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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北朝后，北魏统一北方近百年，长时间的统一与安定，加上统治者重视图书的搜求工作，国家藏书数量日益增加，为文化事业的恢复和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其次，私人藏书家和藏书数量也较汉代有所增加。据文献记载，魏晋南北朝时著名的藏书家计有102人，分别为魏晋22人，北朝34人和南朝46人，不但藏书数千卷的人很多，而且出现了拥有万卷图书甚至达两三万卷的藏书家。如南朝的任昉，“藏书万余卷，且多异本”、沈约、张赞、马枢、萧统等人则藏书都在两三万卷以上。而梁元帝萧绎更是所到之处，留心典籍，购求抄录，汲汲不已。其所著《金楼子•聚书篇》自述云:“……自聚书来四十年，得书八万卷。”此外，随着佛教的传入与普遍，佛教典籍的收藏与整理也是这一时期藏书事业的一大特色。
魏晋南北朝的社会藏书风尚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纸的生产技术的改善及其使用的普及，不仅促进了公私藏书事业的兴盛与发展，而且使藏书家群体的构成和社会藏书风尚也为之一变，表现为藏书已非贵族高官的专利，贫寒之家也可以藏书。此其一。比如晋代著名学者和最大的藏书家张华，据《晋书•张华传》记载，华“少孤贫，自牧羊，”却“雅爱书籍，身死之日，家无余财，惟有文史溢于机箧”。《晋书•皇甫谧传》载其:“居贫，躬自稼穑，带经而农……以著书为务。”梁代王僧孺同样出身贫寒，既长好学，曾为人佣书以养母，且“聚书至万余卷，率多异本。”还有南齐的沈驎士，“家贫，织帘诵书，口手不息，”年过80，仍“怀书而耕，白手无倦。”从社会观念上看，爱藏书已成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一种普遍的社会风气，许多藏书人家把藏书作为财富而“子孙宝之”，爱藏书胜于爱财富和荣誉。此其二。如南朝人王昙首和南齐人褚渊，先世都有藏书，兄弟分家时，都放弃其他财产，惟取图书而已。又如晋代杜预平江南时，得书后派车送回其家，并嘱其子:“当别置一宅中，勿复以借人。”应詹、辛术、唐谨、李顺等人，攻伐破城，金宝满目，都不为心动，惟收图籍，架箧而藏。还有《颜氏家训•治家》篇记:“借人典籍，皆须爱护，先有破坏，就为补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从这则家训中可以看出，爱护典籍，业已被看做是社会公德的行为准则之一。良好的社会风气，也产生许多爱书勤学的典故，像“囊萤”“映雪”以及“书橱”“书窟”“书癖”等亦源出于此时。再从藏书思想上来考察，这一时期的藏书家多数比较开明，私家庋藏在用来增长学识，修身养道的同时，还能做到与人借阅，供人借抄。此其三。如借阅方面，晋代藏书家范平，据《晋书•儒林传》载其家世好学，“有书七千余卷，远近来读者恒有百余人。”其孙“蔚为办衣食。”南齐人崔蔚祖好学，聚书至万卷，对邻里年少来借阅者，“蔚祖亲自取与，未尝为辞。”北齐人刘昼披览于宋世良家，而南齐人张率尽读陆少元家书，“不暇寝食”。借抄方面，梁人袁俊笃志好学，辛勤抄书，“每从人假借，必皆抄写，自课日五十纸。”北魏人李彪抄诵于高闾家，甄琛又抄书于李彪家等，互相借抄之风甚盛。还有李业兴、辛术、司马子瑞等均借书与北齐政府，参校得失。这些均对文献的传播和人才的培养起了明显的作用，仰仗于藏书家的无私借读。此外，藏书家把自己的藏书捐赠给善读者，与人共读的良好风尚也值得称道。如沈约曾赠书于王筠，孔奂也曾得到刘显的赠书，而蔡大宝又得徐勉家藏书等。
魏晋南北朝的学术研究和文化发展
黄铮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5年6月出版
作者黄铮与刘少奇一家关系非同-般。20世纪80年代起，黄铮就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少奇研究处任职，参与过多部刘少奇传记的撰写和编辑工作。对王光美的采访起初只是零星的谈话，并不成体系，后来素材越积越多且包涵很多重大历史事件，才有了这部书的问世。王光美出身名门，年轻时是学霸。她毕业于辅仁大学，是中国第一个原子物理的女硕士毕业生，曾以居里夫人为偶像。书里的文字平实详尽，娓娓道来，其中的冷静和释然亦可看作是讲述人的性格。
《制造汉武帝》
辛德勇著 三联出版社 2015年10月出版
汉武帝谥号中的“武”字，既包含开疆拓土的武功，也包含穷兵黩武的劣迹。他晚年曾下罪己诏，内容为追悔“靡费天下”等“狂悖”行为。北京大学著名历史学者田余庆1984年根据此诏和《资治通鉴》相关内容，认为汉武帝晚年发生由武向文的重大政治转向。由于田余庆在史学界的权威地位，他的观点影响深远，被编入多部中国通史教材，《汉武大帝》等影视剧也据此叙事。北大历史学教授辛德勇从史料入手了这一论断，认为汉武帝根本没有转变，他晚年的政治形象是司马光“制造”出来的。
《历史学的境界》
高华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年11月出版
这本书是作者的文章结集，包括专稿、演讲、书评、时事观察、论文评议、讲课记录等。其中大多数文章并不是学术论文，更像杂文，思绪奔逸，从中能读到一个历史学者强烈的现实关怀和真性情。
《康熙盛世与帝王心术》
姚念慈著 三联出版社 2015年8月出版
中央民族大学历史学教授姚念慈在书中全面揭示康熙朝的专制特质，和康乾盛世虚假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并严格以史实为基础，借鉴心理学方法，分析发现康熙的心理基本特征是“内怯和猜疑”，言谈行事“夸诞和矫饰”，和影视剧中的伟光正形象天壤之别。
《大棋局中的国共关系》
吕迅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4月出版
《新序》是西汉后期著名经学家、文学家和目录学家刘向编撰的一部重要典籍。刘向（约前79―前8），字子政，原名更生，汉成帝时更名为向，沛（今江苏沛县）人。刘向出身于西汉皇族，门第尊贵，家世显赫，其先祖楚元王刘交为汉高祖刘邦同父异母的弟弟。刘向家学渊源深厚，据史料记载，楚元王刘交“好书，多材艺，少时尝与鲁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诗于浮丘伯”；刘向的祖父刘辟疆“亦好读诗，能属文”；其父亲刘德“少时数言事，召见甘泉官，武帝谓之千里驹”，后被封为关内侯、阳城侯。在中国古代，“千里驹”常用来形容那些能力极强的少年人才，若出自皇帝之口，更是一种很高的褒奖和荣誉。正是在这种家庭环境的熏陶下，刘向“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凭借着博览群书和好学不倦，成为了一位博通古今的大学者。
刘向一生主要活动在西汉宣帝、元帝、成帝三朝。为官期间，他因屡次上书弹劾外戚宦官专权而触犯权贵，以致两次入狱，免官多年。汉成帝时，刘向受诏校勘当时的宫廷藏书，写成了目录学专著――《别录》（唐代时已佚），为我国的文献整理与文化传承做出了卓越贡献，像《战国策》这样的著作，就是刘向整理编订而成的。
此外，刘向本人也是能文善赋、著作颇丰。《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其辞赋三十三篇，只可惜大部分已经亡佚，现存的《刘中垒集》是明代人张溥辑佚编撰而成，因刘向曾官中垒校尉，故称其为刘中垒。到了清代，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汉文》中辑有刘向的辞赋、奏议等三十篇及《新序》《说苑》《别录》的佚文。
今日通行本《新序》，也非原貌。据《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及《新唐书・艺文志》著录，《新序》原为三十卷，到北宋时，已经散佚不全，后经曾巩整理，厘定为十卷，即《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一卷、《义勇》一卷、《善谋》二卷，此后的本子便都以曾巩的整理本为基础。
《新序》一书内容丰富，从舜、禹的传说，到先秦的事迹，以至汉代的史实，无所不包，可以说是一部具有类书性质的历史故事集。据学者研究，这些历史故事主要来自《韩诗外传》《吕氏春秋》和《史记》三部书，其次是《新书》《左传》《战国策》《韩非子》《淮南子》，此外像大小戴《礼记》、《公羊传》《Y梁传》《春秋繁露》《晏子春秋》《孟子》《荀子》《庄子》《管子》《商君书》《吴子》诸书也有采录。当然，对于各种书中的故事，刘向并不是杂钞杂纂或做简单的拼凑，而是有一定的取舍又有不少的润色加工，并适当加进了自己的观点和评价，这大大提高了《新序》一书的价值。
《新序》一书的编撰目的
集官员与学者于一身的刘向，为何要编撰《新序》这部书呢？这还要从他所处的时代背景说起。
