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仲景的故事范文
时间：2023-11-12 18:42:07
张仲景的故事篇1
【关键词】 王粲 张仲景 史料 考证
张仲景于建安二年（197年）为王粲诊病。《甲乙经序》云：“仲景见侍中王仲宣，时年二十余。谓曰：君有病，四十当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汤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汤勿服。居三日，见仲宣，谓曰：服汤否?仲宣曰：已服。仲景曰：色候固非服汤之诊，君何轻命耶?仲宣犹不言。后二十年果眉落，后一百八十七日而死。此二事虽扁鹊仓公无以加也。”
《甲乙经序》“时年二十余”，南宋程迥于淳熙三年（1176年）所撰《医经正本书》引序无“余”字。孙鼎宜《张仲景传》谓“余”字乃语助词，非“多余”之“余”：“盖余字古多用以足句。如《日出东南隅》诗：一环五百万，两环千万余。其明证也。”则仲景观王粲色候以验病，时当建安二年。王粲时年20岁。
《章太炎全集》第八册《论狐惑及疠》云：“此眉落当是今之大麻风，广中是病，多传子孙，少时不觉，及期而作，故仲景能预知之，若梅毒则不得逾二十年而发也。《千金》称大麻风为恶疾大风，云有初得遍体无异，而眉须已落，有遍体已坏，而眉须俨然者。其方有石灰酒，主生毛发须眉，去大风，是即仲景用五石意也。”［1］
郭霭春《
《三国志·魏志·王粲传》：“ 干、琳、?、桢，二十二年卒。”
建安二十二年大疫，死亡甚众，其事亦见《三国志·魏志·司马朗传》：“建安二十二年与夏侯淳、?霸等征吴，到居巢，军士大疫，朗躬巡疫，致医药，遇疾，卒。时年四十七。”［10］
王粲于建安二十年（215年）三月随从曹操西征张鲁，张鲁及其五子降，同年十二月抵南郑（今陕西汉中市）。《昭明文选》卷二十七王粲《从军行五首》第一首《从军有苦乐》记述征伐张鲁所获巨大战绩：“相公征关右，赫怒震天威。一举灭獯虏，再举服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三国志·魏书·武帝纪》：“二十一年冬十月治兵，遂征孙权。十一月至谯。”同年冬十一月王粲在谯（今亳州）作《悠悠涉荒路》诗，说：“朝入谯郡界，旷然消人忧，鸡鸣达四境，黍稷盈田畴。诗人美乐土，虽客犹愿留。”李善总括王粲《从军行》写作背景道：“建安二十年三月，公西征张鲁，鲁及五子降。十二月至自南郑。是行也，侍中王粲作诗五首以美其事。”［11］
综观王粲于建安二十年、二十一年、二十二年随军西征张鲁东征孙权，虽一路劳顿，戎马倥偬，却精力旺盛，无病态。诗以气行，观其诗，可知其人。《三国志·魏书·武帝操》：“建安二十二年春正月，王军居巢。”王粲亦随军至居巢。仲宣于去岁年末精神体力均佳，忽于二十二年正月突死，实乃死于大疫。曹植《王仲宣诔》说：“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关内侯王君卒。呜呼哀哉！”［12］
本文的结论是：
一、张仲景与王粲于建安二年（197年）相见。
二、张仲景于王粲20岁时预断他20年后将死，此事亦见于《太平御览》，其说可信。
三、王粲死于大疫，非死于麻风。后人据《甲乙经序》所说“眉落而死”推断死于麻风，与史实不合。
【 参考 文献 】
1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卷八·论狐惑及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280.
张仲景的故事篇2
饺子的传说
相传南阳医圣张仲景曾在长沙为官，他告老还乡时恰逢大雪纷飞的冬天。他看见南阳白河两岸的乡亲们生活贫困，衣不遮体，有不少人的耳朵都冻烂了，心里非常难过，就叫其弟子在南阳关东搭起医棚，把羊肉、辣椒和一些驱寒药材放到锅里煮熟，捞出来剁碎，用面皮包成耳朵的样子，放到锅里煮熟， 施舍给百姓吃。食用后，乡亲们的耳朵都治好了。后来，每逢冬至人们便模仿做着吃，故形成了“捏冻耳朵”的习俗。以后人们称它为“饺子”，也有的称它为“扁食”和“烫面饺”。其实张仲景的这一食疗药方叫“祛寒娇耳汤”。
张仲景的那次舍药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此后，“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每逢冬至和大年初一，人们吃着饺子，心里仍记挂着张仲景的恩情。所以，直到现在 还有“冬至吃饺子一冬不会冻耳朵”的说法。
王敬礼
张仲景的故事篇3
【关键词】 郭雍 《伤寒补亡论》 《伤寒论》
宋代，仲景著作得以广泛流行，对《伤寒论》的研究蔚然成风，掀起了研究《伤寒论》的高潮。郭雍是继北宋庞安时、初虞世、朱肱、韩祗和之后，研究伤寒的又一大家。郭雍(1091～1187年)，字子和，号白云先生。其著作《伤寒补亡论》“悉以仲景本论为主”，对于仲景著作所未备者，“则取《千金》、《活人》及庞氏、常氏之说，合于仲景者补之”（见徐锦所作“凡例”），故对于仲景著作的文献研究以及学术思想的理解均有重要意义。本文着重探讨郭氏研究《伤寒论》的方法。
治学态度严谨客观
郭氏对仲景著作评价甚高，除引用“陶隐居称仲景之书为众方之祖”、“孙真人叹其特有神功”外，又于“张仲景华元化五问”中称仲景之法“要在阴阳六经之证……要之仲景规矩准绳明备，足为百世之师”，并称“欲从上圣之精微，为百世之模楷，非仲景而谁欤?”认为医者欲求治伤寒之法，必须认真研读仲景著作，故其著作“皆以仲景本论为主”。郭氏推崇仲景之作，然而并不盲从，多处指出仲景言论亦有可商榷之处或未完备者，且其书流传日久，难免有讹误之处。
1、认为仲景之书在流传过程中难免有传抄之误。郭氏于《太阳经证治中》篇“伤寒不大便六七日”一条明确指出“仲景书安得无传写之误也” ，又于《可发汗》篇“病常自汗出”一条言：“本论（《伤寒论》）为后人笔削。”故他在研究仲景著作时参照了多个版本、传本及庞安时、常器之等各家观点，并广泛运用版本学和校勘学方法。
2、对仲景某些言论及用方提出质疑。如：“少阴病，吐利，躁烦，四逆者，死。雍曰：此正仲景吴茱萸汤证，不当不治，仍灸太溪。”(见《少阴经证治》)认为仲景所言之“死”证“不当不治”，并提出治法方药。又有：“伤寒本自寒下，医复吐下之，寒格，更逆吐下；若食入口即吐，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主之。雍曰：窃疑此汤性寒，又干姜、黄连相反。若更呕吐者，当服当归四逆加茱萸生姜汤及吴茱萸汤。”(见《厥阴经证治》)此处，郭氏又对干姜黄芩黄连人参汤大胆质疑，提出自己的观点，认为当用吴茱萸汤等方。
3、为伤寒病证补充仲景著作所未备之治法或方剂。对于仲景有证无方的条文，郭氏或引用常器之、庞安时、孙思邈等言论，或提出自己看法，为伤寒病证补充治法或用方，总计242处。其中正文及伤寒例中增补134处，“诸可与不可”部分增补108处（与正文有重复）。例如：“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发于阳者七日愈，发于阴者六日愈，以阳数七阴数六故也。庞氏曰：发于阳者，随证用汗药攻其表；发于阴者，用四逆辈温其内。”又有补充针灸之法者，如：“藏结无阳证，不往来寒热（一云寒而不热），其人反静，舌上胎滑者，不可攻也。常氏云：可刺关元穴。雍曰：宜灸。”文中又常间有郭雍对病证的分析及方剂的辨别，这些补充，是对仲景学术思想的进一步完善，为后世治疗伤寒提供了更多依据、思路和方法。
相对于后世一些盲目推崇仲景、对于伤寒条文一字不敢易者，郭氏的态度无疑是科学、客观的。
引录文献翔实可信
1、引录文献皆注明出处。郭氏在引录条文时，均注明出处，如“仲景曰”、“叔和曰”、“《金匮要略》曰”、“《素问》曰”、“《灵枢》曰”等，对于自己的观点则称“雍言”，诸条目皆清楚、规范。
2、对于引录文献的方式，均予以详尽说明。如在撰录“平脉”、“辨脉”部分时，于篇首首先明言：“世以仲景之法止此二篇，垂百世之师范，虽王叔和撰次，一字不必妄易，仍旧次录之，其问答皆仲景本文也。”在录六经病证时，又于《太阳经证治》篇首先述：“自此以下皆仲景本论，更不设问，恐滋繁言，第曰‘仲景曰’，继则‘又曰’而已……其次并依仲景本论先后，不复易云。”说明引用过程中文字及顺序皆依其底本，未作改动。
3、对于增补仲景之论的引用条文，有疑问处亦作校勘。如：“少阴病，得之一二日，口中和，其背恶寒者，当灸之，附子汤主之。常氏云：当灸膈俞、关元穴，背俞第三行。雍曰：此有漏字，当是灸膈俞及关元穴也，膈俞是背俞第二行穴。”(见《少阳经证治》)此处郭氏对所引常器之言论作了理校。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郭氏整理文献相当严谨，故所引录内容可作为可信的研究依据。
广备众本校勘研究
郭雍《伤寒补亡论》中引录的《伤寒论》文字与宋臣林亿等人校正本（下简称亿本）差别较大，可证非以林亿校本为底本。［1］此外，郭氏除将《伤寒论》与《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外台秘要》等多个传本进行对校外，从《伤寒补亡论》中的校勘内容及校本称谓推测，应掌握有多个《伤寒论》的版本。
1、官本。 “官本”一词于文中出现两次。
“病发于阳而反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官本及《脉经》汗之皆作下之)，因作痞。脉浮而紧，而复下之，紧反入里，则作痞。”(见《太阳经证治》)“病发于阳，而反下之(一作汗之，官本及《脉经》皆作下之)，热入因作结胸；病发于阴，而反下之，因作痞。”(见《不可下》)
这两条为重出条文，实为一条。详林亿等校订本《伤寒论》确作“下之”，此处“官本”可能即指林亿等的校订本。
