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5 21:28:30
对古老文化的挖掘
1、书简累积的形体意向
建筑是用形式语言来解读生活的艺术。在建筑创作中，设计概念往往来源于对某些生活因素本体意义的反思。对图书馆而言，“书”是其中最具核心意义的概念之一。因此，对于书的本体意义的反思成为我们寻找灵感的起点。书籍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图书馆则应该是这种文化载体的汇集之地。因此，累积的书卷便可以被看作是对于图书馆本体意向的一种直观阐释。而晋城独特而古老的人文背景最终促使我们将中国古代的书简形象确定为形体设计的核心概念。我们用现代建筑材料抽象出一个4m×4m×16m的基本书简单元。整个建筑形象就由若干个这样类似书简的基本单元组合而成，并通过单元不断变化的组合方式获得丰富的建筑立面。每个单元的细部设计均采用玻璃幕墙外挂木质遮阳百叶，使其在形象上传达出图书馆特有的文化气息，表现了晋城古老文明的积淀；在功能上使光线可以根据不同的需要进行调节，从而使图书馆的环境得以最大限度的优化。整个建筑群远观如同一堆堆古代书简散落于树林，近看，又如置身于一个木质百叶编织出的光影梦幻。
2、充满魅力的意境空间
现代图书馆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超越了传统“藏、借、阅”的物质功能而转向更加综合的文化交往功能。因此，为市民提供一个亲和的环境，创造一个愉悦的场所便成为我们整体环境设计的目标。为了塑造一个情趣盎然的文化广场，进一步营造书简累积的氛围，我们将建筑化整为零，使其在尺度上与人和环境更为亲近。整个建筑被分解为主馆、会议展示中心以及两组服务性小品。这样一方面从功能上使不同用途的空间动静分开各得其所，另一方面各部分建筑又反过来限定出一个层次丰富的室外空间，使人在其中“可行、可驻、可游、可赏”体验一种类似中国古典园林的意味。由于晋城是围棋的故乡，因此我们在建筑之间设计了一处下沉式围棋广场，使散落其间的黑白棋子与成堆的书简相映成趣。人置身此处可以忘却城市嘈杂，品味书香棋妙，进而去怀思古之幽情。同时，下沉广场的设立又成为室外空间的核心，将分散的建筑物组织成一个有机的整体，使建筑与景观的穿插更为连续自然。白天，人们可以在成堆的书简与浓郁的林荫中散步，入夜，又能在夜色阑珊的光影中流连。景观与建筑在这里共同营造出一个充满魅力的意境空间。
对现代环境空间的探讨
1、因地制宜的环境对策
图书馆的基地位于晋城市中心地带的泽州路与红星街交叉口，外部环境相对嘈杂。为了缓解闹市区对图书馆安静气氛的影响，将建筑物尽量退离繁忙的交通路口，并在基地临道路的转角处种植一片树林。用树林将喧闹隔于世外，留一片雅致清新在场地中间。图书馆于是得以闹中取静，而城市也获得了更多可以喘息的空间。
为了从心理上进一步减少交通路口对基地环境的冲击，将树林的排列方向与城市道路成45°转角，从而在视觉上构成城市肌理的局部异质化效果，在心理上形成缓冲，也使基地整体环境的个性在城市中得以确立。
对基地地貌特征的尊重和利用、因地制宜的环境对策也是设计的特征之一。原有建筑基地沿城市道路有一座3m的高台。我们在景观设计中将高差巧妙地化解为台阶与坡地，使之融入在花园的绿树红花之间。人在其中随着自然的地形起伏便可以轻松地融入环境。原有不利的地形被转换为创造景观层次的一个亮点。
2、自然灵活的空间特色
现代社会功能的复杂和用途的多变，要求图书馆提供更加灵活的空间。本方案在遵循现代图书馆统一柱网、统一层高，统一荷载及大空间设计标准的基础上，尽可能创造灵活、复合的空间以适应随时变化的功能要求。
关键词： 基础知识点 考点 热点 易混点 关键点
在初三政治科复习教学过程中，复习方法是否得法，关系到复习效率的高低和中考的成败，因此复习技巧和方法很重要。笔者在从事多年初三毕业班政治科教学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复习方法，认为中考政治科复习需抓好“五个点”。
一、狠抓“基础知识点”
近年来，中考政治科试题的特点之一是覆盖面广，试题的难度属稍易（约为0.6左右），没有偏题怪题，中考试题始终坚持“题在书外，理在书中”的命题原则。从近几年中考看，一份中考政治科试卷共有28道题，其中单项选择题20小题，多项选择题5小题，简答题2小题，论述题1道题。题量虽不多，但所考查的知识面很广，覆盖的知识点很多，很注重考查基础知识，基础知识占的比例很大，因此，我们要狠抓基础知识点。例如，2010年广东省湛江市中考政治科试卷中第1至第4小题属时事题，分别考了“中国海鲜美食之都”、“武广铁路”、“玉树地震”、“气候变化大会”四个识记点的时事，第5至第12小题、第14至第18小题和第20小题其答案都非常简单，这些问题的答案在课文都可以直接找到，并没有拐弯抹角的地方。在这20小题中除了第13和第19小题属重组型单项选择题外，其他都是很基础很直接的单项选择题，如此简单的单项选择题分值很大，由此可见一斑。
二、牢抓“考点”
初中政治科从初一到初三共五册书，初一上下册、初二上下册、初三全一册，这五册书中牵涉的知识面非常广，但政治科的中考并不是全部五册书所有的内容，只是五册书中一些非常重要而又基础的知识而已。近年来，中考政治科复习涉及的考点接近100个，因此，只有属于考点的内容命题者才会出题，不属于考点的内容不会考。在复习时要区别对待，要按照考点的不同要求有针对性地复习，一般来说，对考点的要求分为“识记”、“理解”和“运用”三个不同层次。那么对这三个不同层次的考点应怎样把握呢？
第一，要求“识记”的考点虽不多，但要认真掌握，这类知识在一份中考试卷中常常会出现为选择题甚至简答题。当然，考点中要求“识记”并不意味着死记硬背，而应是在记忆的基础上理解，在理解的过程中加深记忆，把每个观点、概念、原理记忆准确和理解透彻才能在中考中取得好成绩。第二，对于要求“理解”的考点，我们要在识记的基础上加深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加深记忆，把这一类考点内容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理解清楚，并找出各个知识点之间的联系，并且举出日常生活中的例子加以说明，这样做才能全面准确地掌握该知识并达到“理解”的要求，才能在考试中不失分。该类考点出题时比较灵活，既可以是选择题（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或不定项选择题），又可以是简答题或论述题，或者每种题型都有一定的题目，但只要我们牢固地全面地掌握了该知识，那么无论命题者怎样出题我们都能够应对自如。第三，要求“运用”的考点不多，从近年来看约不到二十个“运用”考点，但这些考点往往出题最灵活，既可以出选择题，又可以出简答题，更可以出论述题。从近几年中考试卷看，有关这类考点往往都有一定的题目和分量。而且这类考点所出的题可深可浅，非常灵活，因此，对这类考点我们要全力以赴，准确记忆，加深理解，全面掌握，并做到善于归纳和学会运用，还要多做相关训练题，并联系日常生活的事例和国际、国内或本地区的重大时事理解和运用，才能在考试时得高分。
对以上三类不同要求的考点我们要在复习时用力得当，全面准确地把握，才能在有限的复习时间内收到最好效果。
三、紧抓“热点”
政治科是与社会热点问题联系最密切的科目，所以中考复习要紧抓热点。所谓热点是指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和与热点密切相连的考点，一般来说，它包含了国内外和本地区所发生的大事。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往往是中考命题者在出题时必定考虑的问题，无论何种题型，往往都渗透社会上的一些热点问题。因此，我们在复习时要多关心国内外的大事，不能“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否则在中考中是很吃亏的。我们要紧紧抓住社会上（包括国际、国内、本地区）最近一年来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把这些大事与考点中相关的考点联系起来，并深入剖析，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才能在复习中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发挥学生的复习积极性和创造性，让学生在中考中稳操胜券。
