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东民俗文化特点范文

关东民俗文化特点篇1

关键词：东北民俗文化；民族品牌；动画产业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4）30-0134-02

中国动画何时能腾飞？如何才能腾飞？相信作为年轻一代的中国动画创作者在心里无数次地问过这个问题。动画片是内容产业，故事是根本。目前的中国动画作品大多题材落后，抄袭现象严重，大部分动画作品缺少中国特色元素。情节、娱乐、情感、智慧与艺术是动画作品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一部好的动画作品应该是一部各方面都比较优秀的作品，不但故事要好、情节要吸引观者、并且有极强的娱乐性和真情实感的流露，还应该处处体现出本民族的文化价值。就目前我国动画作品与美日韩等发达国家的动画作品相比，有很多地方存在着较大差距，而最急需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在国产动画作品中发展发扬民族文化并创立民族动画品牌。

一、当今中国动画的发展方向

动画片是传播文化与思想的载体，对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着较深的影响，我国动画的实际情况却是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国产动画落寞，不仅产量少，供求关系不均衡，还普遍存在“有教无乐”的情况，动画作品的故事内容和创作方向没有从实际的市场需求出发，没有考虑到大多数观者的欣赏口味，使本来就不多的动画产品不被大众接受。从而使我国的动画市场直接让日、美、韩等国家出品的动画片所占领，并导致我国大量的青少年对异域文化的追逐和对本民族文化的缺失。

针对这一问题，政府采取了有效措施，大力挽回国产动画的主导权。早在2005年，国务院组织相关部门对动漫产业开展专项调研；2006年，以文化部为牵头单位的扶持动漫产业部际联席会议正式成立，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动我国动漫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标志着国家从专项资金、奖项扶持、税收优惠、技术研发、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方面对动漫产业进行扶持。在政府和业界的共同努力下，十年来，动漫产品、动漫企业、动漫产业均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动漫产业成为文化产业中最具增长实力和发展潜力的行业之一。

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我国的动画产业迅速发展，各个动画公司借助这种强力势头推出了许多动画作品，其中不乏精品，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在这期间也出现了较多数劣质的动画作品，最大的问题就是模仿国外优秀动画作品模式，从故事情节到人物造型，无不将山寨精神进行到底。暴力打斗情节充满其中，没有灵魂的故事、经不起推敲的情节、陈旧的故事题材、观众年龄的低龄化定位，使得我们的动画作品不被大多数国民观众所接受。

在艺术表现方面，东、西方观众在审美和题材等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差异。尽管我们民族的神话传说被美、日等国拍摄成动画片，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他们与我们所处的地域不同，生活环境、语言、心理素质、文化程度不同，对于中华上下五千年积累的文化底蕴理解的不同，对于风俗的观念和态度自然不同。所以注定国外拍摄的以我国神话传说为题材的动画作品只能描写出我们故事的形，却描绘不出我们民族的魂。当今中国动画发展的唯一生存之道就是坚持自己的特色，坚持中华民族本土的特色。实现民族性与现代性互补，正如鲁迅先生在《致陈烟桥》中所说：“现代的文学也一样，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即为别国所注意的。”动画的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深厚久远的传统文化情思与精神在广大华夏民族血液中奔腾不止，非任何“舶来品”可以取代，这也正是发展本土动画与“入侵者”的动画相比的显著优势所在。

美、日等国的动画片虽好，但是中国观众在美、日等国出品的动画作品中是得不到我们民族自己的情感生活的，它们与中国毕竟有太多的文化差异，民族文化的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属性是国产动画创作应该秉承的文化资源、知识资源和创作资源。国产动画要想在本土化发展道路上谋求进一步的突破，最重要的是：大力发展本民族特色，避免抄袭，避免故事的内容与表达形式过于简单化与低幼化，注重动画作品的娱乐性，走中国特色的动画创作道路。只有将本土文化资源作为创作基石，以本土的现实和本土的体验为出发点，在对本土的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深层次开掘的同时把动画影片的观赏性和生产能力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以民族文化的特色出现的动画作品，坚守本土化的动画创作，必将受到本国动画观众的关注与世界动画业的瞩目。同时，我国的动画创作者们还要多挖掘中国元素的国际表达能力，利用自身的优势做好本民族的动画作品，未来中国原创动画产业将会有更好更广阔的发展。

二、东北民俗文化在动画产业中的成功运用

在美、日争相拍摄有中国元素的动画作品的时候，我国的动画创作者们并没有对美、日等国的动画公司取材中国传统故事花木兰、神笔马良、西游记愤愤不平，而是吸取国外动画公司的创新与拍摄经验，反思我们对于本土民族文化的忽视，积极创作反映我国民俗特色的动画作品。在这期间中国的动画创作者们选用本土神话传说故事为原型加以创新，制作出了有浓郁中国特色元素的地区民俗文化题材的优秀动画作品。

提到民俗文化，在幅员辽阔的中国有着众多的民族文化圈，每个民族文化圈都有自己特色的民俗文化。我们根据自然环境中地形、气候、土壤、特产的差异，把中国民俗文化分为多个民族民俗文化圈，其中为首的、最让人熟知的民俗文化圈非东北民俗文化圈莫属，在这片白山黑土上孕育了汉族、满族、朝鲜、鄂伦春、赫哲等民族，这些民族在各个时期形成不同部落，同时社会经济发展也不相同，但其民族风俗大致是一脉相承。在东北地区还流传着许多神奇的神话传说与独特的民俗习惯。如长白山天池水的神秘传说、萨满文化中的风俗习惯、祭祀风俗、神话传说等等。

20世纪90年代由中央电视台动画部出品，吉林电视台协作制作的经典国产剪纸动画系列片《人参王国》在全国各大电视台播出，此片是表现东北民俗动画片的佼佼者，这部动画是根据东北地区流传的民间传说“天池怪兽”和“人参娃娃”的故事原型展开的。该动画用极具中国特色的水墨画手法制作，辅以皮影戏式的人设造型使该片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它的故事创作反映了长白山地区独特的自然环境、风土文化等特征。

2009年由吉林动画学院师生共同创作完成的104集大型原创动画片《长白精灵》在多家电视台播出，此片在业界引起了较大的轰动。本片以美丽富饶的长白山天池及人参之乡为背景，并以东北特色物产作为人物设计的原型，其特有的东北民俗民风，让人观后有朴实豁达的亲切感和归属感。更为宣传白山黑水，发展吉林旅游事业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以上两部具有鲜明中国民族特色的优秀动画片充分挖掘了东北民族的人文精华和历史文化宝库，不仅拯救民间即将失传的神话传奇故事，同时也满足了现代观众的审美需求和猎奇心理。并在民间故事的基础之上发展创新，给人们创造出一个新颖、奇幻、有特色的神话故事，其富有想象力的故事情节和丰富多彩的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人物造型是我们学习与创作的榜样。

三、发展东北特色动画产业

东北浓郁的民族文化集中体现了东北地区各民族的集体想象力和创造力，具有很强的渲染力和感染力，同时也被赋予了不同的美学特点和文化功能。对于动画创作者来说，无视身边的生活习俗，听而不闻，只顾模仿别国成品动画模式，这样创作出的动画作品自然是抽象的、概念化的、缺乏浓厚生活气息的，此类动画作品必定观者寥寥。但是一味地民族化也是不可取的，民族化固然是中国动画创作的立足之本，但是我们在运用的时候也要讲求一个度或一个时机。在东北的民俗文化中，有着大量的民俗素材可以提供给我们动画创作者们灵感，依据这些民族风格元素，同时结合现在观众的审美特点，我们可以创作出具有浓郁东北民俗风格的动画作品。

在东北地区一些具有特征性的民俗文化逐渐得到大家的关注。这些具有鲜明特色的东北风俗文化元素可以为东北地区的动画产业生产提供创作源泉。最具特色的当属满族民俗文化最为人们所熟知。如萨满教巫师在祭祀中使用的脸谱，这些有代表性的脸谱在大量的实践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鬼神形象的视觉图谱，并得到人们的持久认可，同时这种脸谱化的图谱也承载了萨满文化的精神崇拜与人们追求美好事物的情感寄托。再如满族萨满教流传的《佛托妈妈》《音姜萨满》等神话传说，还有东北民族饮食习俗、服饰特征、礼俗信仰、居住习俗等等，这些素材都可为东北地区的动画创作提供源源不断的原始创作基础。

据统计，2010年至2013年动漫产业产值（销售收入）平均增长速度在24%以上，超过同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15个百分点，高于全国文化产业增加值增长速度4个百分点。可见在政府大力扶持发展动画产业的今天，文化产业市场的需求给东北地区动画创作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发展以东北民俗文化为主题的动画产业，树立民族品牌，可以拉动东北地方经济的发展。

四、结束语

一个民族的文学艺术，只有根植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土壤，反应本民族的生活、文化特点，塑造民族性格，在艺术表现上显示出本民族的特色，才容易引起其他民族的观赏兴趣，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

东北历史悠久，民俗文化特色鲜明，其中有很多有待动画创作者发掘和开发的民族民俗资源。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我们要树立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以继承为起点，以创新为推动力。发展东北特色动画产业，也就是发展属于东北的文化产业，培育我们的文化品牌，将东北民俗文化特色品牌推向世界，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富育光.图像中国满族风俗叙录[M].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

[2]韩养民.中国风俗文化导论[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

[3]王冀中.动画产业经营与管理[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

[4]钟敬文.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M].北京：中华书局，1996.

