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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崔致远汉诗伤感忧郁七言诗
1序言
所谓在中国文化思想上的晚唐时期是从文宗太和(827-835年),开成(836-840年)年间到907年唐朝的灭亡为止。在这个时期,因宦官和朋党之争,使中央政权越来越衰弱,潘震割据又使唐朝中央政府控制的地区日益减少。因为尖锐的阶级矛盾和解决不了的内部隔阂,所以874年爆发了黄巢起义。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诗人杜牧、李商隐通过自己的诗歌作品,一方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和他们自身的忧虑,一方面反映了发泄精神上的空虚和颓废的情绪。但是黄巢起义后,皮日休、杜荀鹤等诗人继承新乐府诗和古文运动的传统,尖锐地反映了唐朝末期的阶级矛盾。
朝鲜与晚唐时期相对应得朝代是从统一新罗僖康王(836-838年)年间到孝恭王(897-912年)年间为止。是属于新罗末期。新罗时期是汉诗在朝鲜的初步发展时期。
先进的唐文化已进入新罗,并为他们接受,以至掀起了一个向唐学习的高潮,甚至达到了不是读书出身或留唐学生,几乎没有登官场之道的地步。在不留学于唐,连做官的资格都没有的社会环境中,新罗王朝为发展儒学,加强文化统治,有计划地派出了大量的留唐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回到了新罗,成了新罗王朝的统治骨干。
崔致远是在朝鲜文学史上第一个大量创作汉文作品的作家,其风格多样,题材丰富,内容深刻,在他以前的作家之中没有一个可以与他相媲美。故有人说:“崔致远孤云有破天荒之功。固东方学者皆为以宗。”也有人说:“我国文章始发于崔致远。”也有人说他是“功高初祖始开山。”这些评论,足以说明崔致远在朝鲜汉文学的发展历程中所占的地位
所以,本论文的研究目的是通过崔致远汉诗的分析,对于研究晚唐诗在新罗的影响与接受具有重要的意义。本论文大体上以诗体形式上的表现,风格上的接受两个部分来探讨崔致远对晚唐诗的风格上和诗句上的接受。
2本论
在17年的留唐期间崔致远接受了晚唐时期唐诗的影响,创作了大量的诗歌,对朝鲜古典汉诗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2.1诗体形式上的表现
新罗末诗人在诗型的选择上出现七言的使用占优势,特别是律诗占大部分的现象。崔致远的作品中七言绝句是站压倒性的优势,但是他的名篇中大都是七言律诗。朝鲜的汉诗当中律诗比绝句多,七言诗的名作比五言诗的名作多。这就说明崔致远等人大体上是接受唐末的七律的影响。因为从中唐到北宋则是世俗地主在整个文化思想领域内的多样化地全面开拓和成熟,为后封建社会打下巩固基础的时期。仅从艺术形式上说,如七律的成熟、词的出现、散文文体的扩展等等。
而且作为崔致远的在唐时期知己罗隐擅长用七言诗。现存的罗隐的诗当中五分之四是七言绝句,剩下的《黄河》、《绵谷回寄蔡氏昆仲》等诗是七言律诗。崔致远的作品也是七言绝句站压倒性的优势。
在平仄的使用上罗隐的诗中首句押韵的诗占大部分。如《鹦鹉》是首句押韵,韵是上平声寒部。《赠妓云英》、《黄河》、《自遣》、《金钱花》、《柳》、《绵谷回寄蔡氏昆仲》等诗都是首句押韵式,他们的韵依次是上平声‘真’部、下平声‘庚’部、下平声‘尤’部、下平声‘阳’部、上平声‘真’部、下平声‘尤’部。
崔致远的大量的诗也是首句押韵式的诗,如《留别女道士》中:
每恨尘中厄宦途,数年深喜识麻姑。
临行与为真心说,海水何时得尽枯。
这首诗是首句押韵式仄起式的七言绝句。它的韵是上平声‘虞’部。
讴歌与中国友人的深厚友谊,与友人们倾吐肺腑,相约后会有期的诗歌如《和友人除夜见寄》:
与君相见且歌吟,莫恨流年挫壮心。
幸得东风已迎路,花好时节到鸡林。
这首也是首句押韵式仄起式的七言绝句。它的韵是下平声‘侵’部。
《登润州慈和寺上房》、《秋夜与中》等可以成为崔致远代表诗歌的诗的形式也是相同的。
崔致远在诗歌创作上擅长律诗,尤其擅长七言绝句。这是之前的诗人无能做到的。尤其是朝鲜汉诗的七言诗形式是从崔致远的诗文学开始真正地使用的。
2.2风格上的接受论文下载
中唐时期一度盛行了古文运动,但是李商隐等人与古文运动并行不悖,他们的诗词更为美丽。
美学风格上,不乏潇洒风流,却染上了一层饱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美学理想上,如规范的讲求、意义的重视、格律的严肃。
战国秦汉的艺术,表现的是人对世界的铺陈和征服;魏晋六朝的艺术突出的是人的风神和思辨;盛唐是人的意气和功业,这里呈现的则是人的心境和意绪。与大而化之的唐诗相对应的诗纤细柔美的花简体和北宋词。晚唐李商隐、温庭筠的诗正是过渡的开始。
李商隐、杜牧、温庭筠、韦庄的诗词,“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这里的审美趣味和艺术主题走进了细腻的官能感受和情感色彩的捕捉的倾向更为强烈。
崔致远生活在表面上强大,而已奄奄一息的晚唐时期,加上孤身一人在异国他乡的孤独,所以受到外部生活环境和内部环境的影响,崔致远的诗歌里饱含着一定的伤感情绪是在所难免的。
崔致远的诗中这种伤感、忧郁的情绪尤其在景物诗和离别诗里表现得更为强烈。
2.2.1景物诗
在这里把崔致远的景物诗又分为作者留唐时期创作的诗和作者离开政界之后晚年创作的诗两个部分来进行分析。
A.留唐时期创作的诗。崔致远留唐的时候正是唐朝社会的稳定性被崩溃、政治的混乱性极深的时期。当时,唐朝的文人比起出世的欲望,隐居自然的现象成了一种社会的风尚。从而,文学上追求的也是诗文的华丽。崔致远留唐时期所创作的景物诗是受到这种社会背景的影响的。崔致远在中国期间,于唐朝中和四年(684年)奉使东泛,泊舟于大珠山下,一一描绘了他所见的景物。即《石峰》、《潮浪》、《沙汀》、《野烧》、《杜鹃》、《海鸥》、《山顶危石》等诗。这些作品里所提到的景物全是中国的景物。
《沙汀》
远看还似雪花飞,弱质由来不自持。
骤散只凭潮浪簸,高低况被海风吹。
烟笼精练人行绝,日射凝霜鹤步迟。
别恨满怀吟到夜,那勘又值月圆时。
以中国为描写或抒情对象的朝鲜作品,一般不是为写中国而写中国,他们写的虽是中国,隐含的却是朝鲜民族自身的思想、感情、意志或命运。沙汀虽然是受“潮浪”、“海风”的磨练,但是晚上的沙汀如静练,行人不敢来踏破;白天如凝霜,连飞来的鹤也感到寒冷不敢移步。诗人通过沙汀的景色来反映出他的内心世界。即崔致远的外部世界是受到像“潮浪”、“海风”的唐朝社会的磨练。又得面对异国的并不是那么熟悉的社会。所以过得是像沙汀受“潮浪”、“海风”的磨练的生活,但是崔致远的内心世界是寂寞的。就像没有人光顾的沙汀,故崔致远吟诗到夜半。所以在崔致远的诗当中中国的他者形象是虽然美丽、奔放、壮观等,但又是凄凉的,感伤的。
B.晚年创作的诗
中国封建社会的文人的理念是“进则兼济天下,退则独善其身”。中国士大夫素有治国平天下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入世精神,而他们所到深山隐居正是由于这种抱负和用世之心无从实现。中国封建时期一些文人得意则出仕于庙堂之上,官衙之中;失意,或不满于朝政,则隐遁于山林田园,过清高淡泊的生活,以自然景物及诗歌自娱。从文学社会学的观点来看,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又是时代精神的标志。《题伽倻山读书堂》是诗人晚年的创作。
《题伽倻山读书堂》
狂奔垒石吼重峦,人语难分咫尺间。
常恐是非声到耳,故教流水尽笼山。
这首诗是作者晚年隐居于伽倻山后写的诗。这首诗呈现给人们的是一种从高山流下来的山涧的壮快美,山涧的气氛是既壮快,又孤高。“人语难分咫尺间”是间接地表现了外面世界喧闹的是非声,是人为了淹没外部世界嘈杂的喧闹声,所以提高水声的强度,提到了的气氛是孤高的,那是因为人隐居于大自然,没有世间的喧哗。
2.2.2离别诗
崔致远晚唐时期的诗当中离别诗也占很大的一个部分。杜牧、李商隐等诗人与亲朋好友离别时就写首离别诗赠给对方或表现离别友人的惋惜之情。崔致远在异国他乡举目无亲之中,结交了不少朋友。与他们倾吐肺腑,又能约后会有期。崔致远的《酬进士杨赡送别》与“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的意境相似。,又与强吟悲楚的《赠白马王彪》的手法相似。此感情亦流露在《留别女道士》。
《留别女道士》
每恨尘中厄宦途,数年深喜识麻姑。
临行与为真心说,海水何时得尽枯。
麻姑为道教仙人,崔致远在唐时认识的隐居为道的女道士。在这里只能看到诗人于自己在中国相识的知音的离别之情。“临行与为真心说,海水何时得尽枯”就是反映临行时相恨海水阻隔,后会无期。
3结论
崔致远是朝鲜汉文学的鼻祖。他在中华大地上生活17年的年华中学习和接受了很多中国文学,为丰富朝鲜的文学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崔致远受到晚唐文学的影响的同时,也具有独特的风格。
本文是通过崔致远的诗歌中所使用的诗体上的分析和他的诗歌里所表现出的风格的分析,来探讨了崔致远诗体上,受到晚唐时期的七言律诗,七言绝句的影响。风格上,受到了染有一层饱薄的孤冷、伤感和忧郁的潇洒风流。
总之,崔致远接受先进文化,结合自己本国的事情开辟了朝鲜汉文学的里程碑。作为唐罗文化的集大成者,为唐罗文化和文学的交流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金柄珉,金宽雄主编.《朝鲜文学的发展与中国文学》.延边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2]李泽厚著.《美的历程》.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现代语文教学的阅读非常重视“品味”“、鉴赏”，强调背诵。在“品味”中，通过对唐诗宋词的分析，把语言自觉地内化于心，转化为自己的语言、语感和语用能力，享受到语言的美妙魅力。在“鉴赏”中，将自己的视觉感知、已经有的生活经验和文化知识对唐诗宋词进行感受、体验、联想、分析和判断，获得审美享受，实现从感性阶段到理性阶段的认识飞跃，外化于行。
要靠唐诗宋词深厚的人文内蕴去吸引和感染学生。不同的时代赋予唐诗宋词不同的意义，但优秀唐诗宋词作品不仅体现着作者积极的思想情感，也是反映时代的一面镜子。学生多吟诵唐诗宋词，不仅是一种艺术享受和美的熏陶，更是对时代的了解。如《送元二使安西》，学生可以欣赏“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如诗如画的景物描写，也可以品味“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直抒胸臆的言语形式，从而使学生在灵与肉的碰撞中会心地走进王维那有着“最完整的人格”的生命之中，油然生出百读不厌的感受。
二、学习唐诗宋词，丰盈精神世界
面对现代人精神贫困化、文化市井化和语言浅俗化的现象，我们要大力倡导中小学生学习唐诗宋词，就是让学生学习志士“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高贵品格；学习仁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广阔胸怀；学习智者“羽扇纶巾”、“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的挥洒自如。通过学习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给学生提供丰富的精神营养，立起精神文化支柱，滋养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为学生奠定人生核心价值观根基。在学习中，让学生从“湖光秋月两相和，潭面无风镜未磨。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中，感受到祖国山河的壮丽；从“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
