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文化论文范文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1篇

在文化交流中，各种文化的人们的利用中形成了相互影响及相互促进的关系，这便是通常意义上所谓的“文化互动”。随着宜兴紫砂陶制作工艺的进步，宜兴紫砂陶壶不仅工艺精湛，而且，因为它参与茶文化活动，促进了茶文化向着更加浓郁的乡土气息发展。在茶饮文化发展过程中，个别时代的个别人不仅对茶叶的品种、属性、味道等，都十分讲究，而且，对茶具也极度追捧“。斗茶对于用料、器具及烹茶方法都有严格要求，以茶面汤花的色泽和均匀程度、茶盏内沿与汤花相接处有没有水的痕迹来衡量斗茶的效果。”

随着宜兴紫砂陶逐渐适应茶饮文化的需要，它的制作技术及其工艺也日趋走向精工细作，格外讲究的高度。陶工采用拍、打、捏、雕、塑、镂、琢等手法，将紫砂器制作得精巧玲珑，美观可心。这不仅给陶瓷文化增添光辉，也给茶饮文化增加了浓厚的审美情感。随着文化的综合性发展，在现代社会文化意识中，文化生活的多样性，尤其茶饮文化的丰富多彩，更加促进了紫砂陶生产的大发展。在茶具系列中，除去原有测茶壶、杯子等，生产者逐渐开发了与茶饮相关的茶盘、茶托，以及茶宠等辅物件，这既增添了饮茶中的乐趣，使茶饮文化更加富有理想主义的浪漫情怀，又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紫砂陶的生产。

紫砂陶的生产主要面向茶饮文化，这是历史文化传统的延续与发展，不仅如此，随着饮茶文化的扩大，以及由茶饮文化引起的组织与组织、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均对宜兴紫砂陶的生产和利用产生了巨大影响。具体表现在，一方面，紫砂陶的创意和制作队伍在不断扩大，这不仅促使紫砂陶在产量上得到了巨大增加，而且，在质量上就紫砂陶的品位和品格上得到巨大提升。例如，侧重与传统造型的紫砂壶，一般由传统陶工生产制作，而侧重与现代审美的理念的紫砂壶，一般具有学院派内涵渗透，并充满现代文化的激情。这样，在紫砂陶茶壶的造型中，明显出现了具象的茶壶和抽象性茶壶并存的格局；于是，这些琳琅满目的茶具不仅是宜兴制陶业繁荣表现，而且，联系茶饮文化，必然情不自禁地会想到茶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另一方面，组织生产与管理，以及文化运作等方面，也由茶饮文化的需要而有别于传统制陶业。这是现代设计替代过去手工生产的显著标志，人们将现代设计理念渗透在紫砂陶的生产制作上，促进了紫砂陶组织生产与经营理念的变化。

总之，由于茶饮文化的繁荣，宜兴紫砂陶生产得到巨大发展，这是文化互动的结果。也是原始文化理念在新时期的文化再现。换言之，茶饮文化进一步发展，直接或间接刺激了宜兴制陶业的大发展，也给生产经营与营销业的从业人员带来巨大的自信。

2结论

中国的工艺美术文化往往与一种或多种物质文化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们之间形成并发展着一种互动的关系。陶瓷工艺美术与茶饮文化就是具有这样互动关系的文化。从茶叶生产与被利用的历史和现实中，不仅茶叶生产者会看到它的文化价值，就是陶瓷生产者而言，也在茶饮文化的发展中看到了陶瓷生产的美好前景。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2篇

1.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坭兴陶产业具有巨大的潜在发展商机，坭兴陶的文化保护对地方经济的发展意义重大。凝练挖掘坭兴陶文化有助于促进钦州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新的历史时期，钦州市正处于工业化经济发展的蓬勃时期，而坭兴陶巨大的发展潜力和升值空间势必会带动广大坭兴陶企业产值的高速增长，从而使坭兴陶文化的生命力更加旺盛。广阔的市场发展前景吸引了更多的人才投身于坭兴陶市场，坭兴陶越做越强，逐步成为钦州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

2.提高城市品味

自2008年以来，坭兴陶成功申报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以及《高鼓花樽》《时来运转茶具》等坭兴陶作品先后获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的杰出手工艺品徽章认证这一荣誉，坭兴陶的知名度与影响力逐年攀升。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总理在坭兴陶“同心瓶”上签字；2010年坭兴陶大花瓶《世博缘•壮乡情》又被上海世博中国馆永久收藏；2011年第八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上，原国家总理与马来西亚纳吉布总理在坭兴陶板上签字；2012年钦州又获得了“中国坭兴陶之都”的荣誉称号，这都为坭兴陶产业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空间。如今，地方文化的开发利用已成为各个地区的必然选择，地方文化正逐渐成为旅游开发中最具发展潜力的因素。坭兴陶所展示的民族价值观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作为中国四大名陶之一的坭兴陶，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对其开发利用，必将大大提高钦州的影响力与城市知名度。

二、坭兴陶的文化保护现状

坭兴陶具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属性。随着钦州市政府对坭兴陶文化的保护意识逐渐增强，坭兴陶的文化价值和功能得到广大坭兴陶企业的普遍认可，这使得坭兴陶文化的保护处于一个较为良性的发展趋势。但是，目前坭兴陶文化还没有得到系统性的保护，人们对其保护意识淡薄，还没有明确保护措施与方向，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1.坭兴陶行业管理不规范

缺乏一系列有效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坭兴陶文化的发展，还没有形成以坭兴陶文化核心的发展方向，这使得人们的保护意识淡薄。此外，企业片面地追求利润，缺少统一性的保护意识，仅仅注重产品数量而忽视了质量，反而使产品没有体现出应有的价值，并且间接地导致了对陶土资源的浪费开发。企业不注重人才的培养与管理。在市场经济冲击下，很多从事坭兴陶行业的艺人因工资待遇问题而转行，造成人才大量流失。坭兴陶的烧制工艺是一个复杂而繁琐的过程，人才的缺乏是坭兴陶产业的发展瓶颈。

2.坭兴陶的文化挖掘力度不够，作品的文化内涵不够突出

坭兴陶产品在造型结构、图形装饰、精神诉求等方面都缺少统一系统的运用。有些作品缺乏应有的文化品味，在艺术表现形式、民俗视觉元素运用上还比较肤浅和雷同，地方民俗特色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坭兴陶的生产企业缺乏市场营销的意识与行为，很少有企业进行有效的广告投放，自然就成了坭兴陶的市场认可度与市场发展的障碍。这导致坭兴陶只有名气没有市场，尽管坭兴陶近年获得了国内外众多奖项，其产品的独特性、民族性、艺术性等方面的价值有目共睹，但其市场状况与市场发展前景却不容乐观。

三、坭兴陶文化保护的策略

坭兴陶虽然历史悠久、品质优良，但是在商品经济的大潮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冲击下却逐渐衰退，这是因为坭兴陶的生产人员较少，技艺水平偏低，加强坭兴陶文化保护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地步。

1.要深入挖掘民族传统文化

坭兴陶属于民族文化的范畴，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加强坭兴陶文化保护，就是保护坭兴陶这个独具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在坭兴陶民族传统文化中，不仅有钦州独特的陶土，还有深含寓意的装饰图案，这些都具备深厚的文化色彩和文化意蕴，非常值得我们去保护与传承。

2.加强与促进艺术交流

坭兴陶是极具艺术内涵与艺术价值的作品，每一件坭兴陶作品都雕刻有寓意深刻的装饰图案与花纹，这些装饰图案与花纹凝聚了坭兴陶艺术家们的心血与智慧。加强坭兴陶的文化保护能够促进坭兴陶艺术的文化交流，并且能够促进对这些艺术文化的传承与发展。

3.政府给予政策支持

政府要对坭兴陶产业进行扶持，将坭兴陶企业列入文化产业名单，统一享受坭兴陶文化产业的所享有的税收减免政策。政府要合理确定钦州坭兴陶土资源税率，投入大量资金用于扶持坭兴陶企业购置设备、技术革新与引进人才等。在钦州坭兴陶产业的发展初期，税额在政策允许范围内实行最低征收，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负担。

4.创新产品样式和完善产品结构

坭兴陶大多生产企业的产品为日用陶，艺术陶所占比重较低，大多生产企业产品较为单一。时代要求坭兴陶企业创作与大众审美需求相一致的产品，要传承和发展钦州坭兴陶这一民族文化产业，需将坭兴陶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风貌有效结合，加强坭兴陶产品内容和题材的创新，在吸收传统文化精髓的基础上大胆革新。然而，要推陈出新，开发创新坭兴陶新产品，必须不断优化坭兴陶的产品结构，确立新产品开发机制。钦州坭兴陶工艺美术以民族民间文化为土壤，反映传统文化的丰富内涵。坭兴陶产品必须顺应市场多层次的需求与时展要求，使坭兴陶产品风格兼顾传统与现代风格的创新。必须进一步开发传统与现代相结合的新产品。为此，建议广大坭兴陶生产企业要更加注重其产品适应现代陶的设计生产要求，并且还要注重坭兴陶系列产品的研发与生产，使钦州坭兴陶工艺新花色、新品种在市场得到陶瓷购买者的认可，通过商品交换，既让坭兴陶的艺术价值、经济价值得以实现，又能使坭兴陶工艺能够得以传承，坭兴陶文化得以弘扬。例如，中马钦州产业园区大门共使用1800块坭兴陶陶板，雕塑就像打开的礼品盒形式，主体高度12米，中间部分宽6.69米，左右两侧各宽5.04米，主材为钦州传统的坭兴陶板和马来西亚的锡。

5.加强市场宣传和推广工作

通过多种媒体大力宣传坭兴陶的历史渊源、传统工艺保护及发展的举措，进一步扩大钦州坭兴陶的影响力。通过全方位、多角度的宣传策划，深刻挖掘坭兴文化，利用各种形式，充分展示钦州坭兴的艺术风格、浓厚的文化内涵和高雅的文化品位，在全社会形成保护、发展钦州坭兴陶的思想共识，为其文化保护提供肥沃的土壤与环境，让坭兴陶产品的市场认知度更大、市场认可度更高。

四、结语

加大对钦州坭兴陶文化的挖掘保护力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加强坭兴陶文化提炼，挖掘文化潜质，利用各种媒体广告加大市场宣传，可以有效提高坭兴陶市场形象，促使坭兴陶艺术的生命力变得更加旺盛。这不仅能大大提高坭兴陶产品的附加值，巩固市场地位，而且还能够弘扬坭兴陶这一广西民俗文化，为北部湾地区经济与文化的振兴发展发挥重要的力量。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3篇

在希腊神话的人神奇境里，建有一套隐喻性的世界观，“金羊毛”像是某种“信物”，象征着通过无数艰险和努力后最终取得的成功和胜利。一代国学大师钟敬文老先生就曾经“决心要去寻找学术上的‘金羊毛’”。可以说，“寻找金羊毛”已经成为一种探索真理、执着敬业的生动的文学表达。而在我国的民俗学界、也有着这样一位寻找“金羊毛”的著名民俗学家，他就是本文的主人公――东南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陶思炎。

陶思炎出生于江苏省南京市，受古都文化和秦淮市井风俗的熏染，他自幼对中国民俗文化情有独钟。他曾先后在中国的三所著名大学分别攻读建筑学、中国语言文学、民俗学。在上大学之前，陶思炎还在苏北农村“插队”当过农民，后来又到工厂做过工人，较为丰富的人生阅历和多学科的知识积累为他的民俗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神话学尚未在中国学界成为“显学”之时，一篇题为《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的论文引起了广泛注意，该文还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为教材，其作者是一位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后来的几年，又见到该作者的《神话文体辨正》、《是神话和童话的交融吗》、《五代丛葬品神话考》、《试论神话的语言》、《鱼考》、《论水难英雄》等十数篇论文接连刊出。由此，学术界知道了这样一位专注，执着的青年学者――他就是陶思炎。1987年，陶思炎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开始攻读民俗学博士学位，师从张紫晨教授。3年后，陶思炎完成了洋洋12万字的《中国鱼文化》的博士论文，该论文也是中国较早一篇民俗学博士论文。

