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2-09 04:23:50
早在3年前，百思买就曾因为大规模关闭在华门店并遣散员工被指水土不服退出中国市场。但实际上，在过去8年里，将大陆地区视为快速增长市场的百思买，一直不愿放弃在中国市场扎根的想法，不管是借助五星电器布局或是百思买移动逆袭，都在质疑声中艰难地行走。
受累于欧洲以及中国业务的低迷，再加上本土竞争对手亚马逊、ebay等电商企业的冲击和蚕食，百思买业绩连续下滑，危机浮现。而在中国，苏宁、国美等卖场实力雄厚，京东、天猫等电商来势汹汹，百思买在中国业务同样腹背受敌，在华拓展屡屡受挫。变卖资产，结束8年尴尬的中国之行，对于百思买而言，也许是无奈当中的正确选择。
7月9日，百思买旗下全资子公司江苏五星电器有限公司公关负责人就向媒体表示：“上述消息纯属谣言和传闻，我们对此不予置评。”同时，上述人士告诉记者，五星电器今年将全新升级11家门店，力证五星电器处于良好发展的轨道上。
不过，据五星电器品牌部前员工向记者表示，2011年百思买曾一度撤离中国，也从来没有承认过自己退出，目前有可能仍未找到合适买家，所以传言是否属实，还需等待时间验证。
百思买或将撤退
近日，外媒报道称，继退出欧洲后，美国消费电子零售连锁巨头百思买正在考虑出售旗下在华资产，彻底退出中国市场。
目前，百思买在中国市场的资产，除了五星电器之外，还包括2012年以五星电器店中店形式出现的“百思买移动”。
百思买财报显示，2014年第一季度，百思买总营收由上年同期的93.47亿美元下滑至90.35亿美元。同时，由于消费者电子产品市场的疲软，其在美国的同店销售额下滑1.3%。百思买预计，在第二和第三季度里，同店销售额将会下滑。
据记者了解，早在去年年中，百思买就已经退出了欧洲市场，其在百思买欧洲公司所持的50%股份已出售给英国合作伙伴CarphoneWarehouse集团。这一退出欧洲市场的举措使得外界猜测，这家全球最大电子产品连锁店的下一步将是撤出中国。
分析人士指出，撤出中国对于百思买有利有弊。一方面，百思买有可能失去中国这一快速增长的市场，不过百思买可以集中资源，全力固守美国市场。实际上，百思买的一些股东，之前一直在施压，要求战略撤回美国。
据记者了解，2012财年，中国业务为百思买平均仅贡献了3.5%的营收，在这之前的2011年，也只贡献了4.1%的营收。
八年纠结中国行
虽然已步入在华的第八个年头，但百思买却从未真正融入中国本土市场。
2006年，百思买开始进入中国市场，并斥资1.8亿美元控股了家电零售企业五星电器75%的股权，改变了自己只在中国采购的角色。2009年，百思买进而买断了五星电器25%的股份，并开设百思买品牌上市。2011年年初，百思买9家门店全部退出中国市场，并遣散所有员工，自此，百思买关闭了其自有品牌的百货商店，将在华业务全部交予五星电器。
直到2011年7月，一直不承认退出中国市场的百思买才公开宣布，计划9月份将以“实体店+电子商务”两种路径重新杀回中国市场。然而，进入9月份，百思买表示将重返中国市场的时间表推迟至12月，然而，这一计划很快又被搁浅，直到2012年6月份，才开始借道“百思买移动”重返人们视野。
2013年，百思买宣布旗下全资子公司五星电器总裁王健离职，周猛将担任五星电器CEO，并同时出任五星电器母公司百思买的中国区总裁。外界认为，家电线下门店业态衰落，百思买即便临危换帅，仍旧面临重重挑战。
2001年，五星电器在南京开设了第一家卖场，意味着真正走入了零售行业。在2005-2011年六年时间，尤其是在百思买顺利控股乃至收购五星电器后，五星电器迎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在全国各地飞速扩张，2012年，门店数达到219家。
2011年，五星电器制定了意气风发的五年拓展战略，计划在2011-2015年之间，将以超过20%以上的增速，从204家门店增加到546家，在2015年会覆盖整个黄河以南的区域和核心的城市。
不过，根据记者统计，目前五星电器在国内的门店仅有193家。距离两年前的数量，减少了26家，而距离五年计划的开店数量，2014年则比原计划减少了超过70%。
五星电器公关负责人告诉记者，按照五星电器的发展规划，今年不会再盲目承诺开店数量，而是只有在遇到好的物业、商业环境才会去开店。
上述公关人士向记者表示，今年以来，五星电器做了很多店面调整，6月底新升级了3家旗舰店，三季度将新升级4家店，今年全年将全新升级11家店。“这些店面都是年收入上亿元的。至于全新开设的门店，今年以来已有两家。”
线上线下腹背受敌
百思买目前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消费电子零售连锁巨头，不过，在苏宁、国美两大线下巨头，以及天猫、京东、苏宁易购等线上品牌的围攻之下，百思买始终难以斩获一席之地。
业内人士向记者表示，全球电器零售市场主要有两种商业模式，一种将销售区域租给不同家电厂商，从销售额中提取利润，即所谓的进场费；另一种则通过规模采购低价买入产品，赚取买卖差价。而百思买所代表的第二种商业模式在中国似乎行不通，在经受了连年的低迷业绩后，退出似乎也成为其不可避免的下场。
零售行业研究员杜岩宏告诉记者，百思买进入中国市场之后选择借助本土连锁品牌进行发展，策略是明智的，因为本土企业具有品牌和渠道优势，但是百思买购买的五星电器部分业务被剥离，对百思买贡献有限。后续百思买虽然关闭自身门店、发力个人移动产品领域等调整策略，但因为市场竞争已然十分激烈而没有发挥作用。目前中国电器市场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百思买所能获得的发展空间非常有限。
从产业现状看，目前，国内城市电器零售市场增速放缓已成定局，电器销售市场份额还要面临着来自天猫、京东等线上渠道不断蚕食，作为定位于区域、城市、线下的五星电器，想在线上和全国市场大展拳脚的空间可想而知。
1 剪纸的发展：
民间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今天的民间剪纸中仍保留着我国古代文化的不同层次，我们得以从中领略民族艺术初始期的神秘、上升期的雄浑和成熟期的神韵，从劳动者的创造中获取历史的启迪。
“汉妃抱娃窗前耍，巧剪桐叶照窗纱。”利用薄片材料剪刻镂花，在有纸以前就已经不乏，如汉代的金银箔刻花。但确切意义上的剪纸，当然是在有纸以后。
南北朝，剪纸已同当时的民俗联系起来，梁宗懔所著《荆楚岁时纪》中，记载了荆楚（今湖北、湖南）一带的风俗，曰：“正月七日为人日，以七种菜为羹，剪彩为人，或镂金箔为人，以贴屏风，亦戴之头鬓，又造华胜以相遗”。可见其内容更加丰富，题材更加广泛了。
