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运会英文范文

亚运会英文篇1

asian olympic games chooses china once more, once again had proven our great motherland the important position which and the good prestige*** has in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asian olympic games has chosen guangzhou, has proven the ancient guangzhou’s broad bearing and the modernized guangzhou’s infinite charm. this is guangzhou people’s pride, is also all china’s youth’s pride! the 2001 year’s nation “nine transported” trades guangzhou “changes”; in 2010, definitely is guangzhou historical development milestone, “asian olympic games” will trade a modernized metropolis. we want in the testimony guangzhou history this unforgettable time. the new battle path “is higher, is quicker, is stronger” the olympics spirit and guangzhou person spirit unifies perfectly, leans “auspiciously the sentiment dedu***ction, the green, the civilization” “asian olympic games” the new subject; leans new path which under the sentiment deduction scientific development concept instruction guangzhou develops!

i hope that asian games can have a good end!

亚运会再次选择中国，又一次证明了我们伟大祖国在国际社会具有的重要地位和良好的信誉；亚运选择了广州，证明了古老广州的恢弘气度和现代化广州的无穷魅力。这是广州人民的骄傲，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骄傲！2001年的全国“九运”换来了广州的“中变”；2012年，肯定是广州历史发展的里程碑，“亚运”将换来一个现代化大都市。我们要见证广州历史上这一难忘的时刻。新的征途把“更高、更快、更强”的奥林匹克精神与广州人精神完美结合，倾情演绎“祥和、绿色、文明”的“亚运”新主题；倾情演绎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广州发展的新轨迹。

我祝愿亚运会有一个圆满的结局！

亚运会英文篇2

在众多转型从政的女运动员中，邓亚萍无疑是最成功者之一。邓亚萍的“当官”跟她的很多前辈不同，她并不仅仅是担任体育行政管理领域的职务，早在2009年她就已经进入了国家机关，担任的职位是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副厅局级)。一年后，邓亚萍又正式调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网站总裁(正厅局级)，短短三年内，邓亚萍完成了“三级跳”。

退役15年，苦读11载

15年前，24岁的邓亚萍带着4枚奥运金牌退役，此后她用了整整11年时间分别在清华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先后获英语专业学士学位、中国当代研究专业硕士学位和经济学博士学位。同时，在求学期间，在前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的鼓励和帮助下，邓亚萍在悉尼奥运会后正式进入了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那是她“仕途”的真正起点。后来，她又两度成为北京申奥大使、在国际奥委会道德委员会以及运动和环境委员会两个委员会任职、担任北京奥组委官员……

对于一个运动员来讲，退役后的选择有很多种，有从商的，有从政的，有进演艺圈的……然而，邓亚萍选择退役的原因主要有两个，第一个原因是打乒乓球打了19年，相当长的时间，已经获得了18个世界冠军、实现了大满贯；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在退役后适应社会，很想去读书。

“临近退役时，我便开始设计自己将来的路，有人认为运动员只能在自己熟悉的运动项目中继续工作，而我就是要证明：运动员不仅能够打好比赛，同时也能做好其他事情。哪天我不当运动员了，我的新起点也就开始了。”4年前，在出任北京奥组委官员时，邓亚萍接受采访回忆说，“1996年底，我被萨老提名为国际奥委会运动委员会委员。我明白，这既是国际奥委会的重用和信任，也是一次严峻的挑战。奥委会的办公语言是英语和法语。然而，这时我的英语基础几乎是零，法语也是一窍不通。面对如此重要的工作岗位和自己外语水平的反差，我心里急得火上房。”

亚特兰大奥运会结束后，邓亚萍以英语专业本科生的身份初进清华时，她的英文几乎是一张白纸，既没有英文的底子，更别说有口语交流的能力。“怀着兴奋而又忐忑的心情迈进清华大学。老师想看看我的水平――你写出26个英文字母看看。我费了一阵心思总算写了出来，看着一会儿大写、一会儿小写的字母，我有些不好意思一一老师，就这个样子了。但请老师放心，我一定努力!”

“上课时老师的讲述对我而言无异于天书，我只能尽力一字不漏地听着、记着，回到宿舍，再一点点翻字典，一点点硬啃硬记。我给自己制定了学习计划：一切从零开始，坚持三个第一从课本第一页学起，从第一个字母、第一个单词背起；一天必须保证14个小时的学习时间，每天5点准时起床，读音标、背单词、练听力，直到正式上课；晚上整理讲义，温习功课，直到深夜12点。”由于全身心地投入学习，邓亚萍几乎完全取消了与朋友的聚会及无关紧要的社会活动，就连给父母打电话的次数也大大减少。为了提高自己的听力和会话能力，她除了定时光顾语音室，还买来多功能复读机。由于总是一边听磁带，一边跟着读，同学们跟她开玩笑：“亚萍，你成天读个不停，当心嘴唇磨出茧子呀!”“但我相信：没有超人的付出，就不会有超人的成绩。这也是我多年闯荡赛场的切身体验。”

学习是紧张的，每天的课程都排得满满的。除学习之外，邓亚萍每周还要三次往返几十里路到国家队训练基地进行训练，疲劳程度可想而知。“每天清晨起床时，我都会发现枕头上有许多头发，梳头的时候也会有不少头发脱落下来。对此我并不太在意，倒是教练和队友见到我十分惊讶：‘小邓，你怎么了?’我说：‘没什么，可能是学习的用脑和打球的用脑不一样吧。～’

为了更快地掌握英语，几位英语老师建议邓亚萍到国外去学习一段时间，在他们的热心帮助下，经清华大学和国家体育总局批准，]998年初，刚在清华读了几个月的邓亚萍作为交换生被送到英国剑桥大学突击英语。

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又是一个艰难的起步。最初的几个月，邓亚萍一直都在艰难地适应剑桥的学习环境。和普通学生一样，她买了辆自行车，准备每天骑车往返学校。第一天房东领她走了一遍，第二天自己却找不到路了。问路也无法与人交流，这种窘迫让邓亚萍永生难忘。

为了赶功课，邓亚萍起早贪黑，每天只睡几小时。中午吃的是家里带去的三明治，晚饭经常吃的就是方便面加青菜、西红柿和鸡蛋。几乎每天都要学习到午夜才能睡觉。虽然基础比其他同学差，她总是不甘心，想超过别人。这种好胜的心理后来才慢慢开始转变：“毕竟基础不同，从运动员到学生是一个非常大的转折，学习上升也要有个过程。”回到清华，邓亚萍的毕业论文题目是《国球的历史及发展》。从开题报告，到第一次提交论文，以至论文的最终修订，邓亚萍不仅每一项都达到标准，而且步步提前，赶在时间表前完成。“我终于戴上了学士帽，在毕业典礼上，我用流利的英语向老师致词。”

2001年9月，邓亚萍从清华走进英国诺丁汉大学攻读硕士。“原本更喜欢剑桥，那里风景可人，令我心醉。可我还是投奔了诺丁汉大学，因为诺丁汉大学有全英国最棒的外语系。”多年后，回忆当年清苦的求学生活，邓亚萍说，“打球的时候，两眼视力都是15，上学以后下降得很快，现在有一只眼已经0 6了。学习和打球相比完全是两码事，睡眠不足，上课总是犯困，眼睛睁不开，越坐越困，恨不得用根棍儿把眼皮撑起来。可对面坐着的是老师，你又不可能睡觉，更不可能溜号。刚开始时这种感觉特别明显，后来慢慢适应了这种生活，知道该怎样安排好作息，找到了一些规律。”

在诺丁汉大学上课的过程中，邓亚萍总是抓住一切机会抢着发言。老师开玩笑地说，从她学习的劲头就可以看得出她是一个世界冠军。当再次拜会萨马兰奇先生时，邓亚萍的硕士论文《从小脚女人到奥运冠军》给了萨翁一个惊喜。2002年12月22日，她如愿获得硕士学位。萨马兰奇先生称赞她“拥有了打开世界大门的钥匙”。

2003年，邓亚萍开始攻读剑桥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2008年3月，她顺利通过了博士论文答辩。2008年11月29日下午，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生邓亚萍在毕业典礼上，如愿穿上博士袍，圆了十年前的一个梦。在剑桥大学近八百年的历史中，这是第一次有像邓亚萍这种量级的世界顶尖运动员拿到博士学位。

从打球到读书，从“武”到“文”，邓亚萍十一年来付出了大量心血，因为她在读书的同时，还兼任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奥组委的工作。她的博士论文也与奥运会有关，题目是《全球竞争中的奥林匹克品牌：二八年北京奥运会的案例分析》。邓亚萍说，作为

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自己的博士论文希望能更深层次研究奥林匹克运动，不仅仅是研究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层面，而且体现在奥林匹克品牌的商业价值上。

三年三级跳，进军互联网

北京奥运会前一年，邓亚萍正式担任北京奥组委奥运村部副部长，大家习惯把干练的她称作“奥运村村长”。应该说，那时的邓亚萍已经悄然开始了从体坛到政坛的角色转变，但是她的工作毕竟没有脱离体育行政管理领域，一切看上去就是那么理所当然，在她之前有着太多类似的“体而优则仕”的故事：比如女排功勋教头袁伟民(曾担任总局局长、正部级)、国球名帅蔡振华(现任总局副局长、副部级)、老女排队长张蓉芳(现任国家排管中心党组书记、正厅级)……

2009年4月，邓亚萍出人意料地被调到共青团北京市委担任副书记。在那时，邓亚萍就多次表示，团的工作对她来说是新领域、新工作、新角色，自己要多向大家学习和请教。自上任时起，她每天的日程都安排得满满的：参加“五四”运动90周年表彰大会，去怀柔、顺义、朝阳等区县与基层团员交流，在“5.12”汶川地震一周年时与志愿者座谈，参加中韩大学生交流营活动，与中韩大学生共同植树，等等。在新岗位一直很忙，加班加点是常事，还经常开会到半夜一两点，为此邓亚萍深有感触地说，“从共青团的工作来讲，我们总结了这么一句话，就是‘白加黑’，‘五加二’，就是每周一到五要工作，同时还经常加班加点……”

“尽管非常忙，但我从新集体、新工作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扩大了视野。”回忆起刚刚从事共青团工作时那段日子，邓亚萍感慨地说，从体育系统转到共青团工作，尽管换了工作，但自己的工作对象还是青年人。“我是运动员出身，不怕吃苦，注重团队协作配合，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就像乒乓球双打，你的搭档如果发挥不好，你一定要鼓励她，否则她会越打越糟。”

“她总是那么富有激情和感染力，特别善于交流、沟通。”与邓亚萍接触过的一位志愿者由衷地称赞。的确，邓亚萍适应新的工作环境、工作角色转变速度之快出乎很多人的意料。“我在国际奥委会工作多年，国际视野和国际概念使我更了解外国人的思维和文化，这也是我的优势。这些对于加强团组织对外交流、合作、沟通都很有好处。”她说。

就任团市委副书记近11个月后的2010年9月25日，邓亚萍正式出任人民日报社副秘书长兼“人民搜索”网站总裁。人民搜索董事会认为，曾经的“乒乓女皇”、剑桥经济学博士、国际奥委会官员和共青团北京市委副书记，邓亚萍经历了几次成功的大跨度人生转折，她身上所体现出来的拼搏、进取精神，以及她本人所具有的国际影响力，将使企业化、市场化运作的人民搜索网在国内外资源拓展方面获得巨大推动力。

不过邓亚萍升迁，得到的不光是鲜花和掌声，也有关于“隔行如隔山”的质疑，有网友说：“谷歌的创建者佩奇和布林学的是计算机和数学，李彦宏是计算机硕士，马化腾和丁磊都是学计算机的……邓亚萍是剑桥的经济学博士，但她了解计算机相关学科和互联网规律吗?”

