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10-28 01:37:25
挺过生命严冬的30多天后，小艺艺终于慢慢挺直身体，在蓝天下重新绽放。虽然仍伤痕累累，但医生说，小艺艺已经进入良好的生命恢复期。
2012年1月14日，距年三十还有8天，过节的气氛一天比一天浓了。记者来到珠江医院小艺艺的病床前，日夜守护她的母亲郭婧脸色憔悴，眼神里满是悲伤。在两个小时的采访里，郭婧几度哽咽，讲述那段逝去的婚姻以及小艺艺的生命之路。
11年与十几天，
毁灭的婚姻和受伤害的爱女
2012年元月中旬，终日被媒体和捐款人包围的珠江医院儿科住院大楼，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冬日的广州，阳光很暖和。83号病房里，躺着已经进入恢复期的女儿艺艺。我第一次静下心来，回想陪伴女儿度过生命严冬的30多个日日夜夜。再次回首，无异于触碰刚结痂的伤口，泪水再次打湿我的双颊。
接到噩耗那天，是2011年12月8日。晚上11点多，离婚一年多的前夫打电话告诉我：“艺艺摔伤了，你快来看看。”我一听，心里一沉。以我对前夫的了解，女儿肯定伤得很厉害，不然他断不会告诉我。
次日清早，我从福建火速赶到珠海，直奔医院。推开病房门，躺在病床上的艺艺像个破碎的布娃娃，嘴里插着氧气管，满身挂着输液的吊针，奄奄一息。我一声声呼唤，女儿只把肿成一条细缝的眼睛睁了一下，又陷入昏睡之中。
依稀泪眼中，我看到女儿双手的手指、手腕和手背布满了伤口，手腕以下的皮肤被剥离，血肉模糊；左臂两处骨折，袖筒里，严重变形的手臂无力地弯折着，医生正用夹板固定；头部有严重外伤，鲜血把她稀疏、枯黄的头发粘在一起。耳朵青肿，嘴角破裂，眼睛浮肿，全身上下布满数十处伤痕，找不到一块完整、颜色正常的皮肤。
更可怕的是，女儿的阴道三度严重撕裂，医生说如此严重的伤害非常罕见，成年人也承受不了这样的伤害，孩子能不能恢复还是个未知数。医生同时警告我说，女儿因多处外伤引发急性弥漫性腹膜炎、贫血、肝功能损伤、急性肾衰竭和心肺功能衰竭，生命危在旦夕。
面对我的愤怒质问，一直守在一旁的前夫边流泪边解释，说大部分的伤是女儿自己摔的，有几处是他和同居女友生气时打的，有时，女儿太不听话了。女儿只有两岁，就算不听话也不能打成这样啊！
女儿生命垂危，我当即拨打110电话报警，随后听从医生的安排，将女儿转院到条件更好的珠江医院，继续对她进行治疗。
17岁那年，我认识了在同一个工厂打工的前夫魏小明。半年后，我和这个处处关心体贴我的男人确立了恋爱关系，4年后嫁给了他。11年过去，我们有了大女儿倩倩、二女儿艺艺。婚后的生活谈不上幸福，夫妻一同打工挣钱抚养女儿，日子过得虽艰辛，但相对宁静。
婚姻的裂纹是从2009年底出现的。那时，我们在芳村石围塘的出租屋居住，前夫在船厂做工。工厂没有多少活，他多数时间都待在出租屋里，无聊时，他喜欢上了打麻将。一来二去，牌桌上，他认识了现在的同居女友小花。
10多天后，他抛下了我们母女三人，和这个女人同居了。我四处寻找，终于找到他，苦口婆心地劝道：“你是两个女儿的父亲，那个女人也有孩子。你应该对自己和别人的家庭负责。”
前夫点头，跟我回家了。可接下来半个多月里，那女人天天打电话给他。半个月后，前夫再次离家出走，这次，他跟着小花去了珠海，近一年杳无音讯。
婚姻已经死亡，我快刀斩乱麻，让前夫回来，很快办理了离婚手续。
回想过往的婚姻生活，我想我做得比较过分的事，就是对钱“抠”得太紧。我要求他每个月除了留下部分烟钱外，其余的要全部上交给我。我告诉他，两个女儿将来要读书，我们还要回老家盖房；你一个打工的，抽几元一包的烟就可以了，不要抽10多元一包那么贵的。前夫表面上顺从，但心里并不舒服。他一个月只挣1500元，却是个花钱大手大脚的人，几元一包的烟他瞧不起。同居女人给他买皮鞋、衣服，天天给他零花钱，让他抽很贵的好烟。前夫觉得和这个女人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幸福、潇洒。
另外，我们夫妻都在外打工，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女儿，夫妻间的关爱自然比从前少了。回头想想真可笑，我们结婚11年，居然比不上他和那女的相处10多天。搞不清楚是我做女人太失败，还是我丈夫太愚昧，抑或是那女人太厉害。总之，我认了。
离婚后，我带着大女儿倩倩，前夫带着小女儿艺艺。艺艺先前一直在湖南老家跟爷爷住，前夫一个月前把她带到珠海和同居女友母子同住。我怎么也没有想到，短短的30多天，女儿竟然受到如此严重的伤害！我发誓，除了要救治女儿，还要惩罚伤害女儿的人，不管是前夫，还是他的同居女友！
是谁伤害了两岁的女儿
女儿艺艺在珠江医院接受治疗，目前还在恢复中。危险期总算过去了，但接下来的治疗时间可能还要很长。女儿下体撕裂要做缝合手术，但得先等伤口炎症完全消除才能做。前期的治疗费已经花了6.8万元，加上之前买的处方药花去5000多元，总费用超过了7万元。医院免了我们3万多，热心人的捐款到今天（1月14日）已经有21万多元。治疗费完全够了，我和女儿谢谢那么多捐款人，好多人我们连名字都不知道。
得知女儿受伤，我曾怀疑是他同居女友下的毒手。以我对前夫的了解，我不太相信他会对女儿下此毒手。他虽然不算个好丈夫，但应该是个好爸爸。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很疼孩子，这我得说实话。我逼问过前夫无数次，究竟是不是他的同居女友打的？前夫每次都敷衍我说：“你已经报警了，再问我有什么意思？等警方下结论吧，我说什么也没用。”
前夫虽然不承认，但我觉得艺艺的伤肯定跟这女人有关。去年10月底，我实在想念女儿，打电话给前夫，说想听听女儿的声音。那段时间，前夫曾多次打电话对我说：“我没有能力养育二女儿，要么你抱走，要么我送人或扔掉。”我非常担心，那天打电话给前夫，就是想知道女儿被送人或扔掉没有。刚打通电话，手机听筒里突然传来一个女人凶悍的声音：“你怎么这么？离婚了还打电话来，我老公现在喜欢的是我，不是你！我在广州有好多亲戚都是当大官的，你不要惹我！”我只是担心女儿，无意干扰他们的生活，打一个电话，竟被她骂成那样。我觉得，这个女人太厉害了。对我如此，对两岁的孩子，不更加肆无忌惮吗？
侧面的情况我也知道一些，出租屋的邻居都说，前夫的同居女友是个很强势的女人，经常打她的儿子。每次打，她儿子都哭得很厉害。邻居们劝过这个女的，让她别那样打儿子，会打坏的。她不听，照打不误。可能她儿子比较顽皮吧，可再顽皮也是亲骨肉，她居然都能下得去手，更何况是别人的女儿。
女儿被伤害后，我心里一直有些怀疑，会不会是她8岁的儿子和我女儿玩的时候，无意间伤到了女儿？每次我问前夫时，他都会暴跳如雷，对我大声咆哮：“你怎么这样想？他才8岁，那么小，怎么可能做这种事情？”其实我没有恶意，只是提个醒，因为她儿子一直和我女儿住在一起。
只要说“打”字，
小艺艺就会立即变乖
女儿转院过来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我每天只能隔着窗户看她。女儿的头上、脚上、手上全都插着管子，她的嘴有伤，眼睛有伤，头上有伤。她真的像一个破破烂烂的布娃娃，无声无息地躺在床上。医生说，她随时可能死去。
女儿在重症监护室躺了一周后才苏醒，开口就说要喝牛奶，10多天后才向护士要妈妈。每天，躺在重症监护室的女儿很少哭泣，更不会挣扎。医生都说，这孩子太能忍了，真是少见。只有我知道她为什么这么能忍，从前她被打得太多太狠，相比之下，扎针、注射比折断胳膊、撕裂阴道、把手腕上的皮剥下来带来的疼痛要轻得多，所以，她不哭不闹也不挣扎。20多天后，孩子才出了重症室。
艺艺虽然只有两岁，但她非常懂事。她把来采访的记者送给她的小礼物―一顶粉色编织帽戴在头上，“咯咯”地笑个不停。她还要求我用手推车推她出去玩，让别的小病友看她有一顶漂亮帽子。艺艺的头顶刚刚结痂，两道大伤痕如两条相斗的黑虫，首尾交结，触目惊心，每次看到都让我伤心落泪。
这几天，艺艺一直在床上不安分地动来动去。可能，两处骨折、康复期的左臂因痒和疼让她感到不适，她多次往左侧歪，用小身子压住左臂，屡屡让我担忧。我提醒她：“别压坏了手臂，会痛。”可我越这样说，女儿越要往左侧倒，我只好抱住她，以防手臂被压伤。
每次给艺艺换纸尿片时，无论我怎样轻手轻脚，艺艺仍揪心地哭泣：“妈妈，痛痛！痛痛！”我赶紧好言相劝：“妈妈手凉凉，冰到你了，妈妈没有碰到你的伤口，不要紧的，你很快就会好起来，和小朋友一起玩。”每次都要安慰好一会儿，艺艺才会停止哭泣，在我的怀里一下一下抖着小肩头，抽泣着慢慢闭上双眼。
前几天，我发现女儿还有一处伤。女儿转院到珠江医院的20多天里，每天都有一个不经意的动作：睡觉时抓挠右耳。有一天我发现女儿听声音时总喜欢侧着头，仔细检查后，发现她的耳朵里有东西―是搓成细条的纸卷。白色的，有点像卫生纸，完全堵塞住了耳朵眼。
后来，医生小心地把纸一点点夹出来，发现女儿的右耳已经发炎，有分泌物流出来。女儿太小了，只会说“妈妈、吃饭”这样简单的话，再难受，她也无法告诉我：耳朵里有东西，不舒服。
现在医生每天都要给女儿清洗耳朵，一天要洗好多次，以后会不会影响听力，现在还不知道。再就是，她的下体撕裂伤太严重，有炎症，每天也要清洗五六次。每次清洗这两处，女儿都会因不舒服而哭泣。但我只要一说“打”，她马上就会一动不动，医生洗得再疼她也一动不动。我想是因为当初她被打得太多，所以对“打”字特别敏感，调皮捣乱时，只要我一说“打”她就会立刻变乖。她生气时也会说“打”字，以吓唬人。
再难，也要挺下去
在女儿受伤住院期间，前夫曾对珠海妇联的工作人员表示，想和我复婚。妇联的人婉转地转达了他的意见，我回答说：从前我觉得他是个好爸爸，可现在女儿伤成这样，他什么也不是了，复婚绝无可能。送女儿到医院那天，我指着窗子对前夫说：“你现在从15楼跳下，我半点儿都不会心疼你。”
其实，前夫想和我复婚是有原因的。前夫的母亲死得早，他13岁就离开家闯生活，我17岁那年认识他，21岁结婚。他多次说过，谢谢我给了他一个温暖的家，要对我一辈子好。这个同居女友没出现前，他对我和女儿还可以，可他认识这个女人才10多天，就抛下我们母女三人，这算什么男人？艺艺被伤害成这样，他还有脸提复婚？当然，也可能是他现在后悔了，知道身边女人的厉害，斗不过，发现还是我好，想回心转意。
说来好笑，离婚前，我觉得前夫算是个好男人。结婚11年来，他一次也没有打过我。这年头打老婆的男人太多了，妻子能不被丈夫打，好像倒成了女人的一种幸福，真是太滑稽了。
女儿被伤害的事被媒体报道后，很多人质疑，前夫和同居女友生活在一起，艺艺被伤成那样，他怎么一点也没察觉？这是有原因的。前夫每天7点出门，要在批发市场忙到晚上7点才回家，这期间，家里只有他的同居女友母子俩和我女儿。那女人如果要伤害我女儿，我前夫可能察觉不到，女儿睡觉很早，再说她会吓唬我女儿不准哭闹。天一亮，我前夫又出门了。
