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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立春时间：2019年2月4日 11:14:14，农历 十二月（大）三十。
2019年雨水时间：2019年2月19日 07:03:51，农历 正月（大）十五。
2019年惊蛰时间：2019年3月6日 05:09:39，农历 正月（大）三十。
2019年春分时间：2019年3月21日 05:58:20，农历 二月（小）十五。
2019年清明时间：2019年4月5日 09:51:21，农历 三月（大）初一。
2019年谷雨时间：2019年4月20日 16:55:10，农历 三月（大）十六。
2019年立夏时间：2019年5月6日 03:02:40，农历 四月（小）初二。
2019年小满时间：2019年5月21日 15:59:01，农历 四月（小）十七。
2019年芒种时间：2019年6月6日 07:06:18，农历 五月（大）初四。
2019年夏至时间：2019年6月21日 23:54:09，农历 五月（大）十九。
2019年小暑时间：2019年7月7日 17:20:25，农历 六月（小）初五。
2019年大暑时间：2019年7月23日 10:50:16，农历 六月（小）廿一。
2019年立秋时间：2019年8月8日 03:12:57，农历 七月（小）初八。
2019年处暑时间：2019年8月23日 18:01:53，农历 七月（小）廿三。
2019年白露时间：2019年9月8日 06:16:46，农历 八月（大）初十。
2019年秋分时间：2019年9月23日 15:50:02，农历 八月（大）廿五。
2019年寒露时间：2019年10月8日 22:05:32，农历 九月（小）初十。
2019年霜降时间：2019年10月24日 01:19:37，农历 九月（小）廿六。
2019年立冬时间：2019年11月8日 01:24:15，农历 十月（小）十二。
2019年小雪时间：2019年11月22日 22:58:48，农历 十月（小）廿六。
2019年大雪时间：2019年12月7日 18:18:21，农历 十一月（大）十二。
2019年冬至时间：2019年12月22日 12:19:18，农历 十一月（大）廿七。
2019年小寒时间：2019年1月5日 23:38:52，农历 十一月（大）三十。
2019年大寒时间：2019年1月20日 16:59:27，农历 十二月（大）十五。
2、2020年8月06日，农历六月（小）十七，星期四，冲猪（乙亥）煞东。
3、2020年8月08日，农历六月（小）十九，星期六，冲牛（丁丑）煞西。
4、2020年8月10日，农历六月（小）廿一，星期一，冲兔（己卯）煞东。
5、2020年8月11日，农历六月（小）廿二，星期二，冲龙（庚辰）煞北。
6、2020年8月17日，农历六月（小）廿八，星期一，冲狗（丙戍）煞南。
7、2020年8月20日，农历七月（大）初二，星期四，冲牛（己丑）煞西。
8、2020年8月24日，农历七月（大）初六，星期一，冲蛇（癸巳）煞西。
9、2020年8月31日，农历七月（大）十三，星期一，冲鼠（庚子）煞北。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综述
1分别探讨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
理论界对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分别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取得大量成果，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相当的多，在人大复印资料上可以收集到的仅1998年到2001年专门研究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文章就有50篇。
关于的“三农”思想，学者们进行专门研究的不是很多，目前进入笔者视野的著作有郑以灵的《农民观透视》、陈高同、赵素芬主编的中国农业发展丛书中的《与中国农业发展》、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5年8月第1版的《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以论文出现的研究成果有郑有贵在《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上发表的《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其余研究成果均散见于思想研究或者其他研究性文章里面。从研究内容来看，学者们重点研究了新民主义革命时期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理论、和建国后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理论。
关于邓小平的“三农”思想研究成果不仅数量多而且涉及面很广，从农业、农村和农民的各个相关方面都有论述，呈现出多角度、全方位的特征。学者们重点对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主要内容进行了发掘和解读，同时不少学者还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想的理论来源、主要特点和重要意义以及其与科学发展观的关系方面进行了探讨。关于邓小平的农业发展思想的内容，学者们主要在以下方面做了精辟论述，一致认为它包括：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农业的发展，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要科教兴农；因地制宜，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增加农民收入，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发展的“两个飞跃”思想。学者们认为邓小平的“三农”思想具有求实性、创造性、超前性、人民性和辩证性的特点。同时，学者们还指出了邓小平“三农”思想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他们认为从理论上讲，邓小平“三农”思想在农业合作制、农业现代化、农民脱贫致富等方面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农业思想，从实践上看，它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的农业经济实践中起到了科学指导的作用，从而使党在“三农”工作中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对的“三农”思想进行专门研究的也不太多，还未见以著作的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的成果，但是可以在研究的经济思想的著作中找到其“三农”思想的内容，如顾龙生等所著《经济思想研究》。以论文形式出现的专门研究成果有王骏在《党的文献》2003年第5期上发表的《试论的“三农”思想》，他从基础论：“没有农民的小康，就不可能有全国人民的小康”；改革论：“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方向继续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论：“必须转变农业的增长方式”；中心论：“推进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提高农业效益、增加农民收入”；创新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加快城镇化进程”等几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的“三农”思想的内容，同时指出了其鲜明特点。关于的“三农”思想研究其成果还可以从于法友在《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2期上发表的《论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完善与发展》等文章中找到。
2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以历史时间为线索分若干阶段详尽的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陈承红在《农业考古》2006年第3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人的“三农”探索》以中国共产党的四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为线索论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三农”问题的探索历程。
孙仲彝在《上海党史与党建》2006年9月号上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实践及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是以历史为线索分两个大的阶段和若干个小阶段用详尽的资料阐明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历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从奠基、形成、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三方面指出了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的发展历程。
