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范文
时间：2023-09-20 12:05:05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1
一、看――在观察中感受快乐
1.读书看报增见识 在学生理解课文内容的基础上，引导学生向课外延伸，培养他们的探索精神和求知欲。如课文《太阳是大家的》，在学生获得知识和美感后，设家庭作业为搜集有关太阳的资料，以日记的形式做好摘记，并举办了“我所知道的太阳”的读书报告会，这样进一步培养了学生对太阳的热爱之情。
2.调查访问看社会 在学习了课文《狼牙山五壮士》后，教师要求学生到社会上采访前辈，收集有关抗日资料，并开展“抗日小故事会”进行交流。通过访问调查，学生增长了见识，获取了在学校课堂中难以得到的思想教育和知识营养。
二、做――在行动中寻找快乐
1.公益劳动献爱心 娇生惯养的独生子女受社会的影响，有着以自我为中心、不愿帮助别人的现象。在教学《军民一家》后，学生深受雷锋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感染，我趁热打铁，要求学生利用双休日进行一次公益劳动。学生有的种树，有的帮助孤寡老人打扫卫生等。
2.多干家务献孝心 当今的孩子一直生活在糖水里，在家里常常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劳动观念淡薄，生活艰辛的考验和意志、毅力的磨炼都极其缺乏。于是我在特别的节日里设计了特别的家庭作业，“三八妇女节”要求学生为母亲献一份孝心，帮母亲做家务，自制礼物送母亲。这样学生的动手能力提高了，家庭责任感增强了。
此外，有时还让学生动手动脑做实验，自制卡片送亲友，异想天开写未来，根据课文编故事，学了古诗配图画等。学生有常做常新之感，“苦”做成了“乐”做。
三、评――在交流中体验快乐
1.来到快乐园 第一次活动结束，大家都聚一聚，畅谈自己在活动中的喜怒哀乐，把自己的点点体会和同学分享，并把他们的成果放入个人成长袋中。
2.笑脸送给你 对有创新的做法、想法、成果奖励笑脸。让孩子把笑脸贴在家里、桌上，让快乐伴随他们每一天。
改革家庭作业，使学生从单一的抄写巩固知识中解脱出来，多内容多形式的家庭作业不但开阔了学生的视野，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丰富了学习的知识和信息，而且培养了他们的动手能力、实践能力，使学生能更好地自主学习、主动学习，感受学习之快乐。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2
[关键词]汪毅夫；妇女史；福建；台湾
汪毅夫先生著作等身，三十年来已达两百万字之巨。他长期致力于闽台地方史的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2006年9月至2009年9月，汪毅夫先生在“闽台妇女史研究”的论题下，陆续写作了八篇论文，先发表在学术刊物上，后交由海风出版社结集为《闽台妇女史研究》一书，2011年12月出版并在海峡两岸发行。这本著作，集中体现了汪先生闽台妇女史研究的成果与特色。
一、汪毅夫先生闽台妇女史研究的成果
第一，《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写于2006年9月3日，发表于《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4期，为本书第一章。本文罗列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之相关史料，并论述其相关问题：上承的历史传统、因应的社会问题、早期的推展状况、官方的主导作用以及祀神、侨捐、贺钱、抄产等特殊事项。
第二，《赤脚婢、奶丫头及其他――从晚清诗文看闽台两地的锢婢之风》，写于2006年10月1日至5日，发表于《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为本书第二章。本文翻检晚清时期（道光朝至宣统朝）刘家谋、陶浚宣，以及陈盛韶、梁章钜、姚莹、王凯泰、马子翊、范克承、郑、邱逢甲、唐景崧、郑珍甫等人的相关诗文，记取闽、台两地锢婢之风的若干情况：“赤脚”与“执役”，“婢作夫人”与“执役依然”，“野合生子”与“去子留母”，“身属君家”与“去母留子”，“为女不为妇”与“未嫁若未亡”，以及官、绅诫禁锢婢之风的良善举措。
第三，《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婚俗》，写于2006年11月25日，发表于《东南学术》2007年第2期，为本书第三章。本文选辑和摘录清代福建溺女之风的历史记录和育婴堂“条规”或“规条”一类历史文件。本文认为，“严禁溺女”、“董行育婴”和“劝抚苗媳”是清代官方遏制溺女之风的主要措施；“童养”和“育婴”相配套，曾经是救济女婴的“因风成俗，随地制宜之一法”，清代官方“法令不禁，听从民便”；然而，当童养婚俗参与维护女婴的生存权时，预先（而不待其年届婚龄）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童养婚俗亦是侵犯女权的陋俗。
第四，《从闽南方言俗语看闽、台婚姻旧俗――札记》，写于2007年4月8日，发表于《福建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为本书第四章。本文认为，《闽南话漳腔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版）是方言志、亦是民俗志著作；“以风俗解释方言，即以方言表现风俗”是方言学、亦是民俗学之道。本文从《闽南话漳腔辞典》收录的闽南方言俗语及其释义部分举例取证，描述或补述闽、台婚姻旧俗之若干情节，说明和证明闽、台两地民俗文化的共同性。
第五，《闽台冥婚旧俗之研究》，写于2007年5月1日至7日，发表于《台湾研究集刊》2007年第3期，为本书第五章。本文以录自福建（包括台湾）方志和谱牒的明、清、民国时期之冥婚案例为据，就迁葬与归葬、嫁殇和嫁于殇而言之，描述和论述闽、台冥婚旧俗之种种情况：尸归夫家、身死夫家而葬之，上门守贞、望门守贞，从安排死者联姻到包办生者与死者缔婚，以及合丧、苗媳守贞、过门待嫁而嫁于殇、延婿入赘而嫁于殇、夫家移柩从于女而合葬等特殊事例。本文认为，归葬和嫁于殇专以未婚女性的性命和幸福为牺牲，是冥婚旧俗极端劣质化的产物。
第六，《性别压迫：“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闽、台两地的部分证言、证物和案例》，写于2007年正月初一至正月十二日，发表于《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收入《闽台妇女史研究》时，更名为《性别压迫：“典卖其妻”及其他――闽、台两地的部分证言、证物和案例》，为本书第七章。本文辑录并分析闽、台两地有关“典卖其妻”、“买女赘婿”和“命长媳转偶”等性别压迫现象之证言、证物和案例。本文指出，在此等性别压迫现象里，妻子、养女和媳妇被视为有价商品或有用物品，被迫接受不由自主的婚配，其情感和意愿则遭到蔑视；闽、台两地替媳妇招婚（包括“买女赘婿”和依照“子死媳在，媳妇可以招婚”之民间习惯法而行之的招婚）和“大儿失业出外谋事经年无好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分别是招赘婚俗和转房婚俗的特例，宜为中国妇女史研究者注意。
第七，《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婢女救济及其绩效》，写于2008年7月19日，发表于《东南学术》2008年第6期，为本书第八章。本文记录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官、绅和基督教界有关婢女救济的若干事例，披露1944―1948年间福建各县县长报告的有关“蓄婢情形”的问卷，并评估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本文认为，婢女的生存状况涉及了人口买卖等多方面的问题，清代官、绅只对其中的性禁锢问题予以特别关注而几乎不及其余；民国时期政府有关婢女救济的法令和教会禁婢的戒律均缺乏效力；清至民国时期福建婢女救济的期末绩效可用“略有小补，无济于事”一语概括之；福建的婢女问题在1949年以后才真正得到解决。
第八，《闽台妇女史札记》，写于2009年9月12至13日。部分内容曾以《闽台妇女史研究三题》为题发表于《漳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3期，为本书第五章。本文研究了清代康、雍、乾时期台湾地方文献关于男女比例问题的记录；描述了1934―1937年间福建新生活运动的性别压迫倾向；抄录了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二文社之相关资料；记录了殉节、转房、纳妾等闽台妇女史实。
二、汪毅夫先生闽台妇女史研究的特色
首先，是汪先生独特的研究视角。近年来，妇女史已成为社会史研究的热门领域，引起中外学界的关注，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是所涉主题较为分散。汪先生独辟蹊径，紧扣“下层女性的地位与权利”这一问题，对闽台妇女史进行梳理。以问题为中心，一方面可以增强研究的系统性，使读者能够从系列论文中看出问题的一般规律；另一方面，可以突破以往从断代史的角度研究妇女史的局限。如在征引史料方面，作者虽以清代和民国为主，但也会根据情况上溯到明中叶。在较大时间范围内选取材料，有利于说明研究对象的流变。
其次，是汪先生占有丰富的史料。契约、碑铭等民间文书，因为能反映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的运作情况，近年来日益受到史学研究者的重视。汪先生在治学中一贯重视发掘这类边缘史料，并将它们与地方史志等互相参照、多重验证。如在《性别压迫：“典卖其妻”及其他》一文中，他就综合运用地方志、档案资料、民间契约，考察了闽台两地典妻、“买女赘婿”和转房婚等性别压迫现象。
最后，是汪先生展现的人文关怀。传统史学常被诟病为“帝王将相的家谱”。而本书中《清代福建救济女婴的育婴堂及其同类设施》、《赤脚婢、奶丫头及其他》、《清代福建的溺女之风与童养婚俗》、《清至民国时期福建的婢女救济及其绩效》等篇目，只观文题，便知所涉及的研究对象都是旧社会毫无话语权、备受欺凌的下层女性。汪先生对她们的悲惨命运寄予了无限同情，在行文中不时流露出悲愤之情。他在《闽台冥婚旧俗之研究》一文的结尾写道：“写作过程中，几次读鲁迅先生的《我之节烈观》，不觉泪下！想想历史上那么多的女孩子当其十四五岁、二十余岁的妙龄，就接受了冥婚的安排，接受了悲苦的生或者悲苦的死，心中颇为难受。”[1]108如此博爱之情怀，使本书在学术价值之外，更兼具了不凡的社会价值。
总的说来，汪毅夫先生的闽台妇女史研究，是在占有大量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为读者勾勒出一幅闽台妇女生存与生活的真实画卷，弥补了由官方主导、士人编撰的传世文献对于相关问题的忽略，使后来的研究者可以站在更加接近历史真实的立场上观察、思考相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汪先生所做的工作正应了曹聚仁所说的一句话：“任在何时何地的学者，对于青年们有两种恩赐：第一，他运用精利的工具，辟出新境域给人们享受。第二，他站在前面，指引途径，使人们随着在轨道上走。”[2]1
参考文献：
[1]汪毅夫.闽台妇女史研究[M].福州：海风出版社，2011.
[2]章太炎.国学概论[M].曹聚仁，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03.
作者简介：庄恒恺（1983-）男，山东烟台人，福建工程学院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闽台区域社会和民间信仰史。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3
【关键词】元代 黑城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实施统治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户籍登记，封建王朝可以对国家人口进行有效地控制与管理，并在此基础上征收赋税，摊派差役。元代的户籍，又称为青册。青册一名，最早见于《蒙古秘史》。[1]本来指蒙古政权刊载各种公文的籍册，以后才演变成户籍册子的专门称呼。在元代，以青册作为户籍名称的例子屡见不鲜，象至元五年（1268年）在规定官员子孙承荫时，要求由承荫人的“房亲揭照元籍青册，扣算年甲”。[2]大德三年（1299年），由于诸王驸马等与国家争夺军户，枢密院向成宗上奏：“青册里籍定的军每似这般除豁了呵，军的数目减少的一般。”成宗为此发布圣旨：“但是青册里入去了的，折莫是谁的呵，休除豁者，依前教做军者”。[3]上述引文中谈到的青册，实际上都是指户籍册子而言。至于元代的户籍为什么称为青册，很有可能是由于其封面为青色，就像明代的黄册以黄纸为封面一样。[4]
黑城，蒙古语称为哈拉浩特，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额济纳旗境内，在元代为甘肃行省亦集乃路的治所。这一带地区为汉代的居延旧址，西夏曾于此建立黑水军。入元后，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始立亦集乃路总管府。由于这一带地区属于内陆性沙漠气候，极其干旱，故而保留下来大量的古代文物，其中尤以居延汉简与西夏文书最为有名。1983年至1984年，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这里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工作，出土了大量珍贵文书。这些文书，均为残卷，绝大部分属于元代，有汉文、畏兀儿体蒙文、八思巴字、藏文等多种文字。汉文文书在经过整理后，于1991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定名为《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其中，在该书第91页到93页的“民籍类”，保留有许多与元代户籍有关的内容。由于元代的户籍册子，我们现在已经无法看到，这些文书残卷即成为我们研究元代户籍制度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以下，笔者结合这些文书残卷中的四件，对元代的户口登记程序与户籍内容作一些再探讨，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户口登记程序
取状人某
右某年 岁无病系本路本社长身今为官司总府除仰将本管（缺）实
有官管人户尽行供报到（缺）如有不实如已后（缺）
这是亦集乃路所辖地方民间组织——社的首领社长，在将本管户籍供报亦集乃路总管府时所写的一份责任状。金代的户籍登记，是由地方基层组织的首领里正、主首来具体负责的。在进行户籍登记时，里正、主首要“诣编户家责手实，具男女老幼年与姓名，生者增之，死者除之。”[5]元代虽然保存了乡——里正、都——主首这些地方基层组织，但随着另一社会基层组织——社在至元七年（1270年）于全国的普遍设立，社的作用也开始由起初的劝农，向其它方面扩展。[6]其中，本社区的户籍登记工作，亦成为社长的一项重要职责。象元初胡祗遹在《县政要式》中即说：“署军民站匠诸色户计各乡保村庄丁口产业鼠尾簿一扇，各户留空纸一面于后，凡丁口死亡，或成丁，或产业孳畜增添消乏，社长随即报官，于各户下，令掌簿吏人即便标注。”[7]文中谈到的登录丁口、产业的鼠尾簿，实际就是户籍册子。此外，从黑城文书所反映的情况来看，亦集乃路的城乡，并不存在里正、坊正、主首之类职事名称的设置。当时，在亦集乃路城区各坊，设巷长若干名；在乡村，按灌溉渠道，每渠设社长若干名，象本渠有社长三名，沙立渠有社长二名等。[8]由此，巷长与社长在实际上也已经兼具了里正、坊正、主首的职能，故而地方基层工作，包括户籍登记工作，为巷长与社长所包揽。
那么，基层组织的首领又是如何在本辖区内进行户籍登记工作的呢？从现有材料来看，主要是由各户自行填写“手状”，然后由基层首领汇总核实，再上报官府。
手状，又称手实状，所谓“手实者，令人户具其丁口、田宅之实也。” [9]手状一词，在《元典章》与《通制条格》中曾多次出现。象《元典章》卷一七《户部三·户计·军户·漏籍军户为民》：
至元六年三月，中书户部来申：管红花辛保本管民户张钧男张文焕状告：有壬子年
间籍收张聚，刷作私走小路军人，其原供手状，止报张聚三口，别无文唤姓名，依例收
系为民当差事。省部照得：近据平阳路申：私走小路军常德告：与伊父常存一同当军，
乞除合著差发。为原供私走小路手状内止该写常德并妻男当房五口，别无伊父常存并其
次弟男家口，合令常德充军外，常存依旧当差。呈奉省札，准拟去讫。今据见申，准抄
到张聚当房三口，原供私走小路手状，别不见原供的本手状，仰更为照勘张聚原供的本
手状，如委系当房三口，别无张文焕姓名家属，依上施行。
文中提到的“原供手状”，无疑道出了元代户籍登记由人户自行填写手状这一事实，而“原供的本手状”，更指出人户自行填写的手状原件在事实认定上的重要性。
在完成对人户手状的征集后，为了确保手状内容的真实性，基层首领还必须对这些手状进行一番核实工作。如果官府发现手状内容不实，手状填写人自然要对此负责，而从上面所引责任状所说“如有不实，如已后……”来看，基层首领也要为此负连带责任，这无疑也印证了胡祗遹所谓“一一从实，无得漏落包套，邻佑、主首、社长互相保结，不实者罪之”的说法。[10]
