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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12.20
B：媛，我知道了，我也不想这样，马上小学就要毕业了，为何不让大家和和气气地在一起呢？
2011.12.21
又是一个寒风习习的日子。
我背着书包到了学校，突然发现，我许多的好友都围在睿的身边，从缝隙里看，睿好像不高兴，我刚走过去，所有人就白了我一眼，好像我犯了什么对不起他们的滔天大罪一样，我被弄得一头雾水，问他们：“怎么了？”妤不满地说：“自己做的事还问我们怎么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我问睿，睿不理我，上课铃响了，我回到了座位，不知道怎么回事。
下课时，晨告诉我：“睿说，你明明就告诉她她会是你永远的朋友，可是，没想到你才说这话几天，就翻脸不认人了。”
我更加迷惑了，仔细一想，才想起前几天的体育课她问我的话。
“媛，我会是你永远的朋友吗？”
“当然，我会永远记住你。”
我还记得她当时开心的神情，我也十分开心。
两天后。
我一不小心把她绊倒在了地上，我对她说了对不起，当时，问老师叫我去办公室，我就急躁的走了，她还不依不饶，我烦了，吼了她：“你要干什么啊！？”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时她脸上那一阵白，一阵黄，她阴沉着脸，快步走开了，我本以为她会原谅我，没想到她竟然还记着。
我找睿解释清楚了，可她却不接受：“你除非对着全班说：“我对不起睿！”
我呆了，自己最真挚的道歉换来的却是这样的羞辱，怒了，大声说：“我不好，我检讨；我不对，我有罪；是我错，我该过！”我被怒火冲昏了头脑，说出了这样的话。真不该。
我错了睿，原谅我，好吗？在很多人眼里，不会说对不起的人，是那种很要面子、不愿意低头的人。认为心目中的他/她能谅解自己，了解自己。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一句“对不起”，是取决与事情的轻重。或许会因为这样的一句话。而各奔东西。。又或许会因为这样的一句话，使的彼此的距离更近了一步。如果我真的犯了严重的错时，我希望朋友你能放下您的骄傲。因为争论和狡辩只会让我们彼此误会更深，你不这样认为吗？
睿，对不起。
写于
明明心中十分难过，外表却故作坚强；明明心中十分愤怒，外表却和谐慈祥。强忍着笑，你读不懂快乐，强忍着泪，你看不透悲伤。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当窗户不在透亮，被蒙蒙雾气所笼罩时，你的行动，语言，甚至性格都变得扑朔迷离。窗户里的人看的懂你，窗户外的人不能不行也不可以。“猜不透你的瞳”这是我对你，我，他，大家以及所有虚伪的人，一句最好的评价。
处在社会中，面对权力，势力，我们不得不哈腰低头，就像小狗永远被大狗欺负，雨水永远无法替代大海一样，毕竟他们太渺小。我明白人不可能不虚伪，因为每个人都需要虚伪。笑也许是一种礼仪，而当你为办事为求人而笑，这种笑早已被虚伪所包裹，所以笑得那么尴尬，那么牵强。
虚伪的你，我，他，大家，都是迫不得已，身不由己。因为这个社会就是那么复杂。虚伪是种保护，虽然它使你读不懂快乐，看不透悲伤。但面对变化莫测，瞬息万变的世界，完全的正义，真正的公平，彻底的善良是不复纯在的，因为其中掺夹着或多或少的“杂质”，它们是人的七情六欲，谁也无法控制，也无法放肆。
心中十分难过，外表却故作坚强，这是因为我没有倾述的对象，心中十分愤怒，而外表和谐慈祥，是因为我没有发泄的目标。当我发现虚伪时，我找到啦坚强，找到啦宽容。“猜不透我的瞳”，这是因为我很虚幻，“看不透我的窗”那是因为我在伪装。
过多的流露，也许会是别人手中致命的毒药。太多的倾述，换不来可怜与同情，换来的只是讽刺与挖苦。我们唯一倾述的对象，唯一发泄的目标，除啦我们至亲的父母，还有谁能够容忍我们的任性，理解我们的痛苦。
虚，虚拟，虚幻。伪，伪装。两字读“虚，伪”。虚伪我拥有，因为我无法爱我所爱，狠我所狠。
曾经自认为坚强的我，在今天面对空荡荡的屋子，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害怕，但细细追究，到底在害怕什么。我不知道。
本来训练得很坚强，但在这一刻，我怕了。我不得不承认，我还是一个孩子，即使再伪装，心底的脆弱也掩饰不了，窗外来来往往的人，还如昨天一样，不同的是：昨天的我在伪装下痛苦无奈的生活；而今天我的面具彻底被撕下，3年前那个脆弱的我又回来了，我两年来的努力全白费了。
小小的我就在外地求学，在外面我看见了不一样的东西，外面的残酷，让我不知怎样面对，最终我选择伪装，表面坚强，冷漠，对什么都漠不关心。但我多希望有人可以真心可以和我交朋友，我渴望被认可，被呵护。但最终换来得只有在夜里的两行眼泪。
我败了。被自己打败了，被这个社会打败了，伪装的生活太累了。窗外太阳还挂在天上，今天的太阳还会落山，，一切都没变，也就是说我的伪装还会继续，因为我怕受到伤害。不禁想起一句话“最可靠的人自己，最了解自己的也是自己”。
那天，我悠闲的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个MP3，耳朵里戴着小喇叭，听着歌，眼角里不知不觉地流出眼泪......
