羲的这些论断，把君王与万民联系起来考察，视君主与百姓为“共曳木之人”，已超越孟子“君贵民轻”思想，深含民主气息，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重要思想构成。所提出的问题和所进行的理性思考皆为有感而发，切中时弊，成为明清之际人文启蒙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在不受外力的影响下，按照明清之际所出现的提倡经世致用、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理路走下去，中国很有可能与西方社会一样，很快步入资本主义高速发展阶段。然而，历史不容假设，明清之际这种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随着清王朝一系列高压政策的实施，正常的社会发展速度受到外部阻力而迅速中断，思想文化界遭受了致命的打击，学风迅速转向，远离政治的考据一途。

[论文关键词]理学；经世实学；社会批判；思想家群体

职评政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元祐时代；选举论争；政治

中图分类号：K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12）04-0091-09

收稿日期：2011-12-01

作者简介：平田茂树（1961-），男，日本静冈县人，日本大阪市立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文学博士。

元祐时代的政治形象，长期以来是在排斥新党、否定新法的研究思路中形成的。这一时期，恰逢元丰官制改革这一重大变动，而且呈现向旧制度回归的趋势。两者互相交织，最终确立南宋所继承的政治构造，这值得我们重新思考和给予积极评价。笔者以负责“言事”的“言路官”（御史台官、谏官、给事中、中书舍人）为线索，尝试分析宋代政治结构的变化。通过考察以刘挚为核心的言路官集团的变化，描述该时代的政治状况。正是这个集团构成排斥新法、否定新政的核心成员，旧法党的形象很大部分是源于他们。但是，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并不局限在他们，还有司马光、吕公著、范纯仁、程颐、苏轼、苏辙等“元祐党人”。他们既是政治家，在学问上也是代表宋代的一流士大夫。既往研究从反对新法的角度，笼统地将他们归入旧法党，仅有那些对新法持有反对意见的官员受到研究者关注——如反对青苗法（范纯仁）、保甲法（范纯仁、王存）、免役法（范纯仁、苏轼、王存、李常等人），而对他们的政治活动没有深层论述。

让我们的视角离开市易法、青苗法、免役法等实利色彩浓厚的新法政策，转而关注作为士大夫、官僚再生产装置的科举制度。在这方面，不难想象与以郊祀制度为代表的礼制问题一样，在不同于纯政策争论的层次上，也以自身的学术、教养为背景展开激烈论争。当时王学、蜀学、洛学、关学等各派林立的局面也势必产生特殊的影响。这一时期也是分析以学问为基础的士大夫生存方式的最佳时期。不同于此前相当严厉地钳制言论自由的神宗时代。该时期可见到谈论风发的倾向，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史料。但是，不同于神宗时代的科举改革备受学者们青睐，广被当做研究对象，这一时期的选举论争很少受到学者眷顾。因此，笔者以元祐时代的科举、铨选等围绕选举的论争为分析对象，试图弄清当时士大夫的群体形象。

进入正式分析之前，根据近藤一成的研究成果，归纳神宗时代的科举改革。近藤一成摆脱了以往只着眼于王安石个人的研究模式，从当时社会和士人们对熙宁科举改革的反应入手分析。具体是以熙宁年间的科举论争，及其他涉及科举的史料为分析对象，厘清王安石的改革是基于当时士人们重视经义的动向，以及思想界“新义学”勃兴的背景而实现。近藤一成对熙宁二年（1069）科举论争观点做了概括：第一，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等人的意见，主张废除诗赋、采用经义；第二，苏颂的意见，主张继续贯彻以往科举制度的宗旨；第三，刘攽、苏轼等人的意见，否定改革。其中，第一派最有影响力。为论述需要，笔者提出更加细致的分类：第一，主张废除诗赋、采用经义的观点（孙觉、司马光、吕公著、韩维）；第二，主张在进士、诸科外导入“特科”，仿照汉代“察举”制度或充分运用铨选制度的立场（孙觉、司马光、苏颂、刘攽、范纯仁、曾巩）；第三，与其说是否定改革，不如说是让迫在眉睫的科举制度继续沿袭旧制的看法（苏颂、刘攽、苏轼）；第四，相较科举而言，更加重视利用学校录用人才的看法（程颢、苏颂、吕公著）。吕公著提出将来废除科举，改由学校制度录用人才的主张。司马光提出保举法取士的同时，利用外舍内舍（初等生-中等生-高等生）省试这一学校制度录用人才。两者的看法令人想起王安石的“三舍法”，耐人寻味。

以上虽有重复，笔者尝试分为四类。这样看来，不能简单地认为，当时科举中有重经义之倾向。例如，即使从苏轼的意见来看，结合其在后元祐时代的言行，不妨认为他尽管是消极的，但叙述了拥护诗赋的意见，刘放强烈主张设立特科的同时，展开了反对御试中恢复用诗赋论的观点，可见有必要对此重新加以探讨。元丰年间，在导入三舍制度的同时，配合王安石重视法律的政策，在科举科目中加入律义。总结以上观点，可以想象存在三种观点：学校与科举，将经义、诗赋、法律作为考试科目，仿照汉代的“察举”或“铨选”制度设立特别科。本文将通过结合大致描述的内容与本论文所尝试进行的对元祐时代的分析，来进一步了解北宋时代的士人和社会对科举及铨选改革做出了怎样的反应。

一、元祐时代科举制度的变迁

首先，说明元祐时代之前的科举制度。熙宁改革的方针是废除诸科，统一于进士科，进士科停考诗赋、帖经、墨义而课以经义、论、策。具体内容是进士科考生在第一场考本经十道（从诗、书、易、周礼、礼记中选其一）、第二场考兼经（论语、孟子）十道、第三场考论一首、第四场考时务策（解试为三道、省试为五道），殿试时将问策一道。此前，合格与否采取的是“通场去留”之制，即考完四场后，考官在一起综合成绩来决定的方式。到了元丰元年变为“逐经均取”，即各经以一定比率录取考生的方法，经义对合格与否的影响似乎日增。极端地说，这构成了一个在规定的五经中，只要在一经方面能力超群，即使策论成绩不佳也能合格的系统。元丰四年（1081）新增律义三道（解试一道、省试二道）。

其次，元祐时代科举改革的特征可总结为下述两点。

第一，否定王安石科举改革的一面，体现在排除王学——禁止专用三经新义、禁止引用《字说》，甚至禁止从释老、申韩（法家）书中出题、废除律义。特别是对于成问题的三经新义，司马光强硬反对三经新义的态度特别醒目。韩维、刘挚、上官均等人禁止专用三经新义，变为与其他注释并用。元祐元年，国子司业黄隐采取禁止学生学习三经新义的措施。元祐三年的知贡举，苏轼作出使据三经新义解释的考生落榜的判断。通过这些可看出，王学事实上等于被废除。

第二，围绕诗赋与经义的对立，贯穿整个元祐时代。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尚书省提出改革科举的方案，礼部提议设立春秋博士且主张将《春秋》作为科举的专门科目。随后侍御史刘挚提出以下方案：（1）考试科目中恢复诗赋，进士科第一场考经义，第二场考诗赋，第三场考论，第四场考策。以经义测学问，以诗赋测文章，以论测知识，以策测才能。第一场、第二场决定合格与否，第三场、第四场则决定名次。（2）在经义解释中，可用先儒传注或自说，禁止引用字解（《字说》）及释典。（3）恢复制科，即贤良方正及茂材异等科。（4）新科明法科，即在法律之外课论语、孝经大义，同时将合格者减半，并将神宗时代抬高的法官任用中的优先顺序降下来，恢复原状。（5）如裁可上述建议，请下诏于元祐五年秋季考试（解试）开始执行。闰二月二日下诏，礼部、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司业会同集议。礼部尚书孙永以下官员参加了此次集会。御史中丞刘挚参加会议，极力宣扬自己的主张。门下侍郎司马光因病请假，并未直接参与这次争论。司马光先将奏稿交范纯仁过目，范氏以难以获得推荐人为由，对以荐举为核心的科举改革提出异议。范氏提出将诗赋作为科举的一门考试科目，他还劝说司马光不要先于众人上奏。他主张的根据是，如司马光先表明自己意见，担心会出现许多阿谀奉承随声附和之徒，不如等大家各抒己见后再做判断。最终，司马光采纳了他的意见，将上奏时间延迟至三月五日。

司马光奏稿的五个核心论点，分列如下：（1）录用人才的方法，应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文学之中，应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2）神宗时代的科举改革大方向正确，但是王安石为兜售自己的学说，录用采用己见者而排斥提出异说者，排除《春秋》而将《孟子》列入考试科目。（3）设置经明行修科、乡贡进士科。（4）对于希望以诗赋、法律参加考试的旧习者，前者作为特奏名考生，特别是对希望考（正奏名）进士科的考生，在本经合格后，取代论，从律诗、歌行、古赋、颂、铭、赞、四六表启等中出考题。另一方面，对于后者（新科明法科），虽然律令敕式是官僚的必修科目，但并不需要进行特别的学习，只要了解道义，自然会与法冥合。相反，如果一味熟知法律书籍反会使人变得刻薄，无益于育人材厚风俗，因此只限旧习者接受考试。（5）将上述自己的意见和礼部等官员集议的意见提交给国子监之门与州学之门，让举人在一个月内决定哪个方法好，并将上述意见汇报到中央，令执政讨论后决定。

经明行修科，即每年让升朝官保举一名有德行的人到朝廷，朝廷把文书送至本州和礼部贡院，分别登记在册，由本州向本人开具公据，到了科举年份，本人持公据，作为经明行修科进士免除解试，直接应省试。无法获得举主的士大夫，必须接受乡贡进士科考试。正如该科名为“九经取士”，这是一项重在精通多种经术，虽然需考经义、论、策三门科目，但成败由经义的合格与否来决定的考试系统。此方案并非突然提出，早在嘉祐六年（1061）八月二十一日上奏的《论举选状》、治平元年（1064）四月十四日上奏的《院定夺科场不用诗赋状》、熙宁二年（1069）五月上奏的《议学校贡举状》已见大致框架，可知相当早时期起就开始酝酿此经明行修科的想法。这种想法融合汉代“察举”和“铨选”的保举制度（定期让上级官员推举才能之士，如被推举者犯罪，则要追究连带责任的制度）。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虽然整体上复古倾向很强，但也在尝试使用铨选制度。

针对科举提出两种方案，元祐时代选举论争就是以此为轴心展开的。概而言之，就是以刘挚为代表的主张恢复诗赋，主张经义、诗赋、论、策四场制考试的看法，与以司马光为代表的试图按德行、经义为主录用人才的主张。并且后者重视经义的立场与神宗时代的科举改革相关，准确地说，也许可以认为存在三个方向。其证据是，例如同时期，监察御史上官均反对恢复诗赋，提议考本经（三经任选）、兼经（论语、孟子）、策二道（历代、时务各一），并禁止专用新义，禁止引用释典，禁止一味引用庄子、老子，这与司马光的“九经取士”的主张几乎相同。结果按右司谏苏辙的提议，两者论争没有结果，元祜二年的科举，废除律义及禁止专用三经新义外，基本遵循神宗时代的方式进行。至于元祐五年科举则今后慎重商讨。祐六月，根据殿中侍御史林旦的意见，禁止引用《字说》。

针对经明行修科的人数，六月由御史中丞刘挚提议，推举者从升朝官改为州长吏，被推举者的人数是每二百名考生中选一人，最多三人，监司则为转运判官以上者在本路推举一人；在京，台谏以上者在开封府、国子监的学生中推举一名。随后，颁布了令朝官、通判资序以上者保举的诏书。元祐二年正月，经明行修科的名额，变为京东西、河北、陕西路各五人，淮南、江南东西、福建、河东、两浙、成都府路各四人，荆湖南路、广南路西（广南东西之误）、梓州路各二人，荆湖北路、夔州、利州路各一名，委任州县的在任官同状保任、令监司审查后，可充当解额。这和司马光的最初设想相比，人数已经大幅减少。元祐四年五月，因三省“太中大夫已上奏举到知州，见在部人数甚多，盖为每岁令举，致差注不行；及经明行修人，系每遇科场奏举。”这一职位不足为由设定了上限，颁布“今后并遇降诏方许奏举，所有岁举知州人及每遇科场奏举经明行修指挥，并不施行”的诏书。事实上，司马光原来的方案可谓被脱胎换骨。变化原因如注中所示“实录删修本文，颇失事实，今存本文”，是因缺乏资料而无法得知。苏辙、上官均、苏轼、王觌、韩川等人，多次从恩荫、胥吏、特奏名、进纳、荐举等方面，来讨论“员多阙少”（因官僚增加而职位不够）的原因。虽然可认为这是主要原因，但此外司马光死后无人推动此科目，而且这种考试制度需要通过“荐举”这道程序，容易涉及情面，加之考生人数稀少，也是其中原因。在《长编》中只有六人是此考试中推举的，或与此相关。

（元祐三年三月）赐特奏名进士、武举、诸科举人、进士经明行修王邻臣等同五经、三礼、学究出身、假承务郎、京府助教、诸州文学、助教、右班殿直、三班奉职、借职、差使，凡五百三十有三人。

（元祐三年六月）诏，经明行修黄果卿、黄颖，并特与应天府助教，以被举不至。御史中丞孙觉请各就除一官，教导后进。故有是命。（元祐八年二月）监察御史黄庆基言，南郊赦书，将来科场，依元祐二年例荐举经明行修进士，（中略）臣闻，元祐二年诸路所荐者，甚有不协士论，惟福建路荐朱朝倚，其人素有学问，久为太学职事，江西路荐李存，其人素有节操，累获乡举，如此二人，乃可充选，（中略）欲乞朝廷中谕诸路监司，郡守，凡荐经明行修之士，必须精加考察，委有术业、行谊，为乡党所尊、士论所服者，乃许奏荐，或不如所举，则以贡举非其人之法，坐之，庶几朝廷有得人之效。从之。八月十七日，李尧臣殿举。王邻臣作为经明行修科进士获得推举，但因省试成绩不佳，仅得到与特奏名进士同等的待遇。黄杲卿、黄颖受到推举并未赴考，而是通过特别途径谋得官职。朱朝倚、李存被评价为出色的人物，李尧臣因为成绩太差，结果并未合格。结合最后一条史料与上述四年诏令，该项考试应是在元祐二年实施的。元祐五年并未实施科举，得到推举的人数可能极少。元祐初年，司马光积极推动的经明行修科并未起到如进士科的作用，它的定位是仅起到了制科中的一门考试科目的作用而已。

元祐元年十一月，诏令由三省提出让群臣审议设置经义、诗赋两科问题的意见，可见进士科产生一定动摇。首先于十一月，刘挚、苏辙、林旦上奏的方针得到认可。二年正月发出的经明行修科的诏中再度确认。进士科的考试科目：第一场本经义二道、论语义或孟子义一道；第二场律赋一首、律诗一首；第三场论一首；第四场子史、时务策三道。由四场的成绩来判断合格与否及名次。新科明法科则在以往的断案三道、刑统义五道外加上论语义二道、孝经义一道。并规定以上的改革从元祐五年秋试开始执行。也就是说，此时刘挚的方案已基本通过，进士科决定了义、诗赋、论、策四场制，并且司马光建议的设置经明行修科一事也得到许可，确定了一个折中的妥协方案。

殿试考试是恢复旧时的诗赋论三题，还是继续沿用熙宁以来的策问？关于这一点，元祐三年二月赵挺之提议决定考策问。此中关键，取决于宰相吕公著的看法：“天子临轩发策，延四方贡士，询以治道，岂非近古良法耶？”但是，还是无法平息反对意见。《长编》引注《吕公著传》提到，吕公著死后这种争论愈演愈烈。姑且不论这一见解是否妥当，此决定马上被。九月诏令，让尚书、侍郎、学士、待制、两省、御史台官、国子监长二讨论采用诗赋论三题事宜。在反对派的上奏中可见，他们认为这是中央意图恢复诗赋。从十月到十一月，企图恢复三题的中书省官僚与持反对立场的吏部侍郎傅尧俞、范百禄，礼部侍郎陆佃，兵部侍郎赵彦若，中书舍人曾肇、刘攽、彭汝砺，天章阁待制刘奉世，国子司业盛侨、丰稷，御史翟思、赵挺之、王彭年等人展开辩论。其中有“盖用策以来，其弊不一，其始用也，骤以政务赐问于廷，即未测知，可使人自献其说；然既着为定例，诸生在外，莫不宿造预作之，文不工者可以假托他人，学不充者可以累集古语，试日就所问目贯穿以成文尔”、“伏自朝廷有复诗赋议论，学士大夫知其不可者众，难遂施行。比见催督太学即用此考校，又有乞殿试三题者，而朝廷不以为罪，乃知欲复诗赋不疑。夫天下之所以恃以治者人才也，人才惟上所养而已，天下治乱废兴所由，风俗盛衰厚薄是系。今制为名声，列为爵位，引之以雕虫篆刻无用之文，败坏人才为甚。此其所系者大，臣实不敢不言，而使朝廷终负谤议于天下后世，惟陛下裁察”等看法互相论争，从未颁布采用三题的诏令看，似乎未得出最终结论。闰十二月，反对诗赋论的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殿中侍御史翟思、监察御史赵挺之、王彭年等人，出于经义渐渐被废除的危机感，提议将经义作为另一科目。这种主张得到采纳，决定于元祐四年四月设置经义进士科、经义诗赋进士科两科。耐人寻味的是，中书舍人彭汝砺反对恢复诗赋的同时，提出了“臣愚以为今学校选举，宜一用元丰条约，因今经明行修、贤良方正之科而稍加损益焉，盖亦庶几矣”的看法。虽然有对经明行修科、贤良方正科斟酌考虑的附带条件，但明确地提出了回归新法。虽然无法断定此主张在整体中是否主流，但与此同时，赵挺之上奏请求允许用三经新义，无疑构成一种有影响力的论点。这样可隐约见到三年到四年重视经义派又重占上风。

如何确定合格名额的比率，也成为官员讨论的焦点。元祐三年六月诏令称，仅限于五年的科举，允许不学诗赋的举人照旧参加考试，其合格者占解额的三分之一。四年四月颁布诏令称，因设经义诗赋进士科、经义进士科两科，故名额各半。但是，六月至十月，梁焘、苏轼以考生倾向于诗赋为由，提出按考生人数多少决定合格者的方式。假如一百人参加考试，七十人选经义，三十人选诗赋，解额为十名时，七名为经义，三名为诗赋。重视诗赋派重占上风。在此期间，主张重视经义的李常、盛陶、翟思、赵挺之、王彭年、彭汝砺、曾肇等人，因在蔡确写诗诽谤太皇太后这一事件中，被视为拥护他而受牵连，遭到贬官而离开中央。包括该人事变动在内，经一系列变化，在四年十二月下诏，决定五年举行科举时，按梁焘、苏轼的提议，采取根据考生人数来决定经义、诗赋合格者的方式，八年的科举则按照三年六月下的诏，将专修经义者的合格人数定为总数的三分之一，之后按二年十一月下的诏，统一两科并规定将经义、诗赋、论、策作为四场考试。由此可见，很明显呈现出诗赋受重视而专修经义的人逐渐减少的趋向。并且在五年十月，按右正言刘唐老的提议废除了“通场去留”之制，而采用经义进士科与经义诗赋进士科分别由经义和诗赋定去留，据策论来定高下的方式。