四、乐抓“易混点”
易混点是学生在政治科复习过程中最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学生在复习过程中往往会把一些概念、观点、原理混淆，知识一旦混淆，复习效果就差，命题者往往会在学生最容易混淆的知识上出题，因此复习时要乐抓“易混点”。对容易混淆的知识一定要学生记准、理解透彻和区别清楚，以免学生在考试时失分。常见的易混点有：“人民”与“公民”的概念如果教师不注意点明，学生就容易混淆，考试时就很容易失分；如法律、道德、纪律三者的概念和原理学生容易混淆。共同理想和最高理想；依法治国和依宪治国；国有经济和国民经济；个体经济与私营经济；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中的劳动要素分配；民族区域自治与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荣誉权与名誉权，等等，这些易混点都需要我们在复习时多留一个心眼，善于并乐于抓住这些易混点帮助学生剖析、区别，这样才能在复习时提高效率，使学生牢固掌握，在中考中才不会出错。
五、善抓“关键点”
所谓“关键点”是指在众多的考点中比较关键的考点和关键的社会问题，一般来说关键的社会问题和关键的考点是紧密相连的。谁能在复习时善抓“关键点”，谁就能在有效时间内帮助学生提高复习效率，帮助学生从茫茫的知识海洋中把握住方向，把众多问题浓缩，收到事半功倍的复习效果。说过：我们在抓问题时不能够“眉毛胡子一齐抓”，要抓关键。中考政治科的复习也一样。那么，怎样才能善于抓住“关键点”呢？这要靠平常对知识的不断积累，还要多做题多关心社会大事才能把握得准。
关键词：编辑；古籍整理；统一；规范
中图分类号：G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4）06-0125-02
编辑古籍整理类图书是非常不容易的，它是对编辑的知识水平、责任意识、敬业精神的考验。大型的古籍整理图书的编辑出版就更是如此。这里所指的大型古籍整理图书指丛书，或者是针对某一专题的古籍汇编。这类图书动辄包含几十种甚至上百种古籍，内容繁杂，涉及面广，文体复杂，引文众多，而且大多成于众人之手，整理者的知识水平、工作态度、工作方法都不尽相同，要保证它的体例统一规范、编校精良，实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作为图书出版流程中书稿质量的主要把关者，编辑对保障大型古籍整理图书的质量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概括起来，就是“统一、规范”四字，现就笔者工作所及，略加论述。
一、统一体例
大型古籍整理项目一般在编纂之初就会制定一个编例，说明图书的内容和编纂体例，作为图书编纂的依据和标准。编例是贯穿于全书的写作规范，用以保证全书体例统一。大型古籍整理类图书，因整理者众，难免会有些不够统一的地方，这就需要编辑在审稿过程中，以专业的眼光吃透编例，并以出版的要求对之进行统一、规范。一套书的校勘方法是否统一，所整理古籍选择版本的标准是否统一，对版本的著录是否要素齐全、语言简明，对版本流传的描述是否准确，对古籍作者的介绍是否准确、介绍的角度是否相对一致，对古籍价值的评价是否客观、中肯，每部古籍的目录、序言、跋语等辅文是否完整，目录与正文是否一致，引文与原文是否一致等等，这些看似细微的地方，都需要编辑精心审读、把关。
大型的古籍整理图书一般在所收的每部书前都有“说明”，介绍本书的作者、作品内容、作品价值以及版本流传等。这里，编辑应重点把握其对作者的介绍是否准确，因为不少古籍作者的姓名、字号、生卒年等有不同说法，要注意采用最权威、最通行的说法；对版本流传的介绍比较专业，编辑应多查资料，尽量保证版本的著录要素如版本形态、刊刻时间、刊刻地点、刊刻者、馆藏地等信息的完整准确。值得一提的是，按要求，当代撰述中提及年号纪年时，后面要括注公元纪年，编辑一定要细心核查公元纪年是否准确，笔者经常见到年号纪年与公元纪年不一致的情况。
笔者曾参与过一个大型古籍整理类项目，其整理的原则是“尽量保持底本原貌”，但笔者在工作中发现书稿在体例上主要存在三个问题：一是校勘方法上，死校、活校混用。如：
1.太宜人贤闻一邑，此其谦己诲人之词，不自居于鲁寡陶婴梁寡高行，而现身为中人说法，益足征太宜人之盛德，宜其贤母子冠冕婺川也。（周明泰 《续剧说》）2.且悔且忆，而割然一声，忽复张眼，则身实卧卖酒家，并非西轩也。（周明泰 《续剧说》）例1“陶婴”后，整理者出校：“原本为婴陶，据《列女传》改。”例2“割”字下，整理者出校：“当为‘’。”例1改动原文，为活校法；例2未改动原文，乃死校法。一书之中两种校勘方法并用，体例不一，亦违反了“尽量保持底本原貌”的整理原则。当将例1中的原文恢复为“鲁寡婴陶”，同时出校：“婴陶：当为‘陶婴’” 。二是在用字上，将很多异体字改成了正体字。如将“”改为“褓”，“”改成了“耻”， （需造字）改成了“”等等。异体字是非常复杂的，这样做不仅改动了古籍原貌，而且很容易误改，如上例中 ，字书解释为“息俊切，筑也”，并非“”字。三是，未严格按照底本进行整理。笔者所见稿件，有一部是整理、摘录国家图书馆所藏升平署档案中关于昆曲的资料，但整理者不是严格按照档案内容进行摘录，而是在不少地方用概括性文字介绍原书内容，甚至参照他书对档案进行了补充，这样改变底本原貌就与整理体例相悖。
上述这些问题是由整理者未领会编例精神造成的，编辑需要提出并请整理者修改。
二、统一版式
大型古籍整理类图书因为工程浩大，内容庞杂，其版式也就比较复杂。它涉及各部图书的层级关系、各部图书的辅文版式、各章节版式、注文版式、作者署名和落款版式、校记和眉批版式等。编辑要弄清整套书各部分之间的层级关系，同一级别的标题的字体、字号、占行等应统一；辅文的字体字号、是否接排、是否另页等应全套书统一；校记和眉批的位置、字体、大小应统一。笔者曾参与一个大型古籍整理项目，该项目包含多种古籍文献，采用繁体竖排出版。其每册图书中可能包含一种或几种文献，每种文献是各自独立的，叙述方式各不相同，理论类、记叙类、目录类并存；每种文献的内部结构、行文方式也不相同，目录、序跋或有或无，册、卷、篇、条结构井然者有之，从头至尾不分卷册、无句读、无分段者亦有之；版本形态不一，刻本、抄本俱有。这些特点决定了该书的版式特别复杂。遇到此种情况，编辑除了要注意前面所说的问题之外，还要注意三点。一是没有目录的，要尽量辑出目录。很多古籍没有目录，古籍整理者也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致使读者查找起来很不方便，编辑要尽量依据原书辑出目录。二是要注意引文的版式。这套图书的内容很复杂，引文的形式也很多样，有的是大段征引古代诗词曲，正文是有关评价；有的是在叙述中大段引用轶闻掌故、野史传说；有的是清单式的，逐条罗列作者及其作品，或者是列出作品，后加以文字说明。要根据引文的不同类型，制定相应的版式规范，并在全书中一以贯之。三是要统一注文的版式。注文可分为整理者注和作者自注，前者即所谓校记，这里主要谈谈后者。古人作文，为使读者更深刻更准确地理解正文而又不影响行文的流畅，往往采用夹注的形式来标明读音、训诂文字、辨别语词、分析章句、考证名物、推求义理、校勘异文、注明出处等等，甚至连资料性的附录也都杂于注文之中。古籍是竖排，夹注一般以小字或者双行排列以与正文相区别。新印古籍，夹注应置于夹注号（如括号）中，以便于读者阅读。
三、规范用字
用字不规范是古籍整理中很常见的问题。其原因有三：一是，汉字历史悠久，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发展中，经历了甲骨文、金文、篆书、隶书、楷书、草书、行书等不同书体形式，各个时代、各种书体都有不同的书写特点，而且古籍的刻录、传抄者也可能具有不同的个人书写特征；二是，古籍中大量存在异体字、通假字，且繁体字和简体字并不是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三是，古籍往往采用改字、缺笔等方法进行避讳，避讳的现象很普遍、很复杂，很容易造成误读。再加上现在的整理者基本都是在简体字环境中长大的，对繁体字缺乏敏感，这些都使古籍整理中存在大量不规范用字。
