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氓软件范文

流氓软件范文第1篇

流氓软件的“三宗罪”

可以说，流氓软件的出现是与所谓新兴的广告方式相伴而生的。有许多信息公司正是通过这种方式为其“客户”广告。此类广告具有强制性，用户一开机就弹出广告，而且可以让特定区域用户的电脑弹出广告，或者根据用户关键词搜索的关键词弹出相关的广告，因此具有定位准确的特点，据说凭借此广告地，公司可月收百万元。

流氓软件无疑具有很大的危害性，列数起来，至少有三大“罪状”。

首先，侵犯隐私权。每个人都有不受外来干扰，独享其生活空间的权利，这种权利被称为隐私权的重要内容之一。而流氓软件不断弹出的广告，限制某些软件的正常使用，迫使用户花费时间进行修复或清除，严重干扰用户学习、生活和工作。有些软件具有收集用户个人信息的功能，在这种情形下，也造成对用户个人隐私的侵害。因此，流氓软件对用户隐私权构成侵害。

其次，侵犯用户计算机系统。众所周知，用户电脑是个人财产，恶意的流氓软件修改用户个人注册表、改变系统运行环境、占用系统资源，这种行为本身构成无形的侵害、侵占。相当于对不动产的侵入行为和侵占行为，只是它是在电子环境下的，属于无形侵害、侵占。

第三大“罪状”，流氓软件侵犯用户选择权和知情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9条规定：“消费者在选择商品和服务时有知悉其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自主选择商品和接受服务的权利。”当用户浏览网页或安装软件时，流氓软件制造或传播者强迫或欺骗用户的方法去安装，侵犯了这些电脑用户作为消费者的选择权和知情权。这一点也必须与前面联系起来看，在公共场所消费者无从选择，而当消费者使用自己的电脑系统选择商品和服务时，消费者有权拒绝不当推销或广告。

对于流氓软件这样的网络公害如何治理，已经成为核心问题。

首先一个问题是，这种广告方式合法吗?我认为，这种广告方式传播方式具有危害性，应当为法律禁止或限制。任何一种广告的传播总要限定在受众能够接受的限度内，并为公共秩序所容许。当然，是否所有的这种广告行为都应当予以禁止，也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事情。在政府对此做出政策选择后，政府即可以采取行动制止那些带有危害的以流氓软件方式进行的网络广告。因此，政府可以从网络广告管制入手，治理流氓软件式广告，打击这种带有侵害个人隐私，侵犯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的网络广告行为。

其次，制止各种侵权行为。流氓软件可能构成侵害个人隐私权、侵犯用户计算机系统，二者都是一种民事侵权行为。但是，由于我国对隐私权保护较弱，尤其对网络环境下侵权形式没有确定说法，可能导致受害人提讼面临困难；而对于侵犯用户计算机系统的侵权形式，由于它是无形的侵权形式，更需要法律加以明确。因此，这两种侵权行为均需要立法予以明确，才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司法救济。实质上，从法理上讲，救济先于权利，对于侵权救济也并不是任何侵权行为都要通过立法加以明确，只要受害人合法利益受到不法行为的侵害，就应当给予侵权救济。这需要法院充分发挥自由裁量权，运用民法的基本原则，对受害提起的诉讼进行审理，并给予适当的救济。所以我在这里声援现在提交到法院的种类诉讼案件，希望法院能够迈出侵权救济的第一步。

最后，传播恶意软件，严重的侵害用户信息系统的，还可能构成犯罪。在这方面，由于刑法实行罪行法定原则，在《刑法》修改之前，法院很难对这种行为定性量刑。因此，在此也建议刑法界对计算机犯罪、网络犯罪进行研究，对各种流氓软件或类似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进行立法评价，确立这种侵入或侵害计算机系统的罪名。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电子商务法专家

冷静看待反“流氓软件”

近期，反流氓软件成为一个热门话题，社会舆论对流氓软件一片讨伐之声，一些流氓软件的受害者拿起了法律武器，更多的人则期望国家通过一定的法律手段来彻底清除流氓软件的危害。但是，法律作为人类理性的反映，它虽然并不完全排斥人们的情感，但绝不应受情感的左右。面对反流氓软件的种种法律上的诉求，我们必须冷静下来，用法律的思维去考虑下面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其一，反流氓软件的法律性质。按照通常的说法，流氓软件是介于正规软件和计算机病毒之间的一种软件，它既有正常的功能，又具有某些计算机病毒的行为特征。有一种说法，认为正规软件属于白色软件，计算机病毒属于黑色软件，而流氓软件则处于灰色状态。在技术层面上，这种说法或许是正确的；但在法律上，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因为每一个计算机用户所面对的都是一个个具体的流氓软件，有些显然属于非法软件，有些显然属于合法软件，有些则需要根据情况进行进一步判断，不宜笼统地将流氓软件称为灰色软件从而完全否认其合法性。

