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的著作范文

孙思邈的著作篇1

孟诜系唐代医药学家，擅于药物研究，重视收集医方和饮食疗法，继承和发展了食疗方术，并著成《补养方》流传后学，经补充不足而名为《食疗本草》，成为饮食疗法的第一部专著，为食疗医学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1 孟诜生平及学术渊源

孟诜系公元621～713年间汝州梁(今河南临汝)人，曾举进士，武则天时期出任台州(今浙江临海)司马。后来升为春官侍郎。唐睿宗未登基时召孟任侍读。长安中(701～704年)任同州刺史，兼银青光禄大夫，神龙初(705年)归伊阳(今河南省西部汝阳)山居，专门从事药物研究。睿宗召他回京任职，以衰老为由固辞不就。景云二年(711年)，诏赐物一百段;又令每岁春秋二时，特给羊酒糜粥。开元初(713年)，河南伊毕构将孟诜住宅命名为子平里。不久孟氏去世，享年九十二岁。

孟诜之学，继承了唐代著名医药学家孙思邈的学术成就，并有所补充和发挥。孟诜年轻时喜好方术，四十多岁时拜孙思邈为师。受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学术思想的影响，在食疗和养生等方面做出了创造性贡献。

2 孟诜的学术著作

孟诜一生穷搜民间所传，医家所创，加以己见，集食物中药于一书，编撰了我国唐代较全面的营养学和食疗学专著—《补养方》3卷、《孟氏必效方》10卷[1]。《孟氏必效方》已佚。《补养方》后经孟氏弟子张鼎补充89种，合旧归纳为227条，均述食物治病之效，并改名为《食疗本草》。

《食疗本草》与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食治篇比较有许多新的见解，其中不少品种为唐初本草书中所未录，因此受到后人的称赞。诚如赵燏黄为本书重刻本作的序中称：“孟诜虽为孙思邈弟子，然其《补养方》(即《食疗本草》)并不拾孙氏《千金·食治》之牙慧，而有独出之心裁。”

《食疗本草》原著早已佚失，现存者为残卷本，由上海大东书局于1934年铅印出版。此残卷本为1907年英人斯坦因从我国敦煌石室窃取、携藏大英博物馆，后经日人中尾万三抄写收集了《证类本草》《医心方》等书，加以补充校刊，由范凤源编辑后交上海大东书局印行，得以流行于世。书名定为《敦煌石室古本草》，书中共收集食物241种。

3 孟诜的食疗学术特色

3.1 提倡食疗治病养生孟诜十分敬重孙思邈，继承了孙思邈重视食疗的学术思想。《千金要方·食治》提出：“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食能排邪而安脏腑，悦神爽志，以资血气，若能用食平病，释情遣疾者，可谓良工，常年饵老之奇法，极养生之术也”。孟诜40岁拜师于孙思邈后，受孙思邈食疗治病和食疗养生思想的影响极大，大力倡导食疗用于防病治病和养生保健，孟诜曾对亲友说:“若能保身养性者，常须善言莫离口，良药莫离手” (《旧唐书·方伎传》)。

3.2 重视食药禁忌孟诜非常重视食药禁忌，其中受到孙思邈《千金要方·食治》中“不可多食”“不可久食”食训以及《神农本草经》食禁的影响，在他的《食疗本草》中非常详细地记录了食药的禁忌，收集了许多来自实践印证的食忌内容，如胡瓜，性寒。不可多食，易动风及引起恶寒发热。又可能引发瘅疟，兼能使瘀血积聚。“杨梅多食损人齿及筋”，“河豚……有毒，不可食之，其肝毒杀人”等，其条目内容与实际十分符合。此外，还注意到妊产妇及小儿的饮食问题，记录有“凡产后诸忌，生冷物不食”;“小儿不得与炒豆食之;若食了，忽食猪肉，必壅气致死”等。

3.3 明确动物脏器的食疗功效孟诜在《食疗本草》中收录了大量动物脏器的食疗方法，并对孙思邈提出的五脏有病所用食物有所补充。孙思邈“五脏所宜食法”指出：肝病宜食麻、犬肉、李、韭;心病宜食麦、羊肉、杏、燕;脾病宜食稗米、牛肉、枣、葵;肺病宜食黄黍、鸡肉、桃、葱;肾病宜食大豆黄卷、豕肉、栗、鳌。孟诜的《食疗本草》则明确了动物脏器食用所治的疾病，如牛肝治痢，牛肚主消渴，牛肾主补肾。羊肚主补胃病虚损，止虚汗;羊肝性冷，治肝风虚损等。猪肾主人肾虚，猪肠主虚渴，猪肚主暴痢虚弱。

3.4 提出因人因时因地的食疗制宜孟诜继承了前人食疗应与四时季节变化相应的思想，特别是孙思邈的四时季节变化时五味损益对五脏气的食疗调养作用，如“春省酸增甘，以养脾气;夏省苦增辛，以养肺气;秋省辛增酸，以养肝气;冬省咸增苦，以养心气;季月各十八日省甘增咸，以养肾气。”

孟诜除了十分注意食疗的季节变化外，同时也强调了食疗的地区性，对南、北方的不同饮食习惯和食用同一食物的不同效果做了详细的记述，如：“白粱米，此北人长食者是”、“牡蛎，北人不识，不能表其味尔”、“海藻，南方人多食之，传于北人，北人食之，倍生诸病，更不宜矣”。

3.5 记述食物的采集时间、加工贮存和食用方法孟诜在其著作中，对于食药采收时节的记录较孙思邈更加详细，孙思邈只记载了采收月份，孟诜则具体到了采收时日。如：“甘菊，茎五月五日采，花九月九日采”、“苋，九月霜后采”。对食物的烹调加工、食用方法做了精细的记述。如“黄雌鸡：主腹中水癖水肿，以一只理如食法，和赤小豆一升同煮，候豆烂即出，食之其汁。日二夜一，每服四合。补丈夫阳气。瘦著床者，渐渐食之良”、“鸡头子……可取蒸，于烈日中曝之，其皮壳自开”、“仙家有贮石莲子及干藕经千年者”。

3.6 丰富藻菌类的食疗内容孟诜的《食疗本草》丰富了藻菌类食品的医疗应用。《食疗本草》收录有紫菜、船底苔、干苔、海藻、木耳等品种，较之《千金·食治》只录有海藻、昆布而言，有了更丰富的内容，除了记录有食药的性味主治、食物宜忌外，还附有很多简便实用的食疗验方，并且注意反映当时的食疗经验和他本人对食药的实际应用情况。实用性很强，在民间得以广泛流传。