在艺艺昏迷抢救的那段时间，我总想，能如此狠心地伤害一个两岁的孩子，前夫和那个女人就不怕被法律追究责任吗？可我转念一想，人，都有丧失理智的时候，因吵架拿孩子出气，这时的人连禽兽都不如。而且那个女人本身就很泼，听说前夫的父亲不同意他们在一起后，她直接打电话过去骂老人：“你早年死了老婆，也希望你儿子像你一样活守寡吗？”能如此辱骂老人的女人，我相信她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虽然女儿遭遇了不幸，但是她又是幸运的，在全体医护人员的救护下，女儿的病情一天天好转，医生说按照目前的恢复速度，到2月中旬就可以出院了。4月，等伤口的炎症治好，再回医院做下体缝合手术。
现在，我常常用小推车推着女儿，把她带到住院部的大操场晒太阳。阳光下，看着她安然入睡的表情，我心里就升起一份坚定：无论有多难，我都会挺下去。只要有我在，就一定要让她的明天平安、幸福。（文中人物为化名）
记者手记
2011年12月17日，广东省妇联相关领导前往医院看望小艺艺。省政协副主席、省妇联主席温兰子要求省妇联、珠海妇联积极介入，查清真相。温兰子强调，近来暴力伤害儿童的严重案件屡有发生，有一些儿童受到家庭暴力的伤害。针对儿童的极端的、恶性的家庭暴力，让人发指。要查清小艺艺被伤害的事实真相，如果她是因遭受家庭暴力导致生命垂危，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制裁加害人。珠海市妇联副主席刘敬华表示，珠海市妇联将为小艺艺母女提供法律援助。
目前尽管不确定小艺艺是否因家暴导致受伤，但这仍是一例离异家庭儿童被伤害的典型个案。没有人知道，两岁的小艺艺如何承受皮肤被剥掉的疼痛，也没有人知道在一个多月里，她是否一次次被施虐而无处诉说。而即便身上的伤医治好了，心灵的伤痕又该如何去抚平？
内容提要: 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及猥亵儿童罪，对女性和儿童的性权利给予了充分的保护。但是对14周岁以上的男性性权利保护问题，刑法却存在盲点。通过具体案例，对男性性权利问题进行详细的分析，并针对现行刑法的缺失，提出两种模式的完善方法。
一、尴尬之体现
就一般意义而言，人们在谈到性权利时，首先想到的便是女性的性权利。不可否认，现实生活中女性受到性侵犯的情形较之男性要多得多，引伸而出的是一些国家规定的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均为女性，我国也概莫除外。但下述案例却对这种传统的思维和立法模式提出了挑战。
案例1：一名17岁的男学生被一名35岁的女教师“诱奸”，身心备受摧残，而当男学生以被女教师“强奸”报案时，警方却以无法立案为由予以拒绝……据警方介绍，虽然此类事件日益增多，但警方依旧束手无策，主要原因一是取证难，二是没有相关法律规定。我国《刑法》中的强奸罪的受害人是妇女，当男性受到女性性侵犯后，不能以“强奸罪”惩罚女性，这是目前存在的法律空白。对实施“强奸”行为的女性追究刑事责任，《刑法》无相关规定，因此法院无法立案⑴。
案例2：开封少年离家到宁波打工，希望能补贴家用，在异乡遭遇同性强奸激愤杀人后获刑5年。这血腥的一幕发生在2005年7月20日早上6时许，地点是宁波市江东区某小区的一间住宅里。肖方是在遭遇同性强奸后动的杀机。法官说，我们考虑到被害人有重大过错，加上肖方是未成年人，认罪态度又好，所以决定从轻判决⑵。至于为什么对肖方定故意杀人罪，主审法官说，“我国《刑法》对男人被强奸无明文规定。肖方被邵波强奸，但邵波却并没有犯罪。既然邵波没有犯罪行为，那么肖方杀死邵波就属故意杀人。”
上述两个案例已清晰地映证了我国刑法在对男性（本文所指男性如无特殊指明，均指14周岁以上的男性）性权利保护上的盲点，案例l中的老师在被害人身体受到伤害的情况下至多承受一些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案例2中的少年本是值得同情的被害人，最终却成了被告人。两案的处理结果均未体现出法律的公平与正义，尤其是未体现出刑法对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行为的惩治功能。上述案例的性侵犯者不但侵犯了当事人的身心健康，而且违反了正常的性道德观念，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试想如果我国的刑事立法对男性性权利保护有严格的规定，上述案例将会是另外的处理结果，尤其是案例2，该少年是在对方再一次对自己侵犯时为防卫而将对方杀死的，如果能认定对方是一种不法侵害，结合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正当防卫的规定，该少年的行为就属正当防卫，不负刑事责任。两相比较，认定为正当防卫能获得更好的社会效果，从而体现刑法之旨趣。基于此，笔者认为从保护男性性权利的角度探讨我国刑法的完善，是一件及时而必要的工作。
二、性权利之属性
（一）性权利是人权的具体体现
自资产阶级提出“人人生而平等”、“天赋人权”、“自由、平等、博爱”等口号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性权利是人与生俱来的一项权利，它基于人天生的自由、尊严和全体人类的平等而存在。性权利是社会中每个人都具有的基本权利之一，其和特定的人身关系不可分离，属于公民人身权的一个部分。从更广泛地层次分析，它属于人权的范畴，是人权的具体体现，所以说性权利是一项普遍的权利。它是超越性别、种族、阶级、贫富、国籍而应人人平等享有的权利，同时它又是服务于具体个人的权利，而不是指整个社会、集团、政府、民族、国家的权利，它是不能被剥夺的。就性权利的具体内容而言，1999年世界性学会在香港通过的《性权宣言》对此进行了列举，包括性自由权、性自制权、性私权、性公平权、性快乐权、性表达权、性自由结合权、自由负责之生育选择权、以科学调查为基础之性资讯权、全面性教育权和性保健权[1]。在上述11项权利中，刑法学关注的是性自由权，刑法所保护的是每个个体的性自由权。
（二）性权利的平等性
如前所述，性权利既然属于人权的范畴．那么它也应该体现出人权的平等性来，性权利应该是人人都享有的平等权利。同于长期以来的传统观念、社会制度以及女性自身的生理条件，立法者更多的是关注女性的性权利，以至刑法意义上的性权利几乎专指女性的性权利，如强奸罪的犯罪对象几乎是特指女性。许多人谈到刑法意义上的性权利，首先就会联想到女性，认为女性的性权利易受到侵犯，需要用刑法加以保护。很少有人提及对男性的性权利也应给予保护。毋庸讳言，就社会的现实情况而言，女性的性权利较男性的性权利更易受到侵犯，但这绝不能成为我们忽视它的理由。除了传统意义上的男性对男性的性侵犯外，上世纪60年代以来盛行的女权主义大大提高了妇女的地位，使得女性对男性实施性侵犯的案例增多。根据平等原则，男性性权利与女性性权利具有同等的价值，刑法对它们的保护不应该厚此薄彼。我国刑法已经对女性性权利保护作了较为完善的规定，同样也应对男性性权利给予保护。从某种意义上说，对男性性权利保护也更有利于人们从观念上消除男尊女卑的思想，促进妇女地位的实际提高。
三、男性性权利受到侵犯之主要方式及社会危害性
（一）男性性权利受到侵犯的主要方式
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对男性性权利的侵犯方式有男性对男性侵犯和女性对男性侵犯两种情况。（笔者选取的两个典型案例也说明了这个事实）男性对男性的性侵犯主要通过鸡奸、口交、指奸、手淫等猥亵方式实施。所谓猥亵，是指自然性交以外的与性有关的行为，它损害了普通人在性方面的正常感情与心理，违反正常的性道德观念[2]。上述猥亵行为必须是一方对另一方的侵犯性行为，即行为人必须违背对方的意志，使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实施。至于同性恋之间的上述行为，如没有违反有关法律的规定，比如不在公开场合公然实施，则刑法不应对其进行干涉。女性对男性的性侵犯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实施，一是女性利用地位、职权、经济优势等条件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迫男性与其发生性交行为。一般人认为女性不可能强奸男性，实际是一种误解。从医学的角度看，男性欲实施性行为时，心理上强烈的性欲激发脑垂体性腺激素的增加，加速肾上腺激素和性激素的分泌，进而使生殖器充血，从而能具备性交条件。在男性被女性强奸时，男性虽没有性交的欲望，但女性完全可以通过手及有关辅助物品对男性生殖器实施刺激，实现男性肾上腺激素和性激素的分泌，从而使男性具备性交条件。在这个阶段，男性的生理因素和心理因素实现了分离。笔者曾阅读过的一本关于前苏联训练色情间谍的回忆录也印证了前述事实。二是女性对男性实施除鸡奸以外的猥亵行为，主要表现为要求男性对其口交，或者相反；对男性实施指奸、物奸、手淫等；对男性以抓挠嘶咬等性虐待方式实施侵害。
（二）男性性权利受到侵犯的社会危害性
1．严重侵犯了人权
2004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载入了宪法。使得尊重和保障人权由政策上升到宪法规范的高度，进一步确立了保障人权在我国法律体系和国家发展战略中的突出地位，使得我国的人民民主宪政和人权法律保障制度取得重大发展。这同时也表明，我国不但立足于本国国情坚持自己的人权问题立场，而且也认同我国政府已经签署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国际权威文件阐述的人权理念，不但尊重和保护我国宪法中已经列举的20多种具体的公民自由与权利，其他一些在宪法中没有一一列举的公民自由与权利，只要属于人权的范畴，同样也在法律的尊重和保护之列。对男性性权利的侵犯，从本质上说就是对人权的不尊重，是与当今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的目标大异其道的。
2．严重损害了男性的身心健康
上述各种对男性的性侵犯行为都会对男性的身心造成极大的伤害。在对男性性侵犯中，鸡奸是最基本的方式，该行为不仅易造成被侵害者肛门及身体其他器官的损伤，而且引发艾滋病、性病等传染性疾病的机率极高，更为严重的是，还容易导致被侵害者的心灵受到极大的伤害，造成其终身难以愈合的精神创伤。从某种意义上讲，对男性实施性侵害对心灵的创伤要大于对身体的创伤，其不仅影响到被害人的婚姻家庭，更可能要影响被害人的整个人生，可以说它对受害人的身心打击和对社会伦理道德的冲击不亚于任何暴力性犯罪。
