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范文
时间：2024-02-26 10:15:58
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1
一、电子商务中E-诈骗罪的新特征
电子商务中的诈骗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通过网络信息系统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骗取数额较大的财物的行为。在法律形式上，电子商务中的诈骗罪跨越了现行刑法中规定的普通诈骗罪和特别诈骗罪，但在实际生活中，它又仅仅是这些犯罪的一种表现形式。
传统的诈骗犯罪，运用现代的网络技术手段，大致上有两大类型：一种是在网上发送虚假信息，骗取受害人同意将若干财物交付给行为者的行为；一类是以其他有权人的身份，进入特定网络信息系统，在网络信息系统中增加、输入一定信息，将有权人所有或占有的电子货币划拨到自己的帐户上，进而兑现的行为。前一类行为仅仅是诈骗罪在行为手段上的翻新，从刑法学的角度看，利用现有的刑法理论可以解决其中的问题。后一类的客观行为则不同，与刑法中的普通诈骗罪、特别诈骗罪有极大差别，为了科学界分它和前几类行为的区别以及方便讨论，本文称之为E-诈骗罪。
以网络作为工具从事犯罪，其主要方法有：活动天窗、特洛依木马术、意大利香肠术、数据欺诈、蠕虫、逻辑炸弹、冒名顶替、乘机侵入、仪器扫描、破解口令截取信息等等。但是，E-诈骗罪只是利用这些方法中的一部分。行为人为了获得电子货币，一般不会采取破坏信息系统的方法，而是利用网络中的技术弱点，以达到目的。
E-诈骗犯罪的主要步骤：第一步，获取有权信息。有权信息包括访问权限，如有权人的身份、使用权限、密钥、通行字。取得有权信息的方法，既可以通过打听、套听、收集等方式，也可以利用技术截获信息，如行为人可以在互联网、电话网上搭线，或安装截收电磁波的设备，获取传输的系统信息。有的甚至于通过分析信息流的方向、流量、通信频度、长度的参数，取得有用信息。第二步，改变信息。如改变信息流动的次序、方向，增加、删除、更改信息内容。由于网络信息系统被作用力影响，从而引起由其扶持的设备设施的运作发生混乱、或者发出错误的指令，其结果是将他人帐户上的电子货币通过网络划拨到行为人开设的帐户上。第三步，信息兑现，即行为人在消费中支出该电子货币或将之兑换为纸币。这是因为诈骗罪是结果犯。
通常，网络被视为虚拟社会，这一点对于认识网络犯罪极其重要。我们不妨将网络犯罪发生的场所分为虚拟空间和现实空间，如此一来，E-诈骗犯罪活动除中止犯外，在刑法上表现为三种样态：第一，发生于现实阶段的预备犯，如行为人通过分析受害者遗弃的文件、纸张，从中寻求密码、通行证。第二，发生于虚拟空间的预备犯和未遂犯。第三，发生于现实空间的未遂犯和既遂犯。
二、E-诈骗罪的对象
E-诈骗罪和其他类型的诈骗罪取得财物的方式不同，一般的诈骗活动，行为人与一定自然人之间有一定的意思沟通，即“人——人对话”；而E-诈骗罪则不然，行为人更多通过“人——机对话”的方式，达到初步目的。正是由于人机对话的技术特点，决定行为人所取得的只是代表一定金额的数字符号，从而关于这种犯罪的对象是数据记录还是数据的载体、亦或是现金实物，目前尚无定论。有学者在研究利用计算机盗窃电子资金时，提出应将电子资金作为盗窃对象，这样犯罪的对象就是“存在于电子资金过户系统中代表一定的资产所有关系的电子数据记录”。
。其理由是：第一、盗窃犯罪对象的内容应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而不断扩展；第二、电子资金不同于一般的知识信息，要将他人帐户上的资金通过计算机秘密划拨到自己的帐户上来，被害人帐户上的资金必须相应减少，否则计算机会拒绝运行；第三、电子资金在性质上和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相同，后者既然可被视为犯罪的对象，也就没有理由拒绝将前者也作为犯罪的对象；第四、刑法和司法解释已经把电力、煤气、天然气和电信服务规定为盗窃罪的对象，也应当将电子资金当作盗窃罪的对象；第五、把电子资金归入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有利于保护金融财产。
这些理由的实质是提出无形物可以作为犯罪对象。的确有学者主张：“犯罪的对象是人或物。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的物质；物的存在形式是时间与空间，物的外在表现是状态；物包括有形物与无形物。”
这似乎可以应证上述观点。因为说到底，电子货币也如电力、煤气、天然气和电信服务一样，是一种无形物。
过去，笔者认为该罪的对象是代表电子货币的载体，如电子票据、电子钱包、电子钱夹等，但是现在仔细考虑，觉得不妥，并且认为，钱物依然是该罪的犯罪对象。原因在于：其一，将无形物不加区别地作为犯罪对象把握，就几乎将刑法学中的物与哲学范畴的物等同视之。这样一来，无疑就扩大了犯罪对象所考察的范围。无形物在法律属性和价值属性上也有差别，以电子货币符号和煤气为例，前者被占有的具体表现是特定的价值损耗或灭失，而后者被占有并不足以表明相应物的价值耗损或灭失，有权人发现自己的帐户资金出现问题后，可以采取通知的发式，使行为人的意图被阻却。把前者作为犯罪的对象是说得过去的，但是把后者与前者类比从而将其当作犯罪对象难以成立。其二，如果把电子货币符号作为犯罪的对象，就会导致与一般诈骗罪完全相反的结论。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对象是指刑法分则条文规定的犯罪行为所作用的客观存在的具体人或者具体物。”
犯罪对象不仅是具体的物，而且必须反映客体的损害。如果认为电子货币是犯罪对象，也就是说行为人占有了电子货币符号，就造成了实害结果，也即犯罪既遂。前面已经说过，E-诈骗罪是隔离犯，行为与实害结果之间发生的时间、场所都可能不一致；另外，该罪是结果犯，行为人占有数字符号并不表示他取得了钱财，诈骗罪的既遂标准关键在于行为人获得了较大数额的财物，所以把电子货币符号作为犯罪的对象，就将犯罪既遂的标准提前，而扩大刑法的惩治范围。其三，笔者认为，对于E-诈骗罪，有必要区分犯罪对象和行为对象。作为行为对象，就是实行行为之际行为人所希望实现的初步目的，它是犯罪对象的象征。本罪的行为对象，就是电子货币或数字符号。电子货币和电子货币支付手段也有区别。呆子商务活动中常见的、具有法律意义的电子货币支付手段主要有如下种类：
1，电子票证。常见的电子票证包括：用户意见及产品需求调查表、产品购买者信息反馈以及维修或保障信息反馈表、产品（商品）报价申请表、报价单、定货单。需要注意的是，电子数据交换（EDI）在不断完善不断发展，其宗旨是彻底实现票证传输的电子化，也被称为无纸化贸易。在现阶段，由于传统观念和技术限制，还只能是电子票证和纸张票证同时使用。但是如果着眼于长远，笔者绝对不能否定电子票证对于犯罪的意义。事实上，在许多国家和我国的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纸张票证已经从先前的惟一或主要地位降为次要或辅助地位，这很能说明问题。
2，电子钱夹。就是通过网络系统的认证中心发放的，其中包含经过认证的信用卡、身份证等。使用者使用电子钱夹，可以随时随地完成操作，有关个人的、信用卡的、密码的信息直接传送到银行进行支付结算。
3，智能卡。它可以在网络中直接进行小额现金支付，并可以通过因特网从银行帐号上下载现金，保证电子现金使用的便捷性。它也可以附加密码，从而保证使用安全。除此之外，它还有身份鉴别的功能、发放政府福利等功能。如在学校，使用智能卡，可以验证教师、学生的身份；还可以作为电子货币，用来支付用餐、复印、洗衣等费用，甚至作为宿舍钥匙。在美国，估计有80%的金融交易是电子支付的。
4，电子票据。票据包括汇票、本票和支票。电子票据主要是电子支票。早在1995年，美国一些大银行和计算机公司联合技术开发并公开演示了使用互联网进行的电子支票交易系统，并且预言“这个系统可能会引起银行交易发生革命”。新加坡也于近年开发了亚洲第一套电子支票系统。在我国，因为受到1996年实行的票据法的制约，所以电子票据尚属空白。但是笔者确信，随着中国金融认证中心的建立和数字签名在电子支付中法律地位的确定，加之网络技术的发展和现实需求的加强，电子票据一定会成为未来的一种重要支付手段。
5，电子银行帐户。电子银行为企业或个人提供信息查询、货币支付、储蓄业务、结算、在线投资、理财管理等业务。其中，个人、公司企业的储蓄、资金划拨等在线支付必须通过权利人在电子银行上的帐户。笔者不妨将电子银行帐户看作实现电子货币转移的基础。
这些支付手段，一般都是有形的，它们是电子货币得以移转的载体。换言之，没有这些载体，是无法实现电子货币移转的。进而可以说，行为人进行经济型的E-诈骗罪，要依赖这些载体。但它们不是犯罪的对象。因为它们并不直接反映财产关系或经济秩序关系的犯罪客体所受到的侵犯。如行为人窃取他人智能卡到他取现或进行使用之间，有时间上的间隔，在此期间，原持卡人可以挂失从而避免财产受损；或者行为人并没有利用智能卡，权利人的财产就没有受到损失。所以决定是否对行为人追究刑事责任的不是他取得了电子货币的载体，而是他取不取用电子货币的现实可能性，以及他对于电子货币所体现的财产权施加危害的大小。
三、E-诈骗罪的未完成形态
（一）关于实行行为的着手。
犯罪的着手，是区分犯罪预备和犯罪未遂的界限，它是指“犯罪人开始实施刑法分则条文所规定的具体犯罪的实行行为”。
那么在E-诈骗罪领域，实行行为从何时或何环节开始呢？笔者认为，首先，应该将现实性环节行为排除在外。原因在于：
第一，现实性环节行为不具有实行行为的特点。实行行为的着手，也就是开始实施刑法分则的具体构成要件的行为，。判断它时，既要考虑法律规定的具体罪状，还要考虑实行行为的内容及其形式。
也就是说，要从行为法律上的形式特征和实质特征统一考察。现实性环节行为，还不具备接近犯罪对象的条件，也就不可能对于犯罪的客体产生危害，从而不具备实行行为的危害性；而且这个阶段的行为，通常是为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创造条件，更符合犯罪预备行为的特点。
第二，将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有违立法精神，刑法第196条第3款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即按盗窃罪论处。有这个规定，笔者可以推断，行为人仅仅只是盗窃了信用卡，并没有使用的，就不宜作为犯罪论处，至少不论作为犯罪的完成形态论处。在这时，权利人的财产权利并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损害，顶多受到了一定的威胁，该威胁转化为实害还须行为人进行虚拟环节的行为。所以刑法的规定是正确的。它可以作为处理相似情形的参照。基于同样的道理，盗窃或骗取其他人的电子签名、数字密码等行为，对此若以犯罪的实行行为对待，就与刑法规定的精神相违背。
第三，将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会造成司法适用的难堪。假如把现实性环节行为作为实行行为，无疑就会提前考虑犯罪的预备行为，从而将一些无关紧要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如伪造智能卡，是一种预备行为，若将其作为实行行为，就会将此前的购买材料的行为当作犯罪预备行为，也可以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这种行为的法律意义并不重大，将其作为犯罪处理就不太合适。另外，将实行行为提前加以考虑，那么虚拟阶段的行为属于实行行为吗？如果是，就出现了两种性质的实行行为，这自然会支解刑法理论，也不符合刑法规定；如果不是，则只能作为实行后的行为，就不会再发生消极性的犯罪中止，假如行为人根本就没有实施虚拟性环节的行为，也仍然要视为犯罪既遂。这显然于理不通。
其次，进入网络系统的初始行为也不是实行行为。尽管进入网络系统距离行为人完成网上犯罪的时间极短，有时只有几秒钟，但是正确地认识这种行为的性质还是必要的。之所以说它不是实行行为，原因之一在于，该行为也不具备实行行为的性质。为了完成网络中的特定犯罪，行为人一般要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在此之前，他也许还需登录其他具有辅助功能的信息系统。原因之二在于，从刑事政策的角度，不认为这些行为具有实行性质，有助于防范行为人进一步实施犯罪行为。如果这个阶段的行为只是预备性的，那么无疑给了行为人相当充足的时间中止犯罪，从主观上促使其犯罪意图表征不完全。反过来看，这也有助于司法机关充分认定行为人的主观心态，为惩治犯罪提供更可信的证据。
笔者认为，只有进入特定的信息系统后实施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才是实行行为。原因在于：1，该行为具有侵犯犯罪客体的现实性，如果不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它就会实施完毕；2，该行为具有刑法中实行行为的特征，即是引起构成要件结果的直接行为。
（二）关于犯罪未遂
区分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在学界有许多观点，如“犯罪目的实现说”、“犯罪结果发生说”、“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等等。目前虽然最后一种观点暂居主导地位，但其他不同观点依然存在。
“犯罪构成要件齐备说”为了更加准确地认定犯罪的完成形态，进一步区分结果犯（包括危险犯）与行为犯（包括举动犯）两种情形。E-诈骗罪的完成形态时，首先也有必要区别结果犯和行为两种情形。
对于结果犯而言，发生法定的危害结果或出现了法定的危险状态，是犯罪既遂的标准。然而该结果是发生在虚拟空间的还是发生在现实空间的呢？如盗窃电子货币，究竟是电子货币从一个帐户上转到另外一个帐户上这个结果、还是权利人现实的财产出现了减少这一结果？这个问题的意义是不言自明的。笔者主张，应当以现实空间发生的结果作为犯罪既遂的标准。理由是：
第一，这与现代刑法的精神实质是一致的。现代刑法立足于保护社会的机能，兼顾人权保障的机能，二者不可偏废。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刑事立法时，没有采取一刀切的方法，而是区别不同的犯罪类型，在既遂的界限上，有的要求特定的危害结果，有的要求特定的危险状态，有的只需要实施了一定行为，有的甚至只要求作出某种举动。这是因为考虑各种社会关系体现的社会利益大小差异，如此才能均衡刑法的机能。E-诈骗罪侵犯的客体并没有超越一般犯罪的范畴，所以，在对于结果的把握上，它如果背离其他犯罪的要求，另外确定标准，就会破坏现行刑法的均衡点，势必与现代刑法的精神发生矛盾。
第二，虚拟空间的结果向现实转换在时空上还存在隔离。虚拟阶段的结果仅仅表现为权利记载上文义或信息数据的改动，它是否必然损害权利人的权益，还必须依赖于行为人进一步深化行为，致使权利人实实在在的财物侵犯，从而出现实实在在的现实结果，而行为的深化方法可由行为人自己完成，也可由他人完成，也可由工具实现。只是在这个阶段，行为人也可以作出新的举动，如重新作出举动，将先前行为所造成的虚拟性结果取消，还原为原来状态。这样，权利人很难觉察权利受到过威胁，一定的法益秩序也并不出现混乱。从刑事政策上看，也有助于行为人中止犯罪。
第三，也是多数学者担心的，如果按上述方法处理网络犯罪，不惩治在网络系统中实施的违法行为，无异于鼓励行为人犯罪。这倒没有担心的必要。笔者可以将该犯罪的预备形态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依据牵连犯处理的原则加以处断。
对于行为犯而言，只要求行为人的实行行为具备刑法分则规定的条件，就构成犯罪的既遂。所以谈不上犯罪既遂。
三、诈骗和盗窃的界分
依照传统的刑法理论界分诈骗罪和盗窃罪，似乎问题不大；但是在盗窃信用卡后使用、以及盗窃空白发票、支票以及其他空白有价凭证然后使用的行为的定性上，也曾经出现过不同看法。新刑法颁布后所做的一些规定以及有关司法解释澄清了其中的一些纠葛，对于盗窃与诈骗的区别规定得更为明确。如刑法第196条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本法第264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只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原本简单的问题在网络金融领域变复杂了。
信用卡是最早的电子货币载体，今天，体现电子货币的载体还包括其它的电子钱夹、电子票据和智慧卡。所以犯罪的手段更是复杂、多样。如在日本，到处都有全国连网、各银行连网的现金自动取款机（ATM），ATM和信用卡的普及程度非常高；针对ATM卡的犯罪也相当猖獗。从盗窃他人的ATM卡然后破译密码，接着提取现金，发展到伪造主ATM卡，再发展到通过网络联结到银行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直接窃取帐户资金的“线上犯罪”。
还有一种行为人经常使??的作案方式，即在某处24小时监视受害者，乘机窃取其帐号和密码，然后在网上利用这些窃取的帐号和密码将受害人的电子货币划拨到自己的帐号上。
难点在于虚拟性环节的欺诈性与现实性环节的盗窃性竞合的场合。虚拟性环节是在网络中发生的，现实性环节是在现实社会中发生的。
为了预防网络犯罪，在虚拟环节一般设置了一整套安全技术。第一是密码机制。对信息加密是最常用的安全交易手段，可以防范信息在传输和储存中的非授权泄露、对抗截收、非法访问数据库窃取信息等威胁。第二是数字签名技术。它是一组密码，发送人在发送信息时，将这组密码发出，收件人受到信息后，通过双方约定的法则进行运算，从而确定发送人的身份。在本质上它类似于在纸张上的签名，既可确认信息是签名者发出的，又可证明信息自签发后到接收时未做任何修改。第三是时间戳。文件签署的日期和签名一样重要。在电子交易中，数字时间戳能提供电子文件发表时间的安全保护。第四是认证机制。它用来确认交易对方身份的真伪。第五是防火墙。这是一个相当防守性的技术措施，它是不同的网络或网络安全域之间的唯一信息通道，担负着防止外部攻击的使命。然而这些安全技术决非完美无缺，每项技术都有破绽可循，这就为网络诈骗提供了机会。例如篡改他人电子票据的数字签名，或更改电子票据的文义内容，再到电子银行骗取电子现金。
行为人为了取得或盗用他人的电子货币，在虚拟空间，可以采取的方式有两类：一是破坏信息系统的正常运行，借机达到目的；二是冒充其他的权利人，骗取“系统管理者”的信任，从而获得或使用其他权利人的电子货币。用第一种方式达到目的的可能性在网络领域几乎是零，所以第二种方式是常见的。如此一来，肯定要使用欺骗性手段。为了使欺骗更有成效，尽快得到权利人的密码、签名等真实信息无疑是行为人所追求的。有些行为人采取技术方式，在网络中破译权利人密码，套取其相关信息；也有的采取传统意义的盗窃方法获得这些关键信息。后一种情形就发生了盗窃行为和诈骗行为竞合的现象。