其二，用户受到损害的法律性质。几乎每一个计算机用户都不喜欢流氓软件，但不喜欢本身并不是一种法律上的损害。在法律上，能够称得上“损害”的必须是法律所保护的某种利益的损失。用户的电脑数据、隐私及个人信息等毫无疑问都属于法律所保护的利益，损坏用户电脑数据、盗取用户隐私及个人信息的流氓软件都属于非法软件，应受法律禁止。但那些广告软件，以及在浏览器上添加工具条的流氓软件，固然给用户带来了很大不便，但这种不便(包括计算机运行速度下降、占用计算机时间及空间)究竟是否能够称为法律意义上的“损害”，尚不能十分确定。

根据有关新闻报道，在有关诉讼案件中一些律师主张依据民法通则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追究流氓软件的制作者、者的责任。这恰恰表明，人们对流氓软件所造成的损害的法律性质，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无论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规定的知情权、选择权还是公平交易权，只与经营者的经营方式有关，而与被交易的对象(商品或服务)无关。将流氓软件与消费者权益保护联系在一起，在法律上似乎并不适合。

依笔者观点，流氓软件的确需要整治，但必须根据不同情况施以不同的法律手段。对于那些间谍软件、恶意的浏览器劫持软件，其性质与计算机病毒无异，应予一般性禁止，计算机用户可根据国务院制定的《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及有关法律、法规请求损害赔偿；对于广告软件及插件等，不应全面禁止，而应规范其安装及运行，尊重计算机用户的意愿。这些软件之“流氓”，并不在软件本身，而在软件安装及运行的方式，亦即软件的制作者、者。

苏州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知识产权中心博士后

“流氓软件”急需依法治理

“流氓软件”现已发展成为与黑客，网络病毒并列的网络三大公害。据统计，我国90％以上网民遭受过“流氓软件”的骚扰。“流氓软件”对用户造成的侵害，轻者浪费用户的电脑资源，减缓电脑运行速度，上网过程中频繁弹出广告窗口，影响工作、生活；重者侵犯用户的个人资料和隐私，给用户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等。2005年6月，美国发生了迄今最大的一起个人金融信息被盗案件，4000万张信用卡账号和有效日期等信息被盗，发案时已发生至少6800多起盗用信用卡消费案件。该案件的作案手段是，盗窃者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一家信用卡数据处理中心的电脑系统中植入一个“流氓软件”，借此源源不断地盗取用户信息。2005年黄金周，我国发生了多起信用卡短信诈骗案件，作案者群发短信诱骗用户登陆“网络钓鱼”的网站，窃取用户信息后盗取信用卡账户资金，其中某用户一次被盗人民币31万元。

“流氓软件”在我国互联网络中泛滥成灾，主要原因是经济利益驱动，其背后有一条产生暴利的灰色产业链，目前市场规模每年达人民币10亿元，而对此的监管却处于真空地带。网络广告公司、互联网企业、“流氓软件”制造者共同构成了灰色产业链。通常，网络广告公司买通网站或软件作者，把广告、间谍程序捆绑到网页或软件中。只要网民浏览网页或下载安装，“流氓软件”就悄悄植入用户电脑。网络广告公司通过后台操控用户电脑强行弹出广告、收集商业情报、个人隐私，为互联网企业的商业目的服务。互联网企业通过使用“流氓软件”虚增点击率，以提高网站身价，吸引投资者；网络广告公司利用“流氓软件”散布广告，提高广告收入(网络广告收费通常是按照弹出次数计费的)。目前，国内一些较大的网络广告公司可以用“流氓软件”操控和入侵的电脑超过2000万台，小的公司也能入侵100万台左右。仅此一项，一家公司的年收入就达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元。

“流氓软件”已经到了不得不治理的时候了。治理“流氓软件”应统筹兼顾，标本兼治，从“定义”、“立法”、“明责”、“严打”、“自律”等方面多管齐下。“定义”就是要判定何为“流氓软件”?可由信息产业部牵头，公安、文化、司法等部委及互联网公司、行业协会代表共同参与调研，准确界定“流氓软件”的内涵与外延，为立法奠定基础。“立法”就是逐步建立健全治理“流氓软件”的相关法律或法规，明确“流氓软件”的法律标准，以及制作、传播“流氓软件”的相关法律责任。“明责”就是明确信息产业、公安、文化、网络行业协会等职能部门及互联网企业在网络管理中的职责，尽快建立“流氓软件”长效治理协调机制，加强和改进对互联网的管理。“严打”就是公安机关进一步加强网络案件的侦破，依法严厉打击利用“流氓软件”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让不法之徒得不偿失。“自律”就是加强网络行业协会建设，充分发挥网络行业协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职能，大力培育网络道德，强化行业自律。

流氓软件范文第2篇

尽管孙海平表示会补充证据重新上诉，但随着10月27日国内首例流氓软件案的开庭，中国反流氓软件联盟，这个网友自发组成的民间组织已经踏上状告流氓软件的漫漫路程。

征程

10月27日上午，海淀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此案。京城十余家媒体对此案进行了采访，并有近百人参加了旁听该案。