采用这种方式的背景，关键在于朝廷内部存在重视诗赋的意见。若将来统一两科，合格与否取决于诗赋。上官均的反驳中提到：“臣窃观今次科场，以两科均取进士，府学试经义者，绝十分之二。以利害计之，将来学者必皆趋习词赋，天下之士皆应诗赋，而有司又执新制以定去留。”可见，他很担心经义受到轻视。并且在八年三月，根据中书指出的太学生2175名中2093人选诗赋、82人选经义学习这一点，下诏宣布，在下次殿试中，诗赋举人课三题，经义举人则一如既往课策，其后均为诗赋论三题。重视诗赋派的理想也就此有了结局（《长编》卷482，元祐八年三月庚子）。虽然不清楚做此决定的核心人物是谁，几乎在同一时期，礼部尚书苏轼（任期为元裙七年十一月一八年九月）对诗赋论三题的出题内容提出意见。他是统筹科举的礼部官员，在该决定中可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此三题考试因宣仁太皇太后的辞世、哲宗亲政等局势变化半途而废。并且在绍圣元年进士科的殿试上，针对元祐时代的政治问题，让考生阐述恢复诗赋的科举问题。这一策问是由李清臣起草。他在绍述初期因杨畏推举而重返中央政界，与邓温伯一同恢复新法政治（即“绍述”）政策。在考试时，初考官将肯定元祐政治者定为合格，复考官杨畏考试结果，改选高度评价新法政治的毕渐为状元，而让赞同元祐旧法党政治的人全部落榜，科举考试变为了思想鉴定。至五月，完全恢复了废除诗赋、重视经术的新法党的科举改革。

二、元祐时代的选举论

元祐时代选举论的基本特征，大致分为三个方向：

第一，主张在科举中导人基于德行的荐举之法，从司马光、苏颂（《苏魏公文集》卷19，《论制科取士乞加立策等增加人数》）、曾肇（《曲阜集》卷2，《上哲宗皇帝论经明行修科宜罢投牒乞试糊名誊录之制》）、李常（《长编》卷407，元祐二年十一月壬戌）等人的文章中可见到这一见解。不过，苏颂强烈主张增加制科的人数、恩典，本应将他和其他人分开，但考虑到制科是以“他荐”为中心这一点，故可归人这一部分。其他三人大力主张推行经明行修科和乡举之法。如司马光在建议该科目时说：“凡取士之道，当以德行为先，文学为后。就文学之中，又当以经术为先，辞采为后。”可知，先后次序为德行、经术、诗赋。该价值基准不仅限于他们，譬如编纂“三经新义”的目的在于“一道德（统一道德）”这一事实，以及上文中介绍的彭汝砺的看法中也提到了同样的价值基准：“昔罢诗赋从经术，是将引而进之也，其至于德行也，犹沿河而至于海，沛然莫之能御。如复用诗赋，是所谓下乔木而入幽谷也。”也就是说，或许可综合概括为重视经学者的一般看法，但问题在于，他们想将其与荐举制度结合起来，用于选拔人才。

我们更应注意，在此时期尝试了众多形形的荐举制度，经明行修科也是作为一个环节导入的。这从翰林学士苏轼的言论中可以得知：翰林学士苏轼言，（中略）臣请略举今年朝廷所行荐举之法，凡有七事，举转运、提刑，一也。举馆职，二也。举通判，三也。举学官，四也。举重法县令，五也。举经明行修，六也。举十科，为七。苏轼所述“经明行修科”和“十科举士”，是司马光首先提出的。“十科举士”类似制科，方法分为：（1）“行义纯固可为师表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2）“节操方正可备献纳科举有官人”；（3）“智勇过人可备将师科举文武有官人、此科亦许铃辖已上武臣举”；（4）“公正聪明可备监司科举知州以上资序人”；（5）“经术精通可备购读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6）“学问该博可备顾问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7）“文章与丽可备著述科有官、无官人皆可举”；（8）“善听狱讼尽公得实科举有官人”；（9）“善治财赋公私俱便科举有官人”；（10）“练习法令能断请谳科举有官人”十个科目。每年“职事官中从尚书到给舍、谏议”、“寄禄官中从开府仪同三司到太中大夫”、“职中从观文殿大学士到待制”之官是从十科中推选三人，记录在册，经执政审查后录用为官。这种利用荐举录用人才，实际操作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被推荐的人才若不符合推荐内容，按规定要处罚推荐者，此规定并未得到执行；其二，荐举过程容易涉及情面，会被政治斗争所利用。作为前者的一个例子是，宰相司马光向馆阁推荐的孙准因妻妾间的官司而被罚款时，司马光虽然说过：“况臣近奏设十科，或有不如所举，其举主从贡举非其人律科罪。虽见为执政，朝廷所不可辍者，亦须降官示罚。臣备位宰相，身自立法，首先犯之，此而不行，何以齐众？乞如臣所奏，从贡举非其人律施行，所贵率厉群臣，审谨所举。”但并未遭到处罚。此类理念与实情出入的情况，在推荐制度中屡见不鲜。对于后者，苏轼曾经提出强烈批评。但是，他也充分利用推荐制度。“苏门六君子”（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耒、陈师道、李廌），陈师道由苏轼、傅尧俞推荐进士科，秦观由苏轼推举进贤良方正科。据说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参加馆职考试，因主考官是苏轼而结成座主门生关系。可见，荐举制度对苏轼人脉的形成，发挥过很大作用。因此，他受到监察御史赵挺之的猛烈抨击，说他将为人轻浮的王巩推荐进士科，以“举官自代”推荐黄庭坚等。这是黄庭坚与赵挺之的争执，波及苏轼人脉的一种情况。由此可见，荐举制度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密切关系。

附带说明，在此时期，堂除差遣（中书任命人事）日益加速，出现了宰相的亲属、一门占据要职的现象，并常常引起批评，这一点备受关注。元祐三年八月，右正言刘安世论及当时以“堂除”为媒介的政界人脉。

太师文彦博 子及（光禄少卿）·保雍（将作监丞），孙永世（少府监丞），妻族陈安民（都水监丞），女婿任元卿（堂差监商税院），孙婿李慎由（堂差监左藏库）

司空吕公著 子希绩（知颍州少府少监）·希纯（太常博士宗正寺丞），女婿范祖禹（与其妇翁共事于实录院）·邵舷（开封府推官都官郎中），外甥杨国宝（改官知县堂除太常博士成都府路转运判官）·杨瑰宝（常调堂除差知成平县），妻弟鲁君贶（外任都水监丞），姻家张次元（堂除知洺州）·胡宗炎（将作少监）·马传正（冗官大理寺主簿），孙婿赵演（堂除宫教），希纯之妻兄程公孙（堂差监在京商税院）

宰相吕大防 女婿王谠（京东排岸司），妻族李栝（知洋州）·李机（知华州）

宰相范纯仁 姻家韩宗道（户部侍郎），妻族王古（右司员外郎）·（常调堂除知长垣县），同门婿葛繁（兵器监主簿）

执政孙固 子朴（判登闻检院），婚家欧阳棐（馆职职方员外郎）也是右丞胡宗愈，左丞王存的姻家

（门下侍郎）

胡宗愈 弟宗炎（开封府推官）

包括堂除差遣在内，实施以个人为中心的荐举制度也是该时期的特征之一。这与轻视资格、重视个人能力的神宗时代形成鲜明对照。“荐举”与“德行”的概念，支配了那个时代的推举政策。根据铨选的主导权，分为应将重点置于执政选拔和置于内外官僚荐举的两种思路。因此，围绕“堂除”、“荐举”、“资格”展开了激烈论战。例如，司马光的立场是重视“资格”和内外的“荐举”，因此，与强烈主张执政的择人权力的韩维、李清臣、吕公著、韩川等人发生了争论（《长编》卷384，元祐元年八月丁亥、同卷384，元祐元年八月辛卯）。而且值得关注的是，这样的政策在其后的新法党政权下也并未被完全否定，与经明行修科同样的考试科目在徽宗朝以“八行科”的形式实施。

第二，重视经义的想法。在司马光、上官均、朱光庭（《皇朝文鉴》卷60，《请用经术取士》）、王存（《宋史》卷341）等人身上可见到这种意见。不过，应该注意到，司马光是作为备用的方案提出的。另外，司马光主张三经以上专修，上官均主张三经专修，朱光庭主张二经专修，而在兼经这一点上，司马光主张论语、孝经，上官均、朱光庭主张论语、孟子等，存在若干差异。

第三，重视诗赋的想法。刘挚、毕仲游、孔武仲等人有这一想法。刘挚主张经义、诗赋、论、策四场制；孔武仲主张诗赋、经策，殿试时考诗赋论三题；毕仲游主张诗赋、论、策三场制，为“不能为诗赋者”应改良、恢复嘉祐明经科等，存在若干分歧。

此外，还有一些意见无法明确归人上述的三个立场。例如，理应归人经义重视派者中举出属于反对恢复三题者和两科并立论者等，在重视诗赋派中可举出要求增加诗赋合格者名额的梁焘和苏轼，要求废除“通场去留”制度的刘唐老等。此外，在接受司马光关于科举改革的商谈时，主张对急速改革持谨慎态度，保留文章科目的范纯仁，以及本应重视经义，却考虑到“词学”衰退的状况，主张加入诗赋的吕公著等人，也许可归人诗赋义经两用型。

首先，看一下重视经义派的论据。上官均曾说过：“经术以理为主，诗赋以文为工。以理者于言为实而所根者本，以文者于言为华而所逐者末。先帝去数百年之弊，不为不艰，而议者不计本末，乃欲袭前日诗赋之弊，未见其为得也。”祐在熙宁时期科举改革时，见到的想法，即认为，对士人而言，探求圣人之道的经义为本，追求文章巧拙的诗赋是末。司马光、曾肇、彭汝砺持有相同见解。

另一方面，重视诗赋派从各种角度提出论据。

第一是出自刘挚、毕仲游等重视诗赋派中具有代表性的意见，主要是从考试效率的角度论述的。即在经义方面，很难区分答案是自说还是他人的见解，因为那个时代不少人阿谀权贵。如果专修一经，不仅不学其他各经的人增多，出题范围也受局限，有出题重复之虞。而考诗赋则巧拙一目了然，出题范围扩大到六经、诸子、历代史记，不仅要求学识广泛，而且不易重复出题。其实，诗赋和经义都是言辞取才，很难真正判断贤与不肖、正与邪。

第二是基于神宗虽然将经义作为科举的科目，但因很少有人写出令人满意的文章，结果后悔而考虑恢复诗赋之说。《长编》两次加注，一是“新录辨日：神宗厌雕虫篆刻之学，训士以经术，甚盛举也。其后因词臣答高丽书不称旨，惧学者观书不博，无修词属文之意，亦慨然念之。至是以诗赋兼经义取士，亦推神宗之意也”。另一见于《吕大防作吕公著神道碑云》。此外，在被认为是新录附传的实录吕正献公公著传中也有相同的文章，可知这种说法广为流传。不过《长编》的著者李焘认为这是无稽之谈。顺便指出，“新录”是指赵鼎在绍兴年间上呈的哲宗实录，它作为站在旧法党立场上写作的实录而为人所知。

第三种论据，是考生中学习诗赋的愿望增强：

（四年六月）（梁）焘又言，臣伏睹科举之制，以经义、词赋进士各取五分。窃闻进士多从词科，十常七人，或举州无应经义者。如此，则五分之限固不可行。

（四年十月）知杭州苏轼奏，（中略）然臣在都下，见太学生习诗赋者十人而七。臣本蜀人，闻蜀中进士习诗赋者，十人而九。及出守东南，亲历十郡，又多见江南福建士人皆争作诗赋。其间工者已自追继前人，专修经义士以此为耻。以此知，前言天下学者不乐诗赋，皆妄也。惟河北河东进士，初改声律，恐未甚工，然其经义文词，亦自比他路为拙，非独诗赋也。关于学习诗赋的进士比例，重视诗赋派的梁焘谓70%，苏轼谓都城为70%，蜀地为90%。重视经义派的上官均也举出几乎同样的比率，学习诗赋的进士迅速增加应是属实。这是考生面对朝廷政策做出的自然反应，在王安石科举改革时也曾出现。

结语

元祐时代，围绕科举考试科目出现重视经义与重视诗赋两种对立的立场。以刘挚为中心的重视诗赋派的势力，受益于废除新法的潮流而略胜一筹。元祐三年、四年，重视经义派的势力重占上风，在设立经义诗赋进士科、经义进士科的问题中两者不相上下。但随后不久，重视诗赋派再起，反对派遭贬官后，科举改革方案也按重视诗赋的方向进行。时隔不久，新法党政权恢复执政，再次返回了重视经义的体制。

元祐时代的三个方向——重视德行、重视经义、重视诗赋之外，还有一些难以归类、保持中间立场的人物。下面引用两份资料，说明当时人们彼此的争执。一是元祐四年三月宰相刘挚的上奏，具体内容为：“昨元祐元年，两制、侍从、台省臣僚，讲议定夺，凡一年有余，又经圣览，方此施行，亦是将祖宗先帝之法，合诗赋、经义为一科，是万世有利无害可行之法。今人情已定，止是安石之党，力要用经义。臣愿陛下坚守已行之法，勿为浮议所动。”二是右正言刘安世弹劾御史中丞李常、侍御史盛陶等新法党人的文章。他抨击道：“先帝已知经术取士久而有弊，因欲复用词律。昨者有司请于经义之外，加以诗赋，朝廷采纳，已为定制，而安石之党，必欲沮挠。常以屡乞改用经义，其徒翕然誉之。赖陛下圣明，主执不轻变易，而常等言之不已，背公死党，其事六也。”这段话反映元祐三、四年左右重视经义派重占上风，但问题在于其中的“王安石党云云”部分。如果查看当时反对在御试中恢复诗赋论三题者，以及主张经义、诗赋两科并立者，很多是熙宁、元丰时代相当活跃的中央官僚。其中和王安石、新法党有密切关系的人物有门人陆佃、熙宁年间任中书检正官的王彭年，到了绍圣年代抨击元祐诸人，建议“绍述”，之后在徽宗政权下与蔡京一同担任宰相的赵挺之、于绍圣年间由章悖提拔到重要职位并受到元祐党人攻击的翟思等。但是，正如笔者所分析的那样，围绕新法党、新法政治路线朝廷内部分为两派争执，并因蔡确的诗事件而爆发，刘挚集团弹劾反对派，称之“王安石党云云”，对此不应笼统地接受。

综观该时期发言的人，除与新法党有关的人以外，还有欧阳修的门人，和司马光一起编纂了《资治通鉴》的刘放、刘敛的外甥刘奉世等与司马光历史学相关的人物、与司马光关系密切并得到推荐的傅尧俞、学统上被视为“溧水同调”而归入“溧水学案”的李常（《宋元学案》卷7）等，这些人物与司马光交往密切。曾肇既是新法党成员曾布之弟，也是与新法党水火不容的曾巩之弟，他对科举的看法与曾巩、司马光颇有相似之处。刘挚、刘安世的言论，反映了当时围绕新法路线的政治对立。围绕经学、文学、史学的学术对立，也隐含着关于科举的争执。特别是在元祐党人的核心人物中，刘挚、梁焘、苏轼重诗赋，司马光、傅尧俞、朱光庭、上官均重经义，吕公著、范纯仁持中立态度，这也构成了证据。此外，不能忘记的是，重视“德行”、“荐举”（即重视人物评价）是那个时代的主流想法之一。

职评政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近代文化 清末民初 恽毓鼎 守旧派 文化人

〔中图分类号〕K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07）11-0088-10

一、引言

中国近代从上至下较大规模的文化开放，是从清末时期开始的。庚子国变后清廷实行新政，从制度到文化逐步全面地仿行西法，由此进入急剧引入西方文明、社会开始近代转型的大变动时期。政治上，从新政、立宪到辛亥革命，由帝制到共和；文化上，废除科举、兴学留学、报刊涌现、新学勃兴，西学冲击着中学，新学替代着旧学。文化的开放带来了社会的巨变，在清末民初短短的一二十年间，政治和文化新旧交替、中西混杂、此消彼长，使社会和文化形成了转折性的变化。知识阶层作为社会文化精英、社会思潮的主导者，在这一新旧转折的过渡时代，引领着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同时自身也发生着蜕变和转型。但是这时期的文化人有不同层次、不同身份、不同类型，他们的过渡与蜕变也各有不同，甚至差异很大。对此史学家历来多有关注，迄今已有相当数量中外史家优秀的思想史论著，通过研读活跃在那个时期的思想家与文化人遗留下来的言论著述，探索他们对当时时代进行理性思考的思想轨迹，使我们对当时的知识阶层状况有了一定了解。例如，清末民初的文化人可分为新派与旧派两大阵营，即以其对西学和政治变革的态度而分为趋向引进西方文化、主张仿效西方进行社会改革的趋新派，与倾向于保守传统文化、维护传统制度的守旧派。通过对他们言论著述的文本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分别站在不同的文化和政治立场，提出了不同的思想主张，指出了不同的社会发展方向。

然而，在这个西潮涌动、新旧交替的转型与过渡时期，只是以新派旧派来划分不同类型的文化人，显然过于简单化，因为那时无论是新派旧派人物，其思想观念虽或新或旧有所偏向，但都具有某种程度新旧混杂的过渡特征，故而有学者指出过渡时代文化人的思想观念往往并有中西新旧“两个世界”。[1] 实则，即使同属一个阵营内，不同阶层、不同身份、不同类型的文化人，其新旧“两个世界”的内涵与结构又有所不同，正是这种不同决定了他们思想观念的差异，形成了过渡文化人不同类型的不同特性，并进而对社会文化变革产生了一定影响。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一时期不同类型文化人新旧“两个世界”的内涵和结构究竟有什么不同？形成差异的原因是什么？这种差异对他们的思想与过渡起着怎样的作用？反映了近代文化人怎样的特性？究明这些问题，如果只是从他们的学理性言论著述中梳理他们的思想观念是不能全面把握的，因为除了这些以著述文字记录下理性思考的内在思想世界之外，他们首先还是生活在那个变动时代社会中的活生生的人，他们有着更为现实、丰富的外在生活世界。开放与变革不仅带来社会文化的变动，也带来社会生活的变动，他们的理性思考即源于他们对生活世界的体验与感悟，因而生活世界是孕育他们理性思想的温床，滋养了他们思想的内涵。而作为百年后的人，由于历史时空的隔阂，对于他们的生活世界已经难以体认，我们只是依靠阅读他们的言论著述，以为这是最方便、最直接、最准确地接近历史人物思想的渠道，然而，我们却没有意识到，这种局限于思想文本的阅读，也遮蔽了历史人物的生活世界。而没有这一生活世界的观照，我们看到的他们的思想往往是单薄的、抽象的、概念化或理想化的，难以反映他们思想形成的内在肌理，以及他们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的丰富内涵。所以，我们要把握那时文化人新旧世界的内涵和结构，就要把他们的内在思想世界与外在生活世界结合起来予以考察。依笔者看来，作为一个现实理性的文化人的完整世界，由内向外、由里及表大致可以分为五个层次，即：道德心灵、思想理念、知识结构、社会文化活动及生活方式。其中前两个层面属于内在世界，而后三个层面则属于外在世界。我们如果以这五个层次来分析那时的文化人，大致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他们新旧世界的内涵与结构的差异，并进而认识他们彼此不同的特性。

