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12 08:53:16
林花著雨燕脂落，水荇牵风翠带长。
龙武新军深驻辇，芙蓉别殿漫焚香。
何时诏此金钱会，暂醉佳人锦瑟旁。
曲江是杜甫长安诗作的一个重要题材。安史乱前，他以曲江游宴为题，讽刺诸杨的豪奢放荡。陷居时期，他潜行曲江，抒发深重的今昔兴亡之感。而平乱之后，则大多寓凄寂之境于浓丽之句，表达深沉的悲感与愤慨。《曲江对雨》就是这样的一首作品。本诗景丽情深，抚今追昔，低徊蕴藉。
首联写景，先大处落墨，勾出全景，重在写静态。春云低垂，笼罩宫城，覆压苑墙；斜晖脉脉，江亭寂寂，暮霭沉沉，芳草萋萋，虽是春景生意盎然，却了无人迹，一派荒凉落寞。一“覆”，一“静”，既凸显眼前之景的冷清郁闷，又透露出时移世易，物是人非的沧桑感。曾见证过开元、天宝盛世的繁华与奢靡的曲江，安史乱后曾沉寂近八十载，年年芳草，而盛况无存，直至唐文宗时，才稍有修整，但亦难挽颓势。此联景中藏情，耐人寻味。
颔联从细部用笔，由面到点，写曲江胜景，重在写动态，将满怀幽思作进一步渲染。春雨迷蒙，飞红万点，飘零曲江，随波逐流。枯坐江亭的诗人面对此景，怎不生出万分惆帐与凄苦?恰如落红离枝，盛唐气象已渐行渐远，诗人不免潸然掉泪。这是移情于景的妙句。本是风吹水荇，诗人却反道“水荇牵风”，赋景以人格化动作，怕是这“水荇”也难耐乏人问津的寂寞，欲招揽清风一缕与之共话沧桑吧!以“雨”“风”来烘托“林花”“水荇”，景更丰富了，意境也更深了一层。
诗题是“曲江对雨”，前两联写曲江春雨图，紧扣题中“雨”字；后两联是写“对雨”之思，触景生情，但这情又非直白宣泄，而融于翩翩遐想，更见含蓄深婉。
颈联讲当年玄宗皇帝，曾率领龙武禁军，自夹城趋芙蓉园，笳鼓齐鸣，车声雷动，旌麾蔽日。到如今，驰道依存，空余废辇，殿门深锁，无人焚香，戒备森严。世事兴衰无常，今日曲江一派凄清冷寂，空自让人凭吊!
尾联写诗人之狂想，描绘了一个君臣同欢、歌舞升平的宴饮嬉游之景。遥想昔日承天门赐宴，列教坊之歌妓，翠袖承花，朱弦按曲，觥筹交错，为乐未央，那才是盛世华章人生尽欢啊?“何时”表明这种狂想充其量是一场豪梦而已。杜甫曾受用于玄宗，安史劫后，新君(即肃宗)登基，将玄宗移居西内，并将其旧侍翦除殆尽。杜甫不得新君恩宠，也就愈念当日如鱼得水的佳境了。此联抒情极其惨痛。“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明知逝水难回，却渴盼恩泽重沐，一展怀抱，这岂不令人伤感?“暂醉”，其实只能是转瞬即逝的精神麻醉罢了!
阅左宗棠家书，始知其律已甚严，教子更是有方，甚至有些苛刻，他希望的不是昙花一现，而是如何源远流长。左宗棠每年有2万两白银俸禄，可他每年给家里的花销仅有200两银子。他的部下刘典去世，他一次性用自己的钱给其家属6000两银子，两相比较，整整是30倍之别。
何以至此？他怕儿孙们染上“阔”的恶习，在温柔乡里沉沦下去。他在家书中说“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世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我廉金不以肥家，有余辄随手散去，尔辈宜早自为谋……格遵功令，务涉浮嚣，庶免耻辱”。
“富贵怕见开花。”他在给长子孝威的家书中说道：“我生平于仕宦一事，最无系恋慕爱之意，亦不以仕宦望子弟。谚云：富贵怕见开花。我一书生，从枯寂至显荣，不过数年，可谓速化之至。绚烂之极，正衰歇之征，惟常尽力，以上报国恩，下拯黎庶，做我一生应做之事，为尔等留些许地步。尔等更能蕴蓄培养，较之寒素子弟，加倍勤苦力学，则诗书世泽，或犹可引之弗替，不至一日渐灭殆尽也。”
人生适意者，多为富贵二字。然而善处者为富贵，不善处者则足以为累。想来多少衮衮诸公，宝贵之时，显姓扬名，“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二代横行”，不可一世，引来国人侧目。一旦清风劲吹，便也呼拉拉大厦倾颓，去官受刑，一片狼藉，徒增人笑，可不慎乎？
富贵之时，危亡之始。上场总有下场时，没有人可以永远在一个舞台上表演下去，这是历史的必然。聪明之人总是场上之时做下场之想，期待留在世上一个好的舞台形象。
“贵不期骄而骄自至，富不期奢而奢自来”，此时唯有较寒素子弟更加“勤苦力学”四字可以救之，可以保之，可以长久。这也正是曾国藩的“自概”告诫，即人不自概，天必概之。既然如此，何妨“人自概之”？此是治家、亦为治国治世之道。
世家子弟，修身行名之难较寒素之士难上百倍。环境使然，人在温柔乡里，不仅自己难于自觉，他人更是避之唯恐不及。
【关键词】《红楼梦》；人物醉态；描写技巧
【中图分类号】G632 【文献标识码】A
