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1-02 08:22:24
(一)留存收益转增资本的涉税处理
企业的留存收益是体现在企业的盈余公积和未分配利润,留存收益转增资本主要是指盈余公积转资本和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两种情况。在现行公司法制度下,一般盈余公积分为两种:一是法定盈余公积。公司的法定盈余公积按照税后利润的10%提取,法定盈余公积累计额已达注册资本的50%时可以不再提取。二是任意公益金。任意公益金主要是公司按照股东大会的决议提取。法定盈余公积和任意公益金的区别就在于其各自计提的依据不同。前者以国家的法律或行政规章为依据提取;后者则由公司自行决定提取。
盈余公积的作用主要包括以下几种:(1)弥补亏损;(2)扩大公司生产经营;(3)增加公司资本。值得注意的是,法定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时,所留存的该项公积金不得少于转增前公司注册资本的25%.其涉税处理如下:
1、盈余公积转增资本的涉税处理
(1)个人所得税的处理: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规定: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按照20%的税率征收个人所得税。同时,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盈余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征收个人所得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1998]333号),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实际上是该公司将盈余公积金向股东分配了股息、红利,股东再以分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注册资本。因此,对属于个人股东分得并再投入公司(转增注册资本)的部分应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征收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的处理:免企业所得税
公司将从税后利润中提取的法定公积金和任意公积金转增注册资本,实际上是该公司将盈余公积金向股东分配了股息、红利,股东再以分得的股息、红利增加注册资本。《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规定:“企业的下列收入为免税收入:(二)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所称符合条件的居民企业之间的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是指居民企业直接投资于其他居民企业取得的投资收益。企业所得税法第二十六条第(二)项和第(三)项所称股息、红利等权益性投资收益,不包括连续持有居民企业公开发行并上市流通的股票不足12个月取得的投资收益。因此,如果股东为法人或公司,被投资企业的盈余公积转增资本时,法人股东按照投资比例增加的部分注册资本是免企业所得税。
2、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税务处理
(1)个人所得税处理:缴纳个人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收入者个人所得税征收管理的通知》(国税发[2010]54号):加强股息、红利所得征收管理。重点加强股份有限公司分配股息、红利时的扣缴税款管理,对在境外上市公司分配股息红利,要严格执行现行有关征免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加强企业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管理,对以未分配利润、盈余公积和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和股本的,要按照“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依据现行政策规定计征个人所得税。也就是说,法规仅规定企业“除股票溢价发行外的其他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需缴纳个人所得税
因此,如果股东是自然人,被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实质是先分配后投资处理,个人股东应该缴纳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免企业所得税
如果股东是法人或公司,被投资企业的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的实质也是先分配后投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法人股东从被投资的居民企业税后利润分得的股息和红利是免企业所得税的。因此,未分配利润转增资本时,法人股东按照投资比例增加的部分注册资本是免企业所得税。
(二)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税务处理
1、个人所得税的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的规定,用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资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需要注意的是,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第289号)的规定:“国税发[1997]198号文中所说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而与此不相符合的其他资本公积金分配个人所得部分,应当依法征收个人所得税。另外,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我国的股份企业包括股份有限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两种组织形式。
因此,除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的资本(股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注册资本,自然人股东无需缴纳个人所得税外,其他的如拨款转入、外币资本折算差额、其他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时应当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项目
按照税率20%计征个人所得税。 例如,有限责任公司A由甲、乙、丙三个自然人投资设立,投资比例为5:3:2。为了扩大资本总额,决定用企业盈余公积金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账务处理如下:
借:盈余公积——法定盈余公积 600000
资本公积——资本溢价 300000
贷:实收资本——甲 450000
实收资本——乙 270000
实收资本——丙 180000
要求分别计算甲、乙、丙应纳个人所得税额。
分析:
根据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股份制企业用盈余公积金派发红股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红股数额,应作为个人所得征税。因此,
股东甲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00×50%×20%=60000(元)
股东乙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00×30%×20%=36000(元)
股东丙应纳个人所得税=600000×20%×20%=24000(元)
上述税款由派发红股的A公司代扣代缴。
案例:
一家有限公司原注册资本3000万元,股东3人(均为自然人),每人1000万元,三年后,另一股东投入2000万元参股,参股时增注册资本1000万,资本公积1000万,紧接着将资本公积1000万转增注册资本,每人1250万,象这种情形,原来的三个股东增加的250万元注册资本要征个人所得税吗?
分析:
《企业会计准则指南》(2006)规定,企业收到投资者出资额超出其在注册资本或股本中所占份额的投资属于资本溢价(或股本溢价),应计入资本公积。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股份制企业转增股本和派发红股征免个人所得税的通知》(国税发[1997]198号)规定,股份制企业用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不属于股息、红利性质的分配,对个人取得的转增股本数额,不作为个人所得,不征收个人所得税。
又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原城市信用社在转制为城市合作银行过程中个人股增值所得应纳个人所得税的批复》(国税函[1998]289号)规定,国税发[1997]198号文件中所说的“资本公积金”是指股份制企业股票溢价发行收入所形成的资本公积金。将此转增股本由个人取得的数额,不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企业经营过程中因赢利而形成的留存收益是企业所有者的权益,但未转入实收资本,新加入的投资者如要分享这部分留存收益,也应该付出大于按一定投资比例计算的出资额。因此,新股东出资超过其注册资本1000万元部分作为资本溢价,应是对老股东的一种补偿。
综上,企业用该资本公积增资,自然人股东取得的增资部分,应作为应税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即原来的三个股东增加的250万元注册资本要征个人所得税。
2、企业所得税的处理
(1)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免缴企业所得税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贯彻落实企业所得税法若干税收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10〕79号)第四条规定:“被投资企业将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投资方企业也不得增加该项长期投资的计税基础”,基于此规定,公司以股权(票)溢价所形成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投资企业不作为企业所得税的应税或免税收入处理,因此,对投资双方而言不存在企业所得税缴纳及扣缴问题。即资本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税务上不确认收入,自然就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当然也不能增加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计税成本。
案例:
某公司以201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00元(含税)进行分配,共计分配利润20万元。公司以2011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00万股为基数,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其中股权(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为2股),共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160万股。该公司居民企业股东享有总股本的60%,在国内设立机构的非居民企业股东享有总股本的40%。
分析:
股权(票)溢价形成的资本公积转为股本的,不确认为红利,即200÷10×2=40万元,不作为投资方企业的股息、红利收入,根据国税函〔2010〕79号的规定,不缴纳企业所得税。因此,该居民企业股东应确认股息红利20×60%+(160-40)×60%=84万元(免企业所得税),非居民企业股东股息红利20×40%+(160-40)×40%=56万元(免企业所得税)。
(2)四类不能转增资本的资本公积若转增资本,则需缴纳企业所得税[1]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五十六条规定:“企业的各项资产,包括固定资产、生物资产、无形资产、长期待摊费用、投资资产、存货等,以历史成本为计税基础。前款所称历史成本,是指企业取得该项资产时实际发生的支出。企业持有各项资产期间资产增值或者减值,除国务院财政、税务主管部门规定可以确认损益外,不得调整该资产的计税基础”,可见资产持有期间产生的增值属于“未实现收益”,只是由于会计计量需要,将其增值部分暂时计入了资本公积,不确认损益,也不增加计税基础,增值部分待资产处置即收益真正实现时方能确认损益。
下面四种情形是企业各项资产在持有期间增值产生的资本公积,在资产处置前,该“资本公积”属于不能动用的所有者权益,税法和会计均不确认损益,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只能在资产处置时结转损益,不能转增资本。若企业违反规定转增资本,可以视同企业提前将资产“增值部分”进行了“处置”,需确认损益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一类、采用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因被投资方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产生的资本公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规定:“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的,被投资单位除净损益以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企业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额计入资本公积,处置该项投资时应当将原计入所有者权益的部分按相应比例转入当期损益”,可见该项资本公积是不能转增资本的,只能在处置时转入投资收益,计入股权转让所得缴纳企业所得税。
例如:A企业投资B企业,持有20%股份。2011年B企业持有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了1000万元,那么A企业根据持股比例增加长期股权投资账面价值200万元,同时增加资本公积200万元。根据以上规定,A企业的200万元资本公积是不能转增资本的,待A企业处置该投资时转入投资收益。如果A企业的200万元资本公积转增资本,就应该缴纳企业所得税。
第二类、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资产负债表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产生的资本公积。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对〈会计问题征询函〉的复函》(会计部函〔2008〕50号)规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
形成的利得或损失,除减值损失和外币货币性金融资产形成的汇兑差额外,应当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其他资本公积)。在相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前,上述计入其他资本公积的公允价值变动部分,暂不得用于转增股份;以公允价值计量的相关资产,其公允价值变动形成的收益,暂不得用于利润分配。”规定,该项资本公积应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其他资本公积)。在相关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前,这部分差额暂不得用于转增资本。 按上例:B企业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增加了1000万元,根据规定应计入资本公积,那么该资本公积是不能转增资本和利润分配。
第三类、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大于其账面价值的差额产生的资本公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号——投资性房地产》规定,该项资本公积应于处置该投资性房地产时转入当期损益,故不得用于转增资本。
例如:某开发商将尚未出售的写字楼用于对外出租,该商品房的成本为1000万元,公允价值为1500万元。此业务属于存货转换为采用公允价值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根据会计准则规定差额部分5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在写字楼转让或处置时转入当期损益。
第四类、金融资产重分类时的差额产生的资本公积。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规定,在该金融资产被处置时转出,计入当期损益,在金融资产被处置前不得转增资本。
例如:某企业持有至到期投资1000万元,根据相关规定将其重分类为公允价值计量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重分类日公允价值1200万元,差额部分20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那么该资本公积是不能转增资本的,待该资产处置时计入当期损益。
(3)如果将应计入收入、利得部分,错误的计入了“资本公积”,转增时应先按照会计差错进行处理,调整应纳税所得额,补缴企业所得税。
例如:某企业接受捐赠一台含税价值1000万元的固定资产,账务处理时将该资产计入了“资本公积”,根据新会计准则规定应计入营业外收入,所以企业应按会计差错进行调整增加当期利润;同时根据企业所得税法第六条规定,接受捐赠收入应计入应纳税所得额,那么该“资本公积”在转增资本时需先按照会计差错进行调整,增加应纳税所得额1000万元,补缴企业所得税250万元(假定该企业是25%的税率),转增资本750万元。
(三)资本公积和留存收益转增资本的印花税处理
关键词：农地权能；收益分配机制；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
中图分类号：F301.1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
一、农村土地权能与收益分配机制研究现状
国外学者对土地发展权与土地权能研究成果较多。美国为保护耕地、让土地所有者能够获得正常的耕地发展权权益，在分区制度基础上，创立了可转让的、可购买的和可市场化的发展权制度，其增益方面采取涨价归私模式（JoshuaM.Duke等，2003）。权能乃是一种在法律上得到证立的，通过并依据对相关效果的宣示，从而创制法律规范的能力。权能在本性上具有可能性、规范性、处分性、表示性（阿尔夫・罗斯，1968）。国外学者对土地发展权转移制度的大量研究与成功实践，同时强调产权权能的本性对农村土地权能理论的创新与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国内学者对土地发展权与土地权能的研究起步较晚。农村土地发展权实质上是农村土地产权人牺牲实际发展所获得的机会成本补偿的收益（张远索等，2015）。土地权能结构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四项基本权能（邹秀清等，2011）。农村土地所有权具有村集体与农户混合所有性质，既然农村土地已经实现了三权分离，接下来的关键是分离的产权能否交易。如果不能交易，再明确的产权也没有价值（黄祖辉，2014）。但国内学者在研究农村土地权能与收益分配机制的成果较少，也正是在此意义上，具有鲜明的研究价值与实践意义。