附带说明的是，陈高华、史卫民先生所著《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在谈到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江南地区的户口统计情况时，还曾引用一条材料说：“朝廷以内附既毕，大料民，新版籍。自淮至于海隅，不知奉行，民多惊扰。公（马煦——引者）在庐州，令其民家以纸疏丁口、产业之实，揭门外。为之期，遣吏行取之，即日成书，庐民独不知其害”。[11]无独有偶，西方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在这一段时间恰好在杭州，[12]在其名著《寰宇记》中，他曾谈到：“大汗使臣征收年赋检括户口之时，马可阁下适在行在（杭州——引者）城中，曾检阅户口有160万秃满（toman）。”对于当地的户口登记情况，他又进一步指出：“此城市民及其他一切居民皆书其名，其妻名，其子女名，其奴婢名，以及居住家内诸人之名于门上，牲畜之数亦开列焉。此家若有一人死，则除其名，若有一儿生，则增其名。由是城中人数，大汗皆得知之。蛮子、契丹两地皆如是也。”[13]这与庐州的作法，可以说如出一辙。不过，这种没有基层首领参与其中的户籍登记办法，是否为有元一代的普遍现象，尚属疑义。
手状经基层组织汇总核实，上报地方官府后，后者即可参考原有户籍，编定出新的户籍册子。以下是一份有关此方面的文书残卷。
均此覆奉
总府官台旨以下架阁库验照王满
朝父祖等八十户元俱籍面得见明白开坐各各
附姓名保结呈府施行奉此合行具呈者[14]
这份文书残卷只保存了后半部分，从其内容来看，大概是架阁库上给总管府的呈文。在公文中，架阁库又引用了总管府下达的台旨，即令其核实王满朝父祖等八十户原来的户籍册子，保结呈府。而其背景很有可能是，总管府新近收到了王满朝等八十户所供报的手状，现在需要对他们原来的户籍进行重新编定。
二、户籍内容
俗
贺龙徒沙牌子下
一户吾即桌立哈 一户李耳玉 一户吾即朵立只令只 一户也火阿哈卜即
一户李朵立只黑巴
吾即忍布牌子下
一户吾七耳玉 一户义束答失帖木立 一户也火即兀束
李黑党立嵬牌子下 一户梁耳罗
也火俺伯牌子下
一户（缺）
这份文书残卷登录的很有可能是亦集乃路屯田户的情况，但只剩下其中的目录部分，后面各户的具体内容则已经不清楚了。
翻检《元史》，我们不难发现，早在亦集乃路总管府建立的前一年，即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就曾“分甘州屯田新附军三百（——应为二之误，引者）人，田于亦集乃之地。”[15]次年正月，总管府成立后，总管忽都鲁又上言：“所部屯田新军二百人，凿河渠於亦集乃之地，役久功大，乞以傍近民、西僧余户助其力。”诏从之。[16]此后，为了继续充实屯田人力，二十五年（1288）四月，元朝政府又“命甘肃行省发新附军三百人屯田亦集乃”。[17]与史书记载相应，在至治三年（1323年）的一份黑城文书上，出现有“新附屯田军百户所”的称呼，元统二年（1334年），演变为“两屯百户所”，至正十一年（1351年），又增扩为“屯田千户所”。这表明，亦集乃路的屯田管理机构是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过程的。[18]
上面所引文书残卷中的“俗”，大概是相对于与军民一同屯田的“西僧余户”而言。至于“牌子”，乃指屯田百户所下面的十户。在蒙古政权建立初期，实行军民合一的制度， “其民户体统十人，谓之排（牌）子头，自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各有长。”[19]而“牌子头者，乃彼国十人之长也。”[20]文书残卷中的贺龙徒沙、吾即忍布、李黑党立嵬、也火俺伯，即是这些牌子头，也就是十户长。不过，从这些十户长的名字来看，没有一个是新附军人。这似乎表明该文书残卷是在军屯、民屯合并为“两屯百户所”之后所进行的统计。此外，尽管牌子头所辖的户计应当为十户，但从该文书残卷所登录的内容来看，这些牌子，甚至加上牌子头本人，也都不满十户，多的，象贺龙徒沙牌子下有五户，少的，象李黑党立嵬牌子下只有一户。至于为什么会出现上述情况，是否与当时人口的流失有关，目前尚不清楚。
（缺）室者
房三所计七间
地土四顷二十亩 麦子四十二石
畜 羊四百 马卅八疋 牛一十只
一户即兀汝
元佥祖爹即兀屈支立嵬
人口
成丁男子
祖爹年四十三岁 父速正卜年一十六 房屈真蒲年廿六 叔真玉年一十三
不成丁妇女一口祖婆略只五十五
驱口
男子 者赤屈年四十五 妇女金祖
事产
房五间
地土五顷四伯七十垅 见种二百六十垅麦子廿二石 碱硬不堪廿一石子地
孳畜 马三疋 牛一只 羊七十口
增
人口
成丁男子
本身年四十二 弟阿年卅九 次弟速沙年卅六 次二弟令真布年一十九
男阿立嵬年二十一
不成丁
妇人
本身妻俺赤年廿
弟妻（缺）
妻束束孩年卅五
弟妻（缺）
（以下残缺）
该文书残卷所登录应当是手状，或者说是官府据以编定的户籍具体内容。文书中登录的共有两户，其中前一户人口情况不详，只剩下事产与孳畜的情况，后一户的登记内容除了最后一小部分残缺外，基本保存完整。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元代在进行户籍登记时，是将以前的登记情况抄录在前，然后再据实抄录现在的情况，其内容至少应当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一为人口部分。首先是户主的姓名，这里的户主，实际上就是家长。一般由男性直系尊长担任，但有时也有女性尊长担任的情况，此时即构成女户。[21]以下则按照成丁、不成丁分别登录户下即家庭的成员，其内容主要包括同户主之间的亲属关系、姓名、年龄。如果有驱口的话，还要在后面附带登记驱口的性别、姓名、年龄。由于驱口形同主人财产，不向国家承担差税徭役，所以没有成丁与不成丁的区分。[22]
二为事产部分。所谓事产，按照元人的说法，“营业谓之事，家财谓语之产”。[23]从文书残卷登录的内容来看，事产主要包括房屋与土地两部分。其中，房屋包括所数与间数；土地包括亩数、种类与收成。
三为孳畜部分。所谓孳畜，按照元人的说法，“生育乳化曰孳，积藏蕃养曰畜”。[24]从文书残卷登录的内容来看，孳畜主要包括孳畜的种类、数目。不过，从现有材料来看，元代的户籍登记，主要应为人口与事产（即所谓的丁产）两部分。至于亦集乃路把孳畜部分单独划作一项，大概是因为这里的畜牧业较中原与江南地区发达的缘故。而从该文书残卷来看，前一户的孳畜为“羊四百 马卅八疋 牛一十只”，后一户（即兀汝户）的孳畜为“马三疋 牛一只 羊七十口”，其数量之多，以农耕为主的中原与江南地区确实也难与匹敌。
此外，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中国历代户籍制度，都有定期举行登记与检核的规定。但蒙古国与元朝大规模的户籍登记，只进行过四次，[25]在这方面显然缺乏制度性。早在元朝初年，胡祗遹就曾指出过这一弊病，认为：“我朝之于军民，一籍之后，近则五、七年，远者三、四十年，略不再籍。孰富强，孰贫弱，孰丁口增加，孰丁口消亡，皆不能知。临事赋役，一出于奸吏之手，一听奸民之妄诉。中间亦有实是消乏独夫寡妻孤子无产业者，亦不能辩明”。[26]从上述文书残卷登录的后一户来看，也确实存在着这种情况。该户的前一次登记，即元佥户主为即兀屈支立嵬，四十三岁，当时其孙即兀汝还没有出生；后一次登记，户主为即兀汝，四十二岁，此时即兀屈支立嵬已经去世。即使即兀汝在前一次登记后的当年出生，两次登记的时间间隔也已达四十二年之久。其间人口、事产、孳畜的变化情况，很难在户籍籍面上得到反映。当官府征收赋税，摊派差役时，不可避免地导致胡祗遹所说的严重后果。
[1]《蒙古秘史》卷八，第二¡三节。
[2]《元典章》卷八《吏部二·官制·承荫·民官子孙承荫》。
[3]《通制条格》卷二《户令·以籍为定》。
[4]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经济通史·元代经济卷》第511页，经济日报出版社，2000年。
[5]《金史》卷四六《食货志一·户口》。
[6]有关元代的社，可参见杨讷《元代农村社制研究》，《历史研究》1965年第4期。
[7]《紫山大全集》卷二三。
[8]《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6——17页。
[9]《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五四引天圣户令。
[10]《紫山大全集》卷二三《县政要式》。
[11]《道园学古录》卷一五《户部尚书马公墓碑》。
[12]陈得芝先生认为，杭州的户口登记，应为马可波罗从印度归来或护送阔阔真去泉州路经杭州时的见闻，见同氏《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旅程及其年代》，《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第10期，1986年。
[13]《马可波罗行记》（冯承钧译党宝海新注），第540页、第528——529页，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
[14]《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91页。
[15]《元史》卷一三《世祖本纪一¡》，另参见同书卷一¡¡《兵志三》。
[16]《元史》卷一四《世祖本纪一一》，另参见卷六¡《地理志三》。
[17]《元史》卷一五《世祖本纪一二》。
[18]《黑城出土文书》（汉文文书卷），第15——16页。
[19]彭大雅、徐霆：《黑鞑事略》。
[20]赵珙：《蒙鞑备录》。
[21]元朝“女户”一词，最早见于《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87《乌台笔补·论贫难军合从所属定夺事状》，以后在《元典章》等政书中也偶有出现。有关“女户”的研究，可参见柳田节子《宋元社会经济史研究》第270页——272页，创文社，1995年。
[22] 驱口，在元代的地位类似于奴婢。据徐元瑞《习幼吏学指南》：“驱口，谓被俘获驱使之人。……其所生子女谓曰家生驱口，若驱口自买到驱口谓之重口，盖此流亦同财产耳。”
[23]《习幼吏学指南》。
[24]《习幼吏学指南》。
[25]其中，前两次分别是在大蒙古国时期的乙未年（1235年）与壬子年（1252年）进行的，称为“乙未户籍”与“壬子户籍”，后两次分别是在忽必烈在位时期的至元八年（1271年）、至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1289——1290年）完成的。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4
一、正名——《目连传》与“目连戏”
首先要说明的是：《目连传》不等于“目连戏”。确切地说，《目连传》是一个独立 的剧目，而“目连戏”是包括《目连传》在内的一批剧目。外地不说，在湖南，这二者 是有分别的。
《目连传》即目连救母故事。以目连救母为主线，按艺人相沿的口头叫法，包括《目 连前传》(亦称“前目连”或“目连外传”)、《目连正传》和“花目连”(亦称“目连 外传”)。各剧种篇幅长短不一，情节也不尽相同。但《目连前传》和《目连正传》不 可分割，一律为七大本，每本可演10—12个小时，七本共有二百多块“牌”。这“牌” 是分场标目，并非一折和一出，大多为整齐的四个字标目，但有些牌只是一种仪式或过 场戏；前者如“天将定台”、“灵宫扫台”、“金星收煞”之类；后者如“强人下山” 、“十友登途”、“城隍挂号”之类。有些牌则是可以独立演出的戏。如《尼姑思凡》 、《刘氏回煞》、《松林试卜》、这一类是全本中的重要部分。
《目连传》是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的特定剧目，平日一般不演出，演《目连传》是想 通过目连下地狱救母的佛力，对已逝祖先起到超幽度亡作用，但却是附在中元节所做法 事或道场之后才演出。
高腔是伴随众多的神祀活动在庙台演出而形成连台大本戏的。中元节唱《目连传》； 观音会唱《南游记》(亦称《香山》)；关王会唱《三国》或单选与关羽有关的戏缀成“ 夫子戏”(亦称“老爷戏”)；岳王会唱《岳传》(亦称《金牌》)；其他庙会也有唱《西 游》、《封神》、《混元盒》的。其间区别是：《目连传》为纯高腔，其它几种则高、 昆(或“低”)间唱。
辰河戏还有两种连台大本高腔戏，一是《水浒》，尽管梁山好汉上应三十六天罡，七 十二地煞，却不作为祀神剧目，以致逐渐为弹腔本所代替。而高腔本在20世纪50年代， 仅存20来个单折，现在已只剩下几折了。另一个是《梁传》，从不独立演出，其原因将 在后文再说。
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元节，要祭祀祖先，办盂兰盆会超幽度亡，这已是千载旧俗。作盂 兰盆会必演《目连救母》，至少在北宋末已约定俗成。超幽度亡必有祀鬼神的神事活动 ：诵经、礼忏、打醮。这些活动结束时就唱戏。但发展到打四十九天罗天大醮时，辅以 七本《目连传》就嫌不足。于是就有十二本、二十四本、直到四十八本，形成所谓“四 十八本目连”之说。《目连传》本身是无法唱几十天的，便把《南游》、《西游》、《 封神》、《岳传》都拉进去。以《目连传》第一本开始，盏兰大会全家升天作结，中间 插演《西游》之类的戏，但隔三差五得插演一本或半本《目连传》，这就是“唱大戏” ，或称“唱目连戏”。后来出现“打对台”局面，即相邻地方的两处首事，同时发起唱 “目连戏”，各请一戏班，比赛谁唱得好，谁唱得时间更久，那就不是四十八本而是连 演几个月。哪有那么多戏可唱?只好把有些剧目延伸。如《西游》的八十一难，《南游 》中观音游地府、收善才龙女，收二十四诸天，都可以大做文章。《岳传》不但可移植 岳飞故事的弹腔剧目，也可把宋代抗金的其他传奇纳于其中，《三国》则可以演得更久 ，这就无法计算其本数了。
辰河戏的《梁传》，本身是一个独立大戏，却从不独立演出，而是和《目连传》连演 ，也许是湖南没人祀梁武帝吧。按旧俗，《梁传》必须与《目连传》同演，只演七本《 目连传》，却可以不演《梁传》。梁武帝故事和《目连传》挂上钩好像也由来已久，据 浦市老人口传，浦市龙头寺曾在明崇祯年间唱过“目连戏”，并曾勒碑记载，故老能记 得牌上有“高挂郗氏幡巾”一语，那么，崇祯时梁武帝故事就和目连救母故事连在一起 了。郑之珍《劝善记》也提到梁武帝之妻郗氏不信佛遭恶报，得梁武帝救度的事，刘氏 还说：“武帝既能救其妻，我儿必能救其母”。可见有其一定的联系。江西已发现的七 本《目连救母》中，第一本就是“梁武帝”。而湘剧已故老艺人周华福，说起他年轻时 (当为二十世纪二十——三十年代)在江西唱戏(湘剧)，遇上要唱《目连传》时，必有人 问：“唱金毛生反还是唱梁武帝?”说明当时的湘剧戏班唱《目连传》有两种路子，一 种是“金毛犯边”，另一种是“梁武帝”。
因此，“目连戏”的含义是以演《目连传》为主，掺和着演其他连台本戏的一种演出 习俗，不等于《目连传》。如果辰河戏把《梁传》与《目连传》缀在一起称“目连全传 ”还说得过去，若把《封神》、《南游》、《西游》、《岳传》……通通辑在一起称之 为《目连全传》，就是把演出习俗作为剧名，完全弄错了。
二、版本
湖南省艺术研究所曾经铅印作资料内部发行《湖南戏曲传统剧本》61集，其中收入《 目连传》和有关连台大本戏如下：
1.第34、35集 1982年印，祁剧《目连传》，由我校勘。
2.第56集 1984年印，辰河戏《前目连》、《梁传》，湘剧《目连传》，祁剧《目连 外传》，由我校勘。
3.第57集 1983年印。祁剧《目连传》录相本，王前禧校勘。
4.第60集 1986年印。辰河戏“花目连”，包括《火烧葫芦口》、《蜜蜂头》、《耿 氏上吊》、《庞员外埋金》，李怀荪、刘回春校勘。《攀丹桂》(即《侯七杀母》)，王 前禧校勘。
5.第6集 1980年印。湘剧《岳飞传》，蒋经成校勘。
6.第23集 1982年印，衡阳湘剧《西游记》，刘回春校勘。
7.第24集 1982年印。衡阳湘剧《南游记》，由我校勘。
8.第29、30集 1982年印。湘剧《封神传》，文剑梅、范舟、刘回春校勘。
9.第44集 1983年印。祁剧《混元盒》，由我校勘。
10.第37集 收有湘剧《王婆骂鸡》、《老汉驮妻》。第40集，收有湘剧《志公叹世》 。第60集，收辰河戏《过孤xī@①埂》等单折。
除此之外，尚有怀化地区1989年曾油印过《梁传》、《香山》、《目连》、“花目连 ”演出本。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有两种不同的湘剧手抄本残本。其中之一《大目犍连》1 —78出，由戴云女士编选，辑入台湾出版的《目连戏曲珍本辑选》中。
从以上各本看，除台湾的目连戏曲珍本辑选为2000年出版外，省内各种铅印、油印本 均为1980—1989年这10年中搜集、整理、校勘、印发的。提供这些剧本的前辈艺人如刘 道生、谭松月、石玉松、周华福、周昆玉……等均于上个世纪西归道山。
为什么在这里不厌其烦地列举这些版本、提供者、校勘者和印出时间?因为这些剧本， 无论铅印、油印，均已大量流传，不仅国内，香港、台湾、日本、美国均有收藏。恐有 好事者以此为本，重新“发掘”，眩世骇俗，未免愧对前人。趁我一息尚存，立此存照 。
三、源流
这是一个难以说清的问题，也许要留待后来者解答。但我愿就自己所知谈点对湖南《 目连传》的看法。
湖南的《目连传》，历来有两说：一是源于明郑之珍《目连救母劝善戏文》(亦称《劝 善记》，后文为省笔墨即称《劝善记》)；一是源于弋阳腔。
关于源自《劝善记》之说，拙作《＜劝善记＞与湖南目连戏》、《郑之珍＜劝善记＞探微 》(见“文艺湘军百家文库”《文艺萱卷》)二文中说得不少，这里不想再说，只重复几 个主要论点。
