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的故事范文

瞿秋白的故事篇1

今天，从发黄的历史像册上，人们已难以寻觅到一个真切的瞿秋白。但我们从瞿秋白女儿瞿独伊的讲述中，依稀找回了一个真实亲切的瞿秋白……

（一）“父亲可以说是走出破落旧家庭的‘叛逆者’。”

长汀，闽西那重峦叠嶂中的一座古城。在城西罗汉岭的半山腰，屹立着坐北向南的瞿秋白烈士纪念碑。谈起瞿秋白的牺牲，瞿独伊的评价是“无比壮烈”。

瞿秋白烈士牺牲的那年，瞿独伊14岁。“父亲牺牲的时候，我年纪还小，可他亲切的形象，却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母亲不让我简单地叫他‘爸爸’，而一定叫我喊他‘好爸爸’。我就一直这样称呼我父亲。”

瞿秋白于1899年1月29日出生于常州。常州武进瞿氏，门台很高，是“衣租食税”的绅士阶级，世代读书，也世代做官。但瞿秋白的祖父和父亲都只有空头衔，没做实任的官，早就穷了。瞿秋白自幼喜欢诗词，精谙诗书的母亲也常常教他。父亲瞿世玮的绘画技艺颇有功力，教小秋白学画。如此熏陶教育，瞿秋白十几岁时就能作很好的山水画了。

1915年夏，离中学毕业只有半年时间，瞿秋白却在无奈中辍学了。他常常闷在房里读书，往往到深夜还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凝神看书，而且饮食很少，每餐不足一小碗饭。

不料，更加沉重的打击接踵而来――1916年春节刚过，当他在无锡表姐处联系找工作的时候，他的母亲突然自杀了！

母亲性格柔中带刚，情感丰富细腻，对秋白特别慈爱，并寄予极大的希望。家道衰败，要强的她鼓动丈夫出外谋业，并将婆婆送去大哥世琥处。却不料婆婆在大儿子家里亡故，以致亲朋们都责怪她害死婆婆，不再对瞿秋白兄弟姐妹六人施以援手。瞿母想：惟有自己去死，才能换来他们对孩子们的照顾。

这一悲剧给予瞿秋白强烈的心灵刺激，而且在他一生中都发生恒久而有力的牵系作用。

母亲去世时，家里最小的孩子才3岁，没有家产又没有工作的父亲怎能抚养得了6个小孩子？在瞿秋白的协助下，父亲把一个个孩子安排在亲人家里生活和受教育，把那个自幼迟钝、有神经病现象的儿子带在身边。

瞿秋白一直很关爱弟弟妹妹，努力维系着失去母亲后的亲情联系，也一心想把弟弟们教育成才。1920年，瞿秋白赴俄之前，忧煎病迫、孤处异乡的父亲当时在一位好友家做家庭教师。他专程去济南拜别父亲，父子同榻，谈了整整半宿。父亲对儿子远行赴俄非常支持，并且寄予深切的希望，不像那些囿于俗见、要把子女拴在身边的人。瞿秋白将父亲的话郑重记入其著作《饿乡纪程》，可见他是深有感受而铭记于心的。

“祖母的性情才德和在文化知识、文学情趣上对我父亲的教导和潜移默化的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被父亲接受和发扬了。这些和祖父的影响相汇合，为父亲形成良好气质打下受用终生的文化素养的底子。”瞿独伊今天谈起这些传奇的家世与家史，感慨万千。呷了几口茶水后，她不免轻声感叹：“家庭破灭后，凄惨的现实逼得父亲趋向脱离旧环境，寻求新价值、新出路。也就更容易接受新潮的思想，背逆原阶级，背逆原来那种大家庭制度下‘昏昧’精神的道路。”

（二）“母亲至死也深切怀念着父亲！”

瞿秋白在他感情的历程中也如同他在精神和思想上一样富有，一生有两次爱情相伴随。第一个爱人王剑虹，是一位聪慧、有很高天资的时代女性。1923年8月，两人相识、相爱，不到半年即结合了。由于两人都有志于革命，并且都喜爱文学，便常常写诗来抒感，使他们婚后的生活充满了诗歌的浪漫和词赋的情趣。遗憾的是，结婚仅7个月，王剑虹就因患肺结核而去世。后来，一位叫杨之华的女性走进瞿秋白的世界……

杨之华于1900年出生于浙江萧山，是家道中落的绅士门第小姐，当地的名美人，曾就读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20岁出头的时候，她和浙江有名的开明士绅沈玄庐的儿子沈剑龙相爱成婚。沈剑龙才貌出众，喜欢诗词、音乐，也曾与杨之华一起立志自谋生活，不依赖家庭。但是他和朋友一起到上海以后，经不起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生活引诱，堕落了。这时，杨之华已生下一个女儿，将她取名“独伊”，意即只生你一个，可见她心中的怨愤之情。1922年，杨之华只身跑到上海，参加妇女运动，并认识了向警予、王剑虹等人，并于1923年底报考上海大学，被录取在社会学系。

瞿秋白当时是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和社会哲学两门课，以他优雅的风度、渊博的学识、雄辩的口才，在上大师生中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杨之华第一次听瞿秋白的课就对他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杨之华当时还在上海执行部妇女部担任部分工作，与中共中央妇委书记向警予在一起。为人正直、纯朴的杨之华，工作踏实、热情，给向警予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向警予在上大没有担任职务，就积极向上大的党支部书记瞿秋白推荐杨之华。作为勤奋好读的学生与社会活动的积极分子，瞿秋白对她显然是熟悉的，她对待妇女解放事业的热忱和卓越的组织才能，更使瞿秋白觉得这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坚强女性。于是，瞿秋白决定做她的入党介绍人。后来，在斗争中他们的感情益发加深。

渐渐发觉瞿秋白对自己的感情有些异样，而自己内心对他的翩翩风度和绝世的才华也十分倾慕，杨之华有些不知如何是好，于是回萧山母亲家里，暂时回避瞿秋白。面对着这人生的重大抉择，瞿秋白也苦苦地思索：既然沈剑龙已经背叛了杨之华，为什么我不能去爱？既然我真心地爱她，为什么不敢表示！她心里究竟怎么想的，也应该问个明白。于是趁放暑假的机会，瞿秋白也来到萧山杨家。杨之华的哥哥和沈剑龙是同学，见到这种情况，把沈剑龙也请到家里来。

谁知沈剑龙和瞿秋白一见如故，沈剑龙对瞿秋白的人品与才华十分尊敬、仰慕，然而面对着复杂的感情问题，内心又充满了矛盾。于是他们三人开始了一场奇特的，然而又是千真万确的“谈判”：先在杨家谈了两天，然后沈剑龙把瞿秋白、杨之华接到他家去又谈了两天。最后瞿秋白把沈剑龙和杨之华接到常州去谈，当时瞿家早已破落，家徒四壁，连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棉絮上谈心。谈判结果，在邵力子主办的上海《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一是瞿秋白与杨之华结婚启事，二是沈剑龙与杨之华离婚启事，三是瞿秋白与沈剑龙结为好友启事。

有一次刻图章，瞿秋白对杨之华说：“我一定要把‘秋白之华’、‘秋之白华’和‘白华之秋’刻成3枚图章，以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无你无我，永不分离之意。”杨之华听了笑说：“倒不如刻‘秋之华’和‘华之秋’两方更妥帖、简便些。”后来，瞿秋白终于刻了一方“秋之白华”印章。

瞿独伊说：“为了纪念他们的结合，父亲在一枚金别针上曾亲自刻上‘赠我生命的伴侣’7个字，送给母亲。这一爱情的信物，后来一直伴随着母亲度过了风风雨雨的几十年。”而今，每当瞿独伊看到父母留下的这遗物，就宛若看到相伴相依的父母还生活在自己身边。

瞿秋白就义后，曾有人问杨之华：“在革命战争的年月里，丧偶是经常发生的事。有些人重新结婚了，生活得很幸福。你为什么不再结婚呢？”她这样回答：“这并不是由于我封建，这是因为我感到没有人比秋白对我更好的了。”经过多年努力，杨之华终于在福建长汀找到了瞿秋白的骸骨，并运回了北京，1955年隆重地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在38年的时间里，她怀念、铭记着瞿秋白，直到自己生命终了。

（三）“天伦之乐的时光让我记恋终生。”

瞿秋白和杨之华婚后，生活十分美满。但沈家不让她去看女儿，她非常想念独伊。后来，独伊终于被外婆从沈家偷出，来到了杨之华与瞿秋白的身边，有了一份健全的母爱与父爱。

瞿独伊回忆起独享天伦之乐的时光。“母亲忙于工运，无暇照料我。父亲对我十分慈爱，不管多忙，只要有一点空就到幼儿园接送我。在家时，他手把手地教我写字、画画。”

