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范文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1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专门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但关于这些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学界意见分歧很大，众说纷纭，影响所及，就使部门法和各学科间的界限混淆不清，以至造成法律体系紊乱，内容重叠，相互矛盾。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法律教学研究的开展，而且使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合理性及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的可靠性产生疑惑，甚至会导致法律实践的混乱。如何科学地判定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是一个必须认真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此略抒浅见，以供商榷。

一、关于涉外经济法律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的主要观点

目前我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  一些学者认为涉外经济类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称之为涉外经济法。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一书序言中说：“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P.1)。目前，许多高校开设了涉外经济法这门课程。

2.国际经济法组成部门说  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不承认涉外经济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把它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姚梅镇教授较早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所主编的《国际经济法概论》（1989年版）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2](p.28)。笔者也曾采取这种观点，把涉外经济法律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3.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  国内经济法学著作，多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有些还明确论述了涉外经济关系与我国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例如徐杰主编的《经济法概论》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四大领域之一[3](p.11)；肖平主编的《中国经济法》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五大领域之一[4](p.14)；费宗yī＠①主编的《中国经济法》也设专章介绍外商投资企业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5]（第5、16章）。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  我国的私法著作通常包含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姚壮、任继圣所著的《国际私法基础》把涉外经济立法称为国际私法的专用实体规范[6](pp.3～8)。余先予的《简明国际私法》也认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包括国内立法中的实体规范，并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典型例证[7](pp.6～8)。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编的《国际私法》也设专门章节介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8]。1997年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在介绍国际私法的范围时说：“国际私法……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而从该书内容看，“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9](p.9)。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或补充）说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或者补充），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0](p.1)，在该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该书在介绍国际商法的渊源时，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10](p.5)，并在各章节进行了广泛的介绍。

6.民法组成部分说  我国有些民法著作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的范围，例如王作堂等著的《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明确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列为民事立法[11](p.26)。

二、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原因

在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与学科划分问题上，我国学者之所以意见不一，出现混乱，主要有以下原因：

1.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不强  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如何是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是否清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很大进展，法制日趋完备，但我国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在法制建设的许多方面缺乏经验，立法中对法律体系的规划难免有不足之处，“公益”与“私权”界限不清就是其中问题之一。这就造成国家公法过多干预私权行为，许多单行法规中既有民商性规范又有行政性规范，从而使我国民商法的内容有别于西方民商法，我国行政法的内容也有别于西方行政法，我国经济法的内容更大别于西方的经济法，这种立法特点势必导致部门法与学科界限争议。我国在立法环节上没有很好地注意分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这是造成学者之间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互相矛盾的客观基础。

2.对如何处理法律关系的多重性缺乏研究  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我国学界一般是以调整某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和构成一个部门法的原则来界定部门法的范围，然后根据这样界定的部门法范围来确定学科范围。当一些社会关系具有多重属性时，例如合同关系，既可称为民事关系，也可称为商事关系，又可称为经济关系，以上述原则界定法律部门和学科的范围势必产生混乱，造成各部门法调整对象和学科内容重叠。涉外经济关系正是多重属性社会关系的典型。对具有多重社会关系属性的法律，其部门与学科的归属应如何确定？各部门法和学科之间如何相互照应，恰当衔接？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免出现各种不同意见。

3.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尚待明确  在部门法与学科划分上，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各国学者通常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领域而与国内法并列。但国际法本身是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或者仅仅是一个学科？国际法是否也应该象国内法那样分成一些部门法？可否打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来划分部门法？这些问题在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从而也影响到部门和学科划分上的歧异。

4.对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混淆不清  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也是造成我国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当学者出于研究或教学的需要把某些法律渊源拢于一书时，往往宣称这些法律渊源构成一个部门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法构成一个学科和一门课程的基础，但部门法是依法律体系的特点而划分，是一个实务性概念，它使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便于掌握和运用，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具有直接意义；学科依某一研究领域的综合特点（如内容、研究方法）而定，学科是一个学术性概念，在法律实务中没有直接意义；课程的设置则依教学需要，以方便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因此，部门法、学科、课程三者之间的范围有可能不一致，有些学科会打破部门法体系，并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分类；有些课程则只讲授某一部门法的部分内容，例如商标法、房地产法等课程就是如此。

三、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

我们认为，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不应划入其他法律部门和学科，现将缘由说明如下：

1.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界限不可混淆

一般国际经济法学的著作都承认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法，而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法，这在国家学科分类上已有明论。如果将本来属于国内法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经济法，就成了用国际法包含国内法，势必混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并使人们误以为国内法也可以具有类似国际法的效力。正由于混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有的国际经济法学者做出错误论断，提出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乃是大势所趋，这岂不等于肯定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是正确的，而我国反对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反而错了。这种观点显然是很有害的。

第二，主张涉外经济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难以成立

到目前为止，国际经济法学著作中，主张涉外经济法律为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主要是说国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对其调整需要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互相配合。这一论据本是事实，但却不能证明国际经济法可以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因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不同部门法之间互相配合乃是常有的事，岂可因此否定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如果因为互相配合就可以用国际经济法去涵盖涉外经济法律，那么，反过来用涉外经济法这样的概念去涵盖国际法的内容又何尝不可呢？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涉外经济法著作出现了。

第三，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不等于割断二者的联系。

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是从划清部门法与学科界限的角度而言的，从学问相通的观点看，某一学科的学者往往要对相邻学科的事物进行研究，这是中外的通例。学科的范围和该学科学者的研究范围不是同一回事。在实践中，国际经济法与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是互相配合、协调运作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离不开对各国相关经济法的涉猎。不涵盖并不意味着不能研究，只是国际经济法学者的主攻方向应该落在本学科范围之内。

2.涉外经济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多数国家并不存在涉外经济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律，并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分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处于低级阶段和法制不健全的反映。例如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只有十五条，内容简略，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但它是在我国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出台的，其实际价值主要是弥补了公司法的空缺。如果在1979年之前我国就存在一部成熟的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就没有必要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了。其他涉外经济法律出台的因由，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大同小异。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涉外经济法律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融合是必然趋势。涉外经济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没有前途的。

3.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观点，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实体法。如果不顾及国际通行的观点而人为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并把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笔者曾在《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关系》[13]一文中详述此意，兹不赘言。

4.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

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也是不恰当的。我国的法律学科分类并没有列出国际商法，按照我国的法学分科体系，所谓国际商法实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围。依此论来，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就如同用国际经济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一样，这是不恰当的。

5.涉外经济法律也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经济法与民法之间界限何在，并无定论。我国的涉外经济法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规范，即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问题是后者归属民法是否恰当？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我国立法的总体特点虽属大陆法系，但我国立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模式，大陆法系多把商法与民法并称民商法，商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在商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商法规范，在商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在民商合一的情况下，商事规范似可被归入民法[14](p.45)。民法属于“私权”性质的法律。但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民法观念来看，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事规范，而是更多地体现国家利益原则。因此，把商事性质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也是不妥当的。

6.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经济法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已经不言而喻，涉外经济法律应归属国内经济法。关于涉外经济法律在国内经济法中的地位，笔者在此略加赘言。一个国家用何种法律渊源调整涉外经济关系，可有两种方式：一是依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指引，直接用一般性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而不为之另行立法，被称为内外合一模式，这是国际实践的通例，也符合国际法上的国民待遇原则；二是制定单行的涉外经济法律，排除一般性经济立法在涉外案件中的适用，被称为内外分立模式，这种作法不符合国际实践的通例，只是在个别国家和特殊情况下的产物。用单行的涉外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通常意味着对外商的差别待遇，除非这种差别待遇是超国民待遇，否则，就很容易被认为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而超国民待遇又对民族工业不利。由此可见，内外分立模式弊病多，不如内外合一模式，抛弃内外分立模式应是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1]林毓辉.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2]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3]徐杰.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4]肖平.中国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费宗yī＠①.中国经济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

[6]姚壮，任继圣.国际私法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余先予.简明国际私法[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

[8]韩德培.国际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9]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10]冯大同.国际商法（新编本）[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

[11]王作堂.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2]刘歧山.民法问题新探[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13]高尔森，程宝库.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关系[J].天津：国际经贸研究，1997，(1)

[14]史尚宽.民法总论[M].台北：正大印书馆，1981.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礻右加韦

【内容提要】我国学界关于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主要有六种观点，即独立部门说、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民法组成部分说、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主要原因在于：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不强、学界对法律关系的多重属性缺乏研究、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不清、部门法与学科和课程三者之间的关系不明。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而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也不应划入……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制定了一些专门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但关于这些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学界意见分歧很大，众说纷纭，影响所及，就使部门法和各学科间的界限混淆不清，以至造成法律体系紊乱，内容重叠，相互矛盾。这种情况不仅不利于法律教学研究的开展，而且使人们对我国法律体系的合理性及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的可靠性产生疑惑，甚至会导致法律实践的混乱。如何科学地判定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是一个必须认真予以解决的问题。本文就此略抒浅见，以供商榷。

一、关于涉外经济法律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的主要观点

目前我国学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以下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  一些学者认为涉外经济类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并称之为涉外经济法。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一书序言中说：“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P.1)。目前，许多高校开设了涉外经济法这门课程。