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中，体会到了母爱的伟大；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中，感受到了朋友间的深厚友谊；从“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粉骨碎身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中，感受到诗人的人格魅力……学生通过学习唐诗宋词，陶冶了学生的思想情操，丰盈了学生的精神世界，给学生带来成长的力量。
总之，唐诗宋词是一种厚重的关怀，一种浪漫的情怀，更是一种崇高的灵魂；是一种灵性，一种尊重，一种人格，更是一种精神。我们要在唐诗宋词的吟诵中提升学生的人文素养，实现知识、能力和素质三者的统一，使他们茁壮成长为德才兼备、人格优雅的祖国接班人。
关键词：唐代 宫怨诗 情感维度 三重境界
引言
唐代宫怨诗是反映唐代皇帝后宫内苑众多嫔妃宫女愁苦哀怨、失意惆怅的诗歌作品，诗中女主人公大多有真诚的自我独白或委婉含蓄的情感抒发，也有关照熟知并同情后宫女性生活生存状态的男性诗人的代言拟写之作。唐代宫怨诗的情感抒发来自于后宫女性心灵的最深处，情感哀怨凄美，毫无修饰雕琢之嫌，是后宫女性灵魂深处的极度哀吟，是唐代女性自我情感价值的人生悲歌，具有跨时代的共鸣感和穿越时空的震撼力。
一、寂寥悲悯的苦吟之情
唐代后宫女性卑微的社会地位、低贱的特殊身份和独特的情感境遇造就了唐代后宫复杂多变的生活世界，展示了宫女生活的各个层面和心理的各种情结，她们的内心世界变得极度的敏感和细腻，表达感情的方式也极其委婉和含蓄。唐朝历代统治者常常把后宫作为自己权利专制的主要发泄平台或自己私人奢华生活的重要场所，后宫所有女性都是男权统治下的私人财产和娱乐工具，有个别极具才华或形象极佳的女性得到统治者的赏识和宠幸，有机会常常侍奉在皇帝身边，她们大多也是皇帝喜欢的御用文人，这些上层的女性也极其附庸风雅，其宫怨诗主题大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内容上也倾向于抒写宫中豪华奢侈的宫廷场景及奢靡的宫廷生活，诸如初唐时期的一些后宫嫔妃及皇室公主、后裔等女性。但大多宫女均来自于社会的底层，是一些民间的良家女子，她们绝大多数被迫来到宫中，主要是一些中层或下层的官员主动进献给皇帝，以满足皇帝的淫乐生活；还有，每年也有皇帝亲自选妃的时节，这是唐代宫廷骄奢淫逸生活的真实反映。由此，宫中女性悲惨的命运及无聊苦难的生活自然展开，折射出唐朝历代宫女的心灵苦难历程，其内心的悲吟之情一发而不可收拾。
唐代后宫制度严密，等级森严，纪律严酷，白天黑夜都有太监或侍卫把守，没有君王的手谕或直接命令，一切大臣或闲杂人员绝对不能随意出入宫闱禁地。尤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入宫宫女，一旦进入这个牢笼式的人间地狱，永生将隔绝于人寰，“宫门一入无由出，唯有宫莺得见人”（顾况《宫词》）。若有违反宫规戒律的宫女，将受到残酷的刑罚和折磨，由此，这些宫女将失去完全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受尽无端的和残酷的压榨。她们的吃穿住行用皆都受制于严厉的制度管理，不论白天黑夜，打扫庭院，洗衣叠被，或浓妆淡抹，弹奏歌舞，不知疲倦，侍奉在皇帝身边，时时刻刻接受君王的召唤或役使，“春天睡起晓妆成，随侍君王触处行”（花蕊夫人《宫词》）。“传声总是君王唤，红烛台前著舞衣”（王涯《宫词》）。这些可怜的宫中女子，大部分原是农家良女，一部分是贵族千金或名门闺秀，但到了宫闱禁地，她们都有同样的生活境地及人生下场。她们烂漫的青春、自由的幸福、理想的爱情瞬间化作泡影，多少个美好的人间岁月，都在这无聊寂寞的后宫生活中消失殆尽，看不到明媚的阳光，呼吸不到新鲜自由的空气，不管多少个不眠之夜，寂寥悲悯的苦吟之情完全充斥于她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二、哀鸣愁恨的幽怨之情
唐代宫怨诗中所表现出来的后宫女子的感情世界是由外到内、由弱到强的，这缘于她们生活在宫中的最底层，比起那些后妃、女官，她们从入宫红颜到老死宫中都很少有机会接触到君王，更难以得到宠幸，除非有偶然因素得到君恩而青云直上，这样的几率微乎其微。由此，这些宫女所背负的压力和承受的痛苦是多方面的，是无法释怀的，留给她们的只有流不尽的眼泪，“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一声何满子，双泪落君前”（张祜《宫词》）。还有，张祜的《孟才人叹》：“偶因清唱奏歌频，选入宫中十二春。却为一声《何满子》，下泉须吊孟才人。”后宫像这样一生都在“卧看牵牛织女星”的宫女们比比皆是。风华正茂的青春激昂早已被深宫大院的糜烂奢华所扼杀，她们多少次在月明凄冷的深夜独自徘徊，独自倾听清冷的雨声；面对皓月当空，她们又是多少次披衣起床，细数“更漏”，心中的幽怨之情更是油然而生，李白的《玉阶怨》写道：“玉阶生白露，夜久浸罗袜。却下水晶帘，玲珑望秋月。”这个近乎失眠而麻木的宫女，没有高呼什么自由、爱情、幸福，只有“却下水晶帘”的细微刻画，满脸怅惘愁苦的哀情让我们感受到她无言的凄楚，引发了我们浮想联翩的惆怅思绪和无限遐想。
白居易的《上阳人》把宫女的这种哀鸣愁恨的幽怨之情抒写得极其真切和凄美动人，宫中“入时十六今六十”的“红颜白发”刻画得细致入微，体现了众多后宫女子的共性悲歌，她们带着青春年华的憧憬和希望进入到宫中，她们又背负着一生的痛苦和悲哀而老无所依，面对这些让常人无法承受的苦痛和折磨，她们依然毫无怨言，没有明显的反抗和斗争，只有在自我欺骗的内心世界里无奈地挣扎，她们内在郁结的哀鸣愁恨蕴涵了多少辛酸和泪水，也折射出整个唐代帝国广阔的女性生活画面。从唐玄宗末到唐宪宗初的五个朝代里，有千千万万个这样的女子被无情残杀，展示出众多宫女在唐代宫殡制度下是如何惨遭不幸的，真实地批判了封建制度对古代女性残害的罪恶，由此，一些具有道德良心和社会责任意识的政治文人开始关注这个庞大的弱势群体，通过诗歌的艺术手法和抒情技巧展现得淋淋尽致，进一步促发了唐代宫怨诗的大量涌现，有不少诗人怀着一颗极具敏感性和同情性的心理去真实再现后宫女子严酷的生活处境和复杂的情感世界，开始真正关注和把握这些宫女深层的心理世界，如元稹的《上阳白发人》、王建的《宫词》、李商隐的《宫辞》等诗作。尤其是白居易的《后宫词》：“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这里描写“君恩无常”残酷的社会现实，是造成宫女悲怨之情的真正缘由，宫女内心复杂微妙的心理世界是难以琢磨的，也是无法直接渲染和客观体现的，只有通过特殊的意象和真实的意境来侧面暗示和间接烘托，这样一来，唐代后宫女子痛苦生活的悲惨境地和哀鸣愁恨的幽怨情感就能得到真实的抒写和体现。
三、失意惆怅的绝望之情
古代女性情感压抑引感表达的委婉迂折，是唐代宫怨诗文学艺术表现的共性特征，这些宫女深受传统妇道规范的约束，长期地幽闭深宫，情感细腻，感觉敏锐，蕴藉委婉的情感表达与借物寄托的情感抒写成为了她们思想哀鸣的主要传输方式，她们渴望自由的爱情，向往真正的幸福，她们手持团扇，时而仰望明月，时而戏耍流萤；她们对镜自赏，时而细数更漏，时而转寄红叶，她们细致深婉，一唱三叹，倾诉着自己的失意惆怅，表达着自己的绝望无奈，这些宫女情感生活特有的阴暗色调，正源自她们内心难以言说的自我压抑感。她们面对残酷的现实生活和命运遭际，无法也无力改变自己的客观现状及周围环境，她们既不能超脱自我，又不能超然物外，她们只有逆来顺受，安于现状，无奈忍受着怨恨情愁的隐痛。宫女一生基本上把自己的青春年华都被迫奉献给了这个与世隔绝的人间地狱，她们失意惆怅之情达到了无以言表的绝望之境地，她们给世人只留下了一个被压榨得像干尸一样的躯壳，她们默默地来，又悄无声息地死去，没有亲人，没有朋友，没有任何礼葬，更没有什么墓碑，留给世人的仅有一片荒凉的凄惨景象和一段凄迷的情感故事，“秋草宫人斜里墓，宫人谁送葬来时”（张籍《宿山祠》）。“云惨烟愁苑路斜，路傍丘冢尽宫娃。茂陵不是同归处，空寄香魂著野花”（孟迟《宫人斜》）。这些宫女的香消玉殒，无端死去，并没有给统治者奢华糜烂的宫廷生活带来丝毫的影响，新宫女又源源不断地输入进来以供君王们尽情享用，“未央墙西青草路，宫人斜里红妆墓。一边载出一边来，更衣不减寻常数”（王建《宫人斜》）。无论当时有多少御用文人怎样的歌功颂德，粉饰太平，都无法掩盖帝王后宫穷奢极欲的黑暗生活。
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都是作者自身情感的真实折射，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情动于中而感于外”“情以物迁，辞以情发”。这份特有的情感沉淀着诗人深刻的人生体验和复杂的生活遭际。唐代宫怨诗有着深厚的情感内涵，内蕴着唐代后宫女性忧愁怨恨、失意绝望的心灵隐痛，身上背负着女性特有的安顺与容忍，如此众多的宫女长期地幽闭深宫，在人身及人性方面遭受到严酷的压制和禁锢，这样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有八百多首，宫女所遭遇的情愁绝望在深度和广度上无疑是空前绝后的。由此可见，唐代后宫女性这一弱势群体在当时应该是比较严重的社会问题，诚然，这种突出的社会现象会引起唐代诗人们的热切关注，再加上这些士人们特有的生活仕途遭际，怀才不遇的特定心理与失宠宫人的绝望情感二者不谋而合，使宫怨诗的创造主体具有鲜明的双重身份，既代言关注唐代后宫女性的悲惨遭际，又借此婉转表达他们自身的失意和无奈，这也促成了唐代宫怨诗的完全勃兴。这种以情愁怨恨为内核的悲感情怀，建构了唐代宫怨诗主要的情感流向，这种灰暗的情感基调夹杂着男性代言诗人自己独特的身世飘零之感和仕途失意之叹，诸如李白的《怨歌行》、李商隐的《深宫》、刘禹锡的《秋扇词》等，他们运用特定的意象来寄托自身复杂的人生阅历和艰难的仕途生活，并善于营造合适的意境来深层地理性思考他们自身的生活情感和人生哲理，其背后蕴藏着唐代历史上重大的社会变革和险恶的政治斗争，这与唐代后宫女性特有的情感心理有着深层的契合，二者呈现出内外双重维度的情感交叉与共鸣，这种特有的“心理同构”共同推进着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的发展和繁荣。可以看出，唐代后宫女性自身特具的生理及心理特质，在漫长的历史发展及演变过程中熔铸了唐代特有的社会生活和民族文化，共同建构和培育了唐代女性文学的情感系统，这具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和合理性。
结语
只从内容上来看，唐代宫怨诗题材过于单一，缺乏缜密的逻辑构思和深邃的人生哲理，这主要缘于后宫女性的特殊地位、身份以及单调枯燥的宫廷生活，但她们所表达的感情的确蕴含真实的情感体验和灵动的情感抒发，朴实而纯正，是任何文人都无法矫情造作的。这种特殊的情感价值趋向以悲为美的审美艺术风格，也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唐代宫怨诗的极度繁荣和昌盛，唐代宫怨诗作为古代悲美文学的重要一环，既反映了盛唐气象中奢华的宫廷物质生活，也折射出唐代下层女性渴望真情、呼吁自由的强烈愿望，以及在封建宗法制度及“非人性”礼教压制下被极度摧残扭曲的人性价值，同时，也萌发了唐代女性意识的自我觉醒。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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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者聪.论唐代宫女诗及宫女命运[J].武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6（5）.