1928年4月，瞿秋白同提前到苏联，参加中共“六大”在苏举行的筹备工作，后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同年5月，作为中共“六大”代表的杨之华带着瞿独伊也秘密来到莫斯科。那时，瞿独伊已6岁半，开始记事。“过境时，我掩护过好几个中共代表，在妈妈的引导下认几位叔叔叫爸爸。”说到这里，瞿独伊沏上茶，接着说：“‘六大’在中共历史上是很特殊的，会址不在国内而在国外。开会时我还记得，是在莫斯科郊区一座别墅里举行的，每逢他们休会，我常常给那些代表唱歌、跳舞，当时很天真活泼的。”

“我的父亲，的确无愧于‘好爸爸’这个称呼，他给我带来无限温暖和快乐。”瞿秋白知道独伊喜欢吃牛奶渣，每隔一星期，他从共产国际下班回来，路过店铺子，总不忘记买一些回来，带到幼儿园去给独伊吃。夏天，他们在树木里采蘑菇，瞿秋白画图折纸给独伊玩。冬天，地上铺满了厚厚的雪毡，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自己拉着车跑，故意把雪车拉得忽快忽慢，有时假装拉不动了，有时假装摔了一跤，用手蒙了脸“哭”了起来，这时候独伊就向妈妈叫起来：“妈妈……你看好爸爸跌一跤就哭了！”瞿秋白放开手，哈哈大笑。独伊也很高兴，拍手大笑。

“我永远也忘不了在莫斯科儿童院时的一件事。那次，爸爸和妈妈来看我，带我到儿童院旁边河里去撑起木筏玩，爸爸卷起裤管，露出了细瘦的小腿，站在木筏上，拿着长竿用力地撑，我和母亲坐在木筏上。后来，父亲引吭高歌起来，接着，我和母亲也应和着唱，一家人其乐融融。”瞿独伊说：“每当回想起来，都使我受到鼓舞，感到有力量，也很温馨。”

（四）“好爸爸好妈妈是我一辈子的好榜样。”

1930年，瞿秋白从苏联回国主持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立三路线”，杨之华也一同回国，把年仅9岁的瞿独伊一个人留在莫斯科国际儿童院。

瞿秋白在离开上海到苏区的前夕，在许许多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紧张处理的时候，在许许多多纷繁复杂的心思搅绕着的时候，仍然十分惦念远在苏联的女儿，自言自语地念叨：“独伊怎么样？我的亲爱的独伊怎么样了呢？”

一次，父亲给她寄来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你长大了，也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从小就没有感到瞿秋白不是自己的亲爸爸，瞿独伊感到他对自己的爱比普通的生父还要入心，还要周到。在监狱里，即将告别人世时，他还在惦记着独伊，谁又能够说，独伊不是他的亲生女儿呢？

1930年，瞿秋白夫妇取道欧洲秘密回国，不料这次分别竟是女儿和父亲的永诀。瞿独伊回忆说：“1935年的一天，我见几个同学围观一张报纸惊讶地议论着，还时时看着我，然后传给其他同学看，惟独不给我看。我感到非常奇怪，一把抢过来，原来是《共青团真理报》上详细报道了我父亲于6月18日牺牲的消息，并附有一张4寸大小的半身照。一直想念好爸爸的我惊呆了，随即失声痛哭起来，竟晕倒在地……”

1935年8月，杨之华来苏联出席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杨之华到国际儿童院看望女儿，许多中国孩子都跑来围着她，亲切地叫她“妈妈”，要她讲他们的父母在国内的情况。杨之华留任莫斯科国际红色救济会中国代表期间，把瞿独伊接出儿童院一起生活了几个月。每当夜深人静，只剩下母女俩相对无眠时，杨之华翻看着瞿秋白的遗作与信件，忍不住悲从中来，泪珠不停地往下掉。每逢此时，瞿独伊就安慰妈妈：“妈妈，我给你唱个歌吧。”于是，一口气唱起《马赛曲》、《儿童进行曲》等好几首歌曲，直唱得妈妈脸上少了悲戚、眼睛里有了刚毅才停下来。母女俩就这样相互慰勉着度过了最悲痛的一段时光。

不久，杨之华再度遭到了王明等人的无情打击，职务被撤了，组织生活停止了，还不让她与瞿独伊见面。相依为命的母女又再次被拆散。1938年8月，党中央派任弼时接替王明的工作时，为杨之华后，母女俩才得再次相聚。

因为苏德战争的爆发，瞿独伊结束13年旅居异国的生活，于1941年随母回国，到新疆时被地方军阀盛世才无端逮捕。在狱中她收获了爱情，与李何结了婚。“在新疆坐牢的日子里，很苦的，住在一个阴暗潮湿的破庙里，馒头是被有意掺了沙子的，吃的菜没有油，每天两餐清水白菜汤。”抗战胜利后，经过党的营救和张治中将军的努力，在新疆的被捕人员获得自由。

“当时被关押在那里有150人，除了我们这些苏联回来的路过人员，还有八路军办事处来新疆的一些工作人员等。我们呆了4年，出狱时只有130人，好些不是病死了，就是牺牲了，或者早就叛变了。在狱中，我耳闻目睹并亲身经历了许多对敌斗争的事情，曾被审讯过两次。为此，我懂得了更多的革命道理。”出狱后，瞿独伊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新疆监狱里释放出的人员，于1946年7月10日抵达延安，受到、、林伯渠等中央领导的接见。不久，瞿独伊和李何一道被分配到新华社工作。他俩不断行移各地，以积极的工作迎来了全国的解放。

在解放初期，瞿独伊和李何再度前往苏联，筹建新华社莫斯科分社。分社只有他们夫妇俩，瞿独伊没有周六周日，整天忙得团团转。

1957年，瞿独伊回国，被迫改行到中国农业科学院工作。1964年，李何因不治之症去世；半年后，在哈军工读大学的儿子李克林因病英年早逝，这接连打击使瞿独伊和母亲刺激很大。1978年，瞿独伊回到了新华社，在国际部俄文组从事翻译和编辑工作，直止1982年离休。

瞿独伊说：“说实话，我不爱回忆往事，因为内心的伤痛实在太深。”然而，她又不得不说，“为了后人能了解历史”。谈及父亲的英勇就义时，她老泪纵横，“‘’时，‘’为了改写整部党史，抓住1962年曾对《多余的话》说过的几句个人意见，便不顾事实，硬把我父亲打成‘叛徒’，使父亲的英魂在九泉之下遭受莫大。”据说，“”后，瞿独伊在众多前辈的鼓励下向中纪委进行了申诉，为此，中纪委成立了“瞿秋白复查组”，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外调与核查。“而我呢，则带着女儿，直接去找了对我父亲执行枪决的原36师师长宋希濂――他是个获赦战犯。我去见宋希濂，于我而言，实在是一件痛苦无比的事。而宋希濂见到我，也是浑身不自在，一脸难堪相。但这是没办法的事啊！我们这两人必须见这一面。”宋希濂如实向瞿独伊介绍了情况，说瞿秋白在临终时高呼“共产党万岁”等口号，神态从容地环视刑场上的松树与草坪，微微地笑“此地很好”；尔后，慷慨就义……“那天，我和女儿是一边流着热泪，一边记录证明材料的。而中纪委复查组则以更大量的材料，有力证明了‘’强加给我父亲的‘叛徒’帽子，完全没有一点根据！”瞿独伊感叹，“今天，父亲如有知，可以含笑九泉了。”

如今，“秋之白华”的女儿已是90岁的老人了。刚离休时，她曾专门学过画画、钢琴、书法，后来因为忙于寻访有关父亲生平活动的知情人、搜集整理有关材料而又将这些爱好放弃了。近些年来，瞿独伊参与编过《忆秋白》、《回忆杨之华》等书。现在，爱运动的老人每周游泳两次，每次300米，每天做做健身操，坚持散步，并乐于参加中直机关的交谊舞比赛及新华社的社庆活动等，曾获过北京市中老年交谊舞大赛一等奖，在老年模特表演上也得过个人第一名。看书、看报，也是老人晚年生活很重要的一部分，在她家记者看到她订了不少的报刊。每年，瞿独伊以个人独特的方式纪念自己的好爸爸与好妈妈。这些年来，她到常州参加过四五次瞿秋白生平与著作学术研讨会。

老人很开朗、乐观、健谈，记者不敢相信眼前是一位耄耋之人。不知不觉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这时，瞿独伊的家政服务员提醒记者“不便谈得太久，老人谈多了，晚上会失眠的”。见在谈兴上，记者也难以退却，于是又“硬着头皮”谈上了半个多小时。告别时，瞿独伊深有感触地如是说：“革命者是人，不是神。父亲首先是一个人，一个真正的人。他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对家庭、爱情和婚姻方面也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宽阔胸襟和高尚情操。”她在记者的留言本上笔录下瞿秋白的词句“信是明年春再来，应有香如故”，且用俄文签名。

瞿秋白的故事篇2

作为建党90周年献礼电影的《秋之白华》，近日在中国大学生电影节开幕式上首映，影片完美再现了瞿秋白作为革命者和文学家的多元化人生。

在历史浩瀚的长河之中，瞿秋白是一颗璀璨的星辰；在短暂的一生中，璀璨的爱情照亮和指引着他。

作为极具文人气质的革命者，因为他普世的慈悲之心，让他在爱情上表现得更纯粹也更浓郁。一封封饱含深情的家书，穿越激荡的岁月，见证了瞿秋白对国家、对家人的赤子之心。

  秋之白华，爱之独伊

瞿秋白与第一任妻子王剑虹的婚姻可谓“琴瑟相和”，不幸的是，新婚仅7个月后，王剑虹就因病离世，留给瞿秋白无尽的哀思。但新生活的篇章很快翻开，温婉而热情的新女性杨之华，如一轮皓月，给秋白暗淡的心境带来一份澄明的希望。

