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5 23:46:00
改造盐碱地发家致富
王喜莲已过不惑之年。二十多年前，她嫁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武川县哈乐镇哈乐村。不知道听到这一长串的绕口名字，是否会让人联想到这个小村子的偏僻与贫瘠，但当时的哈勒村确实因为气候和土地的原因，无法种植比较娇嫩的蔬菜，只能以种植土豆这种粗放的作物为主，因此非常贫穷。据说当年王喜莲的丈夫、民办教师蔚壮童，每月收入只有28元钱，刚够一家三口维持温饱，想给三岁的儿子买一根冰棍都是种奢望。
王喜莲不甘心这么贫穷下去，只有高中文化的她将自家承包的十多亩地作为试验田，在技术员的帮助下改造了盐碱地，并搭起了温室大棚精耕细作。她先是种粮食使家庭收入得到提高，随后又趁热打铁，试种一些蔬菜作物。在王喜莲的敢想敢拼和辛勤劳作下，科学种植的效益日渐显现，她种植的白菜、圆白菜、萝卜、豆角等蔬菜既满足了周边农民吃新鲜蔬菜的需求，又增加了自己的收入。
此后，王喜莲又不断地将温室规模扩大，蔬菜产量得到了成倍的增长。2001年，已经靠农业发家致富的王喜莲被评为内蒙古自治区十大杰出青年农牧民和武川县十杰青年标兵，后来还被推举为呼和浩特市人大代表。不过她并没有满足于这些成就而止步不前，反而利用到外地开会和考察的机会更多地接触外界，开阔视野，站在更高的层面帮助村民脱贫致富。
给土豆贴商标
武川县地处阴山北麓，昼夜温差大，干旱少雨，病虫害极少，是繁育马铃薯种薯的黄金地带，马铃薯产业占当地农民纯收入的60%以上。然而，武川县的土豆虽然质优，但却并没有卖出一个好价钱，这是为什么呢？很快，王喜莲发现，武川县的土豆没有经过深加工，包装销售都还是沿袭过去的老方法，用100斤装的大编织袋不分等级混装，粗放销售。这样的土豆没有工业附加值可言。再加上种植土豆的农民各自为政，一方面无法形成规模效益，一方面也导致了一些不良竞争，所以土豆的价格自然被压低了很多。
经过调研，王喜莲决定在马铃薯产销上有一个新的突破，那就是为马铃薯贴上自己的品牌。2005年，王喜莲注册成立了武川县川宝绿色农产品有限责任公司，并为自己的土豆申请注册了“川宝”牌商标，她要把土豆卖出个前所未有的高价钱。
商标不是随便贴的，价钱也不是随便标的，王喜莲的土豆可真是有一番说道。在注册好商标的那年秋收季节，王喜莲把自家的二十多亩土豆全都挖了出来，从呼和浩特市特别定制了5000个包装盒，把土豆按形状、大小、颜色进行精选，每个都仔细包好装好，5公斤排成一箱。这样精致的土豆倒是对得起高价钱，可是以当地较低的消费水平，村民们不禁怀疑，这样的土豆会有市场么？
更让人捉摸不透的是，王喜莲不但给土豆标高价，她还不急着吆喝叫卖。王喜莲在这些包装好的土豆中，选出400箱送往各个单位，通过免费品尝的办法，让大家见识这种高档包装的土豆。功夫不负有心人，很快就有生意找上门来。
呼和浩特市农资公司的销售经理王立中是第一个开始关注“川宝”土豆的人。他说：“我是第一次听说马铃薯还有像苹果一样卖的。因为当时接触的都是整麻袋地卖，吃起来口感也很一般，所以听说这个以后一定要来看一看。”
很快，王立中成为了王喜莲的第一个客户，他一次就买下了100箱“川宝”土豆，送给亲戚朋友品尝，大家都对这种精挑细选的土豆赞不绝口。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有更多的人纷纷找上门来。2005年12月，开始销售“包装土豆”的3个月后，王喜莲的5000箱土豆销售一空，净赚2万多元。
“川宝”土豆的顺利销售坚定了王喜莲的信心。其实在注册川宝公司的同时，她还成立了武川县川宝绿色农产品产业技术开发协会，计划通过公司加农户、协会加基地的形式将品牌不断做大做强。2006年6月，协会在县城金三角开发区设立了固定的办公场所和培训基地，王喜莲在销售业绩的鼓舞下，壮着胆子和农户一下签订了1000亩共计1000吨土豆的收购合同。
有了货源，储存成了问题，因为既要保证土豆质量，又要延长土豆销售时间，为这批土豆找一个适合的地窖成了当务之急。由于交通条件不便利，王喜莲只能把土豆的收储地设在离村子较远的县城，她相中了武川县土豆交易市场的一个可以储藏3660吨土豆的地窖，然而此处高达170万元的转让价格却让王喜莲囊中羞涩。不过好强的王喜莲并没有望而止步，在多方打听下，她得知国家在农产品商贸流通方面有一些产业扶持基金。王喜莲决定试一试，或许可以争取到一笔专项资金。2个月后，在有关部门的支持和担保下，王喜莲拿出全部家当10万元定金，以130万元的价格买下了心仪已久的地窖，余款分三年付清。2006年10月，王喜莲如约履行了合同，她把从农户手中收购来的土豆精选出100吨精包装后出售，销售总额达到40万元。
从奥运餐桌名扬世界
好运总是眷顾敢于拼搏的人，很快一个天赐好事降临在王喜莲头上。2007年是北京奥运会举办的前一年，武川县土豆被列为北京奥运会特供食品。经过筛选，王喜莲的公司幸运地成为给奥运会提供土豆的企业，她的“川宝”牌成为北京奥运会、残奥会运动员专用鲜薯。王喜莲本人也被选为奥运火炬手，成为奥运圣火在呼和浩特市的第69号传递者。
