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14 09:11:48
人们只知道王阳明的历史功绩就是创立了他的“心学”思想。认为“至善是心之本体”，“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他认为“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善”；“心”是第一性的，“物”是第二性的；“理”是封建道德，存在于心，是人头脑中固有的，他强调社会上的伦理规范之基础在于人心之至善。主张通过“内心反省”克服“私欲”，而“致良知”。
以此，王阳明继承并大大发展和完善了传统的儒家思想。
很难想象，除此之外，王阳明还会打仗。殊不知，他在江西“秀才用兵”，凭谋略，“偶尔露峥嵘”，并力挽狂澜，为朝廷立下了卓著功勋。
话还得从朱元璋说起。
明太祖为了自己朱家皇权永续，便将他的24个儿子都封为亲王，每人都给了他们三护卫的军队。其中，封在边疆地区的九个儿子还可以统率边防部队。他们之中的才干要数四子燕王朱棣和十七子宁王朱权最为杰出。史称宁王善战、燕王善谋，宁王封地大宁，在喜峰关外，东连辽东，西接宣府。他手下有八万军队，六千革车，还有骁勇善战的蒙古兀良哈朵颜三卫骑兵，且与燕王友善。
后来建文帝即位，开始削藩。不到一年就让自己的五个叔叔丢了王位。燕王于是起兵“靖难”，其实是要夺取侄儿的帝位。他知道光凭自己势单力薄，于是约宁王一同起兵。据说他许诺如得逞便与宁王“中分天下”。果然，在宁王的帮助下，这位四哥即燕王心想事成，变成了明成祖。
然而明成祖并没有兑现自己的诺言，将宁王封地从大宁调到了江西南昌，并让他在养花种竹中度过了一生。而宁王在忍气吞声中居然活到了四哥朱棣的曾孙明英宗时代。
百年弹指一挥间，宁王由朱权变成了他的后代朱宸濠。他可不是我们在《唐伯虎点秋香》里见到的动不动就要发飇的不良老头，而是一个野心勃勃而又孝顺母亲的年青人，他的孝行还多次得到过明武宗正德皇帝的奖励。
然耳而忠孝难以两全，朱宸濠既然“孝”，就不“忠”了。正德十四年六月十四日，宁王生日次日，南昌文武百官来祝贺王爷生日，却见到院子里站着几百个带甲露刃的壮汉。宁王命令紧闭大门，大声说道，当年孝宗被太监李广所误，抱养民间子，使我列祖列宗不得血食十四年。今张太后密诏，令我起兵讨贼，尔等知道吗？众官惊疑不定，巡抚孙燧与按察副使许逵上前质问，被朱宸濠下令推出去斩了，两人骂贼而死，剩下的官员都投降了，宁王下令把这些人套上铁链关进监狱里。
宁王为这次起兵做了充分准备，起兵后，四月十六日就攻克南康府，十七日攻克九江府，大江南北都被震动了。其实早在正德初年，他就对皇位怀有野心，他做出一番礼贤下士、孝敬母亲的姿态，博得了贤孝的美名，并且用大批金银财宝贿赂武宗身边的亲信，使自己取得了不少江西的地方权力。他招兵买马，请来了李士实、刘养正等人为他出谋划策。还有不少明朝的宗室如宜春郡王、瑞昌郡王支持他。所以宁王起兵四日就占领了两座府城。宁王又命令刘养正起草檄文指责武宗，使朝廷的官员都觉得十分棘手，这种皇室内讧，站错了队可不是闹着玩的。以前的燕王靖难，不就成功了吗？胜者为王，败者为贼，燕王成了著名的永乐皇帝，反对他的人下场如何，大家都知道。所以这次宁王一造反，很多官员都举棋不定的，有的甚至投奔了宁王，准备做开国元勋。
但踌躇满志的朱宸濠没有想到，自己其实是一个优秀的配角，尽心尽力的为主角搭好了舞台，现在，真正的主角王阳明，就要华丽地闪亮登场了。
王阳明生在浙江余姚一个书香门第。祖母是活过百岁的老寿星，父亲王华是明朝成化十七年进士第一名，曾给孝宗皇帝讲过学，才学品德很好。王阳明在母亲的腹中待了十四个月才出生，出生的时候，他的祖母做了一个奇异的梦，看见云层中有位神仙抱着小孩子送到他们家来。所以阳明出世以后，祖母特意地给他起名为“云”，就是想纪念这个奇异的梦。出生之后的阳明先生，仍然很奇怪，长到五岁时还不会说话，家里人自然很着急，难道这个奇异的孩子是哑巴？后来来了一位异人，说：“这孩子不能叫王云，他应该叫王守仁。”于是就给他改了名字。
王阳明到了十五岁开始四出游历，跑到过居庸关、山海关。还常常溜出塞外，饱览了山川形胜。不但爱谈论军事，还喜欢骑马射箭，水平很高。但他的文才更胜过武略，到二十岁时就参加了乡试。弘治十二年又中了进士，步入仕途。
宁王叛乱时，王阳明正担任右副都御史，朱宸濠运气不错，能跟这个在文才、武艺、军事上都可PK曾国藩的强人王阳明交手。
47岁的王阳明正在去福建省平乱的路上，得到宁王造反的消息，不假思索地回师平叛，他首先赶到吉安，得到知府伍文定的全力支持，于是王阳明在吉安积极备战，调配军粮，修治器械，然后发出讨贼檄文，公布宁王的罪状，要求各地起兵勤王。凭借自己是当时“大秀才”的名气，很快稳定了民心官心。
王阳明当时最担心的，是宁王挥师顺流东下，直取南京。如果大明的陪都南京失守，宁王就有称帝的本钱。王阳明虚张声势，传播假消息说，北京已经派出庞大的讨伐军，正向南昌前进。同时派人离间宁王与其军师刘养正、李士实的关系，宁王果然中计，有半个月时间不知所措，没有发兵攻南京。王阳明利用这个时机，已经做好了防守南京的准备，宁王再打南京已经不可能。朱宸濠发觉自己中计，于七月一日亲自率领六万大军，渡过长江去攻打安庆。
此时，王阳明在江西中南部已经集合了各州县勤王的八万名战士，地方的文武官员们纷纷建议王阳明立刻去救援安庆。王阳明却力排众议，率军直捣朱宸濠的老巢南昌城。
王阳明七月十九日出发，经过急行军，第二天早晨就到了南昌城下，王阳明下令手下的军队，敲四遍鼓还登不上城墙，带队的军官就要问斩，结果当天就攻下了南昌城，朱宸濠在南昌留守的大小头目，从宜春郡王以下全被王阳明军队活捉。
宁王朱宸濠听说老巢被王阳明踹了，急忙回兵来救，二十四日，来回奔忙的宁王军队在黄家渡碰上了在南昌城里休息了三天的王阳明军。王阳明派诸将分五路迎击回援南昌的宁王大军。其中四路分兵迎击，一路设伏。交战以后，宁王大军很快腹背受敌，被分割成几部分，接着又中了埋伏，大败一场。
在这场战斗中，王阳明军擒斩宁王军士兵两千多人，宁王军还有不少人落水淹死。朱宸濠溃逃后，退守八字脑地区。当时，朱宸濠曾经问手下人船到了那里，一个手下用土话回答说船在“黄石矶”，朱宸濠听成了“王失机”，勃然大怒，把这个手下给斩了。
宁王看局势不妙，大赏将士，尽调九江和南康两府的精锐出击，王阳明军则猛攻南康。这一仗打得很激烈，但王阳明军最后还是取得了胜利。宁王军只得退保樵舍地区，将大船结成方阵，王阳明看出了破绽，决定援用赤壁之战的老例，放火烧船。
二十六日，宁王正在船上召开他的“早朝”会议，群臣集中在一起。王阳明大军杀到，用小船装草，迎风纵火，烧毁了宁王的副船，王妃娄氏以下的宫人以及文武官员们纷纷跳水自杀。
宁王的大船搁浅，不能行动，仓促间换小船逃命，被王阳明的部下王冕部追上擒获，宁王的其它文武大臣均被擒获。不久，南康九江也被官军攻陷，宁王之乱全面平息。
这场蓄谋已久的叛乱，从六月十四日宁王起兵到七月二十六日朱宸濠被擒，42天就被平定，若从官兵正式讨伐算起，前后只用了三十五天。
将士们把朱宸濠押解回南昌城，军民纷纷围观这位当初不可一世的王爷，欢呼声震动天地。朱宸濠见到王阳明时，哀求到：“王先生，我的护卫全部撤掉，当个平民老百姓好吗？”王阳明正色答到；“有国法在。”朱宸濠始垂首不言。
当初朱宸濠反叛时，王妃娄氏曾经哭着劝他不要起兵，朱宸濠不听。等到他兵败被俘，在囚车里叹道：“昔日纣王听妇人言而亡国，今天我不听妇人言而亡国。”王阳明听说后，命人将娄氏尸体从水中捞出厚葬。
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宁王叛乱的消息在事发后一个月，即七月十三号，北京朝庭才接到南京守备的报告，明武宗正德皇帝不怒反喜，兵部建议武宗任命一位将军讨伐叛贼，武宗就任命派遣“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后军都督府太师镇国公朱寿”出兵讨逆，群臣纷纷上表苦谏，武宗不听。七月二十六日，武宗正式下诏书指责宁王的罪恶行径，削其封爵。经过一番手忙脚乱的准备后，八月二十二日，正德的皇帝亲征军从北京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八月二十六日，大军到了涿州，正德皇帝接到了王阳明的奏章，正德皇帝打开一看：朱宸濠已经被王阳明平了。
武宗是个很有“个性”的皇帝，好不容易才有个名正言顺下江南的机会，哪里肯轻易放过。于是讨逆大军继续前进，去讨伐已经不存在的逆贼。皇帝身边的马屁精们体察上意，命令王阳明，让他把宁王放到湖中，让皇帝自己来抓。
王阳明就带着朱宸濠，从小路奔玉山，上书给皇帝，要亲自献俘。正德皇帝当然不允许了，他要自己抓宁王呢！王阳明没办法，只好到钱唐找大太监张永。张永为人正直。王阳明说明了情况，希望皇帝的随从不要进南昌，以免骚扰百姓。张永表示理解，但又表示皇帝的脾气拗不得，得想变通的办法，要让皇帝不进南昌也是不可能的。王阳明把宁王交给张永，自己去见皇帝，但皇帝传令让他巡抚南昌，只好转道回南昌去。
十一月，武宗率领“讨逆军兼旅游团”进了南昌，皇帝身边亲信的许泰张忠等几个小人，因为阳明没有将朱宸濠交给他们，心里正恼恨，就怂恿手下的士兵跟王阳明捣乱，甚至指着鼻子喊着名字地骂王阳明。阳明只好忍气吞声，努力和御林军士兵搞好关系，送饭送药，渐渐地，这帮士兵觉得“王都堂爱我”，就不再跟王阳明捣乱。
许泰张忠等人又向王阳明索贿，说：“我们听说宁王府富厚甲天下，那么多金银珠宝都哪里去了？”王阳明回答说：“财宝都让宁王贿赂到京师去了。现在有账本存着，要不要查一查？”
许泰张忠都是受贿大户，哪里敢查。许泰张忠等人贼心不死，想当众给王阳明个难堪，于是提议御林军和王阳明率领的江西军进行一场射箭比赛，御林军毕竟是大明帝国的精锐部队，十箭有七八箭正中目标，而江西军十箭只有五六箭命中，这些人就笑嘻嘻地问王阳明：你带的这些人不行啊！怎么夷平逆贼的？王阳明立刻命人牵出一匹劣马，自己翻身上马，在奔驰的马上挽强弓，搭长箭，三发全中。御林军和江西军都是识货的，齐齐暴雷似的喝声彩，小人们哑口无言。但御林军长住南昌也不是个事啊。王阳明在冬至当天，命令全城百姓在巷道里哭祭，然后去上坟。一霎时城里哭声震天，离家日久的京军们都思念起家乡来了，也跟着大哭。许泰张忠等不得己下令班师，离开南昌。
平息宁王叛乱，是王阳明一生战功中最大的一件，还有不少其他的业绩。《明史》称赞他是明朝文官用兵第一名，说：“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
十二岁时，王守仁正式就读师塾。十三岁，母亲郑氏去世，幼年失恃，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折。但他志存高远，心思不同常人。一次与塾师先生讨论何为天下最要紧之事，他就不同凡俗，认为“科举并非第一等要紧事”，天下最要紧的是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当时国家朝政腐败，义军四起。英宗正统年间，英宗被蒙古瓦刺部所俘，朝廷赔款求和。这件事情在王守仁幼小的心中投下了巨大的阴影。他发誓一定要学好兵法，为国效忠。十五岁时就屡次上书皇帝，献策平定农民起义，未果。同年，他出游居庸关、山海关一月之久，纵观塞外，那时已经有经略四方之志。
王阳明曾说：“吾辈用功，只求日减，不求日增。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何等轻快洒脱，何等简易！”他认为陪伴妻子孩子，孝顺父母，亲近自然，这些不需要太多物质的平常生活，才是人生幸福的真谛。不要把得失看得太重，顺其自然，保持内心的安宁就好。
王阳明曾说：“不管人非笑，不管人毁谤，不管人荣辱，任他功夫有进有退。”他认为别管那些闲话，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早晚都会有收获。这个世界上，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少不了流言蜚语，别让他人的目光或言语阻断你前进的脚步，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王阳明创立“心学”之后，因为和程朱理学相冲突，引起很多人的不满，于是很多人开始攻击王阳明，维护程朱理学的正统地位。他们把“心学”斥之为“伪学”“异端”，紛纷上书弹劾王阳明。王阳明对此的反应是不予回应，无辩止谤。古人说：“默而成之，不言而信。”面对那些流言蜚语，不需要辩解什么，只要踏踏实实地去做，做成了，那些闲话自然就没了。太过在意别人，反而会在他人的目光中迷失自我。只要认准前进的方向，今日的诽谤与嘲笑必将成为来日的掌声。
王阳明说，天下无心外之物。万事万物都是人内心的投射。《传习录》中载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是王阳明游南镇时，他的学生指着岩中花树问他：“天下无心外之物，如此花树，在深山中自开自落，于我心亦何相关？”王阳明回答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心外。”
