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范文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1

内容摘要:“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是社会主义改革探索的逻辑主线,造就了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两种重要的兼容模式。本文认为社会主义改革必须坚持以“社会”为主义,选择“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兼容模式维度

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在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夹缝中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经济体制,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在传统社会主义基础上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制度模式。分析比较“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的维度,能够帮助我们把握“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规律,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内涵,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

市场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的一维兼容路径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起源于国外,市场社会主义是国外探索的重要理论成果。基本思路是在社会主义框架内引入市场机制,以市场为兼容主导,形成了市场与计划并存的“二元论”、市场“中性论”、市场“联姻论”、“市场主导论”等依次演进的逻辑主线。

(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论”

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论”主要是指早期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理论与实践。主要特点是试图在传统社会主义内部植入市场经济的因素,社会主义的计划体制是绝对主导地位,市场仅仅处于附属地位。主要包括“兰格模式”和“东欧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兰格模式”的模拟市场。20世纪30年代,“兰格模式”设想运用“试错法”第一次把市场引入社会主义,但这种社会主义仅仅存在“消费品和劳动服务”的真正市场,关于消费品以外的市场主要由“中央计划局”模拟市场来起作用,中央计划局可以确定“组合生产要素”的原则、“工厂生产规模的原则”、“产量的规则”、“资源分配的规则”、“价格当参数使用的原则”等,从而可以规定物价使每种商品的供求数量平衡。由此可知,“兰格模式”中的模拟市场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与计划的地位根本不能相提并论。

“分权市场社会主义模式”的附属性市场。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在实践中出现了并存的计划与市场,但市场实际处于附属地位,计划仍然占绝对优势。南斯拉夫虽然肯定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不可逾越的阶段,但同时承认计划也是社会主义必不可少的经济体制。商品交换“会带有在各种阶级制度中商品生产发展所具有的全部特点”,通过计划的指导使社会主义的“市场成为生产者自由共同体中各种关系的简单组织形式”,使社会主义的市场“实际上不成为市场”,实现市场消亡的历程。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模式则被谨慎地称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此外,其它理论状态的模式,如布鲁斯的“宏观决策”与“微观决策”、科尔耐的“行政协调”与“市场协调”、锡克的“宏观平衡”与“微观平衡”等实际都存在这种倾向,市场的作用被局限于社会主义框架内。因此,实践状态的市场也是处于附属地位。

(二)市场”中性论”与市场“联姻论”

20世纪80年代,英国工党第二次在大选中败北且败绩创下了1918年以来最差纪录。为了扭转工党的这种不利局面,工党的智囊机构――费边社邀请了一批著名的学者探讨工党失利的原因,后来这些学者组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组并开始定期召开会议,他们正是在市场“中性论”与市场“联姻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当代市场社会主义的英国模式。

市场“中性论”。英国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明确区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目的”的“手段”,据此他们提出了市场“中性论”的观点。一方面,他们认为社会主义者忽视了社会主义的“目的”与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误把“生产资料公有制或资源配置的中央计划等手段变成了目的本身”。但“计划的内在实质并不意味着平等,国有化的内在实质也并不是消灭剥削”,它们都是实现社会主义“目的”的“手段”。另一方面,他们认为 “市场的内在实质也不会阻碍人们用它来实现那些社会主义的目的”,因为“市场具有许多吸引人的特性”,如信息机制、激励机制,只要运用市场有利机制“实现收入、财富和机会分配得当”,在必要时运用包括“直接运用行政干预的手段”等非市场手段来限制市场弊端,就一定能使市场“积极地促进而非阻碍社会主义各种目标的实现”。因此,他们明确提出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都是经济实现的手段,市场具有中性的特点。

市场“联姻论”。根据“计划”与“市场”都是实现经济发展手段的观点,他们认为市场与社会主义“联姻”非常可行,主要基于两个方面的思考。一方面,市场主导的原则。他们提出,“在大规模潜在贸易中市场关系优于非市场关系”,而对于某些 “市场关系并不优越于非市场关系的情形”,市场社会主义能够通过国家干预市场的手段,克服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弊端,如竞争问题、市场外部性问题、资本市场配置混乱问题、价格滞后、偏离问题、两极分化问题等。因此,“市场应成为交易机制的主导形式” 。另一方面,指示性计划是市场重要的补充原则。他们认为中央计划模式存在因信息问题而导致制定的计划不可行;计划的实施不能严格按照要求执行等弊端。因此,他们普遍建议采用法国的指示性计划模式。这种计划只是计划内容的“构设和阐释的咨询、讨论过程”,实质上只是提供了一种信息汇集的场所,讨论有关经济外部性问题等;“计划并不包含实施的程序”,经营者在“计划框架内彼此签订独立的合同”;与自愿签订的合同一样,“每个合同都有强制力”。解决了计划信息不足与市场经济的弊端等问题,实现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的“联姻”。

(三)市场“主导论”

20世纪90年代,苏联、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西方左翼理论家在对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理想“双重幻灭”的情况下,开始重新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路径,诞生了“市场主导”的当代市场社会主义模式。

“市场主导”的经理经营模式。“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是美国类型的“市场主导”型模式,根本特点是通过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理的合理经营实现企业利润最大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目标。该模式主要包括罗默的“证券市场社会主义”与巴德汉的“银行监督的市场社会主义”等。巴德汉曾经认为,资本主义能够通过“资本市场和经理市场解决软预算约束问题”,但不能解决“资本市场对经理的有效监督”。因此,他设想在“市场社会主义中复制一个有效率的经理市场”,依靠银行监督经理经营的模式实现利润最大化。很显然,这种模式的“市场”已经占据主导地位,不仅包括资本市场,同时也设想了管理人员的竞争市场。

“市场主导”的工人管理机制。“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模式是兼容“工人自治型”与“经理经营型”优势的“市场主导型”模式,以美国戴维•施威卡特的“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为代表。其特点是工人管理主导的市场机制模式,“工人管理”与“市场调节”在该模式中占有重要地位。施威卡特曾经提出“非市场的社会主义形式”在“经济上是不可行的”,应该保留“协调绝大多数经济机制的市场”,明确表明了“市场”在社会主义中的主导地位。同时,他也设想了一些市场投资与控制市场弊端的机制,完善了市场与社会主义兼容的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的多维兼容路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我国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实践,逻辑思路是从“社会主义”到市场的多维兼容制度模式。经历了计划与市场的“二元”并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等兼容过程。

(一)计划与市场并存的“二元”兼容模式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计划体制在中国全面确立后,很多人确实感到计划经济存在一些问题,但不敢公开提出市场经济的观点,最多也就是主张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起一些补充作用而已。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观点明确表明这一思想;“另一个是孙冶方提出的,在国家计划的范围内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激励企业改善经营,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等观点。1978年,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总结中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显然是从陈云的‘三为主’、‘三为辅’脱胎而来”,但这个时候还没有市场经济的概念。1979年,中央提出“以计划经济为主,同时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明确肯定“计划经济为主体,市场调节为补充的原则”。这种原则突破了以前计划经济体制是唯一经济体制的观念,计划与市场兼容问题迈开了第一步。

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做法引起了部分质疑。在计划体制框架内引入市场体制大家容易接受,引起的破坏较小;同时两种体制并存也会出现互相摩擦等矛盾。这样就出现截然不同的观点,一是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市场而主张限制市场等;一是把问题的产生归咎于计划体制改革不彻底而主张扩大市场,把市场经济引入国民经济的范围。经济学家薛暮桥20世纪80年代初期明确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口号不正确,应该代之以“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口号”。经过经济学家以及中央反复商讨,结合中国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发展的现实需要,1984年10月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自觉依靠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社会主义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尽管在决定当中还出现许多限制商品经济的条件,但这在理论上突破了“传统计划经济等于社会主义”的观点,肯定了“社会主义是商品经济”的观点。邓小平高度评价说“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得清楚。”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的提出。按照《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要“逐步完善市场体系”的观点,提出发展商品、资金、劳务、技术等四大市场;1987年,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观点,彻底摆脱了“社会主义就是计划经济”的模式;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涵、特点、运行原则,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议》,详细概括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部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任务和措施;强调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心环节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中国模式。

(二)“市场主导”的“三位一体”兼容模式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必须首先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制度,而不能仅仅作为一种经济体制或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要素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多维模式。因此,改革初期我国以经济体制兼容为主导的“二元”模式,必然会给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带来一定的问题。

第一,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市场经济的矛盾。我国经济落后的现实决定了经济优先的发展战略,把市场经济与计划体制兼容作为目标,尽管在改革之初也提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但在实际进展中却很缓慢,这导致了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改革的矛盾,产生了许多制度性问题,如腐败问题、市场制度不健全问题、监督制度缺失、改革措施不到位等。因此,要想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深层次兼容,必须加强政治体制改革的力度,实现社会主义政治与市场经济的兼容。

第二,市场经济与文化改革的不协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化体制的改革仅仅局限于教育科技等领域的改革,真正与市场经济接轨的文化改革考虑不够。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市场经济与我国文化的矛盾也日趋尖锐。一方面,市场经济对传统文化带来了冲击。市场经济要求以经济利益为第一目标,而我国传统文化则以追求社会利益为目标;我国传统文化以精神理念为主导,而市场经济则以物质利益为主导。因此,在市场经济尚不完善的情况下,传统文化遭遇市场经济的冲击就产生了很多问题,如道德滑坡、金钱至上、拜金主义、、唯利是图等。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产生了矛盾。社会主义要求以社会公平为目标,而市场经济则要求以市场公平为手段,因此如何协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公平是社会主义面临的重大问题。在我国社会主义体制不完善的情况下,难以科学协调社会公平与市场公平的矛盾,同样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如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论调,否认社会主义优越性等观点。因此,这些问题必然要求加强文化改革的力度,树立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实现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文化制度与文化模式。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明确提出了“三位一体”的改革模式,从“生产力、人民利益、先进文化”的角度构建社会主义的模式,不断加强党的建设与社会建设,把政治改革的步伐大大加快,把“先进文化”建设问题引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构建模式之中,完善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路径,“三位一体”的兼容模式初步确立。

(三)“市场主导”的“四位一体”兼容模式

21世纪以来,我国改革进入攻坚的关键时期,围绕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改革路径,改革过程中积累的问题逐步由个体问题转变为社会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资源浪费问题、教育问题、医疗问题、住房问题、农民工问题等,这是我国改革路径必然产生的结果。