2、校正者。 “校正者”、“校正曰”、“校正云”之语共出现三次。
其一：“伤寒脉浮滑，此表有热、里有寒，白虎汤主之。雍曰：此一证，传写之误。校正者谓：热结在里，表里俱热，此即仲景吐下后欲饮水数升、白虎加人参汤之证。又非此也。仲景别条云：‘伤寒脉浮，发热，无汗，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表不解者，尚不可服，况里有寒者乎?详此证，当作‘伤寒脉浮滑，此表里有热，白虎汤主之。’是亦仲景之言，故仲景厥阴论中脉滑而厥亦为里有热，亦用白虎也。” (见《太阳经证治下》)
附：亿本作：“臣亿等谨按。前篇云，热结在里，表里俱热者，白虎汤主之；又云，其表不解，不可与白虎汤；此云，脉浮滑，表有热，里有寒者，必表里字差矣。又阳明一证云，脉浮迟，表热里寒，四逆汤主之。又少阴一证云，里寒外热，通脉四逆汤主之。以此表里自差明矣。”雍本及亿本均对“表有热、里有寒”提出质疑，认为此处文字有误，然雍本所谓“校正者谓”与亿本中“臣亿等谨按”意义有差别，难以确认“校正者”是否即指林亿等。
其二：“太阴为病，脉弱，其人续自便利，设当行大黄芍药者，宜减之，以其人胃气弱，易动故也。校正云：下利者先煎芍药二沸。”(见《太阴经证治》)此处大字“校正云”的内容与亿本中小字注文大致相同，然有异文，雍本作先煎芍药“二沸”，亿本作“三沸”。
其三：“若重发汗，复加烧针者，与四逆汤。雍曰：此证首尾都无四逆证，恐是字误。今详重发汗、复加烧针，恐是火劫亡阳惊狂者，则当与桂枝去芍药加蜀漆牡蛎龙骨救逆汤。若止是火逆，因烧针烦躁，则当与桂枝甘草龙骨牡蛎汤，亦救逆也。故恐四逆本是救逆汤字。校正曰：误书入四逆一方也。”(见《汗后》)此处郭氏引“校正曰”的内容，亿本中未见。
3、小字校文中多次出现“一本作”、“一本云”，其中两处与“官本”并列出现；又有多处小字校文与亿本之正文、校文皆不同，说明除“官本”外，郭氏还掌握有其他版本。
4、林亿等校书时亦掌握有多个版本，而亿本中多处校文雍本未见，说明林亿等与郭氏所掌握之校本不同。
由此可见，郭氏十分重视版本，掌握了多个《伤寒论》的传本及版本，在研究伤寒过程中广泛运用版本学及校勘学方法。
谨慎对待仲景之方
郭雍对于《伤寒论》的处方亦有自己的见解，《伤寒补亡论》中有10处反复强调，指出仲景之方必须谨慎对待，务必以稳妥为要。
1、仲景之方多峻，用方宜谨慎。郭氏于《治法大要九问》中有言：“常人才学明识不逮仲景，则有误在其中，安敢尽用其药?遇桂枝证则必思桂枝之轻者而用之，遇麻黄证则必思麻黄之轻者而用之。盖虑脉证有误，须预为之防，得不失仲景大意可也。如因仲景之言，必尽用仲景之剂，不自量力，周思断然无疑，所谓‘愚者动作果而速也’，鲜不失矣。至如青龙、承气、十枣、陷胸等汤，学浅者尤宜绝口。”
2、下法须反复详之方可用。如言：“通津液用柴胡桂枝汤尤稳。如不得已，至用承气汤。”(见《阳明经证治》)于《太阴经证治中》言：“更当详证而后可下……未可遽下。”《少阴经证治》中云：“更宜详余证，可下则下之”，“更当细详其余证，方敢用(下法)。”《厥阴经证治》云：“更宜详下证中，下证全，则可下。”反复强调下法须详细辨证，待下证确备乃可下之，尽管如此，承气汤亦是“不得已”之时方可用之。
3、峻烈之方可以他方代之。如《太阳经证治》中，于“十枣汤病证”下言：“十枣汤太峻，后人未易用，当以槟榔汤代之。”《可发汗》篇，又对大青龙汤论述如下：“然大青龙发汗过于麻黄汤远甚，如中风见寒脉，汗不出者，尚可用，设或中风见寒脉，自汗出者，安敢更用青龙汤发表？……雍又妄意：大青龙三证皆可代用（笔者按：指桂枝麻黄各半汤，认为其与大青龙其源相似，但恐病重药轻）。惟无汗者微加麻黄，有汗者微减麻黄，用之则尤善。虽曰药轻，其实对证，又无误用之失，不犹愈乎？” 主张以桂枝麻黄各半汤稍事加减以取代峻烈之大青龙汤。《可下》篇中主张“凡用大承气，亦宜消息用调胃承气汤代之” 。可见，郭氏的用方态度极其谨慎，甚至未免有太过小心之嫌。不过，此亦为其性格谨慎的一个证据，与其引用文献的态度是相合的。
参考文献
张仲景的故事篇4
在北方，逢年过节，迎亲待友，人们总要包饺子吃。尤其过年时，全家人围坐在一起，边包饺子边聊天，山南海北无所不谈，欢声笑语，其乐融融。
爱吃饺子的你，知道饺子是怎么发明的吗？
其实饺子一开始并不是叫“饺子”，而是叫“娇耳”，是我国医圣张仲景发明的。
东汉末年，南阳有个名医叫张机，字仲景，自幼苦读医书，博采众长，成为中医学的奠基人。
张仲景不仅医术高明，什么疑难杂症都能手到病除，而且医德高尚，无论穷人和富人，他都认真施治，挽救了无数人的性命。
张仲景在长沙为官时，常为百姓除疾医病。有一年当地瘟疫盛行，他在衙门口垒起大锅，舍药救人，深得长沙人民的爱戴。
张仲景从长沙告老还乡后，走到家乡白河岸边，时值隆冬，天气异常寒冷，他看到很多穷苦百姓忍饥受寒，患上了冻疮，很多人的耳朵都冻烂了。他心里非常难受，决心救治他们。
回到家，求医的人特别多，他忙得不可开交，但心里总挂记着那些冻烂耳朵的穷百姓。
他仿照在长沙的做法，叫弟子在南阳东关的一块空地上搭起医棚，架起大锅，在冬至那天向穷人舍药治伤。
仲景的药名为“祛寒娇耳汤”，其做法是用羊肉、辣椒、姜、葱和一些祛寒药材在锅里煮熬，煮好后再把这些东西捞出来切碎，然后用面皮包成耳朵状的娇耳，下锅煮熟后分给乞药的病人。
每个病人两只娇耳，一碗汤。人们吃下祛寒汤后浑身发热，血液通畅，两耳变暖。吃了一段时间后，病人的烂耳朵就好了。
张仲景的舍药活动一直持续到大年三十。
大年初一，人们为庆祝新年，也为庆祝烂耳康复，就仿照娇耳的样子做过年的食物，并在初一早上吃。
人们称这种食物为“娇耳”、“饺子”或“偏食”，在冬至和大年初一吃，以纪念张仲景开棚舍药、治愈病人的行为。
张仲景去世距今近1800年，但关于他和“祛寒娇耳汤”的故事一直在民间广为流传。每逢冬至和大年初一，人们吃着饺子，心里仍记挂着张仲景的恩情。
现在，我们再也不用吃娇耳来治冻烂的耳朵了，但饺子却已成了人们最常见、最爱吃的食物之一。
张仲景的故事篇5
（莆田学院，福建 莆田 351100）
摘 要：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阵营中，最为杰出的便是亚历山大·仲马，他的作品代表着通俗历史叙事小说的巅峰，在大仲马40多年的文学创作生涯中，历史叙事小说通过大仲马大量的优秀作品被顺利地引领到了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大仲马的小说作品不仅仅奠定了通俗历史叙事小说在法国文学发展历史中的极具影响力的地位，他在小说中运用重复叙事、制造悬念的叙事手法和戏剧化的、偏离构建历史的叙述表现形式，赋予了小说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小说内容的可读性和趣味性大幅度提高，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读者，纵观当前的悬疑小说和侦探小说，都不难发现大仲马的叙事手法的影子，而在大仲马的众多作品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便是《三个火》了。
关键词 ：大仲马；三个火；叙事手法
中图分类号：I5656.07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2596（2015）01-0166-03
1844年，大仲马的《三个火》以连载小说的形式首次刊登在《辩论日报》上，并迅速激起了当时社会读者的强烈反响，获得了各界读者的广泛好评。历经百变之后的今天，《三个火》仍旧备受世界各地的读者欢迎，更成为了大家公认的法国历史通俗小说的开山始祖。在《三个火》这部恢弘壮阔的历史长篇小说中，历史扮演的仅仅是大仲马用来挂起这幅宏大画卷的“钉子”，而这部作品之所以如此成功，其根本原因是小说在特定的历史时间背景下通过出色的叙事手法、戏剧化的叙述方式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将一个个性格饱满的小说人物和跌宕起伏的历史故事活灵活现地呈现到读者眼前。
一、偏离历史和历史主体的建构
作为通俗历史叙事小说发展历史中的里程碑，大仲马的历史叙事小说尽管都是建立在特定的时代背景的基础之上的，但是以往历史叙事历史小说中遵从于客观历史的准则在他的小说中得以消融，大仲马在创作过程中，不仅仅摆脱了史实的束缚，甚至虚化和颠覆了历史，在他的小说中，历史的进程往往会由于情节设置的需要而做出改变。在大仲马看来，小说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获得读者的认同感，所以在小说创作中，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并不重要，所以大仲马的小说中所构建的历史往往是从历史史实中无法得到考证的，这正是他的小说最为鲜明的特点之一即“去历史化”。尽管大仲马小说中的历史无法为法国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提供任何参考依据，但却能更特读者们的阅读趣味，让读者们在阅读小说的过程中对现实世界已发生的历史故事发展脉络的好奇探秘心理得以充分满足。正是这种“去历史化”的手法，让小说在获得历史营造的厚重感与真实性的基础上，给以了大仲马在小说创作过程中更多的自由发挥的想象空间，随心所欲设计或伤感动人或波澜壮阔的故事舞台，大仲马因此成功地赋予了读者们在显示生活中渴望发生但不曾发生的历史事件一种虚拟的真实性。我国以写武侠小说扬名海外的通俗小说家金庸也曾表示大仲马这种偏离历史和历史主体的“去历史化”手法对他的小说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个火》讲述了发生在1625年法国红衣大教主担任首相一职到胡格诺教派在1628年被攻打直至占领的这段历史时间内的故事。