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04 16:49:09
关键词：清代；吏胥；血缘；地缘；业缘
清代吏胥集团是一个在人数上数倍于官员的群体，他们与官员等其它利益集团一样，有着自己的社会关系网络。在吏胥群体的组织形式中，主要以与自然性相关联的血统、地域等古老的社会关系为表现形式，这是自然经济条件下所产生的一种社会秩序，以对人的依赖关系为标志，不同于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对物的依赖关系。这种直接的人的依赖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它通过建立血缘、地缘以及业缘和趣缘等关系纽带，以保持其共同体内的团结，共同应付官场局面，获得较大的利益。有关清代吏胥群体各方面的社会关系，学术界已有所关注，如赵世瑜的《吏与中国传统社会》、缪全吉的《清代胥吏概述》、周保明的《清代地方吏役制度研究》、日本学者加藤雄三的《清代胥吏补缺过程中的交易》等，都对其中的一些问题点予以探究。本文以此为基础，从两个视角——一方是掌握话语权的官僚士大夫，另一方是吏胥——来看待吏胥的社会关系，以期对该问题有一个合理的分析与评估。
一、吏胥之血缘关系
血缘关系是指因血缘和婚姻联系而形成的人际关系，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中国古代的帝王，从私有观念出发，希望二世、三世乃至万万世，使家天下能传之无穷；官僚权贵希望永远保有居于社会上层的地位；民间艺人也有传子不传女的习惯，希望某些技艺永为己有，这些做法都是力图让既有利益能够在家族中长期存在下去。吏胥也不例外，他们对吏职的承替逐渐形成了一种掌控力量，以致在实际操作中变成一种血缘性的顶替，即让吏胥之职在父子、兄弟、子侄、姻亲之间相承袭，这虽无制度支持，而且为法令所严禁。但是，吏胥之职在家庭成员间继承实际已成为各级官署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宋代政论家叶适就说：“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坡在言及官员宜久任时说：“夫吏胥者，皆老于其局，长子孙于其中，以汲汲求去之人，而御长子孙之吏，此其相视如客主之势，宜其奸弊不可得而去也。”南宋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居官者迁徙不拘岁月，而为吏者，传袭及于子孙，以数易不常之官，御生长子孙之吏，坐曹而问，莫究源流，涉笔以书，唯牵例比，顾虽弊蠹百出，何暇爬梳……吏强之患，实基于此。”虽然其语境是谈论官弱吏强的缘由，但也可看出两宋吏胥不乏家族传承的现象。至元代，成宗年间的江西所辖路府州县，其司吏多为“小土豪之家”，他们本身为吏，又将“兄弟子侄亲戚人等，置于府州司县写发，上下交通，表里为奸，起灭词讼，久占衙门，不肯出离乡土”，这些吏胥久于其职，熟悉人情，以血缘为纽带盘踞衙门，把持狱讼。
明末清初学者黄宗羲在谈到明代的情形时，与宋人叶适持相同看法：“今天下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因为官员任职要回避本籍，回避亲族，官员又有升降流动，而吏胥则既是本土的，又在实际上世代相承，如同固守某地的封邦一样。黄宗羲针对当时的情形说：“京师权要之吏，顶首皆数千金，父传之子，兄传之弟，其一人丽于法而后继一人焉，则其子若弟也，不然则其传衣钵者也。”反映出京城的吏胥录用经常在家族内传承，甚至私自顶替。著名学者顾炎武也指出，明代州县的一大弊政在于“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万历年间，吏科署理给事中张延登上疏，认为吏部铨选之官应久于其任，不应频繁迁转，原因在于“吏胥之窟穴其中者，皆长子孙，亲戚相传，云仍世守”，以“席不暖、突不黔之官，御子孙相传世守之吏”，“安得不受侮于吏哉”？从该奏疏中可见，明代京师即便是吏部这样的要害部门，所用吏胥也是子弟承继。
吏胥之职在家族间传继，至少也是前任所选定，这种情形已历经若干世纪。清代的情形也莫不如此。清初文人侯方域言：“吏胥之子孙相沿袭，亲若友相援引者更迭为之。”雍正朝名臣陈宏谋指出，吏胥往往“子弟亲戚，转相承授”。乾隆朝刑部右侍郎阮葵生言：“官有除降，而吏则长子若孙；官避本籍，而吏则土著世守。即年满有制，重役有禁，而子弟亲戚迭出不穷。”尽管朝廷设置了吏胥服役年限，并禁止重役，可是吏胥还是能久于其职，世守其业。道光年间，京城各衙门书吏盘踞职位的现象仍然十分严重，他们即便退役，接替者也都是亲戚子侄。御史万启心言：“近来京师各库及税务衙门书吏，当役满告退之后，其接充者，非其子侄，即其亲戚。如银库书吏，大半皆系史姓，崇文门税务书吏，大半皆系张、王等姓，盘踞把持，已可概见。”京师官署所用书吏中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关系，户部银库的吏职多为史姓占据，崇文门税关的吏职则多由张、王等姓把持，直到几十年后的光绪朝，户部银库最有名的书吏仍为史姓，如史恩涛。不仅中央官署如此，地方衙门也有依靠血缘关系承袭吏胥职位之事。道光十二年（1832），在浙江绍兴府，已革库书潘鸣皋在被处徒刑遇赦后，仍有能量“令亲戚子侄辈王耀如等三四十人，充当各房书吏及各班头役、杂役”，因为绍兴府的差役、幕友、绅士，皆为其羽翼，当他庞大的家族人员供职衙门后，每遇公事，潘鸣皋仍能“入署关说”，索贿于人。另一库书徐燮堂，在自己被革后，也是令妻弟任炳南出名充当库书，他则“在身后主持”。此二库书终因他案东窗事发，在道光皇帝的干预下，他们的子侄亲戚如库书王耀如、粮书潘治平、潘召棠、户书徐廷椿等人，都一并斥革，徐廷举、徐载扬则被退回，永远不许更名复充。潘、徐二人也被发边充军。同治朝官至四川按察使的方溶颐批评说：“至于吏役，则京师及各行省，无不父以传子，子以传孙，一若官俾之世其业者。”嘉道时期思想家包世臣认为，唐宋以来，“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遍及天下”，指出了吏胥任用制度上的欠缺。其它文献也多有“（书吏）每有父子姻亲，盘踞年久者”，“夫衙役有额设者也，江南则千百成群，各有顶首，占踞衙门，吞噬百姓，一役而父子兄弟传为世守”，“吏则祖孙父子相传，几视为一成而不可易”，“（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等类似记载，均能说明清代吏胥承袭中的血缘关系，表明官府的管理并不到位。嘉庆时期河北天理教起义的首领林清曾任书吏，其职即为承袭其父而来，其父隶籍顺天府大兴县黄村宋家庄，任顺天府南路厅黄村巡检司书吏，父死之后，林清一度继任黄村书吏。
有时候吏胥未能世袭其职，便出租该职位，即以“缺主”的形式继续把持其职，向顶职者收取“缺底钱”，或称“顶首银”。如林清的父亲死后，曾将黄村巡检司衙门书吏之缺顶与他人，顶缺者每年给林清的母亲京钱五千文，后因其不肯给钱，林母便向南路厅控告，终将书吏缺底归还，由林清接充。这种现象皇帝早已知道，雍正就在上谕中说：“书办尚有更换，缺主总无改移，子孙相承，竟成世业。”嘉庆皇帝也说：“书吏役满，继充之人出钱顶补，名日缺底，竟有盈千累万者。”在坚守自己的私利方面，吏胥可谓不遗余力，而朝廷竞也屡禁不止。
吏胥之间还通过联姻，密切其群体关系网络。例如，州县吏胥与督抚司道吏胥之间，沟通固结，“姻娅而往来”。又如光绪朝御史陈恒庆曾记京城范、陆两书吏联姻之事，两书吏各以80抬聘礼和嫁妆示众，不料因铺张炫富，招致一对新人日后被贼人打劫。
清代在官员任用上有血缘回避制度，凡有嫡亲祖孙、父子、伯叔、兄弟之关系者，不得同时在同一衙署供职，官阶低者需回避，以防范官员，而在吏胥的任用中却存在着严重的血缘裙带现象⑩，这种血亲之间的顶替，破坏了公开招募吏胥的录用原则，与朝廷为防止吏胥盘踞衙门而令其五年退役的精神是相违背的。吏胥的这种有意行为，是出于长期盘踞衙门、借以谋利的需要，也是对五年退役规定的变相否定。显然，朝廷对吏胥承充年限的规定有其不合理性，所谓吏胥服役五年必须退役，且不得再次充役的制度设计，是沿袭“服役”的思路而来，实则胥吏也是公职人员，其中书吏更是有专业技能的行政人员，朝廷为了避免吏胥长期服务于官府所带来的营私舞弊、操纵政务，便采取缩短其服务年限的办法，而官府对熟练的专业人员不可一日或缺，官员对重役现象、“缺主”现象并不真的追究。事实上由于制度设计未尽合理，吏胥自然就有了应对之策，出现了吏胥重役、长期服役以及子弟承袭的局面。当然，无论如何这种血亲之间的顶职行为都是官场毒瘤，它既制约了吏胥群体素质的提高，也破坏了吏职任用中的公平性，使吏胥的选用变成了裸的“权力继承”，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后果。
二、吏胥之地缘关系
地缘是因出生、成长于同一地域而结成的一种人际关系，地缘、职缘都是类血缘的组织形式。社会学家费孝通认为，地缘关系是血缘关系的投影，“地域上的靠近可以说是血缘上亲疏的一种反映，区位是社会化了的空间”。在明代中晚期的官场中，吏胥因血缘和地缘结成的关系网络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京师大小衙门中，其吏胥多为浙东绍兴人。据万历时期地理学家王士性言：“绍兴、金华二郡，人多壮游在外……其儇巧敏捷者，入都为胥办，自九卿至闲曹细局，无非越人。”“越”指绍兴一府八县。万历朝举人沈德符说：“（京官）一入衙门，则前后左右皆绍兴人，坐堂皇者如傀儡在牵丝之手，提东则东，提西则西。”万历四十年，吏部文选司主事董应举上疏条陈铨政九事，其中多款事涉吏胥，他说：“吏部当该书办，独浙人为之，或仍本贯，或冒北籍，俱以农民私相引授，胶固盘结，牢不可破。于是本部堂二月有条禁冒籍吏役之疏，欲令四司当该，皆拣两考实历，不许私引，已得旨矣。而是月即有稽勋司侍亲科当该吴应祥私引扬王庭、验封司实拨科革出当该徐继仕私引潘鹤龄。”其时，吏部的当值书吏都是浙江人，他们为延续地域小集团的利益，便在同乡间私自袭替，暗中接受了并不合乎条件的继任者的顶首银两，这类事情竟是“牢不可破”，可知浙江籍吏胥在京城衙门经营已久，已形成地缘优势。在中央各衙门中，尤其是户部多吴越之人，天启时期广西布政使谢肇涮说“今户部十三司胥算，皆吴越人也”，此前沈德符也说到“户部胥吏，尽浙东巨奸”，这应与吴越地少人多、精于计算、师徒相传等因素有关。据清朝乾嘉时人昭裢的看法，此事与明代万历时期的大学士朱赓有关，在朱赓执政时，“各部署书吏，尽用绍兴人，事由执政，莫不由彼滥觞，以至于今，未能已也”。朱赓是绍兴府山阴县人，昭槤认为，在朱赓主政的万历中期，京师官署多用绍兴书吏，此习俗遂沿袭至清代。《民国萧山县志稿》也记载，万历时期绍兴人多奔走京师，他们“图为幕宾，为掾房，为仓场，为库务、巡、驿、尉、簿之属，岁以千计”，可见绍兴人乐于迁徙，到京师谋生者众多，其就职范围颇广。
明代中晚期的京师衙门除多用绍兴人为吏胥外，也有同一官署的书吏被某省同乡垄断的情形。对此，嘉靖朝吏部尚书许譛批评说：“人之常情，孰不庇其乡里，孰不庇其亲戚。党与多则弊端滋，耳目广则关节易。若使一司之吏，尽用一省之人，或六七人，或十余人，自然有坏事体。”在中央各衙门书吏任用中，旧吏将缺位卖与同乡、亲属，以致一个部门中全用一省之书吏，乡党之间自然更便于联络感情，相互庇佑。由此也可知，并非只有绍兴籍书吏盘踞衙门的情况。
至清代，京师衙门吏胥多为绍兴人的情形并无大的改观。顺治初年，当朝廷派往各地榷关的差官一出，必定要招募数十名书吏，结果是“绍兴棍徒，谋充书吏，争竞钻营”。在乾隆朝京师的工部衙门，“部中书办籍隶绍兴者多”。乾隆四十三年，刑部挖改城票骗银案的涉案书吏冯士杰，也是“籍隶浙江绍兴”。光绪间因索贿被长官革究、反过来却请御史将其长官劾倒的户部银库书吏史恩涛，亦绍兴人。据记载，史恩涛任户部经承六年，家赀数十万，其房屋连亘，院落数层，日有伶人为其烧烟，饮致，烹饪豆腐用鸭汤煨入味后，再以金华火腿屑作寿字，饮酒则用陈年绍兴酒，可见其生活奢华，且饮食习惯保持着浙绍之风。嘉道时期思想家包世臣也说，曾有中央部臣提出，六部经承，“皆绍兴客户，盘踞为奸”，招权太重，建议将他们都驱赶回籍。清代中晚期有一首竹枝词言：“部办班分未人流，绍兴善为一身谋。得钱卖缺居奇货，门下还将贴写收。”说到京师六部绍兴书吏善于谋划，生财有道，还在家里请有贴写相助。这些都一如咸丰朝有经济之才的官员金安清所说：“向年六部胥人皆绍兴籍，自明即然。”近代名士、山阴人李慈铭也说：“吏皆四方游民无籍者充之，而吾越人更多。”近代学者夏仁虎在记清末北京风俗时写道：“都中土著，在士族工商而外有数种人皆食于官者，日书吏，世世相袭，以长子孙。其原贯以浙绍为多，率拥厚资，起居甚侈。夏必凉棚，院必列磁缸以养文鱼，排巨盆以栽石榴。无子弟读书，亦必延一西席，以示阔绰。讥者为之联云：‘天棚鱼缸石榴树，先生肥狗胖丫头。，其习然也。”其中论及书吏中绍兴人居多，他们“世世相袭”，因此，相对其它地域的人而言，浙绍人更具习吏的地域优势。
与京城衙门多绍兴籍吏胥、幕宾的情形相一致，清代京畿附近寄居着一批绍兴人。如林清的父亲林先就是由绍兴迁来顺天府大兴县黄村宋家庄定居，充任黄村巡检司书吏，其父死后，林清继任黄村书吏，后转赴江南丹阳县衙充任长随。户部银库吏史恩涛也是绍兴人，其索贿一事案发后，他“惟恐递解回籍，则都中狡窟不能守，因冒籍涿州”，这样当他禁羁一年释放之后，仍能往来京城和涿州之间，“豪富自如”。雍正二年浙江巡抚黄叔琳在上奏中说到京师“各部书吏绍兴人冒籍顺天等处”，说明顺天府所属县聚集着很多绍兴人。雍正年间，世宗痛恨幕宾、讼棍为害朝政，将京城的师爷赶至顺天府涿州县，该县城外遂形成大绍村、小绍村，寄居着大量绍兴人，在这个绍兴人寄居之地，应该也会吸引到京城吏胥往来或居住于此。
绍兴人同乡意识浓厚，绍兴籍吏胥既来自同一地域，就会有同乡间的活动，用以联络感情，相互帮扶。清代辽宁朝阳县的绍兴书吏和幕友，就在其任职的朝阳县捐资修建了绍兴庙，他们“系清初浙绍人随县尹”而来。每到农历七月十五中元日，朝阳县的绍兴人都要举办盂兰会，焚香致奠，敬礼神明。这也是远在异乡的绍兴人交流情感、寻求精神慰藉的一种方式。
吏胥既多绍兴人，又子弟相承，呈现出血缘和地缘因素交织在一起的职业特点。有了这种血缘和地缘紧密连接的纽带关系，吏胥可以相互援手，互通声气，同进同退，在官府构成一种政治性力量。当然，这只是吏胥关系网中的一部分，更重要的组织形式还是业缘共同体。