彼时，杨之华已结婚生子，但因丈夫沈剑龙沉湎于红灯绿酒之中，两人的感情早已破裂。杨之华在愤然之中，将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示着只此一个孩子，以后绝不再生。她走进上海大学，开始独立的生活。

勇敢追求爱情的瞿秋白与杨之华和沈剑龙，三人在清香的茶茗袅绕中开始“谈判”。谈判的结果，就是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刊登三条启事：杨之华与沈剑龙脱离婚姻关系、瞿秋白与杨之华正式结合、瞿沈正式成为朋友。

这样的启事在上海滩是前所未闻的，也证明了瞿杨对爱情的坚定。

他们常在夕阳西下时，相拥着在杨花轻飘的幽径漫步，谈诗歌论时局；在夜深人静之际，彼此各捧一本书静静阅读，偶尔四目交错，是鱼跃水中的默契和相溶。擅长雕刻的瞿秋白，还在一枚图章上刻下“秋之白华”四字，寓意着他与杨之华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永不分离。

新婚后，瞿秋白还鼓励杨之华将小独伊接到上海。但沈剑龙之父将杨之华拒之门外，不允许她再见女儿。那一夜，伤心不已的杨之华滞留萧山。

对她们牵挂不已的瞿秋白在火车站月台上来回踱步了一宿。第二天一早，接到形单影只的杨之华，瞿秋白掩饰住自己的疲惫，温柔地将杨之华拥在怀里，轻轻擦拭掉她的泪痕，柔声安慰道：“你放心，小独伊一定会回到你身边，我也一定会把她当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杨之华抬起头，看到他眼中有春水般的清澈和坦荡，顿觉自己满腔的焦灼和不安，被洗涤全无。杨之华注视着瞿秋白，由衷地说了句：“谢谢你，秋白。”

为了让母女相聚，不久后，瞿秋白陪同杨之华再次回萧山。

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小独伊被沈府大姨太悄悄带出来，但很快被奔出来的两个壮汉抢走，伴着孩子凄厉的哭闹声，院门紧闭。静谧的夜间，瞿秋白与杨之华紧握着双手，沮丧地离开。在月光印照下，瞿秋白的脸上闪过一道泪光。之后10年婚姻之中，无论面对如何的险境，杨之华都不曾见过他落一滴泪。

在不懈的努力下，独伊终于回到母亲身边。独伊一直称呼瞿秋白“好爸爸”，瞿秋白叫她“小独伊”，把她视为己出。他在信中时常提及：“之华，独伊如此的和我亲热了，我心上极其欢喜。我欢喜她，想着她的有趣齐整的笑容，这是你制造出来的啊！之华，我每天总是梦着你或独伊。”

 身之所依，情之所至

1928年，瞿秋白去苏联参加中共六大，此后他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工作两年，杨之华和独伊跟随他一起在莫斯科生活。

夏天，他们在树林里采蘑菇，瞿秋白给独伊折纸飞机，教她画画；冬天，他把独伊放在雪车里，让她迎着凌厉的风体验飞翔般的快乐。偶尔瞿秋白故意跌一跤，惹得7岁的小独伊哈哈大笑：“妈妈，你看好爸爸这么大了还会摔跤，我都不会！”寂寥的雪野，笑声划破长空。杨之华看着嬉戏的父女俩，内心十分澄净。瞿秋白给了独伊一份沉甸甸的父爱，也带给自己真实的幸福。

第二年初春，瞿秋白肺病加重，只好去列宁疗养院休息。一个多月的短暂分离，他与杨之华多次通信，有时甚至一天写两封，谈爱情也谈革命。瞿秋白说，“之华，我只是想着你，想着你的心，这是多么甜蜜和陶醉。我的爱是日益的增长着，像火山的喷烈，我俩格外的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我党的老同志凋谢得如此之早啊。仿佛觉得我还没有来得及做着丝毫呢！”在瞿秋白心中，个人的情感与国家的命运早已紧密融合。

1930年8月,瞿秋白和杨之华回到上海。考虑到国内形势的严酷，他们把小独伊留在了苏俄。一天，瞿秋白给独伊寄去了一张印着一个大飞艇的明信片，上面写着“小独伊，你长大了，也要为祖国造这样的大飞艇”。细微之处，父爱跃然而出，也折射出瞿秋白对国家的忠贞和热爱。

1934年初,瞿秋白被派往中央苏区,杨之华则留在上海继续工作。离别前，瞿秋白细心地买下10个记事本，给杨之华5本，自己留着其他5本。昏黄的灯光下，他握着杨之华的手，孩子般笑着说：“之华，苏区写信不太方便，你把想告诉给我的话记录下来，我也记录下对你的思念，等我们相聚时，就交换着看，好不好？”10年过去了，瞿秋白的眼神如当年一般清澈，盛满深情。

两人喃喃私语到深夜11点，瞿秋白才离开寓所。走到弄堂口时,他停下脚步,回头走了几步,凝视着杨之华缓缓地说：“之华,我走了！”不曾想，这次分离竟是永诀。记录着他们的牵挂和相思的10个记事本，也在战乱中不知所踪，但那份心灵相通的爱永远地留于两人心中。

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面对敌人利诱劝降，他严辞拒绝。在狱中，瞿秋白留下遗作《多余的话》，里面有着他对自己深刻的剖析，苛责自己在革命中曾经犯过的错和对革命事业的无能为力，也记录着一个普通男人在生命最后一刻，对家人的眷恋：“我留恋什么?我最亲爱的人,我曾经依傍着她度过了这10年的生命。我还留恋什么？这美丽的世界的欣欣向荣的儿童，我的女儿，以及一切幸福的孩子们。”

为了他的信仰，为了他所爱的人，瞿秋白选择英勇就义，将自己的生命永远定格在风华正茂的36岁。此后杨之华独自生活了38年。有人曾劝她再婚，杨之华却笑着说：“这样的秋白，世间只有一个。不是我封建不愿再婚，是再也找不到他那么好的人了。”夜深人静时，杨之华总会一遍遍翻阅瞿秋白的书信，在字里行间，听到他亲切的声音，浮现他翩翩的身影，仿佛他不曾走远。

瞿秋白的故事篇3

一、党员形象的重构：他者视点与自我言说

《秋之白华》对瞿秋白形象的塑造，摒弃了红惯用的宏大历史叙事视角，以故事化的方式讲述伟人生平并唤起观众崇敬之情的经典叙事模式。反而采取了后现代式的重构：消解革命英雄的神圣感，将历史生活化，尊重革命者的个体生命价值。他者视点。电影《秋之白华》以杨之华的他者视点展开，这一带有回忆色彩的视点将宏大的革命历史变得个人化、生活化。影片的前半部分杨之华的视角让观众从侧面认知瞿秋白这一人物形象，感受杨之华与瞿秋白之间的微妙情感变化，体会瞿秋白作为丈夫、作为学者及作为革命者的人格魅力。杨之华的视点可以说是观众对瞿秋白感性认知的窗口，这种他者视点的讲述打破了对革命英雄讲述的话语垄断，使得瞿秋白真正成为观众的移情对象，可以让观众在非瞿秋白的视角中感受瞿秋白的个人特点。

自我言说。影片的后半部分以瞿秋白在狱中的个人回忆录为结构线索，以革命英雄的第一人称视角回忆了与杨之华的美好爱情，入狱后敌人的声声劝降与威逼利诱。瞿秋白略带自传性质的自我言说，向观众传递的是一个共产党人于生活于理想的不悔抉择。在其自我讲述的这部分影像中，充分向观众展示了《秋之白华》这部电影的特点——以爱情写革命，瞿秋白在送予杨之华刻有“秋之白华”字样的印章时说道：“秋白之华，秋之白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放而大之，爱情之中有革命，革命之中有爱情。其中之意，自述的是瞿秋白心中的家国情怀，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赤子之心。他者视点与自我言说，打破了对英雄人物的权威性话语表达，在尊重历史史实的基础上重构了瞿秋白的党员形象。