总之，孟诜虽然是一位唐代大臣，但在医药研究方面倾注了毕生的精力，彰显了他超凡的智慧，成为著名的医药学家，为我国乃至世界医药事业作出了卓著的贡献。他的《食疗本草》内容丰富，总结了唐代以前二千余年来所积累的食物疗病养生的内容，有精辟而独到的食治概念和学术观点，具比较完善而系统的食疗理论知识，可谓食疗治病养生之大成，这对确立比较完善而系统的食疗学科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孙思邈的著作篇2

[关键词] 道教思想；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

[中图分类号] R-052 [文献标识码]B[文章编号]1673-7211（2008）12（b）-066-02

孙思邈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医学家, 也是我国医学史上第一位比较系统完整地提出医学伦理学的概念、规范和要求的医学家。他全面继承、系统总结了唐朝以前优良的医德传统，集唐朝以前医德之大成，写成《大医习业》和《大医精诚》等医德专论，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的较全面系统论述医德的医学文献。孙思邈的医德思想有着丰富的内涵，在他的医德思想影响下，历代医学家都把高尚的医德作为医生首要的不可缺少的品质，而且不断予以充实和发展，从而逐渐形成了具有我国传统特点的系统而又完整的医学伦理学体系。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是受当时的社会条件影响和他本人的主观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隋唐时期政治、经济、医学的发展及前代优秀医德传统为其医学伦理思想的形成提供了客观条件,特别是在当时思想文化领域儒、佛、道三教并立融合的局面对孙氏医学伦理思想产生了重大影响。本文旨在论述道教思想对孙思邈医学伦理学思想的影响。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源于道家学派，并在道家黄老之学与方仙道思想的基础上生长和发展起来的。道家学派是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中较大的一派，由老子创立，庄子继承和发展了老子的思想，他们是道家学派主要代表人物，历史上常把道家思想称为老庄学说。道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是任其自然，知足寡欲，恬淡无为。老庄把“无已，顺物，为而不争”当作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主张“全性”、“保身”，不为声色货利所役。后来道家在发展过程中与名家、法家相结合，成为黄老之学。这里的“黄老”指的是黄帝与老子，他们是先秦道家的旗帜。“方仙道”的名称始见于《史记・封禅书》。它的前身是春秋战国之际的“神仙家”。《汉书・艺文志》称：“神仙者，所以保性命之真而游求于外者也，聊以荡意平心，同生死之域，而无抒惕于胸中”，意思是说：神仙家这一派的基本目标是保持生命的本真状态，为了达到这种目的，他们遨游于世俗之外，力图排除心中的繁杂思绪，抹平生与死的界限，内心深处没有恐惧和惊慌。神仙家的特色就在于追求不死神方，研习长寿的秘术。在秦汉间，方道仙致力与传播和制造长生不老的神仙说，开展传道授徒、结社与著述活动，丰富和研习古代流传下来的神仙方术。这样，秦汉时期的方道仙的神仙方术与黄老学说的某些部分结合起来就逐渐形成了道教。所以，道教既坚持老庄的“恬淡无欲”、“清静无为”的思想,又宣扬养生之道，炼丹服石，追求长生不老。

中医学与道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中医学把黄帝看成医家之祖，道家认为黄帝是道家之祖，所以清朝李时品的《医道还原》中认为医道同源，同出一根。道家思想对中医学影响很深，在孙思邈的家乡陕西耀县现存北朝时的碑林中，佛道造象于一碑，就是很好的证明。据《中国大百科全书》载:“佛道像合雕多见于陕西耀县。该碑是目前已知的道教最早的实物造像例证”，加之隋唐统治者又积极扶植和推崇道教，隋代王通提出“儒、佛、道”三教归一纲领，唐武德八年(625年)，高祖“亲到国子监宣布三教地位：第一是道，第二是儒，第三是佛”[1]。唐太宗、唐高宗继位后仍按这个顺序定位宗教，并将其作为主要国策之一。孙思邈生长于这一文化环境，自然会深受影响。这可以从《旧唐书・本传》中记载的有关孙思邈的生平看出：“思邈，京兆华原人也。七岁就学，日诵千余言。弱冠，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洛州总管独孤信见而叹曰:‘此圣童也。但恨其器大，适小难为用也。’周宣帝时，思邈以王室多故，乃隐居太白山。隋文帝辅政，征为国子博士，称疾不起。尝谓所亲曰:‘过五十年,当有圣人出,吾方助之以济人。’及太宗即位，召旨京师，嗟其容色甚少，谓曰:‘故知有道者诚可尊重，羡门、广成，岂虚言哉?’将授以爵位，固辞不受。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2]从这短短的生平简介也可以看出道家的“知足寡欲，恬淡无为”的核心伦理思想在孙思邈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具体说来,道教思想对孙思邈医学伦理思想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道之德和医之德高度融合

有关“道”和“医”之间的关系，韩愈说:“艺，即道之有形者也，精求之，何艺非道？貌袭之，道艺两失。”[3]可见，医作为一种“艺”，显然是“道”，一种有形又有情的“道”。 如此，道之德与医之德交融在“道”和“医”的水乳之中。在道教的教义中，道是指生化宇宙万物的根源，至高无上，无处不有，无时不在，是宇宙间万事万物的自然理体；德，是指作为生育万物的本体，它有着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最高尚、最完美的品德。如《道藏》首经《度人经》的主旨就是“仙道贵生,无量度人”；《太平经》则认为“德”就是“成济众生,令成极道”。可见道教对德的要求不仅仅是“自度”,更重要的是“度人”。唯有积功累德，才能悟道得道。《道德经》第五十一章说：“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因此，道教尊道贵德。而医学是研究人的生理病理发生发展规律，防病治病，保健养生的一门科学。其基本的出发点就是对生命价值的重要性的认识。我国历史上很早就有人强调生命的价值，寻找各种方法，力图使每个人都能够达到自己应有的寿数。《易经・系辞》中说：“天地之大德曰生”就是说生命是自然界给予人类的最多的恩惠。孙思邈在继承前人的珍重生命的重要思想的同时，提出了前人未曾提出的命题“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孙思邈以形象的比拟强调了生命的价值超过千两黄金，而用医术救济病人的公德远远胜似黄金的价值。从“人命至重，贵于千金”的原则出发，孙思邈在《大医精诚》说:“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4]道之德，追求济世利民，无量度人。医之德，追求救死扶伤，防病治病。孙思邈的“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职业道德观充分体现了道之德与医之德的高度融合。