如前所述，刘向主要活动于宣帝、元帝、成帝三朝，其中元、成两朝，正是外戚、宦官交替专权、刘氏皇权日渐衰落之时。元帝时，外戚放纵不羁，中书宦官弘恭、石显弄权于朝、恣意干政，刘向与太傅萧望之、少傅周堪等一起与他们进行斗争，但以失败告终，并两度下狱。成帝时，刘向再次被起用，但其时“赵氏乱内，外家擅朝”，外戚王氏“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帝舅王凤辅政，为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河平二年（前27），其弟王谭、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时一日皆封为侯，世称“五侯”。一时间政出王氏，以至于“公卿见凤，侧目而视，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终于导致“群弟世权，更持国柄，五将十侯，卒成新都”的局面，王氏代汉的局面已隐隐形成。作为汉宗室之后的刘向，对汉室的衰微深感忧虑，力图挽救刘氏皇帝的颓势。为反对王氏专权，他曾数次上书极谏，还专门写了《洪范五行传论》上奏。《汉书・五行志》中保存了《洪范五行传论》约一百五十二条内容，其中论灾异跟后妃及外戚间的关系的约三十一条，论灾异跟君主失势、国家败亡间关系的约三十九条。用今天的眼光看这份奏疏是颇具封建迷信色彩的，但从中我们也能体会到刘向对外戚专权的痛恨，以及希望刘氏皇帝重新掌权的急切心理。汉成帝读罢奏疏，虽甚感其言，“叹息悲伤其意”，“然终不能用也”。《新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成书的。
据《汉书・楚元王传》记载：“（刘）向睹俗弥奢淫，而赵、卫之属起微贱，逾礼制。向以为王教由内及外，自近者始。故采取《诗》《书》所载贤妃贞妇，兴国显家可法则，及孽嬖乱亡者，序次为《列女传》，凡八篇，以戒天子。及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数上疏言得失，陈法戒。书数十上，以助观览，补遗阙。上虽不能尽用，然内嘉其言，常嗟叹之。”
由此看来，《新序》与《说苑》《列女传》一起，可以被称为“谏书三部曲”。它们的编撰宗旨是一致的，就是“言得失，陈法戒”，“助观览，补遗阙”，从而起到“戒天子”的作用。关于这一点，清人谭献在《复堂日记》卷六中说：“《新序》以著述当谏书，皆与封事相发，董生所谓陈古以刺今。”可谓中肯之论。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也说：“刘子政作《新序》《说苑》，冀以感悟时君，取足达意而止。”
也就是说，《新序》是一部有关君臣之道的历史故事集，刘向编撰此书的目的是以古鉴今。其基本出发点就是期望君主能推行仁政、宽惠养民、敬德修身、尚贤授能，反对荒淫奢靡、暴虐骄横；同样，臣下亦须坚守德义、笃行仁道，要忠于国事、恪尽职守、公正耿直、善于谋划。这既是刘向为君主所陈的“法戒”，更是他政治思想的集中体现。正如南宋高似孙《子略》所说：“先秦古书甫脱烬劫，一入向笔，采撷不遗。至其正纲纪、迪教化、辨邪正、黜异端，以为汉规监者，尽在此书。兹《说苑》《新序》之旨也。呜呼！向诚忠矣，向之书诚切矣！”
《新序》一书的现代价值
[关键词]司马相如；生年
司马相如(?－前118)，蜀郡成都人，西汉著名辞赋家。关于他的生平，文献记载甚少，长期以来学者们就其生年、游梁时代、是否东学七经等问题争论不一。以下笔者就部分问题提出己见，对前贤时彦的观点或已有定论不多赘述，关于相如作品的辨析另著有文章讨论。末附其生平大事年表，以便查阅。
一、籍贯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日犬子。”一般公认相如生于成都。近年来有学者提出质疑，认为相如原籍蓬州而非成都。引发此争议的是清王培苟在《听雨楼随笔》中的一段记载：“人皆以相如为成都人，实今之蓬州人。后迁成都，又居临邛，三处皆有琴台。蓬州，隋之相如县，以相如所居之地而名。明初乃省人蓬州。其故宅在州南，琴台在宅右，傍嘉陵江。”蓬州即今蓬安县，古称相如县，在汉代其境域绝大部分属于安汉县。其始建县时的治所，在今四川南充市蓬安县利溪镇之两河塘。相如县得名必缘于相如，相如有别邺于此。如《旧唐书·地理志四》：“相如，汉安汉县地，梁置梓潼郡。周省郡，立相如县，以县城南二十里，有相如故宅二。相如坪，有琴台。”又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八六：“梁天监六年置相如县，兼立梓潼郡于此。至后周，郡废而县存，即汉司马相如所居之地，因以名县，其宅今为县治。汉司马相如宅故居县二十里。《周地图记》云：‘水地有相如坪，相传云相如别业在此宅右，西滨汉水(按：即今嘉陵江)丛薄郁然。其基名相如琴台，高六尺，周四十四步。根据典籍记载，除“相如坪”、“琴台”外，古相如县尚有“长卿里”、“慕蔺山”、“洗墨池”等遗址，详见司马研文。
综合言之，就笔者目前所见，“蓬州论”所提论据主要集中在古相如县内有关相如遗址的文物考古与诗文收集方面，诸多证据其实仅证实了一点：相如于相如县置有别宅，可以确信无疑。然相如是否原是蓬州人，后迁成都，此事证据并不充分，尚待考证。司马迁与相如生活时代相近，他的记载可信度应当是很高的，“成都论”不应轻易否定。
二、生年及游梁时代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要确定相如生年，游梁时代是关键。迄今大致有两种观点：其一，以刘开扬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元年(前179)，游梁在景帝二年(前155)；其二，以束景南为代表，相如生于文帝九年(前171)，游梁在景帝七年夏(前150)。其中以第一种观点居主流地位。笔者认为，相如游梁当在景帝七年冬十月。
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和《汉纪·孝景皇帝纪》，梁孝王入朝共有九次，分别是梁孝王十四年(文帝十五年)、十七年(文帝后元二年)、十八年(文帝后元三年)(留京一年)、二十一年(文帝后元六年)、二十四年秋八月(景帝二年)、二十五年冬十月(景帝三年)、二十九年冬十月(景帝七年)(留京一月)、二十九年夏、三十五年(景帝中元六年)。相如游梁在景帝时，梁孝王三十五年卒，故可排除前四次和最后一次入朝的可能。
首先，相如当时同时得见邹阳、枚乘、庄(严)忌三人。三人皆初仕吴王，后因劝谏吴王不成而去吴仕梁，其时间大约在景帝_一年(前154)吴王叛乱前后。《史记·梁孝王世家》(《汉书·梁孝王传》同)所载邹阳在梁的最早记录是景帝四年，且与羊胜、公孙诡同时，《史记·韩长孺列传》载胜、诡于景帝四年入梁，今存所有记载胜、诡、邹在梁的活动，皆在景帝四年以后。
又《汉书·枚乘传》：“枚乘字叔，淮阳人也，为吴王濞郎中。吴王之初怨望谋为逆也，乘奏书谏曰：……吴王不纳。乘等去而之梁，从孝王游。景帝即位，御史大夫晃错为汉定制度，损削诸侯，吴王遂与六国谋反，举兵西乡，以诛错为名。汉闻之，斩错以谢诸侯。枚乘复说吴王曰：……吴王不用乘策，卒见禽灭。汉既平七国，乘由是知名。景帝召拜乘为弘农都尉。乘久为大国上宾，与英俊并游，得其所好，不乐郡吏，以病去官。复游梁，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景帝三年春正月七国反，景帝诛晁错，七国之乱仅三个月即平息。夏四月以后，枚乘应已在京为官。可知枚乘初次游梁最早不过景帝三年初，且时间较短，最多不过几个月，而枚乘辞官再次游梁的时间当在景帝四年或以后(《汉纪》系在景帝七年)。《汉纪》卷八系枚、邹游梁在景帝三年正月；宋王益之《西汉年纪》卷九系三人游梁在景帝三年冬十月；惟《资治通鉴》将邹、枚游梁连同梁王大治宫室系于景帝二年，而明显与《史记》、《汉书》所记梁王大治宫室在景帝四年相矛盾，其说有疑。综合各类史书记载，则景帝二年邹、枚、严三人不能确认俱已在梁，而此三人去吴游梁的时间最早也应是景帝三年冬十月后。
其次，据《史记·梁孝王世家》，景帝三年冬十月的入朝，梁王得景帝厚遇，与之宴饮，甚至首次对梁王许传帝位，梁王虽辞谢而心内喜，也渐渐对帝位产生了期望。同年春，七国叛乱，梁王平乱立了大功。景帝四年是梁王在政治上居功自傲并有所图的开始，由此才大建宫室，广招豪杰。后来成为梁苑集团主要成员的羊胜、公孙诡、邹阳等人，可以明确此年俱已在梁，梁苑集团始具规模。因此，综合言之，景帝二年、三年这两次入朝俱可排除。
此外，景帝七年夏的第八次入朝亦可排除。据《史记·梁孝王世家》，夏四月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梁王不满，羊胜、公孙诡为之密谋刺杀爰盎等大臣，事败自杀。此次入朝是在此事之后，梁王“从两骑入，匿于长公主园”，“伏斧质于阙下，谢罪”，行事非常低调，当然更不可能带上邹、枚、庄等人了。
综上所述，相如游梁当始于梁王的第七次入朝，即景帝七年冬十月。此次梁王入朝声势浩大，“景帝使使持节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门，与汉宦官无异”(《史记·梁孝王世家》)。梁苑文学集团的成员也必定跟随，相如与之交游及辞官游梁也当在此年。至景帝中元六年梁王逝世，相如离梁，相如在梁共居住了七年，正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吻合。若依刘开扬推测，则相如在梁居住了十二年，与“居数岁”不合，且与文君成婚时已三十四岁，足足大了文君(据《西京杂
记》卷二“十七而寡”)一倍。《礼记·曲礼上》：“三十日壮，有室。”即便以现代人的标准而言，这一年龄也稍显晚了。
在确定了相如游梁时代后，可以推测相如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最晚不过景帝六年(前151)。据《史记·孝景本纪》和《汉书·景帝纪》，汉旧制男子二十三而傅(“傅”谓著录于名籍)，景帝二年冬十二月后改为二十而傅。仕宦之年也大致相同。相如此年为二十岁，上推则知其大致生于文帝十年(前170)。
三、“东学七经”辨
《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索隐引秦密曰“文翁遣相如受七经”，所据乃《三国志·蜀志·秦宓传》：“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故《地里志》日：‘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此处有两个关键问题一直有争议：其一，文翁何时任蜀守?其二，相如是否受遣东学七经?