2.国际经济法组成部门说  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不承认涉外经济法律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而是把它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在我国，姚梅镇教授较早对国际经济法的基本理论问题进行系统研究，他所主编的《国际经济法概论》（1989年版）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2](p.28)。笔者也曾采取这种观点，把涉外经济法律看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3.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  国内经济法学著作，多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有些还明确论述了涉外经济关系与我国经济法之间的关系。例如徐杰主编的《经济法概论》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四大领域之一[3](p.11)；肖平主编的《中国经济法》把涉外经济关系作为我国经济法调整的五大领域之一[4](p.14)；费宗yī＠①主编的《中国经济法》也设专章介绍外商投资企业法和涉外经济合同法[5]（第5、16章）。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  我国的私法著作通常包含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姚壮、任继圣所著的《国际私法基础》把涉外经济立法称为国际私法的专用实体规范[6](pp.3～8)。余先予的《简明国际私法》也认为国际私法的渊源包括国内立法中的实体规范，并引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作为典型例证[7](pp.6～8)。法学教材编辑部组编的《国际私法》也设专门章节介绍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8]。1997年韩德培主编的《国际私法新论》在介绍国际私法的范围时说：“国际私法……还包括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而从该书内容看，“国家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9](p.9)。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或补充）说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或者补充），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10](p.1)，在该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该书在介绍国际商法的渊源时，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10](p.5)，并在各章节进行了广泛的介绍。

6.民法组成部分说  我国有些民法著作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的范围，例如王作堂等著的《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明确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列为民事立法[11](p.26)。

二、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原因

在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与学科划分问题上，我国学者之所以意见不一，出现混乱，主要有以下原因：

1.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不强  立法环节对法律体系的规划性如何是法律部门和学科划分是否清晰的关键。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有很大进展，法制日趋完备，但我国原是一个缺乏法制传统的国家，在法制建设的许多方面缺乏经验，立法中对法律体系的规划难免有不足之处，“公益”与“私权”界限不清就是其中问题之一。这就造成国家公法过多干预私权行为，许多单行法规中既有民商性规范又有行政性规范，从而使我国民商法的内容有别于西方民商法，我国行政法的内容也有别于西方行政法，我国经济法的内容更大别于西方的经济法，这种立法特点势必导致部门法与学科界限争议。我国在立法环节上没有很好地注意分清不同法律部门之间的界限，这是造成学者之间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互相矛盾的客观基础。

2.对如何处理法律关系的多重性缺乏研究  在法律部门与学科划分上，我国学界一般是以调整某种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之总和构成一个部门法的原则来界定部门法的范围，然后根据这样界定的部门法范围来确定学科范围。当一些社会关系具有多重属性时，例如合同关系，既可称为民事关系，也可称为商事关系，又可称为经济关系，以上述原则界定法律部门和学科的范围势必产生混乱，造成各部门法调整对象和学科内容重叠。涉外经济关系正是多重属性社会关系的典型。对具有多重社会关系属性的法律，其部门与学科的归属应如何确定？各部门法和学科之间如何相互照应，恰当衔接？在缺乏深入研究的情况下，不免出现各种不同意见。

3.国际法和国内法的关系尚待明确  在部门法与学科划分上，关于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各国学者通常把国际法作为一个特殊的法律领域而与国内法并列。但国际法本身是否构成一个法律部门或者仅仅是一个学科？国际法是否也应该象国内法那样分成一些部门法？可否打破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来划分部门法？这些问题在国内学术界颇有争议，从而也影响到部门和学科划分上的歧异。

4.对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混淆不清  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不明确，也是造成我国涉外经济法律的部门归属和学科划分混乱的重要原因。我们发现，当学者出于研究或教学的需要把某些法律渊源拢于一书时，往往宣称这些法律渊源构成一个部门法，这在一定程度上混淆了部门法、学科、课程之间的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一个部门法构成一个学科和一门课程的基础，但部门法是依法律体系的特点而划分，是一个实务性概念，它使法律作为一种社会工具便于掌握和运用，在具体的立法和司法实践中具有直接意义；学科依某一研究领域的综合特点（如内容、研究方法）而定，学科是一个学术性概念，在法律实务中没有直接意义；课程的设置则依教学需要，以方便学生掌握知识为原则。因此，部门法、学科、课程三者之间的范围有可能不一致，有些学科会打破部门法体系，并有一级学科、二级学科等分类；有些课程则只讲授某一部门法的部分内容，例如商标法、房地产法等课程就是如此。

三、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

我们认为，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应当属于国内经济法，不应划入其他法律部门和学科，现将缘由说明如下：

1.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涉外经济法律不应成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主要理由如下：

第一，国际法与国内法界限不可混淆

一般国际经济法学的著作都承认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法，而国际经济法属于国际法，这在国家学科分类上已有明论。如果将本来属于国内法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经济法，就成了用国际法包含国内法，势必混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并使人们误以为国内法也可以具有类似国际法的效力。正由于混淆了国际法与国内法的界限，有的国际经济法学者做出错误论断，提出国内法的域外效力乃是大势所趋，这岂不等于肯定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是正确的，而我国反对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反而错了。这种观点显然是很有害的。

第二，主张涉外经济法律是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难以成立

到目前为止，国际经济法学著作中，主张涉外经济法律为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的理由，主要是说国际经济关系错综复杂，对其调整需要国际法规范与国内法规范互相配合。这一论据本是事实，但却不能证明国际经济法可以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因为在解决实际问题时，不同部门法之间互相配合乃是常有的事，岂可因此否定部门法之间的界限？如果因为互相配合就可以用国际经济法去涵盖涉外经济法律，那么，反过来用涉外经济法这样的概念去涵盖国际法的内容又何尝不可呢？实际上已经有这样的涉外经济法著作出现了。

第三，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不等于割断二者的联系。

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律，是从划清部门法与学科界限的角度而言的，从学问相通的观点看，某一学科的学者往往要对相邻学科的事物进行研究，这是中外的通例。学科的范围和该学科学者的研究范围不是同一回事。在实践中，国际经济法与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是互相配合、协调运作的，研究国际经济法离不开对各国相关经济法的涉猎。不涵盖并不意味着不能研究，只是国际经济法学者的主攻方向应该落在本学科范围之内。

2.涉外经济法律不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

有的学者把涉外经济法律视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这是不正确的。因为多数国家并不存在涉外经济法这样一个法律部门，我国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律，并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分离，这是我国改革开放处于低级阶段和法制不健全的反映。例如在1979年改革开放之初，为了吸引外资，我国制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该法只有十五条，内容简略，在实践中也暴露出许多不足，但它是在我国没有公司法的情况下出台的，其实际价值主要是弥补了公司法的空缺。如果在1979年之前我国就存在一部成熟的公司法以及相关的法律，就没有必要制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了。其他涉外经济法律出台的因由，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大同小异。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发展，涉外经济法律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融合是必然趋势。涉外经济法律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是没有前途的。

3.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

根据国际上通行的观点，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实体法。如果不顾及国际通行的观点而人为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并把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笔者曾在《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关系》[13]一文中详述此意，兹不赘言。

4.涉外经济法律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

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也是不恰当的。我国的法律学科分类并没有列出国际商法，按照我国的法学分科体系，所谓国际商法实属于国际经济法的范围。依此论来，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就如同用国际经济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律一样，这是不恰当的。

5.涉外经济法律也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

经济法与民法之间界限何在，并无定论。我国的涉外经济法律，主要有两种类型的规范，即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问题是后者归属民法是否恰当？笔者认为不妥。因为我国立法的总体特点虽属大陆法系，但我国立法并没有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模式，大陆法系多把商法与民法并称民商法，商法作为民事特别法，在商法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优先适用商法规范，在商法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适用民法的一般规定。在民商合一的情况下，商事规范似可被归入民法[14](p.45)。民法属于“私权”性质的法律。但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民法观念来看，我国涉外经济法律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商事规范，而是更多地体现国家利益原则。因此，把商事性质的涉外经济法律纳入民法也是不妥当的。

6.涉外经济法律属于国内经济法

综上所述，本文的结论已经不言而喻，涉外经济法律应归属国内经济法。关于涉外经济法律在国内经济法中的地位，笔者在此略加赘言。一个国家用何种法律渊源调整涉外经济关系，可有两种方式：一是依国际私法的冲突规范指引，直接用一般性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而不为之另行立法，被称为内外合一模式，这是国际实践的通例，也符合国际法上的国民待遇原则；二是制定单行的涉外经济法律，排除一般性经济立法在涉外案件中的适用，被称为内外分立模式，这种作法不符合国际实践的通例，只是在个别国家和特殊情况下的产物。用单行的涉外经济立法调整涉外经济关系，通常意味着对外商的差别待遇，除非这种差别待遇是超国民待遇，否则，就很容易被认为违反了国民待遇原则，不利于国际经济合作的发展；而超国民待遇又对民族工业不利。由此可见，内外分立模式弊病多，不如内外合一模式，抛弃内外分立模式应是我国经济法发展的大趋势。

【参考文献】

[1]林毓辉.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

[2]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9.

[3]徐杰.经济法概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

[4]肖平.中国经济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

[5]费宗yī＠①.中国经济法[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0.