原告孙海平称，自2006年8月初，原告开始使用被告公司的“IGphone”软件，事后发现，该软件无法通过正常方式卸载干净，其残留部分始终随电脑启动自动运行，占用原告电脑中CPU及内存资源，并感染了原告电脑中的系统文件，导致原告电脑运行速度下降，严重影响到原告电脑的正常使用。此外，原告在安装被告“IGphone”软件时，被告在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利用上述软件在原告电脑中安装被告另一软件“网络猪”，且亦不能卸载干净。

在法庭上，原告除要求中搜公司赔礼道歉及赔偿经济损失外还临时增加了一条诉讼请求，就是要求在卸载该软件后，可以删除原告电脑中未清除的剩余部分。由于原告未提前告知此诉讼请求，因此被告中搜公司向法庭申请了答辩期。

此前，该组织先后将中搜等十余家IT企业告上法庭，要求法院判令这些公司清除以“强行安装、收集私人信息、难以卸载”等为主要特征的“流氓软件”。10月27日开庭的这场官司被告为中搜，而11月8日和9日的“第二案”和“第三案”，被告分别为上海很棒小秘书和雅虎中国。

在中国反流氓软件联盟的网页上，对流氓软件的定义是“从技术上讲，恶意广告软件(Adware)、间谍软件(spyware)、恶意共享软件(Malicious Shareware)等等都处在合法商业软件和电脑病毒之间的灰色地带。它们既不属于正规商业软件，也不属于真正的病毒既有一定的实用价值，也会给用户带来种种干扰，称这种软件为流氓软件。”该联盟据此陆续了中搜、千橡、中国电信等十余家厂商。

这几次庭审的结果很让上万网友为反流氓软件联盟的律师捏一把汗：因为临时增加了一条“删干净”的诉讼请求，法庭同意了被告中搜申请的答辩期。此外，原告准备的证据也不够充分。照这样下去，能否保证对流氓软件“每周一诉”的成功率还很难说。而与此同时，原来涉嫌制造流氓软件的厂商们正忙于纷纷宣布与流氓软件划清界限，过去犯错不等于现在犯错，是不是继续追究?此外，到底什么是流氓软件?这也是个未知数，取决于流氓软件的标准定义。标准

反流氓软件联盟制定的流氓软件标准，本来是用于网友的内部判定标准，但奇虎、中国互联网协会、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等机构也在酝酿自己的流氓软件判定标准。9月7日，奇虎抛出与督导委员会联合推出恶意软件标准，遭到反流氓软件联盟的强烈反对，联盟称“不会认可几个专家闭门造车制定的任何标准，因为他们无法代表广大网友的观点”，同时也否定了奇虎的督导委员会，因为“一个商业公司架构下的组织公信力无法保证”，更拒绝了奇虎推出的恶意软件退出及加入机制，因为“一个商业公司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无法做到公正、公平及公开”。

而中国互联网协会刚刚为中搜颁发过“2006年行业自律奖”，转眼便已成立“反恶意软件协调工作组”，将组织成员单位签署并《抵制恶意软件自律公约》，也遭到联盟的抵制，并将标准推迟至本周公布。中国互联网协会行业自律委员会秘书长杨君佐的表态透露出标准的一些端倪：“我们并不赞成用诉讼的办法解决问题，因为法律对‘恶意软件’没有明确规定，所以法律不禁止的事情都是可以做的，诉讼的结果主要还是看法官怎么判，实际上很难赢得诉讼。‘恶意软件’是一个发展中的问题，我们希望和谐地解决问题。”

与前面二者不同，软件与集成电路促进中心(CSIP)是对恶意软件标准感兴趣的惟一官方机构，上周组织的研讨会结果已上报给信息产业部有关司局，有望促进针对流氓软件的管理办法出台。

输赢

反流氓软件联盟中搜的索赔额是94元人民币，不论官司输赢，都无法影响到流氓软件庞大的产业链和巨大的资本流量。而上周末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对华盛顿某广告软件公司涉嫌流氓软件行为的罚款是300万美元。但诉讼的效果是积极的，目前95％以上的流氓软件现在已经不再做进一步推广，而涉嫌的公司纷纷“金盆洗手”与流氓软件划清界限，广告商也因流氓软件声名不佳，投放广告明显减少，切断了流氓软件的资金链。如果流氓软件从休眠的活火山变成死火山，诉讼的目的就从另一个方向达到了。

但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某杀毒软件厂商人士分析认为，最大的可能是有关部门在年底前推出管理办法，而涉嫌的大厂商此时已退出游戏，真假反流氓软件联盟都告倒了几个没跑掉的小流氓后全身而退。甚至某些厂商仍会在管理办法出台后死灰复燃，利用办法的漏洞打球继续流氓并快乐着。“因为在流氓软件业背后是一个高达1O亿元人民币的产业链”。至于立法，目前看来短期内仍难以出台。一款流氓软件每月仅靠广告即可赚数十万元，有巨大的利益驱动。“如果不罚到倾家荡产，他们百分之百还要死灰复燃。”该人士称。

