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六通知范文

五一六通知范文第1篇

这张大字报的七个署名者都来自北京大学哲学系，其中聂元梓是校党委委员、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赵正义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其余五人都是中共党员，除了杨克明刚刚调出哲学系外，都是该系教员。一个系的党组织领导人和党员为什么要攻击学校党委和北京市委领导?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讲到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党内矛盾。

社教运动和北大的党内矛盾

1964年夏季至1966年初，北京大学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简称“社教”)。运动经历了反复，牵动了中共中央和北京市委领导人，激化了北京大学的党内矛盾。

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64年夏季至同年底。这一时期，以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张磐石为首的社教工作队，从政治上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断言北大党委的方向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方向，错误地批判了北大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在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带头指责学校党委书记陆平等人，一些青年教师按照“左”的错误观点，响应社教工作队的号召，积极批判校党委。校党委在沉重的政治压力下节节败退。北京大学党委的上级领导机关北京市委竭力保护北大党委，与社教工作队进行抗争，并派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负责人彭云到北京大学兼任党委副书记，帮助北京大学党委抵抗社教工作队的进攻。但这一切，都未能挽回局面。

在北大社教运动中，哲学系出现一批积极分子并非突然。运动前，哲学系部分教员就与校领导关系紧张。原因复杂，据说涉及到1959年庐山会议后的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关于60年代初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的前任)工作作风的不同看法。

从1965年1月至1966年1月是北大社教运动的第二阶段。在这段时间里，北京市委支持北大党委了原社教工作队的结论，扭转了北大社教运动的方向。

1964年底，批评了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方针。1965年1月，中共中央根据的意见制定并通过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简称“二十三条”)，一方面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另一方面要求纠正前一阶段社教运动中对基层干部打击过宽的偏差。在中共中央，邓小平和彭真接替刘少奇负责社教运动的领导工作。

中央指导方针以及人事的变化，立即导致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转向。1965年1月，彭真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批评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帮助陆平了原社教工作队的结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批评了北京大学的社教运动。此后不久，中央有关领导决定撤销张磐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副队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等人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此后，张磐石受到批评，离开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对追随原工作队方针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这次会议进行了大约半年，因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所以被称作“国际饭店会议”。1966年1月，北京大学社教运动宣布结束。这时已经发动了对历史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的批判，北京市委面临严重的政治危机。

北京大学前期社教运动的错误理应纠正，但聂元梓等人对于批评耿耿于怀，一直等待着为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四个月之后，天翻地覆的变化到来了。

第一 张大字报和康生、曹轶欧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是怎样产生的?它与康生有什么关系?这是人们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

1966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扩大的政治局会议，错误地批判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并且正式决定发动。5月16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全面发动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五一六通知”的精神很快传达到了北京大学的干部和党员。5月8日《报》和《光明日报》分别发表署名高炬、何明的重头文章，宣传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号召参加。

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京大学。此事与北京大学大字报的产生有重要关系。(康生在1967年1月22日的一次讲话中说到，派这个调查组，“目的是调查彭真在学校搞了哪些阴谋和发动左派写文章……聂元梓同志的大字报就是在我爱人他们的促动下写的”。)

据当时担任北京大学党委委员、法律系主任的陈守一在《历史是公正的――北大教授忆“”》一文中回忆，调查组的曹轶欧不止一次找他询问北京大学学术批判情况，并且说北京大学的学术批判有问题，鼓动陈守一“揭发”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和北京市委领导，但是被陈守一拒绝。曹轶欧没有提出用大字报的形式进行批判。

曹轶欧动员陈守一向校党委发难未成，而哲学系的几位中青年教师却感到政治气候的变化，跃跃欲试了。开始以后，这些社教运动的左派，密切关注着政治形势的发展，时常聚在一起议论。“三家村”的落难和北京市委的危机令他们鼓舞。“三家村”的主要人物邓拓正是北大社教后期工作队领导人之一，对彭真、北京市委的否定意味着有可能对北大社教运动进行重新评价。