大仲马的《三个火》源自于由伽田·德·库尔迪兹编写的《国王火第一连中尉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然而，除了继承了《国王火第一连中尉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中阿拉密斯、波尔多斯、阿多斯这三个火的名字和他们少量的故事之外，《三个火》无论是在思想主题，亦或人物形象，又或者主要情节上都与原作截然不同。三个火在库尔迪兹的《国王火第一连中尉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中，是无知冲动的鲁莽冒险家的形象。然而在大仲马的《三个火》中，他们一反之前的形象，变成了具有丰富情感、崇尚荣誉且机智勇敢的侠客。在大仲马的这部小说中，那些真实存在于人类历史中并指引着人类历史发展走向的人物诸如王后、国王和首相黎塞留等扮演的仅仅是小说背景，与小说的主要情节没有太大的关系，相反，作为对小说情节发展真正起着推动作用的人物如伯纳修夫人、米莱迪等，无论在《国王火第一连中尉达达尼昂先生回忆录》还是人类历史中都是不复存在的，他们都是大仲马根据小说剧情的需要而虚构出来的。不仅如此，当小说中的主要人物由于剧情发展而无法出现在小说中的重要情节时，大仲马还会塑造出一些次要的角色在一定的关键事件中担当起推动情节发展的重任，例如及时赶到在断头台上即将处决的查理一世身边担任记录作用的阿多斯，同时查理二世也正是在阿多斯和达达尼昂的帮助下才得以坐上皇位的，从这些现实中不存在的历史故事中，我们不难看出大仲马对现实中已经发生的历史事件的态度。为了增加小说的趣味性和可读性，大仲马还在小说中着意增加了一些精彩的人物对话和离奇的虚构故事情节，在大仲马看来，那些曾经发生在法国历史中的跌宕起伏的故事仅仅充当的是小说情节发生的大环境背景，为小说中虚构的人物和情节赋予一定的“真实性”，正是通过这种偏离历史和历史主体的“去历史化”的建构方法成就了《三个火》这一经久不衰的文学经典。
二、紧扣故事情节的悬念制造
以连载小说的形式刊登在报纸上的《三个火》是大仲马应报社的要求而创作的，因此，不同于大仲马其他的完全由自发意识去创作的小说，对《三个火》这部小说而言，它首先要实现的是吸引报纸阅读者的眼球并激起他们的阅读欲望，并最终让阅读者为了想之后后续的情节而促成不断购买报纸的行为。所以大仲马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小说中灵活运用了各类叙事手法，其中包括了留白、插叙、倒叙等，既保持了小说中不同故事的独立性又让这些故事情节在整部小说中得到内在统一的联系，从而造就了《三个火》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通过不同章节之间，一个又一个相互联系着的悬念设计，让读者置身于大仲马营造的故事氛围中欲罢不能。这一点，可以从达达尼昂发现自己深爱的米莱迪竟然是自己的好朋友阿多斯的妻子并察觉到米莱迪的蛇蝎面目这一无法令人接受的现实这一情节中看出来，大仲马在这一情节的编排中，不仅仅塑造了善良并且刚正不阿的阿多斯的火形象，也将阿莱迪柔弱美丽、楚楚可怜的形象展现给了读者，这样一来，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不断纠结于到底应该相信谁。伴随着下一章中米莱迪狡诈阴狠的面貌的败露，真相终于大白于天下。然而，大仲马却并未让读者紧绷的神经得以休息，迅速将伯纳修夫至于陷阱，让读者不断去思考他的最终结局。仅仅在这一简单的情节设置中，大仲马制造悬念的手艺便可见一斑。在小说中，大仲马不停地给读者制造一个又一个的悬念，从而不断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正是在这一手法的灵活运用下，让《三个火》在《辩论日版》长达一年半的刊登时间里，不仅原有读者没有流失丝毫，反而为报纸带来更多慕名而来的受众，在这一点上，不得不感谢大仲马对读者阅读心理的透彻认知以及对制造悬念的驾轻就熟。
大仲马之所以能够出色驾驭悬念制造这一能力，完全是得益于他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甚至是与大仲马同样被誉为法国大文豪的雨果都不得不对他的想象力油然生敬并直言大仲马为天才。《三个火》中的每一个曲折离奇、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都是大仲马运用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里对故事情节进行的畅意虚构。在成功塑造出博纳修夫人这一人物后，为了推动情节的发展，让教主的阴谋被拆穿和皇后做事这一系列的情节得以自然引出，大仲马在小说中创造了一个偶然的机会，让达达尼昂与博纳修夫人相遇并最终坠入爱河。但整部小说中，最为惊心动魄的情节是关于米莱迪的，这个阿多斯的前妻以及达达尼昂曾经差一点爱上的女人在被监禁的五天时间里，她成功地消除了监狱中意志最坚定的管理者对她的敌视，并在该管理者的帮助下成功逃脱监狱，情节的斗转直下让读者应接不暇，同时也将女间谍米莱迪形如蛇蝎但貌美如花的形象生动地展现到读者面前。整部小说中，悬念都是伴随着情节的发展一环接一环的，而那些曲折离奇、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又往往发正在故事人物们矛盾集中爆发的时候，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由于故事情节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对故事欲罢不能，而在读完整部小说后，更会惊叹于大仲马卓越的编故事能力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
三、戏剧化的叙述方式
同作为叙事性文学的表现形式，戏剧与小说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因此无论是在戏剧还是小说的创作过程中，对方都具有许多可以借鉴融合的地方。尽管大仲马是以自己的小说而闻名于世界，但在刚步入文坛时，他从事的却是戏剧创作的工作，不仅如此，在大仲马的一生中，他创作的戏剧作品数量高达八十余部。他是在自己的戏剧《冶金学家》在1838年演出失败后才开始渐渐转向创作历史叙事小说的，而大仲马的许多小说作品也是直接改编自他文学创作生涯早期的戏剧剧本，这就让他的许多小说作品被无意识地赋予了戏剧化的鲜明特点，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小说人物的对话和故事情节的场景编排。不同于一般小说，除了交代必要的故事背景或者每一个章节的开头，小说人物和人物的思想在《三个火》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环境或心理的描写去表现的，小说中的故事情节的发展往往是通过简洁明了的语言对话得以推动向前的。相比于以往其他作者采用的全能全知式的上帝视角回顾性叙事手法，大仲马采用了全新的创作方式，他通过对话去设置故事的悬念并通过对话让悬念得以解开实现了同步性叙事，能够更好地将读者带入到故事情节中，让他们对小说中人物身上发生的情感波动感同身受，让读者也无法先于小说中的人物了解故事情节的后续发展动态，从而大幅度增强了读者对小说后面故事情节的阅读欲望。而在《三个火》的场景设置上，大仲马率先将戏剧中借用转换场景而使得故事情节得以推动发展的叙事手法运用到小说创作中，更有人评价大仲马的小说之所以通俗易读，就是因为小说是由众多相互串联的戏剧场景共同构成的。这样的例子在《三个火》中随处可见，例如大仲马将小说的第二章命名为特雷维尔先生的侯见室，更以红歌棚旅店作为小说第四十三章的名字，读者可以在这些不断转化的场景名中推测出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和发展脉络。小说中的一个个不同的场景都可以被视为一个完整的独幕剧，而正是这些一个接一个上演的独幕剧串联起了整部小说的剧幕。也恰恰是在这些不断转换的场景的帮助下，整部小说的庞大题材和巨大的情节跨度才得以自然、流畅的过渡，同时故事情节也显得更为自然紧凑。
四、重复叙事的手法
在小说创作过程中，不断地借用相同的故事事件对同一组主体进行重复性申述的手法便被成为重复叙事。这一手法在《三个火》中得到了广泛运用。例如，在达尼昂昂将皇后的信件暗地里送达到白金汉公爵手中的故事情节中便运用了重复叙事的手法。在准备送信时，达尼昂昂邀请了三个自己的好朋友从旁协助自己，以求能顺利躲避红衣教主在送信过程中的阻碍。果不其然，在送信的过程中，他们因不停地受到对方的伏击而斗争不断。从最初的波尔多斯因为自己的莽撞而与旁人发生争执后选择让同伴先行一步，决定自己独自与对方展开决斗，到后来他们遭遇埋伏，阿拉米斯因重伤无法前行，只能滞留在客栈，到最后达达尼昂因为阿多斯被人陷害冠以私自使用假币的罪名遭到别人的围击。被人诬陷的阿多斯为了让达达尼昂能脱离困境并顺利将心送到白金汉公爵手中，决定以一己之力去面对众多的敌人。在三位好朋友的舍身相助下，达达尼昂最终成功地将皇后的信亲自交予到白金汉公爵手中。而达达尼昂身陷险境的三位好友阿拉米斯、阿多斯和波尔多斯最后在达达尼昂的帮助下得以安全逃出，并各自获得了相应的回报。在这一故事情节的开展过程中，不费吹灰之力便可看到大仲马在创作过程中运用的重复叙事的手法，达达尼昂的三位好友阿拉米斯、阿多斯和波尔多斯在护送达达尼昂送信的过程中纷纷遭遇险境，无论他们各自遇险的原因如何、结果怎样、过程多么激动人心，都无法掩盖这三个故事的统一本质，即实际上都是与红衣教主的较量，大仲马正是通过对阿拉米斯、阿多斯和波尔多斯三人各自遇险的描写，凸显了他们护送的这封信件的重要性，并向读者展现了完成这一任务过程中的危险性与艰巨性，同时也暗示了红衣教主及其身后势力的强大力量，进而为后续情节中他们与红衣教主之间展开的艰难对抗做了情节上的铺垫。