二、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农村土地权能及收益分配机制探讨
（一）农村土地利用结构
据测算，2010年，渝东北地区耕地72.95万公顷，占全市32.9%，园地9.4万公顷，为全市36.3%，林地148.3万公顷，占全市44%；牧草地17.1万公顷，为全市71.5%；农村建设用地13.2万公顷，占全市36.9%。由于渝东北区域定位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和农产品主产区，长江流域重要生态屏障和长江上游特色经济走廊；规划用十年左右时间，引导转移人口130万，常住人口减少到700万左右。到2020年，渝东北地区农村保有量为，耕地72.8万公顷，园地12.3万公顷，林地150.6万公顷，牧草地17.2万公顷，农村建设用地12.8万公顷，其他用地变化略有变化，但园地、林地急需增加，农村建设用地有所减少。由此，该区域农村土地利用方式与用途转换必须围绕其功能定位转型，探究农村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关键在于明晰该区域农村土地权能与不同产权主体收益分配机制的构建。唯如此，渝东北地区农业现代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才能实现“弯道超车”。
（二）农村土地权能及收益分配机制
1.农村土地权能概述。
农村土地，一般是指农民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依法由农民集体使用的土地，农村土地包括农村未利用地、农村承包地、农村建设用地。农村承包地又包括耕地、园地、林地、草地、设施农业用地等。
土地产权就是指有关土地这种财产的一切权利的总和，它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使用权、土地租赁权、土地担保权、土地抵押权、土地继承权等多项权利。对财产的任何权利都由两部分基本――权能和利益构成。产权是二者的有机统一，其中权能是基础，利益是因权能而获得经济代价。所谓权能就是产权主体对财产的权力或职能，是一个掌握或行使问题，是带有产权主体意志的行为，回答的是“产权主体必须干什么，能干什么。而产权的利益则是指产权对产权主体的效用或带来的好处，是一个享受或享用的问题[1]。土地产权权能具体包括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土地经营权、土地抵押权、土地租赁权等权能。
土地承包权是指农民对从农村集体组织承包过来的土地，拥有的占有权、收益权两项子权能的权利。土地经营权是一种物权，包括担保权、抵押权、租赁权、入股权等衍生权能。土地租赁权是土地经营权的一种衍生权能，土地租赁权人不拥有对土地的部分处分权，承租人对土地的使用是依土地承租人的意志而规定的，在一般情况下，土地租赁人不能将自己承租的土地再以任何方式转移出去。土地抵押权同样是土地经营权衍生出来的一种权能，在设定土地抵押权时，作为标的物的土地并不发生转移，它仍为土地抵押人占有使用，只以其代表经济价值的某项权利（如所有权、使用权）做担保。因此，农村土地的权能结构由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组成，其中承包权包括占有权与收益权，经营权包括担保权、抵押权、租赁权、入股权等。
2、农村土地增值收益。
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是指农村集体所有的耕地、林地、草地等农用地以及集体建设用地因为土地供求关系变化、土地用途转换或土地要素的投入所导致的收益增加。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可划分为农村土地内部增值收益与农村土地外部增值收益两种类型。农村土地内部增值收益可分为农村土地非流转增值收益、农村土地流转增值收益。农村土地外部增值收益可分为农转非增值收益、建设用地增值收益。
对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测算模型的构建。该模型由三个方程组成，土地增值Ⅰ=征地补偿价格-农地价格；土地增值Ⅱ=出让价格-征地补偿价格-前期开发费用；土地增值Ⅲ=房产价格-出让价格-建筑安装成本-相关税费-其他成本。由这三个方程共同构成土地增值收益模型，即从土地增值收益的三个环节入手，既分析清楚了土地增值收益的内在机理，又能得到农民、政府、开发商这三个利益主体的分配关系。其中土地增值Ⅰ为农民集体所获得，土地增值Ⅱ为政府所获得，土地增值Ⅲ则为开发商所获得，利用此模型就能够方便地计算出农民（集体）、政府和开发商这三者之间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关系，为进一步构建我国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长效机制提供理论基础。通过实证分析来看，具体可以得到以下结论：第一，在三大土地增值环节中，农民（集体）得到的土地增值份额最少，开发商所得到土地增值最多，政府次之。第二，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在渝东北各区县呈现出较为明显的差异。
3、按权能分配土地增值收益。
在三权分离的土地产权结构中，主要存在着三个产权主体，即土地所有者，土地承包者和土地经营者。其基本的分配格局是：若土地承包者自己经营，则获得级差地租Ⅰ、级差地租Ⅱ和平均利润，集体经济组织获得垄断地租；若土地承包者转让土地经营权，则土地承包者获得级差地租Ⅰ，即获得土地经营的超额利润部分。同时，农村集体组织依靠土地所有权，获得绝对地租部分，而土地经营者则获得平均利润和级差地租Ⅱ。而政府主要以税费等形式参与土地增值收益的二次分配，政府征收土地只限定于公共利益用途的土地。若政府需要征收开发性项目用地，则必须在严格用途管制的前提条件下，通过城乡统一的用地市场进行交易，让农民和集体经济组织直接成为土地的供给者，以保障其土地增值收益的获得。依据按权能分配理论，农民和集体依靠土地所有权获得垄断地租和级差地租Ⅰ，开发商依靠土地经营权获得平均利润和级差地租Ⅱ，而政府则作为宏观调控部门，通过税收等形式参与土地二次分配。
4、农村集体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长效机制。
（1）集体（农民）、政府、使用者之间的分配。
构建“三权分离”的土地产权制度框架，以“按权能分配”的分配形式分配农村土地的增值收益总额，是构建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农村土地增值收益分配长效机制的理想模式。
第一，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这部分增值收益由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主体获得，也就是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交易主体是农民或集体，以及土地需求者。农村建设用地直接入市的所得由农村集体组织获得，然后再在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这里的土地价格由市场供求决定，土地增值收益在集体内部进行分配。
第二，农村土地承包者将土地租赁出去。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承包者那就将获得土地的租金，即级差地租Ⅰ，将获得土地经营的超额利润部分。同时，农村集体组织依靠土地所有权，必须要获得绝对地租部分，而土地经营者则获得平均利润和级差地租Ⅱ。
第三，农民以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或担保获得经营资金。这同样需要有土地产权的“三权分离”作为制度基础，要求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权和土地经营权的权能分离。在此情况下，农民不仅能够获得土地经营的平均利润，同时还能够获得土地经营的风险利润。
（2）农民参与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途径。在农村土地获得完整的产权权能的基础上，要充分利用农村集体土地的各种流转形式，完善农民参与集体土地增值收益的途径。
第一，入股。土地入股即土地股权化，是在土地流转中，通过引入股份制因素，明晰个人拥有的产权权能，以有限责任规避经营风险；通过土地入股分红，建立吸引土地入股参与产业经营的利益激励机制和收益增长机制。
第二，抵押。以土地经营权作为抵押，既能缓解农民的资金需求，又能做到风险可控，即便到时还不上贷款，农民失去的只是几年的经营收益，而承包关系还是不变的[2]。因此，以土地经营权进行抵押，一方面它构成土地产权流动的一种特殊方式，另一方面也为农户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加快土地流转与集中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
第三，租赁。从本质上讲，土地租赁只是农户土地产权的暂时转移，是农户土地产权的必要实现形式。因为土地租赁是在明确的产权条件下进行的产权转移，其“租金”是在市场竞争机制下的土地产权的价格，有利于形成规范的土地流转市场。由此亦可见，土地能够实现租赁，其前提亦是土地产权能够实现进行分解，在此制度框架下，土地增值收益分配依据“按权能分配”的分配形式，就能很好地理顺农民、集体、政府和开发商等利益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
三、渝东北生态涵养发展区农村土地权能及收益分配对策建议
赋予农民对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转及承包经营权抵押、担保权能。探索农村承包地经营权入股载体的多种形式、股份组织的运行机制及政府部门的政策创设等。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建立被征地农民合理、规范、多元保障机制与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
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建设区（县）农村土地产权交易平台，构建以市级平台为核心、区县平台为支撑、乡镇平台为基础的交易体系。组建渝东北区（县）农村土地产权流转交易综合服务中心11个和乡镇农村土地产权流转服务窗口331个，下设农村未利用地土地整治监测中心、农村承包地经营权入股综合服务中心、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交易服务中心。
参考文献：
[1]黄少安.产权经济学导论[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由企业日常活动形成的收益，即为收入；而源于日常活动以外的活动所形成的收益，通常称作利得。收益是指会计期间经济利益的增加，其表现形式为：因资产的流入或增加、负债的减少而导致的权益的增加，但不包括由于投资者出资而引起的权益的增加。收益包括收入和利得。 “收入”、“收益”和“利得”是会计理论与实务中的三个重要概念，由于含义相近，常被误用，容易造成信息使用者的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收入”、“收益”和“利得”三者加以比较、合理区分。
【关键词】
收入；收益；利得；日常活动
收益有经济收益和会计收益之分。现代企业会计确认与计量的是会计收益，会计收益也有广义与狭义之分，我国会计中的收益是狭义的收益，不包括费用和损失；收入的概念也有不同的含义，与利得有明显的区别。“收入”、“收益”和“利得”是会计理论与实务中的三个重要概念，由于含义相近，常被误用，容易造成信息使用者的误解，因此，有必要对“收入”、“收益”和“利得”三者加以比较、合理区分，以使对其进行正确的会计核算，从而提供更加切实有用的会计信息，更好地为实现会计目标服务。因此，本论文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采用规范研究的方法，在参考和阅读大量的国内外相关文献的基础之上，通过对收入、收益和利得之间的关系的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结合信息化、知识化、经济全球化等的时代背景，根据新的会计环境下的新要求对收入、收益和利得之间的关系提出新的观点，并以此为基础结合原有的观点来弥补信息化时代环境下会计理论研究的不足。
1 收入、收益和利得的概念
1.1 收入的概念
收入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理解收入的概念要把握两个要点：即“日常活动”和“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所谓“日常活动”，是指销售商品、提供劳务和让渡资产使用权等经济活动。投资者投入也可以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但因其不是日常经济活动，所以不属于收入。代第三方收取的款项，其实质是代收代付事项，一方面增加企业的资产，一方面增加企业的负债，不增加企业的所有者权益，也不属于本企业的经济利益，不能作为收入。
收入可以分和其他业务收入，是营业利润同时也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它是指企业在销售商品、提供劳务等日常活动中所产生的利润。其内容为主营业务利润和其他业务利润扣除期间费用之后的余额。其中主营业务利润等于主营业务收入减去主营业务成本和主营业务应负担的流转税，通常也称为毛利。其他业务利润是其他业务收入减去其他业务支出后的差额。利润总额=主营业务收入-主营业务成本及费用和税费+其他业务收入-其他业务支出+投资净收益+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在损益表中他们相互联系并产生一定影响。综上所述，收入是经营体的全部进项（包括应税及免税的），即企业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或应该收到的现金。包含利润成本费用等。
1.2 收益的概念
收益是指会计期间经济利益的增加，其表现形式为：因资产的流入或增加、负债的减少而导致的权益的增加，但不包括由于投资者出资而引起的权益的增加。收益包括收入和利得。
收益是根据企业实际发生的业务，以销售产品或提供劳务所获得的销售收入，减去为实现销售收入所花费的支出而得出的。这些经济业务，既包括外部交易，也包括内部交易。外部交易因企业与外界的业务活动使企业资产或负债发生的转移，由于它通常是直接的货币收支，因而其量度一般也是确切的。内部交易由于是企业内部资产的使用或转移，属于非直接的货币收支，因而其量度通常并不确切。
在会计中，对收益有不同的解释。比如在美国会计界，普遍认为收益是本期已实现收入与其相关历史成本之间的差额，代表产出大于投入的差额，又称为利润或盈余。其特点是其基于企业实际发生的交易。按照这种解释，收益的确定取决于相关收入、费用的配比。
会计收益是建立在会计分期的假设之上的，它指的是某一特定期间企业的生产经营成果。早期的会计收益是根据现金收付制来计算的，而现代的会计收益则是按权责发生制划分当期收入和费用，在进行了恰当的配比后计算出来的。不过，以现金制确定的收益更易于被使用者所接受。
会计收益的确定要遵循收益确认的原则。现行会计实务和对收益的意见仍然是：只有在与资产价值增加相关条件得到满足以后，才能产生收益。收益和增值必须能够客观计量，而且是确定或不可改变的，还必须通过一些经济业务或会计事项来加以证实。也就是说，会计收益的确定要依据以下两项原则：收益确定的实现原则和收益确定的稳健原则。根据收益确认的实现原则，企业收益应划分为营业收益和持产收益。营业收益的确定必须在商品或劳务销售等关键性事项发生以后，而持产收益是指持有资产的已实现收益，因物价变动引起的未实现收益则不予以确认。根据收益确定的稳健原则，当企业某项经济业务有多种会计方法可资选择时，应选择最不会高估收益的方法，它包括不应高估收入和不应低估费用两个方面。
1.3 利得的概念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的规定：利得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成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增加的、与所有者投入资本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流入。 利得，实际就是资本的时间价值的实现，从偶发的经济业务中取得，属于那种不经过经营活动就能取得或不曾期望获得的收益，比如房子买了之后升值了，股票买了之后升值了，这种情况下都算利得，利得通常需要通过变现之后才能真正实现。与之相反的概念就是损失。利得也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但是它是一种偶发的收益，不能被称为收入。利得分为两种，一是直接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即资本公积（不含资本溢价），另一是指直接计入当期损益的利得，即营业外收入。
2 “收入”、“收益”和“利得”的区别与联系
2.1 收入与利得的区别
由于收入源于企业日常活动，利得源于非日常活动。实务中?在对收入、利得两者做出区别时，要注意以下几点：1）利得是企业边缘性或偶发易或事项的结果，比如，无形资产所有权转让、固定资产处置形成的收益等。2）利得属于那种不经过经营活动就能取得或不曾期望获得的收益。比如，企业接受政府的补贴、因其他企业违约收取的违约金、流动资产价值的变动等。
3）利得在利润表中通常以净额反映。
因而可以说，通过“营业外收入”科目核算的固定资产盘盈、处置固定资产净收益、出售无形资产收益、罚款净收入等，属于利得的范畴；通过“补贴收入”科目核算的退还的增值税、按销量或工作量等和国家规定的补助定额计算并按期给予的定额补贴，也属于利得的范畴。
2.2 收入与收益的区别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收入》指南 ，收益包括收入和利得。收入表现为企业日常活动中形成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入，包括商品销售收入、劳务收入、利息收入、使用费收入、股利收入等。因此，收入属于企业主要的、经常性的业务收入，而收益是投资以外的经济利益，两者虽然都会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增加，但是，收入只是企业经营活动所引起的，收入是收益的一部分。
2.3 收益与利得的区别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2006）的有关规定：收益是指会计期间经济利益的增加。而源于日常活动以外的活动所形成的收益，通常称作利得。 由此可见，收益与利得的区别在于产生收益的业务性质，前者产生于企业全部经营活动，后者仅产生于企业的非日常活动，比如处置固定资产、捐赠等。
2.4 “收入”、“收益”和“利得”之间的联系
前已述及，收益包括收入和利得。而收入和利得两者都会引起所有者权益的增加，利得是指收入以外的其他收益，通常从偶发的经济业务中取得，属于那种不经过经营活动就能取得或不曾期望获得的收益，如固定资产处置收入。收入是由日常经营活动所产生的，凡是不是由日常活动引起的均不是收入。而利得是日常经营活动之外产生的，它偶然发生。利得与收入互补构成收益。
由此可知，只要是所有者权益的增加而不是投资引起的，那么就是收益，它包括收入和利得的总和，而收入指企业经营所得，利得为偶然所得。收入、收益和利得都会导致所有者权益的增加，但不包括由于投资者出资而引起的权益的增加，即收入、收益和利得都是企业的经济利益，在现实经济业务中，有时很难分清一笔收入是否是偶然所得，因此，需要加以区分。
3 简要结论