3．更易引发被害人实施犯罪
男性受到性侵犯后，由于传统观念的作祟，相比女性而言，更不愿到司法部门报案，多是采取违法手段来报复行为者，使得被害人反倒成了加害者。案例2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另外，还有一些受害者在被侵害后自暴自弃，基于仇视社会的心理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
四、现行刑法对男性性权利保护之缺失
就性权利保护而言，我国现行刑法主要规定有第236条的强奸罪、第237条第l款、第3款分别规定的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和猥亵儿童罪、第358条第1款规定的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依据这些条文规定，除组织卖淫罪和强迫卖淫罪对男性性权利有保护外，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及猥亵儿童罪的犯罪对象均不能为14周岁以上的男性。强奸罪的犯罪对象为女性，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的犯罪对象为14周岁以上的女性，猥亵儿童罪的犯罪对象为14周岁以下的男性和女性。至于对14周岁以上男性实施强奸、猥亵行为时如何处理，刑法未作任何的规定，基于罪刑法定原则，对实施上述行为的人只能作无罪处理。但如前分析，此类行为有相当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刑法实有干涉的必要，如仍听之任之，则难以体现公平与正义，有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要求。
对14周岁以上男性实施性侵犯行为，有人认为可以按故意伤害罪、侮辱罪或者虐待罪等定罪处罚，但笔者并不赞同这些观点。
（一）定故意伤害罪不妥之原因
1．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故意伤害罪是指故意非法损害他人身体健康的行为。该罪行为表现为行为人非法损害他人的身体健康，要求实际发生了伤害结果。根据《刑法》第234条的规定，伤害结果分为轻伤、重伤与伤害致死[]。罪过为故意，即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伤害他人身体健康的结果，而希望或放任危害结果发生。对男性实施性侵犯的行为不符合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主要表现在行为和罪过两个方面。就实际情况而言，许多犯罪都包含一定程度的伤害内容，如对幼女实施的强奸案例中，行为人在行为过程中对幼女的生殖器官造成了损害。由于《刑法》第234第2款规定：“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即故意伤害行为触犯其他罪名，并符合其构成要件的，应以其他罪名定罪。其实这是一种因吸收关系形成的法规竞合。当一个犯罪行为触犯数个刑法规范时，应该用能全面评价这一犯罪行为的法律规范吸收内涵小的法律规范。如何才能称得上“全面评价”呢？当然是要结合行为人的行为、罪过等方面进行全面分析。行为人在行为过程中，虽然造成被害幼女生殖器官的损害，但其本意并不是想损害对方的身体健康，其目的是想与对方发生性关系，满足其性欲。全面评价，伤害行为被强奸行为所吸收。对男性实施性侵犯的过程中的伤害行为，与上述强奸行为中的伤害行为如出一辙，由于行为人对男性实施性侵犯的主观罪过不是故意损害他人身体健康，所以其伤害行为应为其满足性欲的性侵害行为所吸收。对故意伤害罪的构成要件，应针对行为人的具体行为从主客观两个方面进行全面分析，仅凭有伤害结果的发生，就定故意伤害罪，有客观归罪之嫌。
2．即使能定故意伤害罪，也仍然存在不能解决的问题。由于故意伤害罪的伤害结果要求是轻伤、重伤与伤害致死三种情形，所以只能对造成这三种结果的伤害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对男性性侵犯过程中造成的轻伤以下的轻微伤的情况依照罪刑法定原则，只能作无罪处理，行为人至多负一些民事责任或行政责任。不免会出现有损刑法尊严的尴尬局面：同样是对男性实施性侵害，一部分行为人被追究故意伤害的刑事责任，一部分行为人逃脱刑法的制裁。从笔者了解的情况看，造成轻伤和轻微伤的主要原因在于被害人自身的身体状况。仅仅因为被害人的身体状况造成刑法适用上的不平等，难以体现刑法的价值。
3．有违罪刑法定原则。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之一就是立法的明确性，唯有立法具体明确，方能体现刑法的公正和公平。将对男性实施性侵害行为定故意伤害罪是对罪刑法定原则的极大违背。一是有“口袋罪”嫌疑，在刑法分则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仅因为伤害结果就定故意伤害罪．开启了一个不好的苗头：是不是以后只要有伤害结果发生，而分则未作具体规定的犯罪我们都可以定故意伤害罪呢？二是有类推的嫌疑。类推是司法权对立法权的一种侵夺，扩大了刑事责任追究的范围，不利于犯罪嫌疑人、被告入的权益保障。笔者坚持应对对男性实施性侵害的行为追究刑事责任，但不是随便追究，必须要依照罪刑法定原则追究。
（二）定侮辱罪不妥之理由
1．侮辱罪的罪状描述与对男性实施性侵犯的行为虽有相似之处，但二者侵犯的法益截然不同，侮辱罪是以暴力或者其他方法公然败坏他人名誉，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的是他人名誉。对男性性侵犯侵害的是性权利，罪过中的认识因素和意志因素迥异。
2．二者的行为也表现的不同。侮辱罪侵犯的法益是他人的外部名誉，所以侮辱行为要求必须公然进行，所谓公然，是指当着第三者或者更多人的面，或者利用可以使不特定的多数人听到、看到的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被害人在不在侮辱的现场并不影响该罪的成立。相反，由于对男性性侵犯涉及到性，在当今中国这还是一个隐私的话题，所以实践中实施的对男性性侵犯一般都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而且被害人肯定在现场。
3．侮辱罪的法定刑较轻，而且属于亲告罪，只有行为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人民检察院才可以提起公诉。综合评价，对男性性侵犯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应将其归类于公诉案件，将其定侮辱罪，既有违罪刑相适应原则，也不利于刑法对该类行为的打击力度。
至于定虐待罪，更缺乏法理上的根据，首先除了罪过内容不一样外，虐待罪表现为行为人经常以打骂、冻饿等方法，对家庭成员进行肉体或者精神上的摧残折磨，情节恶劣。该罪要求犯罪对象是与行为人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就我国的现实情况而言，家庭中发生的对男性的性侵犯毕竟是少数，不带有普遍性。在笔者看来，可能主要表现为妻子对丈夫的强奸，而对婚内强奸行为，许多学者基于夫妻间的义务及我国的实际国情主张不宜定罪，如此一来，把对男性的性侵犯定虐待罪就无实际意义了。其次，打骂、冻饿等行为与对男性实施性侵犯的行为既有形式上的不同，更有本质上的目的不同。最后，同侮辱罪一样，虐待罪也属于亲告罪，法定刑较轻，对男性的性侵犯定虐待罪难以体现罪刑相适应原则。 五、修改和完善刑法以保护男性之性权利
基于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从男性性权利保护的角度出发，可以通过修改现行刑法的方式完善对男性性权利的保护。具体途径如下：
（一）通过立法修改扩大强奸罪的对象范围
将强奸罪的犯罪对象扩大为所有的自然人，不仅仅限于女性。即所谓强奸罪是指违背他人意志，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行为。具体操作，只需要将刑法第236条中的“妇女”改为“他人”，“幼女”改为“儿童”。这样做一方面可以对男性的性权利给予保护，另一方面也可以使我国的刑事立法与国际接轨，有利于国际间的交流。西方许多国家目前对强奸罪的犯罪对象都不仅限于女性，如《法国刑法典》第222—223条规定：以暴力、强制、威胁或者出其不意的手段对他人实施任何性质的性之进入的行为，均构成强奸罪。《意大利刑法》第519条规定：以暴力、胁迫强制他人性交者，处3年以上10年以下徒刑。这些国家均将强奸罪的犯罪对象规定为他人，不但包括男性和女性，同时也应该包括两性人。只要是采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强行与他人发生自然性交的行为，均可用强奸罪定罪处罚。
（二）通过立法修改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改为强制猥亵罪