三、吏胥之业缘关系
业缘是指因从事同一职业而建立的一种人际关系，它是血缘意识和地缘意识的泛化，吏胥通过职业活动也建立起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清代各级衙门中，吏胥人数众多，所办事务类似，有共同的利害存在，而且上下级衙门之间有垂直的行政联系，在频繁的公务往来中容易产生私交。以清初上海县衙门的书吏姚廷遴为例，康熙四年（1665）大年初六，松江知府的差役来县署要该县应差图分册等，知县便命工房吏姚廷遴接待府差，并与他商议对策。康熙三年，姚廷遴到苏州了解杉炭价格，事情结束后，特意借道松江，拜访了松江府工房吏周奕甫。姚廷遴常与抚院、道、府、镇江将军、海防厅及华亭、娄县等衙门的差友一起办理公事，然后相互宴请。一次，姚廷遴去松江府城办差，得知江苏巡抚衙门的差役正坐镇督办该事，他希望能顺利办成此事，于是请知府衙门的差友帮忙周旋，费银几两仍无效，海防厅差友继贤又出面在家中宴客，“为我即请府房包玉衡、周奕甫相商。其家内亦体面，是夜设酒三席，十大十小，列东、西、南而坐，总是为我，约费他三两有余，亦见多情”。由于上下级衙门吏胥之间多有公务上的联系，自然就使各级吏胥之间由工作关系而演变成私人交谊，有些吏胥也会尽量将上下级同行变为自己社会关系的一部分，这样遇事时能相互支援。
除了公务往来及由此而生的人情往来外，吏胥为了共同的利益，也需要呼朋引类，互通声气，上下沟通。光绪二十七年上谕云：“惟闻各省院司书吏，亦多与部吏沟通，其各府州县衙门书吏又往往沟通省吏”，鲁一同也说：“州县之吏，与督抚司道之吏，其势必相为首尾，交通固结，姻娅而往来”，所以才有一种奇特的现象出现，即“吏胥之有罪者，县发觉之则入于府，府发觉之则入于道，道发觉之则入于院，至于院而人不敢复问向之所为，府者县者转而与之抗礼，道者降而接之以温颜”，甚至“在外省罪迹已著，则潜入京师”，因为衙门越尊贵，越容易隐藏巨奸。当他们结成一张错综复杂的关系网时，各种受财鬻狱的事情就轻易无人敢发，无人能发了。以咸丰年间杭州城内的禁赌为例，有“段青天”之称的浙江按察使段光清亲自驱逐了桥头街边的小赌局，但是大的仍然存在，原因是县府差役及营署员弁都接受了馈赠，官府便听之任之。这位按察使早已知情，遂带数差往拿。赌局得知，颇觉讶异：“谁来拿赌？”想到官府都拿过他的规费，局家仍不以为意。按察使却是认真办事，原来赌局是布政司衙门的书吏和县衙门的差役二人合伙开办。当按察使将二人带回臬署时，街上的人不免发笑，因为近年来还没有听说官府在杭州城中禁过赌的。当晚，按察使命署中值日头役暂将二人看管在家，不料夜间亲自到该头役家来打探者，灯火络绎，可见两名书差气焰夺人，关系网强大。
体制实际赋予了吏胥以行政权力，于是上司衙门的吏胥也就可以压制下级衙门的长官及吏胥。道光朝留意实学的举人鲁一同说：“以今言之，州县之吏病民而止尔，司道之吏能病官，督抚之吏病大吏”，鉴于上级衙门的吏胥逐层欺压盘剥下级官民，他建议从改革现有行政架构入手，先裁去道和按察使司，再将督抚之权交与布政使，而布政使不得越过知府与州县相通，要加强知府及州县的权力。“故裁道与按察而减督抚之权者，非徒省官而少事也，所以掘发豪胥横吏之巢穴，使州县之吏惝然失其所恃，而后可以独断而有为。”一旦减轻上宪之权，则所依附之吏胥之权亦减，从而州县官的职权得以伸展。显然，这样的改革并不符合朝廷在地方管理中广置机构以相互监督、制约，不致一方崛起的设官原则，在决策者的眼中，行政机构设置的安全可靠远比其行政效率重要得多。
为了加强吏胥群体内部的凝聚力，增强个人对群体的认同意识，吏胥普遍开展同行之间的活动，并有共同遵奉的行业神。早在宋代，京城各官署的吏胥就有这种职业认同意识，他们以传说中汉字的创造者苍颉为祖师爷，每至秋天，必凑钱演剧酬神。据南宋高宗朝户部尚书叶梦得言：“京师百司胥吏，每至秋，必醵钱为赛神会，往往因剧饮终日。苏子美进奏院会，正坐此。余尝问其何神？日苍王。盖以苍颉造字，故胥吏祖之，固可笑矣。官局正门里，皆于中间用小木龛供佛，日不动尊佛，虽禁中诸司皆然。其意亦本吏畏罢斥，以为祸福甚验，事之极恭。”京师各衙门吏胥既以仓颉为祖师爷，又在衙署正门内，摆上小木龛，供奉“不动尊佛”，希望能长久服役，其职业如不动尊佛一样难以撼动。由于吏胥中不少人掌管簿书案牍，故奉仓颉为行业神。在中国古代，百工技艺都有自己的崇奉偶像，如伶人尊唐玄宗，木匠祀鲁班，酒家奉葛仙，茶业供陆羽。在清代，吏胥则以汉相萧何、曹参为行业神。乾隆朝大学士纪昀言：“胥吏祀萧何、曹参”，因萧何、曹参都曾任秦朝沛县狱吏，故后代吏胥以此二人为祖师爷。乾隆朝文学家李绿园在《歧路灯》第五回中，记河南布政司衙门上号房钱书办家中“正面桌上伏侍着萧、曹泥塑小像儿，满屋里都是旧文移、旧纸结糊的”，该书办家中供奉的正是萧、曹塑像。吏胥还定期举行活动。如每年农历二月二日，湖北长阳县“书役作会”，地点就在衙署内，为期三天。在河南封丘，“吏胥有萧曹会”。咸丰五年（1855），陕西洵阳县署九房吏胥捐资建成三贤祠，“三贤”即萧何、曹参和张良。从所立“九房公议成规碑”看，每年四月二日为办会日期，九房分成三家，每三房为一个承办单位，轮流办会。所需花费每千文钱中，户房认200文，仓、架房各认150文，刑、礼、承房各认100文，吏、兵、工房各认66文。招募习书要交纳入会钱。经常在衙门办公并曾捐资修祠的书吏，其子弟如读书有成，会内将给与公帮钱八千文。“成规碑”还规定，各房招募习书，每人要交人会钱16000文，认师钱3200文，给庙夫钱800文，吏房规成钱4800文，并在庙内置酒三席，通请各房先觉。在隆重的祭拜仪式以及办会、入会的过程中，能使人际关系融洽，提升自尊心，增强归属意识和安全感，并能起到规范书吏的作用。
吏胥还经常聚集在各衙门附近的酒肆茶楼和戏园游馆，很多违法之事往往在此交易。道光朝官至陕西巡抚的陶廷杰说：“臣闻（京城）酒肆茶房，戏园游馆，无日不有书吏充斥其间。或逢人撞骗，或借生事端，或密札交通，或得钱舞弊。”四川也是如此，当民众在茶坊酒肆讲论买卖地亩之事时，“差役必从中百计纵恿”，进而得利。有鉴于此，官绅们反对吏胥集聚在一起。晚清学者谭献即言：“禁止官寺前后茶社酒家，比屋张设。若辈群聚，非罗织小民，即窥伺官长。少一群聚之地，省事必多。”但是，由于“若辈羽党众，窟穴深固”，他们因职业而形成的各种关系网非一日可以打破。
由于行业内部利益的共通性，因此，吏胥不但多有群体违法的事件发生，还有集体罢工的情形出现。雍正初年，广东潮阳县衙役不满新任知县的管束，竞集体罢工，“登东山石洞，二三百人蜂聚弗返”，知县魏某只得请豪绅出面，好言劝回众衙役。雍正六年，在保定府容城县，因知县李钟俾惩役过严，也发生过吏胥挟官罢工事件，“六房书吏及三班衙役俱各散去”，雍正帝得知后批评其藐视法律，应予严究，还说“昨者山东亦有类斯一事”。显然吏胥是以共同进退的方式来要挟官府，而且往往能达到目的。
吏胥之间不仅仅是同行伙伴，也是竞争关系，加之吏胥更重利益，故而也存在着彼此相争的一面。“胥吏惟利是视，同侪喜相排挤，鲜能敦朋友之谊，不避患难，挺身相救者”，可见其业缘关系的复杂和多样性。
吏胥在职业互动的过程中，也会因共同的兴趣爱好而走到一起，这也可视为趣缘关系。光绪十四、五年间，京师有一个由票友组成的戏班颇为有名，创办人是理藩院书吏韩季辰，人戏称“韩票”。其班中人才很多，最负盛名的是陈子芳和魏曜亭，陈唱旦角，是兵部书吏，魏唱花旦，也是某部书吏。韩季辰自饰小生，演技尚可。他们排演过很多新戏，如西湖生、德正坊、福寿镜本戏等。据《道咸以来朝野杂记》记：“凡堂会、团拜诸举，无韩票反为减色。只不在戏馆出演，每逢堂会，谭鑫培、孙菊仙时加入串演（此皆本家所约，非韩票所能致）。张文达（之万）当国时，最喜听韩票，因之各大员及各名流多附和之。若寿子年（耆）、准仲莱（良，彼时皆为编修）、宝湘石、那琴轩（桐，彼时皆为户部司官），各家每逢生日或喜庆事，无不以演此为荣，因之哄动九城矣。”清代规定，京官禁止入戏园酒馆，但是在每年元旦团拜时，可在衙署或会馆延请戏班演剧，即唱堂会，此时团拜者就请来书吏韩季辰的戏班。此外，翰林院编修寿耆、准良，户部司官宝棻、那桐，其家中有生日或喜庆之事时，也以请该班演剧为荣。该戏班属玩票性质，其创办者和主角都是部院书吏。他们在职业相同的基础上，又找到了相同的爱好，建立了自己的戏班，以此作为交流情感、编织人脉关系的一种助力。
四、结
语
清代吏胥以血缘、地缘、业缘乃至趣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了相对独立的社会与政治利益集团。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署中，吏胥多为父子兄弟相承袭，他们不但久于其职，世守其业，而且即便离役，也能把持“缺底”，以“缺主”的形式继续操纵用人，最终使吏胥的选用变成裸的“权力继承”。这种血亲之间的顶职行为，破坏了吏职任用的公平性，阻碍了吏胥群体素质的提高，成为吏胥任职制中的一个毒瘤。吏胥的任用还体现出地缘性特点，在京师衙门，浙江籍尤其是绍兴人充斥于吏胥职位中，他们更具地域优势，以致盘踞衙门，结成牢不可破的“绍兴人脉”关系。吏胥也有着较为广泛的业缘关系网络，某些吏胥在州县作奸犯科案发后，能转入府城衙门继续为吏，在知府衙门事发则转入道员衙门，在道员衙门事发则进入督抚衙门，直至潜入京城，上下级衙门的吏胥之间往往相互庇护。吏胥有共同的行业神崇拜，有入会、办会的仪式以及建祠立碑的行为，借助这类血缘、地缘和业缘纽带的助力，他们可以在官场互通声气，相互援手，同进同退，结揽把持。对利益的追求是他们结成政治联盟最为重要的出发点。当然，在官员队伍中也有同年、同乡、师生等关系纽带，官员也有各自的利益集团，但它显然与吏胥的情形有所不同，朝廷对官员的管理也更为严格，其制度设计更为周密，官员任职必须回避本籍和亲属，虽然也有结党营私者，毕竟难以在血缘和地缘方面形成突破口。
鉴于吏胥讲究乡党戚谊，其袭替往往在血亲间进行，有自己的利益共同体，故而朝廷上下有“无封建之国，有封建之吏”、“绅无世家，官无世职，而胥吏承袭遍及天下”的巨大忧虑，各种官私文献中频繁出现对吏胥群体的激烈批评意见，官府也屡加禁革，却并无成效。
【关键词】 胡适 医籍版本 《体用十章》
近期在整理我院图书馆古籍图书时，不时会有一些令人惊喜的意外发现。前两天在书堆中竟见到一本书皮有胡适亲笔题跋的《体用十章》，弥足珍贵，不敢私享，简介于下，以供大家鉴赏、 参考 。
版本剖析
文字内容 《体用十章》四卷，英国哈士烈撰，美国嘉约翰、沈阳孔庆高同译，清光绪十年(1884年)羊城博济医局木刻本。嘉约翰等先译《体质穷源》一书，因其只言人体(解剖学)，未及体之功用，因此兹编兼言体用，分为十章，故名《体用十章》。首论全体功用，其次论血脉运行，再次论血液，四论呼吸，五论血脉消长之源，六论消化之功用，七论运动，八论知觉与智府，九论眼官司视，十论脑部，合为四卷。刘时觉先生认为：“旧译生理学书应以此本为最详，书中所用名词悉本柯为良之《全体阐微》云。”［1］
《体用十章》我馆现有三套，均为光绪十年刻本，三套书均有相同的封皮，注明“光绪十年新镌”，且三套书第十七、十八、二十一页均有相同的板裂缝。其中两套为一函两册，主要内容相同，都是四卷十章。胡适题跋本却为一函四册。再经仔细对比方知还有以下不同，更可见胡适题跋本的珍贵之处。
与另两套相比，胡适题跋本的内容比较全面。书首封皮之后附有“jos.c.thomson,m.d.”的 英文 原序(见后文)，这为作者考证提供了依据；正文之后还有全书涉及到的身体各部名词的中英文对照索引表，既可以让大家了解原文的确切意思，又可了解当时用中医名词、中医方式、 方法 翻译西医学古朴典雅的风格；索引表后是羊城博济医局当时翻译的十五种西医学著作目录，每种书均标明价目及内容提要。这三处在另外两套书中是没有的。
外观形态 胡适题跋本硬纸蓝布书套，一函四册，第一册题有书名和卷次的题笺脱落。书名页正中题有书名“体用十章”，右上是出版时间“光绪十年新镌”，左下刊刻出版单位“羊城博济医局藏板”(见图1)。原板框11.5cm×15.5cm，四边双栏。半页十行二十四字。书眉天头处空隙较大，于每段开首相对应的地方，均有一单边方框，内总括该段内容，便于读者阅读掌握。地脚仅有天头的二分之一宽(见图2)。版心上为“体用十章”书名，单黑鱼尾，之下是卷次、章节及章节名称、页码，白口。与另外两套书相比，胡适题跋本墨色鲜亮，字迹清楚；另两套墨色较暗淡，部分字迹已经漫漶。
文物价值 胡适题跋本刻于光绪十年，年代不算久远，但其流传稀少，《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 中国 医籍大辞典》均未见收录(或许因为其属西医学书籍)，《贩书偶记》等笔者经眼的目录学著作亦均未见收录， 目前 仅见于刘时觉先生编注的《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1］。另外此书书皮有胡适先生亲笔题跋，及其藏书印章，竖形朱文篆字“胡适珍藏”(见图3)，第一章开首也有此章；另在封面、英文序言页、例言页均有方形朱文隶书印章“胡适的书”。
历代学者或藏书家，在他得到自己喜爱的书籍时，往往加以考证；对版刻源流和个人 研究 所得，常在卷首或卷尾或前后扉叶上书写题跋、批语，叙述其内容正误、版刻 时代 、流传情况、收藏源流及个人得书经过等等。学者或藏家于题识之外，还常钤盖自家图章印记，世称“藏章”。根据《全国古籍善本书总目收录标准和范围》说明规定的第七条：“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抄本”均为善本。胡适(1891～1962年)，原名胡洪（马辛）、嗣糜、字希疆，是近代著名学者，学识渊博，在文学、 哲学 、史学、考据学、 教育 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很大的建树。胡适先生此题跋既说明了得书之经过，又对作者进行了考证，因其题跋之书仅收于我馆，未曾流传，故时至今日，《体用十章》仍未和它的真正作者赫胥黎相联系。
作者考述
原书例言第一条即言：“是书乃泰西哈士烈先生所作，哈士烈西国智士也，所辑之书不一，而于是卷尤见其聪明独擅迥异寻常。”因此刘时觉先生编著的2005年3月第1版的《四库及续修四库医书总目》也注明是“英国哈士烈撰”［1］。泰西，是指极西的地方，旧时用以称西方国家，一般指欧美各国。［2］
