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范文
时间：2023-03-16 13:06:45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1篇
关键词：弹腔；田野调查；新变化；新特点
潜山弹腔，是流行于安徽省安庆市潜山县的地方戏曲，同时，潜山弹腔也是当地政府极度支持与保护下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据资料记载，潜山始有弹腔，弹腔的历史，在清乾隆年间（公元1736―1795）就已存在。根据老徽调弹腔之说，在潜山县除少数畈区尚未发现外，几乎都有弹腔。笔者发现，由于社会变化和外来文化的冲击，如今只有在交通闭塞、经济落后的五庙山区得以保存，五庙许家畈弹腔班时代承袭，相传至今。本次田野调查以潜山县五庙乡程冲村许家畈为考察地，本次田野调查通过问卷、文献和影像三种方式进行调查，先后对潜山县文化馆馆长、弹腔老艺人许开学、王兰香进行了访问。
根据研究资料显示，潜山弹腔多数认为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在一定的变化发展下，其形式和内容有一定的变动，但是弹腔的精髓依然根据历史流传下来。
1.传承方式
口传心授是许家畈弹腔班的主要传承和流传形式。口传心授，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口耳相传的外部形式来进行记忆和内容的传授，通过被授者自身的内心感悟能力，将其神韵和精神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经验进行吸收。传统的弹腔传授是通过弹腔师傅自身的说戏使得徒弟对剧情和讲授方式有一定的了解，然后，徒弟根据自己的心里领悟能力及反复聆听模范的基础上，学习和表演。英国音乐学家约翰・布莱金就认为，口传心授实际上是对传统音乐的精髓式的保存和发展，对传统技术的流传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说“在那些没有乐谱的社会中，口传心授和准确聆听跟表演一样重要，并且是衡量音乐能力的尺码，因为它是确保音乐传统得以延续的唯一手段。”①所以说，口传心授式的传承方式相较于一般的文字乐谱而言，具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弹腔的口传心授更加不是一种单纯的额死背台词的形式，具有较大的即兴发挥的成分。据资料记载:潜山是戏曲之乡，则妇孺老幼，皆通音律。不少人看戏时，不是看戏而是“听戏”。如有演员唱错了词掉了板，观众立即知晓。轻则扔起石头砂子去“通知”演员。再不允许有什么差错了。重则吹口哨起哄，将演员赶下台去。
同时弹腔班的成员一般是以农民为主，主要是进行业余的弹腔学习，通过建立一个固定的弹腔班，进行必要的演练之后，在农闲时节自娱自乐，不属于专业型的演出和艺术呈现。
2.潜山弹腔的历时变迁
弹腔从元末清初形成以来，将近两百多年的发展历程，弹腔的发展形式与规则发生了一些较为明显的变化，尤其是在新民主主义以来，社会主义的转型，导致了其音乐结构和流传方式的变革。
（1）音乐构成要素变革
我国民国时期的京剧大师梅兰芳就曾经总结了自己的艺术经验，他认为移步不换形是艺术发展应该普遍遵循的规则。而黄翔鹏也认为其原则是对我国几千年的艺术传承形式以及艺术自身发展规律的一个概括性的总结，他认为，传统音乐是根据口传心授的规律流传下来的，没有经过固定的乐谱形式进行束缚，通常具有较大的即兴性和发展性，缓慢的发展变化没有固定的规格要求，因此是活的，是移步不换形的。 因此，通过比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与当前的音乐，发现弹腔的发展在二十年里变化不大，所以可以毫不犹疑地说潜山弹腔是适应艺术发展的“移步不换形”原则的。 研究发现，许家畈弹腔班，在目前的实际演出中，“吹腔”“拨子”基本不用，主要声腔是“西皮”和“二黄”。
其次，二胡作为弹腔的主要代表乐器，具有很大的艺术独特性。众所周知，京胡是在加入了一定的弹腔过程而逐步形成的音色亮透的艺术形式，与其他的和弦乐或打击乐一起，能够形成具有强烈层次感的整体性音乐。
（2）演出场地的变迁
据资料记载：明末清初弹腔已经达到了普遍兴盛的程度，现存演出剧场遗址有：程长庚故居“老林坦戏台基”遗址、余井马道戏台基、黄泥镇长河“万年台”、龙潭乡万涧“杨氏宗祠”（花戏楼）、小市港“孔雀台”。到了20世纪80年代，演出场地一般是在堂屋或者空地。而今，弹腔已然被搬上了县级春晚，曾为民间的主要艺术表演形式，作为重要的具有民间特色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受到了政府的保护和人民的爱护。
综上所述，通过当前弹腔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弹腔的前后对比，可以发现，弹腔的变化不仅仅是演唱形式和流传方式发生了变化，其演出的场地和形式也相应的有一定的变革。“西皮”和“二黄”为主要唱腔，“吹腔”“拨子”基本不用，伴奏形式变的简单，并加入京胡；口传心授是主要的传承方式，其演出的地点已经上升到了舞台演出的形式，而不再是固定的出场地走向堂屋的形式。另外，弹腔的传承方式发生的系列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当代的地方小戏的发展状态。换言之，在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逐渐受到重视的今天，一些地方小戏从侧面反映了当地的文化风俗和发展特色，受到了政府的政策支持和保护，国家从经济手段和政策加强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尽力保护当前的具有特色的民间艺术。但是，就其民间艺术自身的发展趋势和传承形式，依然需要进一步思考，如何更好地加强保护，更好地流传。
注释：
①约翰・布莱金,马英.人类的音乐性何在? ――人为组织的音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2篇
【关键词】淮安纸扎 手工艺
纸扎，又称扎作、糊纸等，由于传统工艺是用纸糊在扎结好的框架上，制作成某种形态的物体，故名“纸扎”。然而，在传统遭遇现代的今天，民间手工纸扎的生存、变迁、传承乃至发展的状况如何？笔者于2011年2月奔赴江苏省淮安市河下镇，对始创于清代道光年间的百年老店――“李记纸扎”进行了实地调查，所得资料为研究纸扎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依据。
一、采录环境
1.采录现场环境
河下镇地处京杭大运河畔，向西北行15公里到达淮安市区，向西南行3公里到故居，笔者从淮安市区坐公交近一小时到达河下镇。河下古镇已被政府改造成一处旅游景点，其中集结了其他传统手艺作坊，例如吴鞠通中医馆、王兴懋酱园、效娲泥塑等。房屋墙面和路面也都被翻新，对比1995年当地电视台采访的视频来看，河下镇古街道的面貌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
2.人文环境之被采录者背景
李国荣、李国祥兄弟二人是李记纸扎的第11代传人。据李国祥回忆，李家在来河下定居之前，他们的曾祖父、祖父李福恒、大伯李寿臣当道士兼做纸扎手艺，三叔父李寿泉于镇江牌弯开纸扎店。李寿山作为二儿子，则在河下成为了庙会大型纸扎的实际总负责人。后，李国祥子承父业，学习纸扎技艺，后父子为淮安灯会和街头文娱活动扎制舞龙、花灯等作品，现在客户范围包含淮安当地以及周边宝应等地区。1990年1月，李国祥创作的作品《断桥会》被选送到江苏省首届民间美术博览会上展出，2010年，“李记纸扎”申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获得成功。
二、淮安纸扎的变迁
淮安纸扎从道光年间基本形成算起，距今已有100多年的历史。随着中国由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纸扎工艺在功能、制作方式、题材、传承方式等多方面也都发生了变迁。
1.题材的变迁
若按照主题划分，传统纸扎可分为以下两类：其一是丧葬祭祀用品：仙房、轿子、袈裟、祥杖、纸人纸马等。其二是娱玩欣赏用品：花灯、花船、人物、动物、花卉等。
如今，应顾客之需，祭祀纸扎的题材有所拓展，最主要的是现代生活用品和交通工具，如麻将机、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轿车、飞机等，其造型均采用仿真手法，只是尺寸比真物小一些，是顾客的热门之选。
2.制作方式的变迁
制作材料更加多元化，传统的纸扎工艺以竹蔑、芦柴构建造型，新式纸扎大多用纸盒、旧挂历等纸质印刷品制作而成。
新式纸扎工艺制作过程相对简便，省时省力。扎制一件传统纸扎有扎架、糊纸、装饰等一系列步骤，一般需要六七个小时，而新式纸扎则只需一两个小时，可以应急突发事件。
以电视机制作过程为例，三个步骤就可完成。首先塑形，选两个大小不一的硬纸盒进行裁剪，然后按照电视机的形状粘贴在一起，再后描绘几个按钮就可完成。
利用废旧纸盒、日历等现成印刷品制作纸扎可以节省成本，节约资源。同时，印刷品的图案复杂、题材多变，形象逼真，如财神爷、金童玉女，可随意拼贴到纸扎作品中，使得新式纸扎具有更多的现代气息，用李师傅的话说，就是“时髦”。
新式纸扎也有不足。其用纸盒做骨架较笨重，不如传统骨架轻便，结构也较简单，造型不能灵活多变，总的来说表现力与工艺性大大降低。
3.传承方式的变迁
一般来说，中国的传统手艺继承方式是子承父业或师傅传徒弟。然而，李记纸扎如今面临的是没有传承人的境地。
以前逢年过节都会有单位集体举行灯会、舞龙等庆祝活动，当时定制花灯纸扎很多，李师傅说当年的一条纸扎龙可以卖一万元左右。然而现在过年的氛围不如以前，很少举办灯会，花灯的需求量大大降低，艺人基本靠不固定的丧葬类纸扎订单维持生计，每月大约一两千元或两三千元不等，仅够老夫妻俩生活。随着纸扎的需求量大大降低，传统工艺的生存现状难以养活更多的手艺人，年轻人不愿意学习这门技艺。李师傅唯一的女儿从事的是教师职业，现在家族中只有李国荣、李国祥兄弟二人还在做这门手艺，没有技艺传承人。
结语
淮安纸扎的传承与变迁从侧面反映了当代地方手工艺的普遍生存状态。在社会急剧转型的今天，传统手工艺往往被当地政府、文艺机关作为一种地方特色文化并冠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号。然而它们是否得到了切实的扶持、保护，至今仍是个值得怀疑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名号似乎并未对改善手工艺人的生活状态以及技艺发展传承起到明显的效果，对传统手工艺的保护与发展仍需要新思维，采取新措施。
参考文献：
[1]吕品田.中国民间美术观念[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7.
[2]管建华.民族音乐文化传承[C].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3]赵农.关中民间手工艺的生态现状[J].文艺研究，2003（3）.
[4]曹田.扬州纸扎技艺的考察与研究[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版），2011（1）.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3篇
Abstract: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and the high music education's field investigation method has place of its equally good results from different methods, how to profit from 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the research technique to enrich the connotation which the high music education's folk music collects folk songs, the exploration and the solution folk music collect folk songs faced with many questions, is this article 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field method, the introduction music education research area original intention.
