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巴塞尔协议范文
时间：2023-02-25 12:59:38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1篇
[关键词]旧巴塞尔协议；巴塞尔报告；新巴塞尔协议；三个支柱
一、新巴塞尔协议与旧巴塞尔协议的由来
当今社会，本国银行跨境经营业务早已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迅速发展，外国银行机构在境内也大量涌现，其所带来得监管困难已非任何一国能够独自解决，某一银行的倒闭很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由此，十国集团国家于1975年2月在巴塞尔成立了“银行规则与监管实践委员会”，后更名为“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体制就是在巴塞尔委员会这二十多年来颁布的一系列有关银行监管的原则、规则、标准和建议的巴塞尔文件中确立形成的，它主要由1983年的《巴塞尔协定》、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1997年《巴塞尔核心原则》及其系列文件组成。其中，监管的核心内容是对国际银行的资本充足的有效监管。最著名的当属1988年颁布的《统一国际银行资本衡量和资本标准》(又称“巴塞尔报告”或“巴塞尔资本协议”)。随后，巴塞尔委员会又对“巴塞尔报告”作了诸多补充规定和修正。2001年6月25曰，巴塞尔委员会发表了经过两度修正的《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第三个征求意见稿，决定将征求意见的截止日期推迟到2002年初，并于2004年底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进行了定稿。从1975年9月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人称“新巴塞尔协议”)第一个征求意见稿的出台，再到2006年底新协议的正式实施，时间跨度长达30年。笔者在本文中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征求意见稿(第一稿)为分水岭，此前的所谓旧巴塞尔协议实际上包括1988年的《巴塞尔报告》及其后的补充规定和核心原则，而新巴塞尔协议则统指2001年6月截止的三个征求意见稿。
2006年底，中国金融业全面开放，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将完全按照国际惯例运作，在服从国际“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应对国际化竞争。中国银监会在2007年下发的指导意见中就指出：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实施新资本协议不仅有助于提高国际竞争力，符合长远发展目标，而且在技术上具备现实可行性，在经济上也符合成本效益的原则。
二、旧巴塞尔协议的核心内容――《巴塞尔报告》
虽然在旧巴塞尔协议中，1997年颁布的《有效监管银行的核心原则》是巴塞尔委员会多年工作成果的汇集，它分别在7个方面系统阐述了有效银行监管必备的25项基本原则，但从根本上看，《核心原则》正是在《巴塞尔报告》的基础上凝结、发展而来的。《巴塞尔报告》在协议中的地位由此可见。《巴塞尔报告》首次对资本进行分类，并提出了“资本充足率”的概念，因此也有人将其称之为资本充足率报告。
《巴塞尔报告》同时也反映出报告制定者监管思想的根本转变，它的特点主要体现在：首先是监管视角从银行体外转向银行体内。其次，监管重心从母国与东道国监管责权的分配转移。从资本标准及资产风险两个方面对银行提出明确要求。再次，报告开始注重资本金监管机制的建设。最后，报告规定了过渡期及各国当局自由度的安排。 《巴塞尔报告》的推出意味着银行资产负债管理时代向风险管理时代过渡。此后围绕银行监管产生的核心原则或补充规定等，都是在报告总体框架下对报告的补充和完善。
三、“三大支柱”确立新巴塞尔协议的精髓
1997年7月全面爆发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引发了巴塞尔委员会对金融风险的全面而深入的思考。由此，诞生了1999年6月《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又称“新巴塞尔协议”)。被誉为新巴塞尔协议的三大支柱的分别是：最低资本要求、监督检查原则、市场纪律规则。
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
从新协议的名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继承了旧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资本占风险总资产的比重仍然保持在8％，仍将资本金要求视为最重要的支柱。然而，新协议的资本要求已经发生了极为重大的变化，将银行所面临的主要风险从原先的信用风险拓展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一变化表明，巴塞尔委员会已充分认识到随着各国际银行金融衍生工具的急剧增长，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已成为了仅次于信用风险，威胁银行发展甚至走向破产末路的“杀手”。新协议在银行最低资本要求的公式中，分母由原来单纯反映信用风险的加权资本加上了反映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内容，即信用风险的加权资产与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所需资本的各12.5倍之和作为分母。
新协议规定的“最低资本要求”克服了旧协议存在的一些弊病。首先，OECD成员国的标准地位退居次要位置，将主要按外部信用评级的高低进行风险权重的计量，即使要对资产进行风险评定，也要求银行依靠自身的风险评估或是根据一些国际性评级机构的评定结果而定。其次是增加了风险级次，在原有四个风险权重的基础上，增加了风险权重。最后，新协议所考虑的最低资本要求不仅取决于某一种资产单一风险的特性，还考虑各种资产风险的相互关系。银行风险若集中于单一借款者或与某一借款者高度相关的借款者，则其风险变动极易扩大化。因此，新协议建议各银行在采取内部评级方法时要考虑到这一情况。可见，新协议在细化银行资产风险的基础上，更考虑了各风险的相互作用给银行资产稳定性带来的影响，这是旧协议中单一的信用风险所无法比及的。
支柱二：监督检查原则
从新巴塞尔协议可以看出，巴塞尔委员会强化了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职责，提出了较为详尽的配套措施。监管当局的具体监管职责包括：
(1)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四大原则。原则一：银行应具备与其风险状况相适应的评估总量资本的一整套程序，以及维持资本水平的战略。原则二：监管当局应检查和评价银行内部资本充足率的评估情况及其战略，以及银行监测和确保满足监管资本比率的能力。若对最终结果不满足，监管当局应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原则三：监管当局应希望银行的资本高于最低监管资本比率，并应有能力要求银行持有高于最低标准的资本。原则四：监管当局应争取及早干预从而避免银行的资本低于抵御风险所需的最低水平，如果资本得不到保护或恢复，则需迅速采取补救措施。
(2)监管当局检查各项最低标准的遵守情况。银行要披露计算信用及操作风险最低资本的内部方法的特点。作为监管当局检查内容之一，监管当局必须确保上述条件自始至终得以满足。委员会认为，对最低标准和资格条件的检查是第二支柱
下监管检查的有机组成部分。
(3)监管当局监督检查的其它内容包括监督检查的透明度以及对换银行帐薄利率风险的处理。
从银行角度看，新协议明显要求各银行加快制度化进程。新协议特别要求，商业银行除了按照新巴塞尔协议的规定行事之外，还必须向监管当局提交完备的资产分类制度安排、内部风险评估制度安排等，从而使得与新形势相适应的新方法得到有力的制度保证。对监管方法，新协议仍然强调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二者并用的主张。
支柱三：市场纪律规则
在旧协议中，巴塞尔委员会更多采纳的是银行信息不宜公开的观点。这些观点大多认为：银行业务具有与其他行业明显不同的特殊性，无论是吸收存款还是发放贷款，都涉及到客户的商业秘密。因为银行作为一个高负债经营的特殊行业，信息公开就会影响到银行乃至整个银行业的安全与稳定。公众也普遍对银行怀有“不会破产”的概念，将银行与国家机关相类似，对银行资本营运状况漠不关心，从而加大了道德风险的发生。但新协议采取的“市场纪律规则”显然摒弃了这些观点，试图以推进信息披露来确保市场对银行的约束效果，从而将市场对银行的有效监督纳入了巴塞尔体系中。巴塞尔委员会第一次提出“全面信息披露”的理念，认为不仅要披露风险和资本充足状况的信息，而且要披露风险评估和管理过程、资本结构以及风险与资本匹配状况的信息。此外，委员会还对所披露信息的定性和定量要求也作了规定。核心信息和附加信息也要有区别的进行披露。同时，新协议对信息披露本身也要求监管机构加强监管，并要求对银行的信息披露体系进行评估。
由此可看出，新协议更倾向于将银行作为公众公司来看待，强调以市场的力量来约束银行，认为市场是一股强大的推动银行合理、有效配置资源并全面控制经营风险的外在力量，具有内部改善经营、外部加强监管所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作为公众公司的银行只有像其它公众公司一样建立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理顺了委托关系、确立了内部制衡和约束机制，才能真正建立风险资产与资本的良性匹配关系，从而在接受市场约束的同时赢得市场。资本充足状况和风险控制能力及控制记录良好的银行能以更优惠的价格和条件从市场上获取资源，而风险程度偏高的银行则往往要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保全措施。同时，信息披露所构成的社会公共舆论监督也是有效监管体系中重要的一环，有助于减少监管中的道德风险。
四、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特点
新协议考虑到了银行业近年来的发展变革，特别是考虑到银行混业经营、资产证券化等新业务、新产品发展所产生的作用影响，具有一定的涵盖性。新协议体现了以下几个主要特点：
(一)加强了对混业经营银行的监管，突破了对传统银行监管的“颈瓶”。新协议充分认识到众多银行混业经营的现实状况，在产品方面，涵盖了证券化资产和银行持有证券的资本要求。
(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敏感度。新巴塞尔协议在旧协议的基础上，增加了对“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监管和风险权重的级次。通过对这两者的评估，可在一定程度上增强银行的抗风险能力，提高风险预警的敏锐性。
(三)制定了更灵活和动态化的监管规则。巴塞尔委员会在新协议修改稿中更主张有条件的大银行提升自己的风险评估水平，打造更精细的风险评估体系，并创造性地提出了一整套精致的基于内部信用评级的资本金计算方法。新协议允许银行实行的内部评级方法，使新的监管规则程显出一定的灵活性。而在市场风险评估方面，新协议引入了市场定价的概念(marked―to―market)，使确立资本标准具有动态化的意义。
(四)重视定性和定量的结合，定量方面的要求更加精细化。新协议以三大支柱构建新的政策架构，并强调三大支柱的协调发展的必要性，本身是定量(资本计算)和定性(对监管过程、银行管理体制的要求和利用市场约束规则)方面的结合。新规则对信息披露也同时强调定量和定性的要求。
(五)银行运营状况更透明化。新协议将“市场约束规则”作为银行业务监管的一项重要内容，实质是将银行更真实地展露在市场中，受市场约束、监督、激励。信息披露的要求有利于打开银行内部的“黑匣子”，使银行资本运作趋向公开、透明。
新巴塞尔协议的诞生无疑是对旧巴塞尔协议的一次具有创新意义的扬弃。虽然新协议在风险方面、总体风险的协力控制方面、风险权重选择的客观、公正方面还存在一定障碍，但新协议无论从可选择的计量风险模式、动态化的风险监管机制，还是从定性、定量的监管标准和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都对国际银行业务的监管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为国际银行监管思想的发展注入了一股全新的力量。
参考文献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2篇
按照二十国集团的要求，这些标准将随着金融环境改善和经济复苏后逐步引入。对于银行业监管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变革是源于2007 年至2009 年的金融危机，它暴露出新资本协议的诸多不足，例如旧有的银行业监管规则中，对于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过低，使得银行体系难以抵御突如其来的全球性金融系统风险，在危机爆发时全球银行的整体资本质量不佳；目前的监管体系尚未对杠杆率进行一致的监管；金融监管体系中存在亲周期效应未引起足够重视；以及强化对单个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对系统性风险考虑不足等。这些都促使巴塞尔委员会对新资本协议进行进一步的补充和完善。
巴塞尔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1988年版的巴塞尔协议包括如下要点：
1.资本的分类；
2.风险权重的计算标准；
3.资本与资产的标准比例；
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波及全世界，而当时的Basel 机制却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在这样的背景下，1999年6月，巴塞尔委员会第一次建议，决定修订1988年协议，以增强协议规则的风险敏感性。
而Basel III受到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催生，该协议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并在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并于此后的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的G20峰会上获得正式批准实施 。该协议核心内容在于提高了全球银行业的最低资本监管标准，主要的变化包括：