编辑要在审稿中把握书稿中是否存在简繁体混用、误用异体字、繁体字使用错误等问题，为此，编辑要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出版物汉字使用管理规定》，并且要依据统一的标准、利用字表对所整理古籍的用字进行规范。若使用繁体出版，要特别注意电脑输入问题。简体字和繁体字除一对一的关系外，还有很多是一对多的关系， 如，简体的“云”对应繁体的“彩”和“云（动词）”“云（助词）暮矣”两个不同的字形；简体“筑”对应“建筑”的“”、乐器“筑”两个不同字形。若整理者是依据底本一一录入电脑，出错的可能性不大，但若是使用简体字录入，之后用电脑软件将之一键转繁，则会错误百出，因为电脑软件不能自动识别一对多的简繁对应关系。笔者曾遇到几部书稿，就是简体录入后电脑转繁，而且转繁后整理者并未认真核对，造成书稿中出现大量错误，如作为副词意义的“”错成“才”，一出戏的“”错为“出”，甚至词牌“卜算子”错成了“算元”，真是让人哭笑不得。除此之外，当代的人名，若对应的繁体字有异体字，应取其正体，如“刘艳”，繁体为“”而非“”；若人名用字为简繁同体，则保持不变，如刘异龙的“异”字，查字典可知，繁体亦有此字，则转繁后当为“异”而非“”。
四、规范标点
给古籍加上新式标点是古籍整理的基本任务。这项工作并不轻松，它牵涉到古代训诂、音韵、语法、修辞、校勘以及古代的文化、制度等方方面面，稍不留心就可能出错。编辑要熟练掌握标点符号使用规范，要对原文字斟句酌，读通弄懂，只有弄明白意思才能正确标点。在标点时，要联系原文的上下文语境、原文的文体特点和结构特征来综合考虑，遇到读起来感觉不顺畅或者别扭的地方，千万不要轻易放过，这些地方往往隐藏着错误。下面举几个笔者在工作中遇到的标点错误的例子：1.王敬夫将填词，以厚赀募国工，杜门学按琵琶三弦。习诸曲，尽其技，而后出之德涵，于歌弹尤妙。每敬夫曲成，德涵为奏之，即老乐师毋不击节叹赏也。（明 王世贞《州山人四部稿》）2.元人院本《狮吼记》，演陈故事。内有《变羊》一出，乃本妒记。京邑士人妇大妒异常，以长绳系夫脚。夫密与巫妪计，以绳系羊，妇自咎悔，誓还复本形云云。与院本关目略同，见《艺文类聚》三十五人部引。（任二北《曲海扬波》）例1中，“习诸曲，尽其技，而后出之德涵，于歌弹尤妙”费解，仔细分析，原来是断句错误，当断为“习诸曲，尽其技而后出之。德涵于歌弹尤妙”；例2，“妒记”乃南朝宋虞通之所作书名，当加书名号。避免这些错误，要靠编辑的知识积累、文言语感，更要靠编辑严谨认真、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
再如句末标点。大型古籍由多人协调配合完成，很容易出现混乱。如：1.岂可以院本等类，与当时盛行之传奇同日而语哉？2.近于词则词，近于曲则曲，岂有异理哉。3.虽然，彼固有樊笼在，有缰锁在，则岂奈之何哉！以上3个例子均出自《曲海扬波》，都有“岂”字，句末都是“哉”字，显然都是反问句，但句末有的用句号，有的用问号，有的用感叹号，不够统一。标点版的古籍主要是给初学者看的，如果体例不统一，忽而这样，忽而那样，就不能充分发挥标点的作用，也让读者无所适从，编辑需要格外留心。
整理古籍很不容易，编辑大型的古籍整理图书更是繁杂、辛苦。编辑要具有实事求是、尽职尽责的工作态度；要不断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学养、见识，只有这样，才能尽可能地保证古籍编校精当，经得起检验。“苦恨年年压金线，为他人做嫁衣裳”，编辑工作是默默无闻的，但同时责任也是重大的。肩负传承文明、传播文化的重担，我们编辑怎么可以粗枝大叶、敷衍了事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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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帛发现层出不穷
据文献记载，我国简帛的发现、整理和研究，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西汉景帝（前156—141年）末年的孔子故宅壁中经，但采用近代考古的科学方法进行有目的有计划地发掘、整理和研究，则开端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迄今将近一个世纪。一个世纪以来，中国简帛的发现可谓层出不穷，共出现了两次大发现的高潮：一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前，二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后。出土简帛的年代涵盖战国、秦、汉、三国及魏晋。
战国简包括五里牌楚简37枚、仰天湖楚简43枚、杨家湾楚简72枚、长台关楚简229枚、望山楚简22枚、藤店楚简24枚、天星观楚简70枚、九店楚简344枚、随县楚简240多枚、临澧楚简数十枚、包山楚简448枚、秦家咀楚简41枚、石板村楚简4371片、郭店楚简804枚、新蔡楚简1300余枚等。
秦简包括云梦秦简1155枚（另有80枚残片）、天水秦简460枚、龙岗秦简283枚、木牍1方、杨家山秦简75枚、关沮秦汉简500枚、王家台秦简800余枚、周家台秦简389枚、木牍1枚、青川秦牍1枚等。
汉简包括敦煌汉简708枚（或云702枚、704枚）、居延汉简3500余枚、罗布淖尔汉简71枚、武威汉简600余枚、甘谷汉简23枚、银雀山汉简4974枚、武威医简78枚、木牍14方、马王堆汉简900余枚、木?49枚、定县汉简一批、凤凰山汉简428枚、木牍9方、居延新简近两万枚、罗泊湾汉简十余枚、木牍5枚、阜阳汉简一批、大通汉简400枚、张家山汉简2787枚、胥浦汉简17枚、木牍2方、清水沟汉简一册（27枚）、散简14枚、悬泉置汉简35000余枚（有字者23000余枚）、帛书10件、纸文书10件、墙壁题记1件、尹湾汉简133枚、木椟24方、虎溪山汉简1000余枚、孔家坡汉简785枚等。
三国两晋简包括尼雅、楼兰简牍400余枚、纸文书728件、吐鲁番阿斯塔那晋木简1枚、南昌永外正街晋墓出土木刺5枚、木牍1枚、南昌阳明路三国吴墓出土木刺21枚、木牍2枚、鄂城出土三国吴木刺6枚、马鞍山出土三国木刺14枚、木?3枚、武威旱滩坡出土东晋木牍5枚、高台晋墓出土木牍1枚、长沙走马楼出土三国吴简10万多枚等。
帛书包括斯坦因在敦煌汉代烽燧遗址中发现的几件帛书、长沙子弹库楚墓发现的“楚缯书”、敦煌马圈湾烽燧遗址出土的帛书1件、长沙马王堆3号墓出土的一大批帛书、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帛书10件等。
简帛的整理与研究硕果累累
随着大宗简帛的相继出土和陆续公布，引起海内外学术界的极大兴趣和高度重视。据粗略统计，近百年来，经过海峡两岸和国外学者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已发表有关简帛研究的论著数千种。这些论著大体上可分为简帛的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两个方面。所谓基础研究主要包括发掘报告、图版、释文、注释、语译、索引、字编、参考文献和论著目录等。而应用研究主要是应用新发现的简帛资料（包括简帛文字记载、实物以及器物、遗址、墓葬等），结合传世典籍研究当时的政治、法律、经济、军事、文化乃至科技、民族关系、中外关系、语言、文字、书法等各个方面。前者是前提，后者是归宿，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正如张政?先生为《简帛研究》题词所云：“辨析字形，理解文义，玑珠重联，审系篇题，终成图籍，补史之逸。”简帛的整理和研究，大体上是沿着这样的轨迹进行的。