例如，新派与旧派的知识精英，代表着那一时期两种文化的主流，当时的新派人物，他们趋新的思想，往往与其在生活世界中积极迎受一切新知识、新事物互为表里，如喜读西书新报、参与新式活动、追求新式生活等等，这是很好理解的。但那些旧派人物呢？我们从他们的言论著述中，大概可以看到他们浓厚的守旧思想与坚定的保守主张，但是，他们也同样生活在那个西学涌入、新学勃兴、政治变革、社会转型的开放时代，与新派同居于一个开放的生活空间里，作为富有理性与知性的文化人，他们的文化生活怎样？奔涌而来的新文化、新事物给他们的生活世界带来了什么？他们对于新学新事物有着怎样的体验与认知？他们是在怎样的生活情境中作出保守的思想选择？也就是说，他们的所谓“保守”是否是一种纯粹的、彻底的、全方位的“守旧”？如果也是新旧混杂的话，他们身上的这种新旧混杂其内涵与结构如何？反映了他们怎样的特性？这些问题对于深入把握那一时期也是一支文化主流的守旧派的特性是十分必要的，而如果按照以往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方法，只是关注他们的言论著述所表达的思想文本世界，则难以回答，因此也需要探索他们的生活世界才有可能找到问题的答案。

由于以往我们很少关注近代历史上的生活领域，因而对可供利用的史料挖掘很少，好在近些年我们已经开始拓展研究的视野，也扩大了对多方面史料的挖掘，使得一些以往不被我们所重视的史料得以被清理出来。近年整理出版的一部清末士大夫的日记《恽毓鼎澄斋日记》，[2] 记录了一位长期在清廷翰林院任职的旧官员自1882-1917年30多年间的日常生活，其中不仅展现了一个标准的士大夫、守旧派知识精英人物的理性思想世界，也展示了他更为丰富多彩、复杂多面的生活世界，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一个保守士大夫思想与生活两重世界的真实资料。下面就让我们从他的日记中探索一位生活在刚刚开放与变动时代的保守士大夫，由内及外复杂多面的知性世界。

二、恽毓鼎及其保守的内在思想世界

恽毓鼎（1862-1918年），原籍江苏常州，出身官宦世家。他自少读书应试，20岁中举人，27岁中进士，点翰林，28岁时携眷入京在翰林院任职，此后直至1918年56岁病殁，一直在北京供职居住几近30年。他历任翰林院编修至侍读学士，国史馆协修至总纂、提调，以及日讲起居注官、总办，编书处总办，翰林院讲习馆总办等，直至1911年4月退职。民国后家居无职，以行医、鬻字补充生计。[2] （P808） 他在清廷任官21年，所任的官职基本上是史官及皇帝的文书，是个典型的正途出身的士大夫。他在北京任官居住期间，正值清末民初政治剧变、文化开放、社会动荡的大变革时期，他作为一个身在朝中，以文事立身的官僚文人，其思想不能不随着政治的动荡而起伏，发以言论，付以著述，表述思想，抒发政见，这些勾画了他的内在思想世界。作为国史馆的史官，其主要著述活动是主持修撰国史，公务之余他也勤于读书，但其私人著述并不多。据其后人记载，他著有《澄斋奏议》4卷，是其居官奏议的汇编；《杂钞》10卷，应是其读书摘抄及心得笔记之类；《金匮疟病篇正义》1卷，是其读医书及行医的心得。但这些著述均未刊行。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他的正式著述文字，是此次作为日记附录刊行的他于1911年撰写的光绪帝小传《崇陵传信录》和1898-1906年间的15篇奏议。此外就是他在日记中记述的给友人的信件，与友人的谈论，在社团会议上的演讲，及有关政治时局的言论等。虽然他不是一个著述丰富的思想家，但这些言论都是他对于时事的一些理性思考与记述，反映了他的思想与观念世界，代表了那时一类士大夫的共通思想倾向。从这些言论著述中可以看到，恽毓鼎的思想观念是相当保守的，主要反映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 恪守忠君之义，忠于清廷，拥护君主专制制度。

恽毓鼎一直笃奉儒家君臣之义，有着强固的忠君观念。他对近身侍奉的光绪帝一直抱有深厚的爱戴、感恩和忠诚之情。他撰成光绪皇帝的小传《崇陵传信录》，以一个史家的笔法，力求客观地记述光绪一朝的大事及光绪帝的作为，虽然文字力求客观冷静，主在叙事，但作为侍奉光绪19年的近臣，字里行间仍可见其对光绪帝的同情、尊崇与赞誉，通篇浸润着其深笃的忠君意念。1908年光绪和慈禧死后，当国的满族亲贵施政混乱，民怨沸腾，反满共和的呼声日高。他虽然对于主政者的昏聩及亲贵的腐败也极为不满，多有指斥，但仍然对明知走向衰亡而无可挽回的清廷忠贞不渝，并反对共和，认为共和制度决不能行于中国，只有专制制度才能治理天下。他在日记中说：“吾谓共和断不能久治天下。虽家庭商贾之事，亦须定于一尊，号令归一，始能行之，何况治天下。欧洲唯法兰西、美利坚为民主之政，然其势已不能久，必归于专制而后已。”[2] （P436） 到了1910年，清廷已到众叛亲离、土崩瓦解的边缘，他忧心如焚，悲愤几至绝望，但仍然对清廷表示效忠。他在日记中写道：“大难将发于睫间矣！小臣百事灰心，所炒缰圆荒芡者，先太皇太后、先皇帝知遇之恩耳。”[2] （P519）“余为世臣（两代封疆，两代侍从），谊当以国同休戚，不能比乡里诸生，唯有竭吾心力为之。设有不幸，即以身殉之，无置身局外之理也。”[2] （P516）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南方各省纷起响应，清廷覆亡指日可待，他仍站在清廷立场，以清廷忠臣自居，支持其在兵部任职的长子随军南下与革命军作战，及至清廷覆亡以后，其长子还长期在清小朝廷内任禁卫军副都统兼实录馆。民国成立后，1912年端午节，在家中晨起祭神，午刻祀先，他与长子“仍着清室衣冠行礼”，[2] （P596） 表示其父子两代对清廷的效忠之心。1915年，袁世凯酝酿，一直留恋帝制、反感共和的他遂积极响应，1915年，领衔代表京兆12县呈更定国体请愿书，拥袁称帝。袁世凯遂任其为政治谘议，后又当选国民代表，并受到袁世凯召见，[2] （P741-752） 足见其对帝制的眷恋。

第二， 对实行新政、改革旧制度不满，主张维护旧制度。

庚子国变以后，清廷迫于时势及民间舆论，宣布新政，后又预备立宪，被迫实行一系列改革。在这一新政大潮中，恽毓鼎身为廷臣，处于政治中心，但对于各种制度改革始终抱消极保守态度。在1901年初慈禧宣布新政，谕令中外臣工会议新政期间，他上折所提出的所谓“新政”，也只是当时一般官员都已认可的如开矿、修铁路、设公司保商、派大臣游历外洋等，对于培养人才，兴学堂，他的意见是：“请于京师省会府州县皆立学堂，令督抚举经明、行修、通达事务者为教习……课以经史时务实学。……本三代学校之制，参泰西学堂之规。”这些在当时开明官员主张仿行西国学校制度，已开始制定新学制之时，显然是相当保守落伍的言论了。而对于当时已众议应废止科举制度，其态度也相当保守，他说：“至科举为取士之途，一时未可遽停，八股与策论亦不相上下，应俟学堂成效昭然，用人有方，然后议裁议改可也。”[3]（P802） 对于官制改革，他也多有不满，对于各新设衙门不再按旧制登进新人，他批评道：“自各新衙门之设，求进者麇集辇下。无一定之级，无一定之途，人人存速化之心，习钻营之术。此近五年朝局大变象也。破坏廉耻，扰乱志气，莫此为甚！……气浮志乱，其害及于世道，其祸必中于国家。”[2] （P354） 1912年他曾评论新政以来施政之误道：“近十年来，是非倒置，贤否混淆，贿赂公行，请谒大盛，于是有气节者屈于闲冗，无廉耻者立致要津，士大夫心灰气短，愤激难平，遂酿成离心离德之象。”[2] （P584）

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相继宣告独立背叛清廷，他将此祸归咎于清廷改旧制，实行新政：“三年新政，举中国二千年之旧制，列圣二百年之成法，痛与划除，无事不纷更，无人不徇私，国脉不顾也，民力不恤也。……日月削，日异月新，酿成土崩瓦解、众叛亲离之大局，……念及此，不禁放声痛哭。”[2] （P555） 他痛骂任用留学生，致使清廷覆亡：“亡国三妖：一东洋留学生，一新军，一资政院谘议局。三妖之中，尤以第一种为诸魔之母。”[2] （P561） 他认为：“此次乱事皆成于留学生，背负国家，荼毒生灵，天道犹存，此辈断难幸免。”[2] （P562） 宣统辞位后，他说：“自来亡国，未如是之速者。其实乱亡之祸，早伏于十年之前。……借中央集权之名，为网利营私之计，纪纲昏浊，贿赂公行。”[2] （P576-577） 即认为正是十年前开始的新政，导致了清廷的覆亡，表达了对新政改革的不满。

第三，固守圣贤遗教，反对新学教育。

甲午战败后维新思潮兴起，一般开明士人及官吏已普遍感到仿效日本以维新自强的必要，维新派主张学习西学、改革科举以培养新式人才，也得到一般开明人士的认同。但恽毓鼎却仍然固守传统的人才观，将传统道德视为人才根本，而认为西学则有害于人心风俗，不应提倡。1897年，他与某友论道：“今天下最可忧者，在人心风俗（在上者极力提倡西学，而人心渐与之俱化，一旦泰西有事，恐不免从风而靡耳。总之，不向根本处培植而唯考之以西学为务，是直驱民离叛也。可恨可痛），其害实自汉学家启之，使为学、做人分为两事，而学者不复向身心性命上用工[功]，学校无名教，士林无清议，陵夷浇薄，非一朝夕之故也。向使讲学之风犹盛，宋儒之说大行，人心未漓，气运决不至此！”[2] （P133） 在期间，光绪帝谕令废八股，改试策论，令部臣详议章程。他上奏指出：“时文之弊，至今已极。……若改为论体，使得F经铸史，畅所欲言，则有根柢者可以学识见长，而空疏者自无从着手，诚善制也。唯愚意义理之学断不宜废。或首场试四书义一篇，五经义一篇；次场试史论三篇；三场试时务策三篇（不必定讲西学。凡田赋、盐漕、钱法、水利、兵刑之类皆是）。”[2] （P160） 他只是赞成改八股为策论的文体改革，而科考内容他主张仍然是四书五经、史论等旧内容，并不赞同引进西学，可见其对西学的鄙视态度。

庚子后清廷实行新政，1902-1903年相继颁布了由张百熙、张之洞等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和《奏定学堂章程》，以朝廷法律的形式确立了仿照西式分科教学，及包括西学科目的新教育制度，后又于1905年下诏废科举。虽然新式学堂的教习科目仍有读经一科，但恽毓鼎对于这种教育制度的改革并不认同。他指出：“有诏废科举，专以学堂取士。科举在今日诚可罢，唯各省学堂未能全立，从前奏定章程尤未妥善，必须重加订定，方可培植人才。若即持此课士，恐十年之后圣经贤传束之高阁，中国文教息灭，天下无一通品矣。”[2]（P276） 在武昌起义、清廷面临覆亡之时，他认为：“今日大局之坏，根于人心，而人心之坏，根于学术。若夫学术之坏，则张之洞、张百熙其罪魁也。二张之昧良心，何尝醉心新政，直热中耳。因热中而甘心得罪圣贤，得罪宗社，他日公道犹存，非追削官谥不可。”[2] （P562）

对于清末政局日见危象，他认为最堪忧虑的不是国家贫弱，而是圣贤纲纪的衰坏与世道人心的溃决。1910年的一则日记记道：“呜呼！中国贫弱不足患，而世道人心澌灭溃决殆尽，乃大足患也。”[2] （P515） 辛亥革命起，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目睹是非颠倒，纲纪荡然，大廷广众，颇多愤激之谈。”[2] （P544） 民国成立后，他认为民国种种制度混乱，批评民国“无纲常，无名教，无廉耻，人心亡而中国亦亡。”[2] （P590） 因而他倡导保持孔教，1912年10月参与创办孔社，“同人因孔道式微，且有议废祀典者，特立一会，名曰孔社，专壹维持圣道，阐明正学。三钟在安庆馆开讨论会，推余充临时主席，到会者六十馀人。余演说孔学决无亡理，特当此晦盲否塞之交，吾党当尽保存发扬之责。”[2] （P613）

从恽毓鼎的这些言论著述我们可以看到，他是一个持有忠君、维护旧制度、固守圣贤纲常思想的保守官僚士大夫，在当时中国思想界新派与旧派的分野中，他无疑属于旧派阵营，是固守传统价值与社会理念的清末士大夫的典型。他的这一思想世界，源自于他的传统教育背景，科举入仕的正统渠道，入翰林、侍君侧的职任，以及他自身坚固自持的道德操守。

然而，恽毓鼎所处的时代已不再是传统时代，他所在的京城，文化生态已发生着剧烈的变化。他虽不喜欢西学和新派人物，但他脱离不开已是中西交织的文化环境，并必须在新旧混杂的环境中生活，这就使他在理性所建构的保守的思想观念世界之外，还有一个相对感性的也更加复杂多样的文化生活世界。

三、虽旧亦新的文化生活世界

清末的北京，已不是传统文化的一统天下。的启蒙使人们的思想已不再封闭，庚子国变的打击使人们对清廷失望，新政的展开使新学新派得到了合法地位，北京这个数年前还是保守势力的基地，一变而成了新学涌入、新派活跃的新政治新文化的中心。这里新派人物汇聚，新书新报流通，新学堂、新团体不断涌现，新知识、新名词日见流行。恽毓鼎正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的读书习惯和求知欲望，使他在新旧交织的文化生态中，不可避免地接触各种扑面而来的新知识、新事物，他的文化生活就在这种新旧交织、中西混合的环境中展开。

（一）旧学为主兼习新学的读书生活

恽毓鼎自少读书而科举入仕，任职史官更与书为伴，入仕任职以后仍然长年坚持业余读书，经常自订读书计划，以读书为日常功课。他阅读的范围可分为旧学与新学两部分，大致在1904年以前，基本上是旧学，1904年以后开始杂以新学，但旧学始终是首要和主导部分。

他阅读的旧学书籍以经史为主，尤嗜理学，兼及子集、医学等杂书。戊戌维新以前阅读的几乎全部是旧书，即使废科举以后，甚至民国以后，旧籍仍然是他阅读的主体，而且他一直自觉地把经史旧籍作为读书的“正课”，作为真正学问有计划地用心研读。如在新政开始、新学兴起之后的1904年，他任职国史馆并充日讲起居注官，职任与应酬更忙，仍在正月初四日除白天拜客应酬外，“灯下看《说史》数十条”。并“拟定今年看书功课，以精治《宋元学案》为主（考其宗派，绎其议论，师其嘉言懿行），以浏览各家文集为辅（取其于学问、经济、掌故有益者，不尚空言），而馀力则读诗古文以自娱（仍钞选《瀛奎律髓》，以成一家之学），习字以定心气。”[2] （P228） 而当时正值新学兴起、新书报刊开始流行，但新书西学并未被纳入他的读书计划之中。直至1911年8月，在49岁生日当天，他还制定了读书计划：“行年五十，记性大减。自今日始，定为课程如下：细看《资治通鉴》。精研各种医书。编著《孟子大义通》。”并述志道：“达则为良相，穷则为良医。用我则施之政事以济一时，不用则垂为学说以济百世。”[2] （P550） 这一时期他已经常阅读新报新书，为跟上时代而汲取当今经世实学，但他的读书计划，还仍然是经史旧籍，医书是他这一时期行医治生所需，可见他仍然只是把经史旧籍视为读书的正课。直至清亡进入民国，他仍然以此为志，在1912年3月的日记中记道：“近来唯有三事，志在必成。一阐明《孟子》学说，通公羊春秋家言于《孟子》。一研究医学，精求《灵》、《素》、张、孙奥义，以融贯中西。一专精书法。”[2] （P590） 可见他专志于旧学的决心与意志甚坚。这些他日常研读、百读不厌的经史理学旧籍，是他安身立命的学问根基，志趣所在，心性所系，不离不舍，伴随终生，正是这种传统知识主体构成了他保守思想的知识基础。

他是个关心世事的人，虽然钟情于经史旧学，但在新学日渐流行之时，因时势所趋、世风所染、职任所系、子侄影响及喜读求知的秉性等因素，他也开始日渐接触新学。从日记中看，他最早阅读的有关西方西学的书籍，是1890年入京任职前夕在常州家乡时读夏燮所著《中西纪事》，连看5日，阅毕10卷。虽然他并没有谈什么感想，但亦可见这位28岁的新点翰林，对这些新鲜的西方知识是感兴趣的，至少是希望认真了解的。甲午以后维新思潮兴起，维新人士开始兴办新式报刊，他也有所接触，但有所区分好恶。他喜欢阅读客观介绍西方事物和知识的书，特别是直接翻译的西人著述，认为是有实用的知识，而对于维新人士宣传维新的言论则充满反感，不喜欢看。如1897年11月，友人送来新出《译书公会报》，每月4册，这份报刊于当年10月创刊于上海，章太炎为主笔，主要介绍西方新学。他在日记中写下读后的感想：“所译西人记载，多有用之书；采录外国报，亦见精审。不似他报之一意借洋人口气，丑诋父母之邦。即留阅以扩识见。”他所谓“一意借洋人口气，丑诋父母之邦”的报刊，应当就是那些宣传学习西方、抨击时政的维新报刊。这次友人一并送来的还有当年10月创刊于天津，严复为主笔的维新派报纸《国闻报》，当时因严复在其上发表宣传维新的言论，而在新派人士中颇受赞誉。但恽氏阅后则认为其议论“陈陈相因，徒费目力，还之”。[2] （P144） 两份报纸一留一拒，反映了他对于新学的区分态度。即对知识性的新学愿意接受喜欢阅读，而对批评时政、宣传维新等涉及政治道德性的新学则厌恶而拒绝接受。从他对于新学喜欢新知识、反感新议论的这种好恶区分，已经可以看到他对新学作了知识与道德的区分，选择的标准是喜欢新知识，而摒弃有违旧道德的言论。

庚子新政以后，仿行西政已是朝廷的法定国策，引进西学已成朝野上下的共识，新政以新学为才，上行下倡，新学开始流行。恽氏身处朝中，自不能置身事外。就在新政伊始的1901年，翰林院设局编纂《各国政艺通考全书》，他任总纂，开始更多地阅读西国政史类书籍。1905年以后，新报新刊涌现，废科举后，朝廷以新学举才，新学成为时政所需，他也开始阅读新报新刊。他阅读新学的内容，主要是有关西国政法财政历史等书籍，以及他认为有益的新式报刊，而他所喜欢阅读的内容也主要是介绍西方政法知识及有关实务的新说，从中汲取新知识。时势所趋，他感到现时政治、经世处世需要新知识，因此，汲取经世有用的西学新知识，就成为他阅读新学书报的主旨。