科学发展观正是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发展中出现的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不能完全兼容而提出的。经济发展方面,要贯彻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政治方面,强调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构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制度;文化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发展文化产业与社会主义和谐文化、先进文化等,加强文化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建立兼容市场的文化机制与文化类型;社会发展方面,提出构建和谐社会,把“和谐的社会主义”作为未来社会主义发展的目标。这种新目标的提出,标志着党对社会主义性质与任务的最新认识,这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符合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科学社会主义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的目标”,而人的全面发展本身就包含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相处。

总之,把社会建设明确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方面提了出来,确立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与市场经济兼容的思路,标志着“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确立。

“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模式的维度比较

(一)维度趋向存在一致性

市场社会主义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社会主义与市场兼容的思维逻辑具有同源性,都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目标而提出的路径选择,把市场纳入到社会主义发展的范畴之中。在选择市场的过程中都选择了逐步兼容的策略,由点到面、由部分到全部的过程。市场社会主义的“二元论”、“中性论”、“联姻论”、“主导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计划市场”并存、“三位一体”、“四位一体”兼容模式,具有大致相同的趋向。因此,两种兼容模式都遵循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为兼容主体,社会主义发展完善为目标的维度趋向。

(二)兼容维度具有本质区别

市场社会主义坚持以市场为先导的逆向思维模式,核心目标是实现市场与社会主义的兼容,往往忽视了社会主义的性质;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是以社会主义为先导的兼容思路,是以社会主义为主导的制度兼容模式。

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兼容模式是在扬弃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改革的科学手段,按照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逻辑思路,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逐步完成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和社会改革,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制度兼容,形成科学发展观统领下的多维兼容制度模式。

一维兼容的经济模式。不论是东欧的分权市场社会主义,还是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大多是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兼容的经济模式,忽视了其它社会要素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形成了市场经济与旧的政治、文化要素的畸形结合,要么是幻想直接借鉴资本主义的政治、文化模式等。

传统市场社会主义把市场经济体制移植到计划体制的框架内部,但没有考虑市场机制与计划机制以及传统社会主义政治、文化、社会等的兼容性,在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忽视了市场经济配套的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社会整体的因素,结果计划与市场矛盾引发政治、意识形态、社会动乱等危机,这是东欧市场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如南斯拉夫盲目追求国家职能的消亡,发展市场经济的时候根本不考虑政府利益、政治需求,没有实现市场经济与传统政治、文化的兼容,反而采取激进措施废除国家职能、忽视党的领导以及社会主义文化理念等,最终导致了社会主义的解体。

当代市场社会主义则坚持资本主义传统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理念兼容的原则,试图在资本主义外壳内部孕育出社会主义,但这个社会主义的诸要素根本没有提及,抑或潜意识中要借鉴资本主义的社会要素,这个特点决定了这种兼容模式的乌托邦或改良性质。如“工人自治型市场社会主义”只关心合作社企业内部的社会主义,“经理经营型市场社会主义”仅从利润最大化原则经营企业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型市场社会主义”也不过是在经济领域推行民主而并没有真正触及政治问题。至于文化问题他们根本没有提及,也许他们觉得资本主义的文化制度就是市场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文化制度;关于如何协调整个社会发展机制问题更没有探讨。

结论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的历史与现实表明,必须兼顾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因素,把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制度,以“社会”为主义,选择符合社会发展的制度模式。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是一个系统要素的结合,包括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文化意识形态以及各要素之间的结合方式,偏废任何一个方面都会破坏社会结构,要实现社会合理发展就必须要求社会各个要素合理配置。因此,“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兼容就不能仅体现在“计划”与“市场”的兼容,同时也要求“社会主义政治、文化以及社会因素”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兼容,才能促进社会主义体制的完善与发展。由此可知,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多维兼容的制度模式,是未来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卡德尔论文选.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6

2.[英]索尔•埃斯特林.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日报出版社,1993

3.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2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贡献

[中图分类号]C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432（2014）48-0223-02

1 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探索1.1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重新思考我国的经济体制问题，在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识到要把市场机制引入我国经济体制中来。1979年2月，李先念首次提出“计划和市场结合”的观点。同年11月，邓小平同《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副总编吉布尼等谈话时指出：“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236.虽然这些认识把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主要部分，但它突破了传统经济理论把市场排斥在社会主义经济之外的认识，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1981年6月十一届六中全会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又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些认识将市场机制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起来，将对市场机制的认识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在公有制基础上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突破了把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经济理论，是党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的深化。

随着改革逐步深入，市场在经济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促使党的领导人进一步思考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85年10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企业家代表团时说：“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之间不存在根本矛盾。……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就更能解放生产力，加速经济发展。”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48-149.1987年中共十三大又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当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这次会议上邓小平没有再讲到计划经济为主，而把计划和市场看作同一层次的范畴。这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上质的突破，为后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的联系，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看作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是党在计划与市场关系认识上的重大突破。同年10月，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且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内容和特征。这使人们对市场经济有了全新的认识，标志着邓小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为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1.2 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与时俱进，开拓创新，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深化和发展。

199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计划与市场，作为经济调节手段，是建立在社会化大生产基础上的商品经济发展所客观需要的。因此，在一定范围内运用这些手段，不是区别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标志。”1992年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勾画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以积极推进经济体制的整体改革，真正实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这冲破了传统经济理论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人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了全面的系统的认识，是党对市场经济认识上的又一次飞跃。

1997年党的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地结合起来。2002年十六大上作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面》的报告，把建立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项重要目标，从新的高度赋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价值内涵，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

1.3 以等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和发展 党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的具体国情出发，不断加深对社会主义市场规律的认识，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2003年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和任务。2004年11月指出“健全的市场机制，有效的宏观调控，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依托，统一于经济运行的全过程。”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2007年十七大提出了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要取得重大进展的要求，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形成了有利于科学发展的宏观调控体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要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十以来以为核心的党中央沿着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论断，同时在实践上不断推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向前发展。

2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以来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探索的贡献2.1 将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制度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深刻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教训，逐步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实现了经济体制的重大突破，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1978年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原有经济体制，建立新经济体制。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具体论述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从根本上解决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束缚，使人们对市场机制的认识发生质的变化。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从而使党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上实现了重大突破。十五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新世纪新阶段新的中央领导集体不断总结新实践，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2.2 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所有制理论 20世纪90年代后，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面对经济发展中的新情况新问题，中国共产党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1997年中共十五大确立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充分结合起来，是党对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和创造。在此会议上指出公有制经济不仅包括国有经济和集体经济，还包括混合所有制经济中的国有成分和集体成分。这一提法，拓展了公有制的内涵，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2007年在十七大上指出，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制经济发展，坚持平等保护物权，形成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相互促进新格局。此外，中国共产党探索了公有制新的内涵，创造性地区分了公有制与公有制实现形式，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所有制理论。

2.3 探索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进行新的实践新的探索，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

党的十五大正式确立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社会主义分配制度。1998年12月，进一步指出，要把按劳分配、劳动所得，同允许和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与收益分配结合起来。党的十六大强调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十七大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我国的分配制度，必须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以来，党中央又结合新的实践，不断完善我国的分配制度，在新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分配理论。

总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逐步形成适合我国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实践上推动了我国经济迅速发展，为中国梦的实现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

参考文献：

[1]郑吉伟.论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要发展[J].经济理论与实践，2011（7）.

[2]袁学清.中国共产党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就[J].党政论坛，2012（10）.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3

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国家通过宏观调控来抑制市场的弱点，弥补市场的不足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个突出弊病就是集中过多、信息不灵、活力不强，而市场对经济信号的反应却是灵敏迅速的，并且能通过竞争机制和价格杠杆，把资源配置到效益较好的环节中去。正因为如此，我国随着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大，把计划经济体制转变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这是否意味着市场就没有短处、计划就没有长处了呢？不是的。

1992年6月9日，同志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市场也有其自身的明显弱点和局限性。例如，市场不可能自动地实现宏观经济总量的稳定和平衡；市场难以对相当一部分公共设施和消费进行调节；在某些社会效益重于经济效益的环节，市场调节不可能达到预期的社会目标；在一些垄断性行业和规模经济显著的行业，市场调节也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因此，“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发挥计划调节的优势，来弥补和抑制市场调节的这些不足和消极作用，把宏观经济的平衡搞好，以保证整个经济全面发展。”他还提出，“在那些市场调节力所不及的若干环节中，也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同时，还必须利用计划手段来加强社会保障和社会收入再分配的调节，防止两极分化。”（《文选》第1卷第201页）

在十四届三中全会讨论通过《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时，同志就正确处理加强宏观调控和发挥市场作用的关系问题进一步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国家宏观调控和市场机制的作用，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要求，二者是统一的，是相辅相成的、相互促进的。要改革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必须强调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不如此便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是，同时也要看到市场存在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的消极一面，这种弱点和不足必须靠国家对市场活动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来加以弥补和克服。”（《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59页）在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他还把“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的长处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作用”，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三个主要特征之一。这说明，我们把计划经济体制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等于说市场就是万能的，也不是说计划就一无是处。相反，要在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反应灵敏的优点的同时，通过包括一定的计划调节在内的宏观调控来抑制和弥补市场调节的消极作用与局限性。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政府调控不完全是一回事

同志指出：上世纪“三十年代以来，西方国家都已不存在完全自由的市场经济了，都是由政府程度不同地调控经济的发展。”（《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90―91页）“到了二次大战后，尤其是六十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日益加深以及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纷纷制定和实施各种形式的宏观经济计划。”因此，“不能把有计划只看成是社会主义独具的特征”（同上，第3页）。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要改革过去那种计划经济模式，但不是不要计划，就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也都很重视计划的作用。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更有必要和可能正确运用必要的计划手段。”“社会主义制度下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计划手段的范围和形式是会有些区别的，如同运用市场手段的范围和形式也是会有些区别的一样。”“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调控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同上，第31、3、159页）这就告诉我们，尽管资本主义国家也有计划调节、有宏观调控，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计划调节、宏观调控，无论在目的、范围、形式上还是在实施的有效性上，都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所不同。这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我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同志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文选》第1卷第227页）“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大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页）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需要把“国有经济和整个公有制经济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始终保持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充分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把“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把人民的当前利益与长远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结合起来”当成自己的重要目标。（《文选》第1卷第441、227页）另一方面，由于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和全国一盘棋的优势，因而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更有可能和条件实现自己的目标。正如同志所说：“消灭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要追求资源配置的效率目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更要对贫困地区采取有效的扶持政策。”（《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66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可以发挥市场经济的优势，又可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处理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当前发展和长远发展、效率和公平等关系方面，应该比西方国家做得更好、更有成效。”（《文选》第1卷第467页）