将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罪名修改后，犯罪对象自然就扩大到男性。去掉“侮辱”是因为一般来说，猥亵和侮辱都是性交以外的行为，二者的行为具有同一性[4]。猥亵行为应包括了侮辱行为，刑法第237条的最后一款也是仅说“猥亵儿童”，从法条内容前后的连贯性看，也不宜在罪名上再加“侮辱”二字。另外来说，刑法第246条也单独规定了侮辱罪，其构成要件与该罪有明显的不同。在修改的强制猥亵罪中，要对猬亵行为作扩大解释。猥亵行为应是指无聊的刺激性欲，伤害一般人正常的性的羞耻心，违反善良的性道德观念的自然性交以外的行为。除包括现有对女性实施的猥亵行为外，前述对男性实施的猥亵行为都应囊括其中。尤其是鸡奸行为，因为鸡奸是男性遭受同性侵犯的最主要方式。与肛交在法律上的意义不同，鸡奸是专指男性之间通过阴茎插入肛门而获得快感的性活动，而肛交是指男性把阴茎插入女性肛门而获得快感的性活动⑶。我国1979年刑法在流氓罪中规定的“其他流氓活动”中包括鸡奸行为，1997年刑法将流氓罪取消后，鸡奸行为仅表现在猥亵儿童罪中，犯罪对象为14周岁以下的男性儿童。笔者不同意在现行各项罪名中，“均找不到有关鸡奸行为的规定”[5]的观点。有些人士认为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中的猥亵行为应包括鸡奸行为，其实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原因如前所述，肛交行为才是该罪中猥亵行为的一种。为体现罪刑相适应，要么增加对鸡奸行为的加重处罚条款，要么直接规定鸡奸行为的法定刑，且此法定刑与强奸罪法定刑相当。笔者倾向直接规定鸡奸行为的法定刑。具体操作，是将刑法第237条作如下修改：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聚众或者在公共场所当众犯前款罪的，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用上述方法鸡奸他人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对儿童实施上述行为的，依照前两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三）通过立法增加新罪名——“对男性性侵犯罪”
考虑到法律的稳定性，可以放弃上述修改罪名的做法，而直接针对对男性的性权利侵犯行为规定一个新罪名——对男性性侵犯罪，该罪的犯罪对象规定为14周岁以上的男性，行为表现形式为行为人利用暴力、胁迫或其他手段对男性实施强奸、鸡奸和其他猥亵行为，犯罪主体一般为16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但对实施鸡奸行为的14周岁以上的自然人应追究其刑事责任。其法定刑应与目前的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相当。具体可规定为：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猥亵14周岁以上男性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鸡奸他人的，从重处罚。14周岁以上的男性实施前述行为的，应追究其刑事责任。
这种规定新罪名的好处就是不破坏现行刑法分则体系和具体罪名的构成要件，保持法律的严肃性。
注释:
⑴参见http：//bbs．yntv．cn/viewthread．php？tid=31650.2006年9月4日访问。
⑵参见http：//pybk．com/newsread．asp？newsID=6305.2006年9月18日访问。
⑶参见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7日13：47法制早报。
注释:
[1]赵合俊．性权与人权——从《性权宣言》说起[J]．环球法律评论，2002，（春季号）
[2]张明楷．外国刑法纲要[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532—533．
[3]刘艳红．刑法学各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6．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3．
[5]章惠萍．男性性权利的刑法保护[J]．河北法学，2006，（8）．
【关键词】《接骨师之女》；心理创伤；创伤治愈
一、前言
创伤一词源于希腊文“traumatizo”，指的是“a piercing of the skin， a breaking of the bodily envelope”。19世纪末弗洛伊德等精神分析家开始把创伤引入心理研究，同时也对创伤理论进行科学系统的研究。而创伤理论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在美国兴起，美国学者凯西・卡鲁斯在著作《沉默的经验》中首先提出了创伤理论。“某些人对某一突发性事件或灾难性事件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人们对灾难性事件的反应通常会推迟出现，并反复出现幻觉，无法控制”。灾难会在人们的内心留下创伤，不断以各种形式影响个体的当下的生活。《接骨师之女》中描绘了一个家庭，三代女人之间的矛盾冲突。而茹灵又是其中矛盾冲突的关键人物，所以重点运用创伤理论来解读茹灵的创伤命运。
二、茹灵的创伤
2.1 茹灵创伤的原因。茹灵的创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亲生母亲的自杀。茹灵成长在一个制墨世家，从童年开始，茹灵就感受不到来自家庭的关爱，“我经常嫉妒高灵更受母亲的宠爱。可坐在母亲身边，睡在母亲炕上的总是高灵，而我，只能有宝姨的陪伴。”其中茹灵这里说的“母亲”并不是她的亲身母亲，宝姨才是茹灵真正的母亲。宝姨因为在结婚当天遭遇变故，同时失去了父亲和丈夫。这时候她也被发现怀孕了，为了能够照顾孩子，宝姨不得已以保姆身份待在茹灵身边。而这一切茹灵并不知晓，这也是造成悲剧的根源。在茹灵14岁时，安排订婚的对象恰巧就是宝姨一家人的仇人的儿子。宝姨用尽各种办法也没能改变茹灵的想法，最终宝姨以惨烈的方式阻止了茹灵的婚姻，这也带给茹灵无尽的悔恨和痛苦，始终无法从宝姨自杀的阴影中走出来。
另一种创伤来自战争。在宝姨自杀之后，茹灵被送到了育婴堂，也就是孤儿院。那时候正值日本侵略中国的战争爆发。茹灵不仅见证了战争的残酷性，更是战争的受害者。在育婴堂的时间里，茹灵结识了她的第一任丈夫。爱情温暖了茹灵冰冷的心，但是战争却摧毁了茹灵来之不易的幸福。她的丈夫被抓，并且被残忍的杀害了。这给茹灵心理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连续失去亲人、爱人的打击构建了茹灵创伤。
还有就是茹灵移居美国之后，在美国遭受到的种族歧视和性别压迫的创伤。美国社会一直存在种族主义，这使得处于边缘群体的人饱受歧视和压迫。茹灵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受到了主流社会的排斥和孤立，甚至在美国出生的女儿眼中，茹灵也是“他者“身份。因此母女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深刻的矛盾，给两代人都带来了难以愈合的伤痛。
2.2 茹灵的创伤症状。面对创伤，茹灵选择了逃避。宝姨自杀之后，茹灵麻木的接受了家里的安排，选择来到育婴堂。在育婴堂茹灵对宝姨的一切闭口不谈，她尽量把有关宝姨的记忆压抑在心底。不去碰触就没有伤痛。面对战争带来的伤痛，茹灵仍然选择逃离。对于茹灵来说，中国充满了伤痛的回忆。茹灵选择了美国，她认为的一个没有毒咒的天堂。在移居美国之后，茹灵几乎闭口不谈中国发生的一切。这导致了女儿露丝对茹灵在中国的经历一无所知，也这是造成母亲关系僵化，矛盾冲突不断的根本原因。即使茹灵选择逃避来对待创伤，但是创伤记忆已经深深根植在茹灵的记忆中了。逃避不能解决茹灵的伤痛，甚至会使创伤更加清晰的保留在茹灵的记忆中。
除了逃避，创伤的另一个症状就是鬼魂意象。茹灵不断压抑创伤记忆，但是创伤记忆根本就不能再茹灵脑海中根除，反而以鬼魂的形式不断使茹灵体验创伤经历。在茹灵移居美国数十载，茹灵对宝姨的记忆一直以闪回的方式显现在茹灵的意识中，影响了茹灵现在的生活。当露丝在沙盘上写下“小狗”时，茹灵失控了，因为小时候宝姨叫茹灵“小狗”，“宝姨啊，宝姨！真希望你没死啊！一切都是我的错，要是我能回到过去，改变定数，我就是死也不愿意离开你，一个人活在这世上受苦啊……”茹灵内心积聚了对宝姨的浓浓的眷恋和深深的愧疚。当她无法释放自己的情怀时，宝姨的鬼魂成功的帮助了茹灵直接表达了内心的思念和纠结心情。
三、茹灵创伤的治愈
茹灵一生经历了多重创伤，创伤不仅使茹灵从一个乐观开朗的姑娘变成了一个行为怪异，抑郁并且有些神经质的人。为了走出创伤，茹灵开始了漫长的治愈过程。
3.1 创伤叙事。治疗心理创伤的一种有效的手段就是创伤叙事。创伤叙事能够帮助受害者有效地表达和控制自己的情绪，同时通过叙述创伤经历，也能使受害者把过去的创伤记忆同现在记忆融合，构建一个完整的自我记忆。在《接骨师之女》中，饱受创伤的茹灵通过书写她的创伤过去和讲述创伤经历来治愈创伤。为了防止不断衰退的记忆，茹灵选择通过书写来记录自己的家族故事。露丝通过阅读母亲的手稿，了解了母亲的创伤，“陪同母亲一同回顾生命中的种种曲折，听妈妈解释一个汉字的多重涵义，传译母亲的心声，了解母亲的思绪。”茹灵也通过这种方式化解了母亲之间的矛盾冲突。唐先生翻译了茹灵的中文手稿，见证了茹灵的过去，并作为茹灵的忠实听众，“很轻松地引领茹灵重温旧梦，回到那些还没有被疾病破坏的记忆中去”。茹灵通过创伤叙述，不仅使茹灵能够走出创伤，而且融洽了母女关系，也收获了爱情，而且也和周围的社群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3.2 重建身份。历经磨难的茹灵并没有在美国寻求到所要的幸福，移民美国之后，茹灵被迫切断了与中国的联系，游离在美国社会中，得不到社会的认同，反而遭到美国社会的排斥与孤立，使茹灵成为了一个没有根、没有身份飞“浮萍”。但是在女儿的帮助下，茹灵找回了因记忆丧失而遗忘的家族姓氏，找回了文化之根，并最终走出创伤阴影。
四、总结
茹灵是《接骨师之女》中一个主要的创伤性人物，通过分析茹灵的创伤原因，反映出封建制父亲社会和战争给女性带来的不可言说的创伤，还有华裔女性在美国的生存现状。面对创伤，创伤受害者一定到用于面对创伤，积极应对，寻找恰当的方式，走出创伤，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创伤的严重影响。茹灵治愈创伤的途径也给饱受创伤折磨的人们提供了好的榜样。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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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美）谭恩美.接骨师之女[M].张坤，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
[3]王建会.“创伤”理论与亚裔美国文学批评―以亚裔男性研究为视角[J].当代外国文学，2010（02）.