据史载，文翁当是景、武间的蜀郡太守，《汉书·循吏传》：“文翁，庐江舒人也。少好学，通《春秋》，以郡县吏察举。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士，或学律令。……至武帝时，乃令天下郡国皆立学校官，自文翁为之始云。”又《地理志》：“景、武间，文翁为蜀守，教民读书法令，未能笃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讥，贵慕权势。”《汉纪·孝武皇帝纪》：“是时，庐江人文翁为蜀郡太守，其为人爱学，好教化。见蜀地僻陋，有蛮夷之风，文翁乃选郡县小吏有才器者，辄给资用，令诣博士受业，还皆以为右职，用察举之。”以上史料皆说明了文翁是景、武之际的蜀守。束景南以为文翁在文帝末时已为蜀守，所据乃晋常璩《华阳国志》卷三《蜀志》：“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守，……翁乃立学，选吏子弟就学，遣儒士张叔等十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巴、汉亦立文学。孝景帝嘉之，令天下郡国皆立文学，因翁倡其教，蜀为之始也。”与《汉书》、《汉纪》所述不同，很明显，《华阳国志》是将景帝末年误作文帝末年，武帝误作景帝，束文所据有误。
关于相如是否东受七经一事，刘开扬以为事不可信，理由是既然文翁遣学是在景帝末年，所遣之人又为“郡县小吏”，因此时间、人名都明显与相如无关。束景南则认为相如乃文翁最早私自荐送受经，而不必等到文翁任蜀守时。相如东受七经一事，源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学”下索隐引秦密的“文翁遣相如受七经”一句注释，因此刘、束二位先生都认为此事发生在相如年少时。《史记》原文为：“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若依索隐，则相如东学七经，并慕蔺相如更名。考汉时七经，均不言蔺相如事。而十三经中与蔺相如相关的仅见于《大戴礼记·保傅》：“赵得蔺相如，而秦不敢出。”相如所慕蔺相如之事，当非源于七经。由此可见，其实索隐有误，“文翁遣相如受七经”并非是相如年少时，而是在景武之际文翁任蜀守时。
又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景帝中元六年(前144)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之后才有文君夜奔、当炉卖酒等故事；武帝建元三年(前138)九月开上林苑；之后武帝读相如赋而善之，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作《天子游猎赋》，武帝以之为郎；建元六年(前135)相如出使巴蜀。因此，相如东诣京师学习，当在景帝后元元年(前143)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之间。若依一年习一经，相如受文翁所遣东学七经最早不过景帝后元元年。学成归蜀最迟在建元四年(前137)，得仕武帝最迟在建元五年。
四、任孝文园令
据《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最后曾为孝文园令。元光六年(前129)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筰，虽然中途罢官，但又“复召为郎”，官职不变。中郎将一职，《索隐》引张揖曰：“秩四百石，五岁迁补大县令。”因此最迟在元朔五年(前124)相如官职当有所变动。又大县令一职，《汉书·百官公卿表》：“县令、长，皆秦官，掌治其县。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文园令，《索隐》引《百官志》：“陵园令，六百石，掌案行扫除。”《后汉书·百官志二》：“先帝陵，每陵园令各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守陵园，案行扫除。”二者禄秩相近，级别当同，故相如迁为文园令当在元朔五年。
[附录]司马相如生平大事年表
汉文帝十年(前170)辛未一岁
相如生于蜀郡成都，字长卿，小名犬子。
后元三年(前161)庚辰 十岁
既学，慕蔺相如为人，更名相如。
后元四年(前160)辛巳 十一岁
卓文君生于临邛。
景帝六年(前151)庚寅 二十岁
赀金为郎，事景帝为武骑常侍，秩六百石，常侍从皇帝，格猛兽。文君十岁。
景帝七年(前150)辛卯 二十一岁
冬十月，于京会梁孝王及门下邹阳、枚乘、庄忌，称病辞官，往梁国从孝王游。文君十一岁。
中元五年(前145)丙申 二十六岁
作《子虚之赋》(已佚)、《美人赋》(《艺文类聚》、《初学记》、《古文苑》引录)。文君十六岁。
中元六年(前144)丁酉 二十七岁
夏四月梁孝王逝后，相如归蜀。家贫，无以自业，往依友人临邛县令王吉。临邛富翁卓王孙之女文君新寡，相如心悦之，作《琴诗》(《史记》本传索隐引录，又《玉台新咏》)以挑之。文君夜亡奔相如，归成都。家徒四壁，赴临邛当炉卖酒。卓王孙耻之，予僮、钱及陪嫁财物。遂归成都，买田宅，为富人。文君十七岁。
后元元年(前143)戊戌 二十八岁
受文翁所遣，东诣京师，从博士受七经。文君十八岁。
武帝建元四年(前137)甲辰 三十四岁
学成归蜀。文君二十四岁。
建元五年(前136)乙巳 三十五岁
武帝读《子虚之赋》而善之，狗监杨得意趁势荐言相如。相如复返长安，乃作《天子游猎赋》(又名《上林子虚赋》，《史记》、《汉书》本传，《文选》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艺文类聚》)。武帝大悦，以相如为郎。文君二十五岁。相如离成都时，于升仙桥处题“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下”之语。
友人盛览问作赋之法，相如作《答盛览问作赋》(今残，《西京杂记》引录)答之。
建元六年(前135)丙午 三十六岁
秋八月，中郎将唐蒙通夜郎、焚中，征发甚多，激起巴蜀人民反对。武帝派遣相如前往巴蜀宣谕以安民心，作《喻巴蜀父老檄》(《史汜》、《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长安。文君二十六岁。
元光二年(前133)戊申 三十八岁
武帝亲近方士李少君。相如作《大人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二十八岁。
元光五年(前130)辛亥 四十一岁
秋七月乙巳，巫蛊事件，废陈皇后。八月相如作《长门赋》(《文选》、《艺文类聚》)。文君三十一岁。
元光六年(前129)壬子 四十二岁
邛、律奏请归附朝廷，武帝任命相如为中郎将出使邛、律，相如修桥造路，略定西南夷。相如在蜀受到阻难，作《难蜀父老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后因有人控告其出使时受贿，被免官。文君三十二岁。
元朔二年(前127)甲寅 四十四岁
复召为郎。文君三十四岁。
元朔三年(前126)乙卯 四十五岁
作《遗平陵侯书》(已佚)。文君三十五岁。
元朔四年(前125)丙辰 四十六岁
冬，武帝行幸甘泉。相如随往长杨狩猎，作《谏猎书》(《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还过宜春宫，见秦二世陵，作《哀秦二世赋》(《史记》、《汉书》本传，《艺文类聚》)。文君三十六岁。
元朔五年(前124)丁巳 四十七岁
为孝文园令。文君三十七岁。
元狩元年(前122)己未 四十九岁
冬十月，作《郊祀歌》数章(《汉书·礼乐志》)。
文君三十九岁。
元狩二年(前121)庚申 五十岁
因病免官，家居茂陵。欲聘茂陵人女为妾，文君作《白头吟》(已佚)，相如乃止，作《报卓文君书》(今残，严辑全文引录)。文君四十岁。
元狩五年(前118)癸亥 五十三岁卒于消渴疾。遗作《封禅文》(《史记》、《汉书》本传及《文选》、《艺文类聚》)。文君四十三岁，作《司马相如诔》(严辑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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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建国之后，北魏皇族接收了经学，其文士基本都有过习经的经历，有的甚至还获得了较高的经学修为。受经学影响，北魏皇族，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在赋文创作上，继承了儒家“以经世务”的精神；选材多以社会政治内容为主；语言质朴。
本文主要讨论北魏皇族对经学的接受及这种接受对其文学创作产生的影响。这个内容在北魏文学文化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迄今为止，未见专文讨论，故拟做一尝试。
一、北魏皇族对经学的接受
经学，就是儒学。汉代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之后，儒学在社会政治文化领域取得了至尊的地位，因此被称为经学。其后，汉脉相延，经学盛传不衰。
北魏，是拓跋鲜卑建立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拓跋鲜卑，本是一个“捕六畜，善驰走，逐水草的游牧部族，对经学一无所知，立国之后，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才开始正视经学，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经学教育。《魏书·儒林传》云：“太祖初定中原，虽日不暇给，始建都邑，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余人。天兴二年春，增国子太学生员至三千。……太宗世，改国子为中书学，立教授博士。世祖始光三年春，别起太学于城东，后征卢玄、高允等，而令州郡各举才学。……显祖天安初，诏立乡学，郡置博士……太和中，改中书学为国子学，建明堂辟雍，尊三老五更，……及迁都洛邑，诏立国子太学、四门小学。……世宗时，复诏营国学，树小学于四门，大选儒生，以为小学博士……神龟中，将立国学，诏以三品已上及五品清官之子以充生选。……正光二年，乃释奠于国学，……置国子生四十六人。……永熙中，复释莫于国学，……复置生七十二人。”拓跋氏的这些举措极大的推动了经学在北魏政权的广泛传播，“燕、齐、赵、魏之间，横经著录，不可胜数。大者千余人，小者犹数百。州举茂异，郡贡孝廉，对扬王庭，每年逾众。”
在推动经学广泛传播的同时，拓跋氏皇族内部对其成员的经学教育是极为重视的。梁越，新兴硕儒，“少而好学，博综经传，无何不通。”“太祖以……举动可则，拜上大夫，命授诸皇子经书”。卢酶，昌黎大儒。世祖监国，酶“以笃学博闻人授世祖经”。高允，出身勃海高氏，受“敕以经授恭宗”。李灵，出身世族，“以学优温谨，选授高宗经。董徵，顿丘大儒，年十七，师清河监伯阳，受《论语》、《毛诗》、《周易》，就河内高望崇受《周官》，后于博陵刘献之遍受诸经。数年之中，大义精练，讲授生徒。世宗时，受诏教授京兆、清河、广平、汝南四王经学”。刘兰，武邑人，受《春秋》、《诗》、《礼》于中山王保安，通《五经》，为儒者所宗，为中山王英所重，被英引入学馆，授其子熙、诱、略等”。《魏书·成阳王禧传》还记载文明太后曾诏令“别置馆，选忠信博闻”之儒，训教“皇子皇孙，……以匠成之。”为了加强对皇族成员的经学教育，太和中，孝文帝又在国都平城开皇子之学。因此，北魏时期，特别是文明太后主政之后，拓跋氏皇族，经学比较盛行，成员习经比较普遍，“知书者甚众”，很多还获得了较高的经学素养，这从《魏书》诸帝本纪及宗室诸王传中均可得到印证。元晖，太祖拓跋琏的祖父昭成皇帝之孙常山王遵之孙。《魏书》本传云：“晖颇爱文学，招集儒士崔鸿等撰录百家要事，以类相从，名为《科录》”。此处文学，即是经学。《汉书·西域传》颜师古注云：“为文学，谓学经书之人”。元鉴，太祖子河南王曜之曾孙。《魏书》本传云：“鉴，字绍达。少有父风，颇览书传。沉重少言，宽和好士。”传，即注释。《汉书·淮南衡山王传》颜师古注云：“传为解说之，若《毛诗传》。”赵翼《廿二史札记·各史例目异同》云：古书凡“解经者皆谓之传”。书传，史书一般指经传或包括经学著作在内的著作、典籍。《后汉书·杨震附子秉传》云：“秉字叔节，少传父业，兼明《京氏易》，博通书传，常隐居教授。”《后汉书·寒朗传》云：“寒朗，字伯奇，……好经学，博通书传，以《尚书》教授。”元昌，世祖子临淮王谭之孙。《魏书》本传云：“昌，字法显。好文学，居
父母丧，哀号孺慕，悲感行人。”这样的例子很多，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北魏皇族文学兴起较晚，“是从孝文帝朝才开始的，特别是迁洛之后才有的”。而正如上文所言，此时北魏皇族经学已经盛行。因此，北魏皇族文士，从出现的那一刻起，就深为经学熏染，基本都有过习经的经历，有的甚至还获得了较高的经学修为：
元志，太祖伯祖烈帝玄孙河间公齐之孙，“字猛略。少清辩强干，历览书传，颇有文才。”(《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
元或，元昌子，字文若，“少有才学，……少与从兄安丰王延明、中山王熙，并以宗室博古文学齐名，时人莫能定其优劣。”(《魏书·元或传》)
元修义，世祖子景穆皇帝孙，“字寿安。涉猎书传，颇有文才，为高祖所知。”(《魏书·元修义传》)