亚运会英文篇3

经过在英国将近两年的学习生活，申圣已经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2011年秋天，在诺丁汉特伦特大学主修“心理学与特殊融合教育”的王申圣，从28万报名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伦敦奥运会的一名观众服务志愿者。她告诉我，为观众服务是辛苦的，但同时，也能收获很多快乐，比如申圣利用工作间隙细心观察英国在奥运会期间用各种方式和手段所展示的英伦文化，从中增长了不少见识。

开幕式：充满了慢热、从容

和对经典的尊崇

都说英国人是慢热的，在伦敦生活的日子里，王申圣深深体会到这一点：与许多国家百姓喜欢“凑热闹”不同，不少当地人选择出去旅行，避开因奥运而至的蜂拥人群。直到奥运会前三个月，英国本土对于奥运会的宣传攻势才渐渐展开：开幕式前一个月，奥运广告牌才出现在街头，伦敦一些主要街区和著名景点也才有了火热的奥运气氛，各种出售奥运纪念品的小摊越来越多地出现。

7月27日上午8点12分到8点15分，在伦敦街头矗立了几百年的大本钟以40响浑厚的响声，将清晨的伦敦叫醒，迎接奥运。这是自1952年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葬礼之后，大本钟第一次在非常规时间敲响，对于固守传统的英国人来说，这是个让人惊讶的大事。

尽管伦敦当地的奥运热火燃烧得有些迟，但拥有璀璨历史的英国却明显想借着这次机会好好宣传一下本国文化。很显然，2012年奥运会对于英国人来说，不仅仅是一项体育盛事那么简单。也许是因为已经举办过多届奥运会，英国人从容不迫地在此期间通过与世界各国进行文化、经济的交流，重回到世界的中心。

英国是一个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国度，而要说到现代英国文化，最值得英国人骄傲的两点，无疑是职业体育的起始，尤其是现代足球的发端以及60年不衰的流行乐。英国摇滚在最动人心弦的艺术种类里占据着牢不可破的地位。伦敦奥运会开幕式导演博伊尔早就说过：“英国有着最杰出的音乐传统，很多人都把英国音乐看做是指路明灯。在开幕式上，我们希望能够再为全世界的观众呈现出一个音乐的世界。”

英国人说到做到，真的打造了奥运历史上最摇滚的开幕式。开幕式那天，王申圣看到了她的偶像—披头士曾经的主要创作人、二十世纪顶级音乐的标志、现今已70岁的麦卡特尼高举双手出现在伦敦碗中，《Hey，Jude》的歌声响彻伦敦；还听到了性手枪乐队当年由于攻击女王而被禁的曲子《上帝拯救女王》，也在开幕式现场响起。开幕是音乐，闭幕也是音乐。以“英国音乐交响曲”为主题的闭幕式，将英伦音乐50年的精华呈献给世界。伦敦奥运会从头唱到尾，3个小时的闭幕式无疑是英伦摇滚与流行音乐的大派对，一个万众狂欢的超级演唱会。

戏剧节：莎士比亚无处不在

莎士比亚戏剧节是伦敦奥运期间文化系列活动的重头戏，它将一直延续到11月。很显然，来自中国的小姑娘不会错过这位经常在语文课本上提到的大文豪。

“环球莎士比亚戏剧节”，这是莎士比亚戏剧演出阵容最强大的一次，正如中国学生要学习古代文言文，莎士比亚作品也是英国中小学生的必修课文之一。作为一个中途闯入的“门外汉”，王申圣走进了活动现场——伦敦泰晤士河边的当年莎翁多部名剧首演地环球剧院，观看了来自全球各地的戏剧团体用37种语言分别上演的莎士比亚的37部剧作。

王申圣告诉我，今天的环球剧院仍保持着16世纪的模样，轮番上演着莎士比亚经典戏剧，甚至还保留着“站着看戏”的传统。据说，莎士比亚时代的“站票观众”花1个便士就可以站在院子里看戏，如今的票价自然要贵上许多，除了一个全年开放的展览馆，剧院还定期举行免费的讲习班、朗诵会，让英国的戏剧艺术发扬光大。

所有戏剧中，让申圣印象最深的是由中国国家话剧院副院长王晓鹰导演的普通话版话剧《理查三世》，剧情中加入了中国风的元素，赢得满堂喝彩。

此外，王申圣还观看了完成于1611年，被文学评论家认为是莎士比亚“诗的遗嘱”—传奇剧《暴风雨》。那些立体饱满的人物、多线穿插的剧情，使一个简单的故事有了更宏大的体量，也让中国小姑娘感触到了英国艺术的博大精深。

“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无限广阔的世界。他就像一位魔法师，把人生浓缩成无数瓶精华，每个故事倒上几滴，已经浑然是个小世界，故事里的人好像都离我们很远，细细回味时，又仿佛就在你我身边。那个暴风雨小岛就是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在那里惩罚敌人，也反省自己，最终的和解，大概就是走出自我世界再重新尝试的象征，一场风暴即一场思考。”

名人牌：纪念没有国界

被誉为英国“国民作家”的狄更斯当年写作《雾都孤儿》的四层故居，就在王申圣等志愿者来回路上常路过的地铁站附近，路名叫做道提街。

这次为了纪念狄更斯诞生200周年和奥运会召开，当地特别投入310万英镑对整个故居做恢复和扩容。310万英镑所带来的效果是，使得这个故居能够重现当年的特殊风味，以及更好地保护建筑物本身。最核心的就是让博物馆扩容并重现维多利亚时期的原始风貌。

狄更斯故居在伦敦算不上稀奇，走在大街上，特别是在西区这类比较古老的住宅区里，你经常能看到墙上出现蓝色牌子，这个牌子就是英国保护名人故居的一个举措。牌子是由英国遗产委员会颁发的，一块直径约50厘米的陶瓷圆盘，上面有六行英文。他们当中以作家居多，也有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经济学家和少数政治家等。因为这些圆盘多为蓝底白字，故统称“蓝牌”。

亚运会英文篇4

独立后新马的英语政策

二战结束后，在全世界反殖民主义浪潮的影响下，1957年8月，马来半岛摆脱英国殖民统治，成立马来亚联合邦；1963年9月，马来亚联合邦与新加坡、沙巴、沙捞越合并，组成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华人占多数的新加坡无疑影响马来西亚马来民族主义和马来国民意识的建立，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迫脱离马来西亚，走上独立建国的道路。以下分述新马两个国家独立后不同的英语政策。

（一）马来西亚的英语政策

马来西亚独立前夕，联盟政府任命敦拉萨为教育部长，随后成立了“教育检讨委员会”，制定了一个兼顾马来西亚境内各族权益的教育政策，并于1956年《拉萨报告书》，强调马来语为国语，规定马来语为学校的教学用语并附有一系列相关的马来语教育制度。该报告书奠定了马来西亚国家语言政策的发展方向，逐渐使马来语成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官方语言。《拉萨报告书》之后，马来西亚的英文学校开始逐渐被马来文学校取代。20世纪60年代独立早期，由于民族关系、新加坡独立等政治因素，语言问题成为民族问题的焦点之一。“马来西亚宪法第152条原来规定在独立十年之后，国会需制定法律重新确定英文的法定地位”，［1］由此而引起当时关于官方语言的讨论。1960年8月政府《拉曼达立报告书》，在教学科目方面建议：马来西亚所有中、小学开始将马来语和英语作为必修科目，其他语言的教学视实际情况而定；在中等学校证书考试方面建议：1962年开始以马来语取代英语作为考试用语；在规划未来教育发展方面：建议所有国民小学教授英语；对其他语言源流小学，英语属第三语言教育，从小学三年级起教授，并增加其学习时间，使小学生在毕业前的英语程度与国民小学学生的英语程度相当；政府颁发的教育文凭的考试用语应以英语和马来语为主。秉承该报告书的精神，政府颁布了《1961年教育法令》，对中学进行改制，规定除国民中学外，华文中学只有改制为英文学校才能得到政府津贴，国民型中学以英语为教学用语。1967年，马来西亚正式颁布了《1967年国语法案》，确立马来语为马来西亚唯一的国语和官方语言。至此，英语作为马来西亚官方语言的争论和实践成为历史。20世纪70-90年代，马来西亚推行“新经济政策”。在第二期的马来西亚计划（1971—1975）中，马来语被定为主要的教学用语，英语则作为第二语言学习。1975年，马来西亚的英文学校被全部改制为国民小学，所有以英语为教学用语的小学必须全部改为马来语教授。在第三期马来西亚计划（1976—1980）实施的最后一年，全国的教育系统已基本以马来语全面取代英语成为教学用语。第五期马来西亚计划（1985—1990）期间内，英语仍只是学校教育中的第二语言。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来西亚开始推行“新发展政策”以取代“新经济政策”。该时期，时任马来西亚首相的马哈迪提出“2020宏愿”，以期建立马来西亚国族。基于国家的新发展，政府开始通过社会调查反省推行马来语教学后国民英语水平大幅滑落的原因，与此同时，民间也出现了重视英语学习和恢复英文学校的声音。出于种种考虑，政府制定了《1996年教育法令》，规定国民小学中英语是必修课，在国民型小学中马来语与英语是必修课。除了积极颁布措施、大力提升基础教育阶段学生的英语水平外，1997年，“教育部宣布把‘1119英语考试’列为马来西亚高等教育文凭考试的必考科目，规定从2001年开始，申请进入当地大学的大学先修班、文凭课程及STPM（大马教育文凭考试）考试资格的学生必须参加‘马来西亚大学英语测验’。”［2］进入新世纪，基于全球化和国家现代化的发展，马来西亚再次直面英语对于国民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2002年，时任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尼发表声明，马来西亚从小学一年级开始推行英语教授数学和科学的政策（PPSMI），即“数理英化政策”。声明一出即遭各界反对，而政府还是在一片质疑和反对声中于2003年开始在各个教学阶段执行该政策，英语作为从小学到大学的数理科教学用语重回马来西亚课堂。随着时间的推进，数理英化政策逐渐演变成为一项“捍卫民族母语教育权利”的政治运动，迫于各方压力，马来西亚内阁于2009年7月8日议决废除该政策，取而代之以“巩固国语，加强英语”（MBMMBI）政策，并从2012年开始分阶段在中小学恢复母语教授数理，即在国小和中学使用国语教数理，而华小和淡小则分别使用华语及淡米尔语教授数理。同年底，马来西亚教育部课程发展司多次召集相关教育团体出席课程改革会议，讨论改革国内三种源流学校的马来语及英语课程节数和授课时间。在落实新政策的过度时期，教育部2011年11月《2012年推行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政策指南》，规定学校可以根据四种情况，以个别决定数理科的教学用语；教育部、州教育局和县教育局成立了“特别任务队伍”，以确保“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政策顺利实施，并详细列出过度时期国小、华小、淡小和中学所使用的数理教学用语及政府考试用语。