[4]韩理洲.简说唐代的宫怨诗[J].人文杂志，1985（6）.
“礼”是儒家文化的主要标志，唐代茶诗中即凸显出儒家的礼文化旨趣。唐代茶诗的出现，反映了唐代文人墨客对茶文化的情有独钟。诗以言志，唐代文人墨客在品茶、饮茶之时，将自己的品饮感受寄寓于诗歌中，将自己的旨趣、爱好以诗歌的形式予以表达，从而使儒家的礼仪在茶诗中得到了充分展示。唐代茶文化在传播的过程中，僧人曾起到了很大作用。文人与高僧大德在交往过程中结下不解之缘，他们彼此以诗会友、以诗言志，创作出大量诗歌。诗中有礼，以礼彰显出儒家之礼仪文化。众所周知，儒家文化一直讲求仁、义、礼，并试图将之推广开来。“礼之用，和为贵”［1］，此言精当地说明了儒家文化的价值旨归。儒家所追求的文化发展目标，其终极价值指向是因礼而和。中国历来就有“礼仪之邦”的美誉，儒家文化讲求礼，唐诗中的茶文化充分体现了儒家文化的礼仪性、和谐性。如张籍的诗歌《和陆司业习静寄所知》：“幽室独焚香，清晨下未央。山开登竹阁，僧到出茶床。收拾新琴谱，封题旧药方。逍遥无别事，不似在班行。”［2］4328此诗即表明了儒家礼仪文化之价值旨归：唐代茶文化尤其发达，因之，唐代以茶待客的现象非常普遍，在喝茶的过程中，敬茶为客，待客以茶，其间彰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诗人以茶待客，体现的是敬茶人的热情、大方。同时，在诗人敬茶的过程中，彬彬有礼，凸显了敬茶之人（施礼）与饮茶之人（受礼）的和谐之美，并由茶礼到茶诗构成了完美的茶文化。再如白居易《曲生访宿》诗云“村家何所有，茶果迎来客”［2］4326，亦凸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其一，由白居易之诗可以管窥唐代待人以礼的茶文化的兴盛，在唐代不仅以茶待客，同时还配有茶果，凸显出唐代茶礼；其二，对来访客人敬之以茶，是一至高的礼仪，凸显了儒家礼仪文化的规约性，即茶文化凸显了儒家的礼文化，茶文化中蕴含着儒家之礼，由茶诗可以管窥儒家茶文化之礼事。在唐代，客人来了，小孩要以茶敬之，孩童均知茶事中所蕴含的礼文化。有唐以来，主人即使生病卧床，如若客人来访，亦要起床提供茶饮，以示对来客的尊重与敬意。如张籍的诗歌《赠姚合少府》：“病来辞赤县，案上有丹经。为客烧茶灶，教儿扫竹亭。诗成添旧卷，酒尽卧空瓶。阙下今遗逸，谁瞻隐士星。”［2］4326这首诗反映了主人卧病在床，客人来访之情形。虽是卧病在床，但是有客人来拜访，依然会起床泡茶敬客，以示主人的热情，体现出儒家文化以礼待人的特质。诗人在病重之时仍然要为访客“添炉烹雀舌”（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为客烧茶灶”，儒家的礼仪文化在烧茶、品茶的茶文化中得到了充分的彰显。在中国传统文化发展史上，既有唐诗宋词之美誉，同时也有隋唐佛学之佳谈，诗歌与佛学是隋唐时期的显著特征。唐以降，文士与僧人的交往，以及以茶交友之风盛行，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茶文化。因为“佛教的寺庙往往建筑在山水俱佳的名胜之地，这些地方是唐代诗人在现实生活中遇到挫折时的隐逸之所和心灵向往之地。也正因如此，唐代诗人就和僧徒结下了不解之缘，与僧徒交往的诗歌、题咏佛寺的作品，在唐诗中占有很大的比重”［3］。唐代饮茶之风盛行，尤其在文士和僧人之间。以茶待客，凸显了敬茶之人的热情，同时也彰显了文士和僧人之间的礼仪文明。如刘禹锡的《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小池兼鹤净，古木带蝉秋。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浮杯明日去，相望水悠悠。”［2］4026同样，陆龟蒙的《谢山泉》亦体现出了这样的礼仪文化：“决决春泉出洞霞，石坛封寄野人家。草堂尽日留僧坐，自向前溪摘茗芽。”［2］4026在陆龟蒙的这首诗中，反映了作者待客以礼，亲自为客人煎茶的全过程，彰显了儒家的礼仪文化。唐代文人通过诗歌抒情，以表达儒家内在的道德文化底蕴，即表现出儒家文化的礼仪特色。在唐代茶诗中，除了体现儒家的礼仪旨归外，还凸显出佛教文化的禅悦旨归。
唐代茶诗中佛家的禅悦旨归
唐茶诗中之所以能够体现出佛家的禅悦旨归，是茶本身的功能使然：茶清淡甘甜，常饮茶可以提神、益思以及消除疲劳，让人之精力专注于本心，获得本心之旨归，这其中暗含着禅悦之趣。禅本身的意思为禅定，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外物所动，即般若学所倡导的不执着于有，也不执著于无，倡导对待任何事物均要采取一种不即不离的态度。不执著于外物，如此才能获得禅机真谛，为此，禅宗提出了“无念为宗、无相为体、无住为本”三个基本命题，教化众生不要拘泥于外界事物，因为“于一切上，念念不住，即无缚也”［4］。这即是我们所说的超然于外物的一种释然情怀。这种情怀为文人墨客所吸纳，并通过茶诗来表达他们“随缘自适”的禅悦旨趣。“禅”本是佛教中国化的表现。禅之原初系“禅那”之简称，佛教经典中对禅是这样阐释的：“禅也者，妙万物而为言，故能无法不缘，无境不察。然缘法察境，唯寂乃明。其犹渊池息浪，则彻见鱼石；心水既澄，则凝照无隐。”［5］禅之心性之思即蕴含着“寂”，即通过内心世界的寂静，达到内心世界的谐和。禅宗讲求“悟”，“悟”有渐悟、顿悟之争。在中国化佛家中，无论是渐悟还是顿悟，其宗旨均是为了达到直指本心、见性成佛。唐代茶诗也体现了这种直指本心之悟，而悟性的获得即是因饮茶而起。茶的基本功能在于提神、益思、消除疲劳，让人之力量专注于本心，以获得本心之旨归。僧人可借茶消除疲劳，借茶来明心见性，达到至善的道德境界，获得人生之理，通过茶的恬淡而达到对万物的超然，从而提升“色即是空”的人生境界。佛教讲究“悟”，而饮茶能促使人有所妙悟，这种妙悟即在于悟人生之真谛，去人生之苦谛，达到最高境界。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指出“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6］，揭示了禅道与茶诗在“悟”方面的异曲同工之妙。另一位茶诗大家吴海在《藏海诗话》中亦表明了这一态度：“凡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茶诗与禅文化具有可通约性，在唐代，一些有识之士常用茶诗来表达自己的那种安闲自然、淡泊宁静的心境。通过对茶诗的体悟，了解到人之生命与宇宙之谐和一致，使人获得一种超然的人生态度，不为外物所累，不为外物所迁，进而获得禅悦旨趣。在中国哲学史上，隋唐时期主要是佛学之时代，也正因为如此，文人与僧人的交往在人之心性修养层面有着共同的话语体系。文人墨客与僧人在交往中，或多或少受到僧人的影响，他们在僧人身上寻找到生活的乐趣、人存在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文人墨客向往僧人的悠闲自在、清心寡欲和无牵无挂，艳羡僧人“共水将山过一生”（杜荀鹤《题道林寺》）的虚静生活，并由此获得人生的乐趣。唐代诸多茶诗均反映了诗人这种对禅悦生活的向往。如刘禹锡的诗歌《病中一二禅客见问，因以谢之》：“劳动诸贤者，同来问病夫。添炉烹雀舌，洒水净龙须。身是芭蕉喻，行须筇竹扶。医王有妙药，能乞一丸无。”［2］4028刘禹锡这首诗作于被贬之后，本来心情郁闷，又逢身体有恙，心情无疑是雪上加霜，但此时有远方禅客来探望他，受宠若惊中又感到极大安慰，于是煮茶待客，以上等茶招待客人，以表敬谢之意。作者在诗歌中盛赞这些禅客身心俱空，无忧无虑，手持筇竹，美若芭蕉，云游天下，真是神仙福气。此诗充分展示了唐代茶诗中的禅悦旨趣。再如唐代诗人李中的诗歌《寄庐山白大师》：“一秋同看月，无夜不论诗。泉美茶香异，堂深磬韵迟。”［2］4027诗人与僧人之间的那种和谐溢于诗中，展现了诗人和僧人以茶论诗、吟诗品茶，并在幽静的环境中获得精神上的满足与享受，最终达至天人合一的至高、至美境界。在品茶吟诗、吟诗品茶之时，诗人、僧人的心灵得到净化，人生境界在茶饮中得到升华，双方都在彼此的交流与沟通中获得人生的禅悦，所谓“世途烦嚣，诗人士大夫久处期间，则又不耐其扰，遂亦不得不往游禅林，借茶求静，暂解尘网”［7］。由品茶、喝茶而获得人生乐趣，称之为茶文化之禅悦，这即是唐代茶诗中所彰显的禅悦之旨趣。李泽厚说：“禅宗渲染的宗教神秘感受，更少具有刺激性的狂热，更少激动昂扬的欢乐，而毋宁更为平宁安静。它不是追求在急剧的情感冲突中，在严重的罪感痛苦中获得解脱和超升，而毋宁更着重在平静如常的一般世俗生活中，特别是在与大自然的交往欣赏中，获得这种感受。比起那强烈刺激的痛苦与欢乐的交响乐，它更能似乎长久地保持某种诗意的温柔、牧歌的韵味。而它所达到的最高境界的愉悦也是一种似乎包括愉悦本身在内都消失融化了的那种异常淡远的心境。”［8］饮茶谈诗，以诗寄情，禅茶一味，唐代茶诗凸显了此种禅悦旨趣。诗人与僧人在交往的过程中，一方面是僧人对诗人的影响，这使得诗人在饮茶、品茶的过程中所创作的诗歌具有禅的属性与特征，使唐代诗人体会、享受到了禅悦的乐趣；另一方面，僧人也颇受诗人和诗歌意境的影响，使唐代僧人身上也有着诗人的气质与情操，因而更增添了唐代茶诗中的禅悦旨趣。
唐代茶诗中的道家隐逸旨趣
唐代茶诗不但尽显儒释的礼仪与禅悦旨趣，还彰显道家的隐逸旨趣。唐代茶诗中的道家隐逸旨趣也别有韵味。如果对中唐以后的诗歌进行发掘与整理，可以发现这一时期的部分唐诗彰显了文人的隐逸旨趣，这与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中唐以后，唐朝由盛转衰，各种矛盾与冲突日渐凸显，朝廷内部纷争不断，争权夺利，党羽斗争，弑父、弑君现象日益严重，这种社会现实使一些有识之士的入世情怀遭受打击，“遁世”之念不时涌现。诗以言志，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将自己对现实的不满寄托于茶诗中。整体看来，中唐以后饮茶之风盛行，反衬出当时文人墨客消极遁世的思想。中唐以后的诗人，在茶诗中明确提出“中隐”这个概念，如白居易的《中隐》：“大隐住朝市，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似出复似处，非忙亦非闲。不劳心与力，又免饥与寒。终岁无公事，随月有俸钱……人生处一世，其道难两全。贱即苦冻馁，贵则多忧患。唯此中隐士，致身吉且安。穷通与丰约，正在四者间。”［2］4032白居易的这首诗，明确表达了文人的隐遁情怀。这首诗歌虽然不是茶诗，却表明了文人墨客对当时社会现状的不满与感伤，以致想要隐遁起来，逃避现实之难。显然，在当时环境下，文人还不能完全将自己对现实生活的不满表达出来，只能以诗言志，茶诗正反映了文人墨客的这一思想情怀。“中隐”是介于“大隐”与“小隐”之间的一种归隐，中隐能有效逃避现实间的混战与纷争，逃避对现实的不满。与儒家的入世情怀相反，“中隐”更多的是一种出世隐逸情怀。“中隐”之价值功用，可从茶叶本身获得，因为茶本身的诸多特点与“隐”息息相关。首先从茶之色来看。茶之色为绿色，与自然之色一样，动物也常以绿色逃避天敌。由茶之色，唐代文人墨客浮想联翩，创作了不少诗歌，因为绿色能让人放松身心，平复心情，抛下烦恼，怡心养情，并让人进入到逍遥自在的境界之中。如诗人卢仝《玉川茶歌》中的“碧云引风吹不断，白花浮云凝碗面”［2］4066，即凸显了茶之色。此诗中，作者对茶的颜色、形状作了生动的描绘。诗人面对碧绿的茶园，回想起现实生活中的喧嚣，不禁产生暂时逃离现实、躲避现实之念头，渴望彼岸世界的幽静与安宁。再从茶之生长地域来看。茶树一般生活在幽静的高山坡地之中，且喜温好湿。文人墨客一般喜欢游山玩水，享受山水所带来的宁静与逍遥，如此才能激发自己的创作激情和灵感。文人的这一喜好与茶树的生长环境正好契合，同时也符合道家遁世的超然情怀。最后从茶之香来看。茶有淡淡的清香，甘甜中略带苦。一些文人在品味茶之“疏香”之时，能体会到君子之间淡如水的感觉，从而祛除自身张扬、狂躁之性情，在淡淡的人情中体悟出超然忘机和高雅脱俗，使人达到“疏”之境地。另外，茶之香甜中还带微苦，使人在成功之时不忘奋斗之苦，在享受之时不忘劳碌之苦。