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是谁?学术界对这个 问题 的讨论意见纷殊。但不管如何，寻探的出发点应该回到文本本身。百回本文本的署名“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透露了极大的信息。首先，从对金陵世德堂的考证可知，《西游记》最早刻本是官刻本(区别于家刻本、坊刻本)，它提示了《西游记》作者应是与朱明王朝的藩王府有着很深的关系；其次，从对“华阳洞天主人”的考察则证明，他不仅难能作为否定吴承恩着作权的证据，相反恰恰证明“华阳洞天主人”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与百回本《西游记》刻者世德堂、序文作者陈沅之为适应当时形势，及其追逐读者市场的一个合谋的产物。最后，对百回本《西游记》文化背景的整体 分析 ，其条条线索都为坚持“吴承恩说”的观点提供新的证据。
【关键词】 金陵世德堂 句容茅山 “华阳洞天” 百回本《西游记》 吴承恩
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究竟是谁?对此，学术界的争论颇大。本文认为，不管分歧多大，首先都应该回到文本，以文本为出发点，才可得出 科学 的结论。
现存最早的百回本《西游记》扉页上的署名是“华阳洞天主人校，金陵世德堂梓行”。这证明，“金陵世德堂”、“华阳洞天主人”与百回本《西游记》有着十分直接而密切的联系。 目前 所见最早出版的百回本《西游记》中已透露的信息有：
(一)非初刻本
扉页中题“金陵世德堂梓行”，共二十卷卷；而卷九、十、十九、二十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第三行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这清楚地表明，这一版本是三种(至少)版本的混合体。前辈学者俞平伯、孙楷第认为“世德堂是最初刻本，乃百回本之祖”，应当说是不够恰当的。
(二)“华阳洞天主人”之谜
“华阳洞天主人”是此本的校者，究竟是何许人也?今已难考，但“华阳洞天”则值得探究。
“华阳洞天”是金陵南面——茅山的一景。茅山是金陵洞穴，周围百五十里；“华阳洞”本是江苏金坛与句容境内的一个溶洞，风景优美，后成道教圣地，当地称“华阳洞天”，是道教的“第八洞天”。
“华阳洞天主人”是谁?
张锦池认为，茅山君是世所公认的“华阳洞天主人”，但又说：“世德堂本《西游记》校者华阳洞天主人是否也是道教中人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书中的反道情绪，特别是竟借猪八戒手将三清圣像扔人‘五谷轮回之所’，便是明证。”
郑振铎认为：“华阳洞天主人似即陈‘序’中所谓唐光禄”。
孙楷第则认为：“作序的陈沅之即世德堂主人唐氏”。
苏兴主张是李春芳，李的祖籍是句容，句容茅山有华阳洞，是道教圣地之一。李春芳之所以取号华阳洞天主人，一方面是对祖籍的怀念，更主要是显示他对道教有特殊兴趣，当然也是在仕途 经济 道路上不如意的心情反映。
孙国中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必是一位掌门，一代大师。刘渊然在明仁宗时被封为“长春真人”，统领天下道教。像他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之为“华阳洞天主人”。
胡义成先生则认为“华阳洞天主人”很可能是闫希言师徒。“在万历二十年前的茅山全真道士中，只有闫希言师徒具有这种可能性。”
由于没有确凿的证据，以上诸说均受到学者同仁的质疑与辩驳。
(三)陈沅之序文所透露的信息
1、作者可能是王府中人。陈序云：“《西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或日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日出八公之徒，或日出王自制。”这很明确地提供了作者的范围：是朱明王朝宗室王府中人。
2、作者个性与创作风格。陈序云：“是故‘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晒游记》一书，不知其何人所为。”“余览其意近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也。”“此其书直寓言者哉!”“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人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类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仿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涯涣，而谭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
这证明，作品所显示的风格即是“跅弛滑稽之雄，卮言漫衍之为”、“浪谑笑虐以恣肆”、“椒诡可观”、“谬悠荒唐”，作者的个性即有“傲世之意”、“委蛇以浮世”。
“金陵世德堂”与“华阳洞天主人”是探寻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关键环节，一向被人所忽略。
明代世德堂遗址在今江苏南京三山街及太学前，当时诸多书坊常冠以“三山街书林”、“三山书坊”字样。明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甲部经籍会通四》载：“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明人所绘《南都繁会图卷》中绘有109个店铺招牌，其中诸多招牌上写的是“书铺”、“画寓”、“刻字镌碑”等字样。张秀民先生据历代藏书家书目及原书牌子，考录明代金陵书坊的名号和数量，凡得50余种。后又据新材料作考订，共举出93家金陵书坊，“多于建阳九家，更远远超过北京”。
明代金陵书坊以唐氏为最，有名号可考者多达15家，蜚声金陵城。唐氏书坊以富春堂为首，国家图书馆藏有《绣刻演剧》残本，题明金陵唐氏富春堂辑刻，而卷内除题唐氏富春堂、世德堂外，还有金陵文秀堂、文林阁等名。已知除文秀堂外，其他均系唐姓书坊。目前已知南京唐姓书坊最多，文林阁主是唐锦池，集贤堂主是唐鲤跃，兴贤堂主是唐少林，广庆堂主是唐振吾，富春堂主是唐对溪，世德堂主是唐绣谷，唐晟亦称世德堂。又有唐鲤飞、唐文鉴、唐翀守、唐廷仁、唐龙泉、唐廷瑞、唐建元、唐谦、唐际云等。关于世德堂，由于两个均自称坊主，《五伦记》卷首署曰：“绣谷唐氏世德堂校梓。”其刊刻戏曲较多，有《新刊重订出相附释标注拜月亭记》、《新刊重订附释标注出相伍伦全备忠孝记》、《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香囊记》、《新刻重订出相附释标注裴度香山还带记》、《重刻出像注释裴淑英断发记》、《锲重订出像注释节孝记》、《玉簪记》、《新刻重订出像附释标注惊鸿记》、《新刻出相双凤奇鸣记》、《新刻出像注释李十郎霍小玉紫箫记》、《水浒记》和《玉合记》等。他与“文林阁、富春堂、广庆堂”一样都姓唐，由于史料稀缺，还难以了解这几位唐姓坊主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亲属呢，还是其他。万历年间，唐氏书坊除刻医书、经书、文集、尺牍、类书外，尤喜刻戏曲，见以上所罗列。其刻书有一特色，即在版框四周有花纹图案，称为“花栏”，改变了宋元以来传统的单边、双边的单调形式，并都有牌记。“富春堂”图案为雉堞，有时在书名上特别标明。
明代刻书，一般有三大系统：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清学者顾炎武说：“万历间人多好改革古书，人心 之邪，风气之变，自此而始。”清代着名版本学家黄尧圃也说：“明人喜刻书，而又不肯守其旧，故所刻往往废于古。”明代书坊为标榜新编、新订、重订，以吸引招徕读者，在刊刻原本时不够尊重原作，多加改动。前人有“明人刻书而古书亡”之叹。明代南京书坊在刊刻书时，都对原本加以校订，而且一般请行家校订。如富春堂请谢天佑、纪振伦(秦淮墨客)、朱少斋、绿筠轩等人校订，如《白兔记》、《玉殃记》卷首署：“豫章敬所谢天佑校。”《三桂记》卷首署：“秦淮墨客校正，”从这些惯例及实际情形衡量，金陵世德堂梓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显示了其必为坊刻本，从其“卷九、十、十九、二十又题‘金陵荣寿堂梓行’，卷十六第三行又题‘书林熊云滨重锲”’来判断，这并非“初刻”古本。在它之前肯定有《官版大字西游记》，而“官刻”显然是其原本。综合陈元之序文：“《西游记》一书……或日出今天潢何侯王之国，或日出八公之徒，或日出王自制”，显然，《西游记》最早版本应当出于“官刻”(王府刻本)，作者肯定与朱明王朝的藩王府有关，“天潢何侯王之国”便是明证。作者将书稿交与王府，不愿将自己姓名堂而皇之地署上，却在行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自己的相关信息。诸如“华阳洞天主人”，诸如回目第二十九回“脱难江流来国土，承恩八戒转山林”；诸如第九回开头，张稍道：“李兄，我想那争名的，因名丧体；夺利的，为利亡身；受爵的，抱虎而眠；承恩的，袖蛇而走。算起来，还不如我们水秀山青，逍遥自在；甘淡薄，随缘而过”，以及第七回末尾七言律诗：“伏逞豪强大势兴，降龙伏虎弄乖能。偷桃偷酒游天府，受篆承恩在玉京。恶贯满盈身受困，善根不绝气还升。果然脱得如来手，且待唐朝出圣僧”。这些地方并非随意涂鸦，而是颇有意蕴，联系“华阳洞天”便可一目了然了。
“华阳洞天主人校”是世德堂本《西游记》扉页上赫然在目的准确信息，关键 问题 是“校”并非着(作)。许多学者认定“华阳洞天主人”就是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显然是不妥当的。如前所述，书坊主在刊刻新书时，一般都对原本加以校订，请行家，诸如富春堂主请谢天佑、纪振伦等人。世德堂看中了《西游记》的文艺与市场价值，请陈沅之、吴承恩之类文人来校订，也有不可排除之可能性。至于是否是道教、佛教中人，也应立足于明代 社会 实际状况来全面、客观地审视，明代“三教混融”、“心学流行”，文人墨客中通晓“三教”之人比比皆是，《西游记》究竟宣扬了哪种宗教的义理呢?或云谈禅，或云说道，或云言儒，“求放心”说， 政治 性主题说，反映农民起义说，要想给它添上某教某派的标签，既方便、容易，也滑稽、荒唐。恰如鲁迅先生所批评的：“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过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 影响 ，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意附言而已。”胡适说的更直白：“《西游记》被这三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们说，这部书是一部灵丹妙诀。和尚们说，这部书是禅门心法。秀才们说，这部书是一部正心诚意的 理学 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不过因为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道、释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 历史 ；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的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指出现在的《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一位‘放浪诗酒，复善谐谑’的大文豪做的，我们看他的诗，晓得他确有‘斩鬼’的清兴，而决无‘金丹’的道心；指出这部《西游记》至多不过是一部很有趣味的滑稽小说；他并没有什么微妙的意思，他至多不过有一点爱骂人的玩世主义。”平心而论，“华阳洞天主人校”，无外乎三种可能性，一、作者附庸风雅，迎合明中叶以来崇道之习俗，赶潮流也。当时诸多戏曲、小说均有这一惯例；二、书商有意借神号来做广告，引入眼球，以便大赚一把；三、书坊主明知书市行情，请一道家高手(“华阳洞天”名闻金陵，响彻天下)来“校”勘，在原书稿(官版大字)基础上增添一些宗教的神秘色彩，仿佛迎合世俗民情的“包装”，这在作品中随处可见。但并非像有学者所称历史上先有道教一全真教《西游记》版本存在，恰恰相反，是明人加进去的。这涉及版本学问题，我总想说明的是，无论“简本”(“杨本”、“朱本”)，还是“繁本”(“世德堂本”、“李卓吾本”)，都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繁本”宗教色彩浓，世俗气息扑面而来，“简本”则逊色多了。但删除宗教色彩、气息，《西游记》就不完整了!这种色彩、气息恰恰是百回本《西游记》作为 中国 神魔小说经典、长篇神话小说杰作的关键所在，它沾染着明中叶的世风、民情，是一道无法抹煞的亮丽的风景，为我们了解作品主旨，探索作者(最后定稿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依据和条件。实践证明“繁本”一出世，各种“简本”(含删节本)均已淡出“江湖”，再难以与“繁本”相抗衡了!