收益是一个重要的会计概念，与收入和利得既有区别又联系密切，收益的计量与确认是会计核算的中心内容之一，收益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两大类型：经济收益和会计收益。我国目前在财务报表中收益计量的依据是财务资本保全理论，也就是传统的会计收益。而通过上述的论述可以得知会计收益还存在很多的弊端，该如何将经济收益和实物资本保全理论在表内、表外进行反映还值得许多会计学者的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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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征地纠纷的本质是各方对土地发展增益的争夺,土地发展增益在法律上表现为土地发展权。土地发展增益主要源于外力,是全体社会大众努力的结果,具体地块的发展增益与国家发展战略、城市规划、非农用地供应政策、城市化速度等因素密切相关。土地发展权并非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它因国家管制权的行使而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我国的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能防止少数人独享土地发展增益。其不合理之处在于,未能明确保障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增益,且缺乏制度装置来让大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增益。我国应当坚持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并通过完善具体制度来保障土地发展增益全民共享。
一、引言
自上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进入了城市化快速发展期。城市化发展必然需要占用城郊农村土地,由此带来了土地征收问题。按照我国宪法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土地转为城市建设用地必须同时完成国有化,土地征收是其惟一合法途径。然而,土地征收引发了大量地方政府与城郊农民之间的纠纷,[1]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
第一,部分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难以维持体面生活。他们未能得到法定补偿,或得到的法定补偿不足以维持长远生计,从而成为“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群体,进而引发纠纷。
第二,部分失地农民得到了足够补偿却仍不满意。不可否认,一些失地农民得到了法定补偿(甚至更高补偿),数额可能是大田农民家庭种田、打工“辛苦几十年都挣不到的”。目前,在农业种植区,土地的正常交易(30年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价格只有每亩两三千元。而在城郊农村,土地一旦被政府征收,失地农民获得的补偿至少可以达到每亩五万元。如果涉及到房屋拆迁,失地农民得到的补偿会高出更多,城中村拆迁改造更是如此。部分失地农民因征地而变富有,可以顺利转化为市民,此类现象甚至让不少城市中产阶级心生羡慕。尽管如此,这些失地农民中仍有人希望得到更多补偿,其中,部分人认为法定补偿标准并不合理,部分人则试图通过与政府博弈来获取额外利益。
由此看来,征地纠纷既可能是失地农民依法维权,也可能是他们追求法外利益。无论何种情形,都会涉及法律上的征地补偿标准,而征地补偿标准不过是土地增值收益分配的具体规则,因此,征地纠纷的本质是各方对土地增值收益的争夺。众所周知,农村土地被征收后转变成城市建设用地,其市场价格立即数十、数百倍上涨,巨大的土地增值收益开辟了各方争夺的空间。那么,土地增值收益到底应当如何进行合理的分配?利益分配在法律上往往表现为权利配置。土地增值收益的分配,在法律规则上落实为征地补偿标准,在法律理论上则关涉土地发展权的配置。土地发展权,即发展土地的权利,也就是土地用途改变或利用度提高的权利。这种权利到底应当属于谁?在国家、土地所有权人或其他社会群体之间,应当如何进行合理的初始配置?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47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被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具体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该条同时规定了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的计算规则。虽然在特定情况下安置补助费可以有所增加,但“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的总和不得超过土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30倍”。该条还规定:“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实践中,农村土地上的居住用房被当作地上附着物,以统拆统建、划地自建等形式重建,或根据建筑重置成本进行货币补偿。这种征地补偿标准,基本上没有考虑市场条件,如土地的区位、征收后的用途等,它主要根据土地被征收前的用途(农业用途)确定价值,相关安置、补偿的法定根据是其成本价,国家实际上得到了土地发展增益。可以说,法律虽未言明土地发展权,却近乎采取了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或者说土地发展增益国有模式。
国有模式在实践中导致一些失地农民不满,并造成法定征地补偿标准在有些地区落空——这些地区的政府给予失地农民超标准补偿。国有模式在理论上也遭到诟病,有学者将土地发展权视为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主张失地农民应当得到土地发展增益,认为国家应当按照土地被征收后的用途和市场价来补偿失地农民(农村集体)。这种主张可称为土地发展权派生论。
本文拟从中国实践出发,厘清土地发展增益的来源和土地发展权的法律属性,分析土地发展权派生论和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的成败得失,并试图从西方国家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模式中受到启发,探讨中国土地发展增益之公平合理分配的制度前景。
二、土地发展增益的来源
探究土地发展权的公平合理配置,首先需要厘清土地发展增益的来源。在中国,孙中山先生很早就从理论上论及土地发展增益的来源,并提出了相应的分配原则,这构成其“平均地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指出;“地价高涨,是由于社会改良和工商进步。……这种进步和改良的功劳,还是由众人的力量经营而来的;所以由这种改良和进步之后,所涨高的地价,应该归之大众,不应该归之私人所有。”“如果上海的人完全迁出上海,广州的人完全迁出广州,……试问上海、广州的地价,还值不值现在这样高的价钱呢?由此可见土地价值之能够增加的理由,是由于众人的功劳,众人的力量;地主对于地价涨跌的功劳,是没有一点关系的。”“上海房产地价百年来增加了一万倍。中国处在大规模的工业发展的前夜,商业也将大规模地发展起来,再过五十年我们将有许多上海。要能预见未来,我们必须是有远见的人,而且要现在就作出决定,使地产价值的增值额,成为创造这一价值增值额的人民的财产,而不是成为那些侥幸成为土地私有者的个别资本家的财产。”
孙中山的思想在我国台湾地区影响甚大。台湾学者林英彦即依据“平均地权”思想指出:“站在人民的立场来说,土地被征收,当然是补偿越多越受欢迎,但就平均地权的理论来说,以市价补偿不见得合理”,“目前之土地市价,除了土地所有人申报而应归其个人所有的地价以外,尚包含庞大的自然增值额,这是应当属于社会全体的。所以,如果按照市价补偿,那无异将自然增值部分也视为个人财产来予以补偿,其不合理之情形至为明显”。
其实,孙中山的“平均地权”思想,有其理论渊源。英国经济学家约翰?穆勒早就主张,“应对自然增加的地租课以特别税”,把土地自然增长的价值收归社会所有,即凡不是由于土地改良而增加的价值一律归公。他说:“社会的进步和财富的增加,使地主的收入无时无刻不在增长;……他们不干活儿,不冒风验,不节省,就是睡大觉,也可以变得愈来愈富。依据社会正义的一般原则,他们究竟有什么权利获得这种自然增加的财富?如果国家从一开始就保留有权利,可以根据财政上的需要 对地租的自然增长额课税,又有什么对不起地主的呢?”美国经济学家亨利?乔治对这一思想作出进一步的发展,他指出;“土地的价值(或者经济学上的地租),如我们所知,完全不是劳动或资本这种要素制造的,表示的仅仅是占用土地得来的好处。土地价值不表示生产的报酬,……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占有土地者个人创造的,而是由社会发展创造的。因此社会可以把它全部拿过来,而无论如何不会降低改良土地的刺激,或对财富生产有丝毫的影响。”[10]英国城市学家、“田园城市”运动创始人埃比尼泽?霍华德也指出:“城乡之间最显着差别可能莫过于使用土地所支付的租金。……这种租金之间的巨大差别几乎完全是一处有大量人口,另一处没有大量人口;由于这不能归功于某一个人的行动,它通常被称为‘自然增值’,即不应归于地产主的增值,较准确的名称应该是‘集体所得的增值’”,“显然向任何特定地区大规模迁移人口,肯定会导致所定居的土地相应地增值”,“田园城市属于托管人,他们受全社区的委托掌管这些土地,因而逐渐上涨的全部增值就成为这座城市的财富”。[11]上述经典理论家的论述,从理论上说明了土地增值的来源和归属,明确了土地发展增益的社会属性。
土地增值包括自力增值和外力增值。土地权利人改善土地的物理、化学、地质性状,改善基础设施、增加附属物,由此带来的土地增值,属于自力增值。自力增值的成果,因土地权利人投资投劳获得,当然应当由他们享有。土地的外力增值则是非因土地权利人直接投资投劳而获得的增值,它通常由于社会性投资产生了外部性后果。社会性投资包括交通、通讯、环保、能源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商场、银行、工厂等工商业投资的发展,医院、学校等公共事业设施的健全。土地用途改变带来的增值,也属于外力增值。[12]土地的外力增值基本上是国家、政府、公私单位长期投资积累的成果,是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的结果,而与土地权利人的努力关系甚微。外力增值对于农业生产的作用通常微不足道,也就是说,农业用地的外力增值空间很小。
我国城郊农村的土地增值主要是外力增值。城郊农村的土地作为耕地时,社会性投资的作用微不足道,对土地价格的影响极其微弱。只有当土地被征收改变用途之后,社会性投资的作用凸显,土地才有了巨大升值空间。这种升值属于外力增值,其投资来源于整个社会,因此增值应当归全社会所有,而不应当由原土地权利人独占,[13]如此方符合“谁投资谁收益”原则。目前,一些地方立法界定了户外广告权,并将其划定归属于政府,其理论依据即与此类似的“谁投资谁收益”原则:户外广告效应源于城市巨大的车流、人流,正是由于政府在道路、公园、体育场馆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维护上投入了大量前期成本,才有了现代城市车水马龙的繁荣场面,从而为广告效应和广告价值的产生提供了基础。[14]
随着中国城市化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农地被征收进入城市规划区,由此产生巨大的土地发展增益。在一般意义上,影响土地发展增益的因素非常广泛,从影响性质上看包括投资因素、供求因素、用途因素、收益因素、土地本身因素,从影响空间上看包括一般因素(政治状况、治安状况、人口与家庭状况、社会风尚、经济形势、城镇建设状况、不动产投资投机状况、收入水平、物价水平、利率、城市规划、土地供应政策、土地出让方式、住宅政策、税收政策等)、区域因素(地区差异、功能分区)、个别因素(土地本身、自然与生态环境、基础设施、规划制约等),从影响时间上看包括持久性因素、可变性因素。[15]在当前实践中,具体地块的土地发展增益主要受两大方面的影响:一是土地的位置,它主要与国家发展战略、城市规划两大要素相关;二是非农用地的供求关系,它同时受供应量和需求量的影响,主要与非农用地供应政策、城市化速度两大要素相关。
1、国家发展战略。国家发展战略规划优先发展的地区,城市发展速度快,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农地面积就大,能够分享到发展增益的农地就越多。改革开放以来,国家优先发展的东部沿海地区,尤其是长三角、珠三角地区,相当多的农地已经开发,并得到了较多的发展增益。现在国家又将中西部一些城市和区域纳入重点发展试验区,如武汉“1+8”城市圈、湖南长株潭城市群等。这些试验区内的农地会比其它区域更多更快地纳入城市规划区,可以更多更快地获得发展增益。
2、城市规划。在城市规划的功能分区原则下,非农用地可以分享土地发展增益,而农业用地不能,用于不同非农用途的土地可以分享的发展增益也不相同。同样在城市周边,规划的重点发展区域比其它区域更多更快地被开发使用,也会更多更快地得到土地发展增益。有时,土地发展增益甚至完全由城市规划决定。比如,汶川地震后,新北川县城规划区内的土地获得发展增益,就完全因为新县城的规划重建。由于土地位置具有不可移动性,在特定的城市规划之下,不同地块可能获得的发展增益在实践中是不等的。
3、非农用地供应政策。第二、三产业的发展需要非农用地供应,从政策上讲,非农用地供应量是可变的,获准入市的土地增多,单位面积的土地可以获得的发展增益就会降低。如果非农用地的供应少于需求,入市地块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发展增益;非农用地供给充分,入市地块的发展利益相对较少;非农用地可以无限度地供应,土地发展增益也许不会高于农业种植收益。但是,过多土地非农使用会带来不必要的浪费,故土地资源紧缺的中国有必要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土地用途管制是现代国家的通则,这大概由于土地资源不可再生,一旦用于农业的土地不够,粮食安全就 不能有所保障,饥荒就可能发生。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严控农地转化为非农用地,这决定了投入非农使用的特定地块可以产生巨大的发展增益。
4、城市化速度。非农用地需求不可能无限度增长,目前中国的非农用地需求主要取决于城市化的速度。如果城市化速度不够快,非农用地需求量就不会大,地价就不会高,土地发展增益也就不会高。相反,城市化速度越快,需要纳入城市规划区的农地就越多,就有更多的农地变成非农用地,从而分享发展增益。由于土地发展增益与城市化速度相关,即使放弃土地用途管制政策,也并非所有农地都可以获取高额发展增益。
在上述四个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只有处在特定位置的土地非农使用,才可能产生较高的发展增益。土地发展增益从本质上来源于社会发展,是社会大众共同努力的成果,却因诸多因素的共同影响而聚集于个别地块之上。认为土地只要非农使用就可以产生发展增益的想法,显然缺乏对实践的全局性理解。忽视土地发展增益的影响因素,很难认清土地发展增益的来源 可能提出错误的理论和制度意见。
如果国家占有土地发展增益,同时存在让全民受益的具体制度安排,应该可以实现土地发展增益全社会共享。在这个意义上,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具有其合理性基础。当然,这既不表明中国目前的制度模式完全合理,也不必然表明土地发展权国有就是唯一合理的制度模式。
三、土地发展权的法律属性
配置权利是为了保障利益,土地发展权是土地发展增益分配格局的法律保障。由于土地发展增益来源于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因此土地发展权的制度初衷应当是实现土地发展增益的社会共享。如果土地发展增益来源于土地所有权,那么将其完全分配给土地所有权人就是合理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土地发展权不太可能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这可以从法律理论上得以印证。
土地发展权派生论的立论基础是“所有权绝对”的观念。“所有权绝对”观念认为,土地是具有三维空间之物,地表上下能满足权利人需要的一定空间都是土地权利人的当然支配范围。古代罗马法有“土地所有权及于土地之上下”的谚语,后来注释法学家将其绝对化,解释为土地所有权“上达天空、下及地心”。1804年法国民法典贯彻了“所有权绝对”观念:“所有权是对于物有绝对无限制的使用、收益及处分的权利”(第544条),“土地所有权包含该地上及地下的所有权”(第552条)。“所有权绝对”意味着,土地的纵向范围不受限制,可以延伸至地上及地下无限的空间;权利人对土地上下空间的支配权,可以包含在土地所有权或使用权之中,也可以分离出来作为独立的物权。基于此,农民(农村集体)应当拥有完整的土地所有权,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等权能。其中,土地的使用和收益,包括直接使用收益(如种植作物、养殖鱼类)和间接使用收益(如保持水土、保护环境等),选择性使用收益(即权利人可以选择未来使用收益)和存在性使用收益(如特定的自然资源的保留即可以获取收益)。
依据上述观念,土地发展权被认为是从土地所有权中分离出来的一种物权,是通过土地利用的纵深扩展或用途变更来谋取更大发展增益的权利,它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因此,土地所有权人理所当然地拥有土地发展权。[16]这意味着,农地无论以何种方式转变为非农用地,原所有权人都应当获取全部增值收益,只有这样才称得上“农民的土地产权完整”。
然而,即使不论土地发展增益的来源,上述思路的理论说服力也非常有限。20世纪以来,所有权应当受到限制逐渐成为社会共识,并为各国立法所接受。在各国民法中,土地所有权都不是绝对的,而是受到了明确的限制。这一点首先体现在相邻关系中。[17]我国物权法第86条至第92条体现了对所有权的限制。根据这些条文,土地所有权因相邻权利人用水、排水、通行等受到限制,因相邻权利人建造、修缮建筑物以及铺设电线、电缆、水管、暖气和燃气管线等而负有必要的义务,因相邻权利人的通风、采光、环境安全、不动产安全等而负有必要的义务。
土地所有权不仅受到私法的限制,还普遍受到公法的限制。在日本,土地所有权至少受到土地征收法、都市计划法、都市再开发法、国土使用计划法、自然公园法、自然环境保护法、都市绿地保全法、消防法、道路法、航空法、电波法、下水道法、河川法、森林法、渔业法、矿业法、采石法等的限制。[18]在德国,土地所有权至少受到建筑治安法、建设规划法、跨地区规划法、州规划法、自然保护法、文物保护法、长途公路干线法、航空运输法等的限制。[19]在美国,土地财产权至少受到水权、公共信托、航空、分区规划等方面的判例和成文法的限制。[20]同样,在中国,土地所有权也受到若干公法的限制,至少包括土地管理法、环境保护法、耕地保护法、航空法、渔业法、矿产资源法、森林法、文物保护法、防洪法等。
在公法和私法都对土地所有权作出广泛限制的今天,依据“所有权绝对”的观念,认为土地发展权派生于土地所有权,主张土地所有权人应当得到土地发展增益的全部,这在法律理论上缺乏足够的说服力。
不过,土地发展权的实现毕竟需要高度依赖于土地所有权,需要依赖于土地上下空间,因此会牵涉地上权(建设用地使用权)、空间权,而地上权、空间权被认为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它们都是设定在土地所有权上的用益物权。随着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大,空间逐渐成为稀缺资源,“空间权”的法律规范也随之产生,它们对空间进行立体分割利用。日本、德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都建立了空间权制度。[21]我国物权法第136条也规定:“建设用地使用权可以在土地的地表、地上或者地下分别设立。”据此,土地发展权的实现,似乎是建设用地使用权、空间权的应有之意。不过,这是一种误解。土地发展权不仅涉及私法上的关系,还涉及公法中的土地规划、用途管制等。土地建设、使用和空间分割的前提是权利人享有土地发展权,若公法对土地开发有所限制,土地建设、使用和空间分割就并不具合法性。例如,根据耕地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和某市建设规划,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某地块不能用于非农建设,其建设用地使用权、空间权就不可能设立。所以,建设用地使用权、空间权设立的前提是权利人享有土地发展权。可以说,土地发展权构成了对所有权、使用权、地上权、空间权等物权的限制。