一刹那间，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眼如泉水似的涌出来。“我为什么会流泪？”我自言自语道，也许是因为这歌太苦，还是因为我很脆弱......正当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忽然听见我的卧室门“吱”的一声被妈妈推开了，我赶忙把眼泪擦掉，妈妈看我眼圈红红的（因为我刚哭过），就急忙关切的问：“怎么了？”我急忙回到：“没怎么，就是困了，睡一觉就好了，”于是妈妈没说什么就悄悄地走了。
妈妈刚走，我的眼泪又一串一串地下来了，我又回到了那个主题，我慢慢地思索着，忽然那有个答案出现在我脑海里，“因为你太要强”。的确，我可能就是这样。表面上看我是一个坚强的女孩，其实我是内心很脆弱，表面上的坚强都是我装出来的：每次和男生吵架之后，我都很害怕，生怕围观的学生去告诉老师，但表面我故作坚强;每次被老师派去领导同学去干什么事，心里就毛毛的，像怀揣着小兔子似的“砰、砰、砰”，但表面我故作坚强；每次与同伴遇到狗，同伴都躲在我后面，其实我也很害怕，但表面我故作坚强......
我现在不想伪装自己，因为我真的累了。其实这个世上根本每一个人了解我，甚至连我的爸爸妈妈都不了解我，因为我没跟我爸爸妈妈说过心底的话，这也不怨我，我也想跟他们说心底的话，但我无法张口，说不出来，还是因为我和他们年龄差距太大，我们之间有代沟，我怕我说出来，由于我们年龄不一样，对有些事难免有一定的分歧。
我现在不想伪装自己，因为我真的累了。由于我的英语成绩每次考的都不太理想，所以每个暑假我妈妈都会送我上补习班。从那我认识了她——李存卓，她长得很美丽，我的英语就是有她教的。她不仅教我英语，她还跟我谈心，使我轻松了许多，其实在这之前，我心理压力很大，谁也不知道我心理压力大，但我向她倾诉，告诉她我经常担心什么事，她给我做思想工作，她使我轻松了很多。我非常感谢她。
我现在不想伪装自己，因为我真的累了。在外人看来，我特别坚强，其实我很脆弱，很在乎面子，所以我故作坚强，我不想让他们看扁我，我要让他们知道:纪程诚是好样的，是坚强的，是不服输的。而现在我却不那么想，因为我很累，我不想再一味的装下去，因为我也是人，更何况是女生，女生一般都很脆弱。我不想再“卓尔不群”、“鹤立群鸡”。我要脱坚强，换上本来面目，因为我真的很累。以后我要做真的我，潇潇洒洒的我，我绝对不会再伪装我了。
我很恍惚，我装成很乐观，很坚强，很自由。我不想让别人看清我肉心的脆弱，心灵的寂寥。我只想一个人躲进黑暗的深处放肆地哭和没心没肺地笑，着是我唯一的释放方式。渐我从忍耐中转变成习惯。
我我没有任何时候停止过我的伪装。希望便成了我漂泊命运的唯一机会。
面带微笑的人，因为心中有太多的泪水。
沉默不语的人，因为胸中有太多的话语。
直到有一天，我遇见了她，才感觉世间的灵气。
她，是那么的纯美与真实，在她面前我伪装不起来。我逐渐在恢复我的本性，但我也没有遗忘我伪装的内容。我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
我终于觉悟了；
伪装的好是虚幻的天堂
美伪军大量被歼 人民武装越战越强
美帝拼凑了一支六十万人的傀儡军队，还加上美国的直升飞机、两栖坦克等各种新式武器。尽管这样，还是经不住完全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南越人民武装力量的打击。据统计，从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五年四月底，南越军民已经歼灭了敌军五十五万人（其中美国侵略者四千八百九十人），击落击伤了敌机二千一百多架，击沉击伤了敌舰敌船一千多艘，击毁了敌人军车二千三百多辆，摧毁了敌军哨所和训练中心等二千多个。同志们一定会很关心地问：南越人民武装，一没有空军，二没有海军，三没有原子弹，究竟用的什么武器战胜了强大的敌人呢？
早就教导我们，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南越战争证实了这一真理。南越军民最初只有最原始的武器。他们把祖国大地上的一草一木都调动起来为抗美救国的正义战争服务。不论男女老幼都一齐动手削竹尖桩；他们在深山、丛林、交通要道和庄稼地里布置下无数的竹尖桩陷阱。南越农民甚至训练了许多野蜂，遇到敌人来“扫荡”，他们就放出野蜂去刺敌人，敌人慌张奔逃，就落入竹尖桩陷阱。南越军民还自制了大刀、长矛、弓箭、土制地雷和土枪土炮等不少武器。他们就用这些简陋的武器英勇地打击敌人，又从敌人手里缴获大量新式武器，装备了自己。四年多来，南越军民共缴获敌人各种新式武器六万多件。
在南越，真叫做人人是战士，处处是战场，形成了包围美伪军的燎原怒火，只要美伪军这只野兽一上阵，就无法逃脱被烧死的命运。譬如美帝所吹嘘的“直升飞机空运战术”，就被南越人民打垮了。在南越，不论老人、小孩，只要看到敌人的飞机，就设法把它们击毁。某村有个老人，单身背着枪，到敌机常飞过的山头上呆下来伏击。老人足足等了一个月，粮食吃完了就烤木薯和山药吃。他的钢铁般的决心始终不动摇。一天，几架直升飞机果然紧挨着山顶招摇而过。这位坚强的老人，只用几发步枪子弹就打掉了一架直升飞机，飞机里的近十个敌人全都丧了命。南越打直升飞机就更出色了。
几年来，美伪军不知对南越人民进行了多少次“扫荡”，然而，碰到南越军民灵活机智的反扫荡，也不知遭到了多少次失败。例如，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美帝出动了一百多架直升飞机和七千名伪军，对西贡西北平苏解放区发动了一场大“袭击”。结果，却扑了个空，连一个村民也未得见。正当敌人懊恼沮丧、准备回窜时，南越人民武装从二十日夜间开始，在丛林地区突然进行反击，来了个地道战，把美伪军整整一个伞兵营打得伤亡累累，溃不成军，另外的三个营也只得狼狈而逃。
南越军民正是发扬了英勇果敢、决战决胜的精神，打败了美帝这个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敌人。
把“战略村”变成战斗村
