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权理论论文范文
时间：2023-03-12 03:20:11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1篇
[关键词]政论文 翻译 功能目的论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5-3437（2013）22-0131-03
以《政府工作报告》为代表的政治文献英译是中国向世界解释、介绍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信息，世界各国了解中国形势和政策主张的桥梁和窗口，尤其重要。同时，英译质量的好坏也决定了我国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输出的效果。[1]
一、关于外宣翻译
外宣翻译是指以外国人为对象、以宣传中国为目的的翻译，是把大量有关中国的信息翻译成以英文为代表的外文，并通过各种媒介和方式，向世界传播来自中国的声音，让外国读者准确地理解译文所传递的信息，从而更好地了解中国。外宣资料的英译关系到国家的形象和企业的命运，而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中国翻译界对外宣翻译的共识是：必须坚持外宣翻译三贴近原则，加强对外宣翻译的管理；[2]根据英汉文化差异及中西语言习惯，灵活运用增译、减译、改译、回译等翻译技巧；译者必须端正职业态度，负起责任，并努力提高个人的业务素质。
二、关于政论文
政论文，即从政治角度阐述和评论当前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议论，说理的议论文，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形式多样，范围广阔，主要有：革命领袖有关政治的文章、报告、演说； 党政机关、 政治团体的宣言、 声明； 报纸杂志的政治性社论、 思想评论、 国际时事评论以及编辑部文章等。简单地说，就是指包括政治、经济类的时事文章及政府颁布的公告，主要有政治、外交文件、新闻报道等。[3]政论文章的主要特点是：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讲求确切、 严谨、 鲜明、 富有鼓动性；句式结构变化多样，重整体布局，重修辞；在运用语言材料上要求准确性、 严密性同生动性、 形象性密切结合起来。
政论文以传达信息为主，要求文字表述准确，准确性是时文翻译的第一要求。中国政论文含有中国政治文化和语言特色，译者应尽量将这些传递到目的语中。其强烈的政治敏感度和中国特有的词汇、表达及概念，使其翻译工作面临巨大的困难。刘宓庆教授认为将中国翻译事业置于文化战略手段定位之上，这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中国特色”。
三、关于政论文翻译
政治文献对译文准确性要求极高，稍有差错就可能影响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声誉甚至国际关系，造成不可挽回的后果。政论文翻译总体要求是：忠实确切地表达原作的思想内容， 保持原作的修辞色彩， 使译文能起到与原文相同的宣传鼓动作用。具体来讲， 有四个方面： 1.忠实原作政治思想内容。译者必须忠实地表达出原作者鲜明的政治观点、立场和政策方针。2.义切词严，爱憎分明。译者必须认真揣摩推敲， 把握好用词的轻重褒贬。3.概念同一。同一个概念或事物的译名要始终保持同一。4.逻辑严谨。译者必须抓住中心，理清原作层次，领会原作章法，避免断章取义、逻辑错误。
目前，国内一些学者开始对政论文翻译进行相关研究，并把国外的一些先进的翻译理念引入其中，对中国政论文翻译质量的提高及对外宣传的改善，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武光军说：“中文政治文献翻译要高度忠实……中文政治文献英译时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要使译文简洁……” [4]王平兴认为忠实标准高于简洁标准，不能以辞害意。他指出，对外交流或对外宣传，信息的内容可以“以我为主”，语言和形式却必须“以受众为主”，要考虑以什么样的语言和形式传递信息才能为受众所理解，达到交流的目的。
纽马克（Newmark）指出政论文属于信息型文本，其翻译目的是为译文接受者在获取信息时消除障碍，即准确无误地传达信息，进行对外宣传。[5]
20世纪90年代后，翻译研究的权利转向，认为翻译不仅是语言符号的机械转换，还有着或大或小的权利操控；同时，翻译也构建着特定文化的权利结构。[6]中国政治文献的英译更是受到各种权利话语的影响： 译者要听命于翻译机构以及构成社会权力话语的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 同时，要考虑到译语权力话语的影响，需要把目的语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和诗学等权力话语因素考虑进去。因此，译者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来尽力满足双方的要求。
政论语篇多属于“信息类语篇”， 其功能是强调政策和策略的观点， 具有庄严性和规定性。语篇类型上， 汉英有相同之处， 如语句规范， 用词严谨、简练， 避免歧义等。 预期译文目的是在译语语境中让译文读者了解原文论述的政策观点， 保证原文政治含义的准确性。“达意”是翻译这类语篇的主要目的，要求译者紧扣原文内容， 做到语义精确， 用词分寸得体。
四、功能目的论及具体应用
功能翻译理论主张翻译结果决定翻译方法，强调了目的法则必须贯穿整个翻译过程的始终。 赖斯提出翻译应该有具体的翻译要求，译者应优先考虑译文的功能特征而不是对等原则。汉斯・威密尔提出了翻译的目的论（Skopos Theory）：翻译是一种有目的的行为活动，决定翻译目的的最重要因素是目的语读者，翻译的过程应以译文在译入语中实现预期功能为标准。翻译时，译者需根据具体要求、翻译目的和译文读者的特殊情况，从原文所提供的多源信息中进行选择性翻译。功能翻译目的论摆脱了对等理论的束缚，把翻译从原语的奴役中解放出来，强调翻译是一项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活动，为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理论依据。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确定了翻译的定义及实质，翻译过程参与者的角色及翻译原则。
中国政论文用词规范严谨，逻辑性强；句子无主语现象较多、中国特色的词汇多。从译文的可接受性/理解性的角度出发，为了让译语读者能更好地了解中国的国情、发展、大政方针和具体决策，实现中国对外宣传的最佳目的，政论文的英译必须在尽可能忠实原文文体的基础上，采取包括增词在内的多种翻译策略（如：意译、解释、注释、替换删减法等），在译文中为读者提供最充分的语境效果，使译文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达到最佳交际效果，这样才符合功能翻译理论的核心思想――翻译目的决定翻译方法。 译者有在译文中增添或删除相关的背景知识以帮助译文读者更好地理解和交际的权利和义务。[7]
1.直译法。翻译政策新词既要运用基本的翻译技巧又要结合新词特点，尽量保留原文特色。对于政治色彩鲜明，中国特色很浓的“口号”式的词汇，翻译时以异化策略为主，保留中文词汇的语言特色。如：邓小平理论Deng Xiaoping Theory， 三个代表 Three Represents， 科学发展观the Scientific Outlook on Development，“走出去”战略the “going global” strategy；港人治港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dminister Hong Kong。
还有，如：2008年12月18日，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大会的演讲中提出“……不折腾，……”，国务院新闻办会现场采用“零翻译”策略将其译成“bu zheteng”。
2.增译法。添加必要的单词、词组（连接词、主语等）、分句或完整句，使译文在语法、语言形式上符合译文习惯和在文化背景、词语联想上与原文一致。对于具有中国特色、反映中国特有文化的新词，译者必须根据“目的法则”及英语语言习惯，合适地创造出新词或词组，当然译者也可以适当增加一些词汇，进行解释或说明。[8]如：保障性安居工程low-income housing projects；农村民生工程projects to improve the wellbeing of rural residents。
毫不放松地做好“三农”工作，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Striving to do our work related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well， and consolidating and strengthening the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3.省译法。将原文中需要而译文中不需要的单词、词组等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省略， 或删减汉语中迁移性冗余。如：
抚今追昔，伟大祖国的辉煌成就极大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Th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we made in that time have greatly boosted the confidence and pride of the people，strengthened the cohesiveness of the Chinese nation.
4.灵活措词法。英语用词倾向灵活多变，故翻译高频词时，应灵活选用不同的词语。如：
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To hear the people's voices， reflect their will and pool their wisdom.
5.信息重组法。英语句子结构严谨，句子成分间的联系有形态标记。翻译一些复杂的句群时，需要对信息进行重组，使译文表达合乎英语语言习惯。如：
区域发展呈现布局改善、结构优化、协调性提高的良好态势。A favorable situation emerged in which regional development was better distributed， structured and coordinated.
6.具体化与抽象化的变通。翻译中要注意抽象词的具体化和具体词的抽象化，使译文表达符合译文读者的思维和表达习惯。如：
保障“米袋子”、“菜篮子”安全。 To ensure the security of the “rice bag” （grain supply） and “vegetable basket”（non-staple food supply）.
7.中国成语（谚语）释义化。译者需要采用释义的方法来消除中国成语（谚语）的文化障碍。
我们发挥政府投资“四两拨千斤”的作用，引导带动社会投资。We guided and stimulated non-government investment by means of well-leveraged government investment.
8.与时俱进创新法。大胆合理的创新是翻译、语言发展的生命力。政治时事术语的翻译不能固守词典里的翻译，应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如：“小康社会”由a well-off society改译成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党内”由inner-Party改为intra-party。“十六大”报告中的“依法治国”rule the country by law，“以德治国”rule the country by virtue，现分别改为law-based governance，virtue-based governance。
五、结 语
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中国的外宣工作越发受到国际的密切关注。作为我国政治外宣的重要工具，政论文肩负着传扬中国国策、国际立场和伟大成就的重任，其翻译将更加重要。
随着中国的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外宣工作中政论文的翻译手段也必须不断完善。
[ 参 考 文 献 ]
[1] 丁衡祁.对外宣传中的英语质量亟待提高[J].中国翻译，2002，（4）.
[2] 黄友义.坚持“外宣三贴近”原则，处理好外宣翻译中的难点问题[J].中国翻译，2004，（6）.
[3] 冯伟年. 最新汉英翻译实例评析[M]. 西安：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5.
[4] 王平兴. 关于汉英翻译“迁移性冗余”的一些思考[J]. 中国翻译， 2011， （5）.
[5] 谢绿叶. 功能目的论指导下的政府工作报告翻译[J]. 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哲社版）， 2011， （2）.
[6] 吕俊. 翻译研究： 从文本理论到权力话语[J]. 四川外语学院学报，2002，（1）.
[7] 张新红，何自然. 语用翻译： 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 现代外语， 2001， （3）.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2篇
Abstract： This paper emphasizes on new research findings of human resource accounting based on listing systematically papers collected by CNKI in 2011 to 2013， sorts out the way of human resource accounting growing up and predict the way it will go.
关键词： 人力资源会计；CNKI；会计计量
Key words： human resource accounting；CNKI；accounting measurement
中图分类号：F2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4311（2013）36-0214-02
0 引言
人力资源会计产生于20世纪60年代，我国的人力资源会计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专家学者在介绍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逐步加强了有中国特色的人力资源会计的研究。[1]
1 人力资源会计论文检索与归类
2013年12月，笔者以检索词为“题名——人力资源会计”的方式在中国期刊网进行检索，研究人力资源会计的文献从2011年至今共计344篇。其中，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包含328篇，另外16篇包含在优秀博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文献详细目录参见表1。
根据对各种杂志刊登人力资源会计方面的研究论文数量统计发现，五种刊物最多：《现代经济信息》25篇，《城市建设理论研究（电子版）》、《商情》各17篇，《新财经（理论版）》13篇，《企业文化》11篇。综合对比从2000年-2010年期间发表人力资源会计论文的刊物来看，涉及该领域的论文年发表数量从2000年逐渐上升，2006年达到最高水平，2007年开始逐渐下滑，参见表2，参与研究该领域的刊物种类也从会计类刊物转向综合类刊物。
笔者对上述2011年-2013年344篇文献进行归类，这包括：①人力资源会计的基础理论框架与理论基础。具体包括：2篇我国推行人力资源会计的必要性与可能性，17篇计量模式、17篇确认与计量、7篇报告、披露、50篇会计核算、1篇前提条件、4篇计量方法、1篇人力资源的产权特征、2篇人力资产定义、3篇人力资源会计目标，3篇人力资源培训会计，3篇人力资源会计模式及其发展。共计110篇。②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具体包括：人力成本计量方法、模式。共计21篇。③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具体包括：人力资源价值会计定义、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特性、人力资源价值会计计量方法、人力资源价值会计模式，人力资源价值评价因素，人力资本理论与应用，人力资源会计的新增价值，探讨人力资源成本会计与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的区别，人力资源会计与股权激励等。[2]共计17篇。④人力资源会计在各行业的实践。具体包括：12篇高校人力资源会计，5篇工业人力资源会计，25篇医院人力资源会计，4篇酒店人力资源会计。共计46篇。⑤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综述。共有5篇。
通过与2011年之前的论文研究方向进行对比，在人力资源会计假设、核算对象、确认和计量的研究方面，2011-2013年之间的人力资源会计论文基本达成共识。论文研究内容越来越深入，开始将经济学理论应用到人力资源会计研究中，但结合中国实际的创新性研究不增反减。
2 人力资源会计论文解析
2.1 综述类论文 综述类论文是该领域论文中比例最小的一部分，在统计中仅占5篇。关于国内外人力资源会计研究现状、问题、特点及需要改进方面的论述在综述论文中比较普遍。具体内容主要表现为：①关于人力资源会计，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在人力资源会计方面，国外的研究范围朝着纵深发展，研究主要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人力资源会计的假设、核算内容、计量，以及人力资源成本的核算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报告。[3]关于人力资源会计方面的基础理论，国内还需要加大研究的力度和深度。②人力资源会计存在的问题。一是人力资源与资产的定义难以符合，二是人力资源与成本效益原则不相符，需要对人力资源会计计量系统进行完善。③人力资源会计报告。
2.2 人力资源会计确认与计量方面的论文 涉及人力资源会计的确认与计量方面的论文共计17篇。人力资源会计能否存在直接受到人力资源能否作为会计资产这一问题的影响和制约。一项会计要素要作为会计资产，通常情况下要具备以下特征：①能够为企业带来直接或间接的经济利益；②为企业所拥有或控制；③由过去的交易或事项形成；④其价值可以通过货币进行计量。在资产类型方面，人力资源资产属于无形资产，商誉与人力资源两者之间存在许多联系，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从侧面对两者之间存在的某些同质性给予了佐证，人力资源与商誉相类似，同样隶属于企业的无形资产。深入认识人力资本本质是认识人力资源会计确认问题的基础和依据，需要将其各方面的特征与会计要素的特征进行结合，进而提出人力资源的会计确认模式。研究人力资源会计为人力资源作为会计资产进行确认提供了依据，同时需要借助人力资源成本会计和人力资源价值会计的基本技术处理方法。
2.3 人力资源会计应用方面的论文 在各个行业中，人力资源会计得到了应用。其中，研究最为广泛的是在医院中的应用，论文数量达到25篇，高校的人力资源会计研究次之，共12篇。在医院人力资源会计中，通过对医院人力资源特点进行研究，对实施人力资源会计的动因进行分析，以及实施医院人力资源会计的途径，同时对医院人力资源会计的计量与核算进行探讨，进而在一定程度上为医院更好的评价人力资源的价值提供参考依据。
3 结语
作为人力资源会计，一方面提供组织人力资源增减的信息，另一方面提供最佳人力资源构成的相关数据，确保组织对人力资源进行监督与控制，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人力资源的安全性、完整性。我国人力资源会计制度的发展前景极为广阔。
参考文献：
[1]杨新圃.高新技术企业人力资源会计研究[J].学术交流，2013（5）：15-16.