不谈火炬传递，单说土豆。2007年8月，王喜莲顺利从奥组委接到80吨的订单。2008年3月，王喜莲租用了上秃亥乡东土城村的1300亩土地，建起两个500亩的喷灌圈，成立武川县第一个现代化农场。2008年4月，王喜莲小心翼翼地播下第一粒奥运会特供土豆的种子，从此与土豆相关的一切都不敢马虎，防冻、施肥、浇水等等都成了大事。随着2008年7月25日、28日的两次顺利采收，王喜莲的心稍稍放松了下来。但在8月7日，奥运会开幕的前一天，意想不到的事还是发生了。倾盆大雨在毫无征兆中不期而至，而雨中采收土豆，会在运输途中导致土豆迅速腐烂。即使搭起棚子采收，也找不到这么多人手。好在最后在县领导的支持下，找到了100多人连夜采收到凌晨四点，终于顺利完成了这次供应奥运土豆的任务，将80吨土豆平安地送到了北京。而从这以后，王喜莲和她的土豆名声更响了，300吨的包装土豆被一抢而空。“川宝”马铃薯从奥运餐桌名扬世界。
1、藏语里的六字真言：藏胞们认为修行悟道的最重要条件就是勤于念经。因此，不仅老年人把来生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念经上，就是中年人、青年人也勤于念经。他们除了张口说话、饮食及睡眠外，无论坐卧立行走无不喃喃念经。在众多经类中，藏胞们念得最多的是常念常新的著名的六字真言：唵、嘛、呢、叭、咪、吽。
2、六字真言为藏传佛教名词，据说是佛教秘密莲花部之“根本真言”。它包含佛部心、宝部心、莲花部心及金刚部心等内容。“唵”，表示佛部心，谓念此字时，自己的身体要应于佛身，口要应于佛口，意要应于佛意，所谓身、口、意与佛成一体，才能获得成就；“嘛呢”梵文意为“如意宝”，表示“宝部心”，据说此宝出自龙王脑中，若得此宝珠，入海能无宝不聚，上山能无珍不得，故又名“聚宝”；“叭咪”，梵文意为“莲花”，表示“莲花部心”，以此比喻性如莲花一样纯洁无暇；“吽”表示“金刚部心”，祈愿成就的意思，即必须依赖佛的力量，才能得到“正觉”，成就一切，普渡人生，最后达到成佛的愿望。
3、藏传佛教把这六字看作经典的根源，主张信徒要循环往复吟诵，才能广积功德，功德圆满，方得解脱。据说，藏学家的最新研究成果，认为六字真言意译为“啊！愿我功德圆满，与佛融合！”还有的藏学著作认为六字真言最简练而诗意解释是：“好哇！莲花湖的珍宝！”
（来源：文章屋网 ）
关键词：潘金莲 个性解放 畸形
众所周知，潘金莲是《水浒传》中塑造的一位典型的、恶妇形象。故事发展到《金瓶梅》中，潘金莲、恶毒形象的塑造更是大大加强，从而使潘金莲成为“”的代名词，深入人心，家喻户晓。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一些学者根据胡适、鲁迅、茅盾等人倡导个性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思想，开始重新定义“潘金莲”。他们从封建道德“吃人”的“本质”，从女性觉醒、幸福指数、人生追求、心理审美、生理享受、法律等等角度入手，为潘金莲正名、，无外乎说“勇于追寻自己的幸福”“女人不再沉默”等。有些激进的学者甚至希望彻底潘金莲“”“恶妇”的形象，然后再冠以“追求妇女解放的‘伟大先驱’”。这些激进的学者已不再是研究《水浒传》《金瓶梅》中的潘金莲人物形象，而是在进行自我的潘金莲二次创造。他们完全是在按照自己的想法，再创造一个“活泼美丽、性感动人、聪明伶俐、毫无罪责、追求解放、光辉伟岸、完美无瑕”的潘金莲。可能是由于当下快速的社会生活节奏导致人心比较浮躁，在对于文本的研究上也过于浮躁，致使对潘金莲的形象也言过其实。
一、潘金莲绝不是“追求妇女解放的‘伟大先驱’”
从欧阳予倩的新话剧《潘金莲》始，“翻案”学者们将潘金莲重塑成一个“浑身散发着个性解放思想光辉的、试图从传统道德祭坛上被拯救的女性形象”。陈竞与赵崇璧在《东西方语境下潘金莲形象剖析》中指出：“在西方文学的参照系中，‘翻案’学者们努力地寻找被传统所忽视的东西，最终潘金莲被纳入了这样的框架与视野中：生存境遇与生命抉择。这一切都使得潘金莲打上了‘西方’的烙印，于是她具有了爱玛（《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尼娜（《安娜・卡列尼娜》），甚至海丝特・白兰（《红字》）等人物的个体生命的命运感而让人‘引动追怀’。而且，也正是在一种困境的叙述中赋予了‘潘金莲形象’‘反抗’的意义性，并使‘反抗’在意义性的张扬中超越尘世法律而获得永久之再生。”[1]
那么可以思考：对于潘金莲的态度“背离了我们传统时就一定迎合了西方吗？”“用西方传统人学框架来阐释潘金莲是不是一种误读？”据陈竞与赵崇璧阐释：“在中国文化传统主流中，潘金莲作为其对立面来塑造时，作为个体欲望张扬的形象并没有迎合西方文化而植入世界中去。她的欲望显示的是爱情缺席下的放纵与渴求。”[2]
还有，即使将潘金莲放在纯粹西方语境下，引人向善的前提下，爱玛、安娜都有自我审判与救赎，而潘金莲杀死武大郎之后“便号号地假哭起养家人来”“每日却自和西门庆在楼上任意取乐”，则显得“缺乏自我审判意识，缺乏是非善恶观，缺乏负罪感”[3]，因而即使是在西方的文化世界中，这也是难以谅解和宽恕的。用“伟大”来标榜潘金莲，岂不是过分？其实通过文本的研读，不难发现，潘金莲的所作所为，也不见得就是追求个性解放、女性觉醒之类云云，更何谈“先驱（代表）”。要说“女人”就是“追求个性解放”“代表女性觉醒”，那么武则天才是“先驱”吧。其实要说她起初的反抗（《水浒传》中不从张大户），还有一丝追求“个性解放”的话，那么后来的“残忍”则是自甘沉沦，毫无半点“女性觉醒”可言。再说起初潘金莲不从张大户，这确实是反抗，但也反抗得不彻底：
“普天世界断生了男子，何故将我嫁与这样个货！每日牵着不走，打着倒退的，只是一味苦酒，着紧处却是锥钯也不动。奴端的那世里悔气，却嫁了他！是好苦也！”常无人处，唱个《山坡羊》为证：想当初，姻缘错配，奴把你当男儿汉看觑。不是奴自己夸奖，他乌鸦怎配鸾凤对！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奈何，随他怎样，到底奴心不美。听知：奴是块金砖，怎比泥土基！