此外，广东省教育厅社科规划重点项目“当代中国农村发展道路研究”的最终主要成果、秦兴洪主编的《共和国农村的发展道路：中共三代领导集体的选择》，这本书全面阐述新中国50年来中共三代领导集体对农村发展道路的选择，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发展历程。还有学者从某一特定阶段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历程，如何丽芬在《常熟理工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上论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历史进程；华中师范大学刘国武2005年在其硕士学位论文中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对“三农”问题的认识历程。
3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的巨大贡献
卢文在《中国财经报》2001年07月4日第003版上发表《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巨大贡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一文，他分别从“三农”的涵盖的三个方面将中国共产党在“三农”问题上的贡献阐述为：在农业上的贡献：实行合理的土地制度、实行科教兴农战略、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具有中国特色的农业现代化之路；在农村问题上的贡献：一贯重视农村、使农村经济转向商品、市场经济、通过发展乡镇企业实现农村工业化，促进乡村城镇化、使农村进入小康；在农民问题上的贡献：注重调动农民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组织程度和素质、组织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帮助农民实现历史性的大转变。
中共南京市委党校教授王玉珍在《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增刊——《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论文专辑》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在“三农”问题上的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贡献包括：从我国的基本国情出发，在理论上阐明了“农民问题是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找到了一条使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的道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揭示了“农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这一科学规律，并将“农业是基础”作为指导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方针之一；在如何发展生产力、调动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上，我党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解决了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制度创新和实行以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统分结合双层经营的体制创新；在探索中国农民如何增加收入，走上富裕的途径方面，中国共产党人历经探索完成了从集约经营——无工不富——结构调整、产业化经营、发展小城镇——税费改革等一系列理论创新和政策创新的过程。
冯雷、田立春、刘大莲在《中共济南市委党校济南市行政学院济南市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兼论中共三代领导核心的“三农”思想及其理论贡献》指出，、邓小平、作为我党三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他们的“三农”思想为我党开辟中国的革命道路、中国的改革道路和中国的跨世纪发展道路做出了突出贡献，也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农”理论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4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
李明、郭宇在《科学社会主义》2006年第1期上发表《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经验》，指出中国共产党在认识和解决“三农”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经验，这主要包括：必须高度重视“三农”问题，改进党对农村工作的领导；必须从全局出发，巩固农业基础地位；必须把调动农民的积极性作为制定农村政策的出发点；必须尊重农民的首创精神，依靠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改革的伟大事业；必须坚持和发展农村基本经济制度，坚持农村改革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必须巩固和发展工农联盟，正确处理党同农民的关系；必须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战略的高度认识“三农”问题，进行制度创新，统筹城乡发展；必须高度重视农村民主法治建设，促进农民人权事业发展；必须加强农民教育，提高农民素质，全面推进农村小康建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武力在《党的文献》、《光明日报》及其主编的著作《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中一再强调：新中国成立55年来中国共产党解决“三农”问题有不少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借鉴，包括：实事求是是形成正确认识的基础；民主制度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制度保障；以人民为本是形成正确认识和决策的前提条件。
5关于中国共产党历代领导集体“三农”思想的比较研究
学者们将中共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结合起来进行了比较研究。如李建宁在《攀登》2001年第4期发表《、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邹开明、周世慧在《党史文苑》2006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比较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李晋玲在《生产力研究》2004年第2期上发表《、邓小平农业思想的差异分析》，闵帅、陈洪勋在《菏泽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1期上发表《关于与邓小平农业发展思路的比较》，黄世贤、黎红刚在《江西社会科学》1996年第1期上发表《邓小平对农业经济思想的继承和发展》，郭翔宇在《学习与探索》2003年第1期上发表《同志对邓小平农业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学者们一致认为与邓小平对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农业发展的途径、农业发展的规划及经营体制的制定、发展农业采取的手段、实现社会主义农业战略目标的政策构思上，既有共同点，又有不同点。邓小平继承、发展了农业思想，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农业思想。有的学者还从知识背景和经历、所处的时代背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认识及其性格等方面分析了二者产生差异的原因，他们认为在农业基础地位的认识上、农业和农村具体工作思路上丰富和发展了邓小平农业思想。
这些专著和论文从不同视角，不同侧面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农”思想，取得了一定甚至是可观的成果，成绩斐然。但是，随着我国“三农”实践的推进，相对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所需要的理论支持来说，这只还是一个初步研究，理论研究尚有薄弱和不足之处。从目前的研究状况看，重复性研究比较多，综述研究太少，无论是整体研究，还是专题研究都需要大力开拓新领域。特别是对中共第三代及其新一代领导集体的“三农”思想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内在关联性的研究、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现实指导意义及其前瞻性研究要更加深入，这就有待于后来者的不断努力。
参考文献
［1］武力，郑有贵主编.解决“三农”问题之路——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政策史［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1）.
［2］陆学艺著.“三农”论——当代中国农业、农村、农民研究［J］.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1）.
［3］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当代农业史研究室编.中国共产党“三农”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