（二）新加坡的英语政策

20世纪50年代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时期，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属多语制，马来语为国语，英语、华语及淡米尔语同属官方语言。50年代中叶，新加坡各语言源流学校中英文学校的人数最多，超过华文学校。1955年开始，新加坡成立了“各党派委员会”，随后制订了《各党派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建议平等对待各民族语言。1959年新加坡自治，其语言政策主要还是采取该报告书的建议，实行多语制，从小学开始实施双语教育。1965年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独立后即确定双语教育政策，英语逐渐成为第一语言和学校的教学用语，其他三种民族语言逐渐变成第二语言。1967年，新加坡政府停止了此前每年一度的“国语宣传周”。这说明，从马来西亚联邦分离而独立的新加坡继承了殖民时期的大部分行政和法治制度，在语言政策方面，以英语作为新加坡主要的政府工作用语与学校教学用语，使英语成为各族群间沟通的优势语言。20世纪70年代始，新加坡开始进行多项教育改革，时任总理的李光耀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英语于国家科学技术发展的重要性和实用性，以英语为主的多语制下的双语教育已经定型，英语完全取代马来语具有了国语的实际地位。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家长都认为将孩子送读英文学校有助于孩子将来的升学、就业及晋升，到20世纪70年代末，新加坡的英文学校占各语言源流学校的比例已达到88.8%；1984年，99.3%的小一新生选择的是英文学校。在大学教育方面，1955年创办的世界范围内第一所以华语为教学用语的海外华文大学“南洋大学”，1975年接受新加坡政府改制，以英语为教学用语，1980与新加坡大学合并，成立了以英语为教学用语的新加坡国立大学。1987年，新加坡统一国内四大语言源流学校为全国源流学校，所有学生都以英语为第一语言，其他三种民族语言作为各民族的第二语言学习。这是双语政策成功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成为新加坡最基本的教育特色：多语制下英语独大的双语教育。20世纪90年代新加坡进行国民教育改革，调整了语言分流制度。1991年的《改革小学教育方案》报告书继续强调了英语作为新加坡工作语言和多元民族族际沟通语的重要作用，但为了保证各族学生的母语学习，报告书强调应在小学阶段开始学习英语与母语，并依照学生英语和母语能力从小学开始按学生的语言能力将他们分流到普通课程、延长课程和单语课程，这是新加坡以英语为主的精英教育思想的具体表现。长期以来，由于新加坡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民族构成等综合因素使英语在新加坡的传播和发展独具特色，逐步发展成为“新加坡英语”，这是英语的新加坡变体。为规范新加坡英语，2000年4月，新加坡政府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讲正确英语运动”，时任新加坡总理的吴作栋为此项运动启幕，特设的官方网站SGEM的开设目的是确保新加坡人认识到说标准英语的重要意义并促使其说标准英语，自2004年始，每年都有不同的口号和主题（见表一），受众群也不同。SGEM通过在社会举办丰富的活动，在学校采取辅导和奖励、传媒宣传等方式，以期达到全面提高新加坡公民英语水平的目标。

新马英语政策之比较及其发展趋势

从上述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新马历史上都有英文学校，英语都是教学用语和必修科目，两国政府在不同历史时期均意识到国民英语水平之于国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意义，但在具体做法方面差距甚大：独立后的马来西亚采取的是单语政策，是在马来语的土壤里保留英语教育；独立后的新加坡采用的是多语政策，开展以英语为第一语文的双语教育，培养精英人才。

（一）新马英语政策的比较

1.历史原因：马来西亚英文学校的关闭与新加坡英语作为第一语言地位的确立马来西亚从1970年开始逐步将英文学校全部改制为国民小学，并逐步改变英文中学的教学用语，至80年代初，马来语代替英语成为教学用语。马来西亚用了近十年的时间，使马来语成为国内主要的教学用语，以帮助马来西亚达到国家统一的目的。同样也是在这十年里，英文学校的转型、关闭，英语仅作为一门外语的教授，直接导致了马来西亚人英语水平的断层，这也是20年后“数理英化政策”的仓促出台、失败及随后“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政策”的慎重制定的根本原因。新加坡就读英语学校的学生人数在其未独立前的50年代中期增加得很快，超过了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华人学生人数。同时期出台的《华文教育委员会报告书》呼吁平等对待各族语言，推行多元语言政策，这从另一个侧面确保了英语的学习时间和英语在教育制度中所占有的一席之地。1965年被迫独立后，新加坡政府宣布继续采取双语政策，英语作为官方语言开始成为新加坡人的第一语言，成为新加坡学校的教学用语，更成为其国内各民族之间的沟通用语。双语政策推行22年后的1987年，新加坡国内的四大语言源流学校成功统一为全国源流学校，牢固确立了英语作为新加坡人第一语言的地位，语言分流制度成功确立，为新加坡以英语为主的精英教育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2.国家意识：“马来人的马来西亚”与一个民族的“新加坡人”“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这一原则源于英殖民时期，殖民政府希望借此巩固其在马来西亚的殖民统治地位。独立后的马来西亚，语言政策的主要考量是提升马来人的地位，并通过一系列落实马来语地位的语言政策，以马来文化和语言瓦解英殖民时期的英语教育对马来西亚国家意识的培养带来的文化阻碍，实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语言”的国家理想。随后陆续出台的教育报告书与教育法令等政策，逐步构建起马来语在国家统一与国家意识培养方面的主导作用，也逐步取代了英语在马来西亚的地位。新加坡是一个海岛型的移民国家，也是沟通亚洲和欧洲的重要港口，多元语言与文化并存是新加坡社会语言生活的基本风貌。多元民族的新加坡，一直强调国民一体化，希冀各民族在各领域达成一致的认同，促使国内民族意识与国民意识逐渐融合在“新加坡人”的概念下。“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种命运”是时任总理李光耀倡导的实现国民一体化的终极目标，使用英语有助于新加坡人淡化民族意识，从而达成一个民族的新加坡理想。

3.教育制度：马来西亚教学用语的争论与新加坡双语制度下的双语主义从历史的回顾中可以发现，马来西亚对英语的态度是审慎和矛盾的。一方面，政府担心强调英语教育和学习会造成对国语马来语地位的冲击进而阻碍马来西亚国家意识的建立；另一方面，若完全放弃英语教育，又可能出现国民英语素质低下而难以适应世界经济与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局面。这种担心直接体现在英文学校的关闭、英语官方语言地位的丧失、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或第三语言的学习、英语是否作为教学用语和考试用语的反复等问题上。始于2002年的“数理英化”政策的失败、“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新政的提出，是马来西亚在新世纪对英语之于国家发展重要作用的重新认识与定位。反观新加坡的教育制度，独立初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一样，有四种语文源流的学校，分别是英文学校、华文学校、马来文学校和淡米尔文学校。1965年独立建国后，政府确立了双语教育政策，规定新加坡境内四种源流学校的学生，除了学习自己的母语外，都必须学习英语，“英语+母语”的双语制度，形成了新加坡教育政策的基础。经过多年实践，英语已取代了马来语的地位成为事实国语，它不仅是官方语言、教学语言、考试语言、工作语言、国际语言，更是作为新加坡的国家身份语言，是“新加坡人”的共同语言。双语教育的成功，促使双语主义这个观念成为新加坡人价值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4.近期现状：马来西亚“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政策及新加坡的语言转移趋势很显然，马来西亚近年“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政策是对2009年“数理英化”政策的替代，也印证了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巩固国语与加强英语政策是双管齐下的，巩固国语策略包括使用国语作为中小学国民学校数理科的教学用语，以及改善国语的教学方案；加强英语策略则为英语课程的改善，以及准备有素质的教材和足够的师资来推行相关课程。”［3］政府加强国民的英语教育说明当前马来西亚国民的英语水平需要提高，而现阶段英语之于马来西亚国家现代化发展的重要意义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政府历史上对英语政策决策的偏误。新加坡的情况则完全相反，双语教育的落实，语言分流制度和2000年开始的一年一度的“讲标准英语运动”，强化了新加坡“英语独大”的社会语境。近年来的许多相关的调查数据都显示出一个相近的结果：无论新加坡人的民族归属为何，“英语为主、母语为辅的双语教育，体现在家庭语言转移的大趋势中就是各民族语言向英语的转移”。［4］这种语言的转移和过渡趋势不仅发生在除英语外的三种官方语言上，也体现在新加坡境内的其他民族语言和方言上。新加坡的语言转移趋势是双语教育制度下出现的社会语言使用问题，也从另一侧面反应出英语独大对新加坡各族语言生态环境的威胁。从以上的比较我们看到，从历史的角度考察，同样在上世纪的80年代，马来西亚成功废除了英文学校而独尊国语马来语，而新加坡则成功将其国内的各教育源流统一为英文，两国的语言政策在同一历史时期几乎是南辕北辙。在理想与现实面前，马来西亚选择了用马来语以达成建设一个马来西亚民族的理想主义，而新加坡则以国家经济建设和生存发展为第一要义，利用英语的超民族性建设新加坡人的新加坡，语言政策体现了务实主义的一面。