公法中的土地规划、分区、用途管制等权力,在性质上属于国家管制权,隶属于国家。管制权是国家为了促进和维护公众的健康、安全、道德和一般福利,而扩大立法范围直至对个人进行干预的权力。[22]它是现代社会健康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构成了立法保护公共卫生、公共道德、公共安全和整体福利的内 在权力基础。土地规划、分区控制、用途管制、地方建筑准则、建筑从业许可等,都是国家在土地利用方面行使管制权的体现。管制权的实施不会给国家带来赔偿土地所有人价值损失的义务。[23]早在1926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尤科里德村诉漫步者地产公司一案中,就稳固地确立了国家管制权行使的合理性。萨瑟兰大法官在撰写多数意见时,强调人口增长和城市化产生的各种新问题,指出现代的环境使得过去认为无理、苛刻而被否定的管理规定变得有其存在的正当性。他还指出,政府对土地分区规划的权力来源于管制权,把工业用途从居住用途中分开的条例,可以保护住宅不受噪音、烟尘、异味以及其它类似侵犯物的干扰。[24]
土地发展权产生于国家管制权对土地开发利用的限制。土地利用若不受限制,就无需所谓土地发展权。古代的土地利用就自由而不受限制,到了近现代,基于对土地开发利用进行管制的需要,产生了土地发展权的观念和制度。
近现代以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由此产生了历史古迹保护、环境保护、城市开敞空间、粮食安全、土地利益均衡等多方面的需求,进而产生了土地分区规划和用途管制的需要。[25]经济社会发展导致城市规模不断扩展,建筑密度不断提高,一些区域的土地可以通过变更用途或提高利用度来获取高额增值收益。由于农业用地的收益远远不如非农用地,因此土地所有人有足够动力将土地改作非农用途。在经济利益刺激之下,人们有可能主动破坏历史古迹和自然风景,而建造更有经济利益的建筑设施。随着建筑物不断增多,城市中心日益拥堵,这导致人们对开敞空间的需求不断增长。因此,除非基本农田、历史古迹、自然风景区、城市开敞空间等能得到法律的优先保护,它们因土地发展增益刺激而被破坏的风险才会降低。
然而,土地规划和用途管制会限制某些土地的发展(非农利用或高强度利用),限制所有权人对土地发展增益的分享,这样反过来也增加了另一些土地(可以非农利用或高强度利用的土地)所能分享的发展增益。具体地块能否分享以及可以分享多少发展增益,与土地的自然属性无关,而与政府管制行为密切相关,政府的管制可以使社会发展的成果刚好集中在特定地块。土地发展权的制度初衷,就是政府为了贯彻土地利用规划,而对土地发展增益分配进行干预,以平衡并重构土地利益结构。如果赋予城郊农村土地无限制的发展权,就违背了土地发展权的制度初衷,它会使土地分区规划、用途管制所造成的土地利益落差缺乏平衡补救机制。因此,土地发展权与国家管制权的“限制”相伴而生,它力图平衡和解决土地发展增益的分配,以促进土地资源的有效利用,最终达到保护历史古迹、环境、城市开敞空间、粮食安全等目的。
中国在土地利用方面行使国家管制权,包括规定土地用途、编制用地规划、进行开发管理控制等多方面。我国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农村土地归村集体所有。城市土地经审批后可以开发建设,而农村土地要开发用于非农建设,需要先进行征收,转变为国有建设用地。国家垄断了土地开发一级市场,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对农村集体土地进行统一的征收、拆迁、安置、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然后在土地二级市场上进行有偿出让或转让。在土地二级市场中获得土地使用权的主体,要进行非农建设,还需要城市规划部门核发“一书两证”建设项目选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在国家管制权的作用下,我国法律虽未言明土地发展权,却近乎采取了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这至少意味着,农村集体土地的发展权与土地所有权是分离的。英国、美国等西方国家则明确规定,土地发展权可以与土地所有权分离,土地发展增益的独立性得到了普遍承认。英国、美国及我国的法律制度都不认为:土地发展权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土地所有权人应当享有土地发展增益。也就是说,土地发展权是一项独立于土地所有权的权利(利益)。随着法学理论和司法实践的发展,特定的利益上升为权利的现象不断增多,且不断被法律规范所认可。[26]我国法律明确以土地发展权的形式调整土地发展增益可能是大势所趋。
四、英美两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及其启示
理论解析可以为制度建构奠定理论基础,但代替不了制度建构。土地发展权的具体配置,需要拥有更广阔的视野。目前,不少国家已经有了成熟的土地发展权制度,其中以英国和美国最为典型。
(一)英国的土地发展权国有制度
土地发展权的观念和制度始于英国。英国最早构想对从规划控制中得益的土地所有人收取改善金,以对受损失的土地所有人进行补偿。1662年法案首次将此构想付诸现实,它授权向伦敦街道拓宽后地产得到“改善”的所有人征收一笔资金。相似的规定也见于伦敦大火后的重建法案。1909年和1932年的规划法修改和拓宽了这一原则,允许地方规划当局对因规划方案实施而引起地产的任何增值征收改善金,税率从起初的50%上升到后来的75%。不过,这些规定在实践中几乎没有实效,因为很难确定地产增值多大程度上是规划方案的结果,以及多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它因素。1942年,国会成立的厄思沃特委员会注意到,只有3个在规划法责令下支付了改善金的案例。[27]在此背景下,厄思沃特委员会认为必须改革土地所有制,并声称如果“私有”制继续存在,任何一种新的评估补偿金或改善金都不能满足需要,因为“私有”体系具有内在的“引起私人和公共利益冲突,并阻止规划机制良好运作”的特性,需要一种新的避免矛盾的体系来统一现有的土地发展权,它“在所有制不变的情况下,能够实现土地的价值转移”。[28]厄思沃特委员会建议把未开发土地的发展权国有化。
1947年英国城乡规划法设立了土地发展权制度,并使发展权及相关利益实现了国有化。该法规定,一切私有土地将来的发展权移转归国家所有,私有土地也只能在原用途的范围内进行利用。若私人想变更土地用途,必须向规划当局申请许可。如果许可被批准,任何由此引起的土地增值都需要支付开发捐,其具体数额按变更用途后土地自然增涨的价值计算,根据预先评估数额支付,这相当于向国家购得土地发展权。如果许可被否决,就不能得到补偿(除了有限范围内的特殊案例以外)。该法明确表明:“所有因本法实施而损失的开发价值将不被计入到补偿的范围之内。”这使得之前收取改善金所面临的增值确定难题迎刃而解。在该法规定下,政府仅以现有用途的价值对土地进行征购。如果严格遵循1947年城乡规划法的逻辑,土地发展权向国家的转移根本不存在赔偿的问题,但这会在个案中产生难以想象的困难。为此,国家设立了一个3亿英镑的基金对业主进行“支付”(并非“补偿”),前提是业主能够证明,在转移发展权的法律条款生效时,他们的土地具有某些开发价值。
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的法律颁布之后,并没有像预料的那样顺利实施,而是产生了一些消极效果。它完全否定土地所有人参与分享土地发展增益,造成了地产市场萎缩。[29]因此,英国保守党政府执政后,开发捐的支付额度变成了土地增值的60-80%,1954年又取消了开发捐,但为了减少政府公共支出,仍然以现有用途的价值对土地进行征购。这实际上造就了一个“土地二元市场”,那些被迫向公共 机构出卖土地的人觉得受到了不公平待遇,而未来公共收购的不确定性也导致这种差别非常随意和不公。最终,在公众的压力下,1959年修改后的城乡规划法将“公平的市场价格”恢复为强制收购的补偿标准。取消开发捐后的城乡规划法仍然坚持土地发展权国有的原则,并规定如果规划许可受到否决,土地发展增益损失不会得到补偿。但这仍然可能导致不公平,因为它实际上使一些人可以不支付费用而从国家那里将发展权要回,而另一些人却不能。因此,1964年重新上台的工党提出了土地委员会法,该法通过对开发价值增收改善金,来保证“由社会创造的开发价值中的相当部分可以物归原主”。[30]改善金的税率最初是40%,后来涨到45%乃至50%。与1947年的开发捐相比,改善金不会带走所有的开发价值。20世纪60年代后期到20世纪70年代初期,土地价格不断上涨,保守党还针对土地出售收益开征了开发收益税。
由于英国工党和保守党关于经济政策的基本观点不同,也由于土地发展权国有制度在实施过程中遭遇诸多具体问题,该制度几经变化。但总的来说,通过设立土地发展权制度,控制土地开发利用,确保因开发而引起的土地自然增值(部分)国有的基本制度未变。[31]
(二)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
20世纪60年代,土地发展权观念被引入美国。1968年,纽约市首次在其标志性建筑保护法案中引入土地发展权转让机制。[32]20世纪70年代,美国不少州开始启动土地发展权转让项目,到2007年已至少有181个项目在33个州实施。[33]在美国,土地发展权与土地分区管制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分区管制中的土地开发利用要求与条件是设定土地发展权的依据,而土地发展权转让是实施土地分区管制的一项有效的、灵活的制度手段。在土地分区管制下,法律赋予所有土地平等的定额发展权,但开发建设工作只能在建设规划区内进行,建设规划区之外的土地发展权只能通过转让来实现。土地发展权转让的法律依据在于,土地产权是一个权利束,由不同的权利组成,它们可以分离而单独在市场上交易。[34]市场机制下的土地发展权转让,可以实现土地发展增益与土地所有权分离,从而将土地开发引向更适合的地区,以达到保护高农业价值的土地、环境敏感区以及战略性的开敞空间等目标。
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中,先对土地进行分区,然后将“出让区”的土地发展权转让给“受让区”。一旦“出让区”地块的土地发展权被买走,该地块将永远不能被开发,而“受让区”地块上可建造的建筑面积是两个地块的土地发展权所含建筑面积之和。[35]“出让区”和“受让区”有明确的地理范围。“出让区”是土地保护区,一般依据环境、生态、文化和农业发展等确定。“受让区”是被引导的城市发展区,其地理空间范围一般根据城市发展方向、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城市经济空间聚集等划定,它的土地开发密度和强度因受让土地发展权而变得更高。[36]“出让区”只能转让土地发展权,不能受让,这样就通过避免或减少地块的开发来达到土地保护的目的。“受让区”则相反,只能受让土地发展权,不能跨区域出让,因为它是政策引导的未来城市发展方向。
开发商只能在“受让区”从事土地开发投资,而且必须与“出让区”的土地所有人进行土地发展权交易,政府一般不会干预发展权交易的具体过程。有的州、市建立发展权市场,通过中介商公开买卖。政府有时也会向土地所有人购买发展权,或接受土地所有人的发展权捐赠。政府为了保护农地、开敞空间、环境敏感地带和历史古迹,在土地所有人自愿的前提下,可以按照市场价购买特定地区的土地发展权。有的州、市规定必须以政府部门为中介,如芝加哥由市政当局建立发展权市场,用征收或购买的方式取得发展权,再转售给准予高强度开发的地块所有人。新泽西州于1993年设立土地发展权转让银行,将发展权证券化,该证券需要登记并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纽约市柏林顿郡的“松林发展权银行”也是如此。[37]政府在支付土地发展权价款后,土地仍归原所有人所有,但其开发利用受到了限制。如果土地所有人改变主意,想进行非农开发建设,则需要向政府买回其土地发展权。如此,通过国家购买土地发展权,农地、开敞空间、环境敏感区和历史古迹得到了永久性保护。
(三)英美土地发展权制度的启示
从英美两国的实践来看,法律设立土地发展权是基于限制土地任意、无拘束开发的现实需要 如果土地开发没有任何限制,则无需土地发展权制度。土地规划、分区控制、用途管制、土地征收都是对土地自由开发的限制。在这些制度产生之前,土地用途改变或利用度提高直接取决于土地所有权人的主观意愿,其发展增益也当然地归属土地所有权人。为了适应土地用途管制和多元化立体开发利用的需要,英美两国从对土地用途改变、土地利用度改变的控制中,逐渐发展出土地发展权制度。由于英美两国实行土地私有制,私权观念占绝对优势,国家公权力直接进行土地开发控制比较困难,土地发展权因此成为很好的手段和机制。
在土地私有制条件下,英国和美国都将土地发展权当作一种独立权利,它既可以归国家所有,也可以定额配置归土地所有人所有。这也表明,土地发展权不是土地所有权的派生权利,土地发展权的初始配置主体与土地所有权人并不必然同一。英国坚持土地发展增益(部分)归公原则,土地发展权归国家(部分)所有,它更类似于公共性和社会性的资产,不能像一般商品那样在市场中自由交易。土地开发利用作为公权由政府掌握,需要服从城市规划,任何人如想变更土地用途,必须先向政府购买土地发展权。而按照美国的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土地发展权定额配置归土地所有权人所有,坚持土地发展增益定额归私原则。土地发展权作为一项私权,充分依赖市场手段进行调整,土地所有权人可以就发展权进行自由交易,其收益也归私人所有,国家一般并不干预。
英美两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看起来有很大差异,但就保障社会公平来说,殊途同归。两个国家的制度都能防止少数人获取土地发展增益,也即防止刚好位于特定位置的土地所有权人独享土地发展增益。英国法律规定土地发展权归国家(部分)所有,这大体是公平的,防止了因土地区位、城市规划而造成巨大不公平。具体而言,条件相同、价值相当、用于种植农作物产出一样的两块农地,若其中一块被纳入城市发展规划区,可以变成建设用地,其地价立刻飞涨,而这仅仅取决于政府的城市发展规划。少数土地的非农使用能够实现巨额暴利,这等于赋予了土地所有人额外的经济特权,而他们对土地升值并没有任何贡献,因此会鼓励不劳而获,违反了公平原则英国将土地发展权与所有权分割处理,发展权(部分)属于国家,大体上能消除土地所有人之间的不公平。在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下,同一区域内相同面积的不同地块,土地发展权配额是相同的,因此对所有的土地也是公平的。一般来说,土地被规划为不同利用类型和强度(高度、密度、容积率)后,就会造成价值的巨大差异,规划改变利用强度后,土地价值也会改变。通常商业区、住宅区、工业区、农业区的土地价值依次下降。在此背景下,土地发展权定额配置和转让制度可以平衡政府规划对土地价值的影响,减少或避免土地法规带来的市场扭曲,更正政府规划带来的利益分配不公平现象。按规划高强度发展的土地所有人,必须向限定为低强度发展的土地所有人购买发展权,从而将受规划限制而不能直接行使的发展权转移至可开发的土地上,进而达到利益均衡。在项目区内,每一块土地都平等地拥有土地发展权配额。如果规划使一些土地的实际开发受到限制,便应当由获得实际发展权的土地所有人给予补偿。这保证了不同位置相同面积土地的发展机会和所得利益均等。
当然,英美两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也存在一些差异,主要体现在限制开发土地所有人对土地发展增益的分享问题上。在英国制度模式下,土地发展增益主要由国家与开发土地的所有人分享,限制开发土地的所有人很难得到补偿。虽然为了贯彻1947年城乡规划法,英国曾设立基金对发展利益受到限制的所有人进行“支付”,但这种支付远远不够,而且它也只是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从理论上说,作为公共权力机构,英国政府最终会将其所获取的土地发展增益用于全体人民,但即便如此,限制开发土地所有人毕竟缺乏直接的制度渠道来获取发展增益。而在美国制度模式下,限制开发土地的发展增益可以通过发展权交易市场来实现,土地发展增益由所有的土地所有人共享。美国制度模式对中国的重要启示在于,土地发展权配置还应当考虑到一个群体,即根据土地规划管理没有征地机会 的土地所有权人——大田农民(农村集体)。他们虽然没有公开表达权益诉求,是“沉默的大多数”,但理论上也应当享有土地发展权,分享土地发展增益。
目前中国的相关制度与英国的土地发展权国有制度接近,土地发展增益几乎全部国有,制度未能明确保障被征地农民对土地发展增益的分享,也未考虑并无征地机会的大田农民对土地发展增益的分享。这种模式曾经在英国遭遇失败,目前在中国实践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故有学者持土地发展权派生论,主张按照土地征收后的用途和市场价补偿农民。但是这种“农民利益立场”的主张,本质是失地农民独享土地发展增益,与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定额私有明显不同,缺乏美国制度中不同地块上发展增益的平衡机制,以及所有的土地所有权人对土地发展增益的共享机制。土地发展权派生论几乎剥夺了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使他们无法分享土地发展增益,而在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下,大田农民在理论上还可能通过某种具体机制部分分享土地发展增益。
英美两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虽然不一定可以直接被中国借鉴,但它们仍然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有助于从法律理论上理解土地发展权及中国相关制度实践,二是有助于从具体立法和制度上完善土地发展增益的分配机制。
五、中国土地发展权的配置及其制度后果
我国近乎采取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土地用途管制、征地补偿、国有土地使用权二级市场交易等制度都是土地发展权的实现机制。
目前,我国土地开发由国家控制,土地发展增益也由国家占有。首先,国家控制着农村土地的用途及其转变。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国家编制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土地用途,将土地分为农用地、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地”,“严格限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并对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作了严格的程序规定。其次,国家对农村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流转作了严格的限制。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建设”,极个别情况下例外;“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个别情况下例外。第三,国家通过土地征收补偿制度占有土地发展增益。土地管理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法律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明确界定,实践中地方政府有扩大“公共利益”进行征地的倾向。[38]