元澄，世祖子景穆皇帝孙，“音韵道雅，……以文见美”，常受命赋诗。经学修为较高，高祖迁洛之前，曾“亲习皇宗”，迁洛之后，拓跋氏“方隆礼教，宗室之范”，遂“每蒙委及，四门之选，负荷铨量。”(《魏书·元澄传》)
元顺，任城王元澄子，字子和。九岁师事乐安儒士陈丰，十六岁通《杜氏春秋》。有诗、赋、表、颂数十篇。(《魏书·元顺传》)
元熙，字真兴，好学，俊爽有文才，声著于世，为景穆孙中山王英子，与弟诱、略等具受学于儒士刘兰。(《魏书·元熙传》)
元延明，文成帝孙，袭父安丰王猛爵，博极群书，兼有文藻，所著诗赋赞颂铭诔三百余篇，与中山王熙弟临淮王或等，并以才学令望有名于世，具有较高的经学修养，曾受诏与当世硕儒崔光共定服制。(《魏书·元延明传》)
元勰，高祖弟，受封彭城王。敏而耽学，不舍昼夜，博综经史，雅好属文。(《魏书·元勰传》)
元愉，高祖子，受封京兆王，好文章，颇著诗赋，曾招四方儒学宾客严怀真等数十人，馆而礼之。(《魏书·元愉传》)
元怿，高祖子，受封清河王，幼而敏惠，博涉经史，兼综群言，有文才。(《魏书·元怿传》)
等等。至于像高祖这样的“锐情文学"之士，本身就是推动拓跋氏发展经学教育的代表人物，其经学修为就更不用说了。
二、经学对北魏皇族文学创作的影响
北魏皇族对经学的接受，对其文学创作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具体表现在：
在诗歌创作上，继承了儒家“诗言志”的传统。“诗言志”的说法最初见于《尚书》。《尚书·舜典》云：
帝日：“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舜典》系伪托，约成于战国之世”。因此，这种说法最早出现在战国。但在战国之前，“诗言志”作为一种认识就已经出现了，《诗经》中的很多作品，实际上就是作者的“言志”之作。后来，儒家接受这一认识，并把它发展成儒家最基本的文艺思想。《庄子·天下》云：“邹鲁之士，捂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荀子》的“诗言是，其志也”，《诗大序》的“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受这一思想影响，北魏皇族在从事诗歌创作时，也强调赋诗言志。《魏书·任城王云附子澄传》云：
时诏延四庙之子，下逮玄孙之胄，申宗宴于皇信堂，不以爵秩为列，悉序昭穆为次，用家人之礼。高祖日：“行礼已毕，欲令宗室各言其志，可率赋诗。”
“志”，指隋志”，包括“意”和“情”两层含义。“诗言志”被儒家接受之后，“志”开始被定义化，逐渐剥掉了“情”这层意思主要指“意”，即“意向、愿望、思想、怀抱，也就是被儒家伦理道德所规范的思想和意向。汪耀明在《西汉文学思想》中说：儒家“在论诗时，常常只说‘言志’而不直言‘抒情’。这是因为‘志’偏重于理智，是经过一定伦理道德规范的理性范畴，而‘情偏重于感情，是未经规范的自然本质，为了维护封建道德，巩固统治秩序，他们强调言志而不倡导抒情。”因此，“诗言志”，主要是以诗言儒家的伦理道德，言被儒家伦理道德所规范的思想和意向。北魏皇族的诗歌创作实践正是对这一思想的继承。高祖征沔汉时，飨侍臣于悬瓠方丈竹堂。座中，高祖歌日：“白日光天无不耀，江左一隅独未照。”彭城王勰续歌日：“愿从圣明兮登衡会，万国驰诚混江外”。君臣联诗表达了儒家的政治理想。孝明帝时，元叉专权，幽隔帝后母子，元熙起兵勤王，不果被杀，死前作《绝命诗》二首，其一云：“义实动君子。主辱死忠臣。何以明是节。将解七尺身。”表达了作为臣子至死忠君的仁义之节。
实际上，用诗来言儒家之志，已经成为北魏皇族诗歌创作的一条基本理念。《魏书·任城王云附子澄传》云：
车驾还洛，引见王公侍臣于清徽堂。高祖日：“此堂成来，未与王公行宴乐之礼。后东阁庑堂粗复始就，故今与诸贤欲无高而不升，无小而不入。”因之流化渠。高祖日：“此曲水者亦有其义，取乾道曲成，万物无滞。”次之洗烦池。高祖日：“此池中亦有嘉鱼。”澄日：“此所谓‘鱼在在藻，有颁其首’。”高祖曰：“且取‘王在灵沼，于初鱼跃’。”次之观德殿。……高祖曰：“光景垂落，朕同宗则有载考之义。卿等将出无远，何得默尔，不示德音。”即命黄门侍郎崔光、郭祚，通直郎邢峦、崔休等赋诗言志。
孝文帝要求崔光、郭祚、邢峦、崔休等赋诗以“示德音”就是很好的说明。
在赋文创作上，北魏皇族继承了儒家“以经世务”导言的精神。儒家通经的目的，“旨在致用”。因此儒士作文，一般“以‘治世’与‘痛世’为两个支撑点”，或谏或颂，所写的无外乎是“治世”之言或“痛世”之言”。北魏皇族的赋文创作继承了儒家这一传统。太和十八年十一月，孝文帝车驾幸邺，经比干之墓，作《吊殷比于墓文》。其序云：
唯皇构迁中之元载，岁御次乎阉茂，望舒会于星纪，十有四日，日唯甲申。子扬和淇右，蹀驷鄢西。指崧原而摇步，顺京途以启征。路历商区，辖届卫壤。泛目睇JlI，纵览观陆。遂傍睨古迹，游瞰曩风，睹殷比干之墓，恨然悼怀焉。乃命驭驻轮，荚骥躬瞩，荆朽荒朽，工为绵薨。而遗猷明密，事若对德。慨狂后之猖秽，伤贞臣之嫜节。聊兴其韵，贻吊云尔。
创作目的是“伤其忠而获戾”，感叹忠臣之不遇。
在北魏赋文创作中，就目前所见，最具代表性的当推元顺的《蝇赋》：
遐哉大道，廓矣洪氛。肇立秋夏，爰启冬春。既含育於万姓，又刍狗而不仁。随因缘以授体，齐美恶而无分。生兹秽类，靡益于人。名备群品，声损众伦。欹胫纤翼，紫首苍身。飞不能回，声若远闻。点缁成素，变白为黑。寡爱芳兰，偏贪秽食。集桓公之尸，居平叔之侧。乱呜鸡之响，毁皇宫之饰。习习户庭，营营榛棘。反覆往还，譬彼谗贼。肤受既通，谮润罔极。缉缉幡幡，交乱四国。于是妖姬进，邪士来，圣贤拥，忠孝摧。周昌拘于牖里，天乙囚于夏台。伯奇为之痛结，申生为之蒙灾。《鸱鹗》悲其室，《采葛》惧其怀。《小弁》陨其涕，灵均表其哀。自古明哲犹如此，何况中庸与凡才!若夫天生地养，各有所亲。兽必依地，鸟亦凭云。或来仪以呈祉，或自扰而见文。或负图而归德，或衔书以告真。或天胎而奉味，或残躯以献珍。或主皮而兴礼，或牢豢以供神。虽死生之异质，俱有益于国人。非如苍蝇之无用，唯构乱于蒸民。
时灵太后当权，近小专政，贤士屈沉，朝纲开始紊乱。在赋文中，作者以蝇作比，形象的揭露了“妖姬进，邪士来，圣贤拥，忠孝摧”的社会现实，指斥了“妖姬”“邪士”们“构乱于蒸民”罪恶行径。
在选材上，北魏皇族诗文多以社会政治内容为主。文章的选材是为主题思想的表达服务。如上文所言，儒家诗文是用来传递儒家之志，以经世务的。因此，儒家文学多以社会政治内容为主。受儒家影响，北魏皇族诗文，在选材上，当然也就以社会政治生活为主。除了社会政治生活，北魏皇族诗文基本没有吟风弄月、写景之作，这从上引诸文就可得到印证。
在语言风格上，北魏皇族文学主要以质朴为特点。儒家认为，文是用来传道的，“因事为文，文章的写作，要“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孟子·万章章句上》)。因此，儒家为文多求实用，不假雕饰。受这一思想影响，北魏皇族文学，在写作上多用白描，语言风格质朴无华，这从上引诸文就可得到印证。孝文帝在诏书中一再强调文章要“务令辞无烦华，理从简实”，实际上正是北魏皇族一贯追求这种语言风格的具体体现。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帝国主义；强健的基督教；共谋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142(2012)01-0103-06
从西方文学传统来看，历险小说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至荷马史诗。《奥德赛》中的海上历险、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后世西方文学影响深远。而中世纪流行的骑士传奇则继承了古典文学传统，又糅进了基督教的种种观念。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英国历险小说则始于18世纪作家丹尼尔・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这部小说一般被认为是英国文学史上第一部小说，标志着英国18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兴起。同时这也是英国历险小说的开山之作，为后来英国所有历险小说提供了一个优秀的范本。它包含了后来英国历险小说中的所有主要元素：异域风情、财富、不开化的土人、白人用现代技术(火枪)加上语言和宗教对土人的控制，等等。此后，历险小说作为一种文学样式在英国文学传统中一直绵延不绝，经过与19世纪初司各特开创的历史小说的汇流，终于在维多利亚时代(1830-1901)蔚为大观。尽管当时狄更斯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占据主导地位，但历险小说同样很受欢迎。它们以喜欢冒险的英国青少年为主要读者群体，数量巨大。除了出版单行本外，还有很多历险小说发表在当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青少年报纸上，在英国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英国学者艾勒克・博埃默指出，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典型的两大文类是三卷本小说和历险小说。
维多利亚时代的历险小说有其自身特色。尽管在维多利亚时代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历险小说家写下的作品背景不同，情节各异，但它们都明确宣扬探险精神、对土人的开化和对财富的攫取，有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里的这种帝国意识与当时英国的殖民开拓遥相呼应，紧密相连。同时，这些历险小说与其他文化文本相互指涉、相互复制，确立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牢固的帝国意识。其结果就是英国人的“自我”与殖民地“他者”对立身份的确立和统治剥削弱小民族的合法性的证明。所有这些都印证了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在其名著《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关于文化与帝国主义之间有着一种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共谋关系的论断。
一、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大英帝国的形成及普通民众帝国意识的勃兴
一般来说，“帝国主义”指“通过殖民开拓、使用武力或其他方法来增加一个国家的权力和影响的政策”。萨义德指出“帝国主义”总是和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他还引用了其他学者的话说：“帝国是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政治社会的有效的政治。这种控制可以通过强力、政治合作、经济、社会或文化依赖来取得。帝国主义不过是建立或保持帝国的政策或过程。”。据此而论，则英国的帝国主义历史实际上源远流长。即使不算历史上英格兰对苏格兰和威尔士的征服，英国的殖民争霸也可以追溯到17世纪后期的“光荣革命”时期。但是，大英帝国的真正形成是在19世纪，特别是维多利亚时代。随着19世纪初对拿破仑战争的胜利，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获取了许多新的殖民地和战略据点。19世纪中叶英帝国的领土扩张有所缓和。在这个时期不少英国人信奉“自由帝国主义”理论，认为英国不需保留一个正式的帝国，而应该凭借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和海上霸权来控制全世界的贸易。但其凭借海军的力量控制海洋，强制推行“自由贸易”，迫使全世界为英国的商品打开门户的“炮舰政策”，仍旧是典型的帝国主义做法。到了19世纪70年代，随着英国失去它在世界工业方面的垄断地位和德国、美国、俄国等列强的崛起，“自由帝国主义”理论受到挑战。英帝国重新开始大规模军事扩张。除了进一步加强对印度等原有殖民地的控制外，大英帝国又以非洲为重点，与其他欧洲列强展开了激烈的殖民争夺。到了1897年，即维多利亚女王即位60周年时，英国实际统治的区域已比她刚登基时扩大了四倍，占有全球四分之一的土地。此时的英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大英帝国的迅速扩张极大地激发了英国公众的民族自豪感，使得当时的英国弥漫着一种普遍的帝国主义情绪。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这种情绪表现为一种理想化的种族主义思想，认为这些殖民地本是野蛮原始之地，那些土著则懒惰、无知、野蛮，没有任何文明可言，英国的殖民扩张是给贫穷无助的殖民地土著带去文明和繁荣。而英国国教福音派思想和“自由帝国主义”的风行又使得许多英国人关注殖民地的财富、贸易和对殖民地的文明教化。譬如，号称“维多利亚时代的圣哲”的思想家托马斯・卡莱尔曾经这样描写英国殖民地西印度群岛：“欧洲白人三个世纪前第一次发现这些岛屿。在此之前的无数时代里这些岛屿出产更多的是丛林、毒蛇、痢疾和野蛮习俗，那些美妙的肉桂、糖、咖啡、胡椒等都在那里沉睡着，等着那些有魔法的白人对它们说，醒来吧!”。此外，卡莱尔还在其《黑鬼问题》(1849)中将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描写成贪婪而懒惰的种族，并主张将其作为奴隶。卡莱尔的这种思想影响了当时英国大众心目中的黑人和其他殖民地民族形象。卡莱尔思想的追随者、思想家罗斯金也宣称：“英格兰的命运就在于统治。她将把爱和光荣的火焰带到世界最遥远的角落”，因此英国应该“以最快的速度从最遥远的地方为自己获取殖民地”。与此同时，当时的英国人对于殖民地带给他们的巨大利益也直言不讳。他们承认大英帝国在给地球上各个黑暗的角落带去文明的同时也带回了巨大的财富。在他们看来，这是殖民者的努力应得的报偿。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自由帝国主义逐渐让位于军事帝国主义，福音派的宗教热情也逐渐退潮，英国的民众更加世俗而功利。种族主义依旧盛行，但英国的海外扩张已脱去了教化殖民地土著、给世界其他地方带去文明的虚伪外衣，变成裸的土地占有和财富掠夺。而英雄崇拜、“超人”理论、社会达尔文主义等理论的风行又使得普通民众认可英国对弱小民族的殖民掠夺。一句话，帝国主义已经成为英国朝野上下的一种共识。评论家麦肯齐就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后期的英国，帝国主义已演变成一种爱国主义，打破了阶级和党派的界限，将英国凝聚成一个整体。