2 修道之清静寡欲与为医之清廉淡泊相辅相成

清静寡欲是道的本体，又为入道之门。《老子想尔注》中说：“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地常止”。要求道教徒薄名利、禁声色、廉财货、损滋味、屏虚妄、除妒忌，外不劳形于事，内无思想之患，以恬愉为务，以自得为功，这样则于身形体不敝、精神不散,与天地同寿。表现在治国安民上，则认为“我好静而民自正”(《道德经・五十七章》)，“君人之道，处静以修身，俭约以率下，静则下不扰矣，俭则民不怨矣。”而《大医精诚》中又说：“夫大医之体，欲得澄神内视，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省病诊疾，至意深心，详察形候，纤毫勿失，处判针药，无得参差。虽曰病宜速救，要须临事不惑，唯当审谛覃思，不得于性命之上，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夫一人向隅，满堂不乐，而况病人苦楚，不离斯须，而医者安然欢娱，傲然自得，兹乃人神之所共耻，至人之所不为，斯盖医之本意也。”[4]而要做到大医所要求的“澄神内视”、“至意深心”、“临事不惑”、“审谛覃思”,没有道教的清静寡欲“功夫”是很难的。因为“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老子想尔注》)；又所谓“心为道之器宇，虚静至极，则道居而慧生”；“静则生慧,动则生昏”(《坐忘论》)等等，可见只有内心虚一而静，才能产生悟知大道的智慧，自然与道相合；如果内心躁动不安，心神外驰，追求物欲，就会“以智害恬,为子伤本，从而 “率尔自逞俊快，邀射名誉，甚不仁矣”!孙思邈医术高明，德高望重，隋文帝曾召他做“国子监”，他推脱有病不愿出任。后来，唐太宗、唐高宗也先后召他入朝授予“官爵”。他毫不为名利所动，坚决留在民间，为普通老百姓疗疾治病。他认为医者行医的动机必须与治病救人、保障患者生命和健康为出发点，做到“无欲无求”绝不能谋取私利“邀谢名誉”。他说：“医人不得寺己所长专心经略财物，但作救苦之心……又不得以彼富贵，处以珍贵之药，令彼难求，自玄其能。”“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酉录兼陈，看有若无。”孙思邈的这种不慕仕途、不贪权势、淡薄名利、志存救济的精神实为道教“无欲无求”、“清静寡欲”等思想的最高体现。

3 道术之玄之又玄与医术之精益求精殊途同归

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道教有着丰富的法术，其法术最显著的特点是玄之又玄。如孙思邈在《太清丹经要诀》序文所说：“余历观远古方书，佥云：‘身生羽翼、飞行轻举者，莫不皆因服丹。’每咏斯言斯事，未尝不切慕于心，但恨神道悬邈，云迹疏绝，徒望青天，莫知升举。始验还丹伏火之术，玉体金液之方，淡乎难窥，杳焉靡测；自非阴德，何能感之？是以五灵三使之药，九光七曜之丹，如此之方，其道差近。此来握玩，久而弥笃，虽艰远而必到，纵小道而亦求。不惮始终之劳，讵辞朝夕之倦。研穷不已，翼有异闻。良以天道无私，视听因之而启；不达其愿，不夺其志；报施功效，何其速舆！”《大医精诚》说：“‘夫经方之难精，由来尚矣。’……唯用心精微者，始可与言于此矣。今以至精至微之事，求之于至粗至浅之思，其不殆哉!……故医方卜筮，艺能之难精者也，既非神授，何以得其幽微?……故学者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医道已了，深自误哉!”[5]

由此可见，道教思想对孙思邈的医学伦理思想确实产生了很大影响，孙思邈也被认为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道医。但孙思邈对道教想的吸收并不是盲目的，而是结合自己的经历、临床实践和感受有选择地加以吸收，对其中保守、不良思想做了一些摈弃和改造。一方面他吸收其知足寡欲、淡泊名利思想，另一方面他并不超世无为，而是从青矜之岁到白首之年勤奋劳碌，为医药学事业奋斗了终生；对道教养生学方面的精华他积极吸收发展，但他并不迷信修炼成仙之说，曾明确指出：“神仙之道难致，养性之术易崇”[4]，强调食治、锻炼养生，防病延年，对于道教所倡导的“服石”以求长寿之风，他经过长期实践研究，亲自体验到了服石的危害，于是便大疾呼“宁食野葛，不服五石”[4]，要求人们见到这类方子就烧掉它。他的这种既善于兼收并蓄又敢于创新发展的精神可以说是他能在医学、医德理论方面取得突出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这种精神也是今天在构建和完善我国现代医学伦理学理论体系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孙叔平.中国哲学史稿(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529.

[2]刘.旧唐书・本传[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5094.

[3]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75.53.

[4]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7.3,4,753,831.

[5]孙思邈.千金翼方[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672.

孙思邈的著作篇3

百岁人生关键在于“动”

孙思邈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里，童年时体弱多病，饱尝疾病痛苦的折磨，他经常求医问药，以致父母把家产都卖光了，可是，就是这么一个疾病缠身多灾多难的孩子，竟然成为百岁寿星，原因何在呢？

孙思邈的百岁人生关键在于“动”。这里所说的“动”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个是体力活动，一个是脑力劳动。为了研究医药，他经常上山采药，他的足迹遍布山山水水。尤其是五台山，那是他经常采药的地方，药品采集回来之后，要加以炮制，并反复进行实验，不厌其烦，以便确定药的用途、剂量。

他心地善良，急病人之所急，几十年如一日，不顾白天黑夜还是严寒酷暑，忘记了自己的饥渴辛劳，一心一意地为患者服务，为他们解除病痛。除此之外，他还走村串户访医问患，广泛收集民间验方，为写医疗专著做材料方面的准备。