（1）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核心”一级资本占银行风险资产的下限将从现行的2%提高到4.5%。新的一级资本规定在2013年1月至2015年1月间执行。总资本充足率要求在2016年以前仍为8%。
（2）增设总额不得低于银行风险资产的2.5%的“资本防护缓冲资金”，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之间分阶段执行。此后，“核心”一级资本、一级资本、总资本充足率分别提升至7.0%、8.5%和10.5%。
（3）提出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区间，由各国根据情况自行安排，未明确具体实施安排。
Basel III大幅提升了对于银行业的一级核心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水平，以有效防范在经济繁荣时期过度放贷而产生大量的隐性坏账风险，并帮助银行在经济下行周期抗击亏损，这一规则虽然未能达成最终一致，但却显示出银行监管业者更加重视加强银行体系在顺境下的资本缓冲储备，这无疑为未来进一步的金融监管规则修订指明了方向。
由于国内银行更加传统的运营模式、更加简单的资本构成以及较少的衍生工具等原因，新框架对于国内银行的影响明显小于西方银行。从短期来看，国内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基本保持稳定。经计算的杠杆率、LCR和NSFR结果较高，不仅能够满足监管要求且显著优于国际同业平均水平。资产证券化、交易对手信用风险以及交易业务风险权重的大幅度提高对国内基本没有影响。
从长期来看，新的监管标准对中国银行业资本和流动性管理的影响不容忽视。我国商业银行近几年资产快速扩张，这大大增加了资本补充压力和流动性压力。强化后的资本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将约束稳定状态下的银行信贷供给能力和信贷成本控制。
总体来说，对我国商业银行影响较大的资本相关的各项指标均从20 年起进入并行期，时间较为宽裕，但监管比率的要求可能比预期的更加严格。笔者认为，各银行应提前准备，积极应对监管改革变化对自身在实施新规定后可能出现的问题做出分析，为可能产生的影响做好准备：
・ 建立国际监管机构改革动向和银监会监管要求的跟踪和应对机制
・ 进一步强化风险约束和资本约束的经营发展理念，建立有效的资本约束机制
・ 优化资本结构，建立建全资本的长效补充机制
・ 完善压力测试方法
・ 加强对于金融创新业务的管理
・ 借助定量影响测算等相关工具，监控定量指标的达标情况并相应的采取应对措施
对于正在快速国际化的中国银行业，通过满足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监管要求，促使其合理制定未来的发展战略，全面提升风险管理能力，完善治理结构和监督机制，逐步增强在全球银行业中的竞争地位，既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同时也是难得的发展机遇。面对未来的形势和环境变化如何及时做出响应，是国内银行需要不断深入研究的课题。
参考文献：
[1]罗平.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2004.12.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在借鉴1 988年巴塞尔协议基本构架的基础上，引入了三大支柱，即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以及市场约束，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综观已有成果，主要集中在对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理论、方法及实践研究方面。理论研究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及产生的意义，指出新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控制都纳入资本充足率的框架下，在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条件下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该协议将对相关的金融业产生重要影响。在方法的研究上，从外部评级机构和银行自身内部评级等角度提出了多种计量方法，可以看出，该领域的讨论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仍需要继续深入研究。对实践的分析可知，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通过对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高，对各国银行的经营及信贷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该协议在我国的实施仍存在各种困难，我国商业银行需要在优化资本结构，强化内部管理，在对信贷评估、业务流程、信息披露等各方面向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靠近，尽可能地降低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与操作风险，使我国银行业能够健康稳定发展。
一、对理论的探讨
陈熙从创新角度研究新巴塞尔协议，发现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在信用风险领域允许银行采用外部评级机构所提供的信用等级计算其资本要求，具有高级风险管理能力的银行运用其IRB制度评定信用风险，即以内部评级代替对每一种类资产的标准化的风险加权；二是操作风险首次被纳入了资本充足率框架之下，体现了新协议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三是以监管审查和市场纪律两大支柱作为原来数量标准的补充手段，其目的是减少对第一大支柱数量标准的过度依赖，为资产评估确立一个更均衡的标准。陈玲、李文明把视角从金融界普遍关注的“新协议对银行金融风险监管的影响”转向“新协议对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入的影响”，指出这部由发达国家倡导的风险协议在促进银行业风险管理的同时，也给包括我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入带来了不利影响。金雪军、李红坤认为，国际银行业监管标准从旧协议向新资本协议嬗变途径中有两个交叉方向的变化——监管性的资本与经济性的资本、基于规则的监管与面向过程的监管。
刘百花认为，监管资本套利产生于巴塞尔协议资本监管框架的缺陷，其根源是银行最优资本和监管资本要求的不一致，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仍然面临监管资本套利的问题。张智梅、章仁俊探讨了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精神指引下，对抵押品更具风险敏感性的处理方法，解决了抵押品与所保护资产风险暴露的分别计量和不同持有期、以及抵押品的价值随市场风险的潜在变化的问题。黄宪等认为，新巴塞尔协议调整后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将会影响银行信贷选择的风险偏好和行为，并对经济产生值得关注的效应。一方面，严格的资本充足率监管和新巴塞尔协议下资本充足率计算方式的调整，必然使银行以更为谨慎的态度调整信贷行为，银行在贷款选择中会降低风险偏好，另一方面，作为银行整体行为调整的效应，它将会导致银行信用紧缩。这两方面影响的结果，在我国将最终导致银行大幅降低对中小企业的贷款。
曾健、陈俊芳认为，新巴塞尔协议确定了以信用评级为基础的资本监管方法，新兴市场由于信用评级市场的发展及相应的风险管理水平尚未成熟，外部信用评级的应用与有效性的监控成为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的一项重要工作。朱彬等认为，借鉴新巴塞尔协议的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对信用担保机构的风险进行评估，有利于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通过谨慎选择担保客户和项目、妥善安排风险分担措施、分散风险组合等多种手段提高其整体风险管理能力。
李永孝、张强指出，新巴塞尔协议对资本的计量仅停留在资本总量的层次上，未涉及资本在银行的内部配置。林正平认为，尽管《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将内部评级作为其核心内容，但外部评级的独立性、专业性、科学性和信息的广泛性等优势，使其在评级市场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以上学者从不同角度分析了新巴塞尔协议的内容及产生的意义，指出新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控制都纳入资本充足率的框架下，在外部监督和市场约束条件下进一步降低商业银行的信贷风险。同时，该协议将对相关的金融业产生重要影响。
二、对方法的研究
梁凌、王修华基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内部评级法所使用的四个假设条件建立了贷款的损失分布模型，并根据不同信用等级的债务人具有相同风险调整后的资本收益率得出银行贷款的风险定价具有“翘板效应”，即经营成本低的银行在对信用等级高的债务人放贷时有价格优势，可以收取相对较低的利率，而对于信用等级低的债务人放贷则要收取相对较高的利率。郭战琴等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框架下，就每笔贷款引入预期违约率和违约挽回率，设计了一类基于风险溢价的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方法。刘晓星对新巴塞尔协议推荐的操作风险度量方法——基本法、标准法、内部度量法和高级的损失分布法、极值理论模型进行了应用比较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VaR的银行整体风险管理框架。谢赤、徐国嘏比较分析了CreditMetricsTM模型和CPV模型的基本原理和参数选择的共性及差异，对两模型各自特点做出客观评价，发现运用CPV模型有利于提高信用风险度量的精确性。
朱小宗等发现，现代信用风险度量模型对银行贷款的违约率、贷款损失和损失率的预测结果的差异性较大，但信用监测模型和信用风险附加法所预测的经济资本配置比例不仅符合巴塞尔协议对银行贷款经济资本的要求，也略大于实际应该配置的比例。戴国强、吴许均认为，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内部评级法对商业银行的资本要求提出新的计算方法，不仅影响了银行的资本金管理，同时还间接影响了贷款定价。通过一般均衡模型对低风险贷款和高风险贷款的定价进行分析，发现贷款定价同违约概率、违约损失率、资本报酬率，以及低风险贷款占总贷款的比率等因素相关；某种贷款的定价不仅受自身违约概率的影响，还受其他类型贷款的违约概率的影响；专营高风险贷款的银行的定价要低于同时经营低风险和高风险贷款的银行的定价。
邹平等运用多元回归的分析方法对我国中小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问题进行研究，并与香港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状况进行对比，针对我国中小商业银行资本补充问题提出提高盈利水平、清理和重估固定资产，谨慎对待表外业务的对策。管七海认为，目前对各个信用等级违约概率进行简单历史平均值的统计测度，不足以精确说明中国贷款企业违约的实际状况。于是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违约率测度为基础，提出了能精确刻画企业违约状况的多维度违约率分析体系，即企业的违约率测度要以信用等级违约率为核心，行业违约率、地区违约率、规模违约率、不同所有制违约率以及企业违约频率为补充的多维度体系，同时引入相应的定量指标及测算公式，并利用全国跨银行的贷款企业数据库，实际测算表明以上违约率在我国短期贷款企业所在的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规模和不同所有制之间有显著差异性。
齐菲参照新巴塞尔协议关于内部评级的相关要求，设计了综合平衡记分模型，对广发银行现行信用评级体系进行了改进。邹鹏等，对原有神经网络算法加以改进，提出自优化神经网络方法，能较好地适应时变数据和自动优化神经网络评估模型。王馨对西方商业银行资本金配置模型及其在我国应用的适应性进行了分析，并构建了资本金配置数量的计算模型。张燕对目前度量操作风险的两类主流方法“自下而上”法和“自上而下”法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和比较，分别选取“自下而上”的损失分布法和“自上而下”的收入模型法进行研究，指出了我国存在操作风险度量认识障碍、缺乏适用的现代操作风险度量模型、损失数据收集工作滞后以及操作风险度量缺乏完善的内部管理机制保证四大方面的现实问题。
由于新巴塞尔协议将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的控制都纳入资本充足率的框架下，因此对这三类风险的控制需要银行对其信贷要求相应的最低资本额，那么，采用何种计量方法确定合适的资本量成为学者关注的另一焦点，因为它涉及到该协议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以上文献从外部评级机构和银行自身内部评级等角度提出了多种计量方法，可以看出，该领域的讨论并没有统一的定论，仍需要继续深入研究。
三、对实践的分析