[2]张红燕.人力资源会计相关概念探析[J].南昌高专学报，2011（6）：20-21.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重视教育研究方法旨在从根本上提高教育研究质量，写好教学研究论文也是为了更好的指导教学。本文旨在探讨教育研究的内涵及重要意义，以及教育研究论文的写作要领。
一、教育研究的内涵及重要意义
教育研究是以教育现象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进行解释、分析、探讨以及控制和处理最终获得一般性的教育原理和规律的研究活动。它是有计划的、系统的完成从现象、问题到答案或规律探索的一整套过程。教育研究的重要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促进教育改革
第一,通过良好的教育研究,促进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第二,通过教育研究,探索教育改革的途径与思路,为教育行政部门制订计划、规划与决策提供咨询和依据;第三,通过教育研究,把教育、教学和管理纳入科学的轨道。
2.提高教育研究水平，更好的指导教学工作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入,教育领域问题的暴露,越来越要求加强教育研究。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教育工作者及教学研究人员应该积极参与教育研究, 逐渐提高研究能力和水平。但是,与教育改革深入和发展还不相适应。通过在《高等农业教育》杂志刊发的研究成果中反映的共同问题是:经验性文章多,有理论深度的文章少;描述性文章多,定量分析文章少;空泛议论文章多,实验研究成果文章少;旧题重作文章多,开拓创新文章少。这些都反映了一些教育工作者及教学研究人员的教育科学研究能力和水平不高。如果在原有基础上,更加重视教育研究,讲究研究方法,积极主动地开展教育科学研究实践,就可以促进教师、提高研究水平,产生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3.促进教育研究方法科学化、现代化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不仅是方法论范畴中的一个分支学科,而且是教育科学体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领域。几十年来,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和对人才研究的重视,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广泛深入地发展,带来了教育领域一系列新的变革,从而引起了方法论上的深刻变革。
二、写好研究论文,保证研究质量
教育研究论文是教育研究成果的载体,是教育研究质量的重要标志。它对交流和推广教育研究成果、教育经验,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管理水平起着重要作用，总之，论文丰富了教育科学，因此要重视教育论文的写作。教育论文的写作要领如下：
(一)论文结构与要素
1.引言：
一般说来，引言部分通常应表明作者选择其论题的目的和动机，也可以提供有关该论题的背景介绍。换言之，引言部分需要说明作者为什么要选择该论题，以及作者对该论题的掌握情况。在这一部分，作者可以提出将要讨论的问题，或是将要论证的观点，或是在文章中将要运用的理论依据或研究方法。
2.正文：
正文是论文的主体部分。为了能够证明中心论点，建议作者将中心论点分为几个分论点来仔细逐一论述。在提出分论点之后，用数据、材料、事实等来论证其正确性。或是用反面的例子和公认的错误的观点来进行反证。
3.结论（或称结语）：
结论部分是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结论部分，作者可以总结已论证的观点，或换一种方式表述论文的主题；也可以回答论文的引言部分所提出的问题。同时，还可以指出本文研究的不足之处和进一步需要研究的问题。应该注意的是在结论部分切忌引出新的论题。
正文后应附注释（引语、必要的专用名等）和参考文献（一般应不少于3种），参考书目应详细列明书名、作者、出版地点、出版社和出版日期。
1）注释：一律用脚注。如果在行文中需要对文章某处加以进一步说明或标明文中引用别人的话语的出处，都可采用脚注的方式在本页页脚将其注释出来。
2）参考文献：论文所选用的参考书籍应在5种以上，参考文献应具学术性和权威性。中英文籍分开列出，且不必翻译。论文的正文之后需另取一页附参考文献。
(二)教育研究论文的写作步骤
1、撰写步骤
1）拟写提纲
拟定提纲要项目齐全，能初步构成文章的轮廓；要从全面着眼，权衡好各个部分。
2）撰写初稿
a初稿的内容尽量充分丰富，以方便修改定稿。但要防止一味地堆砌，写成材料仓库。
b要合乎文体范围。文句力求精练简明，深入浅出，通顺易读，避免采用不合语法的口头语言或科技新闻报道式文体。
c要写得干净些、清楚些。初稿最好使用页面字数不太多的稿纸，四周有足够的空余之处，以便于进行增、删、改、换等。
3)修改定稿
a修改观点：一是观点的修正，看一看全文的基本观点以及说明它的若干从属论点是否偏颇、片面或表述得不准确；二是观点的深化，有无深意或新意。
b修改材料：通过材料的增、删、改、换，使文章支持和说明观点的材料充分精练、准确和鲜明生动。
c修改结构：对文章内容的组织安排作部分的调整。
d修改语言：包括用词、组句、语法、逻辑等。作为学术性的文章，语言应具有准确性、学术性和可读性。
教学实践活动离不开教育理论的指引，因此教育工作者及教育研究者应该高度重视教育研究工作，实事求是、扎扎实实的做好教育研究论文的撰写工作，真正获得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们要充分结合自己的学习工作实践活动，积极探讨教育真理及教学规律，不断提高自己的研究水平，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教育质量。
参考文献：
[1]裴娣娜.教育方法导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5.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4篇
一、学科建设与学位工作
组织了应用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新闻传播学、历史学、建筑学、土木工程等6个学科参加全国一级学科评估和体育硕士、艺术硕士、翻译硕士、汉语国际教育硕士等4个专业学位授权点的申报工作，对于找准学科的优势和差距，推动学科自主建设，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初步建立了博士生导师库，分析了近三年新增博士生导师学术状况，全面总结了博士研究生导师遴选工作，为进一步改进学校博士生导师工作提出了建设性建议。
加强了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监控，严格执行博士论文的双盲评阅制度和答辩材料的形式审核制度，严格执行硕士论文抽查制度，强化了关键环节的质量控制，保障了学位授予质量。
开展了优秀学位论文评选与推荐工作，产生了良好品牌效用和样板效用。全年评选表彰了校级优秀博士学位论文25篇、优秀硕士论文41篇。经过学校推荐和湖南省学位委员会评审，评为湖南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4篇、硕士学位论文26篇。经过湖南省学位委员会推荐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评审，我校土木工程学科罗旗帜的博士学位论文《基于能量原理的薄壁箱梁剪力滞理论与试验研究》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化学学科杨海峰的博士学位论文《自组装单分子层的原位表面增强拉曼散映射分析》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
完成了量大面广的博士、硕士学位申请和评定工作，截止到今年9月授予博士学位162人，硕士学位1890人（其中，授予同等学力硕士学位31人）。今年最后一次学位申请与评定工作正在进行中。
二、研究生培养工作
加强了研究生导师遴选制度的改革，促进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新增博士生导师25名，新增硕士生导师75人，形成了一支与学校研究生教育规模发展相匹配、整体学术实力较强的研究生导师队伍。
组织了湖南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专项课题申报，获准8项。组织了湖南省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申报，获准15项。开展了学校研究生教育创新工程项目的申报与评审工作，立项实施教改项目12项，精品课程建设2项，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资助项目5项，进一步促进了学校研究生教育教学的改革。
完成了新一轮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修订工作和职业型科学硕士学位培养模式改革方案的论证工作，积极推进了学校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的改革。
健全完善了研究生培养质量过程保障体系，增加了257门研究生学位课程的统一排课，开展了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教学检查，处理了两起教学事故，实行了网上排课、制定培养计划和选课等系统化管理，进一步促进了研究生培养管理水平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顺利实施了国家公派研究生出国留学计划，全年三次选派研究生学生92名，推动了学校博士生培养的国际化进程。根据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委员会公布的2011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博士选派情况通报，在攻读国外博士学位研究生占签约名额的百分比排序上，湖南大学在处于全国高校前列的49所大学中列22位。
全面推行了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改变了旧的研究生分类，施行了完全学分制，健全完善了以科学研究为主导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导师资助制和新型的研究生奖学助学，研究生基本奖学金覆盖75%博士生和70%的硕士生，优秀博士生在学期间获得的最高奖学助学金可达10万元。学校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引起了省内外新闻媒体的热烈反响，在省内几家大报的重要版面或头版头条、经视卫视台的黄金时段均有报道，《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新华社和新浪网等纷纷刊载了专题新闻。
三、研究生招生工作
进一步完善招生工作制度，健全与完善了我校研究生招生管理制度，形成研究生招生报名、初试、复试和录取各个关键环节的程序保障，促进了我校招生工作的规范化、制度化和标准化，为建立公开、公正、公平的招生工作机制提供了制度保障。
进一步增大研究生招生宣传力度，保障了在稳定生源数量的基础上提高生源质量。学校2011年招收博士生386人，全日制硕士生2904人，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1037人。目前，学校研究生规模已达15519人，全日制研究生超过10000人，其中，博士生1977人，全日制硕士生8696人，在职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4846人；全日制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达到1∶2。学校研究生招生规模的扩大，为学校人才培养的结构性调整，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进一步加强了学校标准化保密室、考场和考点的规范化建设，建设了高标准的研究生考试保密室，配置了先进的保密技术防范设施，为保障研究生入学考试安全提供了技术手段和物质条件。
加大了推免生复试权重，革新了特殊人才选拔机制，开辟了校内跨学科、跨学院交流的通道，促进了学校推免生工作机制的创新。学校推免生工作机制创新的基本做法在今年《教育部简报》第79期专题刊载，得到了教育部的肯定并向全国研究生培养单位推荐。
四、综合管理工作
根据学校统一部署，开展了新一轮研究生院管理岗位的聘任工作，对部门结构和岗位职责进行了必要的调整，进一步强化了研究生院管理职能，优化了管理队伍的结构。
制定了学校研究生秘书工作标准，初步形成了研究生培养基层单位管理干部的工作规范，促进了学院研究生教育管理效率和水平的提高。
编制了研究生院年度工作计划、半年工作计划，并将各项计划和工作内容分解落实到具体部门和责任人，保障了研究生院工作的整体性和执行力。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教科书研究；研究发展史；教育改革；课程改革；台湾
中图分类号：G4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5）02-0009-14