古典名著《红楼梦》集中反映了中国封建贵族阶层的生活，书中所写的老爷太太、少爷奶奶、公子小姐们，无一不是过着锦衣纨、“饫甘餍肥”的寄生生活。他们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经常把过剩的精力花在酒宴上，影响所至，连他们底下的丫头奴仆老妈们，也都十分嗜酒。纵览全书，对于各类人物饮酒过度而至醉酒情景场面的描写，不下一二十次。这林林总总、形神各异的人物醉态描写，既频繁详尽，又突出鲜明，具有强烈的审美特征。
《红楼梦》中人物醉态描写的意义与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红楼梦》中许多关于人物醉态的描写，是刻画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塑造人物性格的重要审美传达手段。通过人物醉态绘形绘色的描摹，可以达到“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艺术效果。
例如第六十二回《憨湘云醉眠芍药》中对史湘云的醉态描写，即是一个范例。史湘云醉后图凉快，在山子后面一块青石板凳上竟睡着了，她醉眠花丛，芍药花飞洒在她酒醉的脸上及华美的衣襟上，就连掉在地上的扇子，有一半也埋在落花里。在酣梦中，她还是念念不忘说着酒令：“泉香酒洌，……醉扶归，――宜会亲友”。这优美的意境，梦中酒令，鲜活衬出史湘云那活泼天真、乐观豪爽、旷达清朗，不拘礼节的性格特征。作者在这美的图画中，为我们刻画了一个美的心灵、美的性格的“睡美人”形象，令人如入其境，如见其丰姿憨态。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则是在第六十五回里对尤三姐醉态的描写。贾琏偷取尤二姐之后，乘着酒兴，来到西院，看见贾珍与尤三姐在饮酒，贾琏也拉起尤三姐与贾珍“吃个双钟儿”。却没想到尤三姐立马带着冷笑，假装酒醉，指着他鼻子劈头盖脑地痛骂了一场，然后又揪过贾琏来灌酒，吓的贾琏酒马上就醒了。面对两位有钱有势的爷们，她恣意奚落、嘲笑、辱骂，并且形态放浪不羁。只见她――
松松的挽个纂（zuǎn）儿；身上穿着大红小袄，半掩半开的，故意露出葱绿抹胸，一痕雪脯；底下绿裤红鞋，鲜艳夺目；忽起忽坐，忽喜忽嗔，没半刻斯文，两个坠子就和打秋千一般；灯光之下越显得柳眉笼翠，檀口含丹；本是一双秋水眼，再吃了几杯酒，起发横波入鬓，转流光。
就是这样一副放浪迷人的“醉态”，哄得贾珍、贾琏“欲近不敢，欲远不舍，迷离恍惚，落魄垂涎”。最后，尤三姐“酒足兴尽，更不容他弟兄多坐，竟撵出去了，自己关门睡去了”。这一段如见其人、绘形绘神的似醉非醉的“醉态”描写中，让人窥见了尤三姐内心积压长久的苦闷、悲愤，同时也充分表现出她那采取逢场作戏、不甘沉沦的特殊方式向玩弄她的爷们反击的反抗性格，称得上是一朵“出污泥而不染”“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红荷花。
第二，《红楼梦》中人物醉态的描写，还是深化作品题旨与含蕴的有力手段。《红楼梦》通过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盛衰过程，展示了封建社会“末世”光景及其处于“忽喇喇似大厦倾”的颓势，为封建社会唱出了一曲“树倒猢狲散”无可挽救的挽歌。它还十分真实地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无情的统治，残酷的剥削，伪装的道学面孔以及荒淫的心灵等阶级本性特点。为了表现以上题旨与含蕴，作者经常通过“醉人文法”（甲戌本肪批），借醉酒人的口，尖锐地揭露了贵族大家庭的荒淫和腐朽奢侈。如第七回中焦大醉骂，就是这种手法运用的一个例子。俗话说“酒后吐真言”，焦大的酒兴膨胀了，道出了“清醒”时不敢说的真话。他成了揭露贾府最隐秘的帐目的揭幕人，他把贾家的全部内幕，包括那些最见不得阳光的丑事，揭个老底朝天。作者正是通过对他醉态和酒后骂语的描写，深刻地揭露了贾府一代不如一代的不可逆转的衰败趋势。又如第四十四回《变生不测凤姐泼醋》，凤姐醉酒泼醋，实际上是贾府中形形大小矛盾的一次必然的大暴露（并非“不测”！）。书中对于浪荡公子薛蟠几次丑恶醉态的描写，也倾注了作者对封建贵族畸形儿的蔑视与鞭挞，预示了封建统治集团“一代不如一代”的颓势与“忽喇喇似大厦倾，昏惨惨似灯将尽”的可悲结局。人物的醉态、醉语描写，确实成了深化作品题旨与含蕴的有力手段。