在土地发展相关制度下,目前农村自身的发展和建设也不能随意利用土地。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定,乡镇企业、乡(镇)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农村村民住宅等乡(镇)村建设,应当按照村庄和集镇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建设用地应当符合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并依法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根据具体情形,需要国务院、省级人民政府批准或市、县人民政府批准。而在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之前,乡村两级可以自主利用土地,土地非农使用的管制并不严格。1982年颁行的《村镇建房用地管理条例》规定,在村镇内,个人建房和社队企业、事业单位建设用地,都应按照规定办理申请、审查、批准的手续;审批村镇建房用地,以村镇规划和用地标准为基本依据;村庄规划由生产大队制订,集镇规划由公社制订,经社员代表大会或社员大会讨论通过后,分别报公社管理委员会或县级人民政府批准。
土地管理法的颁行固然是以保护耕地、有效规划、合理利用土地为目的,但客观上却对农民的土地发展增益进行了限制、剥夺和重构。1986年之前,所有农民(农村集体)享有土地非农使用的自由,它被视为土地使用的范畴,即农民在事实上享有土地发展权。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行后,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就开始受到限制,土地的非农使用需要县级以上政府审批。1998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对土地管理和利用方式进行了重大变革,实现了从分级限额审批到用途管制的转变,土地的非农使用权利完全掌握在政府手中。可以说,上述制度的变迁,是广大农民(农村集体)逐渐丧失土地发展权,政府逐渐垄断土地发展权的过程。政府垄断土地开发一级市场并通过土地开发二级市场来实现土地发展权。
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发展权国有化,这是国家管制权行使的附属产物。现代社会中,国家管制权行使有充分的正当理由,但这并不表明相应的土地发展权国有化的初始配置就一定完全合理。无论何种情形,将国有土地的发展权初始配置给国家,这大概不会有争议。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同群体的利益分歧可以通过国家的指令性计划来加以协调,将农村集体土地的发展权配置给国家,也不会有很大争议。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不同群体的利益已有很大分化,人们的权利意识也大大增强,利益分配主要通过法律上的权利配置来解决。这种背景下,国家、城郊村集体、农业村集体、个体农民的土地发展增益分配,很难通过行政指令进行协调,因此需要法律赋权机制。
土地发展权的法律配置,需要全面和仔细地考量。在保护耕地、有效规划、合理利用土地等公共目的下,一些土地可以非农开发,另一些则没有开发机会,它们之间的发展增益需要平衡,既需要思考没有征地机会的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问题,也需要思考失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国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农民创造了乡镇企业占国民经济半壁河山的奇迹,也创造了农村居民收入增长快于城市居民的奇迹。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农民拥有用集体土地发展乡村工业的权利。农民可以独占土地发展增益,土地可以成为发展非农产业的资本,[39]这是华西村、、大寨村等工业化、集体化村庄经济越来越壮大、村民福利持续增长的基础。[40]享有土地发展权,能够分享土地发展增益,实现土地资本化,是这些村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成功的重要原因。可以说,当时所有的城郊村庄,只要能遏制村庄内部的离心力,解决内部的利益分配问题,都可能成功建立集体化运作模式。
与等村庄相比,其它村庄就没有抓住“历史机遇”。1986年土地管理法颁布后,大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增益的权利被国家剥夺,他们“依法”丧失了土地发展权。在当前的土地用途管制、土地规划制度下,城市规划区之外的土地丧失了发展机会,其发展增益聚集在规划区之内的土地上。也就是说,城市规划区的土地发展增益“聚集”了广大大田农民所“依法“丧失的土地发展增益。因此,土地发展增益不应该仅仅由刚好处在规划区的被征地农民独享,那些没有区位优势、无地可征的偏远农村地区的大田农民,也应该分享规划区内的土地发展增益。[41]这样,既可以保护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增益,也可以避免城市规划区内出现土地食利者阶层。
在英国,通过土地发展权的国有化,国家获取了大部分土地发展增益,从理论上讲,这些利益可以通过公共财政来实现社会共享。在美国,通过土地发展权配置,土地发展增益被强制分配到所有地块上,从而实现社会共享。英美两国通过不同的方式,实现广大公众土地发展增益的分享。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和征地补偿的制度设计初衷也是如此。国家垄断了土地开发一级市场(发行市场),政府或其授权委托的企业,对城市国有土地(毛地)或乡村集体土地(生地)进行统一的征收、拆迁、安置、补偿,并进行适当的市政配套设施建设,使其成为熟地,然后在土地开发二级市场中有偿出让或转让,交易收益归国家所有,进而通过公共财政将这些收益用于全体人民。这一制度初衷如能实现,也可以避免土地发展增益被少数人垄断。
然而,目前我国的制度实践却不如人意,大田农民与土地发展权缺乏制度上的联系。与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相比,中国征地补偿制度存在的一个问题是,那些偏远农村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 一直被忽略。在理论上,全国的每一块土地都天然地拥有土地发展权。但现在,土地用途管制和土地征收制度将土地发展权收归国有,并由政府进行发展增益分配。虽然土地发展增益确实有相当部分通过公共财政用于偏远农村,可目前国家以城市为主要发展重心,大田农民能够分享到的土地发展增益非常有限,而且公共财政开支与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增益缺乏明确的制度联系。大田农民的土地缺乏被征收的机会,他们不会、也不懂得争取发展增益,是“沉默的大多数”。
我国的征地补偿费用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根据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征收耕地的土地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至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助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至6倍;征收其他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标准,以及被征收土地上的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标准,由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这种土地补偿费的法定计算方式虽然不尽科学,但其计算结果与征收前农地纯收入资本化的“影子价格”,大体上是相当的。[42]根据这一标准计算出来的征地补偿费用,远远低于土地征收后的非农用地市场价格。这意味着,我国的土地征收制度未能明确保障失地农民对土地发展增益的分享,失地农民并不享有土地发展权 这种模式明显存在诸多问题。
第一,在理论上不能自圆其说。从理论上讲,土地发展增益来源于全体人民的努力,应当属于全体人民。失地农民虽然不能独享土地发展增益,但他们至少可以参与分享一定的发展增益,甚至在其中应当享有优先地位,毕竟土地发展增益的实现有赖于他们的土地所有权。而且,中国农民不为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所覆盖,土地因此构成农民农业就业权和社会保障权的载体。[43]农民失去土地,就会同时失去就业和社会保障,因此理应让他们参与分享土地发展增益。
第二,在实践中可能导致失地农民生活水平的实际下降。由于中国存在城乡二元结构,城乡生活成本有着巨大的差异。一个农村家庭如果有十亩土地,年收入虽然不多,却可以维持全家温饱。土地被征收后,失地农民如果不能在城市获得稳定就业,得到的补偿费用很难维持整个家庭在城市的长远生活。如果土地被征收前主要用于种植经济作物或经营高效农业,则失地后农民的生活水平会下降得更加明显。近二十年来的土地征收,制造了一个完全失去土地同时又无法在城市稳定就业的失地农民群体,他们在失地后生活水平下降,心理上的被剥夺感很强,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
第三,可能剥夺失地农民的习惯利益,从而导致激烈的对抗。在城郊农村,土地被征收之前,农民就享有了一些不合法的习惯利益。他们在土地上从事一些经营活动,占有了土地非农使用的发展利益,如将村里的“四荒地”出租给企业,建停车场、农贸市场,大量建造出租房屋等。这些经营行为也许并不合法,但国家限于执法能力未能及时查处,因此这些农民长期享受非法的习惯利益。一旦国家正式征收事实上得以开发的土地,并仅仅按照目前的法定标准进行补偿,农民因习惯利益丧失,就可能产生严重的被剥夺感,进而引发激烈的抵抗,导致甚至恶性事件的发生。
第四,可能给失地农民带来巨大心理冲击。现行征地补偿标准基本上没有考虑市场条件,如土地的区位、征收后的用途等。这可能导致失地农民心理不平衡,尤其是对房屋的补偿,主要考虑重置成本,这与城市房屋拆迁按照市场价进行补偿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第19条规定:“对被征收房屋价值的补偿,不得低于房屋征收决定公告之日被征收房屋类似房地产的市场价格。被征收房屋的价值,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房地产价格评估机构按照房屋征收评估办法评估确定。”城郊村、城中村的房屋与城市国有土地上的房屋比邻而立、犬牙交错,补偿标准差距甚大,失地农民比照城市土地和房屋的市场价格 从心理上就难以接受法定征地补偿标准。
第五,可能使法定征地补偿标准难以执行。考虑到种种现实挑战,政府可能因严格执法成本过高而放弃执法,向失地农民妥协,也可能因“维稳”压力而给予失地农民更多的补偿。一些地方政府甚至开始倾向于以非农用地市场价补偿失地农民,这在城中村改造中最为明显,它事实上造就了一个土地食利者群体。这些做法无疑在消解法定补偿标准的权威性,损害了法律的权威。
六、中国土地发展权的制度前景
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有很多优点:能够消除非个人努力而导致的土地增值,补偿因分区政策而开发受限的土地所有人,从而保证公平;能够减缓政治压力,特别是来自试图把土地卖给开发商的土地所有人的压力;能够促使土地所有人避免利益分裂,联合成统一的群体;能够大大减少因土地分区规划所带来的申诉和争议及相应的成本;能够更低成本地保护农地、开敞空间、历史遗迹、环境敏感区;能够促进城市的理性发展和扩张;能够在技术上避免征收土地,减少社会矛盾。[44]倘若中国借鉴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且这一制度能在实践中有效运作,上述优点应该也可以体现出来。由此,一些中国学者基于美国土地发展权制度的优点,主张在中国全面借鉴这一制度。[45]然而,美国的土地发展权制度,与中国相关制度有着相当不同的基础,全面借鉴会涉及一连串的制度变动。目前中国近乎采取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要转换为美国土地发展权定额私有模式,制度转换的成本会非常高。尤其不能不考虑的是,全面赋予所有土地以发展权,国家要限制农民开发就必须买断其土地发展权,这会让中西部地方政府有限的财政能力雪上加霜。倘若国家无力买断农民的土地发展权,就很难阻止农民低度开发土地,从而造成土地浪费,并使严格的耕地保护政策落空、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虚化。此外,土地发展权制度的成功运作依赖于严格的外部条件,包括法律制度对权利的明确界定、科学合理的分区规划政策、公众对发展权制度的充分认可、政府对市场的高效监管等。在美国,这些背景性条件在一些地区也很难全部具备,土地发展权转让制度的实际运作效果因此往往难符预期。[46]目前中国的多数地区,很难在短时间内达到美国式土地发展权制度成功运作的背景性条件,因此全面借鉴美国制度模式的时机并不成熟。当然,具备条件的地区,可以尝试以项目的形式进行土地发展权改革实验,然后根据实验的成效谨慎决定是否应当在更大范围内推行这一制度。
当前中国征地纠纷频发,矛盾较为尖锐,一些地方的征地补偿未能依法进行,基层政府的执法也存在一些问题,土地发展权派生论因此批判现有土地发展权国家模式,主张将土地发展权完全赋予城市规划区内的土地所有权人。如果这种主张付诸实施,土地发展增益将主要由占有特殊位置土地的城郊农民享有,这必将催生土地食利者群体,加剧社会不公。目前中国采取的土地发展权国有模式,从原则和大方向上讲,大体能体现社会公平,应当坚持。不过,目前制度确实未能明确保障失地农民的土地发展增益,应当加以改革完善。周诚教授提出“私公兼顾论”和“农地全面产权观”,指出农地自然增值的公平分配应当全面顾及失地农民和国家。[47]这种认识既坚持了土地发展权国有,也保障了失地农民的权益,尽管对大田农民的权益关注不够。我国法律需要在土地发展权国有的基本制度下,适当考虑失地农民分享土地发展增益,以保证他们过上小康生活,这需要适当提高征地补偿标准,同时严格执行补偿标准。政府不能因为“土地财政”需要而剥夺失地农民,也不能因为“钉子户”抗争而支付超额的补偿费用。
目前相关制度忽视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也应当予以改革完善。在大体坚持土地发展权国有的同时,需要在公共财政和预算方面进行具体制度建设,保障大田农民的土地发展权的实现。可以考虑建立专门的制度,从已开发土地的发展收益中拿出适当的份额进行再分配,用于补偿那些没有征地机会的大田农民,正是他们的农业耕作为社会提供了粮食安全、生态效益、良好环境等公共品。也可以考虑在现有的农业补贴之外,专门增加一项“土地发展权补贴”,按土地面积进行发放。还可以考虑从“土地财政”收入中提取一定的经费,作为农村社会风险基金,用来资助遭遇疾病、灾害、事故等亟需帮助的农民家庭。特别需要说明的是,上述具体制度需要突破行政区划,在全国层面建立。中国是中央集权程度较高的单 一制国家,国家发展战略已经导致各地发展状况差异很大,聚集资源的能力相当不同,可以分享的土地发展增益有很大差别,只有全国性的制度才能保障各地农民公平享受土地发展增益。当然,这涉及复杂的中央地方关系及省际财政关系协调,需要进一步的深入研究。
注释:
[1] 本文主要从政府和农民之间的征地纠纷(征地补偿标准问题)展开,不讨论村庄集体内部围绕征地补偿款的具体分配所产生的纠纷,如村庄集体截留征地款的比例和额度争议、参与征地款分配的村庄集体成员资格争议、外嫁女的土地权益争议等。同样,本文也不讨论失地农民与村庄集体之间的土地发展增益分配问题,暂且将他们视为同一的利益主体。
据报道,2010年郑州市的城中村拆迁改造中,原有房屋三层以下者按1∶1进行赔付,三楼以上者按3∶1或4.5∶1进行赔付。上至老人下至顽童,每人可以分到200平方米的房子,折合市价100多万元。有的一家分到6000平方米的房子,折合市价2000多万元。郑州124个城中村的拆迁,让很多村民一夜暴富,最少可以出现15万个百万富翁。李凌:《暴富:郑州“城中村”拆迁将造就15万个百万富翁》,《东方今报》2010年3月30日。
有学者并不否定漫天要价、大发横财的被拆迁户确实存在,但认为实际得到超额补偿的,大多与地方政府官员或开发商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种认识对征地拆迁纠纷缺乏实证了解。
刘俊:《土地所有权权利结构重构》,《现代法学》2006年第3期;胡兰玲:《土地发展权论》,《河北法学》2002年第2期;杨明洪、刘永湘:《压抑与抗争:一个关于农村土地发展权的理论分析框架》,《财经科学》2004年第6期;郑振源:《征用农地应秉持“涨价归农”原则》,《中国地产市场》2006年第8期。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00页。
同上书,第195页。
孙中山:《孙中山文集》上册,团结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页以下。
林英彦:《土地经济学通论》,台北文笙书局1999年版,第174页以下。
[英]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及其在社会哲学上的若干应用》下卷,胡企林、朱泱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91页。
[10] [美] 亨利?乔治:《进步与贫困》,吴良健、王翼龙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347页。
[11] [英] 埃比尼泽?霍华德:《明日的田园城市》,金经元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20页。
[12] 周诚:《土地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347页。
[13] 周诚:《农地征用中的公正合理补偿》,《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9月2日;周诚:《再论我国农地征收的合理补偿》,《中国经济时报》2005年10月17日。
[14] 宋亚辉:《新权利的生成:以“户外广告权”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
[15] 前引[12],周诚书,第334页以下。
[16] 前引[4],刘俊文;胡兰玲文;杨明洪、刘永湘文。
[17] 德国民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德]鲍尔、施蒂尔纳:《德国物权法》上册,张双根译,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524页以下;日本民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日]我妻荣:《新订物权法》,罗丽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年版,第283页以下;美国财产法中的所有权限制,可参见[美]约翰?G.斯普兰克林:《美国财产法精解》第二版,钟书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06页以下。
[18] 同上引,我妻荣书,第284页以下。
[19] 前引[17],鲍尔等书,第564页以下。
[20] 前引[17],斯普兰克林书,第493页以下,第587页以下。
[21] 陈华彬:《物权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47页以下。
[22] 《不列颠百科全书》第13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版,第378页。
[23] [美] 查尔斯?H?温茨巴奇等:《现代不动产》第五版,任淮秀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91页。
[24] See Village of Euclidv.Ambler Realty Co.272U.S.365(1926).