1949年以前，主要集中于敦煌和居延汉简的整理和研究。首批敦煌汉简虽然首先由法国汉学家沙畹率先进行整理和考释，但作出最大贡献的应该首推我国学者罗振玉和王国维。二人于1914年合著的《流沙坠简》一书以及王国维后来发表的系列论文，不仅对每枚简文分类详加考释，而且应用新发现的简牍资料，撰写出许多研究汉代制度和西北史地的论文，尤其重视把敦煌汉简所记载的内容和汉代烽燧遗址的情况联系起来，力图尽可能恢复汉代烽燧组织系统的原貌。《流沙坠简》一书的精辟考释和王国维研究敦煌汉简的系列论文，不仅为当时的东西方学者所望尘莫及，而且至今仍不失为近代简帛学的奠基之作。和敦煌汉简迥然不同的是，首批居延汉简的整理和考释，一开始便是由中国学者负责的。起初参加的学者有马衡、向达、贺昌群、余逊和劳干等人，因为抗日战争爆发，整理工作中辍。后由劳干一人完成全部整理和考释，先后于1943年和1944年在南溪石印出版了《居延汉简考释·释文之部》和《居延汉简考释·考证之部》。与此同时，劳干还发表了二十多篇研究居延汉简的论文。《释文之部》在变通《流沙坠简》一书的基础上，将居延汉简分为文书、簿录、簿籍、信札、经籍、杂类等六大类。《考证之部》和研究论文则沿用王国维所创立的“二重证据法”，进一步拓宽了研究领域，在居延汉简和汉代历史研究两个方面，均作出了巨大贡献。1949年以前，重要的论著还有《汉晋西陲木简汇编》、《罗布淖尔考古记》、《新获之敦煌汉简》、朝鲜古迹研究会《乐浪彩箧冢》、贺昌群《〈流沙坠简〉补正》、《烽燧考》、陈盘《汉晋遗简偶述》、《汉晋遗简偶述续稿》和劳干《敦煌汉简校文》等。
1949年以后，特别是随着七十年代居延新简和马圈湾等敦煌汉简的相继出土，居延和敦煌汉简的整理和研究仍呈方兴未艾之势，在应用简牍来研究历史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概括地说，在下列六个方面均有重大的突破：（一）、1956—1958年《内蒙古额济纳河流域考古报告》和1957年《居延汉简·图版之部》的出版，使人们第一次得知贝格曼田野发掘工作的详情，并能见到居延汉简的全部图版。（二）、1959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编》（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首先公布了破城子、大湾、地湾、瓦因托尼、查科尔帖五地所出的1914枚汉简所属的出土地点。1980年出版的《居延汉简甲乙编》发表了首批居延汉简的全部出土地点，这对居延汉简的断简缀合、册书复原以及古文书学的研究，均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三）、早在《甲编》出版以后，就有学者曾撰文对《甲编》的释文进行补正，如陈直《〈居延汉简甲编〉释文校正》、陈邦怀《〈居延汉简甲编〉校语》、于豪亮《〈居延汉简甲编〉补释》等。当1980年《甲乙编》问世前后，又有许多学者接连不断发表有关补正释文的论著，如裘锡圭《汉简零拾》、于豪亮《居延汉简释丛》、谢桂华、李均明《〈居延汉简甲乙编〉补正举隅》等。从1979年起，为了整理新出土的居延汉简，谢桂华、李均明曾反复审读居延汉简各种版本的图版和释文，又得有机会见到尚未公开发表的居延新简的简影，于是将以往诸家释文逐一进行校订，最后编撰成《居延汉简释文合校》一书，在释文的准确性上有显著的提高。（四）、众所周知，首批发现的一万余枚居延汉简，完整的册书仅保留下来两种，即由77枚简（其中2简无字）编联成的“永元器物簿”和由3枚简编联成的“永光二年候长郑赦予宁书”仅由此两种简册可知，居延汉简绝大多数原本都是用细麻绳编联的册书，出土以后，因为麻绳腐烂断绝，原来的册书都变成了一枚一枚的散简和断片。为此，森鹿三以为将已散乱的简牍恢复到册书的本来状态，至少恢复到接近原来的册书的状态，这是居延汉简研究的首要前提和基础工作。当1957年劳干《居延汉简·图版之部》出版以后，森鹿三将全部精力倾注到了“通泽第二亭食簿”（簿书）、卒家属廪名籍（名籍）等簿籍的复原上，率先开了复原居延汉简簿籍册书的先河。鲁惟一继承和发展了森鹿三的这种研究方法，出版了专著《汉代行政记录》，从居延汉简中复原出多种完整或基本完整的册书。对居延汉简的断简进行缀合和册书进行复原，其意义正如永田英正在《汉简的古文书学研究》一文中所总结的：（1）在居延汉简中，从全体上来看，簿籍简牍占绝大多数；（2）簿籍简牍和它们所记载的内容相应，各自具有固定的书写格式；（3）所有的簿籍简牍并不是孤立的个别记录，而是被编联成册书的；（4）以简牍的书写格式为标准，有可能将大量的简牍归类集成；（5）随着簿籍简牍的移送和传递，就有可能形成文书。这就开启了通往对简牍进行古文书学研究的道路。（五）1998年，台北出版了《居延汉简补编》。《补编》弥补了以往历次刊布的首批居延汉简的图版和释文均未能核对原简的根本缺陷。为了尽可能为字迹日渐褪色的原简保留最好的简影资料，而采用红外线设备等先进科学技术，使以往用肉眼和放大镜无法看出或看清的字迹，清晰呈现，从而对以往诸家的释文多有补正，在释文的准确性上又有新的突破和提高。（六）1994年中华书局出版《居延新简—甲渠候官》，全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为简牍释文，下册为简牍图版，除收录居延都尉所辖甲渠候官治所（7933枚）与甲渠候官所辖的第四部和第四燧（195枚）这两处遗址所获的全部简牍外，还收录了如下五宗简牍：（1）1982年在甲渠候官采集的散简20枚；（2）甲渠塞第四燧采集的散简67枚；（3）1976年在居延都尉三十井塞次东燧所获简173枚；（4）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散简7枚；（5）1972年居延地区采集的地点不明的散简14枚，合计8409枚。《居延新简—甲渠候官》的出版标志着居延汉简从此进入新简和旧简结合，进行综合研究的新阶段。
与此相应，在1949年以后，中外学者研究居延汉简的论著不断出版问世，限于篇幅，在此不能一一列举。而林梅村、李均明《疏勒河流域出土汉简》、大庭修《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推出的《敦煌汉简》上、下册，则是研究敦煌汉简的重要论著。
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以后发现的简帛，诸如云梦秦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尹湾汉墓简牍、郭店楚简等的研究也紧跟而上。（一）云梦秦简的释文公布伊始，便有许多学者撰写论文。据台湾东海大学吴福助教授统计，截至1995年止，已发表论著近千种。（二）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虽然还有三册没有发表，但经过20多年的整理和研究，业已取得丰硕的科研成果。其中，帛书《老子》、《黄帝书》既是整理发表最早的，也是海内外学术界特别关注和研究论著最丰富的两种帛书。《周易》和《易传》尽管发表时间较晚，但由于其在中国哲学思想发展史上的特殊地位决定，故一经发表，便成为研究热点。经过研究，《周易》经传和通行本大有不同。迄今为止，已发表的帛书研究成果数以百计。（三）尹湾汉墓简牍，仅就其数量而言，既无法与多达数万枚的居延和悬泉置汉简相比，也远不如云梦秦简、敦煌汉简、马王堆汉墓帛书和竹木简，但因为它们出自生前曾任东海郡功曹史的师饶墓中，不仅内涵异常丰富，而且特殊珍贵。自1993年春尹湾汉墓简牍发掘出土以后，连云港市博物馆为了将这批珍贵的简牍及早公诸于世，便迅速组织有关专家进行整理，于199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了包括全部简牍图版、释文以及文物、发掘报告、简牍尺寸索引等在内的《尹湾汉墓简牍》一书。此外，还发表了廖伯源《简牍与制度——尹湾汉墓官文书考证》等专著、论文集、书法集以及论文近百种。（四）郭店楚墓竹简的发现，引起海内外学者的极大关注。1998年5月《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受到学界的高度重视，迅速形成国际性的研究热潮。专著、论文层出不穷，学术会议接连不断，研究成果丰硕可喜。（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嘉禾吏民田家?》、《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藏简牍》亦已面世。上海博物馆收购的楚简和期盼已久的张家山汉简也将出版。我们深信这些简牍定会成为学者们密切关注的新热点。