［4］李建宁.、邓小平现代化思想之比较［J］.攀登，2001，（4）.
［5］郑有贵.的“三农”现代化思想与当代农村改革［J］.党的文献，1999，（3）.
1、农历,一年一般为12个月,一个月天数依照月亮围绕地球运行周期而定,为29或30天,闰年为13月,中国农历年平年为353或354天,闰年为384或385天,平均每年约为365.2422天。
2、农历，中国传统历法。它根据月相的变化周期，每一次月相朔望变化为一个月；并把一个太阳回归年划分为24段，形成二十四节气。通过参考太阳回归年，设置闰月使其平均历年与回归年相适应。农历融合阴历与阳历形成为一种阴阳合历历法。
3、农历又有夏历、阴历、旧历、华历、中历等称。因使用“夏正”，旧时多称为夏历，1970年以后“夏历”改称为“农历”。农历属于阴阳合历，其年份分为平年和闰年。平年为十二个月；闰年为十三个月。月份分为大月和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其平均历月等于一个朔望月。
（来源：文章屋网 ）
作为学术研究的“三农”问题理论,是现代化与改革开放的产物。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学者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在总结现代化建设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依据中国特有的国情,对农业、农民、农村问题进行调查与分析研究,既分析这三者的内在联系,又研究各自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提出了“三农”问题理论,并以此作为认识实践、分析问题的理论框架。理论学术界的研究引起了中央与社会各界的重视,1993年,党中央出台了《90年代中国农业发展纲要》,第一次把农业、农村和农民一起称为“三农”,从整体与联系的高度来重视和解决这一系统问题。与年轻的“三农”问题理论相比,“三农”问题作为客观存在则早已根植于历史与现实的土壤之中,并随着时代的推移而不断变化其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一部中国历史就是农业与农村社会发展史,一个以农民活动为主体而构成的历史。历史上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就是农民问题的集中暴发。这种“三农”问题存在在前,“三农”概念形成在后的现象,多少有点像小孩长大以后再取学名这一社会现象。
“三农”问题有点像一堆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而“三农”问题的形成则有复杂的历史根源与现实原因。既有内部因素,又有外部环境影响;既有历史因素的积淀,又有现实因素的作用;既源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又与中国特殊的国情及现代化模式分不开。从历史根源来说,我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与农民大国,是早熟的农业文明古国,小农经济长期占据统治地位,这就是“三农”问题形成的历史根源。这一历史根源对“三农”问题的形成至少有三重影响。
———就经济而言,农业是古代中国决定性的生产部门,农业与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然经济是小农经济的重要特征。这种使用简单生产工具进行个体生产的小农经济,具有经营规模狭小、生产力低下、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等特征。这种小农经济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小农经济的盛衰往往决定着历代专制王朝的盛衰和整个社会的治乱。而且,这种分散的小农经济虽然规模十分细小,内容比较简单,彼此不产生分工与联系,但这种耕织结合的小农经济再生能力极强,只要有简单的工具和一块土地,这种经济很快就会被复制出来。因此,虽然朝代更替不断,你方唱罢我登台,但小农经济基础却从未动摇,一直在延续。虽然专制政治已走进历史,但这种小农经济仍在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农业与农民,滋生出这样那样的问题。
———就政治影响而言,在封建专制时代,农民既是小生产者,又有小私有者,地位低下、负担沉重、生活困难,农民问题逐渐积累,最终演变为周期性的农民起义。农民起义失败,表示封建王朝的得救,又可以苟延残喘;而农民起义成功,则意味着农民领袖的得意,戴上被自己打落的皇冠,成为一代君王。因此,农民起义往往自觉不自觉地成为改朝换代的工具,成为封建专制制度再生与复制的重要杠杆。在中国历史上11次重要的王朝更替(分裂时期小王朝更替不算),虽然直接由农民起义建立的王朝只有四个,但几乎所有的王朝更替都与农民起义有关。因此,黑格尔说,从本质上说,中国没有历史,只有封建王朝的再生与复制,只是封建王朝的起点与终点的转换而已。周期性农民起义的原因很多,但都与土地兼并有关。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失去土地的农民只有揭竿而起才有希望。但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与英国的圈地又有本质区别。以明清为例,我国明清之际的土地兼并大致与英国圈地运动同期。据史书记载,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已达到严重的程度,仅宦官头目魏忠贤兼并的土地就多达100万亩以上,超过当今一个县的耕地面积。清兵入关后,又对土地进行疯狂的掠夺,清顺治二年(1645年),清王朝正式颁布圈地令,土地兼并与集中的程度远远高于同期进行圈地的英国。但同样是圈地,却存在着目的与手段的本质区别。英国的圈地更多是受到商品经济的刺激,为了获取更高的经济收益,进而增加了社会的总财富;而中国的土地兼并则是统治阶级扩充自己财富和势力的手段,并不能增加社会总财富,只不过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而已,只能加剧社会矛盾与社会动荡。英国的圈地更多是通过经济手段,通过竞争逐渐淘汰小生产者,消灭封建小农,从而提高了土地的经济效益,加速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加快了现代化进程,使之成为地球上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而明清时期的土地兼并主要是统治阶级依靠强权与特权进行的,把广大以土地为命根子的农民逼上梁山,引发周期性的社会危机。不同的目的与手段,导致了不同结果:圈地在我国造成了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动荡,阻碍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而英国的圈地却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虽然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但农民作为小生产者与小私有者而养成的特殊性格与特征,仍在程度不同地产生影响。
———就社会心理而言,农业、农村与农民是组成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形成传统文化最深厚的土壤与资源。中国农民是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与根,其身上积淀与传载了许多中华民族特有的优良传统,如勤劳勇敢、吃苦耐劳等;但也背上了不少精神包袱,其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心理结构中有不少与现代化不相适应,如安土重迁的人生哲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以及农民身上程度不同存在的狭隘、保守、封闭、愚昧、迷信等问题。而且这些精神包袱是润物细无声般长期熏陶而成的,具有内在性、稳定性、持久性等特征,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农民,并使培养新型农民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三农”问题的形成不仅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而且又与社会转型分不开,甚至可以说,“三农”问题就是现代化所引起的社会转型的产物,是一种转型之痛。这种转型之痛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即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和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从一般规律来说,现代化是指人类社会从工业革命以来所经历的一场变革,这一变革以工业化为推动力,导致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现代化包含紧密相连不能分割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传统农业的分化解体,一方面是现代工业社会的整合生成。根据现代化的经典理论,现代化的核心内容是国民经济的工业化与人口的城市化。随着现代化的启动与推进,城市逐渐取代农村而成为整个社会的重心、工业逐渐取代农业成为社会的支柱产业。这种现代化不可避免地给“三农”带来三大趋势:一是工业化的推进与产业结构的升级造成农业的小部门化,农业由支柱产业变为一般产业再变为小比例产业,发达国家农业占比一般都在10%以下;二是城市化的推进与非农就业的增多造成农民人数的减少,农民占总人口的比例由绝对优势到平分秋色再到小比例化,发达国家农民人口一般在12%以下;三是农民的职业化,由传统农民变为现代农民,由Peasant变为Farmer,由先赋性身份变为后致性的职业选择。在这种趋势中,城乡关系发生了质的变化,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在农业占主导地位的时代,城乡关系表现为城市的乡村化;而在工业时代,则表现为乡村的城市化。这意味着城市与乡村的关系逐渐变为中心与边缘、支配与被支配的关系。在一定时期内,城市的兴起与农村的衰败形成鲜明的对比,城乡差距、工农差距开始形成,乡村社会承受着前所未有的转型之痛。日本社会学家莲见音彦在其著作《苦恼的农村———国家政策与农村社会的变化》一书中分析了现代化引起的农村社会的变局,以及由这种变局引发的苦恼。这种苦恼就是现代化引起的不适应症与阵痛,就是一种由农业社会变为工业社会的转型之痛。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引发了“三农”问题,而中国特殊的现代化模式则加剧了“三农”问题。著名社会学家M•列维认为,现代化模式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这类现代化是一个自发的、自下而上的、渐进的变革过程。这一类现代化以英法为典型个案;另一类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这类现代化是在自身内部因素软弱或不足的条件下,外来因素的冲击与压力形成为主要推动力。这类现代化大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中国就属于这一类型。