[25] Joseph Stinson,Transferring Development Rights:Purpose,Problems,and Prospectsin New York,17Pace Law Review319-357(1996);臧俊梅等:《土地发展权制度国际比较及对我国的借鉴》,《农村经济》2010年第1期。
[26]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中有多种特定利益被上升为权利,如土地承包经营权、隐私权等。隐私权是一个由“利益”逐渐上升为“权利”的典型。在2001年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中,隐私仅以“人格利益”的方式得到确认,而2009年颁布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则明确规定了“隐私权”。
[27] [英] 巴里?卡林沃思、文森特?纳丁:《英国城乡规划》第14版,陈闽齐等译,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67页以下。
[28] 同上书,第214页。
[29] 周诚:《我国农地转非自然增值分配的“私公兼顾”论》,《中国发展观察》2006年第9期。
[30] 前引[27],卡林沃思等书,第217页。
在2006年的新会计准则中，将原本在“资本公积”下核算的非经常性损益内容改为在“营业外收入”中核算，至此，捐赠受益、重组收益、政府专项拨款、关联交易差价、无法支付的应付款等不再影响所有者权益的金额。但新准则在资本公积中增加了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经过这种改变，资本公积进行了一次大“瘦身”，但另一方面也导致了新问题的出现。同时，现行准则在资本公积的分类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本文将对资本公积核算的有关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有针对性的解决措施。
（一）一般途径形成的准资本 所谓 “一般途径”即投资者在企业设立之初或者企业存续期间追加投资时，投入的资产价值大于其在企业中享有的份额的那部分差额所形成的资本公积。在有限责任公司中，作为对原投资人的风险补偿，新加入的投资者需要付出更多出资额才能享有与原投资者相同的权利。新投资者投入的资本中按其约定比例应享有的部分计入“实收资本”，而超出的差价就形成“资本溢价”。对于股份有限公司而言，发行股票取得的收入中相当于股票面值的部分计入“股本”，超过股票面值的溢价收入在扣除相关交易费用后计入“股本溢价”。
（二）特殊途径形成的准资本 （1）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资本公积。在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中，应该在合并日按照取得被合并方所有者权益账面价值的份额，借记“长期股权投资”科目，按享有被投资单位已宣告但尚未发放的现金股利或利润，借记“应收股利”科目，按支付的合并对价的账面价值，贷记有关资产科目或借记有关负债科目，按其差额，贷记或借记“资本溢价”科目。
（2）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形成资本公积。对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按照授予日权益工具的公允价值计入“其他资本公积”明细科目，此后等待期内的每个资产负债表日，根据可行权工具的最佳估计数计算截止当期累计应确认计入资本公积的金额，将尚未确认的部分补充确认为资本公积。行权时，按照行权比例对应的已计入其他资本公积的金额冲减“其他资本公积”，按所支付股票的面值贷记“股本”，二者之间差额计入“股本溢价”。
（3）可转换债券形成的资本公积。企业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应在初始确认时将权益部分单独确认为资本公积，将权益部分的公允价值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当可转换债券到期转换时，则冲销负债部分及权益部分的账面价值，按照转换成股票的面值贷记“股本”，借贷双方的差额则计入“资本公积——股本溢价”。
（4）债务重组中形成的资本公积。当债务人将债务转为资本时，即债权人将债权转为股权。此时债务人应将债权人因放弃债权而享有的股份的面值总额确认为股本，股份的公允价值总额与股本之间的差额则形成“股本溢价”。
（三）准备性项目形成的资本公积 由准备性项目所形成的资本公积有两个特点：首先，它所导致的所有者权益增减变动主要是账面价值的增加或减少，而并没有带来实际的资金流入或流出，只有当相关资产被处置或转让时，增值、减值才能最终实现，并表现为资产的处置或转让损益的一部分。其次，它具有不稳定性，其价值通常随着相关资产价值的变动而上下波动。2006年新会计准则引入了“公允价值”的概念，使得计入“资本公积”中的准备性项目有所增加，许多本身以公允价值计量的资产，以及自身价值取决于相关资产公允价值的资产，都具备了形成准备性项目的条件。简单来讲，来源于准备性项目的资本公积，就是由资产的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形成的资本公积。
（1）股权投资价值变动。股权投资的价值变动是指在对被投资方的长期股权投资采用权益法核算时，在持股比例不变的情况下，被投资方除净损益之外所有者权益的其他变动，投资方按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额。采用权益法核算时，长期股权投资的账面价值应与享有的被投资方所有者权益的份额保持一致，而影响被投资方所有者权益的因素：一是它所实现的净损益，二是其他原因导致的资本公积增加。对于后者，企业应当按其持股比例计算应享有的份额，计入“其他资本公积”。
（2）自用房地产或存货转换为以公允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企业将原本自用的房地产或者存货（房地产企业）转换为采用公允模式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时，对于该项房地产在转换日的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应借记“投资性房地产”，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待最终处置该投资性房地产时，才允许将原计入资本公积的未实现损益转入其他业务收入，作为资产处置损益的一部分。
（3）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根据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准则，持有至到期投资重分类为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应将重分类日该项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原持有至到期投资的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同样，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又分回持有至到期投资的，亦应按照重分类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的差额借记或贷记“其他资本公积”；且初次重分类时确认的其他资本公积要在该持有至到期投资剩余期限内，以实际利率法摊销转入投资收益中去。
（4）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及减值损失。资产负债表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之间若有差额，则需计入“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当有确凿证据表明金融工具发生减值时，也要先冲销原来确认为其他资本公积的贷方金额，然后才可确认为减值损失。对于权益类金融工具，还可于价值恢复时在原已计提减值准备的金额范围内，增加可供出售金融资产账面价值，同时贷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四）递延所得税影响的资本公积 递延所得税对资本公积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公允价值变动造成的暂时性差异。由于税法规定的计税基础（初始取得成本）与该资产的公允价值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不相等，因而经常形成递延所得税资产或递延所得税负债，并贷记或借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
二、资本公积核算现状
从上述分析可知，现行准则的缺陷就在于“其他资本公积”明细科目下的核算，由于它的不合理导致了资本公积的含义、用途、有关报表信息披露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
（一）核算繁杂而频繁，账户含义模糊 资本公积原是作为“准资本”而设置的，是指所有者投入中超过法定注册资本金的那部分价值，在日后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转增资本；但在新准则出台之后，它的核算内容中增加了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与损失，在“其他资本公积”下核算。资本公积本是企业的资本储备，是一个不会频繁发生变动的账户，但新准则的规定下，长期股权投资、金融资产、递延所得税等均影响资本公积，导致其频繁变动；且各种未实现损益的加入使资本公积的内容名目繁多、杂乱无章，弱化了原有的“准资本”性质。
（二）资本公积的泡沫程度严重 资本公积作为企业的储备资本，其金额应该是实实在在存在的，这样才能增加注册资本扩大企业规模。然而“其他资本公积”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形成于准备性项目，即来源于公允价值大于账面价值的差额，这就带来两个问题。首先，公允价值随着活跃市场或者未来现金流量中不确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的，将公允价值与账面价值的差额计入资本公积，也就意味着账户金额要随着市场好坏频繁波动，这不符合资本公积设置的初衷。对上市公司来说，它取得资本公积的主要渠道一是发行股票，二是持有其他上市公司的股票或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在牛市中，股票上涨部分按现行准则规定计入“资本公积”，从而使上市公司的资本公积大幅增加；但在熊市中则大幅缩水。其次，由公允价值变得带来的损益只有在相关资产处置时才能真正实现，也就是说，在处置前计入到“资本公积——其他资本公积”科目的金额只是一个有待实现的虚数，并无实际价值流入。而当资产处置、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真正以现金流的形式实现时，这部分金额又从“资本公积”中转出，计入利润中参与了分配，并没有发挥“准资本”的作用，因而不是真正的资本公积。因此，准备性项目形成的资本公积存在很大泡沫，使资本公积不能反映企业真实的资本储备水平，存在一定的财务风险。
（三）资本公积的用途规定不明确 旧会计准则规定资本公积的用途为转增资本和弥补亏损，并且明确提出准备性项目不得直接转增资本。2006年新的《公司法》实行后禁止了用资本公积补亏。2007年新的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只规定资本（股本）溢价可以直接转增资本，但对于计入“其他资本公积”的各项是否可以转增资本并未作出明确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某些企业可能会为了达到转增资本的目的而滥用公允价值，从而虚增资本公积。资本（股本）溢价固然是货真价实的准资本，用来转增资本无可厚非；但本文认为， “其他资本公积”也并非完全不能转增资本，应区分其形成方式来看。对因准备性项目和递延所得税形成的其他资本公积来说，由于它们记录的是未实现损益或基于未实现损益的所得税变动，这两部分不应该用于直接转增资本。但对因可转换债券和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形成的其他资本公积来说，它们并不属于利得与损失。因为在一定时期以后公司流通股的数量很有可能会增加，计入“其他资本公积”中的金额也会相应转入“股本”和“股本溢价”，整个过程可类比为投资者以债权和劳务进行投资换得股权。因此，由可转换债券和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形成的其他资本公积同样拥有“准资本”的性质，可以用于转增资本。
（四）与资本公积相关的财务信息失真 由于资本公积可以用来转增资本，因而常被投资者视为企业资本扩张能力的衡量指标。但由于“其他资本公积”中那些计入所有者权益的利得和损失通常在将来转入当期损益，并不是真正的储备资本，导致资本公积账面价值的信息有效性受到了影响。资本公积的绝对额大，却并不代表企业资本公积转增资本或股本的能力强。进一步地，一些与资本公积有关的财务指标也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准确性。（1）与净资产有关的各项财务指标（如每股净资产、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增长率等）。由于损益性项目核算的加入，资本公积账户金额被虚增，导致净资产虚增，从而与净资产相关的各项财务指标的数据不具有谨慎性。（2）每股资本公积。每股资本公积是指资本公积与总股本的比值，可用来衡量上市公司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可能性，反映增资扩股的能力大小。由于损益性项目计入资本公积，每股资本公积的数值也被一定程度上放大，对投资者产生了误导。
三、资本公积核算的完善建议
针对前述的各项缺陷，本文初步提出了如下几点完善建议：
（一）重新划分资本公积的明细科目 目前资本公积有两个明细科目“资本（股本）溢价”和“其他资本公积”，其中“资本（股本）溢价”的账户名称和其核算内容较为契合，可继续保留目前的名称和会计处理方法；但“其他资本公积”的账户名称则过于笼统，核算内容也过于杂乱，使该账户没有比较确切的含义。因此，本文建议取消“其他资本公积”而改设三个新的明细科目。将可转换公司债券与以权益结算的股份支付所形成的、原来计入“其他资本公积”科目的金额，改计入“待转资本公积”明细科目；将准备性项目形成的资本公积改计入“准备性资本公积”科目；将递延所得税产生的资本公积改计入“递延资本公积”科目。经过重新划分后，资本公积科目共有四个明细科目——资本（股本）溢价、待转资本公积、准备性资本公积和递延资本公积，使每个科目都代表资本公积的一种特定来源，不仅清晰了各类资本公积的性质和用途，也有利于增强会计信息的稳健性。
（二）明确资本公积的具体用途 在按照上述标准将资本公积划分为四个明细科目之后，对于资本公积的用途也得以明晰了。从来源来看，“资本（股本）溢价”和“待转资本公积”都有准资本的性质，可以用于转增资本；而“准备性资本公积”和“递延资本公积”由于其性质上属于未实现损益，则不能用来转增资本。
（三）修改相关的报表信息和财务指标 首先，修改资产负债表。在资产负债表中“资本公积”一项下面增加两行，列示出“其中：资本（股本）溢价”和“待转资本公积”两个明细科目，这样投资者就可以通过这两个明细科目的金额之和判断企业资本公积转增资本的能力大小。其次，修改与净资产相关的各项财务指标，包括每股净资产等。建议在计算净资产时，剔除与损益性项目有关的资本公积，也就是利用调整后的资产负债表上“资本（股本）溢价”和“待转资本公积”两个明细科目之和作为净资产的组成部分。最后，修改每股资本公积。以是否可用于转增资本为条件，将“每股资本公积”修改为“每股可转资本公积”，它等于资本（股本）溢价与待转资本公积之和除以普通股数。新指标消除了不能转增资本的那部分资本公积的影响，更可靠地反映了企业转增资本的能力，有利于投资者做出正确决策。
（四）完善相关政策规定 在上文中，笔者建议仅仅将资本公积中的“资本（股本）溢价”和“待转资本公积”两个明细项目计入企业的净资产，也就是说，与损益性项目有关的资本公积不应该包括在企业净资产内，这是因为与损益性项目有关的资本公积并未带来实际价值流入。经过修改后“净资产”这一会计信息的内涵发生了改变。会计信息内涵的变化必将影响会计信息需求者的决策，因而势必会对企业内、外部利益相关者产生相应的经济后果。现有的许多政策规定都依赖于“净资产”的概念，如，关于企业再融资条件的规定其中就有“最近三年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不低于6%”。
为了使会计信息使用者做出正确决策，我们建议政策制定者完善相关的政策规定。例如：明确规定由损益性项目形成的资本公积不得用于转增资本、不得计入企业净资产的计算等等。这样一来，会计信息的质量得到了提高，相应的指标更加严谨，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为了达到融资要求而对损益性项目进行的操纵。整个资本市场而言，这势必有助于降低企业与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进而降低各项交易成本，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使整个资本市场更加健康。
参考文献：
[1]耿建新、朱友干：《资本公积核算范畴变更及其经济后果》，《财会通讯》（综合版）2008年第6期。
一、总体比较
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论财务会计概念》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确认的会计要素如下表所示：
会计要素
中国
美国
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
资产
资产
资产
负债
负债
负债
所有者权益
权益
权益
业主投资
派给业主款
收入
营业收入
营业收入（包括利得）
费用
费用
费用（包括损失）
利润
综合收益
利得
损失
通过对比，可知美国规定了较多的会计要素，它将“利得”和“损失”分别列为独立的会计要素，并将“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从“权益”要素中独立出来，分别列示。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则不把“利润”作为独立的要素。出现这些不同，是由于制定准则时各自不同的考虑。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主张非常项目与正常经营中发生的业务和事项同样重要，因此将利得和损失作为单独的项目；将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单列是因为美国资本主义高度发达，权益业务和事项不仅数量多，而且十分复杂，分别列示可以产生较为详尽的信息。我国在制定企业会计准则时根据经济特征将会计对象归纳为尽可能少的几类，以便分别为它们制定确认、计量、报告的准则。利得和损失无非是计算利润或净收益时营业收入和费用的增减项目，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则显然是权益要素的子目，可以分别视为投资引起的权益增加以及分配给业主款项而引起的权益的减少。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营业收入和费用配比的结果是利润或净收益，因而不把利润列为一个独立的要素。
尽管中国、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规定的会计要素存在差别，但所有这些会计要素均可归为两大类：一类是反映企业一定时点上的财务状况的要素，包括资产、负债、权益（所有者权益）；一类是反映企业在一定时期内的经营成果及其分配的要素，包括营业收入（收入）、费用、利得、损失、综合收益（利润）、业主投资、派给业主款。两类要素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勾稽关系：资产、负债和权益因另一类型要素变动而发生变动，而且任何时候都是后者的累计结果。就每一类型要素而言，其各自内部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会计等式反映了这种联系。就第一类要素而言，“资产＝负债＋权益”这一恒等式表明了其内在联系，如果没有相应的其他资产的减少（增加）或相应的负债或权益的增加（减少），资产的增加（减少）就不会发生。就第二类要素而言，“综合收益＝营业收入－费用＋利得－损失”表明了其内在关系。业主投资和业主所得款与综合收益一起影响一定时期末的权益数额。
二、各要素的比较
（一）资产的比较