博士毕业以后，陶思炎到东南大学任教，继续着自己的民俗学研究。多年以来，陶思炎一直活跃在国内、外的民俗学研究领域，先后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曾多次赴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讲学访问、出席会议、合作研究和田野考察。

1996年陶思炎获日本学术振兴会长期项目，于1997年赴日本进行将近一年访问研究，与日本东北大学文学部和宗教学研究室铃木岩弓教授合作，完成了题为“中日民间信仰的比较研究”项目。他在日本东北地区的宫城县、山形县、青森县、岩手县、福岛县等地开展了有关宗教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并在东北大学、驹泽大学、仙台市民俗资料馆做了学术报告，还参加了日本民俗学会的年会、日本印度学宗教学年会等高层次的学术会议，在印度学宗教学大会上做了题为“中国江南的民间信仰”的学术报告。在日期间，他还和留学生、访问学者一道，受仙台市日中友协的邀请和安排，到乡村农家住宿和参加农村文化活动，积极推进中日民间的友好关系。

在陶思炎看来，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最好的社会服务方式就是向民众普及渐渐被淡忘的民族文化知识，并为民俗文化的开发利用把握方向和献计献策。

陶思炎教授给政府的提案大都旨在留住中国传统文化记忆，推动对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促进当代的文化建设。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借助电视、报纸、广播、互联网等媒体，发表有关民俗知识、文化保护、文化开发的意见，并对社会上歪曲、伪造、附会有关民俗文化方面的说法和做法提出批评，在一次他主讲的公益性文化讲座上，前来听讲的南京市民竟多达1300余人。他曾在中央电视台4频道主讲“元夕民俗”，受到普遍关注，还在江苏电视台12集的《漫话春节》节目中主讲传统民俗，该片荣获部级的专题片奖。最近，陶思炎还担任了100集专题片《南京民俗》的总顾问，并任文稿的终审。

近年来，陶思炎教授从书斋中走出来，关注民俗文化的应用。他曾经向南京江心洲乡等地区提出了发展民俗旅游的建议，并为该洲策划了一系列小型民俗博物馆，该景区建成后仅一年即被评定为国家AA级景点。此外，陶思炎还为南京高淳老街、天目湖风景区、江南水乡周庄等地提出民俗开发的意见，为当地发掘本地资源、打造文化品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4篇

在第三个同学答辩完的时候，我的“论文思路和结构”正好写完。上台，首先是对老师表示感谢，然后自我介绍一句话：我是谁。然后根据我之前写好的“论文思路和结构”阐述文章。简单说明了一下创新和不足。不过，在用准备的稿纸阐述文章内容时，我没有完全照着稿纸念，感觉照着念会影响老师对你论文熟悉度的怀疑。因此，我是用眼角余光看稿纸，以抬头状脱稿状态阐述。首战成功，感觉内容阐述不错。接下来就是老师提问和指正你论文中的缺点。下面是论文答辩的记录，基本无出入。顺便提一下，我的论文题目是：《促进网络消费和谐化对策》

A老师：论文第三部分总结非常好，但是与文章整体脱节。

答：我也考虑到了这个问题，我只是为了让文章整体更具体，内容更全面，因为分析网络消费这个问题，主要也是通过这几家网站在进行着。关于脱节部分，我会在接下来的论文修订中完善。

（我的修改意见：我在答辩完之后，听答辩一组同学答辩时，答辩一组李老师建议字数不要超过太多。我的文章字数超过显多，也由于此部分的确与文章整个不协调，我想把那一部分全部删除，这样，我的文章从整体来看，协调一致，而且字数仍然达到标准。不知陶老师意见如何？）

A老师：你的论文指导是陶老师，她也是研究消费和谐化的。（应该不属于文章问题，属于闲聊类）

答：是的，陶老师是研究消费方面的，我最初的论文设想，是想从这三家网站看中国网络消费的发展，后来，陶老师帮我拟定了我的这个题目，认为这样研究有现实意义。把和谐化概念引入到网络消费中，也使文章有了创新。

B老师：你在谈到网络消费时，为什么要写到促进网络消费文化健康？（论文问题类）

答：大的方面来说，中国目前网络文化仍处于一个初级阶段，网络文化也不是健康的。网络游戏、网络娱乐、网络恶搞等这些不健康的网络文化占据了中国目前的网络消费文化市场。比如，一些网络志用语甚至开始在小学生，初中生作文中出现，严重影响了正常的语文学习。网吧到处是网络游戏的广告，似乎网吧提供给我们的，就是一个玩游戏的场所，除此，再无其他用处，这些，表明，一种健康合理使用网络消文化尚未成立。网络消费文化也是如此，色情，暴力充斥，病毒甚至可以摆到网站上去销售。这些也都不是健康的网络消费文化。因此，我在本文中提出促进网络消费和谐化的对策中，把促进网络消费文化健康作为一个方面来讲。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5篇

关键词：海外陶行知研究；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生成性思维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2）04-0001-05

陶行知是近代以来一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教育家，虽经历复杂的变迁，陶行知研究眼下已经成为学术界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长期以来，陶行知的生平事迹和思想遗产，不仅得到国内学术界的重视和研究，而且也引起了不少海外学者的关注。

综观全球视野下的陶行知研究，尤以美日德三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延续性和影响力。在兼具评介和功用价值的早期研究基础上，牧野笃、阿部洋、张国生等日本当代学者更加注重领悟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内在本质，将教育史学研究的主体意识贯穿其中，立论新颖，视角独特。陶行知研究在美国学术界历来颇受学人重视，克伯屈、费正清、孔斐力、姚渝生等知名学者的积极参与，为提升海外陶行知研究领域创造了有利条件。德国也是陶行知研究的集结地。内克曼、克尔斯滕?赖希、丁伟祥、余蓓荷等研究者笔耕数年，成果显著，黄冬以其博士论文弥补了中德两国教育家比较研究的空白。分析海外博士论文的研究走向可以为我国博士论文的撰写提供新视角与新思路：选题角度更具主体的人本回归，研究思维凸显生成性的转向，间架内容与论述方式更加注重深层的文化挖掘。

一、早期的海外陶行知研究博士论文

海外最早研究陶行知的博士论文，是赵冕于1946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撰写的《为了民主中国的教育》。论文对陶行知、晏阳初、梁漱溟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做了比较研究，并列有专章引介陶行知的全民教育运动和生活教育理论，他称赞陶为“中国现代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1］文章以对中国民主教育和陶行知的评介为主要目的，代表了美国陶行知研究的初级阶段。如果联系到20世纪40年代的时代背景，便可以体谅作者的意图，“介”的用意要大于“评”的用意。克伯屈在日记中也曾经提到过对这篇博士论文的看法：中国的民主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在和未来”［2］。

20世纪50年代初，美籍华裔学者朱宕潜把陶行知作为一个专门的研究对象，于1953年向哥伦比亚大学提交了题为《陶行知与中国现代教育》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共列八章，分四个时期进行探讨，作者以发展的理论和视角透视陶行知，特别提出了陶行知创办的暑期学校是中国教师教育制度史上的开端；平民教育运动是中国成人教育制度发展的真正起点；晓庄学校访问小学的田野考察实践，学校与公众和谐互助的关系都是中国教育的首创；对于中国社会发展而言，陶行知的乡村活动与乡村改造更是把中国改造与教育发展的方向从城市重心转向乡村重心的重要因素等突破性论断。［3］朱宕潜的研究很明显将陶行知的个人影响，特别是其教育实践的价值纳入中国教育发展的整个发展轨道历程中，看到了陶的教育改革对课程、教师专业发展和教育政策倾向的价值。

如雅斯贝尔斯所说“柏拉图眼中的苏格拉底才是真正的苏格拉底。”［4］对于赵冕和朱宕潜来说，一个是陶行知昔日的学生，一个是经常向陶请教的青年教师，加之两人都曾经踏着陶行知的足迹，践行陶的教育理想，他们对于陶行知的研究有着独特的内部视角，可以更加真切地反映陶行知。相比当前的研究来看，赵文和朱文重在对陶行知思想与实践内容的陈述和介绍，缺乏关键问题的分析，这是海外早期陶研博士论文的一个特点。但是不可否认，早期的博士论文对后来欧美陶行知研究的开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前中国研究所理事长斋藤秋男，从1951年开始出版发表《新中国教育之父――陶行知》起，几十年来历经中日两国政治风雨变幻和陶行知声名的起起落落，一直坚持不懈地研究陶行知，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虽说斋藤秋男的研究成果不是以博士论文的形式出版，但是他开创了研究陶行知思想缘起的先河，提出“民族土壤”在杜威和陶行知改革思想之间起媒介链接作用的论断。斋藤秋男的研究，具有比较浓厚的理论色彩，确已形成一个“斋藤模式”［5］，影响着众多陶行知研究者。

二、新视野下的海外博士论文研究走向

受西方现代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等思潮的影响，海外的教育研究在选题角度、研究论证和结构思维方面呈现出新的特点。本文拟撷取当前美日德三国关于陶行知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博士论文：美国罗林斯学院姚渝生教授的《教育救国：陶行知的教育激进主义》、日本东京大学教育学研究科牧野笃教授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展开和特质――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研究》、德国马堡大学黄冬教授的《陶行知（1891―1946）与阿道尔夫?莱希维恩（1898―1944）――两个改革教育家之比较》作为个案，冀求从中寻求新时期海外陶行知研究的发展方向，探索我国博士论文发展的新思路。

（一）还原性视角：选题角度的人本回归

在史学研究中，要求忠于史实，注重对象的还原性研究，尽量避免主观臆断定性。从这三篇博士论文的选题角度上看，研究者脱离了早期多以陶行知思想的有效性为重点的研究模式，转向了主体性研究，注重对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影响因素探讨。在相对一致的切入视角中又体现出不同作者在认识论上的差异。

第一，还原陶行知为主体的个人。作为美国当前陶行知研究的代表人物，姚渝生从选题角度上避开了陶行知思想和实践的专题专史研究，以“人”的全面而真实的角度探讨陶行知所寻求的自我认同和民族重建。姚渝生发现虽然近来陶行知研究越来越细致入微，但是“陶行知理论与实践的原貌比目前的众多解读更加复杂，寻求另一种思路发现真正的陶行知，极富有挑战性也是必须的。”［6］6一直以来，过多的意识形态影响了人们对于真实陶行知的解读。黄冬在论文选题的方面，也多有“人本”的还原考虑。在著作的第一章中，他提到：“中国有关陶行知的专辑、年谱、生平简介、生活故事可谓汗牛充栋”［7］149，而作者的切入点则是要使陶行知的形象更赋予本真化，通过与德国教育家莱西维恩的比较，使德国的读者了解到真正的陶行知。

虽然囿于历史的局限，做到真正的还原绝非易事。然而，当前的研究者对于陶行知思想本源的探索实际上已经在此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这种尊重研究对象本体特征及生活化的实践研究，为我们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和视域。