关键词:审美人类学 音乐教育 田野调查
Key words:The esthetic anthropology music education field investigates
【中图分类号】J603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7069(2009)-09-0134-02
审美人类学是把美学与文化人类学结合起来的一门新兴的学科,是未来美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该学科运用人类学的方法和概念系统来研究和阐释美学问题和审美现象。它的最大特征是运用田野调查方法搜集实证材料,比较分析不同种族、民族在审美习惯、审美制度、传统方面的区别与联系,试图发现它们的审美规律。
在高师音乐教育中,田野调查方法原意是民间音乐采风,它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社会实践活动。它不仅可以扩大学生的音乐视野,提高学生对中国民间音乐的审美,培养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和科研创作能力,而且它还是挖掘民间音乐宝藏,使民间音乐精品得以继承与发扬的重要手段。本文就审美人类学与音乐教育的田野采风方法进行比较,本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为高校音乐教育的田野采风注入更为丰富的学术内涵。
一、 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
(一) 田野调查的计划
田野调查的计划也称为调查之前准备。田野调查的对象也就是研究项目的选题,首先制定提纲。在选题确定后才能制定调查的内容和地方,时间以及方案。调查对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可以是任务、文化、地域考古、民俗风情、某一事件的始终等等作为对象来研究。
为了有目的、有内容的去实地考察而达到预期收获,研究者必须首先是选择研究的题目,比如在选题时要尽力去选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题材,事先还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复“撞车”,成为“后启之见”。选择有研究意义,有价值的项目。这就取决于研究者的理论水平。(选题的构思、独特、新颖,要有现实意义等)然后确定调查对象,制定出调查的提纲和调查的手段(文字记录、拍照、摄像、绘图、测量等几种),最后写出具体的内容,制定调查计划、日程、路线。根据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准备必要物质工具。还应准备查阅资料的工作,即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资料,对被研究对象有一概念上的了解,再进入开始实地的调查工作。根据调查对象内容而定。
其次是准备记录的、拍照片的、摄像收集的设备,经费等准备。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无法记录下现状、实况,得不到全面的采样就会影响调查的质量。
(二) 田野调查的技术方法手段
田野调查技术或称手段。比如:以最基本的文字记录为必不可少,文字记录要尊重原人、原事、原意的真实,记录中不得加如调查者的主观的分析结论,只能是原始记录,其次是用拍照或摄像,绘图,测量等,记录下原始证据。
(三) 田野调查的方法类型
1、 调查:不能去的地方,信函调查。
2、 问卷式调查:设计需要提出的什么问题。
3、 填表式调查:设计表格填写调查内容。
4、 观察式调查:直接观察、居住体验法。
5、 数据式调查:统计分析法。
6、 群体访问式调查:“会议提问”实验法。
7、 个别访问式调查:个案调查(个人为对象)。
8、 抽样式调查:几百人以上的百分比。
9、 相对比较法式:非主观意识的比较,而是以原始材料比较法。
10、综合调查法:宏观调查法。
(四) 田野调查的内容
田野调查的内容首先要根据调查对象而定,不同的对象,调查的内容有所不同,对所调查的历史、现状、存在的问题,三大类进行调查。包括传统文化、历史、人物、事件、现象等。
精神文化:包括、传统文化、民间神话传说、说唱艺术等。
物质文化:劳动生产工具、建筑工艺、金属冶炼、加工艺术、雕刻、塑雕等等。
民俗文化:民间音乐、舞蹈、服饰、婚俗风情、丧葬文化等。男性专题、女性专题、审美观等等。
自然科学文化:科技、天文、历算、医学。
生态环境――高原植物、野生动物、金、银矿产资源。
(五) 田野调查的成果形式
1、田野调查报告:在整理收集记录资料、数据、表格后,综合的分析实地调查资料。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编写调查报告的重点是尊重原意。如实编写纪录,不得随意加入调查者个人的理解,不加作者个人的分析观点,解释和结论。客观的反映现象、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档案存档的重要依据。
对所调查的资料按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字规范整理。如实的记载调查原始资料应尊重人物、事件、对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记录。如实写出报导文、调查报告。并注明调查地点、调查时间、报告人。
2、研究报告:在以上整理、编写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这就是研究报告。即在对所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依据上,提出研究综合分析建议和对策,作为学术论证报告。给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综合分析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编写调研报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描述调查的见闻,而是对调查资料的解释,分析出可靠性结论。研究报告的质量高低取决于调查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政策水平、知识面、写作水平对资料的分析、组织能力。
二、音乐教育的民间采风方法
(一)采风前的准备工作
为了采风活动能顺利开展,在采风前必须做好周祥的准备工作。第一,确定采风的内容,选择好采风地点。民间音乐采风可以选择不同音乐类型,如民歌、器乐、歌舞音乐、说唱音乐等。确定类型后还可以选择不同的侧重点,例如在民歌采风中还可以选择多声部民歌为采风重点。当然,在时间和精力允许的情况下,也可以进行多种音乐类型的采风。如民歌和器乐共同采集。采风内容确定之后,便可按此内容来选择合适的采风地点。这时需要查阅大量与采风内容相关的资料,了解并熟悉这些资料。这将有助于采风地点的准确选择和采风工作的顺利开展。第二,与采风地有关方面事先取得联系,争取对方有关人员的支持与配合。这有助于正确安排采风时间和采风路线。因为有些地区只在特定地点、特定时间内才举行当地特色音乐活动。例如:壮族的歌墟节分别在1月15日、3月3日和4月8日才举行。第三,要制定采风计划。它包括:采风的目的、任务、内容、地点、时间以及参加采风的学生人数、带队教师的安排、经费与经费来源、采风的行程安排等。制订一份具体可行的采风计划,可引导采风工作有步骤、有次序地开展。第四,在采风前要准备好录音机、照相机、摄像机等器材。采风过程中音乐资料的记录非常重要,单靠耳听手记是远远不够的,还需用录音机录下歌手、乐手当时演唱、演奏的音响;用照相机拍下音乐活动的表演场面,演唱、演奏者的姿态和民族乐器的形状等;用摄像机有声音有动作地记录下音乐活动表演的全过程。
(二)实地采风工作
到了目的地,与事先联系好的有关单位人员接上头后,采风工作便可以全面开展了。在实地采风过程中,经常采用与当地民间艺人、文艺团体的歌手、乐手谈话访问的方法以及亲身参与正在进行的当地特色民间音乐活动的方法来采集资料。
采用谈话访问时,应邀请一些熟悉当地特色音乐的民间艺人、歌手或乐手进行座谈或者个别访谈。在谈话过程中要耐心地询问、观察和启发对方,要消除对方的各种顾虑与拘束。语言要通俗易懂,语气要平易近人,尽量营造出自然轻松、和谐的谈话气氛。同时要边谈边做笔记,对方的表演也要当场录音、照相和录像。
采用亲身参与音乐活动的方法,应深入民间音乐活动现场,参与活动,亲身体验和感受当地民间音乐的特征。并且做仔细的观察与记录。具体操作时可以分工进行。录音、拍照、观察记录、参与活动等工作可指定学生分别完成。在音乐活动结束后,还可以对表演者进行专门采访。
在整个采风过程中,要指导学生尽量完整、准确地记录资料。第一,及时做好尽可能详尽的现场笔记。每次采风工作结束后要尽快整理现场笔记,以便发现遗漏,及时补充。第二,做好采风日记,对当天的工作进度、遇到的问题加以记录、分析,为下一天的工作做好准备。第三,录音拍摄要完整、清晰。录音、拍摄所获得的音像资料需及时整理,并注上文字说明。另外,对当地的一些特色乐器、民间乐谱、唱本等也可适量购买做为实物资料保存。
采风是一件繁琐、细致、复杂的工作,在整个采风过程中,只有按计划有条不紊、仔细认真的做好各个环节的工作,才能确保采风活动的顺利完成。
(三)采风后的成果展示及经验总结
采风后的成果展示与经验总结是高师音乐采风活动中必不可少的最后环节。成果展示可分为展览与音乐会两个部分。在举办成果展示前,应组织学生开展座谈会,谈谈采风的心得体会与经验总结。同时要布置学生整理挑选出展览用的采风资料,如照片、乐谱、录像片、特色乐器、采风日记、采风心得等。并且对采集来的民间曲调、歌谣进行创作与改编,排练成声乐、器乐节目,在采风创作音乐会上进行表演。最后,将本次采风活动中取得的成绩、好的经验,以及存在的薄弱环节和需注意的事项做书面总结,以利于对下次采风活动的指导,达到提高采风质量的目的。
三、两者之间的比较
从田野调查方法的形式来看,审美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田野方法形式基本相同,都是经过调查前的准备工作、实地调查工作、调查后的成果展示及总结研究。调查对象都是一些偏远的少数民族民风民俗。所不同的是,音乐教育的田野调查注重于民间音乐的采风,包括原生态的歌民间器乐,民间舞蹈,说唱音乐等,它侧重于音乐形式的调查与研究。单一的采风形式使得其内容缺乏很多学术内涵。而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在调查前准备、技术方法、方法类型内容较之民间音乐采风更系统、更细致之外,它更注重成果的要求,即不仅写田野调查报告,而且要撰写研究论文,其中包含了至关重要的文化多元观念。
四、 结论
纵观审美人类学和音乐教育的田野调查方法比较,笔者作为高师音乐教育工作者之一,感到审美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之所以值得注重,在于它会给当前高师音乐民间音乐采风带来注重实学的研究风气,并且给采风工作带来更丰富的学术内涵。寻找更多学术途径,利用更多采风方法,通过更加多维的视角,以探索和解决高师音乐教育改革面临的诸多问题。就目前而言,倡导和借鉴审美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对于高师民间音乐采风不仅非常之必要,而且非常之迫切。
参考文献:
[1]覃德清.《审美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2004年9月
[2]妮玛娜姆.《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田野考察方法及应用》.康定民族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4篇