通览历代《茅山志》，寻访茅山现存碑文，均没有发现如陕西学者胡义成先生所言明代茅山乾元观龙门派道士闫希言师徒着百回本《西游记》的蛛丝马迹。然而，我意外发现，被胡义成先生一再引用并倍加关注的《乾元观记》系(明)“赐进士第通议大夫南京大理寺卿前应天府尹、敕专管漕务督理卢凤，淮扬粮储提督四川学校沔阳陈文烛王叔撰”，其中陈文烛正是明代做过淮安知府，与吴承恩有交往之人，他的别名有“王叔、五岳山人”，籍贯四川沔阳，进士，任淮安知府、南京大理寺卿，《列朝诗集小传》丁集上有小传，着述有《二酉园文集》、《二酉园续集》、《二酉园诗集》。1929年在故宫博物院发现的吴承恩《射阳先生存稿》中有陈文烛于万历十八年(1590)夏曰序文以及《花草新编序)，尤其是后序曰：“此亡友汝忠词选也，命名以‘花草’，盖本《花间集》、《萆堂诗余》所从出云。”(《二酉园续集》卷一)这说明，陈文烛与吴承恩一向友善，关系较亲密，“亡友”便是证明。又发现吴承恩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卷一，有七言绝句《句曲》，诗曰：“紫云朵朵象夫容，直上青天度远峰。知是茅君骑虎过，石坛风压万株松。”这“句曲”便是句容茅山之古名，乾隆《句容县志》卷三：“初名句曲，山形如己，故以句曲名，又名己山。西汉茅氏兄弟三人自咸阳来，得道于此，遂名茅山。耸三峰，三君往来乘白鹄，各集一峰，爰有大茅、中茅、小茅之别。”吴氏文集中还有《赠李石麓太史》、《德寿齐荣颂》等，多次、多处提到“华阳洞”、“华阳洞天”。吴承恩于南京生活、 学习 过十多年，登临过当时名闻遐迩的茅山，踏访过“华阳洞天”，对其情有独钟，多次说起“华阳洞”、“华阳洞天”，加上百回本《西游记》又有茅山文字出现，第四十六回“羊力大仙”与孙悟空赌下滚油锅洗澡，行者下去洗时滚热，羊力大仙下去时却冷，孙行者大怒，念声“崦”字咒语，把北海龙王唤来，龙王喏喏连声道：“敖川页不敢相助，大圣原来不知，刺……这个是他在小茅山学来的‘大开剥’。”
这不争的事实证明，“华阳洞天”、“华阳洞天主人”不仅难能作为否定吴承恩着作权的铁证，相反，恰恰证明这里的“华阳洞天主人校”极有可能是吴承恩与书商、作序者秣陵陈沅之所制造的“阴谋”，因为，谁也不敢将大名署上，更何况是一部可能会引起后世无穷尽争议的作品；作为书商，世德堂主也懂得越是弄得玄之又玄的名号越能刺激读者的视觉神经，越有卖点。
孤立地看，孤证难立，恰如章培恒、黄永年、杨秉祺、黄霖、李安纲所置疑的那样，明天启《淮安府志》并未指出《西游记》是一部什么性质的书，书与“淮贤文目”列在一起；《千顷堂书目》又将《西游记》列入地理类，着实让人费解。其实，解决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最后完成者)之谜，不仅要注重当年鲁迅、胡适先生从方志中的“发现”，更要从书中找证据。肯定“吴承恩说”的学者们，如苏兴、谢巍、刘怀玉、蔡铁鹰、石钟扬、刘振农、杨子坚、曹炳建等先生均找出诸多外证、内证，但也始终绕不开——为何书前扉页上题“华阳洞天主人校”这一问题，也没有从作者生平事迹寻找相关的联系。实际上，百回本《西游记》本身就有诸多能够揭示出作者的密码。除了上述关于“华阳洞天”与吴承恩关联的探寻外，我又发现，作品的序文作者“秣陵陈沅之”本身也包含了很多文化信息。“秣陵”系金陵之古名，秦统一后，推行郡县制，改金陵邑为秣陵县，隶属会稽郡，后分属鄣郡。秣陵之名西汉时亦沿称，当时冶所在今南郊的秣陵关附近(今江宁县秣陵乡境)。汉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东吴孙权由京口(今镇江市)徙冶秣陵，其治所最初也设在秣陵关，翌年，孙权在楚金陵邑的遗址上修造了石头城。金陵——秣陵——南京，连成一线，共同构成百回本《西游记》诞生的良上厚壤。这里地处南北要冲，吴楚之交，先后有十朝在此建都，素有“金陵帝王都”、“神京天府之都”之称。李延寿《南史》称：“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声舞节，祛服华妆，桃花绿水之间，秋月春风之下，无往非适。”这里荟萃“苏苑之美，钱塘之秀，淮土之淳”于一地，历代文人聚集，文化流派交融，形成南京文化的多层次、多方面，内蕴极其丰富。尽管文学、 艺术 、道德、宗教、风土人情、典章制度有着江南秀丽隽永的鲜明特色，但其地理位置与杭嘉地区较近，明朱元璋迁杭嘉诸郡大族充实京师，对南京地区文化影响极其巨大；同时，北方中原地区几次大规模人口南迁，如东晋、南宋南渡后，南京又受中原文化影响甚大。这南北文化的交融，形成南京文化秀美淳厚、“华而不佻”的气韵与风格。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形成并出版，正是处于这一文化背景之下，所以，我们读之，便有一股浓郁的南京文化气息扑面而来，无论诗文、意境、人物语言和风物描摹，均能感受到这种“秀美淳厚”、“华而不佻”的艺术韵致与风格。作者一定是受此文化意蕴影响甚大之人。章培恒、杨秉祺与刘怀玉、蔡铁鹰等关于《西游记》方言的争辩十分激烈，我认为，双方均忽略了其语言背后更深层次的文化背景。百回本《西游记》对于南京的描绘随处可见，最典型的莫过于对长安城等诸多城池的描绘，均直接、间接地借鉴、参照了金陵圣迹：兹举一二，以飨诸位大家：
宝象国：“嵂嵂崒崒的远山，大开图画；潺潺湲湲的流水，碎溅琼瑶。……廓的廓，城的城，金汤巩固。……太极殿、华盖殿、烧香殿、观文殿、宣政殿……也有那大明宫、昭阳宫、长乐宫、华清官、建章宫、未央宫……花柳的巷，管弦的楼，春风不让洛阳桥。”
祭赛国：“龙蟠形势，虎踞金城。四垂华盖近，百转紫墟平。玉石桥栏排巧兽，黄金台座列贤明。真个是神州都会，天府瑶京。万里邦畿固，千年帝业隆。”
灭法国：“东城兵马使(文班中走出)、巡城总兵官(武班中闪出)，那国王听说，即着光禄寺大排筵宴。”
玉华国：“锦城铁瓮万年坚，临水依山色色鲜，百货通湖船人市，千家沽酒店垂帘。楼台处处人烟广，巷陌朝朝客贾喧。不亚长安风景好，鸡鸣犬吠亦般般。”
这些风物的描绘均非从书本上摘抄就能完成对全部故事情节的补充、完善，实际上，这些描绘已成为书中思想 内容 、人物塑造、艺术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睹物思人，这位作者肯定在南京生活过相当长时间，这一事实证明，百回本《西游记》最后定稿就在南京，其定稿人一定在南京完成对百回本《西游记》的杀青，对南京城及明王宫十分熟悉，非一般“过客”所能驾驭而为之。
再看看遭到日本太田辰夫、中野美代子教授，复旦大学章培恒、内蒙古师大杨秉祺、陕西师大黄永年、复旦大学黄霖、中国社会 科学 院博士后李安纲等教授怀疑、否定及猛烈抨击的吴承恩。吴氏从青壮年参加科举 考试 到中年人贡、人南监(南京)读书，其间历经了人生中的四分之一强，说他是半个南京人也不为过。看看他的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保留了诸多在南京生活、学习、游历的诗文，如《金陵客窗对雪戏柬朱祠曹》、《鸡鸣寺》、《金陵有赠》、《金陵秋曰柬文寿承兄弟》、《金陵何太史宅听小伶弹筝次韵》，又有词《如梦令》(四阙)，其三：“楼外碧波千顷，正对客心孤迥。远树断云横，帘卷紫金山影。秋暝，秋暝，渔笛一声烟艇。”又有文《赠邑侯念吾高公擢南曹序》：“金陵山水若图画，仕宦比之登仙，鸣珂拄笏，不亦有余裕哉?固忧贤之举也。况乎地殊南北，等之神京；官异台部，等之近臣，复何择焉。”又有《德寿齐荣颂》：“帝奠山川，龙虎踞蟠，建业神皋，华阳洞天。”又有《元寿颂》：“建业龙盘，坤灵会萃，句曲神皋，良常地肺。”又有《赠李石麓太史》：“移家旧记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又有《送友人游金陵》：“尔向长干去，余怀旧日游。乌衣花裹巷，红袖水边楼。客舫明槐火，书囊润麦秋。温柔乡可醉，须念大刀头，”又有《围棋歌赠鲍景远》：“去年我客大江东，鸡鸣寺中欣相逢。四方豪隽会观局，丈室之间围再重。”“这些诗文均有在南京生活的美好回忆与畅想，尤其是句容茅山“华阳洞天”、“句曲”及“良常地肺”均让人不得不联想到，最早百回本《西游记》扉页上题有“华阳洞天主人校”，两者竟是如此的对应。是巧合，还是玄机四伏?孤立地看，仿佛是偶然，但联系各方面相关因素综合考察，这难道不就印证了百回本《晒游记》的最终定稿人就是吴承恩吗?难怪清人黄周星《西游证道书跋》也承认：“古本之较俗本有三善焉。俗本遗却唐僧出世四难，一也；有意续凫就鹤，半用俚词填凑，二也；篇中多金陵方言，三也。”
王守仁哲学思想对明朝中后期日本社会影响研究综述
王守仁（l472一1528），明代重要哲学家，集宋明主观唯心主义之大成，建立心学。在数千年中国历史中，阳明先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既“立德”、“立言”又有“立功”的士大夫之一，至今仍深刻影响着东亚地区的读书人。他的思想不仅在我国明清时代有深刻影响，更是在日本广为流传。先生仙逝数百年，从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到维新派主要人物梁启超，国学大师胡适、再到早年的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他们对阳明先生均推崇备至。梁启超先生著有《王阳明知行合一之教》，他的思想受传统儒学“陆王心学”特别是王阳明学说的影响极大。在他看来，只有“心”才是实有的，他说：“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虚纪，惟心所造之境为真实。”《自由书·惟心》又说：“人世间一切之境界，无非人心所自造”，《新民说·论尚武》：“思想者，事实之母”，这显然是王阳明“心外无事”、“心外无物”的另一种说法而已。陈独秀也写下《王阳明先生训蒙大意的解释》，对于今天的教育依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他说：“只知道教儿童念书做文章，不训练他的品行，还有捆打辱骂种种野蛮的法子，以至儿本文由论文联盟收集整理童看学堂合监牢一般，看先生合仇人一般，像这样不但学生万不能得益，而且廉耻丧尽，养成一种诡诈庸劣的下流性质哩。”此语，今天的教育工作者当详察之。 ，著名教育学家陶行知因受 “知行合一 ”学说影响，毅然改名陶行知，郭沫若先生也是王阳明的崇拜者，著有《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和《王阳明礼赞》等文。另据王元化先生的说法，早年的很多思想本来就同王阳明比较接近。他年轻时曾服膺王阳明，或许同他早年师从杨昌济先生有关，“求是 ”的思想，原本典出王阳明。《明史-诸列传》之中，《王守仁传》的篇字数颇多，亦可见其历史地位。