唐宋时期，剪纸作品已作为适时商品上市。在杭州等地，出现了“剪字”、“剪镞花样”等专事剪纸的职业。周密《志雅堂杂钞》记忆犹新述：“向旧都天街，有剪诸色花样者，极精妙，随所欲而成”。
明清以来，剪纸之风在全国城乡盛行，风格趋向精细秀丽，俗中求雅，成为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帝京景物略》载：平日“凡岁时雨久，剪以白纸作妇人首，剪红绿纸衣之，以苕帚苗缚小帚令携之，竿悬檐际，曰扫晴娘。”就连北京故宫的坤宁宫（皇帝大婚时的新房）也少不了它，墙壁用纸裱糊，四角贴着黑色的双喜字剪纸角花；顶棚中心贴着龙凤呈祥双喜团花。
建国后，剪纸艺术的创作道路更加得以拓宽，被运用在报刊、插图、邮票、连环画、美术片及实用美术等方面，剪纸艺术作品还大量出口，深受国际友人的赞赏。
2 剪纸的分类
2.1 剪纸的纹样大致可分为：人物、鸟兽、文字、器用、鳞介、花木、果菜、昆虫、山水等，还可加上世界珍奇、现代器物两类，共计11类。
2.2以寓意为分类依据，可分为：纳吉祝福、怯邪、除恶、劝勉、警戒、趣味等七类。
2.3 以用纸及制作分类：
第一类：单色剪纸。有红、绿、褐、黑、白等。单色剪纸虚实对比强烈，黑白明快醒目，作风单纯大方，感染力强。
第二类：复色剪纸，又称为彩色剪纸。
3 剪纸的寓意
剪纸与其他门类艺术一样，有自己的特殊语言。有代表性的，常见的剪纸题材和内容有以下几方面：
3.1 借物喻意
在传统剪纸作品中常用以下植物、动物、器具等借物喻意。
植物类：
石榴――象征多子多孙，多福多寿。
松――象征长生不老，富贵延年。
桃子――象征长寿。
牡丹――花中之王，国色天香，有王者风范，比喻富贵荣华。 。
梅花――象征清高素洁、深沉、自信。梅花分五瓣，梅花比喻"福、禄、寿、喜、财"五种福。
百合――象征百事合心，百年好合。
瓜果――象征子孙繁多，家族兴旺。
动物类
鹤――象征长寿。
喜鹊――象征喜庆
蝴蝶――象征夫妇好合、情深意长和长寿（碟谐音耋）。
鸳鸯――比喻志同道合的恩爱夫妻。
麒麟――是传说中的一对祥兽，传说它"不履小虫，不折生草"，所以也称仁兽。雄为麒，雌为麟。
五毒――五毒是蟾蜍、蝎子、蜥蜴（壁虎）、蜈蚣、蛇。在民间，每到阴历五月初五，人们要在房前屋后撒石灰、燃艾蒿（一种气味极呛的草药）、喝雄黄酒和贴刻五毒的剪纸。姥姥还要给小外孙穿绣着"五毒"的背心，人们希望借这五种虫，以毒攻毒。
人物类
寿星――象征长寿。
福星――象征福气。
财神――象征财富。
观音――象征生子赐福。
合和二仙――象征婚姻好合。
3.2 谐音取意
用相同或相近词音寓意吉祥。最具代表性的是“连年有余”，剪莲花和鱼（莲谐音连，鱼谐音余）。“喜上眉梢”，剪喜鹊和梅花（梅谐音眉）。
双钱：谐音"双全"，常和蝙蝠、寿桃连在一起，如：福寿双全。
鸡：借其谐音"吉"，寓为大吉大利。所以在民间美术中凡涉及到吉祥如意的主题时往往画鸡的形象，以示吉祥。
蝙蝠：借"福"之谐音，寓意幸福，如五福捧寿、福从天降。
鹿、鹤：借"陆"之谐音，"陆"、"六"同音，鹤谐音"合"，鹿鹤谐音"六合"，六合者，天、地、东、南、西、北。另外，鹿又谐音"禄"，鹿与喜鹊画在一起，"鹊鹿"谐音"爵禄"，所以鹿鹤寓意为封官晋爵，高官厚禄。
羊：《说文》："羊，祥也"。羊谐音"祥"。所以在民间美术中大凡涉及长寿之人。
3.3 专题示意
传统剪纸在创作上常将借物、符号、谐音等寓意结合在一起表达不同的主题思想。
(1) 表现吉祥如意主题
如龙凤呈祥、大吉大利、喜鹊登梅、三羊开泰、等。
(2) 表现延年益寿主题
如松柏长青、鹿鹤同春、松鹤延年、八仙祝寿等。
(3) 表现纳福招财主题
如连年有余、五谷丰登、招财进宝、金玉满堂等。
(4) 表现婚姻恋爱主题
龙飞凤舞、花好月圆、凤戏牡丹、百年好合等。
(5) 表现祈子继嗣主题
如麒麟送子、连生贵子、榴开百子、鼠吃南瓜等。
几乎所有的人都做过这样的梦：等我中了五百万，我会怎么办？我和老婆是这样想的：除了交一百万的税外，实际到手的也就四百万。拿出一百万来，赡养双方的父母；再留一百万给孩子做教育基金。剩下二百万，我想都买成房子，每月的房租比我现在的工资还多，我就辞去工作，天天在家读书写作，换来的稿费大概够我们的日常开销，房租收入就用于每年的旅游。前两条，我们意见比较一致，但在另外二百万的处置上，我们谈崩了。老婆说，你太理想化了。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亲戚和朋友，他们要是来借钱甚至要钱，我们该怎么办？如何把这一部分留出来，留多少，如何分配，都不好把握。我们俩各执己见，互不相让，后来以至怒目相对。我大声说，这钱咱不要了，说什么也不要了！老婆说，你不要我要，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说完，背过身去再不理我。虽然我们知道中五百万还是遥遥无期的事，极有可能一辈子都实现不了，但一讨论起来，依然像真有那么回事一样。
对于身价亿万的老板来说，五百万也许不值一提；但对于绝大多数靠工资过活的白领蓝领这领那领来说，如何花掉五百万（实际上是四百万），绝对是一个问题。平时一块钱一块钱地算计着花，突然从天上掉下一个大数来，很容易把人砸麻爪了，如果没有坚实的理论做准备，而是临阵磨枪，到时候极容易夫妻反目，兄弟阋于墙。因此，这种畅想即便可笑，它依然是有益的，积极的。我的妹妹也买。本来我买就有一搭没一搭，她买的频率比我还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但这并不妨碍她做同样的梦。有一次，妹妹和妹夫到市里来办事，从站前经过，花四块钱买了两张七星彩。据这对夫妻后来向我描述，他们在处理五百万问题上倒是很快达成了共识。这是因为，他们采取了先外后内的策略，先解决外部矛盾，即，对亲戚朋友严密封锁消息，在他们困难的时候，及时伸手帮助，适度适量，绝不能让亲友有剩余，以免他们对自己产生依赖心理。内部就好办了，两个人中，一个人说了算，另外一个不插嘴不插手。所有问题迎刃而解。
跟周围的人交流了一下，各有各的妙招。有的说携妻带子，远走高飞；有的说全部捐献出去，自己还过平常的日子；有的说全部买成国库券，别人想借也借不走。只有一个人一语惊人，他说从没考虑过自己会中五百万：“我天天在祈祷，我的亲人们能中五百万。他们中了奖，我就有花的了。”
词：樊孝斌
曲：张宏光
沿着江山起起伏伏温柔的曲线
放马爱的中原爱的北国和江南
面对冰刀血剑风雨多情的陪伴
珍惜苍天赐给我的金色的华年
做人一地肝胆做人何惧艰险
豪情不变年复一年
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
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做人一地肝胆做人何惧艰险