其次，我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与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不同。经过5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提高，与建国之初相比早已不可同日而语。但人口多、底子薄、耕地少、资源相对贫乏、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等，仍是我们的基本国情。我国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4位，但人均gdp仍排在世界的第100位以后。因此，从总体上讲，我国仍然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并将长期是发展中的国家。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和它们既不在一个起跑线上，也没有并驾齐驱。这些都决定了宏观调控对于我们比对于它们更加重要。正如同志指出的那样：“我们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相对落后、整体素质不高，经济发展又很不平衡，特别是我们没有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验。我们的国情和目前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要求我们必须搞好国家宏观调控。”（《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8页）“我国是发展中的大国，又处在经济体制转轨、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快速发展的时期，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尤为重要。”（《文选》第1卷第467页）

再次，经济体制转轨也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比西方发达国家更需要宏观调控，而且调控的范围、形式也不尽相同的一个重要原因。同志指出：“我们的经济体制正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原有体制的一些弊端没有消除，新体制尚未形成，市场机制未能有效发挥作用。在体制转轨过程中，需要有一系列相应的体制改革和政策调整，必然涉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许多领域，要从总体上协调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就必须加强和改善国家宏观调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118页）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宏观调控应注意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细枝末节的修补，而是经济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但我们也应注意认真总结和汲取计划经济的经验和教训。党的十四大召开前夕，在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上的讲话中，同志在解释为什么会从“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这三种提法中，选择后者作为新经济体制的提法时说过：“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文选》第1卷第202页）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他又指出：“原有经济体制有它的历史由来，起过重要的积极作用”。（同上，第212页）过了两年，他进一步指出：“对计划经济体制曾经起过的历史作用，我们是充分肯定的。从历史进程看，苏联能够对付并最终打败德国法西斯，同他们通过计划经济建立了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分不开的。这就是说，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设社会主义初期那种历史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还是有其必要的。我们建国初期的历史也说明了计划经济曾经起过重要作用……我们既不能抱着过去的计划体制不放，看不到它的弊病和改革的必要性，也不能照搬照抄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模式，而应在总结我们搞计划经济的经验教训和借鉴西方国家搞市场经济的有益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开拓一条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正确道路，使这种新的经济体制逐步成熟和完善起来。”（《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203―204页）这些论断告诉我们，计划经济与经济计划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们放弃了计划经济体制，但没有取消经济的计划性。计划经济时期积累的搞经济计划的一些有益经验，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继承、所借鉴。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主要应当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也离不开对计划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运用。同志指出：“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他又指出：“在当前新旧经济体制转换的过程中，为保证整个国民经济稳定协调发展，尽量减少可能出现的不协调甚至混乱现象，必须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同时辅之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加强宏观调控。那种以为搞市场经济就可以离开国家的宏观指导和调控，放任自流、自行其是、随心所欲，完全是一种误解。”（《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第31、90页）他还说：“宏观调控应当以间接手段为主，更多地运用经济的和法律的办法。但在目前经济体制转换过程中，由于多种因素，一时还难以完全做到。必须根据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相机综合地运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采用一些必要的行政手段，以利于不失时机地解决矛盾和问题。”他强调：“必须采取必要的行政手段，这是因为经济生活中出现的大量秩序混乱的问题是由于行政行为导致的。同时，目前的管理体制也需要通过行政手段来保证经济手段正确、有效地实施。”“越是改革开放，越是搞活经济，就越要加强纪律性和法制观念，越要防止和克服那种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各行其是、纪律松弛的现象。”（同上，第200、119、46页）可见，在当前情况下，运用计划手段、行政手段对于我们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仍然是很重要的。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4

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特点是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匈牙利经济学家们就开始研究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经济运行机制，讨论照搬苏联模式带来的问题，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科尔内等著名经济学家在那一时期的讨论中就是活跃分子。以纳吉为代表的主张改革的政治家对照搬苏联模式，盲目发展重工业，造成经济效益低下也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并进行了局部的经济政策调整。

1956年事件对匈牙利的历史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照搬苏联模式的路再也走不通了，要重新赢得人民对政府的信任，惟有改革。1957年开始，匈牙利先后在农业和工业领域进行了尝试性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农产品收购采用官定价格和自由市场价格结合的混合价格机制，工业生产部门指令性计划指标减少，成本利润成为考核企业的主要指标，分配方面采用了利润分红制。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济学家们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使计划经济与维护市场成分并行不悖，市场成分会不会取得优势，会不会把国家的经济引向自发和无政府趋势等。对市场作用应予以肯定的观点得到了普遍认可。1964年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全面改革经济体制的目标，并开始进行全国性的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大讨论。

被称作匈牙利"新经济体制之父"的原中央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中央经济工作组组长涅尔什·雷热所设计的"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经济模式对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涅尔什设计的经济模式的特点是：中央计划与市场机制有机合，政府通过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市场，企业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主体；通过集体利益的实现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在物质利益为基础的计划经济条件下，承认多种经济成分并存和共同发展。

按照这些设想，匈牙利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从改变传统的计划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开始。匈牙利社工党关于改革的《指导原则》规定：改进国民经济计划体系，建立中期计划（五年计划）为主、包括长期计划和短期计划的新体系；中期计划是国民经济计划的主要形式，长期计划是五年计划的基础，短期计划大部分靠市场机制来解决经济发展的进程；在坚持计划经济的条件下，基本上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指令性指标的做法，让企业参照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的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运用利润、价格、税收、信贷等经济杠杆从经济利益上促使企业执行或不偏离国民经济计划。

在计划体制改革的同时，价格体制也进行了较大的改革。新的价格体系由三部分构成：固定价格、协议价格、自由价格。60%的生产资料和30%的消费品价格在市场上形成。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所有制结构得到了肯定。"在社会主义成分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合法存在的私有成分，包括小手工业、零售商业、自产自销和非农业人口经营的辅助经济仍有存在的必要。" 17非公有经济成分在匈牙利被称为"第二经济"。在70年代至80年代，第二经济非常活跃。

匈牙利在市场社会主义研究方面产生了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内·亚诺什 18的《短缺经济学》 19以及他提出的"行政协调"和"市场协调"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匈牙利和国际上都很有影响。

科尔内认为：任何经济制度都由多个层次构成。信息的迅速传递及其真实性是计划优化的前提之一，信息的流动分为纵向流动和横向流动。在市场经济中， 横向流动占主导地位，而在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中，纵向流动占主导地位。因而， 使制定计划所需的经济信息在一种经济制度中上下流动，迅速传递， 就必须使计划和市场这两种机制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一个能够自我调节的控制系统， 促使计划优化。无论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还是完全的市场经济都不能协调社会、 企业、个人之间的利益差别，保证经济的高速运行。

他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资源约束型的经济，其主要表现是长期的短缺。但短缺并不是一种危机现象，而是一种正常状态。事实上，一般均衡只是一种假设的理想状态，而经济发展总是非均衡的。但短缺经济容易导致企业如下的行为特征：瞬间调整中的强制替代；短期调整中的数量冲动与囤积货币，长期调整中的扩张冲动与投资饥渴。这种行为成为现实的充分条件是企业的软预算约束，主要是由于缺乏竞争的外部环境，税收制度和货币信用制度不健全，特别是国家和企业的"父子关系"所致。因而，要采取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将横向和纵向的协调结合起来。

匈牙利经济学家里斯卡提出的重建个人所有制思想，在匈牙利曾引起强烈的反响。社会个人所有制的主要内容是：首先，国家把社会的所有财富平均量化给每个公民，使社会公共的财产同时成为每个人的个人资产；其次，国家以信贷市场为中介，通过市场竞争，把社会资产按照均衡利率承包出去，由能向社会提供最大效益的人来支配和经营；再次，承包经营者通过银行系统向社会资本的所有者支付利息，交纳利息后的剩余部分记入其帐户，归承包者所有，这样便使个人所有与社会所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里斯卡主张建立"承包经营者计划竞争市场"，对社会资产实行承包经营。经过竞争产生的承包经营者享有权、责、利的统一，自由地支配所承包的社会资产，自主经营，对社会承担着保值增值的责任，享有与经营效果相适应的物质利益。里斯卡的设想虽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但是他领导的小组仍在部分大企业中进行了经营者承包的试点。80年代承包经营在小企业和农业领域被广泛应用。

苏联的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强硬态度使经历过1956年事件的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格外小心，"匈牙利的改革所追求的经济模式与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直至布拉格之春失败为止曾追求的模式是相似的。……匈牙利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经验，没有追求政治体制本质上的改变以及自治制度。" 20"匈牙利不使用'市场经济'，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而说'社会主义市场'，存在市场关系，但市场是受控制的。""西方刊登的谈论'匈牙利模式'的文章及研究资料首先力图证明匈牙利不同于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甚至说我们国家的经济实践相当于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这次改革及我国实践所依据的观点和理论绝对不是匈牙利经济学家的杰作，相同及类似的观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出现过，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曾以各种方式付诸实践。如果说我国在实际运用这种观点的过程中使用间接的调节对直接的指令性计划占优势的程度，这是确实的。'匈牙利模式'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匈牙利的实践。" 21在这种背景下，匈牙利的经济改革偏重于实践，而不是在理论上对市场经济进行更多的阐述。

匈牙利在经济模式是结合本国的国情，在反复实验和理论创新的基础上形成的。30年代西方经济学家们的大讨论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的道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这些思想对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充其量也只起了某种参考的作用。但兰格、布鲁斯50-60年代的经济思想对匈牙利模式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然而，真正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匈牙利的社会实践。

五、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其他东欧国家的发展

在众多的东欧国家经济学家中，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和布鲁斯的地位是突出的。虽然1956年酝酿的波兰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实现，但波兰经济学家的思想成果对东欧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

兰格作为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的创始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直接参加了波兰的社会主义经济实践，在这个过程中他进一步丰富了自己的经济思想，将原来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发展为"含市场机制的集中计划和分散管理相结合"的经济模式。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但市场仍有存在的必要性。转贴于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本质上是计划经济，这不仅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性质所决定，也由市场本身存在的缺陷所决定。市场的一个重要缺陷是，它只能用静态方法，也就是作为一般均衡问题，处理换算问题，不能提供充分的基础来解决增长和发展的问题。但是，社会主义条件下仍然需要市场，首先，必须有真正的消费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其次，生产资料的分配计划必须按照市场机制的作用方式来进行。