二、消费的形象符号：革命精神与偶像元素

后现代文化语境中，红戏剧性对峙的二元冲突被明显搁置，转而投向人物的言说表达与形象重构。而共产党员的形象已经是抽离出真实历史，化作一种中华民族精神的理想符号，因此革命英雄的形象在消费时代便带有内在革命精神与外在偶像元素相交融的双重符号意义。精神符号。共产党员理想的定格与永恒。如若说在后现代的观影语境中，党员形象印刻着消费符号的影子，那么这种红色消费最深层的内涵应该是革命英雄的为理想与信念奋斗一生的革命精神。电影《秋之白华》在短短120多分钟内选取的是瞿秋白一生最富其人格意义的片段进行重组，于波澜不惊的镜像语言中让观者体会瞿秋白誓死坚定革命理想的党员气魄与笑看生死、从容恬淡的文人气质。影片最后，瞿秋白踱着缓慢而坚定的步伐，手持雪茄走向刑场，端坐于花香鸟语中微笑着说：此地甚好！尔后慷慨就义。这一段落的处理与影片的整体基调保持了平衡，依然是平静、平淡的影像风格。从容不迫的平静蕴含着瞿秋白内心炽热的革命之心、理想之心，在静与动中重塑了共产党人的精神面貌。瞿秋白的从容就义是党员理想的定格与永恒，瞿秋白则象征着革命英雄的不灭精神。

偶像符号。消费的形象与情感。消费时代的整体观影语境呈现出自由、开放的特征，影视文化的消费心理也愈来愈浓烈地带有后现代的色彩，观众更加喜欢视觉刺激与情感释放的观影体验。电影《秋之白华》的视觉刺激点就在于董洁“谋女郎”与窦骁“谋男郎”的双重偶像身份，影视偶像模拟革命偶像。从某种程度上讲，现实与历史的间隙被消解了，从而解构了历史的宏大与英雄的崇高。影视偶像作为对革命偶像的二度仿像，成为一种偶像化的符号在影片中存在，观众在消费影视偶像的同时也消费着革命偶像的党员形象

三、历史的仿像：审美维度与历史维度

从哲学的角度说，历史已然消逝，我们无法还原。而至于电影艺术，影像似乎就成为了再现历史的媒介，影像文本毕竟不是历史文本，所以“再现历史”不可能是“还原历史”或“复制历史”。这种“再现”应该是电影影像所呈现出的对历史的现代仿像，对于红中革命党员形象的仿像，既具有消费性、大众化及商业化的时代审美之维，也应该具有革命历史、受众集体无意识的历史心理之维。从审美的维度看，瞿秋白的党员形象中，包含着大众文化“人性”革命者的因素，消费时代偶像拟仿的因素以及情感消费的外显因素，同时存在着红、共产党员形象不可抹杀的理想精神内核。由此使得瞿秋白党员形象的永恒革命精神与时代化的影像表现相结合，在大众审美的层面上，让党员形象找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表述方式。历史维度：革命共产党员身处于中国烽火交织的战争年代，对革命党员形象的重塑不能忽略对历史维度的考察，瞿秋白的人物形象，要含有编者对历史人物的尊重及对历史的自觉体认。

瞿秋白的故事篇4

[关键词]唯美；诗意；霍建起；电影风格

“作为电影观众，我们可以接受各种风格、样式的影片，但作为从事电影创作的人，则各自对电影有不同的理解和追求。”正因如此，霍建起导演一直对电影有着独特的理解和追求。在《秋之白华》和《萧红》中霍建起对历史题材影片做出了新的尝试，让历史题材电影在诗与史的意境中表达影片的主题，赋予历史题材电影别样的风格。

一、探寻民国时期的唯美爱情：《秋之白华》

在霍建起的作品中，用影像记录民国时期那些名人的爱情故事的并不多见，《秋之白华》和《萧红》算是此类作品中为数不多的两部作品。从霍建起的作品中，我们不难发现，追寻平凡人的爱情，关注普通人的创业历程与心理矛盾以及讲述底层社会民众生活水平的内容是霍建起重点关注的领域，这与他本人对生活的独特理解不无关系。

（一）追求民主自由的爱情

影片《秋之白华》讲述了我党老一辈开创者瞿秋白同志与无产阶级革命家杨之华的十年生死爱情故事。影片并没有从一开始就平铺直叙、开门见山地讲述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而是采用瞿秋白先生回忆的方式将两人的爱情故事一点一点地呈现在观众面前。在瞿秋白先生被捕入狱的半年时间里，他在狱中写下了《多余的话》，这本书可以看作是一本回忆录，是一本瞿秋白先生对自己一生的回忆以及对他与杨之华之间的爱情记录。讲述老一辈革命家的爱情故事在大银幕中并不多见，因为此类题材过于敏感，也常常会被其后代拒绝。霍建起导演在“后五代导演中”可谓是比较特殊的一位，在影片中他遵循历史的真实面貌，用大量翔实、准确的史料揭开了两位老一辈革命家的爱情历程。

刻骨铭心的爱情通常都有与之相伴的特殊物件作为代表，霍建起导演也没有刻意回避，这些物件在那个年代常常被赋予特殊的含义。在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故事里，那枚金针镌刻的“献给生命中最爱的人”可以看作是瞿秋白对杨之华的深深爱情的标志。霍建起在表现瞿秋白为杨之华戴上这枚象征爱情的金针场景设计在了即将离别的时刻，顿时影片的感情基调升高，带给观众的震撼也是强烈的。追寻自由的爱情在那个年代是不可想象的，杨之华与前夫沈剑龙离婚被看作是一种不可接受的事情，而杨之华冲破了旧有观念的束缚，勇敢地向瞿秋白坦承了自己的爱慕之情。

对新爱情的追求必然会结束曾经的爱情，这一段在影片中也有极为详细和明确的表现。一个风光优美的小湖边，那些灌木有的叶子飘落，有的已经泛黄，水草也是如此的美妙。杨之华将曾经写给前夫的信件轻轻地撕碎，正是这样的讲述、这样的设计象征着前缘的结束，但是这样的结束对于杨之华而言何尝不是一种解脱？何尝不是一种自由呢？通常，这类镜头常伴随痛苦与懊恼，但是在优美风光的映衬下，杨之华与前夫爱情的结束是如此的平静，这或许正是对霍建起导演唯美风格的最好体现。

当然，影片的唯美远不止于此，逆光拍摄的大桥是那样的雄伟，轮廓又是那样的清晰，这似乎又在说明杨之华非常明白自己的选择道路，她对自己的未来是明确而又坚定的。至此，我们不难发现，无论是当代的爱情还是民国时期的爱情，霍建起都能够以一种唯美的风格将其自然地讲述出来，这在“后五代导演”中又是多么的不易！

（二）唯美的画面、唯美的爱情

《秋之白华》对战争与爱情的阐述是影片的两条主线，影片没有单一对某条主线进行刻意的放大，也没有将某条主线表现得过于明显或隐晦，而是采用一种时隐时现的手法将瞿秋白先生与杨之华女士的爱情故事慢慢讲述了出来。当然，在对两人的爱情故事的描绘中，霍建起则是借助色彩的魅力突出了他们之间爱情的唯美。

霍建起的唯美风格在电影《秋之白华》中可谓是格外突出的。影片在整体上并没有突出与敌人的斗争过程，而是将视角和注意力集中到了讲述瞿秋白与杨之华的爱情故事上去，霍建起想用一种独特的方式来诠释战争年代依旧存在的唯美爱情，只是这段爱情在那个年代是何等的短暂。当敌人试图劝降瞿秋白的时候，瞿秋白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在他被捕的那个监狱，几束光线从外面照射进来，照在敌人的脸上，刻画了敌人丑陋的嘴脸，这与昏暗的灯光下瞿秋白的脸色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这可以看作是霍建起导演想赋予人物勇敢、坚毅形象的最好解释。斗争从来都是残酷的，在影片中这份残酷并没有太多的血雨腥风，影片似乎回避了这些可能玷污他们两人爱情的画面和镜头，尽力去营造一个相对温馨而又纯洁的整体空间。影片中人物的形象是高大、雄伟的，董洁饰演的杨之华是一个典型的知性女性，但是正是她的知性让她对丈夫的工作充满了理解，正是她的知性让她能够与丈夫一起为争取人民的解放、国家的独立流血牺牲，影片刻画的杨之华让我们能够从内心深处感受到她的伟大，感受到她对丈夫的理解和希冀。

影片结尾瞿秋白先生大义凛然、坦然地走向刑场的镜头是唯美的，在通往刑场的道路上，霍建起导演营造了一个鲜花遍地、水草茂盛的情景，这从侧面象征了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革命斗争是正义的，是人民期待与拥护的，必将成功。瞿秋白先生将一生奉献给了党，奉献给了人民，他的牺牲是壮烈的，这种唯美的画面正是对他壮烈人生的真实写照。影片在整体上采用的暖中偏冷的基调是情感与环境的高度融合，时代的背景印上去的烙印让这部影片多少有些凄美的感觉，但是这里的凄美不是爱情，而是对反动政权的有力鞭笞和讽刺。

在《秋之白华》中，我们看到的是勇敢、坚毅，我们感受到的是伟大、壮烈，无论是故事的叙事结构还是刻意营造的画面都揭示了大义凛然的真切内涵，人物的形象此时是高大的，人物之间的爱情此时是轰轰烈烈的，这种超脱于传统表现战争年代的唯美爱情故事的手法让霍建起的创作风格更为成熟。

二、落花无语对萧红：《萧红》

2013年，霍建起导演在影片《萧红》中采用主人公回忆录的形式完整记录了著名东北女作家萧红（原名张i莹）的一生，她的一生用她的话说“其实就是一根火柴”，也曾燃烧自己照亮过别人。