唐代诗人在品茶之时创作的一些茶诗，常常借茶之喻自己所向往的生活：幽静、清雅、恬淡，超然于世。如诗人韦应物在《喜园中茶生》曰：“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馀，率尔植荒园。喜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2］4132韦应物系隐逸诗人，此诗通过描绘茶的习性反映了他隐逸田园的情怀和不染尘俗的、恬静的生活态度。白居易在其诗歌《题施山人野居》中也借茶表达了自己隐遁的思想：“得道应无著，谋生亦不妨。春泥秧稻暖，夜火焙茶香。水巷风尘少，松斋日月长。高闲真是贵，何处觅侯王。”［2］4029在这首茶诗中，作者描绘了道家闲适的隐遁生活：白天插秧种田，晚上品味茶香，并借茶以明志，表明了文人墨客在乱世时所向往的生活，反映了道家的隐逸旨归。再如白居易的茶诗《食后》“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举头望日影，已复西南斜。乐人惜日促，忧人厌年赊。无忧无乐者，长短任生涯。”［2］4037这是一首典型的茶诗。在诗中，作者借茶描绘了他所向往的隐逸生活：吃完饭后，小睡起床，手持茶碗，悠然自得。再如唐代诗僧皎然的诗歌《饮茶歌诮崔石使君》：“越人遗我剡溪茗，采得金牙爨金鼎。素瓷雪色缥沫香，何似诸仙琼蕊浆。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愁看毕卓瓮间夜，笑向陶潜篱下时。崔侯啜之意不已，狂歌一曲惊人耳。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2］4033作者皎然既是僧人，同时也是诗人。诗中，好友送来了剡溪名茶，白色瓷盏里的茶汤如琼浆玉液，清香四溢，作者一饮二饮再饮后，仿佛进入了道家物我两忘的仙境，妙不可言。茶后仙境正是作者所说的仙人丹丘所追求的那种境界，在此神仙境界中，作者获得了心灵的超脱。唐代像白居易、皎然等借诗以言志的茶园诗人较多，通过茶诗，反映了这些文人恬静、淡雅的生活方式，以及道家的隐逸旨归。
结语
关键词： 选修课 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 教学研究 教学实施
江苏教育出版社的选修教科书《唐诗宋词选读》是在必修基础上，针对对唐诗宋词有较高兴趣的学生开设的。旨在精选唐宋不同时期重要诗词流派和诗人、词人的代表作品，在诵读中感受作品的意境和形象，获得情感的体验，心灵的共鸣和精神的陶冶；在整体感知的基础上，学习从创意和构思，意象和意境，语言技巧等方面对唐诗宋词作品进行赏析，感悟作品的艺术魅力，获得丰富的审美感受；在个性化阅读、多元化鉴赏中努力开拓创新阅读鉴赏的空间。笔者拟针对当前《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现状与思考，分三部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
一、《唐诗宋词选读》开设的目的和现状
笔者分为以下三点进行阐述：
1.《唐诗宋词选读》的编写与开设目的。编写：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根据新课标精神和中学审美教育的需要，结合篇幅、时代、作者等诸多因素，精选了31首唐诗、32首宋词（其中39首精读，24首自读），大体以诗歌史发展阶段为线索，突出具有代表性意义的诗词大家，分为“风神初震”的初唐诗、声律风骨兼备的盛唐诗、豪放飘逸的李白诗、沉郁顿挫的杜甫诗、创新求变的中唐诗、诗国余晖中的晚唐诗、展苞初放的唐五代词、“格高韵远”的北宋词、“极其工”、“极其变”的南宋词等12个专题编写。开设目的：通过《唐诗宋词选读》的学习，希望能够使高中学生在积累与整合、感受与鉴赏、思考与领悟、应用与拓展、发现和创新等方面有所收获与发展。
2.《唐诗宋词选读》的设置情况。包括以下三点：一是《唐诗宋词选读》开设面临以下时间问题：设定的选修课时相对学习内容显得有限、相对集中的教学时间使学习效果难以得到保障、选修课学习受到高考专项训练的挤压。二是唐诗宋词选读》开设的教师问题：单就《唐诗宋词选读》一门选修课而言，所涉及的知识面就很广，新内容也很多，而真正能胜任选修课教学的教师相对来说比较少。不同层次学校，师资存在明显的不平衡，良莠不齐，多寡不均，当教师的知识储备和喜好跟选修课的开设发生冲突时，如果不能采取适当的调控措施，选修课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个性发展，也就成了一句空话。三是《唐诗宋词选读》开设存在以下学生问题：选修课程分班难、选修课程开课难、选修班级管理难。如《唐诗宋词选读》就是不少学校在高二下学期的教学内容，整年级地进行统一备课与教学。于是，选修课带来的种种烦恼烟消云散了，选修课在学生的心目中与必修毫无区别了，而选修课开设所期望达到的目的也与我们渐行渐远。
3.《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现状。根据选修课的主体性、基础性、自主性、实际性和研究性原则，选修课在各地各校轰轰烈烈地开设了起来。但在实际的课堂教学当中，选修课所期望达到的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提高学生的艺术素质与鉴赏能力，培养学生的自主意识与创新精神等目的是否能毫无疑问的达成呢。在《唐诗宋词选读》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就看到了困惑的存在。（1）教师选修教学中的困惑：选修课成了专题讲座课或活动课、选修课成了必修课的无限复制，如《唐诗宋词选读》成了高考诗歌鉴赏题训练的先行与铺垫，课堂上以练代教。这种以应试为目的、费时费力的教学方式必然带来教学内容与教学时间的冲突，教师为了赶进度、省时间，学生的一切自主、合作、探究，都由教师“包办代替”。（2）学生选修学习中的困惑：首先是学生对选修课的盲目性，一方面，兴趣爱好极为广泛的学生面对众多科目无所适从，不会选。另一方面，选修课所占比例小，门类少，可供选择的余地有限，又使学生无法选。其次是学生对选修课的态度，多数学生认为选修课没有必修课那么重要，只是为学分而选课，缺少积极性，而趋向放任消闲。最后是学生对选修课的审美疲劳，由于教学计划的紧凑，教学时数的限制，教学目标的约束，教学方式的单一，《唐诗宋词选读》天天学，天天读，天天背，每天重复“同样的故事”，学生不再有新奇感，天天呈现“精美的大餐”，学生难免消化不良。一段时间的教学后，学生普遍产生审美疲劳。
二、《唐诗宋词选读》教学策略研究
笔者分为以下三部分进行阐述：
1.重视诗词诵读，让学生真正读出声。诗歌诵读能激发学生学习诗词的兴趣、提高学生对诗词的理解、唤醒学生的生活情感、帮助学生品味语言之美、培养学生诗词审美情趣。因此《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诵读策略要注意由以往的教师讲读中心，逐步往指导学生自读上过渡。《唐诗宋词选读》诵读教学对教师的素养要求：（1）转变观念，以诵读为中心：选修课应该让学生自己“学完”，而不是由教师来“教完”。教师要以学生的“学”为中心，在鉴赏诗歌之前，要引导学生反复诵读，让学生读出诗歌的节拍和用韵，读出词语的感彩，读出轻重缓急的语调，读出作者的情绪变化。学生通过诵读，把躺着的书面文字用声音立起来，用自己的声音去复活诗词的声音、作者的声音。这样在复活过程中，学生就迈进了作者心灵的门槛，了解了其中真正的情味。（2）提高素养，为范读打基础：首先，教师要力求拥有丰富的知识储备；其次，教师要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经验。只有当教师自身在具备了较高诗词素养的前提下，再加以突出的个人能力、独特的个人魅力、丰富的教学技巧，才有可能避免隔靴搔痒，一味照搬教辅资料，才能充分理解诗歌的内涵，提出自己的观点与看法，在教学课堂上充满感情地为学生营造一个诗词的王国。（3）加强指导，融情感于诵读。教师首先，应当指导学生读出诗歌的节奏；其次，应当创设情景，指导学生移情地诵读；再次，应当指导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背诵。（4）愿作听众，倾听学生诵读。教师应带着一双耳朵进课堂，多听听学生富有个性的理解；带上一双眼睛上讲台，敏锐观察学生对诗歌的不同反应；带着一个开放的大脑进教室，尊重学生的开拓创新的想法。
《唐诗宋词选读》诵读教学的策略实施：（1）“疯狂”放声读，即不要管诗的内容、情感是什么，一概放声读出来，声音越大越好，越“疯狂”越好。（2）联想会意读，即遵循着读诗——思景——入情三个阶段，在做好全文观照的基础上进行重点赏析。（3）配乐表演读，即学生在“会意读”的基础上，自行寻找适合该诗词意境的音乐伴奏，运用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将作品表演出来，学生兴味大增。如柳永《八声甘州》的凄切、苏轼《定风波》的洒脱，晏几道《临江仙》深情都在他们的揣摩、会意中一一得到很好的展现。此外还有传花接龙读、制造悬念读、博采扩展读等策略，使学生在诵读中渐渐体会到了什么是“诗无达诂”，什么是发散性思维，并满怀激情地用实践去证明着。
2.创设诗词情境，促使学生自主学习。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合理的运用多媒体，把诗词中所描绘的客观事物或现象生动的展现在学生的面前，能使学生身临其境，感同身受，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调动学生的积极思维，唤起其情感的共鸣，从而提升学生的素质，最大限度地提高课堂教学效率。但是，多媒体作为教学的辅助工具，被使用的目的是为了实现学科教学目标。认清了问题与现状，《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多媒体运用策略的实施可分为两点：《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多媒体运用应端正观念。（1）不能过分夸大多媒体技术在课堂教学中的作用，以辅代主，要始终坚持师生是课堂教学的主人，学生才是学习的主体。（2）要立足学科需要，服务课堂教学。（3）应用课件时，必须要掌握使用课件的技能，摆正它在教学中的位置，恰当的应用于课堂。《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多媒体运用的策略实施：（1）音像资料应结合语言品味；（2）在“亚沸点处”创设情境；（3）素材运用应紧扣教学目标。以第三点而言，针对《唐诗宋词选读》教学，可搜集到的音像资料相当多，尤其是电视散文《唐风宋韵》、《唐之韵》、《诗歌唐朝》、《唐宋风骨吟》等，都为课堂教学提供了极丰富的后备资源。但如果不加选择，学生成了观众，教师变身为放映员，选修课就会被上成了视频欣赏课。教师应当在课前细加甄选，围绕着课堂教学目标，引入有价值的多媒体资料，甚至可以依据资料发起课堂研讨，辨一辨是教材说得对，还是资料有道理，才真正吻合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达到提高课堂效率的目标。