当初不从张大户，为何就从了“三寸丁谷树皮”的武大郎呢？为何不誓死不嫁呢？《红楼梦》中贾赦看上贾母的丫环鸳鸯，而鸳鸯的“誓死不从”才是反抗的典范，追求解放、妇女觉醒的典型。在他们那个时代，父母亡故，则“长兄为父，嫂嫂为母”，这里鸳鸯可谓是反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紧接着，贾赦要强娶鸳鸯，鸳鸯又在贾母面前发誓：
“因为不依，方才大老爷越性说我恋着宝玉，不然要等着往外聘，我到天上，这一辈子也跳不出他的手心去，终久要报仇。我是横了心的，当着众人在这里，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死了，也不能从命！若有造化，我死在老太太之先，若没造化，该讨吃的命，伏侍老太太归了西，我也不跟着我老子娘哥哥去，我或是寻死，或是剪了头发当尼姑去！若说我不是真心，暂且拿话来支吾，日后再图别的，天地鬼神，日头月亮照着嗓子，从嗓子里头长疔烂了出来，烂化成酱在这里！”原来他一进来时，便袖了一把剪子，一面说着，一面左手打开头发，右手便铰。（《红楼梦》第十六回）
这可谓是反抗强权，试问潘金莲可曾做到？鸳鸯也是社会下层的劳苦群众，与潘金莲无异，而贾赦比张大户、西门庆更具权势，可鸳鸯比潘金莲反抗得更坚决、更彻底。试问潘金莲哪里是追求“个性解放”、代表“女性觉醒”？又怎会配得上“伟大”二字！
二、潘金莲：封建社会压迫下心理畸形妇女的代表
上述所言，皆不是要批判潘金莲，再把她拉回到道德的祭坛上进行“严刑拷打”，只是要说明某些激进的“翻案”学者对潘金莲的重塑要适可而止，切不可“黑白不辨，善恶不明”，只求一味的“”，从而走上极端。其实对待潘金莲的看法就应该和对待曹操的看法一样，那种模棱两可的状态才是最好的。
潘金莲就是在封建传统压迫下致使心理扭曲（畸形）的下层妇女的代表。在当时“美女配英雄”的观念也是深入人心的。可美人若配了“怪物”呢？如“好一块羊肉，倒落在狗嘴里了”的流言碎语则如喷涌而至的洪水，呛得你喘不过气来。要说在迷恋武松的时候，是“美女配英雄”的正常心理驱动，那么与西门庆有床第之私，再到后来争宠残害无辜则是变态心理的体现，是在“欲望”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心理畸形的表征。要说武大除了丑一点、矮一点，也算是“好男人”了，我们不能说像武大、卡西莫多这样的人就不配和美女结婚，就不配拥有爱情，这里只是潘金莲的“自恋心理”――“我”这样的美人就得配个英雄――在作怪罢了。若没有个英雄给她呢？长期的压抑与失望便会使潘金莲迷失了自我。“奴真金子埋在土里，他是块高号铜，怎与俺金色比！他本是块顽石，有甚福抱着我羊脂玉体！好似粪土上长出灵芝”，这是她常念叨的。西门庆虽没有满足她的“英雄梦”，却比武大郎强上百倍，红杏出墙给久在压抑饥渴中的潘金莲带来了“欲”的空前快慰和满足，但同时又使她的私欲日趋膨胀，良知也迅速畸变。而这畸变的首要原因就是一场错误的婚姻。罗德荣指出：“旧时代的真正悲哀，不在于出现了的潘金莲，而在于制造了无数屈从命运、安分守己、默然死去的中国妇女！”可这也绝不是肯定妇女们就该如“潘金莲”。这“畸形”的婚姻致使她发生“恋叔”“”“杀夫”的心理畸变。在潘金莲生活的时代，被强权（父母包办、有钱人强取强卖）控制的婚姻，不只是祸害了潘金莲一人，而文本刻画出来的潘金莲是被祸害的这一类人的典型。在《金瓶梅》中，“男尊女卑，妻尊妾卑”的畸形观念，再一次影响着潘金莲已经发生畸变的心理，为争宠杀子、杀人，为“”继续，“疲”死西门庆，从而使潘金莲丧失人性。处在文化裂变的晚明时代，一方面世风日下、人欲横流，另一方面僵死的封建礼法仍根深蒂固。潘金莲深受畸婚恶家钳制、被挤压到生活最底层，由于实在无力抗拒也无法逃脱历史加给她的悲剧命运，最终只能成为罪恶、污秽环境中一朵畸形的“恶之花”！因此，对于潘金莲，我们可以给予她同情，并表示理解，却不一定要接受，要重塑一个代表“真善美”的潘金莲。
三、结语
无论是《水浒传》中的潘金莲，还是《金瓶梅》中的潘金莲，都不是只写潘金莲一人，而是写如“潘金莲”这样的一类人，而且兰陵笑笑生本身就是以“以此训诫世人之意”为目的创作的。之所以刻画出这样一种丑态是为了告诫读者：生活中缺少“真善美”。而如果一味照着自己的想法重塑潘金莲形象，甚至故意夸大、拔高溢美，则不是在研究文本中的潘金莲，而是在创造潘金莲文本有其特定的社会功能，而文本中的人物更是体现这种功能的“工具”，若对这种功能视若无睹，则失去了对文本以及对文本人物做研究的意义。
注释：
[1][2][3]陈竞，赵崇璧：《东西方语境下潘金莲形象剖析》，成才之路，2010年，第9期。
参考文献：
[1]陈光武.潘金莲何罪之有――也论潘金莲[A].中国新时期思想理论宝库――第三届中国杰出管理者年会成果汇编[C].北京：发现杂志社，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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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黄吉昌.《金瓶梅》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7.