（一）唯美的画面、凄美的命运

影片中，一串串夹带着悲凉、孤单、绝望和希望的符号让人顿时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之感，这种感觉会随着人的血液流遍全身的每一处，那么的苍凉，那么的冷酷。“这雨怎么下了这么多天还不停啊！”看似简单的一句抱怨的话却充满了异常丰富的信息，影片在多处借助第三者之口来暗示萧红和萧军的人生命运，却又不得不正视现实的无奈。仅此一句看似简单的话，仅此一场夺走了千万人的洪水却又是萧红在最后登上火车离开萧军时唯一可以回想起的一个镜头。也许，这个镜头才是萧军留在萧红心里的唯一印象吧。人性的泯灭没有随着洪水的退却而退却，相反，再次到来的时刻又是异常的激烈和壮观的，萧红离开了萧军，火车站一别，两人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离开时满是希望的萧红再一次让自己的人生陷入了一场更为坎坷的轮回之中。

或许这一切早就是冥冥之中注定的，影片中着力渲染的萧红爱情之路始终伴随着自己的创作之路向前逐渐地推进。从逃婚到求学再到嫁人，每一段人生的经历都是在对男人的抱怨之中开始又结束的，其实萧红需要的爱情并不高，她只需要一个爱她，能听她说话，能给她一个创作之余的拥抱和轻轻的一声问候的男人，但是这一切仿佛永远都与她无缘。生命的音符依然在跳跃，当包办婚姻的世俗在倔强的父亲嘴里说出来的时候，豆灯下的两人抽着烟枪的嘴脸是那么的丑陋，这似乎与萧红追求的自由人生、自由婚姻的理念形成了强烈的视觉对比。然而，萧红的归宿也随着父亲拒绝再向萧红邮寄生活费发生了巨大变化，萧红由此陷入了对世俗的反抗之中。

冲破保守的封建制度的束缚就对应着有人的牺牲和无穷尽的生命付出，城墙下萧红的逃跑是在表达对自由的渴望，对求学的渴望，而挣扎则象征着她不断与封建制度进行的斗争，确切地说，可以看作是对父亲包办婚姻的有力回应和抨击。此时此刻，她想解脱，想彻底地从封建制度中解脱，但是她为此的付出又是那么的让人怜悯。影片在揭示封建制度带给大众痛苦的同时也是对旧制度的有力回击，这实质是影片在用一种无声的方式表达对封建制度的不满，只是在萧红的抗争中它依旧是那么的强大。

洪水、乌云、水面上漂浮的破家具和杂物是影片的一种独特的象征文化符号，在对自由的追求中难免会遇到各种障碍和困苦，这些正是困苦符号的代表。虽然在表面上影片是以萧红的爱情为主线，并隐晦地嵌入了创作的线索，然而实质上萧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女性，她们同样在为自由抗争，在为冲破旧的封建礼制抗争，这是何等的波澜壮阔！

（二）绝望与希望：渴望爱情

霍建起导演没有让萧红的爱情过于悲壮，相反，他却用柔和的画面淡化了凄美的程度。其实，霍建起对爱情的讲述或者描绘手法并不过于单一，这也许跟他与思芜的结合有着重要的关联。无论是《秋之白华》中杨之华湖边撕毁与前夫的爱情，抑或是《萧红》中萧红与萧军乘火车一路奔赴上海时火车的浓烟划破荒芜的天空，不同的镜头、不同的人生经历，但是却为一种柔美的基调。这种寄情于景的展现方式在霍建起的手里是那么自然，那么炉火纯青。

这种寄情于景的手法在霍建起导演的作品中比比皆是，仅在《萧红》中我们就可以看到飞雪飘落的午后，两人在废弃的厂房内的场景，而穿过头顶破损的房顶照射进来的光线尤为此景增添了些许美妙的因子。当萧军找到工作生活终于可以安定下来的时候，二人在大街上不停地奔跑、追逐、嬉闹，原本生活已经陷入绝境的萧红与萧军此刻是那么的快乐，但是这一切都随着萧军对婚姻的背叛戛然而止。面对着即将展开的新生活，影片从画面上也进行了着力的渲染和描绘，但是悬念和转折也往往在此时出现。

萧红的转变在霍建起的手里是借助香烟实现的，香烟的出现对萧红性格的转变产生了很大影响。抽烟意味着排解忧愁，从萧红第一次在画面中抽烟，霍建起都在用画面竭力揭示她对丈夫一次次背叛的忍受，这不是一种人生态度，这是一种对生活的妥协和退让，然而原本继承了父亲倔强性格的萧红终究未能接受萧军的冷漠和谎言。在《萧红》这部影片中，烟的喻义似乎有点耐人寻味，时隐时现，从偶尔抽烟到还烟斗到自我抽烟，萧红的前后人生态度也随着改变，尽管追求的是自由的爱情，然而她也表现出了想在生活中寻求一点刺激的迹象，模糊而又令人费解。

当文艺与爱情再次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影片中人物细腻的内心情感常常在无声的言语和泪水中让人久久难以忘怀。车站离别，萧红与萧军二人默默地注视对方，任眼泪湿润脸颊，当萧红探过身去，两人再一次亲吻的时候，他们也在对过去的爱情说再见。此情此景，又有谁能够真切地理解和感受到萧红离别的无奈和痛苦？又有谁能够感知二人曾经生离死别如今却要分道扬镳时的悲痛和不舍？对于萧红，这或许是一种解脱，但是那流下的眼泪却又在诉说着二人曾经的幸福。霍建起导演没有让人物再去诉说什么，只用眼泪就将两人当时的心境彻底地表现了出来，这种方式也许正是霍建起导演的高明之处。

尽管两部历史题材电影中的人物命运最终都以凄美告终，多少会留给观众些许遗憾，然而回味影片中唯美与诗意般的画面影像，观众内心深处依然会在这种凄美中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希望。

[参考文献]

[1] 霍建起.电影的理想与理想的电影――拍《赢家》的一些体会[J].当代电影，1996（04）.

[2] 赵翌.“柔光镜”里的温情人生――霍建起电影风格分析[J].电影评介，2006（10）.

[3] 孙宜君，王建彦.霍建起电影的美学品格初探[J].电影评介，2007（06）.

瞿秋白的故事篇5

【关 键 词】瞿秋白 文化 马克思列宁主义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文艺理论家，他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出发，对“文化”一词作了定义。他按照社会阶段的不同，相应的把文化分成封建文化、资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对几种文化形态进行了分析和比较，对腐朽的封建文化和资产阶段文化给予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和揭露，当然，作为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一分子，他不可能完全跳出时代窠臼，他的思想和行为毫无疑问也受到时代文化的影响，同时他又在如何对待“文化遗产”、“旧文化”等重大问题上都继承和发展了了列宁的观点，虽然由于客观历史条件的限制和时代的局限性，瞿秋白对“旧文化”的概念及特点等问题认识上存在着先天的不足，但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能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来研判当时中国文化的实际问题，体现了瞿秋白对马列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发扬。

一、瞿秋白关于现存文化的分类及批判

清末明初，在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文化分类和比较的热潮，以陈独秀胡适为代表的主张学力西方，而以梁漱敏为代表的一派则鼓吹所谓的东方文化。瞿秋白则认为应该按照社会发展阶段不同来进行文化划分，进而可分为封建文化，资本主义文化，再到无产阶级文化。瞿秋白之所以这样划分，是基于他对文化的认识，他认为文化之间不存在质上的区别，只是由于时间前后的差异性才造成文化形式上的区别。他认为“东西文化的差异，其实不过是时间上的”，西方文化，实质就是资本主义或帝国主义文化，而东方文化就是宗法文化或封建文化。而只有“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度、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1]才能达到全人类的新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在对现有的文化形态进行分类的基础上，瞿秋白又对几种文化进行了分析，指出了它们的实质。

瞿秋白认为所谓的“东方文化”也就是宗法文化，所谓的东方精神文化，其实是宗法社会里的一种精神反映，并无何种神秘神圣之处。“在《新青年之新宣言》里，他对中国的旧文化批判得很是直接，“中国的旧社会旧文化是什么了，是宗法社会的文化，装满着一大堆的礼教伦常，固守着无量数的文章词赋，名教伦常其实是束缚人性的利器，文章词赋也其实是贵族淫昏的粉饰”。[2]中国文化早已处于崩坏状态之中，而这些学者们还在竭力拥护，他义愤填膺的问道：“中国‘东方文化派’的学者所要保存的，是否此等肮脏东西，人间地狱了”。[3]

当然，对于所谓的西方文化，瞿秋白也是坚决批判的。他举了几个例子，证明了资本主义文化的虚伪性，说明了帝国主义实质上是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阻滞东方民族文化的发展，“美国人在中国所设学校都授美国宪法，还不是些自由平等法律之类的原则！然而美国人克门私运现银出境，犯了法被发觉，反与关卡士兵冲突，受误伤致死，美国政府却不惜以改变对华政策为要挟，庇护这一犯法的人。基督教青年会自诩为文化机关，教会了中国学生踢球、打球，等到和美国兵赛球时赢了他的球就应该吃他的巴掌。而住在租界上的人，连看一本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要提到巡捕房里去。”这种西方文化实质也是虚伪的，是帝国主义对弱小民族的欺骗。