作为文化人类学的核心，田野研究既是一个人为的过程，也是一个科学的过程。因为文化人类学家不同于所谓“硬科学”的研究者，他们调查和研究的是人类群体。在某种程度上讲，不同文化的人之间有很大的不同，同一文化的人之间也有差别。而且，机会、政治和历史的情况都是因时因地而异，这些情况也就增加了田野调查的独特性。田野研究是一个发展着的概念，最初的田野研究主要是指一种田野调查或是田野作业即fieldwork，是指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到调查现场收集材料的过程，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研究范式，即field study，由此就给田野研究注入了新的内涵。
第一，田野研究是一种现场实地研究，田野――Field，从字面上解释，就是田地和原野。田野研究就是到被研究对象所处的地域去研究人物、事件或文化。田野研究意味着田野中的研究，并且随着田野的深入而同时得到推进，这就要求我们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田野，同时还要在田野中发现问题，乃至问题的问题，并积极地就地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而非仅仅针对业已设计完毕的“问卷”，或以“表格式”的预设框架为发现问题的禁锢。换言之，田野的目的不仅仅只是为了既定学术目标，或为了印证某种学术预设去调查、参与、观察和搜集资料。要求研究者进入某一自然的研究场地（即田野），在尽量不干涉研究对象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收集资料，从而记录，描述当时当地的所见，所闻及所想。即它体现了研究情景的自然性。
第二，田野研究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含括着田野作业，并将之整合为田野研究中的基础环节，同时提倡个案与专题。对田野研究者而言，其案头准备工作和理论预设，就不仅包括了田野日程的计划和步骤、资料搜集的手段和技术、记录采访的专题和内容，以及进入社区的角色和方式等等具体操作层次与技术路线，还应当包括对田野问题的有效视界，田野关系的主动建立，地方知识体系的深刻理解，乃至田野笔记与田野访谈的规范化，田野中的跨文化经历与主动体验，田野写作中的文化发现等等更为丰富的理性思考。即它体现了研究视角的整体性。
第三，田野研究强调研究者主体在田野关系中对自身角色与功能的主动认知，对自身学术背景和可能形成的影像失真甚或倒置的敏锐体察，能够在研究主体与研究对象之间找到一种恰当的观察距离来切近对象，并适时地、主动地作出精细的调整。
第四，田野研究要求我们要从田野与文本两个维度来高度关注民俗学的“证据提供”（documentation），也就是说要从田野研究的一系列环节，如田野作业（fieldwork）、访谈（interview）、田野笔记（fieldnotes）、田野记录（transcribing）、田野报告（reporting）、田野翻译（translating）、田野的文本化（textulizing）到最后形成一个系统的田野档案（archiving，包括田野文献识别、获取、处理、存储和传播等），才能最终支撑起被阐释的文本，而在史诗田野中，只有经过这一完整的、有步骤的、充满细节的田野研究流程，才能最终提供并支撑一种能够反映口头史诗传统本质的，以表演为中心的民俗学文本及其文本化制作流程。
第五，田野研究要自始至终地贯穿学术的思考、文化主题的发现和文化意义的揭示，最后都要落脚在理论概括的层面上。而任何形式的理论抽绎，都不过是从特定的角度入手、组织和梳理材料的结果。田野研究应该是一个走近对象到发现对象本质性规律的过程，而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个穷尽研究对象的过程。因此，田野研究中对资料或文本的取舍和轻重，都深刻地浸透着研究者的“指纹”，也就是研究个性。
第六，在置身田野的过程中，理论和预想都要经受实践的检验。换句话说，在实地表演的场域中，对材料的透彻理解与语境关联的动态分析，会反过来对理论框架的搭建、分析模型的推演，乃至具体操作规程的调整产生深刻的影响。田野研究，一方面就意味着，它绝不仅仅是特定理论或学术预设的简单验证过程，而毋宁说是检验、修正，乃至颠覆预设理论的过程；另一方面，田野研究不是一种走向田野的姿态，而是一种学术主体能动性的激活装置，能够帮助我们去发现对象本质、去提炼出更切近对象、更符合对象本真，同时又能烛照其社会文化语境和史诗传统规定性的学理性阐释，因此，也为我们通过史诗田野的实际展开，而最终在史诗理论的思考中有所建树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二、人类学中的田野研究对教育科研的启示
当前我国教育研究的方式相当大一部分或者绝大部分是文献和思辩式的书斋研究，这种研究是一种研究范式，但是它的弊端是容易脱离实际。由于我们一些教育理论研究者缺少长期深入基层的社会调查，缺少具体、实际而丰富的第一手资料，所以就教育统计来看，其结果的真实性往往就要大打折扣。例如涉及国内某一地区教育的一些基本数据，就只能够依靠当地行政机构提供。一些基本概念和观点，由此也会受到某些行政官员的影响，服务于一些行政长官的需要，从而失去学术性和普遍的理论指导意义。教育首先是一个实践问题，它涉及到千家万户每个普通人的生活，涉及到国家、政府和社会的人才需求，目前的教育现实是要“普初”“普九”，发展的重点难点还在农村，所以我们现在的教育如果不研究大多数人口的教育，那么教育研究就将是一句空谈。而且，一些在中小学进行的教育实验，在相当程度上远离基层民众所处的文化环境、文化需求和教育的文化底蕴。一些教育专家常常只是站在指导的位置上，只求按照自己的思路展开研究或进行实验，并最终验证自己所设想的“教育理论体系”。在这类教育研究过程中，极少存在研究者以平等的身份较长时间实地亲身参与并多处观察社区及农村基层教育教学活动的研究方式。
因此，我们的教育研究必须从生活中来，到生活中去，深入校园、课堂、社区与家庭。而人类学的田野研究方式恰恰要求研究者深入到被研究者的生活情境中去，这是一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
三、田野研究的设计程序
1.田野调查的计划
田野调查的计划也称为调查之前的准备。田野调查的对象也就是研究项目的选题，首先制定提纲。在选题确定后才能制定调查的内容和地方、时间以及方案。调查对象也就是研究的“田野”。在教育研究中，它可以是特定情况下的教育制度、过程和现象（人、事件、行为、过程和意义）等等作为对象来研究。
为了有目的、有内容地去实地考察而达到预期收获，研究者必须首先选择研究的题目，比如在选题时要尽力去选择研究领域中的空白题材，事先还要收集了解信息，要避免重复“撞车”。选择有研究意义、有价值的项目。然后确定调查对象，制定出调查的提纲和调查的手段（文字记录、拍照、摄像、绘图、测量等几种），最后写出具体的内容，制定调查计划、日程、路线。根据不同的地方准备不同的必要物质工具。还应准备查阅资料的工作，即从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查阅与之相关的文字记载资料，对被研究对象有一概念上的了解，再开始实地调查工作。根据调查对象内容而定。
其次是准备记录的、拍照片的、摄像收集的设备，经费等准备。如果准备工作不充分，匆忙奔赴到目的地，无法记录下现状、实况，得不到全面的采样就会影响调查的质量。
2.田野调查的技术方法
田野调查技术或称手段。比如：以最基本的文字记录为必不可少，文字记录要尊重原人、原事、原意的真实，记录中不得添加调查者的主观的分析结论，只能是原始记录，其次是用拍照或摄像、绘图、测量等，记录下原始证据。
3.田野调查的方法类型
调查： 不能去的地方，信函调查。
问卷式调查：设计需要提出的问题。
填表式调查：设计表格填写调查内容。
观察式调查：直接观察、居住体验法。
数据式调查：统计分析法。
群体访问式调查：“会议提问”实验法。
个别访问式调查：个案调查（以个人为对象）。
抽样式调查：几百人以上的百分比。
相对比较法式：非主观意识的比较，而是以原始材料比较法。
综合调查法：宏观调查法。
4.田野调查的成果形式
田野调查报告：在整理收集记录资料、数据、表格后，综合地分析实地调查资料。这是很重要的后期工作，编写调查报告的重点是尊重原意。如实编写记录，不得随意加入调查者个人的理解，不加作者个人的分析观点，解释和结论。客观地反映现象、历史和存在的问题。作为历史档案存档的重要依据。
对所调查的资料按历史发展、现状、存在的问题进行文字规范整理。如实地记载调查原始资料。应尊重人物、事件、对象的原文、原件和原意的原始记录。如实写出报道、调查报告。并注明调查地点、调查时间、报告人。
研究报告：在以上整理、编写调查报告的基础上，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看法、分析原因、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措施和研究的对策，这就是研究报告。即在对所调查对象的历史、发展、现状、存在问题的依据上，提出研究综合分析建议和对策，作为学术论证报告。给相关部门提供决策的参考依据，也就是综合分析田野调查中所获得的资料，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编写调研报告的目的并非简单地描述调查的见闻，而是对调查资料的解释，分析出可靠性结论。
5.田野调查的四点要求
求实的作风。在选定研究的项目以后，深入调查，多方调查，一定要严格尊重原始的记录，不得参与个人的分析、猜测以及个人的结论。原始记录应该是实事求是地记下原始的原话、原事、原人。
严谨的学风。在调查中有口头了解的，有文字史籍记载的，有各种来源。但一定要加以多次反复核实，去伪存真。多次考证取得共性，统一的观点和论据。一定要做到有充分的论据来证实自己的论点，也就是法律上讲的，有根有据，有据可证。
平等地位的态度。调查研究者对不同文化和不同民族的调查研究时，切忌不可以我为主的居高临下态度，要以诚相待，这样才能获得对方的信任与帮助。
敏锐的观察、分析能力。良好的理论修养是调查研究的基础，社会调查的深入需要人生阅历和经验的积累，总之，田野调查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经验积累的过程。
6.衡量田野调查的质量标准
第一，做田野工作时，往往用文献法了解历史背景和现状，用问卷法大面积地抽样了解宏观背景，用个案法实地观察体验，深入挖掘，做小的case study（个案研究），也就是说，做田野工作是把几种方法综合起来使用，力图了解真实情况，获得第一手真实的东西。田野工作质量的标准就是利用各种方法和技术去获得真实的东西，真实性代表你的田野工作质量的高低，这些资料要经得起推敲和验证。
第二，所作调查是否全面，是否尽量不带强烈的主观意向，不预设倾向性。但是往往一个人有他自己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预设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田野工作者要时时意识到这个问题，要时时提醒自己注意避免掉入由预设导致的文化困境当中去。
第三，田野工作必须进行及时的记录，要有一个客观的文本，记实的文本，否则的话，时过境迁靠回忆来写文本的话就会带有很大的主观性。所以说，论文的撰写很重要。在撰写过程中，特别要区分研究者与被研究者，要让读者了解到哪些是研究者的立场和情感，哪些是被研究者的立场和情感，不能只反映一方面的东西。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5篇
民族现象的符号学解析
黔北乡土民居装饰的山地民俗文化脉络
侗族拦路仪礼歌的当代变迁
雷山苗族鼓藏节田野调查报告
侗族传统山地林业研究四题
侗族地区传统“林粮间作”模式探微
香禾糯遗传资源传承保护的社会性别分析
山地土鸡品种的社区参与式保护与开发探索
贵州山地猪种多样性传承的文化驱动机
清代滇东北矿区周边的物种与生态变迁
明弘治《贵州图经新志·风俗志》的民族民俗学价值
清水江文书语言研究价值及俗字成因考析
兄弟的隐喻:中国西南山地民族同源共祖神话探讨
侗族俗文学:山地民族的文化呈现与生命叙事
晚清云贵高原矿业发展的近代化尝试——东川铜业个案研究
西南联大师生在环滇池地区的土地开发
清代贵州“苗疆”义学发展的历史特点
走上国际山地民族学研究基础建设的新台阶
东南亚高地两种苗文系统的起源、发展和影响
迈向中国山地民族研究的新天地
侗族传统“拦路”对歌习俗形成的文化背景分析
节日狂欢与艺术表达——河北省武安市姚家峧村“大进驾”仪式的田野考察
传统民间信仰的现代复兴——以鲁中商山地区炉神姑信仰为个案
乡民艺术组织与村落生活的互构——以鲁西山村三德范的扮玩为田野个案
喀斯特山区民族的生物多样性资源利用方式——以黔南罗甸县木引乡为田野个案