对此，立足于我国刑法的规定，结合传统的刑法理论，并充分考虑电子货币的特点，区分某种行为是属于盗窃罪还是诈骗罪，必须考虑发生在现实性环节的行为性质。因为通过前面的分析，笔者可以看出，在虚拟空间发生的行为绝大部分具有诈骗的性质，但是如果将网络经济型犯罪一律以诈骗罪论处，显然与法律的规定不符；另外从法理上讲，盗窃罪相对于诈骗罪，属于重罪，当出现两种竞合时，要作为牵连犯处理，应定为盗窃罪。进一步说，在现实性环节发生的行为如果是诈骗，继之所为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就构成诈骗罪；在现实性环节发生的行为是盗窃，继之而为的虚拟性环节的行为就构成了盗窃罪。
具体而言：1，对于使用未设定密码的智能卡，或者多次使用限额设定密码的智能卡的行为，只要数额达到较大，就构成了盗窃罪；2，对于一年之内连续三次使用智能卡，应当认为符合刑法第264条规定的“多次盗窃”，构成盗窃罪；3，盗用他人公共信息网络上网帐号、密码上网，造成他人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盗窃罪；4，对于使用盗窃的电子钱夹，如信用卡等的行为，构成盗窃罪；5，以虚假、冒用的身份证件办理入网手续并使用移动电话，造成电信资费损失数额较大的行为，构成诈骗罪；6，骗取他人的各种支付手段的帐号、密码，然后利用这些帐号密码在网络中套取电子货币的行为，构成诈骗罪；7，在网上采取技术方式，破译权利人密码，套取其相关信息，继而套取电子货币的行为，构成诈骗罪。8，骗取智能卡的密码，继而使用的行为构成诈骗罪；9，盗窃智能卡的密码，从而使用的，构成诈骗罪。
四、关于电子签名
在电子商务中确定权利、义务的主要手段是电子签名。它有时是进入特定信息系统的钥匙，有时是利用网络信息系统的屏障，有时是从事网络活动的标记。电子签名是一组特殊排列的数字，电子签名技术的发展，对于刑法解释伪造、变造传统的内容以及金融诈骗犯罪将会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
过去，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将伪造解释为仿制，而变造是改变真实的外观或内容。这种解释在我国《票据法》颁布后，存在明显不足。当时在理论界认为，伪造票据是指行为人仿照真实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形式、图案、颜色、格式，通过印刷、复制、绘制等制作方法非法制造以上票据的行为；变造票据是指行为人在真实的汇票、本票、支票的基础上或者以真实票据为基础材料，通过剪接、挖补、覆盖、涂改等方法，对票据的主要内容非法加以改变的行为。
然而，伪造票据的应然之义是模仿他人的签名、伪刻他人的印章、盗用他人真正的印章；变造票据是指依法没有变更权限的人，在有效的票据上，变更除签章以外的其他记载事项，从而是使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内容发生变化的行为。
这可引申出伪造变造票据的行为只是一种典型的票据欺诈行为，而不是独立于票据欺诈之外的与伪造变造货币类同行为。所以笔者认为刑法的规定不大妥当。但是认识在网络的犯罪，即使依照后者的观点，也会出现难以回答的问题。
以往的票据认证主要用手写签名。签名的书写随意性很大，并且中文的方块字极易模仿。盖章也是一样，几乎没有一种公章不能被私刻。系统采用计算机自动识别签名和盖章印章，提高了工作的效率，但是只要票据真伪的凭证仍然是签名盖章，就必然有不法分子试图模仿签名和私刻印章，同样也还有不法分子试图改造和涂销票据。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采用计算机扫描，计算机刻章技术，使得私刻印章实现了电子化和自动化，完全可以以假乱真。因此印章自动识别系统与签名盖章系统一样，绝对不是票据认证系统今后发展的方向。所以，密码机制和电子签名在网络活动中的意义被赋予了新内容。如收票人事先根据票据号编制密码，通过安全的信道，传送给出票人。出票人每次签发一张票据，就根据票据号，粘贴上密码。收票人根据票据号和密码的对应关系来验证票据的真伪。以防止第三者伪造票据。在金融机构则可开发变码印鉴系统，又称为密码支付系统认证票据。它采用传统的单钥密码体制。出票人和收票人事先约定一个密钥，由他们各自保存。出票人每签发一张票据，他先把票据内容数字化，然后他再用保存的密钥、链路加密报文，得到一个鉴别码，把它作为票据真伪的凭证，同票据一起传送给收票人。收票人重复同样的计算过程，又得到一个鉴别码，只要两个鉴别码相同，就认为票据是真实的。由于鉴别码是密钥和报文的函数，因此报文的任何变动都会改变鉴别码，而且不使用密钥是无法计算得到鉴别码的。如此一来，传统的解释几乎上没有应用的价值了。这时，伪造权利将很困难，或许就不可能，但是，变造和传统伪造的内容如何界分有会很困难。
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2
在我国，随着保险业的快速发展，保险业务范围的日益扩大，保险欺诈正呈现出快速增长的趋势。在1980年代末期，诈骗犯罪中涉及保险欺诈仅占2%左右；到1992年这个比例上升到4.5%；1994年的比例为6%；到2000年这类案件的比例更是上升到9.1%。保险欺诈行为不仅是保险业健康发展的主要障碍,而且已经成为保险人最重要的经营风险之一。
1992年2月,在蒙特利尔大学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上,对保险欺诈进行了这样的定义:“保险欺诈是一个故意利用保险合约谋取利益的行动,这一行动基于被保险方的不正当的目的”。通俗的说,保险欺诈是指投保人、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以骗取保险金为目的,以虚构保险标的、编造保险事故或夸大损失程度、故意制造保险事故等手段,致使保险人陷于错误认识而向其支付保险金的行为。
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在保险合同中的利益常常是一致的，因而他们的欺诈行为也极为相似，本文将三者作为一个利益整体来讨论。并且在财产保险中，保险合同要求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所以投保人与被保险人、受益人实际上是同一个主体，区分三者的欺诈行为并无实际意义。
一、投保人、被保险人及受益人的欺诈行为表现
（一）订立合同时的欺诈行为
1.保险事故已经发生，投保人事后投保。这类事件中投保人通常制造虚假凭证或证明材料，修改事故发生的时间，地点，被保险标的的名称，骗取保险赔款。
1）利用被保险人已经死亡的事实，对死亡的“尸体”进行投保，然后制造伪证以更改被保险人死亡的时间，这种欺诈方式在我国人寿保险理赔实践中，比故意杀害被保险人更为常见和集中。
2）在意外伤害保险赔案中也曾经有利用现成的残疾征象诈骗保险金的现象。被保险人实际早已经残疾，通过开伪造证明的方式要求赔偿。
3）谎报保险单的有效时间，将保单有效事件提前到保险事故发生之前，这是保险从业人员与投保人勾结后，可能出现的欺诈行为。即欺诈者谎称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有效，而事实上无效，这是人身保险业务中比较著名的“关门后报告”的欺诈方式，所以保险人在审查保险理赔时要特别注意投保时间和出险时间少于24小时的赔案。
2.投保人在投保时有使灾害事故发生的动机，投保后故意使保险事故发生
在一系列财产保险中，投保人投保的目的就是为了使得被保险物被损坏，从而得到经济赔偿。这种动机可能是（1）解决家庭财务困难。（2）摆脱企业产品积压而引起的债务或财政困。（3）解决经营不善而引起的财务困难。例如火灾保险中投保人会事先转移有经济价值的财产，再伙同其他人纵火。被保险人财务极为困难是这种欺诈现象的共同特征。
海上保险中，不法商人利用船舶的使用单位向保险公司投保，并设下圈套，造成船舶或货物的损失，进而向保险人索赔。
3.重复保险和超额投保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
重复保险指进行保险欺诈的投保人隐瞒重复保险的实情，投保人对同一保险标的、同一保险利益、同一保险事故分别向两个或两个以上保险人订立保险合同，待保险事故发生后，持各保险人签发的保险单进行索赔，以获取多重保险赔款的行为。
在财产保险中，为了防止道德风险，设立了损失补偿原则，其中规定，投保人不能从财产保险事故中取得超过保险事故经济损失之外的利益，所以投保人在事故后只能以实际损失金额为限。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隐瞒了曾经在多家保险公司投保的事实，然后分别持保单向保险人索赔，索赔的总额就可能超过保险标的的损失，投保人在这一起保险事故中取得了额外的利益，有利可图明显不符合损失补偿原则，如果保险人不知道投保人重复投保，就是投保人的保险诈骗行为。医疗保险因为具有补偿性质，也会存在重复保险欺诈的现象，例如中小学生平安保险中，学生已经在学校参加了学平险，学生家长又单独向保险公司投保同样险种，当发生意外伤害的医疗费用时，家长可能持两份保单分别要求赔偿。由于欺诈者都是蓄谋已久，保险人对重复保险的情况很难发现，欺诈者的成功率较高。
超额保险是保险金额大于保险标的实际价值的保险。根据保险利益原则，保险金额只能等于或小于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因为财产保险合同是补偿性合同，即在保险事故发生时，保险人只对保户实际发生的损失进行补偿，决不提供任何获利机会。财产保险中的超额保险行为是保险欺诈行为。
（二）订立保险合同后及索赔时的欺诈行为
当事人具有不能抵抗诱惑，或者不能承受压力，存有侥幸心理等的特征时，他们在投保后容易参与保险诈骗。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订立合同后的保险欺诈行为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未发生保险事故，故意声称发生了保险事故。
保户对从未发生的损失提出索赔，也就是伪造保险事故；或者是保户对保险责任范围外的事故制造虚假材料，说是保险事故损失，以此骗取保险金。
2.夸大或扩大保险事故损失范围，骗取保险金。
夸大损失指在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为了获得更多的保险赔偿，故意夸大损失的程度，伪造各种虚假材料，取得更多的保险赔偿。人身意外伤害险中，夸大伤害程度的案件数量达到无法统计的程度，可称作最具中国特色的意外险欺诈方式。在意外伤害和医疗保险中，医生以及医院方面并不对保险金的多少承担责任，所以经常有医生为病人夸大病情费用，骗取保险金。而且投保人与医生合伙欺诈的隐蔽性高，保险公司对这一类欺诈案往往很难识破。火灾保险中被保险人灾后夸大自己的损失，如火灾前被外借的昂贵油画，声称是在火灾中损失的。
扩大损失指保险事故发生后，保户为了获得高额的保险赔偿，故意扩大损失程度，导致一些本来可以制止的事件发生。如发生火灾不进行抢救、发现盗窃不及时报警等。
3.不具有索赔资格的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要求赔付保险金。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虽然加入了意外伤害保险，但是由于违反了合同中的某项规定，不具备索赔资格，但是投保人或被保险人试图隐瞒其违反合同规定的情况请求赔偿。这种情况经常出现在机动车辆附加第三者责任险中，不具有驾驶资格或者酒后开车的司机，发生车祸后，试图隐瞒其真实情况骗赔。
4.转移责任。
在场所责任险中，投保人、被保险人、受益人偷换事故发生的地点，达到骗赔的目的；在第三者责任保险中受害人的过错转移到被保险人身上，从而使得保险公司赔付更多的保险金。在场所责任保险该类诈骗中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诈骗者对事故现场的真实消息进行了封锁。
5.故意造成被保险人死亡、伤残或者疾病；故意造成被保险财产损失，骗取保险金。
6.内外勾结进行的保险欺诈行为。
诈骗者伙同医生、律师、保险工作人员、公安人员和其他工作人员，通过制造伪证明进行欺诈。如投保方伙同保险公司理赔人员偷换证据，使保险公司作出超过实际损失程度的赔付。投保方串通医疗工作者滥开医疗证明，夸大保险事故损失，或者将医疗费开到被保险人名下，冒名顶替。
能够伪造有效的索赔凭据，是上述五种保险欺诈行为能够实施的重要条件，现在的保险经营中两种伪造单据现象较为常见：1）已经投保的人伪造有关索赔单据进行索赔；2）没有投保的人对整个经营过程中所需单据的伪造，单据内容包括投保单和保险单等等。在人寿保险中，投保人为了便于伪造单据，通常选择在出国旅游休假时发生人身伤亡事故，这样选择在所投保保险公司所属国家之外的区域发生保险事故，那么保险公司对于事故的了解程度肯定没有在本国那么透彻，即使想了解情况，也会受到很多条件的限制，所需费用也不菲。
二、传统的反保险欺诈的方法
（一）加强理赔工作，是防止保险诈骗的最直接方法
针对伪造投保和出险时间以及伪造风险损失或夸大风险损失等的欺诈，在理赔环节中，保险人更多采用了直接的现场查勘和审查索赔申请单的方法：
1、对被保险人的索赔申请进行例行审查。包括索赔的原因是否属于保险责任范围；风险事故是否发生在保险责任期限等等。如果被保险人为法人的情况下，还需要查看被保险人的财务报表及账目，询问被保险单位的上级主管部门，以获取基层单位难以获取的信息或资料。
2、进行现场查勘。对保险事故及时进行现场查勘，以确定保险事故的发生是否在保险合同的有效期内，保险标的是否存在，和测算保险标所受损失的程度。此外，保险人承担的保险责任时有一定范围的，所以保险人必须对造成损失的原因进行检查，以确定发生的事故是否属于承保范围。受损标的与现场残迹一旦被破坏，被保险人就有可能夸大损失范围，隐瞒事实真相，将人为制造的事故伪装成意外事故达到骗取赔款的目的。
3、借助有关部门与专家的力量。比如对于失窃赔案，要求被保险人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索赔时要求被保险人出具公安部门、所在单位或居委会的证明材料，由这些部门起到一定的把关作用。再比如被保险人因意外伤害事件致残后，应向保险公司提供伤残鉴定委员会或治疗医院出具的残废证明等等。对可疑案件还应当向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详细询问。
（二）加强投保前的工作，消灭欺诈于萌芽状态
针对超额保险、重复保险的欺诈行为，在展业阶段进行详细调查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同时，伪造投保和出险时间以及伪造风险损失或夸大风险损失等欺诈手段在展业初期进行调查，也可能发现投保方存在欺诈的动机，从而将保险欺诈行为消灭于萌芽状态。
1.展业时做好关于保险欺诈的宣传工作
要通过广大新闻媒介及其它途径加强对保险欺诈危害性的宣传工作，让全社会公众认识到保险欺诈作为一种违法行为，不仅损害了保险公司的利益，也损害了全体保户的共同利益。对保险公司而言，欺诈保险赔款使得保险公司增加了不应该支出的赔款数额，减少了保险公司的利润；对投保人而言，保险公司为了达到既定的利润目标，在计算保险费时，不得不将保险欺诈行为导致的附加赔款和调查费用因素考虑在内，从而增加了广大保险客户的保险费负担。一旦欺诈之风蔓延，保险当事人双方均不堪重负，最终将殃及保险事业的生存和发展。如果社会公众对保险欺诈的危害性有了充分的认识，人们对保险欺诈者就不会像从前那样熟视无睹，听之任之，从而提高了社会公众对保险欺诈行为的警惕性的防范意识。
2.做好风险评估，是防范保险欺诈的重要一环
细致的风险评估工作既是保险业务的要求，又是防范保险欺诈的一种手段。保险工作者在承保前应详细地询问和调查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有关的地址、第二或第三住所、先前的保险人及过往的赔款等。对有疑问的投保者更应进行细致的调查，这一调查将涉及到未来客户的家庭背景和财务情况、过去的历史、复保险单的存在、工作或雇主的常规变化等等。通过详细询问和调查，一方面可以从中发现是否有可疑之处，另一方面为保险公司以后的详细调查甚至为在法庭出示证据提供有力的帮助。
在一些承保金额比较大的保险业务中，进行详尽的风险查勘是风险评估的重要内容。特别在盗窃保险、工业及主要的商业业务保险中，进行危险的查勘是绝对必要的。这种查勘一方面在于评估物质风险、核对保险金额适当与否、将要保险的财物是否处于良好的状态下；另一方面则通过与家庭成员、邻居、雇员的接触及交谈中获得道德危险印象。
3.搞好保险条款和保险单的设计，是防范保险欺诈的一项重要措施
在风险查勘及评估过程中获得的有关信息和资料，可以在保险单设计及厘定保险费时予以考虑。通过制定保险单的限制承保范围的条款、免责条款也可以预防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
在设计保险单及厘定保险费过程中，适当地划定投保人自己应承担的损失金额是很重要的。如果这个设计适当，则一方面不会使全部风险完全转移给保险公司；另一方面则促使投保方比较进行保险欺诈的损失成本，假如保单中免赔额十分高的话，则保险欺诈也不会有太大的诱人处。当然，保险公司能否推出这种保单方案，还要受到其自身发展阶段的限制，如果划定的保户免赔额过高，那么保户加入保险的积极性会相应降低，从而影响保险公司的发展。
总的来说，一张优质的保险单，必须包括清楚和精确的保障范围和除外责任，它既不能为保险欺诈提供机会，又要防止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误认为自己被保险公司所欺骗，产生从下次投保事件中进行骗保，赚回保险金的想法。
三.美国现代科技在反保险欺诈中的应用
（一）借鉴美国经验，传统反保险欺诈方法体现出的弊端
我国保险公司在反保险欺诈中大量运用了传统的方法。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科学技术的发展，保险欺诈的形式越来越多样化，隐蔽化。由于以下原因，传统反保险欺诈方法的弊端暴露无遗。
1.保险人缺少正确的区分欺诈和无欺诈理赔案件的方法，工作流程缺乏效率，使得一些保险欺诈行为不能被发现。基于纸和笔为基础的索赔过程是不连续的保险索赔过程，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理赔案件需要大量时间询问和沟通，这给被保险人和索赔人思考如何欺诈留下了机会。
2.不充分的保险欺诈发现机制。保险欺诈的发现主要靠当事人的职业判断能力、匿名揭发者的陈述，以及和环境相关的证据来发现，但这些证据是不充分的。
3.缺少调查研究的资料。侦察者面对大量的资料，往往难以判断哪些是可能的欺诈案件，易于在错误信息的引导下浪费大量时间，真正的欺诈案件被发现时，已经太迟了。例如美国在1999年，发生了1.16亿次的财产和意外伤害索赔案，然而，仅仅10000件案子被单独立案调查。