（二）新马英语政策的发展趋势

随着近年来全球化浪潮的席卷，英语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语言，其在世界各国的成功传播已经成为各国语言政策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尽管新马两国对英语的历史态度和做法有较大的差异，但英语在新马两国的传播，都是以殖民地的历史为前提条件，而两国国内的语言多样性恰好为英语的传播提供了基础，英语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地位，在国际贸易、科技和高等教育领域的使用情况始终是语言政策调整的方向标。换言之，在殖民时代结束后，英语的成功传播并不是哪个国家刻意的语言管理或特定的语言政策执行后出现的结果，英语的世界扩张已然是事实，这是新马两国当前在考虑语言政策时必须高度重视的一个影响因素。短期内两国的语言政策还将继续保持对英语教育和传播问题的重视，这将是未来一段时期内两国语言政策的一个重要表现之一，也是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对多元语言国家提出的要求。不同的是，新马两国选择了不同的语言政策类型。马来西亚采用单语制，而“尽管单语制思想在国家语言意识形态和政府对语言管理所做的努力中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单语制政体在语言实践中往往都是多语制”。［5］从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发展的历史回顾中我们看到，这个单语制国家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实践一直不断地挑战着以马来语为国语的单语制，英语在睽违马来西亚20余年后重新进入其国家语言政策的视野，虽然马来语作为国语的地位不会动摇，但单语制的社会压力却越来越大，从“数理英化”到“巩固国语加强英语”政策的转变，英语教育再次全面化和低龄化，并将在政府的政策保障下逐步扩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换言之，在全球化的今天，马来西亚的单语制正面临着来自外部世界的英语扩张的威胁，这也是对当前马来西亚单语制提出的时代挑战。新加坡则采用多语制，其语言政策的核心“双语制度”的成功牢固树立了英语的地位和作用，英语教育为其国内的精英教育创设了前提。作为双语制度下必须学习的各族母语，如马来语、淡米尔语及华语，虽然与英语同为官方语言，但近年来其使用人数和使用范围逐渐缩小，尤其在新生代中，向英语转移的语言转移趋势明显，多语制下英语单语独大是目前新加坡的语言事实。与马来西亚相比，新加坡并没有这种来自于外部世界的英语扩张的压力，且从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发展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新加坡人已经习惯于将语言和文化服从于国家经济发展的需要，英语作为经济语言的功能早已得到新加坡人的充分肯定。正是这种务实的语言心理，在当前中国经济和工业快速发展之际，为新加坡另一种官方语言华语的发展提供了依据，事实上，新加坡的语言问题一直集中在英语和华语上。因此，处理好新加坡英语和华语问题，继续细化语言教育分流制度，保持精英教育的质量，是新加坡这个多语制国家在英语单语独大的语言事实面前必须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结论：

理智应对英语的强势回归通过以上讨论，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马两国虽然都有丰富的民族语言资源，但在半个多世纪的语言实践里，民族语言问题并不真正制约两国语言政策的发展。换言之，殖民语言英语并未真正离开这片马来土壤，不论是马来西亚的单语制，还是新加坡的多语制，其根本问题都集中在英语上。面对英语的强势回归，新马的国家语言政策，应该表现出理智和审慎的一面。

（一）尊重语言传播规律，正确引导英语的传播和应用

语言政策之于培养国家意识、增强民族凝聚力、平衡民族矛盾、保留多元文化的力量不可小觑，这些因素制约着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就马来西亚而言，面对历史上语言问题的反复、各民族母语的持续角力、各语言源流学校的生存抗争等现实，英语的扩散和传播并不因各类语言问题的升级而处于劣势，英语的“威胁”本身并不是马来西亚语言政策实施的一种结果，是语言在不同历史时代的一种自然选择的表现。就新加坡而言，双语制度的逐步调整，华校的自然关闭，讲标准华语运动及讲正确英语运动这两大公众语言运动的推广，高阶语言英语独大的单级化已成为不可阻挡的语言趋势。从这个角度观察，新马两国的语言政策虽然对于英语的政策历史上曾经出现南辕北辙的做法，但其本质上却基本一致：控制英语的快速传播扩散。在这一点上，马来西亚的语言政策显然用力过猛。比较当前新马的语言政策，马来西亚的重点在于迎接英语的回归，新加坡则需采取措施避免英语在国内快速走向单级化，历史上似乎又出现了新一轮的“南辕北辙”。因而，尊重并遵循语言传播规律，正确引导英语的传播和应用，是新马两国语言政策研究的重要调整方向。

（二）建立相应的语言政策评估体系，指导语言政策的调整和制定

现阶段马来西亚加强英语的语言政策基调具有实用主义的取向，这符合语言经济学的观点。从这个角度出发，“数理英化”政策的废除的只是具体政策规定在应用领域的具体操作细则，其加强国民英语水平的目标并没有被废除，甚至是没有改变，继续体现在“巩固国语和加强英语”的操作定义内。新加坡的情况也有相似之处，从其最长寿的公众运动“讲华语运动”来看，成就华语的代价是方言的牺牲，然而方言的牺牲并未能换来华语成为华族共同语的结果，向英语转移的语言趋势显著，英语最终成为这场公众运动的最大赢家，显然，新加坡通过该运动人为地、强制性地放慢了高阶语言英语大面积覆盖民族语言领域的步伐，其控制英语一枝独秀的思路并未改变，继续体现在当前新加坡关于华语教学的一系列措施的调整中。可见，新马两国都在应对英语全球传播的问题，不同的是，马来西亚通过否定“数理英化”政策的显性政策迎接英语的强势回归，新加坡则采取了柔性的隐性政策疏导英语的传播和应用。而不管是显性抑或隐性，建立相应的语言政策评估体系，最大限度地避免因政策偏误而带来的如语言资源流失等不可逆转的后果，则应该是指导两国语言政策发展的关键的制度建设。语言政策属于国家公共政策领域的研究内容，制约语言政策的因素错综复杂，涉及政治、外交、经济、宗教、人口、教育、文化、民族关系等与国家发展息息相关的内容，这些内容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人类生活，与语言一道属于同一个生态体。换言之，语言和语言政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研究对象，对语言政策的研究需要更广阔的视野，尤其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样具有丰富语言资源的国家，语言生活丰富多元，具有较强的区域代表性。因而，国家首先要重视对语言政策的研究和投入，多维度梳理语言政策的历史发展脉络，发挥语言作为一种资源的作用，使语言真正为国家的发展建设起到正面的促进作用。

亚运会英文篇5

给市长写信

在广州举办亚运会,金泽宇就固执而单纯地想,要当一名志愿者。他要借亚运这个机会,带领中学生为广州做一点事。金泽宇说:“虽然我喜欢广州这座城市,我相信它一定能成功地举办亚运会,但我认为,站在尽善尽美的角度,我还是看到了一些不足。”

金泽宇简单地说了不足的一些地方:在广州城市街道,单位的牌匾英文、汉字名称有很多错误,如越秀区的“培正路”路标指示牌英文写的是“peizheng lu”,“lu”其实只是个拼音,应该把它改成英文“peizheng road”,否则容易误导外国朋友……

针对这些情况,金泽宇在学校组织了“广州城市街道牌匾英文、汉字名称纠错”的志愿活动。在活动中,金泽宇和同学发现了不少铺面、商店、车站、街道、公司等牌匾的中英文错误。他们甚至还发现一个现象:广州的街道名称繁多,在一条直路上会出现多个路名,比如:东山口自西向东的方向,分别有署前路、庙前直街、烟墩路,最短的一条只有30米,找路相当不方便。

个人的力量是很小的,如果这样的情况能够让城管部门负责处理,让教育部门配合,发动全市高中、大学师生和城管部门组成联合普查分区,有关部门统一规划和整改,效果不是更好吗?也就是因为这样的想法,金泽宇萌生了给广州市长写信的冲动。

给市长写信,两千多字的稿件,金泽宇足足写了好几周。信中提了六点对亚运会的想法,正在进行中的“广州街道牌匾英文、汉字名称纠错”只是其中之一,他同时提到了“修缮名胜古迹美化老旧楼房围墙”、“在亚运会同期举办亚洲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带动广州的观光旅游”,“改变广州老旧楼房多、影响城市美观的现状”、“在广州主要街道竖立倒计时标志”等内容。

在写这封信的时候,金泽宇并没有考虑市长能不能看到这封信的问题,“反正先写着吧,那些想法是不吐不快。”

令金泽宇想不到的是,时任广州市市长的张广宁在收到信后,很快就有了答复。2009年3月29日,张广宁对此信作出批示,对金泽宇同学表示感谢,并提出请办公厅按内容转发有关部门认真研究并提出意见,可行的应推进。

金泽宇在信件中提出的开展“我为亚运添光彩”宣传实践系列活动、为全市中小学生参与迎亚运活动搭建平台的建议,也迅速得到了落实。很快,在广州团市委、广州青年志愿者协会的支持下,“我为亚运添光彩”志愿服务队宣告成立。在广州各个大街小巷里,身佩“广州志愿者”绶带的志愿者兵分多路,围绕“寻找错误路标,纠正英文错误”的寻错活动广泛展开……

而金泽宇的名字也开始在媒体上出现,有媒体评论说,金泽宇在引领一股年轻人的亚运志愿潮流!

对此,金泽宇则一再强调:“我只是做了应该做的。我身边其实有不少同龄人都在默默为广州亚运做着力所能及的事情。我是一时冲动出了名。”金泽宇还很认真地说:“我们这一代青年的‘主人翁’意识很强,这也是我们90后的一个重要特点。”

在联合国青年大会上发言

金泽宇做的另外一件事是代表亚运会志愿者,参加了第六届联合国青年大会。

在2009年8月5日,为期3天的第六届联合国青年大会于纽约联合国总部如期召开,中国代表团一行78人参加了此次大会。

这是中国第一次组团前往纽约参会。金泽宇说,自己作为2010年广州亚运会志愿者和广州亚组委的代表,这次的任务主要是向各国代表宣传广州亚运,同时展现中国优秀学生志愿者的风貌。会上,他作为唯一的中国学生代表以英语发表演讲,他的演讲内容主要集中在自己参与广州亚运志愿服务的感想,还和大家分享了自己在华师国际预科班参与志愿者服务的经历。

代表团带去了许多广州亚运的纪念品,作为小礼物赠送给联合国。金泽宇说:“我和团里的成员们一起搭建了一个宣传台,用来向代表们推广2010年广州亚运会。我看见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代表们都来到我们的展台前,向我们表示友好。虽然我们来自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但大家都拥有共同的心愿,这样的感觉令我十分振奋,也感受到了做一个志愿者的光荣和自豪。”

这次的美国之行使金泽宇接触到了许多世界知名人士,其中就包括“圣雄”甘地的孙子Arun Gandhi先生。“他已经78岁高龄,是一位世界知名的社会活动家。”金泽宇说,“他赠送给我一句座右铭,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意思就是‘让我成为改变世界的人!’我离这个目标还很远,但我会不断地提升自己。

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

身高近1.9米的金泽宇被熟悉他的人笑评为一个个子很大、内心很纯的人。

3年前,因为父母工作调动的关系,金泽宇从千里迢迢的沈阳来到了广州。金泽宇说,广州深厚的人文气息浸润着他,来了广州就爱上了广州。

“刚来的时候,由于南北方文化的差异,他甚至还有一些孤独感,和同学似乎有一种距离。但是他知道自己面临的问题,看得出他很努力。”在华南师范大学A-Level国际预科班教务处主任沈敏静的眼里,金泽宇是个懂事的学生。