而只有等到宗法文化和资产阶级文化彻底破产，人类进入无产阶级文化时，才可以使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而且各个人的个性亦可以自由发展。只有到了社会主义那时，私产废除了，物质文明发达了各民族的文化自由发展，个人的个性也可自由发展，没有阶级差别阶级压迫，人们有了真正的道德，真正的自由才算是一种真正的、全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这才是一种理想的文化，崭新的文化，才是瞿秋白心中的理想的新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

虽然瞿秋白对固有的几种文化形态作出了批判，但是文化具有其固有的承继性，如何看待和处理现实固有文化，是在对旧文化革命及新文化建设中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问题，瞿秋白在这个问题上，学习和继承了列宁主义有关“旧文化”的学说，并结合中国现实社会状况，对这个问题给予了很好的说明及实践。

二、瞿秋白关于旧有的“文化遗产”的问题的认识

对于“文化遗产”问题，在当时的苏联文化界有几种观点，未来派及一些激进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分子提出要抛弃一切文化遗产，试图建立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普列特涅夫就提出：“创造新的无产阶级的阶级文化，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基本目标”。[4]他们认为，由于资产阶级的腐朽性，所以，关于它的一切文化也应被抛弃。这些激进者试图通过实验室的方式臆造出绝对的无产阶级文化。而列宁等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必须站在旧文化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其文化精髓，才能建设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卢那察尔斯基说：“无产阶级应当用全人类的文明武装起来，它是历史的阶级，它应当去同全部过去保持联系的情况下前进，借口资产阶级性质扔掉过去的科学和艺术是荒谬的”。[5]列宁对于这个问题，也多次在不同的文章中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态度，他一九二年十月在俄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说：“例如，我们谈到无产阶级文化的时候，就必须注意这一点。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文化……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列宁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只有吸收人类全部的文化成果，加以改造、吸收，才能创造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化。瞿秋白在“旧文化”这个问题上，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旧文化”采取了“批判继承”的态度，是同列宁关于这个问题论断相一致的。首先，瞿秋白对中国现存的旧文化的恶性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宗法社会的仁义、道德、三纲五常，（往往被东方文化鼓吹者认为是东方文化的精髓）其实是扼杀人性的工具，统治者们要求人们信奉的孔教俗理也都是虚伪的，是蒙蔽劳动人民眼目的。瞿秋白幽默的嘲笑了这种孔教伦理的虚伪“他教你离得杀猪地方远远的，嘴里吃着肉，心里还保持着不忍人之心，又有了仁义道德的名目。”对于这种虚伪的、欺骗性的旧文化，瞿秋白提出要坚决反对、要彻底抛弃，他大声疾呼，只有“反对孔教，反对伦常，反对男尊女卑的谬论，反对娇揉做作的文言，反对一切宗法社会的思想，才能为中国的社会思想放出有史以来未曾有的奇彩。”但在“批判”的同时，瞿秋白认为对于“旧文化”中的有益成分却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吸收，如此，方能产生新文化，建设新文化。他在《关于高尔基的书》一文里写道：“人类文化的成员，一代代的积累起来，每一个历史阶段，每一次伟大的反对思想上的僵史化的战斗。都含孕着新的文化和文艺的胚胎，问题是在于怎样难产的过程争得新的生命的权利”瞿秋白的这段话，应包含两个意思。第一，人类文化是积累起来的，不可能凭空产生，人们只有在以前文化的基础上，对“旧文化”有益部分加以吸收继承，才可能建设新的文化。第二，对于以前的腐朽文化，要对之进行批判、与之战斗，去“反对思想上的僵史化”，才可能孕育出新的文化。而他在《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说得更明白，“这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一切过去的文化遗产和文学遗产，不然的。我们必然继承这些遗产。但是一定要有批判的精神，一定要有阶级的立场，一定要努力学习新的阶级宇宙观。而在克服可能的错误底过程中，在区别真正科学的对于自然界和社会观新文化认识。”这正是对列宁关于文化遗产问题态度的继承和实践。瞿秋白不仅从思想上对文化遗产的问题给予高度的认识，他也把这种认识运用于现实的文化运动中，瞿秋白在其现实文化活动中，也大胆的运用列宁这一观点来指导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首先，他大胆使用旧知识分子。在李伯钊的《回忆瞿秋白同志》一文中，记录了瞿秋白在1934年担任人民政府教育委员时的一件事。当时高尔基戏剧学校的学生多是参加土地革命苏维埃斗争的农村青年。没有专门的戏剧知识。而政府中这种专业的教员也不多，在当时俘虏中有一些擅长美术与舞台装置，政府决定请他们当教员，学生们不欢迎他们。瞿秋白对学员们说：“……目前你们需要美术的智识，舞台，装置的智识。他们有这种专门智识，你们没有要虚心跟他们学习……你们不要他们教，你们就没有教员，没有教员的学校就只好散伙，你们天天在唱工农剧社的社歌：我们是工农革命的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斗争！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艺术这个武器你们究竟拿到手没有”。学员们都被瞿秋白说服了。通过这件事情，可以明显看出，瞿秋白是赞同使用旧知识分子的，在苏区时期，由于需要扫除文盲，创办了大量的“扫盲班”，由于没有教师，在瞿秋白的指示下，使用了大批的地主、旧智识分子。瞿秋白指出，“自然，在教育文化方面，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利用旧智识分子，即使他们是地主资产阶级出身，也可以利用”。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通俗连环画等去进行创作以便于民众接受。他本人更是擅长旧体诗词创作等，这些都可以看作是对旧文化“批判吸收”态度的实践。从以上可看出，瞿秋白对于旧有的“文化遗产”的批判吸收的态度，正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文化观点的继承。

参考文献：

[1]瞿秋白.瞿秋白文集[M].人民出版社，1985.

[2]列宁.列宁论文学与艺术[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3]余玉花.瞿秋白学术思想评传[M].北京图书馆出版，2000.

[3]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M].商务印书馆，1935.

瞿秋白的故事篇6

《永远的驿站》是曾纪鑫继《千秋家国梦》之后又一部描写地域文化的专著，只是描述的对象已由《千秋家国梦》中的故乡荆楚大地，变成了现在的生活工作之地――福建八闽。曾纪鑫的这部文化散文，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关于福建历史文化名人的描述，如朱熹、郑和、李贽、郑成功、林则徐、严复、陈嘉庚、林语堂、瞿秋白；二是关于福建文化事物的记叙，如四堡雕版、妈祖民间信仰、传统海洋文化、戚继光抗倭、马尾近代船政文化与中国海军简史，以及通过古田会议纪念馆描述中国共产党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发展与壮大。

福建历来被称为散文大省，散文作者众多，散文精品也可以说不少。但是，曾纪鑫――这位来自荆楚大地的新福建人，却以他独特的视角，在他到福建短短两年之后，就完成了这样一部关于福建地域文化的散文专著。而尤为可贵的是，作家不是简单地重述福建历史文化史实，而是“无论写人摹物记事，其落脚点都离不开直接或间接地描写福建哲学与宗教、历史与文化、政治与思想，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发展与变异，以及西方海洋文化与中国农耕文化的碰撞、交流与融合。”（《永远的驿站・代序》）。尘封在幽暗深处的历史就这样被照亮了。作者站在现实的、此在的高度来观照历史，这就使他笔下的福建文化显得真实、鲜活，同时又有着敏锐、深邃的思索。

曾纪鑫的文化散文有一个特点，就是字里行间跳荡着澎湃而又沉郁的激情。这种激情在《永远的驿站》中也是很突出的。这得益于作者对他所描述的对象的深刻理解，及对其所描述的对象较为深入的研究和实地的探访与考察。这就使得作者能够身临其境般进入到人物和事件的核心，从而更好地把握他所评叙的对象。以《崇武古城》为例，作者不是简单地叙写崇武古城的历史兴衰，而是将澎湃而沉郁的激情与崇武古城的抗倭史实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真实的灵魂》写的是瞿秋白。瞿秋白不是福建人，但他在福建长汀英勇就义。作者为创作这篇文章，专程到长汀瞿秋白当年的囚室及就义的地点参观，并以其遗作《多余的话》为核心，展开对瞿秋白全方位的认识与抒写。关于瞿秋白的文字我看过的也算不少了，但曾纪鑫这篇《真实的灵魂》依然使我为之动容，我想我是被他文字的精魂打动了。作者认为，我们在《多余的话》中所读到、认识的瞿秋白，是一个有着二元人格、复杂思想、矛盾心态的真实人物。“秋白以一种超拔的努力，让自己的灵魂站在炽目耀眼的聚光灯下，拿着一把锋利的解剖刀对着另一个曾经的自我切割、化验、分析，那种犀利与透彻简直达到了令人无法想像的地步。”他在文中这样写道，“惟有秋白，以一个文人兼政治家的特殊身份，一个平民而领袖的丰富阅历，一种超越苦难的勇气决心，一种洞彻人生的坦诚洒脱，才能达到这样少有的高度与深度。”什么是激情呢？这就是激情，一种内在的激情，一种忧郁的激情，而不是肤浅的、浮于表面的激情。如果没有对瞿秋白人格的深入把握，如果没有亲临瞿秋白囚室和就义遗址的经历，这样昂扬而沉郁的激情又如何能够产生？