4.欺诈案件有变得更加复杂的趋势。保险人对经过周密策划的欺诈方案往往不容易凭借经验进行正确判断。美国反保险欺诈联合会（caif， coalition against insurance fraud）认为，有计划保险诈骗行为在保险欺诈案中越来越多。因为健康保险中实施欺诈相对容易，因而有组织的保险欺诈者认为其中有极大的利益可图。
5.美国网络交易的发展使得投保可以在网上进行，相对于过去投保所耗用时间长达一天或者一周的保险而言，大大增加了欺诈的潜在可能性和损失的规模。lbmr(london-based meridian research)认为在2005年之前（包括所有网上交易）平均每年网上欺诈将达到600亿美元。来自于scbg(stamford connecticut-based gartner,)也支持这些数据，并且表示网上零售保单被骗保的可能性是传统销售方式的12倍。由于美国现在保险公司正大力发展网上销售保单，因而，预防保险欺诈显得越发重要。
（二）现代科技在反保险欺诈中的应用
1、美国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险赔偿案件数据库
美国网上交易的发展，使得保险欺诈的可能性和欺诈损失的规模都大大增加，分析这些大量的保险欺诈的数据去预防保险欺诈已经超越了人类的能力范围。并且很多保险欺诈行为需要随时进行分析和防范，这促使保险人更多地使用赔偿案件数据库。
计算机技术是针对各种理赔案件的信息共享，当保险人将被保险人或者受益者的信息输入电脑就可以查阅他们的购买保险的历史资料，从而帮助保险人发现疑点。这种方法并不能代替传统的防止保险欺诈的方法，它只是在保险欺诈中起到辅助作用，帮助保险人更快更准地找到欺诈行为，它受到使用者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的限制。
2、网络神经元系统在反保险欺诈中的应用
美国防止保险欺诈的新技术不断出现，如指纹防欺诈等，在这些技术中神经元网络系统被认为是一种最有效的手段，它在保险人防止保险欺诈中具有历史性意义，并且已经帮助保险人节约了上百亿美元。
网络神经元系统的结论是一个具体的分值，从1到1000，预示这出现欺诈的可能性的大小，分数越高，欺诈就越有可能发生。这使得调查者准确地将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到那些得分最高的索赔中。
我国反保险欺诈更多地是停留在传统反保险欺诈的阶段上，没有建立全国统一的保险赔偿案件数据库。这极大制约了保险人抑止保险欺诈，恶意投保人可能通过更换保险人的方法来达到重复欺诈；缺少全国统一的保险赔偿数据库还阻碍了保险人有效迅速地发现索赔案件中的疑点，不利于保险业发展。网络神经元系统的建立也需要大量数据库的历史赔偿数据，因而赔偿数据库的建立，成为现代科技反保险欺诈方法中的基础和重要环节。美国建立全国统一保险赔偿数据库的过程是先通过在不同的险种中逐步建立，然后合并成统一数据库，这对我国将来建立反保险欺诈数据库有借鉴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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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3
1．主体是对社会保险基金实施欺诈应承担法律责任的单位和个人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主体包括以下几类:
(1)社会保险投保义务人和法定受益人。社会保险基金投保义务人和法定受益人是社会保险基金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不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从现实情况看，社会保险投保义务人和法定受益人都是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最主要的主体类型。
(2)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为追求不正当利益，可能单独或与其他相关人员串通伪造或虚构社会保险待遇资料，套取社会保险基金，对社会保险基金造成直接损失或构成安全威胁，从而成为社会保险欺诈的主体。
(3)社会保险服务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社会保险服务机构，是指接受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的委托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支付和相关服务的机构，如代为发放养老金和失业保险金的金融机构，接受委托提供医疗保险服务、工伤保险服务和生育保险服务的医院或药品销售机构等。上述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可能单独或与他人勾结通过虚构或伪造社会保险待遇相关资料套取和骗取社会保险基金，从而成为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主体。
(4)其他诈骗社会保险基金的个人，是指除上述主体之外对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构成损害或威胁的人。如养老保险待遇享有人的赡养义务人在其死亡后隐瞒死亡事实继续代领养老保险金并据为己有;诈骗团伙单独或与医保医院合谋伪造虚假就医资料骗取医疗保险基金，从而成为社会保险欺诈的行为主体。［1］
2．主体具有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主观故意从主观上看，要构成社会保险欺诈需行为人存在欺诈故意，即希望通过向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提供虚假材料或隐瞒有关信息，使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陷入错误认识和判断，从而做出错误的社会保险基金支付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侵害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相关机构或个人因为错误认识或工作疏忽，导致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少收社会保险费或多付社会保险基金，从而给社会保险基金安全带来影响和损害的，不构成社会保险欺诈，但应在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指定的时间补齐应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或返还多领取的社会保险基金。
3．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客体是社会保险基金安全从客体上看，社会保险欺诈行为损害或影响的对象是受法律保护的相关社会关系，或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只有对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构成威胁的行为才能成为社会保险欺诈行为，其它的未对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构成直接威胁的行为均不构成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社会保险基金安全，是指社会保险基金不受威胁和侵害的良好事实状态。为了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必须将影响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的社会关系纳入法律规范调整范围。社会保险基金从筹集、管理、投资到支付阶段都可能遭遇安全威胁，这种安全威胁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保险基金本身受到侵害，如社会保险基金因骗取和冒领而受到损失;第二类是社会保险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受到破坏，如社会保险基金征收管理秩序因用人单位故意隐瞒或伪造社会保险投保资料而遭受破坏。因此，社会保险欺诈的客体包括两类社会关系:一是社会保险基金财产所有关系;二是社会保险基金行政管理关系。
4．骗取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已经完成从客观上看，要构成社会保险欺诈需行为人已经完成了欺诈行为，并对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造成了危害。因此，尽管行为人主观上存在欺诈的想法，但如果没有在客观上实施欺诈行为，即向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虚构足以对社会保险基金安全带来损害或影响的材料或事实，则不构成社会保险欺诈。值得特别一提的是，社会保险欺诈的构成并不以社会保险基金资产存在实际损失为条件。笔者认为，之所以不应将社会保险基金存在实际损失结果作为社会保险欺诈的要件，是因为社会保险基金承担的社会功能具有特殊性，其本身的安全性要求远远高于一般的基金或资金对安全性的要求。不仅其结果安全需要特别维护，运行过程及管理秩序的安全也不容许破坏，否则应承担社会保险欺诈责任，从而最大限度地维护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
二、社会保险反欺诈的立法对策
(一)出台《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条例》
随着社会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和统筹层次的提高，我国社会保险基金规模将迅速扩大，社会保险基金监管也将成为社会保险管理的重要内容。尽管作为社会保险基本法的《社会保险法》用专章对社会保险基金进行了规定，但从具体内容看，主要是对社会保险基金筹集、管理、使用等事项进行了规定，且比较原则。笔者认为，为了将社会保险基金的风险控制在最小范围内，最大限度确保社会保险基金的安全，国家应制定《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条例》。该条例除应对社会保险基金监管的基本原则、监管体制、监管措施、监管程序、法律责任等进行全面系统规定外，还应对社会保险反欺诈进行专门规定，从而为社会保险反欺诈提供直接的法律依据。
(二)在《刑法》中增设社会保险基金诈骗罪
尽管我国《刑法》对诈骗公私财物犯罪进行了规定①，但由于社会保险基金不同于一般公私财物且承担着特殊的社会功能，具有非同一般的作用。社会保险基金是由用人单位、劳动者个人(城乡居民)缴费和政府财政补贴共同构成，由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具体管理，专门用于劳动者养老、疾病治疗、工伤康复、生育和失业救济的专项资金，是社会成员的“养命钱”和“保命钱”［2］。此外，仅从所有权的角度看，社会保险基金也不同于一般的私人财产和公有财产，更类似于共有财产或信托财产。因此，为了有效打击和遏制社会保险欺诈，维护社会保险基金的正常管理秩序，确保社会保险基金安全，笔者建议，在《刑法》中增设“社会保险基金诈骗罪”。2014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八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66条的解释》，就《刑法》第266条的含义及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它社会保障待遇的行为如何适用刑法有关规定的问题做了如下解释:以欺诈、伪造证明材料或者其它手段骗取养老、医疗、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金或者其他社会保障待遇的，属于《刑法》第266条规定的诈骗公私财物的行为。尽管上述司法解释为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刑法适用提供了直接的法律依据，但笔者认为，该解释未能体现骗取社会保险基金与骗取一般公私财物在社会危害性上的差别，因此，建议下一次修订《刑法》时在第五章“侵犯财产罪”的“诈骗罪”中，增设“社会保险基金诈骗罪”，并在具体的刑罚设定上高于一般的诈骗罪。
(三)鼓励社会保险反欺诈地方性立法
尽管社会保险基金诈骗具有共同性，但由于不同地区社会保险发展水平不平衡，尤其是社会保险基金积累规模差异较大，因此，不同地区社会保险欺诈问题的突出程度不同，且具有一些地区性特征，诈骗手段、工具和方式也不尽相同。此外，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反欺诈法律文件的正式出台可能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解释》又只能为社会保险欺诈的刑事审判提供立法依据。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应鼓励社会保险发展较早、社会保险基金规模大、社会保险欺诈现象相对突出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率先制定地方性社会保险反欺诈立法，探索和积累立法经验，等到条件成熟后再出台全国性统一立法。事实上，一些地方已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并收到了初步成效。如重庆市就在2010年出台了《重庆市骗取养老保险基金处理办法》。
三、社会保险反欺诈的执法对策
(一)增设社会保险反欺诈职能机构，强化社会保险反欺诈执法监督
徒法不能以自行，要能及时有效地预防和打击社会保险欺诈必须有赖于完善的管理体制。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社会保险管理体制的现状，笔者建议，在统筹区一级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机构中增设社会保险反欺诈内设机构，专门负责本统筹区的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其基本职责包括:负责指导本统筹区社会保险基金的反欺诈工作;根据需要在报经本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同意后在本统筹区内设置分支机构，并确定其工作区域;制定本统筹区社会保险反欺诈工作规程;根据举报或自行开展社会保险欺诈查处工作;指定分支机构查处本辖区内的社会保险基金诈骗案件;就查处的具体社会保险基金诈骗案件提出处理意见;对本统筹区的社会保险欺诈情况进行调查研究等。
(二)建立社会保险反欺诈行政协调机制
社会保险基金涉及社会保险关系建立、社会保险费征缴、社会保险基金托管、社会保险基金投资、社会保险基金支付，经由的主体包括社会保险基金行政主管部门、社会保险事务经办机构、社会保险服务提供机构、社会保险经费拨付部门、社会保险基金托管机构、社会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机构、社会保险待遇支付机构。由于在任何一个环节都可能发生骗取社会保险基金事件，因此，在上述相关主体，尤其是监督管理主体之间建立社会保险反欺诈协调机制将具有重要的意义。如作为全世界对欺诈处罚最严厉的国家，美国就建立有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险反欺诈和商业保险欺诈法律制度。其中，美国在反保险欺诈的行政监管方面非常注意相关机构的合作配合。美国全国健康保险反欺诈协会(TheNationalHealthCareAnti－FraudAssociation，NHCAA)2010年的《白皮书》就如何建立和完善反医疗保险欺诈提出的七个基本原则中首要的原则就是要建立完善的监管协调机制，这个协调机制不仅包括社会保险相关主体之间的监管协调，还应包括社会保险系统与商业保险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其核心是信息共享平台和机制的建立。①
(三)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金管理制度
为了不断提高预防和打击社会保险欺诈的能力和效果，除了继续完善信息披露、外部审计、财会规则等现行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外，还应建立和完善以下专门的社会保险反欺诈制度。
1．社会保险基金基础信息管理制度从实践上看，社会保险基金被诈骗的直接原因是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工作人员对诈骗人所提供的骗取社会保险待遇的相关材料难以进行及时有效的判断。而导致这一现状的原因则是工作人员无法及时向提供社会保险待遇材料的相关机构，如提供医保服务的医疗机构、进行户籍管理的公安机关等进行核实。如果有一套专门的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将大大降低社会保险基金被诈骗的风险。为此，笔者建议，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文件，规定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必须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险基础信息管理系统，承担社会保险基金相应管理职能的国家机关和服务机构，尤其是提供医疗、工伤保险服务的医疗机构和药品销售机构，负责户籍管理的公安机关等，应将与社会保险有关的信息材料及其变更情况在规定的时间内按照规定的方式和程序上传到信息管理平台，以供相关单位和个人查询，违反规定的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在条件成熟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社会保险基金基础信息管理系统应实现互联互通，形成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基金信息管理平台。