第二，回归陶行知的思想本源。要谈到陶行知教育救国的实施动机，不得不探索影响陶行知思想和实践形成的因素，甚至有必要探寻陶行知思想形成的根本渊源。

于洋：还原性视角、语境中建构与生成性思维

姚渝生的研究论证表明，陶行知思想的根本来源是其自身的生活经验和教育实践。陶行知在儒家、墨家思想、基督教思想、杜威哲学、无政府主义、孙中山“三民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思想中兼容并包、择善而从地吸收并寻求资源启迪。他并不迷信某一种思想，其是否灵验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牧野笃在肯定斋藤秋男对陶行知教育思想来源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两个的全新观点：其一，陶行知对于杜威的学习和改造实际是其自身理论建构的一部分。其二，陶行知思想的各个阶段变化不是孤立的独自转向，无论是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汲取还是对杜威思想的接受改造，都是其自身民族意识生发的必然过程，运用教育争取民族解放也是其内心民族意识的反映。因此，陶行知不是回归到“民族土壤”中，而是“民族土壤”始终存在于他的思想中。姚渝生与牧野笃在探寻主体思想本源方面得出了不同的结论：姚渝生认为，陶行知的思想源自他对各种思想的接纳，从中甄别出有利于中国教育改革走向的部分。牧野笃则认为陶的各种选择是他内部民族情结交感而成的必然结果。黄冬从影响两位教育家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的诸多要素中，归纳出三点最具决定性的、共同的影响因素：贫寒出身和少年乡村生活经历，亲眼所见战争的磨难以及的迫害，都使他们能够理解农民的需求，反对强权暴力，追求民主自由。该文以社会史的视角探寻陶行知和莱西维恩的思想本源，有利于读者对人物的整体把握和理解，对读者的理解的关照体现了学术视野下移的研究方向。

（二）语境中建构：研究论证的多元阐释

哈贝马斯认为，世界是由语言交往开展的、作为交往活动的背景的、前反思的生活世界。在还原性视角的基础上构建差异语境的价值体系和认同，会生成研究论证的多元解释。分析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可以看出，研究者们均注意展示教育人物的隐性心理因素，差异语境中的不同话语扭错使现实感更加突出。这样的多元阐释突破了显性的教育史实的表象，剔除了单一的对于人物定性的价值论调。

姚渝生通过类比论证，驳斥了以往美国学者将陶定位于“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8］和“马克思主义者”［9］的说法，在他看来陶行知的改革更加激进。首先，陶行知不是渐进的改良，而是要用“教育救国”的手段革命性地打碎社会秩序，建立一个平等互助的无阶级的社会，他在追求民族重建方面远比杜威的思想要坚决得多。其次，作者认为陶行知和中国传统及新教育都形成了一种张力和矛盾，这种张力和矛盾也促成了他力求彻底改革的激进主义。再次，20世纪30年代以后，虽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世界格局都发生变化，但他仍然保持独立的、创造性的教育家的自我认同。［10］牧野笃批判过去日本教育学深受历史发展法则的蛊惑，没有充分认识到强烈个性支撑的历史普遍性的特点。他在论文中建构了生活教育思想与陶行知主体融结合的理论框架，认为陶行知始终执着地坚持“作为一个中国人”［11］的自我价值，积极主动地参与历史，也主动地接受历史的制约。陶行知将这个政治课题主体化为“抗战救国”的教育课题，是对开辟人类普遍性的“近代化”的摸索。黄冬认为陶行知是“东西方思想文化的传播者”、“民主斗士”和爱国的“改革教育家”，［7］151在政治立场上，陶行知属于具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个群体既不依附于也不依附于共产党，而是试图立足于两大政治势力之间。这股“第三势力”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由于政权肆虐地压制民主，而日益倾向于中国共产党，这与姚渝生的论点是相悖的。

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说强调，通过对传统进行诠释，沟通传统与现代的联系，使传统成为现代的一部分。也正如克罗齐所讲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是可以通过主观解读的。当前海外的陶行知研究者们在把握相对确定的史实基础上，从不同的语境下生发，通过主观论证浸润研究对象，研究论证的结构、内容和语言均体现了特定的时代性，呈现出多元化阐释的倾向。

（三）生成性思维：结构上重关系而非实体

本质主义思维蕴藏的是“本质先定、一切既成”的世界观，它试图消融差异，导向权威主义。生成性思维提倡的则是“一切将成”的生活世界观，［12］主张突破主、客体二元对立的研究思维模式。体现在文章的框架结构上，则表现为不以单一的一种政策、理念为主体作用于客体，客体也并非单一的受动于主体的引导或者反作用于主体。当前海外的教育研究抛弃以往的线性研究，也没有在固有的实体存在和价值地位等附加产物的分析方面驻足。他们运用生成性思维建立关系网的结构模式，在整体的文章架构上注重分析思想与实践形成的错综复杂的关系交织，既关照到了横向空间的关系，又将纵向的历史史实贯穿其中。

姚文既注重美国国内的先行研究，又与中国的陶行知研究进行横向比较。作者撷取了三部美国陶研群体的论著，发现前人研究结论变更的现实，并总结出这种变更与具体历史语境的关联性。姚渝生发现，孔斐力的研究体现了“西方冲击―中国反应”的模式；巴雷?基南关注到了多种力量在晓庄实验过程中对陶行知思想发展的影响，但依旧认为陶行知是“杜威式的教育改革家”；受“反欧中心论”的影响，布朗则认为陶行知观念和行为的源泉是根植于自身，对中西文化的接受持模糊态度。姚渝生还发现以往中国学者的研究存在“阶级标准的简单化”［6］6的倾向，而当前中国的陶行知研究开始步入全新的阶段。综合中美两国的陶行知研究，姚渝生找到了研究突破的有利条件，“陶行知在中国的复兴中出现的大批新材料以及美国学者近期对中国激进主义的新研究都使陶研的新思路成为可能”［13］。牧野笃把陶行知的教育思想和日本现实的教育问题相联系：当前的日本学生生存在偏差值教育的竞争体制中，学生的自我价值感却愈发丧失，而陶行知在遭受西方文化冲击后施行的改革方案，有利于当代日本教育问题的解决。因此，他专门分析了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建立同日本教育问题的比照。黄冬的研究主要结合中德两国当时的社会背景，类比陶行知和莱西维恩标新立异的教改举措，揭示了两位教育家在文化、政治生活和教育工作方面的共同之处。莱希维恩创立的“帮手制”、“意图教学法”与陶行知的“小先生制”、“教学做合一”不谋而合。

无论是谈及国内外的研究成果，还是对历史史实的论证与考察，当前海外博士论文在史与论的融合方面相得益彰。行文中并没有刻意的历史渲染痕迹，也没有理论的生涩雕琢硬套。在史实的呈现中有理论模型的建构，在理性解释中又有历史的印证。

三、对我国博士论文的启示

早期的海外博士论文需要兼顾传播的效用，以思想的价值挖掘作为打通推广引介的途径，当前的研究则自主地采用还原视角，在多元论证中体现生成思维。两种切入方式可谓殊途同归，但后者的研究方式更加注重研究主体和读者的双重“人本”旨归，力图还原，同时又不排除对于文本的个性化解读。在我国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吸取国外博士论文选题、结构和研究思维的长处，可以拓宽研究视野，为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第一，由实体性思维向生成性思维转变。在学术研究中，实体性解读是很有必要的，特别是对于人物的引介和思想的分析研究，既能够深入体现研究对象的内涵和本质，又可以通过对其价值意义的探讨引发更多的启发性联想，并运用到实践的指导中，产生有效而实用的研究结果。实体性解读有着一定的标准化模式，这种固定的模式固然稳妥，但当研究愈发深入时，研究者可能会出现“以论带史”的倾向，即为服务于理论而反求历史，历史被碎片化，这样的研究过程和结论是为研究者的既定研究目的服务的，会失去研究对象本体的原貌。正如福柯所言：“在目的论的单线框架下，为了强调其本质特征，最终涵义或它们初始的和最终的价值，许多史实被故意简约掉了，”［14］这种偏向是值得我们深思的。追求不变的本质是一种虚妄，生成性思维体现了当前学术研究的多元视角，“对唯一知识观的怀疑，实际上也是对传统的因果决定论的线性思维逻辑的怀疑”［15］。我们的研究不在于提供一幅完美的图景，而是在勾画的过程中寻找一种思维方式，一种思考问题的角度和出发点。

第二，注重回归主体性研究及影响因素探究的层面。海外研究的重心正逐渐移向对象主体，移向主体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文化土壤，移向主体深层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是近年来国际学术思想的一大研究趋势。在我国的博士论文中多将形成因素的分析作为人物介绍的宏观背景，此确实为完成人物思想的传承完整性考虑，然而真正目的却是服务于功用的价值。研究模式易模式化、单一化，忽视研究对象的“人本”价值。只有确立研究对象的主体性意识，回到人物思想形成过程的本真探讨，才是对人物、对历史真切的把握。否则一旦将研究对象“英雄化”的定性，一切价值与成就就会变成“神像”式的膜拜，并不能真正深入人心，更不利于教育影响力和感召力的实现。这也正是当前学术视野下移的一个重要的努力方向，不仅要关注平民教育，也要将对待精英的视野下移到生活的层面，去探寻精英真实的、朴素的本源因素。

第三，诚然，海外博士论文在选题角度、视野范围、理论分析和方法论方面体现出相当的水平，但客观地来讲，也存在一定的不足之处。例如，资料不够翔实、史实考证还有所欠缺等。当然，应该考虑到海外的研究者群体在资料搜集方面，是有种种困难和不便利因素的，但他们在理论分析、模型建构、研究方法方面却要比国内研究略胜一筹。研究问题也更为具体深入，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过去一般性的评介，而是试图从理论的高度加以阐发。而国内的研究者则需要发挥对国内资源的最大利用，在翔实史料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理论分析的视野，做更加深入、多元的研究。正如社会学家卢曼提到的“自我指涉”概念，我们在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不只要研究和观察自己，也要不断反思自己研究的方法论，同时还要“观察‘他者’如何观察，这种对观察的观察，可以系统看到自己观察的盲点”。［16］

参考文献

［1］Chao, P.Education for a Democratic China［D］.Teachers College,Columbia University,1946.5.

［2］《克伯屈日记》,藏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图书馆特藏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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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周洪宇.陶行知研究在海外［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12.

［6］Yao Yusheng.National Salcation Through Education:Tao Xingzhi’s Educational Radicalism［D］.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1999.

［7］Dong Huang.Tao Xingzhi(1891-1946) und Adolf Reichwein(1898-1944)：Zwei Reformpdagogen im Vergleich［M］. Hamburg:Verlag Dr.Kovaˇc,1999.

［8］Keenan, B.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81-110.

［9］Brown, H.“American Progressivism in Chinese Education:The Case of Tao Xingzhi”［M］// Ruth Hayloe an&d Marianne Bastid(eds).China’s Education and the Idustrialized World:Studies in Cultural Transfer.New York:Sharpe.Inc.,1987:120-138.

［10］Yao Yusheng.A Model for Village and National ReconstructionTao Xingzhi’s Workstudy Union Movement(1932-1937)［C］//中国陶行知研究会,编.为生活而教育――陶行知诞辰12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杭州:杭州师范大学,2011:34.

［11］牧野.中国近代教育の思想的展と特：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の研究［M］.日本センタ, Tokyo: Nihon Tosho Senta,1993:68.

［12］李文阁.生成性思维：现代哲学的思维方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0(6):48.

［13］Yao Yusheng.Rediscovering Tao Xingzhi as an educational and Social Revolutionary.［J］ TwentiethCentury China, 2002,27(2).

［14］参见Foucault, M.Nietzsche,Genealogy,History,The Foucault Reader［M］.New York：Pantheon house,1984.转引自:杨念群.中层理论――东西方思想会通下的中国史研究［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44.