一、前 言
1. 研究动机与研究目的
天这么黑风这么大，爸爸捕鱼去为什么还不回家，听狂风怒号真叫我心里害怕，爸呀爸呀我们多么牵挂……我的好宝宝爸爸回来了，满船鱼和虾你看有多少，卖鱼买米布大家可温饱，爸爸不怕累只要大家好{2}。
莫叹苦莫愁贫，有志竟成语非假，铁杵磨成绣花针，古今多少奇男子，谁似山东堂邑姓武人。武先生单名叫做训……{3}
滑翔机真神奇，飞上天空去游戏，碧绿长空千万里，大海无边际……我们要跨过海峡，看看血污的故里。我们要冲破铁幕，带去反攻的消息{4}。
月儿弯弯照四方，台湾海峡水茫茫。它是一条分界线，一边是地狱，一边是天堂。大陆的同胞啊，饥寒交迫苦难当；台湾的人民啊，丰衣足食乐洋洋……{5}
这是几段台湾“四年级生”{6}的集体记忆，记忆的源头是当年的小学教科书。即使在毕业数十年后的同学会上，若有人兴起上几句，总有人还能接上几句，在这朗朗上口的课文中，很容易让人追忆起当年教室里齐声朗读课文的景象；而课文里隐含的价值观与意识形态――父慈子孝、有志竟成、从军报国、八股……更成为那一代人的共同回忆，装入那一代人的人生行囊。对于教科书如何深入孩子的心灵，石鸥（2014，PIV）的描述极为生动：“历史上，现实中，很多文本都可能轻易死去，唯有教科书不死，它顽强而巧妙地潜入到千千万万一代又一代人的头脑中，犹如春风、犹如雨露，缓缓地抚慰着、沁润着万千孩童的心智，与孩子们的心智融为一体，构成心智，化为心智。”
诚然，教科书传递着文化精髓中的价值观，也传递着意识形态。而学界对教科书的立场也是分歧的（白亦方、杨智颖、刘修豪，2011）――精粹主义者（essentialist）力主教科书应承载文化精髓{7}，教科书应是孩子们学习的主要材料，而不应信任个别教师自行决定学习内容，这是一种拥抱教科书的立场；相对地，进步主义者（progressivist）则对教科书持反对立场，怀疑官方制定的课程纲要居心叵测，导致教科书成为灌输意识形态的工具。然而无论是拥抱或反对教科书，学界已普遍接受一个事实――教科书是学习的主要媒介，无论它是好是坏，班级教师为了有效教学还真少不了它。
教科书是一种人为产物，最后问世的教科书通常是各权力团体角力后的结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简称UNESCO）观察到近年来许多国家，均出现激烈争辩教科书内容的现象（Pingel，2009）。主流团体期藉教科书增进同质性，主张教科书应反映主流团体认定的重要知能与价值观，藉此建构共同的合法观念，甚至创造国家集体记忆，以符合主流团体在文化、经济、观念、社会等面向所认定的必要需求（Crawford，2003）。然若从批判教育学（critical pedagogy）观之，教科书也应传递多元观点，尊重差异。如果某历史教科书省略重要史实与史观，势将严重局限学生未来看待历史事件的方式（Griffin & Marciano，1979）。准此以观，为正确了解学校教育实际上可能达成的目标，深入研究教科书自属必要。黄政杰（2003）、欧用生（2005）、蓝顺德（2006，2010），对此即多所倡议。
优质教育（quality education）是UNESCO近年来努力的重点，而好教科书可为优质教育奠定基石（Pingel，2009）。UNESCO于2005年为教科书与学习媒材提出计划（名为Comprehensive Strategy for Textbooks & Learning Materials）。该计划表示：“UNESCO的角色在：协助会员国发展政策、规范、与标准，以裨益教科书与其他学习媒材之供应，而教科书与媒材应促进优质教育”（UNESCO，2005）。UNESCO为推展此一政策，便需各国更深入研究教科书，了解教科书内容究竟是怎样呈现的（Pingel，2009）。此正反映“研究本位活动”（research-based activities）应是国家重要政策的前导，UNESCO期藉好的教科书研究与修订，改善教育质量，进而藉共构教科书增进国际间相互的理解与善意，降低冲突的可能，最终裨益世界的和平与共荣（张芬芬，2014）。凡此皆显示教科书研究应更受重视。
台湾教科书研究的概况与趋势如何？反映哪些政策轨迹与学术印记？对教科书的编审选用等制度，有何启示？对未来的教科书研究，有何蕴义？此类研究的另一功能，是可建立教科书研究发展史的基本统计资料，供未来探究更长段的台湾教育史或学术发展史做一参考。过去周仪（2005）、蓝顺德（2006，2010）、庄明贞与杨清贵（2011）均曾整理台湾教科书研究论文，为此领域奠定了基础。然这些研究整理的论文所涵盖之时期皆较短，论文数量也就相对较少。周仪（2005）整理25年（1979～2005）教科书相关实证论文401篇；蓝顺德（2006）梳理20年（1984～2003）有关教科书的博硕士论文272篇；蓝顺德（2010）再细究30年（1979～2008）教科书意识形态的论文171篇；庄明贞与杨清贵（2011）则整理11年（1999～2009）有关教科书多元文化议题（包括性别、阶级、种族）论文47篇。相对而言，已有的研究均属较短时期的探究。
台湾“全国博硕士论信息网”搜集了堪称完整的博硕士论文，台湾第一篇教育类的硕士论文出现于1956年{8}，从1956年到2010年与教科书相关的博硕士论文，总计1 263篇，单单2010年即高达194篇，这与早期（1956～1970）无一篇教科书研究相比，数量可谓激增。本文遂以1956年为探究起点，梳理直至2010年{9}其间台湾博硕士论文中教科书相关研究，其基本概况如何？整体变化如何？何以出现惊人的数量增加？相关社会背景为何？55年来台湾教科书研究在学习领域、学制阶段、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面向各有哪些趋势？本研究除整理55年来的教育大事年表外，主要对1 263篇教科书研究做量化统计，计算出百分比，并由数据找出近半世纪来的研究趋势与意涵。
具体而言，本研究目的如下：
目的一：说明1956年到2010年台湾博硕士论文中有关教科书之整体研究概况与社会背景；社会背景着重台湾1987年7月解严迄今的教育改革状况，找出其特征，以显示教科书研究大量涌现所处的社会脉络。
目的二：分析1956年到2010年55年来的研究概况与趋势，分由学习领域、学制阶段、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等四面向探究。
2. 研究范围与名词释义
本文探究台湾教科书研究的概况与趋势，搜集“全国博硕士论信息网”1956年至2010年55年间，教科书相关博硕士论文。该资料网除早年论文略有漏失外{10}，其后论文可谓完整，应可反映台湾半世纪以来的教科书研究趋势{11}。
何谓“教科书”？本文主要采蓝顺德（2006）的广义定义：教科书系指依据政府法令公布之课程标准（纲要）或编写者自订的教学目标，选择适当材料编辑而成书本形式之教材，作为学校教师教学及学生学习之主要依据，其体例大都为“分年级”、“分学科”、“分单元”；包括课本、学生习作、教学指引，以及随同课本使用之各种媒体教材。准此，从幼儿园、小学、中学、高中（职），以迄大学、特殊教育、成人教育（补校）等阶段均含括在内。且编写者不限于官方组织与民间书商，也包括各县市政府、民间社群、个别学校，以及个别教师所编写的教学材料在内。凡符合此定义的台湾博硕士论文，均列入本文统计范围{12}。实际搜寻“全国博硕士论信息网”时，系以“教科书”、“学习领域”、“教材”或“内容分析”等为关键词；搜寻范围包括“论文题目”、“关键词”与“摘要”，寻得后再以上述定义做筛选标准，删除笼统讨论课程内涵之论文，因其与教科书有所差异。
3. 主题分类
本研究分析面向包括学习领域、学制阶段、研究主题、研究方法，其中研究主题的分类最为复杂，需先做说明。本文进行主题分类时，基本上采蓝顺德（2006，2010）的类别，将主题分为两大类：“教科书的内容探析{13}”与“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表1）。“教科书的内容探析”系指直接分析实体教科书或教材的内容，不包括笼统讨论课程内涵者。而“内容探析”大类再细分五类：教材内容（内容属性）、教学设计（教学属性）、图文编排（物理属性）、语文运用（可读性）、意识形态（包括政治、性别、族群、阶级、地域、宗教）。
“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系指对教科书的生产、发行、使用历程进行探究，其下再依蓝顺德（2006）分类，包括教科书的政策、市场机制、编辑、审查、选择、使用与评鉴等七小类。
二、社会背景与教育改革的特征
1. 社会背景
教科书主要用于中小学，教科书研究主要出现在大学，教科书政策无法自外于社会脉络而存在，而这些均与教育政策、教育改革关系密切。1956年到2010年台湾究竟出现哪些重要的教育政策与教育改革？教育研究与教科书研究出现哪些里程碑？表2针对教科书相关的事件，胪列出这55年来饶富意义的大事，依照六个时期逐年列出。左栏是重要的教育政策、学制改革或教育改革，右栏是研究所设立以及教育研究/教科书研究的重要里程碑。如：台湾第一个硕士班/博士班，第一个教育研究所、首篇教科书研究的硕士论文、首篇学者/硕士生写的教科书量化分析论文、教育研究所首次引介“古典内容分析法”、首批采此法的硕士论文，以及教科书研究的相关学会之成立、相关学术论文之设置、相关期刊之创刊等。
表2所列主要是与“教科书”相关的政策、改革与事件。进一步看，教科书改革是教育改革的一环，教育改革则与国家的政治环境有关，此政治环境包括政府主动采取的政策（由上而下）以及社会/民间所发动/出现的事件（由下而上）。1987年7月15日台湾地区解除军事，这无疑是1949年政府迁台后，台湾政治环境剧烈改变的转折点。
2. 教育改革的特征
表2显示，自1987年7月15日解除军事，自此出现一连串的教育改革。台湾解严后的这一波教育改革具有哪些特征？试说明如下。这可以显示教科书研究大量涌现前后，其社会脉络的明显差异。
（1）政治自由化在前，教育自由化在后 表2显示，1994年“410教育改革”大游行后，教育自由化{14}的脚步开始加速，究其缘由还是得归因于政治解严，过去的政治禁忌不再是禁忌，人民获得组党、结社、游行、出版、言论等自由，整个政治大环境获得松绑，政治自由化的步伐迈开后，教育自由化的措施得以逐步跟进，教科书自由化的速度也跟着加快。其中荦荦大端包括：增加乡土教学、开放教科书民编、开放师资培育、开放私人兴设中小学与另类教育、广设高中大学、废除联考、高中与大学多元入学、颁布“教育基本法”、尊重大学自治、大中小学校长采遴聘制、扩大家长参与权、开放组织教师会等。
（2）改革推动力量来自教育界内外、学界与民间 此波教育改革之所以大步迈开，虽受惠于政治大环境，但直接推动的力量实来自于各方。1996年12月台湾行政主管部门教改会公布的《教育改革总谘议报告书》固然是力量之一，但在此一年多前，教育界内部与教育学界本身就已揭橥大致相同的改革方向，包括：1995年2月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的教育白皮书《台湾地区教育报告书――迈向21世纪的教育远景》，1995年9月台湾师大教育研究中心提出的《开放与前瞻：新世纪中小学教育改革建议书》。此外，民间团体，如：“台湾地区课程与教学学会”、“振铎学会”、“人本教育基金会”、“主妇联盟”以及教师团体、家长团体等，在此过程中也多参与，大声疾呼，且有其强力主张。就是这些来自教育界内外、学界、官方、民间的力量，共同推动着这波教育改革与课程改革。
（3）以课程改革为核心的教育改革，教科书编审选用受到关注 这波教育改革的面向是全方位的，包括教育法令、教育与学校行政组织、师资培育、教育人员任用、升学考试、教师组织等均有重大变革。惟其中仍以课程改革的影响层面最广最深，中小学里，每名教师每天的教以及每名学生每节的学，均因2001年上路的“九年一贯课程”而不同于以往。过去教师并未明显感受到课程知能之重要，曾参与教科书研发的教师更属凤毛麟角，而今教科书之编、审、选、用已与每位教师发生关联，普遍地受到关注。再者，教学方法、学习方法、评量方式、教师同侪关系、师生关系、学校文化、亲师关系，甚至学校领导、教师专业发展等，也都因这波课程改革而有了新面貌。准此，此波教育改革可谓以课程改革为核心，其中教科书编审选用各面向问题，普遍受到关注。
（4）负责人更换频繁，不利改革 台湾解严27年以来，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人更迭频繁，共有13人曾任负责人，每人平均不到3年。此现象在“九年一贯课程”的关键期更是明显，1997年4月成立“中小学课程发展项目小组”，开始研议新课程；一直至2003年1月颁布“九年一贯课程”正式纲要，这5年多的课程发展任务，竟历经5位负责人（吴京、林清江、杨朝祥、曾志朗、黄荣村）。此决策层级之人事更迭快速，致使施政步伐难以平稳渐进；且某些决策上路太快，欠缺周全配套（如：师资尚未备妥、理念未得充分沟通）。此外，“九年一贯”这一新课程实施未采逐年方式而采分阶段方式、教科书编纂多组同时并进、改准教科书分批送审等，这些后来受到批评的措施，究其源头，应均与负责人更迭频繁，改革上路太急等时间因素有关。而教科书的各项新措施，以及仓促上路出现的困难与疑问，自然受到研究者的关心，将教科书相关议题列为论文题目进行研究，以期释疑解惑，找出因应之道。
三、教科书研究概况
1. 阶段划分
以上显示了教科书研究所处的社会背景与教改特征。接着将说明55年来教科书研究的整体概况，先了解六阶段的划分，再说明整体变化与影响因素。
本文将台湾55年来的教科书研究分为六期（见表2与表3），划分标准有二，质量兼顾。一是重要教育政策事件，尤其是与教科书相关的政策或行动。二是教科书研究出现的重要变化，如教育学门出现首篇教科书研究，或出现首批严谨的量化内容分析论文；另一变化是教科书研究的论文数量明显增加，如由零到一，由不足五篇到五篇以上，由个位数到十位数、百位数等。