资产在会计要素定义中处于中心地位，其他要素的定义都与资产相联系。例如，负债是债权人对资产的要求权，所有者权益是投资者对净资产的要求权，收入是资产的增加或对资产要求权的减少，费用是资产的减少或对资产要求权的增加，利润是资产的净增加。因此，对资产这一要素的比较在整个会计要素比较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我国企业会计准则将资产定义为“企业拥有或者控制的能以货币计量的经济资源”；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规定“资产是可能的未来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所取得或加以控制的”；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为“资产是指作为以往事项的结果而由企业控制的，可望向企业流入未来经济利益的资源”。
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强调资产的实质，即获取未来经济利益的能力，我国的资产定义中虽然也包含这层含义，但表述得不够明了，只是把资产定义为经济资源。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还强调使个体有权取得或控制利益的交易或其它事项业已发生。我国在资产定义中提到“能以货币计量”，由于货币计量是会计的基本假设之一，在定义中加这一定语也不必要。
中外关于资产定义的表述不同，但都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必须是企业由于过去的经济业务所形成或取得的；
2.必须是企业所拥有或能加以控制的；
3.必须能够用货币加以计量的；
4.必须能为企业带来未来经济利益。
（二）负债的比较
我国的“准则”规定：“负债是企业所承担的能以货币计量、需以资产或劳务偿付的债务”；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负债是将来可能要放弃的经济利益，它是特定个体由于已经发生的交易或事项，将来要向其它个体转交资产或提供劳务的现有义务”；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是“负债是指由于以往事项而发生的企业的现有义务，这种义务的结算将会引起含有经济利益的企业资源的外流。”三者的共同特征是都强调要用资产或劳务偿还。我国将负债视为债务的一种，有循环定义之嫌，而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在定义中以“义务”为落脚点，更为科学。美国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还强调负债源于过去的交易或事项。
负债的共同特征有以下几点：
1.负债代表未来经济利益的流出；
2.负债是一种承诺义务，既可以是一种法律上强制执行的义务，也可以是一种商业道德上的义务；
3.负债产生于过去的交易或其他过去事项；
4.负债应有确切的受款人和偿付日期或受款人和偿付日期可以合理估计。
（三）权益的比较
我国称为“所有者权益”，“所有者权益是企业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所有权，包括企业投资人对企业的投入资本以及形成的资本公积金、盈余公积金和未分配利润等”；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规定“权益是以某一个体的资产减除其负债的剩余部分”；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规定“权益是指企业的资产中扣除企业全部负债以后的剩余权益”。三个定义只是表述不同，从中可归纳出权益的特征：
1.权益表明了企业的产权关系，即企业的资产总额减负债总额后的净额全部归投资人所有，反映了投资人对企业净资产的要求权；
2.权益与负债共同构成企业资产的来源；
3.权益与企业的特定资产没有直接的联系，不与具体资产相对应，只是从总体上在抽象的意义上与企业资产保持数量上的关系；
4.权益的数额取决于企业的获利能力。
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将业主投资与派给业主款单独列为会计要素，是其独特之处。业主投资与派给业主款是企业与其作为业主的所有人之间的交易。业主投资增加特定企业的权益，它是其它个体向企业转交有价值的东西，或增加其在企业中的权益的结果。派给业主款，减少特定企业的权益，它是企业向业主转交资产、完成劳务或承担负债的结果。
（四）营业收入的比较
我国《准则》以“收入”对这一要素命名，并规定“收入是企业在销售商品或者提供劳务等经营业务中实现的营业收入。包括基本业务收入和其他业务收入”，实际上，我国收入要素的内涵只包括营业收入；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营业收入定义为“某一个体在其持续的、主要或核心业务中，因交付或生产了货品，提供了劳务，或进行了其它活动，而获得的或其它增加了的资产，或因而清偿了的负债，或两者兼而有之”；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营业收入是指“会计期间内经济利益的增加，其形式表现为由资产流入、资产增值或是负债减少而引起产权增加，但不包括与产权所有者出资有关的类似事项。”
我国的收入指营业收入，美国也是如此，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营业收入概念还包括利得，是广义的收入，体现了更为广泛的适用性。
收入要素的共同特征有以下三点：
1.收入与费用、利润两个要素相联系，而与负债、权益两个要素相区别；
2.企业取得的收入代表着一个会计期间的经济利益的增加，表现为资产的增加或负债的减少，最终导致净资产的增加；
3.无论是广义的收入要素还是狭义的收入要素最终都影响利润的增量。
（五）费用的比较
我国《准则》规定“费用是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发生的各项耗费”；美国财务会计准则委员会认为“费用是某一个体在其持续的、主要或核心业务中，因交付或生产了货品，提供了劳务，或进行了其他活动，而付出的、或其他耗用的资产，或因而承担的负债，或两者兼而有之”；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则认为“费用是指会计期间经济利益的减少，其形式表现为由资产流出、资产递耗或是发生负债而引起业主产权减少，但不包括与产权所有者分配有关的类似事项。”费用要素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费用要素指企业经营活动中和非经营活动中净资产的减少，狭义的费用要素仅指经营活动中的营业费用，从上述定义可以看出，我国与美国所采用的是狭义的费用要素，不包括损失，而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则把损失也包括在费用之中，属广义的概念。由于费用与损失有时很难划分，如坏帐损失、汇兑损失名义上是损失，但实际上计入费用，因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的定义也不无道理。
费用要素的共同特征如下：
1.企业发生的费用或损失代表一个会计期间内经济利益的减少，表现为企业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最终要用现金偿还，导致资产流出；
2.费用与收入有配比关系，其高低直接影响利润的大小，费用与收入之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企业承担了费用就一定会带来收入；
3.不是为取得收入而形成的资产的减少或负债的增加不属于费用的范围。
（六）利润的比较
我国《准则》规定利润是“企业在一定期间的经营成果，包括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美国与此相应的会计要素称为“综合收益”，是指“企业在报告期内，从业主以外的交易以及其它事项和情况所产生的权益变动。它包括报告期内除业主投资和派给业主款外，一切权益上的变动”；国际会计准则中则没有该要素。我国的利润包括三部分，即营业利润、投资净收益和营业外收支净额，美国计算综合收益要在营业收益的基础上加上利得减去损失，二者都反映了利润的不同来源。
利润是反映企业经营业绩的指标，与利润要素发生联系的是收入与费用，因此只要对收入与费用要素进行确认和计量也就等于计算了利润，因此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没有规定该要素，这是与其对营业收入和费用的广义概念相联系的，我国采用的是狭义的收入和费用概念，营业利润只是利润的一部分，所以必须单独设利润要素。
一、和谐社会的经济学界定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的核心是利益分配问题。和谐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利益分配合理的社会。因为只有利益分配合理的社会环境，才能促使社会中各类群体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并最终实现推动社会进步的目标。从利益分配的角度看，社会中的群体可分为三类:政府、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生产者(企业)是在其现有技术知识条件下运用投入品生产产品，其目标是利润最大化;消费者(个人)其实就是个人通过出售自己的初始商品察赋比如技能、劳动力、资本等来获取利益;生产者(企业)和消费者(个人)都要向政府纳税，同时也向政府索取公共服务，而政府就是通过向企业和个人征收一定税费，并向企业和个人提供他们自己无法供给的公共服务和公共事务的管理机构。全社会的财富由他们三者共同创造，也在他们之间进行分配。说到底，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三者之间存在一种利益关系。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看，这三者之间利益关系是一种动态的均衡。谁都不能过度侵占利益，否则将导致其他两方的反对。道理很简单。比如，生产者过度占有利益，工人可能就不愿意出售自己的技能和劳动力，消费者不愿意购买产品，政府无力提供公共服务。当然消费者过多占有利益，生产者肯定不愿意继续办企业，不少个人也就面临失业。如果生产者、消费者都逃税，那么政府没有了收入，那么也就不可能提供公共服务。因此，虽然短期之内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可能出现一定的失衡，但是长期来看，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之间必然是一种相互牵制的利益均衡，而且只能是一种帕累托改进的均衡状态，否则三者之间相互均衡的关系一定会出现问题，而导致社会的不和谐也将由此而生。所以，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和谐社会就是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之间合理利益关系动态均衡。
二、关于当前社会和谐程度的分析
立足于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当前社会是否和谐关键要看生产者、消费者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状况，及其背后的贫富差距状况。
(一)利益分配状况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利益分配关系正处在一种不均衡的状况之中，主要表现为政府和企业在利益分配当中占据了优势的地位，而个人则处在一个相对不利状况之中。从国家的层面看，经济高速增长和老百姓收入的增长之间是不匹配的现象。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进入了一个高速期。1979一1997年的年均增长率保持在9.8%;1994年到2001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了2.14倍，年均增加1595亿元，增长17.8%，是历史上财政收入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增长最稳定的时期，其中2001年全国财政收入规模达到16386亿元，比1990年增加了4.6倍;1998年到2003年全国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利润从1458.11亿元增加到了8337.24亿元，年均增长率为41.7%。但是老百姓的收入指标却并没有相应的增长，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34元增至2002年的2476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7.2%;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则从343元增至7703元，平均每年实际增长6.7%。由此可见，在政府、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之间利益分配中政府和生产者(企业)占据相对有利的地位，而消费者(个人)正逐渐在利益分配当中失去合理的地位。宁波的情况也是如此。如表1所示，这些年来代表政府利益的财政收入和代表企业利益的企业利润远远高于经济本身的增长速度。代表个人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现金收入的增长率却低于经济增长，当然更是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的增长水平。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当前我市存在经济增长与老百姓收入增长不匹配的状况。在某种程度上说，这是我市的政府、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三者利益分配关系的一种不均衡的表现。
(二)贫富差距的状况在政府、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中，尤其是政府、生产者(企业)在利益分配当中占据较大的份额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更为严重的问题，即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贫富差距一般用基尼系数来衡量。根据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公布，中国基尼系数己经由2000年的0.4l4(同年日本只有0.285)扩大到了2003年的0.458，达到国际警戒线水平，被公认为全世界收入分配最不公平的国家。从趋势上来看，我国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当然也有不同看法存在，比如国家统计局的认为:“虽然一些看法认为中国基尼系数已经超过警戒线，但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二元经济结构的国家，不能以基尼系数一般的标准来看待中国。对一个不是二元经济的国家，基尼系数可能管用，但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基尼系数要放大一些才管用”。虽然从表面上看一个大国的基尼系数可以放大一些，但是我国是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二元结构的国家，要素资源流通在很大程度上存在非完全流通的状况，消费者本来就在收入分配当中处在十分不利的地位。即便是单单就居民来说，1998年最低和最高的10%居民的收入为2678.犯元和13390.49元，后者是前者的4.9倍。到2003年最低和最高的居民平均年收入分别为2762.43元和23483.95元，后者是前者的8.5倍。所以，我们还是要正确面对贫富差距的扩大，因为如果改革开放和经济增长的成果最终不能惠及普通的居民和农民，那么我们的经济增长不仅不能够保持可持续的状况，而且将成为新的公共危机产生的源头。在贫富差距方面，宁波的情况相对国家而言还是比较好的。基尼系数尚未突破国际警戒线，好于全国的情况，这与我市长期以来的发展模式有关。众所周知，我市的经济是以民营经济为主的经济，根据我市工商局的统计，到2003年我市民营经济的就占到我市经济总量的80%以上。大量的中小民营企业是我市经济发展当中的重要力量。这种模式的发展最终结果一定是出现“藏富于民”的状况。比如慈溪工业企业加上个体户有7万家企业，按照慈溪的户籍人口120万人口算，平均每17个人就拥有一家企业。但是从趋势来看，不仅我们的基尼系数呈现一种不断扩张的趋势，从1995年的0.224演变为2004年的0.3292;而且从居民收入分组状况来看，1997年我市最低收入户(在全市总人口的10%左右)的收入为4096.的元，而到了2003年为3550.43元，收入不但没有上升，反而降低了546元，负增长13%;而最高收入户1997年为10977.48元，到2003年上升到了21873.08元，增加了将近10000元，增长了将近99.3%。显而易见，我市的贫富差距正在拉大。
三、存在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关于利益分配不均衡的原因分析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利益分配向生产者(企业)和政府倾斜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富差距扩大，是当前我国发展阶段的一个特殊状况。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举国上下都将精力放在了发展经济上。经济保持将近二十余年的快速发展，虽然期间出现过一定波折，但是总的看来经济持续增长大趋势始终没有改变过，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尤其是在世界经济低迷的时候成为保持高速增长的一枝独秀。应该说，政府主导的市场化改革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除了改革体制机制和全方位对外开放之外，多年来我国政府将其主要的精力放在了保护发展和引导发展上面。许多宏观政策的取向基本围绕发展展开。作为一个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国家，政府在经济发展当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政府对经济的影响力有所降低，对经济干预的方式也由过去的行政手段逐渐过渡为市场和法律的方式。不过随着企业的不断成长以及其对市场化方式的不断适应，企业对经济的影响在逐渐上升。尽管如此，目前我国政府仍然对经济有着较大的影响。当然这种强势主要体现在对发展的保护和引导方面。换句话说，政府仍然是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客观地讲，政府之所以如此热衷于推动经济发展的高速增长，是因为政府也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得益方。通过保持经济的持续增长，政府不仅获取了较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也获得了政治上的成功，即获得民众的信任，消除了社会矛盾，保持稳定的大局。不过，也正是由于政府也参与利益分配，政府在构建利益分配制度上存在着有失偏颇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般而言，在一个市场经济系统中，资源和利益主要是以市场的方式来配置的，但是因为在资源配置的过程当中作为参与利益分配的一个利益主体一政府，掌握了其他主体所不具备的优势，所以政府很可能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做出扭曲市场价格机制的政策决定，从而在利益分配中占据更为有利的地位。当然这种选择必然将对生产者(企业)、消费者(个人)和政府之间的分配关系产生不稳定的影响。所以，我们认为由于政府是经济增长的获利方，因此，政府在推进经济增长方面具有较大的积极性，同时也必然在利益分配的制度构建上倾向于生产者(企业)和自身。不过，在利益分配上向企业和政府倾斜有其一定合理性，是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我们知道，现阶段经济增长不仅仅是制度的变革效益，也不单单是技术的进步作用，关键还在于生产者(企业)投资的拉动。因此，在分配中适当向企业和政府倾斜将使整个社会的投资保持在一个较为旺盛的水平，进而保证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一点从我国近二十余年的发展中可以得到比较清楚的证明。如表4所示，近年来我国和我市的投资均保持不断递增。在经济起步阶段为了刺激企业保持旺盛的投资欲望，在制度安排上有所倾向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在经济起步阶段我们的发展最缺少的是资金和管理经验以及相应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最不缺的是劳动力，而且人们的消费需求的层次也不是很高，因此，在分配上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应该是合情合理，也是有利于共同进步的。但是随着经济的不断增长，如果企业和政府仍然在分配当中占据了主要的地位，而个人在分配当中始终处于弱势的话，那么不稳定因素必将产生，经济增长的持续也可能随之消失。因此，修改利益分配的制度安排己经迫在眉睫。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如何合理安排积累和消费之间的关系问题。只有随着经济的增长，适度、合理地提高个人在利益分配中的份额，才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和社会的基本稳定。