［15］王洪才.从本质主义走向非本质主义：中国高教研究30年回顾［J］.现代大学教育.2012(2):4.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6篇

关键词：苏轼　和陶诗　陶渊明

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苏轼“和陶诗”研究逐渐兴起。相当数量的著作提及苏轼的“和陶诗”，但都散见于对苏轼生平的叙述或者苏轼诗风的转变过程分析，代表性的如王水照、朱刚的《苏轼评传》，由于论述重心的限制无法对苏轼“和陶诗”作全面深入分析。单列章节讨论的，目前所见有朱靖华《苏轼论》中《论苏轼的（和陶诗>及其评价问题》一节与王启鹏《苏轼文艺美论》中《苏轼的和陶诗》一节，朱作着重于分析苏轼“和陶”是借渊明之酒杯，浇自我之块垒，王作则仅仅是对“和陶诗”的内容、风格等作一般性描述，论述的视角和深度皆有待挖掘。王运生编著有《陶诗及东坡和陶诗评注》（云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对全部陶诗和苏轼“和陶诗”作了评注，但较简略。张兆勇《苏轼和陶诗与北宋文人词》（安徽大学出版社，2010年）论苏轼和陶诗分为两章：第一章“苏轼和陶诗的蜀学阐释”。对苏轼的“和陶诗”逐一进行阐释，类似于作品赏析，对于理解文本有参考价值。第二章“苏轼和陶诗问题综述”。宏观研究苏轼和陶诗，篇幅较短。

单篇论文较为丰富，据张建伟《近三十年苏轼和陶诗研究综述》（《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7期）统计：20世纪80年代相关文章为5篇，90年代至今，至少发表了18篇论文。另有硕士论文一篇。文章总结：近三十年对苏轼“和陶诗”的研究比较充分，存在的问题是重复研究过多，像袁行霈先生那样从宏观视野审视苏轼“和陶诗”的论文还太少，以后的研究急需进一步的开拓。文章概括比较准确，但由于成文于2008年，随后又有很多研究苏轼“和陶诗”的论文，因此需要进一步补充。据笔者最新统计，目前共有单篇论文45篇。另有硕士论文2篇，博士论文1篇。现分九类总结如下：

一.苏轼“和陶诗”全面分析研究

总计10篇。包括棘园《“质而实绮，癯而实腴”——论苏轼的和陶诗》（《南充师院学报》1981年第8期）、林冠群《试论苏轼和陶诗》（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第4期）、王新勇《论苏轼寓惠、儋“和陶诗”》（鄂西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第3期）、李华《苏轼的研究》（《广东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王定璋《试论苏轼的“和陶诗”》（《烟台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周招满《论苏轼的和陶诗》（《温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丁睿《略论苏轼的和陶诗》（《贵州社会科学》1996第3期）、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研究》（王水照教授指导，复旦大学2008年）、文迪义《苏轼和陶诗浅论》（《凯里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以及巩本栋《“借君无弦琴，寓我非指弹”——苏轼新论》（《文艺研究》2011年第4期）。

均对苏轼“和创作原因、思想内容以及艺术特征和成就进行了探究，解析了苏轼“和陶”原因：1、宋代文化统治日趋严酷，苏轼在政治失意、处境窘迫的情况下创作“和陶诗”，希望能像陶渊明一样摆脱世事的束缚从而获得内心的平静。2、“和陶”是苏轼与现实对垒的途径，陶渊明的耿介操守和高洁品格对不随俗流、清高自洁的诗人产生了吸引。3、陶诗的深蕴内涵与质朴风格引起诗人浓厚兴趣，苏轼学习了陶诗的真率、质朴和平易自然。概括了思想内容：1、对社会和人生的审视与反省，表达了退隐田园、委运任化的内容。2、对泛浮仕海和贬滴放逐的矛盾心理的总结，在一定程度上流露出以朝政得失为怀、建功立业为志的思想。3、对岭海的奇光异色和风土人情的讴歌与赞赏，表露了激赏山水、寄情自然的情怀。评价了苏轼“和陶诗”的艺术特征及成就：1、苏轼“和陶诗”不仅妙在似陶，而且妙在不尽似陶，虽有模仿痕迹太露之处，但形成了既有异于陶诗的平淡诗风又不同于原来苏诗豪放本色的新风格，表现在诗歌语言上，就是在平淡清远中偶露豪横奇巧。2、苏轼“和陶诗”贵在用原韵而无所拘滞，与原意有关联而自抒胸臆，语气醇净，意境超旷，给人以清新悦目的享受。

10篇论文之中，以金甫暻《苏轼“和陶诗”研究》（王水照教授指导，复旦大学2008年）最为完善。全文分五章：第一章考察了苏轼“和陶诗”的概念和范围、形式特征及流传过程，并讨论了苏轼“和陶诗”的总数和系年。第二章从苏轼个人的次韵诗创作与陶渊明接受情况入手，站在文化史和文学史的高度探讨了苏轼“和陶诗”的创作背景。第三章把将苏轼“和陶诗”的内容归类加以分析。第四章在考察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原诗之间异同的同时，探讨了苏轼　“和陶诗”在艺术、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第五章讨论了苏轼的“和陶诗”创作对诗人个人的意义以及其文学史、文化史上的意义。内容全面，思想较为深刻，考据严谨，视野广阔。此外，王定璋《试论苏轼的“和陶诗”》探讨了苏轼“和陶诗”的类型，周招满《论苏轼的和陶诗》总结了苏轼“和陶诗”的历代评价标准，林冠群《试论苏轼和陶诗》还比较了两人的不同。这类论文大多条理清晰，给人启迪。但篇幅有限而涉及面广，往往不够详尽。其他研究者选择某一个问题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二.苏轼“和陶诗”的创作原因研究

总计7篇。有萧庆伟《论苏轼的和陶诗》（《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李星《苏轼〈和陶诗〉探因》（《社科纵横》2001年第3期）、杨玲《苏轼“和陶诗”研究》（陈庆元教授指导，福建师范大学2006年）、高云鹏《苏轼的“枯淡”论研究——兼论“东坡和陶诗”的文化史意义》（《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薛天纬《师范渊明，唯取一适——苏轼为什么要写和陶诗》（《古典文学知识》2009年第5期）、柯镇昌《论苏轼的创作缘由》（《临沂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李侠《苏轼寓惠、寓儋所作“和陶诗”浅析》（《北方文学》2011年第4期）。

这类论文从时代背景、个人经历、结合性格特征并阐述艺术追求，探讨了苏轼创作“和陶诗”的条件和动机，涉及面广阔，论证丰富，阐释圆满，但重复的解释不少。

杨玲的《苏轼“和陶诗”研究》，文章属于苏轼和陶原因的讨论，但在论文结构和研究方法上颇有新意，文章分体验主体的苏轼，苏轼对陶渊明的体验、理解、对话，“和陶诗”的创新价值三章进行论述。运用现代解释学中的“体验”理论和“前结构”理论，探讨苏轼“和陶”的动机和可能性。能够自觉运用西方现代解释学难能可贵。但由于对现代解释学的理解不够全面，仍然没有跳出“知人论世”说的框架。

三.苏轼“和陶诗”思想内容研究

总计8篇。较为突出的有杨元元《苏轼“和陶诗”之道与隐》（陈忻教授指导，重庆师范大学2009年）文章结合作品从真、忘、适、游四方面探苏轼的精神家园，并用苏轼的关于“道”的哲学思想解析其和陶诗，指出和陶诗是苏轼“道”与“隐”思想的诗性阐释。同时指出苏轼“和陶诗”中出现了很多有酒的篇章，酒是他体验并超越生活的媒介。但对中国哲学中的“道”没有全面把握，理解不够深刻。

李欢喜、亚琴《论苏轼“和陶诗”之安贫固穷与饮酒主题》（《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4期）　认为安贫固穷与借饮酒来达到适意自在的境界，是“和陶诗”的两大主题。苏轼是饮出了深意的，既有追求适意忘我的一面，又有在醉态中激情创作的一面，还有诗人不能忘怀现世于酒中观照现世的一面。冯士彦《东坡〈和陶诗〉初探》（《常州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和舒耘华《从苏轼和陶诗的酒主题看其思想轨迹》（《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8第2期）持相同意见。

类似的还有韩国强《从〈和陶诗〉看苏轼晚年心态》（《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期）、李欢喜《从“和陶诗”看苏轼之民本与归隐思想》（《语文学刊》2004年第6期）、刘偲《论苏轼和陶诗的意蕴》（《现代商贸工业》2010年第3期）、张瑞芳《从“和陶诗”看苏轼思想》（《太原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0年第8期）。这些论文，分析苏轼“和陶诗”的主题和思想感情，进而探究东坡老年的心态，对理解苏轼“和陶诗”有一定帮助，不足之处在于有些观点缺乏新意。

四.苏轼“和陶诗”艺术风格研究

总计5篇。有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芦宇苗《坡“和陶诗”艺术风格论略》（《彭城职业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谭晓燕《从“和陶诗”看苏轼对陶诗艺术风格的接受》（《重庆科技学院学报》2011年第17期）、房丽丽《坡与陶渊明》（《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年第5期）。

这些文章将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原作比较，指出苏轼“和陶诗”的艺术风格主要与陶渊明相似，以自然平淡、超然率真见长，而同时保持了自己豪逸透快的特色，并且富有岭南地方色彩。正如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所说：“苏轼的和陶诗善于将深邃的人生思考贯穿在日常生活细节的铺叙之中，用议论的笔调统摄全篇，既不失陶诗的本色，也保持了苏轼自己的风格。由于其和陶诗多数写于惠州和儋州，其中不乏当地生活和风物的描写，因而具有相当浓郁的地方特色。”上述论文，基本切合了苏轼“和陶诗”的风格，但与古人所评类似，还有创新空间。

五.苏轼“和陶诗”对后世影响研究

共有2篇。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认为在苏轼和苏轼周围的诗人们中间掀起的这场“和陶诗”的热潮，以及后人对苏轼“和陶诗”的热烈反应，对于确立陶渊明的地位起了莫大作用。

杨玲（《苏轼〈和陶诗〉的创新价值》，《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5期）从三个方面来论证其开创性的价值：1、追和古人始于苏轼“和陶诗”；2、自苏轼创作“和陶诗”后，自宋至清，和陶诗的创作可谓绵延不绝，这已经成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文化现象；3、苏轼晚年至爱陶渊明，从多方面评论陶渊明的人品和诗文，“和陶诗”的创作可以说是苏轼以艺术的手法解读陶渊明，苏轼以其当时文坛泰斗身分，所谓“位高声自远”，奠定了陶渊明在中古文学史上的至尊地位。

两篇文章认为苏轼“和陶诗”开创了“和陶”的范本，引起后代大规模“和陶”创作。推广了陶诗的风格，并奠定了陶渊明的崇高地位。基本符合客观情况。

六.苏轼“和陶诗”与陶诗比较研究

总计5篇。其中张宏生《坡的和陶诗》（《徐州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李华《陶诗与苏轼思想倾向比较》（《江西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李剑锋《苏轼〈和陶诗〉深层意蕴探论》（《九江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这些论文或从创作阶段展开、或从诗歌题材切入、或从意象组织的方式入手，就苏轼“和陶诗”和陶诗的思想倾向、语言特色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进行了比较，韩国学者安熙珍《苏轼“和陶诗”二题》（《学术研究》2004年第7期）也比较了苏轼和陶渊明，他认为，苏轼“和陶诗”在意象展开的方式上与陶诗有所不同，但在精神境界和意境层次上与陶诗是相通的，苏轼和陶不是“敛才就陶”，他所追求的不是诗歌艺术的完满，更重要的是精神境界的完成。此外，曾安源《苏轼的与陶渊明之间的师承关系初探》（《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年第2期）则探讨了苏轼的和陶诗对陶诗的袭承关系。

这些论文继承了古人对于苏轼“和陶诗”评论的模式，更加细致地分析了苏轼“和陶诗”。避免了印象式的批评，做到了言而有据，对陶渊明本身的研究也起到推动的作用，只是研究方法还可以创新。

七.苏轼“和陶诗”部分研究

总计5篇。王启鹏《豪华落尽见真淳——苏轼惠州和陶诗浅谈》（《惠阳师专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对坡在惠州的共计15题37首的“和陶诗”进行了研究，对这类“和陶诗”的内容进行了归类，并对其艺术特色进行了概括。