五、结语
综上所述，《三个火》把法国历史上的重大政治事件作为故事情节发展的大环境，将一副跌宕起伏、恢弘壮阔的故事长卷通过超群的叙事手法和“去历史化”的技巧栩栩如生地展现给了读者，深入研究这部在世界文学发展历程中难得的历史通俗小说，不仅仅对于我们掌握世界文学史的脉络具有重要意义，更对我国当代历史题材的影视剧与文学创作具有深刻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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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仲景的故事篇6
[关键词] 《五经》博士 “绌抑黄老，崇尚儒学” 田蚡 公孙弘 文翁
当代的儒学研究和新儒学都把董仲舒奉为孔、孟之后儒学的第二个里程碑，他们对董仲舒的看法全都来自宋明理学， 而理学对董仲舒的认识又以班固的《汉书》为依据。众所周知， 在中国历史上， 最早记载董仲舒的史学著作不是《汉书》，而是《史记》。班固在写《汉书》时，凡与《史记》相重者，几乎百分之百地抄袭《史记》，唯独对董仲舒的记载与《史记》出入最大， 横增许多新东西。然而，班固对董仲舒的这些记载，既无历史根据，又充满矛盾，不能自圆其说。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武帝即位， 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接着，便给出了《天人三策》；又说:“既对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在《武帝纪》中，班固于武帝七年下， 说:“五月， 诏贤良⋯⋯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对此， 古今理论界皆从之， 如周桂钿先生即持此说(周桂钿、吴锋: 《董仲舒》，吉林文史出版社1997 年版，93 页。下面所有关于周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董仲舒》) 。
这里有几个问题:第一，董仲舒没有二进考场的理由。董仲舒在景帝时即已是《春秋》(《公羊》) 博士， 为什么还会再参加武帝初期的《五经》(包括《春秋》) 博士考试? 这在道理上说不通。对此，周桂钿先生最新解释说:董仲舒在胡毋生告老回乡时，也归乡了，所以才在武帝初期复出参加《五经》博士考试(《董仲舒》， 第329页) 。但此说不见于《史记》， 亦不见于《汉书》，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完全属臆测。而且，董仲舒若真的归乡复考， 他考的仍是《春秋》(《公羊》)博士，同一学科、同一个人怎么会拿双博士呢?
第二，《天人三策》矛盾重重， 伪迹斑斑。如:按班固的说法，第一策为公共试卷，第二、三策为复试卷，其性质为儒学对策，且写作时间相同。然而， 第一策的考题说:“今子大夫 然为举首，朕甚嘉之。”从“今子大夫 然为举首”可知，此策非公共试卷，乃复试卷。第二策的策文说:“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或道世务而未济，稽诸上古之不同，考之于今而难行，毋乃牵於文系而不得骋(欤) [与] ? ”从“今子大夫待诏百有余人”可知，此策才是公共试卷。是否可将第一策与第二策对换一下，变成《人天三策》，问题就解决了呢? 回答是否定的。因为第二策考题还说:“将所繇异术， 所闻殊方与? 各悉对， 著于篇， 毋讳有司。”这就告诉我们， 第二策乃百家考试， 非儒学策问。而且， 第二策中有“夜郎康居，说德归谊”；第三策中有“今世废而不修，亡以化民，民以故弃行谊而死财利，是以犯法而罪多，一岁之狱以万千数”。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武帝七年之后。尤其是“刑狱之滥”， 乃武帝晚期的事。武帝中期后，以《春秋》(《公羊》) 决狱，刑罚大坏，从吕步舒决淮南狱，一杀就是“数万”肇始，至杜周时最盛。所以， 《二十二史札记》在批评武帝“刑狱之滥”时，主要以杜周为代表。
第三， 为什么不再授董仲舒为《公羊》博士? 班固在董仲舒对策后，未载授博士一事，只说“以仲舒为江都相”， 不合常理。汉代的博士考试，无论是“五经”还是“百家”，被选为第一名者要先授博士，后任职。这里博士是学衔，任职是官衔， 不授学衔怎么能先任官呢? 班固不敢再授董仲舒为《公羊》博士，是怕露了同一个人、在同一学科不能拿双学衔的马脚!“以仲舒为江都相”，既不能反证董仲舒的确参加了武帝初期的《五经》考试， 更不能反证他考了第一名。因为江都相是小官， 董仲舒在景帝时就是有一定名气的《公羊》博士，任江都相应属正常升迁，不一定非要再当一次《公羊》博士才能任职。
班固在《武帝纪》中说:“孝武初立， 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在《董仲舒传》中又说:“仲舒对册， 推明孔氏， 抑黜百家……皆自仲舒发之。”宋明以后， 直至当今中国理论界， 几乎众口一词地认为:汉武帝曾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应当指出，据《史记》与《汉书》载，汉初尊儒的真实过程是(二书所记相同， 此以《汉书》为例) : 汉代开国皇帝刘邦虽然开始“不喜儒”， 曾拒见儒者， “溺儒冠”。陆贾在他面前说《诗》、《书》， 他骂道:“乃公居马上得之， 安事《诗》、《书》! ”陆贾说:“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乎?”刘邦“不怿， 有臱色”(《郦、陆、朱、刘、叔孙传》) 。后来，儒者叔孙通为其“起朝仪”，刘邦看了非常高兴， 说: “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同上) ；惠帝除“挟书律”(《惠帝纪》) ，为儒学恢复奠定了基础；文帝置《孝经》、《孟子》、《礼》博士(宋咸: 《〈扬子·法言·学行〉注》；赵歧:《〈孟子〉题辞》；《儒林传》)；景帝置《诗》、《公羊》等博士(《儒林传》)。事实上， 儒学此时已成了汉代治国的辅助思想。儒学同“黄老”的斗争: 文帝时，贾谊曾以“礼治”为武器，主张“兴礼乐”，反对“黄老”，但失败了， 被贬到长沙(《贾谊传》)；景帝时， 辕固生多次以儒反“黄老”， 如曾为“汤武受命”问题同崇信“黄老”的黄生争于朝堂，甚至当着崇信“黄老”的窦太后的面批评《老子》为“家言”，差点被她置于死地(《儒林传》)；武帝初期，王臧、赵绾再次以“礼治”反对“黄老”，主张“立明堂以朝诸侯”， 这回得到了武帝、丞相窦婴、太尉田蚡的支持，然而却遭到了窦太皇太后(即窦太后) 的镇压。结果， 王臧、赵绾皆自杀，丞相婴、太尉蚡被免官(同上) 。不过， 武帝五年， 在田蚡的策划下， 却顺利地增设了“《五经》博士”(《武帝纪》)。直到武帝六年，窦太皇太后崩， 田蚡复出任相， 才“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 正式开始尊儒(《儒林传》)。可见，汉初尊儒是众多儒者斗争的结果。贾谊被贬，辕固生险些被杀，窦婴、田蚡遭罢官，王臧、赵绾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最后完成者是田。田蚡才是汉代“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的关键人物，这里根本就没有董仲舒。
现在， 理论界都以田蚡的“绌抑黄老， 崇尚儒学”来说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问题在于:第一，是张冠李戴。这里的中心人物是田蚡，不是董仲舒。第二，二者的性质有别。田蚡的“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只是将“黄老”从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宝座上拉下来， 并使儒学成为社会占主导地位的思想， 根本不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第三，逻辑上倒果为因。按班固的说法， 董仲舒是武帝七年首次《五经》考试的第一名，田蚡“绌抑黄老，崇尚儒学”则在武帝六年，所以董仲舒只能是武帝尊儒的产物，而不是在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下武帝才尊儒的。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立学校之官”，“自仲舒发之”。古今理论界亦如是说， 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董仲舒极力提倡‘兴太学，置明师’……南宋徐天麟说‘武帝立学校之官……皆自仲舒发之’，说明董仲舒在推行新的官吏培养和选拔制度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吴九成: 《略论董仲舒的儒家属性》， 载《江海学刊》1996 年第4 期。下面所有关于吴先生观点的引文，均出于此)