沈敏静说:“其实金泽宇的成绩并不算非常优秀,在华南师范大学A-Level国际预科班招生第一轮的面试时,金泽宇的英语口语不是很好,但是他的综合素质很高,我们看得出他很想来这里,而且他很有潜能,对自己的将来有期望,更具有奉献社会的精神。一个中学生能做到这样很难能可贵。”于是,金泽宇就破格进入了第二轮面试,并且成为40多个国际预科班学生中的一员。

金泽宇自小在一个家教甚严的家庭里长大,家里“规矩”很多。父亲从小就经常教育他要有爱心,要帮助别人,要有共存共荣意识,要大气,别自私……经过多年的教导,金泽宇变得懂事而孝顺。

初三的时候,金泽宇用自己的零用钱买了许多桌椅捐给朝鲜族贫困的小学。

2002年春季,他在父母的陪同下,慰问了一些因父母双双服役无人看管的小孩,给他们送食物和衣服。“带他去是希望教育他要有社会责任感,培养爱心。”金泽宇的父亲说,“他受触动挺大,觉得他与那些父母不在身边的小孩比起来实在很幸福。”正因为这一点一滴的触动,最后拨动了他参加志愿服务的心弦。

2008年,金泽宇就打算要出国留学,但为了做亚运志愿者,他决定推迟出国。他跟父母解释:“中国和国外教育的着眼点不同,国外的教育注重人的综合素质、社会实践经验、社会责任感和爱心,参加亚运志愿者这个过程很有意义,如果不能参加会非常遗憾。”金泽宇如愿以偿成为了广州市志愿者协会的注册志愿者,并且参加了协会的培训。父亲说,现在是儿子对他触动很大了,反过来激起了他的社会责任感,觉得要为社会尽义务。

金泽宇说:“我觉得做志愿者是一件非常光荣的事情,用自己的力量帮助别人,同时得到别人的肯定,意义非凡。”

张夏阳摘自

亚运会英文篇6

（一）“异常分子”：越轨行为是对问题的解决

从19世纪后半期开始，随着美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出现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如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失业人口的增加、过度都市化、工作条件恶化和各种各样的犯罪问题的出现和加剧。这些问题引起了芝加哥学派的高度重视，并将“异常行为”和犯罪问题纳入到其主要研究课题之中。1938年，A.W.林德企图运用社会解组理论对檀香山的越轨行为进行研究，但是他发现将这一理论运用到由种族集团组成的社区中时，却是困难重重、漏洞百出。社会解组理论认为，一个社会群体的组织化程度越高，其违法犯罪行为就会越少。但是在檀香山却并非如此。在高度组织起来的种族集团中，如日本人集团，违法行为的发生率反而高得惊人。林德认为，社会内部存在着能够瓦解同质社会的亚群体。芝加哥学派曾经做过大量调查，他们发现许多越轨者们都曾声称自己并未违准则，只是他们所遵从的社会准则或者信奉的价值观念不一样而已。研究者们开始摆脱当时道德绝对论的观念，认为亚文化群体的价值观念和主流社会或法律不一致时，就会产生越轨行为。阿尔伯特•科恩就是异常行为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在《越轨男孩：团伙文化》（DelinquentBoys：TheCultureoftheGang）中对异常分子和“男性帮派”的“越轨”行为做了全新的阐释。他以一个心理假设作为分析的起点：包括青年亚文化在内的一切行动都是一系列以解决问题为目的的。行动者面临的“参照系”和“处境”是影响所有问题产生和解决的主要因素。异常行为产生于结构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为了解决这一冲突，青年往往选择的是采用越轨或者犯罪的方式来抵抗与之相反的主流文化或者资产阶级文化。科恩认为，团伙文化的价值观念和行为举止是对中产阶级正统和体面象征的一种夸张的抵制。加入帮派的青年受到中产阶级的社会化教育，他们被要求按照中产阶级的主导价值观念和评判标准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是这一评判标准会将青年置于一种地位挫败的境地。伯明翰学派的菲尔•科恩（PhilCohen）直接继承了“问题解决”理论，并将这一理论挪用到英国伦敦东区的工人阶级社区的青年亚文化研究中。但是，菲尔•科恩的观点与阿尔伯特•科恩的观点有着本质上的区别，他并不赞同犯罪帮派的形成是亚文化造成的。他认为，亚文化群体的形成，恰恰是为了解决犯罪帮派的问题。

（二）被贴上标签的“局外人”

贝克尔是芝加哥学派晚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在《局外人》一书中运用“标签理论”来分析越轨者，其研究重心是贴标签本身。贝克尔被认为是“与标签一词联系最为密切的人”。20世纪30年代产生、60年代盛行一时的符号互动理论（symbolicinteractionism）是标签理论的直接理论来源，甚至可以说标签理论是符号互动理论的演变与具体应用。标签理论在解释越轨者对标签内容的认同和内化时，直接运用了符号互动理论中的自我实现预言理论和“镜中我”理论的逻辑。标签理论对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霍尔在《通过仪式抵抗》中曾明确表示伯明翰学派是以贝克尔的《局外人：越轨的社会学研究》作为研究起点的，标签理论的影响可见一斑。贝克尔认为当一个规则通过社会群体定义并得到执行，那么偏离这一群体共识规则的人会被认为是“越轨”的特殊群体，也即“局外人”。他认为，正是先有了“标签”，然后才有越轨行为及亚文化群体的产生。在被贴上越轨者标签的人看来，规则制定者也是“局外人”。例如，在美国禁酒时期，意大利移民认为他们继续酿酒并未违反规则，而只是违反了新国家的法律。贝克尔把规则制定者称为“卫道者”（moralentrepreneur），他们可以通过制定新的规则以创造新的越轨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社会创造了越轨”。所谓越轨，就是对规则的侵犯。社会群体通过对规则的制定并运用到某一特定人群，从而创造了越轨行为。越轨行为是规则制定者实施制裁的结果，并非由越轨者行为性质本身决定的，即贝克尔所说的“他人反应”。越轨行为本身并不具有越轨的特性，而是他者与越轨当事人之间的互动结果。在他人做出某一反应之前，我们根本没有办法确定其是否属于越轨行为。只有属于同一实际群体的成员才会有兴趣来制定和执行规则，如果群体成员认为特定群体的遵守某一特定规则与否直接影响到他们的利益，他们也会干涉。不同的社会群体的权力分化决定着其对他人制定规则的能力。贝克尔的“标签理论”在当时道德绝对论占主导的时期，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表述，但它从侧面为我们揭示了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社会成因。

（三）道德恐慌：“民间魔鬼”的生成

斯坦利•科恩深受霍华德•贝克尔的影响，他深化并扩展了贝克尔的研究。科恩不再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越轨亚文化群体偏差行为的解释，也不是探寻越轨亚文化的价值和本质。1972年斯坦利•科恩发表了题为《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FolkDevilsandMoralPanics）的博士论文，对道德恐慌问题作了系统阐述。他对1964年到1966年间英国海滨城市“摩登青年和摇滚歌迷”的道德恐慌事件作了深入研究。这部专著起着沟通美国社会学和亚文化研究对异常行为的关注与正在出现的英国方法之间的一种重要桥梁作用。斯坦利•科恩认为，道德恐慌的罪魁祸首不是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相反他们是最大的受害者。道德恐慌的真正发起者是媒体及社会控制。媒体夸大性的报道和曲解，为摩登青年和摇滚乐迷贴上了“异常分子”的标签，并进行“妖魔化”的描绘，从而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关注。受标签理论影响，斯坦利•科恩把社会控制文化的“反应”作为其阐述的一个重要部分。他认为，公众对“异常行为”做出的各种反应都是为最终的社会控制手段作准备的。青少年所处的结构处境和文化地位的落差产生了地位挫折问题，而青少年的最初解决的办法就是采用异常行为和风格来表达自我。社会公众对异常行为的反应受到媒体、社会控制的机构的歪曲和误读，从而导致了社会控制文化的扩散和逐步升级，进而产生了两极分化，出现了越来越严重的异常行为。科恩的这一研究结论对后来的亚文化研究有着巨大的影响。芝加哥学派从社会学的犯罪和越轨着手，运用经验主义和民族志方法对越轨人群和越轨行为的多方位研究为青年亚文化提供了方法论支持，并注入了生动而具体的社会生活内容。但是，芝加哥学派的理论缺陷也是明显的。芝加哥学派的亚文化理论主要集中在犯罪学领域，缺乏阶级和权力的视角。他们更多的是关心社会环境对个体的塑造，却忽略了个体的主动反抗和反抗的多样化。伯明翰学派将意识形态分析引入到青年亚文化研究，并将其研究的重心从社区和区域性论题转移到对阶级的宏观透视。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生活方式及其风格、符号的意义，主要是通过性别、年龄、阶级、种族等方面被揭示出来的。亚文化的研究始终是围绕着文化与权力、意识形态与霸权的关系来展开的。

二、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

亚文化群体的研究是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但是为何光怪陆离的亚文化研究在英国这样一个素以保守、“绅士风度”著称的国家达到空前繁荣呢？“无赖青年”（TeddyBoys）这样一个来自底层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群体是如何被解读为一种权力政治表达的？面对英国工人阶级传统文化走向衰落的事实，摩登族、足球流氓、光头仔、朋克、嬉皮士等形形、离经叛道的青年亚文化此起彼伏。青年亚文化的兴起，标志着战后社会共识的破灭。尽管大众媒介已经对青年文化做了大量的分析与评论，但是在霍尔等人看来，大众媒介对青年文化连篇累牍的讨论并未真正解释青年文化现象。相反，这些讨论多数都是混淆视听、遮蔽问题的。伯明翰学派的任务就是要更加全面客观地揭示青年文化现象及其在战后的征兆。英国文化研究的形成是对英国传统文学的决裂，同时也是对战后英国的社会状况的积极反应。战后英国社会经济和阶层的重构、“冷战”的国际紧张局势和军备竞赛的困扰、保守主义的众生喧哗等因素都促使文化研究者不断地寻求替代性视角和新的出路。“文化—文明”传统、文化主义的兴起都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按照特里•伊格尔顿的说法，马修•阿诺德、艾略特、利维斯等人开创的英国的“文化—文明”传统的核心特征就是对工业化以前的英国社会的“有机”的“共同文化”的“不确定的怀旧”。如果说利维斯等人为大众文化打开了空间，那么霍加特和威廉斯等人便是占领了这一空间。威廉斯脱离了威利斯主义的精英文化，转而走向了英国工人阶级文化传统的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结构主义思潮的涌入，英国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范式危机”的阶段。结构主义范式的引入使得青年亚文化研究有了重大进展，伯明翰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erforContemporaryCulturalStudies，CCCS）出版了大量的亚文化研究专著。到1970年代中期，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Gramci）的文化领导权和文化抵抗思想被吸纳到青年亚文化研究中，出现了亚文化的抵抗与收编等理论。到1970年代末，霍尔的学生赫伯迪格、威利斯、麦克罗比等一批新生代都已成长为亚文化研究的生力军，他们的研究从多个方位拓展了亚文化研究的空间，将权力关系拓展到性别、代际、种族等维度，伯明翰中心也因此而名声大噪。赫伯迪格引入符号学和后结构主义视角，他认为亚文化并非是直接对霸权文化进行挑战的，而是通过更为复杂的符号层面——“风格”来表达。而麦克罗比则更是从女性视角来研究青年亚文化，弥补了伯明翰学派青年亚文化研究对女性的忽视。自1980年代开始，在全球化的影响下，青年风格日益显现出碎片化的特征，青年亚文化从阶级抵抗到多义愉悦发展。英国文化研究不断受到来自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等思想、理论资源的充实，从此亚文化研究便走向国际化。