第三，《红楼梦》中醉酒场面与人物醉态的描写，还往往是故事情节的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成为推动情节发展与转折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与契机，从而使情节发展波澜起伏，腾挪跌宕，高潮迭出，前后衔接，“如常山蛇，击尾而首应”（脂批语）。例如，第四十一回中，写刘姥姥二进荣国府，喝醉之后眼花头晕，辨不出路径，误入怡红院，当看到一幅仕女画儿，就伸手去拉，不想咕咚一声摔到板壁上；把头也碰的生疼。又掀开门帘进去，“抬头一看，只见四面墙壁，玲珑剔透，琴剑瓶炉皆贴在墙上，锦笼纱罩，金彩珠光，连地下踩的砖皆是碧绿凿花……”。最后终于进到里间屋里，看到一副最精致的床账。她带着七八分酒，又走困了，就一屁股坐在床上，“不承塑身不由已”，一歪身就醉睡了。作品正是通过这少见世面的村妪醉眼所见与醉心的感受，自然而然地展开了一系列故事情节，反映出怡红院的豪华铺张、富丽堂皇，以及各类人物之间的复杂关系。人物与景物，融为一体，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涵。又如凤姐泼醋一节，由这个泼醋事件，引出了一连串的人物反应，暴露出贾府内形形的大小矛盾，从而形成了作品的一个高潮，并以此为契机，引出“平儿理妆”这一比较舒缓的新情节，宝玉的性格也在这一新情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补充。在一些章节中，人物的醉态还是诱发人物产生新行为、形成新情节的催化剂。例如第二十八回中，薛蟠在冯紫英家拥着妓人喝酒，“三杯落肚，不觉忘了情”，结果与冯紫英、宝玉、云儿等人轮流填词唱曲。薛蟠借着酒力，唱出了几句极其粗野鄙俗的歪诗来，从而构成了“薛蟠行令”这一令人发噱的故事情节，从而深刻地讽刺了这个浪荡公子的庸俗下流、浅薄无知。
老聂最新定义的领军人物概念是国内冠军全包、国际比赛常胜，照此标准，曾一度被认为接近领军人物的常昊无疑还有很大的差距。春兰杯脆败于古力后，时隔一周常昊又迎来了第七届理光杯决赛，对手同样也是失意人――LG杯亚军胡耀宇。距离世界大赛冠军仅一步之遥，却最终功亏一篑，两人都需要一场胜利来扭转大赛输棋后的颓势和受伤的心情。
常昊一直对春兰杯的不发挥耿耿于怀，“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大家留下精彩的棋谱，现在看起来，让大家失望了。”第二局速败后常昊很自责。既然春兰杯未能给棋迷奉上视觉大餐，那么理光杯常昊不想再错过机会。作为第四届、第五届理光杯的冠军，常昊在这项赛事中已经没有什么负担。
因为决赛被安排在福州会堂举行，张璇的父母也希望常昊来榕能“回家看看”，所以福州女婿常昊准备提前返乡。但人算不如天算，常昊的理光杯榕城之行犹如他的世界冠军之旅那样经历了一波三折。
常昊乘坐的M1807次航班原定31日15点降落，但因为机场调配的原因改为16点30分。更大的麻烦还存后头，当天福州的航班均因为大雾原因无法降落，M1807次航班备降在厦门机场。这下苦了媒体记者和比赛组织者，他们在福州机场开始了漫长等待。
19时许，大家的耐心逐渐消退之时，传来了一个好消息――常昊的航班将在20点05分抵达。时间到了，几班来榕的乘客纷纷走出候机厅，大家翘首期盼着常昊的身影。直到20点20分，却始终没有见到常昊现身。最后传来了大家都不愿接受的消息：飞机在飞临福州上空后因为无法降落再次无功而返，最终当日航班取消，常昊和中围棋院院长华以刚等人不得不在厦门过夜。
次日上午8点，飞机成功起飞，常昊终于抵达福州。“第一次到厦门，居然降落了两次。”走入福州香格里拉酒店房间，常昊感叹道。“今天上午才到的，根本没时间去丈母娘家。现在只能安心准备比赛了。”
决赛魔咒再现
4月1日，第7届理光杯围棋赛决赛落子。决战有点像当天榕城的天气，从艳阳高照到乌云压顶再到大雨倾盆，充满了一波三折和起死回生的味道。
经过猜先胡耀宇执黑先行，双方布局各占了半壁江山，常昊第20手镇头拉开了作战的序幕。胡耀宇利用厚势对常昊的一条大龙展开围攻，利用攻击得到了不少实空，常昊一度岌岌可危。但常昊毕竟是两届世界冠军，巧妙腾挪后不仅使得自己大龙逃出，而且用最简明的下法杀死贸然打入左下角白空的11个黑子，得到了57 U的大空。对局室内顿时升温，不少人走出对局室时都带着微笑，“黑棋不行了，可能快投了”的说法开始在对局室到讲解大厅的空间里流传，榕城的观众俨然把这里变成了常昊主场。
对局室里的胡耀宇自然感受不到外面的纷扰，在弃掉那块孤棋后他转而进攻中腹白棋，迫使白棋大龙做眼的同时开始到处搜刮，常昊优势意识浓厚，缓手连出。
经过250手紧张的较量，常昊中盘认负。胡耀宇获得了第七届理光杯围棋个人赛的冠军和15万元人民币的高额奖金。在获得2个世界冠军和6个世界亚军后，常昊两周内将春兰杯和理光杯两项大赛亚军“揽入”怀中，“千年老二”的魔咒似乎又开始考验他韧圣的成色。
新用时
本届理光杯的用时制十分特殊，和国际国内大多数比赛的包干用时制不同，本次理光杯采用的是一种类似国际象棋的“加拿大读秒规则”。规则规定，比赛双方前60分钟必须下完20手，而后每20分钟下完15手，任何时间段超时将判负，而时间未用完的可顺延至下个时段。
比赛间隙，中国棋院院长华以刚介绍道，“这一用时制最早开始于北美，是加拿大的业余棋手根据国际象棋的用时制创造的。根据国际象棋规则，棋手在前一小时必须下满40步，厌恶读秒的加拿大人随即将国际象棋规则移植到围棋之中，因而这一制度又被称为加拿大读秒规则。”