一、禁止重复评价
禁止重复评价，原本是刑罚裁量的一项基本原则，它是指禁止对法条所规定的、已经将其影响刑罚轻重考虑在内的因素，在刑罚裁量中再度当作刑罚裁量事实重复评价而作为加重或沽轻刑罚的依据。因为刑法的规定，使其早已作为决定各该犯罪行为成立与否及法定刑轻重的标准，故不应于刑罚裁量时再次考量。（注：参见林山田：《刑法通论》，台湾三民书局1990年8月3版，第435页。）例如，我国刑法典第236条第3款规定，强奸妇女多人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 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因而司法实践中对于强奸妇女三人以上的，依照刑法典第236条第3款处罚即可，不应就“行为人强奸了多人”这一情节再对行为人从重处罚。又如，对于在劫持航空器的过程中，以伤害手段劫待航空器的，只能定劫持航空器罪一罪，不宜再定故意伤害罪，因为刑法典第121 条对劫持航空器罪的客观要件规定了包含伤害在内有“暴力”手段，故意伤害行为已经内涵于劫持航空器罪的犯罪构成之中，法条对此罪所定之刑，已将“暴力”手段的危害性评价在里面，而且还规定了劫持航空器致人重伤、死亡的应处死刑。再如，在越狱犯罪活动中，某行为人为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根据我国刑法典第317条第1款前半段的规定应处5 年以上有期徒刑，但不能因为行为人为组织者中起重要作用者再次从重处罚，因为刑法典第317条第1款前半段在规定“5 年以上有期徒刑”时早已将“行为人为组织越狱的首要分子”这一因素考虑在内。
实际上，禁止重复评价不仅是刑罚裁量的一个原则，在定罪之中，坚持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也是十分重要的。在整个刑法领域强调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注：与刑事实体法的“一罪一罚”、“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相适应，刑事程序上亦有“一事不再理”原则。）其法哲学根据在于刑事责任必须符合正义的要求。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指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象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每个人都拥有一种基于正义的不可侵犯性，这种不可侵犯性即使以社会整体利益之名也不能逾越。因此，正义否认为了一些人分享有更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不承认许多人享受的较大利益能绰绰有余地补偿强加于少数人的牺牲。”（注：[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正因为如此，为了有效地防止国家刑罚权的肆意膨胀，保障公民（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基本权利，人们在刑事司法中才总结和提炼出某些体现正义要求的刑事责任原则，并进而将有的原则立法化（如罪刑法定原则即是）。刑法正义性的表现之一，就是要在惩罚犯罪、防卫社会的同时，切实有效地保障被告人的权利，防止不恰当地加重被告人的责任，以期实现罪刑的均衡性，而禁止重复评价正是刑法正义性的题中应有之义。（注：参见陈兴良：《当代中国刑法新理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41 页。）从刑法的法律层面上讲，禁止重复评价的根据在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和科学的罪数形态理论。由于行为人的犯罪行为有可能实现数个构成要件，这种状况究竟为一行为或数行为，是成立一罪还是数罪，在刑法的评价上应有可数性，如此才能决定行为人的行为究竟属于犯罪单数抑或犯罪复数，避免一罪数罚；否则，对于同一行为可能数次加以处罚，则无疑意味着罪责扩张，而与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相违背。（注：参见林山田：“论法律竞合与不罚之前后行为”，载台湾《台大法学论丛》第22卷第2期。）尤其由于罪数不典型现象的存在， 刑法必须通过罪数论，才能较好地贯彻和实现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在我国刑事立法中，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得到了一定的体现。如刑法典第233条、第234条和第235条分别规定，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过失致人重伤行为“本法另有规定的，依照规定”。这是因为我国刑法中许多犯罪都将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或过失致人重伤行为规定为犯罪的构成要素或量刑情节，刑法上述三个条文关于排除各该条法律适用的规定，旨在宣示对于同一过失致人死亡、故意伤害或者过失致人重伤行为，不得作多次评价。例如，交通肇事行为过失致人死亡，不应定交通肇事罪和过失致人死亡罪两罪，因为刑法典第133 条对肇事罪的构成要件之设置，已经将“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这一要素予以包涵。然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不可能、也不应完全由刑事立法来解决，它的有效实现主要有赖于司法实践中个案的处理。当然，这一司法实践无疑需要正确的刑法理论特别是犯罪构成论和罪数形态论加以指导。从以往的司法实践情况可知，司法人员对禁止重复评价原则的偏离是时常可见的。以往我国司法实践中，对于在抢劫过程中使用杀人手段排除被害人反抗而最终将被害人杀死的犯罪行为，大多数司法机关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对行为人实行数罪并罚，即是例证。另外，新刑法典施行后，对于一案走私多种对象的行为（如行为人实施了一个走私行为，但走私的物品中既有武器、弹药，又有伪造的货币或者国家禁止出口的贵重金属、国家禁止进出口的珍稀动物等物的）如何定罪量刑，司法实践中做法很不一致：有的按照想象竞和犯的处罚原则作一罪从重处断，有的则实行数罪并罚。笔者认为，以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为指导，从一重罪处断是正确的；如果司法人员在头脑中牢固树立禁止重复评价原则，便不致在究竟是定一罪还是数罪问题上反复纠缠、举棋不定了。在一些国家，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在刑法中已经立法化，有的国家甚至在宪法中对此原则加以规定，（注：德国宪法第103条第3项即规定：“任何人不得因违反刑法之一行为而受多次处罚”。）这些立法例，对我国刑事立法而言不失具有借鉴意义。
需要指出，禁止重复评价与根据法律规定对具有数个同向情节一并加重或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并不矛盾。例如，行为人实施奸淫幼女的行为，按照刑法典第236条第2款的规定应当在强奸罪的法定刑内从重处罚，而行为人系与他人轮奸同一被害人，又该当该条第3款第4项，故应在“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法定刑幅度内对行为人更大程度地从重处罚，如行为人系累犯，自然还要进一步从重处。不过，根据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同一个情节是不能作两次以上评价的。不只是在已经确定行为人构成犯罪的情况下如此，在罪与非罪的判断中也是如此。遗憾的是，以司法实践中对于某些数额（违法所得数额、销售数额、应纳税数额等等）未达定罪标准本不该定罪的行为，一些司法人员往往在定罪问题上自作主张，认为只要数额接近定罪标准而行为人又有其他“情节”（尤其是行为人以前曾受过刑事处罚），就可以认定行为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这种做法显然不合理和显失公平、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注：立法明确把数额大小和其他情节（当然，这个“情节”也不应包括行为人以往的犯罪事实）综合作为某个数额犯定罪标准的情况除外。）（一）行为人既然对以往所犯罪行为已承担了刑事责任，就不宜再把这种已经受过评价的行为再作为新的“定罪”的情节考虑。（二）假如某行为人的违法数额未达定罪数额本不成立犯罪，但却因曾受过刑罚且刑满释放不满5年，不但要成立犯罪，还要以累犯论处。 如此一来，“曾受过刑事处罚”一个情节，实际上不仅在充实犯罪构成要件、使行为由非罪到犯罪中起了促成作用，而且在量刑上也导致了较大程度的从重处罚。
禁止重复评价，与某些行为在客观上相似但实应作数个不同罪质评价之间也不矛盾。例如，行为人在向众人传授杀人方法的同时，又教唆某个被传授者杀害某人，对行为人分别依照刑法典第295 条和刑法典第232条定传授犯罪方法罪和故意杀人罪，实行数罪并罚。 又如行为人肇事后为逃避法律制裁而将重伤的被害人带离现场放任被害人死亡而致被害人死亡的，对行为人应认定为交通肇事罪和故意杀人罪两罪，实行数罪并罚，均不违背禁止重复评价原则。
二、禁止分割评价
禁止分割评价，是指对于本应作一次性评价的行为，不得作两次以上的评价。违背此原则对行为人定罪处罚，既可能不恰当地加重行为人的刑事责任，也可能不恰当地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对于禁止分割评价原则，迄今我国刑法学界还少有人研究。笔者在这里结合我国刑法的有关立法内容作初步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我国刑法典第204条规定第1款规定，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期骗手段，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数额较大的构成骗取出口退税罪；第2 款规定：“纳税人缴纳税款后，采取前款规定的欺骗方法，骗取所缴纳的税款的，依照本法第201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骗取税款超过所缴纳的税款部分，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根据这一条的规定，如果行为人作为纳税人，在缴纳税款后以假报出口或者其他欺骗手段将自己已经缴纳的税款之全部或一部分骗回，且按照刑法典第201条（偷税罪）的规定， 所骗回税款数额达到定罪标准（即数额占应纳税数额的10％以上且在1 万元以上）的，对行为人以偷税罪定罪处罚，而不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定罪处罚；如果行为人在骗回自己已缴纳的全部税款之余，还骗取了一定数量的国家税款，且已缴纳的全部税款达到刑法典第201 条偷税罪的定罪标准、超过部分数额也达到刑法典第204条第1款所说的“较大”标准的，则对行为人应当定偷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两罪，实行数罪并罚。显然，在后一种情况下，是把同一个犯罪行为分割开来进行数罪性评价。这种立法在许多情况下导致行为人罪责的不当加重是不言而喻的，而且与此相反，有时导致不当减轻行为人的罪责。例如，行为人缴纳税款后骗回的税款，骗回的已缴纳税款虽然达到偷税罪标准，但其中超过已缴纳税款的部分未达到刑法典第204条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这样一来，对行为人定偷税罪一罪，却要在犯罪数额上减去超过已缴纳税款的部分。又如，有时行为人骗回的税款总数，无论按照刑法典第201 条定偷税罪还是依照刑法典第204条定骗取出口退税罪，都够得上定罪标准， 但一旦按照刑法典第204条的定罪处罚原则， 则偷税罪和骗取出口退税罪都定不上。
在笔者看来，刑法典第204条第2款实属新刑法中的一大败笔。立法者的意图无非是要表明，纳税人将已经向国家缴纳的税款骗回，实质上就是偷税，和纯粹的不作为偷税本质相同，但实际上，不论是骗回已纳税款还是事先根本没有纳税而纯粹骗取国家出口退税款，本质上都应视为诈骗，骗取出口退税罪本身就是一种特殊形式的诈骗罪。何况纳税人缴纳的税款，已经变为国家财政收入、属于国家财产，行为人骗取等额财产完全是骗取国有财产，而非事后的“偷税”。从刑法典第204条第1款的规定来看，骗取出口退税罪的法定刑高于偷税罪，立法者也许认为，将达到数额标准的骗税行为不扣除行为人已纳税款部分而一概以骗取出口退税罪定罪处罚，可能有失公平，但殊不知像刑法典第204条第2款如此立法反而削足适履，给司法实践带来无法克服的困惑，也给科学合理的犯罪构成理论和罪数理论带来混乱。
分割评价把一个行为认为地分成数“段”来评价，与重复评价对行为不予以分割、只是完整地多次评价相比，虽然在形式上不同，但两者都是对本该做一罪、一次评价的行为作多次评价，在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中都应当加以禁绝。
三、禁止重合评价
禁止重合评价，是指对应当作数罪、数次性评价的犯罪行为作一罪、一次性的评价。与重复评价正好相反，重合评价在对行为人的行为进行评判时导致“罪责的缩小”。当然，从最终对行为人的处刑而论，重合评价有时导致不当地减轻行为人的刑事责任，有时则没有。但是，重合评价的不合理性主要表现在对行为性质即定罪问题上。从根本上说，如果定罪发生错误、评价失当，即使最终对行为人的量刑“客观上”适当，刑罚的适用也不能说是正确的，因为定罪是量刑的前提和基础。
从我国刑事立法来看，有些条文体现了禁止重合评价原则。刑法典第241条规定，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同时有强行与被拐卖的妇女发生性关系，或者非法剥夺、限制被拐卖者人身自由，伤害、侮辱妇女、儿童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我国刑法中违背禁止重合评价原则的立法在相当范围内存在，比较典型的是：