长期的体力活动，使他有一个强健的身体，以至到老年还身强体壮，精力充沛，从而避免了疾病对肌体的侵袭。

从脑力劳动方面来看，他一生勤奋读书，孜孜不倦，与书结下不解之缘，他说自己“白首之年未尝释卷”。据《旧唐书・孙思邈传》上记载：他七岁时就开始学习，“日诵千言”，二十岁之前就“善谈庄、老及百家之说，兼好释典(佛经)”，《新唐书》本传上还说他“于阴阳(星相星卜)、推步(推算历法)、医药无不善”。除了读书之外，他还从事著述，并取得了巨大成绩，七十岁时编著《千金要方》三十卷，以后又著《千金髓方》二十卷(已失传)，三十年之后又著《千金翼方》三十卷。除医药方面的著作外，还自注《庄子》、《老子》，又编撰《福禄论》三卷，《摄生真录》《枕中素书》《会三教论》各一卷。

由于长期从事脑力劳动，他的头脑一直很灵活，九十三岁(一说百岁以上)时，“视听不衰，神采甚茂”，谈起周、齐间的事，“历历如眼见”，当初魏征等人编修齐、梁、陈、周、隋五代史，恐怕有遗漏，多次询问他，他以口传授，“有如目睹”(见《旧唐书》本传)。

不被名利所困扰使生命得以延长

他生活的时代是人们热衷功名，热衷科举考试的时代，可是孙思邈立志行医，以此来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扶伤，治病救人是他行医的唯一宗旨，而把名利抛到九霄云外，这从他的三部书(《千金要方》《千金髓方》《千金翼方》)都以“千金”来命名就可以看得出来。他认为人命贵于千金，治人一命，等于施舍千金。周宣帝时他因王室多变故隐居太白山，隋文帝以“国子博士”征召他，他没有接受，唐太宗初年召他到京师，想让他做官，这时他虽已老但耳聪目明，仍然没有接受，唐高宗显庆年间皇帝又召见他，拜他为谏议大夫，他坚决辞退，就这样他始终没有卷入封建时代官场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危险漩窝。因为他在名利面前不动心，不被名利所困扰，一直保持良好心境，使他的生命得以延长。

良好的生活习惯使人增寿

孙思邈本人讲究卫生，有良好的生活习惯。他也经常劝人讲究卫生，如：不要蒙头睡觉，不要随地吐痰等。在饮食方面，他强调不要暴饮暴食，不吃生冷的东西，不要贪杯，进食时要细嚼慢咽，这些看来都是生活细节，似乎无关大体，其实，良好的生活习惯能使人增寿。相反，如：吸烟、酗酒、偏食、喝生水、睡懒觉、不吃早餐、饭前不洗手，大小便后不洗手，生活无规律等，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会给人的寿命带来不同程度的危害，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损寿折寿。

孙思邈的著作篇4

1 应用特色

孙思邈在治病、预防保健及美容抗衰老方药中屡次用酒，且用途多样，极具特色。有人对其《千金要方》中妇人方554 首进行统计发现，用酒者242首，占41.9%[1]，而这些妇人方中，其中就有不少具有美容抗衰老的作用，再结合专门与美容抗衰老相关的“面药篇”、“服饵篇”等篇节，酒的用途就更加广泛了，在美容美白，抗衰保健及损容性疾病的治疗中，孙思邈皆有应用。通过对相关篇节的综合分析，其应用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1 浸渍用酒：孙思邈著作中有很多用酒浸渍药物的炮制方法，如：在面药篇中孙思邈共列6方，如“去风寒，令面光悦，却老去皱方”的面膏方[2]。将“青木香、白附子、川穹、白蜡、零陵香、香附子、白芷、 茯苓、甘松、羊髓等10味药物，以水酒各半升，浸药经宿， 煎三上三下候水酒尽”， 等到“膏成”，用来“傅面作妆”可以达到美容的效果，甚至“有黑干黑曾皆落”，达到治疗面色暗沉和黑斑的作用；还有“以酒渍桃花”口服，可以起到“好颜色，治百病”的美容保健的作用；另外，孙思邈在“合和”篇节中，还对酒浸渍药物的应用原则进行了阐述，他指出“凡渍药酒，皆须切细，生绢袋盛之，乃入酒，密封，随寒暑日数，视其浓烈，便可辘出，不必待至酒尽也。滓可曝燥，微捣，更渍饮之，亦可散服”。在具体浸渍时，不同的药物入汤酒还有一些注意，如：“凡用石药及玉，皆碎如米粒，绵裹纳汤酒中”，“凡牛膝、石解等，人汤酒拍碎用之”，“凡诸汤用酒者，皆临熟下之”等，极具匠心。

1.2 外敷用酒：外敷方法是古代美容抗衰老方剂中应用比较多的，而这其中用酒也很多，例如治疗面黑干方药中，“白附子末酒和， 傅之即落”治面粉滓方， 还可以用“熬矾石以清酒和傅之， 不过三上”，又有“治面疱方， 羚羊胆、牛胆 （各一具） 、淳酒 （一升）。右三味合煮， 三五沸， 傅之”。这些方剂里面所说的“傅”，就是外敷之意。另外很多的外敷面脂方也用到了酒制的方法，除了前面提到的几个浸渍口服的以外，孙思邈用“鹰屎白 （一合）、辛夷 （一两）、白附子、杜若、细辛（各半两）。右五味，以酒五合浸一宿，以羊髓五两，微火煎，三上三下，去滓，”可以外敷治疗小瘢痕。还将“杏仁酒浸皮脱、捣，绢袋盛，夜拭面”，把“酒浸鸡子三枚， 密封四七日成，傅面，”都能起到美容保健，治疗损容性疾病的作用。孙思邈还指出外敷的膏方，“凡合膏，先以苦酒渍，令淹渍，密覆勿泄。云晬时者，周时也不用”，“可摩之膏，膏滓则宜以敷面上，此盖欲兼尽其药力故也”，对其制备方法进行了详细论述。

1.3 内服用酒：内服美容抗衰老方药中酒的应用就更显的丰富多样了，孙思邈既有专门的药酒方，如《备急千金药方》“服食篇”中的枸杞酒方，直接以“枸杞根一百二十斤”与其他药物配酿药酒，待“其酒赤如金色”可以起到保健祛病，“灭瘢痕”的美容目的。除了直接用作药酒方以外，孙思邈还经常在许多美容抗衰老方药内服时用酒，例如铅丹散用时，“酒服一刀圭，日三”，使得“黑色皆从大便中出矣”，使人“面白如雪”；而白杨皮散“以白杨皮、桃花、白瓜子”三味入筛为散，以“温酒服方寸匕，日三”，可以治面与手足黑，令光泽洁白；还有治面疱甚者方，“冬葵子、柏子仁、茯苓、冬瓜子酒服方寸匕，食后服，日三”，另外，有个抗衰老的经典方剂，也是用到了酒服，“枸杞根 （一十斤）、生地黄 （三斤）。右二味，先捣筛枸杞，又捣碎去黄，，合筛，空腹酒服方寸匕，日三”，孙思邈指出其“久服颜如童子”，还可以治疗面部暗沉，面疱等病症[3]。可见，酒服在孙思邈美容抗衰老方剂中的应用是何其广泛。