郑之珍《劝善记》序、跋中已说明是根据一种演出本“括成”的改编本。他能根据什 么样的演出本呢?当然是在今安徽一带的戏班演出本。为什么这么肯定?是根据明张岱《 陶庵梦忆》的记载。郑、张同为明万历时人，但张稍晚于郑，而《陶庵梦忆》成书也在 《劝善记》刻印之后。但张岱看到特选的旌阳戏子演出的《目连救母》，和《劝善记》 迥然不同，旌阳戏子是以武功和杂耍取胜，而演出却在演武场，观众上万人。说明当时 在今安徽境内，《目连救母》的演出很盛行，因为张岱只记了演出，并无任何前所未知 或未见的表述。这说明，在郑本已经刻印，且“好事者不惮千里求其稿”时，旌阳戏子 竟不演郑本；反过来说，郑之珍的《劝善记》剧本，也无法在演武场给上万观众演出。 也就是说，即使郑之珍已改编成《劝善记》刻印了，一些戏班还在照自己的路子演出。
从明万历末年(1620)到清康熙二十年(1682)只有60年光阴，而戴云女士辑选的“清康 熙旧本《劝善金科》残卷24出”(见台湾版《目连戏曲珍本辑选》)，据戴女士介绍，在 首都图书馆还藏有此本的完整抄本，第十本第二十三出有宾白：“幸逢康熙二十年二月 二十日(《中国戏曲通史》下卷亦有记载)。戴女士说“这是一个民间演出本”，但我看 了24出的曲文，却认为是一个经过文人加工过的演出本，其中颇有文采斐然的好句，如 叙述战争的“血腥射斗光遮月，箭满长空气作云”之类，也许出自如元代的“书会才人 ”之手。戴女士雄辩地推翻了清乾隆本《劝善金科》源于郑之珍《劝善记》之说。可见 无论南北，郑本也不能取代民间演出本。
说《目连传》源于郑本也不仅湖南一家，南方有些省也有人持此说。其原因得从《目 连传》救母本身说起。
《目连救母》成为戏曲并搬上舞台的最早年代，我们目前还只有一条孤证，那就是宋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所记“中元节”条，时间是北宋末，也就是说在1103——1125 年之间。这出戏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一登台就连演八天。尽管经历了杂剧盛行的元曲时代 ，也有人编过《行孝道目连救母》和《目连入冥》之类杂剧，但那种四折一楔子、主角 一人独唱的形式无法规范目连救母故事，所以我们目前只知道有这两种杂剧存目，既未 发现剧本，也未找到演出的文字记载。北宋末东京演出之后，它在民间发展的轨迹目前 也没找到蛛丝马迹，但它之存在应该毋庸置疑。宋室南渡之后，经历的是长年战乱和少 数民族入主中原，但在北方，如果没保留中元演目连的旧俗，恐怕也难以引发目连题材 杂剧的产生，只是我们还未找到确凿资料而已。
到了明代，这出戏就像滚雪球般越滚越大，郑之珍既“括成”百出(还有“新增插科” )，有些戏他都无法割舍，那么，他所据的演出本当然不止百出，同为明万历时人祁彪 佳所收剧本就有109出，也算不限于百出的佐证。康熙时的《劝善金科》，据戴云女士 考证为237出，康熙前期，中原还是汉文化，不可能掺入满族文化，也就是说，在北方 ，“目连救母”的戏曲，已滚成两百多出的大戏了。这种民间的、自发的、越滚越大的 趋势，是谁也无法去规范它的。
至于为什么会越滚越大，我们看看敦煌发现的唐代变文，就知道故事本身限于入冥救 母，题材本身和孟兰盆会联系在一起，使此剧成为中元节超幽度亡的特定剧目。但戏曲 是娱人的，老叫观众看“一似吴道子《地狱变相》”，它的观赏价值和舞台生命力就成 了问题。于是，在演出中民间艺人就各尽所能，加些佐料，添些色彩。或以武功、杂技 见长，如《陶庵梦忆》所载；或以枝叶取胜，如康熙初的《劝善金科》。正因为是不同 年代，不同戏班、不同艺人几百年的创造，就形成了众多的不统一的演出本。谁源谁流 ，很难分清。
但并不能因此抹杀《劝善记》的作用。木刻出版比口传心记或手抄毕竟先进得多。这 么大的戏全靠记忆来传授难度很大，倘有所本就容易多了。郑本付印，序跋却没说印多 少，但数量必定有限，不可能如今天可以一次印上百万本，所以在明代未必就推广很快 ——至少旌阳戏子没用它。到了清代，《目连传》越演越盛，发展到了产生宫廷大本。 “上有为者，下必甚焉”，民间书坊也看出了生意经，为了易印，好卖，当然就刻印郑 之珍的《劝善记》了。在清代，各地、各种木刻本大量出现，但多不是高石山房原刻本 ，而采用了富春堂刻本。这样大量翻刻《劝善记》，一直刻到民国年间。据我所知，湖 南就有长沙、湘潭、衡阳、邵阳、洪江各地刻本，上世纪50年代收了一些，可惜毁于“ 文革”，连我自己记下的刻印年月、册数、书坊名称的笔记本也荡然无存。现有艺研所 仅存一套民国八年的邵阳刻本，怀化地区还有人藏有洪江刻印的残本，手头有民国八年 上海马启新书店刻本扉页复印件(王馗先生提供)。四川省1953年铅印的“川剧传统剧本 汇编”第一集《目连传》，扉页说明中也提到是据“清光绪十年(1884)敬古堂何斋秦记 刊印本和另一种抄本。都可说明这种坊间刻本流布之广，数量之多，因而也成为戏班演 出的蓝本。但艺人并不愿放弃原有的演出本，所以只在与郑本相同曲目中，采用了郑文 曲词(宾白除外)。因为有了木刻本，便称之为“正传”，木刻本之外则称“外传”或“ 前传”，而前传或外传，篇幅均长于郑本。所以，我认为，民间自有其演出本，只是木 刻本大量出现之后而吸收了郑本。
至于源自弋阳旧本之说，目前我只能存疑，原因是还未发现弋阳腔《目连救母》，还 未找到有关记载。我相信弋阳腔盛行时唱过《目连传》——尽管是推论，弋阳腔流行了 那么久，不可能不唱《目连救母》，至于是否为各高腔剧种之源，得凭资料确定。手边 有一册江西铅印的七本《目莲救母》，扉页说明中首先就肯定了“系弋阳腔连台本戏” ，接着又称“相传赣东北一带二十年盛演一次，称目莲盛会”。而铅印本则是“波阳县 民间艺人‘所存’清同治十年的全部《目莲救母》手抄本。”这个手抄本年代较早，而 且确实是演出本，第一本就是梁武帝故事。但是，与郑本相同的出目近80出，也和湖南 的手抄本异曲同工——曲文用的是郑文，宾白不同。这七本也有两百多出(相当于湖南 的牌。它和湖南所有抄本不同之处在于“博施济众”中花子唱“西皮倒板、正板、快板 ”——当然属临时抓哏，但湖南却没发现过掺入弹腔唱段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之前，江西境内，从萍乡到吉安，沿线都是湘班演出地，旧有“湘班 不过吉安”之说。不仅是湖南戏班，当地亦办了湘剧戏班和科班。前辈著名湘剧小生周 文湘即萍乡人，终生来往于湘、赣两省湘班演出，他还在萍乡境内起两个湘剧科班。这 些情况都说明两省毗邻，互相影响。但单凭这些还不能以此来断定湖南的《目连传》沿 于弋阳腔。
我只能说，我目前还不认同源于郑本或源于弋阳腔的两种说法，却说不清到底源在哪 里?转贴于
四、“一地一目连”说
“一地一目连”，在南方确实如此，北方我没有发言权，知道得太少了。
湘剧、祁剧《目连传》都是七大本，七大本之外，实际上还有戏。辰河戏没那么严格 。江西也称七大本。但实际上只能说是大体如此。
先说祁剧：我们收在《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34、35集的祁剧《目连传》，其实是祁 剧老艺人罗金梁所藏的民国八年(1919)邵阳木刻本，分场标目为124出，但其中只存目 的有《赶狗上路》、《盗袍收仆》、《五瘟赐福》、《公送游行》、《瘟神降祥》五出 ，其余均为郑本。只多了《里正催粮》、《益利逐狗》、《刘氏下阴》、《请僧开路》 、《太白赠鞍》几出为郑本所无。对郑本《斋僧济贫》加以充实，分为《罗卜济贫》、 《孝子卖身》、《追赶芙蓉》三出，把郑本《请医救母》改为《请巫祈福》。在校勘之 前，我认为这不完全是演出本，因为虽有与郑本不同之处，而相同是主要的。当时另一 位衡阳的祁剧老艺人周昆玉，原是唱刘氏的，便把他自己的边本(即只有刘氏一人曲、 白)给我，我就把这个本子补充进去，也就是说，只有刘氏的是演出本。
我们一直听说祁剧名鼓师刘道生有七本手抄本《目连传》，遗嘱用以殉葬，他逝世时 家属只找到三本，放入棺中埋掉了。后来找到他那七本中的第一本残本，共36出，从“ 迎福降祥”起到“佛贬桂枝”止。收入“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56集，我校勘时，与周 昆玉边本对照，发现这个残本第十八出《对审发配》之后，还有个标目为《收买军妻》 ，我问过周先生，他说不是他的戏，没唱过。在《佛贬桂枝》之后，周本还有《夫妻各 单》、《刘氏碎螺》、《剖萝》、《刘氏产子》、《巾冠团圆》几个标目，却无剧本。 我问周先生，他说是没有唱词。《夫妻各单》是傅相杭州受戒回来，夫妻分房而居，刘 氏不满，迁怒傅相所拾白螺，命金奴用金钗刺死，金奴刺螺，白螺发亮，金奴吓走，刘 氏怀孕，古佛命她在埋螺处拔出萝卜，用刀切开，只能切三刀，切出十八块。刘氏吃了 一块就产子了，所以儿子名叫罗卜。过去演出时，观众中有望生儿子的，要打个红包来 讨一块萝卜给妇女吃。
1984年组织祁剧老艺人演出《目连传》时，《刘氏产子》剧本已收入，确无刘氏唱词 ，由老艺人回忆，增加《海氏悬梁》包括“东方别家”、“二拐相邀”、“训子化钗” 、“二拐当钗”、“归家辱妻”、“海氏悬梁”(即“大上吊”)，还增加了《九殿不语 》。全部录相本收入《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57集。
这就是说，截至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一个是《目连传》的完整演出本，那应该是更 为丰富的。我曾听祁剧一些丑行老艺人说过，光李狗儿(或说是狗二，或说即叫李狗)的 戏是丑角当行戏，有《王老逐狗》(《赶狗上路》)《盗袍收仆》、《遣买@②牲》(即郑 本中之安童，祁剧在买@②牲时有大段侃价的戏)，《益利逐狗》、《二奴下阴》、《九 殿不语》，都是李狗儿的戏。
湘剧《目连传》已多年不演，解放后即找不出扮演目连、刘氏的演员了。但我现在知 道的就有四种不同的剧本：
1.民国九年长沙出版的《湖南戏考》中收了四出，已收入“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的第5 6集，与江西本接近，但比江西本丰富。
2.戴云女士辑选的湘剧《大目犍连》残本。这个残本很有趣，它只有78出，其中第34 —39出，就是洪钓作乱傅相平乱故事，第78出标目是“嘱子升天”，但内容却是“又是 一套洪钧作乱”，有曲有白，是洪钧作乱，观音去请火德星君协助火烧“葫芦洞口”， 烧死洪钧，与傅相无干。这就告诉我们，“洪钧作乱”一段，有两种不同演法。
3.中国艺术研究院藏手抄本残本，《湘戏目莲记》，为全剧结尾，共23出。
4.已故老艺人周华福先生保存的全部湘剧《目连传》分场标目(牌名)。
这四种同为湘剧，各本并不相同，除《湖南戏考》所载四出中傅荣收租、逼债、收金 奴和江西相似而外，各有其独特之处。在湘剧一个剧种都有不同演法，也属“一地一目 连”现象。
辰河戏的情况比较复杂也难于考证。我们没有铅印辰河戏的《目连正传》，是因为没 能收到一个真正的演出本。辰河戏唱“目连”远较其它剧种为多，一直唱到1948年才终 止。老一辈的艺人不少藏有坊间刻本。“正传”部份，可以说80%是郑本。在祁剧《目 连传》的校勘过程中，我尽自己努力添加了部分演出本，实在没必要再印一个基本上是 郑本的刻本来代替辰河戏演出本，那样反而会混淆视听，以讹传讹。
根据什么我作出如此判断呢?是从辰河戏的“目连戏”推论的。如《岳传》(辰河戏叫 《金牌》)，湘剧七大本很完整，也有后来吸收的其它岳飞戏，如《九龙收兴》(《九龙 山》、《收杨再兴》)之类，湘剧始终唱弹腔，独立演出，不收入七本《岳传》；辰河 戏则不然，为了唱“目连戏”而延长剧目，也由于清咸、同年间荆河戏与常德汉剧进入 辰河戏形成高弹合流，增加了一大批荆河戏、常德汉戏剧目，延长了演出时间，为了凑 足剧目，便把许多弹腔戏改作高腔演唱。1982年我和辰河戏老艺人核对剧目总册时，竟 发现《岳传》有29本之多。其中明显的有常德汉剧弹腔剧目《大小黄河》、《潞安洲》 、《炮打两狼关》、《爱华山》、《藕塘关》，甚至还包括《文武shēng@③》(《 香囊记》)《玉麒麟》(《双烈记》)(见湖南艺研所1983年铅印的《湖南高腔剧目初探》 )。《封神》也有类似情况，《湖南高腔剧目初探》已逐一注明，不再赘述。
对于辰河戏，我们只能说已铅印的《梁传》、《前目连》是演出本，怀化油印本中一 些独有单出是演出本。另外，怀化旧有抄本《赵甲打爹》、《萧氏骂婆》也是演出本。 但往往被列为“花目连”。
大本戏中，像《封神》、《三国》、《西游》、《岳传》其情节都没超过小说范围， 应该说这些戏的出现当晚于小说。唯独《目连传》不同，除了“目连救母”故事源于变 文而外，民间经数百年的演出，不知创造了多少内容，而最有特色、最生动的却是这些 民间艺人的创造，因而各具特色，形成“一地一目连”现象。
还是先就郑本中所有的举例：如“请医救母”，湖南是信巫不信医的，所以在湖南通 通作为“请巫祈福”，但请的“巫”各剧种可不一样，有请师公、师娘，甚至请哑师公 创造一场哑剧。“博施济众”都分作四出：“老汉驼妻”、“兄弟求济”、“花子求济 ”、“孝妇求棺”。“老汉驮妻”是旦行独角重头戏，“兄弟求济”、“花子求济”是 丑行重头戏，宾白、细节各剧种均不相同，而且这三出都可作单出独立演出，郑本中“ 遣买@②牲”和到花园埋牲骨的是个无名无姓的安童，没什么戏，而湖南地方戏中却叫 李狗，有来龙去脉，曾使丑行演员以演这个角色出名。“五殿寻母”的主角不是刘氏， 而是骗鬼甘脱身，辰河戏叫《骗关》，也可独立演出，和川剧《扯谎过殿》近似。“三 殿寻母”在湘剧的抄本中主角是王婆和奚氏。相同出目况且如此，何况其他?
“一地一目连”是各地历代艺人的杰作，没有这种创造，目连戏就不可能像滚雪球般 越滚越大。
五、“花目连”新识
对于目连戏，我写过“认识”、“再认识”两篇小文；对“花目连”我也写了篇“初 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不断的发现，我觉得《目连传》内涵太丰富，不是管窥蠡测所 能理解的，我只能认识、认识、再认识。
“花目连”(或“目连外传”)一般是指七大本中所没有的剧目，又和《目连传》同时 演出，或者和《目连传》有些瓜葛，既知道和《目连传》有渊源，而七本中未收入，只 好称之为“花目连”，即穿插在《目连传》中演出的戏。我写《花目连剧目初探》时， 只找寻其在郑本中有蛛丝马迹的地方，未能做更进一步的考证。其根源在于仍视郑本为 圭臬，跳不出他的《劝善记》的圈子，仍然潜有源于郑本的思想。其实，有些称为“花 目连”的剧目，恰恰是《目连传》中的一部份。
凡知道《目连传》的人，没有不知“女吊”的。杀叉和女吊，是《目连传》有别于其 它大本戏的独特情节和表演。郑本既无女吊，也不杀叉。杀叉是高难度功技，叉手要苦 练几年才敢上台。辰河戏老艺人陈盛昌告诉我，他练过三年，天天在山上朝砍了树剩下 的树桩练，白天练得有准头了，晚上在树桩上插上一根点燃的香再练，务求精确无误。 《陶庵梦忆》所载大量功技表演，虽无杀叉，性质相同，可见《目连传》是重功技的。 “女吊”在戴云女士所选择的湘剧《大目犍连》中，“耿氏上吊”就在第二本内。可见 “耿氏上吊”不是“花目连”而属《目连传》，另一出《鬼打贼》则是另一种形式的“ 女吊”，江西本上吊的妇女是被普化尊者赶走吊死鬼而获救，丈夫也知道自己错了，夫 妻共同感谢神灵。湘剧却让一个贼碰上了，他和吊颈鬼胡搅蛮缠了半夜，终于使上吊的 妇女得救。这说明：《鬼打贼》也是《目连传》中的戏，不是“花目连”。
在20世纪50年代的艺人，都很少知道《王婆骂鸡》属于《目连传》，只知它属于旦行 中湘剧特有小行“大脚婆旦”的代表剧目“三骂”(《骂鸡》、《骂灶》、《骂菜》)之 一，不少旦角以此剧成名。但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藏另一种手抄残本《湘戏目莲记》中 ，不但有《骂鸡》，后面还有一出《巡风鬼》，在郑本“三殿寻母”刘氏唱完“三大苦 ”之后，重头戏是阎王审理骂鸡案，最后是王婆还阳，奚氏变蛆。实际上是这三出戏连 演，中间插了一段刘氏唱的“三大苦”。
《蜜蜂头》故事，郑本“五殿寻母”中有交代，乾隆本《劝善金科》已收入，而辰河 戏则更完整，也无法把它从《目连传》中剔除出去。
《火烧葫芦口》(《匡国卿尽忠》)，郑本中有个被谗臣陷害的忠臣光国卿，也提到“ 丑虏”犯边，目连岳父曹献忠押粮到军前。江西本则是“丑奴兴兵”，由曹献忠领兵破 贼，他儿子阵亡。湘剧周华福老先生的《目连传》牌名，则是“金毛生反”，而辰河戏 的丑奴成了女人，是金毛之妻，为报夫仇兴兵。湘剧“洪钓作乱”也有“火烧葫芦洞口 ”。也许，这也是《目连传》中的戏，至于是郑之珍“括”简了，还是民间演繁了，我 倾向于前者。
《赵甲打爹》、《萧氏骂婆》无疑也属《目连传》，江西七本中即有“打爹”。“雷 打十恶”，必须让观众看到十个恶人的具体行为，像郑本那样交代一笔是不够形象的。 我倒怀疑郑之珍为了100出和“三宵毕”，括去了在文人眼中过于俚俗的东西。
还有两种待考，一是《庞员外埋金》，这出完整的元杂剧怎么会保存在辰河戏的“目 连戏”之中，而《侯七杀母》怎么又扯上况钟了，有待进一步查证。
六、《目连传》演出的仪式
演《目连传》是大事，称“唱大戏”或“万人缘”，因为是由首事者发起，组织“醵 金酬神”，家家自愿捐钱，结万人缘。湖南有些地方唱《目连》得搭专台，搭台所需木 料，也由众人送来，管事者在木料上标明送来者姓名。戏演完后折台，各家照旧领回并 视为吉祥物，用来起房子，家宅安宁；用来作棺木，死者超生。
戏班也极为虔敬，开演前要全班沐浴、吃斋，任何妇女不准到后台，要在唱“刘氏开 荤”之后才可吃荤。
因为是中元节，戏中多有阴曹、鬼魂情节，唯恐不慎，假鬼招来真鬼，所以有一系列 的镇台、祛邪仪式。开演前，要请梨园祖师，在后台设坛供奉。要“镇台”、“抬灵官 ”、“发五猖”、“拿寒林”，并在台板下设坛供寒林。每天开锣，要由一位天将值日 “天将定台”。演出结束时要“灵官扫台”、“金星收煞”、“送寒林”。演出中也还 穿插一些如“迎福降祥”、“请瘟祈福”、“散花”之类，遗憾的是，这类仪式性表演 却没有留下详细的剧本。每个戏班总有一二人专门学过，称“掌台师”或“包台师”， 都只有简单的提纲式脚本。现存最完整的是收入《湖南戏曲传统剧本》第24集《南游记 》中的“锁拿寒林”、“前记”中虽写明“谭松月口述”，但与谭松月接触过的人都知 道并非“口述”。谭松月是衡阳湘剧前辈名净，即已故著名表演艺术家谭保成的祖父， 谭保成的戏由祖父亲授。这位谭松月老先生存有不少抄本，十分珍视，从不示人。但并 不拒绝记录或传授，找他问剧本，他都口述，如果记不清，就找个借口独自回房去看抄 本。然后再继续口述。所以，他的口述是实有所本的。我拿这个本子问过其它剧种老艺 人，都说“差不多”，可见其可信程度。其它则出自老艺人的回忆。唯独“散花”，只 在周昆玉的抄本上发现过这一记载：“散花过午”，我问过，他说是散了花就腰台吃午 饭。却没问怎么散花，到想着要问时，周先生已去世。但这个“散花”是有来历的，戴 云女士辑的康熙本《劝善金科》中，第22出标目为“散天花神女摘桃”，但正文却只有 摘桃而无散花。因此，“散花”是如何演法，到目前为止还是空白。