[5]胡惠林.文化产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关东民俗文化特点篇2

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示范基地2处，国家级、省级、市级代表性传承人73人[1]。这些具有浓郁胶东民俗特色的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产扎根于胶东大地，承载着先辈的情感，体现了具有胶东特色的文化价值观念和审美情趣。烟台市民俗博物馆于2012年11月16日正式对外开放，民俗博物馆的建立正值全国上下弘扬地域民俗文化之时，为胶东文化的复兴与繁荣昌盛贡献了力量。烟台市民俗博物馆的馆址设在福建会馆内，福建会馆又称天后行宫，由福建船帮商贾集资而建，自1884年(清光绪十年)动工，至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建成，前后耗时二十二载，时称“鲁东第一工程”，是一座供奉海神娘娘（天后圣母）的具有典型的闽南风格的古建筑。福建会馆是一座雕刻艺术殿堂，雕刻的花、鸟、人物就有1000多幅，栩栩如生，堪称建筑艺术宝库中难得的精品。1958年，福建会馆被辟为烟台市博物馆，北门上方石匾馆名为郭沫若手书。1996年，福建会馆被国务院公布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2年烟台市民俗博物馆在此建立，福建会馆不仅仅作为传承妈祖文化之庙宇，也将作为一座民俗博物馆为向世人展开一扇展示胶东民俗之门。

二、民俗博物馆在传承地方文化中的地位与作用

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传承与弘扬地方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民俗博物馆与传统意义上的博物馆不同，民俗文物与传统博物馆中的器物也具有本质区别，因此民俗博物馆在传统意义上的展陈文物的同时，除其所具有的展示的功能外，也兼具保护和传承地方民俗文化的功用。

（一）民俗博物馆在展示与传承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文化与已经文字化、实体化的文化样式不同，它具有活态性，与人和人的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如高丙中所言：“文化是具有公共性的，文化是一定人群所共享的，同时，这一特指的文化具有成为共同体全体享有的倾向和可能性，恰恰是这种可能性使文化不像那些私有性的事物一样因为占有的人越多而使每个人的占有份额越少，相反，它会因为享有的人越多而越有价值，越受到尊崇。[2]”民俗博物馆的建立对于展示和弘扬地方民俗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这一过程中，民俗文化逐渐进入普通百姓的视野，这些平时他们司空见惯的日常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汇聚成传承传统的民俗文化，从而形成一股强大的作用力，影响更多的人，成为一种公共文化体系，这便是民俗博物馆在展示和传承民俗文化中所发挥的巨大作用。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烟台近代家居陈列”为例，其分别展示了封建官僚家庭、买办家庭、文人家庭和普通百姓家庭四个代表性家居陈设。使得观众可从中领略或奢华优雅或质朴纯粹的烟台民俗文化，体味不同阶层民俗生活的丰富内涵，从各个家庭的家居生活中窥见烟台开埠后多元文化并存之民俗风貌，从民俗文化中领略老烟台的公共文化生活，感受烟台作为中国北方最早开埠的城市，在历经近现代历史的浸染后所具有的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情景。

（二）民俗博物馆在宣传与保护地方文化方面的功能

民俗博物馆承载着地域社会内民俗文化的宣传与保护功能，民俗文化具有活态传承的特点，因此民俗博物馆中展示的民俗文化也具有其独有的特质，民俗博物馆力求将民俗文化的动态展现出来，通过丰富的展陈手法，将地域社会内百姓的日常生活与民间信仰通过再现与还原的形式展示出来，将民俗文化的活态呈现在观众的面前。通过适合民俗文化的展陈方式，民俗博物馆在宣传和保护地方文化上起到了积极的作用，老百姓们对于自己生活中的民俗事项司空见惯了，而将这些民俗还原于生活，通过展览的形式集中体现出来，能够起到唤起人们对于传统文化和民风民俗的记忆，宣传和保护地方民俗文化的功能。以烟台民俗博物馆的妈祖文化陈列为例，该展览展示了北方区域中独具特色的妈祖文化，妈祖信仰作为一种民间信仰形式，在沿海地区民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一种无形的文化财富，其承载着丰富的民众精神需求，该陈列推陈出新展出妈祖相关民俗文物十余件，并通过形象生动的展陈设计，将妈祖信仰这一民间信仰呈现给观众，从妈祖由来，湄洲神女的传说故事开始，将妈祖历朝历代受到叠奖褒封的情况以及有关妈祖的民间传说故事展现出来，通过电子翻书等高科技手段，打造了一个民俗文化视觉的盛宴。

三、民俗文化繁荣背景下的民俗博物馆发展创新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特别是2011年以我国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为契机，我国经历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俗文化保护运动，国内各地民俗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民俗文化进入了一个兴盛的繁荣期。在地方丰富的民俗文化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凸显的时代，民俗博物馆应充分挖掘文化资源，推陈出新，努力发展创新思路，紧跟时代步伐，为民俗博物馆事业的发展和公众文化推进和民俗文化的传播贡献力量。下文以烟台民俗博物馆为例，试图分析民俗博物馆在民俗文化繁荣背景之下的发展思路。首先，充分挖掘民俗文化资源。在地方文化资源掌握上，当地民俗博物馆具有独到的优势，如何充分发挥优势，积极挖掘民俗文化资源是民俗博物馆创新所要走的一条路。以烟台民俗博物馆为例，其充分发掘了烟台当地的民俗文化资源，将烟台近代开埠以来风俗各异的各个阶层的日常生活通过家居展示的方式呈现出来，将近现代烟台历史与民俗结合起来，呈现给观众生动而丰富的地方民俗文化景象。其次，强调民俗博物馆展陈多样性特质。在民俗文化繁荣的今天，民俗文化多样性已经得到了广大群体的广泛认同，与此同时，民俗博物馆多样性发展对于民俗博物馆建设具有重要的建设意义，展示多元民俗文化内涵，将有形与无形民俗文化融合起来，展现民俗文化所具有的地域性和多样性特质，是民俗博物馆未来发展之思路之一。以烟台民俗博物馆为例，其除了展示独具胶东特色的丰富民俗文化外，还将妈祖信仰文化纳入其主要陈列之中，将南方妈祖信仰的北上过程描述出来，将北方妈祖信仰民俗这独具特色的俗信文化展现出来，并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再次，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在民俗文化与非物质文化遗产高速发展的今天，运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思路，充分发挥民俗博物馆藏品资源，进行深入而专业的研究，在理论与实际结合中谋求现代化民俗博物馆发展的新方向是民俗博物馆发展的新思路。以烟台民俗博物馆为例，其馆址为福建会馆，这座闽南建筑所具有的独特风格，蕴含了众多传统建筑、艺术、传说故事等方面的民俗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内涵，对其进行整理和充分地挖掘，对于保护传统文化具有十分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在民俗收集、整理、分类的基础上对民俗文化的研究工作也在有条不紊的展开，必将大大促进民俗文化相关理论研究成果的积累，实现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民俗博物馆发展方向。

关东民俗文化特点篇3

【关键词】 东府民俗；传承；困境；突围思路

陕西关中在清、民国时期有三个府：东府、西府和西安府。渭南因位于渭河平原东部古称东府。东府渭南是陕西东部的新兴中等城市，是中华五千年历史文化的重要发祥地，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中，形成了独具地域特色，而又兼容并蓄的东府民俗文化旅游资源。作为民俗文化大市的东府渭南，传承开发民俗文化产业也面临诸多困境。

一、独具地域特色而又兼容并蓄的东府民俗文化

东府渭南历史悠久，不仅有大量的物质文化遗产，而且有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渭南可作为民俗文化旅游开发并形成文化产业的旅游资源有以下三类：第一、传统戏剧主要有：华县皮影戏、华阴老腔、合阳提线木偶戏、同州梆子、富平阿宫腔、东路碗碗腔皮影戏等13种；第二、古老音乐主要有：韩城黄河阵鼓、华阴素鼓、华州背花鼓、合阳东雷上锣鼓、澄城县民间鼓吹乐等10余种；第三、手工技艺主要有：华州黑陶、澄城刺绣、白水传统九龙木雕雕刻技艺、韩城古门楣题字、渭南面花、蒲城杆火技艺、富平宫里石刻、蒲城旌仕坊木版画等9项；第四、民俗风情主要有：华县蕴空山庙会、渭南婚俗葬俗、潼关南街背芯子、尧山庙会、韩城蒸食等40多项。除此外，还有渭北农村民居以及门前的拴马桩、韩城四合院和民俗体育项目细狗撵兔等。这些独具特色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具有广阔的开发潜力，能够让旅游者参与其中，亲身体验当地人的生产生活方式。因此，开发利用好这类资源会创造出很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二、东府民俗文化传承的困境

1、东府民俗文化传承面临“三无”困境

东府民俗文化有过的兴盛和辉煌，成为渭南文化的一大亮点。面对当今多元文化并存的新形势，则逐步萎缩、冷落、滑坡，面临“三无”困境：一是无传人，严重存在着后继乏人、无法传承的问题。民俗文化的传承人及艺人普遍年龄偏大，年轻人又不愿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二是无演员，大批农民外出打工，农村仅剩老人和小孩，有些民间民俗文化根本组织不起来，锣鼓、社火、皮影戏、细狗撵兔等一些著名的传统文化慢慢成为人们的记忆；三是无观众，由于电影、电视、电脑等传媒的出现和普及，文化艺术呈多元化，导致民间文化在现代化的城市文化中难以找到展示自身的恰当形式和平台，表演和展示的机会越来越少，人们无法欣赏到它深厚的底蕴，对它缺乏了解，进而导致观众越来越少，恶性循环，现状令人堪忧。

2、追求短期利益破坏民俗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随着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速度的加快，大批老建筑的拆除，大批民俗文化随之消失，部分的文化项目濒临失传。民俗中较为典型的老式生活用品、古老的生产工具弃之不用、束之高阁，也会被抛弃。在渭南市民俗文化资源相对集聚的区域没有形成文化产业增长极。民俗旅游产品的制作、包装及营销机制传统，缺乏现代经营意识和理念。致使很多具有深厚民俗文化底蕴的旅游资源深藏民间，成为宣传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的谈资。

