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庭调查小结范文

法庭调查小结篇1

一、小学生德育环境调查结果分析

1.家长的教育观念及学生与家长的关系

（1）学习成绩是学生家长最关注的方面，家长普遍对孩子的思想道德发展关心不够。调查结果显示，43.8%的家长最关心孩子的学习成绩，32.4%的家长最关心孩子的人品，19.4%的家长最关心孩子生活得是否愉快，4.4%的家长最关心孩子的衣食住行。这一结果说明父母对孩子学习成绩的关注程度超过了对其人品的关注，家长最关心的问题依然是孩子的学习成绩。

（2）孩子和家长的交流不够密切。调查结果显示，当前小学生和父母的交流并不密切，只有26%的孩子和家长无话不谈，57%的孩子有时说一说心里话，10.2%的孩子很少和父母说心里话，有6.8%的孩子从来不和父母说心里话。

2.教师的教育观念及学生与教师的关系

（1）班主任最关心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而不是思想品德。调查结果显示，班主任最关心的是学生的学习成绩（占37%），其次为思想品德（占36.9%）、身体健康（占13.2%）、心理健康（占12.9%）。班主任作为学校德育工作的重要执行者，其重智轻德的教育观念的长期存在势必对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带来不利的影响，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

（2）多数教师能做到在学科教学中进行德育渗透。调查结果显示，77.6%的学科教师上课时会讲一些做人的道理，能做到教书育人，有20.2%的学科教师上课时会偶尔讲一些做人的道理，有2.2%的学科教师上课从来不讲做人的道理。说明多数小学教师能做到教书育人，注重学科德育的渗透。

（3）教师师德表率作用有待加强。调查结果显示，有23.8%的教师有时或者经常出现言行不一的情况，63.3%的教师从来没有过，12.9%的说不清。这表明多数教师比较注重自身的师德表率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仍有二成多的教师身上仍存在言行不一的情况，这种情况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调查结果还显示，有1.9%的学生经常遭受教师的体罚或变相体罚，35.6%的学生有时遭受过，62.5%的学生从来没有遭受过。这说明体罚和变相体罚的发生率还是比较高的，学校的教育方法和手段仍然与素质教育的原则和要求存在差距，教师的观念和具体做法与学生全面发展的需求间还有矛盾之处。

（4）师生交流还不够密切。调查结果显示，当学生遇到学习生活方面的问题时，教师经常和有时找其谈心的比例为82.5%，从来没有的比例为17.5%。虽然多数教师能主动找学生谈心，但是仍有近二成的班主任从来没有主动找学生谈过心，说明师生交流的情况还不够密切。

3.同学之间的关系

（1）生活趣事、课业学习是同学们共同关注的主题。调查结果显示，同学间聊天的最主要话题依次为生活趣事（占33.4%）、课业学习（占27.2%）、游戏（占12.6%）、课外读物（占9.5%）、社会热点（占5.6%）、动漫（占5.3%）、明星（占3.4%）和体育赛事（占2.9%）。除了生活趣事以外，课业学习成了小学生最主要的聊天话题。

（2）对评选三好生的看法。调查结果显示，参加调查的小学生有36.3%的人赞同取消现行的评选三好生制度，67.3%的学生不赞同。之所以有近四成的学生对现行的评选三好生制度有看法，可能与制度本身或者制度执行中存在的问题有关。进一步调查表明，有87.2%的小学生认为“学校评选三好生公平”，9.1%的小学生认为不公平，有3.8%的学生不关心此事。对于评选三好生的目的，有23.6%的小学生认为“被评为三好生可以得到很多额外的好处”，还有17.6%的同学表示“说不清楚”，有58.9%的学生明确否定此种说法，选择“不是这样”。上述数据说明在评选三好生的问题上，部分小学生头脑里还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反映出当前三好生评选中存在的一些诸如不公平、目的不纯正等问题，这些问题的长期存在势必会影响同学间和谐关系的形成。

（3）好朋友的数量和择友的标准。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的交往情况总体比较乐观，多数的小学生交往广泛，有多个知心朋友。但个别学生没有朋友也需要引起教师和家长的注意。小学生认为自己“好朋友的数量很少”的比例为32.8%，认为不是这样的占67.2%。选择朋友、同伴交往既是小学生成长的需要，也是他们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途径和真实反映。研究进一步调查了小学生选择朋友的标准，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交友最看重的是“人品好”，占被调查学生总数的78.8%，后面依次是：“谈得来”占10.7%，“学习好”占7.2%，“其他”占2.7%，“家庭条件好”占0.7%。这说明绝大多数小学生择友重德，注重对方的内在品性和情趣。

（4）小学生遭受各种欺负、敲诈的情况。调查结果显示，小学生认为同学间的欺负、敲诈情况还是比较少的。在问及“学校同学间的欺负、敲诈现象是否普遍”时，选择“很少”和“没有”的共占被调查小学生的90%左右，选择很普遍的占3.5%、比较普遍的占7.6%。

二、改善小学生德育环境的建议

1.当前迫切需要对家庭教育进行有效指导

在孩子成长过程中，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教育是每个人接受时间最早、内容最广泛、影响最大的教育，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家庭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父母是其第一任教师，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水平直接关系到家庭教育的成败。但是调查结果显示，当前父母的教育观念并不科学，存在很多问题，重智轻德的观念普遍存在。鉴于此，全社会必须把家庭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以对国家和民族负责、对历史负责的态度，高度重视家庭教育工作。

（1）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通过多种途径、形式普及家庭教育知识，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相关部门要积极举办家庭教育学习班与讲座，教育科研部门开展家庭教育咨询活动，编辑各种家庭教育参考资料，电台、电视台进行家庭教育知识的普及与宣传等，使全社会都来关注家庭教育，形成重视家庭教育的良好氛围。

（2）着重办好各种类型的家长学校。家长学校建设是全面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的重要环节，家长通过家长学校获取家庭教育方面的新观念、科学教子方法，避免教育误区，少走弯路。家长学校也是发挥学校、家庭、社会教育合力的有效载体。当前，一方面家长的教育观念不科学、教育方法不得当的状况普遍存在，另一方面家长学校无“学生”，这说明家长学校的办学体制等方面存在问题，同时家长学校数量严重不足，现有的一些家长学校办学流于形式，其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今后应该加大对家长学校的建设力度。首先，巩固、完善现有的家长学校，对其实施一定的指导，确保定期开展活动。建立科学、规范的运行、考核评估、表彰奖励机制，提高家庭教育指导的实效。其次，努力拓宽家长学校的创建领域。如在社区建立家长学校，充分发挥辖区内的专家、学者、离退休老同志的作用，充分体现社区教育在时间、地域上的灵活性特点。还可以借助电视、报刊等媒体开辟“家长学校”栏目，也可以利用网络建立 “家长学校”网，以此为阵地为家长获取信息、交流教子经验提供一个平台。

（3）各有关部门各负其责，齐抓共管，尽快完善立法。政府要加强对家庭教育工作的领导，建立完善的家庭教育工作体制和管理机制。逐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各有关部门合作的家庭教育工作协调领导机构，明确职责分工，建立考核评估制度，进一步完善家庭教育工作体制、管理机制和经费保障机制，促进家庭教育持续发展，全面提高家庭教育水平。同时，建议尽快制订家庭教育法，促进家庭教育法制化。

2.加强对教师德育能力的培养

本次调查发现，多数教师教书育人的意识比较强，但是方式方法尚存在不当之处，体罚学生的现象时有存在，教师和学生的交流也不够密切，不能满足学生身心发展的需要。这些情况说明，当前加强教师德育能力的培养是十分必要的。教师的德育能力，是指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对学生思想道德方面的问题进行感知、监控、处理和反思的能力。教师德育能力的内涵十分丰富，包括观察与了解学生的能力、沟通与协调能力、转化后进生能力、班级管理能力、评价能力、心理诊断与辅导能力、指导家庭教育能力等多方面的能力。教师的德育能力对学生的道德品质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提高教师的德育能力，不仅仅是班主任、专职德育教师的事，更是每一位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1）树立正确的德育观念是提高教师德育能力的前提。2010年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人，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这是我国长期以来的战略主题，强调“把德育渗透于教育教学的各个环节，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各个方面”。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工作中都应树立德育为先的观念，并在实践中努力践行。

（2）教师要善于总结和学习，努力使自身的教育方式、方法适合学生的身心特点。小学阶段是小学生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也是其道德品质与世界观逐步形成的时期。他们需要友谊，需要集体的温暖；他们需要关心，需要尊重；他们需要积极的评价。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应该充分考虑他们的需要。首先，全面贯彻“以人为本”的理念，对学生要有平等和包容意识，多与学生交流，与学生平等对话。其次，教师要掌握科学的德育方法，避免体罚，因材施教。师生矛盾冲突常常是由于教师的教育方法不当所致。因此，教师应善于观察和分析学生的性格、爱好和习惯，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不同性质的问题采取不同的方法。只有这样，教师才能被学生认可，教育才会发挥真正的效力。最后，善于挖掘和利用各种德育资源，寻找切实有效的德育途径。在充分挖掘课堂教学中可以利用的资源进行道德思想渗透外，还要把学生的思想品德教育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力求在讨论、体验和模拟中提高学生的道德认知，感悟道德情感，进而构建自己的道德价值体系。

（3）加强教师德育能力的培训与考核。各级政府和教育主管部门，要把教师德育能力的提高作为一项长期而有意义的工作来抓，通过各种层次、各种形式的培训和学习，让广大教师明确职业道德规范，明确教书育人的要求，掌握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提高教育实效。同时还要加强对教师德育能力的考核与评价，建立健全有效的德育激励机制，促使教师不仅积极提高业务知识、教育水平，而且增强从事德育工作的能力。另外，对德育工作做出显著成绩的教师给予表彰奖励，加大德育成绩在评优、晋级等方面的比重。