“战略村”，是美帝用来割断人民群众和人民武装联系、妄图孤立和消灭革命力量的一种手段。“战略村”实际就是集中营。在“战略村”周围有三道墙、三道沟。围墙上夹有带刺树干，放有美制自动手榴弹。沟底安放地雷、铁钉、竹蒺藜等。每个“战略村”，美伪军都安上碉堡进行监视。美国强盗强迫南越五百多万人民，集中在八千多个“战略村”里，任意进行迫害。南越人民怀着对美帝的深仇大恨，想尽办法同敌人进行机智勇敢的斗争。例如，在一个“战略村”里，手无寸铁的妇女们，一心想着怎么来消灭敌人，捣毁“战略村”。她们在三天三夜里，挖了很多陷阱，插上竹尖桩。然后派出一个妇女跑到敌人碉堡前“报告”说：村里发现了游击队。敌人一听，马上派了一排伪军进了“战略村”。妇女们告诉他们：游击队已经走了。接着，就让伪军喝酒、吃饭。这时，妇女们又秘密动员村里的儿童把树叶扫拢在村庄四周，在每堆树叶里都放了三颗子弹。天快黑的时候，妇女们齐喊：“游击队来了！”这时喝得醉熏熏的敌人，惊慌失措，四处逃跑。儿童们就烧着了树叶子，子弹爆炸了，敌人更加害怕，以为游击队已经包围了村子，他们想往东跑，妇女们告诉他们应该往西跑，结果都摔到预先挖好的陷阱里。妇女们消灭了这股敌人，缴获了十二支步枪，武装了自己，立刻去包围敌人的碉堡。敌人吓得不敢出来，十五天以后，碉堡里的敌人不得不逃跑了。这个“战略村”便得到了解放。还有许多“战略村”，在人民武装的配合下，里应外合，一夜之间，成千群众点燃起火把，包围敌人的岗楼和伪政权机关，烧掉敌人的巢穴，烧死敌人或迫使敌人出来投降。就这样，有近七千个“战略村”，都得到了解放。捣毁了 “战略村”，人民就建立起战斗村。每一个战斗村都是包围敌人的坚强堡垒。美帝及其走狗的地盘无可奈何地变得越来越小了，而南越解放区却越来越扩大了。现在，已经解放了五分之四的土地和一千万人民。
城市里政治斗争汹涌澎湃
美帝国主义在南越一开始就极力扶植傀儡政权，作为它进行侵略的政治工具。它指示傀儡政权，在占领区实行法西斯恐怖统治。但是，对付侵略成性的美国豺狼，只能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南越人民在城市里对敌人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政治斗争，有力地同武装斗争结合起来，动摇了傀儡政权的统治。据统计，在西贡、顺化、岘港等城镇，近几年来举行的群众性示威游行等政治斗争，达到了一亿人次以上。
在斗争中，南越的工人阶级起着先锋作用，各阶层人民和工人阶级一道，组成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形成了对抗美伪统治的坚强力量。青年学生是反美爱国斗争中的一支劲旅。他们曾经开展过反对抓丁、反对强迫学生军事化、反对傀儡总统阮庆等斗争。一九年八月十六日，阮庆颁布了伪，规定所有学生都要参加伪军，给美帝当炮灰。八月二十五日，西贡市的三万大学生组成强大的队伍，上街游行，高呼着“废除八月十六日法西斯”的口号。他们在广场集中后，要阮庆出来接见。阮庆先派他的“副总理”出来，学生们不同意，一定要阮庆亲自接见。等到阮庆出来，愤怒的群众人山人海，一齐包围了这个傀儡头子，并高呼“打倒法西斯独裁”、“打倒八月十六日”等口号。在强大的群众运动威力下，阮庆不得已当众宣布废除了反动。南越城市人民的斗争风暴，一浪高过一浪，有力地冲击着美伪反动统治。美伪集团已经分崩离析，摇摇欲坠。从一九六三年美帝走狗吴庭艳被主子杀掉后起，西贡共发生了十几次，傀儡班子象走马灯似的更换，体现出伪政权的政治危机。在西贡这个美伪反动派的统治中心，美国军官宿舍大楼和美国“大使馆”等都相继被南越人民炸毁，炸死炸伤了许多美国鬼子。美国侵略者在南越的巢穴，已经要变成埋葬他们的坟墓了。
孤独寂寞的时候，我会静静的想着某人。
伤心的时候，我会找个地方静静的发呆，然后告诉自己，要坚强。
难过的时候，我会伪装自己，对别人笑。
失败的时候，尽管已无力也要爬起来，我会告诉别人我很坚强。
失落的时候，我会笑着对自己说，没事的。
我不会太容易相信别人的话，那只是哄我的谎言。
这个社会冷默惯了，谁都不会因为我而怎样，或许有那么一个。
脸上依旧保持着那一抹自信的微笑，
在别人看来我是没有烦恼的，总是微笑着。
那样的笑，多了一丝纠结，多了一些无奈，谁又能懂？
总是莫名其妙的心情不好，不想和任何人说话，只想一个人静静的发呆，怀念一些人一些事。
突然发觉身边的人都不了解自己，不知道是我隔绝了他们还是他们隔绝了我，
脸上虚伪的笑谁都看得见，心底的伤谁又能懂？
原来，我也学会了伪装
习惯了冷漠就不会轻易热情，
习惯了安静就不会轻易开口，
习惯了退让就不会轻易去争取…
可我到底习惯了什么？
好像是习惯了沉默
好像是习惯了孤独
好像是习惯了不快乐
好像是习惯了伪装自己。
曾以为自己的朋友很多，蓦然回首曾经的一些朋友已所剩无几了，只有我还在原地徘徊。
也许是我的安静让朋友们陌生了，
也许是我的沉默让朋友们不再常联系了，
也许…
那些也许，只因我…
……
何时起？
我也总是情不自禁的忧伤…
于是慢慢学会了掩藏
因为不想被人再刺伤所以渐渐的学会了伪装。
……
何时起？喜欢黑夜的到来，
因为在漆黑的夜里眼泪可以肆意的流出…不用担心会被别人看到…
一、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催生了新四军，新四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全面形成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7年7月8日，在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要求同“亲密合作”，实行全民族的抗战。7月15日，中共中央向发出《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同月，陕北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9月23日，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的合法地位。中共宣言和谈话的发表，宣告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开始。