3、多种机制体制因素制约渭南民俗文化的发展

渭南市政府主导下的资金投入不足、融资渠道狭窄、财政投入偏小，招商引资门槛较高，致使民俗文化的传承、保护及开发滞后于经济增长，投入传承、开发保护的资金、精力与其民俗文化资源大市的资格极不相称。渭南由于缺乏创新，多头管理现象依然存在，对民俗文化资源的整体挖掘、开发还缺乏统一的思路，民俗文化资源还缺乏大思路开发，大手笔策划，大项目包装，大宣传推介，吸引不了大客商投入，因而还没有形成民俗旅游资源向文化产业转化的集群效应。

三、渭南民俗文化传承保护开发的突围思路

1、处理好保护传承和发展之间的关系

（1）对渭南民俗的历史渊源，形成发展过程，历史作用、社会、艺术价值等进行挖掘整理，形成系统的文字资料保存；（2）重视发现民间文化能人，一位民间文化能人可以成就一方民间民俗文化的事业，振奋一方百姓的精神。他们可以组建自己的文化团队，带动村民积极参与，不但丰富农村文化生活，还可培育出更多的文化之苗；（3）编写民间民俗文化教材，让乡土文化进校园。利用大中小学课堂，让学生在体验乡土文化内涵，感受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内心受到震撼，情感发生变化，引发他们热爱家乡文化，激励其热情，建设家乡的豪情壮志。

2、实现民俗文化与旅游产业的互动发展

按照物质文化景观化、非物质文化市场化的原则，市县两级都要制定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的长远规划，推动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围绕以蒲城桥陵、白水仓颉庙、韩城司马迁祠为主的历史文化游；以古城、古镇、古村落遗址和地域特色民风、民俗、民艺为主的民俗文化游，紧紧抓住转变发展方式、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机遇，通过招商引资、财政扶持，引进和培育一批民俗文化企业，生产开发有渭南文化特色的民俗旅游商品，把民俗文化成果商品化、规模化、市场化，最大限度地实现民俗文化的价值与效益，实现民俗文化与旅游的互动发展。

3、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协调渭南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工作

按照市场模式运作，为投资企业和民俗文化旅游企业搭建融资平台。把民俗文化产业发展成效纳入科学发展考核评价体系，作为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工作业绩的重要依据。健全市级领导联系重大民俗文化项目制度，建立渭南市民俗文化产业发展相关制度，统筹协调渭南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工作。积极探索 “政府主导、企业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民俗文化发展新模式，吸引大企业、大集团来渭投资，实现强强联合，推动民俗文化产业发展。建立健全民俗文化人才引进培养机制，在事业单位用人招聘、高层次人才引进等方面，适当向文化旅游单位倾斜，为文化旅游产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要切实做好民俗文化资源向文化产业发展任重道远。随着束缚的一层层茧被破除，渭南民俗文化冲出困境，实现突围，振翅欲飞的姿态已经显现。民俗文化将向世人展示其多彩多姿的一面，并将向产业经济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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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民俗文化特点篇4

关键词：博物馆；民俗文物；保护；利用；途径

一、引言

我国是具有古老文明的东方古国。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经历了漫长的朝代更迭。在变幻莫测的世界中，一些古老而富有神韵的物质与精神文化遗产，流传了世世代代。在经济与社会高度发达的催促下，文物保护工作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组织的高度重视。其中，民俗文物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代表，在社会的关注下，成为重点研究和保护的对象。民俗文物与其他种类的文物有着明显的区别，但是也存在一定的联系。民俗文物具有民族性和历史性。我国是世界上拥有众多少数民族的国家之一，因此，民俗文物在我国具有丰富的特点。在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中，我们一直尝试多方面、多途径的开展工作。博物馆作为民俗文物的主要保护和利用的媒介，一直承担着这项艰巨的任务。

二、民俗文物的内涵和价值

（一）民俗文物的内涵

民俗文物的含义具有双重性。民俗文物的民俗特性是由于民间风俗是历代相传的产物。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形成了一定的特殊色彩，加之地域风貌形成了具有特殊地区的特殊风采。民俗文物不同于常规的文物，民俗文物体现在经济活动中、社会活动中、游艺竞技、民间工艺、信仰崇拜等多个方面。民俗体现在人们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民俗文物反映了时代的特征、民俗的制度、生产生活的方式。民俗记录了区域性的社会生活。民俗文物是v史文物和民俗文化的结合体，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我们在研究民俗文物的过程中，要把它的历史性和民族性充分结合起来进行考量，要全面正确的理解民俗文物的内涵。

（二）民俗文物的价值

民俗文物的价值主要体现在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两个方面。民俗文物的特征表明，民俗文物是文化的代表，是文明的体现。民俗文物把文明传播到各个时代，各个种族。民俗文物在我国的社会文化中处于核心地位。民族的才是世界的，民俗文化把中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引领到未来的广阔天地。民俗文物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是博物馆收藏和研究的重要内容。

三、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

（一）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

民俗文物在历史的长河中，经历了无数次的发展和转变。民俗文物经历了岁月的洗礼和时间的考验。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好的机会和时间。博物馆作为承载文物保护的单位，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应该发挥核心的作用。博物馆要广泛征集民俗文物，建立专门的机构，组织专业的人员进行民俗文物的调查和征集。民俗文物的专业人员要走访偏远地带和乡村城镇，对民俗文物进行考察和鉴定。民俗文物的范围很广阔，在各个民族的文化中，都有丰富的种类和不同的特点。博物馆在民俗文物的保护中，要发挥专业的特长，把民俗文物的选择、征集、整理工作，作为一项庞大而系统的工程来对待，把民俗文物的形象和内容牢牢把握。

（二）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

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要采用兼容并蓄的原则。民俗文物具有科学研究价值，在对民俗文物的研究中，博物馆的专业人员要做细致全面的调查研究。博物馆在专业性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利用的一个主要分支就是举办展览活动。民俗文物展览是博物馆服务社会的方式。通过展览可以发挥民俗文物的传播效应，让民俗文物与时代产生反差和统一，形成文化的碰撞。同时，可以利用民俗文化的内涵和特征，衍生出一些商品创意，经过具体的生产，投放到市场上必然会营造出良好的市场形象。博物馆在民俗文物的利用上，一定坚持长期性和创意性，在一项内容上，要利用时间的长期性展现文物的多彩多姿，让民俗文化传播与博物馆发展形成统一共荣。

四、结语

博物馆是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最好方式。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可以根据时代需要，拓宽利用的范围。民俗文物的特点是鲜明的和突出的，我们在对民俗文物的保护和利用中，可以加快开展与民俗文物相关的文化活动和商业活动，把民俗文物保护和利用与经济发展结合起来，创新民俗文物的保护观念，融合东西方文化的特点，让民俗文物的衍生品走向世界。

【参考文献】

[1]王炯.浅议民俗博物馆在中国的发展特点[J].剑南文学（经典教苑），2011（11）.

[2]武秀英.浅谈民俗博物馆对民俗文物的研究和保护[J].文物世界，2009（04）.

关东民俗文化特点篇5

关键词：港台语言民俗 差异性特点 研究分析

一、民俗的概念

所谓的民俗，指的是在长久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中国内陆地区的语言民俗特色。在具体探讨的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对一个地区日常生活的观察，通过对其民族文化、以及日常语言表达等内容进行综合的论述，从而总结出该地区在语言民俗方面的共通性。

二、我国内陆和港台地区的民俗语言特色

（一）我国内陆地区的语言民俗特色

任何一个地方在长久发展的过程中，由于其历史传承以及文化差异的影响，导致其在进行语言民俗的展现方面也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就我国来说，我国幅员辽阔，不同的地区在语言民俗方面也有着不同的差异。内陆地区由于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因此在语言民俗展现方面有着浓郁的中国文化特点。

在中国内陆地区，普通话是一种通用语言，而在不同的地区，人们所使用的方言也存在不同的差异。按照不同区域划分，中国内陆地区的方言有东北方言，中原方言，以及闽南话，客家话等等。不同地区的方言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地区的文化风采，如提到“东北那嘎达的”，人们就自然而然想到东北人的泼辣；而一旦说起“俺们喝酒都用大腕”自然就是山东人的豪迈；而吴侬软语的浪漫则源自于上海方言。不同地区的方言呈现的不同地区的文化和风土韵味。由此可见，即便是在中国内陆地区，由于不同地域的差异性，也会带来语言民俗的不同形态。

（二）我国港台地区的语言民俗特色

提到港台地区的语言民俗，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粤语。这与港台地区的地理位置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由于港台地区距离我国广州、深圳等地区非常近，因此其在语言民俗方面有着一定的相通之处。但由于港台地区远离中国内陆，因此也造成了其在语言民俗展现方面的独有特点。这些是由于其地理位置、文化发展以及历史传承等多方面因素共同形成的。

从地理位置的视角来说，港台地区远离内陆，因此导致其在进行语言民俗的呈现方面也有着自身独特的表现。由于远离内陆地区，因此港台地区与内陆之间的沟通较少，直接导致了其在语言民俗方面的差异。

从历史视角来看，我国港台地区虽然也有殖民历史，但由于其特殊地位，也致使其在长久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形成了自身独有的文化底蕴和特色。尤其是香港地区，受殖民地统治的影响，致使其在进行语言文化方面形成了与我国内陆地区完全不同的语言民俗表现。