[6]姚壮，任继圣.国际私法基础[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

[7]余先予.简明国际私法[M].北京：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1986.

[8]韩德培.国际私法[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83.

[9]韩德培.国际私法新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

[10]冯大同.国际商法（新编本）[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1.

[11]王作堂.民法教程（北京大学试用教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3.

[12]刘歧山.民法问题新探[M].北京：中国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

[13]高尔森，程宝库.论国际经济法与国际公法、国际私法的关系[J].天津：国际经贸研究，1997，(1)

[14]史尚宽.民法总论[M].台北：正大印书馆，1981.

字库未存字注释：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2

一、涉外经济法的定位:纠缠于多种学说之间

(一)走不出的泥沼———现有的六种观点

1.独立部门说。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因其具有特殊的调整对象,而构成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例如,林毓辉主编的《新编涉外经济法律与实务》,该书序言中即表明:“涉外经济法是……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如同其他法律部门一样,它以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为自己存在的客观依据,并以此作为自己调整的对象,这种社会关系,就是涉外经济关系。”[1]

2.国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综观国内的经济法学著作,一般都把涉外经济法视为国内经济法的调整领域之一。例如,徐杰的《经济法概论》,肖平的《中国经济法》。此外,有些涉外经济法学专著,虽然强调涉外经济法调整对象具有特定性,但也同样坚持“涉外经济法是我国经济法的重要组成部分”[2]。例如,焦志勇的《涉外经济法概论》。

3.国际经济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经济法学者通常认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国内法渊源。例如,姚梅镇编写的《国际经济法概论》在论述国际经济法的范围时,明确把“调整国际经济关系的国内法规范———涉外经济法”作为国际经济法的渊源[3]。陈安主编的《国际经济法专论》也作了类似的表述:“国际经济法是一种多门类、跨学科的边缘性综合体,其内容涉及……各国的涉外经济法等。”[4]72

4.国际私法组成部分说。国际私法学者通常把某些涉外经济法律纳入国际私法的范畴。例如,李双元的《国际私法学》认为国际私法调整的涉外民事法律关系应是广义的,其中就包括涉外公司关系[5]。韩德培的《国际私法新论》将国际私法的范围界定为:“国际私法……还包括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综观该书的内容,“国际直接适用于涉外民事关系的法律”包括涉外经济法律[6]。

5.国际商法组成部分说。有学者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内容,例如,冯大同主编的《国际商法》(新编本)对国际商法的定义为:“国际商法是调整国际商事交易和商事组织的各种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7]。在这个定义下,涉外经济立法被涵盖。同时,在国际商法的渊源一节里,该书把涉外经济立法作为国际商法的补充,并在其后的内容中进行了广泛的阐析。

6.民法组成部分说。国内有些民法著作在体例上包含了涉外经济法律的内容,例如王作堂的《民法教程》明确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定性为民事立法[8]。

(二)我的质疑———进路的展开

1.涉外经济法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目前,各国调整涉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有两种立法模式,即“内外统一”和“内外分流”。显然,在第一种模式下,涉外经济法没有“独立”的前提。而在第二种模式中,尽管涉外经济法与纯粹调整本国境内经济关系的国内经济法相比贴上了“跨国”的标签,但其仍不应具有“独立”的地位。以我国为例,现阶段我国还存在一定数量的涉外经济法与国内法律制度相分离,其中以“三资企业法”最为典型。但这是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法制不健全,公司法没有出台的背景下产生的。自加入WTO以来,从对外资立法“废、改、立”的步伐中可以预见,我国涉外经济法与国内一般法律制度的融合势所必然。并且,世界上多数国家也都未将涉外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因此,“独立部门说”是不合适的。

2.涉外经济法不是国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首先,从一国的角度看,虽然涉外经济法具有某些国内经济法的属性,但从全球角度观察,它无疑已构成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些法律规范均在调整不同范围的国际经济关系。关于涉外经济法归属于国际经济法的主要理由,下文将进行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言。其次,有学者认为,涉外经济法将抛弃“内外分流”的立法模式,“内外统一”是大势所趋,并将此作为由国内经济法来涵盖涉外经济法的论据。对此,需要强调的是,“内外统一”的立法模式是趋势,但它只是一种过程,并非一种结果。尽管可以预见,统一调整对内对外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将慢慢占国内经济法律的主导地位,但只要国家还存在,各国利益相异,“涉外经济法律制度从理念到实践都不会消失”[9]。

3.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私法的组成部分。国际上的通说认为,国际私法是指解决国家之间法律适用的冲突规范,属于程序法,而涉外经济法属于实体法。如果随意地扩大国际私法的范围而忽视国际通行的观点,并把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私法,从学术和实践上看都是不可取的。

4.涉外经济法不是国际商法的组成部分。涉外经济法是指调整涉外经济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①。涉外经济管理法律关系的主体之间是一种不平等的隶属关系。而国际商法调整的是在一般经济交往活动中各平等主体之间发生的商品货币关系。因此,涉外经济法与国际商法有着本质的不同。

5.涉外经济法不是民法的组成部分。因本文采用经济法的“狭义说”,故可从前文的论述中推出,用民法涵盖涉外经济法,就如同用国际商法涵盖涉外经济法一样,是不恰当的。退一步讲,即使站在经济法“广义说”的立场上,将我国涉外经济法的规范类型分为两类:行政管理性质的规范和商事性质的规范。前者当然不属于民法范畴,问题是后者去向何处?笔者认为,也不应视为民法的组成部分。理由是,虽然民法和商法的分界在理论上并无定论,但我国民法强调私权,崇尚意思自治,而商法却带有公益的色彩,这一点与传统大陆法系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是不同的。就涉外经济法而言,更多地体现了国家利益。因此,从私权与公益分立的角度来看,将民法作为涉外经济法的归宿是不合适的。

二、涉外经济法的归宿:国际经济法

事实上,对事物本质的概括,不可能涵盖事物的全貌,总有处于此事物与彼事物的“边缘地带”,因而可能出现“亦此亦彼”而非“非此即彼”的情况[10]。因此,我们在探讨法的本质时,应重点抓住核心性、必然性的因素,并对边缘性、偶然性的因素,以及“亦此亦彼”的现象保持适当的关注,这才是全面认识事物的要义所在。基于这样的理念,笔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语境下,涉外经济法的核心性、必然性因素在于它所调整的涉外经济关系已成为国际经济关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一)法学角度的分析

从法理上看,这种观点体现了逻辑与实用相互兼顾的理念。有学者认为,一个跨国法律现象必然会涉及到众多法律部门,但如果把一个行为可能涉及到的法律部门放在一个盘子里就构成了一个新的法律部门,这是荒谬的,国际经济法应该把别人调整的东西还给别人[11]。

笔者认为,尽管这种观点坚持了一个法律部门只能以一类社会关系为调整对象的法学理论,在逻辑上是严密的,然而“部门法划分的科学性在于善于区别必要的交错和不应有的重复以至混乱,善于使逻辑和实用相互兼顾”[12]。国际经济法的“广义说”②之所以包含了涉外经济法,正是从实用主义的理念出发的。它没有拘泥于传统大陆法系国家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进路,并未把“法律调整什么”作为唯一的大前提,而是吸收了英美法系从具体到抽象的研究进路,以“问题是什么”为逻辑起点。虽然关于这种研究进路的法律移植是否与我国实际情况相兼容还没有定论,或者说多大程度的移植才最符合我国国情尚需探讨,但从方法论上看,它是面向实际,有所创新和可资借鉴的。这也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那就是不必墨守成规地一味强调法律体系严密的逻辑性,而是要在逻辑和实用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具体而言,国际经济法作为一个新兴的法律部门,其调整的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这并非法学家的臆断,而是由社会关系复杂化、多样化的客观趋势决定的。

从实用的角度看,首先,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任何国家都不可能任性地为所欲为,而是在一种“共进”的理念指引下,彼此合作。因此,如果只对这个“复合体”中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进行研究,就不能解决国际社会对其相互协调时所产生的问题。同样,如果只研究国家之间的协调关系也是不可行的,因为各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协调的根本内容。如果将这两种关系生硬地分割开来,不仅否认了国际经济法存在的现实社会基础,也不利于实践中问题的解决。其次,国际经济法作为在国际层面上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管理的法律,其主旨是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目前,在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国际税收等一系列领域所形成的规则已具有鲜明的“国际性”,而不再是“地域性的的涉外规则”[13]。换言之,涉外经济立法的视野应更多关注国际层面的协调才能迎接现实的挑战。

从逻辑的角度看,即使国际经济关系是多种社会关系的“复合体”,但在国际交往合作中,这多种社会关系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而调整这一“复合体”的国际法规范和国内法规范由于这一调整对象的内在联系而集合成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规范群[14]20。从这个意义上说,与传统法学部门划分的理论逻辑也并不矛盾。

正如潘抱存教授所说:“国际经济法综合国内法和国际法规范,发展成为区别于传统国际法的一个新的发展部门,是完全符合系统科学最优化原则的。”①

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有害论是值得商榷的。有学者认为,如果将涉外经济法视为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则混淆了国内法和国际法的界限,肯定了某些国家赋予国内法域外效力的正确性,是有害的。不难看出,这种观点从本质上担心的是发展中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合理权威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涉外经济立法的凌驾地位得到扩张。事实上,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时刻警惕国家经济受到不正当的限制是正确的,然而,是不是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就一定会加深这种忧虑,或者说是不是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法这种忧虑就不存在了呢?笔者认为,不尽如此。