虽然内服用酒可以起到很好的作用，但是孙思邈在“服饵”篇中也指出“凡服酒药，欲得使酒气相接，无得断绝，绝则不得药力，多少皆以知为度。不可令至醉及吐，则大损人也。”谈到内服用酒不能过度，否则对人体是有损害的。同时孙思邈也指出内服时，切忌空腹用酒[4]，“凡服泻汤及诸丸、散、酒等，至食时须食者，皆先与一口冷醋饭，须臾乃进食为佳”。这种服用方法也是非常科学和健康的。

2 作用分析

除了本文中列举的一些主要的美容抗衰老方药外，孙思邈还有很多用酒的例子，除了美容抗衰老，酒还可以应用到面色暗沉、损容性皮肤病的防治中。我们也可以在古代医籍和本草中看到不少在美容抗衰老方中用酒的例子，但从体系上而言，都没有孙思邈在《千金方》中的论述系统全面。就其作用而言，现代药理研究证明，酒可以扩张血管，促进血液循环，增加肾脏过滤量，使小便排泄量明显增加，由于酒味辛、甘，性大热，具有上升和发散的特性，故在治疗头面部损容性疾病时，以酒送服诸药，可以借助酒的轻清上扬之性，引药上行，直达头面[5]。而酒浸渍药物，可借助酒的辛热之性，增强药物疗效。酒可以引药上行，达头面，所以在美容内服方剂中，常作为药物的组成部分或参与送服药物，以达到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的功效；又因酒具有挥发、渗透、抑菌之性，所以在外用美容剂型中，常将方中的药物用酒浸渍，再用来外敷，不仅可以起到原药物美容抗衰老的作用，还可以药借酒势，酒行药效，起到抑菌作用。再加上酒本身具有通血脉、消沉积、润肌肤、去寒气的功效，又可用于多种癖血及寒凝类损容性疾病的治疗以及皮肤的养护中。

3 研究价值

中医学认为，酒乃水谷之气，味辛、甘，性大热，气味香醇，入心、肝二经，能升能散，宜引药势，且有活血通络、祛风散寒，有健脾胃消冷积、矫臭矫味之功。现代医学也认为酒能扩张血管，增加脑血流量，刺激中枢神经系统、血液循环系统、消化系统等。用酒是孙思邈中医美容抗衰老方药的一个特色，他不仅列举了酒在这些方药中不同的用途，还界定了用酒的原则和方法，指出此类应用可以为美容抗衰老、防治一些不同的损容性皮肤病起到重要作用。但用酒在美容抗衰老方药中的应用研究还不够深入，如：对于美容抗衰老方药而言，无法确定哪些方剂中的药物宜用酒炮制，哪些方剂宜以酒送服，哪些作为方剂的药物组成能够更好地发挥这些方药的功效，孙思邈的用酒特色无疑给这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和总结。目前，学术界对其研究与实践还尚属初期，如何使酒在今后的中医美容治疗和美容保健方剂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如何将孙思邈用酒的特色加以发挥应用，这些都是非常好的科研命题。这一点无论对于中医美容学、中医抗衰老，甚至中药炮制学等学科的研究都有着极其重要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杨利侠，朱西杰.孙思邈治疗妇科病用酒特色探析[J].山西中医，2003，2（19）：3-4.

[2]张印生，韩学杰.孙思邈.孙思邈医学全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9：140-147，494-498.

孙思邈的著作篇5

文/胡献国

唐代永淳年间，孙思邈行医来到京城，住在相国寺。寺里有位和尚名允惠，患了癫狂症，经常言语无常、狂呼奔走，谝服汤药，不见一效。允惠的哥哥与名医孙思邈是至交，恳请孙思邈设法治疗。孙详询病情，细察苔脉后说道：“令弟今夜睡着，明日醒来便愈。”潘某听罢，大喜过望。孙思邈吩咐：“先取些成食给小师傅吃，待其口渴时再来叫我。”到了傍晚时分，允惠口渴欲饮，家人赶紧报知孙思邈，孙取出一包药粉，调入约半斤白酒中，让允惠服下，并让其哥安排允惠住在一间僻静的房间。不多时，允惠便昏昏入睡，孙思邈再三嘱咐寺内僧人，不要吵醒病人，待其自然醒来即愈。直到次日半夜，允惠醒后，神志已完全清楚，癫狂痊愈。允惠家人重谢孙思邈，并问其治愈道理。孙回答：此病是用朱砂酸枣仁乳香散治之，即取辰砂一两，酸枣仁及乳香各半两，研末，调酒服下，以微醉为度，服毕令卧睡，病轻者，半日至一日便醒，病重者二三日方觉，须其自醒，病必能愈，若受惊而醒，则不可能再治了。昔日吴正肃，也曾患止疾，服此一剂，竟睡了五日才醒，醒来后病也好了。这一巧治癫狂之法，取其酸枣仁有安神之功，配伍朱砂，故收到理想疗效。

酸枣，又名酸枣仁，全国各地均产。中医认为，本品性味甘、平，入心肝经，有养心安神，敛汗生津之功，本品性质平和，甘补酸收，功能补养心肝，收敛心气，为养心阴，益肝血而宁心神的良药。《本草纲目》言其“主治心腹寒热，邪结气聚，四肢酸痛湿痹。久服安五脏，轻身，延年”。《本经》言其“补中，益肝气，坚筋骨，助阴气，能令人肥健”。药理研究表明，本品具有镇静催眠及抗心律失常作用，并能协同巴比妥类药物的中枢抑制作用；其水煎液及醇提取液还有抗惊厥、镇痛、降体温、降压作用。此外，酸枣仁还有降血脂、抗缺氧、抗肿瘤、抑制血小板聚集，增强免疫等功能。特别提醒，因其还有兴奋子宫作用，故孕妇慎用。