恽毓鼎阅读的第一类新学读物是有关西国政治、社会、财政等书籍。恽毓鼎在翰林院的职任开始就与新学有关系，1901年他任总纂时使他接触了一批有关西国政制历史方面的新书。实行新政以后，译著的西学书籍开始增多并日渐流行。他到北京琉璃厂书肆也常买新学书。西方的财政实用之学曾引起他的兴趣。如1907年某天到书肆买中外地图、《财政学》，及日本人著满州、蒙古地志各1本。这一时期他对于西国财政学产生兴趣，认为是有助经世之用的实学知识。1908年，因一子在法律学堂肆业，他托友人从日本寄回一些新译出的政法、财政类新书。将《政法述义》十余种送给儿子，“督其逐次研究”，而“其中《统计学》一种，精要有用，发前人所未发，留以自览”。他认为统计学“尤为政治必要之事，前人所不知也”。《财政学》也是“最近调查发明之本”。他认为，“财政之学，古无专书”，旧籍历代《食货志》，《通典》、《通考》虽有相关内容，但“于此学精深处，究无所发明”。因而认为今天西人的财政学超过中国古人，“今人胜于前人远甚。”[2] （P381-382）

介绍西方政治思想学说的书籍也引起他的兴趣。1908年4月间，他连续多日看梁启超所撰介绍西方诸哲学说的书，并以理性求知的态度阅读这些新书。有的对西哲的学说表示赞赏，如看梁纂《法人孟德斯鸠政学派》1卷后记道：“孟氏创为行政、立法、司法三权鼎立之论，开欧美立宪之宗。诚伟人矣。”有的认同西哲的理论，如看梁纂《英儒达尔文学说》，对进化论表示认同：“达氏种源论，推明万物天演竞存之理。大凡人物之生，有天然淘汰，有人事淘汰，占于优位则胜而存，退于劣位则败而灭，其理甚精。余验之万物，证以中国历史，确不可易。处今日世界，尤宜熟复斯言。”看《边沁学说》则有所保留：“边氏持乐利主义，较量人生苦乐度数，而就其至乐以为善，又推而至他人，使斯世皆得莫大幸福，以为乐利。然此义未易言。若所见不明，则陷于私欲，而为浅夫昏子之所为矣。近数十年，西人讲卫生，谋公益，创一切便利之举（如舟车以便行旅，电话邮政以便交通，皆是），皆本于边氏主义也。”[2]（P382） 对于卢梭的学说，他在1907年时曾读其《民约论》，谓“法人卢梭特创学说，专重自然。……其《民约论》提倡自由，遂成大革命流血之变。生于心，害于政，此之谓也。乃中国学者犹津津乐道之，为害正未已矣。”[2]（P363） 但1908年读梁纂《卢梭学案》则认同梁氏的评价，肯定其历史地位：“民约论开十九世纪民主之制，儒生笔舌之效，过于开国君相之权，不得谓非世界一人物也。”有的认为与中国旧学相通，如看梁纂英儒霍布士、荷儒斯片挪莎学案。前者“论学颇近《荀子》，论政则近《墨子》”。后者自由学说，“其旨与致良知之说最合。余因此知哲学之理，明儒逐层剖析，已无遗蕴，西儒探索所得，自有不谋而合者。……新学少年，闻泰西哲学，则尊奉倾倒，争欲问津；闻中国宋明理学，则诋为陈腐，若鄙夷不屑用功者，真井蛙枋`之见也。”[2] （P382） 阅读一些西哲学说时，他常感到与自己所钟情的理学有相合之处。如1912年“一日细看西哲边沁学说。其论人世所谓善恶全无标准，说甚精辟。”认为与王阳明学说若合符节。“信乎此理之同然者，中西哲人，其揆一也。西哲康德、卢梭学说，皆与阳明相出入。阳明真中国哲学第一人也。好学深思之士，如能合中西学案而互证之，岂非快事！”以至感叹：“余深悔从前不习德、法文也。”由此，他将西学与中国理学会通，认为王阳明的心学可以作为中国学术复兴的支柱。他在1912年的一则日记中记道：“卧看梁任公《新大陆游记》，理想、实验合而为一，乃成此不刊之论。学说之力，过于政策。共和导源于卢梭，宪法根据于孟德斯鸠，而日本维新，则得力于姚江学派。今日欲救吾中国，必须以王学为中坚。”[2] （P603）

恽毓鼎是一个具有理学素养的人，因而具有理论思考的兴趣与能力，他是一个喜欢求知的人，因而读书以知识理性为引导，这些都使他对于西方理论学说产生兴趣，并且能有一定的理解与认同。只是西方理论对于他来说，并不是如理学一般与心性深处相连，而只是作为新知识的了解，并力求理解，其中的理论思辨也不同于理学的内在理路，所以在阅读之时，往往有着文理上及内容上的理解障碍，他在1911年的一则日记中曾说：“余于近人译著新书，皆阅不终篇，即生倦厌”，[2] （P536） 即是这种理论及文化双重隔膜而造成的解读障碍，因此西方学说终究不能代替传统理学在他心目中的主导地位。

恽毓鼎阅读的第二类新学读物是新式报刊。1904年以后，新报新刊日渐流行，虽然许多有影响的报刊在上海创办，但邮寄订购已很方便，他开始购买后来是订阅。1906年以后的日记中开始经常出现有关读报的内容，可见这时读报已成了他的日常功课。但一般报刊多载忧世伤时之事，多刊他感到激烈狂悖的言论，因而起初他并未感到阅读的快乐。1906年时他曾记下自己的苦闷：“不看时报，苦孤陋寡闻，看报则无一事能强人意，悲愤叱咤，往往泪下，终夜不怡。当此世界，具此胸襟，真是苦境。”[2] （P294） 后来报刊言论逐渐成熟，他对新学也逐渐熟悉，开始从读报中得到求知的乐趣。

恽毓鼎读报对于一般社会新闻、品评时政的言论不感兴趣，其日记中说：“京沪所出日报，大半造言生事，弋财营私，直不足污吾眼光也。”[2] （P536-537） 他感兴趣的内容是一些严肃刊物上刊登的西学新知识及富有理性思考的比较缓和的政论。如1910年初在上海创刊的《国风报》，由梁启超任主笔，宣传立宪主张，他说到：“余于近人译著新书，皆阅不终篇，即生倦厌，独《国风报》则读之vv有味，益我良多。”[2] （P536） 1910年革命派在上海创办的《民立报》，由宋教仁等执笔，多刊载时事政论、介绍新学的内容，十分流行。恽毓鼎对于其中介绍新知识的内容很感兴趣，他在日记中记道：“饭后阅《民立报》三日。此报于政说学理特详，且具卓识，为南北各报之寇，而摭拾丰富，零金碎锦，多可采之辞。”[2] （P593）“看《民立报》，有章行严（即章士钊――引者注）法律改良一篇，根据学说，发为探本之言。余因悟社会学亦从此发生。反复读之，殊得深味。”[2] （P599）“读《民立报》数份，中有《社会知觉论》一篇，精微要妙，颇有至理。”这一时期《民立报》政论精微，说理深刻，使他获得不少新知识，“读《民立报》，以增政见，广学识。读医经以精擘生理。随意读诗、古文、词，以博趣味。此吾近日纯简之课程也。”[2] （P597） 1911年以后，恽毓鼎又订阅了专以刊登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著译文章为主的大型综合性刊物《东方杂志》，他在日记中称赞该刊上的文章“理博趣昭，亦颇引人入胜。长年多暇，以此为遣日之资，殊为不恶。”[2] （P536）《东方杂志》使他获得了不少新知识，一些比较切实的经世政论文章也颇合他的志趣。如他读了第八册中《振兴农工商业书》一篇，认为“利弊兴革了如指掌，所筹办法切实可行。此为经世之文。”[2] （P591）

辛亥革命以后，他家居多闲，读书读报成了他日常生活的一个主要内容。他在1913年的一则日记中说：“月出之报册，如《国风报》、《不忍杂志》、《庸言报》、《东方杂志》，尽可于灯下茶馀作自在之浏览。其境不苦，其味正相引而长。此余之日课也。”此外还订阅了他认为“议论较平实”的《亚细亚》、《国华》两种日报。他阅读报刊，重在扩见识，求新知，将此视为在新时世中求取新知识、积累经世实学的捷径，在这年的日记中他说道阅读报刊的功效谓：“不过一年，即可成政治、法律学问通才。”[2] （P662） 这时期日常阅读报刊，已经成为他学习新学、获取新知识的主要渠道。他在1912年的一则日记中说：“余素乏新知，中年脑力日减，不能更致力于新书，而稍有一知半解，不见摈于当代闻人者，则得力于《国风报》（今已止版）、《东方杂志》及此种报纸居多。”[2] （P593） 直至其晚年去世之前，报刊一直是他求知解闷的相伴读物。

可见，1906年以后，随着新式报刊的兴起并日渐发展成熟，成为普及新知、开启民智的大众化日常读物，这种新的传播媒介，使恽这位喜欢阅读的人也受此流风，逐渐养成了订购阅读报刊的习惯，报刊遂日渐成为他日常阅读生活的内容，也越来越成为他获取新知识的主要渠道。清末以后，时势趋新，新书新报的涌现，社会流行新学的文化氛围，使恽这位固守传统道德，以圣贤旧学为正学的士大夫，也在时势变迁的流风之下，开始阅读新书新报，并且以其知识理性的态度，从中汲取新知识。他在1911年的一则日记中记述自己近年学问思想的进步时说道：“吾今年四十有九矣，志气日衰，脑力日减，唯学问、思想较前大进。盖阅历稍深，记览稍富之效也。”[2] （P521） 这种“记览稍富”的阅读经历中，阅读新书新报肯定是一个重要方面。看新书新报，使他获得了许多新知识，所以他自认不落伍，能够在时势剧变中自立于社会。他力求中西会通，1908年的一则日记中写道：“自去秋以来，余为学宗旨，在以中理印西理，复以西理辅中理，就中煞有会通处，自谓所见异乎时髦。”[2] （P385）

然而，新知与旧学，在他心目中的价值与地位仍是有主次之分的。他在日记中写道：“余于政治学最喜法学（此法非刑律之法）及财政学。年近五十，万不能博览通考经世巨编。近来新出编译之书，汗牛充栋，阅之心目昏昏，用力劳而所得实少，加以时事颠倒，郁郁不乐，日忧危亡，无复仕宦生产之趣。每日除应办史馆、讲习馆、起居注公事文件外，仍致力于《明儒学案》及古文、诗、字三种，以舒沉闷而寻乐境。其政治家言，唯看《中国政治家》管、商、王三编，《国风报》，专心于所谓法学、财政学者，以备异日行政之根本而已。”[2] （P515） 旧学是他安身立命、心灵所系之学问，新知识毕竟与其旧学及传统价值观念有较大的错位，因而新学只是作为其应世的知识工具而已。旧道德与新知识，心灵所系与应世工具，就成了他在不废旧学、固守旧道德的同时，通过阅读新书新报而汲取时势所需的新知识的一种平衡心理机制。

（二）保守心态与热心参与新式教育活动

清末改学制、废科举以后，掀起兴学堂、办教育的热潮。恽毓鼎身为翰林，颇受学界推重，他虽对学制改革多有不满，但也关心教育，积极参与京中的教育活动，他的教育观念也是新旧交杂，充满时代剧变时期的混乱与矛盾。

首先，他虽反对废科举、兴新学，但也热心参与教育活动，是清末北京教育界的一个活跃人物。学制改革以后，北京知识界兴起办学活动，恽毓鼎在本官任职之余，也积极参与办学，担任一些学堂的主持。如江苏同乡会馆设有旅京江苏籍官绅合办的子弟学堂，他一直参与江苏学堂的事务，后来担任监督，他还在顺直畿辅学堂及医学堂担任监督或主持。他在这些学堂兼职，参加校务活动，有时还批阅学生课卷、讲授课程。此外他还参加一些教育团体的活动。如1909年4月，他参与旅京教育总会，被举为会长，负责统筹旅京各学堂教育事务。6月参加中外教育界人士在京成立的世界教育会，“各国学界有名者皆充会员”，他作为中国两个代表之一，与英、德、美、奥、日本等国8人参与此会。[2] （P450） 1912年，他又参加教育统一大会，会员110人。成立会上他“登台演说教育原理，众多拍掌”，经投票公举，他以一个旧派人物，与新派人物“当代闻人”汤化龙、章炳麟等共4人当选为理事。[2] （P597） 可见他虽属旧派，但在清末民初北京教育界也是一个相当活跃的人物。

其次，他坚持传统教育理念，主张读经，以圣贤之学为教育正宗，反对分科新学为主的新学制。他本人始终奉传统儒学为教育正宗，在所任各学中，经常为学生讲授旧学。如1898年7月间，虽然百日维新正热闹进行，新学成为时髦，但他在某天的日记中记述连日看《理学宗传》，“意味津津”，并且为江苏会馆学生讲授。[2] （P168） 学制改革以后，新学堂课程规定一律按西法分科授学，并以新学为主，读经虽列为一门，但所占份量已很小，而且不为人所重。他对此十分不满，在1904年的一则日记中记述他到江苏小学堂考新到学生，以旧学考试，成绩不好，因而引发他对学制改革批评道：“近来中外学堂皆注重日本之学，弃四书五经若弁髦，即有编入课程者亦不过小作周旋，特不便昌言废之而已。不及十年，周孔道绝，犯上作乱，必致无所不为。”他为江苏小学堂“改订学规，专以四书五经为主，冀有一线之延”，并进而批评新学制所定学堂课程谓：“官定学堂课程，有所谓修身学、伦理学。夫四书五经，何者非修身，何者非伦理？吾不知此外更以何者为修身、伦理也。其背戾不通，一至于此！”[2] （P250）

1905年废科举后，他仍然主张注重经学教育，在一则日记中记道：“至畿辅小学堂考课。堂中课程琐杂殊甚，蔑弃经书，忽略文辞。所延中文教习，皆猥陋无实；西文教习，则重西轻中。余大不以为然，屡向管理者言之，皆不见纳。此次头班学生作论者廿一卷，几无一通顺之作，甚且白字连篇。长此不改，读书种子绝矣。”[2] （P275） 因此他甚至亲自登台为学生讲解儒经，如1906年某日记道：“至畿辅学堂登讲台，为学生演说《论语》第一章。此后，每值休沐前一日则登台讲四书或五经一章，使学者有所启悟。”[2] （P305） 对于新学堂荒废经学教育导致学生文辞水平下降，他十分不满：“评阅医学堂毕业国文课卷，吾以见中国文字之将亡矣，不能不太息痛恨于创议废科举、立学堂之大老也。”[2] （P545） 民国初创，学校新制废止读经，他认为这是“圣道废，乾坤晦，大劫将临矣”，遂利用其旅京教育总会会长的身份，“赴教育会，提议抵抗教育部新章中小学堂废读经事。……各监督皆表同情”。[2] （P593） 并“因部中新定学堂规则，颇有窒碍之处，且有新旧不相浃洽者，乃以旅京公学教育会名义往质问。”[2] （P606） 可见，自清末至民国，他一直坚持传统经学教育为主的理念，反对重新学，特别是废除读经的教育改革。

最后，因时势所趋，他也逐渐接受学习政法、财政等经世实用的新学教育。他虽坚持经学为主的教育理念，但也逐渐认识到实用新学为当今的经世之学，因而注重新学实学的教育。如在维新思潮渐盛的1897年，家塾先生提出给他儿子加授算学，他表赞同。[2] （P141） 科举废除之后，朝廷以新学招才用人，他也令儿子学习新学。 在1905年一则日记中他记道：“科举虽罢，子弟不能不读书。”他命长子“专一研究政法学，为他日致用之道”。[2] （P276） 1908年他又送另一个儿子入法律学堂肆业，4年后另一个儿子也入新学堂学习政法门。他认为新学中政法才是经世实学，由此使他的旧学价值与新学知识的教育理念得到了统一。

（三）积极活跃的社会活动与文化生活

恽毓鼎虽钟情旧制，厌恶新政，但他身为翰林，位居高位，难脱社会潮流。清末民初北京社会生活活跃，社会团体蜂起，他也成为社会团体活动的一个活跃人物。他参与了多个社会团体活动。如1907年，他主持成立医学研究会，以中医为主，兼习西医，有时施诊，有时讲授。1910年前后，与德国学士共组华德交通社，中西人士轮番讲学。民国以后，民间社团活动更加活跃，他无官闲居，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社会活动。他曾先后参与多个社会团体。1912年，他参与活动的社会团体就有数个。如他参与社政进行会，当选为会长，该社宗旨为：“专就社会利病所在，发为言论，达于议院及地方长官，以谋兴革而进安全，庶几可收实益。”[2] （P586） 他还参与农工商共进会、顺直公益会、五族共和合进会、佛学会、学报社、中华医学会等。1913年他参与组成以倡导孔教为宗旨的孔社，被选为副会长，入社者达1300人，并得到袁世凯的支持，派代表莅会。但他不久由于对组织者不满而退出。他在学报社任总编辑，后来还出刊了《学报》刊物，以阐扬旧学为主旨。他参与的这些团体，有的是阐扬旧学，研讨中西学问，有的是偏于保守政治。学会团体为他提供了社会活动的舞台，以此与政界和社会相连。如1912年9月孙中山来京期间，他曾以社政会会长身份去面见孙，其日记中记道：“孙中山素持民生主义，与社政进行会宗旨悉符，函约相见。”他率领4人“代表全会，于十钟往访。宾客满堂，皆有求于中山者。余等约略致辞而出。”[2] （P606）

此外，清末北京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化生活形式，他也有所尝试。如他虽然嗜好京剧，常到戏园看戏，但也时常陪同妻女家人去看新剧和电影。1907年北京开辟了农事试验场，附有动物园，是北京第一所公家花园，他也时常陪同友人及妻女家人去游玩。这些新文化活动也使他增加了对新事物的了解。

民国以后，面对社会的剧变，传统秩序的分崩离析，传统道德的丧失殆尽，人欲横流，私利暴逞，他感到前途悲观。他在1912年5月给堂兄的一封信中写道：“民国虽建，大难方兴。风俗之奢淫，人心之诈巧，……劫运之交，殆将不远。……志士灰心，外人齿冷。此中局面，万不能长。以愚意测之，满清无望中兴（亲贵之心死矣），共和决难成立，等其水益深火益热，有大英雄者起而收之，以君主之名，实行共和之政。吾中华将有雄视全球之一日，惜我辈不及见耳。”在这种前途无望的境况下，他的生活只能是“以看书、写字、赏花为功课，安贫习俭，为得过且过之谋”。而他作为一个读书人，还有心灵所安、求知之欲，“平日喜用脑力，此心不能无所寄着。而近来新发明之学理，实有胜于旧说者，以余力从事钻研，亦颇获餍心之乐。”[2] （P592-593） 他一面固守着对传统道德的坚定信念，一面又乐于汲取新知，似乎二者并无矛盾。1912年他在日记中曾说：“身处今日，贵有旧道德，尤贵有新知识，否则将无以自立于社会中。”他非常赞同这一说法，赞曰“真名言也”。[2] （P591） 旧道德、旧学问为他提供了安心立命之所，新知识则为他提供了求知之乐，这就是生活在剧变转型时期一个亦旧亦新的保守士大夫、旧派文化人的身心状态。