一方面,承认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经济法不会加深这种忧虑。顾名思义,国际经济活动具有跨国性的特点,任何超越一国国界的经济交往活动,诸如贸易、投资、信贷、运输、保险,技术转让等等,总有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发生在某一东道国境内,这正是各国家通过涉外经济法所调整和制约的领域。从宏观上看,一国的涉外经济关系是国际经济关系的组成部分,因此将涉外经济法纳入国际经济法是具备合理性的。同时,这也并不必然导致对国家经济的侵犯。因为,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原则,特别是其中的“领域管辖权”(即“属地管辖权”,territorialjurisdiction)准则,各国对于部分或大部分在本国境内开展的国际(涉外)经济交往活动,理所当然地享有充分的依法予以管辖的权利。并且,根据国际社会公认的“属地优越权”(territorialsupremacy)准则,各国的国内法在管辖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交往活动、调整本国境内的涉外经济关系方面,应当优先适用[4]77。

另一方面,让涉外经济法回归国内经济法也不能消除忧虑的存在。国际法规范在我国的适用主要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适用,一般仅在民商事领域,更多的法律规范是通过转化成国内法而间接适用的。涉外经济法在很大程度上充当了这种间接适用的载体。从最初的自由市场,过渡到社会市场,再发展成现在的国际市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在经济全球化之外单独地进行体外循环。从促进贸易自由化的角度出发,国际社会在尽力协调着各国的涉外经济法,尽量求大同存小异;从各国家自己的利益出发,最大程度地参与国际市场中的经济交往活动,能够获得前所未有的巨大利益。在外源型和内发型的这两种力量交互影响中,各国共同缔结了大量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而在目前来看,这些条约的制定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发达国家的利益。为了履行在这些条约中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就必然要修改自己的涉外经济法。也就是说,虽然涉外经济法本质上属于一国的国内法,但在制定、修改,废除这类法律规范的时候,国内立法机关的意志间接地受到了发达国家的影响。在此种情况下,如果仍然说只要坚持涉外经济法是国内法,就能拥有绝对的经济,可以排除来自发达国家的压力,只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可见,国家经济是否受到不当限制,问题并不在于涉外经济法属于国际还是国内的范畴。我们对国家经济时刻保持警惕是必要的,但这与涉外经济法的归属没有直接关系。并且,值得注意的是,国际经济法的法律规范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属性,事实上,即使将“性质各异的法律规范综合在一起称为国际经济法,也并没有改变国际经济法所包括的法律规范各自原来的属性。”[14]87

(二)经济学角度的分析

从国际调节的理论来看②,倘若国际经济法不涵盖涉外经济法,那么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将失去起点和终点。众所周知,在国际上还未形成统一市场之前,各国国内经济市场的稳健运行是由“市场调节”这只看不见的手和“国家调节”这只看得见的手共同配合、相互作用的。随着经济的快速增长,交通、通讯领域技术的突飞猛进,促成了国际化和全球化市场的形成,这就要求建立与之相适应的健全的经济调节机制,否则,国际市场将是无序的,不稳定的。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存在“市场调节”和“国家调节”两种机制,它们仍发挥着重要的调节作用,但仅凭这两者显然不能满足市场国际化的需要,于是“国际调节”机制应运而生,与前两种机制在良性的互动中,构成了一种全新的调节机制体系格局。考察当前以WTO及其规则体系为首的各种国际经济调节组织和规范,不难发现,其重点均主要放在对各国涉外经济法的规制上,即推进全球经济自由化进程,消除各国政府的关税和非关税壁垒等。因此,可作如下归纳:“国际调节”所针对的是“国家调节”,“国际调节”是对各国“国家调节”的再调节[15]。而“国际调节”主要依赖的是国际经济法,“国家调节”则是通过一国涉外经济法的调整来实现的。缘此,笔者认为,国际经济法在一定程度上,始于协调各国涉外经济法之目的,终于其所包含的双边、多边、区域、全球性条约等国际法规范在相关国家涉外经济立法中得到回应之时,如此循环往复。因此,如将涉外经济法与国际经济法割裂开来,会造成国际经济法的研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③。

把一国的涉外经济法和调整经济关系的国际法一道纳入国际经济法,是符合客观经济发展趋势的[16]。因为,涉外经济关系具有双重性,从属地原则来看,它是国内经济法调整的领域,但从各国涉外市场是国际化市场组成部分的角度出发,涉外经济关系又和国际经济法紧密相关。基于这种双重性,涉外经济法究竟应该归向何处才更有前途呢?回顾历史可以看到,自20世纪初以来,国际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人们需要突破法律给经济交往带来的束缚。于是,私法的趋同化和统一化现象日渐显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GATT三大国际经济组织的建立,促使成员国的有关国内经济立法与这些国际组织的规则协调一致。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进一步推动了私法统一化和公法协调化的进程。WTO等国际经济组织凭借其巨大的影响力,触及的领域日趋宽泛,所形成的协调一致的国际规则日益增多,从而在很多领域中,使各国从理念到规则都走上了逐步统一的道路。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只有将一国的涉外经济法放在“国际”的语境中加以考察才是更科学合理的。任何看不到这个大趋势的研究都是盲目的,任何违反这个大趋势的决定都是欠妥当的。

三、结论:涉外经济法是国际经济法的组成部分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3

关键词：国内投资冲击；外商直接投资冲击；经济增长

一、背景

在我国投资一直被认为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有力工具之一。众所周知，在中国本土的投资大致可以分为国内投资和外商直接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重视吸引外商投资来促进本国经济的发展。国内投资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工具，又是抚平经济波动的有利杠杆。根据凯恩斯的经济思想，投资可以通过乘数的作用促进产出成倍数的增加。同时，投资也被政府用来调节经济的波动，尤其是在经济危机或经济萧条时，各国政府主要运用投资手段在短期内缓解经济萧条与失业。1992年以后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政策和思想观念上减少了外商对我国投资的约束，也有利于通过乘数作用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同时，外商投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显示器”，在我国经济发展迅速时对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增强，当我国经济发展缓慢时，我国外商投资的吸引力减弱。本文拟通过结构化的VAR模型，分析在不同阶段，国内投资与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以及两者各自对经济增长波动影响的特点。为今后我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方面提出建议。

二、估计方法

本文拟构建一个以一定经济理论为基础的三元的SVAR模型。其中经济增长用GDP来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FDI表示，因为国内统计的FDI是以美元表示，先把FDI用当年的汇率换算为人民币。国内投资用DI表示，由于国内没有关于DI的数据统计，在这里我们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减去外商直接投资的70%表示国内投资。以上三组数据都是以1980年为基期。第一个变量反映的是经济增长或波动的情况，后两个变量反映的是国内外投资状况。三个变量构建成一个向量Zt=（GDPt，FDIt，DIt）。

构建的SVAR模型如下：

Zt=∑Ni*Zt-i+Dt+Φt

其中，Zt-i表示向量Zt的滞后i阶项，Ni表示待估的截距矩阵，Dt表示变量的长期趋势，Φt表示简化式冲击。

由于简化式冲击Ut的经济含义并不显著，而它是相互独立的结构式冲击的线性组合。简化式冲击Φt与结构式冲击Vt之间的关系为：A*Φt=Vt，其中A为正交矩阵。

三、实证结果及评论

1.数据的说明

本文采用1980年～2015年的年度数据，其中经济增长用GDP表示，外商直接投资用FDI表示，国内投资用DI表示。

本文对数据的检验主要是单位根检验，检验数据的平稳性。经检验三组数据都为一阶差分平稳。单位根检验后使用CF滤波法，对三个变量分别使用使用CF滤波法，消除变量中的长期趋势以及不规则因素，只剩下周期因素对变量的影响。经过CF滤波后，各变量的波动情况如下图所示：

从上图看以看出，我国的GDP在观测的时间范围内持续上升，这与我国现在的宏观经济形式相符合。虽然2015年，我国的经济增长放缓，GDP的增长率为6.9%，但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仍为中高速增长水平，增长速度仍超过大部分发达国家。从1980年到90年代中后期，我国的GDP虽然持续增长，但增长速度缓慢。究其原因主要是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虽然实行改革开放但在利用外资方面仍然存在制度上限制和思想上的束缚。在80年代，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国家的计划指令而并非顺应市场经济进行调整。此外，在思想观念上人们主张“同步富裕”，在工作中缺乏效率。同时在利用外资投资方面，由于政策上的限制，外商投资的领域有限，不能充分发挥外商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从90年代末到2010年前后，我国的GDP增长速度较快。在这段时间内，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根据市场经济的运行状况，运用国家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减少经济波动促进经济发展。1992年后，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明显增加，投资会通过社会生产的各个部门促进经济较大的发展。在此期间，为了解决国内需求的不足以及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危机，国家运用财政支出，调节经济。在2010年～2014年，我国的GDP增长放缓，一方面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国家的大量投资而国内的需求没有跟上生产的速度，导致近几年我国的产能过剩，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也不利于吸引外资。在2015年，国家提出“供给侧”改革，从供给方面做出调整，生产社会真正需求的产品，所以在2015年，我国的宏观经济形势向好。