王士君《浅论〈和陶饮酒〉在苏诗中的独特地位》（《菏泽师专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陶诗中《和陶饮酒》20首的写作背景及写作心态与其他“和陶诗“迥异，造成了它与其他“和陶诗”的内容及风格上的显著差异。因此，在苏轼诗歌中具有独特地位，它是苏轼岭南诗的前奏，是此前苏诗与此后苏诗的转折点。

舒韶雄《景似情殊、境同感异——陶渊明〈游斜川〉与苏轼〈和陶游斜川〉比较阅读》（《湖北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苏轼的“和陶诗”与陶渊明原诗有总体风格上的相似性，但因两人所处社会环境、人生经历、性格气质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相似之中也有不同。通过陶渊明《游斜川》原诗与苏轼“和陶诗”的比较阅读，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种独特性。陈涛《境同情异、乐悲不一——由看苏轼、陶渊明之不同》（《现代语文》2006年第3期）也持相同观点。

朱小枝《贬谪人生中的田园——论苏轼“和陶诗”中的田园诗》（《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7期）认为苏轼田园题材的“和陶诗”，通过发掘贬谪生活中的田园内涵，竟然奇妙地变成恬静安适的田园，成为弥漫北宋的诗文“乐”主题的生动的、富有魅力的呈现。

这类研究选取苏轼“和陶诗”的一首或几首，采取文本细读的方法，以小见大，较为深入地剖析苏轼“和陶诗”的个例，取得了一些成绩。然而缺乏宏观的视野，难免有不够全面之处。

八.苏轼“和陶诗”新方法新理论研究

总计5篇。日本学者横山伊势雄（《关于苏轼的“和陶诗”》，张寅彭译，《阴山学刊》1998年第2期）运用文学典型的理论分析：苏轼于穷极潦倒时所作的“和陶诗”，作为冷静地追求人类个性的生活方式的文学，是宋代古典文学的一个典型。王红丽（《试论东坡“和陶诗”的生命意识》，《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3年第6期）则从生命意识的角度研究苏轼“和陶诗”，认为苏轼在生命哲学发生转变之后，生命意识具体体现在：1、物质层面上，解决岭海人民缺衣少食的现状；2、精神层面上，为岭海地区文化传播做贡献；3、在当地长时间的反思中，东坡还意识到了实现其生命价值的最终方式——创作。张兆勇（《关于苏轼追和陶诗的追踪——苏轼“和陶诗”面面观》，《阜阳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从蜀学角度观照坡“和陶诗”，认为：1、从积极的方面来说苏轼的“和陶诗”应是苏轼后半段蜀学思想的最丰富、最真切、最系统的材料。2、从消极的角度来说，苏轼的“和陶”弱点最明显在于苏轼“和陶”始终没有留意陶渊明的行年，亦即没有将陶诗理会成一个性情铺陈、人生感慨的序列，然后依照序列来对话陶潜。杨玲（《苏轼“和陶诗”与陶渊明的诗性对话》，《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年第3期；《体验·理解·对话——试用现代解释学阐释苏轼“和陶诗”》，《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运用现代解释学的方法阐述了苏轼带着他独特而深沉的人生阅历与诗性哲思浸入了对陶渊明的全面体验，“和陶诗”乃苏轼以“我”与“你”的主体间性的姿态对陶渊明理解与对话的产物。

这些文章有的采取了新的角度，有的采用了西方的新理论，是对苏轼“和陶诗”研究的新突破。然而理论与文本的结合有生硬的地方，值得进一步改进与完善。

九.苏轼“和陶诗”与他人“和陶诗”比较研究

总计1篇。高文《苏轼“和陶诗”与刘因“和陶诗”异同论》（《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第11期）分析苏轼与刘因“和陶诗”异同，指出相同点：1、苏轼、刘因的“和陶诗”均创作于他们人生最艰窘的晚景时期，“和陶诗”给了他们固守与自持的力量。2、苏轼、刘因的“和陶诗”均是在求得心理平衡的前提下，在自励的复杂心态中完成的，都表现贫困的主题。3、苏轼、刘因的“和陶诗”都蕴涵哲理，富有理趣。不同点：1、苏轼“和陶诗”大多作于远贬惠、儋时期，刘因“和陶诗”均作于晚年在家乡讲学期间；苏轼“和陶诗”表明了自己从愚忠到觉醒的思想转化过程，刘因“和陶诗”则常常流露出一种疏离政治潜心隐逸的孤高心迹。2、苏轼“和陶诗”更多表现旷达与超然的心境，而刘因“和陶诗”则更多表现清高与空漠的隐士风范。3、苏轼“和陶诗”的理趣重在阐述儒道佛融通之理，刘因“和陶诗”的理趣则重在阐明哲学思辨之理。用苏轼“和陶诗”与他人“和陶诗”进行比较，目前只有这一篇论文。这是一个很好的思路，有利于突破现有的研究框架，取得新的成果。只是苏轼与刘因的可比性不够强，不如选取苏轼的亲友之作加以比较。

关于苏轼“和陶诗”的研究在众多前贤的努力下，硕果累累，无论是思想内容、艺术分析等传统方法，还是文化研究、心态研究、生命意识等新的角度，学者们都作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基本囊括了所有的问题。唯一的遗憾是缺少对苏轼与苏辙、晁补之、张耒同题“和陶诗”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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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朱靖华.苏轼论[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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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J].中国社会科学，2003.

[4]高文.苏轼和陶诗与刘因和陶诗异同论[J].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9.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7篇

陶文鹏先生的《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正是透过一篇篇论文向我们托出了作者的思考和实践,揭示出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和方向(当然,古典文学研究是多元的,途径和方法正日渐多样化,陶先生研究成果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对多样性的排斥,这一点无庸怀疑),对我们有很深的启示意义,下面我就谈几点读后的体会。

一

现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必定是以现代的眼光——特定的思想、情感、文化心理、知识背景甚至时代文化风尚去感知古人,其间自然会有古今会通融合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曾说要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面对。但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无形中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现代人的文化优越感以及长期培养出来的固化的认知模式都阻碍着我们。最直接的后果是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忽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情感艺术特性。这导致了两方面的缺陷:一、心灵缺失;二、艺术退场。

研究古典文学,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有与古人的精神遇合,明代的谭元春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思亦非苟然而已。”(《诗归序》)陶文鹏先生在《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中以诗意化的笔调写道:“既然诗歌是心灵的音乐,我们就必须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去,探究、捕捉诗人从受到自然社会人生的刺激到灵感触发的微妙心灵律动,准确地把握诗人怎样把他的心灵律动外化为富于旋律、节奏的诗歌语言形式。”陶先生正是以诗人之心去体味诗人之心,因此,也就格外能真正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具有独到的学术品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文学要从语言、艺术人手,方是本位。陶文鹏先生对语言的把握是很敏锐很精细的,同时他更关注诗歌的艺术特征。《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指出,拓展唐诗艺术研究的格局,其中一点就是要对“唐诗与其他文学(散文、辞赋、小说、戏剧等)、艺术(绘画、书法、音乐、雕塑、园林建筑等)、宗教、哲学关系的考察中,更准确、鲜明、深刻地把握唐诗的艺术特征。”陶先生不仅有理论的自觉,更能够长期实践,论集中的大多数论文是探讨诗歌与其他门类艺术关系的,诸如诗歌与绘画、诗歌与书法、诗歌与音乐。探讨诗歌与各种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需要找到诗歌与艺术的关联点,否则只是现象的并列,没有研究价值。《传神肖貌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一文对唐诗与人物画在艺术的渗透论述得十分精到,从以形写神、临界顶点、构图布局几个方面阐释了人物画对唐诗的影响。论述绘画与诗歌作为两个不同门类的艺术是如何相互影响时,作者通过丰富细致的引证,清楚地提示了“画格”亦即动作情节发展到顶点的一顷刻对诗格的影响。《狂草逸诗——谈张旭的书中有诗》通过对张旭现存诗歌的分析,论证了书法对诗歌创作影响,指出张旭诗歌不仅善用书法艺术的“无彩之色”,而且也受到它的“无形之相”的影响,多用虚笔,间接、曲折、概括地表现,从而使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有了比较点。

二

程千帆先生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指出:从理论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研究的是古论家的成果,后者是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的规律与艺术方法来。陶先生的研究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他曾多次强调过程千帆先生的主张,近期在《学习钱钟书,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来》一文中,说钱钟书先生“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代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艺术规律,乃至诸多艺术的方法和技巧。”并视之“学术薪火”,显然作者是以传承这一“学术薪火”自勉并努力实践着的。也说是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路径是从文本出发,从对文本的感悟、理解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去套,打通古今,以不假外求的自足话语研究古典文学。

《论集》中《论盂浩然的诗歌美学观》和《论王维的美学思想》、《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三文可称典范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或批评史上是找不到盂浩然的,但陶文鹏先生却别出手眼,将“谈诗的诗句钩辑整理,从中见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诗歌美学观”。比如,中国古人对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做过十分详尽的论述,作者指出,孟浩然继承前人的观点,强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并引述了大量诗证。更进一步,作者对“兴”进行了界定,认为“兴”不但是盂浩然借以表述诗歌创作源于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常用语,也是他用来揭示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特征的美学概念。可以说,这里所表现的孟浩然的美学思想并无新鲜之处,但直接从文本中发现的这些思想表述不是比抽象的理论表述更能切近古代的美学思想吗?同时,从文本细读中归纳出的概念不离文本,实现了语境重现,比抽离语境的理论更有说服力。文章对盂浩然美学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论说,这些见解有两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清晰地疏理清楚了文学思想、美学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二是弥补了思想、观念的逻辑演进中的环节缺失。如:清美是美学范畴中最重要概念之一,但古人在概念表述上十分随意,而当我们离开文本进行阐释,只着意于概念的逻辑推演,就易于陷入失语状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仍坚持从文本出发,用大量的例证表明盂浩然最爱好清美,并做了详尽的分疏,分为

清真、清幽、清空、清旷、清淡五种。由于五种清美都是从盂浩然的诗歌创作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分疏与文学感悟相结合,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比抽象的概念界定更能深入诗心。

《论王维美学思想》一文中,陶先生从王维“审象于净心”的禅宗思想出发,指出其审美思想深深打上了禅宗思想的烙印,并通过对王维追求自然山水“深趣”思想的论述,不仅理清了禅宗概念向审美概念的转换机制,而且联系王维的“凝情取象”的美学命题,完成了从审美观念向创作论的完整论述。而这些论述都是在王维没有体系化论证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从文学作品中寻绎出来的,既没有参照流行的西方理论话语,也没有刻意地将其美学思想演绎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一文探讨了宋代诗画创作实践和诗画美学思想在艺术本质上的统一,并进而论述了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复杂问题。作者指出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即“平远”、“高远”、“深远”,加之后来韩拙提出的“阔远”、“迷远”、“幽远”,代表了山水画家对空间艺术局限的突破,侵犯了诗人独有的艺术领域,刺激了诗创造性,引起宋代山水诗的新变,这一论述角度极具创新价值,人所未言。更进一步,陶先生拈出了“荒远”概念,画家提出的诸种“远”的概念,着意点在构图上,而陶先生的“荒远”注意力则是对山水诗美学风貌的提纯,此点一出,不仅宋代山水诗的美学风貌全然拈出,而且解释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神清骨冷的绝俗精神。

三

文学整体边缘化其实是我们的幻觉,因为文学从来就没有中心化,何来边缘化?当年的中心化是利用与被利用的结果,中心是政治,文学只不过是“帮忙”。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但不可否认,古典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确有边缘化的趋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传统学科,旧有的传统在丧失,新理路还没有建立,因而与其他学科研究相比,正处在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二是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一个狭小的圈子,自外于时代,这样就不能担负起传承和建设民族文化的重任。