技术

赛门铁克的专家预计，在未来两年里我们将看到恶意软件的进化，将大大超出我们在过去3到5年内所见过的。而反流氓软件的技术果真像宣称的那样，只存在法律问题，不存在技术问题吗?《Pc Magazine》的报道可能司以打消你的幻想。报道称，因在BlackHat Briefings安全大会上演示了通过rootkit感染Windows Vista的整个过程成名的安全专家乔安娜认为，杀毒软件，以及所有基于人工智能的入侵检测系统均不可信任，因为他们只能查杀已知的东西，但在互联网上，未知的威胁比已知要大很多。她对当前的商业安全解决方案并不满意。因为她可以轻松地写出一款恶意软件绕过他们。惟一保证“相对安全”的办法是在冲浪时加倍小心。

流氓软件范文第3篇

被称为“反流氓软件第一案”的反流氓软件联盟状告中搜案终于有了结果――法庭一审判决，由于证据不足，原告董海平败诉，其诉讼请求被驳回。而其他几起由反流氓软件联盟发起的诉讼也被一审判决败诉。

反流氓软件联盟一审被判败诉的首要原因，是在互联网上取证比较困难，法律上的缺失让人们无法辨别软件是否“恶意”。其次，联盟在2006年12月7日宣布成立了公司实体，自此联盟受到网民、媒体对其商业化的质疑，因为公司的最终目的就是盈利，所以无法保证联盟本身的中立性质。

如果把这场反流氓软件的行动跟当年的“王海打假”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不管王海打假的动机如何，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的规范，厂家的自律，以及消费者自我保护意识的提高。

反流氓软件能够得到法庭的立案，同样说明了它在某种程度上引起了法律有关部门和相关主管部门的重视，而这些力量正在加速互联网规则和立法的成熟。

虽然反流氓软件联盟被判一审败诉，但联盟负责人董海平表示，不放弃继续上诉。没有终审判决，谁也不能妄下定论。流氓软件和反流氓软件之间无法达成共识主要原因是，决定案件胜负的关键是充足的证据和明确的法律依据。我国有关“流氓软件”法律标准缺乏，相关侵权法律不发达，如果没有强有力的直接证据，很难判决反流氓软件胜诉，再加上互联网的特殊性，加大了取证的难度。

一个社会要稳定发展，民间的监督很重要，但是民间行为极容易遭遇“目的”和“手段”难以统一的境地。就像当年王海采用“知假买假”的形式进行索赔，打击假冒伪劣产品，就属于来自民间的监督，但后来他的索赔诉求和他宣扬的打假目的产生了矛盾，导致了打假行为的嘎然而止。

反流氓软件联盟被判一审败诉让我们看到，反流氓软件运动是个马拉松的运动。反流氓软件联盟发起人董海萍也说过，推动有关部门对流氓软件进行立法，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法律讲究的是证据，网络时代的新案例更是考验相关立法和裁决。从本质上讲，中国互联网在摸着石头过河，在反流氓软件问题上还需要多摸索，需要多借鉴他国的成功经验。

在目前法律缺失、政府缺位的情况下，面对商业公司为主体的流氓软件源头，以个人为主的反流氓软件行为，似乎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曲折莫测的前途。流氓软件的问题应还需要利用互联网的方式解决。同时，加强互联网行业自律的精神也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

流氓软件范文第4篇

“流氓软件”在电脑用户中激起公愤。这些软件安装后常常会附带一些其他与其不相干的程序，并且这类程序用户很难卸载，往往会侵犯用户对电脑的自主使用权，大量消耗电脑的系统资源，开设用户无法控制的网络端口，极大地干扰了用户正常使用计算机。还有一些软件会强迫、隐瞒、欺骗用户安装或安装后不断弹出广告程序、收集用户隐私信息等。对于这类“百折不饶”的程序，终于激起了北京市网络行业协会联合新浪、搜狐、瑞星、网易、TOM、江民、金山、千龙、263等16家网络和软件企业的自发意识，共同草拟了《软件产品行为安全自律公约》，在中国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的“清理门户”活动。企业们共同承诺遵守软件编写规范，开发安全的软件产品，并且尽力阻止不符合规范的软件产品的和传播。

此次公约是瑞星率先发起并起草的。也许大家会有所不解。对于信息安全日益严重的今天，安全厂商无时不刻不在关注着各种各样的安全问题。并且也能够及时地推出各种“安全配方”来应对“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安全追逐战。为何小小的“流氓软件”确让安全及网络厂商如此重视，以连盟的形式对“流氓软件”发起了反击战？

据了解，由于“流氓软件”存在其特殊性，它是由正规商业公司，并且具有一定的实用功能。因此安全厂商不能将此类程序简单地当作病毒进行查杀。应该说，“流氓软件”钻了安全的空子。只有通过多家厂商的连盟自律，才能根本地解决“流氓软件”危机。