3.正视诗词难度，适当鼓励改写与创作。写作能力的形成是一个潜移默化的过程，它由一个人的人格力量、审美情感、志趣及语言表达、技巧运用等素质构成。诗歌在形成一个人的写作能力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可引领学生关注诗词细节，帮助学生唤醒真实情感，辅助学生延展联想想象。在教学过程中，根据诗歌特点和篇章联系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设计多样的活动形式，因此《唐诗宋词选读》教学中写作策略的实施可分为三点：（1）依据诗词进行改写，有扩展补充式、巧拟标题式、改换文体式、集句成章式等方式。如集聚成章，即选取前代一人或数人之诗句，按照选取者的构思意图组合在一起，成为一首新作之诗。（2）鼓励学生自主创作，可以采取仿写入手提兴趣、妙用诗词入对联、细致大胆作诗词等形式，如“仿写入手提兴趣”，在教学中，教师可以提供古代诗词作者改写的实例，如林逋的《山园小梅》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为咏梅绝唱，其实这一联是化用五代时南唐江为的“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两句，虽只两字变化，但境界蕴藉空灵，远胜原诗。再比如王实甫《西厢记》中“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就借鉴了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黄叶地。秋色连波，波上寒烟翠。”以及坡《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熔铸而成。学生的创作情绪被极大的调动了起来，在平时学习与阅读诗词时更加留心了。（3）借助诗词提升写作。《唐诗宋词选读》的教学中，写作练习既可以是深入品味诗词，开拓学生视野，帮助学生展开联想与想象的途径，也可以借此机会提升学生的作文构思与写作能力，有注重角度巧选择、翻用旧题出新意、积累素材精提炼、善用修辞展文采、锤炼语言不罗嗦等方法。如“翻用旧题出新意”，古诗词中就有不少这样的旧题翻新的例子。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中的首联“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写昭君生长的地理环境，以地灵烘托昭君的人秀，正是钟灵毓秀，窈窕红颜，尾联“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以奏出胡音的琵琶写出其千古遗恨，委婉蕴藉。白居易的《王昭君》则虚拟了昭君与汉朝使者相见的故事，着重描写了昭君细腻微妙的心理活动，表现了她对故国的深切怀念以及渴望回归的心情。这两首诗都对和亲持不赞成态度。而王安石在《明妃曲》中写道：“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诗人借家人口吻，奉劝昭君安心异域，不要思忆故国和亲人，人生失意到处都一样。欧阳修则在《和明妃曲》中提出“耳目所及尚如此，万里安能制夷狄？”从批评皇帝的角度入手，比王安石更进一步，针砭时弊，直指问题的根源。
总之，诵读古诗词，认真总结古诗词的写作运用规律，归纳古诗词的写作方法，积累古典诗词的语言，学习古诗文的写作技巧可以很好地指导学生的作文。经常浸润在华章隽语中，既可以培养良好的语感，又可以吸收和积累精美的语言材料。久而久之，谈吐作文，自然文采斐然。
三、关于《唐诗宋词选读》的思考
苏教版《唐诗宋词选读》在广大教师与学生的教学实践过程中一步步迈向深入，除了上述所提到的诵读、多媒体及写作等教学途径外，更多的教师在更深广的领域不断地尝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教师遵照着新课标的要求，“努力提升学生的语文素养，为学生的不同发展倾向提供更大的学习空间”之时，也有一些教师为之困惑或仅凭教师一己之力无法改变的现状摆在我们面前。
1.《唐诗宋词选读》教学的评价制度。建立完善公平、合理的语文选修课评价制度应引起教育界专家及同仁的注意：完善《唐诗宋词选读》对学生的评价制度：（1）加强对语言文化积累的考核评价；（2）评价有利于学生开放中张扬个性。如第二点，传统的对诗歌的考查方法无非是通过让学生分析诗歌意思、探究作者写作意图、品味语言等方式进行，我们是否可以让学生大胆阐发自己不同于参考答案的观点，鼓励其言之有据、言之成理。采取表现性评价的方式，通过学生诵读诗歌、写作等形式，记录学生的努力、进步与成果。完善《唐诗宋词选读》对教师的评价制度：（1）课堂教学评价应灵活；（2）重视教师的教学个性及发展。如第一点，在《唐诗宋词选读》的课堂教学中，我们应当主要看教师的教学是否促成了学生一些重要行为的出现，应当把教师教学的清晰性、多样化、适当的任务定位、学习过程中的激励、提问的艺术、对学生的热情等作为课堂教学的指标，更为灵活地评价教师的课堂教学。
2.对《唐诗宋词选读》教学的反思。高中语文选修课的实行，使得高中学生的阅读面在扩大，对于语文知识的积累也在相应地增加。但与此同时，语文教师也应清醒认识到一些客观情形。首先，《唐诗宋词选读》等高中语文选修课在课堂教学中所能起到的作用并非是万能的，语文教学尤其是选修课教学不必承担也无法承担所有“素质培养”的重任。其次，《唐诗宋词选读》等高中语文选修课与大学语文课及大学汉语言文学课是有区别的。它更多承担的是引导学生拓展阅读和积累的任务，是以语言文字为基础，逐步培养学生的文学鉴赏能力。最后，高考仍然是广大高中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如何调和选修课教与考之间的矛盾，是我们必须不断探索的方向。
那么，如何才能使古典诗词教学水平有所提升呢？笔者以为，应该充分挖掘传统诗话、词话中的资料，让学生了解和掌握前贤时彦的评析，然后形成自己对诗词的感悟。也许有的教师在讲解诗词时会引用一些诗话、词话中的材料，但往往是随意的，缺乏系统性和明确目标，与本文这里所讲的专门利用诗话、词话进行古典诗词教学还有一定的距离。近年来，已有人关注和重视诗话、词话在古典诗词教学中的作用，如钱士宽的《巧用诗评词话，搭建鉴赏桥梁》、陆精康的《诗话与唐诗教学》等文章探讨了中学语文中的诗词教学如何利用诗话、词话的问题。近年出版的一些教材如郁贤皓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和蒋寅等人主编的《唐诗宋词选读》中都附录了一些诗话、词话中的评语，这对于我们利用诗话、词话进行古典诗词的教学大有裨益。
一、在诗词教学中利用诗话、词话资料的意义和作用
在教育技术突飞猛进、文学批评日益现代化的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在诗词教学中搬出古代诗话、词话这些老古董呢？
首先，诗话、词话根植于本土文化，对诗词的理解与阐释最准确、最到位。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缺乏理论系统性，较为零散，“大半是偶感随笔”，甚至有的批评者认为它们过于“偏重主观，缺乏科学的精神和方法”[1]，其实这正是根植于我国的本土文化而形成的特色。先秦时期的孟子提出“以意逆志”，强调读者的主观能动作用，后来受禅宗影响出现的“妙悟说”，更重视主体感悟，物我合一，这就导致了诗词批评必然是主观感悟式的。事实上，只有这样的片言只语，才更能切中我国古典诗词艺术之肯綮，若是强行构建出一套类似西方文艺批评的体系来，可能会束缚阐释者的手脚。
在我国古代的诗话、词话中，有许多独特的诗词批评方法与范畴。比如，言及章法结构时，经常会提及“精思”、“诗眼”、“起承转合”、“断续之法”等；言及诗词形式时，经常会提及“炼字”、“换头之紧要”等。古人十分重视字词之来历，诗话、词话中有大量篇幅便指出如何“沿袭”、“点化”、“夺胎换骨”；古人看重佳句、警句，因而有许多诗话、词话都会集“警句”、“秀句”，进行摘句点评；古人持论较严，往往毫不客气地指出名家之作中的一些诗病、诗累、瑕疵等，……所有这些，在西方的文学批评理论中很少涉及，它们正是立足于中国诗词自身的特点，会使我们对古典诗词的理解更加准确到位。
其次，可以让学生了解该诗词的接受史。目前，各种教材中所选的古典诗词多是经典作品，正如陈文忠所言，“文学经典的意义整体始终处于动态生成和历史累积的过程之中”，而宋代以来的诗话、词话，“是古典诗歌最重要的接受文本”[2]，也就是说，诗话、词话中对诗词的解读参与建构了该作品的经典性。因此，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利用诗话、词话，了解和分析该作品在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中的接受及评价情况，以便更全面、更准确地阐释古典诗词。比如，我们在分析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时，如果能把程千帆先生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集评》进行展示，并结合其《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文，让学生了解《春江花月夜》一诗在宋元时期的忽视与误解及在明清时期的重视与褒奖，学生对这首诗的理解一定会更加全面深刻。
再次，可以更好地理解和传承我国古代的诗词批评理论。目前，很多教师在讲授“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时，往往会介绍一些空泛、枯燥的思潮、理论或发展史，引不起学生的兴趣。倘若在诗词教学过程中，联系具体作品介绍和引用一些诗话、词话的概念和范畴如“清”、“蕴藉”、“醇雅”、“浑成”、“极虚极活”、“欲露不露”等，一定会让学生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和认识。而且，当下我们的文学批评总是“跟着西方走”，始终没有建立起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批评理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没有认真踏实地分析我们自己的文学作品，而是“空对空”地建构一种又一种新理论，结果只能是理论本身的重叠并最终走向坍塌。因此，通过古典诗词教学中对诗话、词话的挖掘和探究，能够更好地提炼、总结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体系与理论。
最后，有利于开展探究式教学，为学生研究古典诗词奠定基础。目前，全社会都在提倡创新教育。在古典诗词教学中，也应该培养学生的科研创新能力。如何做到这一点呢？可以利用诗话、词话中的资料开阔学生的视野，使学生在短时期内积累部分材料，掌握研究现状，而诗话、词话中对作品的多元化评价很容易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只要教师有意引导，学生很快就能展开对古典诗词的研究。
二、利用诗话、词话教学的方法与案例
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该如何操作呢？大致来说，主要有三个环节：
第一个环节，收集诗话、词话中关于该诗词的评语。
这是准备资料的阶段。目的是通过阅读大量的诗话、词话，收集、汇编对该诗词的评价与评点。中国古代的诗话、词话浩如瀚海，怎么样去阅读和查找呢？目前，一些重要的、价值较高的诗话（包括诗论）、词话已得到整理和汇编，如诗话方面，以前有何文焕编的《历代诗话》、丁福保辑的《历代诗话续编》和《清诗话》、郭绍虞编选的《清诗话续编》，近年来又陆续出版了吴文治主编的《宋诗话全编》和《明诗话全编》、张寅彭编的《民国诗话丛编》等，词话方面有唐圭璋编的《词话丛编》、朱崇才编的《词话丛编续编》等，此外，还有一些诗话、词话的单行本也已整理出版，查找和阅读起来比较方便。