陆军、李宇嘉以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有关资本监管的内容为背景，总结了发达国家贷款损失准备金政策的最新发展，从准备金的分类、资本与准备金的关系等五个方面对发达国家的贷款损失准备金政策进行了比较分析。巴曙松等比较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在欧洲和美国实施的进展，从金融体系、银行结构等方面分析了两个地区实施差异的原因并讨论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实施对美国乃至全球银行竞争格局的影响。刘百花提出，发展中国家制定和统计资本充足率标准时存在特殊问题，特有的过度银行化现象使得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资本监管和宏观经济波动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在我国推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存在政府隐性担保退出、过度银行化、增加资本要求导致信贷萎缩风险大等特殊问题。
尚金峰认为，内部评级法的实施需要建立在一定的前提基础之上，中国的商业银行尚处于内部评级法实施的准备或开始阶段，在内部评级体系的构建过程中体现本土化的原则将成为有效实施的关键，中国特有的金融生态决定了地区之间的金融风险差异较大，因此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应将地区金融风险差异作为调整系数对内部评级法的评级结果进行调整。王周伟认为，我国实施内部评价体系的指导思想应是推进内部评价体系的操作技术研究和基础设施建设，循序渐进地、全方位地积极创造内部评级体系实施的内、外部环境。刘梅认为，目前我国银行业要实行内部评级法是不现实的，因为在缺乏风险管理内在激励、外部监管和评级系统尚不健全的情况下实施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存在不少障碍，要尽早达到新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要求，必须先在改善实施新资本协议的外部环境方面做准备，特别要通过强化外部监管力量如完善外部评级体系、加快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建设、加强市场监管等措施来推动我国银行业风险管理水平的提高。
詹原瑞等应用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提出的新的风险衡量方法——内部评级法，重点讨论如何确定银行零售资产的监管资本，并结合信用卡业务的特点与我国银行的实践，说明我国商业银行在信用卡业务上实施新的资本计量方法的可行性。马腾阐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视角下的信用卡业务经营与风险特性，对信用卡业务率先推行新巴塞尔资本协议风险计量方法进行了分析，指出只要按照集约化经营要求，实现信用卡风险的集中处理和全过程控制，在大数法则的前提下将风险作为一种经营资源加以运用，实现收益对风险损失的覆盖，就完全有可能让信用卡业务先行一步，为我国商业银行全面推行新的风险管理体系提供经验、打好基础。麦强、张姗姗指出，新巴塞尔协议中对我国银行业的启示是：转变我国银行业经营理念，完善内部评级体系，构建自己的现代风险管理模型。
刘元庆、郑志国对新巴塞尔协议有关信用风险缓释技术的核心内容进行了梳理、归纳和概括，提出了当前国内商业银行加强担保抵押管理应该采取的几点措施：一是要建立严格的担保抵押管理程序和操作要求，二是要强化对担保抵押的全过程动态连续监管，三是要控制风险缓释技术本身所带来的剩余风险，四是要在风险缓释工具和借款人之间建立有效的隔离。
宋蔚蔚论述了新巴塞尔资本协议中对信用风险、市场风险和操作风险衡量的方法及实施相应方法的一些必要的条件。根据新巴塞尔协议对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提出了相应要求：大力发展评级机构，主动地寻求风险平衡，实现全面风险管理，风险管理方法的深入，积极开发风险控制工具，信用风险衡量方法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变。肖瑞婷认为，规范的信用评级市场应该是金融机构内部评级与专业评级机构外部评级的有效结合，并以陕西省为例，提出了在不断完善信用评级外部环境的基础上，实现陕西省内、外部评级相结合的相关建议。
刘元庆、杨旭提出，面对日益严重的操作风险损失，我国商业银行应积极开展操作风险的模型化研究，加强数据收集等基础性工作，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培养开发灵活的风险文化，探索操作风险转移的方式，增加银行的价值。林健从资产管理公司的现金回收率中估计了我国银行业的违约损失率情况，建议尽快建立LGD数据库，为我国不良资产处置效率提供衡量的标准。金建国、于立勇针对我国操作风险管理的实际情况，从构建责权明晰的风险管理架构，推进高级风险计量模型开发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对策。
陈德胜等提出中国政府、监管当局和商业银行应共同努力，通过股份制改造、增加附属资本、调整资产组合结构、降低税负、提高盈利水平以拓宽商业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优化资本结构、提高资本充足率。陈洪涌提出，为了缩小与新协议要求之间的差距，我国银行监管机构应树立正确的监管理念，提高监管人员素质，改善监管手段，并且要建立对监管者的再监督制度。吕晓蔚对不良资产产生的根源进行了剖析，指出应选择注资的方式和实行动态补充相结合来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同时辅之以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来遏制三大风险。
徐加胜认为，目前我国国有商业银行信息披露仍存在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披露信息的内容、方式、程序不够规范，信息披露标准与上市银行不一致，范围不够广泛等。张兴胜、胡婕认为，《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提高银行透明度》、《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等报告和协议为国际银行业信息披露标准提供了借鉴，折射了国际银行业信息披露制度的变革方向。以《巴塞尔资本协议Ⅱ》的要求为基础，借鉴发达国家的信息披露制度，细化《商业银行信息披露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推进信息披露的规范化，是我国商业银行提升信息披露水平的可选思路。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4篇
[关键词]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信用担保;风险分析
[中图分类号] F830.5 [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5024(2006)09-0138-03
[作者简介] 贾春光,农行宜春市分行经济师､厦门大学在职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信贷风险管理(江西 宜春 336000)
担保作为一项重要的融资条件,在间接融资中一直被广泛使用｡2004年6月正式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以下简称新协议)对作为信用风险缓释工具的担保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规定｡尽管新协议中相当一部分具体规定对国内银行目前并不适用,我国银监会也已经明确表态暂不实行新协议文本,但是掌握和吸收新协议中具体规定背后先进的风险管理理念和方法,对于提高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管理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担保在信贷风险控制中的主要作用
西方融资担保理论研究认为,信贷担保的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部分解决借贷双方因信息不对称造成的委托问题｡处置成本的存在使得担保对借款人的价值高于对贷款银行的价值,因此担保可以加大借款人的违约成本,抑制借款人可能存在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最终降低信贷风险;二是担保质量是确定信贷定价的重要因素,并实现银行对信贷客户的筛选｡对银行而言,担保价值比借款人预期的项目收益更容易被客观识别,因此银行可将担保和利率按相反的方向来设计一套信贷合约,低风险的借款人选择低利率､高担保合约,而高风险的借款人选择高利率､低担保合约,从而使银行根据借款人的风险类型对其进行分离和筛选,良好的担保可以降低借款人的借款利率水平;三是降低信贷风险处置时借贷双方谈判成本｡在没有债务担保的情况下,借款人一旦违约,其所对应的各债权人在协议分割借款人剩余资产的谈判中将耗费很高的成本,而在债务担保情况下,由于担保条款事先已经决定了担保资产的归属,这将不仅降低借贷双方事后的谈判成本,而且将剔除其他无担保债权人的“免费搭车”问题;四是担保质量是银行进行信贷风险分类和计提贷款损失准备金的重要依据｡
二､新协议对担保的相关要求
1.担保的确认｡一是对担保主体的原则性规定｡标准法规定,有资格的抵押品应该具有法律地位明确､能客观估值或采取盯住市场价值､良好的流动性､价值波动较小､和交易对象的信用相关性较低等特征;保证人的风险评级必须高于借款人,否则不予认可｡二是认可的担保主体的具体范围｡标准法认可的抵押品包括现金类､黄金､债券类､股票类､证券和基金类等五类,全部为变现能力强的金融产品,而变现能力稍差的实物抵押品没有得到认可;保证人为履约能力容易得到认可的实体,主要包括国家､公共部门实体､银行和风险权重低于交易对象的证券公司､评级为A-以上的其他实体等,范围非常有限｡
2.担保的接收与管理｡银行使用担保作为风险缓释工具的政策,包括对担保的接收､管理和会计上处理的各项具体规定,都必须清晰一致并具有一定的延续性｡在接收担保时,银行必须采取所有必要的步骤履行法律要求,确保在借款人违约､无力偿还或破产时银行能够及时处置担保并获得担保权益而不存在任何法律障碍;贷款发放后,银行应该连续考察贷款的信用状况;经常对担保人重估;连续追踪抵押品价值,经常盯住市场,对抵押品的种类､位置和质量进行考察;保守地估计抵押品的市场价值｡
3.担保的处置｡银行应该建立清晰和稳健的程序及时处置担保,以保证能够有效遵守违约条款的规定,一旦借款人违约迅速处置担保;对担保进行最终处置时,违约损失的估计应该建立在历史清偿率统计数据的基础上,而不应该只建立在估计的抵押品市场价值基础上｡为了建立合理的违约损失率模型,银行应该建立健全的历史数据积累机制,这种健全的历史数据至少要覆盖两个以上的经济周期,才能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有专家认为,我国两个经济周期的年限通常在10年以上｡
三､我国信贷担保存在的主要风险
新协议认为,尽管使用担保等风险缓释工具可降低或转移信用风险,但它同时可能使银行承担其他的风险,这种情况在具有注重担保传统的我国银行系统表现得非常明显｡
1.担保法律风险｡与新协议要求不同的是,我国金融实践中采用的担保主体更加多样化;与此同时,目前我国涉及信贷权利保护的法律法规既庞杂又分散,导致银行在现实操作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以目前很多银行办理的各种收费权质押贷款为例,《担保法》中所列明的权利质押中并没有明确包括收费权质押,在2000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的担保法司法解释中第九十七条确认了“以公路桥梁､公路隧道或者公路渡口等不动产收益权”质押的地位,但是对于类似学校､医院等收费权质押还是没有涉及,也就是没有明确承认其法律地位｡类似的情况还有关联公司之间互相担保或循环担保､公司为股东提供担保､借款人生活必须的居住房屋抵押贷款等,这些贷款一旦涉及担保处置,很可能因为不符合法律规定而被法院判决为担保无效,或者银行即使胜诉也根本无法执行,最终造成信贷资金损失｡
2.担保操作风险｡新协议对担保作为风险缓释工具在接收､管理与处置各环节有非常严格的要求,但是这些环节在银行的实际运作中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操作风险｡接收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未核实担保人对抵押品所有权及处分权的真实性､贷款合同及担保合同等法律文件存在瑕疵､未履行法定担保登记手续､相关担保权属凭证未转移银行占有､信贷档案管理混乱导致重要法律文件缺失等;管理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缺乏对抵押品保管状况的后续监测､缺乏对保证人担保能力和抵押品市场价值的重新评估､贷款展期重组时未征得担保人同意并重新签订担保合同并办理登记手续等;处置环节的操作风险主要表现为担保权诉讼时效维护不力､对担保处置不及时以及处置方式不恰当､不注重对担保处置成本及其效果的数据积累等｡
3.担保价值风险｡一是担保与借款人信用度相关,违背了保证人与债务人在法律人格上应当相互独立､第二还款来源应具有补偿性的担保原理｡二是保证人保证能力不充分,如担保人与借款人同属一个行业,具有相同的行业风险,或者保证人的银行内部信用评级低于借款人,这种不被认可的担保却往往成为银行考虑的第二还款来源｡三是高估抵押品价值｡为了增加融资能力,有的借款人会通过对现有资产进行重新评估增加抵押品价值,如果银行调查不到位或者抵押品价值认定政策存在偏差,将导致抵押品价值被高估｡
4.担保流动性风险｡一旦发生借款人违约,担保能否被及时处置变现就成为银行降低信贷风险的重要因素｡《商业银行法》要求银行非自用不动产必须在一年之内处置完毕,各银行同时进行大量抵押品处置导致市场成交价格大幅下跌,再加上我国市场发育程度不高,抵押品交易市场尚处于初级阶段,交易秩序不够规范､交易法规不够完善､交易手续十分烦琐而且交易费用偏高,因此大部分抵押品变现费时费力且损失惨重｡另外,外部是否存在一个高效､快速和透明的法制环境,也是决定担保流动性高低的重要因素｡据调查,银行执行担保债权的司法费用平均占请求金额的4.7%,税费占担保物金额的17%,如果加上法庭费用,则整个司法费用基本要占到银行诉讼标的金额的22%以上,有的金融机构此类案件的费用最高达到34%以上｡
四､加强我国信贷担保管理的建议