贵州文斗苗族人的山场林木经营技艺——一份来自当地林农的“自研究”报告
水族民族植物学的初步考察
贵州天柱侗族“稻鱼共生系统”调查报告
杨汉先在中国苗学史上的地位——附杨汉先先生年谱初编及著作目录
北部侗族民歌随论
汉字载体文献与非汉民族身份建构——以瑶族《过山榜》为例
木商与明清清水江流域苗侗民族地区教育史
明清时期贵州民族地区手工业及家庭副业发展演变考析
世界苗学研究中的苗族宗教民族志范本
法语苗学文献史料收集整理研究刍论
在中国高地上重构“形气神”三元一体的超级生态关联
费孝通关于山区发展的社会人类学思想
“饮酒歌唱”与“礼失求野”——西南山地民族饮食习俗的文化意义
中国山地民族的混农林复合文明及其生态价值
湘黔桂边区三省坡侗族文化走廊夹缝中的“花苗”语言与文化
蒙古草原上的山地文化——内蒙古图什业图奎屯罕山祭祀的民族志报告
麻山苗族三大支系植物观念及利用方式比较研究
贵州少数民族山区特种经济动物资源保护利用研究刍论
从山地民族符号到中国关键符号——中国关键符号体系建构的人类学辨析
透视贵州高原的“寨子文明”——土著观点与他者视角的双重观照
山地民族民事纠纷非正式解决机制研究——以湘黔桂边区侗族为例
清初开发与经营山地民族地区的典范——故临安府三长官司地的个案研究
性别发展与美丽乡村建设——西部山区农村妇女在自然资源管理中面临的挑战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6篇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应用；教育
中图分类号：G64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9324（2013）47-0225-02
我国新婚姻法一共六章五十二条，法条少而且大多是高度概括的内容，在司法实践中难以准确地把握。长期以来，婚姻家庭纠纷在民事案件中的比例居高不下，涉及的法律部门又多，常常需要把婚姻法、继承法、收养法、民法、民诉甚至刑法结合在一起。婚姻家庭法的这些特点，要求我们在婚姻家庭法的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注重培养学生对法律的解读能力和实际运用能力。培养学生对婚姻家庭法的运用能力，必须遵循认识论循序渐进地进行。笔者根据教学实践经验，总结出以下几个阶段和主要方法。
一、基础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是了解、理解和掌握实体法内容，包括法理、法条、基本原则等。主要方式有：
1.举例说明。举例说明是在法学教学中最常用的方法，其特点是直接明了具体。在婚姻家庭法教学中，适合运用在简单的具体知识点的说明。比如如何理解婚姻法中的男女平等，可以采用例举法讲清婚姻关系中必须男女完全自愿，不是一方强迫另一方；结婚后可以男到女家，也可以女到男家；孩子的姓和民族成分可以随父亲也可以随母亲等。举例说明力求简单明了，不做赘述。
2.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也是法学教学中的基础教学方法，它建立在对基本概念的熟练掌握基础上，主要用于初步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适用内容：一般为比较复杂的法条、具有多个条款的法条的理解、涉及与其他的法律一起综合运用的案件等。例如婚姻法规定“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在判断借婚姻索取财物上，一要划清买卖婚姻与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界限；二要划清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双方自愿馈赠的界限；三要划清借婚姻索取财物与借婚姻之名骗取财物的界限。三个要划清的法律界限之间，法律性质不一样，法律责任不一样。此类内容比较多又复杂，采用讲述法很难让人记住，采用案例教学法，融入具体的案件中，就比较直观和感性。案例选择要求：根据教学目的尽量选取源自现实生活的真实、新颖、具体而生动的典型案例。如，婚姻家庭法中夫妻财产关系的处理，在现实生活中常常和其他关系联系在一起从而变得很复杂。全国首例“二奶”状告死者发妻争夺遗产案是一个经典的案例。该案涉及：抚恤金、住房补助金、公积金、房产等财产的性质，当事人的财产处置权，遗嘱的效力，法院对证据的采信，民法的基本原则等一系列相关联的法律问题。涉及内容多，且又与当前的敏感词汇“情人”、“二奶”、“第三者”纠结在一起，能有效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提高其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热情。
3.讨论式教学法。婚姻关系实际上是伦理关系。伦理观念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一样，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也有区别。婚姻家庭法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婚姻家庭伦理价值观。婚姻家庭法的运用也考量运用者对某一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价值观的把握和解读能力。而要准确把握某个国家或者地区的伦理价值观，不仅要了解本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还要了解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文化传统。因为，在伦理价值观的选择上，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既有共性又有鲜明的差异性。比如：拟制血亲之间，直系姻亲之间是否应当允许结婚？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综合历史和现实，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就不尽相同。讨论式教学法主要选择具有前沿性的问题、对现有道德伦理具有强烈的现实挑战色彩的问题，甚至会颠覆人类传统伦理的以及其他在现实中客观存在具有一定的群体性或者代表性的问题。比如同性婚姻的合法性问题、代孕的合法性问题、克隆人的合法性问题以及在打工一族中出现的临时夫妻问题等等。同性婚姻挑战人类两性婚姻的传统，代孕不仅是生育自由挑战生育传统，克隆人问题是有可能颠覆人类传统伦理，而临时夫妻问题直接拷问夫妻间的相互忠实义务以及现阶段农民工的问题。组织讨论课要有计划性，要给学生充分的收集素材的时间。课堂上、教材上的内容是远远不够的。一般提前布置一周，这样在讨论课上学生才有充分的发言准备。讨论过程中应该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最后在结尾时教师要对讨论内容进行评述、总结和适当的引导。因为学生的发言难免片面，而且比较容易走主观路线。
二、加强阶段
这一阶段开始从理论到实践，使学生了解现实中的婚姻家庭发展状况，婚姻家庭法在群众中的掌握、运用和信赖程度；了解、掌握婚姻家庭法案件的司法程序；形成对婚姻家庭法实际运用的初步认识。
1.田野调查。婚姻家庭关系总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生活的变化不断发生变化，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生活节奏、生活方式、文化程度等使得人们在面对婚姻家庭关系时会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比如农村倾向于采用非司法途径解决婚姻家庭矛盾，城市则刚好相反。一个地区的发展程度、发展方式等会直接影响该地区的婚姻家庭关系。如：城镇化过程中出现的城中村村民，在择偶时，为了保持在经济上的优势地位，女子一般不外嫁等。这些都是课本上没有，却活生生地存在于现实中的婚姻家庭问题。通过田野调查使得学生了解婚姻家庭关系发展的现状和婚姻家庭法在现实中的运用状况，能有效加强学生对婚姻家庭关系和婚姻家庭法的认识，深化学习效果。田野调查的对象、方式和调查样卷的内容，老师事先要予以切实指导，以保证调查的完整性和针对性。调查结果一般用调查报告的形式提交。特别提出的是田野调查实践一定要召开调查报告会议。学生们的调查报告完成后，按照一定的条件再分成几个小组形成小组报告。调查报告会议以小组形式发言。通过调查报告会议，形成学生对我国目前婚姻家庭纠纷产生原因、解决的方式和途径的认识。虽然也可以组织学生在小组报告的基础上写成班级报告再下发给学生们，但是和报告会议上同学们各抒己见的热烈现场形成的影响力是不能比的。报告会议的结尾，针对报告中提到的各种问题，教师应指导学生研究分析其原因，进而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和立法建议，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
2.见习。见习是一种很重要的直观教学法，是让学生们直接观察实际的司法活动，感受实际司法活动的重要过程，是了解婚姻家庭关系的司法解决途径，加强婚姻家庭法教学的应用性的重要方式。婚姻家庭法见习的内容有很多，比如：以调解为例，就包括人民调解员的调解、村级干部的调解、妇联干部的调解、法庭外的调解、法庭内的调解等。我们一般讲法律见习主要是见习法庭审判。很多学校在这个阶段流于形式，临时组织学生听一次庭审，写一份见习体验完事。达不到教学效果，也满足不了学生的需要。建议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是虚拟见习，主要是通过放录像的方法。虚拟见习的优势之一是成本低，好组织，且方便教学。录像播放过程中，学生有问题可以随时解答，老师也可以放一段录像讲解一段要点。优势之二是过程比较完整，从立案到庭审到庭审后材料的整理，在短时间内可以聚集要点，使学生获得对法院审判活动的完整的直观印象。课后要求学生写一份流程图且伴随要点说明，初步形成对庭审过程的认识。第二个阶段现实审判见习。现实审判见习活动中审判活动现场的严肃的气氛，现实的法律过程的法官、检察官、律师和当事人的真实表现，形成的心理体验是虚拟见习达不到的。有了虚拟见习阶段的学习基础，这一阶段主要是通过现场体验来加深对法律过程的认识，也感受虚拟和现实的差别。也一过程的缺陷是无法见习庭审前的准备和庭审后的材料整理归档，庭审过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存在并没有听完整的情况。因此教师在组织活动时，课前要把相关情况给学生下发一个简要说明，课后也要把完整的庭审资料下发给学生。然后组织讨论庭审过程，启发学生思考，引导学生进行拓展性思维。
3.模拟法庭。模拟法庭是法学类学生的实验室，在这里学生们把学到的实体法知识和程序法知识进行积极的运用，体验法律工作者的艰辛和不易，也是培养学生法律道德的重要基地。模拟法庭工作常常被当成表演课来进行，学生们选取角色后背台词，对案件本身并没有仔细研究。指导老师在指导时，要对案件内容和庭审过程有个大致了解，但是不要过多干涉，先让学生尽情发挥。庭审后观摩的同学要做现场评判，整个过程中，哪些做得好，哪些做得不好，并提出改进意见。学生评判后，指导老师做总结评判，有条件的话，也可以聘请有经验的法官、检察官或者资深律师旁听并且提出指导性意见。通过这样一个过程，一是促使模拟法庭角色扮演者自己加强学习，避免出现错误，增强主体性，减少对指导老师的依赖性；二是增强旁听学生的参与性——没有对程序法的一定的熟悉和对案件的研究，是看不出门道和提不出问题的；三是通过事后指导老师的评析能够加深学生的印象，促使学生反思；四是有法官、检察官和资深律师的参与，能提高学生的兴趣、提高责任心，同时也是学生们学习的好机会。总之，模拟法庭不要走形式，要做成能使学生有实质性进步的学习课程。
参考文献：
[1]王琤.婚姻家庭法实践实训教学模式研究[J].政法学刊，2011，（5）.
[2]庞静.实践性教学在婚姻家庭法教学中的应用[J].新西部，2009，（6）.
[3]姜虹.婚姻家庭法教学中的人文主义素质教育[J].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00，（2）.