中国的现代化来得太迟太被动太突然。1840年的“鸦片战争”充当了“历史不自觉的工具”,古老的中国被卷入现代化浪潮,走上了坎坷的现代化之路。经洋务运动、近代民族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一战期间的经济发展等几个阶段,中国现代化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到新中国成立时,中国仍为典型的农业国,现代经济成分只有10%左右,其中,使用机器的工业只占17%左右。1949年工业固定资产约为128亿元,工业职工仅为300万人。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现代化进程明显加快,经过几个五年计划就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与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驶入了现代化的快车道,产业结构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非农产业占比上升到90%左右,农业占比下降到10%左右。中国用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走上了西方现代化国家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用一代人的时间创造了几代人的奇迹。中国这种后发外生型现代化模式固然有后发优势,也不可避免存有四大后发劣势,即由传统因素的瓦解和现代因素生成的差异性而生成的错位现象、由发展不平衡引起的失衡现象、畸变现象与两难现象等。这种后发外生型的现代化不可能循序渐进地按现代化的内在规律与时序关系来推进现代化,而是要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西方国家在较长时间内实现的现代化,解决前现代与现代之间的矛盾,又要在同一进程中消除西方国家所经历的“现代化痛楚”和“发展性危机”,解决现代与后现代的问题,实现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工业化尚未完成,信息化又迫在眉睫。
【思考1】在处理“如何判断公历年份是平年还是闰年”时，方法是看公历年份是否为4的倍数；公历年份是整百数的时候，要看是400的倍数的才是闰年。在实际教学中，无论是非整百公历年份还是整百公历年份到底是平年还是闰年，学生在判断时速度很慢，不能很快口算出得数。
在学习“年 月 日”知识时，三年级的学生才刚刚学完三位数除以一位数的除法，而公历年份是四位数，用它来除以一位数，对于初学除法计算的学生来说，一下子加大要求，有点勉强；而判断公历年份是整百数年份的时候，困难就更大了。因为在小学教材编写中已经取消了除数是三位数的除法，“除数是整百数的口算除法”只在四年级下册“用计算器探索规律”单元中研究过，而三年级学生大多是靠感觉去猜或者蒙出来的，却很少有学生会计算。
【建议】教材在编写时可改成：判断一般年份时，看公历年份的末二位组成的数是否为4的倍数即可；判断公历年份是整百数的年份，用年份的前二位，即先缩小100倍后，再看是否为4的倍数。这样一来将较大数转化成较小数，将未学知识转化成已学知识，贴近学生的认知水平，提高判断能力。事实上，在实际教学过程中，笔者运用这种方法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思考2】在处理“ 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问题时，教材通过列举多数年份的2月份日历，让学生通过观察比较，发现规律得出结论：每四年里有3个平年，1个闰年。事实上这又恰恰与理论相矛盾，忽略了“百年不闰、四百又一闰”这一个现象。教材在编写时用了两个不确定词“通常”与“一般”，轻轻一带而过。事实上，这一问题给学生留下了许多疑惑，为什么这里只能用“通常”与“一般”，而许多教师对这个问题也只是“书云亦云”、知之甚少，学生就当然更不知其原因了。
【建议】在教材编写此节内容里，可增加“你知道吗”这一环节（内容如下），解释造成“百年不闰、四百又一闰”这一现象的原因。用事实资料说明情况，让学生真正明白其中的道理。
关于公历闰年是这样规定的：地球绕太阳公转一周叫做一回归年，一回归年长365日5时48分46秒。因此，公历规定有平年和闰年，平年一年有365日，比回归年短0.2422日，四年共短0.9688日，故每四年增加一日，这一年有366日，就是闰年。但四年增加一日比四个回归年又多0.0312日，400年后将多3.12日，故在400年中少设3个闰年，也就是在400年中只设97个闰年，这样公历年的平均长度与回归年就相近似了。由此规定：年份是整百数的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例如1900年、2100年就不是闰年。
我们居住的地球总是绕着太阳旋转的。地球绕太阳转一圈需要365天5时48分46秒，也就是365.2422天。为了方便，一年定为365天，叫做平年；这样每过四年差不多就要多出一天来，把这一天加在2月里，这一年就有366天，叫做闰年。
通常，每四年里有三个平年一个闰年。公历年份是4的倍数的，一般都是闰年。
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四年一闰，百年不闰，四百年再闰。
【思考3】在处理“农作物生长期”的问题时，在课后练习中，教材编写了计算农作物生长期的天数。例如：水稻，播种日期（5月5日），收割日期（10月16日），生长期是（ ）天。
该问题笔者在未教三年级的时候，在一次听课活动中就遇到了，课后教研时，教师的观点各不相同，生长期到底从何算起、从何结束，没有人能说出准确的理由，每一个结论的提出，总立即被反驳了。教师教学用书上是这样记着的：“在计算农作物的生长期时，可根据当地的习惯，统一规定算两头还是算一头。”那么，当地习惯又是由谁来制定的呢？
【建议】像这类习题，要么统一规定，要么不要编写在教材上。
【思考4】在“实践活动”的设计时，实践活动设计了以“生日快乐”为主题的一个活动。
在农村，人们往往是以农历来庆祝生日的，孩子一出生，家长就记住了孩子是农历哪天出生的，每年给孩子过农历生日。因此，很多学生常常不知道自己公历年的生日，只记住农历年的生日。所以，在这里设计用公历年份来教学，有点脱离了农村生活现状。
【建议】教材编写时，增加活动：调查自己的身份证日期与妈妈口中的生日时间，比较有什么不同，为什么？
增加“你知道吗”环节，介绍“农历的由来”知识（内容如下）。农历融阴月阳年为一体，为我国传统文化的瑰宝。中国很多节日是按照农历来庆祝的，增加此内容很有必要，让学生了解农历的知识，拉近数学与生活关系。
农历，又称夏历、阴历、旧历，是东亚传统历法之一。农历属于一种阴阳历，平均历月等于一个朔望月，但设置闰月以使平均历年为一个回归年，设置二十四节气以反映季节（太阳直射点的周年运动）的变化特征，所以又有阳历的成分。至今几乎全世界所有华人及朝鲜、韩国和越南及早期的日本等国家，仍使用农历来推算传统节日，如春节、中秋节、端午节等节日。因为这种历法相传创始于夏代，所以称为夏历。
农历有个辅助部分——节气。节气如果也算历法的话，就是完全的太阳历。节气和地球在绕太阳运动的轨道的位置有关，和月球无关。节气是从立春开始的，一个太阳年是两个立春之间的时间，约365.2422天。根据太阳的位置，把一个太阳年分成二十四个节气，以利于农业种植等活动。
农历的纪年用天干地支搭配，六十年周而复始。年份分为平年和闰年。平年十二个月；闰年十二个普通月份加一个闰月，总共十三个月。月份分为大月和小月，大月三十天，小月二十九天。一年中哪个月大，哪个月小，年年不同，由计算决定。平年全年354～355天，闰年全年383-384天。由于每平年的天数比太阳年约差十一天，所以采用设置闰年（即十二个普通月份加上一个闰月）的方法使这几年的平均日数尽。
以上是笔者在教学实践中摸索总结出来的一点观点和建议，如有不对之处，欢迎批评指正。
今天看来，《创业史》仍然是十七年农村题材小说的典型之作，《生死疲劳》则大体未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兴起的新历史小说的脉络，两部作品乍看之下各自泾渭分明，似乎没有什么新鲜的可比性，但若简单地以“左”/“右”论之，或以一句标签化的“政治图解”“宏大叙事”或“告别革命”“反历史”打发，难免挂一漏万。在对比的视野里重读《创业史》与《生死疲劳》，是因为两部作品涉及了一个共同的对象：农业合作化运动①，这个对象可以放入共和国六十年的历史中，进行总体性的思考。“过去”与“当下”两个观察视点互通有无，或许可以找到不乏价值的真正“对话”，有助于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所有制以及讨论中国农村的命运。
两部作品的前后创作间隔了近50年，比较二者历时性的差异，需放在一个共时性的框架中才能确立比较的合理性。因此本文拟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作为入口，以“主人公形象”“叙事矩阵”“父子关系”“公有制与私有制之争”等作为探讨对象，最后将思考回归到如何理解“历史”本身上来。理解与观照历史，并且保持对现实的切实关怀，是“讲述中国故事”不可缺失的文学品质，无论是十七年文学，还是新历史小说，都只是一种讲述故事的范式，而唯有“跳出”某一意识形态控制和概念化的束缚，才能够给予更加公正的对待历史、书写历史。