四、结语

由上述我们对恽毓鼎日记的考察，从这位生活在清末民初过渡时期的士大夫内在思想世界和文化生活世界的对照中，可以得出两点认识：

第一，在恽毓鼎的正式言论著述所表达的内在思想文本世界中，他是一位固守传统价值理念的政治和思想上的保守人物。但其外在文化生活世界所展示的，则是具有一定知识理性，虽钟情于旧学，但也喜欢汲取西学新知、参与新式文化活动的亦旧亦新的文化人。在西学涌入、新潮涌动的生活环境中，他看新报、读西书，接受了一些西学新知，知识结构已经是旧学新知掺杂，而且他对于一些西方政治、社会、经济理论也有一定的认知。在新文化环境中，他也顺应时势，参与新文化活动，寻求在变动的时代中立足，这又成为促使他汲取新知识的动力。这些都使他与完全没有接触新学的守旧士大夫不同。而这种知识结构和文化生活方式的新旧交织，使他与时代的趋新变化具有一定的重合及包容度，展示了这一时期所谓保守派的知识精英，也有其与新派势力相互调和呼应的层面。正因为如此，随着时代的向前趋进，保守势力日渐消解，趋新势力日渐扩大，而文化生活对于保守人士知识与思想转变具有的影响力是不应低估的。

第二，恽毓鼎作为一个饱受传统文化熏陶、固守传统道德价值的旧式士大夫，在西学涌入、新旧交替的时代剧变中，力图以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结合来平衡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安心与应世的矛盾，以旧道德来安置心灵，以新知识来应付世变，反映了一位信守传统道德理念和文化价值的文化人，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应对方式，但也造成了其道德与知识的某种撕裂。传统儒学所具有的既可经世济民、又可安身立命的知行合一的知识价值被外来新知识所冲毁，扑面而来的西学虽提供了许多工具性新知识，却无法安置由传统文化浸润的道德心灵，他依然要靠旧学作为心灵的价值依托，这是身处那个剧变时代文化人普遍面对的一个文化困境。恽毓鼎以旧道德与新知识的结合来平衡这种精神撕裂的痛苦，被历史判为保守落伍而被时代所淘汰。他喜欢的新派人物梁启超，1902年发表《新民说》，试图在吸收、移植西方文化基础上建构适应新时代的新道德，其学说一时风行天下。但历经百年至于今天，这种文化与道德间的不相谐调仍然困扰着我们。因为这不只是一个思想言论世界的问题，还是一个植根于丰富复杂的生活世界的问题。

通过对恽毓鼎思想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对照我们可以看到，在清末民初的剧变时期，这位依附于旧制度而生存、由旧文化浸润养育出来的旧式士人，虽然从其理性思想层面仍然固守着传统价值，具有保守的政治态度，但社会生活环境毕竟已改变了，因而他个人的生活世界也不可避免地受到时代新潮的濡染；而由传统理学所培养的知识理性也导引着他去吸收一些西方学理，因而成为一个新旧学兼有的文化人，呈现出政治思想保守、文化生活趋新的两重世界，恽毓鼎是生活在那个时期“守旧派”士人的一个代表。由此可见，到了清末这个文化渐始开放的时代，所谓“守旧派”已经不再如庚子以前的守旧派那样“纯粹”了，他们的生活环境已经离不开“新”，都可能程度不同地存在着政治保守、生活趋新的两重世界，而正是这种生活层面新文化因素的浸润与影响，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和知性认识也在发生着蜕变，这种变化也终将会波及到他们深层的思想观念，这是文化开放时代大潮对知识阶层发生影响的一种反映，也是过渡时代一类旧式文化人的普遍特性。因而这一时期政治思想上的“守旧”人物，可能其知识结构已经有了不少新的内容，我们以往给他们贴上的所谓“守旧”、“保守”的标签，如果从多层面观察的话，则会有不同的解说，而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过渡时代文化人的特性，对中国近代文化人的性格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1]罗志田. 新旧之间：近代中国的多个世界及“失语”群体[J]. 四川大学学报，1999，（6）.

[2]史晓风整理. 恽毓鼎著.恽毓鼎澄斋日记[Z].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献丛刊[Z]. 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4.

职评政策论文范文第7篇

关键词：博弈、成本、法和权利的计量、法的流失、法官的效用函数与生产能力、看不见的手、社会分工、委托与、制度

一、法和权利是可以计量的

（一）经济博弈论引进法律的分析是一种方法的创新

郑志斌同志的《公司重整法律制度的博弈分析》2一文，是一篇分析在公司破产重整过程中，债权人和债务人如何达成交易的文章。该文章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把博弈论引进了法律的研究中。这种研究范式，在国内还是不多的，运用这种工具进行法律分析，必将取得可喜的成绩。

博弈论源于数学，属运筹学的一个分支。二战时，美国军队用博弈论用来研究提高对德国潜艇进行作战的效率。以后，博弈论被经济学家用来分析经济现象，使其成为经济学的一个分支。近年来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三位博弈论专家。近一、二十年，经济学界大都承认，经济博弈论成了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

以后，博弈论又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布坎南等著名经济学家用来分析政治现象，布坎南由此建立了其独具特色的立宪经济学。人们将其《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一书视为现代公共选择理论的第一杰作。公共选择理论是把经济学的分析方法运用于政治领域的分析而形成的。布坎南指出，"公共选择是政治上的观点，它从经济学家的工具和方法大量运用于集体或非市场决策而产生。"布坎南在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演讲中进一步指出，市场与政治之间的重要差异并不在于人们追求的价值或利益的不同，而在于人们追求他们的不同利益时所处的条件。政治是个人之间的一种复杂的交换结构，通过这个结构，人们希望集体地获得个人自己私下确定的目标，而这些目标是不能通过简单的市场交换来有效获得的。在市场上，个人以苹果交换橘子；在政治上，个人以商定份额的成本3贡献交换共同想要的物品――从地方消防队的服务到法庭的服务4。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张维迎说，严格地讲，"博弈论并不是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它是一种方法，应用范围不仅包括经济学、政治学、军事、外交、国际关系、公共选择，还有犯罪学，都涉及到博弈论。"5

将经济博弈论引进法律的分析，是一种方法论的创新。传统的法学研究领域，极少使用博弈论作为工具。近一、二十年内，国内外不断有人将博弈论引进法学的研究中，深化了对法学问题的研究。美国著名法学家，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道格拉斯G.拜尔与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与策略教授罗伯特H.格特纳和芝加哥大学法学院保罗与西奥·莱夫曼教授兰德尔C.皮克合著的《法律的博弈分析》中文译本于2004年3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该书首次运用博弈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理论工具来帮助我们对"法律是如何起作用"的理解。该书围绕博弈理论主要的解概念来展开介绍，向人们揭示大家熟知的囚徒困境、性别战、啤酒蛋糊以及鲁宾斯坦讨价还价等博弈模型可以用来阐明许多种类的法律问题，突出起作用的基本机制，并展示博弈概念及相关法律问题自然的递进过程。

社会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人们在进行一项法律行为时，实际上总是在根据当时所处的条件和对手的行为进行选择，即当事人之间存在着策略的对抗、竞争，或者说面对一种局面时的对策选择，这就是博弈。人与人之间或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博弈具有如下特征：（1）有一定的规则：规定参加的对手之间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什么时候结束博弈，犯规将受到什么样的处罚。（2）都有一个结果：要么一方赢另一方输，要么平局，要么参加者各有所得，而且其结果通常能用正或负的数值表示，或者能按照一定规则折算为数值。（3）策略至关重要：参与博弈者的不同策略常常会带来不同的游戏结果。（4）策略和利益相互依存：即每一个博弈者所得结果的好坏，不仅取决于自身策略的选择，也取决于其他参与者策略的选择6。

（二）人作为博弈的参与者出现在法的世界里

任何一个社会的法都是在不断地运动着的，不是静止的。根据一定的经济与社会基础，人们应然的权利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但在国家存在的情况下，在法的世界里，权利是由法规定的，由法保护的，因而权利也是运动着的，不是静止的。

人们在现实当中对法的实际的执行从而产生的对其权利的影响，以及因权利的冲突而诉诸于法院时法官的判决距离法的要求是绝不相同的。在很多情况下，即使在发生纠纷时法官是完全按照事实与法律进行判决，没有一点司法腐败的因素，考虑到诉讼成本以及诉讼而影响的机会成本7，最终实际的法也是大打折扣。

可以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和《资本论》中关于社会生产过程即社会经济生活过程分为四个环节以及社会资本循环的理念，来理解和解释法的运动与循环8。根据现代法理学的共识，法的运行包括立法（法的创制）、公民或团体在法的框架内的守法或违法的活动、司法（法的适用）、行政管理（法的执行），这四个环节构成法循环的一个过程。法以这种模式不断地进行循环，就构成法的运动。权利以这种模式不断地进行循环，就构成权利的运动9。

从法运动的角度看，无论从宏观层次，还是从微观层次，法的计量、权利的计量、法的流失、权利的流失与被侵害，都可以用博弈论10和交易成本11来解释。

所谓博弈，就是选择，就是考虑到对手可能如何应对情况下的选择。在权利和法存在的情况下，社会上的人和团体或组织是作为博弈的参与者出现在法的世界里。以我们以经济学的目光审视时，它们又是以"经济人"的面目出现的。

在微观层面，个人或企业，甚至一个地区，要对其进行法运行的经济分析，所使用的工具主要是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也可以说，是对制度成本，或者说对交易成本博弈的结果。

从宏观层次考虑，一个国家是否采取法治，是一种选择。因此，在研究宏观层面，还要加上投入产出经济学。换句话说，在社会分工的格局中，政府提供法律和行政管理服务，可以直接适合于用博弈论和制度经济学分析，也可以使用投入产出经济学和国民经济统计学来分析。一个阶段或者过程的结果，是下一个阶段或者过程进行博弈的起点。

现代国家采取法治的方针，社会的政治与经济明显好于非法治国家，是一种博弈的结果。相反，极权国家推崇人治，其经济政治普遍劣于现代民主国家，是另一种博弈的结果。

再从政府来看，广义的政府，包括立法、司法、行政执法等职能。它既是国民生产总值的消耗者、需求者、使用者，也是国民生产总值的生产者，贡献者。政治在向社会输出法治和秩序，从社会得到其相应的回报。人们一般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民主与法治最为健全的国家，我们也可以间接地看到它的这种回报：整个国家效率高，技术提高快，分工专业精密，国力增长快。所以，这个内部有较高民主程度的国家，才在世界上有专横霸权的基础。

（三）博弈者是"经济人"

法学是研究人的，包括自然人和作为社会组织的"人"。当我们使用经济学的方法对法学意义上的"人"进行研究的时候，对法和权利的具体运动过程进行分析的时候，就不得不按照经济学研究的一般方法，先明确一些假定或者说约束条件：

一、在人类社会中，依照法律运行的人们，包括法律的制定者、政府机关、司法机关等，均是"经济人"，或者说"经济主体"。"经济人"或者"经济主体"在进行法律的行为的选择时，所依据的首先是经济学原理，其目标是利益或效用最大化。

二、为了达到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这些利益的主体用来计算利益的方法是成本或投入――收益法，但要对此做广义的理解，即付出或投入――效用法。

有些利益可以直接用成本和效用来计算和比较，有些则要考虑其直接利益和间接利益，局部利益和总体利益，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等。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以人们社会行为的"成本"与效益进行界定。在经济学领域，直接对商品交易等行为进行分析的时候，常用的工具就是成本－效益分析法，这是人们所熟悉的。

但在研究社会问题例如法律问题而使用经济工具时，就要对这一工具进行扩展性的思维了。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在许多情况下，仅仅使用在研究经济问题时的"成本"概念并不准确。原因是，其一，在经济学的领域，尤其在会计学中，成本并不等同于费用；其二，许多法学问题，如果仅仅考虑其经济上可以用货币来衡量的成本，就会忽略其它许多付出，例如，人们经济所说的时间成本、制度成本、效率成本等。第二，同样，仅仅使用"收益"或"收入"也不准确，因为法律问题很少可以用金钱来衡量其收益的。

实际上，早在几十年前，经济学已经考虑到这个问题了。即使是在经济学领域，也广泛存在上述不能直接衡量直接的成本与收益的情况，所以经济学使用"效用"这一概念来取代在很多情况下使用的金钱上的"收益"或"收入"。所以，在我们的法学问题的经济学研究中，更多的时候是要使用"效用"或"利益"这一术语。第三，分析问题的时候，不仅仅是要就一件事情的付出与效用进行比较，而且是要在不同事件之间同时进行付出与效用的比较，这就是经济学上机会成本的概念在这里拓展性的使用了。第四，这种比较，可以是能够用货币指标进行比较的，但在研究法学对象的行为时，更多的是只能够用顺序的大小或优先与否进行比较。

三、为了实现或保护一定的利益，他们一定要付出交易成本或者说制度成本。

财产权利是典型的经济权利，一般情况下，要实现或维护财产权利，一定要付出成本。但其它许多非财产权利也必然要付出成本。在现实世界中，几乎找不到不需要付出成本的权利。例如，为了保护一项财产权利，比如商品交易，或实现一项政治权利，比如言论自由，都需要付出成本。而且，作为公民的个人要付出个体的成本，即个别成本，作为社会的管理者也要付出成本，这是政府的管理成本。而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还应当综合考虑其社会总成本。

四、它们用来选择利益的方法是博弈论。它们每做出一个其利益相关的决策的时候，同时要考虑对方可能的对策，以及对方选择了对策后自己一方的新的对策，考虑在这种策略的对阵中可能的得益或效用，虽然在法律事件中的大部分当事人并没有在大学的课堂上系统地学过博弈论。

五、在许多情况下，权利是需要维护和交换的12。权利只有不断地进行维护，才能够现实地存在。只有经过交换的权利，才能够成为现实的权利。权利在维护中存在，只有经过各种不同途径不断地进行维护的权利，才向世人宣示它的现在存在，维护权利证明权利的存在。私人产权有由产权所有者自己进行维护，同时在大的社会环境方面，他们得借助于社会或者政府。这时，他们向政府交税以换取政府对其产权的维护。权利在交换中运动，或者说，交换本身就是权利的运动，交换本身就是权利的存在。比如，在现代民主国家，公民的福利性开支占到国家预算的20-40%，这就是说，政府的征税权与公民的福利权是相交换的，同时也是互为前提而存在的。没有政府的征税权，公民的福利权不可能实现。同样，没有公民的福利权，政府的征税权就失去其存在的基础。

六、"经济人"或者"经济主体"在追求其目标是利益或效用最大化时，不一定会给社会带来效用或利益的最大化，法应当平衡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在兼顾"经济人"追求微观利益和效用的同时，保证社会总体的利益最大化。

在今后的分析中，笔者会经常地用到这几个前提，只不过不需要每次都对前提进行解释。

（四）学界对法和权利可以计量的认识

法律是一种制度。依照诺斯的观点，制度就是"博弈规则"。诺斯说道，"制度是社会的博弈规则，或更严格地说，是人类设计的制约人们相互行为的约束条件......用经济学的术语说，制度定义和限制了个人的决策集合"。13

对于什么是博弈规则，赫尔维茨（Hurwicz，1993，1996）给出了较为技术性，较侧重于博弈规则实施的定义。根据他的观点，博弈规则可以由参与人能够选择的行动（"决策集"）以及参与人决策的每个行动组合（profile）所对应的物质结果（"后果函数"）来描述，他将这一对设定称为机制（mechanism）或"博弈形式"（gameform）。他认为规则必须是可实施的，或者说是"可执行的"。他运用博弈论中的纳什均衡概念使"可实施性"形式化，即用博弈论中纳什均衡的定义公式表示出来。如果在别人将遵从所设定的策略的前提下，没有任何一个参与人有偏离其选择策略的动机，此时参与人的策略组合便被称为纳什均衡。14

纳什均衡是博弈论中完全信息静态解的一般概念，也是一种分析方法。构成纳什均衡的策略一定是重复剔除劣策略过程中不能被剔除的策略，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一个战略严格优于纳什均衡策略。纳什均衡的价值主要在于它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性质，其中最主要的是"一致预测性"，即，如果所有参与的博弈方都预测一个特定的博弈结果会出现，那么所有的博弈方都不会利用该预测或者这种预测能力，选择与预测结果不一致的策略，即没有哪个博弈有偏离这个预测结果的愿望。15

人们在一个法律行为面前进行博弈的过程，就是对自己所拥有的权利的多与少，可得权益与尽量减少可能遭受的损失之间进行选择。选择的过程，就是对权利所赖以存在的法进行计量并进行比较的过程。例如，面对一方的合同违约，另一方的反应将是，或者任其违约，不去追究，或者谈判求得一些赔偿，或者诉诸法院以求判决这几种决策，即这个决策集包括三种可能性。违约方，在违约之前已经对自己违约后对手可能采取的各种反应的可能性及各种可能的反应对对自己利益的影响作了估计，要么任由自己违约，要么通过谈判给对方一点补偿，要么对方诉诸法院判决。而法院判决自己可能胜诉、可能败诉，也可能和打成平手。诉讼过程可能快，可能慢。总之，综合考虑，一定是违约的收益为正，且大于守约的收益。这是一个比著名的"囚徒困境"要复杂得多的多重博弈的过程，即多重反复应对的过程，就像人们下象棋要看几步棋一样。在既定的条件下，这种博弈结果有一定的必然性，即存在一定的规律。

这就把一个崭新的命题展现在人们面前：法和权利都是可以计量的。债权人之所以在破产清算与重整之间做选择，正是比较了两者之间所得或所失的利益，即经济上可计量的权利的正与负、大与小或多与寡。社会上频频地发生违约或违法行为，也是行为当事人比较了守约与守法和违约与违法之间的效用。

"法和权利是能够计量的"，这个命题，与传统的或者权威的关于法和权利的理念不同，但又不是对立的。可以说，它是传统的或权威的关于何者为法，何者为权利之认识的补充，它也许有助于从另一个角度来揭示其本质。

马克思说过，任何一门学科，只有使用了数学，才能够算得上是真正的科学。理查德·波斯纳的《法律的经济分析》、罗伯特·考特和托马斯·尤特的《法和经济学》等专著，对人们在法律问题面前的选择所进行的经济分析，充满了对这种博弈的分析。西方的法社会学也十分重视对法律的量的研究，美国的唐·布莱克在其《社会学视野中的司法》一书中，从法律量的变化、案件的强度、歧视的量、法律的最小化等角度对法律的量作了较为细致的研究。

我国学界，对法律和权利的量也是有认识的。张文显教授明确指出，"权利和义务在数量上是等值的。"16徐显明教授用初等数学对权利与义务的量进行解释："如果既不享有权利也不履行义务可以表示为零的话，那么权利和义务的关系就可以表示为以零为起点向相反方向延伸的数轴，权利是正数，义务是负数，正数每展长一个刻度，负数也一定展长一个刻度，而正数与负数的绝对值总是相等的。"17马新福教授以形象的比喻，对法在运行过程中量的损失作了较为细致描述，"从观念中的法到客观法，再从客观法到主观法，法的流量在不断减少。在许多领域，原来是法的奔涌的江河，到后来只剩下法的涓涓细流了。"18这些学者们对法的量的概念提出了不同的规定，对于我们研究法和权利的流失，法和权利的计量，创造了良好的基础。

二、法官的效用函数与生产能力

（一）法官是向社会提供"公平"与"正义"这些特殊产品的"供应商"或者说"厂商"