2．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特别处方管理制度通过对近年来发生的社会保险基金诈骗案件的分析，笔者发现诈骗医疗保险基金和工伤保险基金的案件在整个社会保险基金诈骗案中占有相当的比例，并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是提供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服务的医疗机构和药品销售机构在给患者的治疗方案和用药上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缺乏规范的管理。因此，笔者建议，国家应出台相关法律文件，对医疗保险和工伤保险的处方原则、处方医生的资格、处方的审核程序、病历及处方的电子化、病历及处方的归档管理、法律责任等事项进行明确规定。
3．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制度从国内外的实践看，通过伪造、变造社会保险档案骗取社会保险待遇是社会保险欺诈的重要方式。因此，建立专门的社会保险档案制度对于有效预防社会保险欺诈具有重要的意义。所谓社会保险业务档案，是指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在办理社会保险业务过程中，直接形成的具有保存和利用价值的专业性文字材料、电子文档、图表、声像等不同载体的历史记录。社会保险基金管理表面看是管钱，其实管理的是参保人的权益记录，参保人的缴费记录是其未来获得社保待遇的依据，记录的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等对于参保人而言非常重要。对于某个具体劳动者来讲，社会保险档案是认定其社会保险资格、应否享有某种社会保险待遇和计算具体待遇数额的基本依据。此外，全面、客观、真实的社会保险档案也是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机构查证和认定社会保险欺诈的基本证据。日本的“幽灵人瑞②”和希腊的“幽灵退休者”得以产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养老保险档案管理制度不够完善，缺乏有效的档案监管。2009年7月23日国务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国家档案局共同制定了《社会保险业务档案管理规定(试行)》。该规定对社会保险档案管理做了基本规定，但还不够完善，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充实和完善:第一，应允许社会保险业务经办机构通过签订协议委托所在地的专门档案 管理机构对社会保险档案进行专项管理。第二，明确规定各类社会保险档案材料的收集、整理和报送主体。第三，适当扩大社会保险档案的归档范围，包括农村社会保险业务经办过程形成的专业性文件材料;社会保险权利人享受医疗保险、工伤保险服务的处方、病历等资料。第四，实现社会保险档案电子化并与社会保险信息管理系统联网，以便于相关机构和人员查询。第五，出台统一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操作指南，完善社会保险档案管理规程。
4．社会保险反欺诈抽查制度从国外的经验看，完善的社会保险基金抽查制度能有效预防社会保险欺诈。我国应该充分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制定《社会保险基金使用抽查管理办法》，对社会保险基金使用抽查的管理机构、抽查对象的确定方法、抽查措施、抽查程序、抽查结果的处理、法律责任等基本事项进行明确规定。笔者认为，可在省一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中设置专门的社会保险反欺诈机构，并由该机构负责本辖区内社会保险基金的使用抽查。社会保险基金使用抽查机构可根据一定时期内本辖区社会保险欺诈事件的发生情况及其分布特点，对社会保险基金使用中可能产生的欺诈风险按类型进行高、中、低评级，对于存在高欺诈风险的地区、行业、单位或个人应正式列为抽查对象。在锁定抽查对象后，经所在单位领导批准，抽查机构的工作人员凭有效证件有权对被抽查对象享受相关社会保险待遇的事实依据进行调查，包括查阅和复印相关书面材料、询问相关机构工作人员、约谈社会保险受益人、询问相关证人、调取有关影像资料等，相关机构和人员应予以配合。抽查机构对抽查结果应分别做出处理，对存在欺诈但不构成犯罪的依法自行进行处理，对构成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四)强化政府审计对社会保险基金的行政执法监督
健全的执法机构是反欺诈法律制度得以实施的保障。［3］我国《社会保险法》第78条规定:“财政部门、审计机关按照各自职责，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收支、管理和投资运营情况实施监督”。近年来，我国加大了对社会保险基金的政府审计监督，不仅各级政府审计部门加大了对由本级政府管理的包括社会保险基金在内的整个社会保障基金的审计力度，国家审计署也开展了社会保险基金专项审计，先后了国家审计署《2012年第34号公告: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果》、《社保基金会基金管理及2013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审计结果》，此外，还对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基金进行了审计。通过审计，审计部门发现了大量违规违法使用社会保险基金的行为，对此，审计部门就如何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制度和改进相关管理工作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于预防和发现社会保险欺诈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审计的权威性、全面性和规范性使得其在社会保险基金执法监管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可以有效威慑和遏制社会保险欺诈行为的发生。为此，笔者建议，正式建立社会保险基金政府年度审计制度，社会保险统筹区一级政府的审计部门应对由本级政府管理的社会保险基金的筹集、托管、投资和支付情况进行专门审计，并向社会公开披露审计结果，国家审计署则应对全国包括社会保险基金在内的整个社会保障基金进行年度审计，并公开审计结果。
四、社会保险反欺诈的司法对策
(一)适当扩大人民法院受理社会保险争议范围
关于人民法院受理社会保险争议的规定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具体包括:一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法释〔2001〕14号)，该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劳动者退休后，与尚未参加社会保险统筹的原用人单位因追索养老金、医疗费、工伤保险待遇和其他社会保险费而发生的纠纷，当事人不服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做出的裁决，依法向人民法院的，人民法院应当受理”。二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法释〔2006〕6号)，该司法解释第6条规定:“劳动者因为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争议，经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仲裁后，当事人依法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三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三)》(法释〔2010〕12号)，该司法解释第1条规定:“劳动者以用人单位未为其办理社会保险手续，且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补办导致其无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为由，要求用人单位赔偿损失而发生争议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根据上述规定，人民法院只受理因用人单位没有为劳动者建立社会保险关系而引发的劳动者诉用人单位社会保险争议案件，以及劳动者因对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本人因工伤、职业病，请求用人单位依法承担给予工伤保险待遇的争议所做的裁决不服而提起的诉讼。笔者认为，人民法院可以适当扩大有关社会保险待遇案件的受理范围，将劳动者提起的社会保险诉讼全部纳入人民法院的受理范围。这不仅可以及时有效地维护劳动者的社会保险权益，而且可以有效地遏制和震慑因此而衍生的社会保险欺诈行为。通过建立特殊的诉讼制度来有效防止社会保险欺诈是一些社会保险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经验，如美国就有社会保险欺诈促讼制度，即允许公民个人就社会保险欺诈行为以本人名义提讼，并按比例分享罚款。这不仅有利于调动普通民众参与社会保险反欺诈的积极性，而且可以大大增加社会保险反欺诈的有效性，还可以明显降低社会保险反欺诈的成本。为此，笔者建议，对于用人单位因少缴社会保险费而引发的劳动者案件，以及因社会保险事务经办机构拒绝支付、延迟支付、不足额支付社会保险金而引发的诉讼，人民法院应直接受理，而不必以经过劳动争议仲裁为前置程序，在条件成熟后也可以引入社会保险欺诈促讼制度。
(二)充分利用社会保险欺诈典型案件公开审理的宣传教育功能
利用司法活动进行宣传教育是我国《人民法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规定的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责。司法审判不仅是对具体个案涉案人员的行为进行司法评判和法律制裁，其审理中控辩双方对案件事实的举证、质证，合议庭的认证以及对当事人行为法律性质的分析和认定，公诉人对相关法律规定适用的分析，以及被告人认罪悔过的陈述对于参加旁听人员了解我国相关政策和法律规定，知晓案件所涉行为的边界，明确犯罪行为的法律后果，从而得到生动形象的法治教育具有特殊的功能和价值。为此，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可选择一些宣传教育价值比较突出的社会保险欺诈案件进行公开审理，邀请人社部门、社保经办机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工会代表、用人单位代表、劳动者代表、社会保险服务提供机构、新闻媒体来旁听案件的审理，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在社会保险反欺诈中的独特功能和优势。
(三)充分发挥社会保险欺诈案件司法建议的完善改进作用
司法建议是司法机关职能活动的延伸。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作为我国的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通过对案件的审理，不仅可以对具体案件的违法犯罪事实进行全面系统的把握，而且能够对案件发生的原因进行深入的了解和剖析。在此基础上，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如果通过向有关管理机构或组织单位提出司法建议的形式就国家相关政策法律的完善和具体工作的改进提出正式建议，将大大提高打击有关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针对性和有效性。2010年，重庆市人民检察院第四分院在侦办一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基金诈骗案的过程中发现，我国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和管理中存在诸多不完善之处，案件审结后负责该案的检察官们专门给原卫生部部长写信，信中对骗取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基金的严峻形势以及案件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并就如何完善相关政策和监管工作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此外，侦办该案的检察官们还通过检察信息的形式，逐级向上反映了相关情况。最高人民检察院和原卫生部对此给予了高度肯定，最高人民检察院针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诈骗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统计分析，为我国农村医疗保险制度的完善和改革提供了实证依据，卫生部也专门致函重庆市检察院第四分院表示感谢，并表示对其所反映的有关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管理中的问题高度关注，对提出的建议进行了认真研究，并完善了相关监管措施。笔者建议，人民法院和人民检察院可结合所审理的有关社会保险基金的案件，通过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卫生计生部门、社会保险经办机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机构、相关组织单位等社会保险基金相关管理部门和机构单位有针对性地提出司法建议的方式，就如何完善社会保险基金监管工作提出建议，从而有效预防社会保险基金诈骗案件的发生。
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4
近日有媒体评出中国2012年度汉字，“微”字当选。“微”，是位卑而忧国的草根情怀，是借助网络勃兴而焕发的公民力量。可以说，互联网，集聚“微小”而成“宏大”，集结“微弱”而成“磅礴”。
然而，我们在肯定网络“微动力”的同时，也不能不提及一些失范的现象：网上个人信息泄露、垃圾短信泛滥成灾、网络谣言肆虐、网络电信诈骗、黑客攻击……可以看到，“末日谣言”持续传播等“负能量”让人恐慌，个人信息网络公开叫卖等更是威胁着公众安全，损害百姓利益。
“扶正祛邪”是网络健康发展之本，依法治网就是“扶正祛邪”的一剂良方。2012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首次以法律的形式，明确了互联网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和义务，并对相关主管部门的权限做出了规定。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周汉华说，通过立法，首先保护网民的权益，其次还有利于依法行政。同时，通过加强网络立法，还可以提升互联网企业的竞争力，完善我国法律体系建设。
网络立法回应社会需求
最贵的机票，有多贵？说出来能吓你一大跳——190万元！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日前有媒体报道称，一小伙网购了一张900元的机票，在用网银U盾进行交易时，被诈骗网站骗走190万元。
当下，钓鱼网站、网购诈骗、中奖诈骗、QQ视频诈骗、网游装备诈骗、网络传销诈骗……各种网络骗术让人防不胜防。有媒体报道，在过去一年里，网络犯罪使我国个人用户蒙受直接经济损失2890亿元，受害人数超过2.57亿。
网络成为个人信息泄露的重灾区，这已不是什么秘密。越来越多的网民发现：自己中意哪个品牌、喜欢去哪些地方旅行、过年回老婆家还是老妈家、坐火车还是飞机……这些关乎个人隐私的信息，似乎都在不少商家中“裸泳”。
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0级研究生王凡对自己网络个人信息的泄露深感苦恼。“不是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可不管是网上购物，还是网上申请工作都需要填写自己的真实信息，不知什么时候自己的邮箱、手机号就被泄露出去了。现在我每天都得清理大量的垃圾邮件和信息，其中大多是推销广告。有时候还在上课骚扰电话就进来了，严重干扰正常生活。”
据介绍，一些犯罪团伙和非法调查公司利用非法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电信诈骗、敲诈勒索和绑架、暴力讨债等违法犯罪活动。各地已侦破的案件中，有的黑恶势力雇用、组织社会闲散人员开展“调查业务”，有的非法调查公司直接蜕变为黑恶犯罪组织。
2012年4月，长沙警方打掉一个名为“中国资源部”的信息倒卖团伙。在犯罪嫌疑人的作案电脑中，存储的公民个人信息数据涉及全国几乎所有省份，总量在1.5亿条以上，从姓名、电话、住址、房产、车辆到通话、航班记录，信息内容门类众多，详细程度令人瞠目。
近年来，微博成为网民重要发声场的同时，也成为了网络谣言的重灾区。据国家互联网信息办的不完全统计，仅2012年3月，有关部门清理的各类网络谣言信息就高达21万多条。
2012年7月北京特大暴雨期间，网上关于死亡人数的猜测和谣言一直不断，甚至有微博谣传房山一家敬老院受灾导致200余名老人伤亡，由此造成了一定的社会恐慌。此外，“滴血食物传播病毒”、“碘盐致癌”等谣言虽然已被辟谣多次，但仍以不同版本在微博、QQ上热传。
据2012年环球网所做的在线调查显示，有超过六成的受访网友听信过网络谣言。