3.关注小学生的同学关系对其品德的影响

法庭调查小结篇2

【关键词】  高危儿;家庭因素;应对措施

高危儿是指已发生或有可能发生危重情况的新生儿[1]，已发生急危重症的新生儿，由于各系统器官发育不成熟，功能不完善，免疫功能差，病情变化迅速，预后较差，病死率高且因治疗费用高昂，患儿亲人往往承受着极大的精神痛苦及经济压力。本文运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我院新生儿科2006年3月～2007年3月120例农村高危儿父母作为调查对象，针对导致农村高危儿发生的家庭因素，找出应对措施。现报告如下。

1 资料与方法

1.1 一般资料：利用单纯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我院新生儿科2006年3月～2007年3月120例已确诊高危儿的父母做为调查对象，患儿诊断均符合《诸福堂实用儿科学》诊断标准[2]。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进行面对面问卷调查。选择标准：患儿均为已确诊的高危儿;患儿在年龄、体重、病情等方面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具有可比性;患儿父母均在18岁以上，自愿接受调查，无语言表述、文字书写及其他交流障碍者，且无智力或精神问题。

1.2 方法

1.2.1 资料收集：本次调查由研究者本人完成。首先向调查对象解释本次调查的意义，并告之其有自愿接受调查并填写问卷调查的权利。

1.2.2 问卷设计：采用自行设计的访问式问卷形式。问卷调查项目包括高危儿家庭人口数、家庭性质、经济情况、家庭关系、父母年龄、文化程度、吸烟嗜好等。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120份，回收120份，问卷有效率100%。

1.3 统计学处理：采用excel建立数据库并录入数据，采用sas 8.1软件，用单因素非条件回归和多因素逐步回归方法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1 患儿家庭情况：所有被调查患儿父母的平均年龄29.1岁;调查发现其中100例患儿来自联合家庭，占83.33%，20例来自核心家庭，占16.67%;家庭经济情况好或较好占32.91%，一般占50.23%，较差占16.86%;受教育程度情况，夫妇双方为小学文化或以下者70对，占50.00%，初中文化40对，占33.33%，高中文化10对，占8.33%;家庭成员中有吸烟史者115例，占95.83%。

2.2 单因素分析结果：患儿家庭经济状况不佳、联合家庭、父母年龄较大、文化程度较低、家庭成员吸烟是导致高危儿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1。

2.3 多因素分析结果：父母的年龄偏大及家庭经济状况不佳是高危儿发生的危险因素(p<0.05)，见表2。表1 单因素分析结果表2 多因素分析结果

3 讨论

3.1 家庭因素分析：本次调查结果显示，患儿父母的年龄、文化程度、家庭经济状况、联合家庭、家庭成员有吸烟嗜好等因素与高危儿的发生密切相关。

3.1.1 农村地区男女青年结婚及初次生育年龄均较小，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他们普遍缺乏科学受孕、孕期保健及育儿知识，且无生活经验积累，同住的长辈思想陈旧保守，也不能给予科学合理的孕期预防保健指导。对潜在发生高危儿的健康问题不能及时发现和治疗。随着年龄的增长，妊娠次数的增多，身体健康状况逐渐下降，孕妇发生异常妊娠及异常分娩的风险也在逐渐增大，以致发生严重后果。

3.1.2 家庭经济状况不好是导致高危儿发生的相关因素：家庭经济状况越好，发生高危儿的几率越小。这是因为经济状况好的家庭能够为孕妇提供更多、更好的物质保证和孕期就医保健指导;反之，经济条件差的家庭，则不能为其提供良好的物质条件，不能及时定期的做产前检查，几乎没有机会接受生育知识、孕期健康教育。孕期自身的保健意识也较差，同住长辈也不能督促他们按时做孕前检查，对一些潜在的高危情况不能做到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和及时处理。

3.1.3 高危儿大多来自联合家庭：常常是几代人居住在一起，家庭成员关系复杂，经济条件拮据，劳动强度较大，共同生活中矛盾与纠纷较多。不能为孕妇提供较好的生活环境，心理支持及孕期健康指导。在这样的家庭中，孕妇往往承受着较大的生理、心理、经济等多方面压力。导致妇女孕期体质下降和精神焦虑及抑郁，增加了高危儿发生的危险。

3.1.4 患儿家庭成员中有吸烟史者比例偏高：吸烟的危害人所共知，科学实验早已表明，妇女在怀孕期间被动吸入烟草燃烧所产生的有害物质尼古丁对血管有收缩作用，对中枢神经的作用开始兴奋，进而抑制，使胎儿血液灌注量下降。容易引起孕妇妊高征，是发生高危儿的重要因素[3]。

3.2 应对措施分析

3.2.1 加强农村地区育龄夫妇生殖保健知识宣传：使人们增加科学健康的生育知识和自我保健意识，改变不良生活方式和习惯，关心孕期妇女的心理需求和物质需要。人们的健康教育程度越高，越会倾向于寻求医疗保健指导;反之，则会减少享受医疗卫生保健服务的机会。因此，农村基层社区保健机构应加强育龄人口健康教育宣传力度，强化孕前指导，使人们建立起对疾病的预防保健意识，及时发现高危儿发生的危险因素，从而避免高危儿情况的发生。

3.2.2 提高农村地区人们的精神文明程度,建立起和谐、和睦、融洽的家庭关系：一般而言,同住长辈生活经验多,生活阅历丰富,应主动关心晚辈,及时发现孕期存在的各种危险因素,督促小夫妻按时去做产前检查。主动分担日常家务,减轻晚辈在怀孕期间的劳动量及劳动强度。农村基层社区也应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娱乐活动,丰富孕期妇女的精神文化生活,为她们创造温馨的家庭氛围和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使她们在怀孕期间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和精神面貌,从而减少高危儿发生的风险。

3.2.3 各级政府及社会应加强对农村贫困孕龄家庭的扶助力度：加大资金投入，满足他们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求，为孕妇提供安全生产的必要物质条件，确保母婴安全及健康。并加大婚育健康宣教力度，严格实行计划生育，破除迷信思想，防止大龄及多胎生育，帮助人们建立起“少生、优生”意识，减少高危儿出生的几率。

【参考文献】

  　[1] 王慕逖.儿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0：107.

[2] 诸福堂.实用儿科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6:436.

法庭调查小结篇3

关键词：居民出行；交通规划；交通调查

中图分类号：F126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008-4428（2012）01-127-03

引言

城市居民出行，是指居民为完成某一目的，使用某一种交通方式，耗用一定的时间从出发地点经某一路径到达目的地的位移过程。居民出行调查，是指对居民一天内出行的详细情况（目的、时间、距离、路线、交通方式、起讫点等）进行调查，是掌握城市居民出行特征和了解城市交通主题出行规律的重要调查活动[1]。出行调查将人的出行活动视作交通形成的细胞，通过分析和寻找相关的变化规律，据此研究交通的产生和分布，并结合土地利用资料建立各类交通需求预测模型，为远期交通规划和城市建设提供依据。

一、调查范围、交通调查区划分及抽样

（一）调查范围

合理选择调查范围，可以使调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调查范围分为一般通调查区和详细行程调查区。一般通调查区的范围不能依据地区的行踪界线为限，而应包含对行程产生、吸引有共性的整个区域。同样，详细行程调查也不能简单地把一个城市市区的边界线作为详细行程调查区的境界线。2011年11月份在广州市番禺区举行的居民出行调查的范围包括番禺区的19个街镇，总面积约790Km2。

（二）交通调查区划分

为了便于调查资料统计阶段的综合分析，必须把调查范围内用地的性质、交通性质、人口规模相似的区域分成若干个基本统计分析单位——即交通小区。其划分原则有以下四点：

1、交通小区的划分应尽量与城市行政区划、城市形态发展、路网布局一致，避免小区内有自然或人为的障碍线（如山脉、河流、铁路等）。

2、划定小区内的土地利用特征应尽量简单。如面积较大的工业用地、娱乐场所、文教区、公园等可以单独划分。

3、为了使所有的交通行程都能集中在该区的行心上，并能将交通量很方便地分配到所有路网上，划定小区应尽可能规则，避免狭长形状。

4、交通小区划分应避免太粗或太细。划分太粗精确度差，容易产生不切实际的出行端和出行线路；划分太细则统计分析工作量和难道加大。按照国内外交通调查经验，比较合理划分方法是：一般城市中心交通小区的面积为1~3km2，人口为2~4万；城市边缘区交通小区的面积5~15km2，人口为3~5万[2]。

（三）抽样

在番禺区交通调查区范围内，选取居民出行调查样本空间。样本空间覆盖19个行政区域，根据户数来选择样本数，扩样基数为总户数，其中番禺区的沙湾水道以北的抽样率为3%，以南抽样率为0.5%。各调查区居民出行调查的抽样户数如图 1所示。调查由番禺区各街镇居委会完成。

二、调查表设计

本调查表主要分为家庭特征、个人特征和一日出行记录三个部分。其中，家庭的基本特征仅需户主填写，主要包括家庭地址编码，家庭人口，6周岁以上人口，暂住人口，暂住人口来源地，家庭人均收入以及家庭交通工具拥有情况。个人特征则需家庭中满6周岁的所有成员填写，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户籍所在地以及交通卡拥有情况。最后一部分是个人一日出行记录，主要包括出发地址，出发地址编码，出发地用地性质编码，出发时间，出行目的，主要出行方式，到达地址，到达地址编码，到达时间，车载人数以及停车方式等。表格中对用地性质编码，出行目的，出行方式，车载人数和停车方式进行了分类，并对相应的填写方法和基本要求进行了说明。