调查组进校不久，哲学系青年教员、社教后期受过批判的宋一秀、高云鹏找到调查组成员张恩慈，谈论北京大学的运动，对运动的状况表示不满。张恩慈原是北大哲学系教员，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社教运动结束以后，从北京大学调到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工作，这次随调查组返回北大。张恩慈介绍说，调查组到北大是为了调查学术批判情况。他说，北大的运动有点死气沉沉，法律系组织师生整理古代冤狱的历史资料，埋头故纸堆，方向不对。谈到如何打开局面，张恩慈提议串联左派。而宋一秀、高云鹏说：“社教运动中的左派大多数被派到远郊区搞社教运动去了，很难串联，是否可以写大字报、小字报之类的东西?”张恩慈也拿不准，既没有积极肯定，也没有断然否定，只是说“你们如果写，也只能贴到党委办公室的门口”。意思是说，可以写，但不能公开张贴。

在这前后，杨克明也见过张恩慈。杨克明原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员，张恩慈的同事和朋友，社教运动前期的左派，刚刚从北大调到中国科学院电工研究所工作，仍然住在北大宿舍。杨克明说打算写一份关于北京大学社教运动的申诉材料，请张恩慈递送中央。张恩慈表示，现在向中央递送材料的人很多，中央看不过来，递了也没有多大用处。杨克明打听有关政治运动的消息，张恩慈说彭真确实已经，北京市委、《北京日报》社、教育部都已经有大字报了。

张恩慈透露的信息使这些教员得到鼓舞。在这以后，大约5月20日或者21日，哲学系几位观点相同的教员，杨克明、宋一秀、高云鹏、赵正义和夏剑豸相约议论形势。谈话间，聂元梓来访，也参加进来。几人谈到中央的“五一六通知”精神、近来的报刊批判文章，认为社教运动后期北京市委、北大党委批判他们时所依据的观点，如“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左派整风”等等，正是中央“五一六通知”批驳的观点。北大党委陆平、彭云不久前传达的北京市委大学部副部长宋硕的报告(实际是传达中共中央华北局指示)，强调学校党组织要加强领导、坚守岗位、遵守纪律等，实际是压制运动，北京大学运动的方向违背了中央的精神。几个青年人提议写大字报，批判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聂元梓建议写社教运动问题，但是年轻一些的教员主张要写就写现实问题，写。于是决定从宋硕报告入手，批判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云。

在大字报酝酿期间聂元梓曾去找调查组组长曹轶欧谈话，并且得到了曹轶欧的支持。聂元梓与其他教员不同，她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领导干部，有多年党内生活的经验，深知大字报的分量。青年教员提议写大字报，她认为不错，但是她还要了解上级的意图。聂元梓在调查组住地与曹轶欧见面。聂元梓回忆说，她问：“能不能给北大党委书记陆平贴大字报?”曹轶欧说：“能。”又说，中央的“五一六通知”是纲领性文件，只要符合通知的精神就行，要很好地学习“五一六通知”。聂元梓没有提大字报要写什么，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不言自明的。讨回一个“能”写大字报的“上级精神”，聂元梓心中有了底数，态度明朗了。

由谁执笔写大字报?最初议定以赵正义的一篇现成批判稿为基础，由宋一秀改写。但是修改稿不理想，于是宋一秀重新起草，算作第二稿。接着，几人又用大约两个晚上讨论修改文稿。讨论中有人提议，问题应当提得更尖锐有力，锋芒应当更犀利，要仿照《论人民民主》的笔法，逐一驳斥对方观点，并推杨克明再作修改。

5月24日晚，杨克明在北京大学24楼112号房间高云鹏的宿舍连夜赶写。他对文章作了很大修改，几乎是重写，完稿已是25日凌晨三四点钟。杨克明稍稍休息，天已大亮。他把稿件交给高云鹏，就去电工所上班了。这是第三稿。

