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姻法律规定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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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法律规定篇1
1950年5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颁布施行。这是新中国制定的第一部法律。1950年婚姻法的核心内容是废除包办强迫、男尊女卑、漠视子女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保护妇女和儿童权益的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
1980年,经过修订,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通过了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
如今,1980年制定婚姻法时人们最关心的婚姻年龄已经不是问题了。经过20多年,当代人们的婚姻出现了许多的新问题。人们的婚姻观念、情感选择和追求日渐复杂多变,呈现许多的新元素。特别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更关心的是婚姻质量、夫妻财产等等新问题。
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把修改婚姻法列入立法规划。在广泛听取社会各界意见的基础上,于2000年8月提出婚姻法修正案征求意见稿。社会各方反响强烈。
2000年10月,婚姻法修正草案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8次会议初步审议,再次掀起声势强大的讨论热潮。2000年12月,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9次会议再次审议婚姻法修正草案,并邀请了全国人大代表参与讨论。在征求意见的基础上又作了一些修改,内容涉及重婚和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问题、离婚时财产分割等人们关心的诸多方面。
2001年1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修正草案)》正式由各新闻媒体公示,征求全民意见.《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于2001年4月28日由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
经过一段时间的激烈讨论,在人们热切的目光中,修改后的婚姻法终于公诸于众。这部适时而出的新法充分结合了我国的司法实践,反映了新时期的社会意愿、婚姻家庭关系的转型和当今人们道德规则的发展变革,许多条文出现了变化。了解新婚姻法,用法律规则调整自己的社会生活行动,是每个人所必修的一课。
《婚姻法》改了哪几处
此次《婚姻法》修改引起了全社会各个阶层的广泛热烈的争论。如今,被大家寄予了太多期待的“新婚姻法”终于出台了。这部“婚姻法”究竟在哪些方面又有了变化,日前,记者就其中的有关问题及法律适用情况走访了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民庭胡华军法官。比较其他人,法官们更注重从审判实践和实际操作角度看待这部新出台的法律,胡法官称,新法在许多方面变动很大。
■婚姻登记制度体现新思维
首先变化的是婚姻登记方面,按照修改后的婚姻法第八条规定“ 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符合本法规定的,予以登记,发给结婚证。取得结婚证,即确立夫妻关系。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其中,“补办登记”是新增加的内容。我国在50年代确定了婚姻登记制度,1994年出台《婚姻登记管理办法》中不再承认“事实婚姻”,明确以登记为婚姻成立的要件,未经合法登记,认定为非法同居。新法中登记原则出现了一些变化:允许补办登记手续。以此看来,部分试婚关系在补办手续后就得到了认可。当然,关于这一条,需要出台新的司法解释解决操作中的问题。
■夫妻财产分割更加明晰
关于夫妻财产的规定也有了重大变化,这体现在第十八条的第一款和第三款,该条款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为夫妻一方的财产:(一)一方的婚前财产;……(三)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原来的婚姻法规定夫妻婚前个人财产经过一定期限可以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其中重大财产经过8年,一般财产经过4年。新法取消了这个转化。但是,胡法官称,在离婚适用这一条款时,如何充分保护婚姻存续期间付出劳动较多的一方的利益,也是在执行新法时应注意的问题。例如,在农村,还存在很多扭曲的婚姻关系,一般是女到男家落户,由此婚姻建立时,经济基础主要是男方的,一旦离婚,如何在新法的规定下适当保护婚前财产薄弱的女方利益,也是在实践中应该考虑的问题。
关于继承的财产,原婚姻法规定在婚姻存续期间继承或接受赠与的财产都是夫妻共同财产。新法第三款的规定则着重体现了更加尊重立嘱人和赠与人的意愿。
■非婚生子女教育费的问题
原法的条文中只强调规定了生父的义务,新法中规定为“不直接抚养非婚生子女的生父或生母,应当负担子女的生活费和教育费,直至子女能独立生活为止。”体现了男女平等,生父生母负有相同的义务。另外,胡法官认为,虽然原来的条文中对教育费也有规定,但是在目前接受教育的途径多元化的社会情况下,如何确定合理的教育费范围,也是以后可能会引发纠纷的问题。
■“军婚”保护上有所突破
在军婚方面,新法也有了改动,第三十三条规定,“现役军人的配偶要求离婚,须得军人同意,但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的除外。”其中增加了“重大过错的除外”的规定,对军婚的保护范围进行了限制,不再是绝对的保护。
如果像以前,当军嫂的无论出现何种情况,要离婚还必须征得军人同意,那样势必会引起做军人配偶的顾忌,现在这一修改既保护了军人的权利,也从根本上解决了军人难找配偶的问题,其实是更好地保护了军婚。
■探视权有了法律依据
修改后的婚姻法设定“探视权”的条款,即夫妻离异后对子女的探视权:“离婚后,不直接抚养子女的父或母,有探望子女的权利,另一方有协助的义务。”以前,虽然由探视引发的纠纷特别多,但是一直没有明确的法律可以适用。以后,这类问题可以解决了。
■家庭暴力不再是“家务事”
修改后的婚姻法对实施家庭暴力构成犯罪者做出明确规定,这一规定,在我国婚姻法律中尚属首次。
据了解,近年来,我国家庭暴力问题在一些地方比较突出,因为家庭暴力导致离婚和人身伤害的案件不断增多。有资料显示,去年我国涉及家庭暴力的信访数量占各地妇联婚姻家庭类信访数量的六分之一。修改后的婚姻法规定“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以及所在单位应当予以劝阻、调解。对正在实施的家庭暴力,受害人有权提出请求,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予以劝阻;公安机关应当予以制止。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家庭成员,受害人提出请求的,公安机关应当依照治安管理处罚的法律规定予以行政处罚。”新婚姻法增加了救助措施以及法律责任,法律明确了居委会、公安机关等单位对家庭暴力受害人进行救助的法律责任,以后他们就不会互相推卸责任了。
不过,胡法官强调,在这一条的实际操作中,如何巧妙运用工作方法和工作技巧,是非常重要的环节。中国人历来有“家丑不可外扬”的传统,一旦有外力因素介入,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导致家庭的破裂。所以还有一个掌握度的问题。
■确立过错责任赔偿原则
修改后的婚姻法对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等原因导致离婚的,规定了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明确了对无过错一方的保护。离婚时,一方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夫妻共同财产,或隐藏债务企图侵占另一方财产的,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对其少分或不分。但这里面的一个难题是取证。
■增加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原来婚姻法规定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以及法定婚龄和禁止结婚的条件,但对违反这些规定结婚的,没有作出相应的规定。修改后的婚姻法首次引用民法中“无效”和“可撤销”的规定,提出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不符合结婚条件的婚姻被视为无效,无效婚姻自始无效。按照新法规定,重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实施家庭暴力的;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均属无效婚姻。
对于无效婚姻,婚姻登记机关或者人民法院有权宣告该婚姻无效。当事人以及利害关系人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该婚姻无效的请求。
修改后的婚姻法还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加以强迫或者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对于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有权在规定期限内撤销该婚姻。
胡华军法官说,修改后的婚姻法更加体现了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新型婚姻家庭关系精神,不过,虽然有了很好的规定,在实际运用中,还会不可避免地出现一些新的问题,例如探视权,如何既能保障离异父母的权利,又有利于子女的健康成长,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并出台相适应的司法解释。法律不应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惟一手段
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整个社会的婚姻行为将受到这部修改后的法律的限制和约束。然而,是不是它能解决人们婚姻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呢?据悉,在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一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婚姻法的决定中,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处理道德和法律在婚姻家庭关系中的作用。
曾参与过婚姻法修正案草案起草工作的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教授巫昌祯指出:“道德是基础,法律是保证,法律不是万能的。”他认为,只有将法律和道德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家庭是伦理的实体,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是一部带有鲜明伦理色彩的重要法律,它所规定的义务,也是道德的要求。”巫昌祯说。
专家指出,仅靠婚姻法不可能解决家庭的所有问题。调整婚姻关系,除了法律手段,还有行政、道德的手段,婚姻法在性质上属于民事法律范畴。家庭关系涉及亲情、夫妻感情等问题,这些感情问题属于心理范畴,具有琢磨不定、难以把握的特点,也难以识别判断。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不应是法律约束得越多越好,介入得越深越好。
有法律专家指出,对形成事实婚姻的“包二奶”应该依法禁止,而对通奸、婚外恋等行为,则应该主要通过德治、党纪、政纪、教育、舆论等办法解决。
新婚姻法律规定篇2
论文摘要：新中国于1950年制定了婚姻法，后来分别于1980年、2001年修改了婚姻法。通过两次修订，婚姻法在基本原则、结婚制度、夫妻财产制度、法定离婚理由制度、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等方面得到了较大的完善。在制定民法典时，应该在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夫妻人身关系、亲子关系、监护制度、扶养制度等方面进一步完善。
新世纪之初对1980年《婚姻法》的修正，是我国社会生活和法制建设中的一件大事，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
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成员人人都是现实的和未来的婚姻家庭主体。婚姻家庭法以其调整的对象的普遍性、广泛性和特殊性，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中均具有重要的地位。在新中国的婚姻家庭法史上，1950年《婚姻法》和1980年《婚姻法》的颁行，世纪之交对《婚姻法》的修正，堪称具有标志性的三个里程碑。当前，全国人民正在党的领导下致力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社会和谐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没有婚姻家庭的和谐哪来全社会的和谐?和谐社会需要相应的法制保障。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完善的婚姻家庭法制是和谐社会的法制基石之一。我们应当从这样的高度去认识继续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性。
值此《婚姻法》修正五周年之际，《金陵法律评论》特辟纪念专栏，邀集有关学者撰文笔谈，这是很有意义的。纪念《婚姻法》的修正不应当局限于缅怀往事，更重要的是，应当以此为新的起点，总结我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经验，探讨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途径和方案，这才是更好的纪念。
一、新中国婚姻家庭立法的历史回顾
1950年5月1日颁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是新中国成立伊始制定的第一部具有基本法性质的法律。在建国以来的法制建设中，婚姻家庭法可以说是起步最早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出于建国后全面改革婚姻家庭制度的客观需要，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我们早在解放前的革命根据地时期就积累了婚姻家庭法制建设的比较丰富的经验。这就从必要和可能两个方面回答了《婚姻法》为什么成为新中国第一部法律的问题。至于婚姻家庭立法的相对的滞后性，则是随着社会生活和婚姻家庭生活的发展变化，由于立法措施不够及时而出现的。
1950年《婚姻法》是民主革命时期婚姻家庭制度上的反封建斗争在法律上的总结，又是适应建国后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实际需要而制定的。它从法律上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实行新民主主义婚姻家庭制度，在我国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中具有伟大的历史功绩。但是这部法律的历史使命并不仅以反封建为限。废除封建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扫清基地。实行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是通向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必由之路。当时所说的新民主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实际上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雏形。基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特点，婚姻家庭制度的民主主义性质的改革和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之间，是直接相通的，并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鸿沟。
经过建国初期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特别是1953年的大张旗鼓、深人人心的贯彻婚姻法运动，婚姻家庭制度上的反封建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社会主义的婚姻家庭制度已经初步建立(尽管在法律上的提法未作修改)。依笔者之见，在上世纪50年代后期，就应当对1950年《婚姻法》作全面的修改和补充，将本法重点从制度上的破旧立新，转移到系统、全面地调整婚姻家庭关系上来。令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直到所谓的“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1980年，我国才制定了第二部《婚姻法》。
1980年《婚姻法》的颁布，是基于当时的婚姻家庭领域中拨乱反正的需要，是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需要，是保障公民婚姻家庭权益的需要。通过这部法律的颁布和贯彻执行，使在“文革”十年中遇到严重破坏的婚姻家庭制度改革重新走上了健康发展的轨道。