接着，国共两党继续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问题进行谈判，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10月12日，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正式转发的电报，明确宣布鄂豫皖边、湘鄂赣边、湘粤赣边及闽西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 在这种形势下，新四军诞生了，并且成为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指导各地谈判，中共中央曾发出《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的指示》。但是，由于当时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仍然处于的包围之中，未能及时得到中央的这个指示。南方各地的红军游击队通过其他各种渠道了解到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央的政策发生了转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逐渐形成，便自觉地与地方当局开展谈判。
早在1937年3月5日, 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根据中央的有关文件精神，就敏锐地感觉到红军游击队可能需要就抗日救国纲领，同军队进行协作谈判，因而就谈判的内容、谈判应遵循的原则给闽粤边特委发出指示信。4月，闽粤边特委派员与当地军队进行首次谈判，并于5月下旬签订了政治协议，主要内容为：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保留红军原有指挥员及政治人员；中共闽粤边特委不再奉行现政权的方针；停止封锁根据地；双方释放所抓捕的人员。这个协议是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对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在闽粤边区的具体运用，顺应了当地红军游击队和广大人民群众守土抗战、保家卫国的愿望。7月1日，当地红军游击队改番号为粤闽边保安独立大队。福建省其他地区的共产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也先后进行了谈判。
鄂豫皖边区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在1937年春就派人去豫陕一带寻找红二十五军，派出的人从西安红军联络处得到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救国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等文件。7月13日，鄂豫皖边省委书记、红二十八军政委高敬亭从鄂东北突围到达皖西与鄂豫皖边特委书记何耀榜会合，他们认真研究了这些文件，经过慎重考虑，决定以抗日大局为重，向鄂豫皖边区督办公署提出停战谈判倡议。红二十八军的停战谈判倡议得到地方当局的响应。7月22日，双方代表在岳西县青天畈汪氏祠堂正式进行停战谈判。经过5天的艰苦会谈，于27日达成协议。之后，红二十八军各部和鄂东北、皖西北地方党组织所属的武装组成鄂豫皖工农抗日联军，共1800多人，成为南方八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中最早接受中央指示，并同谈判成功的一支部队。
谈判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一些地方在谈判过程中，曾遇到波折，有的还付出了血的代价。例如，在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漳浦事件”和“月港事件” 。闽粤边区红军游击队改番号为粤闽边保安独立大队后，于7月13日被军以集中改编为名，诱骗进漳浦县城，1000名红军指战员遭重兵包围，被强令放下武器。当天晚上，闽南保安团数百人包围了驻在诏安月港村的边区特委机关，逮捕了特委书记张敏等13人并将其全部枪杀。这两次事件使闽粤边党组织和红军遭受严重损失。
但是，当局的这些倒行逆施，不能阻止南方红军游击队的爱国热情，谈判中遭受的损失和挫折也改变不了他们联合抵抗日本侵略的决心。各地积极吸取闽南发生的这两次事件的深刻教训，继续主动与地方军政当局接触、谈判。
赣粤边区是中央分局所在地，也是重点“围剿”的地区之一。7月中旬，项英、等分局领导从报纸上得悉卢沟桥事变发生，立即意识到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便自觉地把工作的重心转向联合抗日。8月8日，项英为中共赣粤边特委和赣粤边红军游击队起草了《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宣言，要求军和地方当局立即停止“进剿” 游击队，实行联合对日作战。军政当局并未积极回应，反而造谣说红军游击队要投降。直到8月27日，地方当局才表示欢迎红军游击队下山谈判。经、项英与代表谈判 ，最终达成协议，并根据中央《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起草发表了《告南方游击队的公开信》，在南昌设立南方红军游击队总接待站。从10月上旬起，赣粤边各地红军游击队陆续下山集中整训，统名为江西抗日义勇军。南方其他游击区的谈判也先后进行并在不同程度上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