人们曾经理想，只要有好的法律，社会就可以达到公平，至少是可以达到在法律面前的公平。因此，以往法学的许多研究，都是从一个前提出发，摈弃其他因素，求一个纯而又纯的逻辑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主要是追求公平的立法的逻辑过程。甚至把立法、法官在判决时要找到的法律或者立法精神作为法学研究的主要对象。在许多著作中，这种研究，也许就是一种形式逻辑的推理过程。在这个前提下，法学或者界定法是规则，是一个社会为决定什么行动应受公共权力加以惩罚或强制执行而直接或间接地使用的一批特殊规则；或者定义法是命令，是国家的命令，者的命令；或者把法理解为判决，他们解释说，当法院做出判决时，真正的法才被创造出来。诚然，这样做可以在一定层面上提示法这种特殊事物的发展规律和内在的本质。

法学研究的前提常常是人们的梦想。人们曾经一次又一次地梦想法上的公平，人们也曾经以为法官能够为我们带来这种公平，给予法官很高的期望值，甚至把应然或理想的法官看作是一种精神甚至是神的化身。但实际的情况并非全部如此。

读过中外法律思想史或法制史，我们可以理解，在人类早期社会或低级社会中，并不存在现代意义的上法官，当时所有的只是一定威望，人们尊重德高望重的长者或智者作为，委托他们作为中间人或仲裁人，由他们进行民事纠纷或刑事争斗的调解与仲裁。

"司法"一词在英文里通常的表述是administrationofjustice，直译为"公正的实施"。意为，只有在民主的情况下，才能够公正地实施法律。在我们汉语里，"法律"以及"司法"等词汇也具有某种公平正义、无所偏袒等的意思。

英国的司法，从一开始就不是集中于国王一人之身，相反，英国的司法历来有着民主的传统，御前会议、大会议、乃至后来的议会，一直对国王进行制约的力量。英国国王自产生之日起，就受到古代习惯法的限制。在英国诺曼登陆后，英国实行的是类似中国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分封制，或者是承认当时既存的集政治经济权力为一体的封建主。当时各个领主在各自的领地上进行司法活动，而涉及到国王利益的案件，则由贵族组成的御前会议审理。

在当时欧洲其他国家中，御前会议纯粹是一种封建机构，由国王直属封臣组成，其主要职能是通过司法维系、协调国王与封臣之间和封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这种御前会议带有一种贵族民主的性质，在人们众目睽睽之下进行审理，才能够找到公平。御前会议成员包括王室官员、国王宠信顾问组成的小会议，即咨议会，和由全国教俗大封建主及小会议成员组成的大会议。小会议常伴君侧，大会议定期召开。

爱德华一世时，平民代表登上政治舞台，进入大会议，大会议遂演变为后来的议会。这就是英国司法独立并且能够与国王进行抗衡的现代意义上的议会和法院的前身。爱德华一世时一位法学家指出，国王"根据法律而不是个人意志来引导他的人民，并且和他的人民一样服从于法律"19。可以说，英国的司法独立，首先根基于体制的民主因素。

英美法系中的陪审团制度，实质上是由不专于法律的若干公民和法官共享审判权。陪审团分两种，一是大陪审团，负责对犯罪的调查，或对执法部门关于刑案的侦查及证据加以审查，以确定是否向法院。另一种称为小陪审团，通常由所在社区十二个公民组成，其职能是审判。它要对刑事以及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或民事侵权做出裁断。如果裁定无罪或不构成侵权，审判便结束。它认定有罪或侵权成立，再由法官适用法律量刑，做出最终的司法判决。这种由非法律专家担任裁断事实问题的"法官"的制度是相当独特的。

在英国1215年的《大》里规定人民享有接受与自己同等人审判的权利，这里的同等人审判就是指由当事人的邻居们，或者说由相同社会地位的公民们组成的陪审团的审判。普通公民参加审判，并且在事实的判断方面享有独立于专业法官的权力，标志着民众对国家司法权的分割，标志着国家并不总是独断司法权。同时，在当地社区选择陪审员也使得为本地民众所信奉的价值准则成为制约政府以及专业法官意志的砝码。陪审团的存在对英美国家的司法程序影响极大。陪审团垄断了对事实的判断，使得那里法官、律师、检察官们分析一个案件时总是要划分为事实与法律两个方面。所谓事实问题，指的是某个事件或某种行为在这个世界上是否发生过。陪审团对司法程序的另一个影响是，审判过程和审判结果必须让没有经过法律专业训练的外行明白，以理服人，真正是"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不能以法律专业高深为由垄断法律裁判。陪审团基本上是由不懂法律的外行人组成的，双方律师滔滔雄辩、唇枪舌剑，巧妙地安排策略，目的是要让那十二个外行人，从而也包括让广大的居民，了解和相信本方的主张。这和我们国家的情况正好形成鲜明的对比。

在许多情况下，我国的法官垄断了庭审的过程，在黑箱里进行判决书的制作，而目前司法运作的机制又阻塞了人们了解这种司法产品的制作的"配料"及制作过程、生产工艺的渠道，判决书简单得像宫庭秘方一样，隐藏了很多很复杂的东西，因而很难保证其产品的："公平"。

再从英国历史上普通法和衡平法这两个体系的产生看审判权，法院和法官天生并不是独裁的产物。虽然普通法法官和衡平法法官都是专司法律裁断的国家官僚，但并不是专属于一个体系，而是属于两个相互竞争的体系。其中一个体系属于能够与国王抗衡的贵族集团，另一个体系专属于王室。两个体系都是出于各自私利的原因，竞相向社会出售其"公平"产品。

（二）法官个人的效用函数

法官做事的原则，是个人效用的最大化。波斯纳在《超越法律》一书中，首先提出法官的"效用函数"概念。效用，是经济学的概念，指某一物品对人的有用性。效用可以分等级，可以比较大小，可以用正负数值表示对人的正面作用和负面作用。函数是从数量关系上对客观事物之间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和互相制约的一种反映。它表示在某变化过程中有两个变量，一个变量随另一个变量的变化而变化。其中，主动变化的称作自变量，被动变化的称作应变量，这时就可以说，应变量是自变量的函数，两者之间的变量关系称作函数关系。波斯纳把如下因素列入了法官效用函数关系当中：众望（popularity）、威望（prestige）、公益、回避判决被撤销、声誉（reputation）、在政治选举中的得票20。也许，在美国，司法腐败不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所以波斯纳没有把法官私下得好处列入法官的效用函数。如果在中国，就得根据司法腐败的现实对其效用函数进行修正了。定义好法官影响法官效用的因素，就可以列出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官效用函数的模型。

U1=（tj，ti，I，R，O）（1）

U1是法官的效用，tj是法官每天用于审判的小时数，ti是他用于休闲的时间（在此界定为审判之外的一切活动，因此，tj＋ti＝24小时），I是收入（这里把它限定为法官的工资），R是声誉，O代表除法官投票本身以外法官其他效用的来源――众望、威望以及避免司法判决被撤销等等。当tj高于一定底限时，R、O以及特别是I可以假定不随tj变化。如果一个法官什么都不干，他就会受到弹劾和被撤职，在这种情况下，I＝0。我们假定一般法官都会安全地选择在这一底限之上。

根据这些假定，法官会在休闲和审判之间分配时间，因此他投入审判的最后一小时给他带来的效用21会同他投入于休闲所带来的效用一样，因为，不然的话，他就可以通过重新配置时间，从不那么有价值的活动转移到更有价值的活动上来，以此增加他的总体效用22。

在存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设H为风险，I1为腐败的收益，U2为腐败的实际收益或实际效用，则腐败的效用函数模型为：

U2=（H，I1）（2）

聪明的法官会在腐败的收益与风险之间寻找平衡点，以期从腐败中得到效用。若走上了"吃完原告吃被告"之路，他就总是在"提供公正的判决"的理由下进行选择。对他来说，他的最佳选择就是，不要做事太过分，不要成为出头鸟。只要能控制好这种选择，他就是安全的，从而得到其期望的效用。

贺卫方教授的一段话，是对法官腐败风险模型最好的解释："我们面临的正是这样的情况。一方面，大众传媒不断地报道一些司法官员枉法裁判的事例，每曝光一个，被揭露的法官便要受到处理，从前曾有山东莒南县的那个法院院长，日前又有广西博白县法院的刑庭庭长，都引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媒体曝光之后，照例是上级马上派出专门的工作组，调查，处理，其他法官纷纷表示吸取教训，今后一定要严格执法云云。但是，另一方面，那些促成司法腐败的制度因素却很少得到人们的重视，大家平常耳闻目睹的情况依然如故。电视台和报纸不可能在全国每个法院和检察院都派记者常年驻守，结果必然是，谁碰上了，谁倒霉；没碰上的人，依旧逍遥自在，我行我素。"23

实际上，新闻记者和新闻媒体也是"经济人"，他们在对司法腐败进行抨击时，同样摆脱不了其对经济利益追求的底蕴，他们也受到"看不见的手"的支配。一位法制报社的编辑部主任这样对笔者讲过："我们要感谢司法腐败的存在，没有它们，就没有我们的存在。司法腐败愈烈，愈显得我们有价值。这种说法，和电视连续剧《康熙大帝》中的吴三桂剿匪一样，不可不剿，不可剿光。

在进行综合考虑后，法官的总效用模型为：

U＝U1＋U2＝（tj，ti，I，R，O）＋（H，I1）24（3）

时下，在中国的官场上流行着一句话："保护自己"。蕴含其中的意义不说自明。法官作为行政官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这思潮的影响。不过，人们在奉行这一原则时并不是刻板的，而是有伸缩的。简言之，有利则伸，有害则缩。所以，上面列出的法官的效用函数，是受到几种自变量影响的变量，法官在处理任何一个案件时，一定是综合考虑多种因素，权衡案件的审理结果和审理方式对自己的利弊影响而为。

（三）法官依照"看不见的手"决定自己的行动

法官也是和市场商品的供应者一样，彼此是竞争的，只不过他们服务的方式是裁决，提供的"产品"是大家公认的原则下的"公平"、"正义"与"法律"。法官首先是人，是一种利益的个体。换句话说，法官是有血有肉，有独立思想，有个人利益的人。在经济社会中，他不可能摆脱自己对利益的衡量和取舍。如果社会上的大多数天生并不是公平的，是首先要考虑个人利益的，他们也同样。

现代法官的行为，可以从经济学的观点得到解释。他们之所以在裁决时要表现出公平，是由于，他必须不偏不倚，否则就会损害到自己的个人利益。用经济学的术语表述，法官是向社会提供"法律"、"公平"、"正义"这些特殊产品的供应商。在经济社会中，厂商只有向社会提供优质的产品，才能在向别人提供服务和产品的同时达到自己赚取利润的目的。在法的世界里，法官只有向社会提供"法律"、"公平"与"正义"，才能证明他存在的价值。

同样地，少数法官在做出不公正判决时，一般也是选择到其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平衡点：一方面，他从一方得到金钱，或地位的承诺；另一方面，他又不致被另一方当事人找出破绽从而影响自己当时的地位和以后的仕途。当然，也有少量法官，对这平衡术运用得好，可以"吃完原告吃被告"。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前提，在谈论司法腐败时，只能说少数法官是腐败的，大多数是好的。但是，关于司法腐败，不知怎么说，才能恰如其分。其严重性，不容忽视。现在有些人对司法腐败非常敏感，只要有人讲到反司法腐败，他们就能跳起来。

经济学大师亚当·斯密说过："人们如果单单指望依靠他人的仁慈来获得所需的帮助，必定是一无所获。相反，如果他能投其所好并向他人说明帮助他也有利于他们自身的利益，那么他成功的机会将大得多。其实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他人做交易，都要这么提议。也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从他那儿获得我们所需的大量的帮助和支持。我们不能指望肉商、酿酒师或者面包师会恩赐给我们晚餐，我们只能希望他们出于追逐私利的考虑而给予我们晚餐。"25

在一个人们都考虑自身利益的社会中，要求法官大公无私，或者把法官理解为或解释为大公无私的特殊的人，是不现实的。他的工作天职是向社会提供公平，他的动因是个人的私利。机器生产产品，但机器本身并不是产品。机器必须生产合格的产品，否则，就不成其为机器。法官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其功能是生产"公平"与"正义"，但法官这种机器本身并不是"公平"与"正义"。法官必须生产"公平"、"正义"，因为这样做，对他自己也是有利的，否则他就不成其为法官。法官是出于其个人私利的考虑，而给予我们"公平"与"正义"。当然，司法腐败也是法官基于个人利益给予我们的"回报"，只不过这种回报是"负回报"。而司法腐败不能得到根本上的遏止的原因是，我们的社会制度和司法管理机制没有在他向社会出售"负正义"和"负公平"时，对他本人的根本利益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我们以契约、交换和买卖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需的帮助，而劳动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26同样，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契约论中的合理内容的话，我们和"法官"以交换的方式使彼此都能获得各自所要的帮助。法官和社会上的其他人员的分工最初也是以同样的方式产生的，并且是以一种无形的，相互承诺的契约维系的。

在经济社会中，厂商的产品必须经过市场的检验。消费者用货币选择厂商及其产品。政府应经济发展内在规律的要求，以法律的方式对市场的经济行为予以疏导和管理。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初民社会，司法的审判权并不是独属于国家。初民社会是熟人的世界，在那里人们很自然地选择德高望重的长者作为裁断者。如果"法官"丧失公平，就会失去人们对他的尊敬，并且直接在其个人的经济利益上遭受损失。普通法和衡平法之间互相竞争业务，竞争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院的诉讼费收入和法官个人的收入。

市场经济中"看不见的手"最能说明法官的行为选择。对"看不见的手"，斯密是这样叙述的："一般说来，单个的个人实际上既没有增进公共利益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增进了多少公共利益。但是，由于他具有支持本国产业而不是外国产业的偏好，他保护了自身的经济安全；由于他以产品价值最大化的方式来管理他的产业，他增加了自身的收入；个人在这一过程以及其他许多过程中，都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利益，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非出自其个人的意愿。不过，个人这种无意识的行为并不总是不利于社会的。相反，通过追逐自身的利益，他对社会利益的不断的促进作用甚至比他想要这么做时更为有效。而我也从未听说那些佯装要为公共利益而经商的人真正做过什么有益于社会的事。"27

观察一下生活在自己周围的法官，他们的行为不是这样的么？如果把这段话套改一下，也许可以这样表述：在法官是竞争性地向社会提供服务的条件下，一般说来，从内心精神世界讲，单个的法官个人实际上不一定有真正地去增进"公平"与"正义"的打算，也不知道他的行为到底能够实质性地增进多少"公平"与"正义"。但是，由于他以个人利益最大化的方式来从事他的工作，向社会提供服务，他增加了自身的利益；他在增进自己个人利益的同时，也是在以"公平"、"正义"这种方式，在增进别人的利益，增进社会的利益；他个人在这一过程以及其他许多过程中，都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手引导着并最终增进了社会的公平，虽然这最终的结果并不一定出自其个人真诚的意愿。

在法官垄断裁断权的情况下，要对这个结论作一点修正。此时法官的行为不一定表现为公正，在很多情况下表现为人们所强烈反对的司法腐败。垄断了司法权，就垄断了进行公平裁判的权力。阿克顿勋爵说过，绝对的权力产生绝对的腐败。因此，垄断的司法最容易产生司法腐败。但法官在做出司法腐败的行为选择时也一定是符合其个人经济利益的。"司法职业者却并不必然与公正司法的行为相关联。虽然人们对于所谓执法者犯法，对于执掌司法权柄者枉法裁判，草菅人权甚至草菅人命经常表现出格外的愤慨，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设立良好的司法管理制度，从而使司法者能够很情愿地去实施正义，那么，人们的愿望再迫切，对司法腐败行为的谴责和处理再严厉，终究是于事无补的。"28

在商品市场上，人们对生产质次价高的产品的供应商的反应是不用货币去投它的票，选择的结果会使得劣质产品的供应者因亏损而退出市场。在法律的市场上，人们对供应商伪劣商品的反应则是内心的不满、舆论的批评，暂时不会致使法官或其他法律机构等本应供应"公平"产品而供应了"负公平"产品的厂商退出舞台，但从长远看，人们对司法体系的不满愤懑会逐渐积累，最终危害到司法体制赖以存在的社会体制。

本杰明·卡多佐接起威廉·詹姆斯的话说，"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种支撑生活的哲学。......正是它才使我们的思想和活动融贯一致并有了方向。法官一点也不比其他人更能挣脱这种倾向。他们的全部生活一直就是在同他们未加辨识也无法命名的一些力量......遗传本能、传统信仰、后天确信......进行较量；而结果就是一种对生活的看法、一种对社会需要的理解、一种......''''宇宙的整体逼迫和压力''''的感受；在诸多理由得以精细平衡时，所有这些力量就一定会决定他们的选择是什么样子的。正是在这样的精神性背景下，每个问题才找到自身的环境背景。"29可以肯定，人们不可能摆脱其利益倾向，尤其是经济利益的倾向。既然如此，法官的产品中，就不可避免地带有经济利益及法官个人进行选择的痕迹。

不独如此，实际上，法官之所以从事法官职业，或离开这个职业，都是有其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或利益方面的原因。据一位法官作者在网文中分析，现在有些法官辞职转行去干律师，其原因主要有四条。其一，经济收入的差别，法官的收入不若律师。其二，现在的法官普遍欠缺职业的荣誉感。在许多案件的审理中，他们也很难以自己独立的智识和法官应有的独立品格去客观地作出认定和裁判。体制不合理和法官内部管理上的人治色彩，使那些品行优秀的法官也难以操守其对法律的信仰。正直的法官，面对法律问题，却常常不能按照自己认为的去审、去判，这难道不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吗？其三，法官经常被作为普通的国家干部，被拉去干地方上政治上需要的工作而荒废了专业工作。其四，法官缺乏符合其职业的健康的激励机制。法官职位具有极强的行政化特征，从书记员到助审员，到庭长，到副院长，再到院长，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向上爬，法官深陷在官场的氛围中，无论水平有多高，人品有多好，未必能够得到公正的待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后三条。他认为，如果不幸处在一个溜须拍马，趋炎附势之人占上风的官僚体制中，真正以法为本的人又如何不感到无奈。对冰清玉洁的法官来说，如果理想与现实截然相背的话，选择离去未必不是明智的。关键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证法官在独立审判的前提下不会滥用他手中的裁判权。30

（四）作为厂商的法官的生产能力

法官在审理案件，做出判决时，是在做一种选择。这种选择，是对法律事实的加工再造的过程，如同工人在工厂里加工产品一样。这种加工过程，是多种力量平衡的结果。本杰明·卡多佐说："日复一日，以不同的比例，所有这些成分被投入法院的锅炉中，酿造成这种奇怪的化合物。......法官并非安坐在法官席上，而是插手了这一配制过程。这些因素并非偶然地汇聚在一起，而是有那么一些原则......调整了输入的成分。它也许并非某一时刻所有法官都接受的同一个原则，也并非某个法官在所有时刻都接受的同一个原则。但是，这里还是有一个选择的问题，而不是听任命运之神的摆布；即使决定这一选择的那些考虑因素和动机常常模糊不清，却也并非不完全无从分析。"31