这里，说武帝“立学校之官”出自董仲舒，根据不足。虽然董仲舒的《天人三策》之前两策，都有“兴太学”的建议， 如第一策说:“立太学以教于国， 设庠序以化于邑”；第二策说:“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今以一郡一国之众，对亡应书者，是王道往往而绝也。臣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数考问以尽其材，则英俊宜可得矣。”但如前所述， 《天人三策》不是董仲舒的作品，不能以此证明武帝“兴太学”出自董仲舒。
事实上， 武帝“立学校之官”乃公孙弘所为。《史记·儒林列传》载:“公孙弘为学官， 悼道之郁滞， 乃请曰:‘……闻三代之道， 乡里有教，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今陛下昭至德，开大明， 配天地， 本人伦， 劝学修礼， 崇化厉贤，以风四方，太平之原也。古者政教未洽，不备其礼，请因旧官而兴焉。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太常择民年十八已上，仪状端正者，补博士弟子。郡国县道邑有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 顺乡里， 出入不悖所闻者， 令相长丞上属所二千石，二千石谨察可者，当与计偕，诣太常，得受业如弟子。’制曰:‘可。’自此以来，则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学之士矣。”班固在《武帝纪》中也承认:元朔五年， “夏六月，诏曰:‘……其令礼官劝学， 讲议洽闻， 举遗举礼， 以为天下先。太常其议予博士弟子， 崇乡党之化， 以厉贤材焉。’丞相弘请为博士置弟子员，学者益广”。
另外，班固在《循吏传》中又载，武帝“立学校之官”本自文翁的“起学官”:“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 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 遣诣京师， 受业博士， 或学律令。减省少府用度，买刀布蜀物，赍计吏以遗博士。数岁， 蜀生皆成就还归， 文翁以为右职，用次察举， 官有至郡守刺史者。斋又修起学官于成都市中，招下县子弟以为学官弟子，为除更徭，高者以补郡县吏，次为孝弟力田。常选学官僮子，使在便坐受事。每出行县，益从学官诸生明经饬行者与俱，使传教令，出入闺阁。县邑吏民见而荣之， 数年， 争欲为学官弟子， 富人至出钱以求之。由是大化， 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
班固在《董仲舒传》中说:“州郡举茂材、孝廉， 皆自仲舒发之。”古今理论界亦从之， 如今人吴九成先生说: “董仲舒极力提倡……选茂材、举孝廉，改革官吏选拔制度。”
应当指出: 武帝首次“举茂材”是在元封五年，“诏曰:‘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 而致千里， 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 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武帝纪》) 但此事不可能出自董仲舒。因为这时他如果活着的话——按其最长寿的说法， 已93 岁， 并在此年寿终正寝；若不按其最长寿说法， 他还活不到这一年， 不可能建议武帝“举茂材”。
武帝正式“举孝廉”是在元朔元年，“冬十一月，诏曰:‘……故旅耆老，复孝敬，选豪俊，讲文学， 稽参政事， 祈进民心， 深诏执事， 兴廉举孝，庶几成风， 绍休圣绪⋯⋯其与中二千石、礼官、博士议不举者罪。’有司奏议曰:‘……今诏书昭先帝圣绪， 令二千石举孝廉， 所以化元元， 移风易俗也。不举孝，不奉诏，当以不敬论。不察廉，不胜任也，当免。’奏可。”(同上) 但理论界一般都把“举孝廉”说成是“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同上) ，这是不对的。武帝六年的“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标点应这样点“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即“孝”和“廉”是分开选举的，与后来的“举孝廉”将“孝廉”并为一个合成词的内涵不同， 意义也不一样。
武帝“举孝廉”不可能出自董仲舒。第一，董仲舒对《孝经》无研究。“举孝廉”的思想源于《孝经》的“以孝治天下”，董仲舒是《公羊》博士，不兼经，河间献王曾向其问“孝”，说:《孝经》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是什么意思? 他则用其阴阳五行哲学胡诌了一通，文不对题。
第二， 董仲舒不可能上与自己学术无干的政改建议。董仲舒是《公羊》博士， 他给武帝及其他官员所上的建议， 如《辽东高庙、高园殿灾对》、《止雨对》、《〈公羊〉董仲舒决狱》等，均贴近其学术。他怎么可能上源于《孝经》的政改建议呢?
第三，汉代的“举孝廉”，应出于刘汉政权自身对治国思想的探索。据《汉书》载，汉代的“孝治”思想由来已久，如:刘邦当上皇帝后，即上其父为“太上皇”(《高帝纪》)，又吸取“异姓王”叛乱的教训， 大封“同姓王”(《张陈王周传》)，为“孝治”奠定了体制基础;惠帝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惠帝纪》) ;吕后元年，“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高后纪》)；文帝“置《孝经》博士”，元年三月，制“受鬻法”；十二年，“置三老、孝、悌、力田常员”(《文帝纪》)；武帝元年，表彰“孝子、顺孙”(《武帝纪》)；三年，中山王刘胜还给武帝苦诉了许多“同姓一家”的道理:“臣闻社鼷不灌，屋鼠不熏。何则?所托者然也。臣虽薄也， 得蒙肺附；位虽卑也， 得为东藩， 属又称兄。今群臣非有葭莩之亲， 鸿毛之重， 居党议，朋友相为，使夫宗室摈却，骨肉冰释。斯伯奇所以流离，比干所以横分也。诗云:‘我心忧伤， 焉如捣; 假寐永叹， 唯忧用老；心之忧矣， 如疾首。’臣之谓也。”(《景十三王传》) 武帝很受感动；五年，“初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十一年，把“举孝廉”确定为基本的用人制度。
班固在《礼乐志》中说:“董仲舒始推阴阳，为儒者宗。”对班固此说，古今理论界都奉为高论， 如周桂钿说:“班固说他‘始推阴阳， 为儒者宗。’对不对?我们认为还是班固说的(得) 对。”(《董仲舒》，第326 页)
这种说法欠妥。第一，班固此说出自刘向，而刘向对董仲舒的过高评价一直受其子孙的批评。刘向认为: “仲舒为世儒宗， 定议有益天下。”(《汉书·楚元王传》) 又认为:“董仲舒有王佐之材，虽伊、吕亡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也。”(《汉书·董仲舒传》) 后来其子刘歆就对其提出过质疑， 说:“伊、吕乃圣人之耦，王者不得则不兴。故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余。’唯此一人为能当之，自宰我、子赣、子游、子夏不与焉。仲舒遭汉承秦灭学直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然考其师友渊源所渐，犹未济乎游、夏，而曰管、晏弗及，伊、吕不加，过矣。”(同上) 就是说，他认为其父说董仲舒为“世儒宗”和“王佐之材”都不当， 董仲舒只能算一个“群儒首”。后来，“向曾孙龚， 笃君子也， 以歆之言为然”。(同上) 可见，刘向曾孙刘龚认为刘歆的评价较科学，而对刘向的评价不认同。
第二， 汉代儒学的教授和策问状况能否产生“儒者宗”? 什么叫“儒者宗”， 就是几乎所有或大多数儒者都要以其为宗师。产生儒者宗的前提，是儒学在教授上要由官方规定注本，对策以注本为准。如后世朱熹是“理学宗”，因其《四书集注》， 既是皇帝钦定的科举教材， 又是科举的答题标准。汉代的儒学教授， 官方只规定了儒经科目，如《五经》、《论语》、《孝经》等，未规定注本，儒师们都“各以家法教授”。而且，儒学对策也是家法怎么教，儒生们就怎样对，有时汉代一科儒经都录取几个不同派别的博士。因此，汉代不会产生“儒者宗”。
第三， 董仲舒是否具备“儒者宗”的资格?我们知道，董仲舒在汉代是《春秋》即《公羊》大师，他不兼经，一生主要从事《公羊》的教授、研究和著述。汉初传《公羊》有三家，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言《春秋》于齐、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 ……公孙弘治《春秋》不如董仲舒……故汉兴至于五世之间， 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胡毋生，齐人也，孝景时为博士，以老归教授，齐之言《春秋》者，多受胡毋生， 公孙弘亦颇受焉。”在这三家中， 尽管董仲舒是佼佼者， 即他对《公羊》的阐发比胡毋生与公孙弘深刻， 但始终只是《公羊学》中的一派，并非是《公羊》学的唯一宗师。特别是，东汉《公羊》学的最大代表何休，在其名著《公羊解诂》中， 明确宗胡毋生， 一个字都未提及董仲舒。董仲舒在汉代连“《公羊》宗”都够不上， 何来的“儒者宗”?