（一）“文化是普通的”：从精英文化向大众文化的转变

从国内已有的文献来看，对于英国文化研究的开启者仍存在较大的争议。王宁教授曾撰文指出：“一般认为，文化研究的理论创始人当推弗兰克•雷蒙德•利维斯（FrankRaymondLeavis）”。利维斯以《细绎》（scrutiny）杂志作为其主要阵地，形成了一个群体，被称为“利维斯派”。其表面上摆出左翼鼓吹独立批评的姿态，实际上是右翼保守主义。他们大力倡导精英文化，坚信文化始终是少数人的专利，同时极力贬斥大众文化。利维斯派登上历史舞台就是为了与大众文化展开斗争。尽管以利维斯为代表的精英主义从保守的立场上思考语言属性问题，试图确立精英教育模式，突出个人先锋意识，并且对大众文化持批判和鄙视的态度，但是他却从另一个角度扩大了以往相对专业化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的话语和范围，对英国的大众文化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在利维斯等人开创的“文化—文明”传统铺垫下，威廉斯的《文化与社会》（Culture&Society）和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TheUseofLiteracy）等文化研究经典著作相继问世。这两部著作的问世，就像两颗投向英国中产阶级思想阵地的重磅炸弹，推动了英国社会科学的“文化转向”。霍尔曾高度赞誉威廉斯和霍加特的这两本著作，认为它们都属于重新发现的工作。诚如约翰•斯道雷所说，威廉斯对文化研究的影响力是难以估量的。威廉斯强调了文化的社会性，他认为文化是“普通的”，是“对某种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把文化观念与整个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这就无疑击碎了文化精英主义向后看的，对“有机社会”无休止的幻想，扩大了文化分析的对象范围，突破了英国一贯追求高雅文化的传统，从而形成了文化是“一种整体生活方式”的著名论断。工人阶级出身的威廉斯一直在为工人阶级文化的合法性地位而努力，他借助于朴素的历史主义的力量来挽救工人阶级文化，也就是所谓的“用利维斯的方法来反对利维斯主义”，使得人们对日常生活方面的关注显得更加正当。威廉斯曾在《漫长的革命》（TheLongRevolution）中表达了他的遗憾：“我所感兴趣的那些问题无法被安置在现有的任何一个学科里面。我希望有一天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学科”这一段文字发表三年后，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正式宣布成立，霍加特担任主任一职。他的《识字的用途》，被视为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霍尔曾经感叹道“没有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就没有文化研究”。他将焦点聚集在深受美国大众文化影响的青年文化上，霍加特并未采用传统的宏大叙事的方式，而是个人趣味的文化观察。但是，新事物的诞生总会面临诸多的阻力，该书从出版前就充满着争议，它大胆挑战了社会学、文学和政治学的学科壁垒，借用伊格尔顿的一句话来说，它是“图书管理员的冤家与噩梦”。霍加特受利维斯主义影响，运用利维斯文学实践批评的文本细读方法来研究工人阶级文化，包括流行音乐、流行杂志、拳击、暴力小说等。这与利维斯局限于文学作品的分析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这种方法被称为“左派利维斯主义”。在书中，霍加特对工人阶级文化的态度难免被人认为是一种文化悲观主义，他低估了工人阶级青年的主观能动性和文化的解读能力，对青年文化的复杂性认识不足。霍加特的《识字的用途》，不仅仅被认为是文化研究的起点，同时也被视为是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的最初尝试。尽管霍加特与利维斯精英主义仍然有着藕断丝连的关系，但是他率先关注工人阶级的“文化”体验，采用民族志的方式对青年亚文化现象进行详细的描述，其进步意义远远超过了他所分析的内容，这也标志着霍加特与精英主义的分道扬镳。霍加特认为，英国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是美国大众文化对英国工人阶级文化的“侵蚀”，工人阶级逐渐被大众文化整合成为“大众”，从而失去了自身文化形态的积极因素，他对这种青年亚文化是采取一种严厉批判的态度的，最为典型的就是“点唱机男孩”（Joke-boxBoys）。霍加特认为这些工人阶级青年是失去了根基的一代，他对这些来自底层的青年的消费方式和生活态度都表达了一种不满，这些青年亚文化现象既是堕落、令人担忧的，又是光彩夺目、充满魅力的。然而，霍加特并非对工人阶级文化抵制群氓文化失去了信心，而是抨击工人阶级文化“道德严肃性”的衰落。

（二）两种范式的“折中”：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结合的亚文化

自CCCS成立以来，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经历了几次明显的范式转换。霍尔在1981年曾发表题为《文化研究：两种范式》（CulouralStudies:TwoParadigms）对英国文化研究进行了回顾，他将英国文化研究分为两种范式，即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文化主义即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威廉斯、霍加特以及E.P.汤普森等第一代新左派的领军人物开创的文化研究路径，他们运用传统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来阐释工人阶级文化，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这是与传统马克思主义和利维斯精英主义斗争的产物。到1960年代后期，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研究吸收了法国结构主义的研究方法，强调人的实践的最终决定因素是文化的结构和意识形态特征。伯明翰学派引入结构主义研究范式一方面是对文化主义的一种挑战，同时也是一种弥补。但是，结构主义不可能替代文化主义，二者互为补充，更像是一种“折中主义”。文化研究能够从一种传统转化为一个成熟的学科领域，并走向国际化，在这个发展过程中，霍尔是关键性人物。但是，霍尔并非一开始就接纳了结构主义分析模式的，他在早期更多地是运用“文化主义”范式来进行研究的，其中最能体现这一特征的就是《通俗艺术》（ThePopularArts）。该书并未系统地使用权力概念，但是它在处理高雅艺术与流行艺术时，强调差别问题，而非等级问题，这对理解权力这一概念有着重要影响。他们认为不应该将通俗艺术至于高雅艺术的对立面，而是应该将其置于具体的历史环境中，使二者不再处于对立的状态。随着霍尔执掌伯明翰中心之后，中心的研究重点和理论倾向转向了与文化主义对立的结构主义，以阿尔都塞为代表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开始登上英国的历史舞台，意识形态等也越来越受到青年亚文化研究者的重视，青年群体也被赋予了政治身份。然而，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融通是困难的，两种理论范式天然存在着矛盾与分歧，结构主义简单化批判的倾向日渐明显，已经不能适应政治文化复杂化的趋势了。

（三）“葛兰西”转向：文化霸权和抵抗模式的形成

1970年代中后期，深受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理论困境和范式危机困扰的伯明翰学派，开始表现出对葛兰西文化霸权（culturalhegemony）理论的倾向，并逐渐形成了一种重视霸权、斗争和权力关系的新的研究范式，这就是所谓的“葛兰西转向”（turntoGranmsci）。托尼•本尼特（TonyBennett）在《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一文中指出，霍尔等人把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权力与抵抗（“反权力”）的动态的斗争过程，这就为亚文化研究带来了新的视野。面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两难，霍尔选择了转向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寻求“妥协的均势”，以摆脱一种“非此即彼”的逻辑。斯坦利•科恩1980年在其代表作《民间魔鬼和道德恐慌》再版序言中对青年亚文化研究进行系统的批判与反思，他认为伯明翰学派的青年亚文化研究的基本范式已经从传统的功能主义转向了批判性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强调历史时空的重要性。亚文化的这种杂交性使研究者们开始反思早期的经验主义式的通俗文化观的局限性所在，霍尔富有创建性地提出新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结合，认为亚文化表征的是一种意识形态。他曾指出，葛兰西霸权理论为建构和抗拒权力提供了诸多便利。“霸权”是主导阶级统治的权力赢得它所征服的从属阶级人们赞同其统治的方式，这种文化霸权是通过一种内在于社会思想中的经验和意识动态协商而获得共识的一个过程。葛兰西扩展了阿尔都塞把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整体效应的观点，他认为个人和群体也能形成小型的抵抗，从而对强加的外来文化进行挑战。霍尔认为，“是葛兰西第一次把文化问题，尤其是大众文化，放在权力实践的核心”这里所涉及的权力，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权力。《仪式抵抗：战后英国青年亚文化研究》这部论文集是CCCS成员从事亚文化研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并为伯明翰学派提供了一种理论模式，是最能代表霍尔等人“葛兰西”转向的著作。霍尔等人在开篇的《亚文化、文化和阶级》一文中对亚文化研究的基本概念、资产阶级反文化和工人阶级亚文化之间的区别加以阐述，强调亚文化鲜明的阶级属性。按照该书的分析，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英国则被描述为阶级两极分化、霸权受到多方挑战的时期。伯明翰学派认为亚文化不总公开与主导文化发生对抗与冲突的，二者时而共存，时而又发生斗争。《仪式抵抗》就是从占据统治地位的主导文化与从属文化之间的协商中对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进行探讨的，这显然是受到了葛兰西的“霸权”理论的影响。

（四）“后起之秀”：亚文化研究转向的“先锋”