5月25日上午，高云鹏、宋一秀、夏剑豸、赵正义和迟一步到达的聂元梓在北大25楼204号房间宋一秀的宿舍讨论杨克明的修改稿，集体推敲，边议边改，逐句定稿。其中依照聂元梓提议修改了最后一段，并且加上三句口号：“保卫党中央!保卫思想!保卫无产阶级!”这是最后的定稿，由高云鹏和夏剑豸各抄写成一份大字报。

大字报的标题是《宋硕、陆平、彭云在中究竟干了些什么?》文章通篇政治攻击，其内容早已是众所周知，这里不再赘述。聂元梓是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故第一个签名。接下来是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当时不在场，由高云鹏做主代签。讨论临近结束时，赵正义去哲学系办事，委托宋一秀代签。再往下是高云鹏。六个人签完名以后，宋一秀叫来哲学系青年教师李醒尘，说明情况。李醒尘欣然签上最后一个，即第七个名字。1966年5月25日下午两点左右，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大饭厅的东墙贴出。(根据宋一秀、高云鹏、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张恩慈1993年的回忆和李醒尘1995年的回忆，大字报抄写了两份，原来准备张贴在两处，后来第一份引起广泛注意，另一份就没有贴出。除聂元梓以外，大字报的六位署名者一直在北京大学任教。1993年和1995年笔者分别进行访谈时，六人都十分肯定地对笔者说，大字报是他们自己发起的，没有人指使。他们当时都不知道聂元梓在酝酿写大字报期间见过曹轶欧。)

借此点燃“”之火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大字报贴出的当天，北京大学就出现了一千多张大字报，最初多为支持聂元梓的，但是很快维护校领导的大字报占了上风。以后几天，很多人指责聂元梓等人是的大阴谋家，甚至说是邓拓“三家村”的忠实卫士。

5月25日，大字报贴出后几小时，高教部部长、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来到北京大学。接着，国务院外事办公室负责人张彦、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先后到北京大学，重申中央关于贴大字报要“内外有别”，运动要有领导地进行的精神，传达的补充指示，要求严格遵守党和国家的纪律，内外有别。北大党委当夜紧急召开全校党员大会，传达中央和华北局领导的指示。领导人批评的着眼点是公开张贴大字报违背了“内外有别”的精神。李雪峰提出可以将大字报撕下来，或者用新的大字报将之覆盖起来；要求北大党委要把运动领导好。他们虽然没有反对贴大字报的形式，也没有评论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但对大字报及其作者的批评态度已经很清楚了。

聂元梓回忆说，当时一位领导人曾经责问过她，为什么贴大字报这样重大的事情不向组织请示，身为老干部，应当懂组织纪律。聂元梓回答说，请示了，“曹轶欧让我贴的。”口语中“让”字可以有两种理解：“指使”或者“允许”。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聂元梓的意思应当是：曹轶欧“允许”她写大字报，而不是“指使”。但是别人很容易理解为曹轶欧“指使”她写大字报。

调查组的张恩慈在大饭厅看到大字报，才知道这些昔日的同事有这么一个举动。他知道事情非同小可，找到大字报的作者了解情况，索取了大字报的抄件。又一日，深感政治压力的杨克明问张恩慈：“我们写的大字报到底有没有问题?”很快，张恩慈打电话给杨克明，提出领他去见曹轶欧。两人来到西颐宾馆曹轶欧住处，曹轶欧看过大字报底稿以后表示，这张大字报没有什么不对。她询问了杨克明的年龄、工作，并对杨克明说这种事情要谨慎。大字报的底稿留在了曹轶欧处，是杨克明在5月25日早晨交给其他人讨论的那一份原件，上面有聂元梓和其他人修改的笔迹。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京大学遭到反击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报告了聂元梓等人大字报的内容。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电台广播，并且写了如下批语：“此文可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十分必要。北京大学这个反动堡垒从此可以打破。”当天下午四时，这个批示从杭州传达到康生、陈伯达手中。还说：这张大字报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比巴黎公社意义更大。康生找了王力、关锋和曹轶欧，向他们传达了的指示，要求他们按照的精神写一篇评论员文章。