与1950年《婚姻法》相比较，1980年《婚姻法》作了下列修改和补充：一是对原则和保障原则实施的禁止性条款作了必要的增补；二是对婚姻成立要件的修改，包括法定婚龄和禁婚亲等；三是扩大了对家庭关系的法律调整，将祖孙、兄弟姐妹关系纳入了调整范围，在夫妻财产制上，1980年婚姻法的规定也比1950年婚姻法的规定更为具体；四是增设了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实体性规定，以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条件、在离婚的程序、离婚后的子女、财产、生活等问题上，也作了适当的有针对性的修改。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婚姻家庭立法。章节结构虽然稍有变动，但基本内容并没有脱离1950年《婚姻法》的框架，就其总体而言，修改和补充的幅度并不是很大的。回想当年1980年《婚姻法》的前6次草案，条款均较最后的定稿为多，而且一直是以《婚姻家庭法》命名的。后来才有所简化，并沿用原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生活和广大人民的婚姻家庭生活经历了巨大的变化，1980年《婚姻法》的原规定已经不能完全适应在新形势下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需要。面对婚姻家庭领域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通过立法措施采取相应的对策。我们应当充分肯定1980年《婚姻法》的历史作用，但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首先，该法本身原来就存在大量的立法空白，对若干应当规定的事项未作规定，这些方面的缺陷在颁行当时就为一些法学工作者和法律实务工作者所指出；其次，该法原有的若干规定已经滞后于现实，这方面的缺陷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呈现的。
关于《婚姻法》的修改，从研究、呼吁到列入立法议程，经历了相当大的时间跨度，可说是与上世纪九十年代相始终的。早在1990年，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在纪念1950年《婚姻法》颁行40周年1980年《婚姻法》颁行10周年的文集中就提出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立法建议。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就修法一事征求了各方面的意见，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受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审议了有关修法的提案。从1995年10月3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6次会议决定将修改《婚姻法》补充列入该届人大的立法规划，到2001年4月28日修改决定的通过，整个立法过程历时五年有余。《婚姻法》的修正是完善我国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但决不能就此而止步。婚姻家庭法学界的同仁应当一如既往，为继续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制进行广泛深入的研究。
二、《婚姻法》的修法成果及其局限性
关于2001年《婚姻法》的修法成果，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予以评价，一是过程，二是结果。
先谈过程，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调整涉及到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家家户户的切身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婚姻法修正案》在孕育过程中就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法学界和社会学界)和广大群众的密切关注。在此过程中出现各种不同的意见和争论，是十分自然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首先是修法的基本思路和方案之争。一种是力求一步到位，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思路和与此相适应的方案。这种主张认为，这次修法既要为当前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和问题制定有效的对策，更要致力于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的系统全面的建设；内容力求完备，各种具体制度应当成龙配套，相关的单行法(如收养法)也可纳入其中，从而形成一个具有科学性、系统性和一定的前瞻性的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当然，一步到位绝不意味着今后一成不变，但法律的基本框架应当是相对稳定的，将来可视情况的变化作局部的修改和补充。在这次修法的前期工作中，修改婚姻法领导小组主持起草的《婚姻家庭法试拟稿》，便是这种思路的产物。
另一种是两步到位，分期完善的思路和方案。这种主张认为：修法应当突出重点，对1980年《婚姻法》作局部的补充和修改。关于现实生活中那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应当作出若干有针对性的规定。某些具体制度可以增设或在内容上予以补充(如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离婚的法定理由等)。但是，原法的名称不变，框架也基本不变。至于各种制度的完备化和系统化，可留待制定法典化的民法时再作考虑。在这次修法的后期工作中提出的《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大体上是与这种思路相一致的。当然，这种思路并没有否定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性，同前一种思路的分歧，主要是立法步骤上的分歧。
其次是关于具体制度、具体规定之争。这方面的论争有的发生于法学界内部，有的发生于法学界、社会学界的部分学者之间，其内容主要包括配偶权和忠实义务、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重婚和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家庭暴力等。关于这些问题，许多学者已有专文论及，此处从略。
《婚姻法修正案》在定稿前经过全民讨论。立法机关的审议也是盛况空前的。修改《婚姻法》的过程，是我国立法民主化的一次重大实践。
再看结果。按照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的《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的决定》修正后的《婚姻法》对原法的补充和修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关于总则性的规定。为了更加有效地保障《婚姻法》诸原则的贯彻执行，增设了两项禁止性的条款即“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和“禁止家庭暴力”，从而加强了维护一夫一妻和保护家庭成员人身权利的力度。同时还以专条规定了婚姻双方和家庭成员对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的共同责任。这一规定集中体现了《婚姻法》的立法宗旨和价值取向，具有总体上的规范性和导向性。
关于夫妻财产制。与原法颁行时相比较，现实生活中的夫妻财产关系更加复杂化和多元化，表现在客体范围、发生途径、权利形态以及对外的财产责任等诸多方面。经过这次修正，一是改进了原有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分别列举了婚后所得共同制下双方共有财产和一方个人财产的范围、种类。在共同财产制的前提下，为一方个人的财产权利提供了适度的空间。二是初步构建了约定夫妻财产制，规定了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形式以及约定的对内和对外效力。有关对外效力的规定，兼顾了夫妻的财产权益和第三人的财产权益，有利于保护社会交易的安全。
关于离婚法定理由的具体化。在重申原法中的概括性、原则性的规定，即如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的同时，增设了若干列举性、例示性的规定。符合法定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这些情形包括：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有、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以及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这些规定增强了法律适用中的可操作性，是有利于保障离婚自由、防止轻率离婚的。
关于救助措施和法律责任。这是修法后增设的一章，取代了原法附则中过于笼统的有关规定。章内对违反婚姻家庭法行为的受害人，规定了必要的救助措施；对实施违反婚姻家庭法行为的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包括行政处罚、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等。
这次修法，对原法的补充和修改(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共有33项，以上仅为对立法重点的摘要列举。此外，关于子女不得干涉父母再婚的自由、离婚后对子女的探望权、离婚时的经济补偿和损害赔偿等规定，也是对原法的重要突破。
2001年对《婚姻法》的修正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必要措施，其成果是应当予以充分肯定的。经过这次修改，填补了一些原来存在的立法空白，使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得到了更加有效的法律保障。五年来贯彻执行《婚姻法》的实际情况，也证明了这次修法是成功的，一些新增的规定是行之有效的。但是，如果从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高度对其作理性的审视，这次修法在内容上是没有全面到位的，是有其局限性的。虽经修改和补充，仍有许多立法上的空白。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尚不完备，体系结构和规范的配置尚待改进，婚姻家庭法的规范体系尚未系统、全面地确立。笔者认为，这次修法既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重要步骤，又是一种过渡性的或阶段性的立法措施。婚姻家庭法制的全面完善，仍须继续努力。
三、在法典化的民法中全面完善婚姻家庭法制
民法的法典化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大好时机，将完整的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纳入民法作为其中一编是完善婚姻家庭法制的最佳方案，目前已成为学界同仁的共识。
婚姻家庭法(或亲属法)历来便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重视身份关系的古代，身份法的发达是早于财产法的。到了近现代，大陆法系国家均将亲属法编人民法典；在采取单行法主义的英美法系国家，婚姻家庭法也是属于民法体系的。出于种种原因，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婚姻家庭法经历了从与民法分离到向民法回归的过程。
自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婚姻家庭法是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还是民法的组成部分之一，对于这个问题，在法学界和法律实务界都是有歧见的。早期曾以独立部门说为通说究其原因，一方面同我国源自解放前革命根据地的立法传统和建国后的立法现状有关；另一方面，原苏联的法学和立法体制对此也有一定的影响。我国1950年和1980年的两部《婚姻法》都是以单行法的形式问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的颁行，已对上述歧见作出结论。在立法体制上，婚姻家庭法已向民法回归。《民法通则》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婚姻家庭领域的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正是发生于作为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的。同时，《民法通则》还对公民的婚姻家庭权利和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作出了若干原则性的规定。由此可见，婚姻家庭法并不是一个独立于民法之外的法律部门，而是民法中的具有自身特点的组成部分。这种特点，是由主体之间的特定亲属身份决定的。将婚姻家庭法作为一编列入法典化的民法，标志着婚姻家庭法在立法体制上向民法回归后，进一步在体系结构、编制方法上向民法回归。
目前，法典化的民法正在起草之中，将婚姻家庭法列入其中已成定局。但是，在编制方法、具体方案上仍有不同意见之争。一种意见主张，应将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集于一编，将婚姻家庭领域的各种具体法律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各种规范要合理配置，使其形成一个严谨有序的整体。其实，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试拟稿起草组便是以此为立法目标的。另一种意见主张，从目前的婚姻家庭立法的现状出发，将《婚姻法》、《收养法》各作为一编纳入法典化的民法，在具体内容上可作必要的修改和补充。笔者在两部民法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的建议稿(一为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学研究会受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委托起草；一为中国人民大学民商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起草)中，都是持前一种主张的。至于后一种主张，看来简便易行，但不利于保持婚姻家庭法规范体系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无法全面体现相关制度的内在联系，在体系结构上也是缺乏合理性的。如以收养为例：基于收养而拟制的养父母子女关系，只是亲子关系的类别之一，收养制度只是家庭制度的组成部分，毋须作为单独的一编。在婚姻家庭编中分设各章，以收养为其中一章，是更为适宜的。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婚姻家庭编对除婚姻、收养以外的家庭法规范也应予以足够的重视，可按不同的规范群组合成章。
与编名之争相比较，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的具体内容更为重要。我们认为，在法典化民法的婚姻家庭编(或亲属编)中，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
亲属是基于婚姻、血缘和法律拟制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婚姻家庭主体之间的各种权利和义务，都是以特定的亲属身份为其发生根据的。除婚姻家庭法外，其他法律也有若干涉及亲属事项的规定，但是某些规定殊不一致，关于近亲属的范围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关于亲属制度的通则性规定，如亲属的种类、近亲属的范围、亲等及其计算方法等，都是民法婚姻家庭编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增设这些规定是统一我国亲属法制的需要，在立法技术上，在涉外婚姻家庭关系和区际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上，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夫妻人身关系与配偶权
在夫妻关系中，人身关系是主要的方面；财产关系虽然也很重要，但它是以人身关系为发生根据，从属于人身关系的。修正后的《婚姻法》在夫妻财产关系方面的法律调整有所加强，关于夫妻人身关系的规定却一仍其旧，并未增添新的内容，这种情形是与婚姻家庭法的身份法性质不相适应的。民法婚姻家庭编应以增设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规定为立法重点之一。将配偶权作为夫妻人身关系方面的各种权利义务的一个上位概念，在法理上并无不妥之处。为什么可以有亲权、监护权等，而不可以有配偶权呢?那种将配偶权仅仅归结为性的独占权的说法，显然是一种误解。
(三)亲子关系与亲权
亲子关系是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权利义务是亲子法律关系的核心内容，大陆法系国家的亲属法中一般均设亲权制度。英美法系国家中，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也是具有亲权性质的，不同于其他监护人对未成年人的监护。现行《婚姻法》对亲子关系的法律调整失之过简。民法婚姻家庭编中应当增设亲权制度。依法行使亲权既是父母的权利，也是父母的义务。亲权的内容应当在法条中作列举性的规定，以利于父母在人身和财产等方面对未成年子女进行全面的监督和保护。
收养法属于亲子法的范围，民法婚姻家庭编中似可增设收养一章，用以取代现行的《收养法》。当然也可在婚姻家庭编中仅对收养的效力作若干原则性的规定，保留《收养法》的单行法地位。
(四)监护制度
就法理而言，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可视为亲权的延伸；对无行为能力和限制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其制度也是比照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制度而设置的。现行的《民法通则》中有关监护的几条规定，难以全面规范监护关系，在民法中将监护从其他编移置于婚姻家庭编，在体系机构上更为合理。监护章应就未成年人的监护和欠缺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分别加以规定。其内容包括监护人的范围和顺序，监护的成立和终止，监护人的职责，以及监护监督等事项。监护人应以有监护能力的自然人为限。所谓单位监护在很多情形下是很难落实的。