CCCS的成立标志着文化研究进入学院体制化阶段。作为“后学科”文化研究的发源地，CCCS并未满足于在教育机构中从事知识生产，而是将其与社会紧密联系起来，形成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研讨小组或“工作坊”的非正式教学模式。研讨小组通常是6～8人为一小组，小组在成立前需要针对其关注的问题进行选题的论证和研究规划，提出具体的研究方法，通过论证之后才可以进行具体的研究。如关注女权的“妇女研究小组”（Women’sStudiesGroup），关注黑人抢劫伤人引起的道德恐慌的“抢劫伤人研究小组”（MuggingGroup）都是在这种工作坊的模式下运行的。正是这种自主、开放的研究模式，CCCS培养了一批优秀的研究生，如迪克•赫伯迪格、保罗•威利斯、安吉拉•麦克罗比、吉尔罗伊等。他们受到CCCS文化研究的严格学术训练，同时发挥其自身的主动性，在许多方面已经超越了霍尔等前辈的成就。这些昔日的CCCS学生逐渐成长为伯明翰学派的中坚力量，在亚文化研究的转向中发挥着先锋的作用。迪克•赫伯迪格是伯明翰中心的主力干将之一。他成长于一个英国工人阶级家庭，曾在伯明翰大学跟随霍尔攻读硕士学位。1974年，他的硕士论文《摩登的风格》（TheStyleoftheMods）对摩登族的亚文化风格进行考察，此后他持续地保持着对亚文化的关注。于1978年出版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奠定了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中的地位，这部著作也成为亚文化研究的经典著作，至今仍在不断重印发行。在书中，赫伯迪格在亚文化研究方面的创造性才能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他将霍尔所倡导的葛兰西的霸权理论与结构主义的符号学方法相结合，把青年亚文化置于文化霸权的场域中加以阐释，他认为亚文化是青年为了抵抗主导阶级的一种象征性文化符号。赫伯迪格的《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充分地显示出了结构主义对伯明翰学派亚文化研究的影响。如果说赫伯迪格的亚文化研究体现的是结构主义的影响，那么保罗•威利斯的亚文化研究则更多地是体现了文化主义的影响。威利斯现为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他1972年在CCCS获得博士学位，并在1981年之前一直留在该中心从事文化研究工作。威利斯以民族志研究而著称，是《民族志》期刊的创始人兼高级编辑，现在仍然从事着民族志研究工作。他的代表作《学做工：工人阶级子弟为何继承父业》是对工人阶级反学校文化的青年群体“混小子”进行民族志的调查。在《学做工》中，威利斯突破霍尔等人的阶级分析模式，更加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在阶级分析中的作用。他继承了“英国马克思主义”的学术传统，注重阶级意识的分析以及“工人阶级的异质性”。詹姆逊曾对该书给予了极高的赞誉，他指出《学做工》是“新文化社会学领域里的经典著作，……（它）把传统的人类学领域和文化研究的新领域贯穿起来”。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威利斯逐渐模糊了阶级之间的区别，而更多的是将其主要精力放在青年文化消费领域的符号性分析上。这一研究方向的转变在《共同文化》（CommonCulture）中表现的尤为突出，同时他在书中提出了“类群美学”（GroundedAesthetics）的重要概念。安吉拉•麦克罗比是伯明翰学派“性别”转向的主要推动者之一，她因不满伯明翰学派内部男权为主导的话语模式，力图为女性争取话语权。麦克罗比等人发起成立了“妇女研究小组”，但是她们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受到以男性为主要组成部分的CCCS的重视，这些男性研究者多数采取的是不合作态度，同时小组内部也因为成员之间的意见分歧、女性亚文化研究的相关资料缺乏、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借鉴等问题进展一度非常缓慢。但是，在不断摸索的过程中，妇女研究小组逐渐从阿尔都塞的“社会型构”（socialformation）中找到了理论支撑，女性亚文化的研究工作迅速有了起色。她们认识到，妇女研究不仅仅是从政治上认识其被“抛弃”，更应该在具体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研究。

三、权力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的渗透及运作方式

社会意义的生产、流通和消费是文化研究关注的重点，这就使得它与权力、身份和表征等社会问题的关系难分难解。文化主义与结构主义共同缔造了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基础，各种“后学”的兴起，特别是福柯的权力话语和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成就了伯明翰中心盛世景象。霍尔在1983年发表《意识形态问题：没有担保的马克思主义》，他主张一切都是在过程与斗争中建构起来的，反对经典马克思主张的经济还原论和结构决定论等僵化的思想。他将文化研究的过程看作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历史过程，是通过各种斗争形成的一个复杂序列，是无法担保的。鲍尔德温（ElaineBaldwin）认为“文化是由一个在社会世界中运作的有意义的力量线（linesofforce）所形成的”。在亚文化研究中，这些有意义的力量线包括阶级问题、性别问题、种族问题、年龄问题、性取向问题，等等。在青年亚文化研究中权力概念是按照某一种逻辑逐渐清晰起来的。年龄、阶级、性别、种族这些维度都是在不断地强化权力观念，这对文化研究的发展都是起着推动作用的。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是建立在阶级分析的基础上的，他们将亚文化现象纳入到以“阶级”为轴心的权力关系之中来。然而，这种研究模式被伯明翰中心内部的女权主义者打破，并将亚文化研究关注的焦点从阶级向性别迁移。但这种迁移并非终结，而是引出了与权力相关的一些列问题，亚文化研究的视角被无限的延展。这种迁移，最终使文化研究转向大众传媒、通俗文化和消费领域。道格拉斯•凯尔纳（DougoasKellner）指出，尽管霍尔等人有意避而不谈法兰克福学派，但是在CCCS初创期的许多观点与法兰克福学派的许多经典观点是一致的，包括用于文化研究的社会理论和方法论模式、政治观点和策略。凯尔纳的这一观点仍有待商榷。诚然，伯明翰学派的成员在1980年代以前的确直接受到阿尔都塞和葛兰西等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影响，而且与法兰克福学派类似，两个学派都关注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相互渗透。英国文化研究主要是通过“葛兰西转向”才得以实现理论范式的转变的，它促使伯明翰学派将关注的重心转移到文化的意识形态属性以及文化与社会权力的组合上来。但是，伯明翰学派对现代派和高雅艺术是整体忽视的，他们转向了对青年亚文化的关注，特别是关注工人阶级青年亚文化群体的反抗潜质。亚文化不可避免地与权力发生着关系，亚文化风格是通过权力的斗争与抵抗来实现的。阶级、性别和种族作为文化不平等的重要变量，在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文化与权力的合谋是通过不平等的生产和再生产实现的。鲍尔德温对权力的运作解释时指出，“权力在形式上经常显得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它寄居在阶级结构、种族等级或男女之间制度的安排之中”。但是，他也提醒我们，要警惕将权力固定在结构上理解的僵化思想，应该把权力、文化和不平等运作放在具体的背景中加以理解。但是，将阶级、性别、种族等因素联系起来，不同的因素相互重叠，会产生出不利地位。如一个黑人妇女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其处于下层阶级的劣势。早期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主要是在工人阶级的生活经验与生活方式的立场上的，他们的“共同的文化理想是追寻工人阶级与大众在文化上与生活方式上的平等要求”。文化研究的跨学科特质决定着其研究是开放性的，伯明翰学派的研究模式从来都没有固定在某一种理论模式上，而是时刻保持着敏锐的理论嗅觉。霍尔在《文化研究及其理论遗产》中提到：文化研究有着多重话语，也有着许多不同的历史。它是一整套的形构（formation），自身也经历过种种不同的危机和契机，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种类的工作。我想强调：它始终是一套不稳定的形构。它只是一种带符号的“中心化”。正是这种不稳定的形构促使伯明翰学派创造了持续的理论影响。伯明翰学派的亚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带有极强的政治性，他们主要关注的对象是工人阶级的青年，将青年与作为“阶级”的一部分进行政治身份的建构。到1970年代末，性别和种族等全新视角纷纷对亚文化研究加以阐释，促使亚文化研究在不断地拓宽其研究的领域和范围，亚文化研究理论也出现数次转向。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霍尔为代表的伯明翰学派开始了新的全面转向。受后结构主义的影响，福柯的权力与话语理论被伯明翰学派引入到亚文化研究当中，以修正“葛兰西转向”后出现的马克思主义成分。而至20世纪90年代，霍尔向后殖民理论靠拢，从现代性的后殖民批判视角提出以文化差异政治、文化对话和转换为核心的族裔散居理论。这在批判精神上无疑与萨义德的价值取向产生共鸣。在学理甚至基本的理论观点上与霍米•巴巴有共同之处。亚文化研究乃至于整个文化研究就是运作于这种不断扩展的文化概念之中。

亚运会英文篇7

由亚洲1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签署《亚洲铁路网政府间协定》,计划共同兴建横跨亚洲的铁路网。根据协定,这条“钢铁丝路”将连接28个亚洲国家和地区,总长约8.1万公里。它向北连通蒙古和俄罗斯,向南连通马来西亚和菲律宾,向东连接韩国,向西连接伊朗和土耳其,同时也通过俄罗斯铁路通向欧洲,途经众多国家首都、港口和重要城市。

青藏铁路通车营运3年以来,在突破永冻土难题震惊全球科技界之后,继续建设的就是“四纵四横”高铁计划的全国区域大整合。寒带铁路解冻技术,是全球有目共睹的尖端技术。铁路,已经成为中国自主创新的国家名片。但这里所指的中国“铁路文明”,并不是指科技、工程建设、物质文明,而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之中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在这方面有待开发的无限潜力。

铁路问世两个世纪以来,主要在四个受地形限制的国家英国、美国、印度、俄罗斯得到高度发展,四国都以铁路网络整合国家运输大动脉。英国是海岛,美国与西欧非大陆之间有两大洋远隔,印度被喜马拉雅山与印度洋隔成孤立大陆,俄罗斯国土辽阔,地形复杂。这四个铁路运输发达的国家(印度主要是英国殖民统治留下的铁路建设规模),均受自然地形限制,虽然达到“铁路建国”的巅峰,但也无法跨越国境实现国际化。

“铁路建国”之后的国际化发展,主要有两国的特例,但都因特殊情况而未受国际重视。

一是自沙俄在亚伯利亚修建铁路以来,乃至苏联的铁路网,前者东侵中国,后者强力控制中亚与前华沙集团国家;因为地处遍远寒带与亚洲内陆,并蒙上冷战阴影,而未受到因海洋文明限制其铁路国际化的英、美两强的赞誉与肯定。

二是两次大战均战败的德国,在20世纪初期一战之前,对英、俄争霸的“3B铁路”:自柏林经拜占庭(土耳其伊斯坦丁堡古名)到巴格达。3B,指柏林(Berlin)、拜占庭(Byzantium)、巴格达(Bagdad)。其中的中欧段,实际上经过冷战时期华沙集团中的几国,而被前苏联铁路网接轨并接收。后冷战、后苏联时代德国统一以来,以“第二B”所经的土耳其亟求加入欧盟而言,3B铁路架构有复活的可能。2003年美军侵入伊拉克前后,美国力图强控“第三B”巴格达,以阻止欧洲人的世纪大战略──通过陆路进入中东。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德、英各自发展以侵略目的为内涵的地缘政治学,其中有一个理论影响后来西方列强战略思想且至今不息:控制(亚欧非)“世界岛”即可控制世界、欲控制“世界岛”必须掌握其心脏地带──由高加索至波斯湾的地带。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末,整个地球的命运,其实是英、德、俄、美的海权与陆权的大角逐,而最终目标都在高加索至波斯湾地区。20世纪末冷战结束至今,先是苏联陆权崩溃,后是今天美国金融霸权式海权式微,而德、中温和式陆权逐步复兴。