原不应有如此苦战
击败自己的上海老乡，作为现场棋迷的宠儿，胡耀宇并没有表现出一丝一毫的羞涩，他赛后甚至认为比赛本不应该下得如此激烈。
同来自上海，同出自聂卫平道场，让胡耀宇对这位同乡兼师兄的着法了然于胸，局面不利的常昊不停地把玩他那把写有“宇宙流”的折扇，显得有些焦躁。性格内向的胡耀宇始终注视着棋盘，一旁的镁光灯和对手的胜负手都不能使他的表情有一点动容，直到常昊投子的瞬间，他的嘴角才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
都说孔子入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孔子是否一以贯之了呢？让我们看看夫子的另一面。
面对“世丧道矣，道丧世矣”（《庄子·缮性》）的时势，孔子首先从政治入手，力挽将倾之大厦，周游列国，以求见用而为王者师，“以道莅天下”（《老子·六十一章》）。然而，生活并不那么有情，政治更是残酷。夫子忧道谋道，奔走于诸侯，却累累如丧家之狗。此情此景，此际此遇，夫子会作何感想？
孔子似乎想退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公治长》。凡引《论语》，只注篇名）。或许我们可以说，这仅是孔子一时之感叹。若参照孔子的其它言论，就会发现面对大道的颓废、现实的混浊以及由之而带来的危难，孔子也在思量自身。思量自身不是把自己纳入利益的斤斤计较，而是把自己与时世相观照，在时世的旋转涌动之中考虑自身。不思量自身，一味盯着那个外在的目标，冲啊，冲啊，勇而无谋，仅是莽夫之勇而已，决非智者。所以，孔子说：“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泰伯》），表明孔子并非一味地没头没脑地入世。为何危邦不入，乱邦不居？显然，危乱之邦，民无安宁，性命难以苟全，轻易入居，恐怕不仅无济于时势，还会祸及自身。
诚然，孔子不入居危乱之邦，不是简单地因为自己的安危利害而逃避，而是历经苦难得出的经验，是哲人的存身存道之法。《论语》、《荀子》、《孟子》、《庄子》、《史记》等讲了不少孔子遭遇困境和危险的事件，尤其《庄子》之《天运》、《山木》、《让王》、《渔父》、《盗跖》等篇多次言及孔子再逐于鲁，伐树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围于陈蔡。
夫子当然是圣者，当时就有人说，“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罕》）？“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八佾》）。但纵为圣贤，未必就能以道得位，列身庙堂，治国平天下。太公不遇文王，何处成就功业？而以道得位并不是个人所能完全左右的事情，更取决于时势。“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荀子·宥坐》）！唯有遇，圣贤方能经世致用、治国平天下。遇，首先还不是一般所说的机遇，而是遭遇。唯有首先遭遇某种历史时境，个人与时代相摩相荡，机遇才会现身，才可能有个人的得遇见用。遭遇时势而让机遇现身，迎面而上把握机遇实时遇，继而得位造势，才可能借势更好地弘道。尽管孔子率徒周游列国，显示了一种兼善天下的情怀，并拥有刚健不息的力量，但是天下滔滔，时势黯然，孔子的呼唤湮没在嚣嚣蝇嚷之中，以至内圣外王之道终究“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庄子·天下》）。
身逢难世而不遇，孔子不禁对天长吁。“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子罕》）？“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宪问》）。
如果天将丧斯文，我孔子罹难于匡，则斯文断绝，后人便无法浸润周文化了；如果天不丧斯文，则匡人是拿我孔子没办法的。无论生与死，孔子都以受天之命、拯救斯文的托命者自居。
志于道，努力兼善天下，却身遭舛难，夫子是否会感慨——天之欲丧斯文乎为何生予道者未离片刻也中心是诚夫子确有无限感慨。正是有感于世道之颓废、自身之安危、时境之不遇，孔子非常赞赏古时和当时的识时务之俊杰。“宁武子邦有道则知，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公治长》）。“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卫灵公》）。究竟是退，还是进？孔子并没有给出（也不可能给出）现成的、固定的答案。孔子认为，据时而动，可谓智者，可谓君子。进退隐入，或出或处，既不仅仅事关天下，也不仅仅事关个人，而是二者的遭遇，契合则奋进，反之则退隐。为何要退隐呢？不是志于道、心怀天下吗？志于道，岂不应该舍生取义？但是，舍生取义，说来容易，却是世上最艰难的事。人固有一死， 向死而生，但正因为有死，所以才乞生。生命、生活、人生、活着……多美好啊！谁人不想保全自身呢？