1.树立科学担保理念｡银行信贷人员长期以来一直都在争论放款时是应该更多地注意借款人担保的价值,还是关注整个借款人的财务实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认为,担保可以解决信贷业务中多种经济问题,但是由于在估价和处置变现上存在诸多困难,其为银行带来的好处是很有限的｡在金融实践中,担保不能代替对借款人的全面评估,银行必须将借款人自主还款能力(第一还款来源),特别是借款人未来产生稳定､足额现金流量的能力作为最主要的贷款条件,不应该过度依赖信贷担保｡对银行而言,通过法律手续处置担保以弥补贷款损失的成本很高,事实上银行已经在担保处置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因此,担保作为对借款人违约的防备,最好是备而不用,一旦需要使用则必须确保担保合法､足额､有效｡另外,我国近期的金融实践表明,银行对不同规模的贷款提出的担保要求赋予了不同的功能,对较大规模贷款的担保要求主要用以解决逆向选择,降低信贷风险处置时的谈判成本;而对小额贷款的担保要求则主要用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降低信贷运营成本｡
2.加强担保相关法律法规研究｡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间,新的法律法规不断颁布,现有的法律法规不断被修订,这些变化可能对信贷担保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银行必须加强担保相关法律法规的研究｡一是银行各级信贷人员要加强法律法规学习,熟练掌握与信贷相关的法律知识以及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法律规定,并在信贷实践中灵活运用｡二是银行要提高法律风险意识,纠正政策法律无风险的错误观念,把防范政策法规变动风险放在重要位置｡对国家涉及银行贷款债务存在和处理的法律规定调整变化,要认真学习､及时把握,深入研究分析对贷款可能造成的影响,如可能造成贷款风险的,要及时研究对策,落实风险防范措施｡三是谨慎对待“另类担保”｡我国实行的是成文法而非判例法,因此学校､医院收费权质押等法律上没有明确规定或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的担保方式很可能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
3.规范担保接收处置操作｡基于担保的信贷业务必须符合现行法律法规相关规定,需要准备复杂的法律文件､公开登记等,实施过程中很容易犯一些操作错误,这些错误的成本极为昂贵,因此有必要对担保接收处置操作进一步予以规范｡一是科学界定认可的担保种类及对象,所确定的担保种类和对象必须被现行法律法规明确认可,并具备与借款人信用相关性低､可客观估值､价值稳定､流动性强等特点,尽量向新协议文本的要求靠拢,严格控制担保准入关;二是合理确定抵押品的担保价值｡银行一般通过历史成本价､市场评估价来确定抵押品的价值,这两种方式确定的抵押品价值均存在一定的缺陷,实际操作中银行必须在充分考虑抵押品价值市场波动､处置变现所需的估计成本费用的基础上最终确定抵押品的担保价值;三是严格规定担保接收程序,担保法律文件的签订､担保法定登记应该有银行法律部门(人员)的全程参与,相关档案必须得到妥善保管;四是制定明确的担保处置政策,一旦出现信贷违约,应该立即进行风险评估,符合担保处置标准的应尽快选择合理方式进行处置,处置的时间越长管理成本越高､处置难度越大,久拖不决将导致风险扩大｡
4.连续追踪担保市场价值｡担保在接收时所确定的价值即使是准确的,也仅仅是当时的静态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价值可能会发生波动,其风险缓释的效能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导致风险敞口扩大,因此银行有必要对担保的市场价值进行连续追踪｡对保证人的价值追踪主要包括保证人的重大发展战略､经营状况､净资产价值､资产构成以及或有负债等方面的变化｡对抵押品价值的追踪主要采用盯住市场的方式进行｡抵押品价值盯住市场,客观上要求抵押品具备高度的流动性,每天能够获得市场交易的成交价格,但是由于我国目前还尚未形成完善的抵押品交易市场,盯住市场存在较大难度,频繁价值重估则存在操作成本过高及评估结果可信度差的缺陷｡现实的解决方案是,跟踪当地金融系统抵押品拍卖实例,以同类型抵押品拍卖成交价格剔除相关费用,如律师费､交易税金､佣金､抵押品过户费用等,作为本行抵押品的当前市场价值｡在追踪市场价值时应该采用非常保守的方法并考虑抵押品折旧损耗的影响以及估价和处置中的各种限制｡
5.重视担保历史数据的积累｡目前各银行对担保的折扣率､处置的完全成本､对违约损失挽回率一直依靠历史经验主观确定,管理方式原始､粗糙,与新资本协议的要求存在巨大的差距｡以抵押率的确定为例,由于未建立统一规范的评估市场,同一抵押品在不同机构的评估结果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因此既定的抵押品价值折扣率很难发挥作用｡银行应该认识到担保历史数据的重要性,尽快建立担保信息管理系统,进行历史数据的积累,并在此基础上开发合适的定量模型,分析担保的不同特征,包括价值波动､变现难易程度､处置成本､违约损失挽回率等,为规范担保管理､精确量化和控制信用风险提供决策依据｡据金融时报报导,最近工商银行在担保历史数据积累方面取得了突破,该行抵押品价值评估管理系统2006年1月已经正式投产,标志着该行风险管控能力正在进一步向国际标准靠拢｡
6.将担保质量作为信贷定价的重要依据｡风险和利率是银行在发放贷款时首要关心的两件事,每一笔贷款所确定的利率必须覆盖其风险及成本,否则,银行就难以控制其所面临的各种风险,盈利性也无从谈起｡担保程度直接影响着信贷风险大小,风险大小影响了利率的高低,而风险水平又取决于借款人提供担保的质量,因此担保质量与信贷利率水平存在较高的相关性｡根据风险与收益配比的基本原则,银行应该制定明确的信贷产品定价政策,将担保质量作为信贷产品定价的重要因素,在可以承受的风险范围内,对高质量的担保提供优惠利率合约,而对低质量的担保要求高利率合约｡将担保质量与信贷产品定价直接挂钩,一方面可以增强银行的自主定价能力,提高信贷风险管理水平,提升信贷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另一方面可以引导借款人自主提高担保质量｡
参考文献:
[1]马亚军.西方融资担保理论综述[J].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5,(1).
[2]中国信贷人权利的法律保护报告[R].北京: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2005.
[3]章彰.解读巴塞尔新资本协议[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5篇
关键词：风险管理 新巴塞尔协议
随着国际经济、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等影响越来越大，1988年巴塞尔协议的局限性日益表现出来。巴塞尔委员会即将推出新巴塞尔协议，并于2006年底在成员国开始实施。虽然中国决定暂不执行新协议，中国的金融监管机构和商业银行需要做好基础工作，提高风险管理与控制的水平，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执行新巴塞尔协议的监管标准。
银行经营风险与新巴塞尔协议
随着各国金融管制的放宽和金融自由化进程的加快，商业银行破产倒闭成为一种世界性的现象。由于商业银行在现代经济中的核心地位，银行业危机会促发经济的全面危机，所以各国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日益重视银行业风险控制问题。
巴塞尔委员会致力于促进金融体系支持经济的持续增长，并在经济衰退时保持稳健性。巴塞尔委员会1988年的协议是一个里程碑，最低资本要求为100多个国家所接受，这一协议加强了国际银行体系的健康与发展稳定。1988年以来，由于资本管制方法过于简单，其缺陷日益突出。科技与通讯的发展，银行金融产品的创新，金融市场的日益全球化，使得银行风险计量与管理的方法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新巴塞尔协议的基本原则
全球经济环境剧烈变化使银行经营风险随之加大，新资本协议框架将使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能更为准确地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更多的衡量资本充足的可供选择的方法。新巴塞尔协议第三次征求意见稿由三大支柱来保障安全：最低资本要求，监管当局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督检查，市场纪律。
根据新协议的要求，有关资本比率的分子的规定保持不变，8%的最低比率保持不变。修改内容反映在计量银行各类风险的计量方法上，新协议大幅度修改了对信用风险的处理方法，内部评级法是新协议的最主要创新之一。银行对重大风险因素的内部估计值将作为计算资本的主要参数，该法以银行自己的内部评级为基础，有可能大幅度提高资本监管的风险敏感度。从国际化大银行的经验来看，这一方法是合理的。操作风险是银行面对的一项重要风险，委员会提出将操作风险纳入资本监管的范畴，确保银行有足够的积极性继续开发计量操作风险的各类手段，确保银行为抵御操作风险持有足够的资本。新协议的第二支柱是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突出了银行和监管当局都应提高风险评估能力，监管当局应该负责评估银行决定资本重组水平的内部程序以保证管理人员判断的适当性。新资本协议将市场约束列为银行风险管理的第三支柱，强调对银行信息披露的要求。通过提高银行风险披露，加强其他市场参与者了解银行风险状况的能力，从而使银行管理者积极加强风险管理。通过依靠互相促进的三大支柱，新协议试图把握好资本充足性与风险管理质量的关系，促进银行的风险管理。
中国商业银行改革的关键
尽管到目前为止，中国没有发生过大的银行业危机，但是中国银行业潜藏着不容忽视的风险。随着中国的入世承诺逐步兑现，中国银行业融入全球竞争的步伐加快，提高对金融风险的管理与控制的水平，成为中国银行业当务之急。
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4年起扩大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在人行制定的贷款基准利率基础上，商业银行、城市信用社贷款利率的浮动区间上限扩大到贷款基准利率的1.7倍，并且不再根据企业所有制、性质、规模大小分别确定贷款利率浮动区间。同时，人行决定，从2003年12月21日起将金融机构在人行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由1.89%下调至1.62%。这两项政策的实施将会对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造成或大或小的影响。在利率市场化已接近最后关键步骤――取消贷款利率上浮限制、扩大或取消贷款利率下限区间，以及逐渐放开存款利率管制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存贷业务将逐渐面对变数加剧的市场和日益扩展的潜在客户群，加强对利率风险、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风险的计量和控制对商业银行业至关重要。我国传统监管方法过于注重对银行的合规性监管而忽视银行的风险监管。风险监管是一种积极的监管方法，侧重引导商业银行树立防范风险的观念，帮助增强其防范风险的能力。因此中国监管当局应逐步由传统的合规性监管向风险监管转变。
中国暂不执行新协议的政策考虑
与1988年协议相比，新资本协议更为复杂、全面，这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反映。但是由于各国的具体经济金融环境和体制不同，不能要求所有银行同时执行新协议的所有标准。新协议有关银行资本的方法不再是一成不变的，对于那些规模不大、也不是国际活跃银行的机构，各国监管当局将有机会评估何种方式更为合适。虽然新协议代表了先进的监管理念，代表了发达国家商业银行逐渐完善的风险管理最佳实践经验，但其主要考虑的是十国集团成员的国际活跃银行的需要。发展中国家与十国集团国家之间存在实质性差距，新协议可能对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动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还可能使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银行业风险管理在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等方面与国际银行都存在着较大的差距。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在外部环境上还不成熟，金融市场还不成熟，社会信用体系还未建立以及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的作用还远远没有充分发挥。从银行内部看，中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在体制、机制、观念、技术和方法等方面也与国外先进银行存在较大差距。中国的商业银行还未建立起真正的现代商业银行制度，公司治理结构还很不规范。中国的银行普遍存在着风险管理机制缺失问题，并且在观念上往往把风险管理与业务发展对立起来，国外很多风险管理理念和工具至今尚未在中国银行业风险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银行风险管理信息系统建设严重滞后，风险管理所需大量业务信息缺失，无法准确掌握风险缺口。经过慎重考虑，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致信巴塞尔委员会表示中国银行业在2006年仍将执行1988年的老协议。
银行业应对新巴塞尔协议
尽管刘明康主席向巴塞尔委员会表示中国银行业在2006年仍将执行1988年协议，但这只是基于中国银行业现状的整体回答。同时，刘明康明确指出“考虑到其国内和海外经营的性质和规模，大银行应建立有效的、与新协议一致的内部评级体系；而小银行应该尽可能多地引进信用风险管理的最佳理念。”银监会并明确提出工行、中行、建行和交行四家银行要在2007年实施内部评级法，同时银监会也正在为按照新协议要求完善监管体系作积极的准备。
银行内部管理是防范和控制银行风险时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中国商业银行为能迎接国际金融监管的挑战，急需全面加强基础管理和内控建设，全面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国际银行业已建立起了一套防范银行风险的完善的内控制度，尽管这样并不能完全规避风险，但它能为商业银行作大限度的减少和控制风险。然而，中国银行业长期以来内部控制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内部控制的水平远远落后于业务发展的步伐，内部控制的薄弱已经成为制约中国银行业发展的软肋。银行长期的成功主要归功于管理与控制的质量，所以中国的银行应积极地开发更好的方法来确认、计量和管理风险。中国的监管机构也必须提高金融监管水平，对各商业银行的金融活动及时进行规范和引导。