简帛研究的展望
百年来，简帛学不论在出土、整理还是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巨大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与此同时，简帛研究中也存在诸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资料公布不及时、研究条件滞后、基础研究工作不扎实等。整理、研究简牍帛书资料，利用简牍帛书资料促进古代史研究，现在只是开始，可以说是方兴未艾，其深入发展还有待于将来。今后，这一领域发展的主要趋势是：
第一、加快简帛文献资料的整理和出版，缩短从简帛出土到全部公布之间的周期。目前，许多重要的简帛资料已出土很长时间，有的长达二十年，却由于种种原因，迟迟不见公布，严重影响了简帛研究的进程。希望各方人员通力协作，克服孤军奋战的局面，使出土简帛资料早日公诸于众。为了使大多数学者都能接触到简帛资料并应用于研究，每一批简帛资料除了出版包括图版、释文的精装本外，也应出版只有释文的简装本。另外，如同编纂《甲骨文合集》与《殷周金文集成》，简帛学界应考虑编纂包括秦汉简帛在内的《简帛集成》这样的大型资料汇编，为人们对分散的简帛资料进行比照和综合研究提供便利。
第二、借助现代高科技手段，改善研究条件。其一，采用红外线设备，提高简帛文字释读的准确率。其二，加快简帛资料数据库建设，使所有简帛资料都能上网进行图版检索和全文检索。这种方式比起手工翻检来，无论检索速度还是检索效果，都要优越得多。
第三、加强简帛资料研究的基础工作。主要包括发掘报告的撰写、简帛文字辨释、残碎帛片的拼接、断简缀合、简册复原、简帛内容考订、资料索引等。这方面的工作细微、琐碎，但它是研究的基础。有了翔实的发掘报告，有助于综合研究的开展。文字释读准确，内容理解无误，研究的结论才可靠。而残简碎帛的拼合与简册的复原，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使无法利用的片言只语成为一句或一段有价值的资料。完备的资料索引，有助于研究者全面掌握每个课题的研究状况。
第四、加强实证研究，改进简帛研究的方法。尤其是对居延、敦煌汉简之类的档案文书来说，应运用古文书学方法，根据简牍的形状、书写格式、出土地点和内容类别，建立起古文书学体系，充分掌握每支简牍的性质，然后作相关研究。应努力综合所有简帛资料，与传世文献结合，进行更深更广的综合性研究。
第五、简牍帛书资料是宝贵的，但不应孤立地进行研究，必须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合作、融合。简牍帛书资料的内容涉及到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古文献学、文书档案学、中医药学、数学、天文历法、法律等多种学科，每一位研究者应尽可能的做跨学科研究，不要局限于一个领域。同时，不同学科的专家之间应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提高。
胡金城老师的人生轨迹，看上去也很简单：师范毕业后进入平谷五中教语文，一干就是22年。
对胡金城老师而言，工作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仅有的“消遣”就是“看看书，看看电视剧，听听故事”而已。以至于聊到他的事迹时，他的表情看上去有点害羞：“我没什么动人的事迹，我爱人说我一无是处，一无所长……”
可是，真的那么简单么？
简中有思
胡金城老师看个电视剧或者电视节目什么的，就能看一宿，然后第二天早上六点十分把脸一抹就到学校去。为此，胡金城老师的爱人没少“嫌弃”他“没出息”“意志力太差”。看各类电视节目（电视剧、纪录片等）显然是胡金城老师为数不多的爱好之一，也是常人所认为的无需动脑子的事情，但是，胡金城老师看电视节目，可不是简单地消遣、打发时间。“有的节目对我有启发。比如‘百姓故事’那个节目，讲的其实就是一头牛的故事，可是这个简单的故事一讲就讲了四十分钟……故事的讲法，高中的孩子得知道吧？高中的孩子写记叙文，和初三的孩子写记叙文区别在哪儿？这真的是有启发。”
原来，胡金城老师是在备课呢！“不一定是坐下来拿着语文教材才能够备课，语文有语文的特殊性，教师需要准备方方面面的事情，有这根弦就是备课了……备课不是围着课文，是准备自己。”
备课文容易，准备自己很难。备课文，只需要读懂文本，了解文本相关的背景等知识。但是准备自己，需要调用自己的生活甚至自己的全部人生。
为了准备好自己，胡金城老师养成了爱思考的习惯，能抛开外物进入专注地深思。有时候，就围着一个问题，胡金城老师能专注地思考好几天，甚至好几年，比如“教学风格”“教学特色”的问题。胡金城老师2011年参评北京市学科带头人，参加答辩时被问到这个问题时，依据胡金城老师自己说的，当时就是“傻在那儿了”。“还是要自己不断地思考、读书、跟老师探讨。”胡金城老师说。这一思考，就思考了好几年。直到2014年12月，在去云南支教的过程中，胡金城老师下定决心，解决了这个问题才回京，否则就不回去。“那几天就一直在讨论，心里没装别的，就这一件事……”“可能还有其他的事情，那时候是去云南支教，去听听课，走访学校……”胡老师显然记不住太多，只记得云南之行的第6天，自己终于有了一份能说服自己的答卷――读写实践，文化坐标。因为专注而生活简单，如此而已。但其实，这种善思的专注时常将胡金城老师带入更广阔、更明朗的教学境地。
所以，胡金城老师的生活看起来简单，但好像又很不简单了。
简中有繁
对于胡金城老师这样一个“简单”的人，阅读似乎可以说是他的大半条命，他常常不做任何别的事情，就“半宿半宿地看书，读文章”。
可是和许多老师的“海量阅读”不一样，胡金城老师有时候一整年就念一本书。“西方哲学解释学，德国人写的，不举例还好一点，作者一举例子，我就更搞不清楚了，念起来特别吃力。但是我要念完它，还要记下来。念一遍不明白就再念一遍。即便是念明白了，之后还得再念……”
就一本书，一整年的时间，反复看、反复琢磨、反复思考，这到底是简单还是不简单？
当然，胡金城老师的阅读不仅深，阅读面也特别广，可谓“杂家”。“我觉得要做一个明白的语文老师，一定要提升专业素养。提升专业素养就是要念书。看点心灵鸡汤可能真的挺容易的，但是语文老师需要专业的阅读，这很重要。专业阅读其实很艰难。”语文老师的专业阅读，在胡金城老师看来，是专业化、专题化的阅读。
“语文有很多的东西看起来特别简单，不值得去想，但是真的往深处想的话，往往想不明白。比如说考试里的‘阅读理解’，‘阅读’好说，就是行为，可是什么叫‘理解’啊？理解什么啊？是理解作者的意思，还是理解文本的意思，还是理解读者自己的意思？再往深了考量的话，近代哲学、解释学不同的流派，不同的哲学思想体系，包括接受美学，结构主义、存在主义哲学等，对‘理解’都有不同的解释，把这些东西都搞清楚就挺难了……”所以，胡金城老师把一些看似和语文不相干的专业性的文章和著作纳入自己的阅读范围，“这样才能够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阅读视野。阅读视野开阔了，才能够登高望远，才能够驾轻就熟，才能够提高自己教学的自觉性。”
如何找到阅读的时间？胡金成老师说，给自己定下个目标，哪怕看到午夜。
单就阅读这件事来说，胡金城老师绝对不简单。
简中有道
当被问到如何把学生教得那么好的时候，胡金城老师说：“其实很简单，高中语文就是文化坐标、读写实践。高中语文的教学就是让学生读书，读清楚、写明白，就完了……没有什么特殊的方法，就是让学生去亲自经历，目的明确了就简单了。”
之所以能云淡风轻，实际上是因为胡金城老师已经驾轻就熟。其实，这“简单”里蕴含的“道道”可多了。