我们的文学论文写得越来越学院化,与古老的传统相比,这类论文太过死板,有的简直味同嚼腊。钱穆在给余英时的信中就说:“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这里,我们赞同钱先生“着意于修饰”的观点,并非要求论文写作回归文士的刻意藻饰,抛弃科学性(钱先生认为章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实即强调论文的科学性),而是基于这棒的认识:当我们研究文学文本时,文学性表述应该更能够进入文学境界,同时,也更能够向社会转述古典文学的精华。

读陶文鹏先生的文章不能不叹服他驾御文笔的高超能力,诗一般的文字从笔底流出,清澈雅洁,流丽自然。更为突出的是他文章能够在古今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让人顺利进人艺术美之中,流连低徊,陶醉其间。有人可能对此表示不屑.认为这不是学院式语言,且不论学院式语言是否是唯一标准,其实这样的看法背后隐藏着错误的价值判断——即学院化与大众化是对立的,仿佛一提普及,就意味着研究品位的降低。古典文学研究有两个层次的任务,一是体系内的学科研究;二是普及古典文学,向大众传播古典文学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独守学院化,拒斥大众化,实际上是自外于当代文化建设。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古典文学文化研究者不能自树蕃篱,最基本的一点是写的文章要让人看懂,让具有一般文学能力的广大读者能够读懂,引人进人一个审美的世界。审美的表述更能从内心感动人,让祖国伟大的文学去感染人,吸引人,并从而培育一代人的审美情趣,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业。学院化论文往往高深、古雅或西化,且不论其是非高下,单就普及而言就不乎时代要求。普及型与研究型并不排斥,我想,陶先生的论文一般文学爱好者都能看莅,都会被文字的清丽优美所吸引,当然,研究者更能从中发现学术价值。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8篇

陶思炎：1947年3月出生于南京，先后毕业于南京工学院建筑系、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东南大学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并任江苏省文联副主席、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研究方向为民俗学、民俗艺术学、民间信仰、文化遗产保护等。近200篇，其中在国际重要学术期刊10余篇，出版《应用民俗学》《中国祥物》等10余部学术著作。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9年获中国民协和江苏省文联“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称号，2001年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先进工作者称号。2011年4月，被国务院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我们来到东南大学采访陶思炎教授。一如之前我们的想象，陶爷爷身上昭显着“长者风范，大师精神”，他的人生经历，他的谆谆教诲，都让我们铭记于心。

一

陶爷爷对我们说，他是老南京人，出生在秦淮河畔，从小在老城南浓厚的民俗氛围中长大。每逢春节等重大节庆日或者庙会，他都会跑到夫子庙或城隍庙，看灯，看各种玩具，看杂耍表演，流连忘返，乐此不疲。由岁时节令而衍生的孩童的游戏，陶爷爷也都兴致勃勃地一个不落：春天的时候，登上雨花台放自己亲手扎的彩纸风筝；白雪皑皑的正月里，与邻居的小伙伴们一起，提着蛤蟆灯，或者是拖着兔子灯，成群结队地在街巷里巡游……南京的民俗作为中国传统民俗的一部分，深深地融入了他的骨血里。

但从事民俗研究并不是陶爷爷一开始的职业，他是在不断地选择和调整之后，才最终确定了这条人生道路的。最初，陶爷爷作为工农兵学员，被保送到南京工学院，即今天的东南大学建筑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扬州的建筑设计室，曾经设计过办公楼、教学楼等建筑，但他还是从心底里喜欢文科。于是，1978年恢复高考的时候，他便重新做了一次选择，考入了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陶爷爷原来有较好的外语基础，他决心发挥自己的优势，专攻外国文学。在大学的前三年里，他阅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并做了大量的笔记，但到了大四时，他的想法又发生了变化。随着对外国文学领域的深入了解，他发现，由于自己对外国的历史和人文都不太熟悉，因而在本土环境下研究外国文学，总是跟在别人后面，接受二手资料，终究难以深入，难以领先，这样下去的话，充其量只能成为一个二流的学者。于是，他开始将眼光转入比较文学领域，想在中外文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梁。经过一番思考，他选择从中外神话入手，研究神话的比较方法，完成了毕业论文《比较神话研究法刍议》，将中外神话进行对比，发现和总结其中的某些规律。由于论文题目在当时非常新颖，加之陶爷爷将他非常扎实的外国文学基础、古文考证功底，以及严谨的逻辑思辨能力都融贯在论文中，使得论文非常成功，当年就被收入《全国大学生毕业论文选编》和《中国文学年鉴》，并被多次转载，甚至还被日本西南学院大学选入教材。

二

从毕业论文开始，陶爷爷对神话有了深入的了解：原来中国神话并不只是一则则或传奇或灵异的故事，虽然看起来每则神话都没有多少内容，具有简单性和片段性，但实际上它们是中国远古人类的创作，内涵非常深奥，和西方神话相比毫不逊色。于是，陶爷爷决定专攻中国神话研究，先后发表了十几篇关于中国神话的重要论文，在学术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在学科分类上，神话属于民间文学，而民间文学又归于民俗学这个更大的门类。陶爷爷向我们详细地解释说，民俗学研究的是人们传统的生活习惯，既包括物质上的东西，如服装、建筑、交通工具、生活用品，等等；也包括精神类的东西，如信仰、忌讳、避讳、巫术，等等；还包括动态的、行为性的东西，如过年过节时的一些活动；当然还包括语言方面的内容，如神话、传说、故事、歌谣、谜语、笑话等通常被看作是民间文学的东西。因此，陶爷爷的研究领域，也自然地从神话扩大到了民俗学。

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率先在全国招收民俗学博士。陶爷爷以建筑学和文学双学士的学历报考，并凭借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师大，进入被称作“民俗学之父”的著名学者钟敬文先生门下学习。在北京读博士期间，陶爷爷极为勤奋刻苦，每天都泡在图书馆里看书、写作，连周末和寒暑假也不例外，长城、十三陵、卢沟桥这些北京标志性的名胜，他一个都没去过。短短两年半的时间，陶爷爷便完成了博士学业，成为了中国第一个民俗学博士。他的毕业论文《中国鱼文化》后来公开出版，《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选登了该书的若干章节，《读书》等刊物也发表了评论文章。

完成博士学业后，陶爷爷回到母校东南大学工作，并继续自己的研究，先后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出版了《风物探幽》《中国纸马》《中国镇物》《中国祥物》《应用民俗学》《中国都市民俗学》等著作，在学术上取得了累累硕果。在东大，他先后任艺术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以及东方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等职务；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中国神话学会副会长、中国民俗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东方文化研究会常务理事、 江苏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江苏省文联副主席等社会职务，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的保护不断地贡献着力量。

2011年4月，陶爷爷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从总理手中接过聘书的那一刻起，他便成为了迄今为止中央文史研究馆最年轻的一位馆员。

三

虽然陶爷爷取得了非常多的成就和荣誉，但最让他念念不忘的，还是授业恩师的肯定。陶爷爷的博士导师钟敬文先生对门下弟子要求极为严格，从来不当面夸奖学生。读博期间，每当陶爷爷向钟老汇报学业时，钟老总是指出他的疏漏之处，并提出一些建议让他参考。毕业七八年之后，一次，陶爷爷去北京参加一个国际性的研讨会，恰逢钟老在座，于是他过去跟老师问好。钟老将他介绍给身旁的季羡林先生，并对季先生说：“他在南京干得不错。如果我们的学生都像他就好了。”得到了钟老的当面夸奖，并且是如此高的评价，让陶爷爷一时间既惊讶又感动。

感怀恩师之余，陶爷爷也不忘对我们进行教诲和鼓励。他以自己为例告诉我们，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就，需要早早树立一个远大的理想。有了理想目标之后，人就不迷茫，有干劲。就算之后根据实际情况要对自己的最初目标进行调整，之前付出的努力、得到的经验，也可以成为下一个目标的储备资本。

另外，在少年时期，一个人可以尽量广泛地发展自己的兴趣，不要故步自封。如一开始学习的建筑学知识，对他在民俗建筑方面的研究帮助就非常大。再如，早年间，他写论文和著书的时候，要用到图片，可是有的文物是不能拍摄的，当时又不能上网，只能靠手绘，于是，他具有的素描功底便派上了用场。陶爷爷说，理科和文科是有相通之处的，学理科的人要同时学好文科，学文科的人也要同时学好理科，这样才能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做出成绩，不至于因无知而犯错。

陶爷爷还建议我们，可以多看一些杂书，比如一些有关旅游和各国历史的书，这样可以在点点滴滴中积累对世界的认识。读书的时候，还要养成记笔记的习惯，要多写些感悟，不要因为怕辛苦，就不做这些事。“年轻人不要怕吃苦。”陶爷爷强调说。

不知不觉中，我们的采访接近了尾声。我们在和陶爷爷的交谈中获益匪浅，在和他告别之后，我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东南大学。

小记者采访感言

石岳川（南京市树人国际学校）：“心中要有远大的理想。”“年轻人不要怕吃苦。”陶爷爷的教诲我铭记于心。

林凯雯（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学为人师，行为世范。”陶爷爷不仅是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更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

李志清（南京市六合区横梁初级中学）：“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兼程。”陶爷爷的人生经历让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的理解。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9篇

陶文鹏先生的《唐宋诗美学与艺术论》正是透过一篇篇论文向我们托出了作者的思考和实践，揭示出古典文学研究的出路和方向(当然，古典文学研究是多元的，途径和方法正日渐多样化，陶先生研究成果的意义并不意味着对多样性的排斥，这一点无庸怀疑)，对我们有很深的启示意义，下面我就谈几点读后的体会。

一

现代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必定是以现代的眼光——特定的思想、情感、文化心理、知识背景甚至时代文化风尚去感知古人，其间自然会有古今会通融合的问题。俞平伯先生曾说要以“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面对。但实际做起来却并不容易，无形中的西方文化中心论、现代人的文化优越感以及长期培养出来的固化的认知模式都阻碍着我们。最直接的后果是以文学的外部研究取代内部研究，忽视文学之所以为文学的情感艺术特性。这导致了两方面的缺陷：一、心灵缺失；二、艺术退场。

研究古典文学，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要有与古人的精神遇合，明代的谭元春说：“夫真有性灵之言，常浮出纸上，决不与众言伍。而自出眼光之人，专其力，壹其思，以达于古人；觉古人亦有炯炯双眸从纸上还瞩人，思亦非苟然而已。”(《诗归序》)陶文鹏先生在《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中以诗意化的笔调写道：“既然诗歌是心灵的音乐，我们就必须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去，探究、捕捉诗人从受到自然社会人生的刺激到灵感触发的微妙心灵律动，准确地把握诗人怎样把他的心灵律动外化为富于旋律、节奏的诗歌语言形式。”陶先生正是以诗人之心去体味诗人之心，因此，也就格外能真正深入到诗人的心灵中，并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具有独到的学术品味。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研究文学要从语言、艺术人手，方是本位。陶文鹏先生对语言的把握是很敏锐很精细的，同时他更关注诗歌的艺术特征。《唐诗艺术研究的现状和思考》一文指出，拓展唐诗艺术研究的格局，其中一点就是要对“唐诗与其他文学(散文、辞赋、小说、戏剧等)、艺术(绘画、书法、音乐、雕塑、园林建筑等)、宗教、哲学关系的考察中，更准确、鲜明、深刻地把握唐诗的艺术特征。”陶先生不仅有理论的自觉，更能够长期实践，论集中的大多数论文是探讨诗歌与其他门类艺术关系的，诸如诗歌与绘画、诗歌与书法、诗歌与音乐。探讨诗歌与各种门类艺术之间的关系需要找到诗歌与艺术的关联点，否则只是现象的并列，没有研究价值。《传神肖貌论唐诗对唐代人物画的借鉴吸收》一文对唐诗与人物画在艺术的渗透论述得十分精到，从以形写神、临界顶点、构图布局几个方面阐释了人物画对唐诗的影响。论述绘画与诗歌作为两个不同门类的艺术是如何相互影响时，作者通过丰富细致的引证，清楚地提示了“画格”亦即动作情节发展到顶点的一顷刻对诗格的影响。《狂草逸诗——谈张旭的书中有诗》通过对张旭现存诗歌的分析，论证了书法对诗歌创作影响，指出张旭诗歌不仅善用书法艺术的“无彩之色”，而且也受到它的“无形之相”的影响，多用虚笔，间接、曲折、概括地表现，从而使两种不同门类的艺术之间有了比较点。