一、从“英雄”到“反英雄”
《创业史》的故事发生在1953年到1954年，《生死疲劳》则跨越了半个世纪的当代中国史，两个小说文本书写的历史篇幅不同，在1950年代初农业合作化运动这一段是重合的，因此本文将以此为讨论历史的聚焦点。“‘历史’与‘英雄’一直是两个被捆绑在一起的概念”②，在这样两部书写宏阔历史的长篇小说中，寻找“英雄”是一种不自觉的阅读期待，在合作化运动中浮出历史地表的两位“英雄”的形象落差值得关注，作为叙事元素的小说主人公也确实可以提供比较空间。
蛤蟆滩年轻的党员，互助组带头人梁生宝，是典型的十七年文学的正面人物。小说通过梁生宝建立互助小组、帮助贫农解决活跃借贷困难、买稻种、办新式育秧、率领小组成员进终南山、办灯塔社等一系列事件，塑造了一个目光远大，谦虚能干，吃苦耐劳的崭新的中国农民形象。最关键的是，梁生宝是共产党员，坚定地跟党走，有着明确的阶级斗争意识和社会主义的政治理想，政治上的先进性注定了梁生宝要成为蛤蟆滩合作化运动的“英雄”。《创业史》一面世即广受好评，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塑造了梁生宝这个“社会主义新人”形象，“（梁生宝）是十年来我们文学创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获”③。虽然在六十年代文坛关于梁生宝和梁三老汉形象优劣有过长时间的争论，也曾有批评家指出梁生宝的塑造太过于图解政治，缺少艺术上的饱满性与真实性④。但是无论怎么说，梁生宝作为小说中的英雄人物、理想人物是确凿无疑的，“他（柳青）笔下的梁生宝，不管带不带所谓的‘理念化’，都不可否认是社会主义革命文学中最早出现的社会主义英雄人物的成功形象”⑤。梁生宝与刘雨生（《山乡巨变》）、朱老忠（《红旗谱》）、卢嘉川、江华（《青春之歌》）等处于同一个英雄人物序列中，他们都以前所未有的坚定意志、神圣品格、乐观精神，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实践，这也是十七年文学积极配合政治意识形态号召，多少有些“概念化”的产物。
梁生宝的“英雄”形象是在与反动阶级的斗争中树立的。有学者提出可以按照格雷马斯的叙事矩阵来剖析《创业史》的人物关系，而这一文本内部结构几乎完全参照了1955年所做的报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中对于贫下中农、中农和富农入社的战略性部署：
梁生宝，高增福，欢喜――公有化/正面人物
王佐民，杨副书记――帮手/正面人物
蛤蟆滩三大能人――反公有化/反面人物
梁三老汉――非公有化/中间人物⑥
梁生宝互助小组最终证明了合作化的优越性，成功地建立起灯塔社，将代表了广大贫农犹豫不决心理的梁三老汉拉入走公有化道路的阵营中。社会主义公有化借助“英雄”之力证明了自身的优越性与必然性，也在《创业史》历史本质主义的阐释中获得了权威。
《生死疲劳》中的蓝脸，作为全中国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单干户，如果出现在《创业史》中肯定是反动阶级阵营里的一个“敌人”。如果同样以格雷马斯叙事矩阵分析《生死疲劳》中的人物关系，大概如下：
蓝脸――反公有化/正面人物
陈县长（后被打倒）――帮手/正面人物
洪泰岳，西门金龙――公有化/反面人物
蓝解放――非公有化/中间人物
蓝脸可谓蛤蟆滩三大能人的投胎转世，但是在莫言的笔下，曾经的“敌人”却变成了“英雄”。一个通常认识中的反面人物变成了正面人物，且被赋予了英雄的品质、行为与地位，因此不同于传统的英雄，笔者在这个意义上将蓝脸命名为“反英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的“反英雄”和西方文论上的“反英雄”（antihero）以及新时期以来文学中出现的“非英雄化”现象都不同。⑦蓝脸曾是地主西门闹家的长工，贫农的身份却并没有给他带来丝毫期待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相反，他坚持单干到底，以“入社自由”原则为护身符，坚决与合作化道路斗争。与此同时，作为共产党员的村长洪泰岳和革命小将西门金龙在推行合作化时，却被描绘成了蛮横暴虐，强拉人入社的“左”倾问题严重的反面形象。“反英雄”蓝脸的英雄气概，在几次拒绝入社直至妻离子散，宁死不屈，一人独守着最后的土地这环环相扣的情节中展露无余，戏剧性的情节层面也有意突显蓝脸和他的土地的意义――合作化运动最终失败落幕，改革开放的浪潮中，将西门屯的土地开发成商业用地，许多人成了失地农民，只有蓝脸的一亩六分地屹立不倒，坚守着几千年农村土地的本色：种粮食、埋尸骨。而所有曾经迷失在历史浪潮中的人，西门闹和蓝脸的子孙后代，都在故事的最后明白了蓝脸和他的土地的珍贵价值。莫言有意与十七年文学“正史”式的话语系统唱反调，用荒诞、戏谑的叙事声音将《创业史》中旗帜高扬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处理为一出闹剧，将最后一个坚守土地私有制的农民蓝脸塑造成“反英雄”。从“英雄”到“反英雄”，莫言反其道而行之的“底气”来自于其“后来者”的时间差，“反英雄”的话语权是借助了更长的历史视野而获得的。但除此以外，选择梁生宝或选择蓝脸作为“英雄”，也与两人对土地所有制以及中国农村命运的不同认识有关。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曾参照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提出的“阿波罗式”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区分乡土社会和现代社会的精神。阿波罗式的精神是古典的，认定宇宙的安排遵从一个完整的秩序，这个秩序超于人的创造，人只能接受和维持它；浮士德式的精神则属于现代社会，将冲突看作存在的基础，生命的意义来自于不断的对阻碍的克服，所谓前途，就是不断的创造与变。⑧借鉴这两种精神，来观照柳青与莫言对农村命运的理解也未尝不可。如果说“变”与“斗”是浮士德式的核心精神，那么“静”与“守”则是阿波罗式的价值皈依，梁生宝与蓝脸，显然一个是浮士德式的英雄，一个是阿波罗式的英雄，两个“英雄”是有各自的语境和对历史的认识的。
柳青所认识的1950年代的中国农村，是一个旧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新的社会需求的场域，旧有的土地私有制和小农经济格局不能提高农村的生产效率，更不能满足国家工业化原始资本累积的巨大需求，因此必须走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生产力。但是正如费孝通所指出的，旧的方法格局有它的惰性，新方法不是现成的，需要有人发明和试验，才能被接受，完成社会变迁的过程，“在新旧交替之时，不免有一个惶惑，无所适从的时期，在这个时期，农民心理上充满着紧张、犹豫和不安”，此时“文化英雄”应运而生，“他提得出办法有能力组织新的试验，能获得别人的信任”。⑨1953年的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启动，党中央的有明确的计划，社会主义工业化不能离开农业合作化的支持：“我们现在不但正在进行关于社会制度方面的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进行技术方面的由手工业生产到大规模现代化及其生产的革命。”⑩在这样风云激荡的社会转型关头，新旧交替的农村需要“浮士德式”的变革精神，梁生宝正是挑起了“文化英雄”的大梁，领导的蛤蟆滩合作化道路，虽然此处难以回避柳青对主流政治话语的附庸之嫌，其过分乐观的理想化立场也掩盖了许多现实中的矛盾。
反观《生死疲劳》，西门屯五十年的历史也是“变”与“斗”的历史，土地革命、互助合作、、、改革开放、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具体而微着共和国农村变迁的西门屯一样也没有错过。但是蓝脸和他一亩六分地自留地，实则与被讽刺手法过滤过的僵硬意识形态话语形成复调，张扬的是几千年中国乡土社会的主体意识，“从基层上看去，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11}，乡土中国最大多数的人都是靠种地谋生的乡下人，因此深知土地的可贵，将“土地”奉为数量上占最高地位的神明。正因为附着在土地上，流动性低，农民聚村而居，进行封闭隔膜的小农经营，由血缘关系和传统的社会习俗礼节维持乡土文明，因此中国的乡土社会格局大体属于“阿波罗式”的模式。蓝脸基本延续了农民在乡土社会中的生存方式，始终以土地为生命，在合作化的疯狂浪潮中，他与残废了的西门驴在自留地上耕种的情景悲壮不已，与西门牛在月光下孤独劳动的画面被莫言描写得神圣而庄严，而随着改革开放，建文化旅游村和现代享乐场所让农民失去了耕地，金钱与欲望在西门屯大行其道，也逐步赋予了蓝脸的土地类似“最后一块净土”的崇高性，传统意义上的“故土/故乡”的价值亦被莫言无限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小说采用的六道轮回的佛家想象、章回体的古典笔法，虽然流于表面化，但作为莫言的一种叙事策略，都暗合了莫言在重述土地故事时回归传统的立场。他基本完全否定了时代的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也无法认同邓小平时代的金钱资本逻辑，虽然他对中国农村的问题缺乏深刻的、有诚意的思考，但其写作的症候性是值得关注的。莫言倾尽笔墨渲染最后一块私有土地的荣耀，强调蓝脸是“全中国唯一坚持到底的单干户”，这位反现代历史―回归传统的“静”与“守”的“英雄”，提供了“正史”叙述之外另一种讲述农村故事的方法。
二、指认父亲：公有制与私有制之间的“裂隙”
《创业史》与《生死疲劳》对于合作化运动的认识有着截然相反的立场，这与作者各自所处的历史语境密切相关，合作化运动从根本上是将土地个人所有制转换成集体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两部小说的分歧由此而来，公/私土地所有制因此值得进一步讨论。梁生宝和蓝脸这一正一反两位“英雄”，其实还处在另一重相同的身份结构中，就是父子关系。比较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西门闹与蓝脸的父子关系，可以发现许多有趣的异同，其中隐藏着各自对土地所有制的认同。因此本节拟从两对父子关系入手，尝试结合当代史探讨他们对农村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思考。