兰格率先指出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存在信息传递方式上的缺陷。在这种模式下，市场机制的作用被完全排斥，横向的信息传播途径被阻断，企业只能和上级行政控制部门发生纵向的联系。信息的不完备使企业不能按照社会的实际需要自由地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兰格主张通过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的办法，克服信息结构方面的缺陷，提出了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思想。

兰格认为，社会主义应该实行这样一种经济模式：

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包括合作社经济在内的公有制形式为主体的条件下，允许个体经济、小手工业和小型私营经济等其它经济形式作补充。

实行中央计划指导下的多层次决策体系，即中央计划局、企业和家庭或个人的三级决策。中央计划当局模拟市场机制进行计划调节。企业根据中央的计划和自身的生产目标，自主地进行生产决策。家庭对个人消费和职业的选择有充分的选择权。价格的确定权掌握在国家手中，同时存在着由市场竞争形成的价格。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5

【关键词】政府市场关系 演变 政府干预 主导

【中图分类号】F202 【文献标识码】A

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纷纷扮演积极干预市场的角色，凯恩斯主义一时热起，并影响到了我国的市场化改革选择。为正确认识改革取向，必然要把握政府与市场各自扮演的角色的实质，这应该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谈起。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几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每当经济社会发展陷入低迷，政府与市场的角色都会经历较大调整。

市场经济理论的初成是重商主义学说，它始于欧洲封建社会末期，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盛而发展。重商主义认为，为了积累财富，除金银矿开采外，主要依靠国家在对外贸易中保持出超地位，以保证金银货币流入国内。因此，它需要国家对内管控各行业，促进资本增长；对外筑立贸易壁垒，保护国内市场，在垄断竞争中增加金银输入。这种理论的实质是政府积极管控经济生活、干预市场，对于促使资本原始积累有极大意义，但却不利于资本主义的长期发展。

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重商主义被经济自由主义取代。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的《国富论》一书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之作。亚当・斯密在书中指出，每个人在自身利益的驱使下，会努力为自己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在逐利中，他本人并没有想到贡献社会，但却“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引导着他去尽力达到一个他并不想要达到的目的”，这个“目的”即“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①。与此同时，他批判了重商主义依靠国家干预积累财富的主张，并界定了政府在此过程的主要职责：“保护社会”不受侵犯；“保护社会任何成员”不受侵犯或压迫；“建立和维护个人或小团体所不感兴趣投入的某些公共设施和公共机构”②。可见，每个人在追逐个人利益过程中，不知不觉被一只“无形之手”牵引着促进社会财富的积累，政府不必干预经济，只要提供好“服务”（扮演“守夜人”角色），放任市场主体追逐利益即可实现资本主义的发展。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长期在西方经济学界占据统治地位，资本主义国家的市场经济实践也以此为指导，采取放任市场自由、反对任何形式政府干预的政策。

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自由市场经济中，资本主义国家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③然而，这一切在1929年～1933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中遭遇了最严峻的现实挑战，“无形之手”自动调节论陷僵局，以凯恩斯为代表的政府干预理论应运而生。凯恩斯在其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书中批判了亚当・斯密以来的“自由放任”主义，认为建立在“有效需求”之上的充分就业均衡才是真正的“均衡”，如果放任市场自由，这种“均衡”不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度水准”，因此，“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均衡”绝不是“庸人自扰”。④在凯恩斯看来，政府可以通过宏观经济政策（主要是财政政策）改变影响“有效需求”的主客观因素，进而改变“有效需求”，促进充分就业。当然，凯恩斯并没有背离市场原则，而是希望“国家之权威与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⑤。凯恩斯的政府干预论影响深远，并逐渐取代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理论的正统地位，可谓是深陷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国家的灵丹妙药。“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以政府干预下的市场经济理论为指导，摆脱了危机，继续保持了几十年的经济繁荣，直到20世纪70年代经济“滞胀”的出现。

从1973年开始，资本主义国家陷入停滞与通货膨胀结合的“滞胀”怪相，持续近十年之久，造成生产停滞、失业剧增、物价飞涨、工资下降。西方学界把造成这种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归结为长期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凯恩斯主义受到新兴经济自由主义的挑战，陷入危机。新兴自由主义以美国货币学派和供给学派为主要代表。他们认为应该缩小政府干预，给予市场自由。这一时期，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国家的“官方经济学”，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以此为指导逐渐走出“滞胀”泥沼。20世纪90年代，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再次出现微妙的调整，经济政策显示出向政府干预方向的某种回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政府有回归凯恩斯主义的积极干预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新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已不同于“古典”的凯恩斯主义和放任自由主义，两种理论的博弈不再是取代与被取代的关系，它们之间既不存在完全的政府干预，也不存在纯粹的市场自由，而是在坚持市场原则的基础上界定政府的干预度。在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互助作用过程中，政府职能经历了专制、全能、有限的逐渐转变。现代市场经济正是在这种转变中找寻市场自由与政府“适度”干预的契合点，弥补“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演变

改革开放以来，以计划与市场地位演变为线索，市场逐渐成为资源配置的基础，政府角色也从全面干预逐步走向有限调控。

“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阶段。社会主义可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长期困扰着人们，因为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那里，市场经济是与资本主义划等号的，搞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1979年11月，邓小平在同国外人士的一次谈话中，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⑥的论断，而这时距离十一届三中全会还不到一年，尽管这次谈话内容于1990年前后才公开，此间仍以计划经济为主，但从思想上打破传统思想束缚意义重大。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必须在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1982年，党的十二大坚持这一思想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在“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思想指导之下，政府与市场关系出现微妙变化，形成了政府主导、培育市场的格局。这一时期的政府、市场关系探索仍处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大框架内，指令性计划仍是调节经济的轴心，政府处于主导地位；同时，市场处于发育的初步阶段，市场机制并不能独立发挥作用，需要政府的呵护和培育。政府培育市场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引入市场机制，二是扩大经济主体自，三是调放价格。

“有计划商品经济”阶段。“有计划商品经济”的首次明确提出是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上，会议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指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是统一而不是对立和相互排斥的关系，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必然要经历商品经济阶段。这个论断的提出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它根本改变了商品经济同社会主义对立、与资本主义等同的认识，为市场发展提供重要理论支撑。但是，“有计划商品经济”中“计划”与“市场”何为主何为辅，理论界的认识莫衷一是。1987年2月，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明确回应，他说：“我们以前是学苏联的，搞计划经济。后来又讲计划经济为主，现在不要再讲这个了。”⑦对“计划”为主的否定，推动了理论认识的进一步发展。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把“有计划商品经济”深入阐释为“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并逐渐向市场倾斜。1989年，突如其来的国际国内形势使党又回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认识上，“计划性”有所加强，并延续到党的十四大。这一时期的政府与市场关系体现为政府培育、调控市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重要作用，市场机制与政府计划“”组合运行，这种政府与市场关系特征可以概括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国家―市场―企业”模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阶段。1989年之后，计划与市场主辅地位理论纷争再起波澜，实践中的改革导向也深受困扰。1992年，邓小平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提出了“手段论”，即“计划”与“市场”都是发展经济的手段，不是“资”与“社”的区别。⑧基于此，1992年9月，党的十四大召开，作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提出“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七大提出“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提出“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可以看出，对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在不断深化。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阶段，政府与市场关系角色转换基本趋向是政府对市场的干预逐步退出微观领域，转向宏观调控；市场资源配置的基础地位日渐巩固。该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不成熟，距离现代市场体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政府培育市场的作用并没有完结，但是，可以看出，政府尊重市场基础地位的表现显著提升，其对市场干预的范围、力度、准确度不断改善，并努力向“服务型”有限政府迈进。同时，政府也发挥着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这一时期，市场机制已成为经济生活运作的基本机制，并主导资源优化配置功能。

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政府与市场的角色演变实质表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主导作用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而政府的作用是有限的。改革开放以来，市场主导、政府有限的趋势日渐明显，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决定，明确了政府与市场的基本角色定位。当前，坚持“市场主导”方向，关键是发挥好政府的“有限”作用。

推进改革。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中，存在着三种阻碍或推进力量。第一种是市场“反对派”，他们是市场主导化改革的阻碍力量。“反对派”认为“市场”与“计划”仍是区别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一条重要界限，计划经济显现种种弊端的原因是计划体制的不健全、不完善，体制本身并没有根本问题，他们倾向于在计划体制内寻找更有效的配置资源、管理经济的方法，而不是即刻否定。“反对派”是改革中的实际利益受损者，他们以原有体制内的利益群体为主要代表。第二种是市场化推进力量，在改革中居于多数地位。他们在享受改革红利时，不时会对市场“助推者”颂以“赞歌”，希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成为通向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第三种是“维持派”，他们也是市场主导化改革的阻碍力量。转型期的重要特征是新旧体制处于胶着状态，计划与市场并没有实现完全并轨，体制漏洞难免出现，为一部分人提供了发财致富的“机遇”。这些人逐渐演变为转型期的既得利益者，甚至形成利益集团，他们既不希望回到计划体制中，也不希望统一开放、竞争有序市场体系的真正建立，而是竭力维持既定状态，从中渔利。在综合分析以上三种基本力量的基础上，政府要加强体制改革，通过运用制度、法律等手段消除改革的阻碍力量，推进市场主导化改革。

市场培育。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仍不完善，离不开政府的培育作用。当前，政府培育市场的功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维持市场秩序。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是良好市场秩序的最基本要求，它的实现有赖政府建立一套健全的法律、规则和制度体系。我国现阶段的市场经济还不成熟，除了它的发展水平较低以外，还在于法制很不完备。随着市场资源配置“决定性作用”任务的提出，市场法制体系建设提上议事日程。政府应加紧市场规则的制定，并上升到立法层面，建立完善的市场法制体系，使市场主体在共同的行为准则下有序竞争，也使政府对市场秩序的维持有法可依。

另一方面是培育市场中介组织。市场中介组织具有政府和市场不可替代的特殊功能，并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市场经济发展历史表明，现代市场体系的建立伴随着市场中介组织的发展和成熟。我国的市场中介组织已初具规模，但存在诸多问题，如官办色彩浓厚（政府干预过多）、缺乏统一管理等。这些问题影响市场中介组织独立性的发挥和自身素质的提高，甚至干扰正常的市场秩序。因此，政府必须在培育市场中介组织中担负应有的责任，扮演合适的角色。