维多利亚时代的青少年也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对大英帝国充满兴趣。从充满殖民主义色彩的中学教育中，很多青少年就已经清楚，离开学校后他们要和帝国的殖民地直接打交道――他们要去“富裕的殖民地”里去做生意发财、要到驻扎在各
殖民地的英国军队里服役，或者到那儿的殖民政府里做公务人员，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当时那种帝国主义式的爱国主义对于青少年尤其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他们成立各种青少年团体(如“青少年旅”、“少年侦察兵”等)，热衷于各种战斗的游戏、阅读殖民征服和帝国英雄的冒险故事、陶醉于帝国的辉煌战功。曾做过工党政府首相的阿特利1960年在牛津的一次演讲中回顾了自己少时对于英帝国的狂热和迷恋，名作家乔治・奥威尔也在其著作《狮子与独角兽》中回忆了自己少时那种狂热的帝国主义式爱国主义情绪：他七岁就加入海军联盟，整日穿一套水手服，帽子上还印着“无敌”的字样。
二、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的繁荣
自18世纪末以来，英国各地主日学校纷纷兴起，少年儿童的阅读能力大大加强，迅速成为书刊消费市场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19世纪初，随着大英帝国的崛起，英国普通大众渴望了解帝国海外殖民地的情形，而青少年读者尤其对英国的海外殖民和开拓历险热情高涨。书刊市场为了迎合读者的心理，推出大量海外历险小说。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逐渐发展成熟。这其中弗雷德里克・马里亚特上校(1792-1848)功不可没。马里亚特是一位英国海军军官，退役后专事写作，成功地创作了《海军军官》(1829)、《海军候补生伊赛先生》(1836)、《加拿大移民》(1844)等20余部历险小说作品，被认为是首位专为少年儿童写历险小说的作家。。其名作《加拿大移民》讲述了坎贝尔一家因为遭遇变故，举家移民前往加拿大，战胜莽莽森林里的种种艰险，家道逐渐兴旺，又返回英国的故事，具有当时历险小说的各种主要元素。马里亚特的成功使不少作家群起仿效。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中期，英国政府取消了报纸印花税(1855)、纸张税(1861)，降低了书刊的出版发行成本，大量廉价的书刊纷纷涌现，使得当时英国社会的工人阶层等下等阶层也有能力成为书刊的消费者。这一切都促成了大众读者群的扩大和书刊市场的繁荣。这个时期杰出的历险小说作家有托马斯・里德(1818-1883)、罗伯特・巴兰坦(1832-1902)、威廉・金斯顿(1814-1880)等。里德出生神职人员之家，一生共创作历险小说60余部，著名的有《猎头皮的人》(1851)、《白人领袖》(1855)、《混血儿》(1856)、《无头骑士》(1866)等。里德的历险小说情节惊险曲折、人物刻画生动、富于异域风光，深受读者喜爱。其《猎头皮的人》据说总共卖出了一百万册，可见其受欢迎的程度。不过一般认为其最杰出的作品还是《无头骑士》。巴兰坦是19世纪英国造诣最高的历险小说作家之一。他创作了100多部作品，其中最著名的是《珊瑚岛》(1857)，叙述三个少年因遭船难流落到南太平洋一个小岛上，寻找食物并与海盗、食人生番等搏斗的冒险经历。故事于惊险中不乏幽默，三个少年又各具个性，使得小说一出版就风行一时。20世纪中期著名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诺贝尔奖获奖作品、寓言小说《蝇王》(1954)就是以《珊瑚岛》为蓝本，反其意而写的。当时同样写少年历险而深受欢迎的小说家还有金斯顿。这也是位高产作家，一生创作了170多部作品。他的《捕鲸手彼得》(1851)描写15岁的少年彼得・莱福罗伊的海上历险，情节曲折、扣人心弦。他的叙述三个海军学校见习生在世界各地的历险经历的《三个海军士官生》(1873)系列作品也同样广受欢迎。
进入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历险小说的创作迎来新的高峰。1870年，英国颁布初等教育法案，实行初等教育普及化。1871年英国本土文学被纳入小学教学计划。这是1859年始于伦敦大学的英国文学学科化过程中的一个事件，标志着英国社会对文学――特别是文学作品的教化作用――的重视。在客观上这些措施使得历险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成为深受读者大众欢迎的文学样式。大量面对青少年的报刊纷纷涌现，如1879年由宗教书册协会发行的《少年自己的报纸》等。这些青少年报刊刊登大量历险故事，对历险小说的创作起到了推动作用。这个时期的历险小说名家有G.A.亨蒂(1832-1902)、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1850-1894)、拉伊德・哈格德(1856-1925)等。G.A.亨蒂是19世纪后期英国最多产的历险小说作家，总共写了80多部历险小说。其《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1884)、《杰克・阿切尔：克里米亚故事》(1883)、《与布勒尔在纳塔尔：生为领袖》(1901)等都极受青少年读者欢迎。据记载，1890年代初期亨蒂的作品每年在英国本土要卖出15万册，在加拿大和美国要卖出两万五千册到五万册。有一段时间亨蒂甚至雇了一个秘书班子帮助他进行商品流水线式的创作。亨蒂的作品往往以十五六岁的少年为主人公，宣扬英雄主义和男子汉气概，但有浓厚的种族主义意味，对维多利亚晚期英国社会的殖民主义态度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拉伊德・哈格德的作品的主人公大都为成人。他的《所罗门王的宝藏》(1885)、《艾伦・奎特曼》(1887)、《她》(1887)等都是极受欢迎的名篇。哈格德的小说经常以非洲腹地传说中的土著王国为背景描写英国人的奇异探险，带有浓厚的殖民主义色彩和异国风情。譬如，《所罗门王的宝藏》就以19世纪后期在西方广为流传的“所罗门王的矿场”的传说为背景，叙述了几个英国人深入南非腹地一个土著王国，卷入其中的王位争夺，最终扶正却邪、帮助当地恢复了秩序和安宁，也找到了传说中的宝藏，为自己赢得财富的故事。
在英国19世纪后期的历险小说作家中，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独具一格。他在创作中继承了司格特的风格，写下了《宝岛》(1883)、《诱拐》(1886)、《黑箭》(1888)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宝岛》以少年吉姆・霍金斯自述的口气，叙述了一个海岛寻宝的故事。小说构思巧妙、情节曲折、想象丰富、气氛神秘而又浪漫，曾被誉为继《鲁滨逊漂流记》之后最伟大的冒险故事。而且作品在人物塑造上摆脱了从前历险小说中的条条框框和说教色彩，人物形象不再善恶分明，而是各具特点，血肉丰满，使《宝岛》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此外，《宝岛》中也有对人性善恶二重性的思考。这些都标志着历险小说在19世纪末向成人读者以及严肃小说的转变。类似的作品还有英国首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鲁德亚德・吉卜林(1865-1936)的中篇名作《想当国王的人》(1888)。小说叙述了两个英国冒险家深入阿富汗腹地、企图成就自己的“帝国”事业的故事。而小说中叙述人“我”一直以冷漠的态度对待两个冒险家的“帝国”事业，这一点有别于当时一般历险小说作家对帝国主义的狂热。因此不少评论家都将这篇故事视为吉卜林针对大英帝国的寓言。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基姆》(1901)也可作如是观。而同时期约瑟夫・康拉德的《黑暗的心脏》(1902)和《吉姆老爷》(1900)虽
然也可视为历险小说，但小说中对人性和道德的严肃探索，已远超出一般历险小说中的道德说教，使其跻身于文学名篇之列。进入20世纪后随着社会历史环境的变化，英国历险小说也开始分化融合，有的与严肃小说合流，逐渐呈现出与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完全不同的特征。
三、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的帝国意识
前文说过，英国维多利亚时代的历险小说可以溯源于18世纪笛福的《鲁宾逊漂流记》和19世纪初瓦尔特・司各特的作品。笛福和司各特分别代表着新兴的资产阶级冒险精神和古老的贵族尚武风气。这两种价值观念加上英国国教福音派的信条，就形成了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最流行的价值理念“强健的基督教”(MuscularChristianity)。这种价值观念不仅强调基督教绅士的种种美德，还推崇富有侵略性的“男子汉气概”。当时的名作家托马斯・休斯的话便明确地指出了这一点：“最差劲的强健基督徒也能拥有那古老的骑士和基督徒的信条，那就是，一个人的身体是给他来训练控制，然后用来保护弱小，推进所有正义事业，征服上帝赐予人子的土地”。这段宗教气息浓厚的话语中有明显的帝国主义意识。而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强健的基督徒”。连《珊瑚岛》、《捕鲸手彼得》、《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宝岛》等小说中的普通少年也是如此。譬如，《珊瑚岛》中的叙述人拉尔夫小小年纪就决心闯荡世界，显示出男子汉的本色，同时他又答应母亲每天做祷告，读《圣经》，表现出基督徒的虔诚。而亨蒂的《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中对主人公查理・马里亚特的描写更是强调其擅长多种体育运动，体格强健，同时诚实守信、重荣誉、有男子汉气质。特别是这些历险小说中经常有“强健的基督徒”救助土著女性的情节，显示出古老的基督教骑士遗风。譬如，《加拿大移民》中亨利、阿尔弗雷德救助因受伤被族人抛弃在雪地里的印第安妇女，《所罗门王的宝藏》中几个英国人救出被残暴的土著国王特瓦拉献作人牲的土著姑娘，《珊瑚岛》中的传教士和几个英国少年甚至准备为救土著姑娘阿瓦蒂而献出自己的生命。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些白人是优秀的“基督教绅士”，文明和教化的代表，其中蕴含着明显的殖民主义潜台词。
如果说历险小说中的白人都是“基督教绅士”，那么与之对立的土著则是典型的“他者”形象：邪恶、残忍、无知、崇拜偶像，杀人如草芥，尤其不重视妇女的生命。《珊瑚岛》中的南太平洋诸岛土著不仅嗜杀吃人，还搞偶像崇拜，杀婴儿祭邪神、用活人殉葬等。《所罗门王的宝藏》、《艾伦・奎特曼》、《加拿大移民》、《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等也用相同的笔调描述了非洲、美洲和印度土著民族。历险小说中这种对英国人的美化和对土著民族的类型化负面描写实际上为英国殖民者提供了殖民冒险和掠夺的心理和理论依据，实际上起到了一种帝国主义文化宣传的作用。