在这里，卡多佐把法官比作了工匠，比作了生产商。主宰这种特殊的生产商进行生产的原则是什么？卡多佐理想的是精神，虽然他并不否认经济的原则，虽然他也赞同罗斯福大总统1908年12月在美国国会发表的咨文中说的话，"法院对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决定取决于他们的经济哲学和社会哲学"32，波斯纳、科斯、诺斯、考斯特等人却认为是经济的原则。卡多佐的法官是理想化的法官，而波斯纳等人分析的法官则现实得多。法官既然是作为生产者，就会具备一定的生产能力，或者说应当具备这样的生产能力。积案如山和草菅人命，都可以从法官的生产能力和生产过程中得到解释。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出发，任何一个行业或产业、企业以及个人，均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和产物，也都是进一步分工的原因和动力。每一个行业或产业、企业以及个人，都是在为别的行业或产业、企业以及个人提品和服务，同时它们也接受其它行业或产业、企业以及个人的产品和服务。彼此之间提品和服务的过程，是一种加工制作的过程。

由此联想到几年前复转军人能不能进法院的争论33。复转军人复员前的职业是军人，对军人来说，输入武器设备，输出战争或和平。法官的生产制作过程则不同，输入的是案件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的主张，生产的中间过程输出同时也是输入案件的事实和与此相适应的法律，其最终产品是"公平"与"正义"，其产品形式是判决书等法律文书。这两种生产过程是截然不同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说复转军人能不能进法院，而应当考虑，他们能不能由原有的生产能力转换为新的生产能力。其实问题很简单，如果他们能够在短时间内由一种"工业生产的能力"转换为另一种，就可以进，否则，就不应当进。这个过程，对复转军人本人来说，是一种投资的转换。对社会总体的影响来说，将影响到进一步的社会分工，社会总生产体系或经济体系中产品的平衡和生产能力的平衡问题。换句话说，是一种专业化的配合问题，正如喇叭功放需要匹配一样。所以，无论从宏观，还是从微观，专业的生产能力是任何一个人应当具备的，否则就会在社会总的分工体系中被淘汰出局。

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一个纺织企业的总经理可以到钢铁企业去做总经理，但一个纺织企业的工程师到钢铁企业未必能够胜任。因为两个不同企业的总经理，所处理、加工、制作的"原料"是相同的，即原材料、机器、生产工艺过程、市场、劳资纠纷、成本控制等，输出的是利润和所有者的权益，即股东的利益。工程师则面临不同的技术情况。因此，我认为，复转军人进法院是可以的，但有两种情况。其一是，去当行政部门的官僚或去做后勤工作，或辅、简单性工作，如法警；其二是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包括法律知识、理想、道德和一些具体的专业知识。例如，专审金融案件，应当了解金融业的运作，专审房地产业案件，应当了解房地产的运作等。否则，就不具备作为法官应有的生产能力。

大家都知道，在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律师内部的分工是十分精细的，至少可以分为可以进行诉讼的和不可以进行诉讼的，分为专司房地产诉讼的、经济纠纷、刑事以及劳资纠纷案件等。但遗憾的是，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仍然有人以为，法官所操作的是以"社会人"为客体的社会事务处理技术，需要的是社会科学知识，"一般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各类职业活动以及人们的日常活动都可能增长相当的社会科学（广义上的）知识......当然，法官的专业知识与操作技术不能仅靠日常活动习得，但法官判案需要的并不仅仅是某些十分专业化的法律知识和技术，就能力而论，他首先需要一个公正的判断力、一个敏锐细致的观察力；就知识而言，他必须具有关于社会生活的丰富经验，需要健全而健康的常识，在此基础上才谈得上法律专业知识的学习与掌握。"34法律工作是专业技术很强的，靠经验和习得不可能掌握其精深奥妙的技能的。当今的社会，是专业化分工和技术性很强的时代，需要人们适应这种时代的要求，特别是法官，当他要面临解决在这些专业化配合中产生的问题时，自己一定要具备相应的专业知识，否则就不能胜任。

在我国，由于法官总体生产能力的局限，影响到社会总的公平的损失，影响到法的流失，影响到当事人应有权利的流失，这种情况是非常多的。一个例子，是广大股民冤声载道的证券案件，法院在很长时间内不能审理，因为不具备其专业能力。还有，房地产纠纷案、票据纠纷以至票据诈骗案、上市公司收购争议案、国际贸易纠纷、医疗纠纷案等，许多判决要么姗姗来迟，久拖不决，要么相同案件不同人审结果大相径庭，要么当事人倍感不公，连年上访，都是由于法官的微观生产能力和法官体系宏观生产体系的生产能力低下、产品质量粗劣所致。就连我国这种体制下一般来说法官们最擅长的刑事审判，也是差强人意。云南无辜的警察杜培武，被冤枉得几乎是砍掉脑袋了。幸亏老天帮了杜培武，使得他像《封神演义》的申公豹一样重新安上了脑袋，不过他比申公豹稍微幸运一点，没被安反了脑袋，而是"留下多处因吊打而形成的伤痕以及外伤导致的脑萎缩"。35

（五）公民与法官："委托与"关系

一旦法律的执行转移给专门的官员，司法真正地独立了，就会出现另一个问题：独立后的司法机构能不能提供优质的"公平"产品？能不能生产出真正的"正义"？当他们向社会提供了"负公平"和"负正义"时，社会应当怎么办？如何保证这些官员的活动是为了受害者的利益？在法律专业团体的目的与社会公众利益不同时如何保证他们在裁决时坚持社会公众的利益优先？还有，在非常简单的熟人社会中，根据人们的生活背景和习俗，那些"中间人"，"裁断者"，或者，如果能称之为"法官"的话，尽管他们的诉讼程序十分简单，没有固定的诉讼法，他们总是容易从公理和习惯法出发，从对彼此生活条件、习性的了解中很快地找到事实的真相。但在分工发达，人员高度密集，人们彼此并不熟悉的情况下，法官并未经历引发争执的事件，也不在当事所处的环境与氛围中，他如何能够查清案件的事实真相？换句话说，现在的问题是，假定法院和法官已经争取到自己的独立权利，例如，在西方国家，尤其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法院和法官的行为如何能够让人们相信，他们是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这里就产生了一个信息经济学上的"问题"。36

最近发生的一些案例令人沉思。

2003年7月13日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播出了这样一个案例。在深圳，有一个人是公司的经理，主管工程，他召集几个包工头，即国外通常所言之工程承包商，让他们伪造证据，召集一批人作为原先自己公司的员工，与自己所在的公司进行劳动纠纷诉讼，索要公司"拖欠的工资"150多万元，导致本公司败诉。员工们胜诉后拿到钱后又转给了他本人。后来，公司的上级主管部门报案进行刑事侦察，真相才大白于天下。后来，法院判决他负刑事责任，同时没收他已经拿到的黑钱。

发生在2003年上半年广东省佛山的一个案件也同样发人深省。一个人诉另一个人欠款，有书面的证据。被诉的人答辩说，自己是被胁迫之下写的欠条。法官让被诉人就被胁迫举证，被诉人做不到。因为胁迫的一方不可能写一张字条向法庭证明自己是胁迫另一方的，所以被诉人不可能举出被胁迫的证据。我们的证据规则是，证据要让对方承认，谁见到承认自己胁迫别人的？结果，法官判决被诉人败诉，而被诉人感到委曲，难以承受这个判决，出法院门后自杀身亡。后检察和公安机关介入，经过侦察，发现事实的真相确实是被胁迫。

也许，法官是由于内部的管理机制不得不这样做，也许关于法官管理的一些内部规定冲淡了法律在此对法官裁决行为的要求，总之，法官在表面上是依据诉讼法，或者关于法的解释，或者关于法官管理的内部规定做的。但是，从法的精神和法所要维护的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不可能说法官的做法是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规定：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保证人民法院查明事实，分清是非，正确适用法律，及时审理民事案件，确认民事权利义务关系，制裁民事违法行为，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教育公民自觉遵守法律，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但是，从法官管理的内部的实际的运作机制来说，他又是对的，他是按照与他最近的一级的文件或官僚的指示和要求这样做的。所以，法官的体制不可能把他的判决作为错案，虽然，他们在许多情况下知道这是冤案。在这种情况下，他做出这样的判决，对他自己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他要彻底地查明事实真相，可能会给他本人带来更大的麻烦。比如，利益集团的压力，或者，自己增加了工作量，或者，自己力不能及。

实体法和诉讼法的主要目的都是查明事实，而不是想让社会上多一些上面列举的"冤案"。但在实际的法律实践中，却是十分容易使得这一类案件实际上不太容易查明事实。具体说来，在上面这两类案例的情况下，如果不是发生了后来的因素使得真正的案情最终水落石出的话，事实真相就被永久地掩埋了。我们经常听到有法官和律师这样解释，"我知道事实的真相是这样的，但是证据所能证明只能是那样的，所以不得不做出那样的判决"。有时候，他们还用"真正的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这句习惯用语来为上述的判决做解释。

诚然，我们可以承认，真正的事实不等于法律事实。同样，我们也应当承认，真正疑难的案件是少数，大量的是案情并不十分复杂的普通案件。一般来说，法官面临的案件分为两类：一般性简单案件和特殊性的复杂案件。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用的方法，法官投入到这些案件上的劳动，可以分为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简单劳动是不需要经过太多的专业训练即可以从事的工作，复杂劳动则需要较高的技能和知识，以及经验。复杂劳动可以折合为倍加的简单劳动。古时候的中国，行政官僚集侦查、检察和审判职能于一身，他们在并非十分专业，绝对没有今天刑侦技术高明的情况下尚能办理普通的案件，有时甚至能够解决复杂的案件，比如黑包公和狄仁杰。相形之下，如果使得某一类案件长期不得依照事实与法律判决，如果法官和律师明明知道又长期使得法庭认定的事实远离真实的事实，未免难以向社会作交待了。

根据社会分工的理论，普通的社会成员把法律事务委托给专门的人进行，目的是因其技术专业，工作专职，更能够产生法律业务的效率，即时间更节省，金钱更节约，案件更明了，判决更公正。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就不好盲目地相信，现代社会的现代法制工作一定比初民社会或人类早期熟人社会由德高望重的中间人所做的法律工作，效率更高，法治水平更高。如果在现代社会中，在高度分工的基础上产生法官和司法机构的情况下，法治的水而不若简单的初民社会，人们就很有理由怀疑，为什么要进行这种委托？

既然社会分工进化到了现代，既然人权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法官就应该查明案件的真相，给社会以"法律"和"公平"。但在许多情况下，法官在自己所处条件下所作的选择，最终的结果却是，他向社会提了"负法律"，"负正义"和"负公平"。

理查德·波斯纳指出，"司法独立具有私人性，也具有社会性。法官们希望独立，就像学者得到稳定的学术职位一样。法官不想成为权势者的奴仆。但是，如果司法独立仅仅意味着法官听凭自己的喜好决定案件，不受其他官员的压力，那么，这样一个独立的司法机构显然并不会以公众的利益为重；人民也许只是换了一拨子暴君而已。一旦法官获得了独立，不受显贵的政治干预，法官又该从何处寻求指南呢？他们是只像政客那样行动，不受通常的政治制约，还是多少要受到职业规范的约束？有没有一套客观的规范（无论是''''实在法''''还是''''自然法''''），或者，有没有一套可以保证司法决定客观、确定和非个人化的分析方法（''''法律推理''''）呢？如果没有，法官是否就只剩下发令治事（rulingbyfiat），其令人难忘就在于审判的那些僧侣式的舞台技艺：高高的审判席、法官袍、法庭誓言以及法律术语和辞章？"37

波斯纳指出，从对社会有利的角度出发，上诉法官"在处理上诉的过程中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拖延。上诉在经过口头辩论或直接提交裁决后必须尽快判决，这是很重要的。......拖延对某个上诉案判决会降低终局裁决的精确性，因为拖延会使证据消陨。"但是，即使是在英美法系的国家，法院或法官做事的原则是自己的效用最大化，他们并不在意别人的效用是不是因此变成了最小化，不介意别人是否会由于法官自己的效用最大化而增大了成本，不在乎拖延对于别人的成本。因为"此种成本不由他们承担。相反，法官们为了减少拖延必须更加努力工作。此外，拖延鼓励了以诸如仲裁这样的纠纷解决形式替代诉讼方式，从而降低了法院的案件负担。尽管我们......看到，拖延并不是案件负担深重的可靠解毒剂，因为它可能导致不确定性、增加非法行为、并且因此二种原因之故，会增加在法院提起的案件数量"。"与此相关的一点则涉及到不满地区法院判决的某案的上诉法官的一些倾向：将案件发回地区法院进一步审理，而不是任劳任怨地自己来终结案件。......但案件一再发回地区法院会给诉讼当事人和地区法官造成极大困难"。38

在西方的政治理论中，有一种对政治架构的经济解释。依照这种理论，国家如同是一个庞大的股份公司，每个公民，不论贫富，均具有一份基本的人权，每一份基本的人权就构成这个庞大股份公司的一个份额。庞大公司的各种权力和职能被分解开，由一些专业化的人士担当，但任何一个职位的操作者均是全体"股民"的代表，或"人"。这些人受到股民们的监督，对股民负责，其严重不称职时会被股民们罢免，撤换。但是，这种委托制下存在着一种危险，即股民对其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人就可能僭权，人变成了实际的委托人，奴仆变成了主人。

同样的道理，法官是由于社会分工的原因，而被人们委托来专司中间裁判角色的特殊的一群人。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法官就是"人"，社会上的其他成员是"委托人"。在"委托－"框架下，极易发生道德风险和欺骗问题。"委托－"关系关键的一点，是人和委托人之间信息不对称，委托人并不十分清楚人的所作所为，同时，人不用对他的行为的全部后果负责。人的目标和委托人的目标常常不一致，人极有可能通过不可观观察的、表面上是为委托人谋利的行为来为自己谋利。由这个"问题"在社会上产生的福利损失叫做"成本"。人具有信息优势，即他所拥有和掌握的信息与委托人所拥有和掌握的并不对称，因而他有一定的斟酌情况做出决定的权力，即"酌情权"，这是他们为自己谋取特殊利益的前提。

如何消除和减少委托人和人之间的矛盾？信息经济学开出了如下的药方：（1）业绩与效益、地位、待遇等人个人的利益挂钩。（2）加强对人的监管，一旦发现他有损害委托人利益的行为，即予以处罚。39

这个药方，非常简单，谁都明白。但实际上运用得当，实属不易。先看第一个方案，大概谁都赞成，但到实施时由于受大锅饭的影响，不少人反对，因而实施起来并不理想，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实行在纸面上。第二个方案，在我们国家，监督系统十分庞杂，但监督的效果却不甚了了。究其原因，大抵是，真正的监督应当是由委托人进行的，而我们的监督系统却只能是由另一批被委托的人，用另一部分人去监督前一部分人，委托人并没有实际的权力去进行监督。换句话说，委托人是别无选择的。监督人和被监督人同是人，彼此之间有密切的利益关系，当然这种监督就难以奏效了。所以，信息经济学在这里"失灵"。40司法腐败，使委托人对人的信任产生的动摇。委托人在能够自主思考的情况下，会想到更换人。人们对司法腐败深恶痛绝，呼吁提高法官准入的门槛，正是这种要撤换人的表现。但他们对此无能为力。虽然在法律规定的文本内他们有权利，但是他们没有"力"来实现自己的权利。41

在市场经济中，顾客是上帝。这就要求，商品提供者，必须满足顾客的需求。旅行社让游客对导游提意见，商场让消费者监督营业员。在法的世界里，人们需要的是公平。进入裁断阶段，人们需要的是找到事实，做出公平公正的判决。如果我们的审判过程让文盲都能听得懂，让外行都能看得明，冤案一定不会很多。如果我们法官的判决书能和西方国家的法官一样讲道理，并且以理服人，一定不会加剧人们对司法部门的不满情绪。如果作为人权主体的广大的公民群众的声音能够影响到法官的效用函数，一定能够产生出有中国特色的刚正不阿的包公式的法官队伍。

但问题是，刚才所说的都是"如果"。"如果"变成"现实"还有极长的路要走。不过，这里有一个极为简单的方法可以先行试用：学习引进英国历史上存在过的"衡平"法制。当然，笔者所说的不是原样照抄，而是有所改进创新。

这种有中国特色的新衡平法体系的思路是这样的：社会应当以社区为基础，由一些群众自发性组织，如行业协会、学会、业主委员会等，组成社区内的人民法律咨询委员会。从某种角度说，这些组织是人们权利的代表，或者说是一定的人权的代表，或者可以认为它们更贴近于基层的人民的基础的人权。当人们在司法体系得不公平时，可以到这里来伸冤。人们在伸冤时也可以请法律专家帮助自己，向法律咨询委员会陈述自己所遭受的冤案。法律咨询委员会经过审议，发现确有法官枉法裁判的事由，有权威召集法院的主审法官来解释。而新闻媒体应当及时报道，不得对人民的呼声予以阻挠。负责审理该案的法官必须到庭，让法官从神秘的高椅上走下来，面对人民，面对良心，面对"上帝"，就证据、庭审、逻辑推理、证据的采纳、适用的法律等问题做出公开解释，将自己的审判过程重现在阳光下。

若属法官个人的认识问题，或粗心大意，他（她）应当主动向在此冤案中的受害者赔礼道歉。在这种情况下，法官必须道歉，因为作为纠纷的当事人，受害者已经受过一次苦，得到法官不正确的判决是受到重复加害。该法官还应当当众承诺，立即回去帮助申请再审，还当事人以公道。

若属法官水平低，能力差，法律委员会应当向法院和人大反映，在申请再审纠正错案的同时，建议法院对该法官离岗培训，或调离该岗位，或提请人大记录在案，下次不予认命。

若发现有司法腐败、枉法裁判的嫌疑，法律咨询委员会通报有关部门提请它们进行调查。有关部门调查的结果应当向人民组成的法律咨询委员会汇报，应当向在该案中受到不公正待遇的当事人汇报。在阳光正面，相信司法腐败会得到遏制，"人"的道德风险问题会得到根本的解决。

三、法的流失

（一）观察法与权利的运动一部分法与权利是流失掉的

观察运动中的法，观察当事人和法官的选择行动，可以得到法运动的三个状态，应然的法，可能的法和实际的法。应然的法，是根据特定的社会结构、社会理念而产生的法理念，或应当如何立法的思想。可能的法是对应然之法的反映，是表现为规则的法，具体开工为习惯法、制定法、判例法等。实际的法是人们在行动时实际遵从的、实际感受到的法。可以说，应然的法、可能的法和实然的法，是法存在的三种形态，也是法存在的三个层次，同时也是法运动的三个阶段。与此相应，权利也可以相应地进行划分。

理论上讲，这三者应当是一致的。但人们都知道，这三者实际上从来没有相等过。法的运动每经过一个阶段，都会有相应的流失。法每前进一步，都会留下买路钱。流失的法，是法的实际状态与其离开上一个阶段出发点相比时的差异。由应然之法到可能之法，会产生应然之法的流失，这是立法者团体乃至个人作用的结果。从可能之法再到实然的法，会产生可能之法的流失，是当事人和法官在其法律行为的选择行动中偏离法的程度。

根据法社会学的原理，法在社会的运行当中，存在着法的流失。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尤其是制度经济学原理，法在实际上被遵守的程度或者说状况，受到制度成本的制约。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法在社会运行中的实际状况，或者说实然的法，取决于法流失的程度，法流失的量。

权利的流失也是相同的道理。法的流失，换一个角度，是人们应然权利的流失。法和权利之间存在数理统计学上的相关关系，即两者之间存在着关系数值不固定、不严格的数量依存关系。法与权利的关系，是一种正相关关系，即法的流失与权利的流失是同方向的，而且从量上来讲几乎可以是同步的。所不同的是，法表现为抽象的规则，对权利的界定与认可，权利则表现为具体利益的体现。