此外，港台地区的社会体制因素，也导致其语言民俗的差异性特点形成。我国港台地区一直实施的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其语言民俗习惯在具体呈现方面与中国内陆地区有着十分明显的差异。在香港地区，人们习惯讲粤语，这是由于长久以来历史发展传承下来的一种文化习惯。而在台湾地区，人们则使用闽南语。这是由于长久以来不同的文化风俗和生活习惯构成的。香港地区的居民多为滚广东、广州一代人的后裔，而台湾地区则更多是由福建闽南地区的移民构成。所以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致使香港和台湾地区在方言文化方面也存在一定的不同。

三、港台语言民俗的差异性表现

通过前面的论述，使我们对港台语言民俗有了基础的认识。事实上，在生活实践的过程中，港台语言民俗也有着十分鲜明的特征表现。在接下来的论述过程中，本文将结合港台生活语言民俗、饮食语言民俗等，对其的差异性特征进行阐述。

（一）语言民俗

我国港台地区的语言分为两种，一是粤语，一是英语。之所以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语言方式，源于港台地区的历史发展。

从居民的构成来看，在香港地区的华籍居民多数都是从广州等地区移民过去的内陆人，因此他们在移民的同时，也将内陆的文化和语言表达带入了香港地区。因此在进行语言民俗表现方面，基于这个原因，也赋予了香港地区语言民俗以浓郁的内地特点。尤其是粤语方言区的一些生活习俗、饮食习俗，也被融入到港台地区的语言民俗展现中。经过历史的发展，粤语方言在港台地区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此在当前所听到、看到的港台语言民俗文化呈现方面，也衍生出了许多港式俚语，形成了具有鲜明港台文化特色的语言民俗特色。

在前面的论述中曾提到，我国香港地区长久以来处于殖民地统治之下，因此除了粤语方言之外，港台地区的另一种通用语言为英语。就目前来说，香港地区的许多日常文化教育场景中，英语应用的范畴十分广泛，而英语也成为英语的官方用语。但是随着香港、澳门回归祖国，近年来，普通话也开始在港台地区盛行，港台地区说普通话的人员数量也日益增加。1997年香港回归后，按照香港当地的立法规定，其开始进行普通话的推广。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有关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立法和司法机关，除使用中文外，还可以继续使用英文。所以目前港台地区在语言构成上也形成了粤语、英语及普通话三足鼎立的局面。

（二）

众所周知，港台地区十分重视，这也成为其香港自由，世界各大宗教在香港几乎都有人信奉。香港的华人，主要信仰佛教、道教，“信神”最多。他们虽因袭传统的和风俗习惯，但没有教徒的意识与概念。人们普遍敬奉祖先神位、门神土地。初一和十五必上香或点“蜡烛灯”，逢喜事及传统节日也要拜祭一番，平时到庙宇中去求神拜佛以求转运或求签者也不少。

据华人庙宇条例规定，香港所有庙宇都必须注册。根据统计，香港寺院共有360多间，公共庙宇有40座，天后庙宇24座。由于香港近海，从事渔业、航运者众，故在庙宇中，供奉最多的是天后。据说天后姓林，福建人，为救渔民舍身投海，后被渔民和海员奉为守护神。据说有信众25万。在香港天后庙中，以大庙湾佛堂门的一所最负盛名。

中国传统节日如春节、清明、端午、中秋、重阳，其风俗与内地基本一样。为了方便市民过节、回乡，政府还颁布了法定假期。此外，如烧衣（盂兰节，农历七月十四）、七夕（乞巧节）、观音诞、师傅诞、天后诞等，都要举行传统的敬神活动，十分热闹，被列为旅游盛大节目。

（三）饮食语言民俗

港台地区的居民在饮食方面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同时其也十分喜欢吃早茶。目前，早茶也成为港台地区十分突出的饮食特色之一，成为其标志性的特点。

一般说来，港台居民吃早茶往往喜欢道茶楼进行。早茶的种类无外乎是茶点，或者是一些粤式的点心，这与广州地区的文化有着相似之处。同时在日常生活中，港台居民认为一天中最重要的是晚餐，其也将晚餐作为一天的正餐。午餐则是以工作餐替代。晚餐也多为粤式传统饮食方式。港人相约饮茶时常互相斟茶。宴请之类，多在晚上9时开席，主人4时左右已在恭候客人，并设麻将台娱宾，不打麻将者一般7时左右到达为好。入席一般随意，但客人要待主人说“起筷”才开始进食。用膳时，手肘不可横抬、枕桌；不可“飞象过河”，即伸筷取远处碟子中的菜；不能“美人照镜”，将碟子拿起来倒菜；喝汤不要发出声响，餐毕碗中不要留食。饮酒吃菜时，不宜手不离筷，祝酒尚礼到，力邀则失礼。上鱼时，鱼头要对着客人方向，吃时不要翻转鱼身（寓“翻船”之意）。

港人对菜名亦有很多忌讳，不吉祥的名字都改个吉祥的叫法，如猪肝叫猪润，因“肝”与“干枯”同音；丝瓜称胜瓜，因“丝”字与“输”字谐音；“舌”叫“利”，因“舌”与“蚀”同音。很多菜肴还起了吉利的名字，如一本盈万利（酱鸭舌）、年年庆有余（松子黄鱼）、金玉满堂红（蜜汁金华火腿）、花开添富贵（蟹肉西兰花）等。

（四）其它语言民俗差异

香港人对号码、数字也很讲究，“3”和“8”是他们最乐于追求的数字，认为这二字最吉祥。“3”的广东话谐音是“生”，寓生气、生财、生龙活虎；“8”的广东话谐音是“发”，寓发财、发达。有些商店也喜欢用吉祥号码做店名，如“168时装店”、“338发型屋”等。“168’’的谐音是“一路发”，“338’’的谐音是“生生发”，“238’’的谐音则是“易生发”。

香港位于东西两大文明交融与传播的枢纽位置，是东西方文化巧妙而又温馨结合起来的城市实体。即使在繁华的闹市，至今也保留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民风民俗，如送礼时忌送钟（送终）、书籍（输）、毯子（压财）。赌马打麻将，忌人来借钱、取钱。做生意，第一宗必望其成交，多减些价也在所不惜，最忌客人讲价而不买。此外，港人也颇迷信，除参神求签外，风水掌相之类盛行，笃信神鬼轮回之说也不乏其人，忌不吉利同音字也颇厉害。

四、结论

虽然我国内陆地区、香港及台湾地区的历史发展各有差异，但其始终都是源于中华古文明的传承。所以这也导致中国内陆地区、香港及台湾地区在方言与文化方面有传承也有差异。

地域文化的划分，严格来说，应该以方言为特征，讲什么方言，自然就会秉承什么风俗。可以说，方言是一种文化认同，也是亲情传递的载体。同书一种文字，同操一种语言，同敬一个祖先。久居台湾岛内的台胞，始终离不开闽南大陆的渊源，而身处香港地区的港胞也始终割离不了与梅州龙岩的亲密联系。香港、台湾以及中国内陆地区的方言传承于文化，而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又推动了方言的发展。无论三地方言的差异如何，其始终都是源于同一个中华魂。

参考文献：

[1]朱建颂.方言与文化[M].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2]周振鹤.方言与中国文化[M].游汝杰出版社，2009.

[3]广东方言与岭南文化[N].深圳特区报，2007（2）.

关东民俗文化特点篇6

关键词：渝东南民族地区；民族民俗游；路径

abstract:

the nationality area in the southeast of chongqing has been in poverty for a long time, but rich in natural and cultural tourism resources. so it is a shortcut to take measures to use the local conditions to develop the nationality folk-custom tour. the swot analysis shows that with the practical conditions and features this can be achieved through the extensive utilization of those resources while giving the thought to the balance between development and protection.

重庆市是全国唯一有少数民族聚居地的直辖市。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聚居于重庆市的东南角,故称渝东南民族地区。渝东南民族地区（黔江区、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是重庆一个特殊而重要的地区。它位于渝、鄂、湘、黔隆起的褶皱带武陵山区，总人口298万，约为全市的1／10，70％的人口是少数民族，以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市少数民族人口的93．1％。渝东南地区是一个集“老、少、边、山、穷”为一体的区域，贫困问题十分突出，“养儿不用教，酉秀黔彭走一遭！”若干年前，人们常把渝东南地区生活条件的艰苦状况，作为教育孩子的警示语。重庆直辖前，渝东南民族地区还有40万建卡贫困户，138．6万绝对贫困人口，2万人住岩洞或窝棚，10万人患各种地方病，40万人饮水困难。2002年,渝东南民族地区五区县人均gdp不足全市平均水平的一半。贫困问题长期以来困扰着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1]

如何帮助渝东南民族地区脱贫致富，已成为新形式下，重庆市委、市政府工作的一个重心。当年，国家设立重庆为直辖市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要充分发挥“大城市带动大农村”的联动效应，以加快川东南(今渝东南)等边远落后山区的经济建设步伐。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过去渝东南地区与全市发展差距非常明显。在新形式下，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已提上议事日程，它不仅是经济问题，也是政治问题，不仅是局部问题，也是全局问题。渝东南地区的发展关系着全市能否如期实现富民兴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渝东南地区经济社会的稳定，关系着重庆市的稳定。正确处理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贫困问题，维护民族地区的团结和稳定，归根结底要靠发展。

直辖十年来，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取得新发展。与1996年相比，2006年渝东南民族地区生产总值增长185．4%、地方预算内财政收入增长205．8%、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333．7%、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261．4%，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97．1%。交通、能源、通信等基础设施瓶颈初步缓解，开发式扶贫取得很大成效，经济总量翻了一番多，渝东南民族地区已经站在一个新发展起点上。但是，也要看到，渝东南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还有很大差距，一些主要经济社会指标远低于全市平均水平。经济总量小、产业薄弱、贫困面大、社会事业发展短腿、农民增收难度大、农村社会保障差等问题仍然是制约民族地区脱贫致富的难题。