首先，梁三老汉与梁生宝，西门闹与蓝脸都不是亲生父子。贫苦的庄稼汉梁三中年丧妻，在饥荒年间“捡”来了渭北高原逃难出来的宝娃母子，宝娃从此随继父姓梁，长成了日后的梁生宝。蓝脸也是被捡回来的，地主西门闹救了快要冻死的蓝脸一命，收留他并认了干儿子，不同的是蓝脸并没有随西门闹姓，而是成了西门闹家的长工。两对父子都是继父子/养父子，这种非亲生的关系就割断了农村社会一以贯之的“血缘”纽带。梁三老汉一直怀抱着创家立业的理想，后分得了田地，本以为终于可以父子联手创立一番事业，但梁生宝让他的期望落空。梁生宝以一个地缘上的“外来者”身份，成为了蛤蟆滩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带头人，他选择的社会主义公有化道路，与继父梁三老汉个人发家的“创业”理想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一父子矛盾贯穿《创业史》第一部的始终，成为一条重要的叙事线索。事实上，作为一个儿子，梁生宝一直对父亲非常尊重孝顺，但在私有/公有的原则性的问题上坚决地忤逆了父亲的意志；而蓝脸作为西门闹捡来的义子，不仅没有血缘关系，也没有继承西门闹的姓氏（相比于梁家父子“有名无实”，蓝脸连“名”都没有），只是做了西门闹家的长工。西门闹在解放前的土地革命中被枪杀。但就是这样一个在血缘、名分、身份上都与西门闹亲疏有别的“义子”，却始终保持了对“老掌柜的”的敬重，念念不忘，这一点，从蓝脸与西门闹转世的驴、马、狗的灵犀相通即可见。蓝脸继承了西门闹“不劳动者不得食”的信条，至死捍卫自己的土地，靠自己的双手吃饭。在所谓的“两条道路”的选择中，蓝脸和西门闹同在主义的阵营里，他在私有土地上单干到底的选择，可以说是大体上对“父亲”意志的继承。
其次，不难看出，在小说中，梁生宝和蓝脸都是具有鲜明坚定的意志和极强行动力的人，再大的困难和挑战都没有动摇他们各自走公有化/私有化道路的决心。这样的意志力并非凭空产生，需要强大的信仰支撑，这就涉及到这两对父子关系中相似的第二点。同为非亲生的儿子，继父/养父的影响并不能满足梁生宝和蓝脸的信仰需求，这样他们就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了“精神寻父”的行为。想要对两人纯粹而坚定的意志力作出更合理的解释，就要找到他们内心认同、皈依的对象。在这样一个层面上可以说，在继父/养父之外，他们其实都找到了各自内心认定的“生父”。
梁生宝找到的“生父”是共产党。柳青在《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中明确解释了自己的创作意旨：“《创业史》这部小说要向作者回答的是：中国农村为什么会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和这次革命是怎样进行的”“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我要把梁生宝描写为党的忠实儿子。我以为这是当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这部小说里，是因为有了党的正确领导，不是因为有个梁生宝，村里掀起了社会主义革命浪潮。……小说的字里行间徘徊着一个巨大的形象――党”{12}。其实在小说的最开始，年轻的梁生宝也曾与梁三老汉一样想要走个人创业之路，但是随着共产党力量渗入农村，梁生宝经历了意识形态的觉醒，开始一步步向社会主义理想靠拢，这个时候就是他指认“生父”的关键时刻。随着梁生宝无条件地接受、信赖共产党输入的意识形态，坚定不移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他也就逐步在实践中完成了疏离养父―指认“生父”―借助对“生父”的认同建立自身主体性的“成人仪式”。“忠实儿子”的形象，从他挂在嘴边的那句口头禅“有党领导，我慌啥了？”中得到最直观的体现。正如有学者指出的，“梁三老汉与愈来愈自行其事的梁生宝的冲突，是已去势的母亲权威对新兴父亲权威的最无力抵抗，在大多数冲突场合，与梁生宝的坚定、富于朝气相反，梁三老汉总显得怯懦（如第十七章里只能去独自哭坟）。最后，梁三老汉心悦诚服地支持儿子，表明作为父亲形象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已正式赢得合法权威地位”{13}。
梁生宝的“成人仪式”是由指认“生父”而完成的，与养父梁三老汉血缘关系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作为“外来者”的梁生宝一个向共产党“效忠”的结构性的空位之便。作者想要通过梁生宝的成长说明，作为解放后翻身做主的贫农，旧有的私人发家创业已经不符合历史潮流，而“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做“党的忠诚儿子”，就能赢得广大群众的信任，战胜阶级敌人，成长为推动历史前进的英雄人物。必须进一步指出的是，梁生宝对党的认同和对梁三老汉的疏离，就是向公有化的合法权威的认同与向私有化的不合法权威的疏离。土地公有制的合法性就这样被建构起来了。
作为一部持有非常彻底的反历史、告别革命立场的作品，《生死疲劳》却对两种土地所有制之间的矛盾给出了另一种回答。区别于与梁生宝和养父出身相同而志向不同，蓝脸虽然是地主西门闹家的长工，与养父属于不同的阶级，但在小说中阶级意识已被模糊，“长工”与“地主”混溶在一起，蓝脸与西门闹转世投胎的牲畜亲密合作，他们共同信仰的“生父”是超越了阶级的“土地”本身。蓝脸的一亩六分地是他用生命捍卫而得以存留的，他是小说中对土地价值保持头脑清醒的唯一一人，土地就是他的信仰本身――无疑，莫言不仅要把蓝脸塑造成“全中国最后一个单干户”，也要把他塑造成“全中国最后一个真正的农民”。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命脉和不可动摇的根基；而中国又是一个人口大国，土地资源的稀缺造成了中国特有的精耕细作的小农经济模式，孕育了普遍的小农思想，而小农思想的核心就是珍视土地和“私”的精神。在费孝通看来，中国的乡村的基层结构――无论是生产，还是伦理道德――是一个“差序格局”，是以“己”为中心，再像水纹波浪一样层层外推的，因此，“私”精神驱动的私有制心理由来已久，而私有制最重要的收编对象就是作为生产资料的土地。正是因为准确地抓住了农民对“耕者有其田”的渴望，共产党成功地在革命年代获得了广大农民的拥戴，并在建国后通过一举在农村真正扎稳了政权。其实蓝脸、梁三老汉、富裕中农郭世富、共产党员郭振山在拥有土地后试图走个人发家之路的思维古已有之：“绝大多数农民都深深地依附于自己的土地，传统的劳作习惯、宗教活动和社会价值观强化了农民对土地的依附。的绝大多数受益者都期望在自己土地上的劳动能给他们带来相对富裕的生活。”{14}显然，共产党只把当做社会主义建设的过渡手段，土地私有制是要被逐步消灭的，但是“长期以来对‘农民的个人主义’十分敏感的党的领导人意识到，强化了农民对自己土地的依附性”{15}，这样，五十年代中期，共产党的意愿与农民的意愿之间就产生了“裂隙”。这个裂隙后来为共产党政权所不能容忍，一举加快了原来较为稳健的集体化进度，这才有了后来的的神话及其破灭。两部小说的对立正是在这“裂隙”之中孕育而出的，“坚信大多数农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贫农和下中农――将会自愿走社会主义道路，其余农民在看到合作社的经济优势后，也会走上这条道路”{16}，这是《创业史》叙事逻辑，但是《生死疲劳》将曾经在十七年中被压抑、遮蔽的农民“私”精神的一面放大到极致，展现出农民中还有以土地而非共产党为“生父”，对土地抱有绝对信仰的一支，他们并不像言之凿凿的具有“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在狂热的乌托邦追求和个人崇拜的神话中，其实也隐藏着一群始终头脑清醒，勤勉劳动，没有“忘本”的人。
在指认“生父”的过程里，莫言重述了合作化运动中当代农村与当代农民，要处理的是曾经被遮蔽了的历史褶皱中的遗迹。社会主义公有制社会，在这里更像是一个被共产党建构出来的乌托邦式的“想象的共同体”，它的破产足以说明典型革命话语体系的虚伪和失败。而在《生死疲劳》中被倾注了“认祖归宗”式的情感认同的土地，就更见出了对“革命”的厌恶，以及对乡土社会的怀念。农民私有化的意愿，与千年乡土中国的生态、社会格局和思想习性密切相关，并非简单的阶级话语、“自发的资本主义腐朽势力”可以概括，而且也没有轻易被公有化浪潮吞没。它是漫长的革命岁月底下的暗流，在改革开放后新的历史语境中重见天日，也在新的历史际遇中遭遇了新的土地私有和合作劳动的问题，但这已不是本文要处理的话题了。
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农业大国，中国的农民，乃至中国人的精神都与土地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工业化、城市化、现代化的推进，农村的功能地位和权力格局被打破、重构，农民经历了与土地关系的几度起落。随着1990年代以来的“三农问题”得到普遍关注，农村凋敝、小农破产、失地农民和城市贫民化的问题，无一不与土地所有制密切相关。农民与土地的关系，私有制和合作化的关系，都是值得探讨的重要课题。从《创业史》到《生死疲劳》，两个不同的“生父”的话语更替，自公/私之间共产党与农民的意愿“裂隙”而起，可从中窥得共和国几十年来农村变迁的一角。两部小说采用了两种叙述范式，本文并不想要对两种范式作出价值判断，但是它们确实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立场与视野，为我们思考中国的农村土地问题、中国农民的情感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向度。
三、历史的多重面孔