“我们都盼着互联网能越来越丰富我们的生活，但你不能在这里面裸奔，不知道用什么保护自己。”北京邮电大学互联网治理与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李欲晓一语道出了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立法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决定》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窃取或者以其他非法方式获取公民个人电子信息，不得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提供公民个人电子信息。
“在网络发展已深入到国人生活方方面面的现实面前，我们需要立法来规范我们的网络生活，这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开了个好头。”北京大学青年教师张鹏表示。
立法不是给网民戴“紧箍咒”
一部法律不可能管得住所有问题，但有了这部法律，就意味着网络法制建设迈出了关键一步。对此，有专家评论说，这是立法机关向危害网络信息安全的行为“亮剑”。但也有网民表达忧虑，认为可能会对网络生活带来不便。
《决定》的出台，很多人将其解读为推行“实名制”，是要给自己带上“紧箍咒”。许多网友纷纷发帖，担心会影响人民群众通过网络发表监督批评意见，以及举报和揭露行为。
《决定》明确：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的信息的管理，发现法律、法规禁止或者传输的信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消除等处置措施，保存有关记录，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
有人担心，这一条款是否会影响和限制网民自由地发表言论。
对此，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刘明祥说：“宪法规定，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因此，《决定》中的处置措施，目的是防止损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言论在网络上传播，完全符合宪法规定。”
《决定》规定：网络服务提供者为用户办理网站接入服务，办理固定电话、移动电话等入网手续，或者为用户提供信息服务，应当在与用户签订协议或者确认提供服务时，要求用户提供真实身份信息。
对此，有网友心生顾虑：这一规定是不是意味着网络实名制，会不会影响“网络反腐”的效果。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姚克枫认为：“既不能放过任何腐败的线索，也不能放任以‘网络反腐’的名义损害无辜的人合法权益，《决定》没有限制‘微博反腐’行为，而是对不良网络行为进行规制。”搜狐副总编辑魏成也认为：“目前有影响力的‘网络反腐’事件往往源于网民的实名举报和所提供的客观真实证据。没有任何依据就‘先打一棒’的呼应，不是反腐的常态，不符合法治的要求，也不会真正推动‘网络反腐’的发展。”
业内人士称，《决定》着重强调的是“网络服务提供者”保护网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责任和义务，而并不是如网民所想象那样，是要给自己戴上“紧箍咒”。
可见，《决定》的出台，正是促使网站在法律的约束下，增加网站泄露网民信息的法律成本，这样无疑会督促网站不断投入资金、技术，真正履行好保护网民个人信息的义务。从长远看来，通过立法加强网络信息保护、推行网络身份管理，恰恰有助于对数据窃取、网络黑客攻击、恶意诽谤的追踪、调查和惩处，有利于减少网民在网络上可能遭受的各种侵害，保护网民合法权益。
保护网络信息安全须打“组合拳”
原本由有关部门或企事业单位掌握的个人信息，为什么会出现在网络市场上？
“我们掌握的大量证据显示，泄露个人信息的源头大都是相关单位或部门的‘内鬼’。”公安部刑侦局副局长廖进荣说。在各地挖出的“内鬼”中，有公务员，也有企业职工，有正式员工，也有临时聘用人员，涉及金融、电信、教育、医院、国土、工商、民航等各个行业。
中国移动成都市金堂县福兴镇网点的营销经理向某某，就是被挖出的“内鬼”之一。他承认，自己利用职务之便，私存了大量用户信息，并提供给倒卖信息的不法分子。
律师刘春泉表示，从已经破获的个人信息犯罪案件来看，“内鬼”是个人信息泄露的罪魁祸首，贩卖信息问题要根治还得堵住源头。同时，要建立企业商业使用信息的合理谨慎注意义务，以及民事赔偿责任。
在《决定》出台后，处在“风口浪尖”的互联网企业也作出了积极回应，对加强网络技术监管有了更足的“底气”。
“长期以来，新浪网在用户管理、信息规范等方面做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如制定《社区公约》，还将新浪微博作为微博实名制的试点。”新浪副总编辑周晓鹏表示。
据悉，2011年11月，中国移动成立了信息安全管理与运行中心，负责不良信息治理和信息安全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归口管理。2012年4月，中国互联网协会发出了“抵制网络谣言倡议书”，希望“广大网民积极支持互联网企业抵制网络谣言的行动，自觉做到不造谣、不传谣、不信谣，不助长谣言的流传、蔓延，做网络健康环境的维护者”。
“我们通过技术创新，有效地阻止了大量垃圾邮件、商业性电子信息对用户的侵扰。过去，在这方面没有法律层面的规定，更多地只能靠互联网企业自律，担负社会责任，现在《决定》的出台使我们的工作有法可依。”网易公共事务总监高文表示。
“除了立法保护，一方面，各类为网民提供平台服务的网络运营商，应当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确保用户的个人信息安全；另一方面，网民也要形成保护个人信息意识，谨慎提交相关材料。”中国政法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宋建武教授表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也认为，在信息时代，信息在网络上的任何一个节点都有可能泄露，容易成为网络谣言者的造谣对象。因此，网民提高自身信息的保护意识十分重要。
中国青年网、中国青少年网络协会联合中国传媒大学共同完成的《网民安全上网调研报告（2012）》指出，网民对各类安全上网问题的防范意识总体较弱，青少年网民和低学历网民面对各类安全上网问题时属于弱势群体，56.7%的网民希望进一步提高安全上网意识。
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5
从警20年，高军一直奋战在刑警一线，练就了一身单兵作战的本领。一旦让他抓住机会，基本没有空着手回来的案子。近年来，高军先后破获各类电信诈骗案件10多起，抓获电信诈骗嫌疑人20余人。多次被评为市区级嘉奖，2013年被评为全市优秀侦查员，2008年、2013年、2016年三次荣立个人三等功。
智慧警察――时展的应有之义
在高军看来，警匪关系正面临着一场“信息战”，在这个背景下，智慧警察建设也成为时展的应有之义。高军和他的团队，就是这样一支“智慧之军”。谈及各类诈骗手法、侦破要点，高军如数家珍、口若悬河。
从小，高军就极具正义感，父亲是一名老民警，他对警察的职业很是崇拜。求学期间，高军是个彻彻底底的“理工男”，善于推理，喜欢摆弄各种机械装置，动手能力极强。高中毕业后，他顺理成章地考入济南市警校。毕业后，被分到了长清县公安局刑警大队。
当时的办案条件十分有限，队上没有一辆小轿车。“出门办案不是骑自行车就是坐公交，顶多也就骑个750偏三的摩托车。”高军告诉记者，当时侦查案件的技术手段也远没有今天发达，一个普通案件往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时间。
1997年的一个入室盗窃案至今令高军印象深刻。案发在长清区的马山、五峰、双泉等乡镇的农村，入室盗窃案频发，且大多发生在白天，村民外出干活时。当时村里没有视频监控，只能用最原始的侦查方法，挨家挨户走访调查。这无疑是大海捞针，但是高军没有放弃任何一个细节，认真勘查所有发案现场，并将周围邻居逐一不漏的走访，将所有可疑之处都彻查到底，随着走访的进行，犯罪嫌疑人的体貌特征慢慢地被刻画出来：“20岁左右，体态中等，背一个黑背包”。他先找当地所有符合年龄的有前科人员，跑遍了各个乡镇的公交线路，将协查通告分发给每一个司机。其中，有一个前科人员提供了一个线索，说曾经的狱友来此地找过他，也许有作案的嫌疑。为了找到那名身在德州的狱友，100多公里的路程，高军和同事冒雨骑着偏三摩托车来回。但经过调查，此人却不是嫌疑人。
继续走访过程中，高军掌握了这个可疑人员的面貌特征，当时还请铁路公安做了一份嫌疑人的模拟画像。接着他又从一个小卖部找到了线索，嫌疑人曾在小卖部中用过公用电话。通过电信局，高军查到嫌疑人曾将电话打到济南市天桥区的一个旅馆。他们火速赶赴旅馆，经老板证实此人确实正在这里入住，不过此时不在房间。给老板打好招呼之后，高军和队员就埋伏在了旅馆周围，随时准备行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老板报信儿的电话来了，接通后只有简短的两个字“来了。”高军等人立即行动，在嫌疑人房间将其抓捕，并搜出大量赃物。事后，在审讯过程中，高军整整记了67页的审讯材料。在刑警大队，高军一干就是六年。
2003年，高军调到新城派出所。在这期间，信息作战进入了他的视野。那时还没有大数据，所有的信息都要靠侦查员自己去搜集和整理。
那年，高军办了一个盗窃电动车的案件，抓了一个蝥贼，经过审查供述了辖区某村的同伙赵某。村干部说此人早就搬家了，应该是到县城里去了，但是当时暂住人口管理没有现在那么好，高军考虑到嫌犯的孩子要上学，应该去学校找，到当地教委寻找无果后又考虑孩子应该有注射疫苗，又跑到卫生局查询，果然查到孩子母亲登记的一个电话。当时并没有登记电话的各种系统，只有110登记备案。高军就到110指挥中心查询，竟然查到赵某老婆曾经报过一次警，说是老公酒后打人，当时登记的一个住址成为最后破案的重要线索。
从那个时候，高军就开始注重信息对破案的重要，后来随着各项公安信息系统的不断开通和完善，网上比对、网上串并、网上追逃等一批大数据网上作战方法有了更大的用武之地。高军也成为了首屈一指的网络办案能手，并且几次利用科技网络破获重大案件，参与破获的多个案例被评为济南市公安局的十大精品案例。
在这些荣誉的背后，是高军辛勤的付出。他紧跟公安信息化建设的步伐，不断增强自身的信息意识，全面实行网上作业，充分发挥了信息网络在侦查破案中的地位作用，并且自学了C++等语言程序设计，掌握了信息化所需的电脑操作应用、信息比对、网上作战技能。他不辞辛苦，近年来先后出差二十多次，一年中有150多天在出差的途中。尤其在2011年的“清网行动”中，出差回来，刚下飞机，领导在机场等着，手里攥着下一个出差城市的机票。在那短短的九个月里。高军所在的追逃小组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无论是信息研判，还是重点蹲守，没有放弃一丁点支理破碎的线索。最终全区112个逃犯，他们抓获了108个。
三下河南，5000公里追踪
近几年，电信诈骗不断蔓延，犯罪分子与受害人相隔千里，作案人通过电话、短信远程遥控受害人汇款，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作案，留给公安机关的破案线索只有诈骗电话号码和涉案银行账户。与传统的虚假信息诈骗案件相比，电信诈骗案件迷惑性、危害性更大，侦查办案的难度也更大。
2015年8月1日，董某到新城派出所报警称：7月31日早接到电话，对方自称消防大队工作人员，以帮其介绍工程、代买帐篷为名，要求其在五峰路中段工商银行转账156000元。董某汇款后发现被骗。
案发后，刑警大队机动中队立即对涉案账户进行了查询，发现开户行为北京大兴区经济开发区工行，开户人为朱某。介于嫌疑人很有可能是买卡作案，高并没有围绕开户人做工作。而是选择追踪涉案账户的取款信息，调查显示，嫌疑人在董某汇款完毕后，当日在河南境内取款完毕。
高军的思路是“嫌疑人毕竟是为了钱，只要追着钱跑，肯定能发现嫌疑人的踪迹。”随后，专案组民警赶赴河南，查询到此案的所有取款录像。根据技术手段，高军提取到嫌疑人在银行取款转账的时候的通话号码。通过这个可疑号码，分析出了注册身份，但是根据取款人的头像和户籍像片来比对，发现年龄上好像有差距，专案组不敢贸然行动。
由于技术手段审查需要时间较长，等待的同时他又想出其它办法，“自己的耙子上柴火”，这个道理永远不会错。为此，高军与同事第三次踏上河南的征途。三人又重新分析了嫌疑人的取款数据，发现8月1日凌晨3点，嫌疑人在平顶山中国银行有取款记录，由于此时人少车少，便于分析嫌疑人路线，高军决定先从平顶山取款录像下手。
经反复观看录像，发现嫌疑人是步行，从银行东侧路南翻越马路中间护栏到达银行，取款完毕后再次翻越护栏离开现场，没有发现任何交通工具。但高军分析，嫌疑人取款一般不在本地，取款时间又是凌晨三点，嫌疑人肯定有车，可能停的较远。高军又沿路在现场周边搜索录像，经反复查找，8月1日03：54，在现场东侧小区路口一录像发现，一辆黑色轿车行驶速度较慢，有刚刚起步的嫌疑，取款人很可能乘坐了此车。但是，录像距离远，车辆模糊，别说车牌，就是车型也不能确定。
为了把线索查到底，高军索性假设此车是嫌疑车，一个路口，又一个路口的追了下去，后来发现了一辆较为清楚的图片，但还是看不到车牌。大体可以看到车辆类似一辆奥迪轿车。驾驶员穿浅色上衣，遮阳板下放，好像无车牌。嫌疑逐步上升，可是下一个路口没有录像，无法确定车辆的路线，线索中断。
擅于分析是一个优秀侦查员的素质体现。既然推理嫌疑人是外地取款，就不是平顶山人，此人又是开奥迪来的，犯罪嫌疑人从一个城市赶赴另一个城市，一般走的是高速路。此时已是晚上8点了，高军趁势追踪，连夜到达平顶山高速指挥大厅，经工作人员协调，调取了8月1日上下高速的所有车辆，终于发现了那辆无牌奥迪车。根据高速的计费卡，发现嫌疑车辆是从平项山东上的高速，高军在漯河西下口处调取了高清的抓拍图片，至此，整个追踪路线延续了近100公里。
为了提高办案效率，高军通过技术侦查手段分析了嫌疑人在驻马店境内的活动轨迹。历经40多天，最终，找出了嫌疑人的奥迪车辆。此时，高军对嫌疑人的身份基本确定，并分析出当晚作案的人数和具体路线。
9月10日，专案组在前后驱车在河南郑州、驻马店、平顶山、漯河、周口五个城市十多个区县调查取证，行程近5000公里后，最终将诈骗嫌疑人齐某、杨某、康某等人抓获，打掉了这个盘踞在河南驻马店上蔡县的一个电信诈骗团伙。
转战荆襄之地，千里南下擒骗徒
随着网络社会的迅猛发展，网上炒股成为市民理财的一种重要投资方式。犯罪分子仿佛找到了发财的捷径，利用人们贪图获得巨大利益的心理，以有股票内幕、保证涨停、资深专家指导等虚假信息为诱饵，骗取受害人钱财。此类案件对高军来说，既是挑战，又是“学习”的过程。
2016年4月，新城派出所接辖区群众张某报警：其在网上被别人以炒股为名诈骗16000余元。经过初查发现，张某听信朋友劝说，于2015年在网上开通炒股账户。由于其不懂行情，初期一直处于亏损状态。为了挽回损失，张某主动加入到炒股QQ群中，向“高手”学习经验。在此期间，一网名为“鸾镜朱颜”的人主动加其为好友，经过一段时间交流后，“鸾镜朱颜”推荐湖北高金投资公司让张某加入，并许诺在公司资深专家指导下投资股票可以达到40%的收益。张某并不相信，但在之后的几个月里，“鸾镜朱颜”不断向其发送公司会员的收益照片以及汇款照片，看到该公司会员的收益后，某心动了，向该公司账户汇款16000元作为会费，成为湖北高金投资公司的会员，之后通过QQ在该公司资深专家“徒行者”的指导下，无尽的亏损之路开始了……
第一笔交易让张某在两天内净赚1200余元钱，狂喜之下他开始加大投资。不料在资深专家“徒行者”的指导下，张某开始亏损，心惊之下质问湖北高金投资公司的专家，但得到的答复是等待。直到资金被套无法翻身时，“鸾镜朱颜”与“徒行者”消失了，此时张某才幡然醒悟。
接到报警后，长清分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此案。民警对“鸾镜朱颜”“徒行者”的QQ号进行技术监控，追查到嫌疑人身份及活动地域以及新动向；高军带队追查受害人转账资金去向，通过资金流向查找嫌疑人最终取款地点及取款人员。经过侦查，最终确定嫌疑人活动区域为湖北省襄樊、襄阳二市，最终取款账号卡主名为王某。网警大队确定嫌疑人QQ号为王某所用，同时确定另一名嫌疑人信息以及该公司详细情况。
确定嫌疑人王某及其诈骗公司后，高军带领专案组南下湖北襄樊、襄阳二地。在当地警方配合下，调取嫌疑人的银行取款监控，通过画面比对发现，取款人正是王某，至此，可以确定王某就是诈骗案嫌疑人之一。在专案组对湖北高金投资公司进行调查时发现，该公司已人去楼空，公司负责人郑某去向不明。经查证，湖北高金投资公司负责人郑某与王某为表兄弟，二人系合伙诈骗。鉴于郑某去向不明，为防止嫌疑人王某逃脱，专案组民警立即采取果断措施，在襄阳市某居民区成功将王某抓捕。在大量证据面前，王某如实供述了与表哥郑某合伙诈骗的犯罪事实。
集成作战，重击网络电信诈骗
2016年7月30日，新城辖区群众赵某报警称被网上虚假投资平台诈骗20万。案情重大，刑警大队与新城派出所成立专案组，立即调取分析涉案账号，发现案发后其他受害人仍陆续向该账号汇款十万。资金被嫌疑人转到上海宝付平台和海南新生平台十万元，后又转到十多个二级卡上，在广东深圳的部分ATM直接取款。
8月1日，高军出发深圳展开侦查，一是查询银行信息，二是调取分析取款录像。在银行ATM录像中发现取款人影像，结合周边监控顺线追踪四五公里，终于发现第三名送卡的关键人物。同时，结合银行调取的开户信息，确定了三人身份并及时进行布控。
8月10日，犯罪嫌疑人购买车票信息被侦查民警查获，当日专案组在当地警方的配合下，在深圳火车站抓获取款人之一万某。专案组对案件查证做了全面细致的梳理，同时审讯也取得有效突破。
司法实践中，电信诈骗案件仅抓获一名取款人，往往会因证据不足不予逮捕。其他嫌疑人尚未到案，眼看万某拘留期限将至，如果不能顺利批捕而释放，那么前期大量工作将付诸东流，案件难免进入死循环。对此，长清分局法制、刑警与区检察院充分沟通协调，共同应对日益猖獗的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最终依据清晰的取款录像和详实的审查笔录依法对万某以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予以逮捕。为下一步抓获其他同案犯罪嫌疑人赢得了宝贵时间。
根据审查线索，8月底，高军及专案组成员再次前往湖南娄底，对另外两名嫌疑人王某和田某美开展调查。前期工作确定，王某是三名取款人的组织者，其反侦查意识很强，专案组尚不确定其具体活动情况。
对王某的侦查工作艰难地展开，高军及专案组成员多次辗转两地。案情随时起伏，思路随时调整，专案组上午还在湖南，下午就到了湖北，次日又要返程了。高军以及队员们面临着水土不服肠胃不爽，还有街边小旅馆内肆虐的蟑螂，闲暇中，他们聊起以前出差曾睡过五块钱一晚的马车店，在东北床垫里逮老鼠的经历，倒也给连日的奔波平添一番趣味……
高军始终没有间断与娄底警方的联系，终于在9月19日获取一条信息：王某的母亲正在娄底市人民医院照顾病人，而且提到“老三在家呢”，而王某在家正好排行老三。