豪情不变年复一年
做人有苦有甜善恶分开两边
都为梦中的明天
看铁蹄铮铮踏遍万里河山
我站在风口浪尖紧握住日月旋转
愿烟火人间安得太平美满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我真的还想再活五百年
［关键词］《江西日报》 解放初期 借粮 农村新政权 确立
一、《江西日报》的创刊
《江西日报》是中共江西省委的机关报，创刊于1949年6月7日。1949年4月21日，人民发动渡江战役，东起江阴西至湖口，拉开了江西解放的序幕。4月23日彭泽县全境解放，成为江西全省解放最早的地区。5月22日省会南昌解放，赣东北战事基本结束。南昌解放之后，《南昌新闻》成为过渡时期的临时机关刊物，6月7日《江西日报》创刊，《南昌新闻》奉命结束。8月底，江西全省基本解放。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新生的政权在战争中初步巩固下来。《江西日报》作为当时全省范围内的权威报纸，及时报道了省内省外的重要新闻，宣传党的政策，对于我们了解新政权初步巩固的过程，有很高的价值。而在过去的对江西新政权建立之初的研究中，对这一重要史料的价值认识不足；同时，研究的时间跨度往往很长，并不着重于解放之初短短几个月间的研究，而这几个月，正是新政权巩固的重要阶段。
在《江西日报》的《发刊词》中，党提出，江西人民在短时期内必须完成五个任务：第一，协助肃清残敌，迅速建立革命秩序，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第二，努力支援前线，筹集粮草；第三，协助迅速恢复交通；第四，恢复生产；第五，配合接管工作，“盼望各界人民遵照人民总部颁发的约法八章，各安其业；而反动政府机关中供职的职员们则不要自相惊扰，轻听谣言，盼各在原职位上，服从人民军事管制委员会及其派出的军事代表的命令，迅速完成清点移交等工作，一切听命处理，不许有任何破坏。”①这五项任务，可以看成是新政权在巩固过程中，自身所要解决的任务，也是党在解放初期确立农村政权的基本政策。
二、对“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作战”的报道
新建立的农村政权，最重要的任务莫过于筹集粮草，支援前线作战。省政府规定，“凡新解放区乡村之地主、富农、佃富农均得筹借，中农有余粮者必要时，亦得酌量筹借。其所借之数量按各该户粮食之总收入为标准；多者多借，少者少借，无者不借。但最高限度之借粮额：地主不超过其粮食百分之四十至百分之五十，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五，佃富农不超过百分之二十，中农不超过百分之十到十五。”②借粮之时以大米为计量标准，每石谷子（一百零八斤）按照折合成大米为七十六斤计算，如果缴纳其他杂粮的，也要按照一定比例折合成大米计算。在借粮的同时，还要征集燃料，“每借大米一斤，随借烧柴一斤半，草半斤。”③粮食上交之后，政府将统一印制的借粮证发给农民，写明借粮数额，农民凭此证可以抵缴当年的新公粮；如果农户已经借粮给，并持有团级以上机关印发的正式借粮证大米票，此次借粮时可以在应借数量之内根据票证之数扣除，并向当地政府换取统一的借粮证。这次借粮（包括征集柴草）由政府主持，统一调配，部队借粮必须经过当地政府，由政府决定借粮的地区和征借的数量。省政府提出，此次借粮，决不能按照户口或田亩平均分摊，而是要仔细调查，“根据各户现有存粮及行将到来的夏季收获，并照顾其今后生活与再生产之所必需，经过人民民主评议分别确定借粮数量”④。过去的旧政权的乡村保甲人员在借粮的过程中可以继续供职，但是必须执行人民政府的各项法令，将功折罪。此次借粮的重点是地主、富农和佃富农，但是“今年之新征公粮，连同乡村中其他各种省县负担，其总额平均不超过总产量的百分之二十。”⑤另外，如果因人民群众举报而发现的军粮、公粮，举报人可以获得总数百分之一至百分之五的奖励。
这种筹粮的方法是党走群众路线的一贯方法，即进行广泛的社会动员，发动群众，从中寻找积极分子，配合基层政权的工作。相应的，要获得广泛的社会动员，就需要强有力的社会控制，需要足够数量的基层干部，层层相连，直到社会的最低层。但是在江西广大的刚解放地区，新政权的干部实际上还很少，有些地区在解放后的短时间内，政府工作人员都尚未到达，实际上根本不能形成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在筹粮工作上更是无法做到广泛的社会动员。在这种情况下，新政权不得不借助原有的保甲人员的体系和力量，让他们参与筹集粮草的工作。尽管本着利用旧保甲长而不是依赖旧保甲长的初衷，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保甲长的影响还是超过了新政权的预期，许多地区出现了不少弊端。
“新建、清江地区有些工作组织召开乡保长、乡保人民代表会，不是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政策，致使征粮工作遭到阻碍。丰城桥东区把任务交给两个旧乡长，结果采取平均分配的办法。甚至有的保按各户存粮多少分配，有一斗者交二升，二斗交四升，依次类推。也有的保是按钱粮数摊派，一元钱摊粮四升。这样使贫苦群众叫苦：‘负担不起！’还有的按税银分派，再加上累进，贫、中农吃亏很大。”⑥
类似问题出现之后，只要被上级发现，立刻会得到纠正。丰城市梅岗乡八保共有八甲，每二甲为一村，旧保长将借粮任务按四甲平均分摊到村，各村甲长又按照土地正税平均摊派给农民。此外，有一些地主富农故意将自己的土地分散，违反了“地主、富农多借、中农少借、贫农不借，各阶层负担大致公平合理”⑦的原则，被发现之后，各村违反政策的现象均得到了纠正，保证正税不足五元的农户不借粮⑧。工作队在临川河东乡与群众进行评议后，决定向九家农户借粮。但是五保保长王金与甲长周秀芳私自扩大到十五户，并且对这些农户进行勒索，“共勒索十三户、三十九块银元。十一元入保长私钱，其余吃喝了。”⑨这种情况被工作组发现并核实之后，二人立即被扣押，勒索款项归还原主，同时河东乡还“准备立即开群众会令其坦白悔过。并撤换这两个违法保甲长。”{10}对于抗拒借款者，如上饶市东区六保十一甲地主熊家玉，仗着自己曾经担任过政府的省参议员，在借粮运动中百般逃避自己应当缴纳的任务，“最后人民政府在群众要求下，宣布将熊家玉扣押，依法究办，以儆效尤。”{11}
三、对“废除保甲制度，建设新政权”的报道