[9]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M].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0.
别名太阳花、猩猩菊、日头花。花语是神秘、互敬互爱，有毅力、不畏艰难。在中国最常用的花语：清雅、高洁、隐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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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茶花系列高级珠宝腕表
被冠以“秘密山茶花”的美妙昵称，花苞可自由开合，在不打开的时候它就是一件华美璀璨的手链。选用剔透的白色明亮式切割钻石，层迭镶嵌勾勒出山茶花和枝叶，花冠缀饰着耀眼晶钻，如刺绣蕾丝轻洒在肌肤上，交织于盛开的山茶花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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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莲
又称子午莲、水芹花。外型与荷花相似，睡莲属植物的学名（NYMPHAEA），意为居住在水乡泽国的仙女，在古希腊、古罗马，睡莲与中国的荷花一样，被视为圣洁、美丽的化身，常被作为供奉女神的祭品。在新约圣经中，也有“圣洁之物，出淤泥而不染”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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睡莲系列粉金款式腕表该系列腕表创造性地运用盛开的睡莲作为表壳，呼应其系列名“睡莲”。“睡莲”表壳采用18K黄金或粉金制成，在“睡莲”表壳的中央，有一个酷似花芯的淡粉色表盘。表盘采用独一无二的珍珠贝母制成，在阳光的照射下泛出贝壳的熠熠光泽。除了12点位置，整个表盘特意身略了刻度，简洁的形象更加配合睡莲的整体造型，更加凸显出花瓣的逼真和自然。而表盘的12点位置则镶有一颗顶级威塞尔顿钻石。
四草叶
传说四叶草是夏娃从天国伊甸园带到大地上，花语是幸福。又名三叶草。通常只有3瓣叶子，找到4瓣叶概率很小，找到5瓣叶的概率一般，找到6瓣叶的概率只有十万分之一。隐含得到幸福及上天眷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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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l f.buCHErEr宝齐莱
雅丽嘉royalrose限量珠宝腕表
青瓷莲花尊是南北朝青瓷的特异器物。器高一般为50～70厘米，侈口、长颈、鼓腹、高座，以一仰一覆、形似碗钵的莲花构成尊的主体。器身遍雕多层仰覆莲花瓣，分层贴以菩提叶、宝相花、飞天等纹饰，将刻花、浮雕、堆塑、模印、贴花等多种装饰技法融于一器。有的莲花尊由上而下多达7层仰覆莲花瓣，肩有系穿，颈显修长，饰有花鸟云龙，纹饰繁复，上下辉映，造型优美，端庄俊秀，代表了南北朝时期制瓷工艺的高超水平。魏晋南北朝是汉文化和少数民族文化以及来自印度的佛教文化的大融合时期。受佛教艺术影响，东晋晚期，瓷器上开始出现莲瓣纹。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影响已深入到各个领域，莲花题材无处不见，而莲花尊则是儒佛文化融合在青瓷上的突出体现，也是佛教传入中国的独特物证和弥足珍贵的佛教文化圣物。
传世的莲花尊屈指可数，最早为1948年发现于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和祖氏墓群的4件，此后在湖北武昌何家湾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刘觊墓、武昌钵盂山、武昌关山出3件，江苏南京宋家埂出土1件，南京麒麟门外灵山南朝梁代大墓出土2件，河南上蔡出土1件，山西太原隋开皇十七年（597年）斛律彻墓出土1件，山东淄川龙泉镇和庄村古墓出土1件，还有河南鹤壁博物馆藏1件，早年流失英国牛津阿胥莫连博物馆、美国堪萨斯市尼尔逊美术馆各1件，计16件（见吕成龙《中国古陶瓷发展与鉴定提纲》第二章、一、（一）、4、三国、两晋、南北朝瓷器的鉴定）。此外，尚有数件散见民间。就其窑址而言，考古界争议较大，尚无定论，但按胎质、釉面、胎体、装饰来看，大致可分为北朝莲花尊（386-581年）和南朝莲花尊（420-589年）。