新的D机令人振奋，9月21日，经过九个小时的高铁，专案组再次来到娄底市公安局。根据当地刑警提供的信息反映，医院的病人正是王某的姥姥，而使用其电话的中年妇女正是王某的母亲。虽没有找到嫌疑人的确切位置，但诸多线索均表明王某的活动范围确实在娄底。
国庆节后，专案组收到娄底市刑警线索称，王某仍在新化县西河镇。10月15日，高军四下湖南。18日凌晨4点多，专案组民警与西河派出所民警联合行动，将还在睡梦中的王某逮个正着。至此，近三个月的追捕工作，终于取得突破。
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6
关键词:信用证;欺作;风险与防范
目前，信用证结算方式已成为国际贸易中最普遍最广泛的一种结算方式。据国际商会统计，采用信用证结算方式的贸易，占世界贸易的70%以上川。然而，信用证方式也有其缺陷，信用证下银行根据“表面真实原则”，处理的仅是单据，从而给欺诈活动造成可乘之机。
一信用证欺诈产生的主要原因
在国际贸易中，信用证欺诈也叫跟单信用证欺诈，是指利用跟单信用证制度的独立抽象性原则和单证严格相符原则，提供表面记载与信用证要求相符，但实际上不能代表真实货物的单据，骗取货款支付，或开立虚假信用证或“软条款”信用证，企图压价或骗取货物、质保金、履约金、佣金的商业欺诈行为川。造成信用证欺诈的原因主要有交易双方的主观原因和其它外在因素。主观原因主要是指交易双方不遵纪守法，不讲究诚信;其它外在因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信用证本身的特点
信用证是独立于合同或任何其它合同之外的交易，开立信用证的基础是买卖合同，但银行与合同无关，也不受其约束。信用证有三个特点，即信用证交易的独立性、单据性以及银行提供信用。对出口商来说，只要按信用证规定的条件提交了单据，在单单一致、单证一致的情况下，即可从银行得到付款;对进口商来说，只要保证收到符合信用证规定的单据即行付款，就可从银行取得代表货物所有权的单据。根据银行惯例，银行不需要亲自询问单据的真实性、已装运的货物的真实性、已装运的货物是否已真正装运以及单据签发后是否失效。由于银行在信用证结汇中只对有关单证作表面审查，只要“两个一致”就应对卖方付款，对货物不予审查，这就使得一些不法商人有机可乘。
(二)各国法律和惯例及单证格式不一致
由于各国目前对信用证纠纷、信用证欺诈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和处理办法，而且由于信用证纠纷涉及的管辖权、法律适用等问题目前尚缺乏国际性合作，国际商会的uC巧(X)对信用证欺诈也未做出明确规定，这样就使信用证欺诈的骗子们可以较容易地规避欺诈受害国的法律制裁。
(三)当事人不熟悉国际惯例
信用证业务包含众多环节，需要当事人了解相关国际惯例、法律和复杂的专业知识。由于信用证欺诈是由一些具有高智能和精通信用证贸易运作及相关法律知识的人操纵的，如果当事人对某些国际惯例不熟悉、业务素质低下就会给欺诈者提供可乘之机。
二信用证欺诈的种类
在实践中，我们一般将信用证的欺诈分为卖方欺诈和买方欺诈两种。
(一)卖方常用的欺作手段
1.伪造信用证或随附的单据和文件。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一种形式是卖方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使用伪造、变造的信用证行骗，可以是卖方骗取买方开出真信用证，也可以是使用过期的信用证直接骗取银行付款;还有的是行为人在真实、合法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基础上或以真实的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为基本材料，通过剪接、挖补、涂改等手段改变银行信用证结算凭证的内容和主要条款使其成为虚假的信用证，然后从银行骗取货款。
在实践中，比较常见的另一种形式是伪造、变造信用证附随的单据和文件。即伪造、变造与信用证条款相一致的假单据、假文件，如假提单、假保险单;或者通过预借、倒签提单或是出具保函换取清洁提单，使其表面符合信用证要求。根据UCP以X〕的规定，受益人要提交商业发票、保险单据和运输单据，其中提单是受益人主要的伪造目标。一种方式是通过伪造提单的内容，另一种方式是设立假公司，伪造假提单。在著名的1977年I刀nB~案中，发货人就是通过伪造了一张载20，以刃吨糖的提单向银行顺利结汇，而实际只交货500吨，最后还酿成了重大外交事件[3]。
2.交货不符合合同的规定。在信用证结算方式下，银行付款的依据是单证一致、单单一致。只要受益人提交的单据完全符合信用证规定的要求，开证行必须对其或其指定人付款，而不是等进口商付款后再转交款项。这样就给卖方进行欺诈提供了有利条件。实践中，有些卖方提供的单据虽然表面符合信用证要求，但却提交假货、劣货或是所提交的货物数量、品质均与合同不符。在腼tedBank侧vCambri妙S样戒ing。犯dsCorp.案中，卖方用旧的、无衬垫的、发毒的拳击手套冒充新手套交货，向议付行出具在表面上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银行议付货款，致使买方蒙受重大损失叫。
(二)买方常用的欺作手段
1.使用作废的信用证和骗取信用证。使用作废的信用证欺诈，主要指买方使用其明知已过期的信用证、无效的信用证、涂改的信用证等作废的信用证进行欺诈。例如，伪造、涂改信用证的有关日期和有关条款等，或明知其所持有的信用证的开证、通知、提示及到期日期已过期，主观上故意欺瞒受益人。
骗取信用证，可以是开证申请人骗银行开具信用证，也可是他人骗取其他人已开出的信用证行骗。主要是买方编造交易事实的谎言或隐瞒企业经营不佳的情况来行骗。
2.利用软条款信用证进行欺诈。软条款欺诈在法理上和法规上均没有统一的或权威的定义表述。一般认为，信用证中的“软条款”也称为“陷阱条款”，它是指信用证中加人一些特殊条款，使受益人无法控制其执行情况。它赋予开证申请人或开证行单方面的主动权，使信用证项下的付款责任可随时因开证行或申请人的单方面行为而解除，从而变相地成为可撤销信用证或银行付款责任不明确的信用证阁。信用中的软条款使受益人正常处理信用证有关业务的主动权很大程度上掌握在对方手里，影响安全收汇。
常见的信用证“软条款”很多，我们可将之归纳为以下几类:一是信用证开出后暂不生效，需要待开证行签发通知后生效。也就是说，开证行或进口商只要不通知，信用证就无法生效了;二是限制性装运条款，如规定公司船名、目的港、起运港或验货人、装船时间须待开证申请人通知或须开证申请人同意，并以修改书形式通知;三是限制性单据条款，如品质证书须由开证申请人出具，或须开证行核实或与开证行存档的样品相符;四是收货收据须开证申请人签发或核实。比如货到目的港后通过进口商品检验才付款;此外，恶意申请人还常故意在信用证中规定相互矛盾的条款，使受益人处于两难境地，无法同时满足相关条款，申请人取得货物或保证金后反而指责受益人“违约”。
3.利用远期信用证进行欺诈。信用证是独立于合同之外的一种自足文件，信用证项下付款是一种单据的买卖，因而有些不法分子利用信用证本身的这些特点进行欺诈。如利用远期信用证诈骗。由于采取远期信用证支付货款时，一般是买方先取货后付款，在信用证到期付款前存有一段时间，不法分子就利用这段时间，制造付款障碍，以达到骗取货物的目的。有的是取得货物以后，将财产转移，宣布破产;有的则是与银行勾结，在信用证到期付款前，将银行资金转移，宣布破产;还有的是欺骗进口商与其订立合同后为其开具信用证，然后要求银行为其贷款，骗取银行贷款等。
4.利用“1/3正本提单随船走”进行欺诈。提单作为进出口业务中极其重要的单证，是一种物权凭证，谁掌握了提单谁就拥有了货物的控制权。在近海贸易中，航期大约在5天之内，而货运单据传运大约需要ro天，因而常会发生货到单据未到的情况，买方可能因无法及时提货而支付一定的额外费用。进口商为了提前提货，往往要求开证行在信用证条款中注明113正本提单随船走，213提单(正本)送银行议付困，由船长签发一张收据来代替这1/3正本提单。这种做法使出口商面临的风险很大，因为只要信用证规定的3份正本提单中任何一份生效提货，其他两份自动失效。进口商可以不去银行支付货款就获得了货物的所有权，若进口商与船运公司勾结，将货物提前提走，或者如果以后他以银行收到的单据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为由拒付货款，银行对此也不会承担责任，出口商就要承担货款两空的风险。
三信用证欺诈的防范
(一)开证行的防范措施
1.重视资信调查，加强信用风险管理。从风险角度来讲，做好对各当事人信誉了解至关重要。因信用证业务虽独立于实际贸易，但同时又以买卖合同为基础，因而开证行开证时应重视对开证申请人、受益人与合作银行的资信、资力等方面的了解，尤其要认真审核开证申请人的付款能力，严格控制受信额度，对资信不高的申请人要提高保证金比例，落实有效担保;银行应建立客户信息档案，了解业务的贸易背景，定期或不定期地客观分析客户的资信情况。
2.不断提高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平。信用证欺诈是种高智商的不法行为。在信用证欺诈中，开证、审单、承兑、付汇等重要环节都在银行运作，银行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在实务中显得异常重要，对其要求也越来越高。要有效的防止信用证欺诈，国际结算人员必须加强专业知识的学习，不断提高业务水平，这是防范风险的关键。否则，业务不熟练，对风险缺乏充分估计，很容易造成巨大损失。
3.规范操作，严格审单。银行应按照信用证业务的操作程序，规范操作，严格审核单证。开证行开立信用证后，要严格遵守信用证交易的国际惯例，按照“单单一致，单证一致”的原则，严格审单。大到字、句，小到标点、字母，都不能出错，否则就要付出不必要的代价。对于提单等重要的物权凭证，应多方核实其真伪。
(二)开证申请人的防范措施
1.对出口商做好资信调查。实际工作中，许多诈骗案件都是由于进口商对于国外客户资信情况了解不够所致。因而进口商在签定合同之前，要做好对出口商的资信调查工作，以降低风险。
资信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国外企业的组织机构情况、资信情况、经营范围和经营能力。组织机构情况包括国外企业的性质、创建历史、内部组织结构、主要负责人及担任的职务、分支机构等;资信情况包括企业的借贷能力、资产负债情况、经营作风、商业道德、履约信誉等;经营范围包括企业生产和经营的商品品种、业务范围、经营性质;经营能力包括客户每年的营业额、销售渠道、经营方式。
在实践中，对客户进行资信调查的途径有很多，如通过银行调查;通过国外的工商团体进行调查;通过举办国内外交易会、展览会、技术交流会等方式接触和了解客户;通过实际业务接触和考察客户;通过我国驻外机构提供的客户的考察材料了解客户;通过查阅外国出版的企业名录和厂商年鉴等了解客户的经营范围和活动情况。经过谨慎地调查，进口商应该建立完备的供方档案，以供日后查询。
2.在信用证中明确单据条款。为防止出口商不发货、少发货或以假乱真、以次充好现象的发生，进口商可在信用证中要求卖方提交一些难以伪造的重要单据，如由知名机构出具的检验证书、卫生证书等，同时对其他单据如提单、保险单、商业发票等在信用证中提出明确要求，避免出口商利用信用证条款含糊、粗略的缺陷提交与合同不一致但符合信用证的单据骗取货款。此外，进口商还可以争取大宗、大额进口货物的迟延付款或分期付款，在收到对方的装船通知后立即通过相关机构核实，以防假提单。如发现欺诈，可立即请求法院启用“欺诈例外原则”阻止银行对外付款。
3.选择适当的贸易术语和支付方式。国际贸易中，使用频率最高的贸易术语是roB和CIF这两种。FOB价下，由买方负责租船，签订运输合约;而CIF价下，由卖方负责租船，签订运输合约。一般来说，在签订合同时买方应争取使用FOB方式，特别是在大宗货物进口时选用FOB价尤为重要。在FOB价下，买方可以选择自己信赖的承运人承接货物，基本可消除船运公司和出口方相互勾结出具假提单的可能性，可以有效防止签发不真实的提单，诸如倒签提单、预借提单、提供虚假不清洁提单等。这样，买方掌握较大主动权，卖方很难实行欺诈。
除此之外，买方应该尽量争取采取远期付款方式，也就是在信用证中开立远期付款或承兑汇票。这样当卖方欺诈行为暴露时，货款有可能仍未支付，买方就有足够的时间采取相关的补救措施。
4.严格审核卖方所提交的各类单据。进口商应当根据合同的具体要求对提单、保险单、商业发票、质检证书等提出明
确具体的要求，防止出口商针对漏洞提交不符合合同但符合信用证的单据。严格审查单据对于进口商来说尤为重要，它不仅仅是在发现单证不符时可以拒付，更重要的是发现在出口商恶意欺诈的情况下，可以单据不符拒付货款，减少或避免损失。
5.制定严格的信用证业务操作规程。有一套完整的业务操作规则是杜绝信用证欺诈的有效手段。当卖方发出货物已经装船付运的通知后，买方应立即去核实消息的可靠性，如果该船东是国际知名轮船公司并对此消息加以确认，一般是可靠的;若其不予理睬或许是皮包公司，则买方还应委托人在港口查询证实货源。通过调查了解船舶航运动态及相关货源情况，买方若认为有可疑之处即可提早采取适当措施加以防范。
(三)受益人的防范措施
1.严格审查信用证，做到证同一致。审证是指当国外买方开来信用证时，卖方对开证行的背景和资信能力以及信用证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和核对。信用证是依据买卖合同开立的，其内容应该与买卖合同一致。但在实际业务中，由于种种原因，如工作疏忽、电文传递错误、贸易习惯不同、市场行情变化或进口商有意利用开证的主动权加列对其有利的条款，因此，往往会出现证同不符的情况。对此，出口商应认真审核信用证。
审证的项目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些方面:一是对开证行的背景、资信情况进行审查;二是受益人要配合银行对信用证的真伪进行审查;三是依据合同仔细审核信用证的内容。
首先，出口商应该慎重选择开证行。开证前，出口商应委托业务往来银行对开证行的资信进行调查。如了解进口国的经济金融状况及当地银行信用证业务的一般做法，对一些不熟悉或资信较差的开证行，出口商应要求开证行以外的另一家资信良好的银行对该开证行的付款责任加以保兑。
其次，受益人应当与通知行密切配合，认真审查开来的信用证，除了表面真实性外，还应核对密押或印鉴，如有疑点应及时查询，未核对前不要轻易出运。
第三，受益人要对信用证的内容进行
严格审查。特别是对重要条款要重点审核，一旦发现内容有出人，应尽快与进口商联络进行改正，直至“证同统一”，以利制单结汇。同时，在对信用证的内容进行审核时，要严防“软条款”信用证。首先应当注意出口合同的拟订，因为信用证条款往往是根据合同开出的。如果合同条款规定得周密详细、无懈可击，则出现信用证软条款的可能性也会相应减少;其次在收到信用证后应及时审查，一旦发现软条款，应立即以最快的通讯方式与买方协商，要求开证申请人改正，坚决不接受软条款。
2.正确缮制信用证下随附单据和文件，以防开证行拒付。信用证业务是纯粹的单据交易，银行付款的依据是“单单一致，单证一致”。出口商能否安全收汇，关键看其所交单据是否符合信用证条款的规定。近年来的调查表明，大约50%跟单信用证下的单据因与信用证不符或单据之间表面不符而被拒收。因此，在信用证业务中，出口商应严把单据质量关，在认真审核信用证的基础上，严格缮制所有单据，做到“正确、完整、及时、简明、整洁”，避免出现单单不符、单证不符的情况，确保收汇安全。
总之，作为国际贸易中的进出口双方，在追求最大商业利益的同时，不仅要遵纪守法，按原则办事，讲究诚信，同时也要提高警惕，利用各种方式防范信用证欺诈。在出现欺诈时能尽量把损失降到最低，或者在自己的利益受到侵犯时能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这需要信用证的各有关当事人，特别是买卖双方和进出口方银行以及各国立法、执法和司法机关的共同努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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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7
陈盈盈游走在法律边缘，视婚姻为儿戏，在受到社会舆论谴责的同时，她的行为却让法律无奈。她的“合法诈骗”行为，引发了法律界人士的热议……
妙龄美女真爱来临?“火势”下嫁丧偶富豪
2008年8月2日下午，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恩东工矿灯具厂总经理刘恩东发现自己的QQ信箱里有一封“高级征婚晚会”的邀请函。他好奇地打开，了解到这是北京市一家名为“金领丽人”的婚介公司，专门为“金领阶层”举办的相亲会。
今年48岁的刘恩东中年丧妻，他所经营的灯具厂在业内颇有名气，并在北京成立了分公司。妻子去世后，家产近千万的刘恩东择偶条件颇高，他要求对方既要年轻漂亮，又要有高学历……刘恩东颇感兴趣地看了一遍邀请函。邀请函中注明，主办方把征婚门槛定得很高，就是要让真正有实力的未婚社会名流、帅男靓女们聚集到一起，促成有情人终成眷属。刘恩东当即拨通了“金领丽人”婚介公司的电话报名。
2008年8月13日，刘恩东应约前往北京参加相亲会。通过举办方筹划的一系列互动活动，刘恩东认识了一位叫陈盈盈的女孩。31岁的陈盈盈来自哈尔滨，毕业于黑龙江大学法学系，未婚，一个人在北京打拼。因为是老乡，两人很有共同语言。陈盈盈告诉他，她在北京联通公司大客户部做“商务经理”，因为忙于工作，耽误了个人的婚事。陈盈盈还含蓄地对刘恩东表示了好感，并表示自己并不介意两人在年龄上的差异，她看好的是刘恩东的个人能力和稳重体贴性格。
面对才华出众、乖巧得体的陈盈盈，刘恩东觉得她就是自己一直要寻觅的完美意中人。为了追求陈盈盈，刘恩东延长了在北京分公司驻留的时间。随着两人接触的深入，陈盈盈坦白，她跟刘恩东交往其实并不是看上他的经济实力，她在两年前年薪就已经达到30万元，她拥有一辆奥迪A8私家轿车，而且在北京二环还有套住房，平时穿的服装都是世界顶级品牌。刘恩东对她倍加热情和珍惜。半个月后，刘恩东依依不舍地跟陈盈盈惜别，承诺尽快把公司总部迁移到北京。
2008年9月12日，陈盈盈打电话告诉刘恩东，说她明天要过生日。刘恩东获悉后当即打“飞的”前往北京。当晚，刘恩东拿出事先准备好的硕大钻戒，心情激动地为她戴上并求婚，陈盈盈温顺地依偎在刘恩东怀里，含羞答应。
10月7日，陈盈盈忽然从北京来到牡丹江，一见到刘恩东，就梨花带雨般地扑入他怀里，委屈地哭诉道：“恩东，我父母嫌弃你年龄大，不愿意接纳你这个女婿，我已经跟他们闹僵了……”
刘恩东听罢，不禁垂头丧气。见此情形，陈盈盈话题一转，坚定地说，“我的事情我做主，我还是决定要嫁给你’!我这次来，就是要同你一起办理结婚手续的。”说着，陈盈盈还在刘恩东脸上亲了一口。
2008年10月28日，陈盈盈跟刘恩东在牡丹江市爱民区民政部门办理了正式结婚登记。当晚，刘恩东搂着娇小的妻子，感动得流出热泪，“盈盈，你对我如此真心，我怎能亏待你?我保证今生今世永不变心，真心实意对你好，爱你疼你一辈子!说吧，你想要什么?只要是我能办到的，一定都满足你!”