在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总量受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政策以及经济发展的形势息息相关。在1992年以前，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基本上持水平状态。1992年～1995年，外商直接投资急剧增加。一方面，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外商投资的限制减少。一方面，我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更多的外商来华投资。1996年～2000年，外商直接投资呈现小幅度的下降趋势。在此期间，由于我国的盲目投资在90年代中期，国家紧缩投资规模，我国出现通货紧缩的现象，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引力降低。此外，亚洲金融危机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外商在我国的直接投资。从2001年～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在我国呈现不断增加的趋势。在此期间，我国的GDP保持高速增长，尤其是股市和房地产，经济发展形势较热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从2009年～2015年，外商直接投资呈现上下交替波动的状况。在此期间，外商直接投资较多的是受国际环境的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状况虽然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但仍保持中高速的增长趋势。在我国投资的外商也受到本国经济环境的影响，投资带有不确定性。

相对于外商直接投资，我国的国内投资波动较为稳定。从1980年～2003年，我国的国内投资虽有增加，但增长缓慢。2003年～2014年，我国的国内投资增长较快。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经济形势过热，吸引较多的私人投资。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虽然国内和国外的私人投资下降，但国家为应对经济危机扩大投资，4万亿投资向世界一展实力。2014年以后，我国的国内投资呈下降的趋势。国内投资下降主要是前一时期国家的大力投资，导致我国产能过剩。此外，社会生产的产品不满足居民的消费需求，即供给结构不合理，影响我国的国内投资。

2.结果分析

本文运用相关的计量经济学软件构建一个结构向量自回归模型，其最优滞后期为1。在构建好模型后采用方差分解和脉冲反应函数分析分析三个变量间的相互影响关系和影响程度如何。

方差分解的结果如表所示：

（1）从纵向上看，在观察的时间范围内，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一直是呈递增的趋势。在前6年内，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小，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幅度不到GDP波动幅度的10%，即外商直接投资的冲击对GDP波动的解释力度较弱。这主要是由于80年代，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限制，使外商直接投资的数量较少，因而对GDP的影响力度不大。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05年左右，外商直接投资的波动幅度约占GDP波动的一半，即GDP的波动有一半可以用外商直接投资解释。国内投资对GDP波动的影响开始呈上升趋势，从1996年以后，国内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慢慢下降。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在9%左右。（2）从横向上看，在1992年之前，外商直接投资冲击与国内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较小，二者对GDP波动的贡献率约为26%，随着时间的推移到2000年，二者对GDP波动的贡献率为35%以上。之后国内外投资对的GDP的贡献率约为41%。可见在我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中，投资扮演一个重要角色，它是长期以来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有利工具。（3）从总体上看，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要高于国内投资波动对GDP波动的影响。究其原因，一方面国内投资中政府投资的比重较大，而政府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从而使国内投资对经济的影响减弱。政府投资和私人投资也会出现盲目投资，不能使投资转化成经济效益。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特别是大型的企业相比国内大多企业有着更高的技术、更先进的管理理念、科学的管理策略、更为成熟的营销技巧和渠道，利用外商直接投资是加速经济增长，促进一国或地区产业升级的重要外部手段。

在分析完方差分解后，用脉冲反应函数来了解，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和国内投资冲击对GDP波动的影响程度及其各自的特点。

由上图可以看出，外商直接投资冲击与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符合相关的经济理论，即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是正向的，国内外投资的增加会使国内产出增加。但是，国内外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有其各自的特点。第一，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为正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第27年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到达20000。在第36年，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到达40000。一方面，中国经济的发展吸引越来越多的外商来华投资。另一方面，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以通过资本形成、技术溢出、人力资本溢出效应作用于经济增长，还通过影响我国的贸易规模、产业结构和就业人数三个中介量对经济增长起到贡献作用。第二，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也为正向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在第36年时，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到达20000。第三，从上述两个脉冲反应函数图上可以看出，相比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相对要小，到达冲击最大影响的周期比外商直接投资长。究其原因，首先，我国政府的投资对私人投资有挤出效应，较低了投资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其次，政府的投资主要是为了抚平宏观经济的波动，在经济衰退时，国家主要是投资于公共基础设施、水利、教育等方面，国家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主要是解决就业问题。公共设施方面对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有限。然后，国内私人投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私人投资主要是投资于盈利性高的部门。例如，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的股市和房地产发展过热，一些私人投资于这些部门，房价超过社会供给与需求决定的价格。最后，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投资于国内利润高或者经济效益好的项目，在投资过程中存在技术与知识等的外溢，对于促进经济增长的幅度要高于国内投资。

3.分析结果的思考

根据我国宏观经济运行形势以及外商直接投资于国内投资的现状，对上述分析结果做出如下评论：

（1）我国国内投资对经济增长影响的能力有限，需要在投资主体及投资方向上进行改进。我国国内投资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而政府投资会挤占私人投资。近年来，国家的投资主要是保障民生，兴建公共工程，促进就业，而这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在短期来说较小。我国国内的私人投资主要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投资于创新项目的资金少。在我国私人投资主要注重短期效益。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我国经济发展过热，股市飙升至6000多点，房价超过供求平衡的均衡价格，国内的私人投资纷纷投向股市和房地产，一些中小型创新企业的融资存在限制。而在金融危机之后，国内私人投资紧缩。总之，我国的国内投资存在投资方向上的改进，只有投资于创新型项目，经济效益稳定合理的项目，我国的国内投资才能对经济的增长产生长期的拉动作用。

（2）我国的国内投资存在较多的重复投资的现象，从长期来看不利于促进经济增长。为应对经济不景气现象，国家会大力投资于基础设施项目，保障居民的就业问题。公共项目的投资只能解决短期的就业问题，人们的长期就业没有保障。所以居民不会增加消费，从而不利于经济的发展。此外，我国地方政府出于发展地方经济以及政绩考核的需要而引发的投资冲动，使土地、资金、劳动力等要素价格严重偏离其均衡水平。

（3）外商直接投资可以通过知识外溢、技术外溢、人力资本外溢等促进我国经济更好的发展，在拉动我国经济增长中其优势明显。但是，外商直接投资具有较强的外部性。其投资受到本国及世界经济发展的影响，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具有不确定性。

三、小结

外商直接投资冲击与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符合相关的经济理论，两者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都为正向的。但两者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存在不同的特点。从长期来说，外商直接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要大于国内投资冲击对产出波动的影响。其次，当外商直接投资与国内投资到达对产出波动相同的影响程度时，国内投资的时滞比外商直接投资的时滞长。二者对产出波动的不同特点主要是在于国内投资存在挤出效应以及缺乏长期投资的效益机制，外商直接投资存在的知识、技术、人力资本等优势，在促进产出增加方面有良好的运行机制。鉴于国内外投资对产出影响的不同以及当前我国宏观经济运行的现状，我国在投资方面的政策应做出调整。在外商直接投资方面，由于我国人口红利的消失，我国的外商投资纷纷转型印度以及东南亚等国家，我国的外商直接吸引力降低。对此，我国应注重人力资本的投入，用较高的人力资本吸引外商的投资。在国内投资方面，基于国内目前的经济发展形势以及国内目前投资存在的不足，我国政府应更加注重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国内消费的增加可以吸引国内更多的私人投资，从而促进经济更加良性的增长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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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任静文.FDI与出口贸易对天津经济增长贡献度的比较分析[D].辽宁大学，2013，15.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4

关键词：经济全球化 宏观经济政策 国际协调

abstract: with the globalization of the world economy, one nation's macroeconomic policies affect others' more easily. so it is necessary to coordinate their macroeconomic policies. in the 1990s, china had some instructive experiences about it. after entering the wto, china should emphasize the policies, such as exchange and trade policies, to coordinate others' in the world so as to adapt the globalization.

key words: economic globalization macroeconomic policies coordination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生产和交换等经济活动呈现国际化趋势，资本流动和其他生产要素均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国际市场进一步扩大，人们称之经济全球化。在此背景下，各国政府所运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更容易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和国际金融渠道相互传递、相互影响；因此，宏观经济政策的国际协调问题成为经济全球化中的重要课题。我国在加入wto后，与世界经济联系进一步加深，宏观经济政策也受到外部经济的影响。原来主要运用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将不得不考虑外部经济环境，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将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宏观经济政策既要注意内部的协调，更要兼顾与世界各国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协调。本文就是通过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协调方面的考察，提出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运用时需要注意的几个方面。

一、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分析

自从20世纪50年代世界经济联系加强，西方经济学者就注意到宏观经济政策在国际间协调的重要性。他们认为，宏观经济政策要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市场同时均衡，就需要这些政策工具相互协调配合。在论述内外均衡时，产生了有名的"米德冲突"思想、"丁伯根法则"、斯旺内外均衡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特别是蒙代尔-弗莱明模型（mf模型），将体现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is、lm曲线和体现汇率政策的bp曲线联系起来，集中分析了不同汇率制度和资本流动下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在内外市场均衡中的协调配合。他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固定汇率制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在浮动汇率和资本完全流动下，货币政策非常有效。1962年，蒙代尔提出"政策配合说"（policy mix theory），强调以货币政策促进外部均衡，以财政政策促进内部均衡。这些理论，已成为现代经济全球化形势下世界各国进行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理论基础。