据有关记载，形体最大的是1972年南京灵山南朝梁代大墓出土的藏于南京市博物馆的一對青瓷莲花尊，高85厘米、口径21厘米、底径20.8厘米。其次为河北景县封氏墓群出土的两件：一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高67厘米、口径19厘米、底径20厘米；一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高59.5厘米、口径12.2厘米、底径20.2厘米。再次为1982年6月在山东淄川龙泉镇和庄村古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高59厘米、口径13.1厘米、底径16厘米、胎厚1.4厘米。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上蔡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高49.5厘米、口径17.3厘米、底径6.8厘米。1956年湖北武昌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高43.7厘米。最小的一件为1980年4月于山西太原隋斛律彻墓出土的青瓷莲花尊，高18.2厘米。考古专家通过對国内7件有墓志记载的青瓷莲花尊进行研究，认定青瓷莲花尊流行于南北朝一百多年间，是莲花尊的繁荣期。但是，對莲花尊深入的系统的研究，目前尚未形成气候。
东吴博物馆藏青瓷莲花尊，高59厘米、口径14.9厘米、腹径28.5厘米、底径16.5厘米，虽口径、底径均大于淄川和庄村出土的青瓷莲花尊而位列第四，形体并非最大，但从已见的诸种青瓷莲花尊图录来看，其纹饰之繁复、层次之多重、造型之优美、釉色之青纯，无有出其右者，堪称国宝中的国宝！
东吴博物馆藏的青瓷莲花尊，仅尊盖纹饰就有8层之多。顶部钮呈方形，中有圆洞，与盖不通；第2层为圆形小平台；第3层为双瓣式俯莲8片；第4层为上卷菩提叶8片；第5层为圆形大平台；第6层为单瓣式仰莲11片；第7层为菩提叶11片；第8层为圆盘形带龇口的尊盖沿。这样精美华丽的尊盖，在已知莲花尊中，堪称独树一帜！
一般认为这种形式的尊盖为僧帽形。也有专家认为这种尊盖的形状如曼荼罗祭坛，且与印度珊奇佛塔的造型十分相似，方形钮恰似塔顶方形平台。曼荼罗是梵文Mandala的音译，意译为坛、坛场、坛城、轮圆具足、聚集（一切圣贤、一切功德的聚集之处）等；在古印度，原指国家的领土和祭祀的祭坛。藏语dkyil-vkhor，音译吉廊，意译为中围，是密教传统的修持能量中心。依照曼荼罗的各种含意，就是各个宗教为了描述或代表其宗教的宇宙模型，或显现其宗教所见之宇宙的真实，所做的万象森列、圆融有序的布置，用以表达宇宙真实的万象森列、融通内摄的禅圆。曼荼罗是藏传佛教的神秘宇宙形式，一般是一个圆形围绕一个方形，柬埔寨的吴哥窟、印尼的婆罗浮屠以及很多藏传佛教建筑如红教的桑耶寺、白教的白居寺整体、黄教的布达拉宫红宫部分、大昭寺及承德避暑山庄普陀宗乘之庙的中央建筑等，都是以曼茶罗的格局建造的。密教大圆镜智、平等性智、妙观察智、成所作智、法界体性智等五智和身密、口密、意密等三密，就以象征的形式藏在这些曼荼罗之中。供奉曼荼罗是积聚福德与智慧最圆满而巧妙的方法，以曼荼罗的形式来供养整个宇宙，是很多方法中最快速、最简单、最圆满的。因此，这种曼荼罗祭坛式的尊盖，就奠定了莲花尊佛教圣物的文化内涵和宗教意义。
东吴博物馆藏的青瓷莲花尊，宛如诰命贵妇，凤冠霞帔、琅环璎珞，婀娜多姿、步生青莲。尊顶部有一圈口沿，以承尊盖。沿下有一圈窄窄的向下收的斜面，以作为口与颈部的过渡，可见制作的精致与细腻。斜面下有略微凸起的乳钉状双系。颈部上段，有3飞天，宽袍广袖、衣带飘逸，曲线优美、身段灵动。尊颈的中下部有3道突起的颈圈，以区隔上下段。颈部下段，有6神兽，虎视眈眈、威风凛凛，为曼荼罗祭坛护法。肩部有一圈小、一圈大2层平台，作为颈与腹部的过渡。跨越平台与腹上部，有6个桥形双棱系。腹上部有2层堆塑的双瓣式覆莲，上层17个、下层18个，饱满丰腴、典雅庄重。覆莲下为贴塑的18个宝相花。腹部是18片堆贴的长形上卷的单瓣仰莲。仰莲下是18片上卷的菩提叶。腹下部为2层刻划的单瓣莲叶，上层宽短、下层窄长，各21片。圈足部有2层单瓣仰莲，上层堆塑14片、下层贴塑15片。仰莲下是15片上卷的菩提叶。底部是足圈。细细数来，尊体纹饰竟有20层之多。从以上描述可知，纹饰精美繁复、层层相应又疏密有致，技艺精湛细致、形式多样又浑然天成，在已知莲花尊中，堪称首屈一指！
在中国，自古以来莲就是洁身自好的君子象征，莲花圣洁高雅的韵味和清廉纯洁的寓意深受中国人喜爱。在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是一种理想人格；“青莲”谐音“清廉”，是廉洁自守的官箴。而在民俗中，更是寓意吉祥；莲花别名芙蓉，“夫容”也，常用来象征爱情，如青花瓷上常见藕生双莲，为“并蒂同心”，喻夫妻恩爱。