当晚，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联播节目中播发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内容。6月2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发表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这篇评论员文章的重要之处是传达了这样的信息：的指示、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两个月后，1966年8月5日，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写到：“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和人民日报评论员的评论，写得何等好啊!请同志们重读一遍这张大字报和这个评论。”同一天，为这篇评论写下了如下一段批语：“危害革命的错误领导，不应当无条件接受，而应当坚决抵制，在这次中广大革命师生及革命干部对于错误的领导，就广泛地进行过抵制。”从这两段文字，不难看出为什么如此看重并支持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他要自下而上发动群众运动，超越正常组织机构、制度、纪律的约束，冲击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资产阶级司令部”、“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决以往运动及常规运动方式没有解决的问题。关于这一点，有一段经常被引用的讲话：“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正是提供了所期待的，从基层发动群众冲击“走资派”的样板，广播这张大字报就是向全国推广这种运动形式。事实表明，全国性自下而上冲击当权派和学术权威的群众运动狂潮，正是从北京大学的第一张大字报开端的。对此，1966年10月25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说：“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这个火是我放起来的。”

五一六通知范文第2篇

在谢胡访华前夕，北京迎送活动的初始计划是在长安街夹道欢送，天安门前将组织上千儿童的红领巾大合唱。合唱队是由北京少年宫合唱队和几个北京市小学合唱队组成。小时候我很喜欢唱歌，我们学校的合唱团在北京市小学里算是水平比较高的，经常有机会出去表演。

这次的任务很重要，所以在谢胡还没来之前我们就开始训练了。景山少年宫的合唱辅导员为我们紧张地排练。我们要表演的三首歌是《北京―地拉那》，阿尔巴尼亚歌曲《少先队员之歌》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这些歌都不是简单的大齐唱，要分高低声部，有和声。

正当我兴奋地训练彩排之际，忽然上面有了新的指示，取消了长安街的夹道欢送，改去机场了。千人的合唱也被砍掉了一大半，减成二三百人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学校的合唱队没有被减掉。

这对我们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天安门我们去过无数次，但绝大多数孩子没有去过首都机场，大家心中满怀着兴奋、新奇和渴望。

一切准备就绪，1966年5月11日清晨，我们穿着红色的背带裙，白衬衫，乘坐着大轿车驶向首都机场。

这样的活动在北京的孩子里也是很难得的，穿上统一发放的服装，坐上舒适的大轿车，让我们兴奋不已。那时的北京没有高速路，去机场的道路同现在的路相比很窄，出了东直门就是乡村了，沿路的绿色田野里长着各种不认识的农作物。我们一路欢歌笑语，纵情高唱，很快就到了首都机场。我看到了宽阔的停机坪和巨大的飞机，那个兴奋劲儿可想而知。

下车后休整了一下，还没有来得及预演，就传来消息，谢胡来机场的时间改成下午了，我们原地待命。其实这倒不是坏事，我们可以尽情地欣赏一下这里从未见过的新奇的一切。机场提供了丰富的午饭，我们这群孩子以前哪有过这种共产主义“白吃白喝”的待遇啊，觉得太好玩了。那天发的是面包香肠，还有炒鸡蛋。

吃完午饭又来通知，说谢胡再次改时间了，但还不能定。真不知道什么原因，时间一改再改。为了让我们别太累了，机场在能够让我们休息的地方铺上席子，我们就地休息养精神。可我们这些抑制不住兴奋的孩子一点也不累，能在外面玩儿一天，特别是在从来没有机会来的地方玩儿，是多美的事啊。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我们终于得到了准确时间的通知。我们又在机场饱餐了一顿晚饭，晚上八九点时，整队进入机场停机坪，登上了合唱台，开始最后的排练。

指挥是个男孩子，伴奏的乐队好像是音乐学院附中的学生。

望眼欲穿的我们终于盼来了客人们。谢胡在刘少奇、、、彭真等中央领导人的陪同下来到了我们面前。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必须要全神贯注地唱歌，但如此近距离地看到中央领导，我们都很激动，我连歌词都忘了。客人们没有在我们面前停留，很快走过去了，他们在机场绕了一周后（当然还有其他欢送的人群），送谢胡上了飞机。这段时间我们在不停地唱。《北京―地拉那》这首歌音调很高，很费嗓子，特别是最后那几句：