当然，文化散文是不能仅有激情的，如果仅有激情，很容易陷入一种“煽情”的窠臼之中。曾纪鑫显然知道他要规避这个极容易掉进去的陷阱。由此，我不能不谈到《永远的驿站》中的另一个特点――深刻而独到的见解。由于作者所描述的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物，这种“见解”，就是作者的独立见解和思想个性。在我看来，只有这样的文化散文，才能被称作真正的文化散文，也只有这样，历史才会被照亮，才能给读者以灵性与思想的启迪。我以为曾纪鑫《永远的驿站》最吸引读者的也正是他的“见解”――深刻而独到的见解，这种见解是属己的、在野的、异质的、民间的，而不是别人的、公共的见解。

历史不应是一个被随意打扮的小姑娘，它应该被真理的光芒所照亮。尽管不可能一次就完全照亮，但每一次的照亮都使我们看得更加清晰。优秀的文化散文及其作者们，应该有这样的历史见解与历史眼光。

瞿秋白的故事篇7

[关键词] 瞿秋白 中国留苏学生 教育问题 影响

20世纪20年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不仅派出自己的代表到中国指导革命,而且挑选中国青年到苏联接受革命教育和培训,集中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学习。孙中山逝世以后,苏联为纪念与他的伟大友谊,决定在莫斯科创办中山大学,专门招收中国学生。1928年9月17日,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决定,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同中山大学合并,合并后的学校名称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在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期间,瞿秋白多次质疑中国留苏学生培养质量,对学生中的派别争斗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从而与共产国际产生了意见分歧,最终被解除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一、对中国留苏学生培养质量问题的不满和质疑

瞿秋白非常关注留苏学生的培养和教育问题,在率领中共代表团参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后,对该校进行了全面了解,发现学校在教育方针、学校管理、教材及教学方法等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作风盛行,严重阻碍了为中共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目标的实现。于是,他多次致信中共中央、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严厉批评、质疑学校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并提出具体的改进措施。

1929年4月,瞿秋白在以中共代表团名义写给共产国际的信中,首先表达了对学校培养质量的强烈不满:“不久前收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7日信中说:‘在3、4个月内,从莫斯科回来的学生总共约有250人……这些学生中能工作的人很少。从学习本身角度看,这些同志可能只是表面上熟悉理论,实际上对党的组织问题、工会运动问题等什么也不了解。’”“再有,据中国报纸报道,约有30名回来的学生投靠了南京政府。在这些背叛的学生当中,有的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得到了很肯定的评价。最近几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至少花费了约500万苏联卢布,而取得的成绩仅仅表现为,在回来的250名学生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可以用来工作。他们的学习如此不符合实际,他们的理论水平如此低下。这个事实证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在为中共培养干部的基本任务方面,未能取得最起码的成绩,未能在这方面为我们提供保障。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得不提请特别注意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工作状况,并请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负责同志向我们做出工作报告。”接着分析了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不健康现象表现为学校行政管理工作混乱,还表现为,一方面它不给学生提供掌握联共(布)实践经验和参加苏联实际生活的机会,结果造成了学生生活的闭塞,另一方面它不把普通课程同中国问题联系起来。教员质量的不合要求、教科书和教员的不够中国化,有造成学生的学习同中共的实际需要相脱节的危险。”“学校里的长期混乱状态和不能令人满意的学生之间的关系,都是早就存在的不足之处,至今还未能根除。”“因此可以说,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还没有走上联共(布)中央指出的工作轨道。”[1]

6月15日,瞿秋白致信中共中央,在谈到中大问题时,他认为:“中大的情形,仍旧和去年这时候一样,改善很少。我们以代表团名义提出一意见书,兹将底稿一份寄上。请你们必须发表意见,正式写信到东方部和联共中央。我们当遵照和中大继续交涉。我的意见是:(一)此校旧习太深,爱斗纠纷;(二)此校要求多派工人来,然无工人适用之教材及教授方法。必须给他一个时间,好好改组,然后送来的工人方能受着益处。”[2]

11月,瞿秋白再次给联共(布)中央写信,指出:“中共劳动大学(即中山大学)的情形,真不堪言。真的,它是不能保证完成为中共准备多数派的干部的任务。”“无论怎么样,中山大学是应根本改造,并且要很快的改造。”[3]

或许是中共中央和中共代表团的意见起了一定作用,11月6日,联共(布)中央又一次成立了以基萨诺娃为首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情况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经过20多天的工作,于12月16日向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报告调查结果,在对学校各个部门的工作性质、方法和内容做出仔细分析后,委员会一致得出以下结论:“1.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作中的不足之处基本上还是中央任命的调查委员会在1928年指出的那些。2.委员会的建议和组织局1929年1月7日的指示基本上没有实行。3.由于所有上述情况,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没有从大学改造成为共产主义大学。4.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现状不能保证完成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会议赞同委员会的结论,决定立即着手对学校进行改组,并解除了威格尔的校长职务。[4]

12月15日,瞿秋白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谈到中大:“以前回国学生的评语,完全没有给。这是因为中大以前的指导机关,完全无此能力――其党部、教务处机关之零乱混蛋,已至不可言喻的地步。”[5]

12月30日,瞿秋白给库西宁写信专门讨论中大问题,他写道:“学校里的状况真是令人难以忍受,确实无法保证完成为中国党培养布尔什维克式干部的任务。”“无论在哪种情况下,都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组并且要立即进行。”“中国党代表团从共产国际六大时起就不只一次地提出过改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状况的具体建议。中央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一月决议是在中国代表团参加的情况下讨论通过的。我本人当时未能参加这项工作,因为六大以后我病得很厉害,后来忙于讨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二月来信。只是今年四月我才开始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做工作。在较详细地了解了学校的情况后,我们再次提出了改善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状况的具体建议。这次是书面建议。总之,我们多次同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领导和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谈到这些情况。我们的建议‘被采纳’或‘将被采纳’,但后来都没有贯彻执行,正如中央关于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一月决议一样。顺便说一句,谁也没有认真地同我们讨论过这些建议。”在信的末尾,他指出,“如果要消灭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托派集团,那就极有必要让原领导公开承认基萨诺娃同志在报告中所指出的那些错误和工作中的不足。”在文件封面上瞿秋白最后又补写道:“我最后一次发表自己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看法,因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事件’迫使我这样做。那里有反对‘代表团’的运动。”[6]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他此时是多么的愤怒而又无可奈何。

瞿秋白对中国留苏学生教育问题的不满和质疑,势必令共产国际的有关人员特别是前中大负责人感到不快。

二、对中国留苏学生派别斗争的倾向和看法

中国留苏学生中的派别斗争最早源于所谓“支部派”与“教务派”之争,随后发生的“江浙同乡会事件”使得学生之间的关系更加微妙。到了1929年,留苏学生中的矛盾又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所谓“工人反对派”与王明等人的对立。

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为了在的血腥镇压下保存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有计划地将一批大革命时期的工人骨干送往莫斯科学习。他们有着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到来不久就对控制着学校党支部局的王明等人甚为反感,认为这些人脱离中国革命实际,只会夸夸其谈且自以为是。他们经常到大会上发言,公开批判支部局的错误行为。由于他们是工人出身,成份好,王明等人也不敢过分打击他们,所以拥护他们的人很多。主要代表人物是李剑如、余笃三等。

工人学生对校方的管理不满,认为教学脱离中国革命实际,提出反对;王明等人则拥护校方,不同意“反对校方”的提法。工人学生对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瞿秋白、邓中夏等代表团成员十分敬重和爱戴,而王明等人认为代表团多数成员都犯过错误,因而根本不把瞿秋白、邓中夏等放在眼里。于是,支持王明的少数派与以工人学生为核心的多数派不时发生对立和斗争。“由于两派的对立和斗争,有的同志到中共代表团去反映情况。中共代表团负责人瞿秋白、为此到劳动大学讲过话,表示支持多数派的意见,要求大家听中共代表团的话,反对无原则的斗争等等。”[7]这样,瞿秋白及中共代表团不可避免地卷入了这场纷争。

1929年4月,联共(布)第十六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清洗和审查联共(布)党员和预备党员》的决议,“无情地”肃清一切反对派的“”运动全面展开。

这次“”采取“人人过关”的方法,即先由各个基层党小组召开会议,对本组的每一个党员进行检查和揭发,如果认为某个人有问题,就由“”委员会负责进行更加严厉的审查。这种人人过关、简单粗暴的办法,使得学生中原已积怨很深的矛盾更加激化。原支部局一派的学生更是利用“”的机会,组织召开斗争会,给曾经反对过支部局作风和“左倾”错误的同学扣上各种帽子,进行无情打击。