各地红军游击队在与谈判中，不仅曾受到方面的阻挠，同时也遇到自己内部的阻力。这主要是由于国共两党10年内战，红军游击队遭受了来自方面的严重迫害，积怨太深，加之长期与中央失去联系，对当前的形势和中央的指示精神了解不够，一些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思想转不过转弯来，甚至出现过两起上山传达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的共产党员被红军游击队疑为叛徒而被误杀的悲剧。为了避免悲剧重演，先后赴湘赣边区、皖赣边区游击根据地传达中央批示精神。在湘赣边区，差一点被游击队负责人谭余保误为叛徒而被杀。经过反复再三说服才使其消除疑虑，同意下山谈判改编。
南方红军游击队同当局达成停战和合作抗日协议，实现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战略任务的转变，充分体现了我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捐弃前嫌，共赴国难的博怀，并且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为红军游击队下山改编成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做好了准备，为在实质上实现全国军队合作抗日，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出了贡献。
二、新四军认真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维持到最后，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1938年10月，武汉失守，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一个战略相持为特点的新阶段。日本侵略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三者的力量对比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全国抗日民主根据地和游击区已发展到10多个，拥有人口5000万以上，党领导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得到很大的发展，逐渐成为在敌后抗击日军的主要力量。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企图被打破，其人力、物力、财力不足的弱点已暴露出来，这种情况促使他们调整了对华政策，对实行诱降，以“中日亲善”、“共同”为诱饵，企图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府的内外政策也在发生变化，将重点逐渐由抗日转到，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的政策。
此后，在全国各地不断挑起磨擦事件，做出许多亲者痛、仇者快的事。1939年军杨森部包围新四军设在湖南平江的通讯处，杀害通讯处主任涂正坤和八路军少校副官罗梓铭等人，掠走枪支财物。9月，湖北省保安司令程如怀在新集围攻新四军后方机关，残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余人。11月中旬，河南省确山县长率军警特务袭击竹沟镇新四军第八团留守处，残杀医院伤病员、军属和当地群众200余人。在安徽，1939年10月，新桂系李品仙上台后，活动日益加剧。他首先驱赶、清除乃至迫害在省动委会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在达到完全控制省动委会的目的后，还在安徽各地不断制造迫害、残杀共产党人的惨案。1940年2月，李品仙部共6000余人围攻驻合肥以北的新四军第四支队和驻定远东南的江北指挥部。江苏韩德勤部准备向津浦路东的第五支队进攻。李、韩两部在津浦路两侧进攻皖东的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直逼中共中央中原局和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所在地，企图割断新四军同八路军的联系，并把新四军压迫到长江以南，伺机消灭。
1940年夏秋，在华北发动的第一次高潮遭到失败后，华中成为其的中心。他们一方面在华中不断制造军事磨擦，打算用武力消灭新四军；另一方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来限制人民抗日力量的发展，压迫八路军、新四军撤到黄河以北。
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抗日武装是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和军队，坚持抗战到底，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是全中国人民当时最根本的也是最高的利益。党中央意识到，为了抗战到底，国共合作决不能破裂，必须正确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既坚持原则，反对制造磨擦，又注意团结，争取其共同抗日。1939年春，到皖南新四军军部，传达了六中全会精神，并且提出了新四军团结抗日、在敌后发展的三条原则：一、哪个地方空虚就向哪个地方发展；二、哪个地方危险，就向哪个地方去创造新的活动地区；三、哪个地方只有敌人伪军，友党、友军较不注意没有去活动，我们就向哪里发展。这样，可以减少磨擦，利于抗战。
非常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问题。他指出，党的统一战线的根本指导原则，是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他提出处理国内各阶级关系的基本政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刘少奇也指出：“统一战线既然包括几个阶级，就必然会有斗争，有磨擦。只有坚持斗争坚决反磨擦，统一战线才不会分裂。如果只是退让，统一战线就会失败。”