万岁，万岁恩维尔・霍查，万岁光荣坚强的党，万岁北京―地拉那，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万岁！中国阿尔巴尼亚。

我的嗓子都喊哑了。正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送走谢胡的向我们款款走来。孩子们顿时沸腾了，总理过来先是和我们的小指挥亲切握手，然后转过身来，展开他那曾经受过伤的臂膀，随着旋律和节奏有力、动情、潇洒地挥舞着，指挥我们唱歌。我们把最后一个歌《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唱了一遍又一遍，有共和国总理为我们指挥，和我们一起唱，我们忘记了一天的疲劳，忘记了嗓子已经喊得冒烟儿，兴奋得不能自制。我们好激动、好高兴、好幸福，那情景好难忘啊！要不是刘少奇等中央领导在等着总理，我想总理还会继续和我们一起唱的。敬爱的意犹未尽地离开了，我们是那么的恋恋不舍。

坐在回家的车上，已经是半夜了，路两旁一片漆黑，我在静静地回味着那激动人心、永生难忘的时刻，渐渐地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车里一片寂静，累了一天的孩子们都沉沉地睡了。

谁也没有想到，这将是我们金色童年的结束，等待着我们的会是什么呢？

五一六通知范文第3篇

我于11月27日上午9时左右赶到省委九所,公安厅余处长正陪同耀邦同志在园中散步,见到我即向耀邦同志作了介绍。耀邦同志握着我的手说,你是海初的同学吧,李昭和素贞有事出去了,一会就回来,我们先谈吧!

对耀邦同志平易近人、以诚待人的民主作风,早有耳闻。能有这样的谈话机会,当然喜出望外,决定向他倾诉自己的意见,放胆讲真话。

初冬季节,天朗气清,从他的神态,感到他当天心情极好。他将我领到六号楼休息室,服务员送上烟茶和一盘南丰蜜橘,轻轻走了。耀邦又说,你当教育厅长,按前清官制,算四品官吧。经济要翻两番,教育家又是先行官。对于教育工作,解放初我们是清醒的,干部文化教育、扫盲,都下了很大功夫。比起当年,现在教育工作应该说是更重要了,但问题也更多了,党外同志意见不少,你在第一线,惟楚有才,现在如何?

我着重阐述了我对农村教育的看法。我说我对农村教育有危机感,这种危机,与其说是速度(当时上面一心要加快推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不如说是质量。现在一谈教育,就是急于加快速度,就是急于让90%以上的小学生进入初中,甚至以虚假的验收手段向下层层施压。而实际上各地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一些边远地区许多人读了小学还是半文盲,湘西、湘南有的农村中学,说图书室只有一份湖南日报,说体育没有一个篮球。湘西一个县,给小学教过算术的教员考小学五六年级算术题目,居然近68%不及格。教育质量上不去,数量也就毫无意义了。现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已经吃了二十来年基础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质量不高的大亏。因为小学教育失败,语文、算术这些知识性课程以后还可以弥补,而对学生的素质,特别是品德、行为、素养和志向等方面带来的损失,是以后任何教育都难以完全弥补的。如果广大农村,现在就将有限的人力和物力,盲目转到普及初中教育上去,只能是得不偿失。我主张宁可放慢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的速度,也要保证小学教育的质量。

耀邦说,教育需要大量投资,而放慢经济建设的投资来办教育,难以行通。你对农村教育的看法有道理,但还只是工作中的实际感受,恐怕说服不了大家,可以继续研究。既要说服一些对教育不够重视的人,又要说服那些不切实际追求速度的人。另外,增加教育经费用在哪里,也要研究。

我将话题转到党风上,我说现在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在急剧下降中。耀邦同志说,怎么讲呢!可以说,老百姓对党有些意见,也可以说是党在群众中的印象不如过去,或者用你的说法。但据我了解,群众对我们的党风,确实是不满意的。