《目连传》是个富矿，我们目前只能说发现了矿区，有待于一代又一代的有志之士去 挖掘。为了珍视和保护这难得的文化遗产，也有必要杜绝乱挖乱采现象，以免混淆视叫 ，贻误后世。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左忄右西
@②原字左牛右兹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5
［摘要］20世纪中叶之前，中国大多数工业产品都是由乡村手工业者和半专业化的乡村家庭生产。生产技艺掌握在初级生产者手中，他们通常在亲属纽带或共同居住的基础上形成合作组织。有关技艺的知识是经验性的和默会的，包含在手工业实践者的身体中，内嵌于社会关系、自然与人造环境中。自20世纪以来，中国政府和现代精英们试图打破地方的“知识垄断”，并且与生产者争夺技术控制。1949年后，技术由农村的初级生产者转移到了城市管理精英手中。然而，当乡村民众被去技能化之后，真正被带走的是什么？它发生自何处？当我们说技艺是“具身的”和“内嵌的”时，是什么意思？它们是怎样成为“非具身的”和“非嵌入的”？真正的技艺究竟在哪里――在手工业从业者的手中头脑里，在社会机构中，还是在国家技术再生产的标准和规范框架里？针对这些问题，本文以四川省一个有着熟练造纸匠的社区为田野调查点，考察当地人在去技能化时期之后，重建手工造纸业的过程，以及在技术再生产的基础上修复社会组织的过程。
［关键词］人类学；手工技术；情境知识；手工造纸；雅各布・伊弗斯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9391（2012）02-0001-10
作者简介：雅各布・伊弗斯（Jacob Eyferth），男，德国籍，美国芝加哥大学东亚语言与文明系副教授，荷兰莱顿大学汉学博士，研究方向：20世纪中国社会史、乡村史和物质文化研究；胡冬雯（1985-），女，山东泰安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非物质文化保护；张洁（1985-），山西太原人，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跨社会文化研究；肖坤冰，女，西南民族大学西南民族研究院讲师，研究方向：物质文化与区域社会史。四川 成都 610041
所有经济行为都需要技术，然而，技术却是一个很难明确定义的概念。它被多样化地描述为带有强烈的个人特性，但同时又非专属个人，而是属于社区或网络的财产；它被描述为一项基本社会事实和一个缺少有形实体的构想。一方面，技术是一种“具身的”（embodied）知识，要求长时间地实践，融于从业者的肢体和感觉器官中。另一方面，它“内嵌于”（embedded）社会关系之中，并通过从业者所在社区、社会等级制度与分工假设得以再生产。技术这一概念作为“具体的”和“内嵌的”通常可以交替使用，尤其是将手工艺者和农民默会的、经验性的、情境依赖性的知识与科学家或工程师掌握的更为抽象和明晰的知识作对比讨论时。①然而，假如我们把技术看成是“个人知识”（个人从业者的一项贡献，并且永远寄宿于身体内），需解释技术是如何内嵌于社会，即技术如何在从业者间共享和跨越时间进行传承。[1]另一方面，假如我们把技术视为根本上存在于社会交往中――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存在，而非存在于个人的头脑或身体里，我们需要思考它在语言或社会实践中的精确位置。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大多数社会基于真实的或观念的能力进行财富和权力的分配。当技术作为文献中的去技能化呈现（deskilling shows）时，它就成为了一种被争夺的对象――当然，在讨论技术如何被剥夺、降级、或者毁坏之前，我们应当在某种程度上确认什么是技术以及它位于何处。还需要完全确认，我们处理的是某种程度上的非语言实在，还是难以把握的建构。正如女权主义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的，技术工作与非技术工作的区分，通常更关乎由谁去做而非该工作所要求的能力。在很多情况下，“技术”几乎等同于某种所有权，通过强势群体（男性、会社或白人）掌控特定的生产过程，而排斥相对弱势的群体（以女工和移民工人为代表）。②
在四川省夹江县手工造纸的案例中，我将从不同的维度对技术进行讨论――个人的和社会的、具身的以及修辞建构型的。夹江造纸可以上溯至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6070年代被彻底废止――不是因为这一产品被取代或失去市场，而是国家决心发展城市工业，从而压制乡村手工业。我的研究聚焦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后期，此时手工纸需求的激增带来了新的繁荣期。在这期间，夹江山区的人革新了作坊，重建了造纸技艺，并且修复了支撑这一行业的社会组织。大部分讨论将聚焦于一个特殊的行为――通过建立一座纪念碑来正式重建作为造纸技术集体“所有者”的亲属群体――以及该行为对夹江造纸业的意义。不过，我将从回顾这个行业的近代史开始。
一、国家体制与去技能化
一个可追溯至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哈里・布雷弗曼（Harry Braverman）的传统观点认为“劳动退化”（degradation of work）与资本主义的进步相联系。③然而，一些剧烈的大规模去技能化案例却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背景之下。由于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原因，马列主义指导下的苏联和中国通常在现代工厂能生产替代性产品之前，就试图废止分散的、非机械化的手工业。意识形态上，由于手工艺人可疑的阶级属性，他们总是遭到怀疑：正如列宁所说，同样也在中国经常被引用，“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④非机械化生产受到质疑，还因为它象征技术落后，被视为国家被西方和日本击败的根源。此种观点被20世纪90年代以来流行于中国的另一种观点所强化，即现代经济由两个明确分离的部分组成，其一是农村和农业，其二是城市和工业。⑤工业属于现代的、城市的、受国家控制的部门，不应该掌握在农民手中。
1949年以后，同其他生活在农村的人一样，根据居住地在农村而非其职业，夹江槽户被归类为农民。这种划分起初没有改变他们的生活，然而国家急需纸张，导致在缺乏现代造纸业的四川省，只能转而求助分散的乡村作坊。20世纪50年代，纸张同粮食和其他商品一样，成为政府专卖，槽户们逐渐被隶属于国家粮食局的管辖之下。由于难以容忍这种“半工半农，分散落后”的生产，县政府开始将当地人按“工业的”和“农业的”进行人口划分。“技术”人员（以青壮年男人为典型）加入领工资和粮食配给的集体作坊；“非技术”人员（妇女，老人和小孩）被编入农业生产队。连续的重组削减了享受粮食配给“工业人员”的数量，“工业人员”从1951年占全县人口的43%下降到了1958年的1.4%。尽管这些新兴职业优越者的数量在减少，他们的财富和地位却在增长，直到他们获得的工资和粮食配给是农业人口的两倍。
集体化及随后时期（1958~1961）的政策和沉重缴粮负担，引发了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仅夹江一县的死亡人数就占到全县总人口的13%。山区大量非农业居民长期依赖从平原输入的粮食，此地区的死亡率最高。当粮食供给崩溃时，饥饿随即而至：1959年，仍有谷糠可以吃的人就算幸运；1960年，人们将玉米棒和树皮磨成粉来吃。饥荒结束时，一些乡镇失去了40%的人口。与平原农业区损失4%的人口相比，造纸业区人口的整体损失达24%。
饥荒过后，政府认为在现有安排下，乡村造纸业以及其他本地工业不能得到充足供给，决定取缔。“吃国家粮”已成为城镇人口的特权，那些居住在乡下却仍然依靠国家粮食配给的人则被指控是“吃昧心粮”和“半边户”（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农户）。为了自给自足，槽户们砍掉竹林，在山坡种植玉米和甘薯。在一些地区，收入下降了50%之多，槽户们从原本相对舒适的生活迅速跌落至勉强维持生计。至1977年（政策开始扭转时），只有在那些土地贫瘠无法耕作的乡村，造纸业才得以幸存。石堰村是其中之一，我的大部分田野调查正是在那里进行的⑥。
二、技术的位置
尽管关于去技能化的文献很丰富，但是在社会科学领域，技术本身并非一个被普遍使用的概念。⑦人类学家Tim Ingold指出这是因为技术尴尬地位于笛卡尔意义上的“思维”与“世界”之间。根据Ingold的理论，社会科学与“认知范式”（cognitivist paradigm）紧密相连，此种范式将技术的运用预设为机械的使用，从而迫使知识和实践相分离。⑧这种二分法使包含“实践的知识”（practical knowledge）和“知识的实践”（knowledgeable practice）两方面的技术难以界定其概念。通过引用俄罗斯神经科学家尼古拉・伯恩斯坦（Nicolai Bernstein）的研究成果，Ingold将技术的概念视为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而知觉的过程。伯恩斯坦对铁匠锻打铁的研究表明，可靠的再生产结果，即指铁匠锤子的尖端总是沿着同一轨迹，并准确击打铁砧上的同一点，源于身体运动在每一次锻打中的调整。技术实践并不存在于固定的肌肉运动规则中，而对任务的持续监测导致持续性知觉纠正才组成了技术实践。[2](P.353)
Ingold从而得出了以下几个结论：首先，技术并不存在头脑中，甚至也不像“具身化知识”那样贮存在身体里，而是处于技术者和他或她周围环境的交接面：技术是“一种财富，它不属于作为生物实体的个人身体，而是属于由作为有机体的个人、无法分离的身体与智力所构成的整个关系场域，存在于高度组织化的环境之中”[2](P.353)。其次，该场域不仅包括工具和物质，还包括其他人。在实践中，不可能将实践者的环境和他人的环境、以及非人为的环境区隔开来，二者是有机连接的。[2](P.37)如果我们设想任务是由好几个人执行的，这就很容易理解。比如用双人锯砍伐一段原木，一个木匠可能提供关于如何砍伐原木的粗略的口头提案，但是要直到两个工人分别处于原木的两端，抓紧锯子，彼此眼神暗示，开始锯木头之时，技术才成为现实。当他们工作时，工人们并非按照之前的计划按部就班，而是要针对感觉到的材料和同伴移动的变化作出反应。第三，技术学习要求与技术实践同样的方式：即通过积极且感知性地参与到事物和人类活动的环境之中。传统学习模式假定初学者通过观察和模仿，在头脑中建立起一套生产模式，并在此后对已获得的技能复制出模型。针对这方面，Ingold声称（遵循Jean Lave和其他“情境”教学的理论者）技术的学习在于一种“注意力的教育”。在这种教育中，初学者在专家的指引下融入到环境之中，因此，培养感知意识对于有效的行为是必要的。[2](P.353)
三、夹江的造纸技术
作为一项属于人及其所处的人为或非人为环境之间“关系场域”的财产，“技术”这一概念可能显得抽象，但我发现夹江造纸匠们却对技术的本质有精确的描述。造纸是一项复杂的，并在工艺流程上要求精细分工的工作。造纸匠能说出72道工序（在中国是一个吉利数字：8×9），可用六个基本步骤概括：新竹成熟、砍竹料、打破竹筒、浸泡竹子；将浸泡后的竹料放进木制的或混凝土的蒸锅里蒸煮，接下来是清洗已变得柔软的竹纤维并使之发酵；将竹纤维打成纸浆；抄纸；将纸张贴在烘干墙上；完成并包装干燥的纸张。过去，绿色的嫩竹枝要在石灰溶液中浸泡三个月，用生石灰蒸煮数日，再用碳酸钾苏打蒸发。自20世纪80年代采用了高压锅后，竹子不用预先浸泡就可以直接蒸，因此蒸煮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减至8小时。在打浆过程中，传统的脚踏碓窝已经大多被柴油驱动的搅拌机取代。但抄纸、刷纸张和整纸仍然像几个世纪前那样，由手工操作。
造纸中的所有工序都要求眼疾手快，抄纸和刷纸还需要体力和耐心。作坊里的男人每天大约工作10小时，妇女们通常从天亮一直忙到深夜。夏天，作坊被大量的蚊虫滋扰，纸浆在纸槽中腐烂；冬天，纸槽里的水结冰，但工作都在持续进行。虽然一些身强力壮的青年男子一天可制造1000张纸，但一个抄纸匠一天的平均工作量是抄500张5尺纸（84×154cm）。每当抄纸匠将帘床从水中取出――每日500次，大约每隔一分钟一次――他举起的液态水量约重8公斤。同样，当妇女们把那些几乎与她们等高的纸张贴在墙上时，她们每天弯腰再直立的次数达数百次。毫不夸张地说，造纸行业的技术是“具身化”的，因为它使工匠的身体发生变形且有损身体。长期频繁接触生石灰和腐蚀性苏打，工匠们都手脚肿胀，皮肤粗糙生茧；操作脚踏碓窝的工人一天数小时上下踩踏板，致使一条大腿明显粗壮。举起帘床造成的肺部拉伤和作坊里的潮湿空气，使抄纸匠时常吐血，在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从业超过15年的抄五尺纸匠人。
抄纸是绝对的男性工作，尽管在时期，说“男同志能办到的事情，女同志也能办到”，也仅有两三个胆大的妇女学习抄纸。将柔软且湿漉漉的纸刷贴到特制的烘干墙上是女性的工作，男人只在身体太弱不能抄纸的情况下才会刷纸。造纸作坊中的技术既需要肢体运动，也需要触觉和视觉。抄纸匠将帘床从纸槽中水平地拖出，提起竹帘虑水，又将竹帘再次插入纸槽的整个过程，他们密切注意着帘床并应对不断变化的平衡；刷纸匠通过感觉柔软的纸如何在刷子下展开而调整自己的力度。造纸匠人还运用他们的听觉和嗅觉：当挤压一叠刚成形的纸张里的水分时，匠人们通过流水声判断多余的水分是否被榨出；在搅拌纸槽中的纸浆时，通过嗅或尝来判断纸浆是否已发酵，是否添加化学药品以防止腐烂。
技巧性的身体展示描述起来更为困难，因为涉及到若干工匠间的协作。在这种情况下，技术的展现（skilled performance）最好被视为一项群体财产，存在于人们之间而非个人身体内。正如Edward Hutchins 在对美国海军航海讨论中提出的，某些认知性的成就是由其先天性的社会分工实现的。技术展现只存在于人与人之间以及手工制品之间的互动行为中，且不能被简化为任何个体意识的劳动。⑨夹江造纸生产中，此种社会分配性技术很明显体现在，由两人抄的六尺（97×180cm）纸和由四人抄的八尺（124×248cm）纸的生产过程中。匠人们慢而有节奏地协调相互间的动作，同时对纸槽里帘床的移动做出直觉上的反应。
虽然上述技术大多是默会的，但造纸业的一些技术仍可用文字、图解或方程式表达。尤其是，打浆和蒸煮纸浆需要一种所谓的“民间化工”知识。打浆工负责添加漂白剂增白，添加染料染色，刷胶减少纸张的吸水性，涂上树脂使纸张更光滑。他们用麻或树皮纤维增加纸张的“骨”（bone）(强度和质地），用稻谷草和竹纤维增加纸张的“肉”（柔软度和体积）。蒸煮料子也很重要，因为蒸煮“材料”的成分决定了酸碱度，从而决定了纸张生产过程的长短。夹江人将此类知识视为“秘方”（配方），认为是每个家庭独有的财产，只有家庭成员才可以随意保有、分享或传播。
四、技术再生产
同其他手工艺者一样，夹江槽户陷于一种矛盾，既要共享知识以确保手工艺再生，又渴望将竞争对手的数量最小化。手工业团体有专门的方法缓解这种紧张关系，包括设立专门群体培训的准入制度，及设置秘方、禁忌和通过仪式等障碍，来确保学徒的知识不会高出其在行业的地位。学徒被尽可能少地传授知识，全套知识只保留在那些认可从业团体，且最不可能向外人透露的老从业者中。从某种程度上看，矛盾在于这种知识只可意会，不能言传，它不能随意被传播或隐瞒，工艺精湛的艺人很可能拒绝口头传授一位新手。事实上在大多数手工艺行业的学徒期间，向来缺少明晰的口头传授⑩。与此相对，即使在短期内将学徒与作坊隔离，也不能阻止他们学习技能。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手工艺的“秘密”是如此微不足道，因为它应对的是手工艺实践中不重要的细节。秘方的作用并不关乎形成技艺的控制权，而在于在合法的技艺占有者与非占有者间创造区隔。(11)
夹江的槽户（与中国其他手工业者们一样，而与欧洲或非洲许多手工业者不同）他们更倾向于以家庭形式进行技术再生产(12)，父传子、母传女、婆传儿媳。这种安排解决了公开师徒关系中的相关问题。首先，这个传承路径连通了知识与生物再生产之间的纽带，因此，似乎自然地限制了竞争者的数量；其次，由于知识通过现存的性别、年龄和代际结构传递，所以无需设立一套制度来规范技艺高超的工匠与初级工匠间的知识流动；第三，中国亲属关系几乎无一例外地是通过父系继嗣确定亲属责任，由此衍生出一个能够自我规范、集体行动的有界限群体。在亲属关系与居住空间重叠的地方，就像在夹江大部分地区，亲属群体已经成为一个保存技能知识的天然容器。由此一个简单的事实是，只有长期在本土居住并充分融入手工艺行业的人才能获取知识，这使得外人几乎不可能成为技艺精湛的匠人。因此，无需刻意隐瞒技艺知识。尖锐的问题只产生在妇女群体中，她们是嫁入的，婚后仍然和自己娘家保持联系。所以，妇女的工作被设置了禁忌并受到约束，从而抑制她们成为自信、能干的匠人。