(五)扶养制度
扶养是发生于特定亲属之间的生活供养责任。完善扶养制度是实现家庭的经济功能的必然要求。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扶养制度也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补充。目前，《婚姻法》中有关扶养的规定是分散的，按照不同主体分别加以规定的。用语也各不相同，有的称扶养，有的称抚养或赡养。在民法的婚姻家庭编中扶养可以单独成章，从而构建统一的、完整的扶养法规范体系。在用语上应将抚养、赡养均称为扶养，同《刑法》、《继承法》中的提法相一致。关于有法定扶养关系的亲属的范围、扶养权利人行使权利、扶养义务人履行义务的顺序，以及扶养的程度和方法等，均应作出明确的规定。根据我国家庭生活的实际情况，似可将同居一家、共同生活的直系姻亲也列入扶养的范围。
除上述立法重点外，对修正后的《婚姻法》中已经增设的一些制度和规定，也应针对适用中的情况和问题，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改进。
在修改《婚姻法》的前期工作中，试拟稿起草组曾对婚姻家庭法的框架结构作过反复的研究和论证。目前，几个版本的民法婚姻家庭编的建议稿也对编中的章节划分提出了大致相同的方案。按照一些学者的共识，民法婚姻家庭编可以分为以下各章：通则、亲属、结婚、夫妻、离婚、父母子女、收养、监护、扶养、关于违反婚姻家庭法行为的法律责任、区际婚姻家庭关系和涉外婚姻家庭关系的法律适用等，可在民法的相关编中作统一的规定。
新婚姻法律规定篇3
无效婚姻制度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2001年4月28日修正并正式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中新增设的一项制度。这是新中国建国以来两部婚姻法都未涉及的问题，也是法学界多年来一直探讨、争论的话题。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填补了婚姻法中的一项空白。不但维护了婚姻法的权威性、健全了法制，而且为执法部门处理违法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这就是那些利用婚姻诈骗钱财、只讲权利而规避义务，甚至重婚、纳妾、包二奶等严重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居心叵测的人受到法律的震慑和制裁。但是，该部《婚姻法》中新增的三条无效婚姻制度仍有不完善的地方，还存在一些法律空缺问题。社会复杂、涉及面广，仅有这三条制度不能涵盖一切。这就使得执法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不仅要用《婚姻法》中的三条无效婚姻制度来处理案情，而且要用更多的时间领会和运用法律的精神来解决问题。本文试就无效婚姻的含义、无效婚姻的成因、以及无效婚姻所带来的财产的分割、子女的法律地位等一系列法律效力问题作一探讨。
关键词：无效婚姻 可撤销婚姻 法律效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已于2001年4月28日修正并正式实施。这部《婚姻法》是根据依法治国的精神，为了适应改革开放以来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在1980年婚姻法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新婚姻法针对现实生活中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作了新的补充和修改。如：1、在总则一章中，除了重申五项基本原则以外，增加了一条新的内容，即"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⑴。2.、有针对性地补充了禁止条款，在禁止重婚的同时，补充规定了"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行为、"禁止家庭暴力⑵"等。3.完善了夫妻财产制，充实了薄弱环节。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夫妻财产呈现出的数量大、品种多和价值高的特点，具体规定了：a.夫妻共同财产的概念⑶；b.明确了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⑷；c.完善了约定财产制，把1980年婚姻法对夫妻财产仅有的一条规定，扩大成了三条⑸，增强了执法的可操作性。4.设立了离婚的损害赔偿制度，加大了对破坏婚姻家庭行为的制裁力度，规定了因重婚，有配偶与他人同居、实施家庭暴力、虐待、遗弃家庭成员而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要求赔偿损失⑹，这就充分保护了无过错一方的权益，而且具有预防和警示作用。
笔者认为，这次婚姻法的修改，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增设了无效婚姻制度，这是我国建国以来两部婚姻法都没有涉及的问题。新的婚姻法中，对于无效婚姻的原因、申请无效的程序和无效的后果均作了明确的规定。无效婚姻制度的确立，填补了这一立法空白，不但维护了婚姻法的权威性，健全了法制，而且为执法部门处理违法婚姻提供了法律依据。但是新婚姻法中新增的三条无效婚姻制度仍有不完善的地方，仍存在一些法律空缺问题，本文试就无效婚姻的成因及法律适用问题作一探讨。
一、无效婚姻概述
无效婚姻是欠缺婚姻合法生效要件的婚姻或违反婚姻成立条件的婚姻⑺。
一个合法有效的婚姻必须具备法定要件，法定的结婚要件可分为两类：一、结婚的实质要件：婚姻实质要件是指婚姻当事人本身以及双方之间的关系必须符合的法定条件。它包括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两种：1、结婚的必备条件，又称积极要件，是指结婚双方当事人必须具备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我国结婚的法定条件有三：一是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二是必须达到法定婚龄；三是必须符合一夫一妻制。2、结婚的禁止条件，我国结婚的法定禁止条件有二：一是禁止一定范围的血亲结婚；二是禁止患有一定疾病的人结婚。二、结婚的形式要件，结婚的形式要件是指婚姻成立的法定程序或方法，这是婚姻取得社会承认的方式⑻。依我国《婚姻法》结婚登记是我国公民结婚的法定形式要件，即是婚姻成立的法定程序。结婚当事人双方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是其结合受国家法律承认和保护的前提，而又具备结婚的形式要件即履行法定的结婚方式，才能成立合法婚姻。婚姻是被一定社会所确认的两性结合，男女两性结合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才是合法有效的，合法性是婚姻成立的本质要求，凡是不符合结婚的法定要件和程序的都是违法婚姻，无效婚姻是一种违法婚姻。无效婚姻由于欠缺婚姻成立的某一项或某几项要件，因而不具有婚姻的效力，在婚姻当事人之间不能产生预期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稳定关系到社会的稳定，故而各国法律都把婚姻作为该国的重要法律制度加以确认，通过各种法律手段干预婚姻问题，规定结婚虽然是个人的私事，但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实质要件和程序要件才能取得法律上的效力。
对于违反结婚要件所形成的违法婚姻，世界各国立法主要采取两种制度来处理，即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我国《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婚姻法》第12条规定：无效或被撤销的婚姻，自始无效。当事人不具有夫妻的权利和义务。从《婚姻法》的规定可看出不管是无效婚姻还是可撤销婚姻均应为广义的无效婚姻，他们均违背了结婚的要件形式，且所带来的结果也同样为自始无效。因此，可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统包含在无效婚姻之内。
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未明文规定无效婚姻制度，但司法实践中却存在着对无效婚姻的处理。如对近亲结婚的处理，要么收缴结婚证，进行注销登记来终止婚姻关系，要么办理离婚以终止婚姻关系。如对重婚的处理则是通过追究刑事责任来终止婚姻关系的。在依法治国、建立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应将无效婚姻制度写入新法之中，填补立法空白。《婚姻法》第10条对无效婚姻做了规定，第11条对可撤销的婚姻做了规定。
在现实生活中由于不存在无效婚姻制度，而无法对违法的早婚、重婚、纳妾等行为进行有效的制裁，混淆了合法婚姻与违法婚姻的界限。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把包办买卖婚姻、近亲属婚姻、有禁止结婚疾病的婚姻、一方欺骗另一方的婚姻、弄虚作假缔结的婚姻，认定为夫妻感情确已破裂而准予离婚的理由⑼，就是由于缺乏无效婚姻制度造成的。而事实上离婚的存在是以合法婚姻为前提的，婚姻都不成立，哪来的婚可离呢？因此，将无效婚姻作为离婚处理，既有悖法理，又不能有效地制止和查处违法婚姻，无法保护当事人的权益，也有损于婚姻法的严肃性。因而，不论从借鉴世界各国立法经验来看还是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不论是从理论上考虑还是从社会生活的稳定考虑，确立我国无效婚姻制度是历史的必然。
二、无效婚姻的成因
无效婚姻是指欠缺婚姻成立要件的违法婚姻，只要违背结构要件： （1）结婚实质要件，包括结婚的必备条件和禁止条件。（2）结婚的形式要件中任何一条，均形成无效婚姻。结婚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我国婚姻均做了明确规定，具体说来，无效婚姻的原因应包括：1、缺乏当事人合意，违背当事人意愿，破坏"男女双方必须完全自愿"的基本原则的。2、未达法定婚龄的。3、违背我国"一夫一妻"制基本原则而重婚的。4、违背婚姻法中规定的结婚的禁止条件的：a.禁止近血亲结婚；b.禁止患一定疾病的人结婚。5、有生理缺陷，无性功能的。6、缺乏婚姻的
形式要件，未履行法定婚姻程序的，等。
我国修改前的婚姻法没有无效婚姻、可撤销婚姻制度，对于不符合结婚要件的婚姻，实践中是作为离婚的理由，通过离婚来解除该婚姻关系。虽然离婚也能终止这些婚姻关系，但它是以婚姻有效成立为前提的，这就使婚姻法对婚姻成立要件的规定形同虚设，从而对严重违反一夫一妻的婚姻无法进行处理。为了解决这个问题，1994年2月1日颁布实行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把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的，都认定为无效婚姻，未区分无效婚和可撤销婚。婚姻法则明确规定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
根据《婚姻法》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1）重婚的；（2）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3）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4）未到法定婚龄的。《婚姻法》第11条规定：因胁迫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该婚姻。受胁迫的一方撤销婚姻的请求，应当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提出。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当事人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由此可见，不管是自始无效婚还是可撤销婚均欠缺法律规定的结婚要件，所以可以为广义上的我国的无效婚姻产生的原因应分自始无效婚和可撤销婚两种。自始无效婚是指婚姻因欠缺实质要件，从成立时起就没有法律效力的婚姻，即有效的婚姻关系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可撤销婚姻，又称为相对无效的婚姻，就是指双方当事人欠缺结婚合意的婚姻。凡是属于严重违反公益性结婚要件而形成的婚姻，属自始无效婚；一般性违反公益要件或违反公益要件的婚姻，属可撤销婚。
我国列入无效婚姻的四种情况中，前二种，即"重婚"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都属于严重违反公益性结婚要件，重婚严重违反了一夫一妻制的婚姻基本原则，近亲婚严重违背了社会伦理道德，应属自始无效婚。而第三、四种情况即"疾病婚姻"和"早婚"，列入自始无效婚姻则有失妥当。因此相对于重婚和近亲婚而言，疾病婚和早婚所欠缺的程度较轻，没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而且欠缺的要件嗣后有可能得到满足。例如结婚时未达法定婚龄，而结婚后达到。如果当事人已经达到法定婚龄，又以结婚时未达法定婚姻为由主张婚姻无效，则既不利于保护另一方当事人的合法利益，又不利于维护婚姻制度的严肃性。因此，对于未达法定婚龄和有禁止结婚的疾病的婚姻，不宜按无效婚姻处理。
婚姻法规定的四种形式无效婚姻的原因，但对这四种无效婚姻应如何适用法律，婚姻法未明确规定，笔者认为，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应遵循以下原则：1、在对重婚问题上认定，应坚持前婚有效，后婚无效原则，所谓重婚是指有配偶的人又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违法行为，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他人登记结婚的违法行为。虽未登记结婚，但有配偶的人与他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亦构成重婚。重婚是被法律严格禁止的违法行为。本法第3条第2款规定："禁止重婚"。对于重婚的，不仅要确认重婚者的第二个"婚姻" 无效，解除其重婚关系，还应追究重婚者的刑事责任。我国《刑法》第258条规定，有配偶而重婚的，或者明知他人有配偶而与之结婚的，处二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当然，前婚必须符合结婚的实质要件和形式要件。2、对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应包括直系血亲，也包括拟制直系血亲。婚姻法第七条第一款规定：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禁止通婚。禁止一定范围内的近亲属间结婚是古今中外的立法通例。3、我国《婚姻法》第7条第2款规定："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禁止结婚。我国法学界目前普遍认为婚姻法和婚姻登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过于原则笼统，不利于执法和公民知法守法。"法学界多数人认为，婚姻法应明文规定禁止结婚的疾病的种类和范围，以便于实践中操作。"
《婚姻法》没有把不符合结婚形式要件的婚姻作为婚姻无效的原因，只是在第8条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对没有补办的，应当如何处理也无明文规定，而《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明确规定：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以夫妻名义同居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起诉到法院的，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与此相比较，《婚姻法》似乎又承认了事实婚姻。笔者认为，《婚姻法》规定较《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更为灵活，实际生活中，不办理结婚登记的情况复杂，有的是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不登记，有的是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不登记，也有的法律意识淡薄，传统习俗根深蒂固，也有的是婚姻登记宣传工作 、登记环节薄弱造成的。基于这些原因，不宜搞"一刀切"一概认定为无效婚姻，笔者认为，认定无效婚姻的最根本因素应为是否是双方男女当事人的合意。但也不能放任这种未履行法定形式的婚姻，应当责令其补办结婚登记手续，取得合法的婚姻关系，不愿补办结婚登记手续的，可按《婚姻登记管理条例》的规定认定为无效婚姻。在解除其非法同居关系时，应本着照顾妇女儿童利益的原则，解决子女和财产问题。双方所生子女，为非婚生子女，可以协商由哪一方抚养；协商不成的，应根据子女的利益和双方的具体情况判决。同居期间双方共同劳动所得和购置的财产，按一般共有财产处理；为共同生活、共同生产形成的债权债务，按共同债权债务处理。但是，对补办登记前的效力如何认定，补办后应追溯到何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我认为，补办登记前，效力待定；补办登记后，应追溯到男女双方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之时，这样能更好地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按2001年1月11日《婚姻法（修正草案）》第10条规定，对于无效婚姻，是采取宣告无效。这往往可能会给一些玩弄异性的人钻法律的空子，如有的人未办理结婚登记而先后与多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既然其"前婚"为当然无效，当事人"无婚可离"，则"后婚"也当然"无婚可重"，不能追究其重婚违法行为的责任。
三、无效婚姻的效力
在现代社会中，婚姻在世俗上的本质属性是其合法性，男女两性的结合只有符合法律规定的各种要求，才能产生夫妻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如果某些男女两性的结合欠缺法律规定的实质要件或形式要件，便会逾越法律所承认的婚姻自由原则的理想范围。为了树立婚姻法的制度权威，世界各国的法律都不赋予这种两性结合以婚姻的法律效力。然而，无效婚姻毕竟是在否定既成社会事实的基础上产生的，如果刻板地坚持无效婚姻的自始确定、当然绝对无效，就不可避免地造成法律与事实的脱节，并且对于其间弱者的打击也是致命的⑽。目前，我国的相关立法修正案和法学界的观点对这些因素和对当事人善意或恶意予以充分地考虑，但在执行中如何具体把握还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此，如何建立与当代社会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无效婚姻法律后果制度，仍是我国今后婚姻立法和理论研究的重点。