对于王阳明思想的哲学范畴研究已经非常普遍，且在学术上也相当透彻，尤是在日本。佐藤一斋、佐久间象山、横井小楠都是明治维新时期日本著名的洋学家，同时又是阳明学者。他们以阳明学作为解放思想的武器，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精粗不遗，表里兼该”等主张，打破了朱子学固守了儒学的孤陋习气，开了吸收西方科学文化的新风，为开港倒幕做了思想和舆论上的准备。佐久间象山的门生中，如攘夷倒幕的活动家吉田松荫，胜海舟等，都是信奉王学的。明治初期启蒙运动中的骨干如加藤弘之、津田真道、西村藏树等也出自象山门下。吉田松荫是维新运动时期先驱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松荫回忆说：“吾曾读王阳明《传习录》，颇觉有味。顷得《李氏焚书》亦阳明派，言言当心。向借日孜以《洗心洞札记》，大盐亦阳明派，取观为可。然吾非专修阳明学，但其学真，往往与吾真会耳。”在阳明学的影响和鼓舞下，他积极主张尊王攘夷，致力于倒幕运动。吉田松荫以其叔父的名义在家乡创建了松下村塾，据说其学生八十，竟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做出了杰出贡献。明治维新前后叱坼风云、雄飞庙堂的许多俊杰之辈，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高杉晋作、山县有朋、井上馨、前原一诚、久阪玄瑞等，皆出自松阴门下。吉田松阴的高徒，维新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高杉晋作（公元1839-1867年），在读了王阳明《传习录》后也作诗云：“王学振兴圣学新，古今杂说遂沉湮。唯能信得良知字，即是义皇以上人。” 萨摩藩的倒幕领袖西乡隆盛（公元1827-1877年）也是一位倾心王学的政治家。他以阳明学的即知即行思想为理论武器，积极参与幕政改革和勤王运动；为奉还大政于天皇，他亲自担任总督府参谋之职，征讨幕府将军；为改革旧制，他首倡废封建改郡县之议；因此，他成为日本勤王运动中的第一功臣。正是以上这些信奉或倾向阳明学的杰出人物，以阳明学为理论武器，倡导尊王攘夷或开国倒幕，推动了明治维新的实现，瓦解了日本封建体制，由此而开启了日本社会通向近代化的大门，而受阳明学影响的明治开国元勋伊藤博文、西乡隆盛则直接提倡民权、民主、废藩置县，为日本实现资本主义奠定了基础。我国近代著名学者章太炎说：“日本维新，亦由王学为其先导。”梁启超也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这些论断都是符合日本的历史的。日本战国时期大将大久保利通与西乡隆盛是好友（虽然明治维新后分道扬镳），曾同时师事吉田松荫门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阳明心学和禅学，其父便是阳明学、禅学学者，自小便受熏陶。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心学，随身携带阳明的书籍，从不遗忘，后师事吉田松荫。号称日本“军神”的东乡平八郎随身带有腰牌，从不离身，上书七字：一生俯首拜阳明。日本第8、17任首相大隈重信（创办早稻田大学）就精通儒学、阳明学。在王学思想研究领域占据了及其重要的位置，在政治领域的研究也是相当丰富的，譬如《阳明学述要》，钱穆先生把王阳明置于理学发展史中加以考察，以精炼的笔法，勾勒王学之大纲与流变，指出阳明思想的价值在于他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解决了宋儒留下的“万物一体”和“变化气质”的问题，贡献了独特的“良知”理论。钱先生讲王学，尤提醒读者“脱弃训诂和条理的眼光，直透大义，反向自心”，以求得王学之“真着精神处”。
解放以后，我国广大哲学史工作者用马列主义观点对王守仁哲学思想进行全面的研究。50年代至60年代，主要讨论了王守仁的政治思想、哲学体系的核心和教育思想等问题。70年代至80年代，主要从范畴.和命题的逻辑关系上进一步探讨了王守仁哲学体系的核心和内在矛盾，并采用了中外析学比较的方法探讨了王守仁的泛神沦、知行观和教育思想。
关键词：合阳方言 中原官话 口语词 文化
合阳县古称有莘国，合阳方言指合阳县境内人民以及外出谋生的合阳人民的母语，是关中方言的重要组成部分。合阳有众多的古代文化遗址和历史文化名人，对关中乃至中国文化的研究都有重大意义，源于部落民族舞的跳戏可以说是中国戏曲的“活化石”。
一、有莘国和合阳的关系
莘国，古国名。在历史上有两个地方先后建立过。1.亦称有辛、有莘、有辛。商汤娶有莘氏之女，即其国，一说在河南省开封东；一说在山东省曹县。2.姒姓。在今陕西合阳东南，周文王妃太姒即此国之女。（百度百科）
合阳建国后出土的先民遗址、遗物也证明早在新石器时代，这里就是有莘氏部落聚居之地。按明万历《合阳县志》和清乾隆《合阳县全志》记载：约公元前21世纪，夏启封支子于莘，称“有莘国”上属雍州。西周时，有莘国改属歌内地。春秋战国时期，合阳属魏“西河之地”。魏文侯17年（前429年），于今天的华县败于秦师，并于合水北岸――今黄河西岸萃里村筑城，取名“合阳城”。“合阳”之名即自此始。
二、合阳方言词语考释例举
1.“A”dié[tie24]意思是吃、咬。合阳人称“吃饭”为“A饭”。《易经》履卦中有“履虎尾，不A人，亨。”这里的“A”就是合阳方言，日常的口语中有“A的美、A一碗、A的多”。
2.“毕”bì[pi21]完毕，结束之义，这是合阳方言里常说的字，可表事情结束、有时也指人。如陕西作家柳青《创业史》第二部：“那狗不出声咬人，咬毕就跑了。”路遥《人生》：“他是刚从公社开毕教师会回来的。”《三国演义》第一回：“誓毕，共拜玄德为兄，关某次之，张飞为弟。祭罢，同拜玄德母。”《西游记》第六十八回：“国王看毕，十分欢喜。”这都是“毕”字单用的例子，“毕”的连文，有“了毕”“毕罢”等类。这里略举几例：《金瓶梅》第七十八回：“大舅的公事都了毕停当了？”《礼记・杂记》：“丧服未毕。”孔颖达疏曰：“丧服将终，但未毕了。”此即以“毕了”与“毕”对应。合阳方言中至今仍单用“毕”。《创业史》第一部：“这阵毕了，再不斗争哩。”句中的“了”为动词后的助词，表完成时态。 我们也常会说“毕了”，意思也是结束的意思，合阳方言里常会说，“跳毕了、唱毕了、吃毕了、喝毕了”等，意思都是正在进行的或过去发生的事情结束了，完结了的意思。指人时我们也说：“你娃毕了”意思是你娃死定了，你娃完了。
3.“坏奶”liáo di tāi[liau24ti22t‘ai44]形容词，修饰动词，意思是好得很。《诗经・陈风・月出》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唬┵狻！备《诗经》作注的汉代学者毛亨说：“僚，好貌。”汉代的另一位大学者扬雄在其《方言》一书中也说：“唬好也。”“坏奶”在日常口语中使用范围较广，形容一件事情做得完美，表达一种称赞之情。例句，“这天气坏奶”，也说“惶太”，和“美得很”相似。
4.“白雨”péi yǜ[p‘ei24y21]名词，意思是大暴雨。司马光《和复古大雨》诗：“白雨四注垂万K，坐间斗寒衣可增。”苏轼《六月二十日望湖楼醉后_》诗：“黑云翻墨未遮山，白雨跳珠乱入船。”这里诗句中的“白雨”，就是“暴雨”的意思，是单独的一个名词，而不是与“绿水”“青山”相类似的结构。口语中的表达常常是，“刚才下了一场白雨，下的大、下的美。”
5.“年时（读“思”）”nián sì[ni?n24si21]即“去年”。宋代谢逸《江神子》词：“夕阳楼外晚烟笼，粉香融，淡眉峰。记得年时相见画屏中。”卢挚《清平乐》：“年时寒食，直到清明节。草草杯盘聊自适，不管家徒四壁。”合阳方言日常口语表达事情发生的时间是去年常说的就是“年时”，有时会加“个”，说“年时个”，例如“我这件衣服是年时个买的。”
6.“摆”bài[pai51]漂洗。宋朱辅《溪蛮丛笑》：“不乃羹用牛羊肠脏，略摆洗，羹以享客，臭不可近。”《喻世明言》二：“鲁公子回到家里，将衣服鞋袜装扮起来。只有头巾分寸不对，不曾借得。把旧的脱将下来，用清水摆洗……”贤孝《扒肝孝母》：肝花心J到清水桶，清水桶中摆了个通天红。现在在合阳方言日常口语的使用中，洗衣服最常用到这个词，衣服第一次洗完，在“摆”几次，意思就是再漂洗几次。
7.“冰”bìng[pi?31]凉。唐戴叔伦《奉天酬别郑谏议》：“重阴蔽芳月，叠岭明旧雪。泥积辙更深，木冰花不发。”王实甫《西厢记》第四本第二折：“我在窗儿外几层轻咳嗽，立苍苔将绣鞋儿冰透。”《聊斋志异・祝翁》：“俄视媪笑容忽敛，又渐而两眸俱合，久之无声，俨如睡去。众始近视，则肤已冰而鼻无息矣。”贤孝《孟姜女哭长城》：“上下身命都脱净，下在水里果然冰。”在日常口语中，这个词也是我们常用的，冬天喝水时、洗衣服时，母亲会常问我：“水冰不冰？”“凉”字也常用，也说水凉了。
8.“捶”chuí[pf‘ei24]①揍，击打。《说文》：“捶，以杖击也。”王充《论衡・变动》：“张仪游于楚，楚相掠之，被捶流血。”晋干宝《搜神记》十六：“汝某日捶我，我今当杀汝。”《红楼梦》二十八：“王夫人道：‘扯你娘的臊！又欠你老子捶你了。’宝玉笑道：‘我老子再不为这个捶我的。’”②拳。《跻春台・吃得亏》：“陈架起势子，候胡近身，一锤打个朝天，那知正合式，撞着尖角石上，脑浆J流，口张脚弹而死。”第一个意思是动词，就是揍，打。日常口语的用法是“捶打”“捶一顿”“捶死你”等。第二个意思是名词，拳头。用法是“一捶打死了”。例句“他把他捶了两捶”，第一个捶是动词，第二个就是名词了。
9.“对子”duì zī[tui51tsi11]春联。《跻春台・比目鱼》：“腊月至湖亭场，住高升店，店主见他会写，叫他账目春对。”这是个名词，春节时期，家家户户贴“对子”，“对子”就是春联的意思。
10.“撑”cèng[ts‘??42]，支撑，忍耐。《红楼梦》八十三：“别说是女人当不来，就是三头六臂的男人，还撑不住呢。”日常口语的用法“撑不住”“撑一哈”“再撑撑”。例句“你撑不住了吗？再撑撑，撑一哈就到家了！”这几处“撑”都是支撑、忍耐的意思。
11.“实实”shí[?i24]，确实，的确，非常。《红楼梦》七十六：“黛玉道：‘这可实实是你的杜撰了！’”《三侠五义》五：“青天白日，竟敢拦路打劫，这后生实实可恶！”在合阳方言中这是个程度副词，表修饰。例句“妈，我实实走不动了，饿了！”就是确实、的确的意思。
12.“手里”shòu lì[?ou42li21]，指年代，时期。《儿女英雄传》八：“自从我祖父手里就了武职，便讲究些兵法阵图，练习各般武备。”《孽海花》二：“自嘉庆手里，只出了吴延琛、吴信中两个……至于咸丰手里，我亲记得是开过五次。”例句“在你姥姥手里，这两棵枣树就有了。”“这个家总是要败在你的手里。”意思就是在某一段时期里。
参考文献：
[1]合阳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合阳县志[Z].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6.