据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主任张健介绍，“流氓软件”已经成为危及全球软件用户的一大公害。从去年底开始，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已经把“流氓软件”的检测纳入对杀毒软件的检测标准之中。记者了解到，江民在公约起草时提出了两点建议：第一，软件在安装过程中，不得出现强行卸载第三方合法软件的行为；第二，软件者不得出于任何目的，阻止、屏蔽、干扰竞争对手或任何第三方业务的正常开展，如在网关防毒产品中加入相关规则，把来自竞争对手的邮件视为垃圾邮件等行为。

流氓软件范文第5篇

受害网民不再沉默

在一家知名外企工作的耿小姐告诉记者一个真实的故事，一次部门开会，办公室的电脑突然响起激烈的音乐，当大家的目光被吸引过去时，才发现画面上不断跳出“激情小电影”的网页并伴有露骨视频。经理见状大怒，责问：“谁在办公室看这些东西？”大家面面相觑，场面尴尬。

许多人有过类似经历，在浏览网页或下载信息时，毫不知情地被装上某些软件，又难以卸载，之后就发现电脑速度越来越慢，上网时不断弹出各种广告、网页甚至，浏览器上莫名多了按钮……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网民明白，这些“毛病”的罪魁祸首就是横行于中国互联网的“流氓软件”。

受“流氓软件”侵害的网民终于忍无可忍，决定结盟拿起法律武器，与这些“网络流氓”制造者对簿公堂。

9月4日，“流氓软件受害者“联盟首先在北京了中搜，北京海淀区人民法院当天受理；一周后，对雅虎中国提讼；之后又于18日在上海对“很棒小秘书”软件的所有者上海很棒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提讼。

19日，重庆网友在渝提出诉讼，注册在上海的知名电子商务公司易趣成为对象。

20日，21位网友集体向中国消费者协会投诉开设“中国缘”网站的北京中缘天际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投诉其频繁在msn里以各种身份诱导用户添加其为好友，然后引导用户登录中国缘网站，并向用户大量发送垃圾邮件。

25日，“反流氓软件”维权网友扩大诉讼规模，同时在北京、济南、乌鲁木齐、西宁、大连、天津、武汉、成都等地向法院递交知名互联网公司千橡互动集团的诉状。千橡旗下的IEBAR、dudu加速器、千橡播霸等软件无法彻底卸载，使用时占用资源，对计算机用户造成了侵害。

值得一提的是，反流氓软件联盟提出的赔偿金额为象征意义的94元（因其9月4日开始）。

揭开“流氓软件”真面目

不是正常软件，也不能算是计算机病毒，“流氓软件”就是一种生存在灰色地带的怪物，有侵害性，又可以躲避杀毒软件查杀，越来越多的互联网企业利用“流氓软件”，牟取灰色地带的利益。

业内人士指出，流氓软件“耍流氓”的手段很多，它首先收集计算机用户的各种信息，然后利用弹出广告、记录用户习惯等手段牟利，最可怕的是，一旦装上流氓软件，就相当于在你的计算机上放了一只偷窥你的眼睛。

网友、“反流氓软件”组织的发起人董海平解释，根据他们的网站综合受害网友的意见，可对“流氓软件”初步定义为：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又具备电脑病毒和黑客部分行为特征的软件。它处在合法软件和电脑病毒之间的灰色地带，同时具备正常功能（下载、媒体播放等）和恶意行为（弹广告、开后门）两种特征。

抨击“流氓软件”的网友基本认定其具有以下四大恶意行为，均在诉讼范围之内：1.强行侵入用户电脑，无法卸载。2.强行弹出广告，借以获取商业利益。3.有侵害用户的虚拟财产安全潜在因素。4.偷偷收集用户在网上消费时的行为习惯、账号密码。

“其实谁也说不清流氓软件是什么东西，既不是病毒也不是正常软件，现在还没有关于它的统一定义，但确实害人不浅。”上海计算机病毒防范服务中心技术部主任朱鸢飞说。

专家指出，流氓软件通常包括广告软件、间谍软件、浏览器劫持、行为记录软件、恶意共享软件等。不知怎么就被安装上了，无法删除，骚扰你没商量。这就是流氓软件的基本面目，而且流氓软件越来越猖獗，已从弹出广告、窗口，发展到搜集个人信息，甚至有的还能远程控制用户计算机。

董海平说，最恶劣的是一些流氓软件肆意收集个人信息，和黑客、小偷入侵没什么区别。

网上“流氓扎堆”皆为利

“中国互联网现在流氓软件层出不穷，甚至出现了以毒攻毒’的趋势，就是厂商制造更流氓的软件来压制别的流氓软件的运行，简直是‘流氓打架’，普通网民只能任人宰割。”董海平忿忿不平地说。