新四军创造性地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正确地处理联合与斗争的关系，大力发展进步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为巩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积极贡献。
首先，以积极抗战的行动，表明合作抗日的诚意。1938年4月，新四军在皖南岩寺集中整编后，逆着正面战场军大溃退的浪潮，毅然迅速开赴华中敌后战场，以首战告捷、连连取胜的行动，在沉闷的沦陷区炸响了一声春雷，振奋了全国军民的抗战精神。新四军在大江南北 ，广泛出击日军，破坏铁路公路，拔除日伪军据点，消耗和牵制日军大量兵力，最多的时候迫使16万日军和23万伪军困守在华中占领区而不得脱身，有力地牵制了日军对正面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的行动。8年抗战期间，新四军对日伪军作战共2.46余万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名,俘虏12.42万余名，战果累累，受到最高军事当局几十次电文嘉奖慰问。
同时，在军遇到围困的险境时，新四军也慷慨主动地伸出援手。即使在皖南事变后，新四军仍以德报怨，一再掩护、支援军对日作战，收治军伤病员。1941年1月下旬，顽固派为实现其消灭或驱赶新四军到黄河以北的目的，命令汤恩伯率10万大军进逼豫皖苏地区，准备进行“清剿”。正当军即将对豫皖苏地区进攻时，日军突然于1月24日发动了豫南战役，以重兵分三路向豫南挺进，企图围歼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何柱国等部于平汉线以东地区。军主力纷纷溃逃，致使豫东、皖北大片国土沦陷。新四军第四师根据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精神，毅然于1月30日开始尾追日军西进，给日军以出其不意的打击，收复了大片国土，有力地支援了龟缩于新黄河以西的部队。1943年2月，日军大举“扫荡”苏北盐阜地区韩德勤控制区时，被击溃的韩德勤部根据战前与新四军第三师达成的协议，纷纷退到淮阴、涟水之间的新四军根据地休整，并得到新四军在粮草、经费方面的接济。这些充分显示了新四军维护国共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意识。
其次，在反磨擦斗争中，始终坚持团结、进步、抗战的原则。新四军既坚持同合作抗日，又在反顽斗争中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原则，从而挫败了的计划，使国共合作抗日局面艰难地维持到了最后。新四军对顽固派制造的磨擦，坚决以武装自卫击溃了顽军的企图，反顽斗争成为新四军坚持抗战的一种特殊斗争形式。
中原局和新四军广大指战员遵照党中央反磨擦斗争的方针政策和原则，面对顽固派在华中各地制造的磨擦，一方面申明坚持团结抗日的立场，一方面动员力量，先后果断组织了定远和半塔两次自卫反击作战，打破了顽军的围攻，同时镇压了屯昌等地反动地主的暴乱，并且取得了黄桥自卫战斗的胜利，挫败了顽固派制造的磨擦，从而为坚持津浦路两侧的抗日阵地，巩固和发展皖东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条件，使苏北抗日根据地得以巩固。
1940 年10月19日，军正、副参谋长何应钦、白崇禧致电八路军总司令、副总司令和新四军叶挺军长（即“皓电”），要求在大江南北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将50万人的八路军、新四军缩编为10万人。与此同时，又密令汤恩伯、李品仙、韩德勤、顾祝同等部准备向新四军进攻。“皓电”进一步表明了企图将八路军、新四军驱逐到黄河以北，同日军配合夹击消灭之的险恶用心，成为第二次高潮的起点。
11月9日，党中央以、、叶挺、项英名义复电（即“隹电”）何应钦、白崇禧，据实驳斥“皓电”的诬蔑和无理要求；同时表示，为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新四军驻皖南部队将开赴长江以北。这就是一种节制和让步。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云岭驻地出发往长江北移，6日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遭7个师8万余兵力的包围袭击，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发生。
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提出在政治上取攻势、在军事上取守势（即在军事采取忍让，不打到的后方去），坚决击退顽固派发动的第二次高潮的正确方针。在重庆从政治上和宣传上进行了猛烈反击，公布皖南事变的真相，对顽固派的罪恶行径进行声讨，揭露顽固派的面目。中共中央于1月20日 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1月25日，新四军军部在盐城成立，任代军长，刘少奇任政治委员。