[2]王继中.凉州方言词语考释[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13.
[3]郭芹纳.训诂散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4]蔡文婷.合阳方言语音研究[D].西安：陕西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
关键词：《陕西通志》；经籍；方志
Abstract: In the reign of Emperor of Yongzheng， a 100-volume General Annals of Shaanxi was written by Shen Qingya and others and revised by Liu Yuyi and the like. However， the 75th Volume of Classic Works， which consisted of more than 400 collections and sub-collections， contains a number of mis-recordings. Some of these mis-recordings were made by the authors， some mis-addressed， some mis-recorded in time and others mis-titled or mis-classified.
Key Words: General Annals of Shaanxi; classic works; local annals
明清时修《陕西通志》见于著录者凡6种：嘉靖《雍大记》36卷，明代何景明纂；嘉靖《陕西通志》40卷，明代赵廷瑞修，马理纂；万历《陕西通志》35卷首1卷，明代李思孝修，冯从吾等纂；康熙《陕西通志》32卷首3卷，清代贾汉复修，李楷纂；康熙《陕西通志》32卷首1卷图1卷，清代贾汉复修，韩奕续修，王功成、吕和钟等续纂；雍正《陕西通志》100卷首1卷。(注: 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61页。按尚著录道光《陕西志辑要》6卷首1卷，因与以上通志不同，兹不及。)雍正《志》乾隆时被收入《四库全书》，提要云：
陕西旧《通志》为康熙中巡抚贾汉复所修，当时皆称其简当。而阅时既久，因革损益颇不相同。雍正七年，敕各省大吏纂辑《通志》，陕西督抚以其事属之粮储道沈青崖，青崖因据汉复旧本，参以明代马、冯二家之书，斟酌增删，厘成百卷，分为三十二类。雍正十二年，於义等始表上之。陕西省治本汉唐旧都，故纪载较多。如《三辅黄图》、《长安志》皆前人所称善本，而卷帙既繁，异同亦夥，至其隶辖支郡，若绥、葭、凤、兴之类，则又地近边隅，志乘荒略，不免沿习传讹。是编订古证今，详略悉当，视他志之扯扌寻附会者较为胜之。书中间有案语，以参考同异，亦均典核可取云。［1］
因而颇为人重，常为后来言陕事者所引据。近因考述历代陕人文集，发现其中舛误甚夥，兹籀数条，略分类例考辨于此。
一、 作者误
1. 《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13篇。杜陵人。
原引《前汉书》卷30《艺文志》：“《黄门书者假史王商赋》13篇。”《册府元龟》卷8第137：“王商为黄门书者假史，有赋十三篇。”
按：此条有误。《前汉书》卷82《王商史丹傅喜传》：“王商，字子威，涿郡蠡吾人也，徙杜陵。商父武、武兄无故，皆以宣帝舅封。无故为平昌侯，武为乐昌侯……元帝时，至右将军、光禄大夫。”此王商官至丞相，且仕历未任黄门书者假史。同书卷25下《郊祀志》下有右将军王商与博士师丹议郎翟方进等50人引《礼记》论祭天地事，同书卷70《陈汤传》谓“宜勿县车骑将军许嘉、右将军王商以为‘春秋夹谷之会，优施笑君，孔子诛之’”事。清人齐召南《考证》曰：“右将军王商：按此乐昌侯王商以右将军后为丞相，自有列传，非王凤弟成都侯王商也。”［2］
《汉书》卷68《霍光传》：“上乃使黄门画者画周公负成王朝诸侯以赐光。”颜师古注曰：“黄门之署，职任亲近以供天子百物在焉，故亦有画工。”可知此黄门书者职级甚低。故作赋者断非丞相王商。同书卷25下《郊祀志》下云：“成都侯王商为大司马、卫将军辅政。”同书卷19齐召南《考证》引许应元曰：“两王商，一昌乐侯、宣帝舅王武之子，为丞相；一成都侯、孝元皇后之弟，代王音为大司马者也。”成都侯王商为魏郡元城（今河北大名东）人，故亦非杜陵之黄门书者假史王商。
2. 《韦温集》10卷。万年人，官吏部侍郎。
温字弘育。日诵书数千言，十一举两经及第。（《唐书》本传）
按: 此条有误。新、旧《唐书》本传皆未言及其有集，《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亦未见录其集。《通志》卷69《艺文略·别集》三有“《抚军中兵参军韦温集》十卷”，然置于南朝梁之目下。新、旧《唐书》本传言唐之韦温宦历时，未言曾任“抚军中兵参军”。此官仅见于南朝宋、齐、梁时，唐时未设。梁时韦温失考。
3. 《韦鼎诗》1卷。京兆人。
按：此条有误。《隋书》卷78《列传·艺术》有传，谓其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仕陈，曾聘周。入隋拜上仪同三司，除光州刺史。善相术。惟未言其著述，《隋书·经籍志》亦未录其作。唐代欧阳询《艺文类聚》卷92《鸟部》下：“陈聘使韦鼎《在长安听百舌诗》曰：‘万里风烟异，一鸟忽相惊。那能对远客，还作故乡声’。”为其仅存之诗。
宋代王尧臣《崇文总目》卷12：“《韦鼎诗集》一卷，阙。”《宋史》卷280《艺文志》：“《韦鼎诗》一卷。”其前后所录者，多为晚唐五代时人。《全唐诗》卷740有小传：“韦鼎，湖南人，与廖匡图俱知名，诗一卷，今存一首。”即所收之《赠廖凝》(注: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影印康熙扬州诗局本。)。《唐才子传》卷7：“廖图（当为“廖匡图”），字赞禹，虔州虔化人。文学博赡，为时辈所服。湖南马氏辟致幕下，奏授天策府学士，与同时刘昭禹、李宏皋、徐仲雅、蔡昆、韦鼎、释虚中，俱以文藻知名，赓倡迭和。”“湖南马氏”指晚唐五代之湖南节度使马殷，《旧五代史》谓：“既封楚王，仍请依唐诸王行台故事，置诸天官幕府，有文苑学士之号。”宋代柳开《河东集》卷14《宋故前摄大名府户曹参军柳公墓志铭》谓：“广顺（951-954）中，诗者韦鼎来自衡山，从之游。”
故可知此“有诗一卷”之韦鼎为五代时湖南人，与隋时之杜陵韦鼎断非一人。《陕西通志》沿《崇文总目》和《宋史·艺文志》而未加辨审致误。
4. 《卫紫岚奏疏》1卷。巡抚真定、韩城卫木真国撰。
序曰：“崇祯十四年，紫岚以推官考选召对。谓：‘平寇为足国第一义。’迨巡视真定诸郡，视国如家，视民如子。每起一草，声泪俱下，读至‘夜有鬼哭，书无人行’之语，聂夷中之诗、郑监门之图，不足云矣。而其大者，在以无逸是图进君德，以用贤养民规辅臣。若夫纠劾悍帅，控制骄兵，痛陈亻表马津米之害，皆关彼时政务之大。字字从忠孝血性中流出，不袭古人纸上陈言。”（本书《魏裔介序》）
按：奏“平寇为足国第一义”、巡抚真定、纠劾悍帅控制骄兵、痛陈亻表马津米之害诸事，均为卫桢固所为。《东林列传》卷7《明卫景瑗传》附《族子桢固传》：
桢固，字屏君，景瑗族子也。少负气，喜谈兵，留心民事。举崇祯七年进士，授开封府推官。桢固与族父景瑗皆以是官起家，又皆在河南，其声名亦相埒，人尤异之。时流贼剽掠往来无常，村民扶携奔走数十里，不得至城邑，多及于难。因议筑西关城处之。间以事经南阳、汝宁、河南诸府，皆量其地宜城者，劝民加筑，且出俸金助之。既成，民呼为“卫公城”。又举城守事宜十三则奏记上官。上官奇其材，有警檄，桢固与谋。即戎服据鞍，一日夜行数百里，按视城垒，修备御。所过扼塞险易，悉识之。以故贼不能犯。崇祯十四年，用卓异征召，对中左门。力言：“今天下民穷，半以兵，半以岁。诸臣惟戮力剿寇，寇平则无杀掠之，则时和；时和，则年丰；年丰，则用足。是故平寇为足国第一要务。"擢云南道监察御史。……其明年出，巡按畿南真定等郡。数请蠲逋赋，恤饥馑；又请正骄兵悍帅之罪，请革津辽米豆及亻表马之害。又数檄沿河诸州县安辑河南民避寇至者，凡全活数十万人。事闻，再留巡按一年。十七年春，李自成陷河东诸郡，渐逼京师。李建泰督师御之。上命凌与桢固监其军，割京营兵三百人隶之。桢固行至真定，闻昌平失守，焚十二陵享殿。欲还军救援，有旨命固守良乡、涿州。既而京师陷，疾趋保定，挟一参将行至大石桥，遇贼数万骑。与战，射伤贼帅，贼少却。已，复益兵围之。桢固突围出，跃入井，水浅不得死，为贼所执。初，贼伪相牛金星，故中州举人，桢固理汴时发其恶，幽桢固于狱，欲杀之。会自成兵败西奔，脱走入五台山，作绝命词而死。
乾隆《韩城县志》卷6《闻人·贤良·明卫桢固传》节录此传。惟言 “贼败，公不知所终”。
同书卷14《艺文·著述》：“卫桢固《奏疏》、《城守事宜》。”《四库全书总目》卷56《史部》十二《诏令奏议类·存目》：“《真定奏疏》一卷、《附刻》一卷，陕西巡抚采进本，明卫桢固撰。桢固号紫岚，韩城人。崇祯甲戌进士，历官云南道监察御史。此乃其巡按真定时所上疏稿也。凡二十六篇，其论劾白广恩淫掠及领兵官潘凤阁擅责县官诸疏，明季军政之不修，可以概见一二。其子执蒲跋而刻之。执蒲字禹涛。”
以上故可知，“国”当为“固”字之误。
二、 籍贯误
1. 《何妥文集》10卷。西城人，官国子祭酒。
按：《北史》卷82《列传·儒林》下本传：“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脚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纪，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隋书》卷75《列传·儒林》本传亦谓其为“西城人”。然谓其父名“细胡”。
其集被收入陕《志》，当因误系何妥乡贯。西城在今陕西南部汉水流域，汉时西城为汉中郡属县。《汉书》卷28《地理志》云，汉中郡属县有西城，应劭注曰：“《世本》，妫虚在西北，舜之居。”《水经注》卷27：“汉水又东径妫虚滩。《世本》曰：舜居妫内，在汉中西城县。或言妫墟在西北，舜所居也。或作姚墟。故后或姓姚，或姓妫，妫、姚之异，事妄未知所从。余按应劭之言，是地于西城为西北也。”南北朝迄隋，治在今安康。《魏书》卷160下《地形志》二下：“东恒农郡（太和中置）。领县六：西城：二汉属汉中，晋属，魏兴后属。”《隋书》卷29《志》第24《地理》上：“西城郡。梁置梁州，寻改曰南梁州。西魏改置东梁州，寻改为金州，置总管府。开皇初府废。”
转贴于
然此不足为据。 何妥为中古时期中亚粟特裔，即其时汉籍习称“昭武九姓”之何国人，“西城”当系“西域”之形讹。(注: 中华书局点校本《北史》校勘记曰：“《通志》卷一七四《何妥传》‘城’作‘域’。按何妥先世当为西域何国人，疑《通志》是。”)
2. 《龙溪诗集》。参政、合阳支渭兴撰。
按：作者乡籍诸说不一。明代李贤等撰《明一统志》卷69：“支渭兴，长宁人，至顺初进士。累官至中奉大夫、四川行省参政。善属文，别号龙溪。所著有诗集行于世。”明代曹学亻全《蜀中广记》卷99《著作记》第9《集部》：“《宠溪诗集》，元支渭兴著。长宁人。至顺间仕四川行省参政。宠溪，其别号也。”《千顷堂书目》卷29《补·元》：“支渭龙兴《隆溪诗集》。四川长宁人，至顺初进士，官四川行省参政。”清乾隆《云南通志》卷19《名宦》：“支渭兴，字文举，合阳人。文宗至顺庚午进士，为云南行省考试官，道便留云南。屡进宣慰副都元帅。有惠政，能文章，所著诗集行于世。”清《御选宋金元明四朝诗·元诗·姓名爵里》二《诸家姓名爵里》：“支渭兴，字文举，合阳人，一云长宁人。至顺中进士，至正中累官云南廉访迁副使，以四川行省参政致仕。有《龙溪诗集》。”
或曰长宁人，或曰合阳人。长宁，北宋政和四年（1114）置长宁军，治所在今四川长宁县南双河镇，元泰定二年（1325）改为长宁州，明洪武五年（1372）降为县。合阳，县名，即今陕西合阳。