胡适先生题跋曰：“在厂甸见此书，即疑是huxley's physiology,买回之后，今日始见j.c.thomson的序，始知哈士烈果然是赫胥黎也。廿，三，廿一，胡适”(厂甸，地名。在北京市和平门外，即琉璃厂，为出售书籍、字画、古玩、文具等商店聚集处)。现将原书 英文 序言抄录如下，以供大家 参考 ： 也就是说胡适先生根据本书的原序认为此书的作者是英国著名学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胡适是20世纪 中国 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早年深受赫胥黎《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等观点的 影响 ，认为中华民族要奋发图强，才可以免遭亡国灭种的厄运，因此改名胡适，字适之。另外他自己也说：“我的思想受两个人的影响最大：一个是赫胥黎,一个是杜威先生；赫胥黎教我怎样怀疑,教我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证据的东西；杜威先生教我怎样思想，教我处处顾到当前的 问题 ,教我把一切学说理想都看作待证的假设，教我处处顾到思想的结果；这两个人使我明了 科学 方法 的性质与功用。”［3］笔者根据英文原序及胡适先生对赫胥黎的重视程度，认为本书的作者“哈士烈”也就是“赫胥黎”先生。
既然公认的“huxley”应译为“赫胥黎”，为什么还会有“哈士烈”之误呢?笔者认为可能有以下原因：首先将“huxley”译为“赫胥黎”的是严复，《天演论》在当时流传极广，影响巨大，严复在修改《天演论》手稿过程中曾把书名译为《赫胥黎治功天演论》，赫胥黎之名也随之响彻全国。《天演论》是赫胥黎1893年为牛津大学讲座写的讲演稿，1894年赫胥黎再为之作导言，严复在《天演论》手稿之自序原题序后注有日期:光绪丙申重九［4］，也就是1896年。而《体用十章》一书刊刻于“光绪十年(1884年)”，明显早于“赫胥黎《天演论》”的成书、翻译及在我国的流传年代，因此早年学者将其译为“哈士烈”也就不足为怪了。另外笔者查阅了《不列颠百科全书》［5］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主要著作，虽未列《体用十章》，但有1866年所著《基础生 理学 教程》，因条件所限未睹其书。仔细研读《体用十章》的序言，颇疑《体用十章》即此书的早期译本或节译本。再仔细读、听“哈士烈”与“赫胥黎”的发音，也极其相似，而其英文写法又相同，似乎可以肯定地说《体用十章》的作者就是英国著名学者、《天演论》的作者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
【参考 文献 】
关键词:中国古代戏曲;元代;历史剧;君臣观念;戏曲艺术
中图分类号:J80-02文献标识码:A
在元代历史题材剧的伦理观中,五伦中的重要一伦――君臣关系仍然是他们关注的对象。元代特殊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时代氛围,使元人尤其是沦落于社会底层的元杂剧作家的价值指标体系发生了变化,对现存政治的不认同,对汉族政权的缅怀,使他们不可能盲目地用宋学所谓的臣绝对服从君的“天理”之说来支配自己对元蒙统治者的伦理关系,而是对所忠于的“君主”有所选择,因此,轴心时代以君主自身道德为依据的、臣子并不只单方面对君主尽义务的双向君臣观,必然自然地凸显出来。大致说,元代历史题材剧也讲忠君,但是双向的,不是宋明之后的“君要臣死臣不敢不死”的愚忠,而与《左传》、《国语》、《史记》在君臣关系上的态度相似。最有代表性的是搬演伍子胥杂剧《说专诸伍员吹箫》、《楚昭公疏者下船》,此外还有《汉高祖濯足气英布》等等,都表现了一种近乎今天所说的民主意识。
一、赞赏、歌颂对无道君主复仇行为
《说专诸伍员吹箫》(简称《伍员吹箫》)①,取材于《史记•伍子胥列传》的前半部分而稍有改变。《伍员吹箫》,现存《元曲选》本,剧作写伍子胥为楚国三保大将军、樊城太守,曾在临潼斗宝,“文欺百里奚,武胜秦姬辇,拳打蒯聩,脚踢卞庄,保十七国公子无事回还②”。本来他忠心耿耿为楚国,“曾西除东荡,把功劳立下几”,一心要“生博的标名画阁”为此“常只是舍命沙场”;做了樊城太守后,他“兴学校、劝农桑、清案牍、恤流亡、宽税敛、聚粮”,所做的这些也不是“好出众人先”,主要是“则待要佐君王稳坐在诸侯上,长享着万邦玉帛,永保着千里金汤③”。可是没想到祸从天降,楚平王听信奸臣费无忌谗言,杀死了他的父亲伍奢和兄伍尚,并且又骗他回朝,要将他家一网打尽。他得知父兄等一家三百口尽被诛杀后,气得昏死过去,发誓报仇说:“自古道:父母之仇,不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我和你更待干罢!④”他将前来赚他回朝的费无忌之子费得雄打跑,历尽艰险,辗转逃到吴国,靠吹箫混饭吃,一过就是十八年。后来得到专诸,向吴国借精兵十万,杀入楚都郢城,活捉费无忌,掘开楚平王坟墓,抽尸三百钢鞭,报了父兄之仇。剧作站在伍子胥立场上,抨击了费无忌的奸佞、楚平王的昏愦,歌颂了伍子胥的发愤报仇,用为掩护伍子胥逃亡而浣纱女投水、闾丘亮自刎,显示伍子胥的正义和人心所向;认为“(楚)平公太不仁,专听谗佞害忠臣⑤”,因此掘墓鞭尸是楚平王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剧作的最后借吴王之口,对全剧做了总结:“一行人都跪下者,听寡人的命。词云:楚平公听信费无忌,任忠良一日全家毙。伍子胥单骑走樊城,携芈胜千里投吴地。在中途遇着两贤人,赴江心誓死无迥避。丹阳市生计托吹箫,说专诸共吐虹霓气。借军兵破楚凯歌回,杀奸臣亲把冤魂祭。……报恩仇从此快平生,堪留作千古英雄记。⑥”称伍子胥破楚复仇乃至鞭尸楚平王都是英雄行为,对伍子胥的歌颂可谓不遗余力。这种君臣观念,显然与宋明理学所传扬的大相径庭,而与轴心时代史官文化一脉相承。
另外,元杂剧《楚昭公疏者下船》(简称《疏者下船》)也表现了相似思想。剧作写吴国伐越得三支宝剑藏于内府,忽失其一,飞入楚国,楚国不肯奉还,故而起了干戈。吴国派孙武为军师,伍子胥为元帅,领兵四十万,与楚国交战,伍子胥则趁此机报楚杀父兄之仇。剧作侧重写吴国兵入楚国,势如破竹,不可阻挡,楚昭王弟兄妻子四人逃难渡水时,风急浪大,船难承载,楚昭王依照血缘亲疏,让疏者下船,以保证船的安全,楚昭王夫人儿子先后下水,楚昭王最终得以免于祸难。后来楚昭王夫人儿子均被神灵救起,一家团圆。剧作极力描写了伍子胥对楚作战的英勇,肯定了伍子胥的复仇行为,如《元曲选》本第四折[双调•新水令]唱词说:“包胥烈气子胥知,听的道借军来他可便引兵先退。那借兵的如从天上下,那收兵的那里也凯歌回。这两个谁是谁非,真乃是忠孝各完备。”(其中“谁是谁非”,脉望馆本作“名姓天知”),称赞申包胥借兵救楚是完备的“忠”,伍子胥报父兄之仇攻打楚国是完备的“孝”。楚昭公说:“伍员无敌,入楚地鞭尸尚恨迟;包胥有智,借秦兵复国偏能疾。”申包胥说:“子胥若不想旧交之情,凭着他武艺,量小官到的那里?⑦”对伍子胥没有责备,更多的是赞美他的武艺和英勇无敌。
《疏者下船》还有元刊本,但由于缺少宾白,剧情不甚明了,从现存的曲词看,对伍子胥身为楚国人为报父兄之仇而杀回楚国,逼得楚国君四处逃难,虽然也有轻微的非议,如第三折[中吕•粉蝶儿]“一勇征夫,临潼会你为盟府,凭着一管笔三尺昆吾,你救了姬光,伏了秦帝,不合他无祥公主。子落雁沉鱼,乱了君臣,间别了子父。”[醉春风]“自从到如今,数,数!不曾见篡君王江山,弑君王性命,揭君王坟墓。⑧”但总的说,也是取理解态度,如第一折中“怕楚国难安,子胥质辨,直言谏。早被乱言间,谗臣谮,忠臣叛。”“屈斩了功臣血未干,天好还,梦中惊觉两三番。⑨”“听说了临潼会一番,那里取这般忠孝人,英雄汉,顿剑摇环。⑩”“将他那乾坤忠孝,盖世英雄,来报那杀父母冤仇。B11”“他每是有些父兄仇,可敢一日无常万事休,恨心不舍鞭尸首,抵三千个武王伐纣。B12”认为伍子胥是个忠孝之人,由于谗臣陷害不得已逃亡他国,如今报仇在情理之中,甚至将鞭尸楚平王之举等同于武王伐纣。即元人认为君臣关系是双向的,如果“君不君”,就可以“臣不臣”。
二、摘掉帝王神圣光环,否定愚忠
《气英布》也是取材于《史记》。写隋何劝降英布后,刘邦非但不出城迎接,反而在接见英布时洗脚。面对这种无礼,英布大怒:“分明见刘沛公濯双足,觑当阳君没半星。直气的咱不按不住雷霆,眼睁睁慢打回合,气扑扑重添呓挣。不由咱不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却不道‘见客如为客,轻人还自轻’。”“叵奈刘季那厮,濯足相见,明明觑得咱轻如粪土。这一来咱好差了也!令人,传下将令,即刻拔营而起,重回咱九江去来。B13”这是《元曲选》本的曲词,元刊本与此大同小异,但言辞更激烈些:“……泼刘三端的是、端的是负功臣。既刘沛公无君臣义分,……汉隋何咱有甚么相知面情?B14”“不争汉中王这一遍无行迳,单注着刘天下争十年不太平。心中焦,意下颖;气如虹,汗似倾。……刘家邦,至不宁。B15”“……您便是做下那肉麦山,也压不下我心头火,造下那酒食海,也洗不了我脸上羞。须有日报冤仇。B16”从道理上说,英布投降了刘邦,君臣关系就已经建立。但英布认为君臣之间要相互尊重,如果君主视臣子如草芥,任意侮辱臣子的人格,那么臣子也就不视其为君,就可以而且应该奋起反抗,以至于要让“君”的天下不太平,要“报冤仇”。从全篇流露的倾向看,作者对此是赞同的。这些都是明清历史剧不可能有的光辉思想。
此外,元刊本的写岳飞故事的《东窗事犯》(全名《地藏王证东窗事犯》)B17,与《赵氏孤儿》的元刊本一样,同样有明代之后所不可能出现的、颇似孟子的君臣观,没有明代之后的愚忠(全剧四折两楔子。《元曲选外编》本不如《全元戏曲》说白详尽。这里以《全元戏曲》为据)。作者在第一折用整整一折抒写岳飞对自己无辜遭迫害的愤怒。与明代之后的戏剧不同的是,这里作者让岳飞尽情地发泄了对皇帝的不满。他让岳飞指责皇帝忘恩负义:“您寻思试想,向杀场战场;您寻思试想,俺安邦定邦;您寻思试想,立朝纲纪纲”;“我与您夺旗扯鼓统儿郎,不能够列金钗十二行。交这个牧童村叟蠢芒郎,倒能够暮登天子堂”――皇帝您仔细想一想,没有我岳飞出生入死为你打天下,你这牧童村叟般愚蠢的人哪能当上皇帝?!他让岳飞后悔自己过去为国所建的战功:“我不合定存亡,列刀枪”,“我不合扶持的帝业兴,我不合保护的山河壮,我不合整顿的地老天荒”,“我不合降戚方劫寨施心量,我不合捉李成贼到中军帐,我不合破金国扶立的高宗旺”。他让岳飞后悔所忠非人:“我不合扶立一人为帝,交万民失望”――这里,岳飞已不是出于一己私利,而是站在国家百姓的高度,反思自己的行为了。剧中的岳飞指天问地:“今日和天也顺时光。则那逆天的天不交命亡,顺天的祸从天降!逆天的神灵不报,顺天的受灾殃!B18”颇有点《窦娥冤》中窦娥质询天地的气势。总之,这里的岳飞不是愚忠的,像这样直接把矛头指向皇帝的,明代之后就很少见了。
与元人的这种君臣关系上的双向性相适应,在元人眼中,皇帝并不那么高贵神圣,“驾”亲自出场的戏不少见,说几句揶揄、挖苦君主的话,出出君王的丑,都是有的,不像明清时期皇帝老子那样摸不得、说不得。如《气英布》,刘邦后来亲自接见了英布,并且亲自为他把盏斟酒,英布眼中的刘邦元刊本第三折[剔银灯]曲词是这样写的:“舌剌剌言十妄九,村棒棒的呼幺喝六。查沙着打死麒麟手,这的半合儿敢谩骂诸侯,就里则是个大村叟,龙椅上把身躯不收B19”。说刘邦好骂人,对诸侯都出口不逊,粗俗,是个大村叟,乡巴佬儿。颇有点儿睢景臣的[般涉调•哨遍]《高祖还乡》的韵味。而明代人整理过的《元曲选》本将这段曲词改成:“咱则道舌剌剌言十妄九,村棒棒呼幺喝六。查沙着打死麒麟手,这半合儿敢骂遍了诸侯。原来他骂的也则是乡间汉田下叟,须不共英雄辈做敌头。B20”换了不多的词语,就将原来对刘邦的揶揄、嘲笑变成了为刘邦开脱甚至赞赏。这种敏感的改动,恰恰提示了明人对元人君臣观的不满。
再如《元刊杂剧三十种》本《李太白贬夜郎》,写李白在朝中做翰林学士,因为揭了权臣的短而被贬,剧中有这样的唱词:“没遮罗李翰林,忒昏沉杨贵妃。见如今凤帏中搂抱着肥儿睡,更那里别寻个杜子美B21”,毫不遮掩地给皇帝戴上了一顶绿帽子,这在明代是忌讳的。另一部剧白朴的《唐明皇秋夜梧桐雨》也提到了安禄山与杨贵妃的暧昧关系。《元曲选》本明显地留下了删除的痕迹。如第一折杨贵妃说:“近日边庭送一蕃将来,名安禄山。此人狡黠,能奉承人意,又能胡旋舞,圣人赐与妾为义子,出入宫掖。不期我哥哥杨国忠看出破绽,奏准天子,封他为渔阳节度使,送上边庭。妾心中怀想,不能再见,好是烦恼人也。”对安禄山与杨贵妃的不正常关系说得十分隐讳,以至于叫人看了摸不着头脑。考察脉望馆抄校《古今杂剧》本、顾曲斋《古杂剧》本、陈氏继志斋刊《元明杂剧》本、孟称舜编《古今名剧合选》(《酹江集》)等四本在“不期”后面都有“此人乘我醉后私通,醒来不敢明言,日久情密”等句。两种版本对比,清楚显示了元明两朝君臣观上的差别。
总之,由于现今流传下来的元刊本杂剧很有限,不可能征引更多的材料说明。但仅上边几例,就足以说明,元人的君臣观,更接近于轴心时代。
三、忠孝关系中向孝倾斜
在“忠孝”关系上,元人更重视“孝”,二者发生矛盾时,“忠”服从于“孝”。君臣之义可以无,父子之情必须有。最能表现元人这种观念的除了上述的《伍员吹箫》、《疏者下船》中对伍子胥为报父兄之仇鞭打楚平王尸的行为予以肯定之外,《赵氏孤儿》、《小尉迟》等剧作都表现了这种思想。
《赵氏孤儿》现存完整版本有两种:《元曲选》本和《酹江集》本,两个本子的题目正名相同,剧本的曲词也基本一致,但后者科简略些。此外还有《元刊杂剧三十种》本。元刊本仅有曲词,没有科白;并且只有四折,写到赵孤要报仇为止,至于赵氏孤儿最后是否报了仇,不得而知B22。此外,元刊本的一些曲词与明刊本明显不同,这种不同显然是明刊本对元刊本修改的结果。虽然我们今天无法知道元刊本的全部情节,但现存的曲词足以让我们了解作者的某些思想。元明刊本两相比较,可以明显看出其中的差异。且看如下曲词:
A.元刊本第一折的一段唱词:
[仙吕•混江龙]晋灵公偏顺,朝廷重用这般人。忠正的市曹中斩首,谗佞的省府内安身。为主有功的当重刑,于民无益的受君恩。纵得教欺凌天子,恐吓诸侯,但违他的都诛尽。诛尽些朝中宰相,阃外将军B23。
明刊本将这段唱词改写为:
[仙吕•混江龙]不甫能风调雨顺,太平年宠用着这般人。忠孝的在市曹中斩首,奸佞的在帅府内安身。现如今全作威来全作福,还说甚半由君也半由臣!他、他、他把爪和牙布满在朝门,但违拗的早一个个诛夷尽。多咱是人间恶煞,可什么阃外将军B24。
B.元刊本楔子中赵朔的唱词:
[仙吕•赏花时]晋灵公江山合是休,屠岸贾贼臣权在手,挟天子令诸侯,把俺云阳中斩首,兀的是出气力下场头B25!