二、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民俗游的可行性评价及swot分析

渝东南民族地区要摆脱贫困，当前仍受诸多因素的困扰。长期以来，渝东南民族地区人们大多以从事传统的农牧业生产和简单的工业生产来维持生计，由于劳动工具和生产方式的落后，经济发展缓慢。这种“靠天”吃饭的财政，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如何转变观念，调整产业结构，寻找新的致富道路，无疑是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要解决的首要问题之一。

渝东南民族地区是重庆唯一一个少数民族聚居地，土家族、苗族人口占当地总人口的70%左右。少数民族地区独具特色的民族风情，既是一笔重要的民族文化遗产，也是一宗价值极高的旅游资源。[2]旅游业是一项投入少、见效快、关联度强的产业，渝东南民族地区若能依托其丰富多彩的民族旅游资源，因地制宜优先发展旅游业，无疑是当地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渝东南民族地区民族特色鲜明，地理环境复杂多样，再加上过去交通不便，受现代文明冲击较小，孕育了极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渝东南民族地区精美奇特的建筑，风味独特的饮食文化，多姿多彩的歌舞艺术，奇特的原始宗教仪式，尤其是他们那具有传奇色彩的婚恋习俗和节庆活动对旅游者具有极大吸引力。因此，挖掘当地土家族、苗族富有民族特色的民俗旅游资源，发展民族民俗游，是一项符合当地实情，投资少，收益高的旅游开发途径，也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有效方式。以下是对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民俗游的swot分析。

（一）优势(strengths)

（1） 政策优势。长期以来重庆市委、市政府都非常关心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制定了诸如《关于进一步加强民族工作的决定》、《关于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的意见》、《关于加强民族工作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意见》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市人大通过了《关于加快民族地区经济发展的决议》，为加快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法律保障。胡锦涛总书记在参加重庆代表团审议时发表的3．14重要讲话及重庆设立“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这两件大事给重庆以及渝东南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相应也带来了一些政策优势。渝东南民族地区还是重庆唯一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还可以打好“少数民族地区”牌，争取国家更多的民族地区开发扶贫政策支持和资金扶持。

（2） 资源优势。渝东南民族地区旅游资源丰富多样，且资源组合良好。该区人文资源独特，自然资源丰富。既有观光型资源，又有休闲度假型以及参与体验型资源。当地土家族、苗族占总人口的70％，拥有深厚的民族民俗文化。风趣诙谐的秀山花灯、优美明快的土家摆手舞、高亢激越，随口演唱的土家族、苗族民歌、音色柔和，曲调欢快的民间自制乐器“咚咚奎”、号称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傩戏、情真意挚、催人泪下的“哭嫁歌”、唱山歌与敲打乐紧密结合的“薅草锣鼓”都极具观赏价值和研究价值。美观实用的土家民居吊脚楼、肉沫合渣菜、火炕腊肉、咂酒，舍巴日、赶秋节、四月八等则代表着独具土家风味的生活。当地自然资源种类丰富，档次较高。有才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成功的武隆峡谷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有在国内保存完整的地震湮塞湖黔江小南海，有似桃花源一样的酉阳大酉洞桃花源溶洞，有风景如画的乌江画廊，有历史文化底蕴丰厚的龚滩古镇和龙潭古镇，有沈从文笔下宁静安详的洪安“边城”。这些旅游资源地域组合较好，大多分布在国道319线的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湖南吉首国道上，以及渝怀铁路的涪陵-武隆-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湖南怀化线路上。

（二）劣势(weaknesses)

1. 可进入性较差，基础设施落后。渝东南地区地处武陵山区，交通闭塞，基础设施落后。交通对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形成了巨大的瓶颈制约作用。渝东南中心城市黔江距重庆市有400公里，过去只有公路相连，且道路崎岖不平，到重庆要10小时以上。乌江长期以来水流湍急，险滩密布，航道缺乏管理和规划，水运作用十分有限。许多有识之士已认识到“要致富，先修路”的道理，下大力气对当地交通进行发展和整治。随着渝怀铁路的开通，当地交通状况已有较大改善，但连接黔江等中心城市和旅游资源间的道路发展仍很迟缓，交通发展仍任重道远。除了交通以外，渝东南民族地区其他的基础设施诸如餐饮、住宿在数量档次规模方面也较落后。

2．民族民俗资源汉化严重，亟待整理开发和保护。当地土家族、苗族历史上曾经历过两次较大的汉化演变。一是“改土归流”以后，流官为了革除当地少数民族“有伤风化”的陋习，加强统治，发出强制性《禁令》、《文告》，使得当地许多具有民族特色的民俗，缓慢消失，逐渐汉化了。二是新中国成立后也颁布了诸多法令，革除当地一些封建迷信的陋习。如《婚姻法》的颁布使得当地流行多年的“骨种”，“换亲”，“坐床”等落后婚俗得以根除，一种提倡简朴文明的新婚俗逐渐流行开来。因此，当地真正具有民族特色，原汁原味的民俗已所剩不多。不过，在一些地处偏僻山区的土家族、苗族村寨仍有一些具有民族特色和旅游开发价值的民俗得以保存下来。如土家摆手舞、茅古斯舞、哭嫁、跳丧、过赶年、西兰卡普，苗族的芦笙、木鼓舞、赶秋、蜡染等都是一些亟待整理和值得开发的民俗项目。

3．“国贫县”，旅游业发展缺乏资金。渝东南的五个县(区)过去都是国家级贫困县，经济发展水平很低，财力有限。地方财政实行分税制后，除了维持行政人员工资开支，以及用来保证农业重点建设的投入外，基本没有太多资金用于旅游业发展。所以，仅靠地方财政发展旅游业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争取更多的政策资金扶持，拓宽融资渠道，发展多种旅游经营开发模式。

（三）机遇（opportunities）

1．重庆设立“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渝东南作为“一圈两翼”之 “一翼”，面临重大发展契机。今年，渝东南民族地区迎来新的发展契机。为落实胡锦涛总书记作出的“3．14”总体部署，重庆市提出了 “一圈两翼”的发展新格局。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作为“一圈两翼”之一翼，较以前“三大经济圈”时期有了更多、更实惠的发展机遇。重庆市委书记汪洋指出：“渝东南这”一翼“在”一圈两翼“发展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这里既是我市唯一集中连片的少数民族聚居区和贫困地区，同时又是重庆通往东南沿海的陆路大通道和全市扶贫攻坚的主战场。渝东南地区的发展面临难得机遇和有利条件。”当前，渝东南民族地区还可乘重庆设立“新特区”的东风，加快发展建设步伐。今年6月7日，国务院批准重庆成为“城乡统筹发展综合配套改革实验区”，就决定了重庆今后一个工作重心是“城乡统筹发展”。渝东南民族地区长期贫困落后，是重庆市城乡统筹发展最薄弱的环节，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难点和重点。渝东南民族地区的发展已引起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必将得到比过去更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发展旅游业资金短缺问题将逐步得到改善。开放的渝东南民族地区将吸引更多潜在游客。

2．交通得到极大改善，渝东南发展面临新的机遇。目前，渝东南民族地区的交通已有了较大改善。渝怀铁路的通车，大大缩短了重庆到渝东南民族地区的距离。渝东南中心城市黔江到重庆只要3个小时，渝东南最偏远的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到重庆只要5小时。渝怀铁路通车以来，带火了渝东南民族地区的旅游。319国道三级路改二级路现已开工，建成后从重庆到渝东南边界秀山只要6小时，从重庆到黔江只要4小时。黔江舟白机场正在紧张施工中，它的建成将进一步缩短渝东南民族地区与重庆乃至全国的距离。渝东南民族地区交通设施的逐步改善必将提高该地区的可进入性，加强该地区与外界的交流，从而扩大潜在游客群。

（四）威胁(threats)

1.周边旅游项目的竞争。渝东南少数民族地区地处长江三峡、武隆芙蓉洞仙女山风景区与张家界、武陵源风景区之间。这几个景区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是闻名遐迩的。这些旅游资源品质高，开发早，已形成一定规模，具有先开发优势和首因效应，从而形成对渝东南地区较强的竞争态势。

2.旅游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发展旅游业对地方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旅游能够促进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加剧了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损耗和地方特色的消失。权宜之计，当然是两者兼顾实现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只是，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和旅游开发者面对当地长期贫困落后的现实，常常会急功近利地选择前者，而忽视当地生态环境和地方特色文化的保护。旅游资源一旦破坏，便难以恢复。

三、渝东南民族地区发展民族民俗游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民族区域旅游经济的发展往往带来负面影响，诸如旅游资源退化、民族文化艺术的商品化和庸俗化、民族习俗及其生活方式受到冲击等。

[3]如何避免这种负面影响？最根本的是在开发规划和经营管理时，充分重视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保护，使其能够长期保持独特性，本真性和持久性，以保证当地民族民俗游的可持续性发展。 

（一）开发规划时应注意保持民族民俗文化资源的本真性

要将民俗文化资源改造成旅游产品，必将有一个包装和商品化过程。当地政府和开发者往往考虑到当地老、少、边、穷的实际，抱着短期急功近利的思想，仅考虑民俗文化资源作为商品的吸引力、可展示性和可接受性，而忽视了它的本真性。比如独具土家特色的民俗哭嫁，是土家姑娘出嫁时伤别离，惧未来有感而发的哭唱歌谣，新娘在结婚前半个多月就要开始哭，有的要哭一月有余。它现在也应游人之邀，可即兴表演，而不必等到结婚嫁娶之时。这种展现人伦真情的哭唱歌谣，已变成了旅游需求驱使下专事展演的“虚假民俗”。不知游客看过这种移花接木式的“文化盆景”后，对土家族哭嫁婚俗能了解多少。开发者在进行旅游开发时，往往仅将“民族”看成一种可供利用的市场资源。为了强化旅游的“民族” 身份，他们常将民俗事项简化为更易把握和利用的形式，使旅游者在目不暇接的观赏活动和趣味盎然的参与活动中，满足了其领略多姿多彩民族文化的需要。但这种简化和省略使民俗事项变成了游客眼中“奇风异俗”式的被动观赏物，失去了它的生活本真性。对那些把真实性作为旅游动机的旅游者来说，降低了他们的旅游满意度。[4]因此，如何在开发当地民俗文化旅游产品时，兼顾民俗事项的本真性，是发展当地民族民俗游并保持其可持续发展应注意的重大问题。