针对一部份保甲长仍然拥有乡村基层权威的情况，南昌地委决定，废除时代留下来的保甲制度，取消伪人民代表、伪乡公所的权力。对于乡村基层政权中的保长、甲长则暂时留用，“保长经审查不大坏者，可以在政府和人民的监督下分配一些任务，使其有将功赎罪的机会，但对此种人必须十分警惕。甲长有些基本群众，一般的可以使用，但仍需加强其教育与监督。继之要区别对待。伪乡所职员，经审查可吸收为我办事，但必须是在我们领导掌握下，既不能交权，更不能依靠。对个别确有悔改之心，表现有成绩者，也应适当鼓励，给以前途出路”{12}。在此之前，九江市已经宣布废除保甲制度{13}。在江西省解放区之内，保甲制度逐渐被废除，正说明人民的新政权在乡村地区在逐步建立起来。
为了更好的发动群众，建设新政权，省委组织了三千余名干部随军南下，他们的任务一方面是建立人民民主政权，另一方面是“沿途动员群众，筹借粮草，支援前线，协助部队作战”{14}，以便早日实现全国的解放。不仅省委省政府下派了大量的随军干部，各地也加紧培养新政权自己的干部。玉山县委集中培养中学以上的失学生160名，经过一个星期的学习，“160名同学当即分散全县各区乡去实习工作。由于在学习中同学们认识了将来自己的出路必须是改造自己，为群众服务，下乡后，工作都非常积极。”{15}金溪县政府举办政民干部学校，经过两个星期的学习，“愿参加工作者政府当即根据每个人的学习成绩与志愿分别派往各区政府参加各种工作。”{16}除此之外，党还在乡村中自下而上地发现和培养农民干部。例如在借粮工作中，南昌地委要求“注意发现培养农民积极分子，有条件有步骤的建立新机构。目前可采用评议会，或支前委员会的形式，以便能逐渐的走向完全由人民自己的代表来办事。”{17}党培养的农村基层干部逐渐走上工作岗位，是新政权确立的组织保证。
尽管在新政权建立之初，借粮工作中干部们面临着许多困难，如“时间短，任务重，人地生疏，言语不通，群众尚未动员，加以青黄不接与水灾”{18}，不仅如此，“全境尚未解放，广大农村均在匪特与恶霸控制之下”{19}。但是，总体而言，全省的解放区域还是圆满完成了借粮的任务。最先解放的赣东北分区，从五月中旬到七月初，共筹粮三千万斤，其中，“运用旧人员的自报与群众密报和深入调查相结合，一个多月内清查出粮食一千零五万斤（浮梁分区未计在内）”；剩余部分则是依靠“发动群众通过评议会，自报公议，合理负担。”{20}至八月中旬，南昌分区完成借粮任务一千七百万斤，筹借面也比较合理，“借粮户数均在农村总户数的百分之四十以下。南昌、丰城、新建等县平均是在百分之三十上下。”{21}全省其它地区的借粮任务，也陆续胜利完成。
借粮的过程实际上是党和新政权的力量向农村底层渗透的过程。一方面，新政权旧的封建半封建的地方权威，保甲长受到人民的监督，地主富农等原有的乡村精英在经济上要承受高比例的借粮，在政治上也失去了原来的优势地位。另一方面，新政权积极发现、培养农村的本地积极分子，及时选拔、下派党的干部，形成了新的地方权威，避免了政权交替时出现权力真空。新旧地方权威的顺利交替，显示了新政权自己的权威与力量。借粮任务的顺利完成，是解放战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取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江西省在解放初期巩固新政权的第一个重要成果，证明了党有足够的执政能力带领中国人民从胜利走向胜利。
1949年6月到8月，在短短3个月的时间里，江西省新政权在一面战斗一面建设中完成了自身的初步巩固，形成了初步的社会控制，并发动群众积极参与到政权建设中来。随着9月30日江西全境的解放和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新政权的建设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注释：
①《发刊词》，《江西日报》1949年6月7日，第1版。
②③④《军区、省政府发出联合布告，颁布筹供粮食柴草办法》，《江西日报》1949年6月24日，第1版。
⑤《军区、省政府发出联合布告，颁布筹供粮食柴草办法》，《江西日报》1949年6月24日，第1版。
⑥《南昌地委召开县乡联席会，检查征粮端正政策，决定贯彻群众路线，月底完成任务》，《江西日报》1949年7月9日，第1版。
⑦《南昌分区胜利完成借粮任务，负担大致公平合理》，《江西日报》1949年8月24日，第2版。
⑧《丰城梅岗乡借粮中，地主富农化名捣鬼，干部发觉立即纠正》，《江西日报》1949年7月22日，第1版。
⑨{10}《临川河东乡“五保保长”等藉借粮勒索受惩罚，令其坦白悔过退还勒索款项》，《江西日报》1949年8月8日，第2版。
{11}《地主熊家玉顽冥抗借，执迷不悟扣押法办》，《江西日报》1949年7月26日，第2版。
{12}《南昌地委关于十天借粮工作的检查与继续完成今后任务的指示》，《江西日报》1949年7月13日，第1版。
{13}《九江市府召集旧保甲长，宣布取消保甲制度，保甲人员准予立功赎罪》，《江西日报》1949年7月15日，第1版。
{14}《省委为开辟新区工作，组三千干部随军南下》，《江西日报》1949年7月19日，第1版。
{15}{16}《培养干部改造青年，玉山金溪举办培训班》，《江西日报》1949年7月8日，第2版。
{17}{18}《南昌地委关于十天借粮工作的检查与继续完成今后任务的指示》，《江西日报》1949年7月13日，第1版。
{19}《南昌分区胜利完成借粮任务，负担大致公平合理》，《江西日报》1949年8月24日，第2版。
{20}《预缴粮草修路架桥，赣东北人民积极支前》，《江西日报》1949年8月17日，第2版。
关键词：典当业；当借收入；存典生息
中图分类号：F1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2972(2008)01-0060-06
典当业作为近代江南普通民众的一种重要信用机构，数量众多，资本与营业额也颇为惊人，因而对江南民众的生产生活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典当业的社会作用，前人在批判其封建高利贷剥削性质的同时，也肯定了它对小生产者的再生产及日常生活的积极作用。事实上，江南典当业不仅在近代江南城乡平民的融资来源中占有重要地位，甚至对江南地方社会秩序的稳定也具有重要影响。
一、江南典当业的资金融通功能
典当业的主要顾客是农民，贫穷是导致农民典当的主要原因，虽然江南地区经济相对发达，但是随着1930年代经济危机的加深和国际商品的渗透，原本相对富庶的江南农村也日渐贫困化。“五六年问，浙江从极富庶的阶段，一降而现出极度的衰落情形”。