（一）《刑法》第238第第2款规定：“犯前款罪，致人重伤的……致人死亡的……。使用暴力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247条规定， 刑讯逼供、暴力取证“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刑法》第248条第1款规定：监管人员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据此三个条款的规定，对于非法拘禁他人而在拘禁过程中故意伤害、杀害被拘禁人的，或者在刑讯逼供、暴力取证、体罚虐待被监管人过程中故意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或被监管人伤残、死亡的，只认定故意伤害罪或故意杀人罪一罪，对先前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体罚虐待行为不作评价。有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成立吸收犯，故意伤害行为或故意杀人行为作为重行为吸收先前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体罚虐待行为即轻行为，因而从一重罪定罪处罚是合理的。但笔者认为，吸收犯中数行为之间的吸收关系，乃指前行为是后行为发展的所经阶段，后行为是前行为发展的当然结果。（注：张明楷：《刑法学》（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329页。 ）上述情形中故意伤害行为或故意杀人行为与先前的非法拘禁、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体罚虐待行为之间，根本无吸收犯之余地。也许，以转化犯来解释这几个条文可能更为恰当，但这种转化犯的立法之科学性仍针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说重合评价的不合理性， 刑法典第247条和第248条笼统规定“致人伤残、死亡的”一概定故意伤害罪、 故意杀人罪，也是大可非议的。因为这种规定没有考虑到，有时刑讯逼供、暴力取证或体罚虐待“致人伤残、死亡”出于过失，将此等情形与故意行为一起确立为转化犯、按照故意伤害罪、故意杀人定罪处罚，显然不当，违背犯罪构成原理。
类似《刑法》典第238条第2款、第247条、248条第1款的情形， 还有《刑法》典第292条关于聚众斗殴“致人重伤、死亡的， 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处罚”之规定，兹不赘言。
（二）《刑法》典第239条规定， 对于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他人或绑架他人作为人质尔后又杀害被绑架人的，以绑架罪一罪定罪处罚，对故意杀人行为不作评价。尽管法条将杀害被绑架人的绑架罪之法定刑规定为绝对的死刑，在此立法前提下即使不另定故意杀人罪也足以严惩罪犯，但仅以绑架罪一罪对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作评价，实际上没有在刑法上给予犯罪行为之无价值应有的否定，对行为人的法律谴责程度无疑大大降低。
（三）《刑法》典第240条规定，拐卖妇女的行为人， 同时奸淫被拐卖的妇女的，或者同时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的，以拐卖妇女罪一罪定罪，“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并处没收财产”。据此，“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均为拐卖妇女最高一个量刑档次的依据，当行为人同时具有拐卖妇女行为这些行为时，这些行为在定罪方面上丧失独立性， 不作法律评价。 从渊源上说，1984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拐卖人口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曾明确规定， 拐卖妇女、儿童的罪犯兼犯有强奸妇女、奸淫幼女、非法拘禁、伤害、强迫妇女卖淫等罪行的，应按刑法有关条款定罪，并按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但是，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第1款第4条4项，将“奸淫被拐卖的妇女”、“诱骗、强迫被拐卖的妇女卖淫或将被拐卖的妇女卖给他人迫使其卖淫”等行为，作为拐卖妇女罪的几个严重情节加以规定，从而在立法上出现了当这些行为与拐卖妇女行为并存时对行为人只定拐卖妇女罪一罪的现实。最高人民法院1994年4月8日《关于拐卖、绑架妇女（幼女）的，应当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第1条第1 款第（3）项的规定定罪处罚。“在刑法典的全面修改过程中，尽管有的学者对于这种立法提出了批评，但遗憾的是，我国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典仍沿袭1991年《决定》的做法，立法的精神丝毫未作更动。
不过，与刑法典第240条的立法精神不同，刑法典第318条第2 款规定，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对被组织者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犯罪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刑法》第321条第3款也规定，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对被运送人有杀害、伤害、强奸、拐卖等犯罪行为，或者对检查人员有杀害、伤害等行为的，依照数罪并罚的规定处罚。”
（四）《刑法》第358条规定，行为人强奸妇女后迫使卖淫的， 作为强迫卖淫罪的严重情节，对强奸行为不作单独的罪质评价，对行为人只定强迫卖淫罪一罪。刑法典的这一规定亦完全沿袭以前特别刑法的有关规定，即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第2 条第（3）项的规定。何谓“强奸后迫使卖淫”？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1992年《关于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第4条规定：“《决定》第2条第（3）项规定的‘强奸后迫使卖淫’， 是指强奸行为与强迫他人卖淫的行为有联系，是强迫他人卖淫的法定从重情节。因此，只定强迫卖淫罪即可。如果强奸行为与强迫他人卖淫的行为之间没有联系，则应当分别定罪，实行并罚。”笔者认为，尽管司法解释强调这里的“强奸”行为与“强迫卖淫”行为之间的联系，但即便存在这种联系，也不应对“强奸后迫使卖淫”的情形只作强迫卖淫罪一罪的评价。理论上有人认为这种情形属于牵连犯，但实际上的“强奸”行为与“强迫卖淫”行为之间，不存在什么必要的牵连关系-强迫卖淫难道非得用强奸的手段不成？退一步说，即使这一情形属于牵连犯，作为手段的“强奸”行为也要比作为目的行为的“强迫卖淫”行为性质严重，对行为人应以强奸罪一罪定罪而不是以强迫卖淫罪定罪。
笔者认为，从坚持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出发，在目前的立法现状下，司法实践中对于上述罪质重合评价的规定，无疑应当“循法定案”，但司法人员更应对立法的不合理内容有所认识。除因立法不合理之规定不得已作重合评价外，司法实践中我们应当充分注意遵循禁止重合评价的原则。例如，对于在劫持航空器犯罪中既使用暴力手段致人死亡（包括故意杀死被害人），又另行愿意杀害无辜乘客的，应当同时认定行为在成立劫持航空器罪和故意杀人罪二罪，实行数罪并罚。在笔者看来，刑法典第121条中的“暴力”，都必须与劫持航空器的行为有所关联、作为劫持的手段而存在，在航空器中与劫持航空器无关的杀人行为，应当另行不法评价。又如，行为人拐卖妇女，同时又故意造成被拐卖的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死亡的，应当实行数罪并罚。在笔者看来，刑法典第241条第1款第（7）项所说的“造成被拐卖的妇女、 儿或其亲属重伤、死亡”，一般不包括故意行为，除非行为人是采用暴力、麻醉方法绑架妇女、儿童而以暴力、麻醉方法故意导致妇女、儿童或其亲属重伤。
关键词：库切；《耻》；创伤；症候
一、《耻》中所表现出的创伤
在小说里52岁的白人教授卢里勾引了一位大学二年级女生并与之发生性关系。与大二女生的性丑闻被告发后，他拒绝公开悔过而离开学校。“为了振作自己，重新聚集起生活的力量”，他投奔在边远乡村生活的女儿露茜。在此期间，他们遭到抢劫。露茜被三个黑人并怀孕，但却拒绝离开乡下，最终与犯的亲戚、帮她干活的黑人佩特鲁斯结婚，以求得庇护。这引发了卢里对自己的行为及人生的思考。故事中最典型的创伤事件就是露茜被事件，正是对这一创伤事件的铺陈反映了《耻》的创伤主题。
（一）殖民地人的创伤
首先是黑人学生梅拉妮被享有特权的白人教授卢里，这是被殖民者遭受创伤的又一体现。被自己的老师对于还是学生的梅拉妮来说，无疑是一次极不寻常的经历，梅拉妮对此深感耻辱。因此，事后，她就不再去上课，甚至期中考试也缺席了，其目的就是回避卢里。卢里这种行为就是对梅拉妮的一种创伤，梅拉妮作为受创的主体本能的就对施创者产生排斥、反感甚至是憎恶的心理。小说中梅拉妮正式这一反应。然而，作为受创者，黑人梅拉妮却不是采取的回避或者是忍受的态度，她有去“回击”。梅拉妮对于自己被的事并没有保持沉默，而是告知男朋友和父母并向校方控告卢里的罪行，使得卢里失职。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被殖民者，梅拉妮像佩特鲁斯一样很有计谋。她把自己的创伤埋在心里，表面上看是向卢里妥协，其实她在利用卢里同时给他带来了潜在的威胁。
佩特鲁斯作为一名黑人奴隶，他所遭受的创伤可以说是种族隔离制度下黑人所遭受的集体创伤。“本体论……无法使我们了解黑人的存在。因为黑人不仅必然是长着黑皮肤的黑人，而且必须是与白人关联的黑人。”（P110）。但是由于小说《耻》的故事背景是在新时期，坐着并没有花太多的笔墨去描述佩特鲁斯是如何被白人所奴役的。然而，库切毕竟是南非作家，这部小说无法回避南非的种族矛盾。露茜苦力支撑着一个农场，生活在黑人们中间。在小说中，她的雇工、黑人佩特鲁斯是一个精明能干的人，对小说中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成竹在胸，有着自己的计划和雄心、能力。佩特鲁斯的全部生活目的就是土地，他已经购买下了露茜的农场旁边的一块地，并在中间竖起了一个篱笆，然而，露茜的土地也在他的筹划当中。库切没有正面描写小说中发生的袭击、案的原因，但是提供了几种解释，包括随机性和必然性。其中一种则是，袭击、都是佩特鲁斯操纵的――最起码，他是知情人，参与袭击、的一个孩子是佩特鲁斯的妻弟。而在露茜怀孕之后，佩特鲁斯先是不停地暗示，然后直接告诉卢里，要求露茜嫁给他并以土地做嫁妆，以换取安全：“在这里，那很危险，太危险了。女人必须结婚。佩特鲁斯作为黑人后裔始终没有忘记自己黑人的身份和那个时期所遭受的”奴役和痛苦。所以在这里他不是那个被奴役压迫的黑人形象，而是一个“报复”者的形象。
由此看来，种族隔离制度所带来的种族歧视的创伤并没有因为殖民者的退出而有所消褪，相反地，这种伤害似乎己经深入人们的血液里，甚至成为生命的一部分。以黑人佩特鲁斯和梅拉妮为代表的被殖民者，身体上和精神上遭受了创伤，但他们并没有忘记过去的创伤历史，他们对白人的怨恨并没有消除，而是寻找机会开始了疯狂的报复。
（二）殖民者的创伤
弗洛伊德的心理创伤理论从身体、社会、文化和历史起源角度论证了殖民主义、种族主义给白人施暴者和黑人受害者双方造成的种族创伤。[2]
卢里有着作为白人后裔的优越感，他因为了自己的黑人学生被学校开除，当他去投奔远在南非郊外的女儿的时候，女儿却被三名黑人了，自己被黑人关在厕所里浇上汽油差点被活活烧死，可是最让他感到耻辱的是自己的女儿居然对此保持沉默，自己的的话语完全不对那里的任何人起作用，他的话语权被剥夺了，看着暴徒就在自己的身边，可是自己却是无能为力，还要忍受自己的女儿嫁给黑人帮工作为第三个小老婆。这一切对于曾经优越感十足的白人后裔卢里来说无疑是巨大的心里的创伤和震动。在这帮黑人面前在这个种族隔离时期的黑人的领地上，他没得话语权，完全失去了白人的“特权”。
露茜遭人是怎样的痛苦，更何况被者还是一个女同性恋者呢？卢里主张遗忘、治疗耻辱，露茜则在默默承受耻辱。发生后，卢里不停地想和女儿露茜交流，寻求对这一事件的解决办法，露茜则拒绝了父亲，因为“你不在场”。“露茜被的实质是：她成了殖民主义的替罪羊，是殖民主义越界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但是，这仅仅是这一案的表面――是对这一案的受害者露茜的又一次。露茜孤身生活在农场，生活在黑人们中间，已经预料到了等可能性的发生。当真正来临的时候，使她震惊的是过程中的“私愤”――“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解决的是公众领域的种族隔离问题，是国家与历史层面的。然而，对于个人和当下来说，生活在南非，种族已经成为每个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当发生的时候，不是一个种族面对一个种族，而是一个人面对一个人施暴，施暴者是在泄“私愤”而不是宣扬公共正义；受害者是在承受对个人身体、尊严的侮辱，承受这一来自人的仇恨。对于生活在南非的人来说，这一施暴的历史并没有随着种族隔离政策的废除而终结。露茜和卢里将像狗一样活下去，而施暴者像狗一样将在未来的日子里继续发泄“私愤”，不断的给这些“殖民者”造成创伤，一次创伤后的再次创伤。
二、结语
在《耻》中，库切关注了心理创伤这一现象，认识到了创伤的持久性及创伤复原的不可预测性。库切借卢里之口对像露茜一样的创伤化个体表示了担心：“露茜依然生活在那次袭击的阴影之下，而要恢复为从前的她得花很长一段时间，要是人经受了那样的袭击之后就永远无法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该怎么办？ 要是那样的袭击把人变成了一个全然不同、心情极坏的人，该怎么办？”事实上，在父权制囚禁中的露茜，作为历史的牺牲品，她是无法走出其创伤的。处在“他们的领地”，露茜不可能有安全感；同时，她“拒绝回忆”及哀悼创伤事件，因此露茜也不具备创伤复原的条件。正是由于与佩特鲁斯之间的特殊的创伤关系，露茜同意嫁给佩特鲁斯，变成一个“真正一无所有，没有办法，没有武器，没有财产，没有权利，没有尊严”的受害者。赫曼认为，研究创伤，是恐怖事件的见证，能更好地了解人类面对物质世界时的脆弱，认知人性之邪恶。库切的《耻》也让人进行社会反思，受害人应积极地面对创伤事件，对创伤事件进行追忆；通过对历史记忆的重现去让创伤得到缓解。同时，社会支持也是创伤者从创伤中复原必不可少的因素之一。
（作者单位：南华大学）
参考文献：
[1]陶家骏，创伤[J].外国文学出版社，北京，2011.