亚运会英文篇8

“我和他是30多年的老朋友了。”这是霍英东逝世后何振梁首次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的第一句话。他说，早就知道他生病的事，前些天本来还要去看他，但是他不让，“他不想让人看到他生病的样子。”

据何振梁介绍，霍英东1983年查出患淋巴癌，当时还有一位澳门富商何贤也被查出得了同样的病。北京方面建议他们到北京来治病，何贤没有来，去了美国，后来在美国病逝。霍英东在香港做完手术后到北京进行中西医结合治疗，很成功。所以他总是说，还是祖国的医学好。当时一些医生建议他进行冷水浴，结果他一坚持就是20年。他家里游泳池的水温都是调到10摄氏度以下，有一次他在北京住在贵宾楼，游泳池的水温是正常温度，他嫌不够凉，结果让工作人员往里加冰块降温。可见他是一个多么有毅力的人。

鲜为人知的“幕后故事”

何振梁回忆说，他初次见到霍英东是在1973年5月，当时霍英东率领香港体育代表团来内地访问。“那时我负责国际体育组织方面的工作，霍先生来访后我们初步接触时谈的是关于国际体育组织方面的事。”

早在1958年，中国因国际体育组织视台湾为完整国家，毅然宣布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继而失去了多个国际体育组织会员席位。

“1974年5月，国际足联代表大会召开时，科威特足协和伊朗足协提出开除集团、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足协合法席位的提案，我们把这个情况告诉了霍先生，请他支持。在那次大会上，这个提案获得了广大亚非国家的支持，取得了59比47的多数。但是，按照国际足联的规定，必须超过2／3才能通过，所以没有成功。不过，霍英东在那次会上当选为国际足联执委。他当选后首先想到的就是要为祖国做事。上世纪70年代，霍英东，霍震霆父子为中国恢复在国际体育组织中的合法地位，作出过不懈的努力，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

“1974年，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第七届亚运会，霍英东和霍震霆都参加了。他们也分别出席了亚洲足联，亚洲羽联，亚洲自行车联等会议，这些单项组织的议程里都有我们提出的入会申请。在我们和霍家父子的多方努力下，那次大会以21票赞成、3票反对、2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开除集团、恢复中国合法席位的决议。”

何振梁说，中国加入亚足联是遇到困难最多的，中国足球队在参加国际赛事中也因此受到种种限制。在这方面霍英东功不可没。因为当时亚足联有规定，只有国际足联在亚洲的会员组织才能加入亚足联。中国足联的入会申请一开始就因此被拒绝。“但是霍英东没有气馁，他又联络了13个足协代表联名写信，要求讨论中国会籍问题。会前他又进行了大量的疏通工作，会上又辩论了―个多小时，最后以25票赞成、8票反对获得通过。这样，在第七届亚运会上全部解决了中国的合法席位问题，非常圆满。

羽毛球也是霍英东倾注心血很多的项目。他本人担任香港羽毛球总会会长多年，为在亚羽联恢复中国合法席位作出了许多努力。1973年亚羽联成功地取消了台湾的会籍、恢复了中国的席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加入国际羽联遇到了挫折，这迫使中国在与亚非国家协商后，决定成立新的世界羽联。

何振梁说，当时策划商量这些事情都是在霍英东的大力支持下进行的，好几次会议在他家里举行。他还专门派长子霍震霆去泰国，说服泰国前副总理他威出任新组织的主席。1978年2月，世界羽毛球联合会在香港正式成立。尔后经过磋商和谈判，两个羽联1981年达成合并协议，世界羽毛球运动重新走上统一。在这其中霍英东发挥了特殊的作用。

一套别有意义的西装

“霍老把国家形象看得比什么都重，而且非常细心。”在何振梁的印象中，霍英东不仅对祖国的体育事业特别关心，而且非常看重国家形象，对朋友重性重义。

他深情地回忆起1981年的一段往事：那年何振梁当选国际奥委会委员，赴伦敦出差。霍英东对何振梁说：“今后你要在国际上和很多高层人物打交道，形象上也要十分注意，”他知道中国官员出国领取的置装费数额不多，就特意让霍震霆陪何振梁去伦敦最昂贵的百货公司Harrod’s为他置装。在何振梁一再推辞之下，霍震霆说，父亲有交代，关系到国家形象，―定要买。何振梁这才挑选了一套合体的西服。后来，何振梁穿着这套西服出席国际奥组委的会议，萨马兰奇见了还拍着他的肩膀说，“这件衣服的料子不错嘛。”

霍英东曾经对何振梁说，为了使中国在国际体育中获得与大国地位相称的位置，他花多少精力都在所不惜。至于物质上的支持更是慷慨之至。1990年，中国获准主罗第11届亚运会，由于原来的场馆多数都达不到国际比赛所要求的标准，所以大部分需要重建。霍英东主动带头捐款一亿元，用于建造一所现代化的游泳馆(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的英东游泳馆)，并且还在北京饭店旁边投资兴建了极具中国特色的贵宾楼饭店。

1993年奥林匹克博物馆在洛桑落成，馆中央有座大理石墙，墙上每块大理石都刻有捐款100美元以上的捐款者的名字。其他石头上都是捐款的个人或大公司的名字，只有最居中的一块刻着唯一捐款的奥委会――“中国奥委会”。然而，真正的捐款者却是不愿留名的霍英东。这是他在1988年以“中国奥委会”的名义为奥林匹克博物馆捐献的100万美元。

为了鼓励中国运动员在奥运会等国际比赛争取好成绩，他成立了“霍英东体育基金”，重金奖励健儿为国争光。在中国运动员从洛杉矶奥运会首次捧回15枚金牌的庆功宴上，他说，体育水平也是国家兴衰的标志。中国是世界上的一个大国，理应跻身世界体育强国之林。

霍英东是香港捐献最多的慈善家，除在1977年以他的名字创立的霍英东基金会外，据统计，霍英东在过去数十年里用于慈善的捐献超过150亿港元，在推动各地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科学与文化艺术、山区扶贫、干部培训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

霍老常挂在嘴边的是“强国必先强身”。他早年喜欢足球，在香港支持发展足球运动，促成了省港杯足球赛、港澳埠际赛，又协助中国体育运动打人国际体坛。他希望中国可以举办奥运，为此出钱出力，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主办权后，他兴奋得半夜游了半小时泳，并捐出两亿元支持兴建奥运游泳场馆，如今正在兴建的“水立方”，其中的两亿资金就来自霍英东。

霍英东对经济和体育向来持有辩证的观点。他坚信经济的发展才能真正带动体育的进步；同时，他也强调“强国须从强体开始”。“体育在和平发展时期的影响力是政治、经济、文化因素所

无法替代的。”

他还表示，希望北京奥运会也能给中国经济带来巨大的动力。

可惜的是，穷尽毕生之力打造体育强国的霍英东，却等不到在中国土地上看到祖国主办的奥运会。提及此处，何振梁不禁黯然神伤。

与邓小平的特殊友谊

早就听说霍英东与邓小平私交甚厚，这次在何振梁这里得到了证实。

记者调阅了大量当年的报刊资料，经多方查证了解到，霍英东与邓小平第一次见面是在1964年，当时霍英东随香港同胞国庆观礼团一同来到北京，国庆招待会上霍英东第一次见到了邓小平，并且亲切握手。13年后的1977年，作为香港足球协会主席、亚洲足协执委会委员的霍英东来到北京工人体育场“省港杯”足球邀请赛的现场，在贵宾室里又一次见到了邓小平。

广州白天鹅宾馆是霍英东投资兴建的中国第一个中外合作的五星级酒店，是当时投资额最大的一项中外合资项目，被视作改革开放、引资建酒店的样板。非常了解霍英东性格的何振梁说，为了证明邓小平所倡导的改革开放的政策是对的，霍英东把作为民族品牌的广州白天鹅宾馆建得非常精心，甚至内部细小的设备部件他都要亲自过问。霍英东曾经说：“建白天鹅宾馆，就是要让中国老百姓看看改革开放有多么好。”

他告诉宾馆的管理人员，要让所有人都可以自由进入宾馆。“刚开门迎客的时候，周围的平民百姓都来参观，有些人还专门来用卫生间，工作人员发现一天之内就少了大量的卫生纸。但是霍英东说没有关系，地毯脏了也可以再换，就是要让普通百姓感受到改革开放的好。”说到这里，何振梁不禁笑了起来。

1984年2月，邓小平来到白天鹅宾馆，霍英东曾回忆说：“邓小平很欣赏白天鹅宾馆的面包，当他要离开广州去上海的时候，还在宾馆买了一些面包带到上海，到上海以后，他宣布再开放14个沿海城市。”

1987年7月，在北戴河浴场，邓小平接见了霍英东及其家人，谈话时流露出他对香港回归的决心十分坚定，并对中国经济发展中的许多具体问题进行了十分宽松的谈话。就在霍英东准备告辞之际，邓小平对他说：“以后，我们每年在这里见一次面吧。”对于邓小平的盛情邀请，霍英东爽快地接受了。从此，就在这片海滩，霍英东与世界伟人邓小平共有过5次难忘的会面。

霍英东最后一次见到邓小平，是在1991年的一天，在人民大会堂，邓小平接见霍英东。这次谈话进行了一个多小时，邓小平回忆起子许多往事，包括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淮海战役以及故去的一些老战友。

霍英东在这份持续了近30年的特殊友谊中，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并且尽自己所能给予推动。霍英东一直坚信：中国体育的辉煌应当归功于邓小平领导下的经济发展，他曾说：“没有邓小平，就没有今天的发展速度；没有经济的发展，中国体育也不会有今天。”

子承父业早有安排

霍英东的事业分三大脉络：一是他一向关注的体育事业；二是家族企业，三是对南沙家乡的投资开发。

何振梁说，长子霍震霆一直致力于其父霍英东所钟爱的体育事业。现年60岁的霍震霆，在国内的地位和声望虽不及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父亲，但其国际知名度却更胜一筹。2001年，他获选为国际奥委会委员并一直担任亚奥理事会副会长，还担任中国香港体育协会暨奥委会会长、香港足总会长和香港立法会体育演艺文化及出版界议员等职位。中国的两次申奥，霍震霆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在中国体育界的许多重要国际交往中，他都活跃在现场。

霍氏家族企业霍兴业堂发展出来的商业王国，则交由次子霍震寰掌管。霍霆寰目前已出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还承担起发展父亲慈善捐献方面的事业，出任培华教育基金主席。

霍英东的后代人脉兴旺，除了元配吕燕妮所生的三儿三女，还有另外两位太太所育的多名子女。在霍英东的子女中，以霍震霆、霍震寰最为知名。

霍英东不但致力于促使祖国在国际扬威，更梦想将家乡番禺南沙开发成一个以商贸为基础、以高科技为动力的现代化海滨新城，回馈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