在近代农村信用体系远非成熟的时代，缺乏资金和临时急需现款的农民赴典质当是一种重要的临时融资手段。根据卜凯和土地委员会及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即使是最为发达的江浙地区，农家负债比例仍然很高，卜凯调查的江苏十县的农家负债比达51.5％，浙江11县负债比为40％；土地委员会调查的江苏12县负债比为50.82％，浙江15县为60.84％，比卜凯数据高一些；中央农业实验所调查的江浙负债比分别是62％和67％。行政院农村复兴委员会的调查表明，“浙江农民中有百分之六十左右是负债的”。尽管各个机构调查数据有所不同，但江浙地区至少有一半以上农家需要负债。从江南农民资金缺口的大小来看，即使是江南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湖州，农民需借款的数额也不小。
如表1所示，浙江吴兴县农民的当借收入，包括典质及借贷。“普通借款，多系短期，并不用抵押，利率高低不一，普通月利三分”，比典当月利二分高不少。农民在资金不足的情况下，只有想方设法地借款。民国以前，银行多“深居都市，商业银行化的色彩非常浓厚。营业虽不恶，终无补于农村。农村金融机关之仍不脱钱庄当典之范围。……当典，历来在中国农村经济上占有极重大之地位，今日金融事业尚未发达之中国农村社会，其攸关农民生计，实尚重要”。江苏省“乡镇典当遂成为贫农以动产抵押而取得信用之唯一机关”。江南各地均是如此，如南汇县“邑境偏僻，素无金融机关，贫者借贷无方，唯以物质于典商，家转运不灵，亦以物质于典”。浙江省平湖县“农村金融，全赖私人借贷与典当，以资周转”。
江南各市镇典当业实力雄厚，在乡民生产和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一旦地方上典当业衰落，平民生计也受影响。浙江乌镇、青镇两镇典业，在商业极盛时期有13家之多，洪杨前犹有7典，自遭清咸丰庚申之乱，悉数被毁。湖州双林镇典业“凡五家皆湖州南浔人所设，按月二分，近今营业不及清代之盛。启泰一典架本银多至二十余万元，今统五典合计亦仅五六十万，非家给人足可免典质，实则乡户渐已空虚也”。江苏武进前黄镇的亦济当，资本四万元，开设于同治九年(1870)，“每年营业十一万至十二万元，所有当户，皆系农民，农民中百分之七十至八十须恃当铺以资周转，所当物件，衣服占十分之七，金银首饰占十分之二，其他十分之一”。浙江孝丰县原本仅有典当1家，自停业后，农民当物必往安吉县的递铺镇，尤见典当对农民生活之重要。
农民质典并不完全是为生活消费，甚至有很大比例用于生产，可见典当业不仅关系农民生活，也对农业生产有着一定的作用。甚至个别地区的农民还可利用典当进行投资，如太仓棉农当棉花收成后， “在廉价情形下，农民将自己的棉都押在当铺里，若价格高涨时，棉业者即赎出自己的棉，在当地市场发售”。即便农民当款是为生活消费，但生产与生活并不能完全分开，只有在保证基本生存条件的前提下才可能进行生产活动，从这个层面来说，典当放款于平民生活消费，间接也与生产不无关系。
蚕丝业在江南农村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农民开春养蚕时，不够资金者往往要向富户或典当借钱养蚕，而借款利息也往往是这个时候最高。如浙江崇德“利息最高之时，厥在蚕汛初起。当其时养蚕之家，皆须购买蚕种，需要资金者多，年利常达三分左右”。震泽“蚕时贫者贷钱于富户，至蚕毕每千钱偿息百钱，谓之加一钱”，南浔“农民养蚕乏赀，贷于富家，蚕毕贸丝以偿，而息其什一，富家实渔利而农民亦赖以济蚕事，故以为便焉”，“加一钱率以夏至为期，过此必另起息，名日小利”。双林镇“农民养蚕无赀，贷钱于富家蚕毕贸丝以偿，每千钱价息一百文，谓之加一钱，大率以夏至为期，过此必加小利，富家固渔利，而农民亦藉以济事也”。吴兴“近年农村衰落，丝茧贬价。农民因急需向当铺抵押，当铺因满货多赎少，致有限制之举。去春(1932年)农民几至于借贷无门，坐以待毙，其凋敝情形于此可知矣”。虽然利息很高，但一旦借款无着，蚕民更难以生存。
另据1934年实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的调查也证实，当时各地农民借款来源中，除向私人借款外，典当业是农民最为重要的借款来源。
无论是浙江还是江苏，农民借款来源中，典当业所占比重都远远超过银行与钱庄的总和，甚至与银行、钱庄及合作社的总和差不多，这充分证明了典当业在农村金融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从绝对数量上来看，1930年代江南各地农民向典当融资也非常之多，详见表4。
从表4来看，江南某些地区典当每年向平民贷款的数额不小，平均每户可达20～30元，基本上可满足农户一半的资金空缺，如杭州和吴兴。如1930年，杭州西湖区有农民2201户，每户平均年收入仅250元，支出为310元，收不抵支60元。吴兴县对924户农户作了调查，平均每户年收入为255.36元，支出为294.12元，收不抵支38.76元。
都市及县城内典当则有所不同。农民往往只占较小的比例，大多数赴典质的是工人、小商贩及下岗失业人员等。对于都市平民，典当的金融功能也同样重要。即使是备受人责难的押店，虽然利息高，满当期限短，但存在即有其合理性，数量庞大的押当也证明了平民对其的必需性，正如时人所言： “谁都知道押当业在都市，和贫民是有特殊关系的。贫民把大典当里不收受的东西，向押当中抵了钱，拿去做小贩的资本，将赚得的钱，养活一家数口。”1949年后，上海典当业对居民生活仍相当重要。1954年第一季度上海典当业共当出(包括转期)657000笔，而上年第一季度当出848 000笔，减少191000笔，减少二成以上，减少原因主要是1954年的当本总数减少。根
据1954年第一季资料，当户成份中在业工人约占35％，失业工人约占30％，商贩约占15％，其他家庭妇女等约占20％，农民最少仅占0.3％左右。由于资金不足，1950年代上海典当业到期转当者非常之多，挤当拒当现象也经常存在，说明典当业当时已经不能满足群众需要。
资金的流通是双向的，当农民及城市平民手头资金有宽裕时，也经常存放于典业，民初江南各地典当存款高达6 372334元，典当已经成了农民及城市平民身边的银行，典当业对平民的金融功能不仅表现在其为基层民众提供了数额巨大的贷款数，也体现在吸收民间余资，在为自身服务的同时也为民间剩余资金提供了一个便利的储蓄手段。
二、典当业与社会公益事业