莲花更是佛教四大吉花之一、佛教八宝之一、佛教九大象征之一。相传佛祖出生后，即下地走了七步，步步生莲，莲就成了佛祖诞生的象征。从一世纪开始，佛祖塑像便坐上了莲台，他的坐姿，或为“莲花坐”或为“吉祥坐”，成为僧人打坐的典型坐法。据《大日经》：“左足先著右上，右足次著左上，名为莲花坐；单足著右上，名为吉祥坐。”大雄宝殿上的佛祖释迦牟尼，端坐莲花宝座，慈眉善目、莲眼低垂；“西方三圣”之教主阿弥陀佛、左胁侍观世音菩萨、右胁侍大势至菩萨，也都端坐莲台。其余菩萨，有的手执莲花，有的脚踏莲花，或作莲花手势，或向人间抛洒莲花（天女）。佛国称“莲界”，佛经称“莲经”，佛座称“莲座”，佛寺称“莲宇”，僧舍称“莲房”，袈裟称“莲衣”等等。寺院墙壁、藻井、栏杆、经幡、帐幔、桌围、香袋、拜垫……也处处雕刻、绘制或缝绣各色莲花。由此可见，莲花作为哲理和宗教的象征，是儒佛文化的供花。
融儒佛文化于一体的青瓷莲花尊，大多出自墓葬，因此很多人都认为：“青瓷莲花尊是一种随葬器……是南北朝至隋初社会上层使用的带有一定佛教意义的随葬器。其功用与汉晋五联罐、谷仓罐、唐宋元粮罂瓶、皈依瓶相似，都是为了安奉墓主灵魂。”“魏晋时期流行以安息死者灵魂的魂瓶随葬，莲花尊很有可能是取代魂瓶的随葬品，它不仅可安放灵魂，而且加入了佛教因素，能超度死者亡魂，使其免于轮回之苦，进入涅槃境地。可以认为莲花尊是佛教与中国古代灵魂观念结合的产物”。
對于莲花尊是“为了安奉墓主灵魂”的“取代魂瓶的随葬品”的说法，笔者不能苟同。
首先，青瓷莲花尊一般成對出土，也见多件或单件出土，而安奉骨灰的魂瓶一人只需一个。
其次，所见青瓷莲花尊大多有盖，盖上方钮虽有孔，但不通。而魂瓶盖上均有孔，以便死者灵魂出入。
再次，1993年韩国学者发掘报告称百济王宫内废寺金堂遗址与五层石塔间出土一片隋代青瓷莲花尊残片，与封氏墓莲花尊完全一致，实为南朝产品，但韩国研究者认为是北朝传入百济的。这显然不是随葬明器。
很多人认为唐以前的尊一般都是盛酒器，青瓷莲花尊与佛教关系密切，而酒在佛教中被视为禁物，因此显然不是用来盛酒的。而佛教断荤食素是在梁武帝《断酒肉文》以后，时间约在普通三年（522年）郭祖深上书建议“僧尼皆令蔬食”之后的一段时间。而且梁武帝不但亲自主持了两次制断酒肉法会，还下了与周舍论断酒肉的五道敕文，可见当时推行断酒肉的难度之大，并非令行禁止、立竿见影。而在之前的南齐永明三年（485年）刘觊墓中，就有青瓷莲花尊。可知这个说法不攻自破。
欧阳希君的《莲花尊的比较研究》认为：“虽然莲花尊多出土于墓葬，但不能认为它一定属随葬明器，从其器形高大、装饰精美看，应为实用器或供器，为墓主生前喜好之物。笔者曾撰有《军持研究》一文，阐述军持为佛教用器，军持也多见于墓葬与塔基中，但并不表明军持是一种随葬专用器。因此，莲花尊应作为实用盛贮器、供器等，也可有多种功用，并不是专为随葬的明器。”
笔者认同欧文的说法，青瓷莲花尊既不是随葬明器，也不是葬器魂瓶，而是实用器或供器。
明鎏金宗喀巴铜坐像
鎏金圆雕铸造工艺，青铜质地,通高15.3cm，佛像头部螺发呈三角状微秃，面部挺阔，眉目粗长，双耳下垂，身着袒肩袈裟，衣纹饰如意卷云莲花纹，半跏趺坐于双层莲花台上，双手上举于胸，双肩两侧有升腾的卷云莲花装饰，右肩卷云莲花内奉宝剑，左肩卷云莲花内盛佛经卷。佛像真实表现出藏传佛教黄教创始人宗喀巴说法的庄严法相，衣饰华丽，线条粗畅，是藏传佛造像中的精品。
清诞生佛铜塔
紫铜皮捶揲，分段连接而成，高56cm。由覆盆基座、莲花高台、覆钵塔身、七层相轮塔颈和盘状塔刹组成。覆钵开一佛龛，诞生佛立于龛上覆钵肩部，裸上身，眉间有白亳，饰项圈，左手指天，右手指地，七个铺兽衔流苏垂至腹部，工艺精致，是典型的藏传佛教造像塔。
明成化十三年重修卧佛记事铜牌
1966年，张掖大佛寺卧佛腹内发现。高49cm，宽44cm，长方形薄铜板上沿饰做覆莲花瓣状，下沿为仰、覆莲台形，纹饰皆捶揲而成。正面錾刻有239个汉文楷体字，内容为明成化十三年（1477年）张掖因地震而重修卧佛的记事。从落款处的僧职名单中发现蒙古族主持和藏族侍佛督纲姓名，也进一步证实了藏传佛教对大佛寺佛教文化发展的深刻影响和明甘州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另外，它所记载的明成化十三年，张掖发生大地震，卧佛佛首倾颓，大佛寺随后重修，这对于研究大佛寺建筑、塑像的历史及我国古代地震灾害等情况也提供了珍贵的历史资料。
明绿度母擦擦像
陶质浮雕，高13.6cm，由龛和像两部分组成，龛内为绿度母相，佛像头戴华冠，着天衣，颈饰璎珞，臂饰臂钏，手腕饰腕钏，腰系绶带，拇指与无名指相捻，右手曲臂靠膝下垂，拇指曲于掌心，四指直伸，左膝盘坐与莲台之上，右脚垂于莲台座下，右脚蹬踩莲花，自莲台左右两侧各生有莲花，腰际盛开至双肩两侧。整尊佛像衣饰华丽，姿态优美，气韵生动。