我国经济学者对"经济全球化"的深入研究是在20世纪90年代，他们针对我国特殊经济环境提出了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模型。其中，姜波克教授认为，在我国国际资本流动管制不对称情况下， is-lm-bp模型中bp曲线是折线而不是直线，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经济政策搭配理论。今天，在我国已加入wto、经济全球化形势更为明朗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借鉴西方成熟的经济理论，另一方面还要探究新的符合我国经济现状的政策协调理论。

二、我国90s以来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

20世纪90年代，经济全球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一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互动效应加大，二是我国的改革开放程度加深。在此之中，政府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方面受经济全球化影响最深，它往往被不自觉地要求与外部经济协调配合。

1、90s上半期，主要宏观经济政策利用世界经济稳定形势，专注于国内均衡，在内部协调方面取得长足进步。

在20世纪90s上半期，世界主要经济实体美国、西欧经济相对平稳，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也比较稳健，这给我国的宏观经济政策提供了良好的运行环境。这一阶段，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主要集中于国内的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1993年下半年-1996年，通过紧缩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双紧"搭配，成功地实现经济的"软着陆"。同时，我国政府还对汇率制度进行了改革，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为日益开放的经济提供了又一政策平台。但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和"双紧"政策同时运用，使国际收支出现较大顺差，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增大。

2、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冲击我国经济，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与之协调配合。

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首先在于形成了巨大的汇率压力和外贸压力。由于周边国家的货币都大幅贬值，人民币汇率升值形成了对出口部门沉重的压力；而且，这些国家自我保护的外贸政策也直接影响到我国的出口贸易。进一步地，东南亚危机对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更深远的影响是外资政策。国际投资者出于对投资风险的考虑而减少对外投资，使外资政策效应减弱。据国家有关统计数据显示，1997年下半年，我国出口增长逐步放缓，贸易顺差减少，贸易部门效益恶化，外国资本流入减少，国内资本因降息而外逃。外部经济环境的负面影响，最终减缓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步伐，也导致1998年"通货紧缩"现象出现。

这一时期，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处于两难境地：一方面需要与外部经济协调，实行人民币汇率贬值，外贸政策更为宽松，货币政策需要扩张；另一方面，为防范通货膨胀和金融风险，人民币汇率政策不便使用，货币政策也不能过于扩张。在此情况下，我国政府坚持稳定的汇率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同时运用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调控经济的运行。政府也运用外贸政策与国际经济协调，增加出口补贴和出口退税力度、减免部分出口商品税收，鼓励出口。但是，世界经济特别是亚洲经济的衰退，以及亚洲诸国采用"以邻为壑"的货币贬值政策，使我国外贸出口更为困难。1998年，我国商品出口总额1836亿美元，增速仅为0．5%。对于外贸依存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外需的减少就加剧了国内经济的紧缩。这也就是为什么1997-1998年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不是十分明显的重要原因之一。1999年，我国政府继续为解决"通货紧缩"而努力，大力执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金融政策，侧重于内部政策的协调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效果。1999年，经济增速为 7.1%，物价则持续走低，cpi下降1.4%，ppi下降3%。众多的经济学者认为，我国经济要尽快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外部政策如汇率政策、外资政策、外贸政策必须同时加大调控力度，才能与世界经济协调配合。

3、2000年下半年开始，世界经济发展速度整体放缓，影响到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效果；特别是美国、西欧、日本三大经济实体出现衰退，它们所执行的宏观经济政策影响到我国经济，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注重国际协调。

面对经济的衰退，美国实施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动用行政手段推行贸易扩张和保护政策。这种政策的实施，虽然一定程度上鼓舞了世界经济各国的经济信心，有助于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一贯性，便于治理"通货紧缩"；但是，它使我国外贸出口形势更为严峻，外贸政策效应更小，汇率政策又面临协调变动的情形。出于经济发展的长远考虑和国内的经济形势，2000年以来，我国的汇率政策并未改变，只是强调了外贸政策、外资政策与外部经济协调，鼓励出口，同时利用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外国资本进行协调，引进外资。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依旧侧重在国内经济部分，这也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快速恢复。

三、加入wto后，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从20世纪90年代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国际协调的实践看出，政府出于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因素的考虑，以国内经济均衡为主要目标，宏观经济政策侧重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而对于汇率政策、贸易政策和外资政策的协调使用则比较慎重。随着中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客观上要求我国宏观经济政策必须兼顾国际协调。

汇率政策是一国进行国际经济协调的重要环节，它可以通过价格机制和金融资产流动机制影响进出口贸易和资本流动。有学者指出，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固定汇率政策和浮动汇率政策在协调国际经济时各有利弊。固定汇率政策一方面有利于经济的稳定，另一方面也容易与货币金融政策冲突，使货币政策失去独立性；浮动汇率政策则可以根据国际经济形势而改变，但它可能使货币政策反复无常地波动，也更容易受国际经济的影响。我国实行的人民币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实际类似于固定汇率制，随着中国加入wto后，它在国际经济协调中的弊端将更为突出。例如，在20世纪90年代，面对变化多端的国际经济和国内经济，我国汇率政策和货币政策、贸易政策、外资政策就有过几次冲突：1994年至1996年，逐步紧缩的货币政策与外汇占款增大之间的冲突；1998年因东南亚危机而使我国出口减少与汇率政策不变之间的冲突；1998年至1999年，因国内通货紧缩而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与过热的美国经济形成的本外币利差以及汇率政策稳定之间的冲突；2000年至今，汇率政策不变与扩张的贸易政策之间的冲突。我们预计，在我国加入并融入wto的过程中，经济全球化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因此，我国政府可以考虑适当放松汇率政策，扩大人民币汇率浮动区间，还可以把汇率政策纳入货币政策的大框架下，使之从属于国内货币政策，从而达到内在的协调一致。

贸易政策也是我国加入wto后需要积极运用的政策工具。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各个国家往往会采用各种经济的和非经济的手段来鼓励出口，保护国内经济。因此，加入wto后，我们必须在wto规则范围内执行合适的贸易政策；同时，还可以考虑有限度的关税政策和非关税政策内容。我国要学会在关税逐步下调的条件下，宏观调控进口商品的数量和质量结构；也要利用wto允许的政策鼓励出口，调整出口商品结构，提高国际竞争力。

经济全球化下，外资政策也可以发挥国际协调作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lawrence robert klein 曾预言："中国加入wto最大的好处是很多的外来资本将涌入中国，这将为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提供充足的资金。"中国很多经济学者对此也保持乐观的看法。事实上，我国加入wto后还要加强对外资的调控和监管，特别是要学会调控"投机型"外资，防范金融风险，维护经济主权和经济安全。

债务政策实际上是从属于财政政策的一项内容，在我国加入wto后国际债务是协调国际经济关系的重要方面。近年来，我国外债数量在增加，1998年为1460．4亿美元，1999年为1518亿美元，2000年1457余亿美元，2001年1701亿美元。当然，我国外汇储备也在增加，1998-2001年分别达到1450亿、1546.7亿、1655.7亿、2121.6亿美元，短期外债与外汇储备之比均在国际标准之内。但是，加入wto后，我们要合理安排外债结构，注意外债政策与汇率政策的协调，防范金融风险。

四、简短结论

一国宏观经济政策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协调配合，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是随着国际经济特别是经济大国的政策而相机变动的。加入wto后，我国政府在积极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来协调国际经济时要注意几点： ① 货币政策可以采取钉住主要国家金融货币政策的办法，确立控制货币供应量的单一目标。 ② 相机使用汇率政策工具，可以使用比较宽松的汇率政策和谨慎的货币政策搭配方式，一方面防止国内物价上涨，另一方面为进出口贸易创造良好的条件。 ③贸易政策要坚持量出为入的原则，在wto规则允许下调控进出口数量和质量结构。④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必须与国际上机构性协调结合起来，才能更有效地发挥作用。 参考文献：

1、 姜波克.开放经济下的政策搭配[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2、 陈平，王曦．人民币汇率的非均衡分析与汇率制度的宏观效率[j]．经济研究，2002(6)．

3、 何刚．论开放经济下我国经济内部外部平衡的协调[j]．经济评论，2000(6)．

4、 顾卫平．中国经济内外均衡的环境与对策[j]．上海经济研究，2002(3)．

5、 谢平，张晓朴．货币政策与汇率政策的三次冲突[j]．国际经济评论，2002(5-6)．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5

关键词：开放经济 内部均衡 外部均衡

一、内部均衡目标与外部均衡目标

在封闭经济条件下，政府的宏观经济调节目标可概括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与封闭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不同，开放经济条件下，商品和资本、劳动力等生产要素跨越国界流动，通过商品与要素的跨境流动，一国与国际经济市场就紧紧联系在一起。开放经济条件下的宏观经济政策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政策环境与政策目标更为复杂。这种开放经济，既为宏观政策提供了封闭经济所不具备的许多有利因素，也对宏观政策造成了较大的冲击，而这一矛盾开放经济依靠其自身运作无法得到解决。因此，在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宏观调控经济的中心任务是在实现经济稳定与发展的同时，确定合理的经济开放状态，并解决二者之间的冲突。宏观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为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四个方面。其中经济增长是一个长期目标，且应通过市场机制的自身运作来持续推动，可暂不考虑，因而短期目标只包括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和国际收支平衡三个。而上述三个目标又可以分为两类：内部均衡目标和外部均衡目标。内部均衡目标，即内部经济处于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状态；外部均衡目标，即国际收支平衡。