三、调查实施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对策

（一）调查员选择不理想

目前，我国居民出行调查通常选择居委会工作人员或者在校大学生作为调查员。一般来讲，合格的调查员应具备以下几点基本条件：①责任心——无论做何种类型的调查，强烈的责任心都是出色完成任务的最基本的保障；②沟通技巧——居民出行调查对于被调查家庭来讲，是一项没有直接受益和回报的社会公益活动，参与的积极性较低，并且被调查家庭可能对调查员具有较高的警惕性，这就要求调查员善于与人沟通，特别是与陌生人沟通，从而获得被调查家庭的理解和配合；③业务能力——调查员经过专业的培训后，要能较好地理解和掌握调查内容、调查方法及调查注意事项，并对所调查的区域的居住分布、用地性质等比较了解。

广州市番禺区2011年居民出行调查主要由各街道的居委会来完成，与在校大学生相比，其优缺点如下：

从上表可以看出，居委会和在校大学生的优缺点基本上是互补的，所以建议最好调查组合是由居委会工作人员和大学生进行配合，从而保证调查的顺利进行和调查质量。

（二）调查样本和个体选取有偏差

基本的抽样方法有简单随机抽样、分层抽样、等距抽样、整群抽样等几种。根据数理统计的误差分析，可知采用分层比例抽样，抽样误差为最小。居民出行调查是一项综合性社会调查，其误差取决于抽样方法和抽样率的大小[3]。一个城市的出行抽样调查，可以按市中心区、建成区、近郊区和远郊区几个层次作为分层依据，各层可以采用不同的抽样率，其中中心城区的抽样率通常大于城市边缘区的抽样率。确定抽样率后，再以划定的交通小区为单元，以户为单位进行等距抽样。为保证抽样的合理性，应按照抽样率和小区人口将表格分发给调查员时，同时要强调抽样调查的均匀性，避免出现少数调查员将被调查家庭集中在某一栋居民楼或某一居民小区的现象[4]。

在实际的实施过程中，则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以广州市番禺区2011年居民出行调查为例，居委会选取的调查家庭可能集中在其熟悉的区域，家庭结构构成相对单一，不具有代表性。

（三）宣传工作不到位

法庭调查小结篇4

关键词：气候变化；可持续生计；脆弱性指标

中图分类号：F06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90（2013）03-0010-07

一、引言

气候变化对干旱区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居民生计影响的争论使得研究气候变化与居民生计关系和影响因素成为学术界关注的问题。气候变化是一个复杂系统，影响气候变化的因素众多，特别是在干旱区，气候变化不仅影响人类生存的物质基础、生态环境变化，更是导致干旱区居民生计脆弱性的重要原因之一。气候变化导致干旱地区农业过度生产、土地资源退化、生物多样性降低以及畜禽传染病的大面积流行，而过度依赖传统农业耕作方式、粗放型牧业生产、缺乏相关的灌溉设施则使这些区域居民生计更为贫困（Fields，2005）。Easterling et.al（2007）和Canfalonieri et al.（2007）等通过分析非洲干旱地区居民生计模式发现，气候变化对生计影响的特殊之处在于气候变化通过改变自然生境，改变着某个地区环境禀赋、外部社会经济环境，进而改变地区发展偏向，最终表现为对居民生计模式的影响。IPCC第四次工作报告（2007）汇集了多位学者在21世纪初所做的大部分研究成果，对典型干旱区生计脆弱性成因、可能性影响、气候变化控制机制以及解决气候贫民的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路径和环境保护等全过程进行了分析探讨。

国际上对全球气候风险格局的初步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是气候风险的高风险区域（Dilley et al.，2005）[1]。而涉及到我国生态安全、资源保护、农牧业健康发展、居民收入持续增长以及边疆地区和谐稳定的干旱地区是我国最易受气候变化影响的生态脆弱地区之一（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等，2000[2]），也是我国贫困人口最为集中的区域之一，二者在空间上有着明显的重叠特性（谭灵芝等，2012[3]）。控制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影响已经成为这些地区能否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居民脱贫的关键因素。因此，无论从深入推进干旱区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居民可持续生计能力，还是平衡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矛盾的角度出发，深入研究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脆弱性影响及其适应性对策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本文研究基于新疆和宁夏两省1 200户农户家庭调查，分析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社会人口变化、生计策略、医疗健康、水资源、自然灾害及气候变异等方面的影响，并借助IPCC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定义进行相应指标归并，深入理解干旱区居民气候变化与生计脆弱性之间的影响规律，进一步揭示推进干旱区居民应对气候变化的适应性政策需求。本文后续部分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介绍数据来源与方法；第三部分是实证结果及分析，最后是结论与讨论。

二、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不同于以往生计分析是以划分五类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金融资本、物化资本、社会资本）为分析框架和指标体系，而是通过对干旱区农户家庭的调查，进行生计因子筛选与指标分类，把所有相关生计因子指标按照IPCC的气候变化三个脆弱性因子：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进行生计脆弱性指标（Livelihood Vulnerability Index，LVI）因子归并（表1，4），评估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居民生计的不同影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相应的适应性对策。以家庭为单位进行数据收集，有助于避免二手数据带来的指标选择和分析误差，且从微观尺度进行全球气候变化与居民生计的影响探寻，可以此分析和验证全球气候变化的微观现象；另一个优势是可降低对气候变化模型的依赖性[4]。事实上，气候变化对生计脆弱性影响评估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评估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进行生计模式的选择和实施等，并提出相应的适应性政策措施。但全球气候变化成因不同，还存在区域跨度大、气候背景复杂的情况。事实上，即使在一国内，也因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气候变化在不同地区显示出不同的影响结果。因此，基于气候变化脆弱性基础上的生计分析及适应性政策，必须结合现有生计模式、不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现实等进行判断。

本文数据来源参考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样本调查数据控制方法，置信区间在95%之间。运用容量比例概率抽样方法，在每个调查地区选择20个行政村，每个村选取同样比率的家庭数。每个地区共选择600户家庭进行调查。对从调查地点得到的信息经参照相关材料进行分析，研究者得到自己的认识，把这些认识返回到当地居民，请他们评述，并结合统计数据、过去研究的文献、相关政策文件的汇总与分析等最后确定LVI的主要指标和次级指标（表1）。

调查问卷共发放1 200份，收回1 100份。我们的样本不能代表调查地区的总体，但基本包含了生计水平在不同层次的家庭。因此，对这些样本的分析结果至少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二） LVI指标的测算：综合指数法

LVI共包括七个主要指标：社会人口状况，生计策略，社会网络，健康，食品，水，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异。每一个指标又由相应的次级指标构成（见表1，2）。

指标体系设计之后，进而要判断不同指标的权重。Hallie Eakin和Luis A. Bojórquez-Tapia（2008）认为，权重是对不同影响因子内在意义的判断，提出加权法作为一种更客观和符合复杂逻辑的方法，可使一些难以判断和模糊的内容清晰化[5]。因此LVI的测算可采取加权平均法，认为每一个次级指标对主要指标的贡献率都是一样的，即使每一个主要指标可能由不同数量的次级指标构成（Sullivanet al.，2002；UNDP，2007）。

为避免计算结果受变量量纲和数量级不同的影响，保证其客观性和科学性，在进行计算之前，必须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标准化公式为：

indexsdij=Sd-Sjmin/Sjmax-Sjmin（1）

式中，indexsdiji样本j指标的标准化值，Sd是d区域次级指标值，Sjmax为j指标的最大值，Sjmin为j指标的最小值。

标准化后，再利用公式（2）计算每一个主要指标值。

Md=∑ni=1indexsdi/n（2）

其中，Md是表示d地区的七个主要指标值（社会人口状况，Socio-Demographic Profile，SDP；生计策略，Livelihood Strategies，LS；社会网络，Social Networks，SN；健康，Health （H）；食物，Food，F；水资源，Water，W；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异，Natural Disasters&Climate Variability，NDCV）。n是每一个主要指标中次级指标的个数。

一旦计算了每个地区七个主要指标的指标值，就可用公式（3）得出LVI值。

LVId=∑7i=1wMiMdi/■wMi（3）

亦可用以下公式表示

LVId=wSDPSDPd+wLSLSd+wSNSNAd+wHHd+FFwd+wWWd+wNDCNDCd/wSDP+wLS+wSN+wH+FF+wW+wNDC（4）

此处LVId表示d区的生计脆弱性指标值，是七个主要指标的平均值。每一个主要指标的权重wMi是由组成其的次级指标的个数决定，以期保证所有的次级组分对总的LVId贡献率一样（Sullivan et al.，2002）。在本文研究中，LVI的取值范围从0（脆弱性最弱）到0.5（脆弱性最强）。

（三）LVI指标值――基于IPCC的分析框架

指标选定之后，通过多指标分析，把所有的相关因子按照IPCC三个脆弱性因子：暴露、敏感性、适应能力与相应生计指标进行归并，比如评估自然灾害和气候变化的暴露，影响家庭适应能力的社会经济特征，以健康状态、食品、水资源等特征值判定气候变化的敏感性（表4）。LVI-IPCC方法关注如何量化当前生计的强度、健康系统，以及社区能否迅速根据气候变化作出应对措施调整的能力等。

根据表（4）对应分类关系，依据以下公式进行IPCC指标的计算：

CFd=∑ni=1wMiMdi/∑ni=1wMi（5）

其中，CFd是d地区IPCC定义的三个因子（暴露、敏感性和适应能力）。一旦分别计算出这三个因子的指标值，即可用公式（6）综合三个因子的计算结果，形成LVI-IPCC的最终结果。