表3显示：第一期（1956～1970）平均每年0篇，谓之沉寂期。1971年出现第一篇教科书研究（政大教育所谢建三的《中、日、韩三国初中一年级英语课本之比较研究》），进入第二期（1971～1983）每年平均0.7篇，打破挂零纪录，谓之酝酿期。1984年开始明显出现多篇教科书之硕士论文，进入第三期（1984～1993），每年平均3.7篇（增长5倍余），谓之育种期。1994年新颁《中学课程标准》，中学增“认识台湾”、“乡土艺术”，教科书开始备受社会关注，进入第四期（1994～1998），每年平均9.4篇（已近10篇），谓之萌芽期。1998年9月公布《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纲要总纲》，1999年出现27篇相关论文，系前一年（1998年6篇）的4.5倍，进入第五期（1999～2004），每年平均43.5篇（近50篇），谓之茁壮期。迨至2005年“国立编译馆”创设“教科书研究优良博硕士论文奖”，当年论文总数已超越百篇（114篇），此后每年均在百篇以上，平均165.2篇，研究进入第六期（2005～2010），谓之深耕期（详见表2与表3）。
2. 整体变化与影响因素
（1）研究数量逐年递增，近十年更惊人倍增 由六期论文总数看（表3），沉寂期（1956～1970）论文篇数为0；酝酿期（1971～1983）出现9篇，平均每年0.7篇；育种期（1984～1993）增为37篇，平均每年3.7篇；萌芽期（1994～1998）平均每年增为9.4篇，五年共47篇；茁壮期（1999～192004）平均每年43.5篇，六年共261篇；深耕期（2005～2010）平均每年高达165.2篇，六年计909篇。从1956年至1970年每年挂零，到2010年仅一年即达194篇，其增长速度极为惊人。
（2）论文激增缘于教科书自由化政策、研究法引介与学界新力量 半世纪来台湾教科书研究呈现如此惊人成长，从无人耕耘的原始森林，到耕者渐增的学术小社群，至今成为学术人口繁盛的红火社群，其背后因素有以下数端：
1）教科书政策改走开放路线
台湾地区自1987年7月15日解除军事，自此不仅走向“政治自由化”路线，同时亦走向“教育自由化”大道（郭为藩，1995）。此波教育自由化改革，可谓以课程与教学为主轴（张芬芬、陈丽华、杨国扬，2010）；而此课程与教学改革又以教科书开放为核心（蓝顺德，2006，2010）。所谓教科书开放，主要是指将长久由“国立编译馆”掌理的中小学教科书的编辑权，释放给民间出版商――经审查通过后出版，再由学校自由采择使用。
1993年9月教育主管部门修正的“小学课程标准”，开放小学部分科目由民间书商编辑教科书，此系开放改革之先声，此后开放程度逐步扩大，由小学到中学，由艺能科、活动科到一般科目，由部分开放到全面开放。开放编辑权之后，相应的教科书审查、选择、使用、评鉴，以及教科书市场（经营、销售、印制等），乃至教科书政策与制度等议题，均成为博硕士生选题的重要范围。准此以观，台湾近十余年来教科书研究之蓬勃发展，与政府对教科书采松绑政策有着密切关联。
2）重要研究方法被引介
教科书分析最主要的研究法即古典内容分析法{15}。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从1981年起由黄政杰教授开设“教育研究法”与“潜在课程”两门课，课中黄教授引介内容分析法，并阅读以此法完成之重要论文，鼓励研究生采用内容分析法。自1984年起教育类研究所最早完成的数篇严谨的量化内容分析硕士论文{16}，均为黄教授学生，包括论文指导门生、研究法修课学生或口试学生。自1984年起台湾教科书研究可谓开始迈入专业化阶段，因与过去比较，此后这类论文所采方法已更严谨、有系统――清晰说明研究范围、分析对象、分析单位、分析架构与类目，及计次方式、信度计算公式，并进行信度考验（reliability test），以显示所用工具与分析者具有良好稳定性、一致性，以期达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
3）学界新力量的大力推动
徒法不足以自行。即使教科书政策与制度改弦更张，而无论是新制之规划、执行与考核，均需学界以更多研究予以细究。故原本之研究所、学术团体与期刊，已难以适应新需求，遂需增设新的研究所、学会与期刊。1990年代起台湾的大学新设大量的教育类研究所，2000年代起更增设不少“课程与教学研究所”，这些研究所学生正是从事教科书研究的主力。且新学会（如：1992年成立的“教材研究发展学会”、1996年成立的“课程与教学学会”）、新期刊（如：1998年创刊的“课程与教学季刊”、2008创刊的“教科书研究”）、新奖助（如：“课程与教学学会”1996年开始颁发的“课程与教学学会优良博硕士论文奖”；“国立编译馆”2005年开始颁发的“教科书研究优良博硕士论文奖”），以及无数学术研讨会，都是甚为有效的新力量，共同推动着台湾的教科书研究（见表2）。
四、学习领域的研究
1. 各学习领域论文数量依序是社会、语文、英语文、数学、艺文、生活科技、自然
表4显示55年来台湾教科书研究中，“社会”{17}学习领域之论文最多，占23.1%；次为“语文”{18}（17.3%），再次为“英语文”{19}（10.7%），“数学”（8.5%），“艺文”{20}（6.1%），“生活科技”{21}（5.3%），“自然”{22}（4.8%）。其他的“生活”、“综合活动”、“成人基础教育”、“特殊教育”等各占比例均在2.6%以下。
2. 1999年起乡土教育之论文日增，反映台湾主体意识觉醒
值得说明的是“乡土教育”这类占有3.2%，第五期起（1999年起）这类研究开始出现，迄2010年达41篇。此反映1990年代后期“台湾主体意识”觉醒，亟欲摆脱1949年起由中国长期执政而极为强调的“大中国意识”之笼罩，此亦显示台湾教育改革，走向自由化的同时，也蕴含着走向本土化的政策走向。此时推动的“乡土教育”，强调的是“爱乡”、“爱台湾”，想要平衡/扭转过去教科书极度强调“爱国”、“爱中华民国/爱大中国/爱中原文化”的现象。
附带说明的是，台湾这段时间提倡的“乡土”教育，隐含着与“国家”相对立的意涵。此与李素梅（2014）和李新（2014）考查中国百年来的“乡土教材”，所探究的“乡土”观念并不相同，李素梅（2014）和李新（2014）探究的“乡土”并非与国家相对立的，而是与“国家”相融合的，较近于“本土”、“本国”的观念，其相对立的观念是“外国”。
五、学制阶段的研究
表5显示：由学制阶段看，55年的台湾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中以小学类最多（54.8%）；次为中学（26.4%）；再次为高中（12.2%）；高职只有1.8%。至于幼儿园、师专、大学、成人基础教育（补校）、特殊教育等类，比例均低于1%。另由各期变化可看出以下趋势：
1. 由公民教育向上向下延伸做探究
最早的教科书研究属小学与中学类，从第二期（1971～1983）即出现。幼儿园、高中职类的论文则出现于第三期（1984～1993）。大学类的研究出现最晚，在第六期（2005～2010）。“师专类研究”虽于第二期即出现，但此仍显示早期着重的是公民教育，因师专培养的是小学教师，故小学师资培育课程有其重要性，因而受到探究，然其数量相当少。
2. 由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技职教育、成人教育做探究
普通教育包括小学、中学、普通高中，相对来看，这类研究出现较早。而非普通教育类的研究出现较晚，例如：技职教育、特殊教育出现于第三期（1984～1993）；成人教育出现于第四期（1994～1998），且有渐增趋势，此现象反映的仍是台湾社会变迁的轨迹――早期的成人教育类论文系探究中小学夜间开设的补校教材，施教对象是早年失学/不识字的民众。而近年这类识字班招收的对象已转变为台湾的新移民――外籍配偶和外籍劳工；故学界转而关注这些新移民的识字教材，第六期（2005～2010）就有3篇这类论文。
3. 小学类研究快速增加，跟小学教师进修硕士者大增有关系
学制方面有另一现象亦可一提，早期的中学类多于小学类，第二、三期（1971～1993）皆如此，到第四期（1994～1998）这两类研究的比例已相近。迨至第五期（1999～2004）小学类则已明显高于中学类（52.6%>28.0%），第六期（2005～2010）的差距更为扩大（57.5%>24.7%）。
此现象应与研究生背景有关。因一般而言探究中学教科书之研究生大多曾/正/将任教于中学，探究小学者则与任教小学有关。台湾自1987年起将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专科学校全部升格为大学（见表2），自此小学教师学历逐步提升至大学，至1990年代末期已有越来越多小学教师进修硕士学位，自然从事小学类研究者所占比例会越来越高。此系何以第五期起（1999年起）小学类论文不断增多的社会脉络因素。2010年时台湾小学教师获博硕士学位者已达30.22%{25}。
六、研究主题
表6显示：近55年台湾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中，在总数上“教科书内容探析”大类约占2/3，而“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大类约占1/3。“内容探析”大类中又以“教材内容”类最多，占总数的48.3%，其次是“意识形态”类占9.2%。至于“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大类中以“教科书使用”类最多，占11.4%；其次是“教科书选择”类，占5.9%。相对而言，“教科书编辑”、“市场”、“政策”、“评鉴”与“审查”等类的比例较低。而55年来台湾教科书研究的主题呈现以下趋势：
1. 早期内容探析多，过程研究少，近年过程研究大增
表6显示：早期教科书研究以“教科书内容探析”为多，“教科书发展过程研究”类相对较少，第三期（1984～1993）时前者占86.5%，后者只占13.5%。迨至第四期（1994～1998）过程研究类激增至46.8%，第五期（1999～2004）降至38.7%，第六期（2005～2010）则占29.8%。第三期时过程类研究明显增加的现象，应仍与教科书自由化政策有关，因自由化政策使得教科书发展过程有了更大的空间可以发挥，与制度、政策、市场、编辑、审查、选择、使用与评鉴等相关之议题，均成为研究生选题标的。
2. 教科书的潜在内涵与显著内容同受重视
教科书内容也可分为显著与潜在两种（见表6）。显著内容包括“教材内容”与“图文呈现”，潜在内涵则包括“教学设计”{26}、“可读性”与各式“意识形态”。55年来台湾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对潜在与显著内容都相当重视，探究显著内容者有636篇，约占全部教科书研究1 263篇的一半；探究潜在内涵者有211篇，占16.8%，也不算少。
3. 意识形态始终受关注，然研究动机迭有变化
表6显示教科书中的意识形态始终受到台湾研究生青睐，55年来共116篇这类博硕士论文，占总数的9.2%，从第二期的11.1%，到第三期的21.6%，第四期的19.1%，第五期的14.9%，到第六期的6.5%。始终维持相当热度。
若细究这些意识形态类的教科书研究可发现其中微妙变化，最早一篇这类研究是1979年盘治郎的《中共对儿童政治社会化之研究》，系采量化内容分析法探究当时的“敌人”中共；1985年起的4篇政治意识形态类的教科书分析{27}，研究动机则从“了解敌人”改换为想要“了解自己”――欲知台湾教科书中与政治教育有关的主题有哪些？比例如何？迨至1990年代教育自由化的改革启动后，这类意识形态类的研究还是不少，其研究动机则转为“批判”与“启蒙”：揭露台湾主流团体在教科书中潜藏的意识形态有哪些（如：男尊女卑、汉族中心），期藉此批判其中的不平等，进而启蒙民众。其间的研究动机从早期的“敌情了解”，到中期的“自我了解”，再到近期的“批判主流团体”。此一过程可谓是从“求真”（敌我了解）到“求善”（启蒙民众、改革现状）的过程。
4. 国际研究与比较研究渐增，比较对象则有变化
近半世纪台湾教科书研究之国际化情况亦有变化（见表7），近年来有大增趋势。1956～1998年间的国际研究篇数不多，除1篇德国研究外，其他全集中于亚洲国家（日、韩、新加坡、马来西亚），迨至1999年起篇数明显大增，且探究对象亦增添欧、美、澳等国（美、英、法、芬、意、澳）。近来全世界对北欧国家的兴趣日增，因其在各项国际评比（如：PISA，PIRLS，TIMSS）之表现优异，台湾出现7篇研究芬兰教科书的论文。
中国内地与香港的教科书也是台湾研究生选题重点。尤其自1990年代起中国内地教科书的研究者大增，并与中国台湾做比较，此与1987年起台湾开放至内地探亲、开放两岸文教交流之政治环境改变有关；另一微妙转变是1989年以前研究中国内地教科书的论文只有2篇，且均由政治类研究所的学生完成{28}，1994年之后研究中国内地教科书的论文则转为主要由教育类研究生完成，且数量日增，1994年至2010年已达56篇。而对香港教科书的探究也有日增趋势，近五年即有13篇这类论文。对新加坡的研究近五年亦9篇，这应系出于同为中华文化影响地区，教科书内涵与相关制度均甚有比较与参考价值所致。
整体来看，台湾教科书研究的国际化渐增，研究之国度亦有更迭，早期亚洲国家是主要对象，后逐渐扩及欧、美、澳；近年则对芬兰之兴趣增加。而近30年来对大陆教科书的研究亦激增，研究者则由政治类学生转换为教育类学生。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始终是台湾研究者有兴趣之对象。
5. 论文主题由宽泛到细致，由传统到新兴
若细究台湾教科书研究博硕士论文的主题，近年探究的细致度渐增，例如与“衔接性”相关之论文增加――此系探讨“课程纲要”、“能力指标”及“教科书内容”之间的衔接性或符合度，可能探究课内与课间、册内与册间、学习领域内与领域间、科目内与科目间、年段内与年段间、学制阶段内与阶段间。这些面向的探究是教科书编制时较为细致之问题，早期较少这类的论文出现。
此外因社会变迁而出现的新兴议题，近年来亦受教科书研究者所关注，包括人权教育、海洋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环境教育、世界观教育、经济教育、防灾教育等，这些均系教育主管部门规定或民间团体大声呼吁宜纳入教学之主题，对增进社会福祉有其重要性。然另有些与个人成长有关的主题亦逐渐为教科书研究者所重视，如：负面情绪调节策略、亲情、亲子角色、自我观、家庭概念、利社会行为等。甚至也有教科书研究者探究后现代现象、同性恋、计算机病毒、绿建筑概念、节能减碳概念、永续发展概念等这类既新颖又重要的议题。