但是，对于志在天下的士君子，即使有保全自身的条件，又怎么能苟图保全？保全，是否多少意味着回避时代大潮的风浪，尽管这大潮可能是滔滔浊流。浊流越是滔滔，岂不越是应该疏导？虽然士君子也面临各种危险，难道因此就有充足理由不求闻达于诸侯，苟全性命于乱世？黎民百姓正在水深火热之中，前代文化日渐销损，礼坏乐崩，华夏正遭遇变成夷狄之危险啊！
面对此，士君子，尤其像孔子这样以天下为己任的大写的人，能无动于衷吗？能安然退隐幕后吗？“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卫灵公》），“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泰伯》），士君子之为士君子，正在于铁肩担道义。如果天下有难却不出，士君子还有何脸面苟活于世？士君子还是士君子吗？士君子应当挺身而出，勇于履仁践义，应当勇于面对危难，不应当企图个人的豁免，“见义而不为，奚勇也”（《为政》）。也许努力做某些事情甚至牺牲自己，做了等于“白做”，未见得对时代有何改善，但未努力去做以前，怎么知道自己的行动只是一场空呢？从某种意义上讲，历史大概就是在奉献和牺牲之上延伸的。英雄的奉献总不是苍白的，英雄的鲜血总不会白流的。所以，“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卫灵公》），“临难毋苟免” (《礼记·曲礼上》)，道是由人来履践的，由人来弘扬的，而不是任人凭籍以追逐功名富贵的工具，“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卫灵公》）。
应当——应当忧道谋道、任重道远、见义而为。这“应当”，为士君子之存在提供了合理的根据、坚实的依托，即“道”的支撑。可这是怎样的应当啊？君不见，比干剖心、子胥自尽、屈原放逐、史迁受宫……这可是沉甸甸、血淋淋的应当啊！谁人不爱仁父慈母
娇妻爱子？不爱己之父母妻子，而欲使其爱人者，未之有也！士君子爱己之父母妻子，而及人之父母妻子，此可谓推己及人，兼善天下。但是，士君子为了天下人的父母妻子，就可能丧失自己的父母妻子，更不要说丧失自身。应当，说来轻巧，一旦遭遇，很可能就是沉甸甸、血淋淋，很可能就是朝闻道，夕就死。
转贴于 孔子之世，天下已乱，但政治也许还不如后世残暴——即使到了孟子之世，孟子还敢骂梁惠王而无身家之虞（《孟子·尽心下》：“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然而，孔子已经感慨“末之难矣”（《宪问》）。虽然孔子知末之难而努力为之，做了士君子应该做的，但世道滔滔直下，不可挽狂澜于既倒——孔子退了，孔子从他最想从事的政治路线中退了。孔子之退，是退隐。孔子之退，还是退却，直接退出政治，是面对现实的无奈而作的退却。这倒真实现了夫子自己所言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泰伯》），也如孟子所言：“孔子，圣之时者也”（《孟子·万章下》）。可是，在天下无道之际，在天下正需要士君子挺身而出之际，退隐，即使是暂时的退却，不正是把大好河山白白地拱手让给独夫民贼、乱臣贼子吗？不正中无道者的下怀吗？天下不正因此而更加无道吗？若一隐了之，士君子如何为士君子？
孔子从政治中退却，退而求其次，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删诗书，定礼乐，聚徒授学，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春秋之世因此少了一名管仲乐毅，后世因此而多了孔夫子。孔子成为孔夫子，恐怕并非孔子最初的立意。事实上，孔子在现实政治中失败了，尽管这种失败反而成就了仪范百王、师表万世的孔夫子。可以说，因失败而退却，是孔子在放弃，放弃了以政治直接兼善天下的努力。但这种放弃意味着什么？少一个孔子的努力，不就减少了一分道义的力量从而相应地增加了一分无道的力量吗？天下不就少了一分由无道转向有道的可能性吗？甚至还可以追问：为何放弃？如果因“末之难”而不可为而放弃，则孔子并未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如果考虑到祸乱加身而放弃，孔子岂非临难而苟免？