当局制造皖南事变，并没有达到消产党、新四军的目的，反而惊醒和教育了对当局抱有幻想的人们。中国共产党在这场斗争中的坚定立场和维护抗战大局的态度得到各界人士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了多方同情，扩大了在群众中的影响，提高了在全国的政治地位。海外华侨反对当局搞分裂。在国际上，苏、美、英等国也对顽固派的高潮表示反对或不满。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被迫在第二届参议会上表示：“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行动。”至此，第二次高潮被打退。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成为不受约束，在共产党领导下完全独立发展的部队，在反顽斗争中始终不渝地贯彻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最精彩的事例要数捉放韩德勤。1943年3月，韩德勤背信弃义，不仅不离开让其休整的新四军根据地退回原来的防地，还率部侵入淮北根据地中心区的金锁镇、头集、山子头一带，残杀抗日军政干部，激起根据地军民的无比愤慨。淮北和苏北的新四军部队“本着先礼后兵的方针，以武力驱逐其重返原防”，经再次向韩德勤劝告无效后，对韩部进行反击，在山子头地区全歼韩部，俘虏韩勤德及其参谋长吕汉卿以下1000余人。为了团结抗日，新四军未对外公布韩德勤被俘，原准备在战地释放，但韩德勤担心只身逃脱无法交代，要求面见新四军领导人，并且承认山子头事件是自己的过错。在此情况下，亲自前往淮北新四军部队，与韩德勤会见。在他表示今后不再的承诺下，迅即将其释放，并发还部分人枪。同时划出睢宁、宿迁两县间的部分地区，作为韩德勤部的活动地域。
第三，积极团结争取中间势力。所谓中间势力，主要是指中小资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这三部分人。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中间势力还包括中的多数党员和多数军官以及抗日小党派等。争取中间势力必须具备三个条件，即：一、共产党有充足的力量；二、尊重他们的利益；三、对顽固派做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新四军以全民抗战的政治主张，积极抗日的军事行动，秋毫无犯的严明纪律，劳资互利的经济政策，谦虚诚恳的待人态度，通过登门拜访、书信来往、诗文会友等多种形式，团结、争取了各地的开明士绅、社会名流、民族工商业者、的旧官员、旧军官等等。和苏北指挥部于1940年8月进驻黄桥地区后，为了创建根据地，积极充实主力，整训部队，打击日伪军，开展群众运动，建立政权，召开各界代表会议，大力宣传新四军团结抗战的主张，努力争取各界人士出面制止制造磨擦，取得很好的成效。当时，在苏北地区的中间势力除李明扬、李长江、陈泰运等地方实力派外，还有韩国钧（韩紫石）、朱履先为代表的中上层民主人士。他们德高望重，在当地上层人士和知识分子中有很大的影响。争取团结好他们，是孤立苏中顽固派的重要环节。谦虚诚恳地到朱履先家中拜访，又写信给韩国钧，诚恳地邀请他出面调停磨擦，为团结抗战献力献策。朱履先表示拥护新四军的主张，并带领黄桥工商界人士为新四军捐款6万元，同时联合开明士绅向韩德勤发出呼吁，要求接受新四军的停止、分区抗日主张。韩国钧也表示愿意出面斡旋。接着，韩国钧积极为苏北地区的和平奔走，并于9月中旬，在海安召开苏北绅商界知名人士座谈会，由他领衔发出致苏北各方长官电，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争取中间势力，使韩德勤在政治上、军事上都陷于孤立的境地，为之后的黄桥自卫战役的胜利打下基础。华中其他地区的一批开明士绅也都在新四军影响下，以各种方式积极支持或投于抗战事业，如皖江地区的吕惠生、豫皖苏地区的鲁雨亭等直接参加到抗日队伍中来，吕惠生后来还为革命牺牲了生命。有的献出全部家产，支援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如皖南太平县（今黄山市黄山区）的刘敬之，在皖南事变后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护送失散的新四军多人突围，重新归队。他因此四次被地方政府逮捕入狱，并且始终不屈服。
此外，新四军还十分注意做好地方实力派的团结争取工作。利用地方实力派与中央军的矛盾，希望他们不要参加战争，或者为敷衍上级命令而采取打假仗朝天放枪等。同时，承认并照顾他们的地位和实际利益。这些工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如黄桥战役期间，三进泰州城，与李明扬、李长江搞好关系，结果，争取到李明扬与陈运泰部在黄桥作战中保持中立，保证了战斗的胜利。在皖东北地区，江上青、张爱萍等争取了盛子瑾的合作，打开了当地的抗战局面。李先念利用西北军孙连仲、川军王缵绪与中央军的矛盾和湖北地方实力派与桂系外来势力的矛盾，取得了反顽战斗的若干便利。彭雪枫率游击支队挺进淮上地区时，经过耐心的说服工作，与怀远县的地方实力派王峙宇、韩金山建立了统战关系，为战斗的胜利创造了便利条件。
第四，注意改造地方抗日武装，壮大自己的队伍。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挺进江南后，积极争取和改造地方抗日武装，以发展壮大自己的队伍。当时，江南敌后的武装名目多达十类，成分非常复杂。江南新四军采用多种措施，对其进行改造。一是保持其地方性和独立性，但加强政治工作，扶助他们发展；二是分配给他们一些次要的辅的作战任务，使其在战斗中锻炼成长；三是对这些武装进行行纪律整顿，洗刷坏分子；四是让其配合新四军主力兵团行动，使他们切身感受新四军的样板作用；五是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培养，保留其原有干部。这些办法在实际运用中，特别注意针对性，根据不同的情况使用不同的办法。对一些由于失掉组织关系的共产党员领导的或接受中共影响的武装，通过派干部加强领导，建立党组织，使之成为党直接掌握的抗日队伍。如对管文蔚兄弟组织建立的丹阳抗日自卫总团就是用的这种办法。管文蔚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0年被逮捕入狱，抗战爆发后被释放回到家乡丹阳县，失掉了党的关系。