七、研究方法
1. 初期只做概略的内容探究，惟兼采多种方法
1984年以前的教科书研究不多，只有9篇（见表3）。与后来研究相较，这些论文用的教科书分析方式较为松散，不像1984年以后涌现的量化内容分析研究那样――有清晰的分析范围、分析单位、分析架构、类目表、记次方式，甚至计算出多种信度数据。然而最早期的研究常兼采多种研究法，除分析教科书外，有些亦辅以问卷调查、实验/准实验、历史文件分析等方法。
2. 中期多单采量化内容分析法，小题细做
1984年起教育学门的量化内容分析论文明显增加，所做分析较诸过去严谨，进行更有系统的探究，得到明确的量化数据，亦即采用“古典内容分析法”。这阶段的研究有不少仅仅采此“古典内容分析法”，未辅以其他资料搜集的方法，与之前相较，这类论文可谓小题细做。
3. 近期出现批判论述分析等文本分析法
长久以来台湾教科书内容研究主要采用古典内容分析法，近年则逐渐出现其他文本分析法。表8显示：1999年出现首篇采“论述分析”{29}的论文，迄2010年有6篇论文采用此方法。2005年出现首篇采“论辩分析法”的论文，迄2010年有2篇这类论文。2006出现首篇“故事分析”{30}的论文，迄2010年有6篇这类论文。
八、结 论
1. 教科书研究所处的教改背景
台湾1990年代后期教科书研究蓬勃发展，与教科书松绑政策有关。这一波教育改革的特征有四：1）政治自由化在前，教育自由化在后，教科书编审选用的自由度大增；2）改革推动力量来自教育界内外、学界与民间，此波教育改革虽受惠于政治大环境，但直接推动的力量来自于各方，如台湾地区行政主管机关教改会、教育主管部门本身、台湾师大、民间团体等，共同推动着这波教育改革，也包括新设立的教科书相关研究所、学术团体、学术期刊、学术奖项、研讨会/工作坊/论坛等；3）课程改革是这波教育改革的核心，教科书编审选用受到关注，这波教育改革的面向是全方位的，其中以课程改革的影响层面最广最深，除教科书的编审选用外，无论教学方法、学习方法、评量方式、教师同侪关系、师生关系、学校文化、亲师关系、学校领导、教师专业发展等，都因课改革而有了新面貌，过去教师并未明显感受到课程知能之重要，曾参与教科书研发的教师更属凤毛麟角，今天教科书之编、审、选、用已与每位教师发生关联，普遍地受到关注；4）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更换频繁，不利改革成效，教科书的许多争议成为研究焦点。台湾解严27年，13人曾任教育主管部门负责人。此现象在“九年一贯课程”的关键期更为明显，1997年4月开始研议新课程，至2003年1月颁布“九年一贯课程”正纲，5年多的课程发展，历经5位负责人。此人事更迭快速，致使施政理念难以贯彻；且某些决策上路过急，欠缺周全配套。如新课程实施未采逐年方式而采分阶段方式、教科书编纂多组同时并进、改准教科书分批送审等，这些后来受到批评的措施，均与负责人更迭频繁，改革上路过急等时间因素有关。而教科书的各项新措施，以及仓促上路出现的困难与疑问，自然受到研究者的关心，将教科书相关议题列为论文题目，来进行研究，以期释疑解惑，找出因应之道。
2. 整体变化与影响因素
本文将台湾55年来教科书研究分为六期，即沉寂期（1956～1970）、酝酿期（1971～1983）、育种期（1984～1993）、萌芽期（1994～1998）、茁壮期（1999～2004）、深耕期（2005～2010）。第一期（1956～1970）每年挂零，第五、六期（1999～2010）则海量涌现，仅2010年一年即达194篇。自1984年起台湾教科书研究可谓迈入专业化阶段，因为与过去相较，这类论文所采方法更严谨、有系统――清晰说明研究范围、分析对象、分析单位、分析架构与类目，及计次方式、信度计算公式，并进行信度考验，以期达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而论文激增缘于教科书自由化政策、研究法引介与学界新力量。半世纪来台湾教科书研究在数量上的大幅变化，留下了政策发展的轨迹与学术发展的印记。
3. 学习领域的研究概况与趋势
论文数量依序是社会（23.1%）、语文（17.3%）、英语文（10.7%）、数学（8.5%）、艺文（6.1%）、生活科技（5.3%）。1999年起乡土教育之论文日增，反映台湾主体意识觉醒。研究少于5%者依序是自然、生活、综合活动、成人基础教育、特殊教育，未来对此类领域可多做耕耘，尤其是自然领域。
4. 学制阶段的研究概况与趋势
小学类最多（54.8%），次为中学（26.4%），高中（12.2%），高职只有1.8%。幼儿园、师专、大学、成人基础教育（补校）、特殊教育等，均低于1%。而近十年来小学类研究快速增加，此与小学教师进修硕士者大增有关系。此研究趋势显示台湾教育重心之延伸方向：由普通教育到特殊教育，由一般教育到技职教育，由青少年教育到成人教育；亦反映台湾社会日趋富裕与成熟，关注的焦点由大众教育延伸至小众教育，由主流群体的教育到弱势者教育。当然日后对幼儿教育、成人教育、特殊教育仍待戮力耕耘。
5. 研究主题的概况与趋势
早期对教科书的内容探析多，教科书过程研究少，自1990年代中后期教科书开放政策后，过程研究类大增――细究教科书的政策、市场、编辑、审查、选择、使用、评鉴等问题。而教科书的潜在内涵与显著内容同受重视；意识形态始终受关注，55年来共有116篇（9.2%），研究动机从早期的“敌情了解”，至中期的“自我了解”，再到近期的“批判主流团体”。研究者则由早期政治类学生转换为教育类学生。此过程系由“求真”（敌我了解），到“求善”（启蒙民众、改革现状）――此趋势显示台湾教育学门研究旨趣的逐步解放，此现象饶富意涵。
半世纪来国际研究渐增，研究国度则有变化，早期主要研究亚洲国家，后扩及欧、美、澳；近年则对北欧的芬兰兴趣大增。1987年起对中国内地采开放政策后，探究内地教科书的论文明显增加，至2010年达58篇。而日本始终是台湾有兴趣之研究对象。
若更细究论文主题，则可发现探究主题由宽泛到细致，由传统到新兴。探究的细致度渐增，例如与“衔接性”论文增加――探讨“课程纲要”、“能力指标”及“教科书内容”之间的衔接性或符合度，可能探究课内、课间；册内、册间；领域内、领域间；科目内、科目间；年段内、年段间；学制阶段内、阶段间――这些教科书编制时较为细致之问题，早期几乎均未触及。
此外因社会变迁而出现的新兴议题，近年来亦受关注，如人权教育、海洋教育、性别平等教育、环境教育、世界观教育、经济教育、防灾教育等，这些主题对增进社会福祉有其重要性。另与个人成长有关之主题亦渐受重视，如负面情绪调节策略、亲情、亲子角色、自我观、家庭概念、利社会行为等。甚至如后现代现象、同性恋、计算机病毒、绿建筑概念、节能减碳概念、永续发展概念等――这类既新颖又重要的议题也已开始被关注。这些研究主题的发展反映了时代的轨迹，其中可能包括思潮轨迹、社会轨迹、政策轨迹、学制轨迹，这些都是日后可继续梳理探究的架构。
6. 研究方法的概况与趋势
初期多做概略的内容探究，惟兼采多种方法，如问卷、实验等。中期多单采量化内容分析法，小题细做，有清晰的分析范围、分析单位、分析架构、类目表、记次方式、多种信度数据，严谨度较高。近期出现批判论述分析、故事分析、论辩分析等文本分析法。
就教科书内容所采研究方法言，过去主采古典量化内容分析法，今后可超越此法，试着采用论述分析、故事分析、论述分析。比较这四种方法显示（张芬芬，2014），古典内容分析法倾向点与线的描述，难及于面的解释；在知识论方面古典内容分析法属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与写实主义（realism），其他三方法倾向建构主义（constructionism），论述分析尤其强调社会脉络之分析，可触及面的议题；而论述分析所融入的批判精神，使得教科书研究除了“求真”目的外，亦带有“求善”的理想，以期揭露潜藏于教科书中社会结构的不平等。此可依研究旨趣与研究问题之性质来做选择。
揆诸过去台湾的教科书研究，已累积丰硕数量，然而绝大多数教科书研究均以大部分篇幅去说明分析所得的数字或课文字句，或仅能复述访谈、问卷之所得，对于诠释所需的理论基石，研究者是相对薄弱的；更遑论由分析所得去建构教科书理论了。展望未来，教科书研究者宜强化理论涵养，尤其是教科书政治学的理论涵养，以期深化对分析所得意涵之诠释，进而裨益教科书理论的建立。哪些理论有助于增益教科书实证研究的价值呢？Crawford （2003）认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社会建构主义（social constructionism）、政策社会学（policy sociology）、社会行动政治学（politics of the social movement）都是颇具启发性的理论，值得你我持续灌溉深耕。
注 释：
{1} 本文系以下列两文为基础，增添研究资料与文献后扩写而成。（1）张芬芬.初探台湾教科书研究趋势（1956-2010）[C]//田正平，程斯辉.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教育.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299-318.（2）张芬芬.半世纪台湾教科书研究之概况与趋势（1956-2010）[J].教育研究月刊，2012，（217）：5-24.
{2} 小学语文第5册第17课《爸爸捕鱼去》，系“国立编译馆”依民51年修订之《学校课程标准》编纂。
{3} 小学语文第10册第22-23课《武训兴学》，系“国立编译馆”依民51年修订之《学校课程标准》编纂。
{4} 小学语文第6册第15课《滑翔机》，系“国立编译馆”依民51年修订之《学校课程标准》编纂。
{5} 小学语文第7册第12课《月儿弯弯》，系“国立编译馆”依据51年修订之《学校课程标准》编纂。
{6} 在台湾，“四年级生”是指1951～1960出生的人。
{7} 精粹主义者主张教科书应承载文化精髓，这是对教科书应然面的主张。中国内地学者吴小鸥（2014）从实然面去探究百年来的中国教科书，发现教科书最主要的属性，乃是“按一定目的，以文化信息为基本载体，有意识地确立文化标准的文本”；换言之，吴小鸥由文化角度，看出百年来中国教科书所发挥的文化功能，并由此提出“教科书”的一种定义。
{8} 该信息库收录的第一篇教育类的硕士论文，是1956年政治大学教育研究所高明敏的《工业职业教育课程之研究》，故本文探究起点定为1956年。因为台湾第一个教育研究所是政治大学于1955年设立，台湾于1956年出现第一本教育类的硕士论文应该算是合理的。而本研究以1956年为研究起点，也应属合理。
{9} 本研究以2010年之论文为研究终点，而非以2011年为终点，系因笔者进行这批论文的统计分析之最后时间，是在2012年3月上旬，当时“全国博硕士论信息网”中2011年的博硕士论文仅有18篇，一定是不完整的。有相当高比例的2011年毕业论文尚陆续建档中，尚未纳入资料网，故本研究无法以2011年为研究终点。
{10} “博硕士论信息网”对早期论文之搜藏是不完整的，因台湾师范大学教育研究所于1955年成立，但搜寻该资料网，却显示1956～1961年之间的论文无一篇属台湾师大教育所，此与实际有相当差距。故可推知该资料网对早期论文之搜集是有所缺漏的。笔者判断该数据库有所漏失，另一判断来自“教育统计”（1994），该统计显示：1951～1956年之间台湾的大学院校，完成的硕士论文有35篇（其中1955年就有28篇，1951～1954年合计只有7篇），然而该资料网查不到这35篇硕士论文――虽然它们并非教育类研究。
{11} 本研究整理之论文仅限于博硕士论文，未包括期刊论文与“国科会”（2014年3月3日起升格为“科技部”）论文。因本研究欲回顾台湾较长时间的教科书研究概况，而只有“台湾图书馆”将1956年迄今的博硕士论文，做了较完整搜集。对过去半世纪余的期刊论文与“国科会”论文，国内则尚未建立如此长期之完整数据库。若要完整搜罗，需费时较多，且因有些博硕士论文与“国科会”/“科技部”论文已改写成为期刊论文，势需仔细比对删除其重复者，故这部份有待日后运用更多时间继续耕耘。
{12} 本文分析的论文与蓝顺德（2006）有所重叠（1984～2003年）本文亦大致采蓝的分类架构，惟经细究后有少部分论文之归类并不相同，故统计数值与蓝的计算有些微出入。
{13} 蓝顺德（2006）称此类为“教科书内容分析研究”，本文为避免与一般所称之“内容分析法”此特定分析法混淆，故改称为“内容探析”研究类。
{14} “教育自由化”一词引自前“教育部长”郭为藩（1995）（任期为1993年8月到1996年6月）。
{15} “古典内容分析法”（classical context analysis）是文本分析法中唯一在经验主义（empiricism）社会科学中发展出来的分析法，是一种系统化的分析法，系依照定义好的分析类目，对文本内容做有系统的分析、归类、进行数量之统计，进而由量化数据说明该文本的特征与意涵（Bauer & Gaskell，2000）。
{16} 包括余兴全：1984年《中学环境教材及学生环境知识与态度之研究》；杨丽芬：1984年《中学消费者教育课程内容研究》；余霖：1985年《影响中国生政治社会化的学校因素》；蓝顺德：1985年《我国小学公民教育内涵分析》；李景美：1985年《台北市中学二年级学生防火安全知识、态度调查暨火灾流行现况、教科书教材内容分析之研究》。
{17} “社会”包括：社会、历史、地理、道德、公民与道德、公民与社会、三民主义等科目/学科。
{18} “语文”包括：国语、国文、国语文、华文、汉语等。
{19} “英语文”包括：英文、英语。
{20} “艺文”包括：艺术与人文、艺术、音乐、美术、美劳、表演艺术等。
{21} “生活科技”包括：工艺、家政、烹饪、与生活科技等。
{22} “自然”包括：自然、地球科学、物理、化学、生物、科学、信息科学等。
{23} “无”：是指不专门针对某阶段来研究，而是与所有学习阶段均有关。例如：教科书政策、市场、编辑、审查等类，其中有部分论文探究的议题即是跨所有学习阶段的。
{24} “加权后篇数”：指该类别的原始篇数，加上与该类别相关的跨学习阶段类之篇数。
{25} 师资的统计资料，参见教育主管部门网页http：//www.edu.tw/files/site_content/b0013/detail.xls.