然而，如果每讲授一首诗词，都要去翻阅这么多的诗话或词话，显然不太现实。当前出现了一些收集、汇编诗词评语的书籍，如陈伯海主编的《唐诗汇评》，袁闾琨主编的《全唐诗广选新注集评》，王兆鹏主编的《唐宋词汇评》（唐五代卷），吴熊和主编的《唐宋词汇评》（两宋卷），周笃文、马兴荣主编的《全宋词评注》，钟振振等人编撰的《历代词纪事会评丛书》。此外，还有一些书籍可资参考：（1）《中华大典》中“文学典”系列，如《先秦两汉文学分典》、《魏晋南北朝文学分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宋辽金文学分典》、《明清文学分典》等，其中列有后人对该作者及其作品的评语；（2）集解、汇评性质的作家文集，如詹A的《李白全集校注汇释集评》，刘学锴、余恕诚的《李商隐诗歌集解》等；（3）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系列，如《三曹资料汇编》《李白资料汇编》《白居易资料汇编》《李清照资料汇编》等。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一项艰苦甚至艰巨的工作，需要教师平时进行有意识地积累。教师应该建立自己的数据库，随着教学时间的增长，必定会积累丰富的资料。同时，还可以通过提示和指导，安排学生去收集相关的资料，从而锻炼学生搜集材料与阅读材料的能力。
第二个环节，理解与阐释诗话、词话中的评语。
这个环节主要是指在课堂教学中，将收集到的资料印发给学生，或以课件PPT的形式展示给学生，引导学生充分地理解相关的资料，并进行必要的阐释、归纳和总结。以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为例，该诗为：“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古人的评论约有三、四十则，限于篇幅，这里仅从中精选出以下数则[3]：
王a登《唐诗选参评》卷三：后四句言虽离远而情若对面，故不欲如儿女子之态。
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唐初五言律，惟王勃“送送多穷路”、“城阙辅三秦”等作，终篇不着景物，而兴象婉然，气骨苍然，实首启盛、中妙境。
陆时雍《唐诗镜》卷一：此是高调，读之不觉其高，以气厚故。
钟惺、谭元春《唐诗归》卷一：钟云：此等作，取其气完而不碎，有律成之始也，其工自不必论。
黄生《唐诗矩》：前后两截格。前二句实，后六句悉虚，恐笔力不继，则易疏弱，此体固不足多尚。
凌宏宪《唐诗广选》：顾华玉曰：多少叹息，不见愁语。
范大士《历代诗发》卷八：后四句虽旷达，而意实酸辛。
卢、王溥《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卷一：陈德公评：通首质序，未免起率易之嫌。顾尔时开拓此境，声情婉上，正是绝尘处。陈伯玉之近调，高达夫之先驱也。五六直作腐语，气旺笔婉，不同学究。结强言耳，黯然之意，弥复神伤。
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七：此等诗气格浑成，不以景物取妍，“真”初唐之风骨。前解写别，后解言不必伤心也。
杨逢春《唐诗绎》卷十六：通首一气旋转，格局浑成，且纯是言情，不着景物，尤高妙。
陈婉俊《唐诗三百首补注》：赠别不作悲酸语，魄力自异。
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吴北江曰：壮阔精整（首二句下）。又曰：凭空挺起，是大家笔力（“海内”二句下）。姚曰：用陈思《赠白马王彪》诗意，实自浑转。
胡本渊《唐诗近体》卷一：前四句言宦游中作别，后四句翻出达见。语意迥不犹人，洒脱超诣，初唐风格。
俞陛云《诗境浅说》：一气贯注，如娓娓清谈，极行云流水之妙。大凡作律诗，忌支节横断。唐人律诗，无不气脉流通，此诗尤显。作七律亦然。
教师在指导学生阅读这些评语时，可以重点关注以下几点：
1.送别诗经常会铺叙景物，这首诗却未着力于此，纯为言情（《诗薮》、《古唐诗合解》、《唐诗绎》）。
2.这首诗抒发的情感“不见愁语”，翻出达见，实则酸辛（《唐诗广选》、《历代诗发》、《唐诗三百首补注》、《唐诗近体》）。这一点可联系王勃的生平进行阐发。
3.这首诗一改齐梁以来的软媚之气，虽言离别却洒脱超逸，积极健康，魄力自异，壮阔博大，气格浑成，风骨硬朗（《诗薮》《唐诗镜》《古唐诗合解》《唐诗三百首补注》《唐宋诗举要》《唐诗近体》）。
4.虚实结合，章法独特，客中送客，如临其境（《唐诗选参评》、《唐诗矩》、《唐诗近体》）。
5.虽处于律诗初创之时，但气脉流通，工整精炼（颔联不对，为“偷春格”），转承自然（《唐诗归》、《诗境浅说》）。
6.“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源自曹植诗中的“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但专注友情，用于此处亦更为契合浑转（《唐宋诗举要》）。
总之，通过分析这些诗话中的评语，无疑会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此诗在抒情、题旨、形式、风格等方面的特点，比以往单纯地讲解字词、意象、意境要更有深度，更富有吸引力。
第三个环节，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评判。
如果仅仅停留在体会、理解古人评语的阶段，自然是不行的，还没有内化为自己的知识，缺乏进一步的独立思考。因此，还要引导学生做出自己的评判。仍以上面所引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一诗为例，在理解了该诗之后，教师一定要追问：这些评价、评点准确吗？有没有道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卢、王溥在《闻鹤轩初盛唐近体读本》卷一所引陈德公评语：“通首质序，未免起率易之嫌。”由于王勃此诗只言事与情，质实直叙，缺乏一种空灵蕴藉之感，故有“率易之嫌”。可以引导学生对此进行评判，表达自己的意见，还可以将其置于送别诗的发展长河中，与人们普遍接受的送别诗范式进行比较，从而更为全面地认识王勃此诗的艺术性。
三、教学反思
笔者在近年来讲授“中国古代文学”、“唐诗欣赏”、“宋词欣赏”等课程的过程中曾尝试和采用过这种方法，总体效果比较好。但是，也出现了一些需要改进和提升的地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大量引用古代的资料，与今天的生活和话语距离较大，致使课堂气氛沉闷，充满学究气。如果学生的文言功底不够扎实或理解有困难时，很容易失去学习的兴趣。
第二，古代诗话、词话重感悟，点到为止，评语又极其简略（如“佳”、“妙”），对学生进行解释的时候很不容易找到合适恰当的表述语言，即所谓的“只可意会，难以言传”。
第三，许多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习惯了接受标准答案，而诗话、词话中的评析异彩纷呈，甚至还有一些相反或抵牾之处，当学生面对这些多元化的评语时，常常不知所从，甚至会产生茫然失望感。
上述这些问题，相信会在以后的教学实践中进一步探索并解决。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诗词教学应该尽量避免机械、琐碎的经院式讲解，也不可操之过急，强加解释，“填鸭式”地硬塞给学生，其实，学生有时在课堂上没有理解的诗词，后来会随着阅历的增加而得到自我开悟。笔者以前在课堂上曾给学生讲解过周邦彦的《蝶恋花》“月皎惊乌栖不定”一词，后来有名学生在毕业离校时告诉笔者，他觉得此词写离别最为真切。原来他要和多年的女友分手了，面临着毕业以后天各一方的境况，自然对词中“去意徊徨”的别情感同身受，对该词的理解比原来要深刻多了。
注释：
[1]朱光潜《诗论抗战版序》，见《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第3页。
[2]陈文忠《接受史视野中的经典细读》，《江海学刊》，2007年第6期，第170―177页。
[3]主要参考陈伯海主编《唐诗汇评》（浙江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卞孝萱主编《中华大典？文学典？隋唐五代文学分典》（凤凰出版社，2000年版）等。
项目基金：本文为“江苏高校品牌专业建设工程资助项目”（PPZY2015A008）的阶段性成果。
论文摘要：孟綮《本事诗》言杜诗“当时号为诗史”，对“当时”意向的探讨可为诗史内涵的明确提供诸多线索。本文对唐朝杜甫同时或略后诗人对其诗的评价和孟綮前后的杜诗接受作详细论述，推论出“当时”的意向为：元白新乐府诸人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开掘；在杂录中杜诗多被认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杜诗诗史的价值得到发挥。由此，当时人(晚唐)称杜诗为诗史。
唐称杜诗为诗史仅孟綮一文。他的《本事诗·高逸第三》述李白本事，言“杜所赠二十韵，备述其事。读其文，尽得其故迹”，已多少透漏了“号为诗史”的含义：杜诗纪实。其后云：“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杜甫将当时自我行程所见所感(包括当时的社会、自然以及自我和当时人的生活)都详实地记录在诗里，接受者可以在杜诗中看到许多当时具体真实的社会自然人生，如同史家记史一般，故称杜诗为诗史，可见史与诗的联系发生在纪实的层面上。孟綮将诗人本事按类分别，一著其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知杜诗诗史称号非由他发明，盖为当时普遍流传或孟綮概括之认识，统言之，诗史称号反映着当时杜诗接受的一个侧面。
孟綮的《本事诗》为第一部言诗歌本事的专著，可以说是“纪事”体著作的直接源头。野史杂著、笔记小说，作者有感于时风，常常谈文论艺，或记或议，或今或古，虽是东鳞西爪，甚至语涉怪诞，却不同程度地留下了珍贵的时代掠影。《诗话》云：“唐人诗话，初本论诗。自孟綮《本事诗》出(原注：亦本《诗小序》)，乃使人知国史叙诗之意，而好事者踵而广之，则诗话而通于史部之传记矣。”按《本事诗》里的“本事”一语源于《汉书·艺文志》：“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左传》被视为叙录《春秋》本事的传记。孟綮叙“历代缘情感事之诗”(《郡斋读书志》总集类)的本事，与国史叙《诗》之意相合，也与左丘明“论本事而作传”如出一辙。其存在本身就有了史的含义。孟綮生卒年不详。但知其在唐文宗开成年间(836—840)曾任职梧州，又于晚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登进士第。其《本事诗》一卷写成于僖宗光启二年(886)。内容分为情感、事感、高逸、怨愤、征异、征咎、嘲戏七类。《本事诗序》不采《诗大序》的提法，说：“诗者，情动于中而形于言，故怨思悲愁，常多感概；抒怀佳作，讽刺雅言，著于群书，虽盈厨溢阁，其间触事兴咏，尤所钟情。”其倡导诗缘情的观点是很明显的。由此推之，他记诗本事基本是为了让接受者知晓诗人作诗时的处境和心境，以此明晰诗之确实旨趣。可见，孟綮记载杜诗诗史说完全是出于公论。
我们先就与杜甫同时并与杜甫有赠诗的人来观察。与杜甫有交游并有赠诗者可考者主要有李白、高适、严武、任华、韦迢、郭受。他们大多对杜甫赞颂有加，如任华《杂言寄杜拾遗》称杜诗“势攫虎豹，气腾蛟螭。沧海无风似鼓荡，华岳平地欲奔驰。曹刘俯仰惨大敌，沈谢逡巡称小儿。昔在帝城中，盛名君一个”；衡阳判宫郭受《寄杜员外》一诗对杜诗在当时的流传作出了描述，诗云：“新诗海内流传久，旧德朝中届望劳”；韶州牧韦迢与杜甫的酬答诗《潭洲留别杜员外院长》，对杜甫诗名便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云：“大名诗独步，小郡海西偏”。由上可知，杜甫在生时已有诗名，其诗在世间流传，被多数人接受。然而，除了怪诞者任华所言具体论述到杜诗的特色，认为气势雄阔外，他人只论及杜甫有诗才，未及杜诗的具体特征，可推知接受者对杜诗的理解接受还只停留于一般品赏的层面上，并未认识到杜诗在当时的独特价值和地位。