张仲景的故事篇7
作品《基督山伯爵》以18 世纪法国七月王朝复辟为历史背景展开，以主人公水手埃德蒙的爱恨情仇为主线，在一场阴谋中拉开序幕。水手爱德蒙为人正直、善良、爱情美满、才华横溢，不幸在邓格拉斯、弗尔南多、邻居卡德罗斯和检察官维尔福的共同陷害下，被关进监牢14 年。故事一开始便以人性的光芒和阴暗互为矛盾展开，阴暗与贪婪首先占据了上风。经过14 年的牢狱生活，在法利亚长老的帮助下，爱德蒙成功逃脱，以基督山伯爵的身份现世。人性的阴暗使得他展开了他的复仇计划，以撒旦般的凶狠报复了仇人，但最后还是选择了宽恕。
179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世界，在欧洲掀起了此起彼伏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浪漫主义随之蓬勃发展。表现理想、推崇英雄、充满激情的浪漫主义文学自然成为这个时代的文学主流。
浪漫主义竭力表现理想，表现主观愿望，表现向往理想的激情，不像现实主义文学那样注重对生活对象的如实摹写，强调文学的客观性和真实性。所以在文学创作中，浪漫主义遵循理想化的原则，文学塑造的形象即使违背生活本身固有的逻辑也无关紧要。浪漫主义文学所创造的艺术形象因此常常会改变生活原有的形态，在感情和理想的强烈作用下，人为地创造出虚构的甚至是变形的意象、人物或环境。可以说，浪漫主义文学创造的艺术世界不是模拟现实的“镜像世界”，而是一个想象的、超现实的、主观化了的世界，通过塑造这个在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理想世界，纵情地抒发自己的感情和表达主观的愿望。
19 世纪中期法国重要的浪漫主义文学作家大仲马一生著作颇丰，硕果累累。大仲马曾经说：“什么是历史？历史是我用来挂小说的一只本文由收集整理钉子。”大仲马的小说多以真实的历史作背景，主人公的离奇遭遇为内容，情节生动曲折，出人意外，堪称历史惊险小说。异乎寻常的理想英雄，洪流爆发般的故事情节，剑拔弩张的打斗动作，轮廓清晰的完整结构，生动有力的写作语言构成了大仲马的主要创作特色。
一、小说情节中蕴含的浪漫主义因素
浪漫主义因素主要蕴含于小说曲折离奇的情节中，往往具有浓厚的传奇色彩。《基度山伯爵》正是以情节取胜。除了一些现实主义的描写外，还有一些“非现实”并带有奇幻色彩的内容。小说以基度山扬善惩恶、报恩复仇为故事发展的中心线索， 精彩地运用了“悬念”、“突发”、“发现”、“戏剧”等手法， 在叙述上有较大的密度，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这一切使这部小说充满了张力， 洋溢着叙述本身所产生的美。
一次阴谋让爱得蒙·邓蒂斯从一个有着光明前程和美好爱情的水手瞬间变成了阶下囚徒。14 年悲惨的地牢生活让他坚定了复仇的决心。蒙冤的主人公入狱后是死是活？越狱后能否报仇，如何复仇？大仲马就紧扣着这条主线，密布下一连串的情节。在婚筵高潮上，邓蒂斯突遭飞来横祸；在绝望的死牢里，他又获得不期而至的遗产；在罗马广场上，临刑的犯人当众从绞架上得救；在邦杜加客栈里，卡德罗斯夫妇图财害命的血雨腥风；维尔福活埋亲生子的恐怖之夜；马瑟夫伯爵出卖希腊总督的往事；吝啬的邓格拉司在匪窟被敲诈的大快人心的场面等等。最后他神奇地凭借超人的智慧和胆识精彩地走完了自己的复仇之旅。
小说所具有的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不仅表现在情节设计的跌宕起伏，还表现在作者想象出的一些“非现实”的，带有奇幻色彩的内容。比如在牢狱生活中，爱德蒙与法利亚长老的囚室相邻是个偶然。长老的逃跑计划偏偏出了一点差错，隧道贯通了两个人的囚室，这又是个偶然。法利亚长老学识渊博并知道一笔巨额宝藏，这似乎只是小说一种有意的安排。爱德蒙要完成自己“体面的”复仇，离不了学识和财富。大仲马将现实和“非现实”糅合在一起，读者从来没有被骗的感觉，反而得到一种想象力超越现实的满足感。感受到一种“超人”的力量和才能，这正是浪漫主义小说的特色之一。
二、环境描写中的浪漫主义的色彩
整部小说在述说其故事情结之余，环境描写也处处洋溢着丰富的浪漫主义的色彩。作品环境刻画丰富细腻：景色迷人的马塞，安乐的加泰罗尼亚渔村，罗马的夜间斗兽场等一系列充满意境的场景，使整个故事显得如诗如画，，色彩纷呈，氛围也被烘托的热烈而壮观。小说描写的社会面极广，上述至路易十八的豪华宫廷，上流阶层的灯红酒绿，下至被压迫阶层的灰暗天日和监狱的阴森无情。有绿林强盗们的疏财仗义，也有市井小民的清贫，全都得到了细致的描写。例如，在描写皇宫贵族时，寥寥几笔就勾勒出路易十八奢侈的生活作风和富丽堂皇的雕廊画壁。描写上流酒会的场景更是贴切入微：那些流光溢彩的走廊、靓丽炫目的服饰、极尽奢华的庭院，无不让我艳羡至极。作品中， 很多都是以对话的形式来展现人物特征的，就连往事的叙述也是由对话组成的， 就像一幅幅画面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生动而又自然。在此之外，大仲马的异域风情描写也很真实。正是这五光十色的社会和异域风土人情有机的结合，更表现出了大仲马的广阔视野和浪漫主义艺术趣味熔于一炉的技巧，这种特点也是与小说的传奇性紧密相连的，体现了浪漫主义的特点。
三、人物体现的浪漫主义特色
出生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将领之家的大仲马， 从小就拥护资产阶级革命， 对封建制度深恶痛绝。在文学创作中，大仲马把他的资产阶级革命信念感情和反封建思想都添加在了《基督山伯爵》中。通过对爱德蒙悲惨遭遇的描写， 大仲马立场鲜明， 反对封建势力对人民大众的残酷迫害。特别是在对复仇阶段的爱德蒙的描写中，充分显示出了主人公运筹帷幄，一步一步地成功复仇。大仲马把男主人公放置于一个富于骑士精神，思想极度开放的时代里，从天堂掉入地狱， 从彻底绝望到充满希望。小说的结局也耐人寻味：基督山伯爵大仇已报，在他看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上帝的安排。他说：“现在我的工作完成了，我的使命终止了。巴黎，告别了！” “世界上并无所谓的快乐，也无所谓的痛苦；唯有两种处境的比较罢了，唯有经历过最大厄运磨难的人才能真正感受到幸福的所在，尽情的享受生命的快乐吧！永远记住：在上帝揭开人类未来的图景前，人类的智就包含在两个词中：等待和希望。”经历了如此坎坷的人生之后，这种心境更是值得深思，渗透着淡淡的浪漫主义情调。
张仲景的故事篇8
【内容提要】史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持此论者固已多矣。然余查检旧史，征诸史实，自觉武帝因董生言复古更化为是，若谓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则深不以为然。纵儒学于武帝后日显，因其以“术”之面貌表征于内外，难脱儒表法里之讥。此论前贤多已揭示，而前贤持论之基石，多本于思想史而言，未能与武帝世政策之实际施行相结合。本篇则志矫此弊，以温公《通鉴》为经，辅之以马、班二史为纬，庶几有一二可见教于当世方家，果此足矣！
【关键词】汉武帝；儒表法里；儒生；酷吏
一、儒术因缘而兴为世风之使然
武帝之雄才大略，于其初即位时即已表露无遗。检《汉书·武帝本纪》云（《资治通鉴》此事载之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冬十月，此日期之差异于下文有关，故在此补明，可以参注（11）：
建元元年，冬，十二月，诏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丞相绾（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1]
建元元年，武帝年方十七，初即位，即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并可丞相之奏，罢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其意义之重大，无怪乎被后治史者称为“武帝即位辟头第一声，其一朝措施，即已于此露其征兆，定其准的”。[2]于此当注意者，即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皆法家纵横家者也。然世谓汉兴之七十年，承秦之弊，行修养生息之治，国力大振。《史记·平准书》述汉武帝初年情形云：
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钜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栗，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乘字牝者摈而不得聚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3]
依上言，则后世史家盛称之文景之治，亦实矣。[4]然导其盛者，则首推黄老无为之影响，其时君臣，率尚黄老，王鸣盛《十七史商榷》云：
汉初，黄老之学极盛。君如文景，宫闱如窦太后，宗室如刘德，将相如曹参、陈平，名臣如张良、汲黯、郑当时、直不疑、班嗣，处士如盖公、郑章、王生、黄子、杨王孙、安邱望之等皆宗之。东方朔戒子，以“柱下为工”，亦宗黄老。[5]
然考汉初黄老之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6]若结合上述卫绾所奏罢之治申、商、韩、苏、张之言者，则可知卫绾所奏罢者，其实则为黄老刑名也。（恐以包括黄老刑名为妥）此开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始也，然亦仅开大幕之一角也。其续者，则更烈更广也。检《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
（武帝建元元年）夏六月，丞相卫绾免。丙寅，以魏其侯窦婴为丞相，武安侯田玢为太尉。上雅向儒术，婴、玢俱好儒，推毂代赵绾为御史大夫，兰陵望臧为郎中令。绾请立明堂，以朝诸侯，且荐其师申公。秋，天子使使束帛加璧，安车驷马以迎申公，既至，见天子，天子问治乱之事，申公年八十余，对曰：“为治者不至多言，顾力行如何耳！”是时天子方好文词，见申公对，默然。然已招致，则以为太中大夫，舍鲁邸，议明堂、巡狩、改历、服色事。[7]
同书同卷又云：
（建元二年）太皇窦太后好黄老也，不悦儒术。赵绾请毋奏事东宫，窦太后大怒……阴术得赵绾、王臧奸利事，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诸所兴为皆废。下绾、臧吏，皆自杀；丞相婴，太尉玢免，申公亦以疾免归。[8]
上引武帝建元元年、二年故事，足证武帝世新兴势力与黄老刑名斗争之激烈也。据元年条，则上文所谓武帝世新兴势力为儒家者，无须多辩。在此新兴儒者之激励下，武帝后来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以及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一系列复古更化，则不难理解，而儒术之独尊，亦似乎不言自明。然若细读二年条，则知新兴儒者与黄老刑名者之冲突，危及于公卿相侯之荣辱性命，则若将此一冲突，局限于所治之思想史，殊难以服人也。据二年条所陈，赵绾请毋奏事东宫，东宫者，即汉长乐宫，太后居之，故当时为太皇窦太后所居，则赵绾所奏，与其归其于儒家之言，不若归其于政治家言耳。而其背后，则雄才大略之武帝向太皇窦太后之夺权也，此不难猜测。明乎此，则知于此冲突，儒者不过一工具而，其结果，则因为武帝羽翼未丰，婴、玢下野，绾、臧自裁。若再从当事人角度观之，纵使婴、玢、绾、臧不脱儒者之志向，然于武帝而言，政治斗争与好大喜功之程度，远大于儒者之志也。然虽上位者动机之不纯，反对者力量之强大，然儒学之复兴，乃当时风气使然，无可阻挡也。[9]虽然现在复兴之儒学，已并非全为孔门之儒学，此点下文将详论之，然与现时儒学相较，毕竟“黄、老、申、韩之说，皆起战国晚世，本以治衰乱，非所以处升平……至于汉武，国力既充，如人之病起，舍药剂而嗜膏粱，亦固其宜”。[10]因此，虽经窦后一时之打压，然儒学之复兴，亦不可免。后武帝顺水推舟，将其归为己用，顺理成章也。然儒学复兴为一事，武帝后来大政方针缘饰以儒学为一事，不可将二者视为一体，谓至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读史者当自明之。