LVI-IPCCd=（ed-ad）*sd（6）

其中，LVI-IPCCd表示在IPCC分析框架下，d地区的LVI值，e是暴露程度得分，a是适应能力得分，s则是敏感性得分。我们定义LVI-IPCC的取值范围在-1到1之间。

CFn（A）适应能力= =5×0.609+3×0.648+3×0.249/5+3+3=0.521（其他指标计算类似）

LVI-IPCCn=（en-an）×sn=（0.312-0.521）×0.353= _0.074（结果见表6）

三、实证结果分析

（一）LVI：宁夏及新疆

从表1，2分析结果看，总体而言，新疆社会人口脆弱性指标高于宁夏（SDPNingxia0.175； SDPXinjiang0.411）。其中，抚养比宁夏（1.13）和新疆（0.94）都较高。在新疆，家中大多数男性有6个月以上时间在外打工或者放牧，因此妇女是户主比例较高，但只有极少部分户主上过学。在宁夏，被调查家庭当家的妇女年龄为59.4±24.3岁，而新疆则为46.2±27.0岁。在新疆，超过22%的被调查家庭有三个及以上的孩子，53.3%的被调查家庭有两个孩子。而在宁夏，这个比例较低，分别为13%和32%。

在生计策略方面，新疆的生计脆弱性（0.297）较之宁夏（0.246）更为明显。在宁夏，被调查家庭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农业的高于新疆（对农业依赖指数，宁夏为0.312；新疆为0.121），在新疆，更多的人会在非农季节采取更为多样化的生计模式，包括农作物种植、家庭养殖、自然资源采卖等。尽管有两项生计脆弱性指标宁夏更高，但三个指标平均后，总的生计脆弱性指标新疆更高。

社会网络指标两个地区都较小。在新疆，超过95%的被调查家庭在过去的一个月里从未到政府部门寻求帮助，宁夏为92%。在新疆，过去一个月里，被调查家庭从亲戚朋友处的借贷频率较宁夏更高，也更愿意接受或者给予家人或朋友于帮助（借贷比：宁夏为0.340，新疆为0.353；给予―接受比：宁夏为0.013，新疆为0.076）。总体而言，在社会网络指标方面，宁夏的被调查家庭接受帮助或者外来援助能力不如新疆（分别为0.480和0.457）。

在宁夏，被调查家庭距离最近的健康服务设施（如社区医院、防疫站等）的平均时间为189.1±176.6，新疆则为1130.4±593.3分钟。新疆被调查家庭有传染病成员的比例（44.5%）高于宁夏（36%）。在过去的两周里，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的被调查家庭，宁夏（60.3%）远高于新疆（14.5%）。而宁夏被调查家庭抵御受乙肝等传染性疾病的能力更低（传染病防治指数宁夏和新疆分别为0.260、0.238）。综合所有的次级指标，宁夏（0.317）较之新疆（0.241）其健康或者医疗设施更为不足。

新疆被调查家庭平均每年要花8.8±3个月用于维持家庭日常食物的生产，宁夏为3.8±2.3个月。仅仅依靠农业生产为主要食物来源的家庭比例，新疆（87%）小于宁夏（97.5%）。

新疆被调查家庭中种植的作物种类平均为4. 3±1.4种，而宁夏为3.2±1.4。较之宁夏，新疆被调查家庭储存粮食和种子的比例更高（未储存粮食指数：宁夏为0.265；新疆为0.035；未储存种子指数：宁夏为0.085，新疆为0.045）。总的食物脆弱性指数宁夏（0.364）高于新疆（0.361）。

新疆（0.099）被调查家庭水资源的脆弱性指标也小于宁夏（0.370）。在宁夏，37%被调查家庭使用的天然水源，而在新疆，90%以上的被调查家庭有可利用的社区公共供水设施。宁夏被调查家庭平均储水48.5±28.1L，而新疆为145.8±132.0L。因此，在新疆，94%以上的被调查家庭每天有持续的水源供给，每天花费在取水的时间为25.7±16.8分钟。这两组数据在宁夏则为64%和60.7±55.5分钟。在新疆，仅有37%的家庭听说过为争夺水源而发生冲突的事件，在宁夏，则为95%。

过去10年，旱灾、洪水、风灾等自然灾害的平均发生次数、未收到灾害发生预报信息的家庭数和由于灾害有死亡或受伤成员的家庭比例的分析结果表明，这两个地区的自然灾害脆弱性指标值比较接近。但当把气候变化率指标和自然灾害指标综合之后，新疆（0.409）被调查家庭较之宁夏（0.312）更易受到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的影响。

总体而言，新疆的LVI（0.326）高于宁夏（0.316），说明其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其脆弱性程度更高。主要指标的计算结果见蜘蛛网图1。图中心表示原点（0点，脆弱性最低），每单元增幅为0.1，最为最高值0.5（脆弱性最强）。图1说明，新疆在社会人口、生计策略等方面更为脆弱，而宁夏在健康、水资源等方面脆弱性更为显著。

（二）LVI-IPCC：宁夏和新疆

总体而言，宁夏和新疆两地的LVI-IPCC结果差异并不显著（LVI-IPCC：宁夏：-0.074；新疆：0.005）（表7）。但考虑到食物和水安全等，宁夏（0.353）较之新疆（0.233）对气候变化更为敏感。而根据人口、生计、社会网络等的调查分析结果，宁夏显示出更高的适应能力。总的LVI-IPCC结果表明，新疆被调查家庭较之宁夏更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脆弱性程度更高。以家庭单位为特征说明了不同区域主要因素对气候变化的影响。这个结果可以使地方政府和当地居民明确防治气候变化威胁的适应性对策与措施的应对方向。

四、结论与讨论

（一）LVI结果对新疆和宁夏的实际意义

干旱区农业生产是以水定地，特别是大旱年份，径流量的减少会直接造成农牧业大范围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即水资源对干旱区农户生计影响最为显著。调查发现，近年来，新疆南部地区农户在地方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建立集中供水点、提供清洁用水、增加灌溉设备、在上下游间建立水资源分配协商机制等，逐渐减轻干旱和风灾等极端气候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这些应对措施都可能降低了水资源指标的脆弱性分值。因此，在干旱区，建立较为完善的水利设施，包括灌溉和清洁用水，提高水资源利用率，这些措施有助于提高干旱区居民在水资源利用方面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在新疆，被调查家庭每年需多花5个月的时间为家庭增加食物供给，但更多的家庭习惯于储存种粮和其他一些加强粮食供给的应对措施，比如作物种类的多样化，选择更为高产和节水的品种等。因此，尽管宁夏的调查结果没有显示出其粮食供给的不安全性，但其相关指标脆弱性分值却更高。也说明，提倡储存粮食和种子、多元化种植都有助于提高粮食作物应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在新疆，54%的被调查农户在农作物收割之后，主要是在冬季，会从事非农生产。在被调查样本里，因为缺少资金、农业生产的低收益、时间限制或者对从事农业生产报酬的低满意度，30%的家庭并没有增加农业生产附加值的行为。但尽管如此，其生计策略脆弱性指标仍然很高。根据调查，在新疆于田县，除了在绿洲―荒漠交错带，因为信息不畅或交通不便，鲜有人外出打工和从事兼业，其余被调查区域超过70%的青壮年男子都在外打工或从事兼业。但受限于贫穷、偏僻、民族文化的隔阂和语言交流的障碍，这些农户的就业渠道极为狭窄，多只能在城市从事简单且收入较低的体力劳动，对家庭收入的增长贡献有效。这些地区却因为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离开，也降低了整个地区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谭灵芝等，2012[3]）。因此，外出打工人数越多的地区，其脆弱性指标越高。

尽管新疆被调查家庭到最近的健康服务设施时间更长，且传染病传染频率更高，但在宁夏，更多的被调查者患乙肝的时间更长，也并没有更多的治疗和防御措施。由于新疆很多被调查家庭中男性很多都在外打工，所以在过去两周，因为生病而失去工作的家庭，宁夏比例更高。疾病可以影响家庭成员的工作时间和工作机会，对家庭收入的负面影响明显。因此，在宁夏，通过提高婴儿乙肝疫苗注射率，宣传乙肝对身体的危害，加强防治，可以降低因为疾病导致的收入降低，提高应对疾病的能力，降低脆弱性指标。

利用借贷必和援助比（接受援助与给予援助）衡量某个家庭在需要资金支持以及实物援助时对朋友和家人的依赖程度[6]。在新疆的调查发现，女性当家的家庭其借贷比和援助比更高。主要源于近年来，于田县农村大量男性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就业，农村多剩下妇孺和老人，妇女除需照顾家庭之外，也肩负农业生产的责任。因此，更多的女性需彼此协作，以应对频繁发生的各种极端自然灾害对生产生活的影响，维护整个家庭和社区的正常运转。

此外，调查者发现，在新疆地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比较多，即使分家，彼此也距离不远。而宁夏则以小家庭为主。这种家庭结构可能也是影响家庭成员如何判断各种援助的原因之一，只是我们没有对其直接衡量。社区网络、家庭之间的高度信任对于降低气候变化的脆弱性影响非常重要（Thomas et al.，2005）。在干旱区，由于村落较为疏离，现代化传播工具普及率低。加之与外界隔离的生活环境，农户间较城市和其他地区交往更为频密，对一些可能造成地区经济社会损失的信息也愿意彼此交流，并容易互相影响，形成某种共识。一些应对措施通常会在一个大家庭开始使用，如果有效，就会在亲戚朋友和邻居间传播开来，进而可能成为整个社区共同实施的方法或遵守的规范。因此，社会网络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农户对气候变化的认知及气候变化适应性的选择行为。只是，这种社会特征难以像粮食安全、健康等指标一样进行量化（用指标衡量）。社会网络在LVI指标的计算中贡献率不高，也可能与我们选取的指标并未完全反应当地的民族习惯、地方特点有关。在后续的研究中，可能需要综合更多的文献和社会调查对社会网络与干旱区农户可持续生计的关系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