{26} 张增田（2014）介绍了两种课程内容观：过去的课程内容是“蓝本观”，后现代则走向“文本观”。这也是认为教材里隐含/预设着“教学设计”，而“蓝本观”与“文本观”是两个不错的分析类目，可用来分析教科书中实际潜藏的教学设计。
{27} 最早一批台湾教科书中政治意识形态的硕士论文，包括：余霖1985年《影响中学生政治社会化的学校因素》；谢清德1987年《我国儿童政治社会化之研究――有关小学教科书的内容分析》；李丽卿1988年《中学国文教科书之政治社会化内容分析》；刘定霖1989年《政治意识形态与中学“公民与道德”教材之分析》等。
{28} 这两篇硕士论文是：1979年盘治郎的《中共对儿童政治社会化之研究》，政治大学东亚研究所。1987年高英根的《中国大陆中小学政治社会化之研究――中小学语文教科书的内容分析》，政治大学政治研究所。
{29} “论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探究的对象是论述，论述是一个以上的句子、带有论理讨论性质的文本。准此，教科书中带有论理成分的文本，均适合由论述分析角度进行探究。受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影响，论述分析研究近年来日益强调批判与解构等企图（Bauer & Gaskell，2000；张芬芬，2014）。刘丽群（2014）将discourse analysis译为“话语分析”，相对立的概念是“语言分析”（language analysis）。
{30} “故事分析”（narrative analysis）探究的对象是故事，故事是有头、有腹、有尾等情节发展的一种文体。教科书中可被视为故事的文本至少有：历史事件、记叙文，当然还有教科书中通常也会收录的童话故事、历史故事、神话故事、小说等。故事分析的架构可从故事的元素切入，也可能从故事的功能、说故事者的想法或手法去做分析，或采Greimas（1966）的二元对立的分析架构（Bauer & Gaskell，2000；张芬芬，2014）。
{31} 此表主要参考来源如下：蓝顺德（2006）、苏永明与方永泉主编（2008），以及笔者从网路上的查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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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6篇
作为校长，刘宏民领导燕山大学在2004年以两个文明建设的突出成绩同时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获得单位”和“河北省先进集体”的称号；2005年12月，国家科技部正式发文批准燕山大学建设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06年8月7日，河北省政府和国家科技部领导共同为燕山大学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揭牌，从而实现了河北省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零的突破；2006年11月，成功实现了国防科工委与河北省共建燕山大学，为学校的发展拓展了新的空间。2006年4月，刘宏民校长以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如今的累累硕果，源自刘宏民教授20多年始终不渝的报国之志和坚韧不拔的品格。
立志创新，敢于走前人未走过的路
1982年，刚从东北重型机械学院(燕山大学前身)冶金机械专业毕业的刘宏民又考入该校的研究生，继续从事轧钢设备及工艺方向的研究工作。在选择自己的研究课题时，刘宏民面临了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刘宏民当时从事的是钢材产品中最主要的产品――板带钢的板形控制理论的研究工作。板形(平直度和板凸度)是板带材的重要质量指标，板带轧机是板带材生产的关键设备，板形控制是大中型板带轧机的关键技术和高难度技术。那时我国板形控制技术整体水平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相对落后，制约板形控制技术提高的关键是关于板形理论和控制数学模型的研究滞后于技术的发展，缺乏先进的板形控制模型。当时，在板形基础理论研究方面主要依赖国际上占主导地位的“变分法”、“三维差分法”、“有限元[条)法”、“边界元法”等理论方法。面对我国板形控制理论自主创新能力不强，特别是核心竞争力不强，存在着较大的对外依赖的现状，刘宏民没有选择跟踪国际时兴的板形控制理论方法的研究工作，尽管那样做有现成的理论模型和软件，也容易发文章；他决心走前人未走过的自主创新之路，用自主创新的科研成果推动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进而推动社会进步，做出中国学者对人类的科学技术应有的贡献，即使可能浪费几年的时间甚至冒更大的风险，也在所不惜。
目标确定之后，刘宏民便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充满风险、挑战和希望的自主创新之路。在向未知领域的艰难探索过程中，刘宏民克服了许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面对无数次的失败，他百折不回；面对几十元的助学金，他守住了清贫；妻子在外地读书，孩子被送回父母家抚养，他能守得住孤独；面对学术界浮躁、急功近利的不正之风，他又守住了寂寞。经过5年持之以恒的探索和努力，刘宏民终于在1987年攻读博士学位期间首次提出了一种新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应用于板带轧制过程仿真的一种新的数值计算方法――“条元法”。“条元法”的优点是：使问题降维，计算量大大减少，适合工程应用，能够分析其他方法目前尚未做到的大宽厚比(1000以上)的板带轧制过程。“条元法”与传统有限条法的区别是：传统有限条法根据变分原理导出刚度方程，最后由刚度方程求解节线位移参数；而“条元法”是通过对整个变形区(所有条元)使用变分原理，由优化方法直接搜索使总功率为最小的节线位移参数，而避免了变分求导运算，形成节线载荷和单刚及总刚的运算，概念简明清晰，运算更为简单。以“条元法”为新的板形控制理论的核心和特色，刘宏民教授及其所领导的课题组又进一步提出了完整、系统、实用的板形控制理论模型体系，在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模型研究、仿真软件开发和工程技术提升方面做出了重大的、创造性的成就和贡献。其科研课题《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体系、数学模型、仿真软件及其应用》经过近20年的逐步完善和发展，已成功地应用于国内宝钢、攀钢、邯钢、西南铝加工厂、西南精密带钢厂等大型钢铁企业，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仅在近5年内就获得2亿元的经济效益。刘宏民教授的上述成就和贡献，具有独立的知识产权，他丰富和发展了板形控制理论，形成了自己的特色，为板带轧机板形控制模型的研究开发提供了理论基础和数字仿真工具，为提升我国板带轧机板形控制水平，实现核心技术国产化，做出了重要贡献。该成果获2004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被评为2004年度全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九大进展之首。
2005年7月，刘宏民课题组又承揽了大型成套工程项目，与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900mm平整机组设备总包供货项目，合同总金额160785万元，创燕山大学单项科研经费之最。高校能承担如此大的科研项目并不多见，它扩大了燕山大学的社会影响力。合同要求为用户提供900mm平整机组机械、流体和电气设备的设计、制造、供货、调试、设备运输、服务等，并对所设计和供货的机组的可靠性、成套性和完整性负责。该机组年产11万吨精密冷轧带钢，年产值约5亿元。2007年2月，该项目已顺利通过验收。
刘宏民教授在科研领域为国家和社会做出的突出贡献得到了党和国家的充分肯定。刘宏民教授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优秀教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1997年度第一、二层次人选，先后承担过多项国家与河北省的科研项目，其中“模拟轧制过程条元法”，1996年、2月获原机械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板形控制的机理模型与条元分析方法”，2003年、月获教育部提名国家科学技术奖自然科学二等奖；“工程三维轧制理论及其应用”，1997年3月获原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二等奖(甲类：自然科学奖)；“板形理论及其应用”，1998年12月获国家机械工业局科技进步一等奖；“板带轧机板形控制的理论体系、数学模型、仿真软件及其应用”，2003年12月获河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2004年12月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刘宏民教授出版专著两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他还兼任中国金属学会冶金设备分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重型机械专业评审委员会委员、《机械工程学报》和《工程力学》杂志编委等职务。
恪尽职守，勇于改革
刘宏民教授于2003年9月被任命为燕山大学校长。上任以后，刘宏民校长以改革为动力，以发展为主题，以超人的胆识和魄力不断推进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
2004年初，为全面提升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
刘宏民校长与燕山大学领导班子其他成员团结合作，以求实创新的精神大胆进行师资队伍与学科建设工程，科技创新工程，教学改革与教学质量工程，大学生素质教育和毕业生就业工程，研究生创新教育与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工程，大学科技园发展建设工程，大学文化研究与建设工程，学校管理科学化、制度化和规范化工程，校园环境与校园文化建设工程，后勤社会化改革工程等十大工程建设。十大工程实施以来，整个学校的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有了全面的提升，学校面貌焕然一新。
2005年，燕大学科建设又取得了显著成绩，学校新增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4个，博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9个；新增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10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专业20个；新增公共管理(MPA)专业学位授权点；新增2个省级重点学科。2004年和2007年，燕山大学有两篇博士论文入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05年，燕大有2篇博士论文获得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2005年，在全国首次研究生教育评估中，燕山大学入选中国高校研究生教育综合竞争力100强，排名第90位，位居河北省首位，在全国理工类高校中排名第38位。2005年，燕大科研到款总经费为1.55亿，创学校历史新高；学校获国家“863”、“973”立项5项，合同额574万元，再次刷新学校历史记录；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8项，总合同额达837万元，立项数目、项目水平和立项经费为河北省高校之首位；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奖9项(其中教育部、河北省科技进步奖各一项)；亚稳材料制备技术与科学重点实验室被科技部批准列入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计划；重型机械流体动力传输与控制实验室、并联机器人与机电系统实验室通过了河北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正式列入省级重点实验室管理序列。2006年，实现了国防科工委与河北省共建燕山大学，教育部轧制设备及成套技术工程研究中心落户燕大，当年燕大又入选2006年度“长江学者和创新团队发展计划”创新团队名单。2007年，燕大又捷报频传：新增“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两个博士后流动站，提前3年实现了燕大“十一五”发展规划确定的目标；河北省首个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机械工程学科)落户燕大，同时新增4个二级国家重点学科，提前完成了燕大“十一五”规划确定的目标；“极端条件下的机械结构与材料学”实验室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全年科技经费到款在连续四年突破亿元大关的基础上再创新高，超过2亿元。2008年，燕山大学有4个学科专业被评为国防重点学科专业。
廉洁自律，慎重用权
担任校级领导职务以后，刘宏民教授对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始终认真学习和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有关党风廉政建设的有关规定。他经常告诫自己：手中的权力是党和人民赋予的，“官”是自己为师生服务的岗位，“权”是为师生服务的工具，应当也必须运用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尽心竭力地为全校师生员工服好务。有了这种清醒的认识，刘宏民校长时时、处处、事事廉洁自律，慎重用权，而且主动自觉地接受群众监督，自觉抵制权力腐败。从2000年任副校长主管招生工作以来，他严格执行国家的招生政策和有关规定，自觉遵守招生纪律，学校招了八届近6.2万多名学生，没有发生过一次违纪事件。
2003年，刘宏民教授任校长时，正是学校西校区6.4亿元的建筑工程陆续开工之时，他严格地按照国家关于基建工程的法律法规办事，明确要求领导班子成员都不准插手基建工程，他还多次在全校中层干部大会上明确表态：“基建工作不允许有个人利益，学校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不会向工程指挥部介绍任何工程队，请大家监督我!”从工程招标、投标，到工程的施工、验收和审计，刘宏民校长对基建工作始终坚持不插手，不干预；既严格要求，又提供宽松和谐的工作环境。其间，有大小10多家公司先后找过他，有的通过熟人，有的通过主管部门的领导，还有的以高级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的身份来要工程。对每一位有资质的求助者，刘宏民校长都不卑不亢地建议他们自己到工程指挥部报名参加平等竞争。
刘宏民校长不仅时时、处处、事事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自己的亲友。担任校长以来，家乡的许多亲友纷纷来秦皇岛向他提出安排工作、调转、要工程项目、来燕大经营等各种要求。对远道而来求助的亲友，刘宏民校长总是和妻子把他们请到家里热情招待，并晓之以情、动之以理，临走时再送给路费。在任校级领导职务8年多的时间里，刘宏民校长没有利用职权为亲友办过一件违反原则的事。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7篇
首先，摆正研究生教学管理的位置。明确好教学管理人员的服务意识，对学校的有关规定与通知，做到上传下达，起到桥梁和纽带的作用；其次，对研究生教学和管理文件进行系统整理。健全各种规章制度，使研究生导师和学生在执行工作、任务时，能够做到有章可循。可建立的教学管理文件体系包括：教学类如课程教学安排（含教学大纲、教师授课计划书、听课记录、课程试卷等）、研究生个人培养计划、开题报告、科研情况等；管理类文件包括研究生推免工作章程、中期考核办法、导师守则等。最后，制定教学工作安排。条理安排学期各阶段事务，有条不紊开展工作，切实为师生服务，提高教学管理工作的实效性。
二、加强学风管理
要严肃学风纪律，做好教学情况检查，完善考勤管理制度。可成立学院研究生教学情况检查小组，由教学院长担任组长。小组成员有：学科带头人、各导师、教学秘书、辅导员等。其中，教学院长重点负责对教师上课进行听课检查和评价；学科带头人重点负责对本专业的教师授课准备工作进行检查；导师重点负责对学生专业学习、科研活动情况进行检查；辅导员重点负责对学生报到情况、学风等方面进行检查；教学秘书重点负责对学生上课情况进行检查，并对相关工作进行协调和总结。任课教师加强上课点名制度，缺勤学生履行请假手续，限制迟到、早退、旷课现象的出现。
三、加强研究生专业兴趣培养、学术实践及交流
在研究生入学动机较为复杂的情况下，培养其对专业的兴趣。研究生扩招后，在绝大部分学生追求学术理想的趋势下，不乏存在学生为逃避社会压力、获取高学历文凭等而读书的现象。因此，培养研究生的专业兴趣，将其注意力吸引到学习上来，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首要任务。学术实践和交流则是研究生科研能力培养中不可或缺的环节，也是锻炼和检验其学习效果的最好机会。可采取措施有：（1）鼓励学生加强学术实践，定期参加各种读书会、学术交流，在认真读书的基础上，撰写各类学术论文，以此提高自身的科研能力。（2）加强学术交流。鼓励导师带领研究生参加各种学术会议，拓宽其研究视野和领域；在本学科和跨学科领域邀请海内外知名学者给研究生讲学，通过与名师面对面的交流，帮助研究生了解治学途径，掌握研究方法，熟悉学术研究的前沿领域等。
四、改革课程设置