（一）婚姻无效时财产的公平分割问题
无效婚姻虽然判为非法，但其存在也需要相应的物质条件作为支撑，并且必须要取得并支配一定的财产。在其结合被宣告无效后，法律该如何处理与之有关的财产呢？我国学者大都建议按共有财产处理，但也有学者建议适用离婚时财产分割的有关规定。不论如何，都有一个共同出发点，既无效婚姻自始无效。而人们对无效婚姻的财产分割上的莫衷一是，也盖缘于此。若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其男女两性的结合虽然可以用"非法同居"一言蔽之，但其财产关系的法律性质却难以界定。
无效婚姻财产分割的直接依据不应是无效婚姻的性质，而应是婚姻无效的后果效力。我们主张，以婚姻的无效是否具有溯及力为标准来评判财产的分割更能体现出现代婚姻法中所折射出的理性
光华和对妇女儿童进行特别保护的公平正义要求。无论以什么理由结束婚姻或类似婚姻关系，现代婚姻法为了平衡由此带来的影响，不仅不计较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的区别，而且也逐渐忽略二者同有效婚姻的区别。表现在无效婚姻的财产分割上，仅仅因为当事人曾经共同生活过就应赋予其一定的财产分割权。
当然，法律对无效婚姻当事人财产分割权力的赋予并非一概而论的，必须以基于当事人的善意与否所确定的无效婚姻是否具有溯及力为标准。如果男女双方皆为善意，因其无效婚姻并不溯及既往，由此导致的财产分割当然准用离婚时的有关规定。如果双方当事人皆为恶意，则其无效婚姻自始无效，只能根据双方有无约定而按一般共同财产或者个人财产处理。如果只有一方当事人为善意，则对善意者的财产应按对其有利的、可由其选择的财产制形式来处理。对恶意者，则适用善意一方选择的夫妻财产制的有关规定。例如，如果没有相反的约定，善意者的财产归个人所有，而恶意者的财产视为夫妻共同财产，善意者有权参与分割。这样一来，才能真正使法律与当事人在共同生活中的主观心理和行为表现上相一致，从而保障法律与社会实际情况的吻合，以及法的公正性。通常，善意一方在日常共同生活中处理双方的财产问题时，总是从合法婚姻的目标出发的，以共同奋斗使家庭财产共同增值为自己的最大利益。而恰恰相反，恶意一方从一开始共同生活就很难真诚地以共同奋斗使家庭财产共同增值为自己的最大利益，往往存留后路或私房。如果法律再不尽可能地对这种恶意加以限制，无疑对善意一方会造成更大的伤害。
当婚姻被宣告无效后，善意者是否有权请求损害赔偿呢？世界各国对此普遍持有肯定的态度，其中以意大利为甚。根据意大利《民当典》第129条附加条的规定，即使善意缔结婚姻的配偶没有遭受损失的证据，也要对其给予适当的补偿。不过笔者认为无效婚姻的损害赔偿应当符合侵权损害的一般要求。当事人一方请求损害赔偿，必须确实在财产或精神上受有损害，并且对方对此有已知或应知的过失。如果对方无过失，则不得对之请求损害赔偿。如果双方都有过失，则应适用过失相抵原则，酌情减轻或免除其赔偿责任。
我国以往的司法政策规定，对非法同居期间患严重疾病的，另一方应在解除同居关系时给需要帮助的一方以生活帮助。尽管这很难说是有权请求损害赔偿，但它照顾了人道、公平的社会正义要求。对这种财产上的照顾性规定，应该以立法明确加以肯定。这次的婚姻法修正案12条在规定无效婚姻的财产处理时要求："同居期间所得的财产，由当事人协议处理；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根据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判决。对重婚导致的婚姻无效的财产处理，不得侵害合法婚姻当事人的财产权益。"这种规定带有一定的损害赔偿的意思，但不如规定为损害赔偿更合理，更科学 ，更能体现公平正义。在没有共有财产进行分割时，有过错的一方仍有赔偿义务。当然，要对赔偿的范围加以限定，例如，同居生活中青春赔偿费的请求是否支持，一方与第三人同时同居等情况的处理。这些具体规定也可以司法解释形式予以解决。
（二）婚姻无效时注意公正确立子女的法律地位。
传统上认为，无效婚姻只是借婚姻之名来说明违法结合之实，并非婚姻的种类之一，由此所生的子女当然称之为非婚生子女，在现实社会中极受鄙视，与亲生父母也不发生任何法律上权利义务关系。然而，随着现代社会对人权、平等、人道、血统等理念的追求，非婚生子女的地位逐渐得到提高。这种逐渐提高非婚生子女地位的立法之所以被人们视为社会进步，其理论基础在于：其一，非婚生子女也是人，亦同属父母所生，不应因其非婚生而倍受冷遇；其二，婚姻之外的性结合罪在父母，不应因父母的违法结合而殃及无辜子女；其三，歧视非婚生子女，往往会导致堕胎、遗弃、或鄙视失教的结果，从而助长罪恶或滋增不良少年。因此，非婚生子女传统婚姻家庭法中的差别待遇逐渐得到修正，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便被赋予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可根据我国婚姻法的有关规定，非婚生子女享有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权利。乍一看，二者没有什么区别，但仔细分析起来，其间的差异可谓大矣。同等的法律地位包含着两层含义，既除了在物质上享有同等的权利外，在精神上还具有同等的身份。而我国原来的婚姻法只是赋予非婚生子女同等的扶养教育请求权和继承权，这次的婚姻法修正案只是规定当事人所生的子女适用本法有关父母子女的规定，并未确定他们可以视为婚生子女，他们虽然可以据此生存下去，但因身份的不平等而倍受歧视的境况并没有得到根本性好转，在涉外继承时还需司法部门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作出明确解释，以保护这部分子女的合法权益，不致使他们在继承国外遗产时以非婚生子女对待，仅能继承其他子女应继承的1/2的遗产。
我国目前无效婚姻的子女适用关于父母子女的规定，是一个极为模糊的概念。其最终含义究竟是婚生子女、非婚生子女、准婚生子女、拟制婚生子女，还是就是婚生子女？不得而知。传统婚姻家庭法革命的不彻底性和向习惯势力的妥协性在此暴露无疑。出于正义、人道的考虑，也应当使用"视为婚生子女"的概念，给这些无辜的孩子们一个合适的身份，使之真正取得平等的法律地位和社会地位。
无效婚姻子女取得与婚生子女同等的法律地位后，前者能否通过其他方式实现身份上的向后者转换呢？世界各国对此普遍作出了肯定的回答，并建立和完善了两种身份转换制度：其一为准正制度，即非婚生子女因亲生父母的合法结婚而视为婚生子女。准正制度是自罗马法以来各国法律所承认的保护非婚生子女的制度，它巧妙地将尊重正式婚姻与保护非婚生子女的两种结婚的功能。其二为认领制度，即亲生父母对于非婚生子女承认为其父母而领为自己子女的行为。一方面，亲生父母可以基于自己的意思表示而任意认领；另一方面，对于应当认领而不认领的亲生父母，非婚生子女或其法定人有权向法院请求确认亲生父母子女关系的存在，并以此事实创设法律上的亲子关系，此谓强制认领。无论是准正还是认领，其法律后果都是非婚生子女被视为婚生子女。我国以后在制定民法典亲属编时可以借鉴这些立法形式，借以全面保护无效婚姻中的子女利益。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效婚姻作为我国婚姻法上的一项新制度，还有待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注释：
⑴杨大文.《无效婚姻》.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页。
⑵杨怀英.《中国婚姻法论》.重庆人民出版社.第33页。
⑶黄松有.《婚姻法司法解释的理解与适用》.北京人民出版社.第7页。
⑷陈苇.《结婚与婚姻无效纠纷的处置》.法律出版社.第23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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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婚姻法律规定篇4
关键词：事实婚姻立法思考
引言
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对称。在婚姻法中事实婚姻一般泛指当事人未履行法定结婚形式要件但又以夫妻身份公开同居生活的一种“准婚姻”关系。当前，在我国许多地方，把结婚仪式看作结婚的成立条件，而对结婚登记不屑一顾的人仍然大量存在。如果对事实婚姻采取漠视的态度，一旦事实婚姻当事人出现利益纠纷，则处理起来就无法可依。因此，处理好事实婚姻，对于保护相对弱势的群体，构建和谐的社会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历史演变
纵观我国婚姻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大致可以说经历了从承认主义到限制承认主义，再到不承认主义，最后到相对承认主义的发展过程。
（一）承认主义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刚刚废除了历史悠久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群众对于婚姻登记制度很不习惯，许多人结婚不去登记，举行仪式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此情况下，不承认事实婚姻是行不通的，于是当时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承认事实婚姻关系，将事实婚姻纠纷按离婚案件处理。
（二）限制承认主义时期。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了事实婚姻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对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作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在时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三）不承认主义。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按该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至此，不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四）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不承认主义并没有有效的促使事实婚姻的减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不承认主义仍然不停地争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了一条较为模糊的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2001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一）》对事实婚姻又作了新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地表达出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的立法精神：（1）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后，承认其婚姻关系，其效力追溯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之时。（2）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当事人一方至法院要求离婚的，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后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告知其应在法院受案之前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3）要求离婚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在时，如仍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直接判决解除同居关系。
二、对事实婚姻的几种态度
（一）肯定说。一些人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事实婚姻在我国存在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予以根除，是一个社会问题。考虑到事实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应该予以保护。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仅要求当事人有结婚的行为能力、结婚目的、同居的事实。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事实婚姻和法律婚姻有同等的效力。但如果要解除事实婚姻，则须提起离婚诉讼。
（二）否定说。一部分人出于维护法律尊严，认为法律既然规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那么不登记就是不尊重法律，如果承认事实婚姻，就是对法律的背叛，认为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悖论，因此事实婚姻无效。
（三）转化说。我国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满足一定条件的事实婚姻可以转化成为法律婚姻。法律为事实婚姻设立某些条件，具备这些条件者，与法律婚姻有同等效力，否则，为无效婚姻。其条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同居时间已达法定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同居5年，有的国家规定为3年或2年，达到年限，婚姻为有效。第二种是经法院审查确认为有效。法院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的实体要件，对符合条件者，发给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认定婚姻和法律婚姻同等有效。第三种是补办法定手续。符合实体要件，仅程序方面有欠缺的人，可以通过重新履行法定程序而使其事实婚姻具有与法律婚姻同等的效力。
三、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维持现行的结婚登记制度
结婚登记制度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推行全国，成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可以保证婚姻当事人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防止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发生，从而可以保证婚姻的质量，有利于国家对婚姻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二）注意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的区别
对合法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判决准予离婚或不准离婚，对于事实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这里讲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的事实婚姻关系，仅指l986年3月l5日以后的事实婚姻关系，此前的事实婚姻关系只能依据“四民”会议的精神处理。这也符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
（三）刑法上明确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法无明文不为罪，因此刑法应具体规定重婚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以准确地惩治犯罪，更好地维护一夫一妻制度。
（四）规定和完善婚前检查制度
这是防止和避免出现无效婚姻，保证婚姻法得以实施的具体措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结婚需有本州法律所要求的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罗马尼亚家庭法典》规定：批准结婚须有医务人员的证明或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我国虽然不再要求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前必须做婚前检查，但这样并不利于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国家优生优育政策的贯彻。
（五）注意保护事实婚姻中的弱势群体
处理事实婚姻的纠纷案件，应该偏重于对相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所谓相对弱势群体是指事实婚姻中的夫或妻，在纠纷处理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男尊女卑等一些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但并未根除。在未到结婚年龄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纠纷案件中，对女方将来前途的影响要大些，例如再婚。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对女方多一些赔偿。但是女方为相对弱势群体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案件具体考虑。
参考文献：
[1]刘红芬.试述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完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9，23（9）.