明刊本《元曲选》楔子中的同一支曲文则改成:
[仙吕•赏花时]枉了我报主的忠良一旦休,只他那蠹国的奸臣权在手。他平白地使机谋,将俺云阳市斩首,兀的是出气力的下场头26!
C.第四折赵孤长大后的几段唱词,元刊本:
[中吕•粉蝶儿]也不用本部下兵卒,天子有百灵咸助,待教我父亲道寡称孤。要江山,夺社稷,似怀中取物。吃紧亢金上銮舆,蝎蜇似把咱怯惧。
[醉春风]俺待反故主晋灵公,助新君屠岸贾。交平天冠、璧玉带、衮龙服,别换个主!主!问甚君圣臣贤,既然父慈子孝,管甚主忧臣辱B27。
明刊本改成:
[中吕•粉蝶儿]引着些本部下军卒,提起来杀人心半星不惧。每日家习演兵书。凭着我,快相持,能对垒,直使的诸邦降伏。俺父亲英勇谁如,我拼着个尽心儿扶助。
[醉春风]我则待扶明主晋灵公,助贤臣屠岸贾。凭着我能文善武万人敌,俺父亲将我来许、许,可不道马壮人强,父慈子孝,怕甚么主忧臣辱B28。
从以上例句可以看出:元刊本不仅把矛头指向奸臣屠岸贾,更指向了晋灵公,在元刊本中,晋灵公是个昏君。例句A直接指斥“晋灵公偏顺,朝廷重用这般人”,即元刊本认为屠岸贾之所以兴风作浪,是君主不正,所用非人的缘故。正因为此,所以例句B说“晋灵公江山合是休”――照晋灵公这么做,他江山应该完蛋了。
明刊本则将例句A的元刊本“晋灵公偏顺,朝廷重用这般人”改成“不甫能风调雨顺,太平年宠用着这般人”,去掉了对君主的直接指责。将例句B的元刊本“晋灵公江山合是休”改成“枉了我报主的忠良一旦休”,结果意思大变,由对君主的怨恨变成了一片忠诚。
例句c乃赵孤长大后所唱,此时他被屠岸贾收为养子,不知自己身世,元刊本中赵孤云:“俺待反故主晋灵公,助新君屠岸贾”,竟要夺取晋灵公江山,帮助他“父亲”屠岸贾“道寡称孤”!明刊本则改成“我则待扶明主晋灵公,助贤臣屠岸贾”,其结果,赵孤由对晋灵公的叛逆一下子变成了晋灵公的大忠臣。
明刊本对元刊本的改动绝不是任意为之,它说明了元明两代文学思想乃至伦理观中价值取向的差异。元刊本主要强调的是孝和义,明代主要强调的是对国君的忠。即在元明两代,轴心时代传下来的忠孝节义等虽仍是全社会尊奉的伦理观念,但在这个伦理观内部孰重孰轻是有相当大的区别的。具体而言,元与明都讲“父慈子孝”(见上述例C),但元代以孝为上,因为孝,儿子可以帮助父亲君主,取而代之。明以忠君为上,孝亲服从于忠君,哪怕君主再昏庸残暴或者无能。在明刊本《赵氏孤儿》中,忠孝是统一的,虽然晋灵公身上仍然残留有昏君影子――如第二折作者明白指出晋灵公的无道:“正遇着不道的灵公,偏贼子加恩宠,著贤人受困穷B29”,言外之意正是他的昏庸无道,才使屠岸贾这个奸臣能如此无法无天、肆无忌惮,这当是元本痕迹的遗留。总的说,从元明刊本比较可见,它还是竭力“为君讳”的。因为惟有如此,才能将忠君、孝亲统一起来。
① 臧晋叔《元曲选》(二),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647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648页。
④ 同上,第648页。
⑤ 《说专诸伍员吹箫》第四折,王季思《全元戏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665页。
⑥ 同上,第667页。
⑦ 臧晋叔《元曲选》(一),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290页。
⑧ 王季思《全元戏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4页。
⑨ 王季思《全元戏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8页。
⑩ 王季思《全元戏曲》(四),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19页。
B11 同上,第121页。
B12 同上。
B13 臧晋叔《元曲选》(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228页。
B14 王季思《全元戏曲》(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84页。
B15 同上,第785页。
B16 同上,第786页。
B17 隋树森《元曲选外编》(二),中华书局,1958年版,第405页。
B18 同上,第307-308页。
B19 同上,第788页。
B20 同B13,第1293页。
B21 王季思《全元戏曲》(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17页。
B22 元刊本最后的几曲是:“[耍孩儿]到明朝若把仇人遇,将反贼长街上当住,扯龙泉在手拽了衣服,撑动马熊腰将猿臂轻舒,扳翻玉勒金鞍马,摔下金花皂盖车。无轻恕,猛虎犹豫,不如峰虿之毒。[中吕•煞尾]欲报俺横亡的父母恩,托赖着圣明皇帝福。若是御林军肯把赵氏孤儿护,我与亢金上君王做的主。”就这两支曲子看,赵孤尚未报仇,只是心存报仇之想,并且希望得到君主的支持帮助。由此可见,元刊本中的赵氏孤儿最后是否报了仇,不得而知。而明刊本第五折写的是复仇并且成功。
B23 同B14,第635页。
B24 臧晋叔《元曲选》(四),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479页。
B25 同B14,第634-635页。
B26 同B24,第1477页。
B27 同B14,第643页。
B28 同B24,第1491页。
B29 同B24,第1483页。
Democratic Color in the Emperor-Minister-Relationship of
Yuan-dynasty Historical Plays
LIU Li-wen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The special social background and political atmosphere of the Yuan dynasty change the value system of the people, especially those Zaju opera writers who live at the lowest level of the society. They disagree with the existing politics and reminisce of the Han-nationality authorities; therefore, their ideas on the emperor-minister relationship return to Axial Age. The present article analyzes the emperor-minister relationship with certain democratic color in Yuan-dynasty historical plays in the three aspects of removing the sacred aura from the emperors, negating blind loyalty and preferring filial piety in the piety-loyalty relation.
浮生尽。宋凝
爱一个人这样容易，恨一个人也这样容易
宋凝宁愿编织华胥的梦境去找回遗失的爱
如果他真的爱上了柳萋萋，我应该祝福他们么？
柳萋萋横刀夺爱，后来居上…
偏偏他把爱忘了
那就让我帮你找回它
十三月。莺哥
你是不是觉得杀手都是没有心的？
坦白说，我爱这个故事，也爱莺哥
杯中雪。酒酒
你是打算和自己的亲姐姐喝了这杯合衾酒？
她骄傲一世，到头来却成了魅
她聪明一世，到头来却为了讨好"弟弟＂而不惜成为＂疯子＂
她孤独一世，到头来用华胥境看清事实
她是被骗的，她是孤独的，她何尝不想安安静静的做她的卿酒酒？何苦复仇到最后赔了自己？
一世安
想我面前的这个人，是我的夫君，我只想与他一世长安
…。尽在不言中
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少辛是个可怜人
她追求幸福没有错，错的只是她无穷尽的欲望
好在她是幸福的
好在她没有让白浅错过夜华
素素，浅浅
十里桃花开遍，父神居然为她留了两朵花
离镜的错过是因为逃避
玄女的结局是因为贪心
素锦，出来混，欠下的，总是要还的
紫川
帝林，比斯特林刚毅坚定，比紫川秀足智多谋，他冷静狡诈，残酷无情
我可以杀掉全世界的人--除了你们俩
秀川，崛起于草莽而跻身之尊，实乃天去所致。英明过人，宽仁爱民，疆域之阔，功绩之盛，史无前例
请问流氓帝林，吃霸王饭通常有几种方法？
流风霜，高贵，感性，女之豪杰，国之明君…爱她，没有原因
且试天下
白风黑息…
黑白灰姑娘
它让我不再爱灰姑娘而爱上了灰姑娘的姐姐
它让我懂得了学会去爱而不是隐藏
阿波罗一直在追求着他的月桂树姑娘
雨果也一直在枝头为仙度瑞拉和茜露达歌唱
十二蜜蜡隐藏着爱的真相
…。
连片创建结硕果
20*年初，*县委宣传部、文明办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提出率先在蓝关、三里、洩湖、华胥等“四镇百村”开展连片创建活动，并本着以改善人居环境和生态环境为前提，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提升农村文明化程度为目的，出台了以思想道德建设、文明阵地建设、卫生网络建设、网络信息、五改一建、造林绿化、群防群治、产业结构调整为主要内容的精神文明创建活动。创建中，首先对50个重点村开展了以修建垃圾台和改水、改路、改厕为主要内容的村容村貌整治活动。同时，创建区域又建立了由德高望重的群众代表组成的108个村风评议会，有效促进了村风、民风好转。
创建中，全县重点抓了村级文化阵地建设，并制定标准，组织实施。青羊庄村投资34万元，建成了7间4层党员活动阵地，大寨村投资41万元，建起了具有现代化气息的11间3层村文化综合楼。目前，仅“四镇百村”就有标准化村级文化室54个，成立群众篮球队17个，自乐班58个，秧歌队9个，累计藏书10万册，满足了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把硬化村内道路作为提升农村文明程度的硬仗来打，是我县实施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为推动此项工作，县上定期不定期召开现场促进会，帮助解决实际困难，使全县形成了村看村、户看户，修路工作你追我赶的可喜局面。洩湖镇宋家庙村仅用20天时间，就实现了全村道路的水泥化；三里镇杨坡头村积极争取项目资金90万元，硬化村内道路3600米。该县在精神文明创建中，又开展了创建甲级卫生室及建设改厕示范村活动，对全县560名乡村医生强化培训。同时在创建区村成立巡逻队，坚持夜间巡逻护村，开展了公平评选民主法制户活动，从而较好地发挥了民主监督、民主管理的作用。
“四镇百村”精神文明连片创建活动的开展，使全县创建区域村容村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在“四镇百村”辐射带动下，全县共硬化村内道路235条567公里，改厕1830户，川道地区基本实现村内道路街道水泥化，55%的村卫生所达到“一所三室”标准。县城道路更宽，灯更亮，城乡面貌焕然一新。连片创建活动，受到省、市文明委的充分肯定，去年在全省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工作会上作了经验交流。同时，又被市委、市政府评为“创建文明村镇工作先进县”。
乡村常沐文明风
我县以连片创建取得的丰硕成果为契机，不断推进精神文明连片创建活动向纵深发展。确立了“社区抓载体、农村抓基础、单位抓窗口、城乡共繁荣”的精神文明建设思路。决定开展以富、学、乐、美进农家，带动农村新变化为主题的“四进一带”活动，形成“六镇一乡”精神文明连片创建的新格局，着力打造精神文明建设的百里长廊。
目前“六镇一乡”以新农村建设为切入点，以村容村貌整治和环境绿化美化为重点，确定了华胥镇孟岩村、蓝关镇大寨村等20个示范村。结合小康村建设、党建文化阵地建设和村内道路硬化，积极组织群众开展了“五改、五通、四有、四化”创建工作。20多个农村精神文明示范点采取领导包抓、干部蹲点、任务量化、责任到人等得力措施广泛发动群众参与。华胥镇孟岩村大力开展精神文明进农户活动，硬化村内道路8条5.2公里，整修村外道路7公里，修建高位水渠1300米，全村通上自来水，电话入户率已超过85%，有线电视入户率达91%。同时，文化、卫生、科技等部门牵头组织“健康伴你行”科普讲座；农技部门抽调60名干部职工，为群众提供农业科技知识；各社区、行政村已先后组织居民开展文娱活动320场次，参加大型文艺演出8场次。先后成立文体活动组20多个，吸引数千人参与每天的广场文化、楼院文化和乡村文化活动。
行业遍开文明花
我县以“三优一满意”和“百城万店无假货”活动为载体，狠抓文明行业创建工作。县医院坚持以患者满意为目标，树立了文明行医的行业风尚；法院、环保等单位积极开展社会服务承诺制，塑造了良好的行业形象；县直机关积极开展“争当人民满意公务员”活动；工商部门将绿之圣超市、上海客都、华润超市、县城北街、蓝新路、西街等确定为无假货示范点，通过广泛宣传，树立诚信形象，取得明显成效。
积极践行荣辱观
我县在开展精神文明连片创建活动中，通过多种形式大力倡导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广大党员率先垂范，使社会主义荣辱观成为引领社会风尚的一面旗帜。
关键词：明代；州县；吏治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州县为界，上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州县以上，其政治形态为官僚政治，有着一套以典章制度为规范的行为准则，而在州县以下，其政治形态为乡绅政治，有着一套以人情关系为规范的行为准则。州县为这两种规范的结合点，其矛盾尤为突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州县的吏治产生了极大问题。明代的腐败，首先是州县以下直至乡里的官吏腐败，直接危害社会，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明朝的败亡。而州县腐败的症结，就在官僚政治和乡绅政治的衔接上。
州县实为国家的政治基石，明代的州县地方制度和地方官员问题，是明代政治的重大问题，而史学界以往多有忽视。论及明朝的政治问题，多着眼于中央而忽略地方。实际上，皇帝专权，取消丞相而由皇帝直辖六部，以及宦官专政等等，固然有其弊端，但却不可能立即引起民变。而州县吏治却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值得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一、州县守令的两难处境
明代的知州（俗称太守）知县（俗称县令）在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中十分特殊。他们处于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接壤的边缘，在整个官吏队伍中属于，离决策中枢较远，因而除了个别时期外，通常得不到权力中心的重视。但他们所在的基层政府，又是整个王朝大厦的支撑者，承担着负载上层建筑的重任，因而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视州县建制的职能。对州县守令的轻视和对州县建制的重视，使守令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作为州县长官，一方面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是职责的繁重和压力。