谓支氏为“合阳”人，当因支姓郡望属之。宋代李石《方舟集》卷15《支兴道墓志铭》：“《日中状》云：‘其先出合阳。’”宋代谢维新《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续集》卷20《类姓门》：“支，合阳，徵音。”明代王世贞《州四部稿·续稿》卷119《文部·累封奉直大夫、礼部精膳员外郎思吾支公暨配李宜人合葬志铭》：“按《状》：支之先自后稷。汉有邰阳侯者，以战功显，始有支姓。”邰，系“合”之误书。《史记》卷160《吴王濞列传》：“高帝已定天下。七年，立刘仲为代王。而匈奴攻代，刘仲不能坚守，弃国亡间，行走雒阳，自归天子。天子为骨肉故，不忍致法，废以为合阳侯。司马贞索隐：‘《地理志》：冯翊县名，在合水之阳，音合。’张守节正义：‘合阳故城在同州河西县南三十里。’”
故应为长宁人。
3. 《谷口山房诗集》。朝邑李念慈撰。
序曰：“屺瞻，秦人也。自秦之晋，南游江淮，所遇山川景物，寄兴属怀，情随景移。观其羁旅无聊不平之作，盖秦风而兼乎吴楚者耶。”（本书《施闰章序》）
按：言其乡籍有误。李念慈为泾阳人，见下引《陕西通志·人物》、《泾阳县志·列传》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谷口山房诗集》。且康熙《朝邑县后志·选举·科贡表》及《人物·乡献》均未收有李念慈者。
《陕西通志》卷63《人物·儒林·本朝》：“李念慈，字劬庵，泾阳人。顺治戊戌进士，初授推官，改知县。缘逋赋事罢归。康熙十三年滇逆作乱，大兵驻荆襄。念慈捧檄入楚，以攒运有劳，再补天门知县。十七年，举博学宏词科，复报罢，遂绝意仕进。念慈好吟咏，诗酒唱酬。一时诸名士皆倾倒。所历幕府，争延礼为上客。挥毫泼墨洒如也。少拂意，立去之。著有《谷口集》。”宣统《泾阳县志》卷12《列传·仕宦·国朝》：“李念慈，字屺瞻，顺治戊戌进士。初任河间司理，改授新城知县。值河水决后，田多被湮，民苦赋。念慈不事征比，甘以催科无术报罢，民藉以少安。丁艰。后补景陵，应博学宏词科，不与选，即高尚不任。性嗜游览，足迹遍天下。所交皆海内知名士。善写山水，诗文入古。所著《谷口山房集》行世。”
故其为泾阳人。
三、 时代误
《杜寿域词》1卷。京兆杜安世撰。
陈氏曰：“京兆杜安世寿域撰。未详其人。”(《文献通考》)
按:杜安世为宋人，《通志》阑入唐集，失当。辑本《直斋书录解题》卷21《歌词类》：“《杜寿域词》1卷。京兆杜安世寿域撰。未详其人，词亦不工。”
《四库全书总目》卷200《集部·词曲类·存目》：“《寿域词》一卷，安徽巡抚采进本，宋杜安世撰。安世字寿域，京兆人。黄升《花庵词选》又谓名寿域，字安世。未知孰是。《书录解题》载《寿域词》一卷。其事迹本末陈振孙已谓未详。《集》内各调皆不载原题，无可参考。观振孙列之张先词后，欧阳修词前，则北宋人也。振孙称其‘词不甚工’，今核《集》中所载八十六阕，往往失之浅俗，字句尤多凑泊。即所载《折红梅》一词，毛晋《跋》指为吴感作者，通体皆剽窃柳永《望梅词》，未可谓之佳制。振孙之言非过。至《菩萨蛮》第二首，乃南唐李后主词。《凤衔杯》第二首，乃晏殊词，惟结句增一‘空’字为小异。晋皆未注。晋所称《诉衷情》一首见于《花庵词选》者，仅附载《跋》中，亦未补入《集》内。字句讹脱，尤不一而足。首尾仅二十余纸，舛谬不可胜乙。晋殆亦忽视其词，漫不一校耶？”
其词袭用李后主、柳永、晏殊之作，故为北宋人无疑。
四、 书名误
《行义集》10卷。武功苏鹗撰。
按：此条有误。考苏氏并无《行义集》见诸史乘，当为《演义》之误书。其致误之因，盖为袭用明康海撰《武功县志》卷3《人物志》第六：“苏鹗，未详其行事。崔豹《古今注》云‘有《行义集》十卷。’”今本《古今注》无此语。五代马缟撰《中华古今注》，多引豹文，然亦未见《行义集》之说。“行义”当为“衍义”之误，“衍”通“演”。
又此书不应入“集类”，因其非诗文集。《新唐书》卷59《艺文志·子录·小说家类》：“苏鹗《演义》十卷，又《杜阳杂编》三卷。字德祥，光启中进士第。” 辑本《直斋书录解题》卷10《杂家类》：“《苏氏演义》十卷。唐光启进士、武功苏鹗德祥撰。此数书者，皆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有益见闻。尤梁溪以家藏本刻之当涂。”《宋史》卷220《艺文志·经类·经解类》：“苏鹗《演义》十卷。”又卷250《艺文志·子类·杂家类》：“苏鹗《演义》十卷。”
《四库全书总目》卷118《子部·杂家类》：
《苏氏演义》二卷，永乐大典本，唐苏鹗撰。鹗字德祥，武功人，宰相廷页之族也。光启中登进士第，仕履无考。尝撰《杜阳杂编》，世有传本。此书久佚，今始据《永乐大典》所引，衰辑成编。《杂编》特小说家言，此书则于典制、名物，具有考证。书中所言与世传魏崔豹《古今注》、马缟《中华古今注》多相出入，已考正于《古今注》条下。然非《永乐大典》幸而仅存，则豹书之伪，犹可考见；缟书之剿袭，竟无由证明。此固宜亟为表章以明真赝。况今所存诸条为二书所未刺取者，尚居强半，训诂典核，皆资博识。陈振孙《书录解题》称其考究书传，订正名物，辨证讹谬，可与李涪《刊误》、李济翁《资暇集》、邱光庭《兼明书》并驱，良非溢美，尤不可不特录存之，以备参稽也。原书十卷，今掇拾放佚所得仅此。古书亡失，愈远愈稀，片羽吉光，弥足珍贵，是固不以多寡论矣。
同卷：“《古今注》三卷，附《中华古今注》三卷……考《太平御览》所引书名，有豹书而无缟书，《文献通考·杂家类》又只有缟书而无豹书，知豹书久亡，缟书晚出，后人摭其中魏以前事，赝为豹作。又检校《永乐大典》所载苏鹗《演义》，与二书相同者十之五六，则不特豹书出于依托，即缟书亦不免于剿袭。特以相传既久，姑存以备一家耳。”若康海所见《古今注》内言及《行（衍）义集》，或为崔著袭用苏作之证。历来目录之作，皆入此书杂家或小说家，其不为别集甚明。
五、 义例误
《赵壹集》2卷。汉阳西县人。赵壹，字符叔。著赋、颂、箴、诔、书、论，及杂文16篇。（《后汉书》本传）
按：《后（续）汉书》卷33《郡国志》：“鄣河关，故属金城。积石山在西南，河水出汉阳郡。”刘昭注：“武帝置为天水，永平十七年更名。在雒阳西二千里。《秦州记》曰：‘中平五年分置南安郡。’《献帝起居注》曰：‘初平四年十二月已，分汉阳上郡为永阳，以乡亭为属县。”据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编《中国历史地名辞典》，汉阳西县在今甘肃天水市西南［3］，其在《陕西通志》成书之清雍正时不属陕西，依本书义例如（明）李梦阳之《崆峒集》皆摈弃不录，故此亦不当阑入。
明清时方志的纂修，成为地方官的一般政事，据上引《四库提要》，雍正《陕西通志》即为奉敕而作之所谓官修书。此类志既奉敕而纂，往往能调动地方大量文化资源，且保证财务物力供给，特别是可以集中当地群彦集群完成，故在保留地方文献方面，功莫大焉，其存留的文化信息，有无可取代的作用。因之成为今日学者研究相关问题时不可或缺的取材来源。然修书因奉命而作，常敷衍塞责，加之成于众手，与其事者水平参差，往往存在失于照应、考订粗疏等多种弊端。此《志》既为官修，不可避免犯有此类书的通病，上文所举错讹类例其实常见于历代官修书目。隋唐以降传统的文官选拔制度、明清时科举制的高度成熟及其强大影响，造成士人读书科举几成惟一出路，而大量士人并不能如愿步入仕途，落第者往往居留乡里，从事书院教习、课馆等地方的文化教育之类事宜。此外一些中第者由于官场的失意或个人的价值取向，也会采取回归家乡或隐居不出的方式，成为地方上文化事业的参与者。当时方志修纂的经常化，地方官常常征召当地的在籍士人，他们因此成为修志的一支主要力量。然而这些人士，除少数人外，大多文化学术修养有所不足，尤其是文化相对落后地区，因此一般方志的修纂水平很难保证，比之御制、御撰之类的官修书，更有明显的差距，故其中舛讹更加普遍，也有更多未加详加辨析，甚至口耳相传，无可取证的记载。故方志材料的引据，更须慎而又慎。
方志言地方史事既往往详于他书，其史料价值又较高，一些地区为推动当地旅游文化发展，大打古迹牌名人牌，大挖当地的所谓文化资源，方志往往成为直接的依据，如今历史名人有多处出生地、活动地和墓葬，往往与此有关。出身西域粟特的何细脚胡、何妥父子，虽然了不相干，安康市却作为当地名人而事宣传，这类现象不能不引起注意。
［ 参 考 文 献 ］
［1］永，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M］.北京：中华书局，1965．
［2］ 班固．前汉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1986．
唐太宗是英明的仁君,“贞观之治”是他一生中最为得意的大手笔,其丰功伟绩载入史册,为后人津津乐道。当然龙兴讲寺也功不可没,可以这么说唐太宗德服江南,最好的策略就是他敕建了江南名寺即龙兴讲寺,以佛法感化于民,民心悦服,天下承平晏清,大唐方入盛世。
烽火烟雨青山在,流金岁月乾坤转。
唐太宗一纸敕令,龙兴讲寺拔地而起,并由此名扬四海,成了人文荟萃之地,佛光普照,异彩纷呈。也许唐太宗做梦也想不到,八百八十年后一代心学宗师,明朝大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王阳明慕名拜谒了龙兴讲寺,亲身感受了大唐的烈烈雄风和佛法的以柔克刚之美,而且是第一次实现了佛学与心学的碰撞,从而使龙兴讲寺锦上添花,日新月异,流光溢彩。
王阳明一生充满了传奇的色彩,这位名儒在母体孕育十四个月才依依不舍来到人世,五岁不能言,异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敏慧过人,十五岁乡试名列前茅,二十八岁中进士,入朝为官,授刑部主事,文韬武略俱全,后官至兵部尚书。1528年他带着自己的“心学”去了佛国当差。王阳明先后二次来辰州龙兴讲寺,留下了千千情结,结下了不解之缘,而且充满了传奇色彩。
1506年,心性耿直的王阳明因痛恨当朝太监刘瑾陷害忠良,秉笔直书据理力争,遭到权倾朝野的刘瑾迫害入狱。1508年,刘瑾将王阳明贬为贵州龙场驿丞。途经辰州时,这位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慕名造访龙兴讲寺,结识了得道高僧惠休大师。佛学是外来之物,源于天竺,西汉末年传入西域,东汉末年汉明帝派人去西域求佛,并修白马寺,佛学由此在中原地区传播开来。当时中国的儒学出于一种本能的条件反射,并没有以博大的胸怀容纳被称为“异物”的佛学。及至唐朝佛学在经过裂变的阵痛之后,逐渐融入了儒学。佛教的轮回转世,因果报应,修身养性,容忍顺从之说为中国统治阶级和百姓所接受。统治阶级把它作为治国治民的思想工具,百姓信佛意在寻求精神寄托,聊以。太宗李世民吸取隋亡教训,在权衡利弊之后,认为以儒学为主体,纳佛、法、道之长,融为一体,用于治民方为上策。太宗这种一体多元的治国思想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效果,唐朝由此进入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全盛时期。王阳明对此深以为奇,对大唐天子李世民顶礼膜拜,而当朝天子的所作所为令人十分失望,与唐太宗相差甚远,不能相提并论。因此,王阳明造访龙兴讲寺的真正目的不是因为龙兴讲寺纤巧奇丽的建筑艺术、美仑美奂的建筑风格,而是寻觅太宗李世民治国治民的一体多元化思想,从中领悟玄机,为大明王朝寻到重振永乐皇帝时期浩浩雄风的良策。
秀山灵水的辰州使王阳明心灵的天空放睛,古朴典雅雄奇的龙兴讲寺使王阳明耳目一新,豁然开朗。佛光灵灵,佛学浩瀚无穷己。禅房深深,儒佛和合。王阳明诵经念佛,找到了情感寄寓之所,悟出了禅宗深奥的玄机。惠休大师倾情理佛吐真言,王阳明如沐雨露花丝,脱胎换骨。
清风明月夜,依依友人别。
惠休大师礼送王阳明下山时,释怀了王阳明先生的存疑:为什么龙兴讲寺的大门不在同一条轴线上,此中玄机何在?倚山就势,顺其自然。这就是佛的精髓!阳明先生顿然感悟,会意地点点头,欣然去贵州龙场赴任。