但是，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中的帝国主义思想在不同的时期也呈现出不同的特色。在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福音派教会影响很大，重视道德教诲和基督教的传播。而当时许多英国人信奉自由帝国主义思想，重视自由贸易，对于殖民扩张并不非常热心。因此这个时期的历险小说较少描写对海岛土著、印第安人等的殖民征服，而大多记叙海上历险和贸易，以及对土人的教化，宣扬坚强勇敢、虔诚守信等品格，说教气息很浓。比如马里亚特的名作《加拿大移民》(1844)就具有上述特点。尤其是书中无处不在的基督教说教(包括设法感化印第安人皈依基督教)具有浓厚的福音教特征。R.M.巴兰坦的名作《珊瑚岛》更是体现了维多利亚时代早期和中期的帝国意识。书中遭遇沉船事故的三位英国少年凭借其勇敢、智慧和现代文明，逐渐将物产丰富的南太平洋诸岛变为乐园，同时努力传播福音，开化南太平洋诸岛土著。故事结尾，南太平洋诸岛都成了基督教的领地，而几个少年也带着土著们的丰厚馈赠返回故乡。这个结尾体现了英国维多利亚时代中期重视贸易和福音传播的特点，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后期，英国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与欧洲列强进行新一轮的殖民争霸。原先在英国风行的自由帝国主义思想开始转变为军事帝国主义，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思潮则将殖民掠夺合法化。与此同时，早期福音派的宗教虔诚也逐渐消褪，整个社会的世俗化倾向日趋明显。在历险小说的创作中殖民征服、军事干涉也代替了以前的宗教说教。这一时期的小说以G.A.亨蒂、哈格德的小说为代表。亨蒂的《杰克・阿切尔：克里米亚故事》(1883)、《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1884)、《与布勒尔在纳塔尔：生为领袖》(1901)等都描写了英国在全球范围内的殖民争霸，在颂扬殖民英雄的同时也以自豪的口吻描述了大英帝国对殖民地的土地占有和财产掠夺。譬如，《与克拉夫在印度：帝国的开端》中就并没有什么宗教和道德说教，而是通篇都在津津有味地描述英国如何与法国在印度进行残酷的殖民争夺，最终将法国人赶出印度。同时小说也反复谈到英军各级军官们如何从殖民战争和与土著国王的交易中发了大财。小说主人公查理・马里亚特指出打仗比做生意赚钱更快，而其漂亮富有的妹妹则公开宣称只嫁男子汉。在这里我们看不见早期历险小说中文明的英国人教化野蛮愚昧的土著，并为之做出自我牺牲的情节，只看到男子汉气概与财富、美貌间的联系，其中透出裸的帝国主义征服与殖民掠夺的贪欲。但这类作品却极受当时青少年读者欢迎，反映了年轻读者们思想的变化。哈格德的《所罗门王的宝藏》中的几个英国人也在南非依靠现代知识和武器颠覆了土著王国，并为自己掠取了大量的钻石。而在此书的姊妹篇《艾伦・奎特曼》中这几个英国人又到了另外一个非洲土著王国。这一次他们中的柯蒂斯则老实不客气地登上了该国的王位，暴露出殖民者的本色。
需要指出的是，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作家在创作时并不十分关注历史事实。譬如，著名的历险小说作家罗伯特・莱顿(1822-1869)创作历险小说数十部，十分受欢迎。但他本人却从未离开过位于伦敦郊区的家。其小说中的背景知识和地方色彩都来自其社区图书馆的各种报刊。而G.A.亨蒂以近代英国历史作为创作背景，被称为“少年自己的历史学家”。但有学者指出，他的小说中充满了史实的谬误和偏见，他参考的历史书籍即使按照当时标准来看也充满了偏见。至于哈格德等人的创作更是充满了荒诞不经的想象。而他们的作品都极受当时的读者欢迎，并对他们的价值观、世界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都说明了帝国意识与维多利亚时代历险小说间的相互影响。
四、结语
[关键词]两汉 经学 家学 地位和影响
在汉代“家”,有两种含义;第一种意思是,《汉书》言诸《易》家说,皆祖田河、杨叔、丁将军;第二种意思是“家世传业”,如桥仁的《礼》、欧阳氏的《书》。本文所论即“家世传业”意义之家学。
家学顾名思义乃家传之学,又称“家业”,传家世袭的学业才称得上家学。汉武帝以后,在“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的影响下,汉朝的学校教育得到普遍发展,再加上以“经学取士”为重要内容的选官制度的确立,两汉家学也得以蓬勃发展。主要根据两《汉书》,并参考《八家后汉书辑注》、《两汉三国学案》等其它史料,笔者经过粗略统计,发现明确表述有家学情况的经学世家约有百家之多。
家学是两汉经学内容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亦是两汉经学史上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家学所传习的内容也很宽泛,并不是仅仅局限于经学范畴。他们或者子承父业世代相传、家业不断,如孔氏之学;或者族内相承以传其学,如大、小夏侯之学;或者如睢孟授业其姊子颜安乐以传其学。虽然情形各有不同,但他们父以传子,师以传弟,并且开门授徒,为两汉经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汉书•儒林传》中记载“某氏之学”亦是从家学的角度展示了两汉经学的发展,如治《尚书》的“欧阳氏学”,治《诗》的“韦氏学”,治《礼》的“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治《春秋》的“尹氏学”等。
家学通过父子相传,世代承袭的方式,不仅在两汉学术而且在政治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这些经学之家是汉代文化的重要传承者,对两汉经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另一方面,家世经学常常形成累世公卿,这些由家学而致仕的势力也是构成两汉时期国家政权的基础之一。家学中多是名儒硕士,且常常担任重要官职,积极地参政议政。尤其是世代传经、地位显赫的经学世家,他们或代为帝师,或世居显位,不仅是发展两汉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力量,也是当世国家政治力量的组成部分。
一、家学首先影响汉代统治阶级的教育
两汉许多帝王都贯通五经,尊师崇儒,许多诸侯王和皇室子弟也都养成了崇儒好学的风气。他们学识品行的养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臣教育的影响。家学中因传经学而至仕的比例很大,有的甚至累世儒官,其中又有不少担任帝师或者太子太傅。他们或亲自执讲,或开办学校,在其倡导下,兴学重教也成为评价官吏政绩的一个重要标准。
1.家学首先直接影响汉代帝王,影响最高统治者的文化取向、价值观念等,由此有力地促进了家学本身及两汉经学的发展。
家学中多有为帝王师者,西汉后期时韦贤、韦玄成及其兄子韦赏皆以《鲁诗》显贵。韦贤为人质朴少欲,笃志于学,兼通《诗》、《书》,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曾教授昭帝《诗》;玄成兄子韦赏以《诗》授哀帝,至大司马车骑将军。韦氏家族如此显赫,以致邹鲁一带人皆以经书贵于黄金。高诩的祖父嘉,以《鲁诗》授元帝;伏理以《诗》授成帝;孔霸则以帝师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
东汉时明帝以下五从桓氏受《欧阳尚书》。桓荣之子桓郁授章帝、和帝,郁子桓焉则授安帝、顺帝,都深受恩宠,声名显赫。桓氏门徒身居高位者亦众,像丁鸿、杨震、朱宠、黄琼以及杨震之子杨秉、孙杨赐,都曾位至三公。另外,包福亦以《论语》入授和帝。
在汉代隆儒的氛围中,再加上家学的影响,帝王多养成崇儒好学的风气。元帝“柔仁好儒”,即位之后又制诏御史:“国之将兴,尊师而重傅”;光武帝“爱好经书,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遗”;明帝曾“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缙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章帝也“降义好儒”。直到东汉末,汉献帝亦好文学。统治者有如此崇儒好学的风气,也必然有助于经学的发展和家学的繁荣。
东汉时期的君主教育内容几乎成了清一色的儒家经学,这既是儒学得以独尊的有力保证,也是家学和经学教育得以兴盛的巨大动力。一方面经学给统治者提供了维护统治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皇帝好儒,创设太学,主持召开经学会议,也是经学得以昌盛的政治保障,从而刺激家学的发展。
2.家学影响皇太子和诸侯王的教育。
皇太子是国家的储君,为保证其能继承大统,特设师傅之官,其制殷周既已有之。在两汉,太子的教育同样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贾谊认为“天下之命,县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是故为太子选傅应该受到重视,所谓“选左右,早谕教最急”。他还认为教导太子与治国有很大的关系:“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
家学中任太子太傅或者少傅者甚多,他们直接影响着太子的受教育。
西汉武帝以前,为太子太傅者,除叔孙通为文学博士外,其他或者如石奋“无文学”,或者如卫绾“以戏车为郎”。汉宣帝以后,太子师傅一职人选由“忠厚恭谨”型转变为“明经笃行”型。这期间担任太子师傅的人中,除张谭因“廉洁节俭”见称外,其余都是由知识渊博的经学硕儒担任。他们或者是专通一经,或者是他兼通它经,不仅起着辅助、保翼的作用,还起着教师的作用。西汉家学中曾任太子太傅的有治《鲁诗》的韦玄成、治欧阳《尚书》的林尊、治《尚书》的夏侯始昌。另有治梁丘《易》的张兴、治严氏《公羊春秋》的甄宇、和冯谭三人曾拜太子少傅。
东汉时期,为了防范太子与师傅结合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团,进而威胁皇权,太子太傅、少傅之职虽然保留,但是名存实亡。这个时期的君主教育一变而为侍讲制,由朝廷大臣入禁中在皇帝或太子面前讲经授课。其实侍讲现象西汉时期已出现,例如张霸宣帝时为大中大夫,以选授皇太子经,迁詹事,任高密相。东汉期间家学中为太子侍讲者更为普遍。如包咸习《鲁诗》、《论语》,建武中,入授皇太子《论语》;光武帝以欧阳学者桓荣为太子(明帝)师;刘昆,光武帝时入授皇太子及诸王小侯五十余人;张以《尚书》教授,入授皇太子;欧阳地余长宾以太子中庶子授太子;杨震桓帝时以明《尚书》征入劝讲。
二、家学是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
汉武帝时兴太学,此后官学在国家教育中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私学并未因此停顿,反而在官学的影响下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且与之相辅相成,促进了经学的广泛传播。而且在汉代“以经治国”政策的引导下,私学的教学内容逐渐集中到经学上。另一方面,尽管博士弟子、郡国生徒员额不断增加,但是仅靠官学难以满足众多求学者的要求,全国大部分教育工作仍要由私学来承担。作为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家学的影响和作用自然不可轻视。
汉代私人讲学的事例不胜枚举,读书人学成即授徒相当普遍。西汉末时大师弟子众至数千人,东汉时期尤盛。家学中约有四分之一的学者从事私学教授活动,他们或开门授讲,或声称著闻、学者争相归之,或隐居教授,所授学生常数百人至千人,著录弟子多至千人乃至万人,有力地促进经学的广泛传播,也为私学教育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与之同时,私学的兴盛也直接使汉代家学大批成长。
以下胪列各经家学中私学教育的大致情况。
《诗》家学:薛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后汉书•儒林列传》);鲁恭及其弟“习《鲁诗》,闭讲诵,绝人间事。兄弟俱为诸儒所称,学士争归之”(《后汉书•鲁恭传》);伏湛“少传父业,教授数百人”;伏恭为常山太守期间,“敦修学校,教授不辍,由是北州多为伏氏学”(《后汉书•儒林列传》);夏恭“习《韩诗》、孟氏《易》,讲授门徒常千余”(《后汉书•文苑列传•夏恭传》)。
《书》家学:桓郁传父业,“以《尚书》教授,门徒常数百人”(《后汉书•桓荣传》);济阴曹曾从欧阳歙受《尚书》,门徒三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牟纡,以隐居教授,门生千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季彦守其家业,门徒数百人(《后汉书•儒林列传》)。
《礼》家学:褒少笃志,结发传充业,博雅疏通,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后汉书•曹褒传》)。
《易》家学:刘轶传父业,门徒亦盛(《后汉书•儒林列传•刘昆传》);张兴“显宗数访问经术,既而声称著闻。弟子自至者,著录且万人”(《后汉书•儒林列传•张兴传》);郎“少传父业,兼明经典,隐居海畔,延致学徒常数百人”(《后汉书•郎传》)。
《春秋》家学:甄宇“习严氏《春秋》,教授常数百人”,其孙“承尤笃学,未常视家事,讲授尝数百人”,诸儒以承三世传业,莫不归服之。(《后汉书•儒林列传》)张霸七岁通《春秋》,后就长水校尉樊受严氏《公羊春秋》,博览五经,诸生孙林、刘固、着等慕之,各市宅其傍,以就学焉,其子楷,通严氏《春秋》、《古文尚书》,门徒常百人。(《后汉书•张霸传》)
家学中有的学者一面做官,一面收徒讲学。韦贤在担任博士给事中的同时,“以《诗》教授,号称邹鲁大儒”。有的经学大师,去官还家后,授徒讲学,如马融桓帝时去官,“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数千”。