研究生的培养过程分为课程学习阶段和学位论文阶段。通过系统的课程学习，打好学术基础，可以使研究生更好地完成论文写作。因此，培养方案中的课程设置对研究生的培养至关重要。文科课程设置一般在一年内上完所有课程，论文写作、答辩在余下两年完成。第一年大量课程的设置使研究生缺少时间主动学习研究，后两年的空闲又容易滋生惰性，不利研究生的健康成长。这种情况下，以一级学科下课程设置实践为例，我院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根据学院情况及培养合格研究生的需要，对课时进行了必要的调整。培养方案课程设置中专业类课程进行整合、精简，修订后每生需修公共基础课2门，专业基础课2门，专业课2门，选修课6门（要求学生跨专业选修一门，跨学科选修一门），总学分达到34学分，符合学校要求。此外，专业类课程授课方式调整为讲授与实践两方面，基础理论课程讲授课时精简了三分之一，选修课程课时精简了二分之一，其目的是让学生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毕业论文的撰写及理论实践部分，取得更好的学习成效。
五、加强研究生培养环节管理
加强对毕业论文开题、中期检查、预答辩、答辩的管理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几个关键环节。在进行培养环节的过程中组织学科进行自查。制定开题、中期检查、答辩工作的时间表及工作步骤，定期召开学科带头人会议，通报各学科毕业生论文撰写基本情况，及时布置学科进行自查工作。毕业论文的开题确定了论文的选题依据和意义、进度计划等，是研究生学习生涯的立足之本。开题环节要求学生与导师反复调查和论证，确定选题，做好开题报告。论文中期检查能够及时发现研究生论文撰写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加强论文工作的过程控制，保证论文的质量。论文预答辩、答辩的组织管理主要做到按时提交学位论文，评审人员认真做好论文评阅工作，答辩过程严格公正。抓好研究生培养环节的同时，还可在学生、导师、学科各个群体层面分别开展工作。针对不同年级研究生的培养进度对其进行教育。对处于课程阶段的一年级学生，鼓励其对自身严格要求，定好学习计划和发展目标。对进入论文写作阶段的二、三年级学生，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强调论文抽检不合格的后果，要求学生在撰写论文过程中端正态度、尽心尽力，严格遵照论文规范，严禁剽窃、抄袭等。此外，可聘请相关博士，对硕士生开题、答辩、修改等环节进行辅导，帮助学生写出优秀的毕业论文。学科之间进行经验交流也是提高研究生培养水平的一种有效手段。我院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下设文艺学、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典文献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及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7个二级学科。其中，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3个学科具有较为丰富的研究生培养经验，在按照学校统一步调进行人才培养的过程中，从招生、订立培养方案、论文开题、中期考核到毕业答辩等，都能根据专业特色及时进行培养措施的调整和加强，做到切实可行。在历届毕业论文抽检中，被检论文均顺利通过检验。新增学科尚缺乏研究生培养经验，学习老学科的经验，努力提升带教导师的个人水平，是顺利完成研究生培养任务的良好途径。
六、加强导师队伍建设
研究生培养实行导师制。研究生主要跟从导师学习专业知识，开展科研工作，两者之间接触多，联系紧密。导师最容易了解带教学生的思想品性和学习水平，在学术、教育、阅历等方面具有权威性，容易被研究生接受。因此，充分发挥导师主观能动性，让导师参与管理，对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学院应加强导师队伍建设，提高导师品德素质、学术素养。要求导师敦促学生认真对待论文，抓好学生撰写论文中的各个环节，正确引导学生论文方向。此外，针对新增导师培养研究生经验缺乏的问题，可定期对导师进行培训和师德教育，提供导师之间交流经验的机会，帮助导师指导好自己的硕士生，使其顺利修完课程，完成学位论文的写作。研究生教学管理工作是一项复杂的工程，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必须把握教学管理工作方法的客观规律，及时总结经验,对各种工作方法加以综合，做到与时俱进，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教学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8篇
（《财经》2013年第22期 “‘’刘铁男”）
刘铁男
>> 读者评论 常见问题解答 当前所在位置：中国论文网 > 管理 > 读者评论 2013年23期 读者评论 2013年23期 杂志之家、写作服务和杂志订阅支持对公帐户付款！安全又可靠！ document.write("作者： 本刊编辑部")
申明:本网站内容仅用于学术交流，如有侵犯您的权益，请及时告知我们，本站将立即删除有关内容。 审批制度改革刻不容缓
（《财经》2013年第22期 “‘’刘铁男”）
刘铁男的腐败能量巨大，就在于紧握审批大权，然后大肆寻租。刘铁男案例之所以典型，就在于它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诸多权力部门的现行通病。审批充斥随意性，审批机制不透明，核准无标准，程序不受监督，审批者有权无责。此种严重失范又不能及时纠正的审批状况，导致掌权者堕落是小事，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是大事，至于其扭曲人性、践踏市场精神等负面影响更难以估量。
近些年来，审批改革的方向日益清晰，呼声日高，但人们又听过几个“壮士断腕”的悲壮故事呢？在另一方面，只要审批权还存在，无论掌握在哪一层级、哪一人手中，都有被腐蚀的危险，有效监督因而不可或缺。但从审批改革的实际来看，这往往是被忽略的方面。 北京 滕朝阳 完善地方政府举债的制约机制
（《财经》2013年第22期 “底特律复兴挣扎”）
底特律破产事件在当地反响尚为平静，在联邦体制下，美国地方政府债券几乎由机构投资者持有，州之间及州内各地方政府间财政运营具有封闭性，某一地方政府破产并不会对国民造成严重影响。中国在中央地方关系、财税政策等方面虽与美国有本质区别，但底特律式破产对于国内解决地方政府财务问题仍有一定借鉴意义。
底特律给城市规划敲响了警钟，城市发展不能单一化。底特律走向破产就是因为产业衰落和人口外迁造成政府税收减少，导致其无法支撑债务偿还、继续承债和公共服务等，且无法通过新增市政债来继续融资。中国政府也出现了大规模的债务负担，就是因为没有完善从源头上约束地方政府过度和无序举债的制约机制，使得有些地方一再借担保、影子银行等融资平台来获得没有偿债保证的新增债务，许多地方政府其实已经不具备融资条件，而这蕴藏着巨大隐性风险。 江苏 王辉 诚信和食品安全保证
（《财经》2013年第22期 “恒天然祸殃乳业”）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9篇
教育部主管、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教学与研究》杂志即将迎来60周年华诞。60年来，《教学与研究》杂志始终坚持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服务的宗旨，既是高校广大马克思主义理论课教师的良师益友，也是助推我国经济学教师和经济理论工作者研究中国经济重大问题的一个高端学术平台。
我于1978年开始承担高校政治经济学的教学工作。当时，国内文科学术刊物匮乏，直接为高校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和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等专业教学与研究服务的公开发行的学术刊物仅有《教学与研究》一种。每逢新的《教学与研究》杂志面世，系里各教研室的老师争相阅读，从中获取理论滋养和教学启迪。后来，从有利于工作出发，我长期订阅《教学与研究》杂志。我不仅是该杂志的一名忠实读者，还逐渐成为该杂志的一名作者，从而与该杂志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科研论文，就是发表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1983年，蒋学模教授主编《政治经济学教材》第三版问世。该教材作为我国高校公共理论课中普遍使用的政治经济学教材，在社会上的影响很大。该教材重视对社会主义经济效益问题的阐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就是社会主义经济活动过程中劳动耗费与劳动成果的比较。该教材提出一个表现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基本公式：劳动成果-劳动耗费/劳动耗费，并举例加以说明：一项经济活动，如果劳动成果为10元，劳动耗费为8元，则经济效益就是（10-8）/8=25%；如果劳动成果和劳动耗费都是8元，则经济效益就是（8-8）/8=0，表现为零效益；如果劳动成果为8元，劳动耗费为10元，则经济效益就是（8-10）/10=-20%，表现为负效益。
当时，我所在的高校就是使用这本教材。我发现该公式和举例存在明显的概念偏差，于是便与同事陈中杰副教授共同进行研究。我们认为，该公式和举例中的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不是指使用价值形式，实际上是指价值形式。但从价值上看，则又存在着劳动耗费等于c+v+m、劳动成果的价值也等于c+v+m（即劳动耗费和劳动成果在价值量上相等），从而无法比较经济效益大小的问题。问题的症结，在于该教材没有把劳动耗费与成本区别开来。我们认为，将表现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公式改为劳动成果-成本/成本较为妥帖。套用该教材的例子，如果一项经济活动的劳动成果为10元，成本为8元，则经济效益就是（10-8）/8=25%；如果劳动成果和成本都是8元，则经济效益就是O，表现为零效益；如果劳动成果为8元，成本为10元，则经济效益就是-25%，表现为负效益。在此基础上，我们提出应从使用价值和价值两方面来考察社会主义经济效益。从使用价值上考察，以劳动耗费与有用劳动成果的比较来表示；从价值上考察，以成本与有用劳动成果（社会必要劳动耗费）的比较来表示。综合起来，社会主义经济效益的基本涵义是劳动耗费、成本与有用劳动成果的比较。我们将上述观点撰写成《对一种社会主义经济效益公式的商榷》一文，并投至《教学与研究》杂志。不久，这篇文章便在《教学与研究》杂志1984年第2期上发表。我和陈中杰副教授倍受鼓舞，同系的其他老师也投来羡慕的目光。后来，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材》重新修订，将原第三版教材中的该公式和举例予以删除。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的按劳分配成为我国经济学界探讨的一个热点问题。其中，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成为经济理论研究的一个难点。围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问题，当时较为流行的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统一。对此，我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研究，先后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两篇论文。当时，我已来到北京工作，在投稿和改稿的过程中结识了后来长期交往并给予我许多宝贵帮助的陈翔云女士。在第一篇论文《按劳分配的综合计量尺度》（载于《教学与研究》1989年第4期）中，我提出并论证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应采用综合计量尺度，即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社会平均劳动时间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三者的有机统一；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内部，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应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企业平均劳动时间两者的有机统一。该文还明确提出和论证了企业平均劳动时间的概念，并将其纳入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该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全文转载。在第二篇论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是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载于《教学与研究》1993年第1期）中，我部分地改变了原有的观点。我认为，决不能把制约按劳分配实现水平的社会主义企业外部的商品经济关系与社会主义企业内部的按劳分配原则混同起来，并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深入论证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能成为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在此基础上，我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按劳分配的计量尺度，在全民所有制企业内部是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与企业平均劳动时间的有机统一，在集体所有制企业内部则是企业平均劳动时间。这一观点，此前未见有其他学者提出过，并为我后来在《经济研究》杂志发表的论文《刍议按劳分配中的“劳”》奠定了理论基础。
搞活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是我国改革与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问题。对此，我在较长时期内进行了重点研究。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撰写了《试论搞活搞好国有大中型企业的基本途径》一文，从转机建制、强化管理、科技进步、政企分开、配套改革、扶优汰劣等六个方面进行了论述。该文投至《教学与研究》杂志，陈翔云女士审读后，与我进行了坦诚的交流。她既肯定了该文的主要优点，也指出了该文的一些不足。她特别提到，该文在科技进步这方面的论述缺乏力度，应进一步深入挖掘并提出具体路径。受到陈翔云女士的点拨和激励，我又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我先将修改过的论文投至别的学术刊物发表；又将原文中科技进步这部分内容深化拓展为一篇新论文《略论我国企业技术改造的主要问题与对策》，并投至另一份学术刊物上发表。这两篇论文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工业经济管理》全文转载。其中，后一篇论文中的主要观点（我国企业应尽快实现从重基建、轻技改向抓基建、重技改转变，从重引进、轻创新向抓引进、重创新转变，从轻开发、低转化向重开发、高转化转变，国有企业技改投资主体从国家为主向企业为主转变）经过改写，还以《企业技改亟待四个转变》为题在《经济日报》理论版上发表。
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质是物质利益的深刻调整。改革开放以来，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一直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和难点。近些年来，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问题愈益突出，引起了整个社会的普遍关注。2008年末，我主持承担国家“十一五”“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子课题“开放型经济下我国个人收入分配问题研究”。2010年2月，我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我国当前个人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与对策》一文。2011年12月，我和王飞教授在《教学与研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低工资制度的阶段特征与中期对策》一文。这两篇论文均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全文转载，并在经济学界产生了良好影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和王飞教授提出的制定并实施中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的对策建议，与中共十报告中提出的到2020年要实现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一量化目标基本契合。
我和王飞教授在该文中，针对“十二五”乃至更长时期改革与完善我国低工资制度问题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五方面的对策建议。其中，我们明确提出制定并实施我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并进行了初步的论证。原文如下：