龙场山高水深,地偏人稀,王阳明举目无亲,寄无住所,食无所依,举步维艰,但这些困难征服不了心中有“佛”的王阳明。“倚山就势,顺其自然。”何苦怨天尤人,消沉意志。“佛”不是教化人救苦救难,泽被生灵吗?王阳明决定按佛的旨意拯救生灵,济百姓,摆脱困境。于是他“因俗化导”,与当地百姓和睦友善,百姓十分喜爱、尊重王阳明先生。龙场三载,阳明先生勤奋敏思,知行合一,大彻大悟,在儒、佛学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终成名扬中外的“心学”。因此,才有后人所说的“龙场大悟”。
与其说是“龙场大悟”,成就了“心学”宗师王阳明,还不如说是王阳明先生此前的“龙兴寻梦”开了“心学”的门扉。
龙兴讲寺寻梦,王阳明汲佛学之灵气,纳儒佛之精华,通过龙场三载风雨如磬、披星戴月的锤炼,呕心沥血结晶了“致良知”的心学。所以说,龙兴讲寺在阳明先生心里的位置无人可比,似乎超越了时空的界线,让他拜谒了大唐天子李世民,君臣倾心相向,谈佛论道,意气相投,其乐融融。当然这只是在梦中收获的喜悦,现实中的大明王朝已日渐颓危。人不可能一辈子生活在梦中。但龙兴讲寺寻梦成就了一代心学宗师是不容置疑的。
多行不义必自毙。1510年,巨奸刘瑾伏法,阳明先生云开日出,衔皇命离开龙场赴庐陵任职,途经辰州再次来到了他魂牵梦萦的龙兴讲寺。令人遗憾的是他的知遇之友惠休大师在一年前仙逝了。阳明先生思绪万千,悲痛不已。是啊,自己初到龙场人生地陌,孤苦无依,濒临绝境,是谁给了自己征服困难的希望和力量呢?是龙兴讲寺和惠休大师,使他感受到了人性的美丽。如今,自己“心学”悟成且东山再起,必有锦绣前程,来日方长,人生苦短,自己与谁一起坦诚相向,谈经论道呢?唏嘘之余,阳明先生奏请朝廷容他在辰州滞留数月,开坛讲学,朝廷准奏。阳明先生悲喜交加,泪雨纷纭。这样他不仅可以告慰惠休的在天之灵,而且可以借此传授自己的“心学”,为龙兴讲寺增光添彩。如果说龙兴讲寺是一首优美的歌,那么,王阳明就是铁血柔情的歌手,相得益彰。
王阳明龙兴讲学,盛况空前,远近文人墨客名流趋之若鹜,其情形似不亚于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他手书的提壁诗,寄托了诗人的怀想,也表达了诗人对辰州的眷恋之情,成为世人仰慕龙兴寺的历史见证。阳明先生龙兴讲学,揭开了辰州历史文化的新篇章。使辰州又一次沐浴了新学风新思想的洗礼。有史为证:1511年,辰州知府戴敏于城东门内创办崇山书院。1514年,举人董汉策于小酉山兴建翠山书院。1544年,阳明先生的学生,辰州郡丞徐珊在讲寺内虎溪山建虎溪精舍。1556年,湖北分守道游震得于虎溪山建让溪书院。1586年,湖北分守道蔡国珍、知府赵健于校场坪建龙山书院……一时,书院如雨后春笋勃生,学风荡荡。
自王阳明龙兴讲学后,不只是学风书院日新月异,而且上自王公贵族、达官贵人,下至百姓黎民,尤其是文人骚客无不垂青于龙兴寺,虎溪书院更是独领。唐宋遗风明清人文气息,新思想在这里如花绽放,瑰丽多彩。大唐李氏王朝的后裔明朝国母李凤姣对龙兴寺更是情有独钟,特恩赐龙兴讲寺千佛袈裟,以示敬重。千佛袈裟自然成了龙兴寺的镇寺之宝。李凤姣的作派一半是冲着她的先人,另一半应是敬慕阳明先生。阳明先生是明朝的骄傲,当然也就是她的荣耀了。我们姑且不论太后李凤娇赐千佛袈裟是否带有政治色彩,至少她的作派告诉当时的国人,龙兴讲寺与王阳明休戚相关,龙兴讲寺因王阳明而精彩。
从白衣寒士至礼部尚书的董其昌,1636年奉旨巡察辰州,也慕名入龙兴讲寺沐浴佛国清香之风,感受儒佛的灵光。其实,礼部尚书大人拜谒龙兴讲寺这块佛门圣地,主要是为了寻觅已仙逝一百零八年的“心学”宗师王阳明之遗风,品读其“致良知”的真谛。在这位声名远播的尚书大人看来,王阳明的“心学”和“佛学”的碰撞与裂变所产生的新观念,也许能消除大明王朝的“内忧外患”,并根治其痼疾。尚书大人用心向佛,似乎真的通融了阳明先生的“心学”,也似乎从中悟出了拯救大明王朝的良策,但佛国更需要他这样虔诚的高官,“佛”在治好了他的眼疾后,就决意收留他为佛国做事,一个月后尚书大人去了他熟悉的佛国当差。他和他敬慕的阳明先生在佛的天堂终成为莫逆之交,只不过是相见恨晚而已。
王阳明走了,但他所创的“心学”在辰州开了花结了果,影响了辰州一代又一代人。“心学”主张追求真善美,张扬人性,修身养德,“知行合一”,具有思想解放意义;“心学”提倡独立自主意识,不盲从权威,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讲究个人的对内自省和对外实践的统一,“致良知”,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乃至将来都具有开拓进取向上的积极意义,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无疑有益。董其昌在龙兴讲寺从内心深处感悟了佛学与心学相融取长补短的真谛后,为龙兴寺亲笔写下了“眼前佛国”的匾额,以此表明心迹。董其昌不仅是朝廷高官,也是当时的大书法家,他的墨迹保留至今,令许多游人,特别是书法爱好者浏览忘返。
一、先秦交通线路开辟的概况
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开辟始于先秦时期。《史记》卷一《五帝本纪》载，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其势力“北逐荤粥，合符釜山”。《集解》引《地理志》言“荤粥，居于北蛮”。黄帝部族的势力已经达到今山西省、陕西省北部地区，太原一带当有道路可通。大禹治水时曾经到过太原一带，《尚书•禹贡》：“既修太原，至于岳阳。”师古曰：“太原即今之晋阳是也。岳阳在太原西南。”因而有“禹凿龙门，通大夏”之说，[1]《正义》引《括地志》云：“大夏，今并州晋阳及汾、绛等州是。”《史记》卷二《夏本纪》：“禹于是遂即天子位。”《集解》皇甫谧曰：“都平阳，或在安邑，或在晋阳。”从平阳到安邑、晋阳之间都有往来的线路，说明远古时期的先人们即对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重视。吴起曾经对魏武侯说：“夏桀之居，左河济，右泰华，伊阙在其南，羊肠在其北。”[2]《正义》皇甫谧曰：“壶关有羊肠阪，在太原晋阳西北九十里。”说明夏朝的势力已远达晋阳西北一带。
殷商时期，太原附近道路的开辟没有更为明确的记载，但从相关史料可以推知，因为对北方少数部族的战争，商王朝的军队曾经抵达过太原。《易经•下经》：“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汉书》卷二十七《五行志中之下》：“外伐鬼方，以安诸夏。” 师古曰：“鬼方，绝远之地，一曰国名。”《后汉书》卷八十七《西羌传•序》：“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鬼方活动于今晋北一带，为了抵御鬼方对中原地区的骚扰，商王朝的军队曾经达到山西的中北部地区。
西周建立后，即开始对太原一带进行控制。《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载，周成王“封叔虞于唐。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张守节认为“在晋州平阳县”。到其子燮改为晋，称晋侯，迁往晋阳。《括地志》云：“故唐城在并州晋阳县北二里。《城记》云尧筑也。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叔虞之子燮父徙居晋水傍。今并理故唐城。唐者，即燮父所徙之处，其城南半入州城，中削为坊，城墙北半见在’。《毛诗谱》云‘叔虞子燮父以尧墟南有晋水，改曰晋侯’。”徐才《宗国都城记》云：“唐国，帝尧之裔子所封。其北，帝夏禹都，汉曰太原郡，在古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其南有晋水。”《括地志》云：“今晋州所理平阳故城是也。平阳河水一名晋水也。”[3]《史记》卷四《周本纪》载，周厉王暴虐政治，引起国人暴动，“厉王出奔于彘”。《集解》韦昭曰：“彘，晋地，汉为县，属河东，今曰永安。”《正义》《括地志》云：“晋州霍邑县本汉彘县，后改彘曰永安。从鄗奔晋也。”说明从西周都城鎬京至彘（今山西省霍县）有道路相通。上述史实说明太原在西周初年已经与鎬京建立了交通往来的关系。
春秋时期全国道路的形势更为发达。以洛邑为中心全国性道路网的建立，将北方地区重要交通枢纽的晋国晋阳纳入其交通序列中来，晋阳的对外交通开始繁荣起来。《史记》卷三十二《齐太公世家》载，齐桓公三十五年（公元前651年）平定晋国内乱以后，与诸侯盟会，曾经说：“寡人南伐至召陵，望熊山。北伐山戎、离枝、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登太行，至卑耳山而还。”《正义》：“大夏，并州晋阳是也。”意即齐国的军队已经达到晋阳一带，究其实齐桓公的军队只到达晋国高粱（今山西省平阳县西南），但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从齐国到达晋阳的线路。《春秋》载，昭公元年（公元前541年）六月，“晋荀吴帅师败狄于大卤”。“大卤”《公羊传》与《谷梁传》均作“大原”。“大原，晋阳县”。晋定公十五年（公元前497年），赵简子（赵鞅）要求邯郸大夫午归还他送给的卫人五百家，并打算“吾将置之晋阳”。因邯郸午食言，乃囚之晋阳。是年十月，范、中行氏联合讨伐赵简子，赵简子逃奔晋阳，晋定公率人包围晋阳。十一月，范、中行氏被打败，十二月，“赵鞅入绛，盟于公宫”。[4]这段史料虽然反映的是春秋末年新兴地主阶级与奴隶主阶级斗争的史实，但由之可知，从晋阳到邯郸和绛（今山西省曲沃县西南）之间都有了交通线路。是后，晋阳成为赵国的军事堡垒。晋出公死后，知伯掌握晋国大权，“请地韩、魏，韩、魏与之。请地赵，赵不与，以其围郑之辱。知伯怒，遂率韩、魏攻赵。赵襄子惧，乃奔保晋阳”。[5]以上事实说明从太原到邯郸和齐国都有了往来的线路。
从晋阳南行可以直达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从洛邑过黄河，有一地名曰阳樊，周襄王十二年（公元前640年），王子带发动叛乱，周襄王求救于晋，时晋文公刚刚周游列国后急于取得威望，听从了谋臣赵衰的建议，“三月甲辰，晋乃发兵至阳樊，围温，入襄王于周。四月，杀王弟带。周襄王赐晋河内阳樊之地”。[6]《集解》服虔曰：“阳樊，周地。阳，邑名也，樊仲山之所居，故曰阳樊。”
《史记》卷四《周本纪》《正义》贾逵云：“晋有功，赏之以地，杨樊、温、原、攒茅之田也。”从晋阳可以直接发兵洛邑，说明其间的道路是畅通的。《左传•闵公二年（公元前660年）》：“晋侯使大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东山皋落氏在今山西垣曲县东南。说明有从晋阳到皋落的道路。从皋落到绛，然后沿汾河河谷经昆都（今山西省临汾市）、彘、中都、祁、魏榆直达晋阳。[7]晋人在这一线路上活动的史料史书中时有披露。如《左传•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年）》：“秋，狄侵晋，取狐、厨、受铎，涉汾，及昆都，因晋败也。”狐、厨、受铎、昆都是晋国城邑。《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夏四月，韩须如齐逆女。齐陈无宇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宠于晋侯，晋侯谓之少齐。谓陈无宇非卿，执诸中都。”