我批评说,上面热衷于加快九年制义务教育进度,下面就报假数字对付检查。可见讲真话也真不容易,还是小舟同志说过的“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对此,耀邦同志深有感慨地说,我也讲过违心的话。我这个人做过些工作,也犯过错误,就不说了。但回顾一生,有两件事是难以原谅自己的,提高来看,也是做人道德的问题。一件是1959年庐山会议批判彭老总,我明知彭老总是对的,心里很矛盾,但因为相信中央,也举了手。第二件是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大多数中央委员都被打倒了,为了凑足到会人数,我被匆忙解放出来,出席会议,一看到说少奇同志是“内奸”的材料,根据我的政治经验,就知道是不可靠的,这时我已经并不以为上边说的一定正确了,而是抱着夫复何言和不得已的态度,勉强举了手。会议公报虽然说是“一致通过”,但是就有那么一个老大姐,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没有举手,这就是陈少敏同志。在表决前,她说自己心脏病又犯了,伏在桌上,拒绝举手,真是难能可贵。耀邦又说,为什么那么多人不得不举手,这当然是由于长期缺乏民主,容不得不同意见,加上“”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高压手段,使党内普遍形成一种奴化思想意识的结果。我们党由于没有摆脱封建主义的影响,有相当一段时期,不能充分尊重不同意见,不能保护持不同意见的同志,甚至有的自然科学专家,因为对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持不同意见,而被划了,政治上的呵!我过去讲过,也是从马列著作看来的,在奴隶社会中,大多数人是“奴隶”,极少数是“奴隶主”,也有少数“奴才”。过去到现在,这种奴化思想都是有的,程度不同而已。

耀邦同志谈到这里,我心中有感,不得不言。我说,省教育厅有一位在延安起就从事教育工作的老厅长,他在一次谈话中说,全党服从中央和全党监督中央,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全党服从中央,我们大体上有了规矩,而全党监督中央,至今没有走出一条路。这位老厅长还说:回顾建党以来的历史,凡是全国、全局性大错误的形成,例如王明的路线,例如反右扩大化,例如“”和运动饿死几千万人,例如“”的全面内战,有哪一次是全党不服从中央或者不服从领袖造成的?我们不实行多党制,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权力的制约。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有效监督机制和权力制约的办法,是全党的艰巨历史任务。有同志认为三权分立,效率不高,不适合于中国。而我们效率高则高矣!当年张平化同志一声令下,反右倾大炼钢铁运动三天内“席卷全湖南(平化原话)”,结果又如何?我以为作为第一步,政治局常委、总书记等无任何例外地都应该有任期制,有年龄限制。江山代有才人出,世界上决没有不可代替的伟人。历史已经证明,并没有指名小平做接班人,小平是被以后的中央和全国民心推选出来的,而且比晚年要强,也以为小平比自己强。其次中纪委应当真正独立向党代表大会负责,而不应当像现在这样,实际是向政治局常委负责。如果这样,谁监督常委?我们一直强调认为党可以“自我完善”,以为仅靠批评和自我批评即足以保证党不犯错误,这违背了自己当年在延安与黄炎培等人的承诺。而实际则是连政治局委员彭老总都批评不得,这又用什么来保证“自我完善”?党在“”浩劫之后改正了自己的错误固然是伟大,但从1966年《五一六通知》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用了十二年;如果从1957年反右或1958年二次会议“左”倾错误开始滋长算起,整整用了二十来年。我有一个同学,早在《五一六通知》发表第二天,就认为这个文件完全错了,广大党员的大部分也早在事件前后,就作出了自己的结论,比党中央集体纠正错误要早得多。如果有一种真的,而不是口头说说的,无人敢于否定的监督机制,及时纠正刚露头的错误,不是更伟大么!没有能保证永远不犯错误的伟人,也没有能保证永远不会犯错误的政治局,没有不需要监督的人,也没有不需要监督的机构。我是骨鲠在喉,不得不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