“创业”和“伸冤”分别是两部小说的叙事动力，梁生宝所追求的“创业”，创的是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的“大业”，与梁三老汉、“蛤蟆滩三大能人”代表的个人“创业”之间的矛盾形成文本结构内部的张力，推动故事发展，最终以前者对后者的胜利（暂时胜利）告结。这与柳青作为历史的“在场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一方面，“在场者”的诚恳与真切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又难以避免历史目光的局限性。消灭地主阶级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农村取得的公认的显著成绩：“运动的伟大历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运动开始时宣布的目标，即消灭作为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主阶级，尽管在这一过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预期中更多的暴力和恐怖手段。”{17}但作为小说叙事者之一的地主西门闹，是一个完全与普遍历史想象相抵牾的地主――西门闹一生勤劳，和农民一样坚持劳动，而且以德服人，乐善好施，不符合我们常描述的地主阶级游手好闲的“寄生虫”形象，也与时代要打倒的残酷的封建剥削者相去甚远。西门闹投胎转世作驴、牛、猪、狗、猴直至大头婴儿蓝千岁，就因为他的灵魂在阴曹地府不断“伸冤”所致，他要申的“冤”，是一个无辜的人，仅仅因为被划分的“地主”身份而被杀之冤。莫言选择了完全与历史对立的叙述立场，讽刺历史与革命，基本承续了1980年代以来余英时否定“激进的革命”，李泽厚和刘再复“告别革命”的主流意识形态，但是就小说本身也有概念化的倾向，“缺乏对历史的同情与理解，也缺乏与中国民众的血肉联系”是小说为人诟病之处。{18}但是无论怎么说，“创业”与“伸冤”确实呈现出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情感结构和历史面孔。
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创业史》中柳青的进化论的史观是将目光投向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而莫言则给出了一个截然不同的立场，他认为共和国五十年的建设是失败的，似乎更加认同过去/传统乡土社会的价值准则。两部小说在许多问题上的价值评判截然相反。在这样的对读中，柳青站在1960年代将目光投向“未来”，莫言站在新世纪却将目光回溯到“过去”――他们的目光在历史之维中相遇了，认同的时代对象却完成了一个“颠倒”，这个画面感很强且略显吊诡的情境，既能在我们理解农村土地所有制、农业合作化历史乃至整个中国当代史的过程中给予启发，也对如何理解“历史”本身提供了一个有趣的入口。
理解历史是我们如何“想象中国”的起点，如何公正地对待农业合作化运动史，进一步说，如何公正地对待共和国史，是当代文学领域的重要课题。“重要的不是故事讲述的年代，还是讲述故事的年代”，无论是梁生宝这样的农民党员，还是地主西门闹，还是单干户蓝脸，都只是作者建构出来的艺术符号，不能完全符合历史的真实性。因此，说柳青的写作太过于“理念化”也好，说莫言缺乏对历史的理解和同情也罢，他们都是在使用文学超越了历史本身的艺术性，尝试揭示历史地表下潜藏的种种可能性――是被呈现出的历史本身的可能性，也是我们理解历史的可能性。
正如特里・伊格尔顿所说，“理解”在某种意义上始终具有“回顾”的性质，而这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黄昏时起飞的含义。一个现象的来生（afterlife）乃是其意义的一部分，但这一部分却是“在场者”很难看透的意义。“如果历史是向前运动的，关于他的知识就是向后运动的，所以在写我们自己的不久的过去之时，我们总是不断地在另一条路上遇到向我们走来的自己”{19}。其实讲述历史又何尝不是一种这样的行为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后来者”的出现，讲述历史的话语权就要在“在场者”和“后来者”之间形成互补与对抗，“后来者”能够提供解释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但是孰优孰劣并不完全以讲述时间的先后为标准。此时，理解历史的人，就更需要具有不被任何一方局限的独立与清醒。进一步说，在我们习惯了批评十七年文学是一种被“旧”的、“左”的意识形态所控制的文学时，或许也应该警惕落入新时期以来“新”的、“右”的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局限之中。历史具有多重面孔，在回顾和展望之中常常更新自己观察历史的“眼镜”，也是重读《创业史》和《生死疲劳》带来的一种启示。
注释：
①农业合作化运动又称农村集体化运动。经过了建国初期三年的恢复，党在1953年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将“一化三改造”――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制定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以重工业建设为中心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开始。与此同时，在农村，随着运动的完成，农村合作化运动在1953年步入正轨。所谓的农村集体化，就是要逐步废除土地私有制，向社会主义公有制逐步过渡，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根据党的计划，先后依次要经过互助组、初级合作社和高级合作社三个阶段。
②曹文轩：《二十世纪末中国文学现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页。
③冯牧：《初读》，《文艺报》1960年第1期。
④严家炎：《谈中梁三老汉的形象》，《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关于梁生宝形象》，《文学评论》1963年第3期。
⑤阎纲：《致函及农村题材创作讨论会》，转引自严家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页。
⑥此处参考王一川对《创业史》所做的格雷马斯“符号矩阵”分析，见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境（一）――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⑦“反英雄指的是现代小说或戏剧中其品行与严肃文学作品中传统的主角或英雄形象相去甚远的主要角色。与伟大、高尚、威严或英勇的英雄形象相反，反英雄体现的是卑鄙、下流、消沉、无能或奸诈的人物品行。”（艾布拉姆斯：《文学术语与词典》（第七版））而笔者此处使用的“反英雄”虽然也不同于传统英雄形象，但在作品中依然是正面人物，仍具有一般意义上英雄的气质与品行。而新时期文学以来的“非英雄化”倾向，更多的侧重于取消“英雄”的存在，恢复人物的平民化与日常性书写，也不同于本文中的“反英雄”。
⑧⑨{11}费孝通：《乡土中国》，上海世纪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页、第72页、第6页。
⑩：《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页。
{12}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谢冕、洪子诚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选（1948-197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598页。
{13}王一川：《卡里斯马典型与文化之镜（一）――近四十年中国艺术主潮的修辞学阐释》，《文艺争鸣》1991年第1期。
{14}{15}{16}{17}[美]莫里斯・迈斯纳著，杜蒲译：《的中国及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三版），中文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页、第124页、第131页、第92页。
{18}李云雷：《如何讲述中国的故事――关于近期三部长篇小说的批评》，《上海文学》2006年第11期。
{19}[英]特里・伊格尔顿著，伍晓明译：《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页。
关键词：农村 幼教师资 现状 对策
中图分类号：G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25X(2011)07-0109-02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与实施，提出普及学前教育的计划，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并要求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学前教育又成为倍受观注的焦点。那么我国如今幼儿园教师学历及职称评定究竟是什么情况呢?本文主要选取我国2005―2009五年(教育部网站数据只更新到2009年)农村幼儿园教师(包括园长和专任教师)的学历情况的变化，来研究我国农村幼儿园在师资方面的变化。
一、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现状
截至2009年，全国登记在册的幼儿园数量已经超过13万所，幼儿园在园人数达2263万余人，入园率达42.5％。同时，各种各样的幼儿教育、学前教育进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农村幼儿教育是我国幼儿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我国农村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却是举步维艰，如幼儿园硬件设施不齐全、经费不足、师资力量薄弱等问题。一直是我国农村幼儿园发展的巨大阻力。那么，我国农村幼儿园的发展具体是一种什么情况呢?下面笔者从农村幼儿园园数、在园人数、教师人数及幼儿园教师的学历、职称情况等方面，用教育部相关统计数据直观的来介绍一下我国农村幼儿园教师队伍发展的现状。