二、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关系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相互影响，当一国采取措施努力实现某一均衡目标时，该措施可能会同时带来另一均衡目标的改善，也可能会同时使得另一均衡目标受到干扰和破坏，前者被称为内外均衡的一致，后者被称为内外均衡的冲突。

1.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一致性。如果一国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且国际收支顺差，为实现内部均衡，政府采取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措施进行调控，这会通过边际进口倾向的作用导致进口的相应增加，在出口保持不变时，带来经常账户的减少，从而使原来的国际收支顺差状况得到改变而趋于平衡；同样，如果一国通货膨胀，且国际收支逆差，政府会采取消减社会总需求的措施，这会使进口相应减少，在出口保持不变时，导致经常账户逆差减少，进而改善国际收支逆差的状况，使之趋向平衡。这样，政府在采取措施实现内部均衡的同时，对外不均衡也产生了积极影响。如表1中的第1种和第3种情况即为上面所分析的内外部均衡。

2.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的冲突性。表1中的第2种和第4种情况则意味着内外均衡冲突。以第2种情况为例，当一国经济衰退、失业增加且国际收支逆差时，政府应当采取增加社会总需求的措施进行调控，这会通过边际进口倾向的作用导致进口的相应增加，在出口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使经常账户的逆差增加，使国际收支逆差更加恶化。这表明，政府在通过调节社会总需求实现内部均衡时，会使外部经济状况距离均衡目标更远，即此时内外均衡存在冲突。

表1.开放经济条件下内外均衡的矛盾

三、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目标的实现

1.以内部均衡为主，外部均衡为辅，实现内外均衡。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内部均衡与外部均衡是宏观经济四大目标的具体化和形式化，内部均衡目标与外部均衡目标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由于我国目前还缺乏能够真实反映充分就业水平的失业率指标，以及充分就业与经济增长的一致性，所以本文主要分析经济增长、价格稳定与国际收支平衡之间的关系。一般而言，内部均衡决定外部均衡，而外部非均衡也会反作用于内部均衡，即一国经济增长的快慢和物价的稳定状况，会对国际收支特别是经常账户余额起到决定作用；而国际收支的不平衡，尤其是经常账户的较大盈余或赤字，也会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和物价稳定。内外均衡之间关系的最终表现，正是上述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共同结果。

2.运用政策工具实现经济稳定性与合理开放性，促进内外均衡发展。对开放经济来说，它一方面在运行中要保持自身的相对稳定，避免通货膨胀、失业等宏观经济失衡现象；另一方面经济开放的最重要目的就是要通过商品、劳务、资本的国际流动来增加本国福利，而内外均衡的目标实际上就是对开放经济的内在稳定性与合理开放性进行描述。在开放经济运行中，同时处于内外均衡区间的情况很少，各种变量变动造成的冲击会使经济偏离最佳区间，政府必须运用可控制的变量即政策工具来实现经济的稳定与合理开放。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新兴国家，要从本国国情出发，扩大市场开放，促进贸易便利化，从而实现内外部均衡增长。

参考文献

[1]王巾英 崔新建 国际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2]克鲁格曼 国际经济学（第五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6

10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外交部成立新司局——国际经济司。外交部部长杨洁篪当日表示，成立国际经济司的目的，主要是顺应新形势下加强经济外交工作的要求，从政治和外交角度更好地参与国际经济合作和经济治理，维护国家的发展利益和经济安全。

“国际经济司的成立是大势所趋。”外交学院教授苏浩对记者表示，它与全球外交内容重大变化有密切关系。

著名核裁军专家汉斯·布里克斯（Hans Blix）认为，当今世界从MAD时代进入了MED时代。MAD指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即互相确保摧毁，指在美苏冷战时期，美苏进行了疯狂的军备竞赛，双方都制造并储存了大量核武器，其数量足以摧毁地球若干次。而MED指Mutual Economic Dependence，即经济上相互依存，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各国的关系变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依存关系。

经济关系同样也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外交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这种重要性在不断得到强化。

经济外交的内容包括推进中国“走出去”战略，推进中国和各驻在国的经贸关系和投资合作，区域和地区间经济合作，以及发展对外援助等等

曾任中国驻荷兰、瑞士、法国大使的吴建民就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表示，自己在担任驻外大使期间，其中有60%的经历都是在做经济方面的工作。

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发展研究部主任姜跃春介绍，过去虽然外交部没有国际经济司，但是也一直在做经济领域的相关工作，除了各个使领馆外，政策规划司的经济合作办公室承担了相应的工作内容。

外交部新闻发言人洪磊介绍，该司的工作主要包括：中国领导人出席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等重大峰会的筹备及后续行动；会同国内有关部门，从政治和外交上协调、研究和参与联合国及有关国际、区域合作框架内的经济与发展合作及相关业务；研究全球经济治理、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及制度、规则建设、区域经济合作有关问题。

姜跃春分析，国际经济司的职能主要有两个方面，即研究和协调。一方面针对国际宏观经济研究，另一方面协调和沟通各个使领馆以及外交部与其他部委间的工作。

宏观经济研究主要将针对世界经济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和热点问题，比如对欧债危机的研判，经济司将从外交政策的角度提出政策建议。同时经济司也将对各种区域合作组织和大型国际会议提供信息支持。

协调和沟通的职能则包括向各个大使馆下达经济工作方面的计划和任务，为各个大使馆间的经济信息提供沟通渠道，更重要的是，为外交部与其他各部委在经济领域的工作提供协调和沟通。

有接近商务部的人士对记者表示，对于外交部国际经济司的成立，商务部多少还是有些担心，其中部分工作内容免不了与商务部重合。

姜跃春则认为，重合肯定是有的，但是外交部和商务部仍然会各有侧重，外交部侧重国际宏观经济的研判，而商务部侧重微观领域的经济活动。

出任国际经济司首任司长的是前中国驻荷兰大使张军，他自2008年被派驻荷兰担任大使，现年52岁。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7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其产生叠加影响，使基本波型发生变形。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经济内在的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业成分比重大，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因此，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其特殊原因及传导机制。

1、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是造成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最直接的内在原因之一。从周期波动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有显著的相关性。投资波动决定着经济波动，并大于经济波动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乘数——加速数机制而形成，同时又受供求机制约束。在扩张期投资的急剧扩张带动着工业生产的急剧扩张，引起需求的急剧膨胀，带动社会各种需求连锁地旺盛起来，从而进一步带动工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急剧扩张。经济扩张最终会受到供求约束，从而依照扩张时的传导链条，相应导致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的萎缩，国民经济增长也就出现了波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决定投资波动的主要方面，一直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而政府部门的投资直接服从于政治目标，往往会作出扩张经济和投资规模的决策。因此，政府投资的波动一直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震源。随着政府调控政策工具的增多以及决策的科学化，波动周期明显变长，波动幅度相应减小，这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

2、农业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这是由我国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决定的，农业对经济波动虽不构成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但却对经济增长具有最根本性的影响。工业波动是最易觉察也最易被认可的波动，但它仅是一种表层的波动。既然国民经济各部门是有机联系的，经济发展由农业而至工业是其一般规律，那么，农业就不可能独立于经济循环之外，它离工业波动愈远，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就愈深刻，从而也就愈难以纠正。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往往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波动。它的波动幅度虽然没有社会总产值波动大，但它往往是后者波动的先导，有着明显的“超前性”和“扩张性”，比后者先行1—3年。农业波动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作用的传导机制是：农业波动影响投资波动，投资波动影响工业波动进而对国民经济波动构成影响。农业波动对投资及工业的影响是通过粮食、原材料、劳动力、市场这四条渠道进行传递的：粮食可储存性较强，对投资的当期影响较小，滞后期一般为1—2年；原材料对投资的影响，虽不象粮食那样直接，但对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部门构成威胁；当农业景气时，农民会自动将资金和劳动力转移至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反之，作用则相反；农业波动将直接影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到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工业品市场的购买力。

3、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第一、二、三次产业增长率的波动，构成整个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一定时期内各次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决定着该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状态特征。一般来说，第一产业波动幅度较小，但易受自然条件影响，很不稳定；第二产业波动幅度较大，经济的周期波动本来就源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第三产业波动幅度较小，又不易受自然条件影响，较为稳定。我国产业结构的独特性表现为：农业基础脆弱，后劲不足；工业结构向加工工业倾斜，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基础工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供求约束的作用，结果造成经济波动的扩张期不能持久，很快就因“瓶颈”部门制约而进入收缩阶段。

4、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外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与大规模投资和生产的扩张相互发生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扩张主要不是受需求约束，而是受供给约束，因此，当投资需求大大提高，生产迅速扩张导致社会总供给不足时，短期内最有效缓解“瓶颈”产品短缺的办法就是进口，从而相应延长了经济波动的扩张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显著扩大，外贸依存度显著上升，使我国调节经济波动的能力有所增强，从而使经济波动有所减缓。可以预见，随着加入WTO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将更直接影响我国的进出口变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波动。