明尊胜佛母擦擦像
善业泥质，长8.9厘米，宽7.2厘米，重量0.142千克。三面八臂，束髻高耸，耳铛垂肩。身着天衣，佩璎珞臂钏，主臂两手置胸前，右手持金刚杵，左手托甘露净瓶于手心。右侧第一手托一小化佛，第二手持剑，第三手结施愿印；左侧第一手持索，第二手拿弓，第三只手施无畏印，结跏趺坐于莲台之上。造像精细规整，衣褶流畅洒脱，具有典型的藏地造像特征。
尊胜佛母藏语称“措道那穆玛雅”，据说崇奉能使人增长寿命福德。在喇嘛庙里，经常可以看到以之为内容的“长寿三尊”。中间长寿佛，左边白度母，右边尊胜佛母。三尊同奉被认为是福寿吉祥的象征。
藏文写经
张掖大佛寺历史上作为河传佛教的中枢寺院之一，目前保存的藏文经卷共400多卷（页），分金银粉藏文经和宣纸墨印藏文经两种，共三种版式。内容以《无量寿大乘经》、《金刚经》、《大日经》等为主。金银粉藏文经长59厘米，宽23厘米，每页5行，每行约20字。字体用金粉、银粉、海螺粉加香料书写，经久不褪色。部分梵夹装经册页描绘白度母、绿度母和长寿佛形象。其中尤以白度母最有代表性，尊像端庄祥和，三首两臂，戴花蔓宝冠，颈挂璎珞，上身袒露，双脚盘坐于莲座之上，形象典雅秀美。
宣纸墨印藏文经长73厘米，宽15厘米，每页6行，每行约50字，首尾完整，共70页。此两种藏文经，多为卧佛塑像内装脏法宝，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物价值，直观地反映了藏传佛教文化对大佛寺的深远影响。
蓝绢折页装，宣纸墨印，藏文乌金体。每折页长29厘米，宽12.5厘米，已缺失不全。每折页9行，天头、地角均为3厘米，界栏为子母线。内容为《大云经》，又名《大方等大云经》。卷首扉画为《大云经请雨品》，扉画中央为释迦牟尼佛，全跏趺坐于仰覆莲台之上，两手举于胸前做说法印，两侧有胁侍菩萨左右各四尊，菩萨外侧为弟子迦叶和阿南，法坛之前有女首龙身的龙王形象十三尊，以此来代表佛在难陀跋难陀龙王宫说法时，与大比丘及大菩萨并诸大龙一切众等聚集的场面。佛经所记，受持书诵念《大云经》及《宝雨经》者，“其所在地，若遭饥荒干渴大病，则能断除一切饥渴病痛困苦；若遭焰旱天则降雨……”
清莲花生唐卡
绢本设色唐卡，装裱卷轴画，长35厘米，宽30厘米。中央主尊为“宁玛派”开山祖师莲花生大师的八变相，头戴莲花帽，披锦缎半月形披风，右手持五尖金刚杵,左手持镶寿瓶颅器，左肘挟天杖，国王坐姿。其上正中为无量光佛，戴七宝冠，全跏趺坐，双手禅定印。左上首为观世音菩萨，右上首为大势至菩萨。莲花生大师身侧左右是佛母曼达拉娃和益西措杰。莲台左右为莲狮幻化威猛像，分别是忿怒上师和狮面空行母。最下端描述了藏王赤松德赞命寂护大师为“七觉士”剃度受戒的故事，莲花生大师和赤松德赞、寂护大师合称为“师君三尊”。右下角为藏王本人，双手结说法印，指间捻两支莲花，莲花上生出一把智慧剑和一本《般若经》，意指被看作是智慧佛文殊菩萨的化身。整幅唐卡构图严谨、笔力精深，是不可多得的藏传佛教文化精品。
光明灌顶真言雕版
清毗卢遮那佛光明真言曼陀罗经版，是大佛寺最具特点的经板实物之一。此版整体略呈方形，松木质地，文字分汉文楷体和梵文天城体两种。版面上沿处为汉文楷书“毗卢遮那佛大灌顶真言”。形如圆环的二十三个梵文字组成的光明真言字轮。此经版为祈愿逝者航登彼岸时所用，原用丹砂赤粉印刷，具有神秘莫测的佛教气息。
西夏黑河建桥碑
亦名西夏黑水河桥敕碑、西夏黑水桥碑等，刻于大夏乾七年（1176年），碑高1.3米，宽0.9米，碑阳为楷书汉文，共十三行，碑阴为正楷藏文，经专家查证，两面文字为同内容的汉藏双语碑。两面碑额皆线刻飞天各二身，穿交领大袖衫，无飘带，曲腿，拱手作供养状，周围云气缭绕，轻舞曼妙。碑座为两层仰覆莲式。由碑铭可知诸多史实：此碑所述之西夏黑河桥系重建；仁宗赵仁孝曾多次巡视过河西甘州一带，西夏除信奉佛教外，还有多种教派信仰。此外，碑铭也对研究西夏官制和黑河名称的演变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古至今迤逦就一个传说，千年的雪山只开一朵雪莲。
红日一出雪山就会融化掉，因此红日与雪山注定天敌。
雪莲是雪山最宠爱的女人，所以雪莲与红日情深缘浅。
月落晓风急舞落一池红日，雪莲花看着晚霞带走红日。
伤心过度灵魂钻进了池泥，就像芙蓉并叶凋枯于池泥。
雪莲花恨自己的姗姗来迟，所以一梦钧天却无奈惘然。
昨日江南秋风已尽冰雪融，满地霜花浓似雪换尽天涯。
今日梦中多少恨潋滟秋波，红日普照千年莲池光炯炯。
雪莲花悄悄地愣在池泥里，睡也醒醉也醒相思终成疾。
红日在她的梦里萦绕无终，雪莲花屏却相思恨相见晚。
女贞花白草迷离亦因孱颜，自古红颜多薄命雪莲认命。
君似朝阳妾似倾阳藿得此，乾坤大会晓风秋月晚霞喜。
雪莲花钻出泥窥视着皓月，红日偶开天眼觑见雪莲花。
雪莲花与红日的红尘秋梦，实乃违背天命而无言痛别。
雪莲花这纯洁善良的天使，她明白天地间的自然规律。.