（二）降低异地副文化的负面影响和冲击

过去，渝东南地区特别是其中一些山区交通不便与外界交流甚少。因此，一些原汁原味的民族文化和风情民俗得以保留下来，成为民族民俗旅游开发的亮点。但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游客的涌入，外来的异质文化、思想和生活习俗必将对当地传统文化带来冲击，引起当地民俗的冲淡、形式化甚至消失。如渝东南土家族传统民族服饰同化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证。过去土家男女一年四季都戴头巾，男穿对胸衣，双排至十一扣，俗称蜈蚣扣，袖口、领口及裤管末端加花边；女人则右开襟，袖大而短，饰花边，挂银铜佩饰，俗称“满襟”，有满清遗风；男鞋多为青蓝布，女人穿绣花鞋。目前，随着渝东南地区日益频繁的对外交流，就连最偏僻的土家山寨，也难得一见身着传统服饰的土家人了。更严重的是外来旅游者的思想文化给旅游地社区带来了潜移默化的消极影响。如社区居民通过对旅游者行为的观察，逐渐在思想和行为上发生消极的变化，他们开始对自己的传统生活方式感到厌倦，故而先是盲目仿效，而后发展到有意识地追求，最后甚至导致出现不良社会现象和犯罪行为，影响了旅游地的社会秩序，破坏了旅游地本土文化的纯朴性，对当地民俗文化产生严重污染。这种带根本性的外来文化威胁是我们在进行民族民俗旅游开发时应充分考虑的问题。

当前，渝东南民族地区因地制宜发展民族民俗游，是切合当地实际，富有特色，可操作性强的旅游产品。对渝东南这“一翼”脱贫致富，实现小康，达到重庆市统筹城乡综合发展的战略目标具有现实意义。但民族旅游是脆弱的，在本质上具有自我毁灭性。[5]因此，在开发民族民俗游时，应在可持续发展的宏观视野下兼顾当地开发和保护的问题，在保持民族民俗旅游资源独特性、本真性及持续性的前提下，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

参考文献：

[1] 中共重庆市委研究室.重庆市情[z].重庆:重庆出版社.2000：183-192. 

[2] 杨兆萍，李晓彦.典型少数民族文化旅游地开发与保护[j].干旱区地理，2001(4).

[3] 简王华.试论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化旅游开发[j].干旱区地理，2003(3).

[4] 吴密虎，余青.中国民族文化旅游开发研究综述[j].民族研究.2000(4).

关东民俗文化特点篇7

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用具，中国传统家具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承载物。历经秦汉，到唐、宋、元、明、清，中国传统家具随着时代和民俗文化的变迁，民间家具涌现出不同的派别，如苏作、京作、广作等。长期以来，众人只问苏京广，而不知有鲁。鲁作家具起源于明式家具，清代早期初见端倪，到了民国时期开始成型，之后虽发展缓慢，却从未停滞。可以说经历时代革新和巧匠的精心雕琢后，鲁作家具积淀了山东数代人的民俗文化和艺术精神，是前人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

一、鲁作家具的起源

中国家具起源于夏商，繁盛于宋元，在明清时期达到顶峰。不同时代、不同区域、不同派别的家具都体现了时代特征和各地的风土人情，蕴含了特殊的人文精神。山东自古以来被称为齐鲁之地，也是我国古代工匠大师鲁班的诞生地。儒家思想、孔孟文化从这里播散和传承，京杭大运河贯穿山东南北，因地理优势，齐鲁之地作为南北水陆交通枢纽，交通便利，经济繁荣，手工业日益壮大。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在地域特色和深厚文化底蕴的熏陶下，鲁作家具应运而生，后开始蓬勃发展，并自成一派，承载了山东的民俗文化。

二、鲁作家具的特点

与苏作、京作、广作不同，鲁作家具选材上并不侧重于高档木料，而是多以山东本土的老榆木为主。榆木亦刚亦柔，外形稳重、大气、不张扬，而内在坚韧遒劲。因此，鲁作家具的特点是因材制宜，因材定型，保持原生态特色，充分表现并突出木料本身的柔亮色泽和自然纹饰肌理，彰显其天地灵气。鲁作家具注重细节，在家具结构上采用榫卯接合，依据部位尺寸大小恰如其分进行粗细随形处理，做到严丝合缝，恰如儒礼。比之京作家具的贵气奢华、苏作家具的俊秀纤丽和广作家具的高调霸气，鲁作家具更显沉稳、敦厚、朴实。深受儒家思想文化的熏陶，鲁作家具展现了淳朴、厚重、儒雅、包容的格局，传承了一种和谐自然的中庸之道，给人庄严、沉稳、大气、古朴、雅致的沁心感受。

三、鲁作家具代表的山东民俗文化

山东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包括儒家、墨家、道家、兵家等，最初就是在山东争鸣繁荣。随着朝代的更迭，两千年来儒家思想对山东民俗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丰富的历史文化在民间家具中有着深刻体现。鲁作家具作为民间制作工艺的代表，展现了山东地域特色及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受本土儒家思想的熏陶，鲁作民间家具在形成自身风格的过程中以内敛、中庸的思想贯彻各个方面。

鲁作家具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常常与民俗节日、祭祀活动联系在一起，在民俗文化中也扮演一定角色，代表了山东人民的淳朴厚道、与人为善、任劳任怨、稳重实干的性格特点。正是因为受儒家思想的教导，鲁作家具在制作中也体现出了中正平和、含蓄内敛的品性。山东人在制作家具时，选料粗壮硕大，就像山东人的性格一样，豪爽大气；木料色泽柔亮、纹理自然、厚实稳重，体现了山东尊老爱幼、淳朴厚道、与人为善、包容、顾全大局的民俗精神。鲁作家具推崇中庸之道，既没有京作家具的奢华贵气，也没有苏作家具的细腻俊秀，更没有广作家具的豪迈霸气，它粗犷中带有文气，浑厚、儒雅，内敛含蓄，尽显彬彬君子之风。

两千年来，山东世代传承的民俗文化，有着自身的独特体现。鲁作家具作为人们居住空间和室内生活沟通的工具，无疑是传统民俗文化的一个传承载体。我们可以从鲁作家具中领悟到民俗文化的传统魅力，以及鲁作家具古典质朴的外表下蕴含的浓厚人文情愫和自然淳朴情怀。

四、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中的精神传承及价值地位

作为民俗文化的一个载体，鲁作家具蕴含着其独特的魅力，不仅反映了山东民俗文化的博大，还传承了中国儒家思想的精髓。鉴于鲁作家具的特殊艺术价值，古玩界及许多收藏家参与筹办了鲁作家具藏品展览等，民间也有一批爱好者研究鲁作家具。在专家、学者眼里，传统民间鲁作家具不仅仅是价值不菲的宝贝，是值得收藏艺术品，还是可以深入研究探讨的文化遗产。中国民俗家具中鲁作家具是几千年儒家思想和民间生活的一种文化结晶。这一文化结晶既传递了底蕴厚实的古老文明，还满足了现代人对古老情怀的寄托。中国民俗家具的定义和意义在有关文书中已明确，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传承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对民俗文化精神的体现有着巨大意义。因此，鲁作家具在中国文化研究中具有非常大的艺术价值。

根据我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中的定义，“非物质文化遗产指被各群体、团体、有时为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的各种实践、表演、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及其有关工具、实物、工艺品和文化场所”。鲁作家具作为中国几千年儒家思想文化的承载物，也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因此，鲁作家具可以作为中国物质文化遗产的同时，其制作技艺和代表的儒家思想精髓也是非常珍F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五、结论

鲁班后人造其形，齐风鲁韵定其性，鲁作家具作为中国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经典传承，深深影响着后世子孙。齐鲁之地，齐风鲁韵，儒家思想必将在鲁作家具薪火相传中生生不息。

关东民俗文化特点篇8

一

民俗是生活于某一特定地域的民族或人们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习俗惯制，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人类的活动方式。显然，民俗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

民俗文化产生的历史十分久远。人类要生存，离不开基本的物质生产活动，衣、食、住、行的物质民俗行为便与人类的活动相伴相生。人类要繁衍发展，离不开两性交媾与生育，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至关重要，由此产生了一系列的婚、育习俗。其他诸如信仰、礼仪、节日、游艺等精神民俗也都是在人的活动过程中逐渐出现和形成的。可以说，自从有了人的活动，便有了文化的创造，也就有了民俗活动形式。民俗文化是人类文化中最古老和最具有生命力的。

民俗文化一般分为物质民俗、社会民俗和精神民俗几大类别。物质民俗指人们日常的衣、食、住、行等生产生活方式及相关的习俗礼仪；社会民俗包含家族村社、婚丧嫁娶及人生礼仪等相关内容；精神民俗则以信仰、节日、民间文学和游艺为其代表。西藏民俗文化囊括和涵盖着人类民俗文化的一切领域和方面，同时，又自成体系，内容极为丰富，具有浓郁的民族与地域特色。