5、人为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里主要指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因素。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受政府方面影响更大，因而，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周期，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周期。改革前，我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是，不断地追求和推动经济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扩张，势必人为地造成“大起大落”；改革后宏观调控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加强了“逆周期”调节，从而使经济波动趋于平缓。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

依据引起经济波动的不同因素，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生成原因分为外生理论和内生理论。按照这种划分，所有关于非经济的原因都属于外生原因，如自然条件、科技进步等；所有与经济运行本身相关的原因都属于内生原因，如供求对比，结构矛盾等。然而，这种划分又不是绝对的，很多因素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因而具有双重意义，如货币供给，信用扩张等，它们既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影响经济过程，又可以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表现为内生变量。

内在经济和外在经济篇8

为什么国内需求主导21世纪的经济增长

构成gdp增长的“三驾马车”当中，投资与消费属于内需，出口属外需。经济制度背景、资源禀赋、所处的工业化阶段和历史发展轨迹决定了国家经济发展的主驱动力，因此有外需主导的国家发展模式，也有内需主导的发展战略。就我国而言，内需是21世纪推动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内需主导的经济发展战略首倡立足资源禀赋。我国具有至为重要的三项内需主导禀赋：人力资源、差异化的市场和后发优势。13亿人口本身就是庞大的市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支撑起空间巨大的国内消费。适龄劳动力持续增长，不会带来劳动力成本的代际上升。经济发展阶段、地域和文化的多样性，使国内不同地区间具有类似国际的比较优势，经济互补性很强。21世纪初期和中叶，经济仍将处于推进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特征的高速增长期，“后发”效应持续，消费结构升级所创造的需求将持续拉动经济增长。虽然面临资源能源消耗巨大、土地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环境压力加大等一些制约因素，外需无法替代内需成为经济增长的关键。

由经济制度变迁释放的外需增长激增，已经逐步被消融于经济增长的常规发展之中。单纯追求外汇增长的管理目标被宏观经济协同发展目标所取代，计划经济时期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驱动力也不复存在。更近的研究指出，入世效应带来的经常性贸易顺差和人民币汇率升值预期带来的外需增长将很快为购买力平价所平衡，经济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借力于外需终将是不稳固的。统计结果也印证了经济制度转轨中不同变量对增长贡献率的变化，贸易顺差占总需求的比重很低，根据1978—2005年我国经济增长三大需求相关性分析，对经济影响最大的是投资，其次是消费，净出口最小。

近几年经济增长过度依赖外贸的现状，需要国内需求的增长来防范和化解可能带来的风险。上世纪90年代，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一直在30%上下波动。1996—1999年间，我国的贸易依存度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在中等贸易依存度国家当中属于最低位。本世纪以来，外贸依存度急剧升高，大大高于世界同期水平，2005年达到64%。美国、日本、巴西、印度等国家1980-2001年之间该指标平均波动幅度为14-20%，最高的年份也一直没有超过30%。尽管有汇率、贸易结构、统计口径等一些争论，但我国外贸依存度明显偏高是不争的事实。在剔除了微观层面套汇的行为(压低出口商品价格与调高利润以流入外汇)后分析，出口结构中多数是劳力与资源密集型的产品，粗放型数量扩张导致经济福利输入与输出严重不对等。维持外贸高增长对我国技术进步、经济安全和资源的可持续已经构成威胁。

国际经济环境存在的不确定性，使得内需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尽管世界经济对美国的依赖正在减弱，但美国经济的影响力无法躲避。领头羊经济增长的脆弱性正在改变国际市场的预期，美国正面临“双赤字”、养老金体系难以持续、产业外移后结构升级困难等问题，如果不能在吸收国际资本流入来平抑巨大的贸易逆差和维持国内资本市场之间取得平衡，美国经济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冲击，我国经济无疑会首当其冲。由此带来国际金融体系不稳定，如果美元持续走软，将增加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如果人民币升值的幅度和时机把握不当，会对我国外贸出口、产业结构调整甚至金融安全造成较大冲击。国际贸易保护手段日益多样化，环保、知识产权等问题将成为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的新制约。对外需依赖的脆弱性将要增加经济发展的泡沫，无论从何种希冀出发，购买力平价最终平衡了外需增长的短暂激增。如果把眼光深陷于短期贸易利益中，21世纪宏观经济的大势反而看不清晰。比较优势和规避经济发展的风险时常在提醒我们，坚持以内需为主导、充分有效地利用内源性要素加快发展，必将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立足点和长期战略方针。

内需导向型财政政策选择：宏观政策认知的变通？货币政策的陷阱？

侵消货币政策天空氤氲的往往是普遍式的财政政策阳光。单纯过于松动或者紧张的货币政策常常置货币流动性于难控的境地，与缺乏货币政策工具的情形一致，不够完善的资本市场减弱了金融产品多样性。然而控制货币流动性更为核心的冲突来自宏观经济的结构性因素，在改善国内需求的结构和质量的努力中，货币政策似乎缩手缩脚。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央行票据失效之时，就是祭出财政政策之始。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以财政政策为主导的经济宏观调控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型，财政政策取向经历了紧缩-扩张-中性的转换。最近一轮的宏观调控始于2003年，货币投放增长过快和社会的投资规模庞大引发宏观经济中不健康、不稳定的因素显现。尽管持续高投资风险在增加，货币政策并没有及时降低货币供给的速率，当已经演绎成为问题时，过剩的流动性涌入房地产的开发和投机，这无疑加重了国内需求结构的不协调。货币政策对于当下的流动性过剩似乎束缚了手脚：非但无益于调整内需的结构，且反向激励了投资的激增。然而，过剩的流动性并没有流向待改善的产业部门和待鼓励的潜在消费需求：管理部门和经济学家也已注意到2006年第三产业所显露的疲惫之态，主要原因是来自该产业的投资乏力和消费结构落后引起的消费不足。

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制度造成货币政策新的压力源。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强化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而这种预期可能会在短期内使外汇储备持续快速增长；外汇储备的供给相应形成国内货币的供给也就是流动性的增加，最终宏观经济所表现出的过剩流动性显然与央行的通货膨胀目标形成冲突。在传统的货币政策工具里，此时是可以选择提升利率作为反向的操作手段，但是利率的提升会进一步加强人民币的升值预期。利率工具所能影响到的微观经济主体多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的国有企业，它们对于利率的敏感性并不很高，所以利率的提升可能无法达到预期效果，反倒给银行体系造成潜在风险，进而甚至可能导致通货紧缩的后果。流动性供给增速加快的压力一部分来自于经济内在结构的不合理性：显著的问题是内需与外需的构成不尽合理、国内需求的结构性困境与需求质量待改善，使新增的流动性无法流入到需要资金支持的领域中(如产业结构的升级)，而是流向了利润率高于平均利润率的产业，如房地产业和证券业这样的领域中。显然，这将会影响到经济的稳定发展和健康增长。就我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而言，快速的经济发展需要经济中较多的流动性给以支持，如果经济结构有更好的调整，内需的结构和质量得到改善，货币供给的增加并不一定会产生较大的通货膨胀压力。经济结构调整和宏观政策选择的困境，让我们看到货币政策挣扎于“流动的陷阱”中而左右为难。货币政策的限度，仿佛看到了重新评估财政政策的意义：以需求为导向的财政政策是否应成为引领宏观经济的主要政策层面？

财政政策改善经济结构、矫正流动性过剩的“杀手锏”在于治理国内需求的结构矛盾，改善的过程是为“短腿”公共产品的融资和为制度改革注资的过程。

第一，财政政策是疏通国内需求释放渠道的核心环节。我国高速经济增长面临的严峻挑战是资源、环境约束增大了经济成本；协调发展和社会和谐受到威胁；体制改革滞后，抑制经济增长的活力，这些制约了经济内在增长机制形成。驱动今后5-15年的国内市场需求，必须积极推进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财税体制、金融和外汇管理体制以及投资体制的改革，土地和其他重要资源价格形成机制和环境补偿机制改革，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为经济发展注入强大活力。这些改革和社会问题的核心就是财政体制的改革、财政政策的调整和实际财力上的支持。

第二，财政政策效果的选择重于宏观经济的“势”。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同为宏观调控的基本工具，货币政策长于总量调节和币值稳定，政策手段简单，对需求的调节作用比较间接和宽泛，是“中药”。财政政策手段丰富，直接作用于总需求，有效地进行结构调整、收入分配调节，是“点打”。宏观经济的短期总量调控更多是运用货币政策，在此过程中注重财政政策(国债发行、赤字规模等)的稳定性，为货币政策提供稳定的运行环境，减少不可控性和不确定风险。

第三，财政政策是综合性的政策工具。财政政策涵盖涉及社会和经济领域的所有公共性问题，主要是推动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保障社会的安全稳定这两大方面。在保障社会安全稳定方面包括国防与安全、社会公平、社会保障、教育等方面政策；在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方面包括与货币政策的配合、财政本身的可持续性、提供公共品与公共支出、环境保护等方面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