[2]王旭霞.事实婚姻法律地位之分析[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21（1）.
新婚姻法律规定篇5
内容提要: 婚姻的成立，是指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因符合法定的成立要件而被法律认为婚姻关系产生或存在。婚姻的成立必须具备法定的成立要件，否则，无婚。婚姻的一般成立要件为：存在双方当事人，而且双方当事人应为异性；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且须有身份行为的效力意思(婚意)。婚姻的特殊成立要件为：对于法律婚，须履行法定的结婚手续；对于事实婚，须存在身份生活的事实，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以夫妻相待，群众亦认为其为夫妻。婚姻的成立是婚姻有效的前提，但成立的婚姻并不一定有效。婚姻一旦成立，即使其无效，仍具有法律意义，如重婚中的婚姻亦包括无效婚姻。
关于我国《婚姻法》规定的结婚条件，通说认为其为婚姻的成立条件。于是，认为无效婚姻、事实婚姻并非婚姻，而是非法同居关系或同居关系；前婚无效的，后婚不构成重婚；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亦认为，前婚为事实婚，后婚为法律婚的，不构成重婚；一男二女未办结婚登记但同时举行婚礼，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不构成重婚。果真如此，我国《婚姻法》规定的“一夫一妻制”原则，就只能形同虚设了；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也只可能是一句空谈。实际上，上述通说，其实是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有效混为—谈，当然也就不知道婚姻成立的法律意义。有鉴于此，本文试就婚姻的成立问题作一些初步的探讨。
一、婚姻的成立与无婚
我国绝大多数学者认为，婚姻的成立又称结婚，是一男一女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结合为夫妻的法律行为，也是夫妻权利和义务借以发生的法律依据。婚姻的成立必须具备法定要件，而且婚姻一旦成立，便具有强大的法律效力。[1]这种认识显然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有效混为一谈，是主张合法性为婚姻的本质属性的一种必然结论。而这种认识，不仅缺乏理论上和法律上的依据，而且在司法实践中是极其有害的。[2]
笔者认为，婚姻的成立，是指男女之间的两性关系因符合法定的成立要件而被法律认为婚姻关系产生或存在。婚姻的成立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婚姻成立包括订婚和结婚，法律是合两者为一体的。中国古代的礼俗、法律和外国古代法多采广义说，十分重视婚约的效力，订婚是结婚的先行阶段和必经程序；狭义的婚姻成立专指结婚，不包括订婚。近、现代法多采狭义说。我国《婚姻法》亦采狭义说。
婚姻的成立主要具有以下法律特征：(1)婚姻的成立从性质上来看只是一种事实，即婚姻关系已经产生的一种客观事实。这种客观存在的事实并不一定受法律保护，即产生法定的夫妻之间的权利义务。其是否受法律保护，取决于其是否符合法定的有效要件。(2)婚姻的成立必须具备法定的成立要件，即构成婚姻的要素。否则，法律认为婚姻根本不存在。婚姻关系是两性关系，然而并非任何两性关系法律均认为其为婚姻关系，只有符合法定的婚姻成立要件的两性关系，法律才认为其构成婚姻关系。欠缺婚姻成立的某项要件，婚姻根本就不成立，无婚姻可言。即使双方有同居的事实，法律也认为他们之间没有婚姻关系，而是姘居等关系。
与婚姻的成立相对应的概念是无婚，《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婚姻法》和《德国民事诉讼法》称之为“不存在的婚姻”，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称之为“不成立之婚姻”，[3]是指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因欠缺婚姻成立的要件，婚姻根本不成立，无婚姻可言。
关于无婚与无效婚姻的关系，学者们认识不一，主要有两种学说：(1)无区别说。该说认为如果采用宣告无效的立法例，无效婚姻与无婚有区别；如果采用当然无效的立法例，无效婚姻与无婚无异。如我国台湾学者戴炎辉、戴东雄认为，不适法的婚姻，依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的规定，仅有婚姻无效与可撤销两种，而依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尚有婚姻不成立(第568条以下)。在外国婚姻不成立，乃由其沿革而来(大陆法系诸国婚姻之无效须经法院判决，而婚姻关系的不成立则否)。反之，按我国台湾地区“民法”，依通说，无效婚姻为绝对、当然、自始无效，非经判决自始无效，故与外国法制上的婚姻不成立相同，自无须区别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当然，如果对婚姻无效的原因采取限制说时，不属于法律所列举无效原因之婚姻，仍须以之为婚姻不成立。查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988条)，就婚姻无效的原因仅谓：“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无效”，并无加以限制之意；又婚姻无效与婚姻不成立，其主张方法与其效力皆相同，故不必区别婚姻无效与婚姻不成立。[4]林菊枝等亦持此种观点。[5](2)区别说。该说认为对于无效婚姻，无论是采用宣告无效还是采用当然无效的立法例，无效婚姻与无婚均有差别。如我国台湾学者史尚宽认为，我国台湾地区“民法”虽无婚姻不成立或不存在的名称，然在婚姻法的效力上，应有此区别。在我国台湾地区婚姻不成立与婚姻无效，虽均无须法院的判决，然其间尚不无差异。即婚姻不成立无治愈的可能，欠缺公开仪式及二人以上的证明，其婚姻不成立，不因追认或同居甚至生育子女而使其为有效，唯得因举行结婚仪式而使其新成立婚姻。然在无效婚姻，依民法总则一般原则虽亦同其理论，然在亲属法则不妨为无效婚的追认，而且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明定有确认婚姻不成立之诉。[6]
笔者认为，无婚与无效婚姻显然是有质的区别的，无论对无效婚姻是采用宣告无效还是当然无效的立法例。法律行为的理论首创于德国，然德国学者一致承认除当然无效的法律行为之外，还有不存在的法律行为。不存在的法律行为区别于当然无效的法律行为之处在于：缺乏法律行为的各项因素，因此，这些法律行为没有成立。判例援用不存在的法律行为概念，指称那些没有产生法律效力用意的人所作的意思表示创立的法律状态。判例说，这样的意思表示不产生无效的法律行为，甚至不具备法律行为的性质。在诉讼程序上，区别不存在的法律行为与无效的法律行为有下述意义，即对已成立的，尽管是无效的法律行为，审理这一法律行为的构成事实的法官应把它看成一个完整的法律行为。只是当事人之一提出构成无效原因的事实，法官才予以考虑。无效的原因视为产生与法律行为的效力相对抗的效力。如果诉讼当事人中的一方在诉讼程序中没有提出构成无效原因的事实，则法官无权探讨这样的相反效力是否存在。[7]正因为如此，尽管大多数国家或地区民事立法中没有无婚或不存在婚的名词或术语，但学者们认为应有无效与不存在之区别，并称之为“无婚”或“不存在婚”。德国、瑞士学者均把无婚或不存在婚与无效婚姻加以区别；法国学者亦有不存在婚与无效婚姻分别建立的不同理论。在德国和法国，承继寺院法沿革，在“无规定、无无效”的原则下，对于不得为有效的婚姻结合，因无规定，解释上发生困难。例如关于同性婚，法律上并无明文规定，若贯彻上述原则，以之为有效，则于理不符，故学者将其称之为无婚或不存在婚；日本民法规定，婚姻无效为当然无效，然而学者们亦主张有无婚与不存在婚之区别。[8]我国台湾地区学者陈棋炎先生虽曾认为不必区别婚姻无效与婚姻不成立，[9]然其后修正了其观点，认为“在无效婚姻之外，另有婚姻不成立之概念”，“法律行为不成立系未备成立要件，与无效为已具备成立要件，但因欠缺生效要件而无从发生法律效力者，有所区别。易言之，法律行为成立后，始有生效与否之问题，婚姻不成立，显为婚姻有效、无效以前之问题”。[10]
无婚与无效婚姻的区别主要有：(1)性质不同。无效婚姻是已经成立的婚姻，即其已具备婚姻的成立要件，属于婚姻的一种，只是因其欠缺法定的有效要件，不能产生有效婚姻的法律效力。而无婚则是因欠缺婚姻的成立要件，在当事人之间根本不成立婚姻关系，即婚姻不存在。那种认为无婚亦为一种不适法婚姻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2)原因不同。婚姻无效的原因是其欠缺婚姻的有效要件。而无婚则是因为不具备婚姻的成立要件。(3)可否转换不同。由于无效婚姻在本质上属于婚姻，因而无效婚姻可因法定条件的具备转换为有效婚姻。而无婚则属于婚姻关系根本不存在，则无转换为有效婚姻的前提条件。(4)法律后果不同。由于无效婚姻属于已成立的婚姻，尽管因其欠缺法定的有效要件而不受法律保护，在当事人之间不能产生法定的夫妻权利义务关系，但这绝对并不意味着它不能产生任何法律后果，因为婚姻无效，有无效的法律后果；也不意味着它没有任何法律意义，因为它毕竟属于已成立的婚姻。而无婚则为婚姻根本不存在，因而不仅不发生任何效力，而且没有任何法律意义。
二、婚姻的一般成立要件
婚姻的一般成立要件，是指所有的两性关系构成婚姻关系所必须具备的条件。根据我国现行婚姻立法的规定，婚姻成立的一般要件为：
(一)存在双方当事人，且双方当事人应为异性
首先，须存在双方当事人。这是婚姻的法律属性决定的。婚姻是基于一种双方法律行为的结果，而双方法律行为必须存在双方当事人，因而婚姻的成立亦应存在双方当事人。
其次，双方当事人应为异性。这是由婚姻的自然属性决定的。男女两性的生理差异，是成立婚姻的前提条件和基础。
关于同性能否结婚，即关于同性恋婚姻，理论上认识不一。反对者的理由主要有：(1)同性恋婚姻在道德和意识上都不能容许；(2)婚姻代表着子女的生育和抚养，这种职能同性婚无法实现；(3)婚姻结构自然地要求异性相互补充，并以此为前提。赞成者的理由主要有：(1)按照多数人的主观偏好而否定个人婚姻选择的基本权利是缺乏法律依据的，且否定同性婚的存在可能使某些异性关系成为一种虚假的、无益的形式，更何况异性婚姻中违背道德的行为不胜枚举；(2)同性婚同样可以抚养子女，并且通过人工授精，还可以生育子女。而许多异性伴侣却无此能力，但他们仍然可以自由结婚；(3)性生活，除了生育作用外，它的职能仅限于作为婚姻结合的一个重要象征。但性生活的象征意义最终来自于它的消极方面，即为了维护性生活的严肃性而不乱交。因此，性生活并不是婚姻的必备条件，同性婚也不能因为缺少性生活而丧失其存在的前提。同性家庭在主要方面已经具备了家庭的实际功能，这些家庭的主体应该得到由婚姻身份所派生的法律和经济上的便利。此外，关于生育而要求异性结婚的推论也由于人工生育领域内先进技术的出现而丧失了基础。[11] 然而，由于同性结合违背婚姻制度的宗旨，不符合现行人类公认的共同道德观念和法律理念，因而目前绝大多国家或地区立法禁止同性婚，而且否认同性婚构成婚姻关系。如前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婚姻法第24条规定，如不符合只有不同性别的双方在主管机关声明同意结婚的婚姻成立要件，该婚姻就认为根本不存在。不存在的婚姻不引起任何婚姻后果，而这种婚姻的夫妻将被认为从来就不是婚姻伴侣；我国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法典第1501条规定相同性别之两人结婚为不成立的婚姻；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虽然没有明确规定同性婚姻为不存在的婚姻，但其第201条规定：“按照本法的规定获得批准、举行仪式并进行登记的男女之间的婚姻在本州有效。”其注释则进一步明确，“根据习俗，只有男女两性才能结婚。”[12]在法、德、瑞士、奥地利和我国台湾地区，亦对所谓同性婚姻均解释为婚姻不成立。[13]
当然，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有的国家已通过立法承认了同性婚。挪威、丹麦是目前世界上通过立法允许同性恋结婚的国家，但不能在教堂举行结婚仪式和收养子女，同性恋婚姻享有异性婚姻的所有法定权利。尽管美国至今尚无一个州允许同性恋者结婚，给予他们与异性婚同等的法律地位，即使同性恋者举行了结婚仪式，法院也不承认该婚姻的效力。但一些城市如旧金山等在其制定的《同居关系伴侣法令》中规定，将该城市的福利平等地给予所有具有“配偶”关系的人，而不考虑性别，禁止歧视在该市进行伴侣登记的非婚同居伴侣，包括同性伴侣。最近的判例也出现了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态度。如1996年美国联邦法院夏威夷巡回法庭受理的一起同性恋者要求登记结婚的案件表明了对待同性婚的新态势。1990年12月17日，4对同性恋者共同起诉夏威夷州健康处处长劳伦斯密克，指控他在原告申请取得结婚证书时，仅因他们是同性而拒绝为其签发结婚证是违宪行为。此案经过数年的审理，夏威夷州高级法院认为，作为一个州法院首先要保护本州的利益和公民的福祉，因而因原告是同性而否定其结婚的权利，就是为了保护本州的基本利益，包括：保护儿童和其他人的健康和福祉；使儿童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中得到抚育和健康成长；使夏威夷州的婚姻在其他州能够得到承认和保护；使夏威夷州批准同性恋结婚对本州的财政收入将会带来可预见性的损失。基于上述原因，夏威夷州高级法院判决原告败诉。原告又以同样理由上诉至联邦法院夏威夷巡回法庭。1996年12月9日，巡回法庭审理后认定，夏威夷州健康处以原告是同性恋为由拒绝为其签署结婚证书的理由不充分，因而受理了原告的上诉案件。尽管结果尚未作出，巡回法院的作法却代表了一种新的司法态度。[14]但是，同时应当注意的是：此后，美国参议院继众议院之后，以85票对14票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不承认同性婚姻的“保卫婚姻法案”。依该法案，同性婚姻将无权获得联邦政府承认，并允许各州有权不承认同性婚姻。
我国《婚姻法》没有明令禁止同性结婚。我国有的学者认为：我国《婚姻法》第5条只是暗含了结婚性别限制的实质要件，即必须是男女异性，同性间不得缔结婚姻关系。然而，事实上从该条立法本意来看，只是关于结婚必须双方自愿的规定，而不是关于结婚性别限制的明确条款。显然，在当今一些国家，法律明确准许同性结婚，我国也有同性恋者和同性要求结婚的情况，今后立法应当明确规定结婚的性别限制条款。在司法实践中，只能暂时以此条款禁止同性之间要求缔结婚姻的行为[15]。我认为，这种认识显然有点片面，因为尽管该条实质上是规定自愿原则或婚姻自由原则，但其亦明确了结婚自愿或自由的主体———男女双方，这就实质地在性别上限制了结婚的双方当事人。更何况《婚姻法》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其理由在于：“考虑到世界各国关于婚姻立法的通例，我国公众在意识上和道德观念上难以接受同性恋婚姻，而且为了保证孩子在正常的婚姻关系中被抚养和健康成长，我国仍不允许同性结婚。”[16]
关于变性人能否结婚的问题，一些国家(如新加坡)禁止人工改变性别；有些国家准许改变性别，但改变性别后仍禁止结婚。如英国有这样一个案件：古德温以前是一名卡车司机，从1984年开始以女性的方式生活，1990年接受了变性手术。但是英国政府按照英国法律一直都不承认古德温女性的身份，拒绝“她”像其他的妇女那样在60岁后就可以领取补助。古德温状告雇主对“她”进行性骚扰的起诉也未被法庭接受，因为英国法律判定古德温是一名男性。2002年7日11日欧洲人权法庭判决，古德温是一名真正的女性，“她”有权利以女性身份结婚；[17]有的国家规定改变性别后可以与生理上不同性别的人结婚。我国现行立法对此无明文规定，然司法实践中对此持肯定态度。当然，变性人无论是自然变性，还是人工变性，均需同时改变其社会身份，即公安部门应根据医院手术成功的证明更改其户籍簿和身份证上的性别，这样才能与异性结婚。
此外，阴阳人能否结婚?阴阳人，又称两性人，是一个人兼有两种性别。两性人分为男性假阴阳人(又称男性假半阴阳人)、女性假阴阳人(又称女性假半阴阳人)和真性阴阳人(又称真半阴阳人)。我国台湾地区有的学者认为：对于半阴阳人，无论其为真半阴阳或为假半阴阳，如一个兼备男女两性或外观上纵令为他性而实有自己的性者，不妨与他性结婚。唯绝对无性或中性者的婚姻，自亦为婚姻不存在。如当事人仅不能生殖，不能人道，或有性病，不妨害婚姻的成立。[18]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真性阴阳人，由于其性别在进行选择的手术之前谁也不能决定，故婚姻登记管理机关拒绝为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只有在其选择了自己的性别并做了有关手术之后，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在当事人为异性时才为其办理结婚登记手续。[19]至于男性假阴阳人或女性假阴阳人，因其实为男性或女性，当然可与异性结婚。
(二)双方当事人达成合意，且须有身份行为的效力意思(婚意)，即以确立夫妻关系为目的
首先，由于现代各国婚姻法奉行婚姻自由的原则，因而婚姻的成立是双方当事人合意的结果，双方当事人就建立婚姻关系达成合意是婚姻成立的必要条件。《法国民法典》第146条明确规定：“无合意，无婚姻”；《俄罗斯联邦婚姻和家庭法典》第1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同意”。“合意”一词源自罗马法，它是指当事人内心的意思一致，因而当事人内心意思不一致的，法律行为不成立。例如，依罗马法，错误不是作为撤销的依据，而是法律行为不成立的标准之一。[20]现代各国立法与罗马法不同，“合意”是指当事人表示内容的一致。如在德国民法学说中，尽管合意被区分为“内心的意思”和“意思表示的意义”两种形式，但在现代民法中，合意被认为是由解释所确定的“表示内容的一致”，而非内心意思的一致。[21]法国学者认为，当事人的意思表示比当事人的意愿本身更为重要，意思表示是法律行为的要素。[22]在瑞士民法解释中认为当事人的合意(不妨有瑕疵)为婚姻的成立要件。[23]因而，就婚姻的成立而言，所谓的双方当事人应达成合意，是指外在的、客观上达成合意。至于双方当事人主观上是否真的达成合意，实质上是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的问题，属于确定已成立婚姻效力的主观因素。如因一方当事人采取了欺诈、胁迫等手段致使当事人在主观上没有真的达成合意，这并不影响婚姻的成立，只是影响已成立婚姻的效力，如应为可撤销的原因。