基金项目：邵阳学院教改项目“婚姻家庭法应用性教育研究”（编号：2010JG24）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7篇
[关键词]文献；口述；田野；历史人类学；史料、方法与理论的互动关系
什么叫历史人类学?目前尚没有一个标准的定义，学者们倾向于将它看作一种新的视角与方法[1]。从形式上看，它与传统史学的不同之处主要在于重视文献以外的资料，特别是来自田野调查的资料。在这种形式背后，有着多种人文社会科学理论与方法的支持，并不仅仅是人类学①。当然，在最直接的意义上，可以说历史人类学借鉴了人类学的学科特点，它的研究对象往往是一个区域社会，把研究对象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强调在历史的情境中理解传统社会。笔者以为，历史人类学可以使研究者的视野变得更加开阔，从而发现更多的资料；还可以使研究者从资料本身的脉络出发，而不是服从于主观逻辑，这样就有可能做到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当越来越多的不合于主观逻辑的资料进入研究视野时，最好的办法是让解释体系具有更大的包容性。
一、“钟九闹漕”及其资料介绍
从事件的角度看，“钟九闹漕”是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冬发生在湖北省崇阳县的一次不大不小的农民起义②。范文澜著的《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对此有着极为简练的概括：1841年——湖北崇阳钟人杰聚众数千人起义，自称钟勤王，并竖都督大元帅红旗，次年战败被杀。实际上，这个事件的时间跨度长达七年，过程十分复杂，而起义只是最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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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正因如此，如果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历史人类学，就可以发现其实它有许多同道中人。
②关于“起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概念的界定，刘平博士《文化与叛乱》(商务印书馆2002年出版)一书的导论部分具有参考价值。需要指出的是，作者用“叛乱”代替“起义”，期望它可以包容“性质各异的动乱”，并以为自己可以在“客观的立场”上使用这个词，实际上却仍然无法避免价值判断。笔者受此启发，不再进行分析和讨论，相信“起义”一词有约定俗成的用法。而且老实承认自己是在带有价值判断和感彩的前提下使用这一概念的。
道光十六年(1836年)征漕之时，花户金太和对惯于浮收的差役表示不满，与他们发生冲突，被知县责打，于是誓言上告。他与侄子金恢先(金瑞生)发动各堡花户集资，聘请秀才钟人杰代作状词，自己呈送武昌府，却被差役反告一状，押在牢中。钟人杰与其好友汪敦族、蔡德章亲自下乡聚敛讼费，由金瑞生与蔡德章控准，差役们被斥革，金太和释放宁家，官府亦限定了崇阳的漕规，并由花户自行上纳。但是，这一制度实行不久即告停止，差役又恢复了旧规。金太和愤而再告，被当时的知县折锦元关押起来并解往武昌。钟人杰带领众花户，以玩灯为由，大闹县城，拆毁差役的房屋。钟人杰的另一好友陈宝铭出面，胁迫折锦元按照新规征漕。然而，差役们并不甘心失败，他们请了崇阳最有名的讼师蔡绍勋，状告金太和把持漕务，令他长期不得脱狱。折锦元之后的知县金云门因自感无力应付崇阳的复杂情况，推荐师长治为继任以求自免。此时，蔡德章因无子迎娶二房，被差役诬告奸拐，师长治不明底里，将他关押，钟人杰等人再次以玩灯为由大闹县城并拆打粮房。师长治恼恨在心，将蔡德章解往武昌。然而，蔡德章在府讯时振振有词，反将师长治陷于被动之地。无奈之下，师长治受了差役的唆使，用蔡绍勋撰写状文，告钟人杰欺官霸县，终于惊动了武昌府，要捉拿钟人杰。恰逢此时有传言说金太和性命堪忧，金太和子侄催促钟人杰起事。为将众差役斩草除根，并威逼蔡绍勋和息了案，钟人杰、汪敦族、陈宝铭等人带领众花户围攻县城，逼迫师长治开释金太和。在未能如愿的情况下，他们杀了师长治，攻打崇阳周围的通城、通山、蒲圻等县。此事惊动了朝廷，道光皇帝亲授方略，调集重兵镇压了起义，钟人杰、汪敦族、陈宝铭等人被捕，在北京遇害。
因为事件本身的震撼力，不少官方文献和私人文集对它都有记载，且各有侧重。《清实录》记载朝廷镇压起义的过程最为详细。军机处档案中则保存了起义领袖钟人杰等人被捕后的供词。地方志中不仅《崇阳县志》对起义有所反映，受到影响的通山、通城、蒲圻等县的县志中亦有详略不同的记载。此外。魏源曾为师长治撰写墓志铭，师长治的家丁殷再生亦写有《崇阳冤狱始末记》，记录了起义的前因后果①。这些资料的立场也是有差别的。《清实录》与军机处档案将起义者视为叛逆，把钟人杰等人因漕粮而争讼视为一种把持行为。地方志更是将起义归入灾变一类，充分体现了王朝的正统观念。魏源与殷再生的记述与这些文献不同，前者在表达对师长治的惋惜之情的同时，还揭示了漕运制度发展到清末出现的种种弊端；后者则为被朝廷视为“办理不善”的主人鸣冤叫屈，因此，较多强调崇阳地方社会之复杂难治。
尽管存在种种差别，上述资料却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出自文献。从传统研究方法来看，它们是稳定的可靠的，都属于可以直接利用的史料。然而，在“钟九闹漕”资料中还有另外一种——口述资料，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同于文献资料。
“钟九闹漕”事件对崇阳的影响是深刻的，当地人口耳相传至今，绝大部分都能够讲述其过程以及与它相关的一些故事。而对于它的流传起到重要推动作用的是起义之后出现的民间长篇叙事诗《钟九闹漕》，目前已经整理出版②。所谓“长篇叙事诗”是现代文学概念，实际上它是五句为一段落的七言山歌③，作者据说是一个叫做陈瑞兆的铁匠，也有人说是曾经看管过金太和的人。
如果将长诗与文献资料相对比就可以看到，长诗不仅完整地层现了一次农民起义从酝酿发动到遭受失败的全过程④，而且是真正的纪实文学，诗中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和人物的记载有极高的可信度。此外，它的草根性还让我们看到了在老百姓眼中这次事件有着多么丰富的内涵，又与我们眼中的农民起义有着多么不同的逻辑。
虽然长诗的史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但它是一部口头文学作品，因此，如何处理它与文献资料之间的关系就成了一个问题；此外，长诗丰富的内容也是以往关于农民起义的理论所不能包容的。当笔者接触并逐渐了解历史人类学之后，认识到新的史观、新的理论与方法能够赋予历史研究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大的解释力，因此，按照历史人类学的要求对“钟九闹漕”事件的资料进行全面的搜集和重新解读。笔者查阅了各种相关地方文献，并到崇阳去做田野调查。尤为宝贵的是，笔者在当地找到了1975年华中师范学院历史系74级工农兵学员围绕长诗在崇阳所作的调查报告。这次调查的背景是“开门办学”运动，学员们做了大量访谈。虽然调查的出发点受到当时政治环境的限制，体现出强大的话语霸权⑤，但老百姓的声音仍然倔强地保留在报告的字里行间。
华中师范学院的调查报告(以下称《调查报告》)与笔者的田野考察使得长诗不再只是一个孤立的文学作品，而是显示出与其他资料的内在关系，其史料价值也因此而更加明确。更重要的是，所有这些传统文献以外的资料不仅大大丰富了“钟九闹漕”的研究内容，而且它们与文献的相互观照也指向了更具解释力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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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笔者疑心，“再生”为该家丁劫后余生的纪念，而非原名。
②已出版的《钟九闹漕》有两个版本，一是1957年版，一是1998年版，本文中除特别注明外均指1998年版，原因见下文。
③解放前有很多大同小异的唱本，但笔者尚未找到实物。
④长诗在事件的起因和前期发展方面提供了具体细致的资料，而这恰好是文献所无法做到的，笔者在前文中对事件过程的叙述已经参考了长诗中的内容。
⑤例如问题的设计实际上强迫受访者将各种人物做成分上的划分，又如调查的目的在于批判长诗中所宣扬的“投降主义”。域社会成为与国家制度相隔绝，不受外部影响的非现实单元。事实上，除非是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否则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区域社会。从“钟九闹漕”资料可以看到，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文献以外的资料以自下而上的角度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二、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
一些学者对历史人类学心怀忧虑，担心它所强调的“地方知识”、“地方感”会令作为研究对象的区域社会成为与国家制度相隔绝，不受外部影响的非现实单元。事实上，除非是在研究者的头脑中，否则从来就不存在什么孤立的区域社会。从“钟九闹漕”资料可以看到，区域社会与国家制度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特别是那些文献以外的资料以自下而上的角度对这种关系做出了详细的说明。
其一，国家制度在基层社会的具体表现。在长诗中，崇阳漕粮征收情况是这样的，“提起国课好伤心，官吏依势压乡民，饷逢毫厘一分算，米上几合要一升，算盘珠子打死人”；“粮房柜上一窝蜂，全靠花户米来供，踢斛摇斗乱行抢，三盘样米太不公，羊入虎口痛难忍”；“世间狠毒是粮房，串成一党恶难当，欺天灭地多诡计，一把升子七寸方，斗米把作七升量”。
《调查报告》则对长诗中我们缺乏感性认识的一些说法进行了解释。如“踢斛摇斗”，受访者说“那时，量米还用斗，衙役用脚踢斗，这样，米就要多收一些”[2](1975年11月2日)；“(衙役)还要用脚踢斗斛，搁一下，泼一点，一石米得要一石多”[2](1975年11月3日)“三盘样米”，指“衙役将交的米分为三层，上层归衙役，下层归花户，中间就完粮”[2](1975年10月26日)；“花户完粮时，衙役要拿一斗米做样米，看合格不合格，这个样米就归衙役自己”[2](1975年10月28日)。长诗中所没有提到一些情况，《调查报告》亦有反映，如多位受访者提到当时粮房收粮用“皮斗”，这是因为“皮斗有伸缩性”，“当时衙门收米用斛桶，一担四桶，桶底是胶皮的，收米时一提往下坠，一担米只剩六斗了”[2](1975年10月28日)。某位受访者讲到用皮斗收粮时，“上面堆起来，上下各有一个包”，很不容易想象，而另一位则解释得很清楚，“当时用斛收米，那种斛上面是木的，下面是皮的，立着倒米时，倒的堆满了，撒在地上的米归衙门不说，那斛一提起来，又浅了一截，又得倒满，所以挑一担米只完的一箩多”[2](1975年11月2日)。
在《赋役全书》这类官方规定中，我们无法找到崇阳县征收漕粮的实际数字，而在崇阳人脑子里，这个数字是非常明确的。在闹漕之前，包括各种浮收在内的总额是两万多石，因为长诗中写道，“崇阳册载几千米，一年收纳两万多”。当钟人杰等人第一次带领花户拆打粮房后，官府实行了新章程，于是“大小花户完得清，实在只有七千零”。有趣的是，《调查报告》中的受访者据此推理说，“崇阳全县应上缴7000多担，而粮房要收20000多担”[2](1975年10月30日)。
其二，百姓对官府情况的熟悉程度。长诗中对闹漕过程中的历任县官都有记载：“年逢丙申腊月中，官玺刑铭印未封，本年是个王县主，年迈七十耳又聋，独听衙门口边风。”“(戊戌年)正是蔡官上任来，大开东门接提牌。”“己亥年来百事全，好个县主蔡官员，正是农忙春三月，谁知蔡官退县权，折爷就将印来圆。”“(庚子年)时届秋冬两相交，折爷要往别县调，又是金官来圆印。”“(辛丑年)到了八月桂花香，金官卸位下武昌，来了正印师县主。”与同治五年(1866年)的《崇阳县志》和《崇阳冤狱始末记》相比，长诗对闹漕过程中历任县官的记载是最清楚详细的①。由于长诗在民间的影响甚大，《调查报告》中有多人能够明确说出当时一共经历了五任“县长”，分别姓王、蔡、知(亦写作“支”，应为“折”字，可能是受访者与调查者口音的差别造成的——笔者注)、金、师[2](1975年11月3日、10月27日)。在长诗中，钟人杰等人告状成功之后，“总督一见文书详，两人商议出示章，两银扣钱二串四，担米完纳理应当，合行晓谕布崇阳”。据《崇阳冤狱始末记》记载，钟人杰等人“遂出禁革钱漕积弊及民愿加二升二斗章程，每两纳钱二千一百四十文，周制军断案，自书告示勒官钤判刻石城乡”。可以看到，长诗不仅对征漕章程的记载较为确切，而且末一句的口吻简直就是告示上的原文。金太和第二次告状，被折锦元关押并连夜起解到府。钟人杰等拆打粮房，闹到大堂，折锦元被迫答应，“担米只许加一斗，合勺之粮不成升，斛平斗满自公平。只许正算扣饷银，毫厘丝忽不成分，两银扣钱二串四，水脚印号是正经，并无外规派钱文”。这几句话虽然以韵文的形式出现，但是仍可看出条规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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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五年(1866年)刻本的《崇阳县志》中没有开列此前历任知县，显然非常不合常例，但原因不明。殷再生《崇阳冤狱始末记》(上海图书馆藏未刊本)中涉及的最早的知县是折锦元，可能作为家丁的作者也只能了解到到这么多情况。而1991年出版的《崇阳县志》显然没有参考长诗的内容，因此其中的清代知县简表是从折锦元开始的。