参考资料：
1.杰姆・卡如那，《制定巴塞尔新协议的必要性以及目前的进展状况》，中国金融，2004.1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6篇
[关键词] 巴塞尔协议三大支柱信用风险操作风险
引言：银行是经营风险的企业，而资本是风险的主要支柱。《巴塞尔协议》是西方银行数百年的管理经验的结晶，理所应当的成为国内银行资本管理的重要参考资料。对于其近年来的变革，也需要认真研究，汲取经验。
一、巴塞尔协议简介
《巴塞尔协议》是国际清算银行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自1975年至今所制定的一系列原则、协议、标准和建议的统称，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的中央银行统一监管的有机文件体系。
一般我们所说的旧巴塞尔协议是指《1988年资本协议》。而所谓的新巴塞尔协议就是《巴塞尔资本协议修订框架》。新巴塞尔协议在旧巴塞尔协议的基础上几经修改，终于成形。这其中包含了许多新的理念和方法，我国银行在学习借鉴巴塞尔协议的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对比这两个版本的协议，从中发掘信息，这对于银行的经营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二、新协议继承旧协议之处
总的来说，新协议继承了旧协议的很多内容，第一支柱中市场风险的处理方法基本没有改变，同时信用风险的处理方法有部分未变。此外，与第一支柱密切相关的资本比率计算也基本继承了旧版协议。
1.资本比率的计算
1988年的《资本协议》规定，银行的资本总额包括核心资本（一级）和附属资本（二级）两部分，1996年修正案中又增加三级资本。核心资本指权益资本和公开储备；附属资本主要包括一般损失准备金、混合债务工具和次级债券；三级资本指最初发行期限2年以上的级次债券。其中核心资本至少要占资本总额的50%，三级资本不能超过核心资本的250%，而且只能用来覆盖市场风险。
风险资本总额是按照风险的大小对银行资产额的调整。表内资产统一分成4个风险权重（0%、20%、50%、100%）；表外或有资产先按照相应的系数转换成表内等同的风险资产，然后再乘以相应的风险权重。
2.市场风险的处理方法
老协议体系明确涵盖的风险加权资产有两大类：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在此假定下，在处理上述两类风险时，其它各类风险已以隐性的方式已包括在内。新协议对1996协议修正案中的市场风险部分的内容不做调整。
三、新协议创新之处
实际上，新协议改变之处大于继承之处，其中最重大的改进无疑是内部评级法的创立和第三种风险――操作风险确定。
1.新协议的一个主要创新是信用风险部分的内部评级法
新协议最主要创新之一，就是提出了计算信用风险的IRB法（内部评级法）。IRB法与标准法的根本不同表现在，银行对重大风险要素的内部估计值将作为计算资本的主要参数。而标准法中这些参数是国家或中央银行制定的。
IRB对、银行和公司风险暴露采用相同的风险加权资产计算方法。该法依靠四方面的数据，一是违约概率（PD），即特定时间段内借款人违约的可能性；二是违约损失率（LGD），即违约发生时风险暴露的损失程度；三是违约风险暴露（EAD），即对某项贷款承诺而言，发生违约时可能被提取的贷款额；四是期限 （M），即某一风险暴露的剩余经济到期日。风险加权资产的预期损失等于12.5×PD×LGD×EAD。
IRB法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对信用风险缓释工具（即：抵押、担保和信用衍生产品）的处理。对于涉及金融抵押品的交易， IRB法力求确保银行使用认可的方法来评估风险，因为抵押品价值会发生变化。增加了风险计量的灵活性和准确性。此外IRB还专门针对贷款零售、专业贷款、股权以及证券化等内容提出了新的规定，这里不再赘述。
2.新协议第二个创新是第一大支柱中增加了操作风险部分
操作风险的定义是：由不完善或有问题的内部程序、人员及系统或外部事件所造成损失的风险。它是新巴塞尔协议中新增加的部分，委员会认为，操作风险是银行面对的一项重要风险，银行应为抵御操作风险造成的损失安排资本。
操作风险的管理方法仍在不断迅速发展，但是近期内不能达到信用风险和市场风险的量化程度。委员会认为，将操作风险纳入风险资本部分十分必要，以便确保银行有足够的积极性继续开发计量操作风险的各类手段，确保银行为抵御操作风险持有足够的资本。若不将操作风险纳入新协议的资本要求中，这会降低银行的积极性，减少业内应对操作风险而投入的资源。
新协议中，提供了一种高级计量法（Advanced Measurement Approaches，AMA），这是操作风险计量方法中比较灵活的。在AMA中，只要方法既全面又系统，银行可采用自己的方法来评估操作风险。 操作风险的计量方法还处于一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一些银行已经在开发符合AMA精神的操作风险管理方法方面取得许多进展。
参考资料：
[1]《The NewBasel Capital Accord》Basel Committee on Banking Supervision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7篇
关键词：银行监管 新巴塞尔协议 资本充足监管 市场约束
一、新巴塞尔协议的提出及其三大支柱
20世纪90年代，欧洲货币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以及拉美金融危机的爆发引起了剧烈的金融动荡，各国政府和金融机构需求更为合理和高效的风险管理方法，以维护本国金融体系和国际金融市场的稳定。由于单一的资本充足率要求无法真正实现银行的安全运营，2004年6月G10的中央银行首脑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即《新巴塞尔协议》。
《新巴塞尔协议》提出以“三大支柱”为理念的监管框架，即最低资本充足率要求、监管当局的监管检查和市场约束，强调三者间的互补和协调配合，力图为银行建立更具风险敏感性的风险管理体系，真正提高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健。
1.第一大支柱:资本充足监管
《新巴塞尔协议》充分考虑了历史经验教训、现代金融的特点和未来发展方向，作为三大支柱之一的资本充足监管有以下特点:
1.1正式的银行监管支柱。资本充足率被纳入正式的金融监管框架，即监管当局要对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进行监督检查。
1.2扩大的风险管理范围。银行风险从信用风险扩大到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三项风险，力求使银行资本更客观、更全面地反映银行面对的各项主要风险，保证银行资本充足率能对银行业务发展和资产负债结构变化引起的风险具有足够的敏感性。《新巴塞尔协议》标志银行监管的基本框架由单纯的信用风险管理走向全面的风险管理。
2.第二大支柱：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
《新巴塞尔协议》强调，各国监管当局应该将现场检查和非现场检查两者并用。通过两项检查决定银行内部能否合理运行，既要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数量相匹配，也要监督银行的资本金与其风险管理水平相匹配。在第二大支柱下，各国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重点从原来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率水平转向银行内部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
3.第三大支柱：市场约束
《新巴塞尔协议》摒弃了“银行信息不宜公开”的传统观点，第一次将市场约束机制引入监管框架。市场约束具有强化资本监管、帮助监管当局提高金融体系安全性的潜在作用。
第三支柱还是第一支柱“资本充足监管”和第二支柱“监督检查”能否有效防范银行风险的重要保证。有效的信息披露措施可以让市场参与者了解到银行风险状况和资本化程度的关键信息，通过给银行施以外部监督，有利于促使银行更有效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新协议在特在适用范围、资本结构、风险披露的评估和管理程序及资本充足率四个领域做出了具体的定性、定量的信息披露规定。
二、《新巴塞尔协议》与银行有效监管
不论是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还是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监管目标是一致的。它们都试图通过促进商业银行的内部管理，以达到保持稳健经营、提高经营效率的目的。在具体运作过程中，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间、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间都不应是替代关系，而是紧密相连、相互补充和互相增进。
1.外部监管与内部控制：共同完善商业银行的监管体系
良好的内部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是本，而外部监管为末，从外部对商业银行加强监管不能代替商业银行自己做的功课。银行良好的内部控制制度是确保银行监管体系得以稳健高效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外部监管只是发挥市场防范风险的约束作用。
在《新巴塞尔协议》对第一大支柱资本充足监管的论述中，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重要性得到了充分的体现。银行风险衡量曾只采用外部评级，但《新巴塞尔协议》倡导商业银行使用内部评级，根据自身情况自行调整风险模型，给了银行更多防范风险的主动权。银行风险尽管受到社会经济中外生的不确定因素影响，但如果银行内部各项业务的实际经营人员能做好事先对风险的评估、过程中的控制、事后相机性的灵活调整，风险则能得到有效控制。
在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银行监管活动中，无论是现场检查还是非现场检查，监管当局都非常强调和重视对商业银行内部控制机制的监管。在允许银行以内部评级法来弥补资本充足率管理中风险估计不足的问题上，监管当局的监督检查是必要前提。
2.政府监管与市场约束：共同实现银行监管的有效性目标
市场约束提高了政府监管的反应速度
市场约束缩短了政府监管采取行动时滞，而且市场主体在某些方面会比监管者更有远见，在评价银行状况变化时比监管者更为及时有效。以对有问题银行的处理为例， 表面市场约束可以帮助政府监管提高监管的效率，市场约束机制实际上在发挥着对政府监管的补充功效。引入市场信息后，由于市场的反应比监管部门的检查更为迅速和准确，政府监管认识问题的时间明显缩短了。
政府监管通过市场检查可以获得比市场主体更多的内部信息，能为市场约束提供完整权威的信息。政府监管比市场力量更善于挖掘公司管理层刻意隐藏的信息，监管者较易发现“不好”的信息，但前提是频繁的现场检查。事实上，对银行风险的识别毕竟要以中央银行能够提供高效准确的信息为基础，信息只有在及时集合、处理和分析后所提供的结果才有指导意义。
总的来说，市场约束能够提供更为及时、准确的信息来补充政府监管传统现场检查的时滞;而政府监管更容易挖掘公司管理层刻意隐瞒以至市场约束不易发现的信息，监管者能更好地理解银行所处的复杂宏观形势。所以对于风险状况预测的最佳方式是市场约束与官方监管的有效结合。
实现金融创新与风险控制的有机结合、银行效率与银行安全的最优均衡是银行监管目标的重中之重。美国银行监管过分注重金融创新，而忽视风险控制，其结果往往导致银行风险的积聚并引发危机。而以中国为代表的一些国家却偏向严格的合规性监管，这虽能有效控制风险，但对金融创新不利，难以确保银行效率的提升。
面对目标倾向性偏颇的银行监管方式，如何构建一种能兼顾银行效率提升和风险控制的科学监管政策体系，就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通过市场约束机制下的利益相关人相互制衡来降低风险，维护银行良好运行，是实现银行效率与安全目标的有效途径。运用市场方法能有效实现稳定目标，因为市场约束能在存款保险等金融安全网下有效削弱银行或者存款机构的风险转嫁激励。
综上，在政府监管中通过引入市场约束，将促使银行监管在安全与效率中找到最佳的结合。
3.三大支柱间的关系总结
在资本充足率要求下，仅凭政府监督检查或市场约束来完成对银行的有效监管并不现实。政府监督检查能根据自己的信息能力与监管成本来决定监管的范围与程度，而市场约束则能在市场具有信息优势的领域完成对银行的监督。所以一个合理的监管设计应该是政府监督检查、资本充足监管与市场约束的有效配合，共同实现银行有效监管目标。
三、《新巴塞尔协议》对于完善我国金融监管的启示
我国作为国际清算银行的成员，金融监管当局已经公开承诺将按照巴塞尔协议的原则对我国商业银行进行监管，并积极参与了新协议的讨论。近年来，随着我国银行业逐步与国际金融业相融合，按照国际统一标准对我国银行监管已经是大势所趋。面对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规定的新变化，尽快适应新协议的要求，以提高我国的金融监管水平已成为金融监管当局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
1.加强资本充足监管
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杠杆率监管；实施反周期监管；完善资本补充机制；优化资本结构；大力发展中间业务。
2.完善市场约束机制
2.1优化市场结构，加大银行业的竞争程度；
2.2加强公司治理，缓解软预算约束与问题；
2.3合理设计存款保险制度，调动存款人的积极性；
2.4规范信息披露制度；
3.加强银行信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监管
银行信贷必须紧贴实体经济，脱离实体经济的银行信贷极易催生泡沫经济，进而引起金融动荡甚至经济危机，这是美国次贷危机给我们的教训之一。中国政府应该不断加强对商业银行信贷的监管，确保信贷流入实体经济。未来应大力贯彻落实贷款新规，确保银行信贷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根本性方向。
参考文献：
《银行监管有效性研究》 刘晓勇 2007.10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我国银行监管的有效性问题研究》 孟艳 2007.9 经济科学出版社.