二

程千帆先生在《古典诗歌描写与结构中的一与多》一文中指出：从理论角度研究古代文学，要两条腿走路，一是研究“古代的文学理论”，二是研究“古代文学的理论”；前者研究的是古论家的成果，后者是从作品中抽象出文学的规律与艺术方法来。陶先生的研究有着充分的理论自觉，他曾多次强调过程千帆先生的主张，近期在《学习钱钟书，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抽象出理论来》一文中，说钱钟书先生“从大量的文学作品中，抽象出为众多古代作家所认识和运用，却未经理论家总结的新的理论范畴、艺术规律，乃至诸多艺术的方法和技巧。”并视之“学术薪火”，显然作者是以传承这一“学术薪火”自勉并努力实践着的。也说是说，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基本路径是从文本出发，从对文本的感悟、理解出发，而不是从西方理论出发去套，打通古今，以不假外求的自足话语研究古典文学。

《论集》中《论盂浩然的诗歌美学观》和《论王维的美学思想》、《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三文可称典范之作。在中国古代文学思想史或批评史上是找不到盂浩然的，但陶文鹏先生却别出手眼，将“谈诗的诗句钩辑整理，从中见到了一个相当完整的诗歌美学观”。比如，中国古人对诗歌抒情言志的特征做过十分详尽的论述，作者指出，孟浩然继承前人的观点，强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并引述了大量诗证。更进一步，作者对“兴”进行了界定，认为“兴”不但是盂浩然借以表述诗歌创作源于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常用语，也是他用来揭示诗歌创作形象思维特征的美学概念。可以说，这里所表现的孟浩然的美学思想并无新鲜之处，但直接从文本中发现的这些思想表述不是比抽象的理论表述更能切近古代的美学思想吗?同时，从文本细读中归纳出的概念不离文本，实现了语境重现，比抽离语境的理论更有说服力。文章对盂浩然美学思想的其他方面也进行了论说，这些见解有两方面的学术价值，一是清晰地疏理清楚了文学思想、美学观念的历史发展过程，二是弥补了思想、观念的逻辑演进中的环节缺失。如：清美是美学范畴中最重要概念之一，但古人在概念表述上十分随意，而当我们离开文本进行阐释，只着意于概念的逻辑推演，就易于陷入失语状态。在这篇文章中，作者仍坚持从文本出发，用大量的例证表明盂浩然最爱好清美，并做了详尽的分疏，分为清真、清幽、清空、清旷、清淡五种。由于五种清美都是从盂浩然的诗歌创作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分疏与文学感悟相结合，给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比抽象的概念界定更能深入诗心。

《论王维美学思想》一文中，陶先生从王维“审象于净心”的禅宗思想出发，指出其审美思想深深打上了禅宗思想的烙印，并通过对王维追求自然山水“深趣”思想的论述，不仅理清了禅宗概念向审美概念的转换机制，而且联系王维的“凝情取象”的美学命题，完成了从审美观念向创作论的完整论述。而这些论述都是在王维没有体系化论证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从文学作品中寻绎出来的，既没有参照流行的西方理论话语，也没有刻意地将其美学思想演绎成一个完整的体系。

《论宋代山水诗的绘画意趣》一文探讨了宋代诗画创作实践和诗画美学思想在艺术本质上的统一，并进而论述了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的复杂问题。作者指出郭熙、郭思《林泉高致》中提出的“三远”即“平远”、“高远”、“深远”，加之后来韩拙提出的“阔远”、“迷远”、“幽远”，代表了山水画家对空间艺术局限的突破，侵犯了诗人独有的艺术领域，刺激了诗创造性，引起宋代山水诗的新变，这一论述角度极具创新价值，人所未言。更进一步，陶先生拈出了“荒远”概念，画家提出的诸种“远”的概念，着意点在构图上，而陶先生的“荒远”注意力则是对山水诗美学风貌的提纯，此点一出，不仅宋代山水诗的美学风貌全然拈出，而且解释了宋代士大夫文人神清骨冷的绝俗精神。

三

文学整体边缘化其实是我们的幻觉，因为文学从来就没有中心化，何来边缘化?当年的中心化是利用与被利用的结果，中心是政治，文学只不过是“帮忙”。所以这个问题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内。但不可否认，古典文学研究在文学研究领域的确有边缘化的趋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一是古典文学研究作为一门传统学科，旧有的传统在丧失，新理路还没有建立，因而与其他学科研究相比，正处在日益边缘化的境地；二是古典文学研究陷入了一个狭小的圈子，自外于时代，这样就不能担负起传承和建设民族文化的重任。

我们的文学论文写得越来越学院化，与古老的传统相比，这类论文太过死板，有的简直味同嚼腊。钱穆在给余英时的信中就说：“鄙意论学文字极宜着意修饰”(余英时《钱穆与中国文化》附录一《钱宾四先生论学书简》)。这里，我们赞同钱先生“着意于修饰”的观点，并非要求论文写作回归文士的刻意藻饰，抛弃科学性(钱先生认为章太炎之文“最有轨辙，言无虚发，绝不枝蔓，但坦然直下，不故意曲折摇曳，除其多用僻字古字外，章氏文体最当效法”，实即强调论文的科学性)，而是基于这棒的认识：当我们研究文学文本时，文学性表述应该更能够进入文学境界，同时，也更能够向社会转述古典文学的精华。

读陶文鹏先生的文章不能不叹服他驾御文笔的高超能力，诗一般的文字从笔底流出，清澈雅洁，流丽自然。更为突出的是他文章能够在古今之间架设起沟通的桥梁，让人顺利进人艺术美之中，流连低徊，陶醉其间。有人可能对此表示不屑．认为这不是学院式语言，且不论学院式语言是否是唯一标准，其实这样的看法背后隐藏着错误的价值判断——即学院化与大众化是对立的，仿佛一提普及，就意味着研究品位的降低。古典文学研究有两个层次的任务，一是体系内的学科研究；二是普及古典文学，向大众传播古典文学知识，通过这种方式参与当代文化建设。独守学院化，拒斥大众化，实际上是自外于当代文化建设。参与当代文化建设，古典文学文化研究者不能自树蕃篱，最基本的一点是写的文章要让人看懂，让具有一般文学能力的广大读者能够读懂，引人进人一个审美的世界。审美的表述更能从内心感动人，让祖国伟大的文学去感染人，吸引人，并从而培育一代人的审美情趣，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激动的事业。学院化论文往往高深、古雅或西化，且不论其是非高下，单就普及而言就不乎时代要求。普及型与研究型并不排斥，我想，陶先生的论文一般文学爱好者都能看莅，都会被文字的清丽优美所吸引，当然，研究者更能从中发现学术价值。

陶文化论文范文第10篇

爱情天书蝴蝶梦

1966年,同在武昌实验中学上学的周冶陶与宫哲兵因而相识,周冶陶比宫哲兵长两届,两人作为红卫兵代表,曾受到过的接见。后因对红卫兵极左政见不同,两个曾经的恋人最终没有捅破爱情的那张纸。周冶陶应征入伍后,又考入武汉大学,而宫哲兵高中毕业后,一直在部队服役。

1972年4月的一天,武汉大学校园,初放的樱花弥漫在整个武大樱花园。一场全省篮球比赛在武大举行,正在部队服役的宫哲兵代表部队过来比赛。比赛完后,宫哲兵鼓足了勇气,来到武大中文系女生宿舍楼门口,憋足嗓门大喊:“周冶陶。”女生宿舍楼的窗户如同听到军训的号角声,“刷”地一排打开,一个个伸出头好奇地张望着。宫哲兵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冒失,不知所措地站在原地,如同罚站。

两分钟后,扎着马尾、身穿绿色军装、脚穿凉鞋的女孩从楼上跑了下来,她羞涩地说:“宫哲兵,你找我呀。”宫哲兵愣愣地看着美丽的姑娘,“嘿嘿”地傻笑。

1975年7月14日,宫哲兵与周冶陶走进了结婚的殿堂,婚后周冶陶留在武大当教师,教外国文学。宫哲兵也从武大保卫科进入了武昌区公安分局刑警队。1977年元月5日,他们的儿子宫步坦出生。在妻子的鼓励和辅导下,1978年,宫哲兵直接以高中生自学考上了武大研究生。1981年,宫哲兵被分到中南民族学院政治系任教。

接触少数民族文化的宫哲兵对于少数民族文化和探险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政治系正在编写一部《南方少数民族哲学社会思想史资料》,宫哲兵承担瑶族和苗族部分。宫哲兵第一次读到瑶族千家峒的故事时,就被深深地打动了,以至于夜不能寐。

1982年,宫哲兵初入瑶山,瑶族绚丽多彩的民间文化像磁石一样吸引着他的心,他不由自主地从一座瑶山走向另一座瑶山,因为交通不便,他完全与外界失去了联系。家中的周冶陶没有丈夫的消息,焦急万分,丈夫遇到虎狼了,或是失足坠入山崖?每每想到这些,周冶陶夜不能寐。她四处打听宫哲兵的下落,并通过当地警方查找,可是却一无所获。

11月份的一天,儿子在深夜突然烧到39度,周冶陶心急如焚的把儿子放在自行车上,往医院赶,由于心急,再加上夜静灯暗,自行车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窜出去3米多远。周冶陶慌忙从地上爬起来,寻找儿子的身影,可是儿子呢?她像疯了一样哭喊,空旷的街道传来骇人听闻的回声,等周冶陶找到宫步坦时,她暗暗下定决心,等宫哲兵回家后,就与他“一刀两断”。可能是心有灵犀,此时的宫哲兵在一个少数民族的楼阁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里他看到妻子和儿子,处在一个没人的旷野,无助的步行,太阳疯狂的烧烤着她们的脊背,一条巨蟒从草丛中窜出,宫哲兵从噩梦中惊醒。

第二天,宫哲兵从湖南新田县给妻子发了一封信,讲述了自己的探险故事,在信中还表达了对妻儿的思念,因为天气冷了,他希望妻子将自己的秋冬棉衣裤寄到自己将到达的下一站点,九疑山县民委。

接到父亲的信件,儿子兴奋地跳了起来,他被爸爸那些英雄色彩的故事所吸引,周冶陶读着信,却流下了痛恨的泪水:这个让自己爱恨交加的男人终于有了音讯,但他为什么就如此狠心舍弃家人,一个人去探险呢?为了表达对丈夫的警告,周冶陶只给丈夫寄去所需衣物,没有给丈夫回信。

一个星期后,宫哲兵来到九疑山民委,收到了妻子寄来的包裹,但里面怎么翻也找不出只言片语。宫哲兵这才意识到妻子生自己的气了。是继续前行还是打道回府?