“抓紧制定并实施我国居民收入（在此指居民实际购买力或居民实际收入）十年倍增计划。目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笔者建议，我国应制定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2011-2020年）。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十年翻一番，既是我国显著提高‘两个比重’（即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和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的迫切需要，也是我国实施扩大内需战略特别是大力提升居民消费能力的迫切需要，还是我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迫切需要。笔者认为，实现我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既有必要性，也有可能性。我国‘十二五’规划提出，‘十二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拟年均增长7%。我国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6%，全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将大大超过7%。考虑到我国‘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速可能有所下降，假定我国‘十二五’、‘十三五，时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速为7%，假定在此期间我国居民收入年均增速同为7%（在实施过程中，可假定‘十二五’时期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为8%，‘十三五’时期居民收入年均增速为6%），即可基本达到居民收入十年翻一番的目标。当然，我国居民收入十年倍增计划若能实行，并不等于我国不同行业、不同群体的个人收入都是同步增加。应区分不同行业和不同群体，使广大农民和城镇农民工等低收入群体以及低收入行业职工的收入以更快的速度增长。”（《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2期第34页）
在撰写该文之前直至该文发表，我和王飞教授在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和内部研究资料中，未见有别人（或单位）提出过相同或类似的对策建议。该文发表后，我迅速将刊发该文的《教学与研究9（2011年第12期）快递给国家发改委就业和收入分配司负责同志，供他们在制定我国个人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过程中研究与参考。我与该负责同志原本并不认识。2010年，我和王飞教授曾在另一权威杂志上发表了《中国个人收入分配改革：成就、问题与对策》一文。该文被《人民日报》理论版摘发了要点，也引起了该负责同志的重视。他指示该部门相关人员研读了我们的论文，并写了评语。随后，他又与我进行联系和交流，并受聘兼任我负责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的学术指导，还参加了我们研究中心的揭牌仪式。2012年3月2日，我在《中国教育报》理论版上发表《我国个人收入分配怎样改？》一文，重申了这一对策建议。该文发表后，迅即被一些媒体和网站转载。中共十召开后，许多网络与媒体热议我国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十年翻一番这一话题，但未见有文章披露这一量化目标的形成过程，也未见有学者或部门声称他们是该量化目标的始作俑者。
我和王飞教授提出的这一对策建议，与中共十报告中提出的相关量化目标基本相似：（1）遵循“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基本原则相同；（2）我国居民收入十年（2011～2020）翻一番的基本提法相同；（3）在量化计算中剔除消费价格上涨因素也相同。我们发表的论文中明确提出居民收入是指居民实际收入，这表明须剔除消费价格上涨因素；中共十报告中虽未明确提出居民收入是指居民实际收入，但在《十报告辅导读本》所载的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对此问题的权威解读中，可以看出十报告相关提法的本意也是剔除消费价格上涨因素。当然，我们的提法与中共十报告中的相关提法也有一定的区别：（1）中共十报告中使用了“城乡”和“人均”的概念，这种表述更为细腻，并且引入了2011-2020年这十年中人口的增量因素，从而对2020年我国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应达到的总量指标要求更高；（2）按照中共十报告中的相关提法测算，2011-2020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速和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年均增速是7.17%（或者7.2%），而不是我们论文中预计的7%。中共十报告“是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智慧的结晶”。无论是我们提出的对策建议与中共十报告中的相关提法不谋而合，还是我们提出的对策建议曾对中共十报告中相关提法起到了某种积极作用，我们都非常高兴。为了将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既要加强理论创新，也要尽力在能够转化为正能量的对策创新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增权理论论文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校本课程开发；统计；文献综述
一、文献来源和检索方法
本文的文献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课程・教材・教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评论》、《教育研究》、《上海教育科研》、《教育理论与实践》、《教育研究与实验》等六种核心期刊。
本文选取检索的时间范围为1991-2010年这20年，并以“校本课程开发”为关键词进行模糊检索，共检索到相关论文93篇，剔除无关论文最后得到88篇论文，从而得到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研究的初步统计结果。
二、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的统计分析与综述
1.年度数量统计分析
图1校本课程开发论文年度数量统计图
如图1所示，我国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论文数量在1999年之前基本为零，自1999年之后平稳的增长，在2004年达到高峰，自2006年之后基本保持稳定。这说明在1999年校本课程开发在我国还是个新兴事物，而并不是说1999年之前我国学者们没有关注到校本课程开发这个领域。在1992年《课程・教材・教法》的第4期中就刊登了《香港教育署推行“学校本位课程设计”》 一文，专门介绍1988年以来香港推行校本课程开发的情况。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第二部分第14条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这可能直接促进了我国专家学者们对校本课程开发更多的研究和关注。而随着2003年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规模进一步扩大和2004年课程改革试验工作进入全面推广阶段，专门研究校本课程开发的文献数量大幅度增加并达到高峰。
2.内容统计与综述
图2校本课程开发论文分类统计图
如图2所示，本人通过阅读和筛选大致将这六种期刊中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论文按内容主题分成以下几类：校本课程开发本身；国外经验介绍；实践和反思；校本课程开发与教师；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
①对校本课程开发本身的研究。通过笔者的统计和阅读，发现关于校本课程开发本身的研究是整个研究中占的比例第二多的（见图2），共有21篇。并且主要集中在2003和2004年之前，在这之后的相关研究较少，多为实践总结之类，我想这是符合我国教育研究的发展规律的。
通过阅读筛选，我发现这部分还可以细化分为：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产生与辨析，校本课程开发意义或价值，校本课程开发的特点与条件，影响校本课程开发的因素，校本课程开发的类型等。
A.概念的产生与辨析。校本课程开发这一术语是由菲吕马克（Furumark）等人在1973 年一次讨论课程的国际性会议上提出的。他们当时把它界定为学校中的教师对课程的计划、设计和实施。1979 年欧洲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指出：校本课程的出现，其实也是教育制度内权限与资源重新分配的现象。它基于这样的理念：设计课程最适宜的空间，是教师与学生进行教与学活动的地方――学校。
目前国内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尚无一致的界定。如徐玉珍（2001）：校本课程开发是在学校现场发生并展开的，以国家及地方制定的课程纲要的基本精神为指导，依据学校自身的性质、特点、条件以及可利用和开发的资源，由学校成员自愿、自主、独立或与校外团体或个人合作开展的，旨在满足本校所有学生学习需求的一切形式的课程开发活动，是一个持续和动态的课程改进的过程。廖哲勋：校本课程开发活动是以学校为基地而展开的由课程设计、课程试验、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重大活动组成的一种系统工程等等。
B.校本课程开发意义或价值。a.校本课程开发是国家课程开发的必要补充。校本课程开发和国家课程开发是各有优势和相互补充的两种课程开发模式，其中的任何一方都很难取代另一方，校本课程开发是国家课程开发的必要补充。b.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校本课程开发赋予了教师新的角色，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为教师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校本课程开发中，教师作为课程开发的主体，被赋予了课程开发的权力，因而校本课程开发对教师的课程意识和专业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校本课程开发又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因而有助于教师专业发展水平和能力的不断提高。c.对学校、教师、学生而言，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在于：它突出了学生个性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和学校特色的形成。
②国外经验介绍。由图2可以看出，这一部分所占比例不是很大，大约3篇左右。这个部分主要介绍了国外主要的校本课程开发模式和开发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如李介在他的文章中介绍了四种国外校本课程开发的模式，包括：目标模式；过程模式；实践模式；情境模式（或环境模式）等。
③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和反思。在整个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中，这一部分所占比例最大，超过50%。而且这些论文大多出现在2003年之后，一方面说明了校本课程开发的观念越来越多的受到广大学者的关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我国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和成熟。
这部分中不少研究者开始总结校本课程开发经验，反思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如肖龙海在其《“温州精神”教育的校本课程开发》（《教育研究》2006 年第6 期）一文中，从课程开发的目标拟定、课程开发的组织方式、课程资源的开发、课程开发的评价、课程开发的教师培训等多方面介绍了温州地区的校本课程开发的经验。而高洪贤的《农村小学以桑、蚕知识为突破探索综合实践课程的开发研究》（《上海教育科研》2008年第8期），则为广大农村地区学校提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
④校本课程开发与教师。关于校本课程开发与教师的研究总共有5篇，主要讨论了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中的地位与作用；校本课程开发中教师需要具备的素养等问题。如傅建明就认为学校教师是决定校本课程开发成败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且说“教师是课程开发的主要承担者、实际的操作者，在整个课程开发活动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些活动成败的关键人物。”同时李利平也认为教师是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教师增权在教师主体作用的发挥中起着重要作用，而且教师需要“增权”。
关于校本课程开发中教师应具备的素养，林一钢认为至少包括：科学的课程意识；娴熟的课程开发技术；精诚合作的精神和行动研究的素养等。
⑤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A.校本课程评价的主体和对象。林一钢认为校本课程评价应注重内部评价，校本课程开发评价的主体应该是学校课程开发委员会、教师及学生。“最重要的意图不是为了证明，而是为了改进”保证校本课程的质量，提高校本课程的内涵品质，更好地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B.评价方法选择。李臣之教授认为：广义的方法包括校本课程评价的步骤和一般方法。评价步骤包括界定校本评价对象及现象、收集评价信息、确证信息、分析解释信息、完成评价报告、实施评价的评价。校本课程开发评价的一般方法应该指向多元决策，具体有：档案袋评定、公示和综合评定等三种方法。
三、小结
综上所述，就目前来看，我国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基本上是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晚于国外相关的研究不少时间。现在国内的相关研究显然越来越深入，研究范围也越来越广泛。从对国外经验的介绍，到我国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和反思；从校本课程开发的领导和管理，到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等等都有大量的研究论述。但其中至少还存在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很多研究者多把“校本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弄混淆，甚至以校本课程代替校本课程开发使用；虽然概念上的混淆混用在实施上不会造成太大的影响，但若是各个研究者在交流时未免造成不便，也不利于学科的建设。
二是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建构还不足，理论研究较混乱，因此很难指导实践；虽然有部分作者介绍了国外的一些校本课程开发的模式经验等等，但这部分研究显然太少，不足以引起大多数学者的重视。另外国内也有研究者尝试从地方传统特色和资源优势等方面进行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也确实收到不错的成效。但专门从事理论创建的研究却并没出现，或许从实践经验总结建构出适合我国国情、校情的校本课程开发模式或理论，将是我国内学者下一阶段研究的重点。
三是多把校本课程开发当成校编教材，实践者多含有功利心理。
四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主要是集中在各方面条件好的城市学校，而农村校本课程开发的情况并不理想。在所有找到的研究文献中，专门研究农村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论文只有6篇，有4篇是关于实践经验介绍，1篇是对农村地区校本课程开发价值和策略的探讨，还有一篇是对农村地区校本课程开况的调查研究。可见农村地区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并不多，质量也不高，需要得到广大学校和学者更多重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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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徐玉珍.是校本的课程开发，还是校本课程的开发――校本课程开发概念再解读[J].课程・教材・教法，2005（1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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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傅建明.校本课程开发的价值追求[J].课程・教材・教法，2002（7）：21.
[7]李介.国外校本课程开发模式带给我们的启示[J].教育理论与实践，2010（9）：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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