在明初，朱元璋由于出身下层社会，深知州县的难处及其对稳定政治统治的重要，极重守令之选。但好景不长，从立国到仁宣之时，制度初立，已有内重外轻的迹象，当官者视州县为畏途，为宦者视京师为要津。由于明初以严刑治官，使内重外轻的弊端不过于显，吏治尚称循良，不过，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京师和中央，已经留下了产生问题的空隙。弘治以后为了强调地方亲民官的重要性，规定知府、知州见上司不行跪拜礼，仅揖手打拱而已，以重其职，但其调节内外关系的着眼点，局限在官僚体制内部的上下关系上，而对政府与社会的官民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而正统至弘治，尽管朝廷越来越重视地方亲民官的职司，但主要考虑其对国家财政的供应能力，州县官员的职责转向催科为主，且受多方牵制，为政不易，吏俗渐猾。正德以后，嘉靖、万历时期，州县不仅不复抚恤乡里，反而变本加厉，盘剥地方。州县守令上有督抚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乡宦、生员、胥吏把持地方，州县难作，动辄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致使吏治大坏，终于激起民变。明末农民大起义，小半出自天灾，大半出自人祸。以往史学界所重视的宦官专政问题，党争问题，主要影响上层，进而波及吏治，与社会底层并无直接联系。而州县吏治败坏，则是酿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天启年间的礼部尚书赵南星，列举了当时政治“四害”，其中两害就在州县，其余两害也与州县间接相关。“救时要务事，除四害为急。何谓四害？一曰干进之害，而曰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几可清，民生庶几可疗矣”(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1《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臣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今日之忧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县之内”(《明经世文编》卷459赵南星《申明宪职疏》)。本来，从宋以后到明代，州县衙门都立有戒石，铭文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百姓却将其改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赵翼《陔余丛考》卷27《戒石铭》)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迎闯王，不纳粮”，立即从基层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优劣，必须重视其州县问题。
由于身处两难之地，明代的守令难当。其繁难程度，可从袁宏道（中郎）的信函中见到一斑。万历二十三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作为著名文士，袁宏道深深体会到了知县的苦辛。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对上司就像奴仆，对过客就像妓女，管钱粮就像账房先生，待百姓就像保人媒婆，知县难当的神态，跃然纸上。更麻烦的是，知县面对的，不是习文知礼的鸿儒，而是目不识丁的愚民，与他们上任前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处事方式格格不入。“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而事务之繁忙，处断之艰难，更是跻进官僚集团的士人始料不及的。袁宏道在给同为知县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也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均见《袁中郎全集》，香港，广智书局)显然，年轻气盛的袁中郎，书生气十足，在上任之前未免把复杂的县政看得太简单了。在躬身实践中，才识得箇中愁滋味。
在上下夹击之中，州县只得上结长官，下虐小民，成为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到明代中叶以后，州县的腐败已经达到“普及”程度，从守令到小吏胥役，清廉者廖若晨星，贪贿者蚁聚蜂集，成为政治痼疾，无药可救，终于把大明王朝送上了末途。其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催科、馈送、仕进分途、狱讼、胥吏乡官干政等方面。转贴于 二、赋税催科的弊端
催科是地方官吏的一大任务，保证正常赋税亦无可厚非。但是，明代地方的催科，却演变成了害民之政。从明朝全盛时期的宣德年间开始，上解税粮就已经成为地方官吏考课的“硬指标”。宣德五年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万历会典》卷12《考核一》)成化起，凡受灾地区，纳粮即可在三年大计时免除朝觐。“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杂职二十五石，俱听巡抚官拨缺粮仓，分纳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选完须知功绩牌册，并通关差人缴部而已。”(黄榆《双槐岁钞》卷1《给由赈济》)从此开始，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不再重视教化抚治，唯以催科为事。到弘治十六年，再次重申：“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万历会典》卷12《考核一》)。嘉靖时，也有同样规定。“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明史》卷78《食货二》)万历时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史界多有赞誉，但却忽视了其副作用。考成法开了“带征”的先例，即除完成当年钱粮外，还要带征隆庆以来拖欠赋额七成中的三成，完不成则处以降罚。对这种惟以催科为务的作法，也有一些官员痛责其弊。如万历时户科给事中萧彦就曾奏请道：“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臣以为九分与带征二议，不宜并行。所谓宽一分，民受一分赐也。”(《明史》卷227《萧彦传》)但是，这种批评并未得到执政者的重视。崇祯时，要求科道官必须从地方州县官中行取，同时又规定征科未完者不得考选科道。“时有令，有司征赋不及额者不得考选。给事中周瑞豹考选后而完赋，帝怒贬谪之，命如瑞豹者悉以闻。于是（熊）开元及御史郑友元等三人并贬二秩调外。”(《明史》卷258《熊开元传》)史谓“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矣。”(《明史纪事本末》卷72)
在种种压力下，州县官吏的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日夜从事，惟急催科”。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全部被搁置一旁。嘉靖时顾鼎臣上疏称催科之弊曰：“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隆庆时吏科给事中贾三近曾上疏道：“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龄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形格势制，莫可如何。且监司考课，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轻宽平和易之士，守令虽贤，安养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民安得不困。”(《明史》卷227《贾三近传》)至于万历时的考成带征，其弊尤大。“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征，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征折色矣。”(《明史》卷78《食货二》)本色的折算，又由官府任意为之，极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亲历带征的李乐直言道：“天下极冤最枉之事，莫如带征钱粮一节。凡知县、知州在任，止该清理任内钱粮，任以前自有官在，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并责备后官？行取文书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钱粮不完，上司留着他在。今日则更有可笑，如万历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万历四五年也要兼比来，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这几个百姓，百姓只有这些皮肤，前面太宽，后面太紧，直是赶到大坏极乱不可救药便了。”(李乐《见闻杂记》卷2)
州县的催科，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和官员考课逼迫而致，另一方面是包税制下经手官吏有利可图。如上引顾鼎臣疏所言：“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只有通过催科，官吏自己才能从中得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羞涩。因此，催科不仅有来自上面的压力，还有来自自身的动力。明代晚期，如海瑞一般可廉己自律者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算计仕宦收入者则比比皆是，遍及州县。正如高攀龙所言：“矻矻然朝夕之所望，与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过多得金钱。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装已可耀妻儿，了无悔憾。而民之视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驱出其里，亟须臾以为快。”(《高子遗书》卷9《送陈二尹序》)州县正官如此，佐贰首领杂职更是如此。“今佐领官所在，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门即征租税，以图加收，日夜敲扑，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虚语也。”(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2《鼓舞士气安民生疏》)地方官在京待选，多方打点，往往淹滞数年，资用乏绝，常有借贷。等到授职，焉有不大捞一把之理？特别是出任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多有瑕疵，升迁无望，更是以搜刮为事。边远之官，“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辈，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日知录》卷8《选补》) 三、馈送和过客招待造成的额外负担
州县的上司之多，监控之严，不仅导致州县动辄掣肘，而且导致州县馈送之弊。凡任州县者，不馈送就无法做官。馈送的对象主要有四，一是府衙和布按二司，二是中央派出性质的巡按督抚，三是过往客人，四是京司。晚明李乐谈到地方上送礼行贿时说：“公等但见郡县官受贿至四五百金遂目为贪官，这眼眶太小了。我在广中，见取珠送要地者，巨细不等，中有如豆之大者，以斗计不以升计，又非一次而止。”(李乐《见闻杂记》卷5)可见馈送贿赂之严重。
知府是州县的直接上司，因此，也是州县送礼的首要机构。海瑞称：“县百事统于府，旧例，小有故必参谒。”即使清如海瑞，在他任淳按知县时，一分一厘的算计，在朝觐之年也要科派二百四十两银子作为馈送之用，其中九十两就用于府衙(《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吏属》)布按二司也同府衙相仿，是州县的主要馈赠对象。
督抚巡按之馈送，更是不能少的。永乐时，就有人指出这类馈送问题。“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州县官吏，答应奉承，惟恐不及。间有廉洁自守，心存爱民，不为承应，及其还也，即加谗毁，以为不肯办事。朝廷不为审察，骤加以罪，无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县之官，闻有钦差官至，望风应接，惟恐或后。上下之间，贿赂公行，略无忌惮，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贪污成风，恬不为怪。”(《明经世文编》卷21邹缉《奉天殿灾疏》)巡按御史考察地方，有举有劾，被举者则有谢荐之金，或百或千，其数不等，而且自称门生。隆庆时佥都御史管志道曰：“御史巡历地方，自府佐以至州县正官，一经保荐，则终身尊之曰老师，而自称门生。有以厚帛相酬者，是以宁负朝廷，不负举主也。”(《明经世文编》卷399管志道《直陈紧切重大机务疏》)万历十一年，左副都御史丘橓一上任就疏陈八弊，即考绩、请讬、访察、举劾、提问、资格、佐贰教职、馈遗。几乎全部与督抚御史巡按州县有关，而且多数都涉及到馈赠送礼。其中谈到巡按举荐时说：“若巡按，举劾其职也。乃劾者不任其怨，举者独冒为恩。尊之为举主，而以门生自居，筐篚问遗，终身不废。假明扬之典，开贿赂之门，无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见于天下也。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此馈遗之积弊。”(《明史》卷226《丘橓传》)崇祯时，一名御史遣差巡按一次，所获馈遗谢荐就多达二三万两，可见馈送问题多么严重。
过往客人涉及面广，情况多样，有朝廷命官公差，有官贵子弟经过，还有中官派遣，故旧私访。因此，驿传供给费用以及地方衙门招待费用成为州县的一大开支。明初，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往常布政司及诸有司，但闻是朝廷差遣人员，不问有无承制，或是六部差使，五军遣行，各卫勾军，如此数等不辨，一概阿从。所以承差之徒，不拘贵贱，所到衙门，径由中道，直入公厅，口出非言。诸司阿奉，略不奏闻。布政司听六部嘱，府州县听布政司嘱，州县听府嘱，县听州嘱。”(《大诰续编·妄立干办等名第十二》)崇祯时御史毛羽健曾陈言驿递之弊道：“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明史》卷258《毛羽健传》)海瑞在对待过往客人上之严格是出了名的。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辱驿吏，遭海瑞严惩；都御史鄢懋卿路过淳安，供具甚薄，且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时至今日，史界还对其刚直赞誉不绝。但就是海瑞，也承认招待过往客人的重要性，言及州县重过客的原因说：“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焉。”“厚客非出乎己身，取之百姓之身为之也。”(《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
至于京司，州县主要是在三年朝觐之时需要馈送贿赂。海瑞曾感叹道：“朝觐之年，为京官收租之年。”需要说明者，向京司馈遗，以督抚藩臬为主，州县与京衙打交道不多。但督抚藩臬所馈，无一不是出自州县。仁宣之世，号称吏治循良，京司已以地方馈赠为其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后可知。于谦巡抚山西，曾以手帕线香等地方特产抵制馈赠金银，可见其普遍。地方官员馈送京官，尚有“常例”，更多的是馈送京衙胥吏。“未投公文，先请承行吏胥，奉数十金，幸其接受，明日投文，乃免查驳。”(《明经世文编》卷185霍韬《第三札》)特别是户部吏员，更是地方官的克星。嘉靖万历以后，地方赋税全操于户部吏员之手。“时户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作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违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贿赂与胥吏政治相结合，使政治益发黑暗。 四、仕进分途对州县吏治的影响