瞿秋白及中共代表团由于曾经倾向和支持与支部局一派对立的那一部分学生的意见,受到了激烈的冲击。据当时支部局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盛忠亮回忆,他们把瞿秋白和代表团成员自中共六大以来的各种讲话及文件,逐字逐句地加以审查,找出可以攻击之点。在中大召开的第一次“”大会上,“我公开谴责瞿秋白及其同伙犯了机会主义的罪行。瞿秋白犯了左倾机会主义。而则是右倾机会主义。我谴责他们都在中山大学培植‘第二条路线联盟’。为了论证我的指责,我引证了大量他们的讲话和文章,和提供了关于他们进行幕后活动的充分证据。我用中文讲,用不着停下来等译成俄文,王稼祥和另一个我忘了名字的中国人,轮流着为我作同声传译。发言只限五分钟,可贝尔津允许我讲了四十五分钟。”[8]

备受攻击的瞿秋白此时对中大学生中的派别斗争有着自己的倾向性和看法,他认为,“中大之中很久就有许多无原则的派别纠纷,这种纠纷常常障碍政治斗争思想斗争的开展”,“我们可以说,这一批同志,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之中,夹杂着许多派别成见,这样,李剑如等和盛宗亮等的双方的斗争,仿佛变为:谁是百分之一百的布尔赛维克,谁是右倾,谁是反右倾,你说我是右倾,我说你是右倾的现象;再则,又仿佛甲派是专门拥护代表团的,乙派是专门拥护支部局的”。“前一批人,如李剑如、余笃三等类的人,大半都是工人同志,在国内多少做过些工作,参加过剧烈的革命斗争。如果有正确的指导,当然是很可造就的。”“后一批人,如、盛宗亮、沈际明、吴绍益、秦邦宪等等,大半都是官僚地主资产阶级的子弟、大学生,或者欧美留学生”,他们“往往只是倚仗自己的知识去向工人同志示威,预先设想着‘某人是反对我们的,我们一定要进攻他,某人不进攻我们,我们就可以放松些(秦邦宪语)。’这样的对付同志,无意之中必然形成双方的猜忌和派别成见。”“中大支部局在反对倾向的斗争之中,不能充分得力的进行,反而主张派别纠纷,没有能力造成为着布尔赛维克化而斗争的工人基础,这就无条件的降低了全部斗争的力量,使他不能深入;现在他不但不改正自己的这种政治错误,反而中了托派和派别分子的挑拨,真正和代表团对立起来――扩大派别纠纷到中国党里去,想把自己不能保证养成布尔塞维克干部的责任,推卸到代表团身上。”[9]

1930年1月10日,瞿秋白起草了中共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信中提到,中大在“”时应注意党员与群众的联系和关系。“有些人在中国国内根本未参加过任何群众性的实际斗争。其中一些人到这里来以后仍保持贵族派头,对群众非常傲慢(如博古列洛夫和伊思美洛夫,伊思美洛夫在1924年甚至在中国参加了最反动的‘新中国党’)。他们虽然在这里也支持支部委员会的正确路线,但从不领导群众,不会接近群众,反而脱离他们,从而使支部委员会更加脱离群众。”[10]

随着“”运动的深入,中大托派组织的破获,盛忠亮等人又把瞿秋白与托派连在一起,公开指责瞿秋白与学校的托派分子来往密切,参加了学校的派别活动。在这种形势下,瞿秋白只好于3月19日写信向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反映情况,信中指出,在中大“”过程中,根据瓦日诺夫同志的交待和与之相联系,许多同志对代表团提出了十分严厉的指责而且已将这些指责在支部局的机关刊物――墙报上登出。这些指责是:代表团成员有自己的行动纲领,即不同于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反对这一路线的路线;代表团成员在学生当中成立组织(阿拉金、韦利霍夫、瓦日诺夫等);这一组织和托派联合进行反对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斗争。谨请共产国际查明这些指责。[11]随后,瞿秋白又将此事报告了中共中央。

更令瞿秋白意想不到的是,同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的,这时也在给共产国际的信中对他进行了指责,说他在富农问题上的错误立场引起了中国学生中的一系列争论,要他本着自我批评的精神揭示这一错误观点。[12]

三、瞿秋白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1930年5月15日,瞿秋白和刚从国内来到莫斯科的共同致信共产国际:“鉴于中国学生和其他一些同志向国际监察委员会提出声明,我们建议在政治委员会5月18日会议上提出成立专门委员会的问题以便研究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对此,米夫作出批示,赞成必须成立委员会以解决中国代表团的问题。建议委员会由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同志组成。[13]

6月6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听取了安加雷蒂斯关于在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国际)列宁学校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过程中提出的对中共代表团及其个别成员的指控的通报。瞿秋白、、参加了讨论。会议决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对待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派别斗争的行为方式,并建议中共中央更新其代表团必要数量的成员,新的任命应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商定。同时,成立由米夫、莫斯克文、格克尔特、安加雷蒂斯和基萨诺娃组成的委员会提出论证上述决定的理由。[14]

经过20多天的论证,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中国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这份由库西宁最后定稿的决议主要内容如下:

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对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直接责任,是在解决为中共培养干部这一困难而又复杂的问题时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联共(布)中央提供最大的帮助。但代表团不理解这一责任,而力图采取完全错误的方法把中大学生聚集在自己的周围。因此中国代表团不去帮助彻底肃清派别活动,反而实际上支持中大中国学生中的派别活动。

中国代表团应对阿拉金――韦利霍夫(指李剑如、余笃三――作者注)小集团的活动负责,该集团在中大搞无原则斗争,实际上堕落到与托派和结盟的地步。中国代表团中多数人(斯特拉霍夫、邓中夏、余飞)领导了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活动。

至于中国代表团个别成员同情托派的嫌疑,并未得到证实,但无可辩驳的事实是,中国代表团没有与托洛茨基主义进行充分的思想斗争,而是采取自己的方式与托派争夺在中国学生中的优势地位,调和主义地对待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在争夺对中大影响时利用托派的企图。

政治委员会完全不否认学校领导和支部局对中大工作被破坏到现在这种地步负有很大责任,同时指出中国代表团对此事也有相应的责任。代表团对派别活动的实际支持、接近代表团多数人的阿拉金--韦利霍夫小集团的无原则斗争、代表团成员的某些政治错误(如在富农问题上),甚至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做出决定后在一系列问题上立场不够明确――这些都助长了托派扩大其在学生中的影响和瓦解学校的活动。

中国代表团的上述错误破坏了它在广大中国学生中的威望,给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联共(布)中央有效地同中大内的托派和无原则小集团作斗争增加了困难。

有鉴于此,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委员会坚决谴责中共代表团成员在处理中大内派别斗争时的行为,并建议中共中央对其代表团成员作必要的更新,新的代表团组成应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商定。[15]

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关于代表团成员进行商定的结果是,瞿秋白、邓中夏、余飞三人均被解除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职务。

瞿秋白牺牲前在《多余的话》中这样看待这段历史:“莫斯科中国劳动大学(前称孙中山大学)的学生中间发生非常剧烈的斗争,我向来没有知人之明,只想弥缝缓和这些内斗,觉得互相攻许(讦)批评的许多同志都是好的,听他们说的事情却往往有些非常出奇,似乎都是故意夸大事实俸为‘打倒’对方的理由。因此我就站在调和的立场。这使得那里的党部认为我恰好是机会主义和异己分子的庇护者,结果撤销了我的中国共产党驻莫代表的职务准备回国。”[16]

在不久后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也成为了他的一项重要罪名。

参考文献:

[1]《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29年4月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第56-58页。

[2][3][5][9]《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379页、第726页、第745页、第843、844、850、851-852、864页。

[4]《联共(布)中央书记处会议第171号记录》(1929年12月16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第284页。

[6]《瞿秋白给库西宁的信》(1929年12月30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8卷,第321-322、325页。

[7]张秋实:《瞿秋白与共产国际》,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第282页。

[8][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229页。

[10]《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1930年1月10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0页。

[11]《瞿秋白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的信》(1930年3月19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75页。

[12]《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信》(1930年4月17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122页。

[13]《瞿秋白和给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的信》(1930年5月15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146页。

[14]《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会议第64号记录》(1930年6月6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162页。

[15]《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政治委员会关于中共代表团在处理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派别斗争时的活动问题的决议》(1930年6月28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9卷,第213-214页。

瞿秋白的故事篇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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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国际歌》的第一个汉语译者，当年就是唱着自己翻译的《国际歌》从容走向刑场。瞿独伊，瞿秋白唯一的女儿，也是新华社驻莫斯科首任记者，今年95岁，与中国共产党同龄。镜头中的老人，翻阅家庭相册，讲述父辈们的无私无畏，并用俄语再次唱起父亲翻译的《国际歌》。

91岁的新华社原总编辑冯健是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的作者之一。50多年前，这篇名作让焦裕禄的事迹感动全国。冯健说：“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日夜操劳的焦裕禄，至死未与家人照过一张合影。片中，借助特效，他终于和家人“合影”了一张“全家福”。 2016年6月20日上午9时50分，新华社了《红色气质》微电影形态可视化全媒体化产品，为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

年献上一份特别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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