这次被网友列入流氓软件“黑名单”的不乏中搜、雅虎、百度、阿里巴巴、易趣、千橡等中国互联网大腕，而且被“受害者”们选定的“讨公道”对象多达130多家。

业内人士一针见血地指出，“流氓软件”现象愈演愈烈，其根本原因是巨额商业利益。

董海平说：“暴利促使这些公司‘耍流氓’。”他说，流氓软件厂商的利润惊人，只要将广告通过流氓软件发送至1000个IP地址，该厂商就能从广告商手中获取6元至8元钱的收入，按照每天百万次计算，每月即可收入几十万元。另外还有捆绑插件的盈利方式，每安装一个插件，厂商就能获取0．05元至0．3元的利润，比如一个简单的文字输入法软件，里面隐藏着20多种插件，用户装上就只能自认倒霉。

上海计算机病毒防范服务中心的朱鸢飞说，目前对流氓软件的处理进退维谷主要就是软件厂商之间有复杂的利益纠葛，此外法律上对流氓软件没有明确定义，不像计算机病毒定义明确，所以杀毒软件厂商只能“网开一面”，不能对其进行查杀，否则可能引起法律诉讼。

为反流氓软件联盟提供义务法律援助的上海协力律师事务所游闽健律师认为，根据《民法通则》、《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和《电信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流氓软件的制造与传播者已经侵犯了计算机用户的合法权益。同时，流氓软件的制造与传播者也违反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非法剥夺了计算机用户的消费知情权等。

互联网“官司”能走多远？

有人戏称这些与“流氓软件”“战斗”的网友就像讨说法的秋菊。他们的努力对净化中国互联网有多大作用呢？

据了解，目前已有60多名法律界人士为“反流氓软件”网友义务提供法律服务，除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律师外，还有北大、清华、人大、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专家等。

上海的游闽健律师说：“作为法律界人士我负有社会责任，而且我本人深受‘流氓软件’的侵害，这个公益官司我打定了。”

董海平说，每个诉讼索赔都是94元，只是为了“讨个说法”，他们现在付出最多的是时间。

董海平透露，被点名和被的一些公司已经通过第三方和他们取得联系，试图进行“场外和解”，但被他们拒绝。

流氓软件范文第6篇

但抛开那些口水就会发现，这样的争执一直存在。焦点在于：谁有资格来界定流氓软件？

去年，中国互联网协会曾经推出了“十大流氓软件名单”，后又将名称改为“灰色软件”――因为缺乏足够“合法性”，这一名单遭到了上榜企业的激烈反弹。

当数以千万计的计算机被各种流氓软件、灰色插件控制时，信息安全话题就开始变得重要起来。今年7月和8月，有媒体披露说，已经有黑客小组利用其所控制的PC，攻击一些企业网站，并进行敲诈勒索。许多用户的计算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充当了攻击他人的“肉鸡”。而到现在，流氓软件几乎遍布网上，甚至一次下载、访问网站都被强制安装。

这些事件都显示出一个更坏的结局―― 一方面，流氓软件开始产业化，另一方面，其已经开始与黑客技术相结合。即使是上述有组织的敲诈行为，也并不是明目张胆出现的，而是打着协助修复计算机问题的旗号，一旦没有满足前期的费用需求，攻击随即出现。直到今天，不仅有一些大的互联网公司制作、传播流氓软件，更有许多以工作室形式存在，打着“效果营销”旗号的流氓软件。

就在人们对流氓软件口诛笔伐的同时，让人意想不到的结局却是促进了流氓软件的销售。对很多试图通过流氓软件手段达到营销与提升流量的互联网企业来说，周鸿与雅虎互吐口水的过程，就是一次效果最大化的普及与营销。

令人遗憾的是，在流氓软件愈演愈烈时，对其相应的监管与治理却一直没有出现。相比各主管部门在网吧、网络游戏、网上视频短片、乃至对于网络恶搞的积极治理，牵涉了更大网友切身利益的流氓软件却没有得到有效的监管和治理。即使有人有意用法律手段去惩治，但其漫长的诉讼和成本，都不是普通网民所能承受的。

流氓软件范文第7篇

经过半年的争论，不论是网民还是业界，都已经充分认识到了流氓软件的危害性，但在流氓软件的治理问题上却始终无法达到统一意见。有部分人士总是在呼吁，治理流氓软件必须要依靠政府监管，由政府指定机构来执行，否则就不公正。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态，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技术的进步总是会先于法律法规的出台，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到政府干预，那只会有一种结果，就是恶意软件泛滥但谁都束手无策。

也有媒体报道，今明两年，法学家将对网络恶意软件的性质、法律分析和相关纠纷解决进行研究，对网络恶意软件的法律制裁最短也还要再等上一两年。现在的问题是：眼下怎么办？是一味等待，还是寻求打击流氓软件的相对好的解决方案？一两年后相关的法律出台了，就能一举改变现在网络恶意软件泛滥的局面吗？

我们常说一句话：民不举，官不究。用户对流氓软件的态度和应对，其实是使流氓软件生存愈发艰难、进而丧失生存空间的第一推动力。用户对流氓软件的“零容忍”，带来的将是法制环境的完善，从而最终推动有效的社会机制的形成。我相信那些法律专家们，也正盼望着越来越多的针对流氓软件的诉讼和争议，以从中汲取完善法律法规的营养。