明代仕途大势，内重外轻，士人特别是进士对州县官职不屑一顾，致使州县官吏多不得人。永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完善，州县官员，不是进士，就是举监。但就知县来说，以举监居多，佐贰则杂用举监和吏员。万历年间曾任宛平知县的沈榜，列举了永乐到万历十八年宛平县二十四任知县，其中二十二人为举人，一人为岁贡，一人为官生；四十六任县丞，贡监四十人，举人一人，吏员三人，主簿升一人，余一人不详；主簿十九任，贡监十一人，吏员四人，余四人不详；典史十七任，吏员十六人，余一人不详。宛平为地位非同一般的京县，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县，则基本是举监之职无疑。而明代举人和进士在仕途上差别极大，对地方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赵翼《陔余丛考》卷18《有明进士之重》)举贡与进士，判若天涯。进士即使担任同知、通判或知县，也视为过渡台阶，而不以政事为意。
进士和举监分途，使地方政治深受其害。隆庆时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天启时吏部尚书赵南星，都曾从官吏考察升迁的角度指出过这种危害。贾三近说：“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明史》卷227《贾三近传》)赵南星称：“各处司道进表官至，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贤也；乡贡之官，间有疵议；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以为，此册作之，则抽黄对白，徒事雕虫，造之，则汗牛充栋，只堪覆瓿。吏治之虚伪如此，小民何由得安？今甲科之途极重，起家甲科者，尊卑长幼皆同袍也，其中又有乡里、亲戚、门生、故吏、通家、朋好，虽知其贪酷皆不肯言。而乡贡之官，则又有弱颜媚态，巧立于呈身，如飞鸟之依人者，则又不肯言；而又有狙上官之好而投之，无不得其欢心者，则不肯言；而又有权豪之所嘱讬，则不敢言；而又有不藉他人，其机术锋侠足以起风涛、成斗变者，则不敢言。是知县以上，至于司道，莫非循良卓异，其为不肖者甚少。”这种以科甲论优劣虚伪考察，是地方上省府州县“齐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则祸乱起而国家不安，是齐心以害国家也”(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2《朝觐合行事宜疏》)。崇祯时，为了改变这种只重甲科、不重举贡的风气，曾下令从州县行取科道，不分进士举监一体考选，本意不错，但一执行却只是加剧了催科弊政。崇祯时吏科给事中李清道：“往例，考选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则间见，明经竟绝迹矣。自一体考选之旨行，于是乙榜明经，无人不催科，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其实甲科初选，半系腴壤，间补瘠邑，不久辄调。若乙榜明经，大约瘠邑多于腴壤。以钱粮难完之地，而人人思为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予尝过恩县，见乙榜令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三垣笔记·上·崇祯》)
在内重外轻的局势下，万历以后，知县乃重。但只是进士以其为登身之阶而重，以其能交接关系而重，以其能搜刮钱财而重，而举监之轻如故。不但于地方政局无补，而且有害。“如程篁墩之言，国家初以他途授令，至宪宗始重亲民之任，乃以第三甲进士为之。然久袭重内轻外之说，自任其劳，受人之脞，任是职者情多不堪。罗一峰之言曰：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则忻。其视州县守令，若鹓鸾之视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盖当时邑令之轻如此。自考选法兴，台省二地，非评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于是外吏骤重，而就中邑令，尤为人所乐就。盖宦橐之入，可以结交要路，取誉上官。又近年乙酉科以后，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门墙桃李，各树强援。三年奏最，上台即以两衙门待之，反祈他日之陶铸。而二甲之为主事者，积资待次，不过两司郡守，方折腰手版，仰视台省如在霄汉。其清华一路，惟有改调铨曹，然必深缔台省之欢，游扬挤夺，始得入手。而三甲进士，绾墨绶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羡，亦可以观世变矣。”(《万历野获编》卷22《邑令轻重》)显然，嘉靖、万历以后的进士谋任知县，志在行取科道，而不在抚治一方，着眼其宦橐所入，而不着眼其为民兴利，看重其门生党援，而不看重其举贤贡士。至崇祯时，其弊更显。新科进士初任知县，“受任时，竟以科道自居，谓异日能举劾人，能荣辱。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甲申朝事小记》初编，陈启新《朝廷有三大病根疏》) 五、狱讼的黑暗
刑名狱讼是州县常事，按照明制，凡军民词讼，必须自下而上逐级陈告，越级即为违制。徒流以下，府州县即可决断，徒流以上，府州县审判后解部定案。而明代州县狱讼，往往操之于吏书之手，为其生财捷径。海瑞曾言，民间俗语有“种肥田不如打瘦官司”(《海瑞集》上编《示府县严治刁讼》)。刑狱生财之道主要为刁难、滞狱、重刑和指攀富户。从州县长官到吏员胥役，借刑狱刁难百姓均是拿手好戏。“一词才入，非银数钱，不差人。及至问词，大约官须五六钱，书手二三钱为例，实情稍大者贿及二三两。”“刁民大户，狱逞豪势，以酒食结纳，授词凌虐。此官在镇一日，官与积书、弓兵非日八十两不充其欲，一年不下七八百金。”(李乐《见闻杂记》卷10)永乐时，已有滞狱现象。“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正统时，评事马豫述指攀富户之弊：“臣奉敕审刑，窃见各处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死伤者甚多。”嘉靖时，给事中周琅说滞狱索贿之状道：“比者狱吏苛刻，犯无轻重，概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意喻色授之间，论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均见《明史》卷94《刑法二》)林烃为知州，断案迅速，狱无拘滞，得到了“林一升”的赞誉，谓其审案无羁候之苦，只费米一升。然而却使其属下吏员皂隶大失所望(见林烃《林氏杂记·宦游记》)
州县正官，由于不能尽悉事例，办案只好凭良心。海瑞就曾把狱讼分为“争产业”和“争言貌”两类，按照“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的原则区别对待。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时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刑属》)。海瑞尚有几分悯民之心，遇上只算计宦橐所入而不顾小民死活的官员，则同吏书上下起手，以饱私囊。更有一等糊涂官员，则糊涂办案。万历时，李乐曾目睹乌程知县饿死罪囚的办案方法。“余为举人时，见乌程令蒋公，问地方有贼否？余答曰甚多，现有惯贼某在县狱。蒋问何以不饿死？予为具述所以得供送状。别去不四五日，蒋令狱禁绝其食而死。”(李乐《见闻杂记》卷8)
六、吏胥、乡官、保甲和生员对地方政务的干涉
明代州县正式官员极少，属州与县衙，其职官最多不过四人，政务主要靠吏员办理。清人称：“官治之实，皆吏治之耳”。吏“在一邑，则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则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则一部之政由其手”(阮葵生《茶余客话》卷7《吏之重要》)。“郡邑库藏，往往不明，而官亦受其累。盖缘初至，为吏所欺，衙内费数皆取办，且有受其馈遗者。久之，官长短反为吏把持，噤莫敢出声。”(林烃《林氏杂记·宦游记》)有的吏员，不但从政务上控制州县长官，而且还靠发其阴私来胁迫长官。“能持人短长，郡长邑令，稍不加礼，即暴其阴事相讦，人畏之如蛇蝎。”(《万历野获编》卷11《异途任用》)吏员之下，又有胥役。吏胥之弊，在明代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
州县衙门，一般有承发房管理文书，另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对口处理政务。承发房和六房，都由吏员管理。胥役则从当地纳粮二石以上三石以下的民户中差点，充任祗候、禁子、弓兵、捕快、门子等。据沈榜《宛署杂记》载，宛平县吏员为三十八人，分充各房。官不谙政事，只有靠吏。“儒官初任，政未谙练，拱手仰成，以吏为师。吏满三年，金箱玉囊，动盈千数。”(《明经世文编》卷185霍韬《第三札》)州县吏员十倍于官，而胥役又十倍于吏，吏员尚有微俸，胥役则完全自理，惟有敲剥民众。致使食利于官府者为数众多。明末李乐言此道：“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较前增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安然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痛惜，一大害也。”(李乐《见闻杂记》卷5)顾炎武曾指出：“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数千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日知录》卷8《胥吏》)
正因为吏员胥役有来钱之路，故充当吏员胥役要出钱买，谓之“顶头银”或“顶首银”。州县之吏，顶头银各有例价，据海瑞所列，县吏顶首银为：吏房十两，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承发房各五十两，胥役中的铺长、书手、皂隶、门子，顶首银低于吏员，各有差等(见《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吏属》)。万历间林烃任知州，裁撤了吏员检验税银成色的锻炉，遭到吏员“叩头固争”，硬行裁撤后，吏员“怏怏不乐曰：吾辈其馁死矣”(林烃《林氏杂记·宦游记》)明末朱国桢曾说：“书算一涂，最为弊薮。各县户房窟穴不可问，或增派，或侵匿，或挪移，国课民膏，暗损靡有纪极。甚者把持官长，代送苞苴。”“此辈积数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牵连，而户工部特甚。”(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1《禁入试》)
明代晚期，地方长官为了驾驭吏胥，掌握政务，又逐渐兴起了文友幕宾。万历年间，李乐任淦令，“家人以其不谙政务，请一老主文同行”。李乐亦自称：“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见闻杂记》卷8)。这种文友，遂成为清代幕宾的前身。
州县境内有居乡闲退致仕之官，亦成一弊，人称乡宦、乡官。清代赵翼论乡宦之害道：“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廿二史札记》卷34《明乡官虐民之害》)
各州县的保甲粮长制度，使得地方上催科之害，吏胥之弊，狱讼之苛，乡宦之霸，与土豪士绅结合为一体。县下十户为一甲，设甲首一人，一百一十户为里，设里长一人。粮长则负责催科，里甲则负责联保治安调停讼殴。里甲粮长交结乡宦，包揽狱讼，与吏员胥役内外勾结，表里为奸，形成了一种庞大的社会势力。州县正官，清者敛手，贪者肆虐，遂使明代的地方政治积重难返。
另外，各州县学校的生员，也对地方有着重大影响。顾炎武有《生员论》，极言生员之弊。称：“天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甚至说：“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
龙舟起源于东南沿海的古越人。古越人善于驾驶独木舟，他们信奉蛟龙为图腾，“是以剪髪文身，烂然成章，以象龙子者，将以避水神也。”[1 ]1976 年浙江鄞县石秃山出土了春秋战国时期的靑铜钺，上面刻有龙舟競渡的图案，终于有了实物佐证。此外，在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出土的一面残铜鼓上，有舟船競渡的图纹，图中的船体狭长平浅，首尾微翘，桨手们作奋力划桨姿态，船上的指挥面对桨手作有节奏的鼓动和指挥。桨手们的头上都有雉尾装饰，且向后飞扬，反衬出船体飞速前进。[附图1，上]广西贵罗古墓出土的铜鼓上层，有完整的龙舟競渡图像[附图1，下]。它们的时代约相当于战国至东汉（公元前5世纪～公元1世纪） [2]。
我们现在不知道古越龙舟的结构怎样，从铜銊、铜鼓上的图样看，当然比后世简单些，但古朴的艺术性非常突出。有史以后有关龙舟的结构、取材、大小、长短、形制，龙舟的人数、桨手的培训、挑选等，文献上少见全面的记载，直至明朝的《武陵競渡考略·競渡考》中才有详尽的记载。[3]《競渡考》虽然有龙舟的大小尺寸，却没有形象的图画。但可以与现存最早的宋代龙舟图联系起来理解。宋代龙舟种类之多样化，出乎今人的想象。其大型的龙舟有多层的楼台亭阁，豪华非常，当是天子所乘的龙舟。其余龙舟也有大小不同，或八桨，或十桨，都是可以競渡比赛的。[4][附图 2]
龙舟发展到后来，內容趋向复杂。如龙舟競渡的时间定在端午节（农历五月初五）
前后举行，龙舟节和端午节重合，家家都要裹粽子、吃粽子，龙舟上也必备带粽子。并且有关龙舟的传说积累很多，最流行的是纪念伟大的诗人屈原，因为据说屈原是五月五日自沉于汩罗江的，粽子是给屈原吃的，一说是给蛟龙吃的，以求保全屈原的屍体…等等。但在南朝·梁（公元502～557）的《荆楚岁时记》中，对五月五競渡的起源，有三种不同说法，一是“按五月五日競渡，俗为屈原投汨罗日，伤其死所，故并命舟楫以拯之。舸舟（荊楚方言，称大船为舸）取其轻利，谓之飞凫。”值得注意的是，这里没有提龙舟，称之为飞凫。二是作者摘引邯郸淳（人名。邯郸，复姓）《曹娥碑》的原文云：“五月五日时，迎伍君逆涛而上，为水所淹。斯又东吴之俗事。在子胥，不关屈平也。”其三又引《越地传》云：“起于越王勾践，不可详矣。”[5 ] 笔者按，《曹娥碑》全文已佚，这里的摘引，易致误会。因曹娥是东汉（浙江）上虞人，传说她的父亲是五月五日投江死，曹娥沿江哭父，后跳入江中抱父屍而出，是个孝女故事。伍子胥是春秋吴国故事，似乎张冠李戴。也有可能《曹娥碑》文字中提到伍子胥的故事，才不矛盾。但不论曹娥或子胥，都非屈原。《荆楚岁时记》作者宗懔是楚人，他也听说过龙舟起源于越王勾践，只是详情不知。这都说明南朝时，五月五的競渡还存在不同传说。唐朝的诗歌中有以龙舟競渡为纪念屈原的，也有不是指屈原的（详后），到了明朝《競渡考》中，开头就说：“競渡事本招屈，实始沅湘之间。…故划船之盛，甲海內。盖犹有周楚之遗焉。宜诸路倣傚之者，不能及也。”不过《競渡考》是专讲武陵（今湖南常德地区）的競渡情况的，当然以沅湘为起源地。