典当业与社会公益事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为公益事业捐资，二是许多公共事业基金或经费往往存典生息，典当业在其中起了保值与增殖的作用，尤其是学堂及一些慈善团体的基金，多存放于典业。如浙江湖州菱湖镇光绪年间为重兴龙湖书院，“湘乡蒋果敏公、檄镇绅吴君作梁、王君宸褒、沈君锟于丝捐内筹钱八千串分存菱典，月息一分二厘，而山长束修、监院之薪水、生童之膏火、修理之经费皆于是取给。马岁己丑郡典存息议减八厘，吾镇各典援以为言，镇绅孙君锡恩、朱君炳熊、孙君仁翼、卞君丙暄、沈君等深以入不敷出为惧，请于邑侯，溧阳沈公劝谕各典以每年取息一分三厘定案，孙君锡恩、朱君炳熊复议日：此数视新章虽加增，视旧额则见绌”。菱湖书院经费存典月息高达一分二厘，当时一般的公款存典月利至多为一分，似乎是典当对书院的一种特别照顾。民国初年湖州双林镇的商立国民学校，借商务分所为校舍，“经费捐自丝商典商”，“五典助银圆每年八十，三年正月开校，学生来者概不拒，顿增至七十余人，校中岁支计需四百余银元”。浔镇的义塾“由丝业捐银二千元，存典生息为经常费，光绪末年逐渐停止”。江阴县书院学年经费，“始以左宗棠捐集公款银二万两，为大宗易钱三万千文，分存常州府属八县典当，月取息一分(有取年息一分者，仅靖江袁祥和无锡德大两典)……至二十四年续存各典之款几达二万千文”，可见增殖幅度之大。青浦县“乡试宝兴田经费、会试计偕田经费、童试卷法田经费均存典生息”，本县书院创立时， “同治元年知县钱宝传捐俸重修，有田二百九十五亩有奇，荡一千三百亩，令商办承买时荡户缴价存典生息钱六百千文”，除存典生息外，青浦典当每年还要另外捐钱，“捐每年钱一百千八百文，以资经费”。据台湾吕仁伟的研究，清代浙江书院经费来源中41％来自田租，12％来自典当生息，典当生息收入仅次于田租收入。
除了学校经费存典生息外，一些地方公产及公益基金也常存典，如积谷公款、各种习艺所公款及善会善堂的基金等。一些地区的公款存典到民国后数量仍不小。如宝山县到1928年时，县典存者之积谷公款仍有32 726.953元，“分存庄典，按季取息，积存备用”，另外还有实业公款8119.944元，水利公款20731.010元，盛故董氏之经借截漕公款6688.330两，贫民习艺所基金17302.338元， “分存交通局、宝泰典按季取息”。武进县通江同仁堂“旧众捐钱二千存典，岁收租息给恤贫民”。光绪二年(1876)，武进知县吴康寿建太平济仁堂，“官及众户总捐钱五百余千存典，岁收息钱及典当月捐给养贫民”。
上海县“同治初年月捐协助军饷，城典各钱三十千文，乡典各钱二十千文，分典各钱十千文，事平后改作地方善举常捐，而宝兴书院、学堂亦间有拨用。宣统间，每月共有千余缗，逢闰不减”。此外，上海的吴会书院、格致书院均有存典生息者。南汇县“光绪五年实存储谷27730石，又实存本县各典正捐钱7181千147文，常年一分生息，转息作本钱4300千文，学年七厘生息”。无锡县民国后积谷存典者仍有3万余元。实际上不只是上海县典当需缴纳月捐，前清苏州布政司下属各地典当均是如此，每典每月所纳月捐均用于地方慈善事业，而江宁布政司所属各地则按架本多寡征千分之二作为慈善事业之用。
三、典当营业对基层社会秩序的影响
近代江南典当业在地方金融上占有重要地位，其本身的雄厚实力也使其在各地商会中占有重要席位，尤其是在典业集中的苏州和上海。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成立“总工程处”，该局董事名单中，大半是商界领袖，并且很多是当时会馆公所的董事，其中的沈功章就是典业公所的董事。清末时期，苏州典当业地位尤其突出，一些典当业主竟然成为苏州商会总理。如张履谦曾是保裕典店东兼任“苏经苏纶丝、纱两厂股份有限公司”经理，发起组织商会后，历任数届会董，并被举为第四届商会总理。潘祖谦之潘家系苏州首屈一指的世宦大族，有清一代，潘氏一族共出了一名状元，10名进士，31名举人，20名贡生。潘祖谦开有典当铺，历任数届商会会董，1912年曾被推举为苏州商团公会会长。这些经营典当业的富商大贾在地方上的势力可见一斑。
除这些个别典东外，苏州典当业作为一个整体，在清末的苏州商会中也占有领袖席位，从1905年到1911年的六届苏州商会议董中，典当一直占有五至六名议董名额，最高时占全部议董数的33％，最低时也占23％的比例，比钱业及纱缎、绸缎业都多，典业也与钱业、纱缎、绸缎业及绸业成为苏州商会的五个领袖行业，典业在其中居首位。正是由于典当业在商会中占有重要的席位，又与普通百姓的生活休戚相关，一旦时局不靖，典当业也格外受到关照。
典当业在战乱时往往成为抢劫的重点对象，清末以来多次的战乱及工人、学生运动使包括典当在内的商业行为时受冲击。武昌起义后，苏州金融市场出现波动，一些商号不愿收受前清政府所发行的官票，典当业也出现拒收钞票情形，为此，苏州商务总会特致函典当公所，对此事深表关切：“闻有各典当停止当货，深恐摇惑人心，嘱即劝谕，勿得自形纷扰。并准长洲县张邑尊面称：亲见长春巷协茂典下午二时即已闭门。刻接警务公所电话云：典当不肯收受裕宁票，以致裕宁受挤”。典当公所接到此函后，立即开会讨论此事，并决议“钞票一律收用”，并且要求每日下午五点钟闭门停业，不许出现提前停业之事。同时，苏州商务总会还致函何德刚，议定收用裕宁官票及资金不足之办法： “藩款归钱业领取，维持典当。各典裕宁票一律收用。付庄、作价、收帐，不准当月取现。如有多家往来，应匀分多家。当本以五两为度，每天早八点钟启，晚五点闭。各典向往来庄家取现洋，每天不得过二百元。如有多家往来，应以二百元匀分多家取支。”二天后的10月19日，钱业与典业联合出台维持市面方案， “典当有存银在庄者，钱业本认接济，惟须量力而行，如往来原有欠款者，暂时通融外，今两方议决：自本月29日起，各顾交情，自行酌商接济五天，以维市面”。11月8日，苏州
商会再次传达都督府的谕令，要求“典当钱庄照常开市，切勿停滞，以维市面。所有裕宁、裕苏钞票并仍一律收用，勿得拒阻”。常熟县典当也同样因“现款支绌，致柜上质物均以五两为限制”。但这种限制质额的措施是为了保证让更多的人能从典当获得急需的资金，对于贫穷的农民及城市平民是有利的。
辛亥革命时期，苏州一些典当遭受上兵抢劫和强当，典当业通过苏商总会向地方督军要求请兵保护，“窃维典当之设，本以接济贫民，际此军务初平，端赖各典照常开市，藉以安定人心。近来各乡镇抢劫典铺之案层见叠出，而城厢内外各处此等恃强硬当之事，亦时有所闻，凡在典业，莫不寒心。所有城厢内外各典拟恳请都督府恩准每典派军十二名，常川驻守弹压，以资保卫，而免骚扰”。在苏州商务总会的联络下，督军同意给苏州每家典当派二名士兵进行保护，使典当业免于进一步的劫难。
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各地兴起声势浩大的罢工、罢市高潮，典当业因对平民金融周转的不可或缺再次网开一面，官方及各地商会也纷纷促使典当继续营业，以维护社会的稳定。1919年6月8日上午，苏州城“间门观前街一带典当铺户一律罢市，至午后城内大小各街巷店铺均与学界一致进行”，当天上午，苏州总商会召集各业商人开紧急会议，通过三项决议，其中第三项便是“典当关系贫民生计，罢市后仍照常当赎”，决议认为，“典当为贫民周转之处，平时果一日难停，何况刻下商民罢市之时，或牵及于工界生息问题。工界不罢而罢，典当不停，尚能暂为周转，若然停当，危险甚矣，须速请当业代表完全负责。万一经济不敷，或限制若干元为度，惟不能止当．并请钱业领袖，晓以利害，务使典当用款，必须照给，乃无形消患之良法也”。第二天，苏州各业仍一律罢市，肉铺亦停业， “惟蔬菜以及粮食油酒食物等店经总商会通告仍各照常贸易，钱业银行典当亦均流通”，因而“地方秩序雏形镇静”。