现在，流氓软件的制造者和者赖以自持的一点是：你说我是流氓软件，谁说了算？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国家权威机构、国家制定软件的查杀与定义，就不能说我是流氓软件。而偏偏政府监管的技术手段目前还较薄弱，这让流氓软件钻了一个空子，是流氓软件无法禁绝的重要原因。而以维护自身权利的消费者为诉讼主体，他对流氓软件的判断就简单而明确得多。对于网民来说，只要是未授权同意安装的、做了网民所未知的或者不希望做的事情的软件，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顾客隐私带来了可能的不利影响，都可以成为网民和消费者诉讼和打击的对象。在消费者面前，单纯的技术指标将是苍白的，消费者的应用感受和遭遇是最重要和最直接的。

从另一个角度说，私人监管将成为对政府监管的有力的支撑。即便一两年后打击流氓软件的法律环境更加完善，面对形形、变化多端的流氓软件行径，政府监管的落实也仍将是一个问题，就像维护食品安全和打击盗版一样，民众的举报和参与打击是政府监管不可或缺的依托。

流氓软件范文第8篇

有矛就有盾，对付这种流氓软件还是有整治它们的方法。像是XueTr、PowerTool这类的进程管理工具，不仅可以强制结束进程，还可以直接解锁占用文件的进行项目，查看文件/文件夹被占用的情况。这样我们就可以游刃有余地安装和卸载各种软件了（图1）。

此次我们就使用PowerTool这款软件来解决这些问题。PowerTool是一款个人开发的绿色软件，它不需要任何的安装操作，在文件夹中选择对应系统版本的运行程序即可（32位选择PowerTool32，64位系统选择PowerTool64）。启动软件后，它会自己对系统进行检测，寻找是否存在安全风险及被第三方软件加载了流氓行为（图2）。

在各个列出的项目中单击鼠标左键就会弹出一个说明选框，选框内会写出此项被禁用之后会出现的情况。

如果右键点击则会出现定位注册表对应选项的弹出菜单，想要学习注册表编辑功能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方法来了解一下Windows系统是如何运行的（图3）。

此外系统修复选项中还会出现其他的项目，这些项目如果没有特殊需求（如备份、修复引导扇区），最好不要轻易进行调试。毕竟这款软件是直接在Windows内核中进行操作，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系统崩溃，初次接触的用户一定要在自己熟悉的领域操作。如果用这款软件不小心把Windows系统调试到崩溃，用WinPE都不一定能恢复，一定要谨慎（图4）。

在进程管理模块中，能够看到比任务管理器更为详细的进程说明，它展示了现在系统中所有的进程（含我们平时看不到的隐藏进程），其中黑色代表系统，蓝色代表非系统（第三方软件）。而要是出现了红色进程就要小心了，这些进程都是挂载了驱动，是一些有着很高权限的软件（如杀毒软件、病毒等，它们都可以直接对Windows系统造成破坏），要多加小心（图5）。

随便点击一个进程，在下面就会显示这个进程的相关信息，比如该模块的目录位置，方便我们手动删除或确认是否具有危险性。如果此处也是红色条目的话，就代表进程异常，通常都不是正常程序，要多多留意（图6）。如果在这里点击鼠标右键的话，还可以看到很多常用的系统调节工具功能，需要的用户可以留意一下（图7）。

软件中剩下的“内核模块”和“内核相关”两个部分可以适当地查看一下，但是千万不要做任何修改。一旦调试出现问题，轻则系统重启，重则直接让系统彻底崩溃无法修复，所以不了解的情况下一定不要动这两个部分。

仔细观察的朋友可能会问“钩子”选项是什么呢？这个“钩子”指的是Windows消息处理机制的一个平台，应用程序可以在上面设置子程序以监视指定窗口的某种消息，而且所监视的窗口可以是其他进程所创建的。当消息到达后，在目标窗口处理函数之前处理它。钩子机制允许应用程序截获处理Windows消息或特定事件。简单点说，像一些木马软件都是用“钩子”劫持键盘输入或操作，将本应该发送给密码输入位置的字符发送给木马软件。这个项目中要是有红色或非微软的文件，十有八九就是一些流氓软件了，赶紧去用安全软件找到位置查杀吧！一些安全软件也会在这里显示红色，一部分是为了监视用户进程保护用户安全（实际上是一种越权行为），但是此外还挂载了很多不该加载的东西。有时候系统卡顿、提醒内存不足总跟这些进程也脱不开干系。

软件其他一些选项和常见的管理类软件差不多。“文件”能扫描出硬盘中各种类型的文件，可以强行删除并阻止该文件还原，对付那些会自动安装的“全家桶”流氓软件相当有效（图8）。