值得注意的是,汉代地方官学由于政治、经济及战乱的影响,时有停置。东汉章帝以后,由于政治原因,太学曾一度衰落。安帝揽政后,薄于艺文,以致“博士倚席不讲,朋徒相视怠散,学舍颓敝,鞠为园蔬。牧儿荛竖,至于薪刈其下”。但是治学的儒者并不受外界环境的干扰,即使在战乱中也传业不息,讲学不辍。如伏湛在王莽乱世仍坚持讲学,“时仓卒兵起,天下惊扰,而湛独晏然,教授不废”。又如传欧阳《尚书》的桓荣,在王莽衰败,天下大乱的时候,“抱其经书与弟子逃匿山谷。虽常饥困,而讲论不辍”。更有一些名儒大师在王莽朝时选择了隐居教授。在官学荒废的时候,这些一心向学的儒者对维系两汉经学的发展和教育的延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学中亦有开办学校者。伏恭为常山太守时,就曾“敦修学校”;好经书、通《诗》和《礼》的宋均,“至二十余,调补辰阳长。其俗少学者而信巫鬼,均为立学校,禁绝淫祀”。能有此举措者虽为少数,但是他们在扩大教育规模、更广泛传播儒家经学上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
三、家学是传播自然科学的支柱力量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私学的内容十分宽泛。当然经学是私学教育的最主要内容。今文经学有“通经致仕”的作用,因而是私学的教授科目;古文经学则对于匡正今文经学错漏弊端有积极作用,一些学者出于学术目的也私授古文经学科目。另外,私学还讲授《论语》、《孝经》、《老子》等。
汉代兴办官学,无论中央太学,还是郡国学校,都是以教授经学为主,其他学问,特别是自然科学,则主要靠私学教授。家学作为私学教育的一种特殊形式,自然而然成为传播自然科学的支柱力量。自然科学也就成了家学所传习的除经学之外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涉及天文、医学、数学、律法等广泛领域。如刘歆继承父业,从小对“数术、方技无所不究”;楼护的父亲为世医,“护少随父为医长安,出入贵戚家。护诵医经、本草、方术数十万言,长者咸爱重之”。世明法律的颖川郭氏则更为引人注目,据《汉书•郭陈列传》所载:郭躬家世掌法,其父郭弘,习《小杜律》,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躬中子,“亦明法律,至南阳太守,政有明迹”;躬弟子镇,“少修家业,辟太尉府,再迁,延光中为尚书”;镇子祯,“亦以能法律至廷尉”;镇弟子僖,“少明习家业,兼好儒学,有名誉,延熹中亦为廷尉”;郭氏自弘以后,数世皆传法律,子孙至公者一人、廷尉七人,为官者甚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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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三中考历史复习提纲（中国古代史部分）
1、识记：元谋人、北京人的文化遗存。
1）云南的元谋人距今约170万年，是目前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
2）北京人距今约70万—20万年，生活在北京周口店一带，是我国最具有代表性的原始人群。保留猿的体质特征，直立行走，能够用手制造和使用工具从事劳动，会使用天然火，过群居生活。
2、知道炎帝、黄帝和尧、舜、禹的传说。
1）炎帝：传说中，黄河流域部落联盟首领，号称神农氏，是中华原始农业和医药学的创始人。2）黄帝：传说中，黄河流域部落联盟首领，被认为是中华文明的创始人。3）炎帝和黄帝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4）尧、舜、禹先后成为黄河流域部落联盟首领，尧、舜通过“禅让制”推举继承人；禹是治水英雄。
3、知道夏朝建立的史实：约公元前2070年，禹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国家——夏朝，定都阳城。禹死后，儿子启继承父位，王位世袭制代替禅让制。
4、通过商鞅变法，认识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
史实：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开始变法，主要内容：1）编制户口，加强刑罚；2）奖励生产；3）奖励军工；4）承认土地私有；5）推行县制；6）统一度量衡。
作用：经过变法，秦国富强起来，国力大增，为以后兼并六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5、知道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9年夏，陈胜和吴广率众在大泽乡起义。起义失败，但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沉重打击了秦朝的残暴统治。
6、张骞通西域的史实。公元前138年和公元前119年，汉武帝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作用：开辟了通往西域的道路，加强了汉朝与西域各国的联系。
7、认识丝绸之路在中外交流中的作用。
丝绸之路是一条横穿欧亚大陆的著名古代陆上商贸通道，从长安经河西走廊、今新疆地区，通往中亚、西亚，直到欧洲。作用：丝绸之路是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桥梁，有力地促进了中西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了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友谊，对促成汉朝的兴盛产生了积极的作用。这条丝绸之路，至今仍是中西交往的一条重要通道，在我国当今的对外经济文化交流中仍然发挥着重大作用。
8、了解秦兼并六国的史实，探讨统一国家建立的意义。
史实：公元前230——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建立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国家。意义：秦的统一，结束了春秋战国以来诸国长期割据争战的局面，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开创了统一的新局面，顺应了历史潮流，有利于当时人民安居乐业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符合广大人民的愿望，对历史发展起了促进作用；秦的统一，为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统一的趋势则成为此后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
9、了解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和汉武帝大一统的主要史实，评价汉武帝。
项目\皇帝措施
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1、规定国家最高统治者称皇帝，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2、在中央,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对皇帝负责；3、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官吏由朝廷直接任免；4、统一车辆形制、文字、货币、度量衡；（A、秦统一后，把小篆作为全国规范的文字，以后又在民间流行更为简单的隶书。B、货币:统一使用圆形方孔的秦国铜钱。）5、组织修补长城；6、焚书坑儒。
汉武帝大一统的措施1、颁布“推恩令”，进一步削弱王国势力，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2、加强监察制度；3、接受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把儒家学说作为封建统治的正统思想；4、大力推行儒家教育，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5、大力反击匈奴，进一步发展和巩固了国家的统一；6、派张赛出使西域，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商路，评价汉武帝：汉武帝是西汉时期一位有作为的皇帝，在西汉初年经济繁荣与政权巩固的基础上，使西汉进人全盛时期。他在位期间，西汉出现了大一统的格局。汉武帝的大一统的措施顺应了建立统一国家的潮流，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
1中国历史{全部}1
1、已知的在中国境内生活的最古老的原始人类，是“元谋猿人”。在中国云南省元谋盆地发现的颗古人类牙齿化石，经科学鉴定，距今约有70多万年了。
2、约70——20万年前，“北京猿人”（简称“北京人”），生活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的洞穴里。
3、北京人已经知道使用天然火。人类第一次取得了支配一种自然力的能力。
4、到了大约18000年前，仍然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里，生活着一批被称作“山顶洞人”的远古人类。他们已经具有明显的黄种人的体态特征。
5、山顶洞人不仅会人工取火，而且制造出了中国缝制工艺史上的第一枚骨针，骨针约同火柴棍般粗细，长82毫米。
6、距今六七千年前，中国出现了古老的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
7、陕西西安半坡文化的彩陶，十分精美。人面网纹盆上各种纹饰，是原始美术、原始文字和原始艺术的结晶。
8、山东龙山文化的黑陶，乌黑光亮，有着金属器皿一样的光泽。
9、长江流域的浙江省余姚市河姆渡文化，与黄河流域的半坡文化同样古老，7000年前那里的人们已经会用大型木构件建筑房屋。
10、大约4000多年前，发生了一些部落战争。黄帝是其中一个部落的首领，因为他深得人心又聪明勇敢，取得了最后胜利。
11、在古老的华夏族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黄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黄帝也就被后世尊为华夏族（即中华民族前身）的“人文初祖”。司母戊大方鼎
12、黄帝之后，中华民族先后又出现了几位杰出的人物：尧、舜、禹。尧禅位于舜，舜禅位于禹。
13、尧舜禹的时代，洪水泛滥成灾。大禹奉命治水，终于治服了洪水。
14、后来，禹的儿子启继承了王位，建立了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约公元前22世纪公元前17世纪）。
15、相传在4000多年前的夏朝，就开始有了历法，所以人们都把中国古老的传统历法叫夏历。
16、夏历是按月亮的运行周期制订的，又叫阴历。由于历法中有节气变化和农事安排，所以又称农历。
17、夏朝最后一个统治者桀，暴虐无道。东方的商部落，在汤的领导下强大起来，打败了夏建立商朝（约公元前17世纪初——公元前11世纪）。
18、商朝的青铜器制造业有很大的发展。商朝后期制造的司母戊大方鼎重达875公斤，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最大的出土青铜器.
19、商代的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兽骨上的一种古代文字，已经是相当成熟的文字了。在殷墟出土的15万片刻有文字的甲骨中，总字数达到160多万字，其中有单字4600多个，已识别的有1000多个。
20、商代末期，在黄土高原上，一个叫“周”的部落强盛起来。到周文王时，周国成了西方诸侯的新盟主。
21、商朝最后的统治者纣王好酒淫乐。周武王时，周联合其他部落讨伐商朝，经过牧野之战，了商朝，建立了周朝（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256年）。
22、周朝建立后，分封了大大小小71个小国，有鲁、齐、魏、晋、宋、燕等。这些小国的国君叫诸侯。
23、西周前期180多年，中原一带产生了许多大型乐舞。祭祀山川时用的是表现大禹治水的《大夏》舞，纪念武王伐纣功绩的武舞是《大武》舞。
24、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将都城东迁，名为“东周”。分为“春秋”、“战国”两个时期。
25、春秋时期，100多个诸侯国林立，互相争夺，胜者成为霸主，出现了“春秋五霸”，一般的说法是齐桓公、晋文公、秦穆公、宋襄公、楚庄王。
26、公元前606年，楚庄王“问鼎大小轻重”。鼎是王权象征，传说大禹铸了九个鼎，代表九州。楚庄王问鼎，表明他有做天子的野心。
27、春秋中后期，吴越两国交恶。先是吴王阖庐战败受伤而死。其子吴王夫差立志报仇，让人每天高声提醒他：“夫差，你忘了杀父之仇了么？”后来，吴国在夫差的领导下打败了越国.