其三，民间社会如何利用制度。长诗中的讼师蔡绍勋是“崇阳第一刀笔”，在他的状词中，“单告太和是光棍，田无升合饷无分，假称花户告衙门。又告太和是刁民，能说会道武艺精，常在乡下欺懦弱，一虎三彪父子兵，欺压北山一源人”。虽然只是简单的几句话，但是全部直击要害。《大清律例》规定：“凡实系切己之事，方许陈告”，“州县征派，务须里长率领众民公同陈告，方准受理。”[3](P484)这意味着如果不是真正的花户，就没有权利参与漕讼，否则就是扛帮唆讼，最为官府所忌恨①。蔡绍勋称金太和“田无升合饷无分”，就向官府指明了他是健讼之徒；而且，律例对于扰害统治权力与社会秩序的“光棍”更是强调要予以严惩，因此，蔡绍勋一张状纸使得羁押在省的金太和失去获释的希望，“要想回家在梦中”。至于蔡绍勋告钟人杰的状词，长诗是这样写的，“钟九结盟伙一党，毁街灭市难抵挡，欺凌官长霸崇阳”。结伙与欺官亦是官府最为关注的问题②，此状一上，武昌府立即下令捉拿钟人杰。正所谓“状得有高才，行到武昌把封开，大人一见明如镜，钟九不是小人才，火速风行出提牌”。清代的很多判牍都反映，状词水平的高低经常体现在能否紧扣制度，如果在这方面引起了官府的重视，能够准状，告状人就基本上达到目的了。这是因为，清代讼狱中的拖累之弊极为严重，一旦涉讼，倾家荡产者比比皆是。所以，长诗中金太和说“全靠一张好头词”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当然，讼师经常出入官府，他们熟悉法律规定是很自然的；但是，长诗中还写到，当金太和在家中表示要上控粮案时，其妻说：“八劝夫君莫装痴，斗米当差告上司。”意思就是说，他们家是小花户，没有资格上控粮案，如果上控就一定会吃亏，这很显然是一个基于制度的认识。
文献以外的资料无疑能够对文献起到补充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它们可以使研究者从基层社会的角度重新认识国家制度。一方面，基层社会受着国家制度的影响；另一方面，基层社会对国家制度经过了“一个自下而上的接受过程……从形式上看，在这个过程中，民间可能用了反讽的、抵触的、甚至是对抗的形式”[4]。或者说，“区域社会的历史脉络，蕴涵于对国家制度和国家‘话语’的深刻理解之中”。因此，“区域历史的内在脉络可视为国家意识形态在地域社会的各具特色的表达，同样的，国家的历史也可以在区域性的社会经济发展中‘全息地’展现出来”[5]。而这正是历史人类学重视区域社会的原因所在，做好一个区域社会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研究，是真正接近国家历史的可行性办法。
三、传统社会人们的角色与行为
在“钟九闹漕”资料中，对于钟人杰等起义领袖有两种互相矛盾的说法。按照官方文献，钟人杰等人是健讼之徒，平日惯于包揽漕讼，在达不到目的的情况下就聚众反叛，连钟人杰等人在京受审的笔录都加工为这种说法③。魏源与殷再生虽然揭露了漕运制度的衰落和差役的劣迹，但同样将钟人杰等人视为叛逆。与此相反，长诗将钟人杰等人看作为民请命的英雄，给予热情的颂扬。对于这些不同的说法，以往的方法是做同质化处理，以便得出一个客观的认识；而所谓客观的认识，又往往是置于革命史脉络中的。从《调查报告》的内容来看，在老百姓眼中，这种认识上的矛盾是根本不存在的，他们对于钟人杰等人的看法超越了我们所熟悉的主观与客观、好与坏的二元对立模式。也正因为如此，通过体会他们的感受，我们可以建立起对于传统社会的更符合实际的认识。
关于钟人杰，受访者说，他从小上学，读书八年，做过生意，开过糟坊做过酒，开过豆腐坊[2](1975年10月31日)。他很善于对付官府，“钟九考秀才时，同崇阳上乡一个姓代的一起考。这姓代的家庭情况很好，在考前送了三百串钱给知县，企图买通。钟九后来知道了这个情况，就把自己的文章和姓代的文章一起拿去给知县。知县看后，在钟九的文章上盖了印，后来发现又后悔，因为印没有盖在姓代的文章上，最后两人都没录取”[2](1975年10月28日)。他家境不富裕，曾在过年时写了一副对联以抒胸臆：“东倒西歪几间屋，千锤百炼一个人。”[2](1975年10月28日)“钟九曾在崇阳县城西门外的煤冲教过书，煤冲这个地方产煤，但是由绅士把持，不准百姓去挖。钟九对这事十分不乎，他就为老百姓写了一份状词，告了把持煤场的绅士。事后告?，别人还送田十亩给钟九。但不久翻案，钟九被官府革去他一切功名。钟九被革后，将钟人杰的名字改为钟世雄，以后又考取功名。”[2](1975年11月3日)
关于蔡德章，受访者说，他小时候读过两年书，家无田地，有房屋一间。长大后专替别人打官司，因为识字不多，被群众称为瞎子朝司。钟人杰到他家约他闹漕，他问到底为名为利?为名才去，为利就不去。钟人杰说是为名，他说“为名我就去”④。起义失败后，他跑到蒲圻，在一个地主庄上种地，时间长了，官兵知道了，就把他抓住；又一说是他在一个地主家放鸭子，和别人发生争执，事闹大了被官府发现将他抓住。官府判他充军，问他愿意到哪里，他说只有崇阳不去，因为那里造反。这是反话，官府中计了，于是他被送回来，最后病死在崇阳[2](1975年10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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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中的一段记载可为佐证，在讯问某抗漕之人时，段光清说，“尔等控钱粮浮收，自己究无应还钱粮，不过代人家抗粮耳。”
②《大清律例》对犯罪行为中的人数有明确规定，聚众者必受严惩。
③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钟人杰口供中有：“有素好的陈宝铭、汪敦族们，因把持钱漕与书差拘讼，我就主使向各堡花户敛收讼费。”
④《调查报告》中开始写作“为民为利”，后来将“民”字改为“名”字。
关于汪敦族，受访者说，他“家里条件不好，也还供他读书考上了秀才。是个文生，写文章写得好，没有做官，回到家里，不知道干什么，可能是教书。因为当时有文化的人少，所以他在当地就很有名气。别人都说他能干，也很有势力，相当于一个土绅士，被人称为老爷”。“汪敦族带兵打的是通城，捉的蔡绍勋”[2](1975年11月1日)；“汪敦族是个漕师，相当于现在的律师。他有田地二三石，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多亩。他是个有钱的绅士、文生，属于中小地主，当时还戴顶子”[2](1975年11月3日)。
关于陈宝铭，受访者说，他“是个武将，带兵的，他原是和衙门一伙的，后来钟九把他说过来了”[2](1975年10月30日)。
从《调查报告》所提供的丰富的背景资料来看，起义军的几位领袖与他们的对头蔡绍勋其实都是靠打官司为生的读书人。在官方话语系统中，他们被称作“健讼之徒”或“刀笔讼师”；在崇阳老百姓的词汇中，他们有一个特殊的称呼，叫做“曹司”。这个“标准”的写法来自现代版《崇阳县志》，在《调查报告》中则写作“朝司”、“朝市”、“漕师”、“漕司”等等。一个“司”字微妙地表达了他们在地方社会中的权势。事实上，老百姓对他们如同对官府的差役一样怀着畏惧之心①。此外，还应该引起注意的是“漕”字。在清代的江南地区，健讼之人往往会借打官司与官府在漕粮征收问题上讨价还价，乃至于有“讼户”之称②，他们的行为被称作“吃漕饭”，“吃漕饭者，官征漕或浮额，黠者辄持短长，倡言上诉，官惧则令漕吏饵以金自数十至数百，称黠之力。若辈岁需专取给于漕，故谓之吃漕饭云”[2](1975年10月31日)。长诗中非常具体的描述了金太和、钟人杰等人走遍崇阳各堡，聚敛讼费的过程：金太和“按照粮饷派银钱”，“正月走到立夏时”；钟人杰等“四位头入伙下乡，各走一路好匆忙，出门不上两个月，走尽四处与八方，回家又是过端阳”。《调查报告》中的受访者亦称，“闹漕打官司的钱主要来自人民群众，依靠绅士
通过保甲长从人民群众手中取得”[2](1975年10月2日)。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漕司”等称呼可以影射当地讼师亦有类似行为。总之，无论是曹司还是漕司，都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讼师在基层社会的地位和势力。
这些讼师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蔡德章“因为经常到县里去替别人打官司，所以认识了钟九，结拜成兄弟”[2](1975年10月2日)。汪敦族“与钟九是同学”[2](1975年11月3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钟人杰与蔡绍勋之间的关系。《崇阳冤狱始末记》透露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出面替差役打官司的蔡绍勋是钟人杰的母舅，他是崇阳第一刀笔，钟人杰则是仅次于他的第二人。长诗中对此没有交代，而《调查报告》中的内容则可以肯定这一说法③，很多受访者都指出钟与蔡是至亲，最有可能的就是甥舅关系。钟人杰“从小跟着蔡绍勋读书，读得很好”，甚至他写状词的本事也是蔡绍勋教的。关于这一点，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是，钟人杰没有考上秀才回家后，就去肖坊堡西堂祠教书。当时是六月天，一天晚上他的东西被小偷盗了，他第二天清早就来到白霓桥，找到他母舅蔡绍勋。蔡要他写份状词，他当时就写了一份两千多字的状词。蔡说，这字写多了，县官没有精神看。后来他又写了五百字，蔡又说不行，就自己一状，只有十几个字。钟拿着这张状词告到县里，打赢了官司。然而，他们之间也因此而产生了矛盾。据说在打赢官司之后，县官给了钟人杰四锭银子，他只拿了一锭，其他三锭都给蔡绍勋。蔡不要，说，这是给你的，我不能要。他说，我的东西只值一锭银子，你干的这行是专刮民脂民膏的事。两人就争执起来，他发气说，我日后做了官，就一刀把你杀了。这一年春节，他就没去蔡家拜年，初四蔡绍勋来他家拜年，他还是没去蔡家，这样就结了仇[2](1975年10月28日)。又一说是“蔡绍勋和钟九都参加了第一次打粮房，并且他们的关系比较好，后来因为有一个小官吏的妹子和蔡绍勋拉上了关系．所以他们的关系就破裂了”[2](1975年10月28日)。小官吏的妹子是指衙役金榜(金仲华)的妹妹④。钟人杰等人起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逼迫蔡绍勋息讼，但是蔡绍勋听到风声跑到通城，后来被捉回崇阳⑤，据说他在未被杀掉之前问钟人杰，九贼九贼⑥，我是你的什么人?钟人杰说，你是我的舅父。蔡绍勋问，我是你的舅父，你为什么要杀我呢?钟人杰说，不是我要杀你，是你犯了众怒[2](1975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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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受访者称差役为押司，也有受访者说“陈宝铭与汪敦族都是衙门”。
②段光清《镜湖自撰年谱》，“从前有讼至县，县不能治，于收漕时许交本色米几担，后遂为例”。
③需要指出的是，华中师院的学员进行调查时尚不知有《崇阳冤狱始末记》一书。
④《崇阳冤狱始末记》中说金妹是蔡的妻子．长诗与《调查报告》则称二人是姘居关系。
⑤《崇阳冤狱始末记》记载蔡绍勋是在崇阳被捉到后杀掉，长诗则说他是从通城被捉回来杀掉，一个原因可能是殷再生当时被起义者拘押，不了解具体情形。
⑥又一说是“九崽”，出现这种分歧可能是由于记录者对崇阳话不够熟悉，不过称呼“九崽”似乎从情理上更说得通。
讼师与官府、衙役之间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例如陈宝铭，老百姓说他本身就是“衙门”，长诗中的说法似乎可以作为证据，当折锦元被花户包围威胁之时，他找来陈宝铭协调，陈趁机进言让他答应花户的要求。蔡绍勋自不必提，正因为与衙役的妹妹有关系，才被诱惑做出不利于钟人杰等人的事。为此，殷再生不无遗憾地说他，“久不操刀，更不肯结怨于甥徒，为妻所误，遭此惨祸”。