古代医学家防眼病四法

文/张伟

人上了年纪后，眼睛昏花、视物不清是让老年朋友很苦恼的一件事，古代医家早就认识到平时养眼防病的重要性。中医学最早的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就将“目不劳，心不惑”、“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作为养眼明目重要的手段。

1.历代养生家都主张“目不久视”、“目不妄视”，因为久视可耗血伤神，说明养目和养神是密切相关的。以两掌轻捂双眼，全身肌肉放松，1分钟后迅速眨眼2次。每日做3～5次。此法能明显改善视力，特别适用于经常看报纸的中老年人。

2.《圣济总录・神仙导引》中指出：“常欲以手按目近鼻之两眦，闭气为之，气通即止，终而复始。常行之，眼能洞见。”方法是屏住呼吸，用手揉捏两眼的内眼角，直至微感憋气，呼吸几次后再继续憋气揉捏，连续5遍，每日可进行3～5次。此法可提高视力，防止老花眼。

3.瞪大双眼，使眼球不停转动，先从右向左转10次，再从左向右转10次，然后依次注视右上角、左上角、右下角、左下角，反复5次。可使眼部气血调和，消除眼疲劳，增强视力，减轻眼睑下垂。

孙思邈的著作篇6

以人为本、尊重生命的人本主义思想

孙思邈在《备急千金要方•治病略例》中说：“二仪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他把自己尽毕生心血写成的两部方书命名为《千金方》，就是因为：“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他在《大医精诚》中这样论述道：如果遇上有患病来求救的人，不能够询问他的贵贱贫富，年龄大小，是朋友还是敌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聪明还是愚笨，都只能一样看待，都像对待最亲近的人那样为他考虑。“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巇、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像这样才可以成为老百姓的大医，否则就是百姓的大敌。“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人的生命是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为医者要有高度的同情心和责任感，不论贵贱贫富，一视同仁；不计名利得失，一心赴救。孙思邈以病人为本，全心全意为病人考虑，对待求治的病人他不分贫富贵贱、老幼美丑，一视同仁，平等对待，珍爱生命，成为后世行医者的楷模。医学是直接服务于人的生命科学，对生命的轻视和对人性的冷漠是医家的大忌。自古以来，历代医家关注人们的生命，强调对生命的敬畏和终极关怀，“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之性，人为贵”，人的生命是天地间最为宝贵的财富。《周礼•天官•冢宰》记载：“医师，掌医之政令，聚毒药以共医事。凡邦之有疾病者、庀疡者造焉，则使医分而治之。岁终，则稽其医事，以制其食。”［2］可见，早在古老的周代就设有分管医疗的医师，并把治病救人作为宗旨，以医治的效果作为考核医生和制定俸禄的依据。这种以人为本救济天下的思想就是对百姓生命的最大关爱。医学与人的生死安危密切相关，要真正尊重生命的价值、实现生命的价值，从医者就必须首先树立“以人为本”的自觉意识。我国古代医学和医学教育的发达就是基于人为贵、人命至重的思想，出于对百姓的关爱，对生命的尊重。从根本上说，医学治病救人的宗旨是通过对人的“关怀”来体现的。从传说中神农遍尝百草的滋味、天下水泉的甘苦，“令民之所避，一日而遇七十毒”；到伏羲画八卦，得以类推百病医治的原理，尝试百药而创制九针的医术，“以拯夭亡”；到张仲景的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再到孙思邈的精勤不倦，大医精诚；乃至李时珍不顾生命安危，亲自试服草药，完成了伟大的药学巨著《本草纲目》。“以人为本”的人本思想孕育于久远的古代，经过历代医药家们的言传身行，得以不断地传承演进，并成为医学和医疗事业持续向前发展的内在动力，经久不衰。因此，历代的医学前辈们在开展医疗实践活动的过程中，在漫长的历史积淀中，催生了中华医学“以人为本”的原始医德［3］。

医乃仁术、济世救人的儒家仁爱思想

在我国古代医学的发展史上，医儒不分，儒家思想为医学伦理思想及医学理论注入了强有力的活力。“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所谓“仁”就是“爱人”。孔子在《论语•学而》中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儒家强调仁者爱人，而医学正是推行“仁”道的最佳途径。医学为“生生之具”，医学的目的是仁爱救人，为医者，最重要的应当有仁爱之心。行医治病、施药救人就是施仁爱于他人，儒家的仁爱思想因此也成为医学道德的理论基础。面对满目珍馐，只能“看有若无”，因为“病人苦楚”，“不离斯须”，作为大医，只能产生“惭愧、凄怜、忧恤”之心，“发大慈侧隐之心”、“普救含灵之苦”。“仁者爱人”，面对病人的痛苦、百姓的灾难，掌握医术济世救人是医家最好的仁爱惠心。具“仁心”，行“仁术”，做“仁人”，成为古代许多知识分子的人生追求和理想选择。只有心存仁义之心的仁爱之人才能将医学真正变成济世活人的仁术。“仁心仁术”赋予医学以仁慈至善的精神内涵，同时也强化了医生职业的神圣与高尚，集中体现了儒家传统伦理的仁爱、仁慈和仁义观，成为古今医家普遍遵守的职业伦理道德原则。孙思邈将幼时病痛的经历化作对医学的执着和对病人的同情，由自己的病痛想到天下百姓的病痛，将爱己的心扩大到爱“天下人”的心，推己及人，将心比心，儒家“仁者爱人、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思想，可以说在孙思邈身上得到了最完美的体现。有仁爱之心，才能博施济众，对所有患者都“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有仁爱之心，才能做到“勿避险巇”“一心赴救”；有仁爱之心，才能“省病诊疾，至意深心”。没有了仁爱之心，就缺少了对患者心灵的呵护，再先进的仪器，只能带来令人生畏的冰凉；没有了仁爱之心，就缺少了对他人苦难的关怀，再精良的医术也会失去人性的温暖。“医乃仁术”，简单而朴实的四个字，却概括体现了医学的真正精髓，体现了儒家仁者爱人、生命至上的仁爱思想［5］。