“注册表”可以对Windows注册表进行编辑管理，点击之后会显示用途（图9）。“启动项”、“系统服务”和任务管理器显示的相差不大，唯一的区别就是点击右键后能够直接进行各种系统操作。至于风险上文中已经提到过，红色进程的尽量不动，基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流氓软件范文第9篇

日前，反流氓软件联盟发起人董海平并没有因为流氓软件厂商的败诉而“灰心”，相反，董海平对于声讨流氓软件依然信心十足：我要去美国开辟第二战场。就像二战时期开辟欧洲战场一样，我们需要一个有转折点的战役。

在数月的反流氓软件运动中，董海平和他的反流氓软件联盟不仅得到了亿余网民的赞赏，也得到了媒体的高度关注。然而，令国内1亿多网民伤心的是，流氓软件依旧在网民的电脑中歌舞升平。面对今天的一切，笔者不知道反流氓软件联盟的发起人有何感想。

说反流氓软件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忽悠网民并不是毫无根据，联盟数月的反流氓软件业绩就是一个最好的答案。2006年9月4日，联盟成立了，国内一些流氓软件厂商也先后接到了联盟的诉状。与联盟一样，国内所有网民都渴望声讨反流氓软件的胜利，对于联盟也倾诉了一腔热情。然而，网民的一腔热情换来的却是连番的挫败：2006年11月17日，雅虎助手软件一案败诉；12月18日，中国搜索败诉；同一天，法院驳回了联盟千橡互动集团流氓软件一案的诉讼请求。

面对这一切挫败，网民们除了失望，或许还有一丝被愚弄，被忽悠的感觉。时至今日，流氓软件依旧在网民的电脑中作恶施逆。试问，这样一场表面上轰轰烈烈的反流氓软件运动又有何用？这不是忽悠，又是什么？

尽管联盟的发起人董海平一再辩解，联盟声讨流氓软件没有任何商业目的，可“九四网维”这家公司的成立，又该作何解释呢？从发起成立联盟至2006年12月初成立公司，反流氓软件联盟这一系列的运作显然是有备而来。如今，流氓软件没有被打倒，联盟却摇身一变成了一家公司，联盟完成了自己的目的，而网民除了被忽悠，还是被忽悠。

如今，联盟也要走出国门对流氓软件开战了，这是否又是一场忽悠网民的“义举”呢？的确，美国已有18个州立法惩治流氓软件，另外至少还有18个州正在讨论或拟定相关法律，在这种法律环境下，反流氓软件有可能会胜诉。在美国将流氓软件打倒后，流氓软件在国内就不会再做恶了吗？显然，联盟走出国门对流氓软件宣战，又是在忽悠国内网民，可联盟忽悠网民的初衷是什么，日后自然会有答案。

流氓软件范文第10篇

我不知道说这些话的人究竟是什么心态，但我认为，这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态度，技术的进步总是会先于法律法规的出台，如果什么事情都要等到政府干预，那只会有一种结果，就是众人面对恶意软件泛滥而束手无策。

近期也有媒体报道，今明两年，法学家将对恶意软件的性质、法律分析和相关纠纷解决进行研究，对恶意软件的法律制裁最短也要再等上一两年。但问题是：眼下怎么办？是一味等待，还是寻求打击流氓软件的相对较好的解决方案？而且相关的法律出台后，就能一举改变现在恶意软件泛滥的局面吗？

实际上，用户对流氓软件的“零容忍”，将会促进有关法制环境的完善，从而最终推动有效的社会机制的形成。我相信那些法律专家们，也正盼望着出现越来越多的针对流氓软件的诉讼和争议，以从中汲取完善法律法规的营养。

通过消费者诉讼实施的“私人监管”，是政府监管体系之外的无所不在、发现成本低廉、无须财政支持的监管力量。虽然“私人监管”面临取证以及诉讼成本偏高的问题，但社会现实却一再证实，“私人监管”对社会进步的推动作用不可小觑，还能延伸到政府监管不到的区域。

回到流氓软件的治理问题上。如果“私人监管”能够蔚然成风，这首先就解决了打击流氓软件的合法主体的问题。

现在，流氓软件的制造者和者赖以自持的一点是：你说我是流氓软件，谁说了算？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国家权威机构、国家制定的软件的定义和查杀，就不能说我们是流氓软件。偏偏政府监管的技术手段目前还较薄弱，让流氓软件钻了一个空子，成为流氓软件无法禁绝的重要原因。

而如果消费者是诉讼主体，对流氓软件的判断就简单得多。对于消费者、网民来说，只要是未经授权同意安装的、做了网民所未知的或者不希望做的事情的软件，影响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为顾客隐私带来了可能的不利影响者，都可以成为网民和消费者诉讼和打击的对象。

从另一个角度说，“私人监管”将成为对政府监管的有力支撑。即便一两年后打击流氓软件的法律环境更加完善，面对形形、变化多端的流氓软件行径，政府监管的落实也仍将是一个问题，就像维护食品安全和打击盗版一样，民众的举报和参与打击是政府监管不可或缺的依托，将使流氓软件不再能够在“沉默的大多数”面前成为一种“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