造纸业的技术训练没有任何正式性教学。石堰村的男孩学习抄纸，女孩学习刷纸，起初是玩耍，后来就开始热心于此。工作通常在初中毕业之后，大约16岁开始；直到最近，14岁的少年也开始工作。技术看似很容易被当地居民所掌握,但问题在于，作为一个匠人必须学会献身这一行业。尤其是对男孩们来说，实际上是需要被“驯服”的，正如一个造纸匠告诉我的，他16岁的儿子曾离家出走三次，每次都挨打，不过他最终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据这个纸匠说儿子已经成为了一个出色的抄纸匠。这位父亲似乎并不太在意他儿子的感受，即便其倔强看起来也让他欣慰，似乎这样才能够捍卫技艺。
大多数情况下，训练女儿与培训儿子采取同样的方式，但是由于夹江人（像在中国农村的其他地方）实行村庄外婚制，女性在结婚时就得离开本村。石堰村大多数妇女们出生就生活在外村，通常是出生在平坝的村落，结婚时才搬到这个村庄。妇女们20出头在婆婆的指导下开始学习刷纸，被当地人认为是合适的。正如一位访谈对象所言，“手脚灵巧的姑娘一、两周就可以学会，手脚笨拙的大概要花一个月时间”。男女的工作在复杂性方面没有什么不同，刷纸和抄纸都可以在几周之内学会，但达到娴熟则需要数月或数年。然而男性和女性所负责工序的具身化途径存在基本差异。一个学习抄纸的男人会希望在一生中的大多数时间内一直做一名抄纸匠，他的抄纸技术成为，事实上也的确是，其身体的一项永久财产。与此相反，人们不鼓励妇女们认为她们的技术是永恒的。因为，几乎所有的妇女在结婚时便离开出生地，她们被认为没有学到一个青年姑娘应该习得的技术，而是在新的家庭里重新学习所需的任何技术。来自于造纸家庭的妇女可能嫁到平原地区，在新的家庭里学习养蚕；平原地区的妇女可能嫁进山里，重新被训练为刷纸工。妇女几乎很少公开称赞自己的技术，但如果她们这样做的话，则是以多才多艺而非某项指定工作的本领为荣。
五、公开和秘密
在夹江的造纸行业中流传着很多关于行业秘密和隐匿秘方的故事。造纸技术被官方视为“本县国家级机密”，夹江的政府官员告诉我，台湾和日本间谍曾多次试图偷窃他们的秘方。(13)在田野调查初期，我被地方政府禁止与槽户讨论造纸技术，而且调查必须在一位助手的陪同下进行，他定期向当地公安局汇报我的情况。具有启发意义的是，与政府官员们相反，槽户们很少关心间谍活动，在他们的理解中，一个人仅仅通过采访不可能掌握某项手工艺技术。槽户们乐于分享行业秘密和隐匿秘方的故事，但通常结尾都要说“像我们这样的村庄，任何秘密都无法长久保密”。
所有的人都知道手工造纸的基本工序，也不存在任何试图保密的措施。事实上，因为造纸在没有围墙的呈开放结构的作坊中进行，隐藏秘密无法做到，槽户间的互相依赖也导致秘方不易隐藏。由于纸张供需的频繁波动，大多数作坊总是一段时间内超负荷运作，另一段时间又无法被充分利用。因此有紧急订单的作坊会从有富余能力的临近作坊借用烘干墙或劳力，往往这些作坊会乐于效劳，因为他们可能在某个阶段也面临同样的情况。当工匠和设备在作坊间交换时，信息也随之被交换。因此，想要在行业内保守秘密就不得不跳出所有槽户依赖的协作关系网。
秘方仅存于纸浆预备过程中。据说，纸浆“秘方”是属于个体作坊的财产，不足为外人道。有理由怀疑一点：尽管一些年轻的作坊主们拥有造纸所需的“书本化工知识”，但是在纸浆生产中，大多数知识是默会的，依赖情境的，因此，就像它很难隐瞒一样，也很难被窃取。槽户们几乎不使用固定的纸浆配方，因为原材料的质量并不平均，通常由于过于笨重，而无法称重和测量。造纸工匠依靠经验知识，知道纸浆在某一特定阶段应该有什么样的外观、味道和触觉，如果一些造纸匠生产出比别人更好的产品，这是因为他们知道如何应对生产过程中的复杂变化，而不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加上乘的配方。这也不是说隐藏秘方不会发生，在氯化钠漂白剂开始引入的20世纪20年代，首位使用漂白剂的人在夜晚将纸浆漂白，并告诉他的邻居，他使用了一种魔法咒语能使纸浆一夜之间变白。人们很快发现了他的方法，几周后，漂白剂的使用迅速遍布整个造纸区。同样，当一个夹江槽户发现通过像纸浆内添加肥皂可以使纸张变厚变松软时，他也宣称发现了一种秘方――但是这项技术同样在不久后就迅速传入夹江槽户的大众配方中。
在造纸社区，没有秘密已被遍及这一产业的革新速度所证实。二战期间，国民政府迁入四川促进了工业的发展，生产者采用氯化钠漂白剂、上胶、上光等新方法，在一两年时间内，这些革新已传到了这个县的偏僻角落。20世纪八、九十年代见证了一个相似的急剧革新过程，家庭作坊引入一种新技术，减少了周转时间和劳动力的投入。造纸区内的公开与很难在造纸区外移植技术形成鲜明对比，这并不是因为槽户们刻意隐瞒技术，而是因为技术很难从它们所嵌入的社会环境中抽离出来。20世纪五、六十年代，知青们被动员到中国西部偏远山区帮助当地人建立造纸工业。那些参与了这项尝试的人们还记得，他们的学生很快学会了基本技能，但是却发现学生们不能适应这种落后的、枯燥的工作习惯。槽户们说，他们不仅需要在年轻时就将技术融入身体，而且要适应当地的“水土”。
正如我在下文将要谈到的，绝大多数槽户生活在一个由父系关系维系的社区中（社区内的男人声称是同一祖先的后裔），并且亲属关系是造纸技艺再生产的核心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亲属体系中妇女的模糊关系成为了一个问题。由于村落和亲属群体实行异族通婚，妇女从来不像男人一样完全属于某一亲属群体。出嫁的女儿们将更多的忠诚转移到自己的新家庭；尽管有来自夫家的压力，但是妻子仍然对自己的出生家庭保持情感上和事实上的责任。由于这种分散的忠诚，妇女们常被视为一种渠道，通过她们，亲属群体的财富和力量流向竞争社区。劳动的性别分工，将妇女排除在某些特定的生产工序之外，但日常的观察又使她们得以熟悉外人无法接触的工序。作坊中近一半的工序由妇女们完成，因此排斥并不是真正的选择。相反，女性的地位被象征性地展示，以一种抑制女性发展出对造纸技术控制权和所有权的方式被展示。
妇女地位的象征性展示在蒸煮工序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蒸煮工序涉及把腐烂、半腐烂的竹麻制成白色的、蓬松的纤维。在20世纪80年代采用高压蒸锅之前，蒸煮过程是一项热闹的活动。男人和妇女分成小组工作，在软化的纤维变冷和变硬之前迅速而有节奏地清洗掉已经溶解的褐煤。蒸煮的化学原理并未被人们充分了解，为确保纤维洁白，整个工序伴随着诸多禁忌。工序中的一个步骤是,8到10个男人扛着巨锤爬上篁锅顶端，随着即兴而作的竹麻号子捶打热气腾腾的竹麻。之后松软的竹麻被传送到站在篁锅下的妇女手中，她们便在附近的河流中漂洗。打竹麻的男人必须保持仪式性的“清洁”，例如，在蒸煮程序前及蒸煮过程中的十天内避免。作为一种补偿，他们被准许辱骂和嘲笑在篁锅下工作的妇女。被讥笑的妇女不能反驳，只能尽快从男工匠的视线中消失。[3](P.1-43)这种仪式化的羞辱并没有削弱妇女们在工序中的作用，但却使她们缺乏自信，难以在离开社区时将技术带走。
六、亲属关系与技术控制：石堰村的碑文
石堰村80%的居民姓石，正如中国其他地区的宗族一样，石家人由父系亲属关系（声称由1667年定居夹江的三兄弟繁衍而来）、族群外婚（石姓互不通婚）和从父居的习俗（儿子留在村庄，继承财产；女儿离开村庄和亲属群体外嫁）联系在一起。如今，石姓人居住在多个相邻村庄中，共计约2000人。这种情形与附近张家峡、杨家湾和马村相似，张、杨、马分别为三个村的大姓。并非所有的石家人都造纸，这个区域的槽户也并非都姓石，但是对于石姓人而言，亲属关系与职业之间的联系已足够密切地交织在一起。
像中国其他宗族一样，石家也排字辈，基于开基祖三兄弟的名字建立字辈。三兄弟儿子的名字都有一个“伟”字（如石伟龙、石伟华等）；孙子辈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可”字（石可福、石可松等）；重孙子们是“兴”字辈，以此类推，直至第20代。字辈被铭刻在开基祖三兄弟的墓碑和石氏祠堂的大门上，沿用至今。尽管石氏男性可以自由选择平日的称呼，但是他们都有按字辈所取的名字。与男性后代不同，女儿们不拥有辈分名，因为她们将来要出嫁，被纳入其丈夫的亲属关系。然而，妇女们通过与丈夫（嫁入村的妇女）或父亲（尚未婚配的石家女儿）的连带关系也可进入字辈体系中。
1991年，石宏文的母亲去世，他是村里最成功的纸商之一。葬礼上，宾客们追忆了宏文母亲（如同大多数嫁入该村的媳妇一样，她并不姓石）如何为石家奉献。此后，讨论的焦点转向了亲属关系凝聚力的削弱，大多数宾客都有这种感觉。大部分在场人都同意，辈分对于维持亲戚之间的恰当秩序至关重要。石家人散居在整个石堰村，居住地间仅由羊肠小道连接，有时见面彼此并不熟识。这时名字有助于识别长辈、晚辈和平辈的亲戚关系，并选择准确的亲属称谓来称呼对方。原则上，并且很大程度在实践上（尽管它在减弱）辈分规定了行为：晚辈不能在长辈面前入座，大笑，或高声讲话；长辈有权利训斥或体罚晚辈；同辈之间不拘于礼俗，要亲如“兄弟”。
大多数健在的石姓人属于第11至第14代人，即宏、福、天、君四辈人。如果字辈一直排下去，到22世纪中叶出生的第六代人，就会排到“没有字辈”的开基祖。届时所有字辈都将被用过一遍，石家人将不再有字辈用于确定亲属关系，这样家族的凝聚力就会丧失，宏文及其亲友决定阻止此事的发生。在得到乡政府批准后，他们从500个家庭提供的辈分名中选取了20个吉祥悦耳的，把它们镌刻在大石碑上。除了辈分名称和捐赠名单外，碑文还包含了石家简史，其内容如下：
嗣后清康熙五年（1667年），吾石氏祖贤、学、彩三兄弟，离别绵竹铺同怀纸技，移居今祖屋山。始置林地，诛茅成宅，垦茶荒亦兴纸业，时年开立排行二十代。延衍三百余年来，后裔代尽依序遵诏至今，人丁大发书万众，实可称中华民族百家姓内之精明也。今视先祖开立之二十代排行减毕，堂堂石氏一族人材齐济，岂能让后辈无长次之称而辱先贤之圣德乎？故本族中诸多人士及全体民众抱存祖贤遗授纸艺善于尔之心，同心共鸣议续排行事，上可报答先祖之训，下彰昭后世人伦，光扬忠、孝、礼、义之典范也。
这段碑文以及石家人之前的行为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我倾向于将其解读为重建亲属合作体，该合作体由父系关系和集体行动能力维系。就这一点而言，他们是更大行为模式的一部分：公社化时代结束后，农村集体主义也随之解散，中国的农村人普遍开始编写辈分谱系，编纂族谱，重建宗祠。[4]对于这些行为的通常解释是：他们试图填补政府撤退后，乡村权力真空。但我认为，重建亲属关系最好被理解为，试图修补严重受损的社会和技术体系。
1976年后不久，造纸业迅速复苏，正是在这期间，石家人于1991年镌刻了这块石碑。1977年，粮食和纸张的私人贸易被合法化；三年后，摇摇欲坠的集体作坊交出了原本个人所有的家庭作坊。整个20世纪80年代，纸的输出量是过去的5倍，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造纸区的人们纷纷开办造纸作坊，重新学习已经半遗忘的技术。同时，新的紧张感也产生了，需求周期的猛烈波动淹没了小型作坊。到1990年，槽户间开始分化出一种二元结构，即雇佣劳动的“大槽户”和季节性开工的“小槽户”。在这些变化之外干得最好的是纸商，他们受委托从槽户那里拿走纸，但有时遭遇破产或携款潜逃。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的改善，将城市生活方式带到石家人门前，甚至包括卡拉OK和。一个过去相对封闭的社区变得更加富裕，但也出现了更明显的两级分化，产生了更多摩擦。
对很多石家人而言，父系亲属观念确保了解决此类问题的方法。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亲属观念加强了纵向的世袭关系，并在一定程度上鼓励支系间的竞争。相比之下，在石氏家族的亲属观念实践中，不重视个人的祖先，他们记载和纪念祖先的方式，使追溯个人祖先变得困难。石氏族人强调男性后代间的平等,只在辈分间做区分。几乎没有石家人能够记忆祖父辈以上的祖先名字，相反，所有石家人都知道代际体系（generational hierarchy）上谁是他们的长辈，石家许多人能够记忆20代的字辈顺序。水平而非垂直分层的群体观念暗示了知识的传承方式。尽管不存在将技术传授后代的强制性个人“权力”，但在石氏族人中有一种强烈的共同情感，认为对同一辈分的人过分区别对待是错误的：与自己同辈的所有男人都是自己的“兄弟”，下一辈所有的男孩都是自己的“儿子”。(14)1949年以前，所有同辈成员一律平等，并且在父系收养中可以发现，同辈男人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交换的。所谓父系收养是指一个无嗣的男子可以从其堂兄弟家中“借”来一个儿子并像亲生儿子一样抚养。[5]被广泛采用的收养和寄养（一种约束力较弱的关系）制度，确保缺乏造纸技术父母的孩子能够得到训练。所有这些实践使得造纸技艺在亲属群体内广泛传承。
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经济复苏期，家庭之间共享技术已经变得尤为重要。集体制解体后，一些原为集体所有的设备存留在个体家户中：一个纸槽，几米烘干墙，或是五分之一篁锅。在20世纪80年代，槽户们或是互换或是变卖零散的造纸工具，以便能够建立一个功能齐全的作坊。同样，大部分槽户发现自己所掌握的仅仅是部分造纸技艺，因此，技艺像纸槽和烘干墙一样被互换和交易。掌握部分造纸技艺的槽户间建立起一种合作关系，这种关系在合作伙伴学会对方的技艺后解体。随着镌刻辈分石碑的竖立，家户间互换和交易的过程结束，与此同时，作坊主们开始对自己的技艺产生了更强烈的占有感。因此，这一碑文可以被理解为是对石氏家族的提醒，即“造纸工艺”是祖先留给他们的礼物――属于所有石氏家族成员，而非任何个体家庭――造纸的繁荣取决于家族成员间对技术的共享。
七、有墙和无墙的作坊
正如研究技术的社会历史学家们早已指出的，没有任何一个技术领域可以外在于和独立于社会：技术天然是社会性的，正如社会天然是技术性的。[6]在夹江，社会技术体系包括自然环境和人造环境（man-made environment）：竹林不是人工种植的，但其保持和形塑则是通过砍伐实现的；通过筑堤，溪水被引入浸泡池和盆地。该体系包括工具、作坊和机器，它们是技术概念的核心内容，也包括一系列社会组织，即从家庭到日益渗入地方的国家机构。(15)由于它们相互叠压而成体系，此种社会技术体系是牢固的：从系统中某一部分丢失的信息可以从系统的其它部分得到恢复。这不仅解释了夹江槽户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前的断裂后，为什么相对容易地重建了他们的造纸业，也解释了为什么技术转变在一个资源丰富、技术落后的地方无法奏效。
正如我试图指出的，技术并非简单位于整个谱系的某个点上（个人的头脑中），而是散布在整个社会技术体系中。诚然，技术存在于头脑中，甚至存在于手、眼等身体部位。但是，个人的头脑和身体并不能负荷全部信息量。很多技术储藏在作为行动提示或脚本的工具或空间排列（spatial arrangements）中。此外，技术还依赖于一些动因（agents）的组合，如在团队合作中，技术不仅散布于合作的动因间，而且贮存在这些动因的空间位置中。所有这一切，使技术大体上与认知行为相似，最新研究表明，这种认知行为并不仅仅专门发生“在头脑中”，也依赖“既不受皮肤也不受头颅骨约束”的反馈循环。[7]
到何处去诉求技术控制权和所有权？很明显，如果散布于整个社会技术系统中，任何直接宣称对技术占有都是无意义的。任何既得技术（假定是技术造出了特定类型的纸张）都可以同时被宣称是个体、作坊、家庭以及更大的亲属群体的财产。这种模糊性解释了为什么槽户们不时地努力维持技术的象征性界限。第一，妇女们被精心安排在特定的位置上学习重要技术，为了表达她们的外来者身份，她们需要象征性地表明自己的地位；第二，石氏族人与邻村人共享同样的技术，石堰村的石碑需要强调“造纸工艺”是他们集体所有的祖传遗产。在这个产业中，身体的排外并不奏效，因为，小型家庭作坊依赖换工和互助，言辞上的排外，只有在言辞作为形塑信息流动的工具时才起作用。这样的策略或许有用，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似乎呈现的是妇女将造纸技艺具身化的方法――很大程度上由于她们被抑制形成对造纸技艺的所有感，她们比男人更加犹豫，更少拥有技艺的所有权――抑制了向邻近群体泄漏消息。相反，夹江山区独特的亲属关系实践模式，强调父系亲属间的平等，强化石家男性成员共享的权利意识和技术控制意识。关于谁应该做哪类工作的文化假设不仅塑造了技能培训的结构，而且以“这个任务是我的”之意识，使其与人们的资格相关。[8](P.64)然而，这种假设与特定技术关系密切，可能在技术改革中难以维持。20世纪90年代末期，石堰村出现几个半机械化的造纸厂。这件简单的小事表明，在工业革命中，造纸厂必须呈现的样子。与没有围墙四通八达的手工造纸作坊相比，它们与中国城市的工厂一样，被顶上嵌有碎玻璃片的高墙围绕，被沉重的铁门把守。在过去的300年中，公开和保密的策略支撑着夹江的造纸业，但在21世纪这些策略可能无法再生存下去。
注释：
① 参见James C. Scott. Seeing Like a State (New Haven, 1998)，和Frederique Appfel Marglin and Stephen Marglin. Dominating Knowledge: Development, Culture, and Resistance (Oxford, 1990).
② Charles Moore, Skill and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 1870-1914 (London, 1980), 15-26; Cynthia Cockburn, Brothers: Male Dominance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 (London, 1983).