罢市风潮也遍及杭州，6月9日，“不一日间，罢市风潮遍于城厢内外，各大商号门上均大书良心救国及切弗暴动等字样，十日除银行钱庄首饰及广货业均门户扁闭停止营业，其余各店铺亦多停闭，惟柴米等各食用必须之店铺虽排门未下，仍照常营业，然亦有上午开门面下午停业者。至各当典因典业公所会议决于早晨七时至十二时仍行质典，惟以银根紧急，各银行钱庄调动为艰，来质者均不得过二元，门首则有兵警四名以资保卫，午后仍停业”。松江“自六日起罢市，典当因有关贫苦社会，故仍开当，至三时闭门”。尽 管质额及营业时间受限，但当局仍尽力保护典当营业。
时局危急时，典当业往往能受到社会的关注和保护，同样，当典当本身出现危急时，也可能对地方社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有时甚至可能引起社会波动，1928年武进县永隆典失火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1928年5月28日下午二时许，武进县城西之永隆典当突然发生火灾。时隔三日，5月31日该典第三包楼东首隔弄又发生火警。经发觉后，竭力扑救，火才熄灭。然而最让人不可思议的是，第二次火灾的三天后的6月3日晚五时左右，该典又发大火，将包房首饰房等尽付一炬，共烧毁房屋36间。事后当户不约而来者达数百人，拥挤在该典门外， “声音嘈杂，惊骇万状……情形至为悲惨”。幸亏当时典门外有不少巡逻队等维持秩序，尚未发生冲突。当晚十时许，西郊士绅以如此情形，实与地方治安攸关，乃约集当户代表在游艺场开会集议当经议决，一面请县政府调查起火原因，一面请严办该典执事玩忽之人。该典失慎后，朱县长已会同公安局方局长，于前日亲往复勘，并派警务队警士多人到场弹压。
6月5日，县党部对该起火事件提出几点可疑之处，要求县府查办。同日，县政府函致典当公会，要求召集该典股东，会商善后办法，以安人心。5日下午，武进县第二区党部召集各质户及怀北怀南二乡行政人员等500余人开会讨论。但该会决议仅要求各质户静侯解决，对于各质户当票限五日内持票到部登记，或由就近村长收集汇交登记。
6月6日，县政府将永隆典失火事件呈报江苏省政府。6月7日，曾存款于该典的存户组织联会，推举全权代表数人，与本地各公团及各机关，组织“清查永隆当铺被焚委员会”。自组织联合会设立事务所以来，存户前往登记者，络绎不绝。甚至有不少乡间质户，不明性质，亦纷纷持当票前往要求登记。同日，商会进入被焚典当检查账据。
6月8日是县政府承诺提出赔偿方案的期限，但是该日政府仍陷于案情中，并未提出具体的赔偿方案。下午1时多，由于赔偿问题未获解决，怀南、怀北等乡当户约一二千人结队到县政府请愿，请愿的人中有执香的、也有拿白布大旗的。他们直人县府，质问县府曾允诺二十一日(农历)有赔偿办法，何以至今尚无答复?一时人声嘈杂，秩序纷然。当时，常州驻军闻讯恐滋生事端，遂派三师二团二营第四连到县府维持秩序。虽然县长答应自有办法，要求各当户继续等候消息，但至下午6时多，县府仍人山人海，聚集未散。至8时许，县府安排请愿者吃晚饭，饭后人群仍聚而不散，人头簇拥，人声鼎沸。县前各店铺，纷纷关门，一时交通断绝。军队迫不得已，朝天开枪，不能制止，继乃向地射击。导致有民众五人腿部受了枪伤，且有一老妇触电身亡，最终酿成一起重大的流血事件。
永隆典失火事件不仅导致一场质户与官府问的流血事件，也对当地典业营业造成破坏。由于乡间典当曾遭兵匪抢劫，吕城阜兴典及夏溪恒济典均将首饰存于该典，尤其是阜兴典，历年所当首饰，均寄存该典第二进大厅问壁内。此次失慎，所有该典寄存首饰，虽未遭波及，但因为当户严密关注该典当货的处理，因而难以提出，致使自身的取赎出现问题。而恒济典首饰有相当部分遭焚毁，直到6月底永隆典剩余当货处理时才得以去认领。
结语
江南典当业在农民及城市平民的日常生产与生活中继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典当业提供的放款不但维持了平民生活消费，不少农民还利用典当业借款进行生产活动，因此典当业并不像常人所认为的是纯粹的消费机关，都市一些小贩也利用质当来的资金进行小本经营，直到解放后仍然如此。典当业除金融方面的功能外，也参与社会的慈善事业，为慈善事业提供捐款及为公款置典生息。由于典当业与地方平民和各种慈善组织、公营团体间的密切联系，典当业也对社会的治安与稳定关系莫大，典当业的作用已经超越了纯粹的经济范畴，成为涉及社会稳定及和谐的一个影响因素。
套子钱的特点是由多枚钱质与形制相同的钱组成为一套，它们相互之间有着比较稳定的递进兑换币值的关系。面文有的标明不同价值，有的则完全相同，只有相互比较才能分出大小。这类钱币是钱币系列化的标志。王莽称帝的第二年(10年)推行“宝货制”，共有五物六名二十八品。五物指金、银、铜、龟、贝五等币材，六名二十八品指泉货六品、贝货五品、布货品、宝货四品、银货二品，以及黄金，名目等级繁杂，造成币制混乱。其中铸用过的币值以十递进的“六泉”(大泉五十、壮泉四十、中泉三十、幼泉二十、幺泉一十、小泉直一)和以百递进的“十布”(大布黄千、次布九百、弟布八百、壮布七百、中布六百、差布五百、序布四百、幼布三百、幺布二百、小布一百)是最早的进位制系列钱币。要集齐这套币不容易，尤其是其中的壮泉四十和中泉三十较为稀缺。
农民起义政权所铸造的品种最多、最特殊的货币――太平天国钱
我国历史上有过大小数百次的农民起义。为了巩固起义军的政权和适应发展经济的需要，很多农民起义军都铸造过自己的货币。其中最特别的一种当属太平天国钱。1851年洪秀全在广西金田发动农民起义，两年后定都天京(今南京市)，建立太平天国，正式发行货币。太平天国钱币有金银币和方孔铜钱，品级有小平、当五、当十、当五上、当百共五等，有图录列举过二三百品太平天国钱币，可见在历代农民起义军钱币中，太平天国钱币的品种是最多的。其钱币钱文中的“国”字，从口从王。既不是当时繁体之字“圆”，亦非现代简化字“国”，以简单的推想，意为“王者之国”也。另有人认为这是太平天国的宗教信念之故，证据是洪秀全自称受上帝之封的“太平天王”，故铸钱时亦当在“圆天方地”之上为“王”也。从钱文讲它是最特别的钱币。
最早的通宝钱制钱币――唐开元通宝