《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研究文献及评述》 罗平 2004.12 中国金融出版社.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8篇
关键词：巴塞尔协议 新资本协议 操作风险 风险管理
从1974年第一个巴塞尔协议到2004年《新巴塞尔资本协议》新协议的正式实施，再到2013年《巴塞尔协议Ⅲ》最新规定的出台，时间跨度近40年。几十年来巴塞尔协议的内容不断丰富，所体现的监管思想也不断深化。由于《巴塞尔协议》具有很强的公法性质，已被称为国际银行业的“游戏规则”，该协议提出的监管要求和监管方法体现了银行监管中的先进理念和银行风险管理的最佳实践，其中的很多做法值得我国商业银行借鉴。因此，深入研究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的风险管理，对于我国商业银行在业务快速发展过程中有效防范各类风险，确保安全稳健运营有着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巴塞尔资本协议的主要内容
1974年，成立于瑞士巴塞尔的国际清算银行，即巴塞尔委员会，已经成为了事实上的银行监管国际标准制定者。其于1988年制定的《巴塞尔资本协议》主要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对银行的资本构成进行了确定，规定银行的资本包括核心资本与附属资本两类，而且其中附属资本的额度要低于核心资本的100%；第二，以资产信用风险的实际大小，将资产划分为0、20%、50%和100%四个级别的风险档次；第三，通过对转换系数的设定将表外授信业务同样纳入到资本监管范畴；第四，确定银行的资本和风险加权总资产比值要高于8%，而且其中的核心资本与风险加权总资产的比要高于4%。2004年6月，巴塞尔银行根据当时银行业资本特点，了新的资本监管规则（即巴塞尔协议Ⅱ），对信用风险与操作风险进行了对应的规范与控制。《巴塞尔协议Ⅱ》的主要创新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提出了全面风险管理理念，二是对风险反应更加敏感，三是将内部评级法作为其核心内容。
二、巴塞尔协议Ⅲ及其特点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直接催生了《巴塞尔协议Ⅲ》的出炉。该协议的草案于2010年提出后短短一年时间内就获得了最终通过，并于2013年1月6日其最新规定。新协议第一次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国际通用的、以加权方式衡量表内与表外风险的资本充足率标准，有效地扼制了与债务危机有关的国际风险。
《巴塞尔协议Ⅲ》的改革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最低资本金比率要求，二是对一级资本的定义，三是对过渡期的安排。协议规定，商业银行的普通股最低要求将从目前的2%提升至4.5%。另外还需要建立2.5%的资本留存缓冲和“0-2.5%”的“逆周期资本缓冲”。此外，商业银行更宽泛的一级资本充足率下限则将从现行的4%上调至6%。根据新规定，银行需要在2015年以前达到最低资本比率要求。到时，不包括资本缓冲在内的普通股占风险加权资产的比率要达到4.5%，一级资本比率要达到6%；同时对缓冲资本的落实更为宽松一些，商业银行可在2016年1月至2019年1月期间分阶段落实。
《巴塞尔协议III》与先前版本相比，在很多监管指标上略有有所放松，这主要是面对银行施加的强大压力，为了如期推出新协议，巴塞尔委员会不得不适当妥协。新协议影响最大的地方在于大幅度提高了对银行一级资本充足率的要求。
从《巴塞尔协议III》对全世界商业银行的影响来看，该协议对欧洲银行业的冲击也比美国更大。由于新协议要求银行缩小资产负债表规模和业务范围。银行必须提高储蓄资金以避免潜在的资产损失，而投资者得到的贷款额将相应减少。这种影响对一些经济困难国家和中小银行尤为突出。相对于中小银行而言，大型银行担心的是更高的资本金要求会限制银行放贷能力。从我国来看，在《巴塞尔协议Ⅲ》出台之际，中国银监会及时推出了四大监管工具，包括资本要求、杠杆率、拨备率和流动性要求四大方面，构成了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银行业监管的新框架。这被业界称为中国版“巴塞尔Ⅲ”。最新数据显示，中国的大中型银行资本充足率均超过10%，核心资本充足率也在8%以上，平均拨备覆盖率则是超过150%。与国外的同行相比， 目前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所设定的监管要求已经可以覆盖《巴塞尔协议III》的要求，而且多数银行都已经满足了这些要求，中国商业银行实施《巴塞尔协议III》比国外同业要轻松很多。
三、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与控制现状
鉴于我国商业银行对银行操作风险的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起步都较晚，当前大部分的风险管理与控制基本处于初级模仿阶段，定性研究多于定量研究。同时，在风险管理实践过程中，因为大多数的商业银行正处于向现代商业银行发展的规范性阶段，对应的操作风险管理与控制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很对地方需要不断磨合、完善。因此，当前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对应的管理人员不足、风险管理部门不完善、风险内部控制机制不够合理、相关的经营操作风险披露不足等。加之当前商业银行缺少对应的风险计量模型与计量估值损失数据，导致在银行经营过程中，操作风险成为我国商业银行亟需重点控制的风险之一。
从当前情况看，我国还没有形成完善的信用环境，加之普遍存在的浮躁功利心态，伴随着银行操作流程设计失当、控制措施不力等问题，致使我国商业银行潜在较大的操作风险。为提高我国商业银行操作风险的防范与抵御能力，争取从制度到体制等多个方面达到新资本协议的相关要求，提升我国商业银行的风险管理水平已势在必行。
目前国内大约有10家银行已经开始着手根据新资本协议的相关要求开始前期准备，并将材料上交银监会。但从全面风险管理实施过程看，国内银行业与新资本协议中的相关标准还存在相当的差距。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认识到这些问题，在实施过程中敢于正视并应对来自多方面的挑战。
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当前我国银行从业人员，甚至包括部分银行高层在风险认识、理解等方面还没有达到对应的标准，这是我国银行业后续实施全面风险管理与控制所面对的最重要挑战。虽然我国各大商业银行在全面风险管理与控制方面持统一支持的态度，但是在下面的分行以及县级支行是否能够贯彻和支持总行的相关精神也是一个疑问。若想达到新资本协议所要求的全面风险管理水平，国内银行必须在对新资本协议的理解、认知等方面形成一个共识，推动建立一个全面风险管理的系统和体系。
四、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全面风险管理实施原则
从风险管理的实施来看，风险管理并非一个相对独立的管理与控制性活动，更不是银行为了需要而附属增加的一项管理类活动。风险管理必须渗透至银行的各个经营环节当中，同时内生到银行各项经营管理流程中。首先，银行全体人员必须都遵守原则。商业银行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的过程中，必须依靠所有的员工。在银行高层积极参与和贯彻的基础上，依靠全体员工才能将风险管理文化、风险偏好以及风险控制目标实施下去，确保风险管理与实施的质量。其次，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与控制策略必须遵照风险管理的原则。由于商业银行所经营的业务种类并不相同，而且所面临的地区经济环境、业务种类以及市场风险等都不同。所以，在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与推进过程中必须体现出对应的差异化原则，针对不同业务以及经营环境的银行制定差别化的风险管理方法，形成差异化的风险控制策略。
五、基于巴塞尔新资本协议的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实施策略
在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下，我国商业银行必须充分借鉴国外相关实施经验，并结合我国商业银行的具体实践，在尽量满足全面风险管理相关要求的前提下，从多个方面促进我国商业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实施。
（一）培育先进的风险管理文化
从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来看，风险管理意识的形成首先要从培育风险管理文化做起，不仅将其作为一项阶段性的工作，更要将其作为一项终身事业来实施。在银行的日常管理工作中，必须向员工广泛而深刻的宣传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对风险管理与个人及银行整体的重要关系予以明确。积极消除陈旧观念以及惯性思维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与控制的影响，确保员工在工作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相对一致的价值观念，使“风险―收益”的平衡理念成为银行经营的根本理念，促进风险管理文化成为银行发展的根本动力。另外，商业银行要通过管理制度的实施，逐步将风险管理的理念上升到文化，同时将文化融入到每名员工的日常行为中。将所有的风险管理理念固化形成到每一条制度中，使得员工自觉遵守。同时，充分发挥绩效考核的激励作用，促进风险控制管理在员工中变成一种自觉和主动的行为。
（二）建立并完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我国商业银行在实施全面风险管理措施的过程中，必须建立起一个以风险管理委员会为核心的管理体系。通过风险管理委员会从中协调与组织，各个主要业务管理部门通过执行银行主管部门推行的“三位一体”组织管理体系，提高风险管理的能力。而风险管理的职能部门是整个风险管理实施的主体，因此其必须具备对应的风险管理独立职权，尤其要与产生各种风险的业务部门独立开来。因此，在组织架构方面，商业银行必须逐步建立起完善的管理组织体系，在保证风险管理相对独立的基础上，使得风险的承担与监控工作相互分离，确保银行的风险管理体系与风险承担部门相互独立。另外，在职能方面，商业银行还必须针对经营过程中的市场风险、操作风险、经营风险等管理权限问题，采用管理授权、控制目标设定的方法，将风险管理信息及时高效地传递给对应的分支机构，形成风险管理执行力。所以，各商业银行必须在认真贯彻监管部门对应的政策与制度的基础上，通过详细规定各项风险管理流程、方法，形成完善的全面风险管理体系。
（三）积极采用先进风险管理技术
根据我国商业银行的实际运行情况，实施当前先进风险技术的主要目标在于完成全面风险管理技术的基础建设。在利用先进信息收集与处理系统的基础上，连续不断地收集大量的客户与市场信息，以达到识别客户风险与市场风险的目的，完成对应的预警工作，最终达到科学确定防范风险的目的。同时，通过建立起对应的数量模型，利用定量分析工具完成对包括全球、全国、地区、行业以及企业内部的风险评估和分析，在信贷审查等风险管理方式的作用下，对银行经营过程中的业务风险进行控制。
银行全面风险管理的中长期目标在于构建起成熟、完善的银行内部评价体系，在参照新资本协议标准的基础上，要逐步开始实施内部评级制度体系建设。考虑到内部评级体系建设工作是一项系统性工程，其涉及到企业治理、组织架构、业务流程设计等多个方面的内容，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必须在学习同行业成熟经验的同时，通过引进先进评级理念和技术，促进企业内部评级体系的开发与完成。在实施过程中，可以通过借助专业评级公司的相关技术力量，建立起符合银行内部经营环境的基础数据库，形成相对完善的内部风险评级模型。
（四）强化银行全面风险管理基础性建设工作
首先，形成完善的风险报告机制。通过建立机制，使各级管理人员、决策者了解、掌握银行经营管理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便于及时的采取对应的风险防范与经营策略，保证银行业务朝着健康的目标发展。第二，要建立起风险管理考评制度，通过对各级机构的风险管理动态考评，并以考评结果作为风险限额与授权权限的限制依据，促进各级分支机构更好的完成对应的工作目标。第三，建立并完善风险经理制度，通过对风险控制及管理人员的等级化管理，提高风险管理人员队伍的整体素质，从而为银行实施全面的风险管理提供基础性保证。当前，由于我国商业银行的全面风险管理工作尚处于初级阶段，还存在着很多需要完善的部分。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风险经理及相关管理者的职能发挥，这个问题需要后续通过工作流程制定、激励机制的完善等方面予以解决。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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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9篇