[2]J.M.库切.耻[M].张冲，郭整风，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115，125，129，131-132，174.
[3]（英）赫伯特，（英）韦特莫尔. 抚平创伤[M].周晓林，等译.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1：4.
这两件事经媒体的报道，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同时公安机关也参与了对孩子的保护和救助。从媒体对这两起典型事件的报道中，我们可以看到，孩子遭受家庭暴力的原因很多是因为不听话、或者不好好做作业等。外界和子女对家庭内的未成年人虐待事件容忍的程度也比较高，都认为这是人家的家务事，大多对此类事件也抱有宽容的态度，实施暴力的家庭所受到的谴责程度较低。比如这两起事件，最后都是以公安对其家人提出警告，家人做出不再打孩子的保证结束。
这仅仅是经媒体报道而受到社会广泛关注的，还有更多遭受家庭暴力和家庭害的事件没有被外界所知或者没有经媒体关注的。为什么家庭未成年人伤害事件不断发生，除了未成年人的监护者法律意识淡漠，国家对其的惩罚措施不当，社会对他们的容忍度较高等原因外，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心理学的角度来分析未成年人家庭伤害事件的心理因素，从社会心理方面来干预和化解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一、家庭对未成年人伤害事件社会心理分析
（一）生命意识的缺失是导致未成年子女常常受到家庭成员伤害的根本原因
生命意识是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保护意识和对他人生命的尊重意识，是发挥出自己生命价值和促进他人生命健康成长的意识。具有完整生命意识的人，不但会保护自己的生命，也会保护好他人的生命，不但会积极扩展自己生命的内涵，也会促进他人生命的成长。在家庭对未成年人伤害的事件中，我们都会发现父母对子女的错误和不良行为采取的方式不是以保护自己生命不受伤害为前提，也不是以促进子女人格成长为前提，而是以发泄自己的不满为目的。这就是父母生命意识缺乏的表现。
更需要我们重视的是，在父母生命意识缺乏的背后，是我们整个社会生命意识的缺乏和对残害生命的容忍。面对受到伤害的孩子，尤其是家长对孩子采取极端方式造成伤害的事件发生以后，整个社会在叹息的同时，也都会抱着一种这是家庭事务，对父母的做法也都抱有一种可被宽容的态度，执法人员在这些事件发生之后，也往往表现出过于柔性的惩罚态度。
（二）以爱的名义伤害子女导致加害者的自我行为约束能力下降
无论是对具有精神障碍的孩子采取限制自由带铁链还是因孩子没有完成作业采取暴力惩罚的行为，都被他们的监护人定义为这是为了孩子好，为了教育孩子和不希望孩子受到伤害或者被社会淘汰而为的行为，这些行为都是以爱的名义行使的。即使打死孩子的父母在面对孩子的遗体时大多都表现出悔恨之心，在法庭上也都会流下悔恨的眼泪，同时会不断地诉说自己对孩子的爱，会不断地诉说自己没想到导致的后果，除了加害者的悔恨之外，家庭的其他成员也都会向他人证明这个加害者是如何爱孩子。面对父母的忏悔和对自己行为的悔恨，社会大众的同情之心也会被唤醒，不但原谅了父母的这种行为，也让法庭给他们一个悔改的机会。
以南京养母虐待养子的事件为例，就可以看出以爱的名义对孩子造成伤害之后，社会对这件事的容忍程度和受害者对伤害事件的容忍程度。南京养母虐童事件发生之后，孩子的生身父母专门来到南京，租住在宾馆里，到有关单位为养母求情，孩子也多次表示养母很爱自己，他想养母了，他希望继续与养母生活。在检察院举行的是否批捕养母的听证会上，各界代表大多数都投了不予批捕的赞成票，媒体也发出了与其批捕还不如要养母以实际行动好好抚养养子的呼吁。我们不是说对养母非要实施法律惩罚不可，但是社会大众及媒体呼吁及受害者与他的亲生父母的行为表现，我们就可以很清晰地看出在家庭伤害事件发生后人们的心理活动及反应情况。
家庭对子女伤害事件之所以多发，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家长对虐待子女的行为缺乏一种心理上的内疚感和罪恶感，在没有造成严重后果之前，或者没有被他人发现，没有被媒体报道与没有被社会关注之前，都认为自己的行为具有正当性和合法性;即使被报道了，被关注了，也都会在公众面前诉说自己的无奈，会表示其实自己是多么爱孩子，多么希望子女健康成长，这种表达也往往能被社会和大众所接受。而至于今后家长是否真的履行了自己的承诺，社会大众不得而知，也没有人真正的监督。
（三）家丑不外扬和家庭成员对加害者采取容忍和谅解的心理导致家庭对未成年人伤害事件的多发
我国古来都有家丑不可外扬的意识，这种意识旨在保护家庭的声誉和维护家族利益。在我国是否能保全面子对个人与家族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一个声誉良好的家庭无论是在借贷方面还是在人际交往上都会受到他人的接纳，而有了污点的家庭就会受到邻里、同事和其他社会群体的冷落。在这种社会文化与社会心理的影响下，很多发生在家庭内部的对未成年人的虐待与侵犯事件，都会被包庇下来，很多受害者哪怕自己长期出于恐惧和不安之中，也不会积极主动地寻求外界的帮助。尤其是发生在家庭内部对未成年子女进行的害事件，很难为外界所知，这些事件的受害者很难得到帮助。在目前很多未成年女儿受到父亲或者继父的侵害时，即使女儿把侵害的事实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多半采取的方式就是要女儿忍耐，或者告诉女儿她会告诫父亲或者继父不要再如此行事，而很少鼓励女儿以法律的手段维护自己的权利。而对未成年人进行害的事件恰恰多发的就是在家庭，就是在亲人之间。
家庭虐待和伤害未成年人事件发生之后，受到伤害的未成年人大多采取的行为就是沉默和逃避，即使他人发现了他们身上的伤痕，他们大多也都不会说出实际情况。就像在文章中我们提到的南京养父母对养子的虐待事件，安徽六安母亲对11岁女儿长期虐待毒打事件，都是在学校由老师发现而报警或送医救治的。当警察与有关机关对事件进行调查，询问受害者如何受伤时，他们不约而同地都说是自己不小心磕碰造成的而没有说出实情，当有关部门弄清真相询问孩子对父母的态度时，他们都会把受到虐待的原因归结为自己不好，是自己惹父母生气的结果，而选择原谅父母。这种受害者和受害者家庭其他成员对加害者行为的原谅甚至包庇，使加害者对自己的行为缺乏真正的悔悟之心，导致了这种行为的多发与持续。很多酒醉就对自己亲人实施暴力的男子，在酒醒之后都会表示悔恨和不再喝酒了，都会寻求亲人的原谅，而每一次悔恨之后受害的亲人也都原谅了这种不良的行为，这种无节制的原谅和家丑不可外扬的保护家庭成员声誉的行为，就间接促成了这种行为持续不断的上演。
（二）通过法律宣传和严格执法的手段，促进家长和社会大众法制意识的提升，降低未成年人遭受家庭成员伤害事件发生的几率
在未成年人伤害事件导致严重的后果、加害者受到法律追究或者媒体对父母采取法律手段的时候，很多加害者都会表示自己不懂法，不知道大骂自己的孩子也是犯法的事情。即使了解法律规定的家庭成员也不认为在对待孩子的事件中违法有什么后果，也缺乏遵守法律的意识。南京养母虐童案就是这种虽然知法但是不认为法律具有价值的反应。从媒体的报道中我们知道，这对养父母的职业是记者和律师。记者和律师肯定具备了基本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知识，但是他们还长期以暴力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养子。法制是规范人格的行为，保护人权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手段。在社会控制和人们行为的调节中，法律属于最为刚性的调节手段。原则性与严肃性是法律最为明显的特征。法律意识是一种尊重法律、遵守法律和肯定法律价值的意识。
我国经过了长期的普法教育，社会大众的法律意识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但是在面对家庭成员对未成年人的伤害事件中，社会法律部门及其他社会组织、一般社会成员还缺乏遵守法律、依法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意识。法律部门面对这些案件时，多半还是采取调解与告诫的方式来处理，除非造成死亡的案件，很少采用强制剥夺父母监护人权利和使加害者受到法律惩罚的手段来处理。这种法律的缺位和惩罚的不力，就导致社会成员对这种行为的容忍度较高，导致未成年人的权利得不到很好的保护。因此要减少这种现象，司法机关和法律部门首先要提升法律意识，然后要通过宣传和典型案例的分析帮助其他社会成员及家长增强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未成年人权利保护组织和群体也需要增强对未成年人受到侵害的关注度，真正行使自己及所在机构在未成年人保护上的权利，扮演好保护未成年人的角色。
（三）与未成年人成长有关的社会团体和机构增强自身的角色意识，以积极的态度介入未成年人遭受家庭伤害的事件，使未成年人的利益得到保护
在未成年人的成长中，学校、社工机构、司法机关与社区组织都承担着一定的责任，扮演着积极的角色。
学校除了关心学生的学习之外，学生身体的健康成长与人格的健康发展更是学校教育的职责所在，在避免学生免受家长伤害事件的发生中，学校一方面要注意观察学生的状况，发现学生身体上的伤害痕迹时，既要积极主动地询问原因，也要及时地与医院，公安与其他社会机构联系，弄清楚原因，及时加以救助。南京虐童事件和安徽虐女事件的被发现都是学校教师积极介入的结果。除了这种方式的介入之外，学校教师还应该自觉转变教育观念和认识，不简单地以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学生优秀与否的标准，更不应把学生不符合老师期望的行为简单地推给家长，向家长告状使家长对学生施加暴力性的惩罚，而是应该与家长一起共同商讨促进学生发展的手段。