其次，这种合意是指“婚意”，或者说有身份行为的效力意思，即以确立夫妻关系为目的。结婚是一种确立夫妻关系的身份行为，因而只有具有身份行为的效力意思即婚意才可成立婚姻。在罗马法中，就将婚意作为婚姻的成立要件，即所谓“实际上不是结合而是婚意构成婚姻”。至于“婚意”这种意愿的和伦理的要件，它通过新郎新娘自己的表白或其家属和朋友的表白加以证明，但最重要的是通过它的外部表示———“婚姻待遇”，即在所有形式方面以夫妻相互对待，以使配偶双方在社会上被看作夫妻，它使妇女获得丈夫的社会地位和妻子身份。如果缺乏婚意，则不构成婚姻，而只是一种“姘合”。优士丁尼法典就将姘合定义为“同无论有何种地位的妇女无‘婚意’的稳定同居”。[24]在我国，在婚姻制度之外的妾制度盛行了数千年，只到新中国成立才明令废止纳妾制度。关于夫妾关系，旧律认为是准配偶关系，民国时的判例则认为其是一种合法的无名契约关系。自古以来，妻有冠姓义务。至于妾，于日常生活上，虽为家属中的一员，但在“宗”的理念上，却无任何地位，此种意义上，妾不过是与宗的秩序无关之事实上的一闺房伴侣，与妻有别；夫妻有同居义务，而妾与夫既以永远共同生活为目的而同居一家，因而学者认为夫妾之间亦有同居义务，但夫妾的一方不履行同居义务时，并不能提起履行同居义务之诉，若不愿同居，则随时得终止夫妾关系；在古时，妾在宗的所属上，与夫虽有不同，但毕竟具有准配偶的身份，与一般的情交关系有别，因此妾对夫亦负守贞义务，即夫妾关系存续中，妾不能通奸或改嫁。到民国时，夫妾之间仅为契约关系，则纵令妾与他人通奸或结婚，亦不构成通奸或重婚；妾得随时脱离夫妾关系而结婚；夫妻与妾贵贱有别，因此旧律禁止妾扶正为妻。民国时，认为夫妾既非配偶关系，若妻在，而夫妾结婚，则为重婚，婚姻无效；若妻亡，夫妾结婚，则除具备婚姻的实质要件外，仍须举行公开仪式，乃二人以上证人，始得为合法的婚姻关系；由于娶妾并非婚姻，自无所谓重婚，如妻请求离异，只得依其他理由。[25]即婚姻的成立，必须有婚意。如果没有婚意，即使有同居的事实(如通奸、单纯的姘居、纳妾)，婚姻并不存在。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501条则明确规定，结婚时欠缺一方或双方结婚人之结婚意思表示，又或欠缺其中一方之受权人之结婚意思表示的，为不成立之婚姻。
再次，结婚的合意应采用一定方式为外界所知晓，否则婚姻亦不能成立。对于法律婚而言，结婚的合意应采用法定方式表示。如《德国民法典》第1310条(1)规定：“结婚必须由结婚人在户籍官员面前声明相互结婚的意愿。”第1312条(1)规定：“户籍官员在办理结婚时应当向结婚人个别询问其是否愿意相互结婚，并且，在结婚人对该问题给予肯定答复后，宣告结婚人自该时起依据法律而结为受法律约束之夫妻。结婚可以有一名或两名证人在场———倘若结婚人有此愿望。”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501条规定，除属紧急结婚者外，在无职权主持结婚行为之人面前缔结的婚姻为不成立之婚姻。依我国《婚姻法》第8条的规定，结婚的合意应在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结婚登记时亲自作出，始具有结婚合意的效力。当事人双方以其他方式或在其他场合所作的同意结婚的表示，不是这里所说的结婚合意，只能被视为关于成立婚约即订婚的合意；对于事实婚而言，由于其以不履行法定的手续或形式为成立要件，因而其结婚的合意只通过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或者说公开以夫妻相待同居生活的行为事实来进行表示。如在日本的理论与实践中认为，作为事实婚性质的内缘婚的成立须以当事人有婚意为要件，然由于婚意属于存在于当事人内心的主观事项，有时不易判断其有无，固然可透过公开的举行仪式或宴客等外形来判断其婚意的存在，但通说及实务认为举行仪式并非内缘婚成立的必要要件，只可说确认当事人有婚意的方式之一。内缘婚的成立似可将婚意之心素与共同生活的体素视为一体来作整体考察，且应更着眼于共同生活事实的外形作为判断之依据。基于此，当事人若有举行婚姻仪式、宴客，或夫妻般之同居、称呼、举止，或为周围所承认为夫妻，或有生儿育女的外形事实，其为事实上的婚姻具有明确化、公然化的情形，即可认为内缘婚成立。[26]我国的司法实践亦如此。
最后，结婚的合意不得附条件和期限。结婚是基于双方的完全自愿，是以永久共同生活为目的，因而结婚的合意不得附条件和期限，否则便从根本上违背了婚姻制度的宗旨。《德国民法典》第1311条规定“结婚人必须同时在场并亲自作出本法第1310条第1款规定的声明。声明不得附条件和期限。”瑞士、日本民法亦如此解释。然对违反此规定的效力，学者们认识不一。在德国，有的学者认为婚姻因在身份官吏前双方表示同意而订立，如一方表示“否”或不确答或附加条件，则不成立婚姻；有的则认为如所作表示附以条件或期限，则婚姻为无效。在日本，有的学者认为婚姻不得附终期或解除条件，故明定婚姻期间为3年或生有子时婚姻失去其效力，其婚姻应为无效；有的学者主张此种合意，原则上不影响婚姻的本体，从而应为无条件或无期限而成立婚姻合意。如合意是以将来一定时期的届至或于将来一定条件的成就时结婚，则为婚约，而非为婚姻的合意。我国台湾地区学者认为，对于婚姻附以终期或解除条件的，与婚姻的本质相反，其婚姻为无效，惟限制其效力者，则其限制为无效。[27]我国澳门民法典第1493条则明确规定，结婚的意思蕴含接受婚姻的一切法律效力，但不影响结婚人在婚姻协定中作出合法之协议；如结婚人在婚姻协定、结婚或其他行为中拟透过订立任何条款变更婚姻的效力，又或为婚姻设定条件、期限，或使其取决于某一事实的预先出现，则该等条款视为未订定。我国《婚姻法》对此未作明确规定。我国大陆有的学者认为，结婚合意附有解除条件或终期的，并不影响婚姻的本体，在法律上应当否认所附条件或期限的效力，视其为无条件、无期限的结婚合意；附有延缓条件或始期的，可认为是订婚的合意，而不是结婚的合意。[28]我认为，我国大陆学者的观点谌可赞同。
最后，结婚的合意须由当事人亲自作出，不许。结婚是以缔结身份关系为目的，依其性质，结婚的合意须由当事人亲自作出。《德国民法典》第1310条第1款明确规定；“结婚必须由结婚人在户籍官员面前声明相互结婚的意愿。”我国《婚姻法》第8条亦明确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如果结婚的合意是由他人作出，应认为没有达成结婚的合意，婚姻没有成立。[29]
注释:
[1]参见巫昌祯主编：《婚姻家庭法新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20页；杨大文主编：《亲属法》，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72页；马忆南：《婚姻家庭法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陈苇主编：《结婚与婚姻无效纠纷的处置》，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23页。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有的学者虽主张合法性并非婚姻的本质属性，违法婚姻亦为婚姻，应将婚姻的成立与婚姻的有效区别开来。但其又认为欠缺法定成立或生效要件的婚姻，为无效婚姻或可撤销婚姻；结婚合意、结婚登记为婚姻的有效要件。这不仅说明其观点的自相矛盾，而且实质上仍未弄清婚姻的成立与有效的关系。参见王洪：《婚姻家庭法》，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59-66、74页。
[2]参见拙文：《试论近、现代法上婚姻的本质属性———关于婚姻概念的反思》，载《法学评论》2002年第3期。
[3]参见《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婚姻法》第24条、《德国民事诉讼法》第606条、我国澳门地区民法典第1501条和我国台湾地区民事诉讼法第568条。
[4]戴炎辉、戴东雄：《中国亲属法》，台湾顺清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2年版，第124-125页。
[5]参见林菊枝：《亲属法新论》，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7年版，第68、70页。
[6]史尚宽：《亲属法论》，台湾荣泰印书馆1981年版，第156-157页。
[7]沈达明、梁仁洁：《德意志法上的法律行为》，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88-189页。
[8]参见前引⑥，史尚宽书，第156页。
[9]参见陈棋炎：《民法亲属》，台湾三民书局1958年版，第100页。
[10]陈棋炎等：《民法亲属新论》，台湾三民书局1990年版，第113页。
[11]参见[美]威廉杰欧唐奈、大卫艾琼斯：《美国婚姻与婚姻法》，顾培东、杨遂全译，重庆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0页。
[12]北京政法学院民法教研室选编：《外国婚姻家庭法典》，第9-10页。
[13]参见前引⑥，史尚宽书，第161页。
[14]参见夏吟兰：《美国现代婚姻家庭制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34-37页。
[15]杨遂全：《新婚姻家庭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97页。
[16]参见前引①，陈苇书，第56页。
[17]参见《武汉晚报》，2002年7月13日第15版。
[18]参见前引⑥，史尚宽书，第161页。
[19]参见前引①，陈苇书，第125页。
[20]余能斌、马骏驹主编：《现代民法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7页。
[21]崔建远：《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62页。
[22]尹田编：《法国现代合同法》，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41页。
[23]参见前引⑥，史尚宽书，第160页。
[24][意]彼德罗彭梵得：《罗马法教科书》，黄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2-143、154-155页。
[25]参见林秀雄：《婚姻家庭法之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41-352页。
[26]参见林春长：《事实上夫妻之研究》，台湾私立辅仁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第27-28页。
[27]参见前引⑥，史尚宽书，第160页、第169页。
[28]参见前引①，杨大文书，第87页。
新婚姻法律规定篇6
[关键词]婚姻家庭法基本原则婚姻自由婚姻自主
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婚姻法的立法指导思想，也是婚姻法的基本精神、婚姻法操作、运行的基本原则。它贯穿婚姻家庭法的始终，集中体现了以婚姻家庭为主要内容的婚姻家庭制度的本质和特征。婚姻从表现上看，是男女两性的生理结合；从本质上看，是男女的一种特点的社会结合。①
我国婚姻法规定了以下几项基本原则：
第一，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
第二，禁止包办、买卖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禁止借婚姻索取财物。
禁止重婚。禁止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禁止家庭暴力。禁止家庭成员间的虐待和遗弃。
第三，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
婚姻家庭是一种社会历史的现象。它并不是自始存在、永恒不变的，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才出现的体现两性和血缘关系的社会形式。婚姻，是指男女两性的结合，并为社会制度所确认的夫妻关系。家庭，是由一定范围的亲属所构成的生活单位，这种亲属关系是其于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及至收养关系而发生的。两者是密切联系的，婚姻是产生家庭之前提，家庭是婚姻缔结之结果。
婚姻家庭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不同，有其本身的自然属性。男女性别的差异和人类所固有的性的本能，是婚姻成立的生理基础。种的繁衍及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等家庭成员之间血缘上的联系是家庭的生物学上的功能。所以，婚姻家庭这种社会关系是以两性结合和血缘联系为其自然条件的，如果没有这种自然条件，也就无所谓婚姻和家庭。正因为如此，不论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婚姻家庭制度和婚姻家庭立法，都不能无视这种自然属性。
婚姻家庭制度，是基于一定经济结构的上层建筑，是由有关婚姻家庭的各种行为规范构成的制度，它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正体现了一定经济基础对婚姻家庭关系的要求。婚姻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建立什么样的婚姻家庭制度，对于社会性的安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个重要因素，它直接关系到国家统治秩序的维护及其政权的巩固。所以，在人类发展史上曾出现过的各种婚姻家庭制度，都是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基础相适应，并受它的伦理观念、道德习惯所约束的；而且，统治者也总是运用法律手段来建立和调整有利于其统治秩序的婚姻家庭制度，并运用法律的强制力来保障其实现。那些破坏统治阶级制定的婚姻家庭制度的行为，就会被视为违法，严重的则构成妨害婚姻家庭的犯罪。
婚姻是为当时社会制度所确认的男女两性的结合。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男女两的结合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合法性成为婚姻的本质属性。②婚姻家庭法，又称“婚姻法学”。研究婚姻家庭法和与此相关的法律现象的部门法学。婚姻家庭法是规定婚姻家庭关系的发生和终止，以及基地这些关系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总称。它是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在我国习惯上称为“婚姻法”。③
婚姻法（marriagelaw），调整一定社会的婚姻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是一定社会的婚姻制度在法律上的集中体现。其内容主要包括关于婚姻的成立和解除，婚姻的效力，特别是夫妻间的权利和义务等。从调整对象的性质看，婚姻法既包括因婚姻而引起的人身关系，又包括由此产生的夫妻财产关系。④
我国的《婚姻法》是调整人们婚姻、家庭关系的法规，是人们正确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行动指南。它确定婚姻的原则、结婚的条件、夫妻之间的权利和义务以及父母子女之间、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等亲属之间的关系，以及离婚及离婚后子女抚养等规则。我国婚姻法的基本原则是：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权利平等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保护妇女、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实行计划生育。这是处理婚姻家庭关系的基本准则。婚姻法是适用于一切公民，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男女老少社会家庭生活的重要法律。
迄今为止，婚姻既是人类完成种的繁衍、优化的新陈代谢之物质载体以及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它同时也男女实现爱情，享受及天伦之乐的极佳的精神寄托场境。⑤
婚姻自由原则：
婚姻自由是一个历史范畴，它有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在整个古代，婚姻的缔结都是由父母包办，当事人则安心顺从。古代所仅有的那一点夫妇之受，并不是主观的爱好，而是客观的义务；不是婚姻的基础，而是婚姻的附加物。”⑥在统治阶级中，婚姻更是以利害关系为基础的。“对于骑上或男爵，以及对于王公本身，结婚是一种政治的行为，是一种借新的联姻来扩大自己势力的机会，起决定作用的是家世的利益，而决不是个人的意愿。”中世纪以前各国的立法，通常将子女的婚事置于家长权、家你权的支配之下。
婚姻自由是婚姻法的首要原则，也是我国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它是指婚姻当事人有权按法律的规定，决定自己的婚姻问题，不受任何人的强迫或干涉。
曾经说过：“婚姻法是有关一切关于利害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的国家根本大法。”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道破婚姻法的玄机。
从现代文明发展的历史演变看，婚姻自由是各国婚姻法律制度的一个核心立足点。此次新婚姻法在对婚姻自由的规定方面，有其新的突破，即在保障公民依法享有婚姻自由权利的同时，附设了道义的“羁绊”。这主要表现为对夫妻间的“互相忠实”、“互相尊重”等义务的设定，对如婚外同居关系、“包二奶”、“包二爷”、“纳妾”等重婚及其他违反“一夫一妻制行为”的禁止规定，对“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的规定，对违反婚姻家庭义务的法律制裁规定等等。应该说，在社会主义婚姻家庭道德理念基础上构建新婚姻法的体系，这无疑是我国婚姻法律制度建设的一大现实进步，也是以变应变，用切实可行的法律手段来强化维护有涉社会安定之基石的婚姻家庭关系的良性举措。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在法律与伦理道德结合得最紧密、也是冲突最多的婚姻家庭社会领域，如何才能寻找到最合适的定位和标尺，让法律与道德携手合作，在各自的职责权限范围内各司其职、互动融合，优势互补？这不仅是一门立法技术，更是一项社会管理的综合艺术。
婚姻自由与道德自律之间的冲突，已然在新婚姻法中凸显无疑。这就是围绕如“配偶权”、对“家庭暴力”制裁、无过错方在离婚时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离婚条件的规定等等。关于这方面的讨论已经很多，我不想再多说。有一点想提出的是，就像钱钟书先生将婚姻比作是“围城”那样，如果我们的婚姻法想在“围城”之外再砌起一道法律的城墙，把原来属于道德“管辖”的领地收归到法律的界属中来，那么，道德防线的退守与法律管制的扩容，将在一定程度上促使更多的人宁愿选择在“城外”生活，或者以寻求规避法律的方法来生活，而不愿意守在“围城中央”。这样的结局并不是立法者希望见到的，对社会的整体安定也会有其负面的作用。
俗话说，“法网恢恢，疏而不漏”。既然法律是一张网，而不是一堵墙，法律有网可以让人来钻，而众人推墙墙必定要倒。这点道理是再清楚不过的了。回过头来，婚姻法这张网的网眼究竟多大才能有其度而立之恒，这真不是惟法是举才能解决的。我个人认为，道德自律的加强与公民整体人文素质的提高，才是我国法制现代化的正途所在。婚姻法的立法一定要考虑给道德预设一定的空间度，只有这样，才能“导之以德、齐之以法”，婚姻法的法律制度才会在道德正义的辅佐下，发挥其更大的行为规制功能和作用。