宫哲兵作了艰难地抉择。他给妻子写了一封长信,讲述了自己的重大发现,并附上大量的照片。不久,他收到了妻子的回信,嘱咐他在外一定要照顾好自己,还给他寄了50元钱。

宫哲兵在湖南和广西交界处挨个村子寻找,终于在一个叫浮桥头的村子里,宫哲兵找到了80岁高龄的老人高银仙。老人不仅会写会认会读女书文字,家里还收藏着十几篇女书作品。

1983年3月6日,宫哲兵背着一大包收集的资料和拍摄的照片回家了。望着离家半年的丈夫,周冶陶怔怔地呆在那里。这是宫哲兵么?周冶陶虎着脸说:“请问这位先生,你找谁?你是不是走错了门?”宫哲兵无奈地笑了笑,一屁股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打趣说:“这位夫人,貌似冰雪聪明,自己的丈夫还没化成灰,你就认不出来了?”望着如野草般杂乱的长发、浓密的胡子、沟壑纵横的丈夫,周冶陶哭笑不得。周冶陶淡淡地说:“我们离婚吧,这种日子我没法过了,我不知你在外面是生是死,这个家里有什么事的时候,我总是失去依靠的臂膀。”“我好饿,好想吃你做的回锅肉。”宫哲兵急急地说。周治陶苦笑着转身去了厨房。儿子接过爸爸的包裹,兴奋地翻阅着爸爸收集的资料。

现在看着宫哲兵狼吞虎咽的样子,周冶陶说不出地心疼。周治陶重复着起身为宫哲兵盛饭,末了,终于问:“以后不会再去那些地方了吧?”

宫哲兵突地停下正要伸出去的筷子,急急地说:“我发现了女书,是你的支持才让我找到了走下去的勇气,我要让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女性文字重现于世。”周冶陶复杂地望着丈夫,说:“那就是说,你还要去?”宫哲兵想也没想,回答道:“当然要去,而且要去很久。”看着丈夫轻描淡写的坚持,周治陶懊恼地说:“去吧,最好去了以后别回来了。”宫哲兵要咽下的饭卡在了喉咙,他怔怔地望着妻子,不知道该如何安慰她。

晚上,周冶陶故意面壁而睡,对宫哲兵不理不睬。任凭宫哲兵百般哄劝,她也不搭理他。因为她相信,只要她多坚持一会,丈夫就会留在自己身边。

1983年7月,宫哲兵的论文《关于一种特殊文字的调查报告》,在《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三期上公开发表。此文立即引起了学术界、新闻界的广泛注意。这篇论文的发表,是女书作为文字被发现的标志。

事业顶端处,

婚姻却岌岌可危

宫哲兵将自己的全部精力投入到女书的研究当中,一些好心的朋友劝周冶陶说:“别的教授都研究金融证券等热门课题,你家老公老研究女书,长期与这些虚无的东西打交道,人也荒废了,还是趁早让他改改方向。”

周冶陶回到家中,与丈夫商量,宫哲兵说:“我不是一个书斋型的教授,而是一个田野型的学者,我的研究对象注定在民间和山野。”周冶陶气不打一处来,她没好气地说:“既然你那么田野,那就让你田野个够,我们离婚吧,我是一个书斋型的教授,我的骨子里田野不起来。”

周冶陶的相逼,并没有打消宫哲兵寻找女书的决心。给妻子留下一封长达五页纸的信后,1983年6月,宫哲兵再次来到湖南和广西交汇处。这里流传着一个传说:在瑶族人民集中居住地,一个叫千家峒的地方。千家峒美丽而富饶,那里山峦重叠,怪石耸立,瀑布高悬,无数的清泉汇成一条大河贯通于峒中。峒内田地宽阔,土质肥沃,千户瑶人同生活,共耕种,大家丰衣足食,快乐无穷。这个故事在瑶族民间流传极广,五百多年过去了,瑶民发起了一次又一起返回千家峒运动。许多白发苍苍的老人和血气方刚的青年,跋山涉水,不畏艰险,可是千家峒依然不知在何方!

宫哲兵在信中与周冶陶说,自己想去探究此洞。看到丈夫留下的长信,周冶陶心惊胆战,那该是怎样的险境啊?她预感自己将要失去丈夫,她发动全家人弹劾丈夫。年迈的父亲和年幼的儿子都在电话中要求宫哲兵回家,妻子最后在电话中说:“你不为我着想,也要为儿子着想,深山老林险境多,如果你这次再长时间不回来,你就先给我一纸休书吧。”

宫哲兵知道妻子这次是动真格的了,但那深山云雾深处的千家峒仿佛在向他招手,他在电话中承诺说,一定很快回家。挂掉电话后,宫哲兵打理好行李,踏上了登山的路。

江华县是千家峒传说最流行的地方,也是瑶族寻找千家峒最积极、付出最大牺牲的地方。宫哲兵的调查是在跋山涉水中度过的,常常是天不亮就上路,晚上打着火把进入一座瑶寨,中午啃馒头,喝山泉,然后躺在草地上睡上一觉。

在湖南道县与江永县交界的大山中有一个死人冲。这块盆地四周是高山,当中有一块小平原,一条大河从平原中流出。整个小平原通往外界的只有一个石洞,这不就是典型的千家峒地形特征吗?这里是江永县大远瑶族乡,宫哲兵在这里考察了地形、地貌、地理、地名,收集了大量的出土文物,终于认定这里是千家峒的一部分。

从湖南道县走到了广西灌阳县,登韭菜岭的路又陡又险,这里历史上不断有老虎吃人的记录,但更为危险的是野豹与毒蛇。毒蛇中以胎生蛇最为著名,最为罕见。胎生蛇不像一般毒蛇以产卵进行繁殖,而是直接从腹中产出小蛇。宫哲兵在半山休息时曾遭遇一条胎生蛇,他听当地瑶人说,胎生蛇若发出遇险信号,周围马上会有几十条毒蛇围攻过来。于是他镇定地保持不动,幸好蛇并没有发起攻击,他才幸免于难。

半山腰处有一片原始森林和稠密的矮丛,路到这里就消失了。宫哲兵在这片矮丛中艰难地行走,衣服和裤子都被划破了。矮丛中有一种树蚂蟥,比水里的蚂蟥略小。它躲在树叶的反面,有人经过时就落下,吸附在人的脖子上、背上或手臂上。它吸人血比水蚂蟥更加狠,而且有毒。被吸血的地方马上会又疼又痒。当宫哲兵穿过这片原始森林和矮丛时,身上已是斑斑血痕,血流不止。黄昏时,他登上了韭菜岭。

韭菜岭向来无人居住,据说是阴人鬼魂肆行的地方。传说曾有一个戏班子上韭菜岭演出,观众人山人海。演出后所有的观众化为云烟,坐满人的地方只剩下枯枝乱石。

实在是太累了,宫哲兵准备就在这枯枝乱石中过夜,此刻他也像瑶族人一样在心里默默祈祷,求盘王保估他的安全。

夜幕降临,约莫晚上11点左右,宫哲兵睡得迷迷糊糊时,一条狼的嚎叫声打破了夜的宁静,宫哲兵警觉地向旁边的火堆加柴。果然,约莫过了两分钟,一条狼露着凶恶的牙齿呼啸而来,宫哲兵迅速拿起一根烧着的树枝挡在了自己面前。狼向空中嗷叫着,宫哲兵知道,这是狼在向同伴发出讯号。在这生死危机的时刻,宫哲兵突然想到了家里的妻儿,深深地愧疚感和强烈的求生欲支撑着他,宫哲兵一边拿着火把对着饿狼,一边向火堆里不断的添木棍,火越烧越大,直到东方泛白……

宫哲兵走遍了都庞岭的山山水水、村村寨寨,发现了《千家峒源流记》文献几十本,写有千家峒地名、千家峒诗文的古地图、古县志。并最终发现,千家峒以都庞岭主峰韭菜岭为中心,包括广西壮族自治区灌阳县东部、湖南省道县西部、江永县西北部地区。

丈夫离开的日子里,周冶陶将全部的精力投入到自己的工作中。周冶陶被调到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工作,并在较短的时间里成为湖北省检察院副检察长,成为全国最年轻的副检察长。

宫哲兵再次回到了武汉,此次,他的发现再次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央视和新华社等主流媒体对其做了大篇幅的专题报道。宫哲兵也以女书和千家峒的发现,被调至武汉大学哲学系任教。

在事业最辉煌的时候,宫哲兵的婚姻却岌岌可危,这次回来之后,妻子与他已经形同陌路。

那雪花与秘扇,

是他们爱情的新航标

1990年6月,湖南省举办世界国际妇女节研讨会,鉴于宫哲兵在女书方面的研究,大会决定让宫哲兵就女书研究的主题发言。而此时,周冶陶下调到仙桃市任市委副书记,宫哲兵鼓励妻子写一篇关于仙桃市妇女参政的论文,与他一同参加这次世界盛会。

然而周冶陶由于工作太忙,未能出席会议,宫哲兵决定自己代妻子在大会上宣读论文。然而大会最后讨论商量,因当事人不能到席,取消其主题演讲和参加论文评选。宫哲兵对组委会说:“世界妇女研讨会就是要体现妇女的权益,我愿意放弃自己女书论文的评选,只读我爱人的论文。”在宫哲兵的坚持下,他在会上朗读了妻子的论文。宫哲兵对妻子真切的爱,也换来了与会人员满堂喝彩,周冶陶的论文最后被选为内参,湖北省社科一等奖。

由于宫哲兵对于女书研究的世界性贡献,组委会最后特挤出时间给他介绍女书文化。得知丈夫为了让自己的论文参加评选,放弃了自己多年研究成果的评选,周冶陶依偎在丈夫怀里,深情地说:“我一直以为女书在你心目中比我重要,没想到你会放弃女书而选择我。”宫哲兵动情地说:“女书是死的,你是活着的,因为有你的存在,才有女书的价值。”周冶陶的眼眶湿润了,女书研究是丈夫毕生的心血,那些研究甚至比他的生命还重要,这一刻,她读懂了丈夫对自己的爱。

每次宫哲兵举办女书文化展览,周冶陶都会主动联系相关单位,积极帮助布展。由于学校经费有限,周冶陶和儿子在家中积极为宫哲兵筹建女书基金。这些基金全部从三人的工资中抽取,供丈夫用于女书出版研究。正是靠着这些家庭基金,宫哲兵前后投入十万多元,用于女书著作的出版。由于长期与女书接触,周冶陶也成了一位女书专家。

周冶陶后被调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省人大常委,省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空余之余,在宫哲兵的鼓励下,周冶陶参加了湖北省女厅级干部合唱团。只要妻子有演出,不论有多忙,宫哲兵都会带着儿子去为妻子当拉拉队,为队员们拍照片。

2009年10月底,美国华裔女作家邝丽莎的小说《雪花和秘密的扇子》被《纽约时报》评为当年最畅销读物,好莱坞著名导演王颖决定将其改编成电影《雪花与秘扇》。王颖的助理吴梦化找到宫哲兵,希望宫哲兵担当该片的学术顾问,对全片有关女书的内容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

接到这个邀请,周冶陶也为丈夫在女书研究方面的全球影响力深感自豪,她深知,那条路,是丈夫冒着生命危险走出来的。

11月底,该片在浙江横店开机,宫哲兵对于原编剧中女书文化传承给予中肯的建议,鉴于宫哲兵对于女书所作出的世界性贡献,最后导演和投资方一致决定,邀请宫哲兵出演本片中的教授。

2010年2月28日晚,在上海拍摄完自己的角色后,宫哲兵回到了武汉,妻子周冶陶早已做了一大桌饭菜,为宫哲兵接风洗尘。得知丈夫想弄一个女书展馆,周冶陶马上给丈夫出主意:“展馆也要有现代元素,你把参拍电影的相关照片资料,和一些拍电影的道具移至展馆,会吸引更多的年轻人。”此话点拨了宫哲兵,他想到在横店拍摄地,摄制组制作了一个远古时代的神庙。得知宫哲兵的想法后,摄制组当即表示无偿捐献。

2010年年底竣工的武汉大学新图书馆将建有女书馆,宫哲兵将把女书的研究资料和大量的图片在新图书馆中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