西藏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

考古学和地理学资料表明，青藏高原是人类的故乡之一。至迟在1万至5万年前，西藏高原便有古人类的活动足迹。发现于藏南定日县苏热、藏北申扎县珠各勒、多格则和各听、阿里日土县扎布等五处地点的达200余件旧石器便是明证。距今四五千年前，西藏各地已普遍进入了新石器时代。[1]阿里、那曲、拉萨、昌都、山南、林芝、墨脱等地几乎遍及全藏的大量新石器的发现，特别是昌都卡若遗址和拉萨曲贡遗址的发现和发掘，证明西藏高原的远古先民已创造了堪与中原新石器文化相媲美的西藏古文化。

如果说混沌之初人类之始以至旧石器时代民俗文化的具体情形我们还无从知晓，那么，西藏民俗文化的滥觞则有据可考于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昌都卡若原始村落遗址的发掘为我们提供了一幅西藏远古先民生活的图景。卡若遗址位于西藏东部昌都西南约12公里的卡若村附近，遗址面积约10000平方米，发掘出土了大量建筑遗迹及石器、骨器、陶器和各种动物骨骼、粮食等。发掘了房屋基址28座，有圆底房屋、半地穴式房屋和地面房屋三种类型。发掘出用作生产工具的各种石器近8000件，骨器约400件。出土的生活用具中有陶片20000多片，分罐、盆、碗三种器形。装饰品共出土50件，种类有笄、璜、环、项饰、贝饰、牌饰等。[2]卡若文化为我们展示了西藏远古先民衣、食、住、佩饰等物质和精神民俗的基本风貌。

继卡若遗址之后，拉萨曲贡遗址为我们揭示了西藏腹心地区距今三四千年前远古居民生活的情形。曲贡遗址分早期文化遗存和晚期文化遗存。在早期文化遗存中，出土了多种器形的石磨盘50件，磨石（磨棒）44件和石杵7件。这些磨盘磨石主要用于加工谷物。出土陶片50000余片，陶器种类有罐、盂、杯、碗、豆、盘、器座等，以罐为主。出土装饰品23件，质料为骨、陶、石三种，其中有骨牌饰1件，骨笄7件。出土的动物骨骼中有牦牛、绵羊和狗等，牦牛和绵羊在当时饲养已比较普遍。在晚期文化遗存中，发掘土坑石室墓29座，墓葬形制为竖穴土坑式，平面形状有长方形和方形两种，墓坑内一般用砾石块堆垒成壁，葬式主要是二次葬和屈肢葬。曲贡土坑石室墓的绝对年代当在公元前8世纪前后，最晚不会晚于公元初年。在M203墓坑内出土一件铁柄铜镜。曲贡遗址还出土了两件网缀，在几座灰坑中还发现了鱼骨。[3]这一切，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拉萨一带土著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资料。

西藏各民族丰富的神话传说，也形象地反映了西藏高原远古先民的生活史。藏族、门巴族和珞巴族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讲述远古先民树居野处，以采集和狩猎为生，后逐渐繁衍，形成人类各支系的情形。珞巴族的许多神话，还讲述了人类如何受鸟的启发发明了弓箭，受蜘蛛活动的启迪学会了织布等。

据敦煌文献和藏文史籍载，西藏古代曾经历过众小邦统治。其中“十二小邦”之一的雅隆悉补野部后来不断壮大。约公元前3世纪，聂赤赞普作为第一个赞普（王）出现于藏族历史上，当时还修建了称为雍布拉康的第一座宫堡。到第30代赞普达日年塞时，诸小邦的大部分领地已归于悉补野治下。经过松赞干布祖孙三代的励精图治，在公元7世纪初，统一了吐蕃全境，建立了强大的吐蕃奴隶制政权。其时，“南方之‘珞’与‘门’”亦被收为属民，当时珞瑜的珞巴人和门隅的门巴人已臣属于吐蕃政权。吐蕃时代，是藏族文化大发展的时代，也是西藏民俗文化走向兴旺繁盛的时期。从史料看，当时民俗文化的主要方面和形式已基本定型。如衣以毛褐，食以乳酪、牛羊肉和炒面，饮以酒浆和茶，住为“屋皆平头”的民居和“拂庐”（帐篷），信仰有自然崇拜、苯教和佛教，娱乐有歌舞、棋类、球类、抱石、赛马、摔跤等形式。此外，礼仪、婚丧等都有成文的规定和俗成的定制。在吐蕃时代就已成型的民俗生活的基本范式，一直绵延发展，影响至今。

吐蕃之后的一千多年间，随着西藏社会的发展变化和同各民族文化交流的扩大，西藏民俗文化得以不断发展和丰富，成为独具特色的西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西藏民俗文化自成体系，源远流长，具有鲜明的特征。这些特征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地域性特征

地域性特征是西藏民俗文化区别于其他民俗文化最显著的特征之一。

世界上每一个民族都生活于特定的地域范围内，其民俗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与地理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地理环境是人类生活的地理空间和赖以生存的自然基础，也是从事生产活动以及获取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源泉。地理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而各地的地理环境无论是地质、地貌、气候、水文、土壤和生物等因素以及它们有机构成的自然综合体，都有着明显的地域差异。因此，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必然带着各自鲜明的地域特征。即使是同一民族，由于居住于不同地域，其文化也会有一定的差异。西藏民俗文化正是如此。

西藏民俗文化产生于西藏高原这一地球上独一无二的地域范围内。西藏地处世界屋脊，其北部是昆仑山脉，西北部是喀喇昆仑山脉，中部是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脉，南部是喜马拉雅山脉，东部是横断山脉。这些高大的山脉构成了高原地貌的骨架。西藏的地势和地形结构可分为藏北高原（包括阿里高原），地处昆仑山、唐古拉山和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之间，即“羌塘”（意为北部高地）的广大地域。藏南谷地，位于冈底斯——念青唐古拉山和喜马拉雅山之间，包括雅鲁藏布江及其主要支流拉喀藏布、年楚河、拉萨河、尼洋河等流域。喜马拉雅山地，主要指喜马拉雅山脉南坡和东南坡。藏东高山峡谷区，即西藏最东部的怒江、澜沧江和金沙江峡谷地带，地处横断山区。[4]

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独特的西藏民俗文化。辽阔的藏北高原地势高寒，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境内有众多的湖泊和纵横的水系，是野生动物的乐园和天然的牧场。人们世代逐水草而居，创造了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高原游牧文化。牧民食以乳酪牛羊肉，穿、用以裘皮和毛织品，居以牛毛帐篷，行以马、牛代步和驮运。还有那高亢的牧歌、豪放的赛马、剽悍的性格，处处展现出游牧文化的风姿。藏南谷地海拔在2700-3700米之间，这里土层深厚，土壤肥沃，适宜农耕。人们从《猴子变人》的神话时代开始便从事农耕活动，延续至今，创造了西藏的农业文明。人们食以糌粑，聚族居于平顶的楼屋。雅鲁藏布江中游河谷平原，是西藏远古文明的重要发祥地，相传西藏最古老的居民首先出现于此。西藏的第一块农田、第一座房屋、第一个赞普，无不与雅隆河谷相联系。正是雅隆悉勃野部的崛起，经过长达数百年的攻伐兼并，到公元7世纪前期才由松赞干布统一了西藏高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吐蕃政权，使西藏的文化地域最终形成。至今，雅鲁藏布江中游地区仍是西藏最主要和最富庶的农业区。藏东三江流域属高山峡谷区，江河切割，沟壑纵横，气候呈立体分布。人们从事半农半牧的经济活动，依山势建房聚族而居。喜马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气候温和，多雨潮湿，森林密布，动植物资源丰富，决定了人们的经济活动方式长期以采集和狩猎为主，兼事刀耕火种的传统农耕。由于多林木，人们的生产生活用具、建房盖屋多以林木为主。潮湿的气候又使人们居住于杆栏式竹木楼内。正是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了人们生产生活方式的差异，并导致民俗文化地域性特征的形成。

西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特征是区别于西藏高原以外其他民俗文化的显著标志。同时，在西藏高原内部又有许多小的地理单元，不同地区的文化又带有一定的地域色彩，它们共同构成了西藏民俗文化多姿多彩的风貌。

2、民族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是由西藏各民族共同创造的。藏族、门巴族、珞巴族以及＠①人和夏尔巴人，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也都有自己的民俗文化。从语言到婚丧嫁聚，从信仰节日到衣食住行，在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西藏民俗文化表现出的民族性特征，又与其地域性特征有某种一致性。藏族主要居住于雪域高原，而门巴族、珞巴族、＠①人和夏尔巴人无一例外生活于喜巴拉雅山南坡和东南坡的广大地域。

藏族是西藏高原的主体民族，从分布地域和人口数量看都占绝对优势。藏族创造了辉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她的建筑、医学、天文历算、宗教典籍、文学艺术、歌舞戏剧等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是中华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宝贵财富。藏民族的民俗文化恢宏博大，在西藏民俗文化系统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门巴族和珞巴族也是西藏高原的远古居民，他们的族称源于其居住地“门隅”和“珞瑜”。在古藏文文献和碑铭石刻中，有对“门”和“珞”的记载。如公元823年立于拉萨的《唐蕃公盟碑》记载了“门”听命于吐蕃的内容：“此威德无比雍仲之王威严煊赫，是故，南若门巴、天竺，西若大食，北若突厥、拔悉蜜等，虽均可争胜于疆场，然对圣神赞普之强盛威势及公正法令，莫不畏服俯首，彼此欢忭而听命差遣也。”[5](P43)这是藏文文献中对“门”的最早记载。藏族著名学者恰白·次旦平措先生指出：“‘门’这个词，在藏文中指地势低凹，山谷狭窄，被浓密的原始森林覆盖之地”，并考证：“中印边界东段的传统界线与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之间包括门隅、珞瑜、下察隅等在内的广大地区，……在西藏的历史上，以上地区的总名称就叫‘门隅’。居住和生息在那里的人们，被称作‘门巴’（包括珞巴人）。”[6](P1)敦煌吐蕃文献中有对“珞”的记载。《敦煌本吐蕃历史文书·大事记年》第三条有如下记述：