陈盈盈笑着表态说，“我什么都不要，你就在北京给我安排好一个舒适的家就行了，我俩总不能在我的房子里结婚呀，那样做会把我父母气病的。我们还是买个像样点的房子吧，这样，我父母到家里来，看了也高兴。”刘恩东当即满口答应。
几天后，两人就在北京市宣武区广外大街朗琴国际小区定下了一栋精装修的120平米的私人豪宅。这套房子价值不菲，加上开发商提供的全精装修，总价钱达到230余万元。为了哄心上人高兴，刘恩东二话不说交钱“埋单”。
在办理房产证时，陈盈盈提出在房产证上，要署上她和刘恩东两个人的名字：“恩东，房产证上署我俩的名字，是为了向我爸妈证明，你非常在乎我。如果你不放心，等过段时间我再偷偷地把北二环那套房子的户主也署上你的名字，你看可以吗?”听了陈盈盈的话，刘恩东握紧住她的手说，“我们都是夫妻了，我怎么能对你见外?都按照你说的办!”
买下豪宅后，刘恩东和陈盈盈一个月后就搬入新家。2008年12月6日，刘恩东与陈盈盈约请了北京的亲朋好友，举办了一场隆重热闹的婚礼。
“闪婚”之后“闪离”，新婚妻子有颗“贪婪”的心
婚后，刘恩东暂时留守北京分公司。两人在一起生活不到一个月，陈盈盈就提出要买车。拗不过妻子的软磨硬泡，刘恩东最终花了60多万元购买了一辆新款宝马。在陈盈盈的要求下，刘恩东还为其购买了裘皮大衣、劳力士表……不到两个月时间，刘恩东又花费了50多万元。
陈盈盈连续不断地向刘恩东要钱消费，最终引起刘恩东的反感和警觉，他半开玩笑半认真说：“我在你身上花了那么多的钱，你将来该不会卷了我的东西和钱，弃我而去吧?”陈盈盈也话中有话地回答：“我已经是你老婆了，你的家产有我一半呢?就算你哪天不想要我了，我怎么那么好打发呢?”陈盈盈玩笑似的一席话，说得刘恩东冒出一身冷汗。
一个星期后，刘恩东返回牡丹江市公司总部。陈盈盈打电话说，自己要回哈尔滨看望父母，刘恩东没有多想，催促她早去早回。等他返回北京后，发现家中的宝马车、高级首饰、劳力士表等值钱的东西通通不见了。刘恩东放心不下，打电话询问陈盈盈。陈盈盈不高兴地说，“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和同学，还不‘显摆显摆’?你不要多想，我过段时间就回去了。”
在这之后，陈盈盈又数次打电话，以弟弟要结婚、同学办公司需要用钱等借口，数次向刘恩东要钱。刘恩东在陈盈盈的花言巧语下，先后给她汇寄了50余万元。然而陈盈盈狮子大开口，索要的钱额越来越多，到了后来，心里七上八下的刘恩东再也不肯轻易兑现给她。对此，陈盈盈大怒，在电话里与刘恩东吵了几次，并说等自己办完事就回来跟他算账。
2009年1月25日，陈盈盈突然抵达牡丹江。双方刚一见面，陈盈盈就冷冰冰地对刘恩东提出离婚。这次陪着陈盈盈同来的，还有两个年轻男子，一个是陈盈盈的表弟，一个是陈盈盈聘请的私人律师。陈盈盈开门见山地说：“当初我是头脑一时发热才嫁给了你，你这人疑心太重，又太抠门，我俩之间有很严重的代沟，没法在一起共同生活，还是离了吧。这是离婚协议，你签个字吧。”一席话直把刘恩东惊得半晌缓不过
神儿来。从陈盈盈冷若冰霜的粉脸上，刘恩东终于觉醒：两人结婚还不到3个月，她就提出离婚，很可能自己遇到了一个婚骗!
“你走时不是开着车吗?我给你买的宝马车呢?”刘恩东试探着问。陈盈盈轻描淡写地说，“我跟你吵架心情不好，去澳门旅游，在赌场输了钱，宝马车被我抵押给典当公司了，已经要不回来了……”
“鬼才相信你说的话……”刘恩东几乎被气晕。他抢过协议书一口气读完：除了她带走的东西，陈盈盈竟然还提出要分割房产的一半，或者一次性补偿给她80万元!陈盈盈坦言：“老刘，实话告诉你吧，我们确实不合适。你那么有钱，我就要你几十万块，也不算过分吧?”
“啪!”愤怒的刘恩东忍不住扇了陈盈盈一个耳光，大骂她是个骗子，威胁要报警指控她诈骗。陈盈盈并不示弱，指示陪她前来的律师和表弟扭住他的胳膊，将他按倒在床上，警告他不要动粗。刘恩东想反抗，却被对方摁压得纹丝不动。陈盈盈不屑地说，“你报警能把我怎么样?我们是合法夫妻，别说是辆车，就是我把你的公司给卖了，你也不能把我怎么样。你若愿意出点血，我们就好离好散。你若想要来硬的，告诉你，我也不是省油的灯，我肯定能奉陪到底，把你弄得倾家荡产，你可怨不得我!”
陈盈盈的话不无道理。刘恩东听了不寒而栗。尽管被气得咬牙切齿，但最终他意识到自己已经落入陈盈盈“结婚骗财”的陷阱里。无奈，只好冷静下来，压着怒火跟陈盈盈谈判。
他想，自己已经给陈盈盈花掉的钱和宝马车、首饰等，只当是打水漂了，但结婚所用的新房是自己出钱购买，没有道理再分给陈盈盈。他向陈盈盈表明自己的态度，表示在房产方面坚决不肯让步。
陈盈盈丝毫不妥协。她的律师有板有眼地提醒刘恩东说，“刘先生，您跟陈女士在结婚购房时，是用你俩人的名字进行的登记，依照我国法律规定，这样的新房应属于你们夫妻共同财产，如果到法院打官司，则至少要分一半财产给陈盈盈，也就是说你至少要给她100多万。还有，你的名下还有工厂等不动产，如果陈女士提出分割要求，法院也会做相应的考虑，那时候你会更加吃亏!还不如痛快一点彼此协商解决。我们可以给你十天的考虑时间，之后我们会向法院提起正式诉讼。”
“闪婚陷阱”亵渎爱情，“合法诈骗”让法律无奈
刘恩东回家后越想越气，之后，刘恩东通过各种渠道仔细打听陈盈盈的底细。调查结果出来后，惊得刘恩东目瞪口呆：根据他委托的北京市友邦商务调查公司提供的有案可查资料显示，年仅31岁的陈盈盈竟然已经离过4次婚，加上与自己的这次婚姻，这个女人竟然有过5次婚史!
陈盈盈为什么要屡次离婚呢?根据刘恩东聘请的友邦侦探员调查，陈盈盈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并不顺畅，从哈尔滨到北京的过程中，她相继去过几家公司应聘，但几乎所有公司的老板都只是相中了她的美色，上班没几天就被好色的总经理非礼。
2002年6月，经人介绍，陈盈盈嫁给了一位比她年长16岁，在北京西单经营某五星级酒店的宋岩。可是，陈盈盈结婚之后并不幸福，宋岩每天除了忙于打理酒店生意，就是在外面花天酒地的应酬。婚后不到一年，陈盈盈与宋岩协议离婚。离婚后，陈盈盈获得了对方给予的50万现金补偿，并分得了一套价值100多万元的房子和一辆奥迪轿车。
没想到陈盈盈竟从中深受启发，法律系毕业的她通过第一次离婚，琢磨出一条“生财之道”：即通过结婚和离婚这个过程，能够迅速轻易地积累财富!她在进一步熟读精研《婚姻法》之后，开始刻意寻找未婚的成功男性，在随后的短短5年时间里，又先后与三名成功男士闪电结婚，并利用相同手段办理了离婚手续，瓜分了对方不菲财产。离婚四次后，陈盈盈就已经积累了价值三四百万的财产。
陈盈盈从离婚中品尝到了甜头。第四次离婚之后，陈盈盈摸准了一些单身富豪喜欢年轻貌美、层次高的女孩子心理，开始不断参加富豪相亲会，有意物色“大鱼”。于是，2008年8月，陈盈盈在北京认识了刘恩东。刘恩东虽然有钱，但身材矮胖、相貌显老，陈盈盈打心眼里看不上他。但她发现刘恩东对自己很痴情，并且毫无戒备心理，因此故伎重演，先跟刘恩东办理“闪电”结婚，俩人共同生活一段时间后，陈盈盈再“借事”找茬跟刘恩东提出离婚。
了解到陈盈盈的真实目的后，刘恩东打消了与陈盈盈和好的念头。
2009年2月6日，刘恩东以办理离婚手续为由，将陈盈盈接到牡丹江市，将其稳住后，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指控陈盈盈通过假结婚进行骗财。在受理案件之后，警方依法传唤了陈盈盈。面对审讯，陈盈盈态度坦然，对刘恩东指控自己通过假结婚来诈骗钱财的说法根本不认同。
办案民警调查了陈盈盈的持有结婚证件、身份证件后，认为其所有的证件都是真实有效的，她的年龄、学历、户籍所在地、包括她的个人财产等都是真实的，除了她对刘恩东隐瞒了从前的婚史，她并没有涉嫌诈骗刘恩东!