夫子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宪问》），面对世道颓废，难道真能一避了之？我丝毫没有贬损圣人的意图，但如何处世即如何处理弘道与保身的困境因此不可避免地尖锐地遭遇：是进，还是退？如何进，如何退？入世奋进，忧道谋道，应当彻底，应当不折不挠，“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就实际情况看，孔子的确并没有真正做到完全彻底，而最终知时势之不可为而不为。当然，孔子也并没有说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话是隐者对他的评价（见《宪问》），并不一定符合孔子一生的实际。可能隐士说此言时，孔子尚在奔走之中，后世却以之囊括孔子一生的处世态度。
文章开头说看看孔子的另一面，这另一面并不是反面。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孔子，完全可以为孔子辩护。退隐，不是出世，而是隐世。佛教之出世与现实社会是治世还是乱世无关，出世是于世无所用心，这与隐世是有区别的。如果以目的和方式来看，退隐，不是目的，而是方式。退隐，不是简单地逃避，而是明哲保身，保身以守道、存道、传道，并弘道，“不当时命而大穷乎天下，则深根宁极而待，此存身之道也”（《庄子·缮性》），“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荀子·宥坐》）。退隐，是无奈的潜伏。这无奈，如庄子所言：“隐，故不自隐。古之所谓隐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发也，时命大谬也”《庄子·缮性》。太阳被黑云压住，隐于黑云，太阳终究欲图冲破黑云，驱散黑云，重放光明。孔子退出政治，不是消失于世。所谓孔子之隐，是身隐心不隐，退出直接的政治活动，但并非淡漠天下，而依然心怀天下。删诗书，定礼乐，赓续周代道统，传递精神薪火；授道学，施教化，培养经纬之才，待时拯救天下。退隐不是放弃，可以说是“曲线”救国。以政治“直线”救国看来不可能，故孔子走了一条以传文授徒的曲线道路。但曲线毕竟是曲线，走曲线道路培养人才，无论人才多么杰出，时势也不会自然好转，故终得有部分士君子走直线道路，甚至更需要在“邦无道”的境遇下出仕，从事政治，借政治改变政治，改变无道之邦为有道之邦。若邦无道就不仕，邦无道不就不可能转化成邦有道了吗？
先秦诸家，孔孟荀及老庄，都讲“俟时”。士君子从政，需待时而动，即需要有时势。“时”指什么样的时势？是举贤授能的时势吗？若是，这种时势能自己到来吗？若不能，又如何能到来？太公钓鱼，以待文王，这一方面昭示了隐世不等于出世，同时也透露出了另一个问题：如果不是文王，太公岂不没有施展才干的机会，没世而名不称？如果贤君明主久久不出现，天下之士君子岂不淹没殆尽？更进一步，若天下之士君子都等待，时势怎么能到来？天下又如何能从无道转向有道？士君子岂非终不免于心在天山，身老沧州？即便“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但贤而不用，又如之何？抑或随意而用，随意而废，又如之何？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回溯人类历史上一些大国兴衰的历程和教训，不能不感到既发人深省，又让人嘘唏！一个个如斯强大的王朝和帝国，却终究不能避免无可奈何的衰落命运，其原因何在？
继保罗・肯尼迪的著名之作《大国的兴衰》问世近30年之后，格伦・哈伯德和蒂姆・凯恩又联手写出《平衡―从古罗马到今日美国的大国兴衰》一书，着重从经济学的视角剖析了最具代表性的几个大国和经济体之所以走向衰落或呈现衰落的根源所在。这对于奋力前行在强国征途中的我国来说，也不无借鉴意义。
那么，大国兴衰的决定因素是什么？毫无疑问是国力的消长，而决定国力的又归根结底是经济，是促进或阻碍经济发展的制度。大国兴衰既不在于一两个杰出人物的出现与否，也不在于外部力量的支持和打压，而主要是内部经济发展的好坏。经济蒸蒸日上，财富泉源涌流，则国力必盛。反之，经济江河日下，财富入不敷出，则国力必衰。霍布斯说得好，“财富就是力量”，历史上所有大国无一例外，它们都是奠基在强大经济的基础之上的，失去了这一基础，则势必大厦倾颓，分崩离析，最后只能留下帝国的废墟供人凭吊。
正如作者在本书的开篇就引用雪莱的如下诗句所描述的那样：
看那石座上刻着字句：
“我是万王之王，奥西曼提斯
功业盖世，强者折服。”
此外，荡然无物，
废墟四周，唯余黄沙莽莽
寂寞荒凉，伸展四方。
（雪莱：《奥西曼提斯》）
那么，如何才能比较准确地评估出一个国家的国力大小呢？作者认为，在这一问题上，常常会出现一些误读，就是过分看重经济增长率，而忽视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如，关于当代中国经济，他随机抽查了美国最著名的五家媒体的50篇文章，又抽查了著名经济评论家的12篇文章，结果发现，都存在这样的问题。这就造成过分高估了中国的国力，夸大了中的超越之势。