首先是守住自己，守住语文教育的本真。胡金城老师认为，现在许多语文老师之所以都特别累，是因为没弄明白语文到底要教给孩子什么，把语文复杂化了：“语文的教学内容和课文的呈现内容是两回事，如果把课文的呈现内容作为语文的教学内容的话，有时候会出现问题。如果文章是关于哲学、政治、历史的还好说，如果是关于自然科学的呢？其实，语文课不必把课文的呈现内容都弄清楚，带着学生念明白别人在说什么，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就可以了，这是语文课的本质”。
其次是让学生在课堂上参与语言实践活动。胡金城老师认为，语言实践活动是语文课堂教学的核心内容。如何在课堂中让学生有效地参与语言实践活动？胡金城老师的方法策略可就多了，如篇章的诵读，词、句、段、篇不同层级信息的确认、积累、整合、推断与迁移拓展，语言品评与鉴赏，语言运用的规范、准确与创新等。比较具体的方法有运用比较的方式对文章的词句、章法做品析，如选用不同词语进行比较；对语句篇章采用增、删、调的方式进行比较、品析；将读与写有机结合起来，把学生的写作实践作为参照进行比较，等等。
此外，胡金城老师一直努力追求对学生进行有针对性的指导。从高一教到高三，然后再回过头来重新开始一轮新的教学，这样循环往复的职业生涯，不了解的人会觉得无聊、没有挑战性，可是对于胡金城老师而言，“它不是重复。可能教材是一样的，但学生不一样，所以课就一直也不一样。”胡金城老师自信地说，这22年来自己没上过重复的课。要做到因材施教，其实真的不简单，当然，在胡金城老师那里，这又是小菜一碟：“这个孩子跟小伙伴说话的时候妙语连珠，但他往你那儿一坐的时候说话就特别紧张，那你上课就尽可能地让他说呗。无论什么问题，让他能够有一分钟、两分钟站起来说的机会。他说不了深的，就让他说点浅的，让他由磕磕巴巴变成能说出一个完整的句子，然后连着说三五个连贯的句子，最后让他能够站起来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清楚。说清楚了也就是想清楚了。”
一、碑学创作的界定
书法创作，笼统地分为碑派和帖派，也称之为碑学和帖学。实际上，狭义的帖学，指研究刻帖的学问，推而广之，研究墨迹与刻帖之学，都算帖学，再用到创作领域，以墨迹为师，特别是以“二王”流派为师者，也称帖学。因此，帖学是个泛概念。同样，研究碑版之学，属于金石学的分支，而取法碑版的书法，则为碑派，也称为碑学，所以碑学也是个泛概念。即便取法碑版的书法与创作流派意义上的碑学，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起初碑学指学习魏碑的书法流派，后来，推而广之，学汉碑、学秦碑，乃至学甲骨、钟鼎者，都划入了碑学。
沙孟海在《近三百年的书学》中，没有简单地把书法划分为碑、帖两派，而是列出帖学、碑学、篆书、隶书、颜体五个门类，看似丛杂，实际上比较接近事实。当下，书法的表现形式更加丰富，差不多每种书体中，都有新的开拓。相对而言，帖派比较单一，绍承王羲之以下的经典名家，书体仍不出楷、行、草三种，只是表现出“字体”上的丰富，而基本法度则一以贯之，“用笔千古不易”。而碑派则较为复杂。有专学魏碑的纯碑派，有碑帖结合者，更有学篆隶者。而魏碑、篆、隶中，又千姿百态，在“书体”与“字体”两方面，均有非常丰富的内涵。
从理论上说，碑帖分野，碑学确立，约略以阮元《北碑南帖论》为滥觞，包世臣继承发扬，康有为作了总结。从创作上，康有为说：“国朝书法凡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实际上，如果把篆隶也划入碑学的话，碑学的萌芽、乃至结出硕果，还应该早一些。像赵子昂《六体千字文》中的篆隶，当然不能划入碑学的范围；而明末清初，像王铎、傅山的隶书、篆书，似乎已经冲破了馆阁化篆隶的藩篱。王铎隶书虽不多见，但其表现出的精神气息，不属于唐隶以下的馆阁隶书，而是直接汉代的浑厚华滋。傅山所写草篆，与明代赵凡夫颇有相近处，也与“玉箸篆”大异其趣，就其风格而论，甚至与晚清碑学大家何绍基息息相通。而在篆隶书中取得突破性进展的郑谷口、金农、伊秉绶、邓石如等，都是早于咸、同之际的。
一般来说，碑学的兴盛，与朴学的兴盛有密切的联系。但是，碑学并非朴学的副产品。它不但萌芽于朴学兴盛之前，而且，从前兆期的王铎、傅山，到清早期的篆隶大家，都算不上朴学家，而他们除了是书法家外，往往同时又是画家，或者与画家有密切的联系。书法史上，绘画大师兼书法大师者，大概以米芾最早，其后则是赵、董，可见书法美术化的苗头也至少有千年的历史了。明代长幅大轴兴盛，书法的装饰性加强，其美术性也就强化了。从某种意义上说，发现残碑断碣上文字的文史价值，是朴学家的成果；而开拓为书法资料，则是美术家的眼光。因此，笔者认为，碑学的萌芽，也可以理解为书法美术化的必然结果。就画家对书法的研究兴趣来看，传统文人画家，一般兴趣在于帖学，如赵子昂、董其昌，清代的“四王吴恽”，以及近代的溥儒等。而重在表现的画家，即使学帖，也会别具一格，妖矫郁勃，敢于独造，如徐渭、陈淳、山人等；而画家兼碑学书家者，更是比比皆是，如金农、赵之谦、吴昌硕、齐白石、张大千等。
因此，从书法本体来看，碑学萌芽于书法的美术化，或书法家的美术眼光。正因为此，碑学一开始就带有开拓性，不囿于成规，甚至能化腐朽为神奇。
二、当代碑学的基础
康有为说：“迄于咸、同，碑学大播，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盖俗尚成矣。”碑学在晚清乃至民国，更是盛极一时，帖学则相对暗弱，让出了书法主流的地位。但是，过分尊碑抑帖的结果，削弱了行草书，导致碑学书家行书创作水平较低，而草书则已经断流。阮元、包世臣以理论见长，短于创作，即便是一代巨擘如邓石如、张裕钊，行书也是其短处。何绍基、赵之谦之所以擅长行书，是因为同时研习颜真卿的楷书和行书，其实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碑学，而是碑帖兼融了。连康有为自己晚年也说过，如果再写一本书，就不会再提倡碑学，而是要提倡帖学了。碑帖兼融，一方面打破了碑学书家只擅长正书的局面，另一方面也消弥了碑帖对立的观念。其实，民国时期的碑学家往往习帖，不再固守六朝碑版，而即使纯粹的帖学家，如沈尹默、白蕉，也同时学碑。碑、帖由派别之分演变为趣味之分，显然是符合书法发展规律的。
当代书法复兴初期，继承的正是碑帖结合的遗产。前辈大家中十之七八，虽然表现出碑学的特征，而实际上走的都是碑帖结合的道路。
从民国延续到当代书法复兴的碑学路线，有几个影响较大的传承体系：吴昌硕—沙孟海、王个簃；康有为—梁启超、徐悲鸿、刘海粟、萧娴、朱复戡；沈曾植—王蘧常；李瑞清、曾熙—胡小石、张大千—游寿；于右任—谢无量、标准草书社；黄宾虹—林散之……尽管这种列举挂一漏万，但基本上可以概见当时的情况。许多书家也许并不属于这些师生传递的谱系，但也大约在这几个体系内有所参酌。相对于清代碑学而言，由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甲骨文和汉简的出土，碑学的疆域有所拓展，罗振玉、董作宾运用甲骨文进行创作，来楚生在汉隶中掺入汉简的元素，王蘧常、王世镗、谢瑞阶、郑诵先等人的章草创作，都起到了开拓疆域的作用。于右任的标准草书，原为定于一尊，建立方便实用又美观的草书标准，却无心插柳，融碑入草，打破了碑学无草书的窘境，创立了碑草书的典范。林散之的草书，用的是汉隶的观念和用笔。高二适的草书，强调“草出于章”，显然受到了当时章草兴盛的影响。即使纯粹的帖学书家，如白蕉，也强调以碑立骨。其《兰题杂存》中说：“足下喜坡公法书，何妨看《马鸣寺根法师碑》，更参王僧虔手帖。”碑帖互相通融、互相生发，硕果累累。由此看来，碑学之在民国，乃至在书法复兴前期，并非走向了绝境，而是变则通，通则久，取得了大师林立，千岩竞秀的繁荣。复兴后的第一代书法家，大致不出上一代的笼罩，可惜的是，由于时代所限，鲜能实现超越。实际上这一超越，至今也不易实现。
三、碑学的现状：泛化和媚化
书法复兴后的第一代书家，虽然没有完成对前辈的全面超越，但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突破的。他们往往能够深入一家，从取法对象、横向嫁接等方面，有所思考、有所收获，尽管综合水平欠缺，但他们的作品具有原创性，是思想的结果。这一代人现在先后进入古稀之年，在文史厚度薄弱、大好年华虚掷的前提下，顺利完成了承前启后的任务，不失为有作为的一代。同时，当代书法展览体制，以及创作格局，也导源于这一代人。而当代碑学也正是在这种格局、体制下，走向泛化和媚化的。