唐诗传播有一特殊现象，就是唐人已经开始自选唐诗，并有明确的选诗标准。今可见者凡十种，《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在《御选唐诗》中对这些选本的诗选取向作了大概叙述，云：“诗至唐，无体不备，亦无派不有。撰录总集者，或得其性情之所近，或因乎风气之所趋，随所撰录，无不可各成一家。故元结尚古淡，《箧中集》所录皆古淡；令狐楚尚富瞻，《御览诗》所录皆富瞻；盖求诗于唐，如求材于山海，随取皆给。而所取之当否，则如影随形。各肖其人之学识。”此言极是。他们选诗时间多在杜甫生时或逝世后不久，及晚唐《唐诗类选》、韦庄的《又玄集》才载有为数不多的几首杜诗，几种重要的选本都不选杜诗，让人疑惑，遂引起众人道说。大致说来原因多在杜诗的风格上。如清人纪昀对《才调集》不选杜诗，分析云：“自序称观李杜集，元白诗，而集中无杜诗。冯舒评此集，谓崇重老杜，不欲芟择。然实以杜诗高古，与其书体例不同，故不采录。”(《四库全书总目题要》卷一八六)。在这些选本中，韦庄的《又玄集》选录杜诗共7首：《西郊》、《春望》、《禹庙》、《山寺》、《遣兴》、《送韩十四东归觐省》、《南邻》。并将7首诗置于此集之首，可见对杜诗的重视。韦庄选诗之旨是“但掇其清词丽句”，所选7首都是杜诗中的名篇，也基本体现了这个主张。唐代已散佚选本中，可以考知选人杜诗的只有顾陶《唐诗类选》一书。该书成于唐宣宗大中十年(856)，比成书于光化三年(900)的《又玄集》早40馀年。这是第一部尊杜选本。该书序现在保存在《文苑英华》卷七一四中，其云：“国朝以来，人多反古，德泽广被，诗之作者继出，则有杜李迥生于时，群才莫得而问。”所选杜诗，达三十首之多，胡可先在《唐五代人书中所见杜甫诗辑目》川及《(唐诗类选)选杜诗发微》中已作详考，可参看，此不赘述。此外，唐人选唐诗中，韦毂《才调集》虽未选杜诗，但其序说：“暇日因阅李杜集、元白诗，其间天海混茫，风流挺特，遂采摭奥妙，并诸贤达章句，不可备录。”则其不选杜诗，并非有意排斥。从众选本来看，杜诗除《唐诗类选》标举杜诗继风雅的特征外，其特征和价值没有被深入而准确地理解和接受。由此可见：一、杜诗与当时主流风尚不合，不被世人重视；二、杜诗不可能依靠唐选本得以广泛流传。杜诗诗史称号也就不可能出自上层，在唐代不可能是主流。
唐代绝大多数诗选家受时代与自身审美趣味的影响，没有人选杜诗。在此同时，从中唐开始，少数诗论家却在杜诗中找到了许多值得称扬的地方。王昌龄称“王维诗天子，杜甫诗宰相。”把杜甫看作是仅次于王维的大家。其后，古文运动的首倡者韩愈在诗学上多次并称李杜，借李扬杜，《调张籍》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伊我生其后，举头遥相望。”《醉留东野》言：“昔年因读李白、杜甫诗，长恨二人不相从。”然从称赞杜甫和杜诗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还没有更多关注杜诗具体的特征，多借李杜来批驳当时不良诗风，也可见杜诗在当时的接受现状。大致与韩愈等同时，元稹、白居易掀起了“以乐府——特别是新题乐府的形式，来反映社会问题，针砭政治弊端，以期达到实际的社会效果”的新乐府运动。他们创作出大量新题乐府诗，并提出诗要“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白居易《新乐府序》)的纲领，因此选择了符合他作主旨的杜诗，遂对杜诗作了较深入的阐释。这场运动的创作和论诗纲领——白居易《与元九书》云：“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乃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刷矣。”在他看来，诗的传统是源于采诗，因采得的诗为民间自由发抒的真实言论，故上观此诗可以知晓民情，过可改之，无则加勉，下可用诗的形式抒写真实性情，只有能起到真实的资鉴功能的诗才具有宣扬六义的功能，也就是说，能宣导六义的诗才能是好诗。由此观点他对诗作从古评至唐，云：“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逮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首．至于贯串今古，鼠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然撮其《新安吏》、《石壕史》、《潼关吏》、《塞芦子》、《留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三四十首。杜尚如此，况不逮杜者乎!”白居易虽说有将诗视为政治的工具之嫌，但提倡诗宣六义绝不会是错误。尤应指出的是，他第一次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中国诗学传统的风雅比兴上，并且认为唐以来杜诗在这方面最多，不仅把杜诗放到了正统诗学馀脉的范畴中，而且将其标举为唐诗第一，这就为杜诗以后在中国诗学中地位的确立创造了必备的条件。从与杜同时诗人的赞颂到韩愈、自居易，可以明显看出接受者对杜诗接受的逐渐具体和深入。而白氏的认识也基本成为唐朝对杜诗诗学特征的具体认识。对杜诗这方面的认识，顾陶前文已述，再如李商隐称“推李杜则怨刺居多”(《献侍郎巨鹿公启》《全唐文》卷七七八)；晚唐黄滔认为“且诗本于国风王泽，将以刺上化下，苟不如是，曷诗人乎”，继而认为“大唐前有李杜，后有元白”(《答陈番隐论诗书》《全唐文》卷八二三)。
同时的元稹，对杜诗了之更甚，在《叙诗寄乐天书》云：“又久之，得杜甫诗数百首，爱其浩荡津涯，处处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兴，而讶子昂之未下旁备矣。”他在艺术上对杜诗推崇备至，《唐杜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言：“予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古傍苏、李，气夺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他并没有将杜诗的特征归结到什么具体的方面，而直接将杜诗推向了诗学的极至，发后学者“集大成”说先声。后因《旧唐书》在《杜甫传》中全文转载，元稹此论遂于后世成为公论。他在《乐府古题序》又论及杜诗时具体论述了杜诗的特征，言：“近代唯诗人杜甫《悲陈陶》、《哀江头》、《兵车》、《丽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先就新题乐府来论，元稹在《乐府古题序》中对乐府源流叙述完备，语至杜甫则言其乐府“即事名篇，无复倚傍”，其后的论述可看作是对新题乐府的解释：虽用古题，全无古义；颇同古义，全创新词；不拟复古题(“予少时与友人乐天、李公垂辈，谓是为当，遂不复拟赋古题”)。所谓新乐府，即或新义，或新词，或新题(当然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新乐府，仅就元稹而论此也不能代表全部。据其所称杜诗“即事名篇，无复倚旁”，其说体现个“新”字)。白居易对其说得更为具体，更为严格。其《新乐府序》云：“篇无定句，句无定字，系于意，不系于文。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诗三百之义也。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篇无定句，句无定字”，要求新体；“首句标其目”，要求新题；“系于意”“卒章显其志”，要求新意；然其笔法宗旨不变，诗三百之义，辞质，言直，事实。若将二者所论综合来看，新乐府须直言纪实，直抒情志，彰显大义，其“实”就是当时眼前民众生活和社会状况。元稹从所倡新乐府的视野来标举杜诗，很显然是在完全肯定杜诗所具有的以上所论新乐府特征。其对诗创作“实”和“直纪当时事”的要求显然已于史发生了诸多的理论重合。
然而，即使如此，以上所论毕竟没有导出一个杜诗诗史称号，因为他们对杜诗的论着点毕竟完全根源于传统的诗学：风雅比兴。也因为杜诗的风雅比兴才使得杜甫在唐世没有被当时名士推崇。白居易对唐诗崩坏现象痛心疾首，无须再述。与其同时的李肇，在所著《唐国史补》中称：“元和已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学浅切于自居易，学于元稹，俱名为元和体。大抵天宝之风尚党，大历之风尚浮，贞元之风尚荡，元和之风尚怪也。”而此诗道崩坏的现象并不应他们的感叹而改变。李行修在元和三年(808)《请置诗学博士书》中所述的最中心的原因便是“臣伏思之，以为诗教未隆于时，风雅未洽于下”(《唐文卷》六九五)；五代张洎对此论述更甚，言：“自李杜后，风雅道丧”(《司业诗集序》《全唐文》卷八七二)。五代王赞认为“风雅不主于今之诗，而其流涉赋”，“唐兴，其音复振，……杜甫雄鸣于至德、大历间，而诗人或不尚之。呜呼!子美之诗，可谓无声无臭者矣”(《玄英先生诗集序》《全唐文》卷八六五)。王赞的感叹更说明了唐当时的诗学接受实际。由此可见，杜甫陨后，唐朝诗风不以继风雅为务，杜诗接受多集中于风雅乐府，不被当时人推崇并深人接受，便无须赘言了。
杜诗并不为多数人的不尚而消逝，其风雅比兴和纪时事的新乐府毕竟使其得到接受和流传。可以作出这样的推想，由于元稹和白居易从新乐府出发将杜诗艺术特征的讨论集中于这些诗史名篇上，自然可使接受者对这些诗所包蕴的当时历史信息全然揭示出来，又元稹所谓“即事名篇”，强调出杜诗以时事为据，遂成吟咏，时事必然成为这些诗接受的一个重心。后世接受者对杜诗的认同和对史的体验很容易使他们对杜诗的接受发生在诗与史之间，“以意逆志”可见诗(诗学传统)，“知人论世”可见史(史学意识)。这样诗史说也就呼之欲出了。
然而，孟綮《本事诗》载杜诗为诗史，其直接源头应在笔记小说中。李肇著《国史补》，把沈既济的《枕中记》、《庄子》中的寓言、韩愈的《毛颖传》等等，均视之为“史”，盛赞这些作者为“良史之才”。自居易在评韩愈诗文时，也说他有“班马之风”。显然唐人也有把“历史”当作一把尺子衡量文学作品的。唐五代的杂史、笔记小说如《唐国史补》、《唐阙史》、《唐摭言》、《因话录》、《隋唐嘉话》、《朝野佥载》等记载了一些诗人的行踪事迹、创作的轶闻趣事。这些野史笔记所记虽不及正史系统、全面，但在揭示时代特点和社会风貌方面，因少有拘谨、言简意赅而具有独特的价值。其中多有对杜诗记载。创成于大中九年(855)郑处诲《明皇杂录》，其中涉及杜诗五条。该书卷下记李龟年本事时谈及杜甫对其所赠之诗：
唐开元中，乐工李龟年、彭年、鹤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学盛名。彭年善舞，鹤年龟年能歌……其后龟年流落江南，每遇良辰胜赏，为人歌数阕，座中闻之莫不掩泣罢酒，即杜甫尝赠诗所谓‘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值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其书补遗记杜甫弃世前本事引《赠聂耒阳》诗为证：杜甫后漂寓湘潭间，旅于衡州耒阳县，颇为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置牛炙白酒以遗。甫饮过多，一夕而卒。集中犹有《赠聂耒阳》诗也。
叙皇室勤政楼斗鸡一事引杜诗“斗鸡初赐锦，舞马既登床”为证；叙公孙大娘本事时引杜诗《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为证；写天宝中兴庆池引杜诗“龙喜出平池”描其原来形貌。在这些引用中，杜诗被或用来证时人本事，或用来证历史事件，或用来证历史名物，可以明见他此时已将杜诗“作历史看把作历史用”了，杜诗已经成为当时历史的一种有效文献。其后这种杜诗接受形式在杂录中被普遍采用。康骈在乾宁二年(895)作《剧谈录》，卷下叙写玄元观风貌时引杜南谒此庙题诗证之有画。范摅《云溪友议》叙写郑广虔事迹李龟年事迹各引杜甫赠诗为证。《唐摭言》(917)是“书述有唐一代贡举之制特详，多史志所未及。其一切杂事，亦足以觇名场之风气验士习之淳浇。法戒兼陈，可为永鉴。不似他家杂录但记异闻已也”(《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一百四十p1186)，在《师友》、《知己》、《轻佻》、《酒失》条各载的杜甫与他人事迹，多引杜诗作出说明。