为此，作者给出了一个计算一国经济实力的公式：经济实力=国内生产总值x生产率x增长率的平方根。根据这一公式，他计算出2010年5个国家和欧盟（17国）的经济实力情况：如果以美国为100%的话，则中国为40%。尽管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与美国相比，国力差距仍然较大。他还进一步展望了2030年的情况，设想美国的增长率为年均1.8%，中国为5.3%，届时，美国仍为100%，中国为77%，而此时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美国约三分之一强（美国、欧洲和印度的国内生产总值则大体相等），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国力上却仍然逊于美国。
国力是一个国家富强程度的概念，这一计算方法可能会有一些不足，如不能反映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也不能反映作为人口大国和GDP大国，一旦有事，其社会动员力、应急保障力和物质支撑力将会更大一些的情况，但总体上还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
作者还有一个重要观点，就是落后国家的追赶性发展，理所当然会快一些，但一旦达到一定限度，就不可避免地会趋缓。在作者看来，中国也不会例外。
这是因为，增长模式的三大支柱：规模、投资和创新，一旦到了最后的爬坡阶段，即要突破领先国家的上限，已再无别的捷径可走，只有在创新上超越才行。而这是至为艰难的，它需要不断进行体制机制改革，从而最大限度地调动人才积极性，释放科技生产力才有可能。而在这一方面，领先国家的人才集聚和科技积累将会长期保持优势。
我穿梭在这钢筋水泥的森林中，解读着关于这座城市的密码，看着那些灯红酒绿的喧嚣在夜的最深处尽情的陶醉，高速公路上有车在飞速前进，带着极速的激情和桀傲不驯的姿态消失在夜的朦胧之中，仿佛从未出现。华灯初上的灿烂加杂着星空的闪耀，梦一般的美景在这个城市上空展开。
这就是关于这座城市的生活，这座城市的密码，我试着将时光往前一推再推，是谁打破了千年不变的生活方式？是谁打破了这个城市原有的密码然后将其重组？又是什么让我们现在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书写出的历史如此辉煌？
有一种光芒，似乎带着亘古不变的灿烂，犹如创世永恒的辉煌，让我仿佛看到了凤凰涅磐，浴火重生的那般壮丽；让我仿佛看到了花朵绽放的那一瞬间的灿烂；让我仿佛看到了飞鸟冲破荆棘飞向蓝天的美丽。
你的芒种，是为光芒植根，在某个特别的时候，我呼唤着你的名字，就仿佛把光芒种植。
日光下的寒林没有一丝杂质，空气里的冰冷仿佛是来自冰河世纪的温柔，凛冽的寒风肆意的吹刮着萧条的村庄，院子里的那棵槐树似乎也被悲伤所包围变得萎靡不振，那冰冷的雨下个不停，像是要把人们的心头也漫湿了一样，是的，我们没有拒绝天上雨的理由，可是它是如此的寒冷，又是一年冬天的到来。
冬天，冬天便意味着没有暖和的棉衣可穿，冬天便意味着没有足够的食物去填饱肚子，意味着寒冷，意味着饥饿，在生死边缘线上苦苦挣扎的人们啊！谁爱这寒冷的冬天？可是在这寒冷与饥饿压迫的困苦中，依旧有人站了出来，洒脱的说出了“我爱冬天”。
冬天，冬天便意味着是来年的希望，冬天便意味着雪花飘落时把梦想耕种，我为何不爱这充满希望的冬天？我们不能听天由命，我们不能放弃自己，我们要活着，要努力的活着！这就是六十年前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呼唤与心中的呐喊，一切的梦想似乎都在那一刻绽放，一切的辉煌似乎也是在那一刻开始尽情燃烧，用一种不可名状的光芒开始点燃华夏儿女心中的奋斗的烈火，以一种独特的阳光把中国的蓝天照亮。
我看见了他在耕种时裤角被甩满了泥泞的痕迹，落日的夕阳把他的胡茬涂的金黄；我看见了她在讲台上绘声绘色的讲课，当星光洒落天空时有轻轻的微风把她的窗儿推开，而她正在熬夜改作业；我看见了医生在救死扶伤，我看见了孩子正在用心的念书，我看见了神舟飞船遨游宇宙的洒脱，我看见了北京奥运的气势恢宏，我看见了上海世博的舞动世界，一且都在改变，一且都变得不可思议的美丽，这就是我所在的地方。
我为我的国家而骄傲，我为它的进步而自豪，六十年的光辉灿烂，是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所芒种下的根，它愈行愈远，终有一天走向一片灿烂。
倾注一世间的繁华，耀永恒的辉煌。
在世时的命运都不济。论官阶,鲁迅不如孔子高,但为时均不长,仕途茫茫;孔子周游列国,到处遇冷、碰壁,那套修齐治平的方略推销不出去,落得“去鲁,斥乎齐,逐乎宋、卫,困于陈、蔡之间,于是反鲁”。受困中断粮七日的孔夫子,可怜状“累累若丧家之狗”(《史记•孔子世家》)。弟子纵有三千,中用的只有七十二,真可信托的仅子由一人;就是这个子由,还被砍成肉酱,死得极惨。孔子一生的失败、悲苦,不言而喻。所以鲁迅说,孔子“活着的时候是颇吃苦头的”(《且介亭杂文•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