宏观调控。市场作用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政府干预加以弥补。资本主义国家市场经济在经历了“重商主义”国家干预和“凯恩斯主义”国家干预之后，表现为更加尊重市场作用。我国选择和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政府干预作用也逐渐从全能走向有限。

由于国情不同，每个国家政府干预经济的形式不同，但都指向一点，即以市场机制的有效运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前，我国政府干预过度的问题仍然存在，如行政审批程序繁琐，过多运用行政性手段干预市场主体特别是微观主体等。为了使市场“决定性”作用更加突出，需要健全宏观调控体系，以矫正政府干预过多问题。首先，政府宏观调控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健康持续发展、弱化市场作用可能产生的周期性波动影响。其次，政府宏观调控以间接管理为主，以货币、财政政策手段为主。再次，政府宏观调控应增强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提升宏观调控机制化水平，形成健全的宏观调控体系。

社会治理。我国的市场经济在几十年的转型期间，不得不面临资本主义国家几百年的社会矛盾压缩任务。这导致政府面临多方面的社会治理任务，如果解决的不好，就会大大增加社会不安定性，影响市场化进程。市场经济的实践证明，自由的市场竞争在解决了效率问题的同时必然会导致收入差距拉大、甚至悬殊趋势。我国的社会不公平已成为凸显的矛盾问题。现代社会，公平作为一种价值观念已得到世界范围内的普遍认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德国、法国都特别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公平是社会主义的目标，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由于社会不公而导致社会不稳定，也会阻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因而，当前，政府要把公平问题提升到了重要位置，着力解决。不仅如此，改革中期的社会矛盾有加剧趋势，要求政府应进一步发展完善教育、医疗、就业、社会保障等制度体系，提升社会治理水平，构建安定和谐社会。

（作者为天津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博士研究生；本文系天津师范大学2014年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资助项目“中国共产党执政赢得民心的历史经验研究”成果）

【注释】

①②[英]亚当・斯密：《国富论》，唐日松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第325～327页，第494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页。

④⑤[英]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徐毓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291页，第326页。

⑥《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6页。

⑦⑧《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03页，第373页。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6

市场社会主义一般指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的经济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经济体制。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涵盖了从20世纪初开始出现的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各种理论观点和流派；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则主要指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经济体制改革以后形成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国外的一些经济学家将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经济体制也纳入市场社会主义的范畴。尽管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已近70年，但“市场社会主义”这一词汇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才被正式提出并广泛使用。

一、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

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研究近年来很流行。人们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起源作了各种各样的推论。1多数人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开端是20世纪30年代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在兰格的著作中却从未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并对它进行定义。

明确提出“市场社会主义”概念的是英国经济学家戴维·米勒。1983年6月英国工党在大选中失利。使英国工党受到震动的不仅是连续两次败在撒切尔夫人领导的保守党手下，更重要的是这次的得票率创1918年来的最低记录。当时，撒切尔夫人的政府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大行其道，在英国掀起了私有化的高潮，并波及到其它欧洲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工党固守传统的国有化理论已十分困难。为了扭转颓势，工党领袖金诺克引导全党就关系工党基本纲领的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讨论，工党智囊机构费边社特邀同情工党的社会知名学者和大学教授，组成“社会主义哲学”研究班，定期集会，希望通过理论上的突破重新赢得民心。在这样的背景下，英国剑桥大学教授戴维·米勒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成为工党经济纲领的核心思想，并赢得了大家的赞同。

经过持续几年广泛而深入的讨论，逐渐形成了英国工党较为完整的市场社会主义思想理论体系。在他们的理论中，市场社会主义是指“用市场来实现社会主义的目的”。“市场”是指市场经济，它是一种特定的经济组织形式，是配置经济资源，分配经济权力和协调经济决策的手段，是调节商品生产和服务的工具，也是人们据以做出有关消费和就业抉择的方式。“社会主义的目的”，指消除剥削，实现人与人之间在收入、福利、地位和权利方面的较大的平等，满足人们的基本物质和精神的需求等。2

市场社会主义的理念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东欧国家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人们认为这个概念不仅可以表述英国工党的新理论，而且可以包容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相结合的各种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及其经济制度。从20世纪30年代奥斯卡·兰格提出的“竞争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到90年代西方国家出现的各种将社会主义经济原则与市场经济相联系的经济理论，都被人们归入“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前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在50、60年代进行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后形成的经济体制则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

经济学家们对市场社会主义有各种各样的概括,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有：

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3中，对市场社会主义的解释为“市场社会主义也称自由的社会主义。是一种使社会主义的计划与自由的企业相协调的经济制度。企业属于公有，但生产和消费不受政府计划的控制，而是受市场力量的支配。20世纪60年代南斯拉夫实行了有别于苏联中央计划经济模式的市场社会主义。60年代末70年代初匈牙利也有类似的发展。”

著名的美国《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4（1987年版）对市场社会主义作了权威性的说明：“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体制的理论模式（或概念），在这种经济体制中，生产资料公有或集体所有，而资源配置则遵循市场规律。对于现有的种种社会主义经济来说，这一名词往往更广地用于概括这样两种体制：在严格意义上趋于这一定义的那种体制（像南斯拉夫在1965年后所形成的体制），以金融调节和种种刺激作为中央计划的手段来替代命令和对生产商品进行实物分配的那种体制（即受调节的市场，像匈牙利1968年改革后的新经济体制）”。

著名美国经济学家约瑟夫·E·斯蒂格利兹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5（1994年）中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是指生产资料归政府所有（任何社会主义制度下都是如此）但像市场经济一样利用价格配置资源的经济组织形式。”

美国经济学家罗默和巴德汉在其主编的论文集《市场社会主义：当前辩论》6（1993）中指出：“市场社会主义是一种经济制度，它在许多方面是资本主义和已被付诸实践的社会主义的混合物。”

美国经济学家格雷戈里和斯图尔特在其《比较经济体制学》7（1985）一书中，按照决策结构、信息和调节机制、财产所有权和激励机制四个标准把市场社会主义界定为：“市场社会主义——以生产要素的公共所有制为特征的经济体制；决策采取分权制，并通过市场机制加以调节；兼用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来推动参与者实现这一体制的目标。”

法国经济学家M·拉文在1990年回答匈牙利《经济学学报》所提问题时指出：“市场社会主义应当既保护社会主义免受市场资本主义所固有的不良的再分配效果的影响，又保留了社会主义的一些‘社会主义价值观’。”8

英国经济学家克里斯托弗·皮尔森指出：“总的来看，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家既关注通过运用市场提高经济效率，也关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的扩展。”9

90年代以后匈牙利的经济学著作及其教科书中，也将匈牙利和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称作市场社会主义。他们认为市场社会主义是这样一种经济体制——其日常的经济管理主要由市场机制发挥作用，以奥斯卡·兰格在30年代提出的设想为代表。社会生产中基础性的资源配置由中央以及发达的中央计划体系决定，而其余的经济活动是由市场的力量决定。10

综上所述，市场社会主义有两个基本要素，一是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在公有制基础上尽量利用市场机制，提高经济效率；二是实行经济民主，赋予劳动者参与企业和国家经济管理的权力。市场社会主义的概念在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主张或赞同在公有制经济中引入市场机制的观点，或主张劳动者民主参与经济管理的观点，都被纳入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范畴。

二、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起源

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是20世纪初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合理配置可能性争论的产物。人们普遍认为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形成的标志是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的“竞争的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初期阶段争论的核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合理配置的可能性，以及一主多元的所有制结构和多层次经济决策体系的合理性。

1902年荷兰经济学家皮尔逊发表《社会主义的价值问题》，提出社会主义制度下没有市场、没有交换，从而无法衡量产品的价值，不可能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发挥了他的思想，于1920年发表《社会主义制度下的经济计算》，攻击社会主义没有货币价格，没有经济计算，一切都将在黑暗中摸索，因此，“社会主义就是合理经济的破产”。1935年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奥地利经济学家哈耶克将皮尔逊、米塞斯与自己的文章汇集出版了《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成为否定社会主义经济合理性的宣言。

与此同时，持不同观点的西方经济学家也在探索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合理配置的可能性问题，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瓦尔拉斯、维塞尔、帕累托等。瓦尔拉斯是一般均衡论的创始者，他在论文集《应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指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可以通过国家立法组织和维持自由经济竞争，建立完全竞争机制，从而使一般均衡价格得以实现。维塞尔在《自然价值》中提出，即使在共产主义经济中也需要经济计算，存在“估算价值理论”，必须运用与资本主义相同的经济衡量标准和本质上一致的计算原理。帕累托在《社会主义》等著作中指出，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创造并实现“最优福利状态”的条件，达到生产资源的有效配置，甚至社会主义经济可能比自由经济更容易实现最优化产出量，更为有效。以上经济学家并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探讨社会主义制度下资源优化配置问题的目的在于证明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一样要受到他们所揭示的经济规律的约束。

1908年帕累托的弟子巴罗内发表著名论文《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发展了帕累托的思想，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经济达到资源优化配置的必要条件，并初步提出了用“试错法”求解均衡方程式，达到计算价格与最低生产成本相等，从而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思想。20年后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泰勒在美国经济学会发表著名演讲《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指导》，进一步发展了巴罗内的思想，提出以“反复实验法”的计划形式来决定生产要素的均衡价格，详细阐述了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资源最优配置五个步骤。11

当时在美国大学任教的波兰经济学家兰格参与了这场讨论并于1936-1937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这部著作中他提出了“竞争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也称“兰格模式”。兰格对竞争性社会主义模式的特点作了如下的描述：（1）一主多元的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在坚持公有制为主的条件下，允许其它经济形式，如个体农民经济，小手工业经济和小型私营经济存在；（2）中央指导下的多层次经济决策体系，即存在中央计划局、企业、家庭三层决策。这种特殊的决策体系是同特殊的市场体系相联系的：存在着消费品市场和劳务服务的市场，但没有生产资料的真正市场，而是国家计划自觉组织的生产资料模拟市场。所谓模拟的市场机制，是通过“试错法”，寻找按消费者偏好合理配置生产资料的选择指数，提供给企业有利于资源合理配置的“广义价格”。企业按照中央计划局规定的生产资料配置价格，按照最佳投入产出比自主地组织生产。（3）以按劳分配原则为主的多种分配方式。兰格模式标志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