最后，尽管宁夏被调查家庭反映，在过去10年，自然灾害发生的绝对数更高，但在新疆南部最高气温月平均数和最低气温月平均数变化幅度最大，月平均降水量也高于宁夏，导致新疆NDCV得分很高。早期预警系统和社区防灾计划有助于社区应对极端灾害事件。重视季节性气象事件的预报工作，比如春天易出现风灾、冰雹等灾害性天气，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破坏。通过当地的农业协会、农业合作社组织帮助农民合理安排耕种时间、耕作计划，加强水资源分配管理，避免干旱缺水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为简便起见，我们对自然灾害进行分组。选择十年之内的灾害发生情况进行调查，主要是考虑人们对灾害的记忆时长（Fowler，2002）。这个问题也非常容易产生记忆偏倚，如果家庭成员难以忍受自然灾害带来的影响，非常容易夸大自然灾害发生的频度和强度。如果能获得区域层面的自然灾害数据，那么对自然灾害暴露评价结果就更为精确。连续性的时间数据和自然灾害的强度数据都对NDCV的计算结果有影响。本研究的一个局限在于，我们仅对2001-2010年的降雨量和温度的数据进行分析，时间跨度较短，而气候变化对生计的影响是一个长期累积的过程，如果能采用更长跨度的数据可能更为准确。

（二）LVI-IPCC对宁夏和新疆的意义

新疆被调查家庭的适应能力分数较低，反映出该地区社会人口不均衡：高离婚率、高生育率。但是该地区一些好的适应性措施，如粮食储备方式、饮用水的集中供给等，降低了总的LVI-IPCC值。尽管这些措施可能只在很小的范围内降低气候变化的影响。虽然宁夏被调查家庭没有采取同样的适应性措施，但其人口压力较之新疆偏小，适龄儿童的入学率较高，没有过多的人口竞争压力，以及以小家庭为主的社会模式，宁夏在将来可能更容易采取灵活的适应性措施。

（三）本研究方法的优势及局限性

LVI-IPCC以家庭为单位收集数据，进行次级指标选择和计算。此方法不易受研究尺度和空间范围的影响。此外，LVI-IPCC可以被用来评估某个项目或者政策，利用替代性指标值，希望能够重新计算整体的脆弱性指数。例如，如果水资源管理部门希望通过干预措施减少到社区主要水源取水的时间，那么目标取水时间就应该包含进去，并重新计算新LVI-IPCC值，而通过比较新旧LVI-IPCC值，可评估适应性政策效果。LVI-IPCC方法关注如何量化当前生计的强度、健康系统，以及社区能否迅速根据气候变化作出应对措施调整的能力。

而LVI方法的局限性在于，其所设定的各种指标和指数可能使复杂的现实过于简单化，因为次级指标通过均值化计算得到上一级指标值，就掩盖了研究群体间的差异。此外，次级指标的选择及其赋值的范围多是基于规范化的判断，而非实证研究结果。例如，对一些指标的争论，如女性为户主的家庭数量的变化是否真的会影响社区应对气候变化脆弱性的能力。本研究选取的次级指标，是在充分考虑我们所调查社区的数据可得性基础上进行的，但是否适合其他人群和地区仍值得商榷。

参考文献：

[1]Dilley M，Chen RS，Deichmann U，et al. Natural Disaster Hotspots： A Global Risk Analysis[R]. Washington DC： Hazard Management Unit，World Bank， 2005.

[2]塔西甫拉提.特依拜，等.干旱区环境演变研究[M].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0：23-27.

[3]谭灵芝，王国友.气候变化对干旱区家庭生计脆弱性影响的空间分析――以新疆于田绿洲为例[J].中国人口科学，2012，（2）：67-78.

[4]World Bank. 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M]. The World Bank，Washington，DC. 2007：234.

[5]Hallie Eakin&Luis A. Bojórquez-Tapia Insights into the composition of household vulner ability from multicriteria decision analysi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J].2008，（18）：112-127.

法庭调查小结篇5

关键词：家庭 影响 英语学习

一、调查背景：

家庭是影响一个人发展的重要的微观生态环境。随着社会的发展，学生的家庭背景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由于孩子们义务教育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家庭度过的，家境对孩子学习起到辅助作用。在中国学习说英语，一方面说，家庭环境或家庭背景，包括家庭的物质环境与文化环境，都是外语学习环境因素的一部分。另一面来说，家长的贡献与教育想法可能会影响学生英语成绩，同时也包括他们的学习动机和学习策略，我校是一个少数民族比较多（包含回族、藏族、撒拉、蒙古族、东乡族和土族），而且我校也是一个人口流动比较随意的学校，基于本校的特点 ，本次调查从家庭背景主要是家长的受教育程度、家庭经济状况和家庭的文化氛围等方面对子女英语学习目标、学习计划、学习方法和策略的采用等方面的影响，以至对学生英语学习成绩的影响做一调查。

二、调查的目的

通过了解本校七年级学生的家庭背景，了解家长对孩子们在英语学科上的重视度，发现问题，以便针对出现的问题及时采取各种办法与家长沟通，同时调整自己的教学方法，提高孩子们在英语学科上的兴趣。。

三、调查的方式

本次调查以发放问卷的形式进行，在本校七年级学生中调查了103名学生，对103名学生发放试卷，有效卷收回101份。

四、调查的内容

本次调查从家长受教育程度，对孩子学习的关心度以及在孩子学习的投资等方面开展问卷调查。

五、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次调查以问卷形式进行，共发放103份调查问卷，收回103份，有效卷为101份，现将结果分析如下：

（一）父母背景：

父母受教育程度 本科 专科 小学初中 文盲

比率值 5% 25% 65% 5%

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家长文化水平较低，几乎无能力辅导孩子业余时间英语学习。

父母职业 公务员 个体 教师等技术人员 其他

比率 2% 75% 20% 3%

调查显示：家长从业人员中，个体户与其他职业的人数占多数，对孩子英语学习的关心度不是很高。

父母业

余活动 打麻将，打牌 电视

电脑 看书

看报 喝酒

应酬

比率 50% 30% 15% 5%

调查显示：父母所营造的家庭环境与日常生活中对孩子行为习惯的培养，学习习惯及养成教育对英语学习至关重要，即所谓言传身教会影响孩子一生。我们的调查充分证实大多数父母业余活动根本不利于孩子学习的家庭比较多。

父母对孩子英语学习

的态度 非常积极 比较积极 一般 不关心

比率 20% 50% 20% 10%

调查显示：大部分家长还是比较关心孩子的英语学习情况，这有利于老师开展工作，英语教学工作有很大希望得到家长的支持，但少部分家长连自己孩子在哪个年级班级都不知道，这势必会给英语教育工作带来麻烦。

（二）家长在孩子英语学习中的投入

我通过调查学生拥有的英语额外资料，是否参加过英语辅导班以及家长对自己参加竞赛或业余活动等问题了解家长在孩子英语学习中的投资度 。调查显示：20%的学生有少量的课外资料，40%的学生上过英语辅导班，在参加竞赛活动上家长完全依赖教师的决定。

（三）在孩子学习中的帮助

孩子在英语方面遇到问题时，70%的家长都无能为力，20%的家长尽力帮助，10%的家长请教老师。

六、调查结果的感悟

通过本次调查，不难看出，我校家长文化水平普遍不高，大部分家长都是生意人，平时忙于料理自己的生意忽视了孩子的教育，尤其养成教育做的不是很到位 。部分家长望子成龙的心情也很迫切，但由于自己的文化程度，职业限制和盲目的教育方式导致孩子对英语学科的热情降低。

七、调查结果决定采取的措施

1.和学生建立良好关系

大部分学生也期望得到老师和家长的关心，得到老师与同学的认可 。相当一部分学生由于得不到家长的关心自卑心理很强，作为老师，尤其学生兴趣不是很高的英语老师，要注意和学生建立朋友式的关系，使他们找到自信，使他们信任老师，增加他们在英语学科上的兴趣。

2.建立和家长交流的平台

我建议每位家长开通校讯通，通过这个平台我每天都能和每位家长做交流，我把当天的英语书面作业，口头背诵任务都发给家长，一方面，让家长有目的的监督和指导自己的孩子，另一方面也使家长从自身做起重视英语 。每天晚上如果家长在指导中遇到问题利用校讯通平台和我做交流，就可以及时解决问题，让孩子和家长增强自信。

3.不定期的家访

对于父母文化水平很低，能力相当有限的学生，采取不定期的家访，让孩子感受到老师的关心，不要让他们产生被人遗忘的感觉。

4.小范围的交流

法庭调查小结篇6

【关键词】  获得性免疫缺陷综合征; 流行病学方法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ivinfected households' financial status in an urban community of yunnan province song lijun1, lu lin1,2, ma jingfu1, jia manhong1, zhang renzhong2, yin jie1. 1.yunnan centre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kunming 650022,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health, kunming medical college, kunming 65003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rough comparing the family economic status and medical burden of hivinfected households with those of the unaffected, to express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impact of hiv/aids on households in the urban communities of yunnan province. methods the hivinfected households were selected at randorm. then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category matching, the druguse but nonhivinfected households and the general households were selected as control. approved by the experts and used in the onthe spot preinvestigation, the due form of the selfdesign questionnaire were used, mostly related to the household income, expenditure and its kinds, and the health status of the family members and the medical burden. results except for the merchant income and other incomes being relatively higher than those of the control households and the druguse households, stable salaries, other parttime job incomes of the hivinfected households were lower. while the expense of the education was higher in the hivinfected households, other expenses of the three kinds of households ha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the medical burden of the hivinfected households wa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control households. conclusions the influence that hiv/aids has brought to the urban households is the reduction in the employment rate, households' income, and rise in the medical burden and weakening in the consuming capacity. owing to the lack of the social net support in the cities, the households with hiv infected or the hiv patients are hard to get along in the society, leading to loss of familial social function and familial economic poverty.