对于上述错综复杂的关系，《调查报告》中的一篇批判性文章说，“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对抗；而地主阶级内部，既有革新势力和腐朽势力的矛盾，也有地主阶级腐朽势力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争权夺利的纷争。《钟九闹漕》唱本反映的钟九、陈宝铭、汪敦族等人和衙门王大、余五、蔡绍勋的斗争，其性质和内容都属于后者，即地主阶级腐朽势力内部的派别纷争。他们都同属地主阶级的‘仗义疏财’，同样不择手段地追求升官发财。衙门是靠收管钱粮从中捞到油水，钟九等人是百般嫉妒衙门不服气， 靠打官司缓和矛盾”[2](《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段话阶级斗争的味道十足，其实它在某种意义上仍具有启发性，那就是传统社会结构中的内在联系不应割裂。在史学研究日益走向多元化的今天，研究者通常用社会学方法，也就是从结构和功能的角度来分析各种人物及其作用。这里就需要注意一个问题，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不同，它的分化程度较低，结构是简单的，功能却是复杂的，人们的角色与行为也是多面的，那些综合在一起的因素，不但无法分离，有时甚至难以分清主次。以“钟九闹漕”事件中的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健讼为例，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大多集中于法律观念、法律行为以及与社会变迁之间的关系上面。但是，传统社会的法与今天的法并非直接的对应关系，传统社会中法的存在形式和功能与今天也不能完全等同，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历史的情境中，这样才能了解中国传统法的样式与发展脉络。近年来，法律史的学者大多已经不再限于研究纯粹的法典，而是将大量的判牍和诉讼档案纳入研究视角，但是，这些资料仍然是文献，无论数量多么庞大，内容多么丰富，也仍然是单调的，在研究范式不发生变化的情况下，它们有可能反而强化学者们早已经设定的对法的理解，使研究进入一种相对自足的循环当中。在这一点上，历史人类学提供了新的视角与方法，特别是当我们将文献资料置于田野调查的背景下时，可以使专题研究回到整体史的框架中去，从而在丰富的经验事实中体会历史的真正脉络。
历史人类学将研究对象置于区域社会的情境之中做整体的观察，目的是摆脱我们头脑中一些抽象的、宏大的理论模式，回到经验事实，更加深刻地解释传统社会的深层结构与历史发展的内在脉络。在历史人类学的视角下，包括文献与田野在内的越来越多的资料进入了历史研究的范围。面对更加丰富的历史事实，当现有的概念、方法、理论乃至思维方式不足以容纳它们的时候，我们要做的不是视而不见或者简单化处理，而是要建立更具有包容性的理论体系。笔者在搜集湖北崇阳民歌《钟九闹漕》相关资料的过程中，对这一点深有体会，所以不揣冒昧，就教于方家。
最后，笔者想要强调的是，随着视角的变化和资料的丰富，起义领袖呈现出复杂的面相，老百姓的观念也与我们的期望值不符，但是，这次起义和钟人杰等人的形象在笔者心目中并未稍减其光辉。正相反，从情感上讲，“反叛者”因显示出丰富的人性而更加富于悲剧美；从学术上讲，笔者对传统社会的“”有了较为全面深刻的认识，同时也意识到当农民战争研究摆脱单纯的革命史叙事方式时，它的价值会提升到一个新的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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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赵世瑜．传说·历史·历史记忆[J]．中国社会科学，2003(2)．
Historical Materials, Way and Theory: "Zhong Renjie's Uprising"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Abstract: In the past "Zhong Renjie's uprising" belongs to the research areas of peasants' war, but it displays more connotations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With data from different quality coming into the field of researchers' vision, contradictions between them have protruded, and it is in this field that theoretical starting point has come into being.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8篇
《民族学刊》（CN：51-1731/C）是一本有较高学术价值的大型月刊，自创刊以来，选题新奇而不失报道广度，服务大众而不失理论高度。颇受业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和好评。
《民族学刊》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和探讨，关注热点难点问题，倡导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鼓励研究现实问题，特别欢迎大型田野调查报告和各类基金课题阶段性论文。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9篇
关键词：田野调查；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社会实践
在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中，除过正常的课堂教学、工作室的操作和图书馆的积累外，还需要走出校门，深入社会和民间，让学生近距离接触民间文化和寻找创作素材和灵感，在自然环境和民间艺术的陶冶下培养自己的艺术素养和艺术情操。
近年来，美术院校越来越重视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每年定期组织学生下乡采风，受到了学生的普遍欢迎。笔者认为田野调查不是去拍几张照片，画几幅速写，而是要深入了解民风民情，所以要真正把田野调查和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结合起来，才能使调查名副其实，才能有利于中国民间美术课的教学。
1 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
田野调查教学法，是指学生在教师的组织下，围绕某一教学目的，深入到民间艺术起源地对民间美术素材和相关文化背景进行调查、收集和研究的一种教学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参与包括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进而最后做出结论的完整过程，并通过这样的过程培养学生对民间美术在研究能力和文化意识方面的全面素质。田野考察教学有助于验证所学知识，增强学生对本地区民间美术特征和文化寓意的理解。
2 定期带学生下乡社会实践
要真正切实地组织一次田野调查，必须对各个环节做充分的准备工作，做到有备无患。
首先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制定了一个细致的工作计划，包括行程路线、车辆安排、人员的组合、日常的活动，还有学生的安全、气候、饮食等问题。另外让学生通过书籍、网络等渠道，搜集资料和信息，对所要调查的地区和文化有一个全面了解。每一个民族或每一个地区都有特殊的社交礼仪，如见面礼节、作客礼仪等，以及各种禁忌等。只有先了解一般礼仪和禁忌，才有可能较好开展田野调查。比如调查乾陵，首先要了解唐朝社会文化、帝王陵墓的形制和乾陵的特点等。学生有了一定的知识积累后，就会对所考察的对象产生认同感，带着问题和兴趣去认识它，而不是像旅游观光一样流于形式。
在调查过程中，教师或学生针对性地对调查对象进行讲解，这样会使学生亲身体会艺术的魅力，也会积累经验，学会田野调查的方式方法。另外也可以请一些艺人讲述他们的创作过程，或者现场示范。从事民间工艺的人越来越少了，了解和使用它们的人也越来越少。许多学生平时接触的只是书本上的知识，仅仅通过书籍或网络了解民间艺术，无法亲自感知这些艺术。如果了解了这些艺术的工序和创作，就会使他们真实的触摸民间艺术，把书本知识和本原艺术紧密结合起来，就会激发学生对民间美术的浓厚兴趣。
在参观凤翔泥塑村的时候，学生在感叹民间工艺的精湛的同时，更多地把重点转向了对艺人的采访。通过采访，学生们了解了泥塑的制作工艺、艺人的生存状态以及凤翔泥塑的社会影响，他们都感到受益匪浅。通过这种方法，深入到人们的中间，通过参与他们的活动、与他们交谈和观察他们的活动来了解其社会和文化。田野调查法使得调查者既可作为“参与者”，又可作为“观察者”；既作“局内人”，又作“局外人”，双重的身份及多维的观察角度使得调查者可以对调查对象及社会事实进行深度观察与体验，从而进行广泛和深刻的文化意义的解读与剖析。
最后，指导学生通过文字、录音、影像等方法进行记录。一方面是实习成果的记录，另外也是对濒临灭亡的民间艺术的整理。通过这种途径，会对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这是课堂教学所不能达到的。考察结束后，要求学生对搜集的资料分类整理，最后写出调查报告。教师在取得学生的反馈信息后，再针对民间美术教学过程的每个环节进行反思和总结，这个过程是个循环不断、持续改进的过程，最终使民间美术课程资源得到更加合理、有效的开发。
3 教师下乡搜集资料
教师既是民间文化艺术的传承者，又是发展者、实践和创造者，自己要发挥作为知识群体对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创造的历史作用。在教学之余，教师可以利用节假日，对周边地区的民间美术以及风土人情进行深入的考察。可以通过拍照、录像、录音等手段，取得第一手的资料，然后对这些信息进行系统的分析和归类，形成一个民间艺术的信息库。教师因为自身知识的积累，在考察的过程中容易发现问题，也容易取得成果。近几年来，我利用大量时间，对陕西关中的民间艺术进行了多次调查，收集了大量民间美术、实物、图片、视频等资料。上课时，我把自己搜集的资料和积累的经验运用到教学中，尽可能把中国民间美术中最经典最华美最乡土、最本色的部分以最直观的方式展现给学生看――或图片或实物；并联系实际生活，引入与民间美术有关的多元艺术形式（如皮影戏等），在增加课程信息量的同时，开拓学生的视野，激发学生对民间文化和中国美术的兴趣。这些资料，一方面为教学工作提供了方便；另一方面也为我个人的科研论文创作积累了经验和素材。
4 学生课余社会调查
每年寒暑假，学生都会有充足的时间整理自己的学习，这是学生进行田野调查的有利时机。许多学生来自农村，或者日常生活经常会不经意接触民间文化和艺术，但是却没有清楚的认识它们。如果加以引导，就会使学生在节假休息之中，近距离的接触民间艺术、重新认识民间艺术，真正地把所学知识和民间社会生活相结合。因为已经有了民间美术的知识铺垫，学生会对田野调查和民间美术有一个新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会对日常所见的事物产生新的认同。在放假之前，教师可以给学生布置作业，让学生进行社会调查。指导学生将中国民间美术知识和田野调查方法论结合起来，对自己家乡或者自己感兴趣的艺术话题进行调查，并写出调查报告。学生在进入大学之前，由于缺少观察，缺少艺术观察的方法，生活中很多现象熟视无睹，无法生成课题，更没有有意识地去思考它，研究它。通过田野调查法的培养，使学生把观察、思考、分析、研究变成自觉行为，重新发现生活中的美，并对他们进行系统的分析研究。假期结束后，组织学生进行社会实践的总结，展示学生的考察成果。学生们带来自己收集的民间工艺品，对它们的制作工序和社会功能，以及对家乡的文化产生的影响等进行讲解。我在放寒假前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任务：调查家乡的民间手工艺，从中发掘其与民间传统民俗文化关系。开学后班上组织了一节汇报课，学生们不但带来了大量的照片、影像资料，而且还带来了剪纸、门神、皮影、布艺等实物，调查报告也写得很扎实。在交流经验时，同学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因为对自己熟悉的民间艺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实践，所以觉得很有意义，收获也很大，锻炼了自己，学到了书本以外的知识，对民间美术有了更深的认识。通过这种活动，学生们积极参与，把自己课堂上所学的知识和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增长了美术知识，也拓展了学生的文化视野。
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它为美术教育提供了一个特殊的视角。通过对民间美术的调查、研究、整理，有助于学生全面地了解中国传统美术，掌握民间美术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发掘民间美术所蕴含的文化意义。在民间美术教学中，运用多种途径，将民间美术教学和田野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对美术学科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所以，将中国民间美术教学与田野调查结合起来，是美术史教学的一条可取之路。
参考文献：
[1] 赵农.民间艺术概论[M].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
[2] 靳之林.中国民间美术[M].五洲传播出版社，2004.