这场争论开始的时候，现实中还没有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双方的争论并没有具体的针对性，都是根据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设想进行的。而兰格思想产生的时候，苏联已经依靠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完成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兰格的设想不同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因而，从它产生起就受到了所有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者的注意。

市场社会主义有两个主要分支：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和东欧的市场社会主义。自20世纪初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之后，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的各种讨论一直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的热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起源于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争论，但市场社会主义的高度发展和付诸实践是在东欧国家。

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以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市场社会主义为代表，准确地说,他们也是仅有的两个在东欧实践了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南斯拉夫和匈牙利市场社会主义的产生与30年代西方经济学界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资源配置的大争论并没有理论上的直接继承关系，如同罗斯福的新政与凯恩斯的经济学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一样。南斯拉夫与匈牙利走上市场社会主义道路都是在关系本国社会主义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作出的选择，与其说受到兰格经济思想的启发，毋宁说是本国社会实践的客观需要，是本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形成了以苏联为核心的东欧社会主义阵营。苏南关系的破裂使南斯拉夫下决心探索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社会主义首次登上了社会实践的舞台。其它东欧国家则“克隆”了苏联的经济模式。但不同的国情和教条主义的生搬硬套使波兰、匈牙利等国吃尽苦头，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失衡和社会冲突，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使卡达尔等东欧国家领导人悟出了一个道理：不结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搞不下去。痛定思痛的匈牙利人开始了改革的探索，并最终创造出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匈牙利模式”。

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潮，总体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为指导，根据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教训，在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探索计划经济与市场机制的结合的可能性、途径与方式。

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的经济体制改革使市场社会主义脱离了书斋中的讨论，走向了社会实践的舞台。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从实验到全面推进，市场社会主义理论进入在东、西方各国分别确立和发展的时期。

东欧国家的经济体制改革蓬勃兴起，纠正了过去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弊端，引入了市场机制，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使生产力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改革中形成了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独特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讨论空前活跃，除南斯拉夫、匈牙利外，各国都出现了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和有代表性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

东欧国家的市场社会主义实践拓宽了西方经济学家的视野，这一时期西方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较多地从东欧国家市场社会主义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灵感，在对东欧经济体制改革跟踪研究的基础上，形成新的理论构想，丰富和发展了西方的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在60-80年代的西方市场社会主义理论中，很容易找到南斯拉夫和匈牙利经济模式的痕迹。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东欧国家政治剧变，改变了这些国家历史发展的方向，中断了市场社会主义在这些国家的实践。西方政治家们断言社会主义事业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西方国家左翼经济学家并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信念，没有泯灭探索市场社会主义的热情。他们在对剧变的困惑和对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满的双重反思中，在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和现行资本主义制度的批评中，构建了一系列新的市场社会主义的理论模式，作为超越现行资本主义的替代模式，使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出现了新热点。关于市场社会主义的讨论在西方国家仍在继续，并且在90年代出现高潮。一些多年致力于市场社会主义研究的经济学家进一步发展了他们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

三、南斯拉夫模式

南斯拉夫是最早实践市场社会主义的国家，其经济模式的特点是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实现社会主义经济民主，由劳动者平等地运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共同管理企业，共同决定收入分配。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它既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进行独立思考的结果，也是客观政治经济环境所造就。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南斯拉夫共产党人就在考虑未来的人民国家中社会主义制度的框架。作为南斯拉夫主要理论家和国家领导人之一的爱德华·卡德尔自20世纪40年代初就开始探讨人民民主制度的涵义，这一时期他的思想成果反映在《新南斯拉夫道路》（1941-1945）中。战后，卡德尔的所有著作中几乎都有关于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阐释，其代表作有《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南斯拉夫自治制度的发展方向》、《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民主和社会主义》、《社会所有制与社会主义自治》、《自由联合劳动》等。在这些著作中他构建了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

卡德尔认为自治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

生产资料公有制采取社会所有制的形式。社会所有制的含义是，一切资源是全体劳动人民的共同财产，同时也就是每个人的财产，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中,人民有权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从这种基本权利出发，还享有其他一切不能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还包括：与其他同样享有权利的工人平等地按劳分配用于个人和集团消费的收入。因此,社会所有制就是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的权利，每个工人对实现这种权利负责，和其他享有同等权利的工人处于平等地位,同时也对实现与这种权利有关的其他权利和义务负责。所以,社会所有制这个名词的含义就是：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每个人，即是集体的又是个人的所有制。

在经营方式上彻底实行非国家集权化和非“分散的国家集权主义的方针”。改指令性计划为自治社会计划，把社会计划建筑在符合市场经济客观规律要求基础之上。①把计划建立在由企业劳动者独立决定的企业计划的基础上，使这种计划体现社会主义自治的要求，核心点是体现劳动者直接管理和使用社会所有制的生产资料，并决定对自己劳动成果的分配。②把计划建立在最广泛的民主的基础上。企业计划由企业自主决定，并以此为基础，自下而上,上下结合，形成社会计划。③把计划建立在符合市场经济客观经济规律要求的基础上,使计划调节和市场调节密切结合起来。

实行企业自治和劳动者自主。企业完全具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商品生产者所必需的一切权利。劳动者对公有制资本的经济职能和社会职能拥有真正的经济权利和政治权利。

劳动者自行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但这种分配必需对社会负责。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理论以其对国家消亡思想理论的认识为最重要根据，南共的国家消亡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这样几点：一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国家立即开始消亡。铁托认为，国家的消亡不需要等待，在政权建立后即可着手进行。南斯拉夫在建国不久的1950年就通过了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的法令，这个法令的实质在于“国家消亡的过程不可延误到将来，而必须立即开始”12二是国家消亡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贯穿整个社会主义时期；三是国家消亡首先从经济职能开始。南共认为国家消亡首先是经济职能逐渐从国家转到工人集体，由生产者管理生产开始的。四是国家经济职能消亡的形式是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南共认为社会所有制的最大优点和特点在于实现了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的直接联系，实行社会所有制的必然作法是把工厂企业交给工人管理，实行社会自治；而工人自治则意味着对国家直接管理经济权力的否定。

1948年的“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事件”对南斯拉夫模式的产生也有一定的催化作用。40年代末期，斯大林与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在按照民族特点，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建设社会主义等一系列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南斯拉夫坚持特立独行的自治理论，并且在处理国际关系方面不听从莫斯科的指令，使苏联大为不满。为了防止南斯拉夫的独立性蔓延到其他东欧国家，在苏联授意下1948年6月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9国情报局于布加勒斯特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声讨铁托反马列主义、、反苏，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采取民族主义的立场，脱离反帝的统一的社会主义阵线，并将南斯拉夫开除出情报局；1949年11月又通过《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并联合对南斯拉夫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制裁。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南斯拉夫人义无返顾地走上了独立探索社会主义模式的道路。

南斯拉夫领导人对苏联的经济模式一直有保留，认为苏联的经济模式过于集中和依靠行政命令管理，不利于调动工人群众的积极性，容易导致。苏南关系的破裂使南斯拉夫不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

1949年12月南斯拉夫工会联合会和联邦经济委员会主席联合《关于在国营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和开展工作的指示》，拉开了南斯拉夫工人自治制度的序幕。1950年6月27日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经济企业和高级联合组织的基本法》、《工人委员会法》。1952年南斯拉夫开始了全面的经济体制改革，废除了集中计划制度，实行社会计划制度。

南斯拉夫的社会计划制度建立在社会所有制基础上。“社会所有制的含义是，一切资源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同时也就是每个人的财产，在这种所有制形式中，人民有权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劳动，并从这种基本权利出发，还享有其它一切不能剥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与其他享有同样权利的工人平等地分配用于个人和集体消费的收入。因此，社会所有制就是使用社会所有的生产资料从事生产的权利，每个工人对实现这种权利负责，和其他享有同样权利的工人处于平等的地位，同时也实现与这种基本社会经济权利有关的其他权利和义务。所以社会所有制这个名词的明确含义就是：不属于任何人而属于每个人，既是集体又是个人的所有制。”13

社会所有制逐步取消了国家机关对基本生产资料的直接管理，中央国家机关的权力不断削弱；实行了自治的商品经济，企业的产品作为商品，实行市场交换；集中统一的指令性国家计划改为社会计划，它是对国家经济发展的一种预测，规定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政策和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对企业的活动只起指导性作用；价格在原则上根据市场的情况自由形成，基础工业品和主要的农副产品的价格受国家控制，国家通过税收、信贷、关税、补贴等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企业在收入分配方面有较大的权力。

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政治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实行了精简机构，取消了三级管理体制，撤消了部分联邦主管经济的7个部，联邦管理机关工作人员减少3/4以上。实行了党政分开和限制兼职。加强了司法对行政的监督。

1963年通过的宪法被称作《自治》。宪法宣布，全体劳动人民具有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自治是劳动人民不可剥夺的、受宪法保护的权利，劳动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唯一来源。宪法限制了国家职务的连选联任，实行轮换制和干部交流制。目的是贯彻社会主义民主，避免国家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防止领导干部职业化和滋长，淘汰不称职的干部，选拔和锻炼年轻干部。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在70年代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公有制在当代社会主义实践中的矛盾》中，卡德尔对废除市场的苏联模式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完善了“自治模式”理论。他认为自治计划是体现劳动者意志的宏观计划。劳动者直接管理生产资料，制定企业生产计划和决定劳动成果的分配。自治计划也是间接协调计划，它主要靠自治协议、社会契约和价格手段，对市场进行指导和调节。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理论在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以工人自治为核心的自治社会主义。他明确指出“市场经济，制定社会计划以及劳动者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互相支援是我国社会主义自治制度三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4

1971年南斯拉夫开始实行社会自治计划。1976年自治社会计划改为由自治计划和社会计划两部分组成。自治计划是联合劳动基层组织制定的计划，社会计划是各级政府计划部门制定的计划。自治计划由企业的职能部门根据企业的状况和市场的需求提出草案，由企业工人代表大会通过。社会计划对企业没有直接的约束力，但企业要考虑社会计划规定的政策措施和发展速度。企业职工的收入由企业根据生产经营状况，由职工民主决定。

南斯拉夫宪法规定：社会所有制是联合劳动组织的基础，生产资料既不属于国家，也不属于个人，而是属于社会。社会所有制“既是全体工人的共同的阶级所有制，同时又是任何从事劳动的人的个体所有制形式”，它既属于“一切人，又不属于任何人”15