鲁迅一样活得很累,很受罪。短篇小说创作为他带来了不小的名声,但从北京、厦门到广州,最后蛰居沪上,却总是受排挤,遭谣诼,当局封杀,论敌攻击,还被列入通缉和暗杀黑名单,不得已逃亡租界避难。文网密布之下,他腹背受敌,“为众矢之的”,真所谓“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他不像孔子穷得吃饭都成问题,可由于极度的苦闷和沉重的劳作,终于压抑成疾,56岁就撒手而去,比孔子少活了16年。“俯首甘为孺子牛”的鲁迅,在专制下,活得比孔子还苦,还要不自由。
倘说孔子是丧家狗,则鲁迅是吃草挤奶的苦力牛。但在死了之后,他们又都时来运转,成了“圣之时者”,即鲁迅说的“摩登圣人”。
孔圣人了不得,被抬至“大成至圣文宣王”的高度,几可与皇帝平起平坐;读书人若“非孔”,就犯下罪过,连吃饭家伙也不保。宰相赵普宣称“半部《论语》治天下”。孔子及其后之儒学,充当了两千余年之中国的文化正统,即御用意识形态。大清乾隆帝还跟孔子后裔结了儿女亲,在爱新觉罗氏血脉里掺入圣人基因,以求万世一统。“万世师表”的孔子所提供的治国方法,“都是为了治民众者,即权势者设想的方法,为民众本身的,却一点也没有”,所以,他终于只是“权势者们的圣人”。老百姓虽也尊崇孔圣人,“然而这不过是权势者的留声机”(鲁迅语,同前引)。“留声机”三字,尽现圣人冠冕之本相。他与民众很隔膜,伫立于孔庙享用香火,由丧家狗变为皇家守门犬。
鲁迅也差不多。其地位、名声在死后一路飙升,这与伟人的鼎力推崇,干系极大。这固有毛的个人偏爱,或曰两心相通,但关键在彼时革命斗争的需要。以鲁迅为共产党领导的新文化运动旗帜,上承之余绪,下启新民主主义之宏图。可以说,尊鲁迅为文化新军的“总司令”,“旗手”,冠以三个“伟大”,就是为了与争夺思想文化的话语权。其间,鲁迅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这既是五四以后左翼文化的必然选择,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实践,文艺思想的形成、发展与鲁迅的文学主张有着血肉相连的依存关系。
但是,随着个人迷信的升温,左倾的加剧,也带累鲁迅陷入了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悲境。且不说五十年代批胡适、胡风,批丁玲、冯雪峰;仅在十年“”期间,从批判周扬等“四条汉子”的文艺黑线,到揪斗所谓“走资派”,“批林批孔”以及“评《水浒》”,反击“右倾翻案风”,每次运动都要拉鲁迅跑“龙套”,充当“批判的武器”,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多次倡导读鲁迅,尊鲁迅为“中国的第一等圣人”,并自称是“圣人的学生”(转见《和他喜欢的二十本书》)。当时的中国,除了,鲁迅是唯一可与马、恩、列、斯并列的伟人。然而,在被抹上“怒目金刚”、“斗战圣佛”的油彩以后,鲁迅温情、亲和的一面被消解了。他成了不可冒犯的真理化身!“第一等圣人”的声誉隆盛,但仍不免是“留声机”的播放而已,民众与“圣人”的鲁迅却疏远了。“孺子牛”、苦力牛的鲁迅,就这样长期被扮作生命不息、战斗不止的角斗牛!
古今两圣人死后的宠荣及其被化妆、利用,他们自己是不该担责、也无法担责的。圣人无咎,加冕者有过,因为他们总把圣人当作狗和牛来役使。孔狗鲁牛,身后风光无限,但都留下一些诟病,这实在是圣人的悲哀,无法言说、比窦娥更冤的悲苦。
近几年,风水轮流转。当年被人痛批的丧家狗孔老二,还有他的《论语》之类,大红大紫,跨入了央视讲坛,而且海外又雨后春笋般设了三百多所“孔子学院”,主流权威媒体喜不自禁地呼唤:“热乎乎的孔子”加速走向世界。鲁迅、都是反尊孔的,但孔夫子现在真又咸鱼翻身了。相映成趣的是,“第一等圣人”的鲁迅这头“牛”,则呈颓势,显学不再,连他的一些文章也被逐出语文教材,一副门庭冷落的样子。荧屏上,孔子压倒性地超越鲁迅,“牛”气十足,鲁迅则落荒如丧家犬。此消彼长中隐含了怎样的讯息,我说不好,但鲁迅有段话似可为当下“孔子热”作注脚:“这‘玩玩笑笑,寻开心’,就是开开中国许多古怪现象的锁的钥匙。”(《且介亭杂文二集•“寻开心”》)
孔子与鲁迅,是当得起一个“大”字的教育家、文学家。草孔狗鲁牛论,我唯求还原真实的孔子和鲁迅,大家不再做“留声机”。对待大家、名人,人们可以仰慕、学习,但切忌神圣化、偶像化,更不该无端地意识形态化。两百年前拿破仑一世的名言,我们须当好好品味:“国家不会靠意识形态繁荣昌盛。”(1805年4月24日致康巴塞雷斯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