二、儒生与儒表法里政策之构建
在此之前，建元元年冬十月[11]，又有董仲舒“天人三策”，此事对汉武世影响巨大，在此当详论之。《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略云（董仲舒对策，限于篇幅只摘取三策之大概）：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之治道，对者百余人，广川董仲舒对曰：“道者，所繇适于治之路也，仁、义、礼、乐，皆其具也。故圣王已没，而子孙长久，安宁数百岁，此皆礼乐教化之功也……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利太学以立于国，设痒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法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至汉得天下以来，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以上为第一策之基本内容）。臣闻圣王之治天下也，少则习治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而耻犯其上……至秦则不然，师申商之法，行韩非之说……是以刑者甚众，死者相望，而奸不息，俗化使然也……夫不养士而欲求贤，譬犹不琢玉而求文采也，故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业，教化之本源……遍得天下之贤人，则三王之盛易为，而尧舜之名可及也（以上为第二策之基本内容）。臣闻众少成多，积小致钜，故圣人莫不以暗治明，以微致显……三王之道，所祖不同，非其相反，将以救溢扶衰，所遭之变然也。故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乎！”改正朔、易服色，以顺天命而以……《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以上为第三策之基本内容）”天子善其对。[12]
上所引文即史书所称之董仲舒“天人三策”，观其大概，对比武帝一朝之改正朔、易服色等诸多复古更化之内政，则谓董生此论为武帝一朝之“定国事诏”或“基本路线”，未尝不可。结合其对策末之“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之日后实际情况，则后世称武帝因董生言而“罢黜百家，表彰六经”，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亦非空论。若如此，则余此论文有何立论之空间，所论之儒表法里，又有何立论依据？为解此疑问，在此需一一讲明。
现还从董仲舒对策末讲起，“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辟邪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为武帝日后“罢黜百家，表彰六经”之先声，然其原因与目的，董仲舒于对策亦已详明，“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据此不难发觉，禁锢思想学术为其动因也。后世一般史家片言武帝之独尊儒术，而鲜有论及武帝私其目的者也。正因此，纵使自此儒学一家独大，亦难脱儒表法里之讥也，仅作为政治之缘饰耳。若言武帝世儒学为政府之立国根本，似乎失之于史也。且检《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各以治，非其相反，时变异也。今陛下创大业，建万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以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乱，莫之能一，是以诸侯并作，语皆道古以害今，饰虚言以乱实，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首、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今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数，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13]
上所引文为李斯奏请焚书之文，现将其与董生对策末段奏请表彰六经相较，一为焚书，一位尊经，然其实质，则思想学术之禁锢一也。晓乎此，若论秦政焚书为学术文化之大厄，[14]汉武帝尊经为儒学之大显，则非诛心之论也。读史者当自明矣。且李斯之“以吏为师”，比起汉武帝所重用之酷吏，小巫见大巫。[15]论及此，则武帝政策之儒表法里，初见端倪矣。董生所谓之“常欲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夫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迎合人主之私欲，无须多论。现再就董仲舒所奏请“表彰六经”进行一番讨论，事在武帝建元五年（公元前136年），《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云：
（建元五年春）置五经博士。[16]
案：上文曾论及建元元年、二年武帝初即位时与窦太后所代表之黄老思想进行之一番冲突，以武帝之完败而结束。然而大有为之武帝，经过三、四年之卧薪，羽翼渐丰，反观将于一年后（建元六年五月）离世之窦太后，则双方实力之彼消此长，无须多言。且黄老之衰、儒学之兴，亦为风气使然。凭借此天时地利人和，不难想象汉武帝之英气风发，其置五经博士，即是一例也。今检《汉书·儒林传赞》：
武帝立五经博士，《书》惟有欧阳，《礼》后，《易》杨，《春秋》公羊而已。[17]
此处亦足以讨论之。何则《汉书·儒林传赞》中言立五经博士，而只举《书》、《礼》、《易》、《春秋》四者乎？钱穆因《汉书·百官表》解释汉武帝之前之博士
为以古通今而设而武帝后之博士独为经学而设者[18]，较之王应麟以“盖《诗》已立于文帝时。今并《诗》为五也”[19]作解，更足以服人。且纵是“汉人之尊六艺，并不以为其儒书而尊，而汉人之尊儒，则以其守六经”，且“汉人之尊六艺，特为其古代之王官学”，“故其系六艺而罢百家，若专就朝廷设官之用意言，则亦未见其有所大胜于秦之泯《诗》、《书》而守《家言》也。后世乃专以汉武尊儒为说，又未为得当时之真相矣”。[20]若是言之，则汉武帝世最为后世儒者盛赞之置五经博士，亦非真儒学之复兴，而仅仅是汉武帝文化高压，用今日话来讲，则为汉武帝文化之统战也。而所立五经博士，亦即凭上位者政治之权威，为功名利禄而打压异己者也，此开汉代今、古文之争也。然就实质言，非纯学术之争，亦是利禄之争也。[21]则汉武帝置五经博士为其政策儒表法里之显证也。
现再论董仲舒其人其学，并结合另一位儒者公孙弘一同论之。之所以将二人同论，是因为两人同因儒学故，显于汉武帝时，然一野一朝，颇像文景时之贾谊、晁错，对当今后世有重要影响，故一同论之。检《汉书·董仲舒传》：
仲舒，广川人，少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艺；及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22]
又《汉书·儒林传》云：
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玢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向风矣。[23]
据此，则执董仲舒、公孙弘二人之显迹，均因《春秋》之对策（上文已言，武帝对董仲舒之对策，欲以政治来禁锢学术文化，《春秋》亦其缘饰耳，则不难推断公孙弘之治《春秋》，与董仲舒所治者，无甚大差别也。）且董仲舒、公孙弘二人之为人，亦有可非者，先论董仲舒，王充《论衡》[24]云：
夫五经亦汉家之所立，儒生善政大义，皆出其中，董仲舒表《春秋》之义，稽合于律，无乖异者。然者《春秋》汉之经，孔子制作，垂遗于汉。
又马端临《文献通考》[25]云：
董仲舒撰《春秋决事比》，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其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驱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公羊》、《谷梁》）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
再论及公孙弘，《汉书·汲黯传》云：
黯学黄老言，上方招文学儒者，上曰吾欲云云，黯对曰：“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上方向儒术，尊公孙弘，而黯常毁儒，面触弘等，徒怀诈饰智，以阿人主取荣。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汲黯之言，日益甚矣！”[26]
又《史记·儒林传》云：
今上初即位，复以贤良征固。诸谀儒多疾毁固，曰：“固老”，罢归之。时固已九十余矣。固之征业，薛人公孙弘亦征，侧目而视固。固曰：“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27]
又《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云：
弘每朝会，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廷争。于是上察其行深厚，辩论又余，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大悦之，一岁中迁至左内史。[28]
据上文可言之，董仲舒、公孙弘皆可谓是阿谀取宠[29]，而年轻气盛、好大喜功之汉武帝，则重用之矣。尤其公孙弘开汉室布衣拜相而后封侯始，而尤可注意者，则为董生缘饰《春秋》而决狱和公孙弘所能缘饰之“儒术”上。前者当在下文汉武帝世酷吏时言之，现就儒学演变成儒术这一进程进行讨论。
公孙弘之阿谀取宠而缘饰以儒术，可谓儒学演变为儒术这一过程之终结，然考其开始与其过程，则可谓是儒学在当时世风之影响下，与诸子百家融合的过程，而开其端者，则即是荀子。按中国传统讲法，荀子为儒家之代表，然在其身上，“很明显地可以看得出百家的影响”，[30]汉初大儒贾谊，则为此一过程之后继。[31]至董仲舒、公孙弘，则为此一过程之终结。然推其实质，则“道、法、阴阳、儒家的合流”。[32]考董仲舒、公孙弘所治之《公羊春秋》，皆非孔子以来儒者之本意，其言多出黄、老，刑名，而仲舒之学，实主阴阳。[33]则此一转变，儒学之变儒术，离孔子之学远矣。而其见用于在上者之武帝、公孙弘，阴行千载尤行之秦法政，而缘饰以儒术，后世不可不查也。[34]此为汉武世政策儒表法里之力证也。
三、酷吏与儒表法里政策之实施
下面再谈及武帝世之酷吏，较之董生、公孙弘诸人，酷吏们更足以表明武帝世法家之本质，考以《史记`酷吏列传》共酷吏十人，除二人是景帝时，一人始于景帝终于武帝外，其余七人均为始终于武帝世之酷吏，如此酷吏高产之世，后世若谓之独尊儒术，定会愤激孔子起于九泉之下。而其时酷吏治下之实情如何？《史记·酷吏列传》云：