约略可以划归复兴后第一代书家群的碑学书家不乏开创意义，然而似乎并没有形成流派。如沈鹏草书是大草的底子，用的是隶书的结字和用笔，与林散之创作理念相近，而取法不同。王学仲在隶书、魏碑上，均能接续清人，而辅以纵横才气，增加了隶书、魏碑的表现力，其碑行书有笔歌墨舞之致，从理念上发扬了于右任的风格。孙伯翔基本上走纯碑派的道路，以《龙门二十品》特别是《始平公造像》为基，在方笔的运用上，推进了赵之谦的方法。张海在隶书中融入汉简、魏碑，创为“草隶”，徐无闻复活了中山王篆书，李刚田用帖法和写经来加强北魏墓志、篆隶的书写性，周俊杰取法《开通褒斜道》，王澄用隶书的体段来改造康体，王镛取法砖文，何应辉取法汉隶小品，沃兴华借鉴残纸……不同方向的开拓还有很多，而这些开拓，还有继续深化的空间。这些开拓，很少形成学术意义上的流派，而在其后，差不多有流派感的创作，又显得过于功利，如取法孙伯翔、李松的魏碑，取法张继、刘文华的隶书，以安阳为中心的甲骨文和篆书创作，以及增加了笔墨表现力的章草等，因其指向展览的目的过于单一，显得深度不够。而且，跟风者过多，反而伤害了原创者的艺术感染力。
平心而论，展览的功利性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大大激活了开拓新疆域的热情。如果说早期的开拓者还有以一种面貌做立身之本的念头，后期的学习者只想短期效应，把能吸引眼球，得到评委的认可，作为终极目标。对经典的解构，使学习者勇于接受任何古代资料，这也是在“民间书风”基础上形成“流行书风”的心理根源。流行书风在本体意义上，属于对碑学领域的进一步扩展，或可称为“泛碑学”，师法对象充分泛化，如：甲骨、大篆被视为图案，进行夸张变形，笔法、墨法掺入了行草书的技法；铁线篆、中山王器、道教符号式的篆书等工艺化的篆书比比皆是；早期隶书及汉简结合，隶书务求结构奇峭；玺印文字、简牍、碑额、黄肠石、砖瓦、刑徒砖、骨签、瓷上文字等被广泛取法；行草书中融入残纸意趣等等。在师法对象泛化的同时，技术手段也同样泛化了。涂、抹、皴、擦、描、染等美术手段，被引入书法，帖派用笔的精谨微妙，在泛碑化的创作中，甚至被不屑一顾。
也许我们不应该轻易否定碑学泛化，尽管其中多有不如人意处。有时我们认为是异端的东西，可能往往更有前瞻性的价值。当然，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碑学泛化的同时，也存在着媚化的危机。所谓媚化，即只求媚人眼目，夺人眼球，不求精神的高度，作品没有震撼人心的力量。从精神维度去看，书法的美术化虽然是大的趋势，但并不意味着书法真要排除深厚的文化积淀，而完全皈依为“视觉艺术”。其实，泛碑学的师法对象，从三代两汉以来的民间书迹来看，其所以动人者，往往在于人的本质力量的彰显，它是质朴而烂熳的，而不是讨巧取媚的。任意的夸张变形从某种意义上流露出对文字的不够尊重；过度工艺化和过度装饰炫奇，流露出精神指向的迷失和艺术的不自信。完全把篆书视为图案的“画篆”，完全把隶书装饰化的“俗隶”，把隶楷错变时期的楷书写得张牙舞爪，把行草书一概处理成东倒西歪，把某种表象和枝末性的东西看成了艺术的真谛，恰与碑学一开始追求的骨血峻宕背道而驰，说明创作者的趣味出现了问题。
同时，为了追求陌生感、支离感而背离了用笔规律，采用了涂、抹、皴、擦、描、染等方法，对笔法虽有一定的开拓作用，但也丧失了书法最根本的技术。许多碑学名家不会帖学用笔，有碍其艺术眼光的提升。“二王”及历代帖学大师，不仅树立了一种技术体系，更为重要的是，在历代名帖法书中，凝聚着高妙深微的人文精神，这种精神不言形式，而形式自在其中，它比挟以小慧，自我作古，不知要高妙多少。实际上，如果说一个帖学书家不学碑，还可以在相对封闭的系统内不断自我完善，而一个碑学家不学帖，则可能会由形式走向形式，最后便迷失了方向。
【关键词】口语；书面语；区别；联系
一般而言，口头说出的则为口语，诉诸文字的则为书面语。的确，这是从两者表现形式或载体而给予的解释。但在现实语用中，口头说出的不一定是口语，诉诸文字的可能不为书面语。如：网络聊天、新闻播报、电子邮件等。本文将对此做简单探讨。
一、口语、书面语的联系及区别
（一）口语和书面语的联系
既然口语和书面语是同一种语言的不同表现形式，二者之间必存在联系，为便于掌握，现把二者的主要联系分点表示如下：
1.口语和书面语均是同一语言存在的客观形式。口语凭借声音载体，书面语借助文字表达。
2.书面语在口语的基础上形成，依赖于口语。书面语使“听说”的语言符号变成“看”的语言符号。这种依赖关系正如徐通锵、叶蜚声所言：“书面语完全脱离口语是违背语言发展规律的现象。” [1]
3.口语和书面语均是对同一语言符号的运用，但其具体表现形式相异，因此形成了不同的特点。如谢徐萍认为“口语和书面语都使用同样的语言符号，即使用同样的词汇系统、语法系统来表达意义。” [2]
4.在语用中，二者常出现交叉现象。如张玲所言“人们常因不同的交流场合和交流目的，在口语中运用书面语结构技巧，或在书面语中运用口语的结构技巧。” [3]
（二）二者的区别
口语和书面语作为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客观形式，因二者凭借的载体不同，各自具有了不同的特征。对于二者的区别，本文将对前人们的研究进行简单归类。
1.二者的特征不同
所谓特征不同主要对其具体使用中呈现特点的归纳。如徐通锵、叶蜚声归纳到：“说话的时候除了连词成句外，还可利用整句话的高低快慢变化，各种特殊的语调，身势等伴随的动作以及说话时的情景。口语用词范围可以比较窄，句子比较短，结构比较简单，还可以重复、脱节、颠倒、补说，也有起填空作用的‘呃，呃’；书面语往往使用比较复杂的句子结构，尽量排除废话，讲究篇章结构。连贯照应等。”
二位谈到了其具体使用时所涉及的语音、词汇、句法结构等方面。当然也有单纯归纳口语特征的，如吴春相、金基石认为“口语表现的语言特征有：①用词广泛；②较多的使用带表彩的语言材料；③省略较多；④句式简单化，多样化；⑤话语不固定，有时语言不连贯。” [4]
2.语音、词汇、句法结构等的区别
（1）语音上，口语的语音为外在体现的，书面语语音隐形存在。即在具体口语中能听见语音，而在书面语中，无法直接听到，但语音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这跟二者凭借的媒介是符合的。
（2）词汇上，二者使用同一语言系统中的词汇，但口语往往使用各种方言、土语以及少用的语气词，同时还可随意使用一些网络流行词，以及自我创造的新词、缩略语等。书面语在词汇的选择和使用上有一定的限制或讲究。其常使用一些常用的、表意明确的基本词汇和一般词汇。如：同是表示“大脑”的意思，口语可说成“脑壳”，书面语则选用“头”或“大脑”；同是“父亲”的意义，口语则可运用“老汉儿”“老爸”“爸呀子”等词汇，而书面语则运用“父亲”等词。其实，二者对词语选择的不同可以看出，二者语体色彩不同，口语表达往往通俗、诙谐、易懂，而书面语则显得比较庄重、文雅、正式。
（3）句法结构的选择上，口语一般使用简单的句子结构，而书面语一般会用到长句、复句、多层定语、多层状语等知识，讲究句子的规范性和合语法性。口语相对于书面语而言，语法要求不严格，只要能传达一定的意义即可。
3.语用的不同
（1）口语往往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而书面语则不会。口语以声音为媒介，说出的东西转瞬即逝，并且谈论的双方须在同一时空内。当然，随着科技的发展，录音笔、电话等先进工具的诞生则削弱了这一限制。书面语以文字为媒介，可以有效地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2）对语境依赖程度不同。相对而言，口语依赖语境的程度高于书面语。正如何伟渔所言“口语交际，传者与受者处于同一时间、同一地点，是面对面的，它具有双向性，直接性、动态性等特点；书面语交际，传者与受者不再同一时间，同一地点，不是面对面，具有单向性、间接性、静态性的特点。”
（3）出现场合不同。口语常常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交流，而书面语常用于较正式场合。如“会议记录、学术论文、机关文件”等。
4.语篇的不同