博极医源、精勤不倦的民族敬业精神

在中国的传统医学文化中，历代医圣名家都强调了为医必须博极医源、精勤不倦，必须具备孜孜不倦、专心致志的敬业精神。《素问•著至教论》中要求医生“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孙思邈在《千金药方》卷一《绪论》第一《大医习业》中要求医生：“凡欲为大医……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睹事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并须探赜，若能具而学之，则于医道无所滞碍，尽善尽美矣。”［4］孙思邈不仅是医学大家，同时精通儒、道、佛及诸子百家，这些名家经典不仅增加了孙思邈的见识，也对他的精研医学起到了极大的辅助作用。没有知识的广博全面，哪来技术的圆通周密。只有广泛博览诸家经典，涉猎不同领域学科，从典籍中汲取知识和经验，才能才高识妙，具有精湛的技艺，才能临事不惑，游刃有余。张仲景在《伤寒杂病论•自序》中说：我看当今的医生，不考虑探究经文的含义，用来扩大自己的知识范围，而是继承各自祖传的医技，始终沿袭旧法。查询病情，只追求口才敏捷；面对病人一会儿，就处方用药。“夫欲视死别生，实为难矣！”所以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为的是“多闻博识”、“视死别生”。李时珍爱读古典著作，就如同吃了蜜糖一样，他搜罗百家著述，博览群书，稍有心得就写下来。医术的高明源于他饱读经书，博闻强记，只有勤求古训、精究方术，才具备了“苍生大医”的基础。正因为医学的博大精深，经方的玄妙深奥，所以只有用心精微的人，才可以和他一起探讨医学问题。如果用最粗浅的思考去探求最高深的医学，难道不危险吗？孙思邈批评社会上有些愚昧的人，读了三年方书，就认为天下没有什么病值得治疗；等到治了三年病后，才知道天下没有总是对症治病的良方可用。因而学医的人“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步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4］必须广博深入地探求医学的渊源，并精心勤奋，毫不厌倦，刻苦钻研，精益求精，方能精通医术，明辨病因，成为大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正如《病家两要说》所述：“然必有小大方圆全其才，仁圣工巧全其用，能会精神于相与之际，烛幽隐于玄冥之间者，斯足谓之真医，而可以当性命之任矣。”只有掌握精湛医技的人，才可以担当性命的重任。而高超医术的获得，必须要有精勤不倦、刻苦钻研的精神。

重义轻利、清正廉洁的传统道德规范

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明确指出：医生不能凭借自己的所长，一心一意谋取钱财，只能产生救苦救难之心。宋代林逋《省心录•论医》中明确指出：没有“恒德者”不可以当医生，因为关系到人的生命之所在。明代医学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指出：第一要懂得儒理，然后才能知晓医理。这些论述都强调了为医者的道德修养，这是行医救人的前提条件。明清时期，关于医学伦理道德的著述繁多，论述广泛，名医大家们精辟的论述和见解，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中医伦理学思想。主要有李梃的《习医规格》，喻昌的《六不失》，龚廷贤的《医家十要》、《病家十要》，陈实功的《医家五戒十要》，缪希雍的《祝医五则》，李中梓的《不失人情论》，张璐的《医门十戒》；徐春甫的《庸医速报》等，显示了中华民族传统医学文化的繁荣和昌盛。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认为：“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也，舍身而取义者也。”荀子主张以义制利，重义轻利，提倡君子“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朱熹说，为义就是“向圣贤之域”，为利就是“趋愚不肖之徒”。中国传统文化中重义轻利的义利观、清正廉洁的理想人格对传统医德有着深刻的影响。医古文中众多篇章都记载了古代医家重义轻利、清廉正直的言行和品德。晋代杨泉在《物理论•论医》中指出：医生，不是忠厚廉洁善良的人，不可以相信。明代医家陈实功在《外科正宗•医家五戒十要》中说：不管病家年龄的大小、身份的贫富，不管他钱财的多少轻重有无，“当尽力一例施与”；凡是来看病的贫穷之家及游食僧道衙门差役人等，不可以向他收取药钱，只能送药。再遇到贫穷困难的人，也应当量力赠送，这才是仁术。清代名医费伯雄在《医方论•序》中更是明确提出想要救人可以学习医术，而想要谋利则不可以学医。假如我自己有病，“望医之救我者何如？”假若我的父母妻子有病，“望医之相救者何如？”“易地以观，则利心自澹矣！利心澹则良心现，良心现斯畏心生。”［6］

孙思邈的著作篇7

养生诀中的“十二不”与“十六不”孙思邈认为，养生必须抛弃日常生活中不利于健康的行为方式。讲究生理卫生，他提出了十二“不”：“是以养性之士，唾不至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极视，坐不久立，立不至疲，卧不至，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当是“饮食有常节，起居有常度，不妄作劳”。同时，又要求人们要注重生活规律，因而更具体地提出了养生中的十六“不”，即：“不欲甚劳，不欲甚逸，不欲流汗，不欲多唾，不欲奔走车马，不欲极目远望，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饮酒当风，不欲数数沐浴，不欲广志远愿，不得规造异巧。冬不欲极温，夏不欲极凉。不欲露卧星月，不欲眠中用扇，大寒大热大风大雾皆不欲冒之。”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乃去。”

养生诀中的“十二少”与“十二多”孙思邈归纳总结了养生十二少，他说：“养摄生者，常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认为“行此十二少者，养性之都契也”。与之相对应，孙氏又提出了十二多及其危害。他说：“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志昏，多事则形劳，多语则气乏，多笑则脏伤，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理，多恶则憔悴无欢。”以上更多的是涉及心理摄生问题，他在此基础上还曾希望人们“莫忧思，莫大怒，莫悲愁，莫大惧，莫跳踉，莫多言，莫大笑。”若能记住“七莫”而能做到“忍怒以全阴，抑喜以养阳”，则能达到健康长寿的目的。

养生谨防“十二伤”　有哪些不利因素影响健康呢?孙思邈告诫人们说：“深忧重悲伤也，悲哀憔悴伤也，喜怒过度伤也，汲吸所欲伤也，戚戚所患伤也，久谈言笑伤也，寝息失时伤也，挽弓强弩伤也，沉醉呕吐伤也，饱食即卧伤也，跳足喘乏伤也，阴阳不交伤也”。养生贵在避免对人体身心健康可能造成伤害的一切不利因素。

养生最重除“五难”　孙氏总结老年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除为三难，滋味不绝为四难，神虑不散为五难。”此五难，无不与情志嗜欲相关。五难于养生不利，其实除之并不难，孙氏说应该这样对待：“于名于利，若存若忘；于非名非利，亦若存若忘。勿汲汲于所欲，勿怀忿恨”，自然能心安而不惧，形劳而不倦，健康且长寿。