1937年10月，他与两个弟弟在家乡组织起倪山自卫团，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丹阳抗日自卫总团，管任总团长，统辖丹阳、镇江、武进、扬中4县80多个乡自卫团，共3个大队3000多人。1938年7月，约见管文蔚，管主动提出加入新四军并请派人指导。其后，通过调派干部，加强指导等措施，管部的军政素质大大提高，成为新四军直接指挥的一支主力。1938年9月，江南新四军还对梅光迪、朱松寿两支地方武装进行改造，将这两支部队带到新四军第一支队司令部驻地茅山整训，并授予“江南抗日义勇军第三路”的番号，梅光迪任司令，当地秘密党组织的负责人何克希任副司令。对于溃散的爱国官兵和其他爱国人士领导的武装 ，新四军则通过“长期协作改造”，使其成为新四军领导的武装。如许维新领导的句容、溧阳、溧水边界游击队，朱春苑领导的金坛西南地区游击大队，吴甲寅领导的金坛西北地区游击队，贡友三领导的丹阳县延陵镇游击队等都是通过“长期协作改造”而成为新四军领导的武装的。
三、采取正确的对伪军、伪组织政策，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
伪军、伪组织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是全中国人民的敌人，虽然他们不属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范畴，但是，对它们的工作成功与否，却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与争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有着直接的关系。
新四军非常重视做好伪军伪组织的工作，从政治上瓦解伪军，并适时地吸纳一些反正投诚的伪军人员。为加强敌伪军工作，新四军军部政治部和团以上部队都有设立了敌军工作机构，各根据地成立了敌伪军工作委员会，并培训了大量工作人员。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结合当地实际，曾多次发出对伪军工作的指示。早在1938年7月26日，新四军政治部就了《 敌军政治工作纲要》，强调了敌军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敌军工作的策略和方法。军部领导非常重视敌伪军工作。项英曾指出，对伪军的工作，等于是一种不流血的武装斗争，同战斗一样，要运用战术，很好的指挥。认为，敌军内变是对付敌人最好的办法，因而他提出伪军工作要讲究领导艺术。他带领新四军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开辟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时，充分运用其高超的领导艺术，大力开展 伪军工作：一是以军事进攻配合政治争取；二是通过军民关系争取伪军反正；三是以新四军抗战的决心和信心来吸引伪军反正：四是运用正确的统战政策争取两面派，为伪军反正搭好桥梁；五是对伪军反正的绝对保密；六是正确认识伪军反正的作用和意义，其目的是为了造成敌人营垒的瓦解，不是着眼在扩充多少人枪：七是把握好伪军反正的时机和原则，凡有觉悟的伪军，应尽可能留在敌方，在敌人内部进行斗争，只有在事机泄露时才坚决反正，争取先机。第一支队在 3年时间里，共吸纳了3股伪军反正，即金坛王德成部、镇江韦岗绥靖队（姜希安部）及镇江杜某某部，共计300人枪。
皖南事变前，新四军对敌伪军主要强调“以消灭与争取同时并重的方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处于日、伪、顽的夹攻之下，环境更加险恶，因此，对伪军工作的方针政策做了新的调整，强调在伪军中建立秘密工作，长期埋伏隐蔽待机，并使伪军采取各种方式暗中助我，而不是立即反正。1941年8月4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敌伪军组织的工作决定》中指出：“要孤立日寇，使日寇不能扩大伪军与巩固伪军。对已组成的伪军加紧争取工作，以便在必要与对我们有利时举行反正，现时应争取对我帮助，不坚决反对我们，这是对伪军组织的总方针。”1944年后，新四军在华中敌后战场开始进入局部反攻，对伪军工作的方针又做了调整。1944年5月，中共中央确定了对各种不同的伪军采取的不同策略。12月8日，华中局发出《关于加强伪组织政治攻势的指示》，要求抓住国内外的有利形势，对根据地周围一切大小城市及交通要道的伪军及伪职人员和家属，有计划地开展政治攻势，利用一切关系与可能，加强组织联络工作，争取广大伪军、伪军组织人员参加抗战工作。1945年6月，华中局再次发出指示指出，鉴于日军日益表现恐慌动摇，要求抓住时机，对一切与我无直接和间接关系的伪军，应普遍公开联合他们立即反正。 而那些有关系的伪军要继续隐蔽，等待时机，以便将来配合战略反攻。华中局再次对伪军工作发出指示，并且，强调当前伪军工作的重心应放在争取大股伪军与带战略性地区的伪军上面。
根据中央和华中局的指示，新四军在对日伪军发动军事攻势的同时，抽调大批得力干部，广泛组织力量，对伪军 、伪军组织开展了群众性的政治攻势。新四军的政治攻势发挥了巨大威力，争取了大批伪军、伪军组织人员反正投诚。1944年8月13日，驻南京的伪警卫第三师师长钟健魂率所部3000余人反正。这是华中地区伪军反正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次。新四军军部决定将反正部队改编为华中解放第一军，钟健魂任军长，刘贯一任政治委员。伪军警卫第三师的反正，给了日伪军一个沉重的打击。其他地区也有整营、整连、整排伪军向新四军投诚，零星投诚者更是连续不断。还有不少伪军、伪军组织人员小心保存着新四军散发的“归来证”，暗中帮助新四军进行抗日活动，如保护新四军在敌占区的工作人员、向新四军送情报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