屈原是公元前299 年自沉于汩罗江的，当年，楚怀王为秦所执，过两年客死于秦。在屈原自溺之前两百余年的吴越两国，已有龙舟競渡活动。查屈原《楚辞》中提到的船名，计有“舟”字：“将运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6]；有“舲船”、“吴榜”：“乘舲船余上沅兮，齐吴榜以击汰。[7]舲船即通常帶窗的小船。榜是船桨，也可指船。有“桂舟”：“美要目兮宜修，沛吾乘兮桂舟。”[8]桂舟指用桂树木制造的舟。所称的舲船、桂舟，吴榜都是其他处也见使用的词，与龙舟无关。所以司马迁详细叙述屈原如何遭遇楚怀王和襄王的迫害，最终被谪于南方，作“怀沙赋”之后，“怀石自沉汩罗以死。”紧接着说：“屈原既死之后，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辞而以赋见称…”司马迁批评他们“终莫敢直谏，其后楚日以削，数十年竟为秦所灭。”最后又说；“自屈原沉汩罗后，百有余年，汉有贾生（贾谊）为长沙王太傅，过湘水，投书以吊屈原。”[9] 如果屈原自沉汩罗以后，当时楚国的百姓们即以划龙舟、投角黍纪念屈原，如此重大之事，司马迁决不会弃而勿写，却连百余年后贾生投书吊念也予以记载。
上述考古出土的吴越青銅钺上龙舟競渡的图案，那时还没有统一的汉字，古越文已消失，不可能找到史籍上的记载。先秦文献里还没有龙舟这个词，《史记》里也没有。笔者查阅最早提到龙舟的是西汉《淮南子·本经训》，《本经训》的主导思想是主张“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取予有节，出入有时…”反对木、水、土、金、火五种物质财富的“遁”（遁，指奢侈浪费），其中的“水遁”是指农业丰收以后“龙舟鷁首，浮吹以娱，此遁于水也。”汉时的龙舟鷁首，在水上游乐时，还有音乐伴湊，相当繁华热闹，不属于競渡的龙舟，刘安认为是一种不应有的奢侈之风。[10 ]但有人引《穆天子传》的记载：“天子乘鸟舟、龙舟浮于大沼”，因而说：“龙船在西周穆王时就已出現了。”[11 ]这是不足为信的。因为《穆天子传》相传是记述周穆王出游四方的事，内容荒诞，带神话性质。如说穆王一次行猎，得“麋麕豕鹿四百有二十，得二虎九狼”之类。这书相传是晋时人盜魏襄王墓出土的遗物，从晋时算起，距离周穆王也已有两千五百来年，郭璞为之作注说“舟皆以龙鸟为形制，今吴之靑雀舫，此其遗象也。”[12 ]郭璞这是以晋时吴地的靑雀舫形制，推论解释两千多年前的“龙舟”，是没有说服力的。
与龙舟密切相关的是角黍和端午的问题。
角黍的最早记载在晋·周处的《风土记》，此书已佚，《齐民要术》引《风土记》
注云：“俗以先二节（指端午节夏至节）日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及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糉（粽），一曰角黍。盖取阴阳尙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齐民要术》又引《食经》及《食次》的内容，角黍也可用糯米做。[13 ]说明古代的粽子可兼用糯黍和糯米制作，其起源当甚早，但那时还没有和龙舟发生关系，这里不作讨论。
《风土记》所记的做角黍和端午节吃粽的风俗，起因于秦汉时期，那时中原人民迷信五月五日是“恶月恶日”，《后汉书·礼仪志》里讲一年四季里应该注意的礼仪，其中仲夏之月云：“故以五月五日，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14]。到南朝时这个风俗更为完整：“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繫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一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名拟甚多。”[15 ]。有的地方在这天用菖蒲叶做成宝剑狀，挂在大门上，认为可以驱赶疫鬼消灾，还有打扫房间，饮雄黄酒（有杀菌消毒作用）等。这些活动，全国都有，只是内容大同小异，流传至今。如所众知，端午以后，天气转热，流行性传染病开始流行，饮食不小心，就容易得病，端午节民间的这些活动，可以视为古人的卫生防疫活动。
把端午节吃粽子、挂五色线禳灾等和龙舟连在一起，组成为共同风俗的，当在晋以后，其中起有关键性影响的当是纪念屈原投江之事。 距《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五百年后的南朝·梁·吴圴在《续齐谐记·五花丝粽》中说：“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罗水。楚人哀之。至此日，以竹筒子贮米，投水以祭之。…今世五月五日作粽，并带楝叶五色丝，皆汩罗遗风也。”为什么用五色丝纒粽，吴均有个故事交代，说是汉时长沙有个姓曲的人，路上遇到一个自称三闾大夫的人，对他说，谢谢你们年年祭祀我，只是祭品常被蛟龙吃掉了，以后请你们“以楝叶塞其上，以彩丝緾之，此二物蛟龙所惮。曲依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楝叶五花丝遗风也。”[16]这个故事托古到汉时，人们无从对质，但值得注意的是，故事里仍没有牵涉到龙舟競渡，只提到蛟龙偷吃角黍的事。这与沿海一带崇拜蛟龙为图腾，粽子专门为祭蛟龙而制作的，完全不同，也可以反证龙舟最初不是起源于华中地区。
现在所知，歌咏龙舟競渡早而多的当推唐诗。笔者从《全唐诗》查得咏競渡的诗有九首（可能有遗漏），其中卢肇“競渡诗”别无新意，元稹“競舟”诗则是批评岳阳赛舟的时间太长，农民负担太重，与本文无关。其余七首多少都有启发，尤以张建封的“競渡歌”最为生动，令人如身临其境：“……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棹（即桨）影斡波飞万剑，鼓声劈浪鸣千雷。鼓声渐急标将近，两龙望标目如瞬。坡上人呼霹雳惊，竿头彩挂虹蜺晕。前船抢水已得标，后船失势空挥桡（船桨）。……只将输赢分罚赏，两岸十舟互来往；须臾戏罢各东西，競脫文身请书上……”[17]这首长诗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末句“競脫文身请书上”中的“上”，是为了同前两句末的“赏”及“往”押韵，其叙述的词序应为：“上书競请脱文身”，说明参加競渡的桨手们要文身代表蛟龙，競渡毕，经过上书的手续，解除文身。显然这还保留着古越人纹身的风俗。二是全诗详写龙舟競渡的景象，没有提及纪念屈原，却清楚交代文身手续。张建封官御史大夫，曾任徐（州）、泗（州）、亳（州）节度，属今苏北皖北地区，故所写的“競渡歌”，反映的是东南吴越古风。而储光羲“观競渡”[18]、白居易“競渡”[19]、刘禹锡“競渡曲”[20]及李群玉“競渡”[21]等诗中，都提到屈原。 储诗云：“大夫沉楚水，千祀国人哀。…”末句并与丰收联系：“能令秋大有，鼓吹远相催。”（大有年即丰收年）白诗云；“競渡相传为汨罗，不能止遏别无他；自经放逐来憔悴，能较灵均死几多。”刘诗云；“沅江五月平堤流，邑人相传浮彩舟；灵圴何年歌已矣，哀谣振檝从此起。……曲终人散空愁暮，招屈亭前水东注。”（招屈亭是沅江边纪念屈原的亭子，至少立于唐以前）。张 说《岳州观競渡》中有句云；“土尙三闾俗，江传二女游。”[22]“三闾”是“三闾大夫”，即屈原的官职。“二女游”是指周昭王时东瓯献二女，善歌笑，后二女和王同乘舟，夹拥王身，同溺于水的故事，与龙舟无关，这里从略[23]。这诗说明唐时已把競渡和纪念屈原联系在一起，但有地区性，即地点在湖南岳州一带。同时“二女游”的传说还在流行中。
到宋朝的黄公绍，有《端午競渡櫂歌（櫂即棹，船桨）》十首，都是描写杭州西湖競渡的，其第四首云：“贺灵鼍，贺灵鼍，几多翠舞和珠歌；看到日斜犹未足，湧金门外湧金波。”灵鼍即鼍龙，鼍是鳄鱼，即龙的原型之一。这是典型的古越人贺灵鼍遺风，没有牵涉到纪念屈原[24]。
明·冯梦龙在《东周列国志》中把屈原和龙舟的故事更进一步完整化、通俗化，书里详述屈原受廹害的种种情况，最后屈原“叹曰：楚事至此，吾不忍见宗室之絶灭。忽一日，晨起，抱石自投汩罗江而死，其日为五月五日，里人闻原自溺，争棹小舟出江拯救，已无及矣。里人乃为角黍，投于江中以祭之。系以彩线，恐为蛟龙所攫食也。……龙舟競渡之戏，亦因拯救屈原而起，至今自楚至吴，相沿成俗。”又说：“ 宋元丰中，封原为清烈公，…后复加封原为忠烈王。 髯翁有过忠烈王诗云：‘峨峨庙貌立江旁，香火争趋忠烈王。侫骨不知何处杇，龙舟处处吊沧浪。’” [25] 冯梦龙把龙舟起源归在楚国，然后东传到吴国。冯梦龙不知道这类传说各地都有各自的说法，其特点是结合地区历史风情。如浙江绍兴地区传说古越国勾践曽于五月五日在这一带操练水军，龙舟競渡是仿照水师操作。江苏苏州（古吴国）地区的传说则是龙舟競渡起因于伍子胥被吴王夫差杀害，投屍钱塘江，所以后来钱塘江江涛汹涌澎湃，还有子胥的女儿驾舟追潮故事…等。
当然，龙舟競渡并不局限于汉族，壮、苗、侗、布衣、土家、仡佬等少数民族地区都有他们自己的类似龙舟活动。如大部分壮族地区都过端午节，人们用糯米包成卷狀，中夹猪肉，煮熟后作为节日的食品，一部分投入江里祭奠屈原。有些地方这一天整天只吃凉粽，表示对屈原清孝，当月不剃头，表示对屈原崇敬。端午的中午，把雄黄酒喷洒到房屋四周，以避邪疫。全家老少都喝一两口雄黄酒，有钱人家还用雄黄酒洗身，表示消灾。在门口插艾草、枫叶或茅草等，屋里熬醋液，烧柚子皮等，认为它们散发出来的气味，可以驱邪。靠近河边的壮族，举行龙舟活动，龙舟用长竹扎缚而成，约七八个人一组，競赛的情况和汉族地区一样。值得注意的是，广西宁明县当地传说，古时候的蛟龙叫“图额”，是壮族的雌性水神，宁明县五月五纪念的不是屈原，而是白母娘。当天先在室內祭祀祖先，然后换衣，化妆，打扮一番，去看龙舟競赛。在競赛时，还要放鞭炮和地炮，炮声和呐喊声此起彼应，十分热闹。与他们祖传的《端阳节歌》所唱的一致：“划船恭敬白母娘，鞭炮地炮响连天。”壮族地区龙舟的演变，更为明显地说明端午纪念屈原是后来受到汉族的影响，他们最初祭祀的白母娘（蛟龙图腾）才是与古百越族同源。[26] 端午节也是湘西和贵州部分地区苗族的节日。有关裹粽子、挂艾叶、饮雄黄酒、祭祀祖先等，都大同小异，有的还要祭五谷神。贵州东北部间于四川湖南之间的松桃县，地处酉水上游，端午节有划龙舟的习惯，但西北部的苗族是以跳芦笙为主[27]。纳西族的端午节，一切和其他地区相同，上引《后汉书·礼仪志》所提到的“续命缕”，纳西族称“续命线”，长辈们要在十五岁以下的男女小孩手腕上，绕上五种颜色棉线，说十五岁是人的生命一道“坎”，缠上续命线，可以度过这一道“坎”。这是对 《礼仪志》的一个注释[28]。拉祜族的端午节则类似汉族的植树节，这天各家各户都在村旁和房屋前后种植树木、竹子等，同时禁止在这一天砍伐树木[29]。凡此可以说明端午节的习俗，因地而异，不一定都划龙舟。
综以上所述可知，尽管龙舟、端午和粽子的起源都很早，屈原自溺也很早，但它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是逐渐形成的。历史人物凡是生前受到人民拥护的，死后必受到纪念追悼，这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类似屈原的在先秦还有晋国的介子推，吴国的伍子胥，汉代的曹娥等。何以随着时间的推延，独有屈原取得突出的地位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 本文作这种分析，不是肢解这个古老的传统风俗，恰恰相反，笔者的意图是想从这一现象入手，探讨中华民俗的道德伦理精华是怎样发展演化的？它们对于中国人的精神文明和修养起着那些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农业社会（其实现代社会也类似），需要解决的有四大问题。一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这是个体生存的保障；二是“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这是家族、种族绵延的保障。三是“祈禳消灾，趋吉避凶”这是身体健康的保障。四是“孝悌忠信，仁义道德”这是社会稳定、精神健康的保障。几千年以来，农业社会人们的人生观和宇宙观是所谓“天人合一”，或天、地、人的“三才”思想。人与天上的诸神及祖先在精神上是沟通的。龙是司理雨水之神和司理生殖之神，绘画和雕塑之龙是静态的，动态龙的形象化就是龙舟和龙灯（笔者另有专文探讨舞龙灯是生殖崇拜的升华）。所以，获得龙的欢心可以 “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获得龙的欢心可以“人丁兴旺，子孙繁衍”。至于第三个问题，古代人不可能知道细菌、病毒等病原物，它们心目中人之所以得病，是由于某种致病的“凶神恶煞”作祟之故，一年之中，五月被视为恶月，是最易得病之月，于是有了一系列端午节禳灾驱病的措施。现在看来虽然无稽，却不能否认它具有警诫和预防作用。最后第四个问题是最为复杂的，除了儒家经典古籍的教导，在民间风俗上也自有其优良传统。把端午节、划龙舟同纪念屈原投江自溺联系在一起，就为第四个问题树立高尚的学习榜样，同时这四大问题也获得统一的解决。
屈原是一位热爱祖国的善良诗人，更是人们追求精神自由、社会公正、平等的偶像。司马迁说他“疾王听之不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騒"”。称赞屈原是“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屈原之自溺，绝非他个人的不平和忧愤，而是楚国的悲剧，也是后世国家政治腐败屡屡重演的悲剧。屈原是以自溺抗议政治腐败的“变白以为黒兮，倒上以为下”[30]的精神堕落。人民所以怀念追悼的正是这位“虽与日月争光可也”的民意代言人。年年端午划龙舟，也即是人们年年期盼政治清明、相信好人永生的愿望。
参 考 文 献
[1 ]汉·刘向《说苑》卷十二《奉使》，见《百子全书》第一册 浙江人民出版社 据扫叶山 房 1919年石印本影印 1984
[2 ]庄礼伦，浅谈东南亚古代铜鼓装饰艺术，收入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铜鼓和青铜 文化的新探讨》第88～91 页 广西民族出版社 南宁 1993
[3 ] 《武陵競渡考略》原作未见，此据《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 卷 《端午部》第 019 冊，45 页 上海 中华书局影印 1934
[4]《古文明大图集》编辑委员会，《中华古文明大图集》第七部《世风》 第76章
436节 競渡食粽度端午 第190～191页 人民日报出版社 北京 1996 韩国大 宇集團赠书
[5] 据《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 卷 《端午部》第 019 冊，44 页 上海 中华书局影 1934
[6]《楚辞·九章·哀郢》据 黄凤显 注释《楚辞》156 页 华夏出版社 北京 1998
[7]]《楚辞·九章·涉江》据 黄凤显 注释《楚辞》151 页 华夏出版社 北京 1998
[8]《楚辞·九歌·湘君》据 黄凤显 注释《楚辞》51 页 华夏出版社 北京 1998
[9]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第二十四（卷八十四）南宋黄善夫刻本 上海 上海涵芬楼影印 1937
[10] 汉·刘安《淮南鸿烈解》卷八《本经训》 转引自《百子全书》第五册 浙江人民 出 版社 据扫叶山房1919 年石印本影印 杭州 1984
[11]曹景文，深受人民喜爱的龙舟競赛，见张岱年主编《中国文史百科》（上）《民俗
卷》279 页， 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
[12]《穆天子传》卷五，转引自《百子全书》第七册 浙江人民出版社据扫叶山房 1919 年石印本影印 杭州 1984
[13]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志》（梁·刘 昭注补）第五 《礼仪·中》据《四部丛刊》 初编 （史 部）上海涵芬楼据日本藏宋刊本影印 上海 1935
[14]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粽饐法第八十三
缪啟愉校释 516页 农业出版社出版
北京 1982
[15] 南朝·梁·宗懔《荊楚岁时记》五月 转见吴玉贵、华飞主编《四厍全书精品文存》第27卷 团结出版社 北京 1997
[16] 梁·吴圴《续齐谐记·五花丝粽》转引自《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O一九册 44 页 中华书局影印 上海 1934