婚姻自由是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的重要基石，是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也是婚姻法最基本的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49条指出：“禁止破坏婚姻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103条则明确规定：“公民享有婚姻自，禁止买卖、包办婚姻和其他干涉婚姻自由的行为。”这是民法对婚姻自的规定。婚姻法第2条规定：“实行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男女平等的婚姻制度。”这是婚姻法对于婚姻自由的基本原则或制度的规定，切实保障公民的婚姻自由，对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封建婚姻制度残余和资产阶级婚姻观点的影响，以及某些旧的习惯势力的存在，在新中国建立后全国许多地方还不时发生干涉婚姻自由的现象。比如，包办、买卖婚姻，非法阻挠子女的婚事，阻挠并非禁婚姻亲的同姓男女结婚，干涉寡妇再婚，子女干涉父母再婚或复婚，强制或阻挠当事人离婚等等。其中甚至还出现了一些采取禁闭、捆绑、殴打等暴力手段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情况，其危害程度相当严重。
婚姻自由具有如下法律特征：
一、婚姻自由是法律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无论是结婚还是离婚，都必须由当事人自己个人决定。婚姻自由是对封建社会包办买卖婚姻斗争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表现，也是宪法规定的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之一。为了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刑法第257条规定，以暴力干涉他人婚姻自由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迫害被害人死亡的，处2年以上7年以下次有斯徒刑。
二、婚姻自由权利的行使应当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行使。任何权利都不是绝对，他必然要受到相应的限制。同样对婚姻自由，婚姻法也规定了相应的限制条款，如禁止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旁系血亲、以及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宜结婚的人结婚等。
三、婚姻自由是一项人身权利，而非财产权利。这项权利只能由公民本人行使，不得转让、继承，当然也无法转让和继承。公民有权决定自己与他人结婚或不结婚，任何人都不得妨碍公民行使这项权利。当然，父母、兄弟姐妹和亲朋好友对当事人予以帮助和指导不能说是干涉了公民的婚姻自由。
四、婚姻自由即包括结婚自由，也包括离婚自由。离婚自由与结婚自由密不可分，是婚姻自由的基本组成部分。不过婚姻自由主要方面还是结婚自由，每一个人都会面临结婚的问题，都有行使结婚自由权的时候。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次要方面，但如果没有离婚自由，就不符合婚姻自由的本质。不过法律上对离婚作了较多的限制性规定。这种限制并不是否定离婚自由，而是要当事人慎重处理，同时也是对其他利害关系人利益的保护。
婚姻自主结婚自由，即结婚须男女双方本人完全自主、自愿，不许任何一方对他强迫或任何第三者干涉，只要双方当事人建立了感情，自愿组织家庭，符合婚姻法有关规定，就可登记结婚，不受家庭出身、社会地位、个人资历、职业、财产等差别的限制和影响。结婚自由的含义有两个方面。首先，结婚必须是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的，不许任何一方对他方圆心加以或任何第三者加以干涉。这是从保障结婚自由不受侵犯出发，对当事人和其他不特定人所作出的规定。其次，结婚必须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这是从保护当事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出发，对合法婚姻的成立条件所提出的要求。其结婚自由是公民在婚姻总是上享有的民利，不论是未婚男女结婚，还是离婚后再婚或复婚，都可以依法行使这种权利。
离婚自由，即男女双方结婚（从结婚登记开始）后，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继续维持夫妻关系，双方自愿离婚的，谁予离婚。一方坚决要求离婚的，调解无效，夫妻感情确已破裂，准予离婚；夫妻感情尚未破裂，有和好可能的，不准离婚。通过调解做好当事人和亲属的工作，促使和好。离婚自由也有两方面。首先，夫妻双方感情确已破裂时，当事人有要求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其次，离婚必须经过法定程度的批准才能实现。
婚姻自由是建立婚姻关系上的自由，离婚自由是解除婚姻关系的自由，前者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先决条件，后者是婚姻自由的必要补充，没有离婚自由，就根本不会真正的婚姻自由。婚姻自与婚姻自由是否相一致？有了婚姻自是否就意味着有婚姻自由了呢？显然不能。那么，从婚姻自到婚姻自由到底有多大的区别？笔者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婚姻自是事实层面的权利，婚姻自由是价值层面的评价
所谓婚姻自是指公民自主决定自己婚姻状况，不受他人非法干涉的权利，包括结婚自和离婚自，属于事实层面的权利。即男女双方符合法定条件即可具备结婚和离婚的申请权，是人的一种权利。“由爱情而结合的婚姻被宣布为人的权利，并且不仅是droitdephomme,而且在例外的情况下了是droitdelafemme（妇女的权利）。”但这种权利与人的其他一切所谓权利是不同的，即在自由度方面是不同的。“结婚的充分自由，只有在消灭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它所造成的财产关系，从而把今日对选择配偶还有巨大影响的一切派生的经济考虑消除以后，才能普遍实现。”由于经济基础的影响婚姻自并不必然导致婚姻自由，结婚如此，离婚也是如此。根据我国婚姻法的规定，离婚分为协议离婚和判决离婚，即双方自愿离婚和一方要求离婚。不论是哪一种形式离婚都要牵涉到财产――经济基础方面的分割，由此因素影响使婚姻自之离婚自亦无法自由地落到婚姻自由的实践中。在我国乃至许多国这至今仍沿用过错主义离婚原则，如虐待、通奸、遗弃、重婚、谋害、被处徒刑等一方过错行为作为判定准予离婚的标准之一。这实际上就是婚姻不自由的表现。
婚姻自是一种事实，是法律所赋予公民的一种权利。婚姻自由却是婚姻内在价值的体现，是婚姻的题中之义和价值评判。有了婚姻自并不等于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的肯定和界定，即就其性质来说，婚姻自由是对婚姻自的肯定，就其范围来说则是对婚姻自的界定。
二．婚姻自更多的是具有法律属性，而婚姻自由更强调伦理色彩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考察了家庭的起源得出的结论是：依蒙昧时代的群婚制到野蛮时代的对偶婚制，发展到文明时代以通奸和为补充的一夫一妻制的顺序，其最明显的特征就在于“妇女愈来愈被剥夺了群婚的性的自由，而男性却没有被剥夺”。由于妇女在婚姻和家庭中所处的经济地位以及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等过当的家庭责任传统观念的影响，即使追求婚姻自由也总是受桎于诸多责任、义务，如哺乳、义务等，使婚姻自常常无法落到实处，故需以法律予以明示。而婚姻自由常常是一种伦理价值选择，在实际的结婚、离婚中往往被观念、传统击得粉碎。如针对第三者插足现象，经常成为舆论谴责的中心，法庭判决的依据，这实际是对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一种错误评价。世界上有许多国家勃兴的已经得到确认的无过错离婚主义原则则是对一婚姻自由伦理价值的理性评判。
婚姻自不应成为婚姻自由的绊脚石，更不应成为阻止离婚自由的法宝。婚姻自的宽容度的增长必然会有力的或恰当地增加婚姻自由的阈度。
三．婚姻自必须以真实的合意为基础，婚姻自由却不尽然
婚姻是一种契约，也是一种法律行为，而且是一种最重要的法律行为，因为它决定了两个人终身的肉体和精神的命运。婚约是指男女双方以结婚为目的，对婚姻关系的事先约定，亦称婚姻的预约。婚约的成立称定婚或订婚。婚姻是否为契约，取决于婚姻是否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契约是一种协议或合意，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契约主体必须为二人以上。其次，必须达成意思表示之合意，即未形成合意，也就形不成协议。再次，主体法律地位平等。最后，主体的意思表示真实自由。⑦在现代文明社会中将婚姻视为一种契约性法律行为，这是一种共识。因此不论是结婚还是离婚则必须遵从契约的有关规则，婚姻自必须是在双方真实的合意基础上的婚姻自，否则就不能体现婚姻自由的真正内涵。在现实中，由于诸多原因，结婚自和离婚自的行使并不都是出于真实的合意，如欺诈性协议离婚，回避法律的追诉。所以婚姻自是以民法的规范予以规制并以双方真实合意作保障。婚姻自由却总是以一方的自的行使来体现，不似婚姻自需双方的真实合意。这一点在离婚自由中的无过错主义原则即是无合意的离婚自由的表现。不过，蒙昧时代的群婚制中的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每个男子属于每个女子的婚姻形式当然不是我们这里所讨论的婚姻自由的内涵。
婚姻既是一种契约，当然应该建立在真实合意的基础之上。婚姻作为一种权利，所以应该可以自由地行使或不行使，只要符合法律规范的允许性规定而不违反其禁止性规定。我们说自由是做法律所不禁止的一切事情，婚姻自由也应如此。
总之，婚姻具有契约的本质特点，它是双方当事人之间的协议，这种协议在双方间产生了婚姻关系，当事人也可以通过协议解除婚姻关系，因此婚姻是种契约。婚姻契约不仅有利于维护婚姻关系，而且也有利于维护社会关系的稳定，不仅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市民社会的发展与完善。⑧
（约6550字）
注释：
①《中国大百科全书》社会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95页。
②于晶：《构造我国的无效婚姻制度》，载《河北法学》2000年第4期。
③张光忠：《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360—361页。
④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9月版，第292页。
⑤谌洪果：《法律能做什么——有关婚姻与性的法理思考》，载《法律科学》1999年第4期。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版，第72页。
⑦夏凤英：《论婚姻是一种契约》，载《法学家》2001年第2期。
新婚姻法律规定篇7
纵观我国婚姻立法及其司法解释，大致可以说经历了从承认主义到限制承认主义，再到不承认主义，最后到相对承认主义的发展过程。
（一）承认主义时期。在20世纪50年代初，由于刚刚废除了历史悠久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广大群众对于婚姻登记制度很不习惯，许多人结婚不去登记，举行仪式后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在此情况下，不承认事实婚姻是行不通的，于是当时的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承认事实婚姻关系，将事实婚姻纠纷按离婚案件处理。
（二）限制承认主义时期。1984年8月30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关于贯彻执行民事政策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指出了事实婚姻行为的违法性和危害性，对事实婚姻的认定标准作了限制性解释。规定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男女在时双方必须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和符合结婚的其他条件的，认定为事实婚姻关系，否则按非法同居关系对待。
（三）不承认主义。1994年2月1日民政部颁布了新的《婚姻登记管理条例》，按该规定，自1994年2月1日起，没有配偶的男女，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的，其婚姻关系无效，不受法律保护。对于到人民法院的，应按非法同居关系处理。至此，不再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效力。
（四）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不承认主义并没有有效的促使事实婚姻的减少，学术界和社会各界对不承认主义仍然不停地争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作了一条较为模糊的规定：“未办理结婚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2001年出台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解释（一）》对事实婚姻又作了新的规定，该司法解释明确地表达出相对承认和相对不承认主义相结合的立法精神：（1）男女双方补办结婚登记后，承认其婚姻关系，其效力追溯至双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之时。（2）未经结婚登记即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的当事人一方至法院要求离婚的，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之前就已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如双方在1994年2月1日以后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告知其应在法院受案之前补办结婚登记，补办后承认其婚姻效力，按离婚程序和条件处理。（3）要求离婚的事实婚姻当事人在时，如仍不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则直接判决解除同居关系。
二、对事实婚姻的几种态度
（一）肯定说。一些人本着务实的态度认为，事实婚姻在我国存在并且在短时间内无法予以根除，是一个社会问题。考虑到事实婚姻当事人双方的利益，应该予以保护。承认事实婚姻的法律仅要求当事人有结婚的行为能力、结婚目的、同居的事实。在满足这些条件的前提下，事实婚姻和法律婚姻有同等的效力。但如果要解除事实婚姻，则须提起离婚诉讼。
（二）否定说。一部分人出于维护法律尊严，认为法律既然规定必须向有关部门登记，那么不登记就是不尊重法律，如果承认事实婚姻，就是对法律的背叛，认为事实婚姻是法律婚姻的悖论，因此事实婚姻无效。
（三）转化说。我国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满足一定条件的事实婚姻可以转化成为法律婚姻。法律为事实婚姻设立某些条件，具备这些条件者，与法律婚姻有同等效力，否则，为无效婚姻。其条件主要有三种。第一种是双方当事人同居时间已达法定期限。有的国家规定为同居5年，有的国家规定为3年或2年，达到年限，婚姻为有效。第二种是经法院审查确认为有效。法院审查当事人是否具备结婚的实体要件，对符合条件者，发给有法律效力的文书，认定婚姻和法律婚姻同等有效。第三种是补办法定手续。符合实体要件，仅程序方面有欠缺的人，可以通过重新履行法定程序而使其事实婚姻具有与法律婚姻同等的效力。
三、关于事实婚姻立法的一些思考与建议
（一）维持现行的结婚登记制度
结婚登记制度是中国婚姻家庭制度改革的成果之一，它在新中国成立后即推行全国，成为社会主义婚姻家庭制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婚姻登记制度可以保证婚姻当事人符合结婚的法定条件，防止违反婚姻法行为的发生，从而可以保证婚姻的质量，有利于国家对婚姻的管理和监督，有利于婚姻家庭关系的稳定。
（二）注意事实婚姻与合法婚姻的区别
对合法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视具体情况，判决准予离婚或不准离婚，对于事实婚姻关系，经调解和好无效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这里讲的只能判决准予离婚的事实婚姻关系，仅指l986年3月l5日以后的事实婚姻关系，此前的事实婚姻关系只能依据“四民”会议的精神处理。这也符合过去从宽，今后从严的原则。
（三）刑法上明确重婚罪的构成要件
法无明文不为罪，因此刑法应具体规定重婚罪的概念和构成要件，以准确地惩治犯罪，更好地维护一夫一妻制度。
（四）规定和完善婚前检查制度
这是防止和避免出现无效婚姻，保证婚姻法得以实施的具体措施。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这方面的规定。如《美国统一结婚离婚法》规定：结婚需有本州法律所要求的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罗马尼亚家庭法典》规定：批准结婚须有医务人员的证明或身体检查结果证明书。我国虽然不再要求当事人办理结婚登记前必须做婚前检查，但这样并不利于当事人的身心健康和国家优生优育政策的贯彻。
（五）注意保护事实婚姻中的弱势群体
处理事实婚姻的纠纷案件，应该偏重于对相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所谓相对弱势群体是指事实婚姻中的夫或妻，在纠纷处理时处于劣势地位的当事人。考虑到中国的现实国情，经过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男尊女卑等一些封建思想已经根深蒂固，虽然改革开放以来人们文化素质日益提高，但并未根除。在未到结婚年龄而成为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双方的利益纠纷案件中，对女方将来前途的影响要大些，例如再婚。所以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对女方多一些赔偿。但是女方为相对弱势群体也不是绝对的，需要具体案件具体考虑。
参考文献：
[1]刘红芬.试述我国事实婚姻制度的完善[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9，23（9）.