从这些引用中可以看到，杜诗因其真实广阔的直陈时事，多用来作真实的史料加以利用，这也真实反映出当时人对杜诗的接受形式和角度。在他们眼里，杜诗已不仅是杜甫个人的情志抒写，而成为他所属的那个时代的史实纪录，若想描述当时历史面貌，完全可以将杜诗视为确实的史实材料。杜诗具有史的功能，在当时人的意识中也就成为史了。孟綮所载真实反映了当时杜诗的接受情况。
摘要宫怨诗创作在唐代十分繁盛,后代研究亦多,但对其在历代的传播与接受情况则鲜有人提及。本文从历代唐诗选本这个角度分析唐代宫怨诗在不同时代的传播,统计出历代选家眼中的优秀宫怨诗人与宫怨诗作,并分析个中原因,以期对此类诗歌的研究有所推进。
关键词:唐诗选本 宫怨诗 传播 优秀诗人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宫怨诗萌芽于先秦,发展于汉魏六朝,至唐而大盛。《全唐诗》所存宫怨诗400余首,作家200余人,李白、王昌龄、王建、白居易、李商隐等诗人,都著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宫怨之作。这些宫怨诗在情感特征、主题价值、审美取向上的独特性引人注目,而其风格特征、诗体形式、艺术技巧则呈现出统一性与自足性。所有这些都昭示着我们应该投入更多的关注与精力。但到目前为止,学术界对宫怨诗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如对唐代宫怨诗在历代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本文拟从历代唐诗选本中宫怨诗的选录,一窥唐代宫怨诗的传播情况,并借此统计出最受欢迎的唐代宫怨诗,以期对此类诗歌的研究有所推进。
一 唐人唐诗选本中的宫怨诗
在唐代,各具特色的唐诗选本都选取了一定数量的宫怨诗,下面以颇具规模且对后世较有影响的《河岳英灵集》、《御览诗》、《又玄集》、《才调集》四个选本为依据,分析各个选本选取宫怨诗的情况。
在唐人的各种唐诗选本中,殷的《河岳英灵集》专收盛唐诗,共选取唐开元、天宝时期24位诗人的诗作234首,是较具规模的一部唐诗选本,并以体现了新的诗歌理论和创作气象而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但在《河岳英灵集》中,宫怨诗入选数量并不多,共有8首,分别为:崔国辅的《魏宫词》(朝日点红妆)、《怨词》(妾有罗衣裳)、《长信草》(长信宫中草);王维的《息夫人怨》(莫以今时宠)和《婕妤怨》(宫殿生秋草);王昌龄的《长信宫》(奉帚平明金殿开);常建的《昭君墓》(汉宫岂不死);祖咏的《古意二首》(夫差日淫放)。这8首宫怨诗的入选都显示了非同寻常的意义。今人叶持跃曾根据46种历代唐诗选本进行过统计,并以入选频数及评价指数为依据,得出盛唐时代的优秀诗人有16人,著名诗人有15人。其中,《河岳英灵集》中的常建、李白、王维、李颀、高适、岑参、崔颢、孟浩然、崔国辅、王昌龄、祖咏等12人均属于优秀诗人。而在这12位优秀诗人中,创作宫怨诗较多的李白、王维、崔国辅、王昌龄等6人中,又有5人的宫怨诗被选录,而选录的这8首宫怨诗在各个诗人的创作中,亦属上乘之作,尤其是崔国辅的三首宫怨诗与王昌龄的《长信宫》,屡屡被稍后的选本所录。可以说,唐代宫怨诗创作中的部分优秀之作在《河岳英灵集》中得到了展示,由此也体现了《河岳英灵集》的开创意义。而稍后的《中兴间气集》竟未选录一首宫怨诗。相比之下,《河岳英灵集》在题材方面的兼顾还是值得肯定的。但《河岳英灵集》在选录宫怨诗方面也有不足之处,如,李白、戴叔伦二人的宫怨诗,不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相当引人注意,但《河岳英灵集》却未选录。与后世的选本相比,《河岳英灵集》的这一缺陷尤为明显。
成于中唐元和后期的《御览诗》是现存少数颇有规模的唐人唐诗选本之一。原本一卷,共30人,收诗310首,现存286首。所存诗的数量与《河岳英灵集》相差不多,收录宫怨诗13首,所占比例亦和《河岳英灵集》相当。但分析一下总体情况则可以看出《御览诗》与《河岳英灵集》不同的审美情趣。如:在选题方面,《御览诗》有感兴之作116首,艳情之作54首,边塞之作52首,酬赠送别之作51首,此外,尚有歌功颂德之作13首。从选诗数量上来看,《御览诗》吟咏女性之作(亦包括宫怨诗)最多,从中可见时人对此类题材的喜爱,这也与当时的创作实际相吻合。而入选的宫怨诗与《河岳英灵集》无一首重复,体现了《御览诗》编选者独特的审美观。为《御览诗》编选者所青睐的是下列诗人的宫怨诗:皇甫冉的《班婕妤》(由来咏团扇)、《班婕妤》(花枝出建章)、《秋怨》(长信多秋气),以及刘皂的《长门怨》二首。另外,不被《河岳英灵集》所选的杨凌的《明妃怨》,也被《御览诗》编选者选中。而这三人的宫怨诗也被其后众多的唐诗选本所选。可以说,《御览诗》的选诗风格以轻艳为主,偏爱齐梁诗体,从宫怨诗的入选情况来看,体现了选家对这一类诗的重视。
《又玄集》是晚唐韦庄的唐诗选本,选录的宫怨诗时间跨度较大,从盛唐到晚唐均有选录,除王昌龄的《长信宫》(奉帚平明金殿开)、杨凌的《明妃怨》、刘皂的《长门怨》(泪滴长门秋夜长)、崔国辅的《怨词》等再次被选录外,其他如元稹的《连昌宫词》、韦应物的《送宫人入道》、刘德仁的《悲老宫人》、于武陵的《长信宫》、杜荀鹤《春宫怨》等,则都是韦庄的首次发现。这些前人未选录的宫怨诗不但被韦庄所选录,在后世也多次被选录。
在唐代,另一部较有规模的唐诗选本为《才调集》。该选本为五代韦编选,共收录唐诗1000首,可以说是现存规模最大的唐人唐诗选本。此集选录宫怨诗31首。除上述三个选本所常录的王昌龄、崔国辅等诗人外,《才调集》较多地选录了中、晚唐的宫怨诗。李商隐的《宫辞》(君恩如水向东流)、《深宫》(金殿销香闭绮栊);梁琼的《昭君怨》、《铜雀台》,都是首次被韦选录。
由上分析可知,由于选本时代不同,选诗标准不同,审美观念不同,造成上述四个选本选录宫怨诗的情况不同。但在差异之中也有共性存在。通过统计,至少被两个选本所青睐的宫怨诗有:崔国辅的《怨词》(4次)、《魏宫词》(3次);李白的《玉阶怨》(4次);王昌龄的《长信宫》(奉帚平明金殿开),3次;刘皂的《长门怨》(雨滴梧桐秋夜长),3次。其后,杨凌的《明妃怨》、刘得仁的《悲老宫人》、于武陵的《长信宫》、杜荀鹤的《春宫怨》、鲍君徽的《惜花吟》均入选2次。而最为选家所欣赏的是崔国辅的宫怨诗,四个选本共选录其诗作3首。其中,《怨词》被选录4次,《魏宫词》被选录3次。李白的《玉阶怨》则几乎被各个选本所青睐,共入选4次。王昌龄的宫怨诗虽只选一首,却被选录了3次。其余的诗人或有两首宫怨诗入选,或以一首诗而被选录数次。至明清两代,选录情况有所变化,一些诗人的宫怨诗被选诗者发掘出来,一些诗人的宫怨诗在新的审美情趣下消失不见,而有些诗人则仍保持着稳固的地位。
二 明人唐诗选本中的宫怨诗
在明代,唐诗选本的大量出现,使唐诗学出现了一个繁荣期。在当时众多的唐诗选本中,以高的《唐诗品汇》最具代表性,编选规模亦超越前代,影响也最大。此集凡九十卷,共选作者620人,诗5769首,分体编排。鉴于此集的代表性,唐代宫怨诗在明代的选录情况即依此为据。此集共收录127首唐代宫怨诗,选录较多、且受重视的是下列诗人的宫怨诗:
李白诗作10首:《邯郸才人嫁为厮养卒妇》、《妾薄命》、《上之回》、《怨歌行》、《王昭君》、《白头吟》、《长信宫》、《长门怨二首》、《玉阶怨》;王昌龄诗作6首:《西宫春怨》(西宫夜静百花香)、《西宫秋怨》(芙蓉不及美人妆)、《长信秋词三首》、《长信秋词》(高殿秋砧响夜阑);刘长卿诗作5首:《王昭君歌》、《铜雀台》、《春草宫怀古》、《上阳宫望幸》、《长门怨》;崔道融诗作4首:《班婕妤》、《铜雀妓》(歌咽新翻曲)、《汉宫词》、《长门怨》;刘禹锡诗作3首:《团扇辞》、《阿娇怨》、《离宫怨》;崔国辅诗作3首:《怨辞二首》其一、《魏宫词》、《长信草》;王维诗作2首:《息夫人》、《班婕妤二首》;戴叔伦诗作2首:《独不见》、《长门怨》;皇甫冉诗作2首:《婕妤怨》、《秋怨》。
由上可以看出,《唐诗品汇》的选录特点有四:1、诗作数量多的作者,选录也多。如李白,他共创作了15首宫怨诗,优秀之作也多,高选便录了其中10首;2、即使诗作数量少,然艺术水平高的宫怨诗人也多入选。如王昌龄,他共创作了7首宫怨诗,数量并不多,但仅《唐诗品汇》就选了6首,这不但是对王昌龄宫怨诗艺术成就的肯定,也是符合实际情况的;3、承继前代。如崔国辅、王维、皇甫冉三人,他们的宫怨诗在唐代受到欢迎,在明代同样受到高的青睐;4、高的独到发现。如戴叔伦、刘禹锡、崔道融三人,他们的宫怨诗在唐代几乎没有选家关注,在《唐诗品汇》中,却被各自选录了两首。另外,李邕的《铜雀妓》、齐的《长门怨》、陈子昂的《感遇》(荒哉穆天子)等初唐诗人的宫怨诗,也首次被高选录。中唐以后,孟迟的《长信宫》、《宫人斜》,段成式的《折杨柳枝词》、司马礼的《宫怨》、刘驾的《长门怨》、章碣的《东都望幸》、韩的《宫词》(绣屏斜立正销魂)、(宫门长闭舞衣闲)也被选入。总之,《唐诗品汇》对宫怨诗的大量入选,表明了高对这些诗的重视,这无疑会大大普及宫怨诗在当时与后世的传播。
三 清人唐诗选本中的宫怨诗
清代的唐诗选本以较为常见的、影响较大的沈德潜的《唐诗别裁集》和《唐诗三百首》为代表。由于受到选录规模的限制,两者所选的宫怨诗数量并不多,《唐诗别裁集》仅27首,《唐诗三百首》仅14首。但两者却都选录了一些代表作家的优秀作品。如《唐诗别裁集》选录了常建的《昭君墓》、李白的《妾薄命》、刘长卿的《铜雀台》(娇爱更何日)、白居易的《上阳白发人》、元稹的《连昌宫词》等。而被前代选本所青睐的杜荀鹤的《春宫怨》、崔国辅的《魏宫词》、《怨词》;王维的《息夫人》、崔道融的《班婕妤》、王昌龄的《长信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西宫春怨》等诗作,也被沈德潜所选。《唐诗三百首》所选录的宫怨诗有:杜荀鹤的《春宫怨》、李商隐的《宫词》(十二楼中尽晓妆)、张祜的《宫词》(故国三千里)、李白的《玉阶怨》、王昌龄的《春宫曲》(昨夜风开露井桃)、刘方平的《春怨》、顾况的《宫词》(玉楼天半起笙歌)、刘禹锡的《春词》(新妆宜面下朱楼)、白居易的《后宫词》(泪湿罗巾梦不成)、张祜的《赠内人》、杜牧的《秋夕》、王昌龄的《长信怨》(奉帚平明金殿开)等。可以看出,相比之下,《唐诗别裁集》的选录更具有代表性,对诗人宫怨诗代表作的选择也更接近于事实。
综上所析,被以上选本所青睐的宫怨诗人有:王昌龄、李白、崔国辅、崔道融、常建、白居易、杜荀鹤、鲍君徵、戴叔伦、刘长卿等人,最受欢迎的宫怨诗有《长信怨》(奉帚平明金殿开)、《魏宫词》(朝日照红妆)、《怨词》(妾有罗衣裳)、《玉阶怨》、《铜雀台》(娇爱更何日)、《息夫人》(莫以今时宠)、《班婕妤》(宠极辞同辇)、《昭君墓》。当然,宫怨诗在上述不同时期的选录情况只代表了选家的个人观点,具有偶然性。但上述几个选本,或在当时流传甚广或对后世影响较大,其选中的宫怨诗被广大读者认识、阅读、欣赏,其影响是不可忽视的。此外,由于编选者各自的审美情趣的不同,上述的宫怨诗只是唐代优秀宫怨诗中的一部分,并不能全面反映宫怨诗的创作情况,如王建、张祜、王涯等人的宫怨诗所选较少,这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宫词》创作数量多,而且影响也较大,相对于数量较少的宫怨诗来说,《宫词》中不含宫怨的部分受到重视。再如,创作宫怨诗较多的李商隐、杜牧、李咸用、元稹等人,他们的宫怨诗在后世也不受重视。李商隐、杜牧的宫怨诗不被后人看重,大概是因为宫怨诗在其整体创作中水平不太高的缘故,不足以与其代表诗作相抗衡,所以未能入选;而李咸用、元稹的宫怨诗创作并没有代表唐诗的标志性风貌,所以也遭到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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