(一)我国农村幼儿园基本情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到，2005年到2009年5年间，农村和全国的幼儿园园数、在园人数及幼儿教师数都呈现了一种上升趋势。2005年全国共有各类幼儿园共计124402所，到2009年发展到138209所，增幅为11.1％。农村幼儿园在2005年有60221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48.4％，到2009年全国幼儿园总数增加到了66366所，占全国幼儿园总数的48％，增幅为10.2％。比同期全国幼儿园总数的增幅低出1个百分点。呈现一个萎缩的趋势。但是在教师数方面，2005年到2009年五年来农村幼儿园的教师人数增幅为37.1％，全国教师数的增幅仅为27.8％，可见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对幼儿教师的需求比全国更加迫切。下面我们就看一下这五年来我国农村教师的学历、职称变化情况。
(二)我国农村幼儿教师整体情况
1 我国农村幼儿教师的学历变化情况
从表1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农村幼儿教师的队伍在逐年增大，2005年共有205199位农村幼儿园教师，到2009年增加到了281145位，增长率为37.1％，相比之下五年来全国幼儿教师的增长率却只有27.8％。随着我国农村幼儿教师人数的增多，农村幼儿教师的学历变化也较为明显。通过表2可以看出，高学历人才从事农村幼儿教育事业的人数在逐年增加，研究生学历的人数5年来的增幅为4.3％，本科学历的增幅为39.8％，专科学历的增幅为81.7％，高中学历的增幅为15.6％，高中以下学历的增幅为4.0％。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农村中从事幼儿教育的主要是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的，尤其以专科学历的为主。
从表2、表3中我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出。除了研究生学历的教师农村与城市差距正在逐渐拉大以外，其他学历水平的教师农村与城市的差距正逐渐的缩小。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农村幼儿教师的主体主要是高中阶段的教师，而城市幼儿教师的主体主要为专科学历和本科学历的教师。
二、我国农村幼教师资存在问题的原因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我国幼教师资从数量和水平上整体呈上升趋势，但是农村幼教师资与全国平均水平、城市师资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究其背后的原因我们可以发现一下几个方面：
1、我国农村幼儿教育经费的投入严重缺乏：在我国用于教育事业的经费投入中，仅有1.3％被用于我国幼儿教育。而城市幼儿园在经费的分配中有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给农村幼儿园所获的经费少之又少。这就使农村幼儿园经费不足，从而导致基础设施和教育设施缺乏。农村儿童必要的学习条件和生活设施得不到基本的保障。在贫困地区。幼儿园教师工资报酬极低。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幼儿教育师资流失严重，大多去了经济较发达地区从教。同样，由于办学的经费不足，农村幼儿园依附于小学。成为其“小学学前班”或“小学预科班”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幼儿教育的失去了本应具有的办学特色。《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数据显示，农村幼儿园生均活动室面积为0.94平方米，生均图书为2.053册，生均教学用录像带录音带0.22盒，城市则对应为2.64平方米、5.946册和0.88盒。极少数贫困地区的幼儿园和小学时办在一起的，办学条件极差，他们连一个上课的教室都没有，学生连学习用的纸笔都买不起，只能在露天的地方的沙土上练习写字。
2、农村幼儿教育管理十分不规范。师资队伍混散。人员流动频繁。教育主管部门虽对农村幼儿教师做了一些管理与引导，但管理还很不到位，力度也不够。到目前为止，我国专门规范农村幼儿教育的法律法规还没有形成，法律上的空白，使得我国农村幼儿教育发展处于一种相当尴尬的境地：一方面，我国人民群众十分迫切切需要农村幼儿教育的发展来启蒙下一代：另一方面，农村幼儿教育又缺乏相应的制度保障。这样的就使得资金、人员方面的调配得不到相应的保障，资源难以实现有效配置。农村地区的幼儿教育发展步履维艰。另外。在资源配置和监督管理等方面，对农村幼儿园还没形成统一的规范标准，农村幼儿教育大部分都是民办幼儿园，办学质量低下，很多幼儿园的办学都是以盈利为目的的。
3、农村幼儿教师素质较为低下。幼儿教育理念不能被广泛的接受。与城市幼儿教师相比，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素质整体水平不高。《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06》数据显示，2006年，我国农村幼儿教师与学生的数量之比是1：56，远远低于城市1：17的比例。农村幼儿教师学历水平普遍偏较低，很多农村的幼儿教师多为临时聘请。缺少相关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教育观念陈旧落后、知识教法缺少创新。在城市，对适龄儿童进行启发性教育的理念深入人心：人们普遍重视幼儿教育。这就促进了城市幼儿教育办学质量的提高。在农村。由于经济发展相对落后。人口众多、农民文化水平较低、对幼儿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等等，决定了幼儿教育理念很难形成像城市那样的认同感。县乡一级由于教育经费不足。又迫于义务教育的发展压力，对农村幼儿园发展的支持力度不够。而且农村幼儿园在教学方面，过分偏重于读、
写、算等形式教育，缺少游戏教育和创造性的培养。
三、保障农村幼教师资的对策研究
当园舍、学习及生活设施等硬件条件都具备的情况下，对幼儿教育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因素就是师资。我国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颁布与实施，提出普及学前教育的计划，到2020年，普及学前一年教育。基本普及学前两年教育。有条件的地区普及学前三年教育。并要求严格执行幼儿教师资格标准，切实加强幼儿教师培养培训，提高幼儿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依法落实幼儿教师地位和待遇。如何保障农村幼儿教师的师资力量也成为焦点。
1、政府应立法确保我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明确幼儿教育师资培训。农村幼儿教师的学历合格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但从当前来看。关键是城乡教师资源配置严重失衡。高学历教师的比例城乡差距很大。通过辞退不合格教师、补充高学历教师和培训等方式，提高农村幼儿教师学历水平，是提高农村幼儿教育质量的重要措施。按照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规定》的要求，应将幼儿园教师的在职培训纳入当地教师继续教育的规划中。政府应对这部分教师给予培训以及相应的教师资格待遇，保障农村幼儿教师的合法性地位。政府投入是幼儿教育事业发展的保证。地方政府及国家应加强县、乡两级的教师培训以及进修机构建设，逐步建立以县级教师培训机构为重点的农村幼儿教师继续教育体系。同时。建立以幼儿园为基地的培训模式。由教育部直属师范院校、教育学院或教师进修学校的教师每年到农村的幼儿园对其教师进行培训。
2、采用“标准化”评估体系保证农村幼儿教育师资培训的质量。
目前，美国学前教育教师培训多采用非营利性权威机构所开发的教育测试标准为评价准则，以确保师资培训的质量。如幼儿教育教师职前培训的评价细则根据美国幼儿教育领域权威专业机构“全儿教育协会”(简称NAEYC)制定的“幼儿教育职业准备标准”来实施。我国应效仿美国队教师的入职培训。建立一个“标准化”的评估体系，来确保幼儿教育师资培训的质量。不同阶段的培训与不同层次的标准化评估体系应紧密结合，为各阶段的幼儿教师培训提供具体的内容、目标及要求，使各阶段的培训有规律可循、有准绳可依。
3、教师培训与教师资格认证制度相结合，以资格认证提升我国农村幼儿教师质量。为提高我国农村幼儿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严把幼儿教师的准入关，加大对幼儿教师的录用考核力度，实行专业合格证制度、上岗证制度以及教师资格证制度。确保幼儿教师的整体素质水平。农村幼儿困难以聘请到师范院校学前教育专业毕业生，所以要允许农村幼儿园招聘我国高中专学校毕业生，对他们进行短期培训。然后进行专业考试、考试合格者，由县(市)教育局对其颁发专业合格证，然后他们在回到农村幼儿园去任教：对在职幼儿教师要鼓励她们参加函授、电大、自学考试等形式的学习。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学历水平和教学素养；要鼓励她们申请考取幼儿教师资格证，对获得教师资格证的幼儿教师，县(市)教育局要确认其具有教师身份，使他们享有相应的待遇。
4、实行最低工资制，实施社会化养老保险与医疗保险。政府要出台相关的政策，稳定农村幼儿教师队伍，保障她们的合法权益，对农村幼儿教师的工资发放、福利待遇、社会保障等要作出明确的规定，如明确规定农村幼儿教师的年收入不得低于多少元，幼儿园支付给教师的月工资不得低于多少元。寒暑假教师工资照发等等：农村幼儿教师有权利参加社会养老保险与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其保险费用，应由幼儿园与个人按比例进行分摊。当地教育行政部门要督促各个幼儿园业主履行支付教师工资与保险费的义务，对拒不履行相关义务者。要给予一定的行政处罚。
四、结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