田野调查报告范文第10篇
党和组织给了何红卫很多荣誉：2011年11月4日，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受到李长春、刘云山等领导接见；他的作品3次获中国新闻奖，20多篇作品获全国农民报和湖北新闻奖；每年都有几篇报道被中央和省领导批示；1998年获全省抗洪救灾宣传先进个人；1999年9月，以全票当选首届“全国农民报系统十佳新闻工作者”之首；1998年至2010年，连年荣获《农民日报》“十佳职工”或“十佳新闻采编奖”；2011年，何红卫被评为农民日报社两个“特别贡献奖”之一，并受到了回良玉副总理的接见；报社党委和编委会曾两次下发《关于开展向何红卫同志学习的决定》；2011年3月，农业部部长韩长赋在农业部争先创优大会上赞扬何红卫；2011年3月16日，农民日报社在全社举办何红卫事迹报告会；2011年七一，被评为湖北省直机关优秀党员；何红卫等撰写的1.5万字的农村政策落实情况调查报告获得湖北省委书记李鸿忠的高度赞扬，并被省委评为2011年度全省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2012年正月初九，李鸿忠等领导再次到湖北记者站慰问，给予何红卫高度评价； 4月6日，湖北日报发表《他跑遍了湖北的田野》的专题报道。
一、半路出家当记者，专为“三农”鼓与呼
何红卫1986年从华中农业大学农机化专业毕业，作为优秀学生党员干部，他本可留校或分到北京工作，但他抱着“到基层去，寻求理想与现实最佳结合点”的愿望，主动要求到鄂西北山区——郧阳地区（今十堰市）工作。新华社、湖北日报等媒体对他的这一举动做了大篇幅报道。
先后在郧阳地区农机学校、农机局、地委组织部、地委办公室工作的他，后被选任地委书记秘书，大家以为这该是他进入仕途升官的好机会。可他后来却服从工作需要调入省农机局，并主动要求到乡镇锻炼两年。1997年8月，经考试、考核进入《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开始了专为“三农”鼓与呼的记者生涯。
虽是半路出家的记者，但凭着对“三农”的真挚感情与了解，凭着对新闻工作的挚爱，何红卫不但很快进入角色，且一出手就赢得新闻界高度关注。
1998年3月，从事记者刚刚半年的何红卫经过一周深入调查采访，一口气写出6000多字的通讯《褒贬不一说董阳》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刊出，报纸还就此展开“董阳现象”讨论，提出了“为什么老百姓欢迎的干部，上级说他不称职，我们的用人标准到底是什么”这一干部制度改革中的尖锐问题。一石激起千层浪，中央主要领导对此作出重要批示；新华社等100多家媒体转载或发表数百篇计20多万字的关于“董阳现象”的报道和讨论文章；“新闻阅评”也给予高度评价。
另一位经何红卫的笔一夜闻名全国的“乡官”李昌平在他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写到：2009年5月19日，《农民日报》记者何红卫冲破荆州、监利方面对我上书中央事情的新闻封锁，以《一位乡党委书记的心里话》为题，对我写给总理的信的内容进行了报道。此后，《农民日报》发表编者按，开辟专栏，开展“落实党的政策，解决农村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农村引起强烈反响。
二、下农村挖典型，多为农民办实事
继两名“乡官”之后，何红卫又发掘了3个农民典型，分别是：监利县农民朱建华，南漳县农民刘文豹，大冶市农民侯安杰，他们的事迹轰动全国，三位农民受到中央领导接见。
《农民日报》一版发表的《监利县农民朱建华14年收藏负担卡：我想献给十七大》这篇消息获得了2007年中国新闻奖。朱建华这个过去成天插秧割谷的农民，成为十七大会议前后热议的新闻人物，跟踪采访的记者络绎不绝。2008年，朱建华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并在人大会上向副主席汇报。
刘文豹是“中国规模经营农田历史最长的农民”，1989年就作为中国“一代粮王”被邀请到中南海受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的接见。从1999年8月认识刘文豹开始，何红卫就一直跟踪报道，十多年里，三次在《农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刘文豹的遭遇和拓荒种粮事迹。
2008年4月，《农民日报》连续3天以《湖北农民侯安杰，跨县种田两万亩》、《“侯安杰现象”告诉我们什么》、《侯安杰：三大难题亟待解决》为标题隆重推出侯安杰。侯安杰当年被评为全国农村突出科技人才，受到中央领导接见。2010年2月1日，侯安杰应邀走进中南海，总理当面听取了侯安杰等代表对《政府工作报告》的建议和意见，侯安杰是被邀请代表中唯一的农民代表。
谈到何红卫，侯安杰说：“他真正是给我们农民办实事的，2007年11月收割水稻的时候，我缺柴油，急得不知如何是好，何站长听说后午饭没顾上吃就跑到我的地头采访，第二天就在《农民日报》配图发表《“油荒”急煞湖北“粮王”》，好几家油站看到报纸后给我打电话，中石油黄石公司老总亲自把油送到地头，每天两次。何站长的一篇报道让我避免了100多万元的损失，不然水稻就要烂在地里了。如果不是何站长的文章，我也不会走进中南海代表9亿农民与总理讨论粮食问题。我凭良心说话，何站长、《农民日报》是真正帮我们农民办实事的。”
三、接地气报民情，连接上下都满意
农业的问题是什么？农村的状况是咋样？农民的心里在想啥？这些发出疑问的地方，也正是给出答案的地方，只是需要深入其中去寻找，何红卫便是寻找者。一年中他有大半时间在农村，正是这种植根田野的调研采访作风，让他写出了大量接地气有底气的优秀作品，农民群众拍手叫好，五任省委书记多次作出批示。
2002年国庆节，何红卫在陪父母回老家荆门市沙洋县拾回桥镇探亲期间，偶然听说该镇领导“在秋征中，设卡收粮，户卖村结，甚至‘教育’村组干部‘掌握’政策，以应对上级检查”等违背税费改革政策、加重农民负担的作法。群众利益无小事，何况农村税费改革，事关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是从根本上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一项重大措施，它对于维护农村社会稳定，改善党群关系等方面具有重大意义。何红卫深知这一点，于是，他当即放弃陪父母休假，进行了扎实、深入、艰苦的4天暗访。有人劝他不要在老家搞批评报道，搞了连亲戚朋友都不好过日子，所谓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何红卫却说，为农民说话不分外乡和老家，如果只想着亲戚朋友过好日子而以更多人的亲戚朋友不好过日子为代价，那不是他的性格，更不是记者的责任所允许的。10月13日，何红卫向时任省委副书记邓道坤报送稿件《看拾回桥镇如此“上有对策下有对策”》。这份材料先后在湖北省委书记办公会、常委会和全省税费改革大会上宣读，对推动全省税费改革工作起到了很大作用。
邓道坤副书记为此作出批示：“这份材料（反映的问题如果属实）是顶风上的典型。法制观念、政策观念、群众观念都没有了，有的是无法无天、无视法纪的恶劣作风，在这些人身上已经没有党性原则、没有人民性，不能代表共产党了。请良宽、克振同志（指荆门市委书记袁良宽、荆门市长许克振）高度重视，严肃查处，并报结果。请俞书记示。”时任省委书记俞正声批示：“三令五申，置若罔闻。党纪国法丢在一边，我行我素。如此下去，党将不党，国将不国。请良宽、克振同志深思。”?10月16日，时任荆门市委书记袁良宽接到批示便来到拾回桥镇进行暗访，证实了问题的严重性。10月26日，拾回桥镇党委书记、镇长分别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同时被就地免职。沙洋县农村税费制度全面整改。
2003年春节期间，何红卫几次专赴蕲春县采访当地农村税费改革情况，并向省委领导报送了《税费改革在蕲春县成了儿戏》、《农民的年猪肉怎么不香了》等调查材料，引起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等领导高度重视，蕲春县农村税费改革工作被“推倒重来”，全县清退向农民多收的税费3200万元，处分干部一百多人。
他还曾到神农架和长阳县海拔1700多米的火烧坪乡采访高山大规模种植反季节蔬菜的情况，对富了农民、毁了生态的“火烧坪模式”大胆提出质疑，2003年10月31日《农民日报》在头版发表《“火烧坪模式”能走多远》的长篇通讯。“只顾眼前、不顾长远，只讲经济效益、不讲生态保护”的“高山种菜”之风被紧急叫停。
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效益衰退一直是困扰农业发展的突出问题。2009年7月，何红卫联合省委政研室余爱民、省财政厅等相关专家，半个月里，走访了7个县市20多个乡镇50多个村，在《农民日报》连续刊发《湖北：“小农水”迎来“第二春”》、《任重道远“小农水”》等文章，引起广泛关注。2011年中央一号文件即聚焦水利。
2011年1月12日，何红卫接到新任省委书记李鸿忠委托记者站开展全省惠农政策落实情况独立调查的任务。春节前后，何红卫集中20多天时间组织开展“湖北十县百户惠农政策落实情况调查”。为保证调查的相对客观性、真实性，他们没有“打扰”任何一级组织，“一杆子捅到水底”，直接到村里和田间地头去找农户，面对面向农民提问，查看农民负担监督卡和一本通存折等，不带任何偏见，一切以事实为依据。调查初期，何红卫被冻成重感冒，加之腿伤，但仍顶风冒雪、一瘸一拐地行走在乡村泥泞路上。其间，何红卫父亲病危，他含泪坚持把汉川市调查做完才匆匆赶到父亲病床前。腊月二十八处理完父亲后事，二十九何红卫继续在老河口市农村调查，正月初二到十三一直在农村调查。舍小家为大家的他，于2月18日将1.5万字的调查报告《政策落实八个问题干部进村七条建议——湖北十县百户农民调查报告》报送李鸿忠书记。
这份倾注亲情与民情的调查报告得到李鸿忠书记高度重视，他在2月28日作出的长篇批示中写道：“农民日报驻湖北记者站的同志们，历艰辛、冒风险写出了令人高兴又令人震惊的农村百户农民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沉甸甸的。这个调查报告是我省万名干部进万村入万户活动的一个前奏曲，更彰显了省委省政府‘三万活动’的重要性、必要性，也为我们把活动搞得更有针对性、更切合实际、更富有成效提供了教材。这个调查报告我们要用好。在抓‘三万活动’时当作‘指引’用、当教材用。就报告中涉及的负面问题逐一开展专项核查、调研、坚决纠正、严肃处理、追究责任，力度要大。农民日报记者站的同志尽职尽责，令人感佩。”这份报告还获得了湖北省委2011年度湖北省优秀调研成果一等奖。
2012年1月31号，省委书记李鸿忠再次到记者站慰问，表扬何红卫有三条值得大家学习：“第一，视野角度、工作水平、工作能力值得我们学习，他是全国的优秀新闻工作者，全国新闻工作领域的榜样、标杆，值得我们学习；再一个何站长的工作作风非常的深入，应该说讲“走、转、改”，是中央提倡和推动的，但是我觉得何站长这里早就有了，走基层，天天走基层，农民的田间、堂屋，走到农民的心里去，这条我感觉作风非常深入。我们省委省政府很多“三农”工作的一些重要信息来源，包括一些决策，很多都是何站长作了很大贡献；第三，何站长的人品好，职业道德和人品好。老父亲生命垂危之际，以忠代孝，以效忠国家，忠诚自己的岗位，从另一个角度来体现孝忠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