[17]《全唐诗》（上）275·695 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18]《全唐诗》（上）139·324 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19]《全唐诗》（上）441·1099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20]《全唐诗》（上）356·887 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21]《全唐诗》（上）568·1451页（中）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22]《全唐诗》（上）88·229页（上）上海古籍出版社据康熙扬州书局本影印。1986
[23] 晋·王嘉《拾遗记》卷二 周昭王 转引自《百子全书》第五册 浙江人民出 版社 据扫叶山房1919 年石印本影印 杭州 1984
[24]《古今图书集成·岁功典》第52 卷 《端午部》第019 冊，51 页 中华书局影印 上海 1934
[25] 明·冯梦龙、 蔡元放编《东周列国志》下册 第九十三回，88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北京
1979
[26] 高占祥《中国民族节日大全》壮族端午节
585～586 页 ，知识出版社，北京 1993
[27] 同上，472 页
[28] 同上，387 页
[29] 同上，377 页
关键词：狱 讼 出土法律文献 法律用语 语用
引 论
在现代法史学研究中，因郑玄注《周礼》时云：“争罪曰狱，争财曰讼”，①是以多有论者认为这是西周时即刑、民诉讼程序初步有分的史料依据。但这一观点是否准确，因该问题牵涉史实面和法理面的判断问题，历来众说纷纭。法理面涉及中国古代诉讼程序发达与否的价值判断，姑且不论。史实面上需考虑两个问题。首先，史料是否可靠。我们需要对以往论证“狱”、“讼”相关问题所依据的传世史料进行检验。《周礼》成书于战国时期，系当时人对国家制度的理论设计，掺杂史实和理想。辨析《周礼》记载周制是否属于史实，可以从传世典籍的进行验证，此为典籍的内部验证，对此，历来注家对郑玄此注曾提出不同意见（详见下文）。②在出土法律文献纷出的当代，我们更需从外部材料——即前代未见的出土资料——进行检验，③而不仅仅局限在传世典籍及其历代注疏之间的内部验证。其次，先秦时期“狱”、“讼”本身的语用问题。“狱”、“讼”语用可分为日常用语和法律用语二层面，④法史研究者若研究二词在法制史上的含义时，更需要重视相对规范而精确法律用语层面的语用问题，因为某一时期的法律用语真实体现该时期法制。换言之，法史学研究中若要阐释某时期的法制，相对要更注重法律用语的语用。我们在讨论某时代法律用语时，最佳的第一手资料应数当时的实际法律文书，而后才是相关的史籍记载。鉴于此，本文以出土的包山楚简和《周礼》的记载为主（战国中期成书的《周礼》多见“狱”、“讼”、“狱讼”等辞例。⑤涉及司法制度颇多。包山楚简则是楚国怀王前期的司法档案，与《周礼》最终成书时代相近，故而二者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互证），结合相关出土法律文献与传世文献记载，就先秦时期“狱”、“讼”在法律用语层面上进行辨析，梳理先秦时期“狱”、“讼”语用演变，论证《周礼》郑玄注是否有史实依据，并论证“狱”“讼”在西周即分指刑、民诉讼程序的观点在史实层面上能否成立。
一、“狱”的法律语用演变
“狱”，名词，本意为拘罪人的牢房。⑥引申为案件。
“狱”，在西周时期的出土法律文献中多有见，西周晚期的六年琱生簋铭文有“用狱”之用例，⑦此处“狱”指案件。春秋时期，在出土法律文献目前尚未见到“狱”的辞例，传世典籍中则多见，以《左传》为例，有“坐狱”、⑧“断狱”、⑨“察狱”、⑩ “辟狱”11等用例，亦泛指案件，《左传》记载虽非第一手法律文书史料，但作为史籍记载是可以与出土文献互证的。
战国时期，目前所见最为典型的出土法律文献是包山楚司法简。“狱”字，包山楚简中凡四见，有简84反所见之篇题“疋狱”、简128、139反所见之司法职官称呼“戠狱”、简131所见案件称呼“××之狱”，其中“疋狱”最为重要。篇题“疋狱”的“疋”字含义关系到文本中“狱”字的指称，由于历来注家对此意见颇有不同，在此略作考辨。“疋”，在简文中多见，字作“”或“”，整理者释为“疋”，释读无疑义。“疋”的含义有几种相近的看法。最初整理者引《说文》曰：“记也”，“疋狱”即“狱讼记录”。12李零认为题目“疋”字可能读为作等待之义讲的“胥”字（通须），“胥狱”指待决之狱。13黄盛璋认为：“‘疋狱’即记狱讼，是楚司法机构把官、民向它提出诉讼的各种狱讼案记录下来。”14陈伟认为疋狱简并不是各县上送的文件，而是左尹官署的工作记录。他在篇题释义方面提出了三种推测：其一，《说文》：疋，“或曰‘胥’字”，胥在古书中有副词用法，为相互之意，胥狱或即相狱，指原告指控被告之事。其二，胥有等待之意，疋狱或即须狱，为等待审理之意。其三，从疋得声的字还有“疏”字，疋狱也可能读作疏狱，是指对诉讼之事的分条记录。在三种可能性之中，陈伟认为第二种会大一些。15何琳仪同意将“疋狱”读“须狱”，为等待审理的意思。16刘信芳认为“疋狱”即“疏狱”，即分条记录狱讼之辞。17李家浩也认为“疋狱”应该读为“疏狱”，是对原告的记录。18
上引诸家意见可以归纳为二类意见：
其一，“疋”、“胥”同音假借，故而“疋狱”为“胥狱”，有指控或等待审理等意。此类意见的基础是《说文》及段注，19并可引《尔雅》、《方言》、《广雅》等关于“胥”字含义之记载为据。“疋”、“胥”在出土文献中亦有相通例证，如《郭店楚墓竹简·穷达以时》（简9）载：“子疋（胥）前多功，后戮死”，《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简43）载：“疋（胥）肤肤达者君子道”。再者，“疋”通“胥”亦符合包山楚简的公文书的具体语境。
其二，“疋”如《说文》所言即“记”，“疋”、“疏”相通，故“疋狱”即“疏狱”，系指左尹官署的属吏分条登记受理案件的记录文书。从文字训诂角度看，“疋”“疏”可通，《说文》段注云：“记下云疋也，是为疏耳，疋、疏古今字”。从出土古书看，亦多见“疋”“疏”相通的辞例。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疋”多释为“足”，整理者引《说文》“疋足也”为据，认为“足”即“疋”，读为“疏”。如上博简（五）《季庚子问于孔子》篇第十一简载：“古（故）女（如）（吾）子之足肥也”，整理者认为此处“足”也同“疋”，或读为疏，疏即通，并引段注云：“疏，与音义皆同，皆从疋者。疋所以通也。”20《郭店楚简·老子甲本》（简28）载：“古（故）不可得天新（亲），亦不可得而疋（疏）”，此处“疋”即“疏”。江陵天星观一号楚墓遣策有“疋占”、“疋”、“疋”等辞例，21 “疋”亦通“疏”。检包山楚简所见“疋”，还有如简34“”（与简39之“正疋”当系同一人，不过“”为“疋”之异写）、简36之“疋期”、简38之“疋”（简70同样有“疋”）、简61之“疋越”、简55之“疋”（简64同见“疋”）、简79之“疋献”等等，均以“疋”用于表示属吏职名，22曾侯乙墓竹简简175亦有官吏“疋乘”。“疋”的职能，从文书内容看，是书吏，书吏分条登记受理的讼案，格以“疏”义，均可通。马叙伦云：“……疋借为史，……书则史之转借字，……然古臣言事于君上曰上书，后世言上疏，即借疏为书也。”23故而“疋狱”作为篇题，应是“疏狱”较“胥狱”为佳。
“疋狱”即“疏狱”，为记录讼案的意思。疋狱文书系由左尹官署的属吏记录受案之情实而形成的，文书来源于左尹官署，其中反映的是当时楚国各地之人或官吏均可直接向中央的制度，即“疋狱”文书反映了楚国中央司法机构接受理地方民众诉案的情况。24从“疋狱”简中的案件看，“狱”作为名词，在包山楚简中泛指案件，且其范围广泛，有杀人案、行政征收案、婚姻案、田土案等等。
在时代晚于包山楚简的秦简中，如果是民间用书，则沿袭以往的用法，“狱”指案件，且往往“狱讼”并用，泛指诉讼案件，如在秦简日书中我们就常见到“占狱讼、系囚，不吉”、“狱讼，不吉”等。25但如果是公文书或律令条文，则以“狱”为指称案件的名词用法或用为审案之意的动词用法，属于法律用语，如睡虎地秦简之有篇、有“喜治狱鄢”（简十九），表示讼案的如“狱鞫”（简三三、三五）、“狱未断”（简五十）等等。26由上可见，秦简的“狱”的用法与包山楚简所见“狱”的用法是一致的。
由以上梳理由周至秦的出土法律文献可见，在法律用语层面上“狱”大致都是指称案件，并未在法律用语层面上有郑注所言的“争罪曰狱”即专门指称后世的“刑事”案件的意涵。
二、“讼”的法律语用演变
“讼”，本意为争论。在法律用语层面，用为指称案件（名词）或（动词），在金文法律文献中即已多见。如西周早期的大盂鼎铭文载：“敏罚讼。”27西周中期的扬簋铭文载：“讯讼，取五寽（锊）”28簋铭文载：“讯讼罚，取五寽。” 29以上所引金文铭文所见“讼”均是名词用于指称案件。在西周中期的曶鼎铭文亦载：“？（以）限讼于丼（邢）弔（叔）。” 30西周晚期匜铭文载：“女（汝）敢？（以）乃师讼。” 31上引二则铭文所见“讼”均是动词，为之意。以上所引可见，从西周时期开始，在公文书中就已经用“讼”来表示或案件之意。
西周的用法在战国时期的楚国得到了延续，在包山楚简的司法文书中所见“讼”之用法与西周金文法律文献中所见是相似的。下面我们来看包山楚简中作为法律用语的“讼”。
包山楚简中所见“讼”在“疋狱”简，是表示之意。整理者编入疋狱简的共23枚简，编号为简80-102，列于受简之后。32疋狱简的长度为64-65cm，单契口多见在竹简下段23cm处。33疋狱简格式有两种：其一，“××月××之日，××（人）讼××，谓……，××戠之，××为李。” 可归入此种格式有简80、83、84、86、89、90、91、95、96共9个案件，其中简95无文书签名者。上述案件的提出讼告者身份均是标明为“××人”，即以个人名义，他们与被害人的关系多为亲属。其二，“××月××之日，××（人/官）讼××，以……（之故），××戠之，××为李。” 可归入此种格式的有简81、82、85、87、88、92、93、94、97、98、99、100、101、102共14个案件。这些案件大多是以“个人”或“官”名义讼“官”。
从表达方式看，上列二种格式的不同之处在于文中表达讼由的语词一为“谓（‘胃’或‘言胃’）”，一为“以……（之故）”，但其功能应是一样的，不过一为直接引语、一为间接引语而已。再者，我们若将疋狱简所见案件按照讼告对象分类，则大致有以下两类：一为私人案件类，即以“个人”名义讼“个人”；二为公务案件类，即以“官”或“个人”名义讼“官”。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看到“讼”在所有案件中都是指称，并没有因为案件类型不同而使用不同的术语。
需要注意的是，同时期的楚、秦关于的法律用语有所不同。从目前所见的出土秦简看，在秦国的公文书中用于表示的法律术语多用“告”，不用“讼”。34其原因或是因为秦实行连坐制度，奖励告奸，故而律令等公文书中的“告”多是告发之意。如龙岗秦简简146就有“如他人告”的用例，35此种公文书中“告”即、告发、报告、告知等含义，在秦简中的其他法律简如睡虎地秦简的《语书》、《秦律十八种》等篇中“告”多意为报告、告知，如“告官”、“以书告”等。《秦律杂抄》《法律答问》有以“告”表示告发之意，如“弗告”“甲告乙”、“端告”、“告不审”等等，极为常见。据统计“告”有137例之多。36但在秦时民间社会一般用语中，仍见用“讼”来表示，如日书类的民间用书，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的简263（“占狱讼、系囚，不吉”）、简328（“以責，不得。以訟，不克。”）、简360（“占狱讼，益罪。”）等。37
上述的秦简所见的“讼”字的用法，表明了在秦国（至后来的秦王朝）官方和民间的用法有所差异。显然，民间用书中“讼”字还是传承了先人的用法，而在官方文书中，“讼”字则为“告”等专用词所取代。
三、法律用语层面的“狱”与“讼”关系
讨论“狱”“讼”关系在法律用语层面上的关系，当以实际的法律文书为准。从目前出土的法律文献看，战国时期关于“狱”、“讼”用法较具有代表性者，当属包山楚简，可以此为主要材料。“讼”在包山文书简中用为之意已如前述。疋狱文书，作为左尹官署记录受理案件的文书，篇题有 “狱”，文书中却只见“讼”，不见“狱”，那么“狱”字何指？二者关系又是如何？陈伟曾经指出：“简书用‘讼’字表示诉讼而篇题却采用‘狱’字，……楚国文书中的‘讼’是指当事者个人的行为，‘狱’则反映裁断者的立场，为官方对于讼案的称谓。”38此意见极确，我们查检文书中的“讼”、“狱”用例，可以见到，二词是从不同行为者的角度而言的，“疋狱”系案件的审理者角度的记载，其受理的案件称为“狱”。文书中“讼”系由者的角度而言，即原告诉被告称“讼”，是为动词用法。
包山楚简所见的“狱”“讼”用法，与当时的日常用语相同。如《荀子》一书可见类似例子，如“狱”：《荀子·宥坐》：“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如“讼”：《荀子·宥坐》：“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从上引内容看，就案件而言，是“官听狱”“民争讼”，这正是包山楚简中“狱”“讼”用法。从出土楚简古书来看，“狱”“讼”二字用法与传世文献相类，有沿用其本意表示相争之意，亦有用于表示案件的用法，在郭店简、上博简等楚地出土古书中多有用例，例不胜举。“狱”、“讼”在先秦传世典籍中亦常见，据统计，春秋以前，“讼”、“狱”先秦传世文献中多分别使用，“讼”字有多义现象，不仅限于法律用语层面的或案件含义，“狱”则一般指“案件”。二者合一为“狱讼”或“讼狱”要到战国中期以后的传世文献中方现，39如“狱讼”：“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40或如“讼狱”：“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41多用于表示案件、等意。
至汉代，当时人开始有意识地区分“狱”、“讼”，如“断狱听讼”、42“治狱决讼务得其中”等43，已见“狱”、“讼”意义有所分离。出土汉简法律文书中亦可以见到同样用法。在郑玄注《周礼》时则“狱”、“讼”对称，明确“争罪曰狱，争财曰讼”。梳理“狱”、“讼”含义与用法之流变可见，所谓“狱”、“讼”分别指称“财”、“罪”案件之说，至汉代方见诸史籍，汉人注《周礼》时，以其“当代”观念解释先秦“古代”事务，并无确凿的史实根据。
四、《周礼》郑玄注“狱”“讼”的问题
由于《周礼》在汉以后被奉为经典，儒生视为圣人周公治天下的史籍记载，故而历代注家众多。《周礼》多见“狱”、“讼”、“狱讼”等辞例，汉郑玄注以后也一直有注家提出不同意见，代表性的如唐贾公彦提出的“狱”、“讼”对称义通说，宋黄度提出“讼”、“狱”系指小、大案件说等等。我们就《周礼》本身文本来看， “狱”、“讼”在、等篇多见，且在不同语境下用法不一。固然有狱、讼对称者，如载以“两剂禁民讼”、“以两剂禁民狱”的记载，但也有狱讼不分者，如亦载：“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傅别、约剂。”此处之争财案件却以“狱讼”通称之，可见《周礼》的作者亦无争财争罪之分的观念。清人孙诒让总结历代注家以后指出：“郑说讼狱之义，於经无确证。……凡狱讼对文者，皆讼小而狱大，本无争财争罪之别。”44孙氏辨正郑注财罪之分说，指出“於经无确证”是可信从的。在《周礼》诸篇中亦常见以“狱讼”一词泛指案件但不区分财罪，如“听其狱讼”、“辨其狱讼”、“狱讼成”、“听狱讼”、“议狱讼”等等。但孙氏认同黄度的“小大”说同样也存疑义，见诸《周礼》成书时代——战国——的实际用例看，如前述，考察包山楚简所见“狱”“讼”在文书中只是用于区分使用主体，实为同义词，《荀子·宥坐》篇所见“狱”、“讼”之对称的用法亦与包山楚简所见相类似，这至少说明在战国时期“狱”、“讼”实为同义而非用于区分“财罪”之案或者案之“小大”。故而依郑玄注而云西周之时官府诉讼即有刑民之分，于史实无征。
结 语
通过上文出土法律文献与传世典籍的对读，我们会发现，“狱”为名词、“讼”本动词，本义虽不相同，但是在长期的演变过程中，二者趋同于指称官方审理的案件。在日常用语与法律用语层面，“狱”从其本意延伸，均泛指案件。“讼”从其本意出发，泛指争端，在法律用语层面，“讼”则有名词用法和动词用法，其名词用法与“狱”的含义相近，动词用法时则指“”。秦在商鞅定律以后，“狱”指称案件，“讼”则不再作为法律用语，代之以“告”或“劾”。汉代在法律用语方面则沿袭秦制，但民间日常用语中“讼”的用法仍沿袭前朝。是以，在汉以前，“狱”、“讼”既无用于区分告以“罪”、“财”案件（即所谓刑民之分），亦无用于表示“大”、“小”案件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