战国时期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开辟与统一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并且在统一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16年），“伐取赵中都、西阳”。《正义》引《括地志》云：“中都故县在汾州平遥县西十二里，即西都也。西阳即中阳也，在汾州隰城县东十里。《地理志》云西都、中阳属西河郡。”此云“伐取赵中都西阳”，说明从晋南沿汾水可以直达晋阳。赵惠文王十一年（公元前288年），“秦取梗阳”。《集解》：杜预曰：“太原晋阳县南梗阳城也。”《索隐》：“《地理志》云太原榆次有梗阳乡。与杜预所据小别也。”秦国的军事力量已经深入到了晋阳一带，其线路的畅通当属必然。秦昭襄王四十八年（公元前259年）“司马梗北定太原”。秦庄襄王二年（公元前248年），“使蒙骜攻赵，定太原”。三年，“初置太原郡”。[8]至此，晋阳入秦国版图。随后又攻取了魏榆、狼孟等地。秦始皇即王位，“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秦王政八年，“又以河西太原郡更为毐国”。虽然嫪毐不居于封国，但太原与咸阳便利的交通是他得以收取赋税的重要保障。秦始皇十五年，“大兴兵，一军至邺，一军至太原，取狼孟”。狼孟在太原北。十九年，“秦王还，从太原、上郡归。”[9]说明秦始皇是沿着汾河河谷，然后渡过黄河回到咸阳的。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分天下三十六郡，其中有太原郡。在琅邪台石刻中有“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说明秦朝的面积之大。汉代贾捐之曾说秦朝“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10]说明太原一带是秦朝北部边境的军事重镇。
秦末农民战争中太原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常山可直达太原，战略地位非常重要。陈胜派武臣与张耳、陈余进攻河北，渡黄河以后，武臣自立为赵王，分三路攻城掠地，其中李良进攻常山，李良占领常山后，“赵王复使良略太原。至石邑，秦兵塞井陉，未能前”。[11]石邑在常山境内，应劭曰：“井陉山在南。”师古曰：“井陉之口，赵之西界山险道也。”这是从常山进入太原的必经之地。汉三年，韩信、张耳“东下井陉击赵”。控制了井陉，即可“以令于赵，胁燕定齐”，韩信就是这样做的。[12]广武君李左车对成安君陈余谈及井陉的形势时说：“今井陉之道，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成列。”然而成安君不听，结果赵被韩信打败。[13]
综观战国时期以太原为中心的交通线路的开始稠密起来。从洛阳渡过黄河，经野王（今河南省沁阳市）达上党郡（今山西省长子县），经屯留、铜醍至祁再到魏榆，达太原郡。这是南线。《战国策》卷十七《楚策四》载汗明对春申君说：“夫骥之齿至矣，服盐车而上太行。”马拉盐车上太行，说明沿太行山的南北道路已经开辟。向东经魏榆、马首可通燕国。这是东线。
二、两汉太原的交通线路
西汉太原的交通形势较之先秦有了很大的发展，开始建立起通往全国的道路系统，使太原周边地区完全纳入了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汉三年，刘邦派遣将军韩信进攻魏，俘虏魏王豹，“遂定魏地，置三郡，曰河东、太原、上党”。太原正式纳入西汉政权的控制之下。汉六年十二月，“以太原郡三十一县为韩国，徙韩王信都晋阳”，以防备匈奴的入侵。而韩王信以“国被边，匈奴数入，晋阳去塞远”为由，“请治马邑（今山西省朔州市——引者注）”，刘邦答应其请求。但又不信任而去信指责他，“信得书，恐诛，因与匈奴约共攻汉，以马邑降胡，击太原”。次年冬，韩王信投降匈奴，“匈奴使左右贤王将万余骑与王黄等屯广武（今山西省代县——引者注）以南，至晋阳，与汉兵战，汉兵大破之，追至于离石，复破之。匈奴复聚兵楼烦（今山西省神池县——引者注）西北”。[14]《汉书》卷九十四上《匈奴传上》云：“汉初定，徙韩王信于代，都马邑。匈奴大攻围马邑，韩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晋阳下。”在这次战争中，匈奴假装失败，引诱汉兵到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东北），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白登之围”。《汉书》卷一《高帝纪下》云：“上从晋阳连战，乘胜逐北，至楼烦，会大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可知由太原西北行可通过马邑抵达大同。既是匈奴南侵的线路，也是汉军抵抗匈奴的线路。汉十一年，刘邦在邯郸诛灭陈豨时，其残部在北方各地起兵，“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马邑，马邑不下，即攻残之”。[15]这些事实说明西汉初年从邯郸可以直接进入太原，从太原西北行可以攻入马邑。而匈奴进攻汉朝时，也是由此南下。
为了加强这一地区的安全，刘邦立其子刘恒为代王，都晋阳（《史记》卷十《孝文本纪》言“都中都”）。汉文帝前元二年，又立其子刘参为太原王。前元三年五月，“辛卯，帝自甘泉之高奴，因幸太原”。汉文帝从关中的甘泉到高奴（今陕西省延安市——引者注）渡过黄河至太原，在太原停了十余日。此时，济北王得知文帝准备攻打匈奴，于是起兵造反，“七月辛亥，帝自太原至长安”。说明长安与太原之间的交通线路是非常便利的。汉武帝巡幸全国时，也曾到达太原。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十月，“行幸雍，祠五畤。通回中道，遂北出萧关，历独鹿、鸣泽，自代而还，幸河东”。在河东他曾“幸中都宫”。[16]
汉宣帝五凤年间，大司农中丞耿寿昌上奏：“故事，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用卒六万人。宜籴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郡谷足供京师，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17]从此段史料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学术信息，从包括太原郡在内的5个郡直接运粮到关中有着较之水路更为便利的陆路运输条件，交通道路的发达自不待言。
从《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所记述的相关内容，我们也可以看出太原周围地区便利的交通网络。太原郡的郡治晋阳，下辖21个县，依次是：晋阳、葰人、界休、榆次、中都、于离、兹氏、狼孟、邬、盂、平陶、汾阳、京陵、阳曲、大陵、原平、祁、上艾、虑虒、阳邑、广武等，除晋阳外，在20个县与晋阳之间必然建立起了交通往来的线路。在叙述赵地时说：“西有太原、定襄、云中、五原、上党。”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从邯郸到太原之间有便利的交通条件，通过太原可直达云中、五原等地。
两汉之际，更始二年（公元24年），更始帝派遣鲍永安定北方，冯衍劝说他“镇太原，抚上党，收百姓之欢心”。鲍永“乃以衍为立汉将军，领狼孟长，屯太原，与上党太守田邑等缮甲养士，捍卫并土”。而田邑后来投降刘秀，冯衍对他进行了指责，田邑在答复他的信中有“河东畔国，兵不入彘，上党见围，不窥大谷”之语。[18]李贤注云：“大谷自太原趣上党之道。不窥言不来救也。今并州大谷县西有大谷是也。”从太原到上党必经大谷。西汉末年，第五伦为乡啬夫，平徭赋，理怨结，得人欢心。“自以为久宦不达，遂将家属客河东，变名姓，自称王伯齐，载盐往来太原、上党，所过辄为粪除而去，陌上号为道士，亲友故人莫知其处”。[19]从河东到太原和上党等地交通的发展，为商贸运输提供了方便。
东汉初年，为了加强北部边境的防务，建武二年（公元26年）四月，光武帝以“兄子章为太原王”。建武九年正月，“徙雁门吏人于太原”。[20]因匈奴继续南侵，为了抵御匈奴，东汉政府在太原周围及沿边各镇建立了相互往来的立体交通体系以抵抗匈奴，形成了颇为便利的交通网络。建武七年，光武帝“诏（杜）茂引兵北屯田晋阳、广武，以备胡寇。九年，与雁门太守郭凉击卢芳将尹由于繁畤，芳将贾览率胡骑万余救之，茂战，军败，引入楼烦城（今山西省神池县——引者注）”。[21]建武十四年，马成率军屯常山、中山以守备北部边境。又代骠骑大将军杜茂“缮治障塞”，建立起“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的边防防护体系，形成“皆筑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的战略防务。[22]由此可知，太原已经成为北部边境重要的军事堡垒，其便利的交通是其充当此重要位置的关键。
虽然说交通形势有了很大改善，但是，在太原地区地形险峻之处的交通环境仍然不容乐观，特别是对粮食运输带来了不利，因而有疏通河流发展水运的做法，永平年间，“理虖沱、石臼河，从都虑至羊肠仓，欲令通漕。太原吏人苦役，连年无成，转运所经三百八十九隘，前后没溺死者不可胜算”。建初三年（公元76年），汉章帝授予邓训为谒者，“使监领其事”。邓训经过考察认为不可行，上言肃宗，“遂罢其役，更用驴辇，岁省费亿万计，全活徒士数千人”。[23]李贤注引《水经注》云：“汾阳故城，积粟所在，谓之羊肠仓（今山西省静乐县，汾水由此流向太原——引者注），在晋阳西北，石隥萦委，若羊肠焉，故以为名。今岚州界羊肠阪是也。”《后汉书》卷三《肃宗孝章帝纪》载，建初三年，“夏四月己巳，罢常山沲呼石臼河漕”。李贤注云：“石臼，河名也，在今定州唐县东北。时邓训上言此漕难成，遂罢之。”说明从水路通往太原的交通线路因为地形的限制而无法成功。
以太原为中心交通线路的便利，也为东汉都城洛阳的城市建设提供了有利条件。汉灵帝时，因洛阳南宫被大火烧毁，为重修洛阳南宫，宦官张让等劝说灵帝“发太原、河东、狄道诸郡材木及文石，每州郡部送至京师”。[24]虽然因宦官的掣肘而使宫室难成，但从洛阳到太原较为便利的交通线为运输木材提供了方便则是显而易见的。黄巾农民起义时，“黄巾余贼郭太等起于西河白波谷，寇太原、河东。”[25]交通条件也有利于农民起义的发展。
注释：
[1] [9]《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
[2]《史记》卷六十五《孙子吴起列传》。
[3]《史记》卷一《五帝本纪》。
[4] [5]《史记》卷四十三《赵世家》。
[6]《史记》卷三十九《晋世家》。
[7]中国古代交通史编审委员会《中国古代道路交通史》，人民交通出版社，1994年第1版，第16页。
[8]《史记》卷五《秦本纪》。
[10]《汉书》卷六十四《贾捐之传》。
[11]《史记》卷八十九《张耳陈馀列传》。
[12]《汉书》卷四十五《蒯通传》。
[13]《汉书》卷三十四《韩信传》。
[14]《汉书》卷三十三《韩王信传》。
[15]《史记》卷八《高祖本纪》。
[16]《汉书》卷六《武帝纪》。
[17]《汉书》卷二十四上《食货志上》。
[18]《后汉书》卷二十八上《冯衍传》。
[19]《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伦传》
[20]《后汉书》卷一《光武帝纪》。
[21]《后汉书》卷二十二《杜茂传》。
[22]《后汉书》卷二十二《马成传》。
[23]《后汉书》卷十六《邓禹传附子训传》。
[24]《后汉书》卷七十八《宦者传•张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