南斯拉夫的市场社会主义注重理论建设，但更注重实践性，“南斯拉夫避开了这样的理论抉择：是市场经济呢，还是计划经济呢？是市场经济多些呢，还是计划经济多些呢？是计划市场呢，还是市场计划经济呢？南斯拉夫是把两者结合起来。商品市场经济是南斯拉夫经济制度的前提，但它是建立在新的社会基础之上的。建立在自治关系之上商品市场经济可以避免自发性，……。”16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7

作为理论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同实践形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互动中产生与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在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探索中，我们踏上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此过程中不断孕育、形成和完善。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和社会主义实践进程，以及西方经济学理论，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都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也都毫无例外地认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具有制度属性，且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制度。可以说，以改革开放为标志，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与实践的突破，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产物。改革开放以来，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探索中，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原理为指导，坚决摒弃离开生产力抽象讨论生产关系先进与否的错误倾向，把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全面地把握我国的具体国情，积极面对国际社会发展的新形势，不断从过去的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等错误的思想认识中解放出来。同时，以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为立足点，在实践的发展中进行理论创新，进而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本质及规律的认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作了较为充分的理论准备。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走入穷途末路的前提下，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也已经无法回答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的局面下逐步孕育成熟起来的。当然，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我们已经认识到，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具有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管得过多、统得过死;忽视商品经济及其价值规律的作用;分配中的平均主义严重;经济方式和经营形式单一化等缺陷。但是，在上世纪80年代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大体上是在坚持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对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进行改良式的改革。在对待计划与市场的关系上，先后经历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79年);“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之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1984年);“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1987年);“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9年)等认识阶段。可以说，认识上存在的障碍主要在于在人们头脑中尚残存着“计划经济属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属于资本主义”等观念。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面临的形势是，作为经济体制改革中心环节的国有企业改革，在整个80年代经历了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两权分离;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到90年代初，进一步提出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目标。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表明，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是无法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或者说，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制的前提下，才能够真正构建现代企业制度。这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才在90年代初浮出水面。不仅如此，在80年代末叶，市场经济体系建设、分配制度改革、宏观调控建设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都走到了这样一个历史关头，即传统计划经济体制已经难以适应和容纳这些方面的改革内容，至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已经成为历史和逻辑发展的必然。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形成历史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论作为一种理论形态，还是作为一种实践形态，或者作为一种体制形态，都将呼之欲出。邓小平1992年的南巡讲话指出:“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2］373邓小平开创性的论述，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言，可谓一锤定音。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基础性作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在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项亘古未有的事业。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后，还必须在理论上明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操作模式，探索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构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描绘了到2000年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蓝图，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理论体系开始形成。1997年9月，党的十五大提出了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形式共同发展的科学论断，进一步拓展了公有制的涵义，强调公有制实现形式可以多样化。为了搞好国有企业改革，1999年9月，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并从12个方面论及我国国有企业改革问题。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总体局面是，一方面，改革的方向已经明确———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另一方面，改革进程中的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已经显现，如“三农”问题、国有企业改革问题、政府职能转变等问题。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在应对这些现实问题中逐步形成。

3．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完善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第二步目标———小康社会已初步经实现。根据90年代初的既定计划，到2000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初步建立。显然，21世纪初应该将历史的走向定格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上。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并强调指出:目前的总体水平的小康只是总量上达到了小康水平，是低标准的不均衡的小康，要在2020年代实现惠及十几亿人口的全面小康社会，为此必须巩固已经初步建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加以完善。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主要任务，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新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走向完善具有三个典型标志:第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初步建成;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对社会主义实践的指导能力进一步增强。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问题意识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在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成长起来的，从其孕育时期起就直面改革开放进程中的诸多问题，直接应对时代课题的挑战，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

1．关于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问题我国的改革开放是在是在传统的经历1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濒临崩溃的边缘，计划经济体制已经严重束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发轫的。正如邓小平在后来总结的“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开放初期，我们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是，如何通过对传统体制进行改革，使之焕发活力，进而调动经济主体的积极性，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但是，囿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及其时代局限，我们试图通过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进行改良式改革，来激发经济主体的活力，80年代改革的历史进程说明，一方面，改革举措虽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经济主体的积极性，但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另一方面，改革虽然是在坚持计划经济前提下进行的，但改革的方向却是朝着市场化方向行进的，这可以从80年代依次提出的“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社会主义经济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等提法中看出来。因此，从改革的路径上看，其最终结果必然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从逻辑上看，改革开放之所以经历十几年的探索才走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路，其原因是在理论上受传统观点的局限，即认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都具有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只能搞计划经济等等。当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无法回答当时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时，历史的发展决定了必须寻求计划经济体制之外的其他经济体制来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现实问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运行了350多年，虽然有过资本原始积累的罪恶，但其不失为资本主义走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相结合应该是可供我们选择的路径之一。当然，这需要在理论上突破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具有制度属性的问题。所以，整个80年代的探索，我们有效地解决了为什么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问题。

2．关于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使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到议事日程。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给予了初步回答，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明确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宏观系统，是由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现代企业制度、全国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社会主义市场体系、直接调控与间接调控相结合的宏观调控体系、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能够保证社会稳定发展的社会保障制度五个“子系统”构成，并且，这五个“子系统”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有机整体。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不仅是个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进入90年代后，一系列深层次矛盾和问题逐步凸显出来。其一，面对愈演愈烈的“三农”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出台了一系列解决“三农”问题的举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其严重发展的趋势。其二，面对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到攻坚阶段的局面。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使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的法人实体和竞争主体”［3］21。1999年，中共十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进行了全面部署。面对区域经济发展面临着深刻矛盾。1996年八届全国人大会四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报告》提出了要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1999年，我国正式开始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

3．关于如何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问题根据预期目标，我国在2000年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就意味着从新世纪开始，我国已经进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阶段。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在理论上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诸多问题给予回答。新世纪以来的十多年，现代企业制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宏观调控体系、个人收入分配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五个“子系统”的建设水平进一步提高，经济建设各领域的突出矛盾得到进一步缓解，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通过废除农业税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通过新农村建设恢复农村的生机，通过走新型城镇化道路缩小城乡二元结构的差距，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001年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十多年来我国对外开放取得新突破，不仅表现在对外贸易额度上，而且在对外经济关系上，在“引进来”的基础上形成了“走出去”的战略格局。区域经济发展取得新进展，在西部大开发兴起之际，又适时地展开了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和“中部隆起”战略。可以说，新世纪的第一个10年，我们抓住了机遇，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现代化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发展的关节点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历程，不是匀速的线性运行过程，而是一个曲折的，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纵观改革开放30多年的历史进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经历了四个关节点。所谓关节点，是两个不同质的事物的界限，事物的度的边缘，就是量变引起质变的临界点。

1．十一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孕育的前提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实现了思想路线的拨乱反正。冲破了党在指导思想上长期以来存在的“左”倾错误，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转向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的伟大转折。并且，这个转折是全局性的、根本性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没有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也就没有经济体制改革的探索，更不会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孕育。

2．十四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形成的标志十四大之前虽然我国改革一直朝着扩大市场机制的方向行进，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共十四大首次提出的。为落实十四大精神，1992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第一个总体设计，表明我国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如果说中共十四大解决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不具备制度属性，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可以与市场经济进行结合等问题，那么十四届三中全会已由上述几个基本判断上升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体系建构阶段，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阶段。

3．十六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进一步完善的基础经过多方努力，到2000年，我国已初步建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也得到了丰富和发展。2003年10月，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对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行了全面部署，既认真落实十六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也是对10年前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呼应。《决定》要求全面贯彻“五个统筹”和“五个坚持”来统领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提出了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具体目标、任务、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使我们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认识前进了一大步。

4．十八届三中全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重大创新的里程碑如何定位市场的地位和作用，一直是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重大问题。2013年11月，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一重大理论创新使市场对资源配置从“基础性作用”跃升为“决定性作用”，这个转变对来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和全会提出的一系列新思想、新论断、新观点，共同完成了重大的理论创新。对于从“基础性”到“决定性”的改变，体现了我党对市场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对市场经济的认识也更加全面和深刻。说明只有市场才是最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是中央决心推动政府向市场放权，理顺政府市场关系，推动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因此，只有不失时机的改革，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更加尊重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这一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减少政府参与对资源的直接配置，使资源配置遵循市场机制的一般原则，才能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此外，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要加速构建有效保护各类财产的公平法治环境、构建各种所有制经济平等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机制，破除准入壁垒，平等获得生产要素，保障投资自由等，也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有机内容。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了深水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更加注重顶层设计。所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系统工程，当前正在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介环节，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中逐步走向科学、成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组成部分，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其实质也是一门历史科学。所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丰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三者互动，定能开拓新境界，奏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华丽乐章。

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篇8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

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建设离不开与之相适应的经济体制。邓小平在20世纪70年代启动改革大业时就强调：“要发展生产力，经济体制改革是必由之路。”[1]（P138）此后，经济体制改革是目标模式始终是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取向。首先，在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确定以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作为目标模式；接着，在1992年中共十四大上明确规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模式。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成就，是与这种富有活力充满生机的经济体制分不开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以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理论上始终是把社会主义与计划经济体制联系在一起的。从新中国一建立，就开始把计划经济模式作为快速推动经济发展的体制模式。然而，随着建设经验的积累，也逐渐开始发现计划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端，并对如何建立起一个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在探索中提出了一些通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前期成果。这些成果虽然在当时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但毕竟为后来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搭建起了一个思维的桥梁。

一、计划经济体制建立后不久便觉察到这一体制存在着不足

新中国建立时，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以什么样的目标模式来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几乎毫无疑义的选择，就是要建立苏联那样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之所以如此明确而又坚定，是由于有以下两个重要的依据：第一，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一个原则性论断。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一文中曾明确论述说：“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2]（P757）经典作家这种结论是建立这样的论据之上：资本主义的私人占有同社会化大生产的固有矛盾，在社会生产上突出地表现为“个别工厂的社会组织和整个生产中的社会无政府状态相矛盾”，[2]（P759）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为了克服这一矛盾，新的即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就应该除了在所有制方面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以外，还必须用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来代替无政府状态的社会生产。第二，这是借鉴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在苏联社会主义的工业化建设和国防建设中，计划体制曾经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苏联从1928年到1938年间，制造业产量增加了7倍以上，达到欧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胜德国法西斯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并与同时期资本主义世界爆发的全面、严重的经济危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由此，计划经济理论和体制模式就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特征和基本原则而被肯定下来。二战后新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毫无例外地选择了这一经济管理体制。