【key words】 acquired immunodeficiency syndrome; epidemiologic methods

艾滋病流行给人群健康、社会和经济发展造成的影响已经证实，云南省1989年首次在边境注射吸毒人群中发现成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之后迅速传播到16个地区129个县，并呈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现象，是我国艾滋病流行最严重地区之一[1]。笔者选择了云南省某城市社区家庭进行了调查。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以下3种家庭为本次的调查对象：①hiv/aids家庭：1996-2005年间曾经被云南省艾滋病检测中心实验室确诊的hiv感染者的家庭;②吸毒家庭：本人承认并经当地卫生部门和社区行政部门确证的吸毒人员的家庭;③一般家庭：经当地卫生部门和社区行政部门确证的既无吸毒人员、也无hiv感染者的家庭。

1.2 内容 采用自行设计的问卷调查表进行入户调查。邀请国内外专家对调查表先后进行3轮论证之后，筛选出与课题相关的23项指标，然后到现场进行了小样本的预试验，验证了调查表的可操作性，并根据调查结果，对调查表的信度和效度进行了评价，最终确定了调查表。调查表内容包括家庭结构和规模、家庭经济收入和支出、家庭成员健康状况及其求医行为、艾滋病歧视相关问题。

1.3 方法 随机抽取了20个城市社区，根据当地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艾滋病防制科建立的hiv感染者档案登记表，对随机抽出的20个社区中所有已知且能够找到并配合工作的100户hiv感染者家庭进行入户问卷调查，然后在社区中按照2∶1∶1的比例随机抽取50户吸毒家庭和50户一般家庭，正式调查前对所有调查员进行了统一培训，并设立督导员进行严格的现场质量控制，调查结束后由课题研究人员再次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复查、审核，确保了问卷的质量。

1.4 数据处理与分析 用epi data 3.0建立数据库，进行二次录入，用spss 13.0统计软件分析处理。计数资料加权后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先进行正态性检验和方差齐性检验，若数据为偏态或存在方差不齐则进行对数转换，无法进行数据转换时应用非参数检验方法(本研究主要采用秩和检验)。

2 结果

本次调查共收回有效问卷199份，其中hiv/aids家庭问卷100份，吸毒家庭问卷49份，一般家庭问卷50份。

2.1 调查对象人口学特征

2.1.1 均衡性检验 经过χ2检验和方差分析得知：3类家庭的家庭规模(p=0.838)、性别构成(p=0.145)、民族构成(p=0.759)均没有统计学差异。见表1，表2。

2.1.2 hiv感染者的一般特征 100户hiv/aids家庭中有119名hiv感染者，男女比例为表1 hiv/aids家庭与对照组家庭现有家庭规模表2 三类家庭家庭成员性别和民族构成

2.84∶1,年龄集中在15～59岁(占98.3%)，平均年龄(34.24±5.8)岁,汉族为主(占89.9%)，无业者居多(占77.3%)，初中以下占78.9%，静脉注射吸毒感染者114人(占95.8%),性途径感染者5人(占4.2%)。

2.2 家庭经济状况 对3类家庭经济收入来源进行秩和检验的结果显示，3类家庭除固定工资收入有差异外，其他收入方面都没有统计学差异。但是结合每种收入来源的均数来看，hiv/aids家庭除经商和其他收入(包括低保、亲属和社会救济)较高外，其他几项均小于另外两类家庭。见表3。表3 hiv/aids家庭与对照组家庭各项收入

对3类家庭经济支出类别进行秩和检验的结果显示，3类家庭除教育支出和生产成本有差异外，其他支出类别均无统计学差异。城市hiv/aids家庭的教育开支较低，提示受艾滋病影响家庭中的子女受教育问题需要得到更多的关注。见表4。表4 hiv/aids家庭与对照组家庭各项支出

2.3 家庭医疗负担 本研究中家庭医疗负担主要包括直接花费和间接花费，直接花费是指就医或住院所花医疗费用及额外费用(如食宿费、交通费、陪护费等);间接花费是指患者因病无法劳动和亲属由于陪护损失的工作日，按照当地居民经济收入计算日均误工费进行折算得出的数值。对3类家庭医疗负担进行方差分析得知，3类家庭医疗负担两两之间差异都有统计学意义，p<0.01，hiv/aids家庭医疗负担要高于吸毒家庭和一般家庭。见表5。表5 3类家庭年均医疗负担(单位：元)

2.4 1年内家庭借贷行为 100个hiv/aids家庭中有41个家庭在过去1年内曾经借钱或贷款(占41.0%),49个吸毒非感染者家庭中有20个(占40.8%),50个一般家庭中有14个(占28.0%)。进一步分析3类家庭借贷款的原因发现，hiv/aids家庭主要是用来治病和维持生活(占85.4%)，吸毒非感染者家庭主要用于戒毒、治病和维持生活(85.0%)，一般家庭则大多用于子女教育支出、买房、或做生意等(80.0%)。

3 讨论

在诊断出第1例艾滋病20年后，人们已广泛认识到艾滋病的流行是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危机。目前，艾滋病流行已成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最重要的难题之一。艾滋病由于其特殊性，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首先表现在对个人和家庭的影响[2]。国外多项研究发现，hiv/aids家庭大多为低收入、文化程度较低的家庭[3],hiv/aids对家庭经济的影响主要反映在劳动力的减少及额外收入的损失[4],当hiv感染者进入发病期时，家庭医疗负担和照料负担显著增加，直接导致子女辍学或其他家庭成员误工的情况发生，由于社会性别的影响，女孩或妇女往往承受更多的压力，会做出更大的牺牲，另外失去成年子女的老人所面临的境遇将会更加悲惨[5]。hiv/aids家庭在缓解这些危害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有些是积极的,有利于家庭尽快恢复，如家庭成员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有的则是消极的,不利于家庭恢复和健康发展，如变卖土地,剥夺子女受教育机会,食物消费结构的不合理等[6]。

3.1 hiv/aids削弱青壮年劳动力，使家庭生产和收入格局发生变化 由于hiv感染者自身心理作用或者体力因素，再加上城市中社会关系网的缺乏，很难在市场化的竞争中得到一席之地，这往往会使不贫困的家庭逐渐走向贫困，贫困家庭走向更加贫困。调查结果显示，hiv/aids家庭年均总收入为14 751.24元，吸毒家庭年均总收入为18 725.63元，一般家庭年均总收入为21 786.8元。hiv/aids家庭较吸毒家庭下降21.2%，较一般家庭下降32.3%。对3类家庭在过去1年里发生的借贷行为分析发现，hiv/aids家庭的借贷频率要高于对照组家庭。随着“四免一关怀”政策的不断落实，部分hiv/aids家庭得到救助，家庭负担有所缓解，但远不能弥补hiv/aids家庭因艾滋病减少的经济收入。

3.2 hiv/aids影响个人健康状况，进而增加了个人和家庭的医疗开支，使家庭消费投向和功能发生巨大改变 本次被调查的存活hiv感染者中大多尚未发病，但其健康状况远不如一般人群。从3类家庭医疗负担的分析得知，hiv/aids家庭医疗负担为7 723.24元，吸毒家庭医疗负担为3 702.14元，一般家庭医疗负担为4 659.64元，成为家庭贫困的一大因素。hiv/aids家庭由于收入较对照组家庭少，因此导致整个家庭总消费能力的下降，消费构成也有所改变。大多数家庭应对经济贫困时采取的措施往往是压缩食物及日常花费方面的开支，有些甚至会牺牲下一代的教育开支。本次对3类家庭日常开支类别及金额进行对比分析中发现，hiv/aids家庭在医疗花费方面的开支高于对照组家庭，而在食物、教育、日用及娱乐方面的开支均低于对照组家庭，从而影响了整个hiv/aids家庭的生活质量。

3.3 经济的贫困和照顾的负担，使家庭养育和赡养功能明显削弱 由于经济的贫困和hiv感染者/aids病人健康受到损害，给个人和家庭带来的另一个重要影响就是照顾的负担，使家庭的养育和赡养功能削弱，对妇女、儿童和老人有更大的影响。母婴传播的风险使感染者妻子失去了生育的机会，性别规范和社会压力又迫使有的妇女为了生育而冒险;妇女、老人承担了更多的照顾负担，也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产生女童辍学、无人抚养的孤儿和老人等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 陆林，贾曼红，张小波，等. 1989-2003年云南省艾滋病流行态势分析 [j].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04，38(5)：309312.

[2] 刘康迈，袁建华. 艾滋病的流行及对我国社会、经济的影响 [j]. 学海， 2003，5：6872.

[3] bachmann mo, booysen fl. health and economic impact of hiv/aids on south african households: a cohort study [j]. bmc public health, 2003，3：14.

[4] the socioeconomic impact of hiv/aids in the socialist republic of viet nam [r]. policy project. 2003.43.