唐高祖武德四年(621年)，李渊改革币制，废除轻重不一的历代古钱，统―铸造开元通宝钱。从此，中国钱币称通宝、元宝或重宝，不再以重量为名称，钱文亦由篆书改以隶书为主，这是我国方孔钱铸造史L的又一丰碑。“开元”乃取“开辟新纪元”之意，并非年号。唐朝最初的年号钱是唐高宗乾封元年(666年)铸造的乾封泉宝，使用仅一年。“通宝”意为通行之宝货也。该钱外圆内方，直径24毫米，穿边6毫米，钱面背皆有内外廓，由唐初著名书法家欧阳询书写的“开元通宝”四字分列钱面穿孔上下右左。按背有无月纹、“元”字起笔挑向等特征可分若干版别。该钱一反秦汉旧制，钱文不书重量，法定每10文(枚)重1两(十六两制)，160文重1斤，1／10两称作1钱。“钱”字白此由货币名称借为重量单位名称，此后，我国衡制不再以铢、t计算(24铢合1两，10条合1铢)而改用两、钱、分、厘的十进制法，其中的“钱”即开元通宝钱1文的重量。这种每文重1钱的定例一直延续到清末民初方孔铜钱时代的结束。开元通宝为五铢钱之后传世最久的钱币，也是我国通宝钱制之始。通宝钱从此占有中国货币的主要地位，流通了1300多年。
最早的借字钱――北魏永安五铢
北魏孝庄帝继位之初，钱益薄小，有鸡眼、环凿等名目。有的钱薄似榆荚，上贯即破，入水不沉。永安二年(529年)，朝廷改铸永安五铢钱，用以整顿滥恶的币制。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之后，仍在沿用永安五铢钱。其篆文流畅雄洒，“五”字直笔。此钱存世尚多；版别复杂，当时即有雍州“青赤”、梁州“生厚”“紧钱“吉钱”“天柱”“赤牵”等名目，质地特征各不相同。最为少见的是吉钱，这是中国最早的借字钱，其背穿上一“土”字，与方穿口形相连而成“吉”字(正规写法应是土口相连)，直径24.5毫米，穿边7.6毫米，重3.4克。
最早出现的国号加年号钱――夏国大夏真兴
大夏真兴是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在建立夏国(国都统万，令陕西靖边臼城子)之后，干公元419年占领长安改元“真兴”年号以后所铸。真兴纪年(419～424年)时间短，实物甚为罕见，传世仪二三枚。清陈希曾初获此钱于廿肃，后以赠顾沅。刘喜海、李佐。贤皆疑之。近时罗振玉始断为十六国夏物。此钱径23毫米，穿孔重郭，穿边8～9毫米，重约2_8克。该钱铸造十分精美，轮廓整齐，肉体广大，文字俊秀，钱文旋读，隶书体，“大”字作“太”。李佐贤《古泉汇・贞二)、近时方若《药雨古化杂咏》，标题皆作“大夏”，其拓本则是“太夏”。方若后著《言钱别录》始题作“太夏”。大夏为国名，真必为年号，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国号、年号并铸在一起的方孔圆钱。
民间最流行的厌胜钱――生肖钱
在经历了前一段的一些事情后,您开始写围棋书了,是教文馆出版的《定式方法》上下册吧?
赌自行车
是啊,当时社会形势正一点点地稳定下来,这本书也比较好卖,一册书的定价是一百元,共印了一万部,我把稿费的二十万元作为头期付款在东京阿佐谷地区买了一块大约有百坪大小的土地,盖了一座房子,当时每坪的价格我记得是一千八百五十元。
那还是个凭写书就可以盖起房子的时代啊!
当时也在银行申请了贷款,但如果换到现在,写多少书也是盖不起房子的。
作为藤泽家的收入的主要来源和顶立门户者,我想早些盖一座自己的房子安家,哪怕是早一刻也好,因为我母亲她们从疏散时起就过着不稳定的生活,所以,当房子盖成的时候我想到非常高兴。
我是在昭和二十五年(1950年)结婚成家的。结婚仪式?就是在我的新居所把亲戚朋友们召集来,开了一个很小规模的婚宴。于是,我们家就有了包括我、我妻子、我母亲及弟弟妹妹在内的五个人。
有了属于自己的居所,还娶了妻室,这一下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于是总惦记着出去干点什么。于是我迷上了赌自行车,当时我还是有一些积蓄的。在近四十年前,比赛的地点是在花月园。我取出了我的积蓄二百五十万元,飞奔而去,在第九轮比赛开始前,我的那些钱已剩下了二十万元,如果我一下子押对了宝,那么我就可以让二十万元变成七十万元,如果我再在十轮比赛中全部押对宝,那我的收入将有四百万以上,啊,我得积蓄多少年才有这么多的钱啊。
但是,最后的结果却是我输得分文皆无,那时的一段时间里我家里也是一文不名,没有办法,只好到日本棋院去借钱,如果借到钱就拿回家也就好了,但可气的是,脚不知怎么就往赛车场挪,我把钱分成两份,这份钱拿回家去做生活费,绝对不能用来下注,另一份钱用来下注,如果能赢的话我就再好不过了。结果呢,从立川赛车场回家时,我还是变得口袋空空。
在赛车场里,有一些不太好的朋友,他们是些放高利贷的人,如果他们看到哪个人把钱输光了,就会向那个人建议:“先生,我借给你些钱吧。”语气充满劝诱,当时向他们借钱的利息是非常之高的。尽管我也知道这么做是非常危险的,但是一想到可能用借来的钱捞回些损失,终于还是向他们借了钱,结果可想而知,我借的钱象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多。
前田君(前田陈尔九段)曾经编了一首十分有趣的顺口溜来说这件事情。“石毛、盐入没有钱,藤泽更是不得了”,大意如此。我母亲也经常说“你是个竹篮子”,意思是说我把钱都糟踏了。我的妻子对此也感到非常不理解。因为我始终没有对她言明实情,大约在二十年前,我们决定卖掉阿佐谷的房子的时候,她也只是以简单的话语同意了,“好吧,就这么办吧”。
没有“异常感觉”
关于赌自行车这件事就谈到这里吧,在昭和二十五、六年时您被誉为“战后三羽鸟”之一,所谓三羽鸟指的是藤泽秀行、原武雄、山部俊郎三个人,你们三个人之间的临时棋战也多了起来。有棋谱记载的“三羽鸟联赛”大家各执白和执黑,各下两局。藤泽先生在比赛中三胜一负,取得了三人比赛的冠军,是吧!
是不是在这个阶段发生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了,但是我记得与山部君下的一盘棋,本来规定是在两天内下完的,结果在第一天的中午之前比赛就结束了,这一结局使周围的观战者都吃惊不已。说实话,以这种速度下棋,即使是花了精力的,也不太可能很好地计算得失。之所以这盘棋会以令人吃惊的速度结束是因为白102是败着,如果选择103的话,形势比较复杂了,黑棋从黑103开始发动了猛烈攻击,一举决定了最后的胜局。
提起“战后派三羽鸟”这个名称是朝日新闻报社的观战记者宇崎玄玄子命名的,当时我的表现留给宇崎玄玄子的感觉非常好,是“异常的感觉”对此我有些不满,难道我有什么异常的地方吗?我认为再没有像我这么感觉正常的人了,一个不懂棋的家伙胡说些什么?我不很愉快。
这句话是为了强调先生独特的感觉,所以,才用上了“异常”这个词的,是吧?在昭和二十年代,是吴清源先生一枝独秀的年代,您觉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