“及至鼠年（高宗永徽二年，壬子，公元652年）赞普驻于辗噶尔。大论东赞抚服‘珞’、‘赞尔夏’。是为一年。”[7](P101、207)这是关于“珞”的最早记载。

后期的藏史典籍也多次记载了“门”和“珞”的情况。如成书于1363年的《红史》在讲述松赞干布的事迹时记载道：“将南面的‘珞’、‘门’，西面香雄，北面的突厥，东面草地居民和森林居民收归治下”。[8](P32)藏族学者巴卧·祖拉陈瓦于1564年所著的《贤者喜宴》一书，除有与《红史》相同的记载外，还具体描述了“门”人和“珞”人的生活情形：“……食不种自收之谷，以树叶为衣，好似动物住在森林里，如同‘珞’和‘门’人遍布藏区。”[9](P155)这些史料说明，门巴和珞巴是自古就生息、繁衍于西藏高原的土著居民。

门巴族生活的门隅地区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南坡，北依藏区，东连珞瑜，南抵印度，西邻不丹，面积约10000平方公里。这里自北部海拔4000多米逐渐向南降至海拔1000米左右，形成了一个由北向南倾斜的低地。门隅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门巴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具有民族和地域特色的民俗文化。

珞瑜位于门隅以东、雅鲁藏布江大拐弯以南，珞巴族世世代代居住于此。在珞巴族生活的上珞瑜墨脱地区，多次采集到石斧、石锛、石凿和石纺轮等磨制石器，说明远在三四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珞巴人就是喜马拉雅山林的主人。珞瑜地区山高林密，峡谷纵横，交通险阻，与外界联系极为困难。珞巴族在封闭的地理环境中发展十分缓慢，直至20世纪50年代，许多部落仍以采集和狩猎为主，辅之以刀耕火种的农耕。生产工具极为落后，以木质工具为主，铁器很少。其社会发展处于父系氏族社会阶段。原始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关系结构，是珞巴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生成的土壤，决定了珞巴族民俗文化古朴、拙野的风貌。珞巴族民俗文化在西藏民俗文化中独树一帜，特色鲜明，许多民俗现象还带有初级阶段的某些特征。

＠①人和夏尔巴人也是世居西藏高原的古老居民。＠①人分布在西藏高原东南部察隅一带的额曲、察隅曲、格多曲和杜莱曲流域，其境东接缅甸，南抵印度，西邻珞瑜，北依藏区。境内地势北高南低，山高谷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物产丰富，其地素有“西藏江南”的美誉。＠①人同珞巴族关系密切，其地域环境和社会发展程度与珞巴族很相似，民俗文化也有许多相通之处。夏尔巴人居住于喜马拉雅山南坡的樟木口岸和定结县陈塘一带，目前多数人生活于中尼边境和尼泊尔东北部。夏尔巴人古代曾居住在西藏东部，后迁徙至现境生活至今。夏尔巴人的文化同藏族文化关系密切，民俗文化受藏族文化影响很深。同时，夏尔巴人的民俗文化又带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西藏各民族创造的民俗文化，共同构成了多元整一斑斓多姿的西藏民俗文化。

3、互融性特征

西藏民俗文化的互融性特征，首先表现在对外来文化的兼收并蓄、改造融合方面。

西藏这片广大的地域，并非如人们所想象的那样是一片与世隔绝的孤岛。从地理位置看，西藏地处亚洲腹地，是东亚、南亚和中亚的连接带和枢纽。从文化地域看，又处于东方文化、南亚文化和中西亚文化相接触、撞击的交汇点上。自古以来，西藏就同周边地区有着交往和联系。昌都卡若遗址发掘的遗存文化表明，远在新石器时代，西藏文明便与黄河流域文明有着紧密的联系。拉萨曲贡遗址出土的铁柄铜镜，据研究可能来自中亚或南亚，证明至迟在公元前8世纪，西藏就同中亚和南亚有着文化交往，[3](P216)在吐蕃时期和吐蕃以后，西藏同周边民族地区尤其是同中原地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交往进一步扩大。印度、尼泊尔佛教文化，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建筑、工艺、医学、历算等传入西藏，对西藏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然而，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对外来文化兼收并蓄的吸收过程，也是一个不断改造融合的过程，在吸收的新文化中不断注入本民族的文化精魂，对外来文化经过选择和取舍而融入本土文化结构中。因此，西藏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始终未失去自己的个性而成为独树一帜的高原文化。

其次，表现在区内各民族文化的交流互融上。西藏各民族虽有各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但他们共同生活于西藏高原这一地域范围，彼此间交往的历史相当久远，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联系十分紧密。藏、门、珞都有“猴子变人”的神话，门巴族有《三兄弟河》的传说，珞巴族有《阿巴达尼和阿巴达珞》的神话，＠①人有《阿加尼》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的一个共同之处就是认为西藏境内的藏、门、珞、＠①人祖先是同胞兄弟，反映了西藏各民族紧密的文化联系和对同一血缘祖先的认同心理。在西藏各民族的文化交流中，藏族文化始终处于强势地位，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化产生的影响较大，门巴族和夏尔巴人的文化便较多地受到了藏族文化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带有藏族文化的色彩。然而，民族文化交流从来都是一个双向交互作用的过程，彼此的文化相互产生影响、互融和渗透。就门、藏文化交流而言，门巴族文化也曾对藏族文化产生过深远影响。如第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的诗歌《仓央嘉措情歌》便是门、藏人民共同喜爱的艺苑奇葩，是门、藏文化交流的结晶。

再次，表现于宗教文化与世俗文化的互融。

宗教，在传统西藏社会占据着重要地位，对西藏民俗文化也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繁多的宗教节日与仪式，日常信仰礼俗中的念经、祈祷、转经等活动，婚丧嫁娶中的种种繁缛礼俗，无不带有宗教影响的深深印迹。

然而，西藏民俗文化既有宗教性的一面，也有世俗性的一面，表现出宗教与世俗互融统一的特征。就物质民俗而言，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为获取生产和生活资料所从事的活动是最现实最功利的活动，祈求神灵保佑只是手段，使庄稼丰产、吃饱穿暖、出行平安才是目的。在社会和人生礼仪习俗领域，婚、育、丧等活动中有较多的与宗教相关的仪式，但其目的仍是关注生者的幸福与平安，或让死者早日转生找到理想的归宿。节日活动中人们虔诚地瞻佛拜神，观看宗教戏剧表演，有着神圣庄严的一面。同时，人们举行和参加节庆活动主要是追求欢乐和愉悦，节日活动中的歌舞、摔跤、射箭等游艺竞技活动更是以追求娱乐为目的。西藏民俗文化有着宗教性与世俗性的互融统一，神圣性与娱乐性的互融统一的特点。

4、时代性特征

民俗文化还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民俗文化是历史的创造物。任何民俗文化现象都积淀和融铸着该民族千百年来创造的文化状况。民俗文化既有历史的传承性，又因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变化，呈现出特定时代的文化风貌。在西藏民俗文化发展史上，卡若文化、吐蕃文化和封建农奴制文化都带着鲜明的时代印迹。

在当代，西藏民俗文化的时代性特征更为明显。随着西藏社会的巨大变革和经济的发展，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和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思想文化观念都发生了许多变化。这些变化，表现于民俗文化的方方面面。无论是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还是节日游艺，无不表现出鲜明的时代变迁与历史进步。

三

风情习俗是民族的标识和徽记。一个民族的习俗文化，又是最能体现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民族精神和民族审美情趣的文化现象。西藏民俗文化，表现了西藏各族人民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和诚信无私的道德原则，折射和展示出西藏各族人民的精神风貌。

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是西藏民族精神中最重要的特质。西藏高原，自然环境极为严酷。或冰天雪地、高寒缺氧，或峡谷纵横、山高路险。在这样一个近乎生命禁区的严酷自然环境中，西藏各族人民以顽强的毅力，百折不挠的精神，生生不息、奋斗不止，创造了令世人为之惊叹的灿烂文化。在洪荒远古时代，食物极为匮乏，先民们或采集或狩猎，后又驯养牦牛绵羊，以肉为食以皮为衣。狩猎、耕种缺乏工具，先民们以石以骨以木为器，一步步创造着人类的古老文明。地震、冰雹、洪水、瘟疫等天灾，攻伐、争斗、杀戮等人祸，虽然给高原人带来过种种磨难，但人们仍一以贯之，不屈不挠地顽强生存了下来。经过长达数千年的不懈奋斗，雪域高原上出现了巍然耸峙的雍布拉康、布达拉宫和金碧辉煌的佛堂庙宇。还有汗牛充栋的典籍，独具特色的藏医，瑰丽多姿的艺术，异彩纷呈的民俗文化。正是高原人那坚忍不拔、生生不息的奋进精神，才有了如此辉煌的西藏文化的伟大创造。这种坚忍不拔的奋进精神，今天仍是建设新西藏，开创新生活的动力源泉。

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来自于生存环境的压力和严酷自然环境的磨砺。在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时代，人在大自然面前显得渺小而无助，惟有力量、勇敢、坚毅与自强不息，才能维系生命的延续和保证民族的发展。因而，崇尚雄健、力量和勇敢成为人们普遍的审美倾向。正是由于大自然的严酷和生存环境的艰难，以及与这一特殊环境相伴相生的生产生活方式，才造就了西藏民族刚毅、强悍的民族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