口语中的话题一般为生活中的小事件，但也可涉及类似学术讨论、学习交流等话题；书面语一般主要选用科技、学术、教学等话题，但也可涉及一般性话题，二者存在交叉现象。
对于口语和书面语的区别，我们仅对二者进行一般性比较，得出明显的不同，这种区别和不同并不是绝对对立，二者往往存在着交叉。切忌对二者采用“一刀切”的办法。那么我们该怎样正确认识口语和书面语之间的关系呢？学界对此已提出比较准确的解决办法。
二、正确认识二者的关系
谢徐萍提出：“口语和书面语是连续统。连续统意指两极间的一条直线，即任何一个语例都处于从书面语到口语的连续统上。这里有一个前提需说明，即口头交际使用的语言不一定是口语；反之，读写所用的语言也未必是书面语。”作者从五个纬度说明了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二者的关系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是各自的侧重点不一样。”同时，吕颖把口语和书面语作为一个连续体，指出“哈孟德等认为居于连续体两端的分别是典型口语和典型书面语,大部分语篇处于中间状态”。
受连续体启发，我们可根据口语和书面语的典型特征建立两个典型范畴――典型口语范畴和典型书面语范畴，并把二者置于联系体两端，二者之间存在一定对立关系，但对立是相对的，二者在连续体上存在结合情况，如：电话会谈使用口语，也带有书面语特点；网络聊天，使用书面形式，但也带有口语特点。同样，我们可以把此种形式集合在一个范畴之内，三个范畴的边界是模糊的，具有一定的波动幅度。而这样做，归类的最大问题在于口语和书面语典型特征的确定标准难以定夺。因此有待进一步验证。
三、结语
口语和书面语作为同一语言的两种不同形式，虽使用同一语言系统的词汇、句法结构，但二者之间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对于二者的关系，应据具体情况加以判断，切忌继续“口头表达的则为口语，写出的则为书面语”的狭隘认识。本文对此的研究仅为抛砖之作，望方家不吝赐教。
【参考文献】
[1]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谢徐萍.口语与书面语的关系探讨及其对英语教学的启示[J].南通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5(02).
[3]张玲.从口语和书面语的关系谈起[J].外语界,1995(03).
[4]吴春相,金基石.略论心理距离与书面语、口语的关系[J].汉语学习,2008(04).
作者简介：李子红（1986―），男，四川宜宾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硕士生，研究方向：现代汉语。
[关键词]古籍整理 规范 文字关 标点关 编辑加工关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从事古籍整理类图书编辑出版工作的人，起步时要过好规范三关：第一关是文字规范关，第二关是标点规范关，第三关是编辑加工规范关。只有过好起码的三个规范关，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
一、文字规范关
文字所以成为第一道困难的关卡，主要是因为现在的年轻编辑从小生活在简体字十分普及的文化环境中，他们没有接触过繁体字，对于繁体字与简体字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缺少认识和体会，往往误以为繁体字和简体字是简单的一对一的关系，处理文字时常常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由此造成许多文字的混乱。另外，汉字历史悠久，从最初的甲骨文、金文到现在的简体字，书体几经演变，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各有各自的生存时代和书写特点，书法艺术也有一些特殊的表现方式，还有封建时代特有的避讳字等，这些都是辨识汉字时需要掌握了解的。
简便快捷是电脑排字非常突出的优点，它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在简体字与繁体字存在一对一的明确关系时，电脑排字不会发生错误。在一个简体字头对应两个或多个繁体字头时，电脑不能根据上下文加以分辨识别，往往发生错乱，该用甲字头的，误用了乙字头或丙字头，这就造成文字混乱，词不成词，句不成句，难以卒读。另外，汉字里有一些自古流传下来的传承字，原本就笔画简单，好写易认。有些排字者对它缺乏了解，把它误认为是某个繁体字的简化字，人为地把传承字“还原”成繁体字，反倒造成了新的文字不通。鉴于以上情况，建议，排印古书时千万不要图省事，千万不要采用先按简体字录排然后一键敲定转成繁体字的方式，以避免错误迭出，改不胜改。排繁体字的古书，就老老实实地从繁体字库里依照原本逐一录排，不图快，不取巧，这样才能保证质量，不至于大面积地返工。遇到用简体字录排的书稿，如果要转换成繁体字，那就一定要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定转换得对不对，偷不得一点懒，偷懒就出错。
新印古籍里的文字错乱，除了个别真正属于错别字之外，大部分属于传承字误转成繁体字，不该排繁体字的，画蛇添足地排成了繁体字。由于文字知识欠缺而造成的误认误排倒是比较少见，其所以发生乃在于粗枝大叶，主观率意。如一位清代诗人的诗集，卷首插页有诗人的画像，画像一侧有后世学者题写的画赞，共12句48个字，为隶书大字，整理者竟然释读错了其中5个字。（置于正字后的括弧中的字为错字，下同。）
手一卷（捲）书，据（處）石而坐。河水九曲，嶽莲一朶。玉谿（溪）王官，谁彼谁我。渔洋莲洋，即薪即火。天风海涛，绿房丹琐。水流（深）花（蒼）开，无乎不可。
如上将传承字误转为繁体字的例子很多。潘岳为古代著名文学家，却排成“潘嶽”；范雲，南朝梁人，却排成“範雲”；种，作为姓氏，念chóng，“只愁种处士”，却排成“只愁種处士”（种放，宋代著名隐士），这就给人改换姓氏了。作为地名用字的“里”，指乡里地方，如果排成繁体的“裏”字就无法理解说明了，如竹里（裏）、锦里（裏）、井里（裏）。“谷”，指山谷，蒙谷本是太阳落山的地方，排成“蒙穀”就让人莫明其妙了。“几”，古代指席地而坐时的小桌子，古文中出现频率相当高，现代简化汉字时借“几”字作为“幾”的简化字。一个字身兼数职，使用时就应根据上下文义辨析分明，不要安错了地方。“隐几”、“凭几”、“隐几闻天籁”、“扺几惊童仆”、“诗铭在几”、“把锄欢笑摘榆钱，便有青春到几筵”，以上这些“几”字用的都是本义，却都误转为繁体字的“幾”字，这样的古籍整理不是存心添乱、人为破坏吗！再如“叶”字，古音xié，是“协”的古体字，和洽、协和之义；现代借作“葉”的简体字，念yè，音义区别十分明显。“叶（葉）韵”，“叶（葉）句”，却都错排为繁体字的“葉”字，动词变成名词，整个词句都变得不可理解了。还有一字身兼多职的“干”字，古义指盾牌，是干戈的干，也作冒犯、冲犯讲，作干预、涉及讲，作水边、河岸讲，作干支、天干讲。现代汉语将“干”借作“乾”、“幹”、“榦”的简体字。因此，书稿中哪里是传承字，哪里是“乾”、“幹”、“榦”的简体字，一定要仔细分辨清楚，千万不能混淆。“干”字字形上又容易和“千”字相混淆，差别就在起笔是横还是撇上，细微得很。稍一大意，极易出错。例如：“气干（千）水伯惊冯夷”，是冒犯义；“有田泾之干（千）”，是河岸义；“江干（幹）才握手”，是河岸义；“闻到江干（幹）冰渐消”，是水边义。上述几例，有字形之误，有错转繁体之误。作水声讲的“泠泠”不能排成“冷冷”，当说话讲的“云”不能排成“雲”，当地名讲的“并”不能转成“並”，当第一人称代词用的“余”不能误转成繁体字的“餘”，当古代一种弦乐器讲的“筑”不能改写成建築的“築”。作介词用的“于”和“於”多数地方可以互换使用，但是“于役”、“于闐”的“于”都不能写成“於”。前者有出典，是《诗经》中的《君子于役》；后者是地名，地名用字不能随意更换。白术是中药药草，“术”读zhú，不读shù。“引年问参术”，其中的“术”也不能误转成“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