③ Karl Marx, Capital, vol. 1 (London, 1930 [1867]), 第408、451页，引自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 Dwelling, and Skill (London, 2000), 308; Harry Braverrman, Labour and Monopoly Capital: The Degradation of Work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New York, 1974).
④ Vladimir I.Lenin, Collected Works, vol. 31, 24.
⑤ Henrietta Harrison, “Village Industries and the Making of Rural-Urban Differ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Shanxi”，见Jacob Eyferth等著How China Works: Perspectives o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kplace (London, 2006), 第25-40页。
⑥ 1998年，石堰村的土地占有量是平均每家0.16英亩，略小于一个花园的占地。并且大部分是位于山坡台地上的碱性贫瘠土地。
⑦ 参见Gran Rydén, “Skill and Technical Change in the Swedish Iron Industry, 1750-1860”，载Technology and Culture 39 (1998): 383-407, 又见William K. Storey, “Guns, Race, and Skill in Nineteenth Century Southern Africa”，载Technology and Culture 45 (2004): 687-711.
⑧ 见Tim Ingold, The Social Dynamics of Technology: Practice, Politics, and World Views的前言，Marcia-Anne Dobres and Christopher R. Hoffman编, (Washington and London 1999)，第6页。
⑨ Edwin Hutchins, “Learning to Navigate”，载Seth Chaiklin and Jean Lave编, Understanding Practice: Perspectives on Activity and Context (Cambridge 1993), 第62页。
⑩ Michael W. Coy, “导言”, 见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Michael W. Coy (Albany, 1989); Michael Herzfeld, The Body Impolitic: Artisans and Artifice in the Global Hierarchy of Value (Chicago, 2004); Eugene Cooper, The Woodcarvers of Hong Kong: Craft Production In the World Capitalist Periphery (New York, 1980)。
(11) Michael Sonenscher, “Mythical Work: Workshop Production and the compagnonnages of Eighteenth-Century France”，载Patrick Joyce, The Historical Meanings of Work (Cambridge, 1987)。
(12) Esther N. Goody, “Learning, Apprenticeship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载Apprenticeship: From Theory to Method and Back Again, ed. Michael W. Coy (Albany, 1989), 第239页。
(13) 有一种情况，这些“间谍”事实上是来自省会的社会科学家，为台湾的民俗杂志《汉声》工作（见下一个注释)。
(14) 尽管我们可以稳妥地假设在石家，兄弟间的距离比远亲间的距离更近，但是在公开场合他们不重视这样的感情。我就经常见面的兄弟俩，在同一个地方工作，但是无论是他们自己还是其他人都不觉得这件事情足够重要，值得被提及。
(15) 1949年以前，这些组织也包括蔡翁会，即崇拜纸的发明者和造纸匠的行业神蔡伦，“秘密”（事实上并不非常秘密）会社，以及其它自发组织。1949年后，这些组织被国家轻工业局或各种贸易部门取缔或取代。
参考文献：
[1]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M]. Chicago, 1966.
[2] Tim Ingold. The Perception of the Environment: Essays on Livelihood[M]. Dwelling, and Skill.London, 2000.
[3] 盛毅，袁定基.“夹江造纸”[J]. 汉声，1995,（7）.
[4] 景军. The Temple of Memories: History, Power, and Morality in a Chinese Village （神堂记忆：一个中国乡村的历史、权力与道德）. Stanford, 1996.
[5] Myron Cohen. Kinship, Contract, Community, and State: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China[M]. Stanford, 2005.
[6] Thomas Hughes. Networks of Power[M]. Baltimore, 1983.
[7] Andy Clark. Being There: Putting Brain, Body, and World Together Again[M]. Cambridge, Mass. 1999:68-69, 80-82.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6
2006年12月，安庆市政协成立民风民俗研究会，给了我一个常务理事、副秘书长的衔儿。第二年，分配我写安庆民俗的娱乐竞技部分。这时我已退休，完成安庆民俗的任务后闲暇无事，就在此基础上，把手边有的和记得起的宿松民歌都集中起来，加上介绍本县的灯会节目、游戏、曲艺、戏曲等，汇编为一册，题名为《松风――宿松民间歌舞乐戏割记》。2008年6月下旬，我把它印了几份，送给家乡的几位朋友，祈望得到指正和补充，更企盼他们哪位能帮我找到全本《祝英台山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遗憾的是除了谢谢以外，我没有获得任何批评意见和补充材料。
从2001年起，我几乎每年都要在安庆市群众文化系列和艺术系列的继续教育培训班上讲一次中国戏曲课。2008年讲的内容是《民歌与戏曲》，回顾从宋代南戏直到近现代京剧和地方戏的形成与发展概况，基本观点是：“民歌以及民间音乐、歌舞、说唱等民间艺术，不仅是中国戏曲的唱腔音乐和故事内容的源头，而且是戏曲每一次革新和每一步发展的活水源泉，是原动力，又是催生剂、催化剂。”
这一讲的最后一节是《安庆民歌与黄梅戏》，在举例时特别突出了宿松《祝英台山歌》与黄梅戏独角戏《英台自叹》和正本戏《山伯访友》的关系。我本想通过备课和试讲，看看能不能逼出自己的一点记忆来，可结果还是失望与遗憾。2009年，我又把这一节的讲稿改写成《黄梅戏与安庆民歌》一文，交给了《黄梅戏艺术》杂志，也是期望公开征求批评与补证。
人到老年回忆多，我常常想起小时候唱过的《祝英台山歌》，大人和小伙伴都叫它“祝英台调”。我还在一个小伙伴家看到过一个毛边纸毛笔写的抄本，那是很完整的梁祝故事。可惜，到现在，我搜索枯肠也只能记起其中两三段和几句零散的放牛娃津津乐道的“遢村”的歌词(宿松方言，“遢”即邋遢，“村”即粗俗，“遢村话”就是脏话，指责某人满口脏话就说他“遢村邋呱”。)。为此我深恨自己记忆力太差，更恨自己几十年来没能做个有心人，曾与许多业余文艺骨干打过不少交道，竟没有注意搜集。
2009年11月7日，宿松县志办廖理南来电。他听说我在整理宿松民歌，就向我推荐司国庆。说是城关一个小青年，非常热衷于此道，连年来搜集了不少民俗和民歌材料，还把电话号码告诉了我。
我有点怀疑，觉得当代青年能有这份热情，实在少见，抱着试一试的态度打电话过去。一聊起来，果真如此，问几首民歌的格式特点，他都说得如数家珍。我向他作了简单的自我介绍，请他把手头资料理一理，约个时间见一面，交换资料，他很爽快地答应了。
11月23日，我回到县城，午饭后到他家见面。我把我整理的《松风》(介绍了88支民歌、民乐，以及灯会节目、竞技、游戏、曲艺、戏曲)送给他，他十分高兴，也把自己的记录稿拿出来给我看。
我问他有没有《祝英台山歌》歌词，他十分遗憾地说，现在只有一些零散的――原本收集到两个完整的抄本：一本钢笔抄的，在采访中，见项婆婆唱得好，歌词也记得很多，心里一激动，就送给老婆婆了；另一本是毛笔抄的，今年7月问，有个怀宁人来买他收集的民间旧器具，看见这个旧抄本。就一起买去了。谁知前几天，他无意问在网上看到一则消息：“怀宁惊现珍版梁祝山歌”，称“笔者在怀宁旧货市场收集到一本《梁山伯与祝英台山歌全集》，十分珍贵。”后面还附了三幅抄本照片，一看，正是他卖出去的本子，封面上“梁山伯祝英台山歌全本，同窗歌，杭州攻书”等字就是他的手笔。他非常懊悔，我也感到很失望，当然也无可奈何。我提出能不能再找项婆婆借回来，让我抄一份，他有点为难，觉得送人的东西又要回来，太不仗义。我一再强调只借不要，有借必还，他才勉强同意了。
我把司国庆的记录稿带回住处(我二哥王承贵家)，连夜把其中与梁祝有关的歌词抄了下来。第二天一早，司国庆骑摩托带我到了项婆婆家。项婆婆今年八十三岁了，民国十五年(1926)生人，身体还很硬朗，精神头也相当好。司国庆向她介绍：说我是他母舅，一直在外地工作，现在退休了，没事唱唱家乡的山歌，就是记不起歌词，听说你有全本《祝英台山歌》，想借回去抄一份，再还你。项婆婆非常爽快，满口答应，说：这本来就是你的，你就拿回去吧，不要还了。我连忙说一定要还给你，我抄好了就叫国庆送来――心里很后悔，对老人满怀歉意，不该让司国庆撒谎。
回到县城，他带我到他的一个亲戚家，又帮我把我抄的歌词校对了一遍。我心满意足地拿了本子回来，在县里再也呆不住了，下午赶回安庆，立即打开电脑，连夜开始录存。第二天，又把抄本逐页拍照存档。
司国庆搜集的“梁祝山歌”有：
《十程》，新前乡孙岭村石雅松唱，共二十段，每段五句，每句七字，内容是梁祝相约一道辞学回家，一路上英台借许多比方暗示山伯。与全本中的《十程》基本一样，只是少数段落次序不同，词语也有少量差别。从歌词格式看，应该就是我小时候唱过的《祝英台调》。
《十想》，新前乡孙岭村石雅松唱，共十段，也是每段五句，每句七字，内容是梁祝分别后，祝英台在家思念梁山伯。也与全本中的《十想》基本相同。也应该是《祝英台调》。
《十二时辰调一山伯访友歌》。这是司国庆采录三位老农所唱凑集起来的。这三人是：
刘普高
民国七年(1918)生，宿松县孚玉镇马畈村，农民。
高桃园民国十四年(1925)生，宿松县孚玉镇马畈村，农民。
高金枝女，七十多岁，宿松县五里乡黎家老屋，农民。
共集得96段，每段4句22字，句式为“五，五，七，五”，与《卜算子》词牌的句式相同，合计2112字。所集得歌词的内容是：山伯到祝家访友，才发现英台是女子，想到她亲口许婚。大喜过望；英台埋怨他来迟了，父母已把自己许配马家；山伯在回家途中口吐鲜血，到家后即卧病在床；梁母到祝家向英台报信，至此戛然而止。
从已集歌词的内容和语气看，这支歌也应是唱全部梁祝故事，只可惜没有收齐。
《祝英台山歌》(全本)，这就是司国庆送给项婆婆的抄本(抄本原未写歌名，司国庆取名《梁祝山歌》，这里还是依我小时候听到长辈讲的歌名)。此歌为7字句齐言体，每段5句，共356段，1780句，12460字， 通常演唱时带的“哎”、“喂”、“哟”、“嘞”之类感叹、象声等衬字一概未抄入。逐句检阅抄本，应该还有一些漏抄的段落。
这个抄本，是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粗毛边纸，裁为十六开，对折为小三十二开本竖式，13.8cm×18.8cm；封面与封底则是用一张1974年某期《红旗》的封面、封底，裁成同样大小翻过来做成；全本用缝纫机白线装订――不象通常的用订书机或手针穿缝，也不象我们小时候那样用锥子钻孔，用皮纸捻菘子装订，可见这位装订者多么看重这个本子。
封面距装订线2―3cm居中处，有铅笔竖书“梁山伯祝英台”六字；距上边线3cm，左边线5cm处，有倒过来钢笔纯蓝墨水写的“黄中心”三字。另有圆珠笔写的“梁祝(五句子山歌)”，是司国庆自己加上去的。
封二，上端可见原“红旗”二字的下半截，下即贯穿红线和“一九七四”字样。沿红线上面有钢笔纯蓝墨水写着“Hawong jin-qian”，这应是某人姓名的汉语拼音，但写错了，当是“Hong jin-quan”，我推测是“洪金泉”三字。那年代的农村，不大可能有私人订阅《红旗》杂志，我猜此人很可能就是抄本的重新装订者，而且是一位生产队或大队干部，或者是某小学的民办教师。
封底有钢笔蓝黑墨水写的“1957.9.11”字样，抄本正文用的那种粗毛边纸，在七十年代的农村已经买不到了，所以，我推测那可能就是抄本的抄写时间：装订人于1974年或稍后得到这个抄本，而封面封底都已破烂不堪，就干脆去掉原封而重新装订，又把原封底上注明的时间随手写上去了。
如果从1957年算起，至今就有52年；即从1974年算起。到现在也有35年了，抄本保存得还算可以。好象曾被压在某个陶制的油罐(或白铁方形煤油瓶)下，罐(瓶)底与抄本之间还垫了半截砖头，后来罐(瓶)底渗油，过了很久才发现，就取出晾干，所以从封面到封底，每页都有大面积的油浸痕迹，而右下角一块不规则的无油渍白处，则是被砖头压住的地方。四边都有毛损、缺裂，四角也有些卷折。
我们知道，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梁祝”故事、戏剧之类，一概都在“横扫”之列，人们对此噤若寒蝉。而在那样的情势下，居然还有那么些人如此珍爱“梁祝山歌”。可见它的感染力和生命力之强。
抄本正文是用钢笔蓝黑墨水书写，绝大多数为行楷，但明显有三种笔迹而以一个较流利的笔迹为主。有一些地方明显是留下空格而后填补的，填补的字有较粗的蓝黑钢笔字，写得一丝不苟而较粗拙；更多的是红墨水沾水笔书写，有的较流利，有的很粗拙。抄本中还有很多用红沾水笔划杠、圈删除，另在旁边书写正字，也有压在原字上重写的，也有勾线调整顺序的，多数改得对的，也有个别改错了的。据此，我推想，用红色沾水笔填、改的人，应该是一位小学老师。正文每页页脚居中，还有蓝黑粗钢笔标写的阿拉伯数字页码，极力摹仿印刷体，写得十分认真。据此判断：这个抄本，在司国庆之前，应该至少经历了五个人的手。
抄本中有些错别字反映了抄写人的方言特点，如：“尘”写作“层”，“存”写作“成”，“思”写做“时”，“世”写作“四”，“指”写作“子”，“烛”写作“足”，“斟”写作“樽”，“商”写作“双”(宿松方言，这两个字都与“桑”音同)，等等，可见他们的口语中都把"zh、ch、sh"读成“z、c、s”。还有，“问”写作“门”，“解”写作“改”等等，这些也是宿松、太湖、望江三县交界处的特殊读音所致。所以，抄写者应该是宿松县东北部邻近太湖县的凉亭、趾凤、柳溪乡，或者东部高岭、下仓等乡，接近望江、太湖一带的人。
抄本中的词语也体现了宿松方言特点，如：“天亮了”说成“天了光”或“天着光”；“抹干眼泪”说是“抹光眼泪”；“不能自拔，无可奈何”说成是“丢在陷泥坑”或“落进陷人坑”；“沾便宜”说是“贪巧”；“穿衣”叫“着衣”；“发髻”叫“鬏巴”i“多少”或“很多”说成“几多”，等等。还有一些生动形象的俗语，如“快刀劈篾”，“人乖命不乖”，“犯错八字倒先生”，“把我(或“热人”)丢在冷水盆”，“前世烧了断头香”，“棺材本是量人斗，美女本是陷人坑”等等，都是这一带不识字的老百姓都能脱口而出的。
这个抄本，从“自从分三皇，三皇五帝振家邦”开始，一直唱到梁祝死后，阎王让他俩转世投胎，最后两句是：“之子于归上了门，宜其家人天赐成。”这种格式，与元、明时期的说唱词话很相似。一个平民爱情故事，却以“三皇五帝振家邦”起兴，显然是盲目地套用词话格式。
抄本正文共72页，竖式书写，每页十行，没有标点符号，而以空格表示句读；第一行三句21字，第二行两句14字，依次类推，显然是提示以每五句为一段，这正是我们小时候唱的《祝英台调》(《英台山歌》)的格式。全本未分章节，但中间插列了十一个小标题，分别是：《十程》、《十想》、《十叹》、《十爱》、《十劝》、《十送》、《十二月相思》、《十点药名》、《十封书信》、《十哭》、《五更里》。这就象我们讲一本戏中的“核心场次”和“精彩唱段”，都是可以单独演唱的。难怪司国庆又另收了《十程》、《十想》两支山歌，而其句式与此本中的完全相同，文词也大同小异。
实际上，宿松的梁祝民歌还不止这些。1977―1979年全县搜集民歌时，陶演、殷耀林两先生还收录--了一支《十二个时辰》和一支《山伯访友山歌》。《十二个时辰》记录的是解放后填的新词。那曲调就是我们小时唱过的《十二时辰调》，但我一直没把它与梁祝故事联系起来，直到这次看见并听了司国庆搜集，刘普高等老人唱的《十二时辰调一山伯访友歌》，这才恍然大悟，只可惜那歌词也还没有搜集完整。
《山伯访友山歌》又是另一种曲调，另一种风格。更可惜当时只记录了其中的一段词，现在当事人自己也不记得了。我请司国庆再去问几位老人，前几天他来电说，几位老人也不记得那几句词，我请他下次唱给老人们听听，或许能引起他们的记忆，到今天为止，尚未得到回音。只好期待来日了。
梁祝故事流传时间久远，流传范围广泛。唐宋词牌有《祝英台令》(又名《祝英台近》、《宝钗分》、《月底修箫谱》、《燕莺语》、《寒食词》)。据龙榆生《唐宋词格律》：此词始见《东坡乐府》。元高拭词入“越调”，殆是唐宋以来民间流传歌曲。毛先舒(明末清初人)《填词名解》卷二引《宁波府志》：“东晋，越有梁山伯、祝英台尝同学，祝先归，梁后访之，乃知祝为女，欲娶之，然祝已先许马氏之子。梁忽忽成疾，后为鄞令，且死，遗言葬清道山下。明年，祝适马氏，过其地而风涛大作，舟不能进。祝乃造冢，哭之哀恸。其地忽裂，祝投而死之。今吴中有花蝴蝶，盖橘蠹所化，童儿亦呼梁山伯、祝英台云。”此调宛转凄抑，犹可想见旧曲遗音。
比《宁波府志》成书时间早得多，唐一张读所撰的《宣室志》，就已记述了梁祝故事的大致轮廓：“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 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友，方知其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病死，葬鄙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逢裂陷，祝氏遂并葬焉。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日义妇冢。”
更早的记载，据宋一张津《乾道四明图经》引唐一梁载言《十道四蕃志》有“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冢”等语。而明末清初徐树丕则称：“《金楼子》及《会稽异闻》皆载之。”《金楼子》是梁元帝(公元552―554年在位)所作，若此说属实，那么梁祝故事距今就有将近一千五百年了。