警方认为，“骗婚诈财”的前提是嫌疑人提供了虚假的身份证件等，陈盈盈的所作所为并不符合骗婚犯罪的构成要件。因此拒绝了刘恩东要求对陈盈盈进行立案侦查的请求。
刘恩东情绪激烈，继续指控陈盈盈将自己给她买的宝马车故意隐藏处分，是典型的欺诈犯罪行为。办案民警郭海提醒他，“你们是合法夫妻，即使是你出钱为陈盈盈买车、买房，但陈盈盈对这些财产也有处置权，她把汽车等财产处置掉，并没有触犯法律，警方不便介入，这是你们自己协商的事情。”
刘恩东不甘心，他拿出委托侦探公司调查得来的陈盈盈有过四次婚史的材料，向警方指控她是有意想通过结婚和离婚来诈财，她所做的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办案民警仔细看过刘恩东提供的证据后表示，“陈盈盈隐瞒婚史只是属于道德范畴的事情。至于她是否通过结婚诈骗钱财，因为陈盈盈的几次婚姻都是合法有效的，警方认为就目前所掌握的情况来说，陈盈盈并不存在违法犯罪行为，因此对此案不予受理。”
调查结束后，陈盈盈昂首离去，刘恩东则痛苦地低头不语。办案民警善意地提醒他说，“陈盈盈的这种手段跟以往那些以假身份、假结婚的‘放鸽子’骗婚骗财的方式有着本质不同。即使她敛财的目的是明显的，但她是以漂亮外表、真实身份和证件，以及合法登记结婚为手段，合法地‘分割’了男方的钱财。对于这样具有‘合法的外衣’的行为，除非掌握能够证明陈盈盈存在故意诈骗嫌疑的确切证据，才能追究其刑事责任，否则公安机关很难介入。”
民警认为，陈盈盈的这种行为可能是一种新型的“骗婚”行为。民警劝告刘恩东一定要冷静处理，双方的恩怨纠葛和财产分割，目前只能通过协商解决或到法院进行，由法院做出民事裁决。
在权衡利弊之后，刘恩东最终同意跟陈盈盈协议离婚解决问题。
2009年6月21日，刘恩东和陈盈盈在双方律师的见证下，在牡丹江市民政局办理了协议离婚手续，按照双方达成的协议，刘恩东给陈盈盈购买的宝马车、首饰等归陈盈盈所有，另外再补偿给陈盈盈80万元，陈盈盈获得补偿后搬出新房，从此双方两不相干。
离婚后，刘恩东自责地说，事情发展到今天的地步，怪只能怪自己在当初择偶时，过于偏重女方的长相，而且在双方相处时间短暂，彼此都没有了解对方的情形下就草率“闪婚”。现在悔之晚矣，希望他人能引以为戒。而陈盈盈在如愿以偿拿到补偿款后，很快离开了牡丹江，从此就不再现身……
2009年8月3日，笔者采访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学系教授王忠喜，王教授认为，就本案来说，当事人陈盈盈究竟是自由离婚，还是职业骗婚，目前我国法律还无法界定。陈盈盈进行登记结婚的所有证明资料、证件都是真实的，她登记结婚是自由的，离婚也是自由的，法律无法去准确划定一份爱情终究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成熟”，也无法划清离婚几次就是骗婚，所以法律不能、也无法对这种行为做出纠正和惩罚某一方。因此，这种婚姻风险只能由男女当事人自己来承担。
防电信诈骗表态发言材料篇8
[关键词]人身保险；保险欺诈；保险核保；逆选择
[中图分类号]F8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11-0059-04
人身保险欺诈主要表现是针对寿险公司的骗保骗赔，其行为主体多为投保方，包括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保险方，包括保险公司内部人员、保险人等利用保险，以非法占用为目的套取保险金。其做法是冒名顶替、制造保险事故、扩大损失程度，行为恶劣的也有个别保险公司员工或人与客户串通一气，使保险公司陷入错误认知而向被保险人或受益人支付保险金。这些做法不仅使保险企业蒙受损失，也对社会诚信制度的建设带来负面影响。
一、人身保险欺诈的主要表现
1.违背诚实与告知义务。在投保时，投保人违背如实告知义务，有的在投保单的询问与告知栏内隐瞒病症、误告年龄、漏报或提供不实资料；有的被保险人身体处于次健康体状态，在保险体检时让他人代替蒙混过关或提供虚假体检报告等。这些不符合承保条件的投保者通过有预谋的手段，骗取保险公司的信任，获得保险保障，为骗取保险金埋下了隐患。
2.编造保险损失。医疗保险在保险理赔时，投保人或被保险人惯用伎俩是伪造事故证明，虚开医疗费用清单，情节恶劣的投保人与保险公司内部人员串通一气，增加医疗费用开支，对于意外伤害保险弄虚作假，被保险人与保险事故证明的机构人员串通，编造风险事故清单，采取移花接木、冒名顶替、张冠李戴式骗赔。
3.虚构保险事故或者虚假扩大损失责任。一种情况是谎报险情，采取与证人串通做伪证，谎称发生出险事故，虚假制造出险现场和事故现场材料，惯用伎俩有：伪装抢劫杀人，伪装溺水死亡，伪装交通事故死亡，伪装中毒死亡，伪装失火烧死等要求赔偿。
另一种是保险事故发生后，出险损失本来很小，为了实现低险高赔的目的，投保人、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却故意夸大保险损失程度，捏造损失项目，扩大损失数额或伪造、涂改原始费用凭证虚报损失。常见的做法为放任事故发生的消极态度，故意不采取积极的防范措施和补救措施。这也是一种欺诈行为，违反保险法的规定。
投保人或受益人为了获得保险金故意残害被保险人。投保人、受益人亲自或雇用杀手杀害被保险人，作案后伪造现场。
4.被保险人自杀而谋取保险金。人寿保险规定：在保险合同生效两年内被保险人自杀为保险的除外责任，即保险人不承担死亡的保险金给付；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生效两年后自杀为保险责任。有的被保险人处于为其家人得到保险金给付目的自杀而伪装成其他的原因死亡。常见的伪装有抢劫杀人，交通事故死亡，中毒死亡，失火烧死等及其他意外和疾病死亡等。
5.出险后再保险。发生这种寿险欺诈的原因多是在出现风险事故时后悔没有保险或没按时续保，导致损失无法得到弥补，企图通过保险转嫁给保险公司。这种欺诈方法的特点是投保时间与保险公司的报案时间很接近，由此提醒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在核赔时若发现这种现象，应仔细调查，不可轻易赔款。具体有两种情况：一是表现为投保人利用特殊关系，与保险公司业务人员内外勾结，补办虚假日期的保险合同，前置保险生效日期，术语为倒签单。二是后推发生保险事故的日期，常常表现为投保人与鉴定部门合谋，更改出险日期。由于意外伤害保险具有保险期限短、投保手续简化、保险费率低廉、保险金额相对较高且不用健康状况体检等特点，不法之徒骗保骗赔比较容易得逞，发生意外事故后立即投保或内外勾结篡改投保日期，以达到骗取保险金的目的，额外获利。
6.图财害命等道德危险。投保人或受益人为了获得保险金故意亲自或雇用杀手残害被保险人，如北京市大兴区农民崔某财迷心窍，给妻子罗某、父亲及他本人每人买了3份保险，每份最低保额是10万元，最高保额是20万元，这样妻子和父亲每个人最低保额是30万元，最高保额是60万元。他的如意算盘是如果父亲和妻子出现意外，每人至少可以得到理赔款30万元。妻子和父亲买了巨额保险，但是迟迟没发生危险事故，于是他精心谋划保险事故发生，骗取保险金与情妇一起过“有钱人的生活”，将自己父亲、妻子杀死并纵火焚尸灭迹，此案一出，震惊京城。
二、人身保险欺诈根源剖析
1.保险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博弈。商业保险的经营目标是利益最大化，因此，保险公司希望以较少的保险金给付，获取较高的保险费收入；保险的商业属性使得人身保险的受益人想以较少的保险费付出获得较高的保险保障。这种保险双方之间利益的冲突，促使投保方为获得更多的利益，而滋生保险欺诈的念头，进而使得真实的欺诈行为发生。
2.保险双方信息的不对称性。对于人身保险标的被保险人而言，形形，作为风险承担者的保险人对被保险人的基本情况，只能根据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来决定是否承保，如何承保以及确定费率。有些投保人的告知与陈述不属实和不准确，有些时候即使通过体检也难免出现偏差，为一些人带病投保造成可乘之机。
对于保险人而言，保险公司条款是由保险公司单方面拟定的，由于现实生活纷繁复杂，保险公司事先拟定的格式条款很难约束所有可能发生的不确定的保险事故，难以将投保人可能提出的各种索赔要求事先预测准确，难免出现遗漏或疏忽，保险合同条款的局限性为保险欺诈提供可乘之机。
3.寿险公司管理中的漏洞。目前，人身保险市场竞争十分激烈，许多保险公司出于经济利益考虑，重视保费收入，忽视理赔业务。客观上为投保人造成逆选择的可乘之机，如次健康体的被保险人按照标准条件承保，从而舍弃了一些必要的风险防范措施。由于过分严格的承保条件会影响投保人的保险积极性，发生了保险事故，个别保险人处于招揽业务之需，初审不严和索赔资料不全也为其办理了手续，使保险欺诈得逞。
4.投保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保险活动本身的射幸性，即保险事故发生或者损失的不确定性，容易诱发保险欺诈风险的发生。虽然保险活动要求当事人双方严格遵守诚实与信用原则，由于实际业务中诚实守信在某些情况是没有量的规定性和质的规定性的，对于存有道德风险的客户，出于利益驱动，他们会视机利用保险合同的射幸性进行保险欺诈。
5.社会对保险欺诈打击力度弱。保险属于对价有偿的商业行为，因此，人们通常认为，交了保险费即付出了代价，就应有所回报，除了人寿保险的两全保险外，其他保险如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和健康保险，如果保险事故的发生导致被保险人的经济损失，人们当然要求保险公司予以给付；有时保险后没有发生任何事故，或者发生了非保险事故造成了被保险人经济损失，人们也希望保险公司予以一定的补偿，但实际上是得不到任何补偿的。这种吃亏上当和希望回馈的心理诱发了保险欺诈行为的频繁发生。由于欺诈活动的受害方是“财大气粗”的保险公司，而不是作为弱者身份出现的某个社会成员，社会对保险欺诈行为的宽恕和司法机关打击力度不够使得保险欺诈行为屡禁不止。
三、人身保险核保的意义
人身保险核保是保险人对保险申请人的风险种类、程度进行识别、评估、选择和分类，决定是否接受承保，并在接受承保的情况下，对不同的标的确定保险费率，采用不同的承保条件，以维护保险的公平、合理，使保险事故发生率控制在预定的风险范围内，有效防范保险欺诈的发生，保证业务质量，最终达到确保保险公司稳健经营的目的。
1.公平性。维持公平原则体现在客户根据其自身风险大小所缴纳保费与保险公司所承担保障责任彼此相当，公平合理，对价平等。保险公司根据被保险人危险程度赋予对应保费，使得危险高者多交纳保险费，危险低的客户按低的标准缴费。通过核保，正确评估风险，使被保险人群体实际死亡率符合精算的预定死亡率，避免“死差损”的发生。核保做得更好，使参加保险的人群实际死亡率低于预定死亡率，可使寿险公司有“死差益”的盈余。各被保险人之间不因某一人危险程度较高而损害其他人的利益。
2.防范性。主要是防止逆选择。所谓逆选择就是指某一些人可能因其危险程度高而更倾向于投保。如果对这一类人群不加选择，保险给付必增加，对其他大量被保险人的利益必有所损害，从而动摇保险经营的基础。因此，良好的核保可使赋予每个被保人的费率在其经济承受能力之内，能满足其保障需求，且比较其他公司产品更具竞争力，既不使公司亏损，又不致保费提高使投保人发生困难。在选择良质契约的过程中，必须对有逆选择倾向的投保加以限制甚至拒绝。
3.经营的稳定性。核保工作是保险公司进行风险控制管理工作核心，保险公司是经营风险的企业，不等于所有的风险都能承保。客观存在的风险和标的有可保与不可保之分，而且可保风险和标的由于客观环境差异，其风险发生的概率和损失也千差万别。寿险公司随着业务量增加，客户群体也不断扩大，如果不做核保而任凭新客户加入，势必导致高风险人投保增多，保险欺诈的潜在因素增加，加强核保可以防止不法分子的欺诈行为，是维持寿险公司安全经营的重要基础。
四、人身保险核保要素分析
1.健康因素。健康因素主要包括年龄、性别、病史和身体状况等，是风险选择的关键。
年龄因素一般表现为：随着被保险人的年龄的增长，死亡率、人身伤害率和患病率也相继增加。人到中年，出现生理性衰老，疾病发生概率明显高于年轻人，且治疗效果差。因此高龄者罹患重大疾病的几率与死亡的概率上升的趋势是一致的，对保险金额超过一定额度的客户，保险人就要求按相关制度体检，筛选其风险，或规定最高承保年龄限定。
性别因素表现为：女性除妊娠期间死亡率较高外，其他时间死亡率均较男性低。对于重大疾病而言，男性的患病率较高，这与男性工作压力较大、社会活动频繁、生活习惯和规律性、对身体轻微不适的重视程度不够有关。因此，同等年龄投保重大疾病险，男性费率高于女性。对妊娠期妇女来说，因妊娠期女性容易患上糖尿病、高血压、肾病、心脏病等妊娠并发症，这些因素会增加妇女患重大疾病的可能性，同时也会增加她们的死亡率风险。所以保险人通常对女性妊娠期间投保重大疾病保险不予承保，待产后一个月体检健康方可投保。
病史是风险评估一个重要依据，遗传病、既往病史和现病症都是核保的重要因素。因为有些疾病是很容易遗传的，甚至在胚胎时由于基因遗传就已形成。如果被保险人的父母均因心脏病在60岁以前死亡，那么被保险人患心脏病的概率就会很高。许多既往或现存病症对被保险人的身体有重大影响，如冠心病，即使临床治愈，其复发可能性也较大，死亡率也远高于正常人群。因此，在核保时应特别注意。
身体状况主要依靠体检报告提供的相关数据来评定。客户是否需要体检，以及做何种体检项目，根据投保金额及健康告知书所反映的情况决定的。体检项目一般分为体格、血压、心电图、尿液和血液等方面。上述项目审核都会对核保结论有影响，是保险人进行风险评估的重要指标之一。
2.非健康因素。非健康因素主要包括投保利益、职业、习惯爱好、驾驶记录、投保履历等，是风险选择的重要因素。
投保利益是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认或者认可的利益，投保人因被保险人身事故或伤残等事故的发生而产生实际的经济损失。在核保操作中，必须要求投保人与被保险人之间存在一定的经济利益关系。除了血缘和家庭成员关系外，还包括雇佣关系、合伙人关系、债权债务人关系、其他合法关系。
职业带给人寿保险的风险主要包括意外风险和疾病风险。在核保时应对客户曾经从事过的职业类别、岗位、工种、时间等进行了解。考查其是否从事易发生意外事故的职业，如：航空航运、高处、高压电、爆破、海上、潜水、采石、坑道作业、防暴警察、消防人员、化工制造、特技演员以及赛车、登山等职业风险。某些职业会带来一定的健康危害，长期从事该职业的人员甚至会患有职业疾病，这种情况称为职业健康风险。
习惯爱好指被保险人的消遣娱乐、业余运动或生活嗜好。据临床医学统计，吸烟导致肺癌的比例要比其他致癌因素高，长期饮酒过量会造成严重的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障碍，还可导致肝硬化。另外，某些人生活无规律、与非法组织来往密切等，这些个人生活习惯是审核的重点，要引起核保人员的高度警惕。
药物滥用，是指反复、大量地使用一些具有依赖性的药物，其结果是导致使用者无止境地寻求用药，由此造成健康损害，并带来社会问题，如吸食或静脉注射等，感染病毒的概率非常大。
驾驶记录在意外伤害保险和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中，被视为一个重要的因素。非职业驾驶危险发生频率低于职业驾驶。了解过去是否曾投保或目前正在申请保险，是否曾被加费、延期或拒保，是否有过理赔记录等，都应作为核保要考虑的重要因素。
道德风险。当客户故意隐瞒某些不利于自己的信息，甚至扭曲信息或制造虚假信息，以求签订保险契约或获得保险赔款，就可以认为发生了道德风险。由于保险公司的信息相对不对称，道德风险总是大量存在。
3.财务因素。财务核保要点是投保单、收入告知、财务问卷、生存调查资料、其他收入证明等。审核投保人所投保的险种、期缴方式，年缴保费一般应控制在本人年均收入的20%以内、被保险人的合理累计风险保额由被保险人的经济价值确定，即由其本人的收入能力决定，核保中一般根据其本人年均收入的倍数确定。如果投保申请超出上述比例计算的保险金额，核保人员应综合分析其投保动机、保障需求、收入状况，如果并未发现有异常情况，可以考虑予以承保，但此类超额幅度应控制在20%以内。
五、人身保险核保资料选择
由于人身保险标的是自然人，存在个体的差异性和相关信息在申请人和保险人之间的不对称分布，保险人需通过对各种资料信息进行分析和判断，划分危险程度，确定承保条件。这些信息的取得主要依据以下一些资料：
1.投保单。投保单是被保险人申请投保的要约文件，是核保人员评估被保险人风险程度的最基本和最主要的核保资料。人寿保险的投保单重要内容由询问告知两部分组成：一是询问被保险人的基本情况，包括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姓名和地址、被保险人的性别、出生日期、职业、婚姻状况、习惯、业余爱好，是否购买其他保险公司保单和以前是否被其他公司解约，以及受益人的姓名、受益人和被保险人关系、投保的险种和保险金额等；二是询问被保险人过去和目前的健康情况，包括被保险人过去和现在所患的疾病和残疾情况，最近就医的情况和原因，被保险人是否饮酒、吸烟、吸毒及家族病史等。营销人员在推销保单的过程中，直接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接触，对其职业、生活环境及健康状况等有较直观的了解，营销人员的审核在核保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
2.体检报告书。体检报告书包括三部分内容：被保险人对体检医师的书面健康陈述、医师对被保险人进行体检结果的记载、体检医师对被保险人的综合健康评价。
在人身保险核保过程中，体检医师从保险医学的角度出发，核保人员根据被保险人的年龄、身体健康状况、既往病史及现病状况，认为需对被保险人进行进一步身体状况检查的人员，实施体检，必要时进行器械检查、X线检查和化学检查等，以判断其是否符合保险公司的承保要求，是否要特别加费，或予以延期、拒保。体检范围的确定需从既要控制风险又要节约成本两方面考虑。
3.生存调查报告。对客户进行生存调查指的是保险人为保证保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稳定性，在承保前和承保后，对被保险人的健康状况、财务状况，以及投保动机等实施的全方位调查。需要进行生存调查的客户情况如下：被保险人存在既往病史和家族遗传病，保险期间换成危险性工作，累计意外险保额达到100万元以上，寿险风险保额在50万元以上，职业类别在5类以上，投保时年龄55周岁以上，既往赔付率较高或有不良理赔记录，健康告知有疑点，残疾人作为被保险人或投保人，投保人的告知情况存有疑义，核保人员判定为异地投保等，上述保件必须进行生存调查。核保员通过直接与间接的方式，进一步收集资料，做出正确判断，防止保险欺诈，保证寿险公司业务经营的稳定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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