[2]王旭霞.事实婚姻法律地位之分析[J].甘肃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3，21（1）.
[3]关越.关于事实婚姻的几点法学思考[J].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6，21（2）.
【摘要】本文对我国事实婚姻立法的历史演变进行了概述，将社会与法律界对事实婚姻的态度进行了归纳，针对我国事实婚姻立法的完善做了相应的思考，提出了一些建议。
新婚姻法律规定篇8
[关键词]婚姻自由；历史演进；障碍因素；实现路径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918（2015）16-0073-02
一、婚姻自由的涵义及内容
（一）婚姻自由涵义
婚姻自由指公民在法律的范围内，自主决定婚姻的权利，不受任何人的强制和干涉，它既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又是公民个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从排他性看，婚姻自由既不受国家的影响，也不受第三人的干涉。从权利性质看，婚姻自由既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又是基本的民事权利。
（二）婚姻自由内容
婚姻自由包括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结婚自由是指男女双方享有的根据自身意愿确定何时依法建立夫妻关系的权利，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不得干涉。离婚自由是指夫妻双方自愿解除婚姻法律关系，国家不得以任何形式阻碍婚姻当事人解除婚姻法律关系。结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主要方面，离婚自由是婚姻自由的补充，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婚姻自由的完整内容。
二、婚姻自由的域内外演进
（一）国外婚姻自由
1.婚姻自由之宪法确认。婚姻自由是资产阶级提出并倡导的产物。1791年法国宪法首次规定法律视婚姻为民事契约，它将公民幸福从封建神权的束缚下解放出来。1804年法国民法典规定未经合意不得成立婚姻。至此，法国确立了婚姻自由原则，实现了婚姻从身份到契约的历史性转变。此后，各国陆续在宪法层面确定了婚姻自由原则。
2.国际性条约中的婚姻自由。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有“成年男女不受种族、国籍或宗教的任何限制”、“经男女双方完全同意才能缔婚”、“家庭应受社会和国家保护”。虽然该文献不具有强制力，但为婚姻自由观念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具有积极意义。该宣言为维护婚姻自由，后续具有强制性约束力的人权条约出台做了铺垫。
（二）我国近代社会的婚姻自由
1.清代及以前封建王朝的婚姻观念。我国传统封建社会无所谓“婚姻自由”，传宗接代是婚姻主要目的，不可能由个人自主选择。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对当时婚姻状况的贴切体现。例如，《大清律例》规定有“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祖父母、父母俱无者，从余亲主婚，其夫亡携女适人者，其女从母主婚”。由此可见，清代及以前封建王朝基本不存在婚姻自由。清代晚期，清政府在“新政”中编纂了《大清民律草案》，其在婚姻方面有“结婚须由父母允许，继母或嫡母故意不允许者，子女得经亲属会之同意而结婚”，虽然相较以往有改观，但仍未摆脱传统封建婚姻的强制性。婚姻自由观念的萌芽步履维艰。
2.维新派的婚姻自由观念。19世纪中后期，近代社会婚姻自由观念由国外被维新知识分子引入国内，婚姻自由萌芽在晚清维新时期缓慢发展。维新派通过中外婚姻观念的比较，表达了对传统封建婚姻的不满。如，梁启超撰文“中国婚姻之俗，宜改良者不一端”，倡导改良。总体而言，戊戌维新时期对近代婚姻自由观念传播起了推动作用，但因封建势力的顽固与强大，近代社会婚姻自由观念发展进程缓慢。
3.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婚姻自由观念。20世纪初是我国近代婚姻自由观念的发展时期。相较于维新派，革命派在反对传统婚制方面更彻底。秋瑾认为，女性享有独立经济地位是实现婚姻自由的关键，妇女家庭幸福以及地位高下与否与经济因素联系密切，女性在经济方面的解放是女性获得真正解放的前提。革命派从经济、社会、法律等层面关注近代社会的婚姻自由，其认识相较于资产阶级维新派更深入。
总之，近代以前的封建社会不存在婚姻自由，婚姻自由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并在积极引进国外先进理念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封建社会的婚姻关系，反映了当时生产关系的要求，当事人没有缔结婚姻的自由。而近代社会是中国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变的过渡时期，近代社会婚姻自由观念的引入及演变，对于打破传统婚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三）民国时期的婚姻自由
1.民国初期的婚姻自由。在西方影响以及维新派、革命派的宣传，到民国初期，我国近代婚姻自由观念发展到新的阶段。新文化运动将矛头对准了封建婚制。如，教育家黄炎培呼吁婚姻应秉持自由结合，彰显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知识分子的婚姻自由观念。这期间，恋爱自由成为风尚，也成为新式婚姻的必经环节。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青年男女逐渐支配订婚权利，家长干涉有所松动。
2.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婚姻自由。民国伊始，婚姻自由并没有在法律层面获得直接体现，直到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当时政府颁布的《民法》规定有“婚约应由当事人自行订定”。该规定的颁布，在国家法律层面使婚姻获得解放，进一步打破了家长干涉婚姻的顽疾。此后的民国，婚姻自由的理念开始全面向传统婚制的根基渗透。
综观整个民国时期，传统婚制在缔结婚姻过程中仍居主导地位，传统婚姻观念对婚姻自由仍有巨大的排斥。因此，尽管社会氛围日益浓厚，但争取婚姻自的努力仍遭受着固有礼俗的挑战。
（四）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自由
新中国成立后，婚姻自由逐渐在宪法及婚姻法中得到确认。新中国建立伊始，《共同纲领》规定实行男女婚姻自由，这是新中国首次在宪法性文件中明确废除阻碍婚姻自由的封建专制制度的体现。我国1950年的《婚姻法》确立了婚姻自由、一夫一妻等原则的社会主义婚姻制度，实现了从旧的封建婚姻制度向社会主义婚姻制度的变革。1954年《宪法》规定妇女在家庭生活方面享有同男子平等的权利。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1978年《宪法》规定男女婚姻自主。1982年《宪法》规定禁止破坏婚姻自由。2003年10月1日实施的新的《婚姻登记条例》，大刀阔斧地对婚姻登记制度进行改革，预示婚姻自由新时期的到来。
为保障我国公民的婚姻自由权，《刑法》对婚姻自由的保护也规定有期徒刑、拘役等刑罚。无论是《宪法》、《婚姻法》，还是《刑法》，都为实现婚姻自由，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为惩处侵犯婚姻自由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三、婚姻自由行使的现实障碍性因素及对策
（一）我国婚姻自由行使的障碍性因素
1.公权力干涉婚姻自由。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政府存在干预婚姻自由的不当行为。自20世纪50年代起，婚姻管理工作被纳入政府行政职能范畴。例如，由所在单位或村（居）委会开具证明是公民结婚、离婚的条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逐步确立并完善，人员的流动性逐渐增大，由所在单位或委员会证明存在现实局限性，这对当事人婚姻自由造成了客观局限。
2.女性婚姻自由权利存在不公正对待。受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物质、文化水平的局限，爱情婚姻成为普遍婚姻的条件尚欠缺，包办、买卖婚姻的现象时有发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客观上造成实际物质生活水平的差异，突出表现在男女待遇失衡，女性在经济、就业等方面仍呈现不公平对待。换言之，两性地位平等只是形式上的，女性在婚姻关系中自主选择余地小，婚姻地位弱，成为包办、买卖婚姻中的最大受害者。
3.物质性因素对婚姻自由的限制。在市场经济环境下，除感情因素外，物质性因素对婚姻的建立、巩固、解除往往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物质生活、经济水平等制约着婚恋行为，再加上市民心态中固有的封建意识、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祟，借婚姻索取财物的陋俗，甚至明码标价现象屡见不鲜。借婚姻索取财物给当事人带来诸多不利：或者造成有情人难成眷属，或者给男方带来沉重的经济压力，或者在婚后使夫妻双方负债累累，更为严重的是引发刑事案件，导致社会不稳定。
（二）婚姻自由的实现路径
婚姻自由不是绝对的自由权，而是相对的自由权。行使婚姻自由权，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必须符合法律规定和要求。为保障婚姻自由的贯彻落实，针对我国的现实中存在的弊端，笔者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应对：
1.适时进行婚姻管理制度改革。随着社会发展进步，以及普通民众维权意识增强，改革婚姻管理方式和婚姻登记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在原有的婚姻管理制度与现实脱节面前，对婚姻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例如，异地办理婚姻登记、证明、离异等基本婚姻事项，可有效解决有结婚需求的当事人，有效解放被婚姻束缚的男女双方，婚姻管理制度改革于社会发展而言进步意义显著。
2.禁止包办、买卖婚姻的行为。包办婚姻违背当事人意愿，买卖婚姻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都与当事人意愿不符，都是严重违法行为，两者的共同特征是强迫包办，违背当事人个人意志，不同之处在于是否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买卖婚姻的行为都是侵犯他人民事权利的违法行为，因此，应对包办、买卖婚姻行为加大惩处力度。如果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还应追究刑事责任。对于买卖婚姻中所涉财物，一经查实，应予以收缴。
3.杜绝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借婚姻索取财物的目的在于索取财物而并非为了婚姻或即使为了婚姻但以财物作为前提。在借婚姻索取财物的行为当中，虽然不存在强迫包办的情形，其也不同于买卖婚姻，但由于借婚姻索取财物行为注定会通过结婚获取一定财产，这又和买卖婚姻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因而不符合婚姻自由，社会应加强宣传教育力度，扼杀封建腐朽思想荼毒，坚决予以取缔。
4.提高妇女婚姻自主地位。我国两千多年来形成的男尊女卑和漠视女性利益的封建主义婚姻制度，对人性的摧残是残酷的，尤其女性在婚姻中处于弱势地位。婚姻自由不仅是人性理念的解放，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客观要求。因此，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婚姻自由的保护显得日益迫切。这不仅需要通过广泛宣传动员，更需要社会相应保障机制的而建立健全。
四、结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