梁祝故事不仅源远流长，而且传播范围遍及全中国，延伸到日本、朝鲜、越南等国。数十年前，潜山籍著名作家张恨水先生，为写《梁山伯与祝英台》小说，考查梁祝故事发生地，就多达10处：浙江宁波、江苏宜兴、山东曲阜、甘肃清水、安徽舒城、河北河问、山东嘉祥、江苏江都、山西蒲州、江苏苏州。实际上还不止这些，比如，河南汝南县马乡镇，就有梁祝墓、梁庄、祝庄、马庄、红罗山书院、鸳鸯池、十八里相送故道、曹桥(草桥)及梁祝师父葬地邹佟墓等。1995年，山东济宁市邻近微山湖北岸的马坡村，还发现了明代的梁祝墓碑，碑文内容与民间梁祝故事大体相同。当然，正如《宣室志》书名的由来，是以汉文帝在宣室召见贾谊问鬼神之事，该书所记也是志神志怪，梁祝故事本来也是带有浓厚神话色彩的民间传说，上述这些文字记载，遗址、墓碑，都难以作为历史考证的依据，但它们却足以说明梁祝故事感人至深，说明人们对梁祝有多么同情，多么热爱，争以作他们的同乡为荣。
演梁祝故事的戏曲，元传奇有《宋元戏文辑佚》存残曲三支；元杂剧有白朴《祝英台死嫁梁山伯》；明传奇有朱从龙《牡丹记》，朱少斋《英台记》，王紫涛《两蝶诗》，以及不知名作者的《同窗记》、《访友记》等。后来的昆剧、青阳腔、徽剧、京剧，近现代豫、越、黄、平、川等各地方戏曲剧种，几乎没有不演梁祝故事的。曲艺也是如此。
至于演唱梁祝的歌谣，更是遍布全国各地，不仅汉族地区，苗族、瑶族、壮族、畲族、土家族、客家族、仡佬族等等，都有流传。我孤陋寡闻，亲眼所及的只有几种：(1)陕北无旗的，只见到“相送”三段歌词。(2)陕南紫阳的，只见过从开头至“相送”过河，歌词句式与宿松的《十二时辰调》一样。(3)鲁南某地的，也只看到“十八相送”十二段和“梁山伯盼五更”五段歌词，以七言句为主，每段句数不一，为上下句自由反复形式。(4)桂遇秋先生记录的湖北黄梅县《梁祝山歌》，歌词是完整的，但其中有文人填充和改动的痕迹；从《序歌》到《尾曲》，章次标题齐全，也有少量后补嫌疑；从记录歌词的排列看，也是七字句齐言体，上下句自由反复形式，但细读歌词内容，其中绝大部分应该是五句为一段，与宿松《祝英台山歌》格式相同，但情节内容有不少差异。(5)川南威远陈廷德先生收藏的《英台神歌》(刻本)，歌词也是完整的，有《同窗神歌》、《有情神歌》、《分别神歌》、《叙情神歌》和《祭坟神歌》五章，同样是七字句齐言体，上下句自由反复形式。(6)上海文益书局和杭州聚九堂书局的石印本《最新改良唱词梁山伯祝英台还魂记》上下两册(安庆市博物馆藏)，只上册首页有点残缺，是最完整的本子。封面上印有类似元杂剧“题目”的提纲，上册为：“英台改扮男子／负笈远地从师／路遇山伯为友／同窗三载无疑”；下册是：“毕业归家得病／山伯魂入幽冥／英台路过坟畔／坟开仙蝶飞”。它的句式，大多数也是七字句齐言体，上下句自由反复形式，但时而穿插一段“攒十字”。
宿松的梁祝歌谣，现知的为前面列举五种，实际上还是三种：《十程》、《十想》两种，其实应该是《祝英台山歌》里的唱词。
《山伯访友山歌》以七字句为主，每四句为一段，应该是最易于流传的，可是现在能唱的却很少，以至于至今没有采集到第二段歌词。
《十二时辰调一山伯访友歌》为“五、五、七、五”(类似《卜算子》词牌)句式，是较有特色的。其曲调弦律跳跃、活泼，风格近于诙谐，解放后又多填入新词演唱，而原词却又渐渐被人遗忘，司国庆把三位老人所唱的汇集到一起，共有96段，也只唱了全部情节的四分之一。这中间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是乐曲轻快的风格，与梁祝故事的悲剧气氛不很协调。从现有歌词看，也好像词作者在有意地冲淡那种悲伤情绪。
七言五句式的《祝英台山歌》或名《梁祝山歌》(唱《祝英台调》)最具特色。曲调的凄凉哀惋，与歌词四句加一句的强调(或转折或补充说明)，与故事整体的悲剧氛围，非常协调、和谐。这个曲子还可以创造一种逆反效应：它的弦律与宿松的《哼山歌》很有些近似，如果演唱者加快速度，掺入一点玩世情绪，适当跳跃一点，也可以起到诙谐、俏皮的效果。歌中英台与学友、与先生的对答；《十程》英台对山伯的暗示与调侃等情节，就很适合这种唱法。
唯其如此，这支歌虽然长达356段、1780句、12460字(有漏抄)，而83岁的项婆婆居然还能唱那么多，且这部长歌历经沧桑还能传抄并传唱至今。也唯其如此，黄梅戏《山伯访友》，从人物设置到情节安排直到唱词的取材，都是以《祝英台山歌》为蓝本。
当然，《祝英台山歌》、《山伯访友山歌》，以及《十二时辰调一山伯访友歌》，不只在宿松一县流传，往东往北：太湖、望江、岳西、潜山、怀宁等县乃至整个安庆地区；往西：湖北的黄梅、英山、蕲春乃至整个黄岗地区；往南：江西的彭泽、湖口、都昌乃至整个九江地区：还有西南，安徽的东至、贵池等县，甚至更广的范围，都有流传。因此，这些民歌和黄梅戏《山伯访友》的首创著作权，究竟该归属何方何人，恐怕只能是个谜。但是，这些“梁祝山歌”与黄梅戏《山伯访友》的亲属血缘关系，却是无法否认的。
【补记】2010年3月20日，我与司国庆通电话，他声音哽咽着告诉我：去年腊月到今年正月，已经有三位老人去世了，他们是：
项婆婆项多英，1926――2010，宿松县孚玉镇弹山村农民。
徐婆婆徐毛英，1926――2010，宿松县孚玉镇弹山村农民。
高爷爷高桃园，1925――2010，宿松县孚玉镇马畈村农民。
幸亏有个司国庆，这几位名不见经传，看似没文化的老农，为我们留下了如此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老人们泉下有知，应该也感到欣慰。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7
男，汉族，现年39岁，中共党员，大学本科学历。年参加公安工作，先后在县公安局刑警队、东阳派出所、赤水派出所工作，年调入瓜坡派出所任刑侦民警至今，三级警督警衔。
同志自参加公安工作以来，凭着对公安事业的无限忠诚和执着追求，始终战斗在公安基层第一线。以对党、对人民、对法律的强烈责任感和使命感，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固树立执法为民的思想，始终坚持理性、平和、文明、规范的执法理念。在长期的基层工作中养成了勤学善思、吃苦耐劳、乐于奉献的高尚品质。先后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360余起，收集各类基础信息0多条，特别是在侦破近期两起团伙摩托车盗窃案件中展现了超常的侦查思维和较强的业务技能。先后多次被县局评为“优秀党员”、“先进个人”、“优秀民警”，年被推荐为全市优秀民警，被市公安局通令嘉奖一次，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
一、良好的政治素质，为从事基层公安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警十年如一日，不断充实学习，在努力学习政治理论的同时，自购法律、法规、刑事侦查书籍和世界刑事侦查前沿业务专刊，努力提高自己的执法水平和刑侦技能。生活上他始终坚持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关心同志和战友。工作上，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作风过硬，号称县公安系统“拼命三郎”之一。作为基层民警，他深知基层工作辛苦与艰辛，从来是见荣誉就让，见困难就上，从不给领导和组织添麻烦。始终坚持“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从警，认认真真干事”的原则，特别重视基层民警基本素质的锻炼和提高，他在做好基础信息收集工作的同时，真心与群众交朋友，注重案件线索的收集研判，为侦破各类案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充分发掘运用占有信息，全力实施网上抓逃。在派出所综合信息活动中，勤学善思，将各村组的住户绘制成图，逐个命名，逐人核对户籍资料，做到村不漏户，户不漏人，再录入电脑，收集录入信息17000多条。根据占有信息进行研判，经过蹲点守候，成功抓获外省上网逃犯高慷慨、马俊生、王圆圆等6名。在入户走访中，不顾颈椎病带来的痛苦，一边进行信息采集，一边与群众交朋友，宣传法律知识，讲解治安防范办法，强化群众防范意识。在重点治安混乱地区治理中，针对瓜坡街道流动人口多、出租房屋混乱、治安状况复杂的情况，沿街逐户了解情况，登记暂住人口和出租房屋，并一一上网比对，做到了底子清、情况明，受到辖区干部群众的高度称赞。
三、心系群众，真情执法不忘挽救失足青少年。面对复杂的社会治安形势，以维护社会治安良好风气为己任，积极思考探索新形势下如何干好公安工作的新方法、新途径。针对当前青少年违法犯罪突出的治安实际，坚持打击与教育相结合，将辖区内有不良记录的青少年全部登记并制定帮扶措施，随时谈心，了解思想动态，定期走访家长，根据不同情况批评教育、鼓励、引导，促使其尽快改正不良习气。陕化厂子弟钟磊，曾因多次打架被处理，仍然我行我素，家长恨铁不成钢。了解情况后，坚持每周与钟磊谈心，了解其思想动态，进行平等交流，并与其家长制定了帮教方案，针对青春期逆反心理，劝钟磊父母少打骂、多鼓励。经常表扬其优点和进步的方面，鼓励其好好学习、认真工作，并引导钟磊谨慎交友，拒绝与有劣迹青少年来往。经过一年多的不懈努力，慢慢地钟磊一天一天好起来，再也没有发生打架斗殴及其他违法事情，家长感激不尽以礼金相送被王婉言谢绝。
四、疾恶如仇，重拳出击破大案。在基层公安工作中，王在认真做好治安案件和民事纠纷的同时，凭着丰富的基层公安工作经验，潜心钻研刑事侦查工作，已成为破案的行家里手。在历次县局部署的“追逃”“缉毒”、“打黑除恶”、打击“两抢一盗”等专项行动中，他充分发挥业务精，能吃苦的拼搏精神，每次都能超额完成指标任务，沉重打击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有力地维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法律的尊严。20年3月7日，西潼高速公路扩建工地38张网型隔离栅及37根支架被盗，给高速公路的运营及施工带来安全隐患。接到报警后，和同事认真勘察现场，细心走访知情群众，物色特情，摸排线索，不放过一点蛛丝马迹，凭借对辖区底子清、情况明的优势，经过二十天的缜密侦查，终于将犯罪嫌疑人郑龙华、张恒仪抓捕归案，有效遏制了西潼高速公路扩建工地物资被盗的势头。20年8月份，辖区相继发生七起入室盗窃案，勘察现场后，经认真分析，认为系同一伙犯罪嫌疑人所为，遂并案侦查。8月26日根据群众报案，和其他同志一起迅速出警，将盗窃作案后逃跑的犯罪嫌疑人潘阳阳抓获，后经过布控守候，将其他四名犯罪嫌疑人相继抓捕归案，成功侦破团伙系列盗窃案，受害群众敲锣打鼓以示感谢。月3日，在侦查史小亮盗窃摩托车案件过程中，根据其交代一辆被盗窃摩托车销赃到城南废品收购站的信息后，王顺藤摸瓜，多方查找，从少华龙潭村的废品收购站的卧室和房屋中摸出被盗摩托车配件、井盖、电缆、马达、7辆摩托车等赃物价值80余万元，刑警大队全力攻击，抓获犯罪嫌疑人23人。12月1日，又一次成功抓获盗窃摩托车犯罪嫌疑人程松涛（华县毕家钟张村，44岁，多次受过打击处理），经突击审理，破获摩托车案件12起，追回5辆，价值2万余元。今年以来共参与侦破各类刑事案件25起，逮捕犯罪嫌疑人12名，抓获网上逃犯6名，强制戒毒2人。
基层公安工作是艰苦的，付出也是巨大的，而却始终坚定不移、无怨无悔。“自强不息、永不言败”是他的人生信条，“甘于清贫、乐于奉献”是他基层公安工作的真实写照。在基层大量而繁琐的公安工作中作出了可喜的成绩，得到了人民的称赞，受到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但他十分清醒认识到，成绩的取得，于各级领导的关心与支持，全所民警的帮助分不开的，面对复杂的治安环境，他觉得今后的公安工作任重而道远，他决心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旺盛的斗志，一如既往地投入到服务群众、打击犯罪的工作中去，为辖区的和谐稳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更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一名基层公安民警神圣的职责。
（2）
自年参加工作以来，一直致力于妇女、儿童工作，以求真务实的精神，果敢泼辣的作风以及一流的工作业绩，谱写了一曲为民、务实、清廉的新时期妇联干部的光辉篇章，展示了当代妇联干部以民为本、为民解困的时代风采。工作中能够抓住中心，突出主题，从提高妇女综合素质着手，组织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深受群众喜爱的活动，赢得了当地群众的广泛赞誉，得到了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20年，她被陕西省妇联授予“三八红旗手”荣誉称号。
执著是她工作的信念。年，王毕业分配到华县妇联工作。从进入机关的那天起，她从抄写公文入手，逐渐熟悉妇女工作，通过经常性走访妇女、组织开展活动等不断学习积累妇女工作的经验。凭着过硬的理论基础，扎实的文化知识功底和干一行、爱一行的坚定信念，很快适应了新岗位，在较短的时间内逐渐成长为一名妇联业务骨干。工作中她时刻谦听各方面的意见，多次深入到全县242个行政村摸底调查，详细了解农村妇女群众发展所需所急，为妇联组织带领妇女群众参与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务实是她工作的根本。作为一名普通的基层妇联干部，平时诚实做人、踏实干事、出成绩从不张扬，以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把全部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她十多年来始终埋头苦干，兢兢业业，服务大局，不但积极搞好本职工作，而且主动配合其他同志搞好全局工作，在平凡的工作岗位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她甘于清贫争一流，埋头苦干乐奉献，和打过交道的同志普遍认为她是一名思想品德优良、群众满意的优秀妇女干部。工作中，她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能较好的处理好家庭和工作的关系，工作忙时不分上下班，一心扑在工作上，既要照料好年幼的女儿，又要按时保质完成本职工作，但她从未因家务而出过差错。特别是在中、省、市妇联评选“双学双比”先进集体、个人的活动过程中，由于农村妇女不具备书写条件，她既要下乡收集素材，又要完成材料的撰写、打印、修改、上报等工作，多少次她徒步或骑自行车下乡了解情况，加班写材料，从不讲条件、摆困难。多年来通过努力，华县妇联曾两次被评为陕西省农村妇女“水利振兴杯”竞赛贡献活动先进单位；推荐全国“双学双比”活动先进女能手、科技服务工作者3人，全国“三八红旗手”2人，省级“双学双比”活动先进个人12人，县级先进个人156人。主抓争取项目工作，更是不遗余力，从现场调查了解情况到项目报告的制作，严格要求，协助领导到省、市妇联发展资金，争求政策扶植，做了大量有益工作。3年来，通过省妇联，共争取项目5个，资金162万余元。其中争取“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集中供水项目2个，资金57.77万元；农村户用沼气项目1个，资金30万元；吕塬刘璧如小学援建项目1个，资金27万元；为县医院争取到一台价值48万元的“迪艾zp系列液基细胞薄片制片机”，并免费为100名妇女做了子宫筛查宫颈刮片检查，目前项目运转正常。在组织实施“大地之爱·母亲水窖”集中供水、农村户用沼气项目工作中，对待打井、建沼气这些全然陌生的工作，没有退缩，而是迎难而上，做到了“五个主动”，即主动学习水利施工知识、主动向专业技术人员请教、主动向有关领导请示、主动争取有关部门的支持合作、主动深入实地检查指导。从项目的设计到实施，她严格遵守项目实施要求，不疏漏任何一个细节问题，经常放弃休假日到项目村了解进展情况，及时和资助方沟通，协调解决问题，竭力做到使资助方放心、使受益群众满意。华县妇联项目工作连续两年被县委、县政府授予争取资金目标责任制考核先进单位。
创新是她工作的特点。创造性地与多种活动相结合是组织开展工作的一大特色。在项目工作中，她把项目作为支持女村官工作的一种激励措施，充分利用有限资源创造最大效益，扩大项目的范围和影响力。在“双学双比”活动中，她意识到妇联虽然是“双学双比”活动领导小组牵头单位，但并不是妇联全抓，涉及农村妇女发展经济的工作很多，单靠妇联很难做好做全，需要相关协调单位的支持和协助，因此她大胆创新，积极协调，努力促成党委领导、妇联牵头、多方配合、齐抓共管的“双学双比”工作格局的形成。她因地制宜创造性的地促进开展了多项行之有效的活动。一是坚持每年对5000名农村妇女进行技能培训，目前全县80%以上的农村妇女至少掌握了1项实用技术；二是建立村级妇女学校67所，为妇女发展搭建平台；三是抓示范，树典型。每年利用“三八”节宣传表彰妇女致富标兵等典型，积极引导广大农村妇女突破“以农为本，以土为业”的传统观念，激励更多的农村妇女积极投身创业实践；四是围绕新农村建设这一主题，建立巾帼创业示范村15个，引导妇女发展优质、高效、安全生态农业，在推进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跨越上实现突破。
始终认为，工作没有捷径，唯有务实才是做好工作的根本。她认为妇联工作还存在着极大的挑战，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以及农村劳动力的重新分配等新生事物的出现，自己只有继续发扬执著、务实的精神，工作才能取得新突破。执著、务实、创新，伴她走过了10余年的工作历程，同时，这三个词亦如她的座右铭，将伴随着她一如既往的在探索妇女发展事业的道路上不断前进，在平凡的岗位上再创佳绩。
（3）
年出生，年参加工作，年入党，现任华县统计局副局长，主管业务工作。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坚守在统计工作的第一线。先后从事过商贸、核算、综合等多项业务工作，在平凡而枯燥的统计工作岗位上，凭着个人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刻苦钻研，好学上进，练就了过硬的统计业务能力和扎实细致的工作作风，是全市统计系统公认的业务尖子。
坚持不懈抓学习，促思想业务双提高。该同志能始终认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坚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工作，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时刻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已，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记宗旨、克己奉公。自工作以来能够坚持不懈抓学习，统计工作专业性非常强，不但要熟知县情，更要具备较强的专业理论功底，为了更好的做好本职工作，该同志平时注重业务知识学习，积极研读统计理论和实务。在工作初期，或请教其他专业老同志，或走访基层询实情，上班不长时间就先后取得了统计专业初级和中级职称，成为统计系统公认的业务骨干。为了更好地为领导决策当好参谋，提供更为优质的统计服务，坚持每年深入企业、农户搞调研，撰写了大量的统计分析，受到县级领导好评，几乎每年在全市优秀统计分析评选中都受到表彰奖励。