法庭调查小结篇7

[关键词]离异家庭 留守儿童 问卷调查 座谈

近年来，在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出现了一种现象：夫妻双方或一方外出务工后因情感破裂而离异，子女判给一方后留在家里由亲属照管，父或母一方再次加入到“打工族”的行列，他们的子女就形成一个社会群体——“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笔者就此种现象对四川绵阳市龙门镇的留守儿童进行了一次走访调查，发现在这群孩子的年龄大多在9～13岁之间，而且普遍存在心理、学习、生活以及安全等方面的问题。

此次调查笔者采取了问卷调查及座谈的方法，对龙门镇的八个大队的所有留守儿童进行了抽样调查，由当事人亲自填写调查问卷或用谈话的方式进行纪录并与其监护人进行座谈的方法来开展此次调查工作。最后根据所得到的调查问卷统计结果总结出离异家庭留守儿童在心理、学习、生活以及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相关措施。

一、表现出的问题

1.心理缺陷

(1)怨恨心理。调查结果显示有18.2%的孩子对离异的一方表示非常的怨恨，认为“自己是被父亲或母亲抛弃的”，这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心理学家指出：和睦、温馨、健全的家是保证儿童人格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而家庭的破裂残缺往往会使孩子过早地品尝人生的不幸，从而消极地看待社会，对待生活，他们比一般的孩子更容易产生怨恨情绪和心理障碍问题。

(2)自卑心理。调查中我们了解到留守儿童大部分认为自己失去了亲人的疼爱，整天忧心忡忡，在其他孩子面前抬不起头，有种“没妈的孩子像根草”的感觉，对自己失去了自信和动力。长期下去，他们会变的自卑、沉默、悲观、孤僻或表现为冷漠、内向、烦躁等极端的性格，影响孩子的正常成长。

走访调查中，有36.4%的小孩对自己没有信心，72.7%的小孩觉得自己很孤独，认为自己并不快乐，他们认为拥有幸福的家庭，得到父母的疼爱才是真正的快乐。有54.5%的小孩表示从不和陌生人说话。

(3)自我封闭心理。调查中，有45.5%的孩子在自己遇到挫折时总是闷不吭声，不愿与监护人沟通，也不会和同学或其他的人倾诉。心理学家指出，长期的自我封闭会导致抑郁，严重影响了孩子的身心健康。

(4)防御心理。调查显示有9%的孩子不信任别人，无论快乐与忧伤都独自享受，认为自己的事与别人无关。12岁的张利就是这样的，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学习上遇到困难或心里难受，她都不愿告诉别人，认为别人根本就不理解自己，自己的事情与别人毫不相关，她只相信自己。

2.学习成绩滑坡

在离异的家庭中，有36.4%的孩子学习成绩不好。有90.9%的孩子学习时遇到困难却没有人指导。心理学家指出，儿童学习过程要有良好的心境为基础，由于父母离异前后，都有一段时间的相互攻击和自怨自艾过程，当事人本身也心绪不宁，更无心过问孩子的学习了。

3.生活问题

由于父母离异，父或母一方会外出打工，留守孩子的饮食，家务以及身体状况就会比一般孩子的问题多一些。调查中有54.5%的孩子都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也会承担一点家务，81.8%的孩子会偶尔生病，还有5.3%的孩子经常会生病。他们表示在自己生病期间最难过，最希望父母能陪在自己的身边。渴望亲情是每个单亲家庭孩子最大的希望，更何况这些离异家庭的留守孩子。

4.安全隐患

在父母离异的单亲家庭中，由于留守儿童的这种特殊家庭背景会被同学知道，所以经常会受到同学的欺负。因此，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的安全问题也值得关注。

二、对离异家庭留守儿童的责任

离异家庭的留守儿童问题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转型期的一个独特问题，关系到单亲家庭孩子的健康成长，也关系到我们整个社会的和谐可持续发展。因此，应当从家庭、学校、社会三方面应共同为这些孩子创建美好的明天。

1.家庭的责任

(1)家长要调整好自己的思想和心理情绪，引导孩子对家庭环境有个正确的认识不要试图将自己的创伤转嫁给孩子，不要向孩子控告对方的不负责任和无情，会使孩子对对方产生强烈的怨恨感，这将严重影响孩子的心理健康。中伤对方的话语会使孩子失去对别人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信心。

(2)父母的一方要对孩子实行积极的帮助，稳定情绪，耐心地和孩子谈话，表扬他(她)的优点，使孩子变得自信和开朗。

(3)家长要尽释前嫌，尽量做朋友，都与孩子经常保持联系，使孩子享受亲情的温暖，无论在学习还是生活上遇到困难时使孩子有倾诉的对象，缓解心理压力，走出自我封闭的阴影。

(4)父母都应当经常保持和老师的联系，及时获得孩子的相关信息。

2.学校的责任

(1)学校要重视对离异家庭孩子的心理咨询和辅导，对其专门建档，老师要提高心理理论水平，掌握相关心理教育的技能和方法，与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及时给予关爱，启发孩子自觉进行自我调节和适应，激发孩子的内在动力。学校要加大对留守不生的心理教育，通过丰富多彩的课余活动，增加留守儿童与老师接触的机会，通过教师与留守学生一对一帮扶制度，让学生得一学校和老师更多的关心与帮助。

(2)学校要营造良好的集体氛围，开展夏令营活动及课外兴趣小组，竞选“文明标兵”“优秀学生”等活动，让孩子在集体的归属感和荣誉感中淡忘家庭的不幸带来的忧伤。

(3)学校要负责培养孩子的自主、自立、自强能力，充分发展自己的人格，不断增强自主性，判断力和个人责任感。让孩子们学会“求知，做事，与人共处”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断增强孩子面对生活的自信。

3.社会的责任

(1)社会要建立应急机制，确保孩子的安全问题。在中小学建立寄宿制，并加大对农村学校寄宿基础设置的建设，建立健全各项制度，使学校和教师及时填补留守学生家庭教育的空白。

(2)社会各部门要积极配合，形成社会合力，妇联要广泛开展“代管妈妈”活动，让离异家庭的留守孩子感受母爱的温暖。有关部门要开设心灵沟通热线，给内心存在问题的孩子提供一个倾诉的平台。

(3)政府要加强对民间托管机构的监管。父母离异后，监管孩子的一方将孩子送到民间托管机构，自己外出务工。这时政府应该加强对民间托管机构的清理和整顿，制定相关的行业标准，消除民间托管的安全隐患，规范民间托管的服务市场。

(4)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筹资金，为村委会开设图书馆，为“留守孩子”提供一个共同学习的场所，不仅拓宽了他们的知识面，而且也排遣了他们孤寂的假期生活。

法庭调查小结篇8

关键词：物价变化 贵州 城乡居民 问卷调查 影响

1 问题的提出

经过查阅现有的文献资料，我们发现研究物价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是一个热点问题。2006年至2010年，贵州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101.7、106.4、107.5、98.7、102.9[1]，在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中排名分别为第23位、第30位、第26位、第7位、第4位，我们可以看出2006年以来，贵州省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经历了较大的波动。无论是物价上升或下降，都会对人们的生活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

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司司长魏贵祥2009年11月9日表示，价格统计调查和指数的编制十分复杂，与人们购买商品的实际确实存在差异，既不能说明国家统计部门的数据不准，也不能否认人们的感受不对[2]。我们认为采用问卷调查法对贵州省城乡居民进行调查，深入了解人们对物价变化的感受，以及物价变化给人们带来的影响，有针对性地提出有利于减弱物价变化的负面影响的对策建议，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和实用价值。

2 研究设计

2.1 主要概念界定

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居住地为准，城市居民指居住在县城、县级市、地级市和贵阳市市区的居民，其余为农村居民。

2.2 研究方法

2.2.1 文献资料法

通过查阅关于“物价变化”、“物价变化对人们的生活影响”的相关书籍、论文、新闻报刊等文献资料，并进行分析和归纳，对本研究工作的顺利实施起到了基础性指导作用。

2.2.2 问卷调查法

根据研究的需要，课题组设计了《物价变化对贵州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调查问卷》。问卷结合了物价变化的特点和课题研究内容进行设计，问卷用词、问题及选项设置遵循调查问卷设计的基本要求，在开展正式调查前进行了小范围的试调查，之后根据实际调查情况对问卷的问题和选项进行了一定的修改和调整，并在实施正式调查前对修改和调整后的问卷进行了效度和信度检验。

①效度检验

请7位专家（教授4名、副教授3名）分别对问卷的内容效度和结构效度进行评价。检验结果表明，问卷的内容有效率为71.4%，基本有效率为28.6%（表1），表明问卷的内容有效地涵盖了研究内容的不同内涵领域；问卷的结构有效率为85.7%，基本有效率为14.3（表2），表明问卷设计合理。

②信度检验

采用复测法对问卷进行信度检验。使用同一份问卷对贵阳市30名居民先后进行了两次调查，时间间隔为3周，经统计分析，两次测量结果的皮尔生积矩相关系数r=0.9479，P=0.0000，说明测量的随机误差小，测量结果可靠。

③样本容量与抽样方法

本次调查设最大允许绝对误差为5%，置信度为90%，由于无其他信息估计物价变化对贵州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情况，无法预先估计出总体比例的大小，出于保险原则，取P=0.5，最小样本容量为271。考虑到问卷的回收率可能不高，城市居民调查样本容量设为360户，农村居民样本容量设为900户。

本次调查采用分群随机抽样，将样本容量平均分配到贵州省9个地州市中。每个地州市随机选取2个城市样本（样本容量20户）和3个农村样本（样本容量30户）。

④调查实施与数据整理

本次调查由4名讲师根据调查需要，随机选取来自贵州省9个地州市中的45名本科生组成调查小组，由项目负责人对调查人员进行培训，于2011年7月将调查问卷发放给45名调查人员，同时发放调查指南45份。45名本科生于2011年8月对各自居住所在地周围的居民进行入户调查，每户人家选择1位居民填写调查问卷，如调查对象能自己填写的由调查对象填写，调查对象不能填写的由调查人员填写，不能完成的调查问卷可交回空白问卷。于2011年9月开学时将调查问卷收回。城市居民收回调查问卷346份，回收率为96.1%，空白问卷98，作答问卷248份，其中有效问卷为213份，有效率85.9%。农村居民收回调查问卷847份，回收率为94.1%，空白问卷253份，作答问卷594份，其中有效问卷为503份，有效率为84.7%。所得数据运用SPSS17.0软件和EXCEL表格进行整理和分析。