自温舒等以恶为治，而郡守、都尉、诸侯二千石欲为治者，其治大抵尽仿温舒服，而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大群至数千人，擅自号，功城邑，取库兵，释死罪，缚缛郡太守，杀二千石，为其告县趣具食；小群（盗）以百数，掠卤乡里者，不可胜数也。于是，天子始使御史中丞，丞相长吏督之。犹弗能禁也，乃使光禄大夫范昆、诸辅都尉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兴击，斩首大部或至万余级，及以法诛通饮食。坐连诸郡，甚者数千人虽……无可奈何。于是作“沈命法”，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捕弗满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后小吏畏诛，虽有盗不敢发，恐不能得，坐课累府，府亦使其不言……其治与宣相仿，然重迟，外宽，内深次骨。宣为左内吏，周为廷尉，其治大仿张汤而善侯伺。上所欲挤者，因而陷之；上所欲释者，久系待问而微见其冤状……至周为廷尉，诏狱亦益多矣。二千石系者亲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廷尉及中都官诏狱了、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十万余人。[35]
此等景象，应为亡秦之续，然之所以不踵亡秦之迹者，则有其缘饰儒术之功耳。据此亦汉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另一力证也。酷吏中，张汤位居公卿，较为突出，然其所持儒表法里之政策亦为最坚，《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云：
（武帝元光五年）上以张汤为大中大夫，与赵禹定诸律令，务在深文，拘守职之吏，作见知法，吏传相监司，用法益刻自此始。[36]
案：张汤之定律令，用法益刻，一改文景之轻刑之举也。[37]
又同书同卷同纪略云：
（武帝元朔三年）是岁中大夫张汤为廷尉。汤为人多诈，舞智以御人。时上方向文学，汤阳浮慕，事董仲舒、公孙弘等……以古法义决疑狱。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与监、史深祸者；即上意所欲释者，与监、史清平者；上由是悦之。汤于故人子弟调护之尤厚；其造请诸公，不避寒暑。是以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汲黯数质责汤与上前，曰：“公为正卿，上不能褒先帝之功业，下不能抑天下之邪心，安国富民，使囹圄空虚，何空取高皇帝约束纷更之为！……骂曰：“天下谓刀笔吏不可以为公卿，果然！必汤也，令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矣！”[38]
据此则可知张汤实为刀笔吏也，然观其与公卿之交，缘饰董仲舒、公孙弘之儒术，阴行奸诈残酷之法，较之公孙弘阿谀之术，亦不下也。而公孙弘、张汤之结合，前者为大儒，供以缘饰而尸位素餐；后者刀笔吏，阴以法术阿谀人主之欢，其两者结合实为汉武帝政策儒表法里之最佳表象也。行文至此，若再高谈汉武帝时儒术独尊，则其自欺欺人，不免为当世及后世有识之人笑矣。
汉武帝时其它一些复古更化政策，如改正朔、易服色、兴礼乐、行封禅等，其起源皆可推及董仲舒对策，然其实质均为于民无利、帝王个人之好大喜功之举。其虽根源于董仲舒对策，然距董仲舒之初意，亦远也。对策之空文，只是其缘饰耳。至于汉武帝一世诸多经济政策如盐铁官卖、算缗、均输、铸币、增口赋、鬻爵等，纵使一二政策于客观上些许有利于民，然其实质，仍为在上者所以满足其好大喜功之欲望耳，徒扰民也。钱穆将汉武帝一朝财政，视为汉室中衰之原因，确有创见。[39]
结论
文行至此可作结语。本文所论，为汉武帝一朝政策之儒表法里，然归其原因，实天时、地利、人和三者之使然。所谓天时者，盖盛世之黄老无为不足用，儒术之应运而生也；所谓地利，盖汉武帝世功臣、外戚、诸侯均已扫平，国内无大患也；所谓人和，盖大有为之君臣，协大有为之人民，共同奋发也。其结果，于内仍承秦之政，仅加以儒术饰以太平；然于外则驰马塞北，封狼居胥，奠我华夏民族两千年之神威也。论及此，则儒表法里，亦不宜厚非也。
检《汉书·元帝纪》云：
帝柔仁好儒。见宣帝所用文法吏，以刑名绳下。尝侍燕，从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40]
宣帝所谓之汉家自有之制度，不知可否断定为儒表法里，还望就教于当世之贤达。
致谢
笔者论史，当盛谢者有二先生。先者钱穆先生，虽已作古然不妨与之神交，拜读其书折服其论，后学追友圣贤之心，还期九泉之下钱师之认可。再者邓师子美，道德文章言传身教，晚生受益匪浅，提携之恩更非只言片语可表感激者于万一。已受钱公再传东林之浩然，期闻邓师重演国专之幽香，无奈之旁客有如晚生者，于此一并感谢。
注释：
[1]《汉书·武帝本纪》
[2]《秦汉史》，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88页。
[3]《史记·平准书》
[4]后世史家对文景之治鲜有非议者，然应劭《风俗通义》言：成帝尝问刘向以世俗传道文帝之事，而向皆以为不然……向曰“文帝节俭约身，以率先天下，忍容言者，含咽臣子之短，以亦通人难及，似出于孝宣皇帝，如其聪明远识，不忘数十年事，制持万机，天资治理之材，恐不及孝宣皇帝。”(语载《秦汉史》吕思勉著，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第72-73页)，然余以为刘向之言，更多为阿谀之言，中兴之宣帝世，较文景之治，则远逊矣，史籍昭明，勿需多论。
[5]王鸣盛《十七史商榷》
[6]《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版，第50页。在书中，金氏进一步认为，汉初黄老思想，主张清静无为，对秦代的严刑酷律来说，似乎确是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但是，它的实质仍然是严酷而毫不放松控制与镇压的“法治”，它纠正与改变的是秦代对法治的滥用，而其法治的精神与立场，则没有改变。（同上）钱穆先生也同样认为，汉初之规模法度，虽全袭秦制，而政令施行之疏密缓急，则适若处于相反之两极焉。语见《秦汉史》，钱穆著，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54页。
[7]《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8]同上
[9]关于汉武帝世儒学之兴为风气之使然，此点，钱穆与吕思勉两先生虽然于具体细节上有分歧，然都在大体上肯定此点。钱穆认为除风气之外，汉武帝太子时师傅王臧对汉武帝很强的言传身教，不容忽视，见钱穆著《秦汉史》第100-101页。而吕思勉则认为非一两人功使然。见吕著《秦汉史》第88-89页。要之儒学之兴为风气使然，此点，二者均无异议。
[10]《国学概论》，钱穆著，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7-88页。
[11]董生对策，《汉书·武帝纪》载于元光元年五日。司马温公著《资治通鉴》，载此事于武帝建元元年，其所著之《通鉴考异》详论其所以然，但并不为后世史家所公认。吕著《秦汉史》则是《汉书》而非《通鉴》，语见吕著《秦汉史》第88页。然钱穆则另提及四论据是《通鉴》而非《汉书》，钱穆著《秦汉史》，第88-89页，此一时间问题，因关系汉武帝世作用者巨大，从一般思想史逻辑来讲，笔者认为《资治通鉴》较《汉书·武帝纪》更为可信，固在此说明所用《通鉴》之依据。
[12]《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13]《史记·秦始皇本纪第六》
[14]典籍损失，几无一代无之，隋牛弘著《五厄论》以推究之，语见《隋书·牛弘传》。秦皇焚书，即典籍所遭之第一厄。典籍之遭厄，学术文化亦随之，故谓秦火为学术文化一厄，可也。
[15]李斯之“以吏为师”，盖古者政教合一，学术出于官司耳。清章学诚于《文史通义》之中极称其法，以谓合乎三代旧典，被钱穆讥之以“得其事而未得其理者也”。语见《国学概论》第67页，余引以“以吏为师”，不全是以吏为师道之意，更有以吏治天下之意也。在此加以说明，以佐儒表法里之证。然清王夫之以“项梁有栎阳逮，蕲狱掾曹咎书抵司马欣而事得免”（语见王夫之《通鉴论·卷一·二世·六》），怀疑秦之法治，然王氏不知秦时为法治之初创，有些许例外不足为奇。到明清之时“与胥吏共治天下”，可谓法治之定型也，然仍有徇情枉法之吏大量存在。然则法治思想则一以贯之，毛泽东所谓“千载犹行秦法政”，非谬也。然王氏之“法愈密，吏权愈重”（同上王书），证之以汉之酷吏，则足以佐余之儒表法里之证。
[16]《资治通鉴》卷十七汉纪九
[17]《汉书·儒林传赞》
[18]同注释2第92页。
[19]王应麟《国学纪闻》，转引《国学概论》第103页。
[20]同注释2第94-96页。
[21]在此言汉代学者利禄之争，只是一大概耳。其中之优秀分子，固不乏矣。至后汉而学者之清流，亦足以转一时之风气，影响实际之政治，并延续自今，则汉代之博士与博士弟子，亦非可全盘否定也。
[22]《汉书·董仲舒传》
[23]《汉书·儒林传》
[24]王充《论衡》，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90-91页
[25]马端临《文献通考》，转引自钱穆《国学概论》第90-91页
[26]《汉书·汲黯传》
[27]《史记·儒林传》
[28]《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29]汲黯责公孙弘布被为诈（见《汉书·汲黯传》）。王夫之言黯不责其大而责其小（语见《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一二》。王氏所指“小”者，当为其“布被为诈”；王氏之所谓“大”者，推之当为阿谀取宠也。据此则知王氏之一针见血也。
[30]《十批判书》郭沫若著，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85页。
[31]《汉代思想史》金春峰著，第100页。
[32]《中国思想史论（上）》，李泽厚著，安徽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39页。
[33]同注释10第92-94页。
[34]董生、公孙二人，若论学术，后不如前；若论为官，则前不如后也。而正因为董生之学术较公孙为胜，其为儒更醇，因此虽对策第一，仍难重用于汉武帝；较董生，公孙之儒学精义远逊矣，而其“司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得以布衣拜相封侯，位及终身也。然亦不可谓董生、公孙二人之儒术无一可取之处，徐复观认为“（董仲舒）所代表的儒家思想，为政治提供了道德的最高依据，而在观念上也已突破了专制政治……，以致能缓和专制政治而不能解决专制政治”。（语见《中国思想史论集》，徐复观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版，第293页。
[35]《史记·酷吏列传》
[36]《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37]文帝世废肉刑，因缇萦请代父受刑而致（语见《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文帝前元十三年，然其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故有景帝世再减刑之事（语见《通鉴》卷十五汉纪七，景帝前元年条〉，其间虽有反复，然要之减刑之宗旨与趋势不变。然汉武帝元光五年张汤改刑律之举，则一转文景之轻刑之政策也。
[38]《资治通鉴》卷十八汉纪十
[39]同注释2第163-198页。
[40]《汉书·元帝纪》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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