“辛苦着并快乐着”是常说的一句话。多年来，该同志工作兢兢业业，任劳任怨，甘于吃苦，乐于奉献。不管工作有多难，任务有多大，担子有多重，从无怨言，也从来不向领导和同事诉苦。月初年终，是统计局工作量最大、最苦、最累的时期。她和同志一样，经常加班加点，并没有因为自己是领导就多休息一下，相反，最累、最苦、工作量最大的她都一并承担。丈夫在部队工作，一年在家也呆不了几天，孩子又小，遇有加班她总是匆匆忙忙把孩子放到亲戚朋友家，弄得孩子自小就分不清那个家是自己家，不管在亲戚家还是在自己家都是一句“我要回家”，从小到大孩子已经适应了这一切，取闹总是在无奈的一句“妈妈，那你早点回来接我好吧？”结束，这使得她总觉得欠女儿好多。
作为局里分管业务的领导，她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一丝不苟，严把统计数据质量关。统计工作必须有较强的业务能力做支撑，为提高全局干部业务素质，她坚持不定期组织全局同志、乡镇统计员和有关基层单位统计人员进行统计理论和实务、统计法以及计算机知识操作培训，力求全系统职工对各专业经济指标都有所了解和掌握。全局大小专业共有20多个，涉及综合、核算、县域经济监测、农业、工业、能源、投资、商贸、城乡居民收入、劳资、科技、服务等方面，按照局里的要求，所有上报数据必须经过业务局长的审核签字，面对这些枯燥的数据，她不但要熟知每个指标包含内容，还要审核数据的真实性，对于个别迟报、拒报、漏报统计数据的单位亲自与有关部门勾通衔接，督促其及时上报。同时为取得第一手资料，确保源头数据的真实性和统计数据的严肃性，她经常和业务同志下基层，深入厂矿企业、项目工地、田间地头了解企业经营、项目进展和农户收入等情况，对于有异议的问题及时分析解释，发现错误及时纠错。由于基础工作扎实细致，各专业报表上报准确及时，华县统计局专业获奖数在全市专业评比中始终名列前茅，在全市综合评比中获“五连冠”。她先后参与并主持大型普查和专项调查，在历次普查中，她和同事一道，没有节假日，没有双休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走企业访农户日夜工作在普查第一线。今年经济普查期间她不小心摔跤导致左手骨折，但她只在家休息了几天，就架着胳膊上班了，为了不影响他人工作她克服困难一个手敲键盘录报表赶材料，逐笔核对经普行业增加值。后期普查数据处理阶段，她和同事一同在市计算站改错答疑整整一周，平均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有时晚上加班到后半夜，其他县的同事开玩笑说哪还有局长亲自来改表的，她的工作态度感染了参与普查的每一位同志。整个普查阶段，她一心扑在工作上，家里的事顾不上，孩子的学习管不上，经常加班回来孩子已经睡了，检查作业却是错得一塌糊涂，她咬着牙把女儿从睡梦中摇醒改作业，看着女儿痛苦的样子她的眼眶充满了泪水。但当县上的普查工作得到上级领导的认可时，她为自己的付出感到欣慰，她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赢得了领导的支持和信任，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近年来，由于统计方法一直处在改革和探索阶段，几乎每过一个时期，统计工作的方法和口径就有新变化。为适应新形势，她从来就没放松过学习，钻书堆，搜网络，寻找统计最新的信息和资料，更新知识结构，努力使自己做到理论与时俱进。由于工作热情高，责任心强，业务娴熟，面对各级的询问，她总是能做到成竹在胸。
三八妇女节手抄报内容资料篇8
1957年4月，费教授在重访江村以后，在反右斗争中遭到批判，就没有可能再下来了。但是江村仍在发展着，它仍然脱离不了当时的历史大背景。在《重访江村》的文章里，费教授写道：“一上岸就遇到老婆婆们诉说粮食紧张，没有钱买米。心里想不是老乡不说实话，那就是合作化出了毛病。”尽管江村的农村副业总收入至少已经赶过战前比较高的水平，尽管江村农民的收入在全国都是名列前茅，粮食收入都是比较高的，但农民仍然说粮食不够吃。例如：“以平均四口计算，一男一女两童，每月125斤，一年是1500斤，和分配给每个380斤的总数恰恰相合”(同上)，但仍然被“粮食问题所包围”。就是有米，又闹没有钱买。问题带有普遍性，除江村外，还有别的地方：不仅是副业没有搞好，而且问题是多方面的，特别是深层次的矛盾一有机会就会表现出来。
1957年8月吴江关于人民闹事情况的报告，分析了六种情况的闹事： (工)社员闹合作社，包括闹退社、分社，闹分配，闹干部作风，闹粮，闹钱，闹桑叶，闹茧价。(2)农民闹大粪事，抢窃粪管所大粪，还参与湖洲的抢粪事件等。(3)因雨涝成灾，淹没了才移植的单季晚稻秧，产生抢抽水器等，有时一千多人抢机器，打群仗。(4)群众闹迷信，求仙水。(5)学生闹升学。高三班学生集会，反对工农速成中学的学生免试送大学等。(6)干部参与别地干部的闹工作事件。
1957年8月10日，中央指示向农村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然后，又特别提出，部分落后分子为了个人的利益，要求国家对粮食少购多销。8月17日，中央又规定国家计划收购和统一收购的农产品和其他物资不准进入自由市场。但又增加农业物资等。
报告特别指出，瞒产私分的两本账给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使制定规定任务时，缺乏可靠的根据，不能显示出农业合作化优势。下面产量报不实，余粮购不足，有些地方的公粮甚至减免，有的虽然表示要完成征购任务，但以他们所报的产量来计算，口粮偏紧，增产增购40％的政策不能执行。又有干部贪污挪用，以至于群众性的大吃大喝，群众将私分得来的粮食认为是外来财，就吃喝、看戏，浪费掉。特别是助长了一种虚伪讨巧，讨价还价，瞒上不瞒下的资产阶级作风，影响了我们党一贯的上下信任和忠诚老实的优良传统。
当时甚至还有“说服好，还是压服好”的辩论。有人说，抄家虽然不对，但也有三大好处：一是干部心中有了数；二是教育群众有内容；三是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社抄家后卖余粮。又有的地方将压出来的钱粮，买了十万斤肥田粉。有人说，解决问题要七分政治，三分军事。又说，有的社员坚持要带一只船退社，前后经过30多次教育，还是要退，后来给了两记耳光，就解决了问题。但大多数人认为，强迫命令脱离群众，影响党群关系，影响生产，造成僵局，使以后的工作难做。有的社抄了29户的粮，关押3人，弄出4千斤粮食的第二天，就开出一只船，有7户14个人去讨饭。甚至有人诬蔑，现在抄家，比日本人还凶。东洋人只抄大户家，现在连草棚也抄。
因此，县里除自" 己想办法，依靠集体力量，挖个人潜力，增加贷款，种代食品南瓜等外，要求上级予以必要的救济，增加生产、生活贷款和早日核准油、粮预购定金的计划。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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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85页。
1958年还有工业“大跃进”，其中主要的是所谓全党全民大办钢铁。有所谓元帅升帐，高产卫星等等。“可是，当时省以上领导机关却没有任何一位负责干部对任何一颗‘卫星’的真实性作过认真的调查。其实，那些天方夜谭式的神话，当地群众是一清二楚的，只要跑到当地去看看，住上一两天，神话就不难揭穿。”但“层层加码成为一时风尚的时候，地方政府管企业往往比中央政府管得更死，加码的任务更多，瞎指挥也更多。”①
吴江关于1958年的工作总结里写道，我县与全国各地一样，在工农业生产上获得了全面大丰收，取得了大面积高额丰产，出现了许多高产卫星，粮食、钢铁元帅升了帐，机械元帅上了马……特别是全县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更大大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创造了条件。又说，吃饭不要钱：生活集体化，这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这是个方向。又说，大跃进的事实证明了： “有一分干劲，就有一分产量”。又说，“马列主义出粮食”，这不是一句空话。又报了一系列高数字，层层加码，要求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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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25页。
但报告又说，有些人对“家庭”问题也产生了错觉，认为家庭可以“取消”了。其实，“消灭家庭”，乃是几千年以后的事。现在我们有些同志理解为生活集体化了，就把群众的灶头扒掉，小锅子“没收”，不允许群众在生活上有些自由。又在分配中盲目扩大供给制的一部分，“十几个不要钱”，“二十个不要钱”，结果群众分不到钱，只能吃饭，没有钱用。报告又承认，存在不实事求是的现象，甚至虚报成绩、放假卫星等。吴江当时这些报告写得很有趣，实在是顾不上自我矛盾了。但也倒是一些基层干部无可奈何的老实态度的表现。
1958年后，竹、麻、桐油、化肥供应量减少很多，质量也下降。吴江反映，按照当时农用物资的分配，出现了出售商品粮多、供应物资少的矛盾。而且1957年以后，浙江的毛竹、什树、麻，湖南的棕、柳等，由于地区之间封锁，正常采购关系中断，货源大减少。就是可以搞协作，条件也很高，有很多协作物质是价高质次。
毛主席在2月—3月间的郑州会议上，强调，“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人民公社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事情是客观世界强迫我们一定要这样做，只能这样做，不许可别种做法，无所谓不让步，是如实遵守客观法则去办事，不可能违反它。”②当然，尽管这样说，做是另一码事，而且现在看来实际上还是认识不够，全国农村的发展还是要经历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步登天。
后来费孝通教授在《江村五十年》一文里说，“1958年开弦弓村象中国的其他许多农村一样建立了人民公社。由于当时在生产上提出了过高的指标，经济上搞平调，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使生产受到挫折，粮食反而减少，社员收入减少。”
三
1959年3月吴江关于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有些变化。人民公社实行以生产大队为基础，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核算，各计盈亏的管理制度。基本核算单位是生产大队。除交纳国税和上交公社部分，再除生产费用和按标准扣除供给部分以外，其余部分应照按劳分配的原则和三包一奖的原则进行分配，生产队执行大队三包一奖的任务，要定人、定产、定报酬地进行农业和桑树生产，生产队可得到超额完成包产任务时应得的奖励，这些奖励可分给社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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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老虎的问题》。
②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下卷．第823页。
这些规定针对着1958年人民公社化过程中产生的一些问题。例如生产大队之间的账目不清，债务不清，没有等价交换；公社或国家机关无偿地占用大队的土地；生产大队的耕畜、农具、戽水工具、农船等被无偿调用；原来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被无偿地调到公社；社员房屋和家具被无偿地租用，甚至调拨；社员的家禽未作价或记工分，就归公社集体饲养；富队和穷队之间搞平均主义等。
当时毛主席还提醒：“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拔出身来，一身清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 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①中央会议规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而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这样实际上就退回了原来高级社或初级社的规模，问题比较好地解决了。
1959年6月6日，吴江关于1958年大跃进的估价和工作中主要问题的报告说，1958年天气不好，但仍增产，水稻单产537斤，比1957年增加40％。如果加上收获时的损失浪费部分和群众多吃不算账的部分，单产还要高些。但领导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从吃饭不要钱，到1959年1月底实行定量供应时，平均每人多吃100斤粮食。再加上1958年国家征购粮食比1957年增加1O 139万斤(占1958年比1957年增产数的68％)，比三定任务增加780万斤。这样，每人实际全年口粮只有509斤，比1957年仅增加16斤。这509斤口粮，由于前面多吃了，后面只好少吃，有些地方连粥也吃不上，群众说，“大跃进，大跃进，结果一天三顿粥”。分配往往过头，公共积累也不留。还有大吃大喝，如某公社一下就请了500多名小队的积极分子来吃。又用太浦河水利工程拆的100多间房的材料建办公室。社员说，“拆掉民房，盖洋房；公社富丽堂皇，社员眼泪汪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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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转引自《若干重大决策事件的回顾》，第827页。
还有搞工具改革而拆掉民房8 000多间，而且旧工具破坏了，新的又不能用，增加了生产困难。在上面任务过高、过急的要求下，少数干部不择手段，强迫命令，甚至违法乱纪。不仅有吊人、打人、绑人，还有扣口粮、扣工分、罚跪、游街示众、“洗脑筋”(冷水浇头)、吃西北风等。
问题是，说自愿参加，并不是户户都自愿。有的地方解散了食堂，专门成立了干部食堂，或者因为缺烧草，缺蔬菜，或者因为账目不清，引起社员吵闹散伙。还有的食堂只烧饭，不烧菜，因为菜地下放给农民，就叫农民自己备菜，这样妇女照常要烧菜，“大小烟囱都出烟，既费力又费钱，妇女仍是无空闲，日日出勤等勿全”，而一些单身汉吃不上菜，只能吃酱油汤。退出食堂的社员无灶缺锅，有的连烧饭的灶屋也没有，引起不满。
当时大背景是1959年庐山会议上，毛主席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等同志的批判，后来全党开展的“反右倾”斗争也是错误的。“反右倾”在经济上造成的严重后果是打断了纠正“左”．的错误的准备，继续搞“大跃进”，这使得全国的问题包括吴江在内更加严重和危险。结果导致1959年一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广大人民群众吃不饱肚子，还普遍发生浮肿病，不少人还因为饥饿死亡，实在是对不起老百姓。其中，1960年是全国最困难的一年，农牧产品的产量大多数退到1951年的水平，甚至一半。
庐山会议精神传达后，1959年10月，吴江召开社队干部会议学习和贯彻八届八中全会决议，所谓大家以彭、黄反党集团的错误作为一面镜子，检查了自己的思想。有些话讲得很尖锐：“去年大炼钢铁时，上级为了放卫星，化几千元炼一吨铁，真是‘炼铁如炼金’”；“改革中的工具除脱粒机外，其余的一无所用”；“去年合作化时，我看到自留田一律归公，猪羊一律集中，样样搞大兵团作战，弄得社员没小菜吃，猪羊死亡多，废物多，心里感到人民公社搞乱了”。如此之类的话倒是老实话，但写材料时往往加上一些套话，实在是言不由衷。
会议上又检查瞒报私分，先自己、后国家的个人主义。仅167个大队，在1959年夏熟和双季早稻中瞒报粮食43万斤。有的大队因此把每亩产量压低到30—100多斤，比实际产量要低几百斤。梅堰公社双浜大队瞒报1万8千多斤双季早稻，平均每亩30斤。他们反映，对报实产量有四怕：一怕产量报高，国家要以丰收补欠，多购粮食，口粮紧；二怕现在报高了，将来产量低下来，吃批评；三怕分配过关，工作被动；四怕公社加产量，加统购任务，因此要留一手。会议上又检查了不服从国家计划，不遵守一盘棋、一本账的原则，将农副产品卖高价，换东西，甚至搞黑市买卖、投机倒把等资本主义行为。据180个大队统计，都有类似事件。如某大队将1 000斤鱼，9头猪卖给苏州，换回1万斤饲料，1千多担大粪。
同时可看出一些问题，例如，1959年平整土地时，某公社领导一味强调“小田并大田，一律南北行，块块一样大，统一十丈宽”，结果打乱了原来的水利系统，使得高田旱，低田涝。社员说，“上横头里好种芋艿，下横头里好种菱角”。因为芋艿适合种旱田，菱角适合种水田。还有将圩田年年整治、一年一个样，浪费劳动力。社员说。一个书记一个样，明年再来个新书记，也变个啥花样?在种子、工具改革上也有生搬硬套的现象。
公社干部干涉基层过多，直接指挥小队生产，有时一天几变，“晴天插秧，雨天收谷”，社员忙得团团转。某书记强迫给秧田车水，结果连日下雨，烂掉了452亩秧。又规定统一收割日期。早熟稻熟过头，谷粮落掉，急得社员跺脚。还有规定插秧时排列队形，吹一声哨子，插六棵秧，不准多插，也不准少插；把人当作机器，开玩笑。原来一人一天能插八分水田，结果减少到只能插二分。社员说，“干部图好看，社员吃苦头”。
而有的干部天天老酒，顿顿吃荤。某公社书记一次烧5斤甲鱼，就用了3斤白糖。1959年中秋节，规定社员一人二只月饼，而个别干部一下子就吃掉40只。群众说，“比地主的吃相还凶三分”。又说，“公社干部调来吃，大队干部当场吃，小队干部私下吃，社员没法偷来吃”。还有贪污挪用、超支多分，甚至腐化堕落、强占人妻的。有的人和6个妇女有腐化关系，还有地主、富农的老婆。个别大队干部和某女人腐化前，叫其丈夫开夜工，群众称大队办公室为“妓院”。
四
1960年12月，吴江贯彻中央十二条指示。1961年5月贯彻六十条(草案)，农村情况开始有了变化。首先是算账退赔，部分兑现。坚持耕牛、农具、土地、劳力都固定在生产队使用，不能乱调动。老农民说，过去最讨厌的就是乱搞支援，两头不讨好，乱轰轰的。自己的生产也不主动安排，有心拖拉，大家不求上进。又坚持三包，兑现增产粮。基本口粮也是以人定量与按劳分配相结合的办法，按劳分配的部分占口粮的15％一30％。政策不再是像黄梅天里的天，一天变几变。生产求实际，不求表面，不像过去施肥等只求“路头路脑好看，饱的饱煞，饿的饿煞”。经营管理上是严格要求，不再是“到年终要照顾，拉拉平”。生产逐步恢复，大家说是愈来愈像样子了。群众生活也安定下来，“过去是今朝勿知明朝，日脚得过且过，吃光卖光算数”。干部作风也改善了。过去的三大法宝是“批评、斗争、戴帽子”，现在是“商量、讲理、做样子”，干部和群众的关系不是冷冷淡淡，而是热络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