艺术家是自然的命定情人，所以他亦会是自然的奴隶。
那朝霞是红日的初恋情人，晚霞终是红日的妻子奴隶。
因为命运也因为避免伤害，雪莲花再次躲进了池泥内。
她发誓再也不背叛自己了，她要听从天神的旨意而活。
她与红日的短暂相爱去了，红日日出而作自有余辉映。
孤独的雪莲唯有独自伤悲，她再次回到了千年的雪山。
寂寞的雪莲不再孤芳自赏，她发誓从此出污泥而不染。
她立誓永远濯青莲而不妖，她变成了传说中的宝莲灯。
红日在白昼为天下人善终，宝莲灯将在夜间甘苦职守。
雪莲花就这样深爱着红日，她不懂自私只想无私奉献。
那么元代龙泉窑青瓷上的八宝纹到底是怎样一个面貌，又是怎样一条演变轨迹呢？不妨先来看看这一对元龙泉窑“七宝纹”碗（图一）。碗敞口，弧腹，圈足；器表内外装饰划花纹，外口沿下饰复线弦纹，等距以短弦线切断；下腹饰仰莲瓣，莲瓣较宽；内口沿下饰三组卷草纹；器壁饰七个变形莲瓣，内填七种佛教宝物；底心饰折枝草叶。元代龙泉窑青瓷胎质普遍较厚，釉色以青中泛黄的豆青釉为主，而这对碗胎壁匀整而薄，弧壁饱满，釉色近梅子青，釉面光洁，质感深沉宁静。另外，元代龙泉窑多采用简单工艺，效率高，适合批量规模生产的印花、贴花等装饰工艺，这两只碗则采用传统刻花手法，纹样布局严谨工整，主题图案七宝纹线条纤细而清晰，刻划流畅而精准。总的来看，这对碗制作较为精细。
此对七宝纹碗原出于元上都遗址窖藏，以其胎釉、纹样等工艺及出土情况看，可能为官方机构或寺院定烧的祭器。元代皇室贵族虽重金银器并大量使用金银器，瓷器亦受青睐。《元史・祭祀志》有“衣冠尚质，祭器尚纯”的记载，青釉、卵白釉等瓷器正符合“尚纯”的标准，金银器有金银器的奢华之色，瓷器亦有瓷器的质纯之美。又《元史》卷七十四记载：“中统（1260-1263）以来，杂宋金祭器而用之。至治初（1321），始建新器于浙江行省，其旧器悉置几阁。”元时，龙泉窑、景德镇均属浙江行省，其中景德镇烧制官器有文献的明确记载，刘新园先生《元文宗时代之官窑瓷器考》一文有精辟论述。笔者认为，元代龙泉窑可能也存在官方烧制行为，这也是明初朝廷之所以在饶、处两府烧制官器的基础。实物方面，如新安沉船出水的“使司帅府公用”铭青瓷盘，颇值得关注。该盘装饰纤细的划花纹饰，外壁下腹划宽大的变形莲瓣纹，内面装饰四季花卉，辅饰三组卷草纹，其卷草纹式样与本文所述之七宝纹碗颇为相类。另外，还有博物院收藏的清官旧藏“元/明龙泉窑青瓷划花云鹤纹碗托”，虽造型纹饰与七宝纹碗不同，但风格有相似处，其共同点是造型规整，胎壁匀薄，釉面光洁，划花纹纤细清晰，写实细腻，精美异常。
此对七宝纹碗的宝物共计有法螺、莲花、华盖、火珠、双鱼、宝幢、盘长、珊瑚等十样，华盖、宝幢两种图案尤其细腻写真。这种“八宝”的简省情况还有以下例子。日本私人收藏的元龙泉窑青瓷划花六宝纹碗（图二），碗作六出花口，内壁装饰划花六宝，有犀角、火珠、盘长、法螺等，底心贴饰龟纹。可见元代瓷器上的八宝并不限定要八种宝物皆现，也有简省形式，宝物之组合种类更无定式。
更常见的则是“八宝”皆全。器形以盘碗常见。如2010年9月山东菏泽元代古沉船出土的龙泉窑青釉刻花八宝纹盘，内底心饰十字宝杵，八宝，计有法螺、莲花、方胜、金锭、银锭、象牙、盘长、犀角等八种。1958年浙江湖州出土的元龙泉窑青釉印花盘，内底心印十字宝杵，外绕一周八宝。十字金刚杵原为密宗法器，搭配八宝纹，其宗教意味无疑更为明了。
元代龙泉窑的八宝纹，印花者图案多模糊不清，刻划花的，其线条处理也较随意。八宝图案总体上偏于简笔、写意。而八宝的宝物种类实际上以杂宝为多，实为“八样杂宝”。当然，杂宝源于密教的“八宝”。
八宝与杂宝有一定区别。前者源于佛教，其宝物主题均与佛教紧密相关；后者内容则相对庞杂，既有来源于宗教的，也有渊源于传统文化的，寓意内容也更为丰富，包括财富、权力、长寿、平安、幸福等等，主要是吉祥寓意。如果说佛教八宝以其警醒世人的深刻含义来俯视众生，闪耀神圣的光辉，那么杂宝则是世俗而兼容并蓄的，其所流露的是普通人性的追求。龙泉窑杂宝纹中除法螺、莲花、火珠、盘长等宗教纹饰外，最常见的就是犀角、方胜、金锭、银锭、古钱等几种。其中犀角取其通灵而避邪祛病，保平安之意；方胜造型为菱形相叠，起源可追溯至彩陶时期，古时也称长命纹，有生命不息的涵义；古钱自古即为民间吉祥纹样，不仅为除魔辟邪的象征，双钱还有双全、好事成双之意；金锭、银锭均来源于中国古代货币，无疑寄托着人们对财富的渴望。
八宝纹向杂宝演化是一个逐渐的过程。上述这对七宝纹碗，结合其胎釉等特征来判断，应系元代早中期之作。其八宝内容虽仅为七件，但皆为宗教八宝范畴。若六宝纹碗，宝物种类虽更少，内容也仍以佛教宝物为主，但已有杂宝的出现，尤其从底心贴饰代表长寿的龟纹，多少已可见出纹饰的涵义核心在向吉祥长寿等世俗主题上转变。十字宝杵搭配八宝虽为经典组合，但同时也出现了方胜、银锭等宝物。这两件十字宝杵杂宝纹盘的造型以及底部涩胎一圈的装烧工艺与明初龙泉官窑大盘非常接近，其具体烧制时间应在元代中后期。
杂宝纹在明代继续流行，且以辅纹为主。明初龙泉窑也采用杂宝纹，比如莲托杂宝缠枝莲纹菱口折沿大盘（图三），内壁刻饰莲托杂宝，计有金锭、银锭、双钱、火珠、珊瑚、象牙、方胜、犀角等八种。此外，还有绶带八宝（杂宝）样式，如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珍藏的龙泉窑青瓷八角有盖壶（图四），器盖上贴饰绶带八宝。莲托和绶带八宝样式多见于景德镇窑，龙泉窑则十分罕见。还有一件明寿山福海杂宝纹纹莲瓣式碗（图五），碗作八出菱瓣式，内壁每个菱瓣内装饰宽头莲瓣，瓣内填饰杂宝，计有银锭、方胜、犀角、古钱、金锭、珊瑚、磬、螺等八样，其纹样布局与元代一脉相承。此碗外壁刻划寿山福海，点缀祥云，整个纹饰的吉祥寓意十分明了。碗釉色青翠可人，可能为明早期龙泉窑青瓷中的精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