一、推动全球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
巴塞尔委员会资本协议产生至今已经有过3个版本。新版本与最初版本相比，可以清晰地反映出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新进展。
2001年的新资本协议草案较之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更为复杂、全面，这实际上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反映，也满足了银行界对于风险更敏感的风险监管框架的需要。
巴塞尔委员会主席William J MaDonough指出，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将使资本充足的监管要求能够更为准确反映银行经营的风险状况，为银行和金融监管当局提供更多的衡量资本充足的可供选择的方法，从而使巴塞尔委员会的资本充足框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来适应金融体系的变化，以便更准确及时地反映银行经营活动中的实际风险水平及其所需要配置的资本水平，进而促进金融体系的平稳健康发展。显然，金融体系的迅速发展和金融全球化已经成为推动全球金融风险管理发展的现实原因和直接动力。
从全球范围内来看，经济金融环境的剧烈变化迅速改变了银行的经营环境，加大了银行的经营风险，同时经济金融的全球化直接推动了全球范围内银行监管和风险管理原则和框架的整合与统一，并且促使这些原则和框架要及时根据经济金融环境的变迁进行调整。如何使监管原则更为灵敏地反映银行经营环境的变化、使得银行的风险监控始终对金融市场的风险变动保持高度的敏感，越来越成为全球银行业关注的重大问题。
历史地看，本世纪70年代以来，放松管制成为全球银行监管的普遍趋势；与这一趋势相伴而行的，是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不断加强，金融领域的创新活动日渐活跃。管制的放松和金融创新的活跃推动了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得银行竞争日趋激烈，银行经营风险明显加大，促使各国金融监管当局不断探索建立新的经济环境下的金融监管方式，以维护金融市场中银行体系的稳定。同时，伴随着跨国资本流动规模的不断扩大，跨国银行的业务迅速扩大，银行危机传染的可能性增大，各国监管方式上的差异也增大了监管跨国银行的难度，于是，建立适应新的国际环境的、统一的国际银行监管原则和风险管理框架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从金融发展历史看，1974年德国赫斯塔特银行和美国富兰克林国民银行的倒闭促使银行监管的国际合作从理论认识上升到了实践层面。1975年2月，来自比利时、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卢森堡、荷兰、瑞典、端土；英国和美国的代表聚会瑞士巴塞尔，商讨成立了“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巴塞尔委员会的成立，是适应金融全球化的内在需要，为国际银行业的监管问题提供一个讨论场所和合作的舞台。
尽管巴塞尔委员会并不具备任何凌驾于国家之上的正式监管特权：其文件从不具备、亦从未试图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其虽鼓励采用共同的方法和标准，但却也并不强求成员国在监管技术上的一致性。但是，由于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原则影响到全球主要国家的跨国银行，因而这些原则在事实上成为许多国际性银行遵守的共同原则。
巴塞尔委员会在开展工作中始终遵循着两项基本原则：
(1)没有任何境外银行机构可以逃避监管；
(2)监管必须是充分有效的。巴塞尔委员会成立以来的许多监管原则和建议，基本上体现了这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并且也使得这两个基本原则得到愈来愈广泛的认同。
在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众多监管原则中，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是影响最大、也是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最有代表性的监管准则之一，期间的许多监管原则大多是对这个监管原则的补充和完善；巴塞尔委员会2001年1月颁布的新资本协议框架，主要是试图在全面继承以1988年巴塞尔协议为代表的一系列监管原则的成果的基础上，着手从单一的资本充足协议约束，转向依靠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和市场约束等三个方面的共同约束。
在推进全球银行监管的一致化和可操作行方面，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可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从国际银行业风险管理的角度看，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具有明显的特点，主要包括：
(1)突出强调了资本充足率的标准和意义，
(2)确立了全球统一的银行风险管理标准；
(3)强调国家风险对银行信用风险的重要影响。
但是。这一协议也容易导致银行过分强调资本充足的倾向，从而相应忽视银行业的盈利性及其它风险，这样，即使银行符合资本充足性的要求，也可能因为其他风险而陷入经营困境；从具体的风险资产的计算看，巴塞尔协议也没有考虑同类资产不同信用等级的差异，从而不能十分准确地反映银行资产面临的真实的风险状况；另外，对于国家信用的风险权重的处理比较简单化。
二、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的形成及其特点
2001年巴塞尔新资本协议框架继续延续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以信用风险控制为重点、突出强调国家风险的风险监管思路，并吸收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中提出的银行风险监管的最低资本金要求、外部监管、市场约束等三个支柱的原则，进而提出了衡量资本充足比率的新的思路和方法，以使资本充足比率和各项风险管理措施更能适应当前金融市场发展的客观要求。
(一)坚持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以资本充足率为核心的监管思路，并有了进一步完善。
1．更为灵活的风险衡量方式。为了适应当前复杂多变的银行业风险状况，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巴塞尔委员会放弃了1988年巴塞尔协议中单一化的监管框架，并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方式。银行和监管当局可以根据业务的复杂程度、本身的风险管理水平等灵活选择使用。通过这种灵活的制度安排，巴塞尔委员会试图促使银行不断改进自身的风险管理水平，使用对于风险状况反应更为灵敏的衡量方式，进而更为准确地测定一定风险状况下所需要的资本金水平。
2．外部评级与内部评级的选择。为了测算银行的风险资产状况，银行必须要对资产进行评级，并相应确定风险权重。巴塞尔委员会在设计方案的初期曾经试图要求银行主要依靠外部中介机构的评级，但是，由于商业银行普遍对评级机构的客观性、独立性、资料的可获得性、评级结果的及时充分披露、评级结果的可信度等方面存在相当大的歧议，评级机构本身也不愿意将判断银行风险大小的责任全部担在自己身上，于是，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除了继续保留外部评级这一获得资产评级的方式外，更多地强调银行要建立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并提供了3个可供选择的方案，即标准化方案、基础的IRB方案和高级的IRB方案体系，强调用内部评级为基础的方法来衡量风险资产，进而确定和配置资本。
3．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的资本要求。巴塞尔委员会近年来一直希望推行全面风险管理，将风险管理覆盖的范围逐步从信用风险推广到利率风险、操作风险等。由于一些风险(如利率风险等)难以准确量化，因而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各国监管当局在设定最低资本充足比率要求时要充分考虑到利率风险这一点。新的资本协议还要求考虑操作风险并相应配备资本。具体计算运营风险的方法存在相当大的差异，难易程度也不一样。在实际操作中，许多考虑运营风险的银行只是在考虑信用风险所需的资本之外，进一步增加20%作为覆盖运营风险的资本。新的资本协议准备采用这个20%作为广义的指导性准备标准。
4．适当扩大资本充足约束的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资本套利行为。例如，1988年的资本协议不对控股公司的资本充足比率作出要求，使得许多银行为了逃避资本约束纷纷采用控股公司的形式。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以商业银行业务为主导的控股公司应当受到资本充足比率的约束。
另外，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对于非银行机构的大额投资需要从资本中扣除。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建议，对于单笔超过银行资本总额15％的投资、以及此类对非银行机构的投资总额超过银行资本规模60％的投资，都要从银行资本中扣除。这无疑会对那些在非银行领域有广泛投资的银行形成严峻的冲击。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日本、西班牙和德国的银行可能受到的冲击最大。当然，这也是由银行体制所决定的。
（一）各国监管机构对于银行资本状况的监管方式和重点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新资本协议框架更为强调各国监管当局结合各国银行业的实际风险对各国银行进行灵活的监管。这主要是巴塞尔委员会注意到不同国家的具体金融环境和进入体制差异，因而开始强调各国监管机构承担更大的责任。例如，在新的资本协议中，各国监管当局可以根据各国的具体状况，自主确定不低于8%水平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同时，许多风险衡量的水平和指标需要各国监管当局根据实际状况确定，而且监管当局还要能够有效地对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进行考察。这样，各国监管当局监管的重点，将从原来的单一的最低资本充足水平转向银行内部的风险评估体系的建设状况。
新资本协议框架延续了《有效银行监管的核心原则》以及其1999年提出的监管框架的主要思路。1999年巴塞尔委员会提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匹配，监管当局可以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法审核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况、风险管理状况、所在的市场性质以及收益的可靠性和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要求；监管当局有权根据银行的风险状况和外部经营环境，要求银行保持高于最低水平的资本充足率；银行要建立严格的内部评估体系，使其资本水平与风险度相匹配；监管当局要及时检查和评价银行的内部评价程序、资本战略以及资本充足状况；在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实施必要的干预；如果对银行风险水平说来是必要的话，监管者应当要求银行持有超过最低比率的资本。
新资本协议框架同时强调，为了顺利实现向IRB资本充足衡量体系的转换，商业银行向监管当局提交完备的内部风险评估制度安排、资产分类制度安排等。