28、越王勾践决心雪耻。他“卧薪尝胆”，每天高声自问：“勾践，你忘了亡国的耻辱么？”越国经过十年生聚，十年教训，再次打败吴国，吴王夫差自杀。
29、约2500年前，中国出了位伟大的思想家——老子。老子是道家学派的创始人。（右图）
30、《道德经》又名《老子》，书里写着：祸有时会成为福的因由，福中有时藏伏着祸。因此要注意“物极必反”，还要注意“道”“德”相长。
31、生活于公元前551——前479年的孔子是一位大思想家、大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32、孔子最早在中国兴办私学，他有弟子三千人，贤者七十二人。
33、孔子为中国古代文化发展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他整理编订了《易》、《诗》、《礼》、《乐》、老子授经图孙武像《尚书》、《春秋》等“六经”。
34、孔子享年73岁，死后葬在鲁国都城北边（今山东曲阜“孔林”处）。孔子故居后来改建为“孔庙”。
35、孔子的学生们追忆孔子日常教诲和生活行为，整理成一部语录体书，称作《论语》，这部书成为儒家的经典，对后世有很大影响。
36、孙武，是春秋未期一位杰出的军事家。传世有著名的兵书《孙子兵法》十三篇。
37、《孙子兵法》提出了著名的“知彼知已，百战不殆”、“攻其不备，出其不意”、“兵无常势，水无常形”等许多战争原则。
38、《孙子兵法》的根本宗旨在于：精通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兵法》因此被称为“兵学圣典”，并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外交、商战、体育等领域。
39、《孙膑兵法》是另一位杰出的军事家，战国时期的孙膑所著，孙膑是孙武的后代。
40、齐将田忌与齐王赛马屡败。孙膑教田忌改用自己的下等马对齐王的上等马，败一场；再用自己的上等马、中等马分别与齐王的中等马、下等马对阵，田忌胜二场，总比分2：1，田忌胜。“孙膑赛马”是一个很著名的策略。
41、战国时期开始后，各个诸侯国都和周王一样，自称为王，其中的七个强国号称“战国七雄”，他们展开了“兼天下”、“一宇内”的战争。
42、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盛行“钟鼓之乐”。近年在湖北随县曾侯乙墓中，出土了124件古代乐器。
编钟
43、在出土的钟鼓乐器中，有一套大型编钟，最为珍贵。这套编钟在地下埋藏了2400余年，现在仍能以准确的音调、优美的音色演奏古今乐曲。
44、中国古代第一个享有盛誉的名医，是春秋战国后期的民间医生扁鹊。
45、扁鹊精通各种医术，又总结前人方法，创造了望、闻、问、切的四诊法，几千年来一直为中国传统医学所采用。
46、“百家争鸣”是春秋战国时期的一场激烈的思想交锋，战国争雄激烈之时，也是百家争鸣鼎盛之际。
47、秦在公元前770年才被封为中国西部的一个诸侯国，疆域较小，国力不盛，始终被中原诸侯鄙视。但自从实行了商鞅变法后，国势蒸蒸日上，很快成为战国七雄中的强国。
48、公元前238年，雄才大略的秦王赢政，开始亲理朝政，经过短短的17年，灭其他六国，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了中国，建立了秦朝。
49、秦灭六国后，赢政称“皇帝”，意即“德过三皇，功高五帝”。
50、为尽快改变春秋战国500多年分裂造成的各种混乱，巩固秦王朝的统一，秦始皇下令统一币制，使用圆形方孔的秦“半两”钱，作为全国统一的货币。
51、秦始皇还下诏统一度量衡，并继续采取一系列措施，如“修弛道，车同轨，书同文”，来巩固秦万里长城秦王朝的政权。
52、中国古文字中，最早有甲骨文、金文，西周时期有大篆（籀文），战国时期有蝌蚪文（古文）。此外一些诸侯国还有各自不同的文字。
53、秦统一后，规定小篆为统一字体，通行全国，后来，秦朝出现了一种更加便于书写的隶书，这种字体从汉朝起在官方和民间通行，至今仍在广泛使用。
54、秦、赵、燕等北方诸侯国，为抵御北部游牧民族的入侵，曾分别修筑过长城。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下令把不相衔接的各段长城连成一体，再向东西延伸，全长达1万多华里，号称万里长城。长城大都修筑在高山峻岭之上，易守难攻。
55、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领导了一次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公元前206年，秦朝被刘邦领导的武装力量了。
56、项羽和刘邦为争夺帝位，进行了四年的楚汉战争。
57、在发生于巨鹿的一次大战中，项羽命士兵砸破锅鼎，凿沉船只（“破釜沉舟”），只带三天口粮，以示决战必胜的决心。结果项羽的军队九战九捷，立下首功，分封天下，自称为“西楚霸王”。
58、刘邦曾与秦朝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并且下令废除秦朝全部苛法，明令禁止犒军扰民。由于实施德政，得到广泛拥护，刘邦被封为“汉王”。
59、公元前202年，刘邦围项羽于垓下，项羽自刎。刘邦（汉高祖）建立西汉王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5年）。为顺应民心思安、期盼休养生息的现实，刘邦制定了各种减轻人民负担的政策，使社会经济迅速发展起来。
60、汉高祖之后，汉文帝（右图右）、汉景帝继续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经过汉初六、七十年的努力，中国出现了政治升平、经济繁荣的盛世，史称“文景之治”。
61、汉武帝即位后，以其雄才大略，开拓西部疆域，建立起丰功伟业，使西汉进入鼎盛时期。历史上把“秦皇汉武”并称，正是因为他们先后完成了中国统一、稳固发展的伟大事业。
62、西汉帝国的强大，使中原人不再被称为“秦人”，而通称“汉人”、“汉族”了。
63、公元8年，王莽篡汉，改国号为“新”，但由于他施行暴政，引起赤眉、绿林军起义，隗嚣、公孙述等拥兵自立。公元23年9月，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
64、刘秀是刘邦之后，王莽内乱时期起兵争夺天下，于公元25年重建东汉（公元25——220年）政权，定都洛阳，自号为“汉光武帝”，史称“光武中兴”。
65、养蚕抽丝、纺纱织绸，是5000多年前中国人的重大发明。公元前5——6世纪，丝绸传到西域。到了汉代，丝绸业已十分发达。纷至沓来的商队，把各种丝和丝织品运到了古罗马帝国，丝绸之路开始形成。
66、中国古代最早的纸实际上是一种丝织品，有一种帛（极薄的丝绸）在古代作为“纸”用。所以汉代以前就有许多帛书帛画。
67、到了西汉早期，出现了用植物纤维制成的纸，如絮纸、麻纸。
68、公元105年，东汉的蔡伦改进造纸术，发明价廉物美的“蔡侯纸”这种纸平整光滑，又薄又软，成本低廉，便于书写。
69、汉武帝为了巩固大一统的政权，提出“独尊儒术”，以孔子学说为核心内容的儒家思想开始占统治地位，并逐渐形成儒教。
70、佛教在元前后丝绸之路由印度传到中国，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产生深远影响。东汉时中国道教在民间兴起。
71、东汉将亡之际，刘备、曹操、孙权争夺天下，此后各种大小战争不断，著名的有官渡之战、赤壁之战，还有夷陵之战。最终的结果是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史称三国（公元220——280年）。
72、三国时期有几位彪炳史册的著名人物，如：诸葛亮是智慧的化身，曹操有雄才大略，关羽是忠义的英雄。他们受到后世中国人的尊崇。
73、晋朝（公元265——420年）时的炼丹家葛洪，在冶炼各种矿物的过程中，了解到一些矿物的性质，总结出不少化学知识，他写的《抱朴子》堪称一部原始化学的重要著作。
74、《水经》是汉朝桑钦的一部河道学专著，但记述过简，有缺漏。北朝（公元386——581年）郦道元以此书为纲要，详加注释，取名《水经注》。
75、《水经注》记述了1252条水道河流，连许多历史事件、人物、传说神话、文物碑石等各种史迹故闻，都有涉猎。全书30万字，是部综合性的地理学巨著。
76、王羲之是东晋（公元317——420年）杰出的书法家。据说他年轻时常临池写字，就池洗砚，使得池水尽黑，故有“墨池”之说，相关的名胜有多处，推浙江绍兴兰亭。
77、公元53年三月初三，王羲之等人在兰亭饮酒赋诗，共得佳作四十余篇，编为一集，王羲之亲为作序并书写，称为《兰亭序》，是中国书法的绝代佳作。真迹惜已失传。
78、瓷器的制造工艺比较复杂，故瓷器的出现比陶器晚。从商周起才有原始青瓷。经过漫长的发展过程，到了东汉晚期，中国已能大批生产胎坚质细、色泽翠艳的青瓷。三国两晋时期，南方越窑所生产的青瓷最为有名。
79、从三国的吴国开始近400年间，连续有六个朝代在南京建都，后人称南京为“六朝古都”。
80、三国时代的大数学家刘徽，最早提出了圆周率的计算方法“割圆术”。他从圆内接正多边形入手，求得圆周率的近似值为3.14159。
81、南朝的数学家祖冲之，得到小数点后七位数的圆周率在3.1415926和3.1415927之间。这比欧州数学家计算出同精度的圆周率早了1000多年。
82、经过四、五百年战乱，公元581年隋朝建立，589年，隋文帝杨坚重新统一中国。
83、隋文帝是个明君，他励精图治，治国有方。十几年后，各地府库皆已盈满，无处再容纳粮食布帛。因此隋朝的典章制度后来都在唐朝得到继承，有的长期为后世沿用。
84、隋朝创立了科举制，后又设进士科。"科举”即分科举士，“进士”即晋仕之意。隋朝创立的科举制，沿袭1000多年，直到清末才终止。
85、隋朝时，中国经济的重心已开始南移，大量的粮食财富从南方运往全国，为此，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开凿贯通南北的大运河。
86、大运河以洛阳为中心，南至余杭（今浙江杭州市），北达涿郡（今北京通县），全长2000多公里，沿河修了堤道，栽种了柳树。
87、隋朝工匠李春营造的赵州桥（原名安济桥），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石拱桥，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石拱桥。此桥的单孔大拱跨度为37.37米，完全用石块砌成。
88、公元618年，唐朝(公元618——907年)建立。626年，李世民继位当了皇帝，即唐太宗。唐太宗十分注意安抚百姓，他经常引用古代荀子的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以警醒自己，告诫朝廷官员。
89、中国历史上的帝王中，唐太宗最善于兼听纳谏。他鼓励臣下直言切谏，且常能屈己纳谏。
90、魏征是唐初名臣，他常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一生对皇帝据理力谏达200多次。
91、魏征病逝后，唐太宗惋惜不已，他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
92、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为繁盛的时期，号称“开元盛世”。当时的都城长安（今陕西西安）有百万人口，各国的使节、商人、留学生数以万计。四方珍奇积聚，极盛极富。
93、唐朝廷在广州设市舶司（其长官称为市舶使），专管海外贸易。
94、唐代开始，东南沿海许多商人纷纷扬帆出海。他们每年九、十月间，乘着东北季风南下东南亚各国经商，待来年三、四月间再随着东南季风“回唐山”。这些在东南亚“住蕃”和移民的“唐人”，成为最早的华侨。
95、唐后，许多国家都把盛唐的中国人及华侨称为“唐人”，他们聚居的地方就成了唐人街。
96、唐朝多才子，更多有不屈不挠舍生取义之士。著名者如玄奘只身徒步往天竺（印度）取经，过沙漠、翻雪山，越丛山峻岭，闯林莽沼泽，九死一生，历时19年，行程5万华里。
97、唐朝天宝初年，鉴真和尚乘船五渡东海挫败，几度死里逃生，历经12年磨难，虽双目失明，信念仍不减当年，六渡沧海终于成功，终老日本，成为一代宗师。
98、唐贞观十五年，文成公主远嫁，带去许多工匠、技艺、典籍、物种，对的开发起到积极作用。
99、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她改国号为“周”。武则天富权略，能用人，掌握政权达40余年，死后，唐中宗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