3 数据分析

3.1 样本构成情况分析

城市居民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213份，其中男性116人，女性95人，性别缺失值2人。农村居民共收回有效调查问卷503份，其中男性334人，女性168人，性别缺失值1人。调查对象分布在各地州市（表3），城市家庭的人口数集中在3至5人之间，3口之家最多；农村家庭人口数集中在3至6人之间，3口和4口之家最多（表4），年龄主要在24岁至45岁之间（表5）。农村调查对象中有66.2%的职业为务农，城市调查对象职业分布则较为广泛。以上数据表明，此次调查的样本构成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2 贵州省城乡居民的经济状况分析

调查结果表明，2010年贵州省农村居民的家庭年收入69.2%在2万元以下，城市居民家庭年收入集中在2至4万元之间（图1）。农村居民家庭年支出70.8%在2万元以下，城市家庭年支出集中在1至3万元之间（图2）。

3.3 贵州省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感受情况分析

我们采用李克特量表法对贵州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感受情况进行调查，将物价变化设置为7个等级：-3表示物价下降过快，-2表示下降较快，-1表示稍有下降，0表示平稳，1表示稍有上涨，2表示上涨较快，3表示上涨过快，4表示不清楚。调查结果表明，城乡居民感受到水、电价格上涨幅度最小，其余依次为教育、家庭设备、医疗保健、交通、农业生产物资、衣着、燃料等的价格，介于稍有上涨至和涨较快之间，食品、住房价格上涨幅度最大（图3）。将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感受得分进行平均数差异t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城乡居民对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燃料、交通、教育等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化幅度的感受无显著性差异；而城市居民对水、电、住房、和医疗保健的价格变化幅度的感受明显高于农村（表6）。

3.4 物价变化对贵州省城乡居民的生活影响分析

3.4.1 贵州省城乡居民的家庭开支情况分析

城市居民中，有93.9%的家庭主要用于购买食品，水、电、燃料位列第二，衣着位列第三；农村居民中，有78.4%的家庭主要用于购买食品，衣着位列第二，水、电、燃料位列第三（表7）。设显著性水平α=0.05，U检验结果表明主要用于购买食品、交通、水、电、燃料、文化娱乐、住房、房租等产品和服务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多，而主要用于购买教育和农业生产物资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少，在购买衣着、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医疗保健等方面无显著性区别。

3.4.2 物价变化对贵州省城乡居民的影响情况分析

①总体物价变化对城乡居民的影响情况分析

城市居民中，仅有1.9%的人认为物价变化对自己无影响，30.7%认为稍有影响，51.4%认为影响较大，16%认为影响很大。农村居民中，2.6%的人认为物价变化对自己无影响，25%认为稍有影响，51%认为影响较大，21.4%认为影响很大（图4），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在物价变化影响程度四个反应量的百分比同质性卡方检验的Pearson卡方值为4.271，自由度为3，显著性概率值P=0.234>0.05，未达到0.05显著性水平，在物价变化影响程度四个反应量上没有一个选项的百分比间有显著性差异，即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所感受到的总体物价变化对自己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

城市居民中有1.4%的人认为总体物价上涨完全可以接受，45.2%认为勉强可以承受，39.5%认为有点承受不住，13.8%认为无法承受（图5）。91.5%的人家庭开支增加，6.6%不变，1.9%减少（图6）。从物质方面看，58.9%的家庭生活水平上升，12.7%不变，26.4%下降，1.9%不清楚（图7）。

农村居民中，有2%的人认为总体物价上涨完全可以接受，33%认为勉强可以承受，46.6%认为有点承受不住，18.4%认为无法承受（图5）。89%的人家庭开支增加，7.2%不变，3.8%减少（图6）。从物质方面看，58.4%的家庭生活水平上升，13.5%不变，25.7%下降，2.4%不清楚（图7）。

对城乡居民对物价上涨的接受程度进行百分比同质性卡方检验，Pearson卡方值为9.805，自由度为3，显著性概率值P=0.020

家庭开支变化情况、生活水平变化情况的百分比同质性卡方检验结果均未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贵州省城乡居民家庭开支变化情况、生活水平变化情况均无显著性差异。

②各类物资价格变化对城乡居民生活的影响情况分析

城市居民中73.9%的人认为食品价格变化对生活的影响最大，水、电、燃料价格位列第二，住房价格位列第三。农村居民中59.4%的人认为食品价格变化对生活的影响最大，教育价格位列第二，农业生产物资价格位列第三（表8）。设显著性水平α=0.05，U检验结果表明食品、住房、文化娱乐价格对城市居民的影响比农村居民大，教育和农业生产物资价格对农村居民的影响比城市居民大，其余物资价格对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无显著性差异。

将各种物资价格变化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情况作为应变量，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感受幅度、城乡居民家庭购买各类物资的情况作为自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结果表明物价变化对城乡居民的生活影响与物价变化幅度显著正相关（1），与居民购买各类物资的情况显著正相关；即某物资的价格变化幅度越大，主要用于购买该类物资的居民越多，该类物资对城乡居民的生活影响也就越大。

3.5 贵州省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应对能力及应对措施分析

3.5.1 贵州省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应对能力分析

从城乡居民对家庭收入变化与物价变化相比的感受来看，城市居民中，有84.3%的人感觉家庭收入上涨，其中11.4%感觉比物价上涨速度快，16.2%感觉与物价上涨速度一致，56.7%感觉比物价上涨速度慢；农村居民中，有77%的人感觉家庭收入上涨，其中8.3%感觉比物价上涨速度快，12.9%感觉与物价上涨速度一致，55.8%感觉比物价上涨速度慢（表9）。设显著性水平α=0.05，经U检验，认为收入上涨的城市居民显著多于农村居民，认为收入没有变化的农村居民显著多于城市居民，认为收入减少的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无显著性差异。总的来说，从收入变化情况来看，城市居民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比农村居民强。

认为家庭开支增加的居民中，46.4%的城市居民认为增加的收入能弥补增加的开支，而53.6%的人认为不能弥补；34.5%的农村居民认为能弥补，而65.5%的人认为不能弥补。经U检验，认为增加的收入能弥补增加的开支的城市居民显著多于农村居民，表明城市居民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强于农村居民。

3.5.2 贵州省城乡居民对物价变化的应对措施分析

面对物价上涨，城市居民中，11.7%的人表示会大量减少开支，82.6%的人表示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5.6%的人表示不会缩减开支；农村居民中，10.7%的人表示会大量减少开支，80.1%的人表示会减少不必要的开支，8.1%的人表示不会缩减开支。经百分比同质性卡方检验，Pearson卡方值为2.530，自由度为2，显著性概率值P=0.282>0.05，未达到0.05的显著性水平，表明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面对物价上涨的否缩减开支方面的各项选择无显著性差异。

会缩减家庭开支的城市居民中，有70.9%的表示会缩减衣着方面的开支，文化娱乐位列第二、食品位列第三；会缩减家庭开支的农村居民中，有63.3%表示会缩减衣着方面的开支，食品位列第二，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位列第三（表10）。总的来说，城乡居民缩减开支的选择对象依次为衣着、食品、文化娱乐、家庭设备及维修服务、交通、水电燃料、住房、农业生产物资、医疗保健、房租、教育。

4 结论与建议

农村有一部分物资可以自产自销，对物价变化幅度的感受比城市低，但由于农村居民收入水平低，应对物价上涨的能力比城市居民低，对物价上涨的负面感受较城市居民强烈。从物质方面看，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总体在改善，改善速度大致相同，由于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起点不同，长此以往，会导致城乡差距拉大。半数以上的城乡居民认为收入上涨幅度小于物价上涨幅度，增加的收入不能用于弥补增加的支出，有一部分居民收入水平下降，生活水平降低。绝大部分城乡居民家庭开支增加，会通过缩减开支来应对物价上涨，不利于扩大内需。因此，控制和缩小物价上涨对城乡居民的影响显得尤为重要。我们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减少物价上涨给城乡居民带来的负面影响：

4.1 控制物价上涨

建立和完善市场价格调控机制，控制物价上涨，尤其是控制好食品、住房、衣着、农业生产物资、燃料、教育、医疗保健等对城乡居民生活影响较大的物资价格，有效降低城乡居民的开支增加幅度。加强市场监督，加大对假冒伪劣、哄抬物价、食品安全、行业垄断经营、欺行霸市等违法行为的打击。加强各类物资供求信息的信息化建设，搭建多渠道、低成本的供求平台，减少中间流转环节。

4.2 增加城乡居民收入

通过发放物价上涨补贴、拓展城乡居民就业渠道等办法和措施，增加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引导和扶持农村居民种养殖各类价值更高的动植物，推进农村农产品深加工工业的发展；给外出打工的农村居民提供技能培训和就业信息，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

4.3 拓展产品和服务在消费档次上的多样性

通过市场竞争与政府调控相结合，在消费档次上拓展各种产品和服务供给的多样性，让城乡居民在消费时有更多的选择余地。

参考文献：

[1]中国统计年鉴（2007-2011年）.中国国家统计局网站.

[2]中新网2009年11月9日电.统计局官员：物价指数与居民感受确实存在差异.中国新闻网.

基金项目：贵阳学院院级课题，（课题批准编号：200920）。

作者简介：

韩英，（1981-），女，贵州安顺人，贵阳学院审计科讲师，管理学硕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