历史实践说明，中国共产党人当年在选择这一体制模式时，在以下三个问题上认识是不够的：第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论述有计划的社会生产时，是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社会化为背景的，而新中国建立时的生产力状况，还远远没有达到马恩作为论据的社会化大生产的水平；第二，即便是马恩的设想，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也不应作为一种一成不变的原则加以固守。20世纪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说明，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对于社会生产力仍具有相当大的容纳力，并且作为配置资源的一种有效手段已越来越显示出超越社会制度的优势。第三，尽管苏联利用计划经济手段取得了巨大的建设成就，但中国的国情与苏联毕竟还有所不同，中国从来没有经过一个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工业社会化程度也远不如苏联的基础。更何况，苏联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计划体制的弊端也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地暴露出来，这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应该引以为鉴。

在建国初期和“一五”计划时期，由于计划调节手段能够调动有限的财力、物力和人力用于国家的重点建设，因而对于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和奠定工业化基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党在这时对于计划体制优点看的多，对其弊端还基本没有认识。到“一五”后期，由于经济规模的扩大，经济联系的加强和经济结构的复杂化，计划体制主要依靠自上而下的指令性计划、单纯借助于行政手段进行组织和管理的弊端逐渐地显露出来。由于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管得过多，统得过死，条块分割，影响和限制了地方和企业积极性的发挥，更不能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所以，这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就成为以后经济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

善于总结经验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计划体制弊端刚刚暴露时就及时地觉察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对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认为虽然“只能基本上照抄苏联的办法，但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1955年底，首先提出要“以苏为鉴”、对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3]（P472）1955年12月，、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直接领导了一次大规模的调查研究和听取汇报的活动。在汇报中，有些部委的领导同志认为苏联那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不完全适合中国的国情，特别是针对其中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例如产业结构问题――主要是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比例关系问题，生产力布局问题――主要是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问题，经济体制问题――主要是国家、集体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分配问题、管理体制问题――主要是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以及国防工业建设和民用工业建设的关系问题等等，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刘少奇在听取汇报时明确地提出“学习苏联应该有所学有所不学”[2]（P482）的观点，其中包括对苏联模式的计划体制中不适合中国情况的做法也不应当照搬。也说：“学习苏联也不要迷信。对的就学，不对的就不学。”[3]（P484）1956年4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明确地提出了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历史任务，说：“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在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4]（P9）同月，在《论十大关系》中又明确指出：“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5]（P23）

在这种“以苏为鉴”思想的指导下，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改革计划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一些具体的主张，尽管这些主张还没有涉及到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问题，但是对于计划体制存在着不足，也需要进行改革的思想是树立起来了。

二、1956年前后初步探索取得了以市场为补充的积极成果

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不但明确阐述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且对计划经济体制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改革的方案，其中的代表性成果是陈云关于“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观点。

陈云在党的的发言中提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应该是这样的：（一）在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主体，但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二）在生产计划方面，全国工农业产品的主要部分是按照计划生产，但同时有一部分产品是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自由生产。“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三）因此，我国的市场，绝不会是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而是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6]（P13）在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也指出，在国家统一市场的领导下，将有计划地组织一部分自由市场，在一定范围内，将实行产品的自产自销；对某些日用工业品，将推行选购办法，对所有商品，将实行按质分等论价等办法，这将对国家的统一市场起有益的补充作用。这些论述，实际已涉及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初步提出了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的经济体制新模式。这是对长期以来奉为圭臬的苏联模式的一个重大突破，对于党后来正确认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之后，刘少奇对于如何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做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了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灵活性的观点。1957年4月，他在一次讲话时提出：“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有计划性，是计划经济，但是实际社会经济活动，包括各行各业、各个方面，有几千种、几万种、几十万种，国家计划不可能计划那么几千、几万、几十万种，只能计划那么多少类，结果就把社会经济生活搞得简单了，呆板了。”“如何使我们的社会主义经济同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既有计划性，又有多样性，又有灵活性，这就要利用自由市场。一方面自由市场可以补充当前我们社会主义经济的不足，另一方面它可以帮助我们在经济上搞多样性和灵活性。”[7]（P191－192）刘少奇在这里所说的计划性与多样性、灵活性，含义就是计划性与市场性的结合，也就是要注意发挥市场的作用，明确地表示出了要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寻求一种改革途径的趋向，实际上已提出了把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雏型。

陈云和所阐述的以计划经济体制为主体、自由生产和自由市场为补充的思想，刘少奇提出的计划性与多样性、灵活性相结合的思想，归结到一点，就是要试图改变像苏联那样的在单一计划下过分集中、缺乏活力的状况，在坚持以计划为主的同时，尽量利用和发挥市场调节的作用。这是党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开始之际，为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体制所做的努力。

在上述精神指导下，1957年9月至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体制的规定（草案）》和《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中央和地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这三个文件，于11月由国务院公布施行，中心思想是扩大地方的权力。这些改革措施，虽然其深度和广度都很不够，但对以高度集权、纯而又纯、政企不分为特征的苏联模式来说，却打开了一个缺口。

三、从“”和化运动的教训中重新认识到商品经济的积极作用

从1957年夏季以后，由于反斗争扩大化导致了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日益走向“左”倾，影响到经济领域而导致上述可贵的探索成果没有能够得到贯彻。尤其是1958年的“”运动和化运动，进一步把计划体制推向了极端，非但不再提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而且还想限制和排斥市场的作用，甚至还提出要消灭商品和货币。1958年8月，在北戴河会议上提出“要破除资产阶级法权”，“‘各取所值’是法律规定的，也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要考虑取消薪水制、恢复供给制问题”等。[8]（149）这些话的含义，是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看作是“资产阶级法权”，虽然不得不保留，但必须加以限制。而要限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自然就要限制市场。于是，就从前后想要利用和发挥市场的作用，倒退到了限制和排斥市场的作用。

这次会议之后，在理论上，限制和取消商品经济的言论、观点越来越多，批判“资产阶级法权”的文章不断在《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发表，其中在上海《解放》半月刊上发表的《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一文，受到的好评。陈伯达等人进而提出了取消商品交换，代之以产品分配的观点。在实践上，化运动中大搞“一平二调”，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队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甚至把社员的个人财产也无偿地收归公社所有，破坏等价交换原则；公社内部还实行了“吃饭不要钱”的平均主义的供给制。这些严重“左”倾的理论和实践说明，党在经济体制问题上已步入了盲目追求单纯计划体制的误区。

“”运动尤其是化运动中刮“共产风”和取消自由市场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影响，使党对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重新的认识和反思。从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起，、刘少奇等中央主要领导人在多次的讲话、谈话和批示中，以及在党中央下发的文件中，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计划和市场问题进行了比较集中的论述。主要的观点有：

（一）在社会主义社会，虽然要坚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但也要看到计划体制也会出现问题。刘少奇指出：“我们的社会主义可以有计划地分配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也就是用计划手段来配置资源，但是，“‘有计划’，不是客观的，是经过人们的主观努力来实现的。如果计划搞得不好，国民经济也可能出现大的失调。”[9]（P386）另外，还应看到，计划也不可能包罗万象，因此，就必须通过发展商品经济，用市场的调节来弥补计划达不到的地方。“我们不能用计划来指挥生产的东西，就让价值法则来指挥它生产。”[9]（P334）

（二）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生产将长期存在下去。这是因为：第一，“只要存在两种所有制，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就是极其必要、极其有用的。”[5]（P440）第二，还有分配制度的原因，“将来两种所有制不存在了，只要仍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消费品的分配，势必采取价值的形式，生产资料也要按价值计算，大体上说，商品还会存在。”[9]（P408）第三，也是最根本的是生产力的原因，“两种所有制存在，是商品生产的主要前提。但商品生产的命运，最终和社会生产力的水平有密切关系。因此，即使是过渡到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如果产品还不很丰富，某些范围内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仍然有可能存在。”[10]（P58）尤其是中国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也不发达，因此，就更“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5]（P436）

（三）在社会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对于推动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说：“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5]（P436）因为，商品生产本身并不具有社会制度的属性，为社会主义社会服务的商品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不能笼统地把商品经济说成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5]（P439）不同点在于：“它们是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进行的。而不是在资本主义所有制的基础上无政府状态地进行的。”[11]（P611）既然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存在着社会制度的区别，那么，就应该“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5]（P437）。

上述探索成果，虽然主要是围绕商品经济问题，还没有涉及到市场经济体制问题，但是，从思维的逻辑上来说，这实际已经搭起了一个通往市场经济理论的桥梁。因为从经济学理论来说，市场经济正是在商品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所谓市场经济体制，说到底，也就是商品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方式。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在指导经济体制改革的实际理论进程来看，也正是在先确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理论之后，才通过进一步的探索而逐步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由此可说，上述探索成果实际上已经显示出了在经济体制问题上正确思想的发展趋向。

然而可惜的是，党在商品经济问题的上述正确认识，不久便出现了反复。从1962年10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重提阶级斗争”之后，经济领域的调整尽管仍在继续，但党在指导经济建设时已不再提及上述观点，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强调商品经济的消极作用，在实践中更多地采取了对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的限制，更加强化了对经济单位的高度集中的统一管理。到“”前夕，发表著名的“五七指示”，“”期间又发表“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都是要限制商品经济，对市场经济更是视为专属资本主义。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国自“一五”时期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产品经济体制越加强化，市场调节的作用越受削弱，导致国家的经济生活日益僵化，对生产力的正常发展日益造成阻碍。

尽管如此，我们仍然要肯定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在社会主义建设前期探索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有益的成果，特别是陈云关于以计划为主体、以市场为补充的思想，刘少奇关于既要有计划性，也要有多样性、灵活性的思想，关于大大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都是非常宝贵的思想萌芽，为后来邓小平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来源。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4]吴冷西．忆－－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5．

[5]．文集：第七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6]陈云．陈云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7]刘少奇．刘少奇论合作社经济[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

[8]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

[9]刘少奇．刘少奇论新中国经济建设[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10]．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M]．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研究会，1998．

[1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十一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

[作者简介]王海青（1969―），女，青岛大学音乐学院党政办公室主任、讲师，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职硕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