（二）法流失的原因

法的流失，有几种原因。一是人们进行博弈的结果，比如合同法的当事人根据对各自经济利益的博弈决定是否守约以及守约的程度。在现代补偿性原则占上峰的法律原则下，经济纠纷的双方，即使完全地按照法律得到了公正的裁决，当事人一方或双方还是在以下几个方面损失了应有的权利：其一，诉讼成本。据贺卫方的研究，在一个1000万元标的诉讼中，双方为此而付出的诉讼成本合计是12.5万元，另加没有确切数字的差旅费等。42在我国南方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估计，三、五十万元以下的纠纷你就想办法寻求私了吧，通过正规诉讼还不如不诉。其二，时间成本。双方均要为此付出极大的时间和精力。其三，机会成本。双方如果卷入一场诉讼，可能会失去更多的机会。

二是由于维护权利需要付出成本。比如某人以100万元购买一套房产，需要付出政府的税收，维修费用，雇人看守的费用等，这些属交易成本或者说制度成本，属于权利的折扣。

三是政府维护法律制度运行的成本。政府设立警察以维护社会治安，打击犯罪，设立法院系统以解释纷争，维护公正，设立行政管理系统进行综合管理，如果对这些系统的投入不足，或者是无效或低效的投入，如果这些系统的产出不足或无效、低效，就使得法在最大面积上流失。比如，有关统计和科学技术进步的国家立法，在很长时间内，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实施，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在立法后并没能够及时地组织人力、物力进行实施。

四是制度或法律供应不足或供应不良，社会就会失去平衡，法和权利就会流失。一个例子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不能说不严密，制度不能说不繁杂，但到现在为止它们的不良资产合计已经达到18000亿元。这其中除了国家政策性贷款产生的问题外，相当多的问题出自制度没有产生实际的约束力。再有，因税负重成本高，再加上因管理水平低而管理不到位等原因，偷逃税问题，在我国也不是一个轻松的话题。比如，减轻人民税负以后的房屋出租的综合税费率为租金总额的16.55%，若以房产作投资的又向担保公司或典当行融资，要付出15-36%的年息。这样，投资者的负担就是收入总额的31.55-52.55%，这还没有包括投资人要付出的经营成本，这样高的税费及融资成本，谁能够承担得起？

五是政府的工作不到位。其表现有三：

其一，有关部门的不作为。追究刑事犯罪行为，在我国被专门的机关垄断，这些机关由国家拨款，有专业的人员。但在一些情况下，在公安部门积案如山，同时，有些案件还要靠当事人去破案。"丈夫被害，凶手以精神病为由被''''无罪释放''''。请求法院执行附带民事赔偿，村里又出具''''当事人已死亡''''的证明。这一切到底是真还是假？农妇知秀君带领全家走了上伸冤路，历时8年跟踪调查，最终将杀害丈夫的凶手送上了法庭"43。

其二，政府有关部门自己的违法行为。在上面农妇八年寻找杀人凶手的案件中，"一个抢劫杀人凶手，竟能先是以虚假的精神病司法鉴定''''洗''''掉刑事责任。又以''''已经死亡''''的村委会证明试图赖掉民事责任。凶手最终是被绳之以法了，但我们在拍案称奇的时候，却诧异地发现，那张让杀人凶魔险些逃掉刑事处罚的司法鉴定却一直笼罩着神秘的面纱。不知作者行文房间地不跑题，还是有关部门对这纸鉴定的来龙去脉根本就没有在意，更没有深究。在真相大白的时候，公权机关是否应该还对这纸严重干扰司法公正的鉴定书始作俑者追究责任呢？因为它伤害的不仅是一个农妇对司法公正的信心，它更亵渎了法律的尊严，社会的正义44。

其三，管理水平落后。在很多情况下，对许多违法违规现象，政府也去管了，但由于管理水平低，达不到预想的目的，使得不法现象长期存在。可以说，与公司的治理相比，政府在许多方面的治理水平是非常低的。它的大锅饭比公司严重，它所作用的人员有相当一批素质很低，惰性很高。因此，一些比较常见的现象，包括社会治安问题、安全生产管理问题、偷逃税收问题、金融管理问题、预算管理问题等，在政府看来，管起来是非常地困难。所以，在政府管理人员中流行着一句话："简单的问题要复杂化，复杂的问题要简单化"。

复杂的问题怎么能简单化呢？问一下脑外科医生，他们能够像屠夫一样简单地处理复杂的脑外科手术吗？因此，遇到这类问题，大多是新官不理旧帐，或者无限期地向后拖。

反过来，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复杂化呢？结果一定是，或者，把问题搞复杂了，该解决的问题解决不了；或者，小问题扩大化了，芝麻变成了西瓜，可以邀功请赏了。

（三）法和权利流失之简单数学描述

常听到有人说，许多事情，尤其是产生纠纷时，如果直接按法律理解，就太天真了。问过一些律师，他们的回答也是如此。在他们看来，正常的依照法律办事，和产生纠纷时依照法律判决，是不同的概念。此法律不同于彼法律。法院的判决结果所依据的法律，在很多情况下，和人们通常所理解的法律有着极大的差距。法制教育、法的理念、社会的理念是作为镜子，指示人们应当如做，不应当如何做，是应然的法，可以把它们表示为L应然。

到法院处理纠纷时，法院的理解却不同，或当事人实际得到的法的量有损失，损失的量可以理解为流失的法，用L流失表示。

当事人或者整个社会实际得到的是这两者的差额，即剩余的法，人们实际上得到的法，用L实然表示。权利可以表示为应然权利（R应然）、流失的或被损害的权利（R损失）、权利的维护或交易成本（R成本）和实然权利（R剩余，或R实然）。这三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函数关系。

应然法（L应然）－流失法（L流失）＝剩余法或者实然法（L剩余，或L实然）

应然权利（R应然）－流失的或被损害的权利（R损失）－权利的维护或交易成本（R成本）＝实然权利（R剩余，或R实然）

这是一种函数关系。之所以存在这样的函数关系，是因为，法和权利的存在，它们的运行，需要成本，需要社会或权利人的付出。这付出，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交易成本，或者说制度的成本。

法和权利量的变化曲线

L应然/R应然

FL流失/R损失＋成本

L实然/R实然

t

（在我们这个座标中，纵座标表示法律的量，用F表示。横座标表示时间，用t表示。）

这些规律，也符合微观经济学均衡的理念。在一个社会中，剩余的法，或者说实然的法，是不断变化着的，随着时间的变化，它的运动轨迹，就形成一条曲线。这个曲线，是流失的法（或者说流失的权利和权利的成本）与应然的法（或者说应然的权利）之间运动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找到第三个命题：剩余的法是流失的法和应然的法的均衡的结果。

这表明，一，应然的法虽然是制度的规定，但只是人们的理想，或者说观念。二，法在运动过程中流失了一部分。三，剩余的法才是实然的法，才是人们实际能够得到的法。

这反映出，一，法的流失会影响政府和司法体系的威信，长期这样做会丧失人们对政府的司法体系的信任。二，在法的流失过程中，如果政府对此不予以重视，使法流失的因素就会逐步扩大，逐步扩展自己的阵地。这种因素包括，（1）司法腐败得不到遏止。（2）恶意的当事人会利用司法体系作为收益的手段。比如，经济诈骗转为经济纠纷，诈骗分子就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法庭上实现其诈骗的成果。（3）人们彼此互相提防，不再相信别人，不再相信社会司法系统的效率和公正，不再依赖司法体系对信用的保证作用，从而影响到人们在市场经济中交易的信心，是一种倒退行为。缺乏信用的体系，交易的速度会放慢，技术的更新会减缓，分工的合作会萎缩，经济的增长会停滞，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注释：

1原提纲分六个部分，分别是，一，法和权利是可以计量的；二，法和权利的投入产出分析；三，立法过程的经济分析；四，公民守法过程的经济分析；五，行政执法的经济分析；六，司法过程的经济分析。本文是笔者就这一专题总体写作计划的一小部分。本文是关于法理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尝试，难免带有许多不成熟之处。原先写作此文时分为24小节，收入《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3卷时节选了其中部分内容。因时间关系，本文还有如下一些小节未来得及写出：a.英国历史上普通法体系和衡平法体系之间的竞争，说明早期的法院和法官是作为"经济动物"进入社会角色的；b.追求法上的公平，需要"力"与"势"的平衡；c.权利是利和力的结合，实现权利和维护权利均需要相应的力；d.理想的权利和现实的权利永远存在巨大的差距，只有经过长时间的斗争与努力，才能把理想的权利变为现实的权利；e.法在法律事实和真实事实之间流失，联结点是证据和推理；f.量变引起质变（一些法长期流失，使得这个法实质上没有作用）；g.司法体系的"制度失灵"；h.法流失的分类计量；i.法流失的作用与影响；j.法和权利的计量：来自理查德?波斯纳和罗伯特?考特几个案例；k.法官的判决应当是判断、说理，不应当是强行命令；l."司法独立"与"独家"；m.司法权专属于法官，法官司法权来源于国家，是社会进步当中的退步；n.法官的生产能力：宏观分析；o.法官产品的质量检验；p.法流失的度：流失的法与应然的法之间的平衡点以及联结平衡点的曲线；q.司法腐败的博弈；r.人权的私有制与公有制，他人所有制与自己所有制；s.法官审判行为的平衡点。

（一）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声称，在法律经济学家看来，当公平与效率发生冲突时，要效率优先。笔者并不十分同意这种观点。笔者注意到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的研究方法是，从一两个个案出发，得出普遍性的结论。这正如笔者在文中所讨论的，当代中国法学的许多研究总是想从一个极端的前提出发，得出普遍性结论，估计这种结论是很难说服人的。这种从微观局部的研究直接推广到总体的宏观世界的做法是不可取的。笔者坚信这样的信念：只有坚持社会的公平，社会才能得到宏观的、总体的、长远的公平与效率。反之，支持局部、微观的效率则可能从长久和宏观的角度损害社会的公平与效率。在今后的文章中，笔者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论证。

（二）本文用了经济学诸多学科的诸多术语，其中大部分的术语极少出现在法学论文和著作当中，包括法律经济学的著作。不过，请读者不要顾虑，因为这大部分术语从直观的意义上非常容易理解，少部分难以理解的，我会在适当的地方用尽可能简单明了的语言予以表述。如我们读唐诗一样，不知典故者觉得通俗易懂，懂典故者品出深刻寓意。笔者不太习惯使用生僻的词语来做论文，因为我们是通过论文来论理，而非论"辞"。如果不懂经济学和法学的读者能够看懂本文，就达到写作本文的目的了。

2载于《法学理论前沿论坛》第3卷P476-482，科学出版社，2005年1月第一版。

3成本一词在经济学里有着非常丰富的用法，对普通读者来说，把它理解为"花费"或"费用"即可。实际上，在会计学中，成本与费用是严格划分的两个不同的概念。根据目前的各类经济学教科书，包括用于政治领域、法律领域、人们的生活领域等的教科书，成本至少可以分为如下一些类型：固定成本与变动成本、近期成本与远期成本、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现实成本与机会成本、个别成本与社会成本、有形成本与无形成本、沉淀成本与再生成本、物质成本与非物质成本、守法成本与违法成本、守约成本与违约成本、维权成本与侵权成本、犯罪成本和灭罪成本以及预防犯罪的成本、质量成本与数量成本、可计量成本与不可计量成本、立法成本和守法成本以及执法司法成本、可预测成本和不可预测成本、生产成本和流通成本、经营成本与非经营成本、制度成本与交易成本及信息成本等。

4参见詹姆斯·M·布坎南戈登·塔洛克：《同意的计算－立宪民主的逻辑基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1－2页。

5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8月第1版，第6页。

6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2版，第2页。

7在经济学上，机会成本又称为择一成本，它是指在生产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生产一种货物占用资源而不能用于生产另一种货物可能的收益。换言之，就是当一种资源只能用于生产一种产品时，未被选择的生产产品的价值大小，就是被选择的生产产品的机会成本。如一批钢铁用于生产机床时，它们就不能被用于生产汽车，生产汽车产生的价值便是生产机床的机会成本；同样，当钢铁用于生产汽车时，生产机床产生的价值就是生产汽车的机会成本。由于资源的有限性，生产者只能在不同的产品生产决策上做出选择，择一而须弃另一，择得合适，便是机会成本低下，经济效益好；相反，择得机会成本高者，经济效益就不好。机会成本并不是实际选择定的生产产品的成本，可以表现在会计报表中的成本，而是表现在人们的可行性研究报告或方案比较中，因此，它实质上是观念性的，却是客观存在的。在对研究对象的选择进行分析时，它是很好的工具。

8在马克思当时代，社会经济过程或社会总生产过程分为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四个环节，是当时经济学们的共同研究模式。

9在西方语言中，尤其在德文和拉丁文中，"法律"和"权利"有时很难分得清。德文中的recht和拉丁文中的jus含义是一样的，包含有"规范"、"法律"和"权利"的意思。在中国，很长时间内不知道该怎样使用从德文翻译过来的这术语，以致于从建国时起，我国将此词译为"法权"，从1958年始，开始批判"资产阶级法权"。这种批判，在中达到顶峰。结束后，权威的翻译部门又将此术语统一地译为"权利"。

10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GamesTheory)，是研究具有斗争或竞争性质现象的理论和方法，它既是现代数学的一个新分支，也是运筹学的一个重要学科。

博弈论是指某个个人或是组织，面对一定的环境条件，在一定的规则约束下，依靠所掌握的信息，从各自选择的行为或是策略进行选择并加以实施，并从各自取得相应结果或收益的过程，在经济学上博弈论是个非常重要的理论概念。

博弈论思想古已有之，正式发展成一门学科是在20世纪初。1928年冯·诺意曼证明了博弈论的基本原理，从而宣告了博弈论的正式诞生。1944年，冯·诺意曼摩根斯坦共著的划时代巨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将二人博弈推广到n人博弈结构并将博弈论系统的应用于经济领域，从而奠定了这一学科的基础和理论体系。

博弈论天才纳什的开创性论文《n人博弈的均衡点》（1950），《非合作博弈》（1951）等等，给出了纳什均衡的概念和均衡存在定理，纳什因此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塞尔顿、哈桑尼也对博弈论发展起到推动作用。今天博弈论已发展成一门较完善的学科。

博弈论的研究方法和其他许多利用数学工具研究社会经济现象的学科一样，都是从复杂的现象中抽象出基本的元素，对这些元素构成的数学模型进行分析，而后逐步引入对其形势产影响的其他因素，从而分析其结果。因此，它被称为"社会科学的数学"从理论上讲，博弈论是研究理性的行动者相互作用的形式理论，而实际上正深入到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被各门社会科学所应用。

11交易成本，是现今流行于国内的制度经济学、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专用术语。这三门学科之间的关系如何，以及这三者的理论体系是否定型，目前仍无定论。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使用"交易成本"这一工具作为分析的工具。实际上，在用经济学方法研究法学问题时，将五个有关成本的概念同时使用，可能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它们是：成本、边际成本、机会成本、制度成本和博弈成本。

12关于权利的维护，参见陈舜《权利及其维护――一种交易成本的观点》，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8月版。关于权利的交换，参见[美]史蒂芬·霍尔姆斯与凯斯·R·桑斯坦《权利的成本――为什么自由依赖于税》，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6月版。

13North,1990：第3-4页。转自[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6页。

14转自[日]青木昌彦：《比较制度分析》，上海远东出版社2001年12月第1版，第6-7页。

15参见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8月第1版，第56-96页；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2版，第68-71页。

16张文显：《西方法哲学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340页。

17徐显明：《权利与义务通论》，群众出版社1991年版，第65页。

18马新福：《法社会学原理》，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6月第1版，第172页。

19A?夏普：《英国内战时期的政治思想》，朗曼出版公司1983年版，第134页。转自程汉大主编：《英国法制史》，齐鲁书社，2001年6月第1版，第202页。

20参见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35-142页。

21波斯纳在这里使用了边际效用的概念。边际效用是最后一个增加的单位给人的效用。"边际效用"、"边际成本"、"边际收益"等在西方经济学中是十分重要的概念。

22详细的分析见理查德?波斯纳：《超越法律》，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11月第1版，第156-167页，但波斯纳没有考虑存在司法腐败情况下的法官的效用模型。

23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5页。

24限于本文的篇幅，这里对法官效用的分析没有深入展开。关于美国法官的效用函数的分析，波斯纳是着墨最多的，他在《超越法律》、《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正义/司法的经济学》这三本书中，用32开本近1000页的篇幅对法官和法官体系效用问题和运作机制进行研究。在中国，似乎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少看到详细的分析。

25亚当?斯密：《劳动分工与进口管制》，詹姆斯?L?多蒂、德威特?R?李主编：《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42页。此文摘自斯密的《国富论》。手边有杨敬年《国富论》译本，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1月第1版，但笔者觉得本文引用的这两段话的译文不若《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一书内的相关内容译得好。

26亚当?斯密：《劳动分工与进口管制》，詹姆斯?L?多蒂、德威特?R?李主编：《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43页。此文摘自斯密的《国富论》。

27亚当?斯密：《劳动分工与进口管制》，詹姆斯?L?多蒂、德威特?R?李主编：《市场经济大师们的思考》，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第1版，第47页。此文摘自斯密的《国富论》。

28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5页。

29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第3页。

30参见一二：《难以割舍的痛：法官辞职的深层思考》，法学空间法律人社区。

31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第2页。

32本杰明·卡多佐：《司法过程的性质》，商务印书馆1998年11月第1版，第108页。

33关于讨论的激烈程度，以及双方观点的碰撞，是否以理服人，参阅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8-11，261-299页。

34龙宗智：《评贺卫方"复转军人进法院"一文》，转自贺卫方：《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294页。

35《司法腐败酿奇冤民警杜培武狱中遗书字字带血(图)》，《南方周末》。2001年08月24日。

36"问题"是信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波斯纳首先把它引入到法理学，参见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7页。

37理查德·波斯纳：《法理学问题》，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第8页。

38理查德·波斯纳：《联邦法院：挑战与改革》，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6月第1版，第392页。

39关于信息经济学的"委托－"理论，见王则柯：《对付欺诈的学问－信息经济学平话》，中信出版社，2002处12月第1版；第152-157页；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8月第1版，第397-543页。

40在经济学上，有许多"失灵"的概念，如"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制度失灵"等，这里我再加上一个经济学科的"失灵"，意为任何一个学科，都不能完全解释现实世界。

41在中国，司法腐败已经到了令人们忍无可忍的地步了。看看这些标题，多么令人怵目惊心："司法官''''创收''''致死人命"、"检察官乖僻造假劫财"、"越权办案，横行霸道的法官"、"中州惊天大血案"、"检察长撞死人找人替罪"、"醉法官溺死无辜儿童内幕大曝光"、"肉刑逼供致死人命"、"刑讯逼供、埋尸灭迹"、"民警枪杀10名村民――特大血案发生之后"。刘智峰主编：《走向司法公正――司法腐败纪实》，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

42详细的研究见：贺卫方：《诉讼费问题》，《运送正义的方式》，上海三联出版社，2002年12月第1版，第115-117页；方流芳：《民事诉讼收费考》，《法律之维》。

43《农妇八年追踪杀夫仇人》，《深圳法制报》2003.9.12。《揭露兰州证券诈骗案――记者冒死撕开黑幕》，《深圳法制报》2003.8.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