老年人的保健佳品绞股蓝

以天然中草药绞股蓝(又名七叶胆、七叶惨、甘茶叠)为原料提取的绞股蓝总苷制成的绞股总苷片以及绞股蓝胶囊、绞股蓝茶等，受到了中老年人的厚爱，被中老年人誉为“降脂良药，保健佳品”。

药理研究表明：绞股蓝总苷片含有多种人参皂苷和绞股蓝皂苷，后者可视为原人参二醇和原人参三醇的异构体，它有显著的降低血清胆固醇、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升高具有抗动脉粥样硬化的物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作用。研究还表明，绞股蓝总苷有调节脂肪代谢，阻止脂质在血管壁沉积，对抗糖皮质激素副作用，增强体液免疫和细胞免疫功能，抑制肿瘤细胞生长等作用。由于绞股蓝总苷的生物活性强，疗效显著，具有“人参适应原”样作用，因而，能有效地预防动脉硬化和高脂血症。

孙思邈的著作篇8

圣 手

唐贞观年间，天下太平。唐太宗李世民常到民间走动，与民同乐。一日，太宗率亲信游览锦屏山，正在兴头上，来到一潭清泉旁，忽觉得口干舌燥，便弯腰伸手，棒起清泉一阵痛饮，刚想说喝得痛快，话还未出口，突见水中有条小蛇在游动，心中顿觉不快，吐也吐不出，说也说不得，转身回宫。

回到宫中，太宗便一病不起，皇上病了，忙坏了御医。御医不停诊治，不断开方，珍奇贵重之药服了不少，病还是不见好，龙颜日渐阴沉。宫中上上下下也急得团团转，却也无计可施。大臣魏征急切之中忽然想起药王孙思邈善治怪病，有圣手回春之能。魏征亲自把药王请到宫中给皇上看病。孙思邈经过望闻问切，便知病因和病在何处了。他奏曰：“皇上龙体欠安，心病也，只因腹中有条小蛇在作怪。吾开一方，再上山去采一种特效草药，服下之后，贵恙得除矣。”奏毕，呈上药方，又请魏征同去采药。不需半日，又回到宫中，煎好药汤，服侍皇上服下。唐太宗服下药汤后，感到逆气上升，腹中翻腾，胸口发闷，忍不住呕吐起来。孙思邈见状，顺手拿一盆接呕吐之物。太宗吐毕，心中舒服多了。孙思邈忙把盆子端给太宗看，又奏曰；“皇上请看，您腹中的小蛇吐出来了。瞧，就在这儿，它还在游动呢！”太宗一看，盆里呕吐物中果有一条小蛇在游动，时隐时现，一见此物，太宗的病十去其九。第二天一起床，太宗浑身舒坦，病已痊愈，满心欢喜，便上朝理事。他称赞孙思邈是神医圣手，并重赏药王。

原来，药王孙思邈给太宗把脉后便知太宗没什么病，又细问魏征太宗得病前后的情况，开催吐药一方，又以上山采特效药为名捕得一条小蛇藏于袖中，趁机将小蛇掉入盛装呕吐物的盆中，治好了太宗的心病。“圣手医龙恙”之事不胫而走，朝野皆知。

妙 方

明朝李时珍精心研究医药，编著《本草纲目》，名声大振。请他看病的人极多。其中有些病人经过别的医生看过服过药后还要请李时珍诊治，心才得安，病才去得快。

一次，李时珍在某镇给一老者看病。镇中一位财主闻讯找上门来，说自己病得历害，已请郎中看过，吃了不少药，就是不见好。还拿出那位郎中开的药方给李时珍看。李时珍看了方子，又给财主把了脉，知其方子开得不错，病已经快好了，对财主说：“贵恙无大碍，再按方子服药，过些日子就好了。”财主不肯，一个劲地请李时珍给开方子。李时珍不加思索挥笔开了药方，上列鬼盖、杨袍、松腴、国老四味药，让财主连服10日。财主见这方子上的药自己从未服过，心中大喜，服药10日，果然药到病除。财主特意登门对李时珍千恩万谢地说：“您开的药方真灵，妙方，妙方也！”李时珍真诚地说：“我开的药方和那位郎中开的药方是一样的，是主治气虚的四君子汤，鬼盖是人参的别称，杨袍即白术也；茯苓又称松腴，国老即甘草也。如果说是妙方，那正是治你病的妙方。”

还有一次，李时珍以“安慰剂”治愈痢疾患者的心病，传为佳话。有位姓贾的员外，饮食不洁之物闹肚子，初时没在意，后来拉起痢疾，才请郎中开方服药，但效果不大。这贾员外平时就疑心重，常生“暗鬼”。这回久病不愈，疑心又起，害了心病，贾员外访得李时珍进山采药路过本县，专门在路口守候，果然遇见李时珍。李时珍给他一号脉，知他病已经好了，只待恢复，不肯开方子。怎奈贾员外苦苦相求，只得在路旁拔几样野草交给贾员外，说：“我这些草药名曰‘安慰’，回去煎汤服下，药到病除，心病自消。”贾员外遵嘱服药，没几天就全好了。他逢人便赞李时珍的“安慰”妙方灵验如神。

名 画

相传，唐朝著名诗人王维善画，有《辋川图》传世，是医病的心药，世称名画。

据宋朝文学家秦观的《淮海集》中说：有一年，他在河南汝阿县，得了肠胃病，久治不愈，甚是怪异，心中烦闷，心病日生。一日，有位笔友来探望他，带给他一幅前朝王维的山水画《辋川图》，然后挂于床前，说：“这是王维名画，有心药之称，我曾用此画治好过几个人的怪病，你不妨一试。病好后我再来取画。”秦观半信半疑，名画能治病？可朋友说得真诚，绝非戏言。只好试一试。

秦观躺在床上，睁眼就看了《辋川图》。这图画得妙，山青水秀，鸟语花香，草木苍翠，生机盎然，百看不厌。仔细观看，只觉得景物自然，天生成趣，空气清新，沁人肺腑，不由得坐起来了。再三端祥，竟举步走到画前，似徜徉在山水之间，流连于花草之中，身也轻了，气也顺了，心情豁然开朗，悟出画中真趣。经过几天画中游览，与王维做心灵沟通，秦观的病神奇般地痊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