(二)关于贫富差距拉大的分析
一、我国上市公司中的委托代理关系分析
根据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一般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的委托代理关系情况也可以在股东与企业经理及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关系的框架之内进行分析。但是，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殊性，以及企业借贷市场的特点，使得各种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以及委托——代理关系问题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和特点。
1．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由于我国证券市场肩负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要为国企解困，同时在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化改造的过程中为了保持其国有的性质而出现了大量的国有股份和法人股份，并且从长期绝对控股的愿望出发对这两部分股份都作不流通处理。这样形成了我国特殊意义的证券市场。据资料，截至1999年10月2日，我国已有1003家上市公司，发行总股本数为2816亿股，其中国有股约1902亿股，比例为67·56%。并且在总股本超过4亿元的112家公司中，国有股比例超过70%的占了半数以上。
可以看出，深沪两市中有近三分之一(32·43%)的上市公司的国家股所占比重超过50%(处于绝对控股地位)。而在目前这样一种股权流通机制下，相对集中的大股东与相对分散的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并不完全相同。我们知道，股票的投资收益来源于两个部分：一部分为红利收益；另一部分为资本利得，即买卖股票所获得的价格差。国家大股东的股份不能在二级市场上正常上市流通，因此，他不可能通过正常的交易获得资本利得收入，这样他的收入来源就只有红利收入这一项了。而资本利得和红利支出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程度的替换关系，即红利支出会降低股票价格，减少资本利得；而不支付红利或少支付红利，这时由于股票的“含金量”提高，在二级市场上的价格也会提高，从而使其投资者获得资本利得的好处。按照这一原理，作为具有决策权的国家股股东可以通过红利分配政策来实现其合理的收入，我们所观察到的情况应该是上市公司红利分配中的大比例现金红利的发放。但是，现实中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将分配形式区分为“现金红利”、“送股”(含转增)、“包含配股”(包括单纯配股、配股+送股、配股+送股+红利)、“送股+红利”(指既分配现金红利，同时又送股)及“不分配”等五种不同的情形，并且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全部公司为对象，研究其在1993-1999年期间各年上市公司采用以上各种不同分配方案的整体分布状况。
结果如表1资料所示:
表1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历年采用不同分配方案的公司数量分布
199910522.98337.224710.28194.1625355.36
资料来源:1·据1993一1998“深圳证券交易所市场统计年鉴”计算而得
2·1辨年的资料据中国汇智科贸有限公司出版的“1997-1999年报大全”计算而得
从表1的数据可以看到，历年来采用“不分配”方案的公司所占比重都较大，特别是在1993年和1999年都超过半数。“不分配”作为上市公司红利政策的一个特殊方案，如果说对于流通股的股东而言他可以有机会从股价的变动上获得资本利得收益的话，那么对于不能流通的国有股而言这可能意味着其投资一年的结果得到的是零收益。特别是我们注意到采用“包含配股”方案的公司比重每年都维持了较高的水平，并且其中有不少上市公司采用了单纯配股的分配方案。而由于“虚拟”的国有股股东没有能力拿出资金用来行使其配股的权利，于是国有股的配股这几年大多做了转配股处理。由于公司股本规模扩大而国有股的股权不能同比增长，最终所导致的结果就是国有股东权力的相对减弱，其应得的利益受到侵蚀。
那么，这种明显不利于国家股股东的分配方案到底是由谁作出的呢?我们知道，代表股东利益的常设机构就是董事会，在我国，绝大多数的上市公司采用简单多数的方法由股东会选举董事，这样，占有绝对控股权的国家股的代表在许多上市公司都能占到董事会中的大部分席位。因此我们假定上市公司的董事会由少数大股东控制，而且他们具有绝对的决桑权力，任何一项决定，只要他们能够提出就一定能够获得通过。在这种情形下，从形式上看非常民主的投票决策制度实际上演变成了专制。那么，谁又能保证其决策的科学性和公允性呢?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些国有股利益的"代表"是否能真正以自己的行为来体现国家的利益呢?在某种特殊的情况下(如这些人以某种形式拥有个人流通股)，不能排除他们作出以损害国家利益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决策，从而实现广大股东的利益、特别是国有股股东的利益向其个人利益的转移。这构成我国上市公司股东的最主要的代理成本。如果说其他众多的小股东因此也能够获得一定的利益的话，只不过是搭上了他们的便车而已。应该注意的是，这种利益不可能是长远、持久的利益，近年来许多上市公司经营业绩滑波就从侧面说明了这个问题。长此下去，不但股东的最终利益会受到极大损害，而且还会对整个市场造成极大危害。
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国有股大股东的代表人缺乏为其利益着想的动机，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形下的企业经理将会是如何行为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只要我们注意到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高度合一的事实就可以得到答案。据吴淑辊、柏杰、席酉民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188家公司为样本的研究结果表明:采取完全合一的公司有77家，占样本的40.4%合一(指经理同时兼任副董事长或董事)的有12占样本的52·7%，完全分离的有12家，占样本的6·9%。由该资料可以看出，只有少数上市公司的董事长与总经理一职是相互分离的。在这样的一种机制下，容易导致责任不明，而最大的问题还在于相关利益主体之间缺乏相互制约，使得超额的特权消费现象严重。从理论上说，关于总经理与董事长两职应该合一还是分离的问题并无定论，可说是各有利弊，但本文认为，
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特点，如果两职还高度合一的话，那么所可能导致的问题还不仅仅是股东利益容易受到损害的问题，而且会出现诸如"腐败"等超经济问题。
因此，从我国特定的股权结构和在这种特定的结构下经理人员与董事会之间的关系中我们不难看到，真正关心自身利益的股东与经理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是十分明显的，所形成的代理成本也是巨大的。
2．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
我国上市公司在上市之初都存在着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即尽量将其债务剥离回。因此上市公司在上市的前面若干年中的资产负债率是比较低的。但有不少上市公司在持续经营的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使得其净资产收益率达不到配股的要求，因此新的资金只能靠负债筹集。相反，业绩较好的上市公司(以净资产收益率指标衡量)却主要通过内部融资的方式或通过配股的方式筹集资金。由于这样一种机制的存在，使得进人债务市场的资金借人者质量降低，从而也使得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加剧。这一问题所以会产生，是因为在我国，上市公司配股有比较严格的规定，即以净资产收益率为标准。
净资产收益率是一定时期内企业的收益与其相应净资产的比，用R表示，有ROE=E，其中Y表示收益，E表示净资产。总资产收益率是另一个衡量企业收益能力的指标，用ROA表示，有RQA=/A，其中，A为企业的总资产，如果用D表示企业的负债，那么A=D+E于是我们可以建立起总资产收益率与净资产收益率之间的关系:
ROE=Y/E=（Y/A）×(A/E)=ROA×L………………（1）
这里L=A/E杆。当企业没有负债，也即企业的资产全部由权益组成时，L其最小值1；而当企业运用了非权益的外部资金，即有一定的负债时，L于1。
财务杠杆作为用来增加股东收益的一种设计，它通过恰当地采用固定成本的债务代替股东权益，希望以此来提高股东的收益。在这里之所以提到“希望”，是因为杠杆并不总是能达到预期的目标。如果营业利润低于一个一定的数值(这一点我们从下面的分析中将会看到)，那么，杠杆将减少而不是增加股东的收益。并且，如果我们进一步将引人杠杆后所可能导致的股东收益的变异看成股东收益风险的增加，那么财务杠杆就是一把双刃剑:即它在增加股东预期收益的同时也增加了其收益的风险。所以资本结构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要区分什么时候的杠杆是有利的，而什么时候是不利的。为了从数理上更加清晰地了解这一过程，我们运用ROE与ROA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析：
根据ROA的定义，它是支付利息和税金后所得收益与总资产之比：
………………………………（2）
其中，T为企业的平均税率，I为支付的全部利息，设i为企业资产的平均利率，则I=iD，EBIT为企业的息前税前收益。这样(2)式可以写成:
ROA=(l-T)(EP一i+i)
EBm/A为企业息前税前与总资产之比，它表示全部资产创造收益的能力，用EP表示，于是有
ROA=（1-T）(EP一i+i)
代入(1)式，有:
ROE=(1-T)[i+L(EP-i)]…………………(3)
从该式，我们可以讨论净资产收益率ROE与收益能力EP以及企业负债平均利率;之间的关系：当L取最小值，即L=1时，有ROE=(l一T)EP，这时EP>ROE；当L>l时，(1)若EP>i，则ROE随L的增大而递增，这时L为有利的财务杠杆。(2)若EP为讨论方便起见，我们以1996年1月25目的规定，即对于配股权所要求的10%净资产收益率的前提下i的取值以及EP与i的关系。我们假定EP1而不是相反。但是由前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当EP刘的情况下，加大杠杆L可以提高企业的净资产收益率。从这一分析过程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1)能够满足配股要求的上市公司，其收益能力一定大于其负债的平均利率；(2)满足配股权要求的上市公司，加大其资本结构中的负债比重有利于净资产收益率的增长(当其它条件不变时)。相反，如果实施配股而同时不能同比增加其负债，那么当其它条件不变时，配股会降低公司的净资产收益率。
为了具体分析配股后净资产收益率的变化情况，我们首先必须了解配股后杠杆的变化。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票发行普遍采用溢价方式发行，所以权益的价值不仅体现了权益的数量，还体现了权益的价格，因而是一个价值量。配股发生后，考虑其对杠杆的影响时，应该考虑配股比率与配股价两个因素，但这样的处理会使问题复杂化。为了讨论的方便，我们将配股比率视作配股后权益的增加比率，这样做并不影响我们的分析结论，因为通常配股的价格高于发行的价格，配股后权益的实际增加率会高于我们所考虑的比率，因此使杠杆的缩小的程度会更大，我们取其较小的影响，足以说明配股对资本结构和上市公司净资产收益率的影响程度。
设x为配股比例，并且假定权益增加的比例与配股比例相同，公司的负债保持不变。这样，配股完成后，财务杠杆为:
由(4)式可以看出，由于配股后权益的总资产都有增加，而负债保持不变，这样使得新的杠杆较原来的杠杆下降，下降的幅度为。由此可见，配股比例x越大，杠杆下降的幅度也越大。
将(4)式代人(3)式得配股后的净资产收益率ROE，:
ROE：=ROE一(L一1)(EP-i)(1一T)…………………(5)
(5)式右边的第二项表示配股后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幅度(在EP劝的情况下)。它取决于原来杠杆L的大小以及配股比例X的大小。当其它条件不变时，原有杠杆越大，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幅度越大；同样，配股的比例越高，净资产收益率下降的幅度也越大。
由此，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上市公司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矛盾，因为对于某些不具备配股资格的上市公司而言，具体来说就是那些收益能力小于其负债的平均利率的上市公司，是不宜采用进一步的债务融资的，因为这时加大的杠杆力会使其净资产收益率的状况进一步恶化，但这些公司却只能通过债务的方式获得外部融资;并且还可以看到，由于满足配股要求的上市公司的最优财务决策是不实施配股，如果要进行配股至少说在配股的同时增加其负债的数量以保持或扩大其杠杆力，达到最大限度地利用有利的杠杆增加其股东利益的目的。但现实的状况却并非如此，这种不利于股东利益的行为的采用构成一种不可忽视的代理成本。
二、我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与资本结构的改善
由于我国市场机制并非完善，所以在考虑运用资本结构的变动来减少代理成本问题时应该注意与债务有关的如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第一，缺乏流动性。由于我国并没有建立起完善的企业债券市场，所以绝大部分企业的债务只能通过银行或其它非证券的借人形式。这些方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缺乏流动性，债权人的债权很难通过市场的方式进行转移，债务的风险也不能通过市场来化解和分散;
第二，债务的利率不反映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同理也不能表明债务的风险度。同时，在借贷市场上，由于许多非经济因素的干扰，在债权人利益根本无法得到保障的情况下照样可能发生低利率的借贷关系;
第三，同样由于债务利率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借人的边际成本一般不会随着债务数量的增加而增加，同时债权人也不能由于发现股东侵蚀其利益的企图而提高其贷出的利率以保持收益与风险的对称性。
第四，由于在我国还没有建立完善的破产机制，所以企业债权人的利益不能在适当的时候得到保护。但在上市公司中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是，由于其壳资源的价值，所以当上市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状况时，往往不是通过破产清算而是通过资产重组来解决问题。对于许多公司而言，还可能通过债转股的方式解除困境。因此，在这样一种特殊背景下，债务增加所引起的破产成本的上升很难预料。
在上述这些有关债务特点的前提下，我们认为，增加上市公司资本结构中债务的比重，可以减少经理的代理成本，从而增加股东利益。这一机制主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发挥作用:
第一，用债务替代配股，减少股东利益向经理的转移。据有关的研究表明，l97年末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平均控股比例为0·0488%，其中有14家公司高层管理人员持股为0，所以通过增加企业的资本结构中债务的水平来减少权益的比重，从而使经理所持股份相对比例升高，由此而减少股东的代理成本的机制不适应。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债务对控制和减少代理成本没有意义。从前文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在我国所规定的配股资格要求前提下，上市公司的配股行为会带来股权收益率降低的问题，从而不利于股东收益最大化的目标。在这种条件下，如果企业用债务融资的方式取代配股融资的行为，那么，这一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得到克服。同时，上面所分析的通过配股行为而导致的股东利益向经理等公司内部人员转移的问题也可以得到控制。
第二，增加债务，减少可以用来进行超额在职特权消费的现金流量。由于债务存在定期支付利息和到期支付本金的问题，所以，如果没有发生违约，那么债务增加了企业的现金流出的数量，现金流量的减少使得经理进行超额在职消费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减少，从而也使得股东利益向经理转移的数量减少。
第三，增加债务，可以有效克服过度投资问题。我国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基本上采用溢价的方式，而配股更是以当时的市价为标准，以几十倍的市盈率发行。上市公司由此而筹集到了大量的资金，那么这些资金是否都投向了投资收益率较高的项目上呢?我们倾向于得出否定的结论。
从该表的资料可以看到，新老公司在表中所列的四项指标上都存在着比较大的差异，新上市公司的各项指标明显好于15叨年以前上市的公司。上市公司连续融资后资金使用效率的降低可能是导致这一结果的主要原因。同时，我们不难观测到一个并不少见的现象，即不少上市公司改变其招股说明书上所指明的资金使用去向，这至少说明招股时所选择的项目盈利性受到质疑，并且也不能保证新的资金使用去向就一定符合盈利性的要求。
因为这时资金已经“拿”到，如果不作项目投资的话，就只有选择存入银行、购买国债券或借给别人使用了。因此这时很容易做出十分勉强的投资选择，因为投资规模或范围的扩大同时也扩大了经理人员的经营王国，使其得到了更大的满足，但这种过度投资所带来的满足是以股东利益的损害为代价的。如果采用债务的形式，由于债权人对项目要做十分认真的论证与评估，发生这种状况的可能性要小得多。
如果经营较好的公司能够顺利进人借贷市场而不仅仅依靠股权融资，那么进入债务市场的资金借入者的质量从整体上就会得到提高，从而形成比较良好的借贷关系。这样，如前所述由于质量较差的借火者进入资金借贷市场而经营状况较好的公司进人权益市场所导致的矛盾就可能得到缓和。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债务的过度增加可能产生股东侵蚀债权人利益的问题。而且由于目前债务市场的种种限制使得债权人不能运用利率机制来有效控制资金借入者的借人数量，这样很容易导致其过度负债，这恐怕也是许多上市公司一步步滑入ST，再由盯进人PT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此，从理论上说，每一个企业都存在着一个最优的资本结构，它是债务的增加所可能减少的代理成本与因此而可能增加的财务困难二者权衡的结果。
三、结论
本文的分析结论认为，虽然在我国特殊的股权结构和借贷市场的条件下，债务对减少代理成本所起作用的形式有所不同，但资本结构的优化对减少上市公司的代理成本，具体来说就是在减少股东利益向经理人员转移、控制经理的在职消费以及控制过度投资方面仍然可以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由此，我们认为上市公司应该扩大债务融资的比重，同时控制配股融资的比重。造成我国上市公司进人资金借贷市场的主要障碍在于缺乏企业债券市场及其市场体系。因此，为了让债务发挥更大的作用，便企业融资决策有更多的备选方案，我们建议尽快实现利率的市场化改革，并建立起我国企业债券市场体系。同时建立起公司破产的机制，让市场机制发挥其优化选择的职能。这对于完善我国的公司治理机制是十分必要的。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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