（三）强化信息披露，引入市场约束。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市场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说是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重大进展的体现。巴塞尔委员会对于银行的资本结构、风险状况、资本充足状况等关键信息的披露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要求。新框架充分肯定了市场具有迫使银行有效而合理地分配资金和控制风险的作用，稳健的、经营良好的银行可以以更为有利的价格和条件从投资者、债权人、存款人及其他交易对手那里获得资金；而风险程度高的银行在市场中则处于不利地位，它们必须支付更高的风险溢价、提供额外的担保或采取其他安全措施。于是，这种市场奖惩机制可以促使银行保持充足的资本水平，支持监管当局更有效地工作。为了确保市场约束的有效实施，必然要求建立银行信息披露制度。新资本协议框架中所要求的信息披露的潜在参照标准是美国的银行信息披露要求，如大型银行要求按季披露范围相当广泛的风险信息。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强调，最低资本充足比率、外部监管、市场约束这三个支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这三个方面不能很好地落实，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也就难以真正落实。
三、从2001年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看当前我国银行风险监管的发展
巴塞尔委员会提出的新资本协议框架在征求意见完毕并定稿后，将全面取代1．988年的资本协议，成为国际银行业风险监管的新版“神圣公约”，逐步在全球推广。我国是国际清算银行成员国，中国人民银行也必然需要签署相关协议，这就要求我国的中央银行将用这一标准监管国内的各类商业银行。因此，及早针对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采取措施，才能使我国银行业的风险监管适应国际金融业风险管理发展和我国金融市场平稳发展的需要。
以2001年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为参照，我国的银行风险监管将面临一系列新的挑战：
(一)资本不足的问题将更为突出，迫切需要在提高资产质量的同时拓展资本补充渠道。
根据新资本协议框架进行测算，可以大致看出，全球银行业在新的监管框架下所需的资本金总体水平不会出现太大的变化，但是，对于个别银行来说，因为资产质量等的差异，所需的资本金水平会有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言，同一家银行根据IRB方法测算的风险资产规模要较之原来减少2%到3%左右；对于一些经营状况良好的大银行，风险资产规模的下降会更为明显。一方面，经营效益良好的银行可以用这一部分资本金支持更大规模的风险资产、或者将其返回给原来的股东；另一方面，资产质量较差的银行、以及OECD国家的资产评级较低的银行将被迫提高风险权重、从而要求配备更高水平的资本。
当前，我国的国有商业银行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资本充足率达不到8％的标准的问题，这是与我国经济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及转轨期间的经济高速增长分不开的。总体上看，我国银行业的资产业务量增长很快，市场化改革也导致经济的货币化和金融深化，使得金融资产的增长速度明显高于国民经济的名义增长速度，商业银行在转轨期间也出现了不少经营失误!：积累了相当规模的不良资产；但是，我国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却十分缺乏。如果要实施新的资本协议，预计可能会对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金提出更高的要求，如果不能达到这个国际性的要求，将必然影响到与外资银行的竞争能力。
当前的工作主要应当包括：一是积极拓展国有银行的资本补充渠道，其中包括上市筹资；二是大力提高资产质量，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
(二)国家风险评级体系的改变总体上有利于我国银行业。
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中，国家风险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而且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对于这一风险采取了相当简单化的衡量方法，例如，银行对于所有经合组织成员国给予相同的零风险权重。在新资本协议框架中，风险的确定则是主要依赖银行自身的风险评估、或者是根据一些国际性评级机构的评级，进而给予不同地区以不同的风险权重。
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下，亚洲地区受影响最大的是韩国，因为韩国是经合组织成员国，在1988年的巴塞尔协议下的国家风险权重上一直享受零风险权重；根据新的资本协议框架，韩国的风险权重迅速上升50%。而从中国香港来说，由于香港不是经合组织成员，因而在原来的巴塞尔协议下的风险权重一直是100%，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香港的风险权重将会下降到20%。根据测算，中国的国家风险权重也会相应下降，这对于降低我国银行业的资本金需求是有利的。
（三）着手建立完善的银行内部风险评级体系。
国际金融学院将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的核心之一归结为内部风险评级体系，从风险管理的实际操作来说，这一界定是合理的。从国际性大银行的经验来看，内部评级对于信用风险管理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为金融工具价格的决定提供重要依据；作为提取坏帐准备金及经济资本的分配的基础；为客户综合授信提供依据；为管理者风险决策提供参考。根据巴塞尔委员会的要求，一个有效的内部评级系统主要包括评级对象的确定、信用级别及评级符号、评级方法、评级考虑的因素、实际违约率和损失程度的统计分析、跟踪复评和对专业评级机构评级结果的利用等等。
与先进的国际性银行相比，我国大多数商业银行内部评级不论是在评级方法、评级结果的检验，还是在评级工作的组织等方面都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从而极大地限制了内部评级在揭示和控制信用风险方面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评级方法偏于定量化简单化，风险揭示严重不足；基础数据库有待充实，评级结果有待检验；评级结果的运用十分有限。因此，必须尽快创造条件来适应新的资本协议框架。
(四)从信用风险管理转向逐步实施全面风险管理。
在现实银行经营活动中，各种风险是互相联系、共同作用的，因而在制定内部风险管理原则和外部监管指标时，应当将银行可能面临的各种信用风险、市场风险以及其他风险包括在风险管理的范围之内，推行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事实上，这一理念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已经有了具体的落实措施，如此次新的资本协议框架中就包含了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
当前，我国对于银行风险资产以及资本充足的监管，主要是考虑信用风险，基本上没有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等。随着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推进，利率波动更为频繁；银行业务操作的环节不断增多，对于电脑等的依赖加大，同时也相应增大了操作风险。因此，要真实反映银行风险状况，就必须考虑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这也显示，如果不能对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进行很好的管理，就会加大银行风险程度，势必需要配置更高水平的资本金。
(五)提高监管权关的监管能力，明确监管的重点。
新的资本协议框架在给予各国监管当局更大的决策自时，也对监管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于中国的监管当局来说，如果及时开辟银行的资本金补充渠道、如何合理确定适应中国国情的不低于8%水平的最低资本充足要求、如何评估和衡量商业银行内部风险评估体系的状况、如何运用新的资本协议框架监管外资银行等，都是新的挑战。
（六）强化信息披露。
新巴塞尔协议范文第10篇
关键词:新巴塞尔协议最低资本要求风险管理
2004年6月26日，十国集团的央行行长和银行监管当局负责人一致同意公布《资本计量和资本标准的国际协议:修订框架》(Internationalconvergenceofcapitalmeasurementandstandards:Arevisedframework)，即通常所说的新巴塞尔协议(BaselII)。
一、新协议更新的主要内容
与1999年6月框架文件一样，新协议强调了“三个支柱”在现代监管体制中的作用。
支柱一:最低资本要求((minimumcapitalrequirement)。最低资本要求的方案建立在1988年协议内容的基础上，新协议保留了现有的资本定义以及8%的资本与风险权重资产比率的最低要求。新协议改善了风险度量方法，即资本充足率公式分母中的信用风险度量更趋精密，新协议提供了两种信用风险度量方法，第一种是标准法，第二种是基于内部评级的方法(简称IR$法)。
支柱二:资本充足性的监管约束((supervisoryreviewofcapitaladequacy)，此部分是第一次被纳人协议框架。新协议认为，为了促使银行的资本状况与总体风险相匹配，监管当局可以采用现场和非现场稽核等方法审核银行的资本充足状况。监管当局应该考虑银行的风险化解情况、风险管理情况、所在的市场性质、收益的可靠性与有效性等因素，全面判断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是否达到要求，在其资本水平较低时，监管当局要及时对银行进行必要的干预。
支柱三;市场约束伽（arketdiscipline)。市场约束机制是第一次被正式引入，它体现了现代公司治理结构研究的重大进展，其作用在于进一步强化资本监管和促进银行体系运作中的安全与稳健。新协议规定:①银行必须披露关于资本结构的扼要信息;②对每一风险领域提供定性和定量信息;③银行应披露按协议要求的方法计算的资本率，以及关于其评价资本状况的内部程序的定性信息;④每年至少披露一次，必要时还应增加。
二、新协议对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要求
1.风险的资本充足率要求。对资本充足率的最低要求仍是新协议的基础。新协议框架保留了旧协议关于资本构成的定义和资本充足率8%的规定，即银行的资本由核心资本和附属资本两部分构成，相对于加权风险资产的资本充足率应为8%(其中核心资本充足率应至少为4%)。但与旧协议的资本充足率计算公式不同，新协议以明确的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操作风险取代传统计算公式中笼统的“风险资产”的概念，其具体公式为:
资本充足率((8%)二总资本信用风险加权资产+(市场风险加权资产十操作风险加权资产)x12.5]。
较之旧协议拓宽了监管视野，将市场风险和操新协议的要求相比，还存在一定的距离，主要表现在:(1)资本结构和资本充足率的披露不够完善。(2)市场风险。无披露要求。(3)利率风险的披露仅够巴塞尔要求的“底线”。(4)信用风险披露不足。(5)操作风险。是新协议中新提出的要求，但证监会并未要求上市银行做出披露。
三、新协议框架下我国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对策建议
1.通过综合改革提高资本充足率。保持资本充足是巴塞尔协议的基本要求，是防范金融风险的物质基础。从长远看，为了符合新协议资本充足率的要求我国银行能还要经历一系列的改革，具体来说主要有:(1)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推进我国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及上市融资，拓宽注资渠道。(2)逐步放开对银行业务的限制，推动金融创新及全面成本管理，努力提高银行的盈利水平。(3)大力提高资产质量，调整信贷结构，降低风险资产的规模。
2.从信用风险管理逐步转向全面风险管理。当前央行在确定最低资本充足率时还应考虑到利率风险和操作风险所需配置的资本金，同时还要强化信贷风险监控体系，不断提高资产质量，完善经营管理规章制度，防范操作风险，不断开拓盈利空间，积累风险储备，防范市场风险。
3强化金融监管。首先要按照新协议要求制定相应的规章，强化对商业银行以及金融控股公司的风险管理及资本金的要求;其次，要对银行风险评估体系的合理性、准确性及信息披露的可信性进行监督，严格监管纪律，推动商业银行风险管理的科学化;第三，要针对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偏低的问题制定综合配套政策，使国有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尽快达到巴塞尔协议的要求;最后，要强化监管当局对银行安全性监管的独立性和权威性，自主决定对风险管理不合格银行的处罚，提高监管水平，确保金融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