未成年人保护机构和社工机构在家庭伤害事件中，扮演的角色是积极的介入者的角色。这些机构的介入不是简单的批评和指责加害者，也不是简单的安慰受伤害的孩子，而是通过自己的方式促进受害家庭成员在对待孩子的态度和行为上的转变和提高。妇联组织和青少年服务的社工机构及关心下一代协会等社会组织和团体在青少年儿童的成长中越来越发挥着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机构在未成年人遭受家庭伤害的事件中还没有完全发挥作用。就像很多伤害子女的父母所说的，他们不缺乏对子女的爱，他们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健康成长，很多父母希望子女今后能过上一种不同于他们现在的更加美好的生活，他们认为子女只有好好学习，取得好的学习成绩才能实现这种愿望。因此当他们看到子女某些行为远离他们期望的时候，就会产生情绪上的冲动，就会采取极端的方式对子女实施暴力。这类父母缺乏的不是对子女的爱，而是缺乏正确的爱的理念和彰显积极的爱的能力。社工机构、妇联、关心下一代协会在培养父母教育观念和帮助父母正确运用爱和提升爱的能力方面就能做很多工作。
社会组织、社工机构和学校通过两种途径介入有利于使未成年子女遭受家庭伤害事件的减少：一是通过积极干预的方式，使父母不能对孩子施加暴力，也就是积极保护孩子免受父母伤害，面对父母伤害子女的事件时，站在孩子一边，使孩子得到保护，为孩子提供救助;二是积极为父母的成长提供指导和帮助的方式，帮助父母走出教育的误区，帮助父母提升教育子女的能力和爱的能力。
（四）政府机构提升对未成年人的保护意识，承担起保护未成年人的职责，把保护未成年人免受家庭伤害作为重要的工作内容，纳入到自己的职责范围
未成年人遭受家庭伤害事件之后，人们都议论纷纷，但是最终却因为没有社会机构和组织可以为遭受伤害的未成年人提供生活和成长的地方，未成年人还得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在美国、德国或者其他很多西方国家，当父母未能履行自己的职责时，未成年人的保护机构就会积极介入到事件之中，一旦调查清楚父母存在行为上的不当，就会剥夺父母对孩子的监护权。比如在美国如果发现父母给未成年的异性子女洗澡，那么父母就会被告上法庭承担责任，同时也失去对子女的监护权;德国把5岁以下的未成年子女单独放在家庭一旦被发现，父母就会遭到法律的指控，会被取消对子女的监护权。而这些被取消父母监护权的子女，就有青少年保护机构履行保护的职责，他们可以委托其他家庭对这些子女进行照顾，或者委托社会救助机构与慈善组织来行使对这些未成年孩子的管理、教育和抚养职责。政府部门的积极介入就使父母对法律有了敬畏之心，也使父母会十分小心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在我国由于诸如此类的政府机构的缺失和有关职能部门在职责上的缺位，即使父母以极端的方式对待自己的孩子，即使父母触犯了法律，但是最终这些未成年子女会回到父母身边。所以有关政府部门的参与和积极履行自己的职责对解决未成年人家庭伤害问题也是十分重要的。
总之，要使未成年人的利益得到真正的保护，使未成年人免遭家庭的伤害，需要政府、社会组织、学校、家庭的共同参与。
【关键词】 创伤性应激障碍；地震；转移伤员；危险因素；横断面调查
doi:10.3969/j.issn.1000-6729.2009.04.008
中图分类号：R74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9)004-0259-05
灾难事件的发生在生活中很难避免，除了可以计算的经济损失之外，灾难事件给受害者带来的痛苦记忆相关的心理疾病越来越受到各国的重视。自1980年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三版(DSM-Ⅲ)首次引入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的诊断以来，人们越来越关注灾难事件对人体的精神损害程度，以及PTSD的精神病理学和发病机制。PTSD是与灾难事件密切相关的精神障碍之一，在灾害中PTSD的检出率比较高。
自然灾害或人为灾难后首先接触现场的先遣队员和其他救援人员容易造成心身创伤。这些经历被认为增加了发生PTSD的危险因素。研究显示参加过灾难救援和恢复工作的人员发生PTSD的危险增加。普通人群中PTSD的自然发病率是4%［1］，而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中不同职业人员的发病率是5%~32%［2-6］，发病率较高的职业有救援人员25%［4］，消防员21%［7］，及未受过训练的人员8%~13%［5，8-9］。研究显示，美国9.11事件2周之后，在世贸中心工作的人员有22%有急性应激症状［10］。一年之后有13%工人分辨出有PDST症状［11］。3年之后有10%的环卫和建筑工人有非特异性主诉［12 ］。国内的调查发现，岩崩事件后PTSD检出率为43％［13］，翻车事故幸存者中有41％存在PTSD［14］，洪涝灾害后受灾人群的心理健康水平显著下降［15］，车祸事故3个月后PTSD的检出率是38.3％［16］；广州某大学学生面对传染性非典型肺炎(SARS)流行，感到非常可怕和可怕者共占40.98％［17］ 。中国张北地震受灾人群3个月和9个月后PTSD的发病率分别为18.8％和24.4％［18］。赵丞智等研究发现地震后17个月受灾青少年PTSD的检出率是9.4%［19］。上述研究说明PTSD在我国自然灾害的受灾群体中并非罕见。国外Green等对Bufalo Creek大坝坍塌事故的受害者进行长期追踪，发现这些受害者的PTSD既往患病率为59.4％，14年后仍然有25％的受害者符合PTSD的诊断标准［20］。Mecke对1987年发生在美国Pebble Beach的火灾事故受害者进行了18个月的追踪研究，结果发现，18个月后有25.7％的受害者符合DSM一Ⅲ一R中PTSD的诊断［21］。
灾难事件发生后对个体产生的精神损害很常见，对它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地震对人们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灾难性事件，尤其是对地震中受伤的人员更容易导致PTSD的发生。本研究对地震灾难事件发生后一个多月的受灾被转移伤员这一特殊群体进行调查，探讨其PTSD的发生及影响因素。为这些转移伤员进行及时的心理救助提供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在5.12汶川大地震中受伤的人员转移到重庆各医院治疗的人群中，根据政府部门提供的重庆市收治地震灾后转移伤员医院的名单，按照医院的级别及是否位于主城区和是否设有精神科或心理科进行多级整群抽样，共抽取收治地震灾后转移伤员的医院11所，伤员386人，与转移伤员及家属做好充分的沟通，并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对抽取的各医院伤员进行逐个调查。回收有效问卷354份，其中男性伤员154人（43.6%），女性伤员200人（56.4%）；年龄44±21岁；汉族236人（66.7%），羌族114人（32.2%），其他4人（1.1%）；未婚92人（26.1%），已婚253人（71.7%），其他9人（2.2%）。32份无效问卷中有5人是意识不清且没有任何亲属陪伴的，8人意识清醒但对地震后所有情况不明者，10人不合作拒绝回答者，9人问卷不完整。
1.2 工具
1.2.1 一般情况调查表
该表包括姓名，性别，年龄，民族，职业，地震前居住地，地震时所在地，地震中被埋情况，受伤（部位）及手术（是否截肢）情况，父母子女伤亡情况，其他家属伤亡情况以及地震时目睹他人伤亡情况。
1.2.2PTSD-17项筛查问卷（PTSD Checklist-Civilian Version， PCL-C）［22］
该问卷是根据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第4版(DSM-IV)关于PTSD症状的标准而制定的，用于PTSD症状的评定。共17个条目，用来评定再体验、麻木和回避、过度唤起3个症状群。问卷采用“1=没有发生；2=轻度；3=中度；4=重度；5=极重度”的5级评分，每个条目在3分（即中度）及以上，才确定存在此条症状。量表的一致性系数为0.88~0.94。重测信度为0.83~0.88。与SCL-90的焦虑、抑郁和恐怖因子的相关性在0.73以上，与DSM-IV 的诊断符合率在90％以上 ［22］。
1.2.3 DSM-IV-TR 轴I障碍用临床定式检查(Structured Clinical Interview for DSM-IV-TR Axis I Disorders-Patient ，SCID-I/P) ［23］
根据DSM一IV诊断标准编制的结构性访谈工具，用于PDST的诊断。由2名主治医师以上的精神科医生进行评定。
1.3 调查方法
调查前，对要进行调查的精神卫生专业人员进行PTSD专业知识和调查工具的培训，在调查过程中2个人1组。做到收治医院和伤员及伤员家属的知情同意。首先让灾民完成一般情况调查表，PTSD-17项筛查问卷的调查。对受教育程度较高且能够读懂量表条目的灾民，调查人员先向灾民读出指导语，灾民明白后自行完成问卷；对因受教育程度低不足以完成问卷的灾民，由调查人员逐条询问，让其回答。对调查过程中发现有较多PTSD症状的灾民，特别是PTSD-17项筛查问卷总分大于50分［24］（即均分在3分及以上［22］）的由2名精神科主治医生于第4～10天进行回访，采用DSM-IV的诊断性访谈工具SCID进行访谈，然后确定诊断。
1.4统计方法
进行描述比较、χ2检验、回归分析。
2结果
2.1PTSD的检出情况
在抽取调查的11所医院的354个被转移伤员中共检出PTSD患者82例，其检出率23.2%，其中男性27例（占男性伤员的17.5%），女性55例（占女性伤员的27.5%）。其暴露情况描述比较见表1。
2.2PTSD发生的影响因素的回归分析
为了考察PTSD的影响因素，以PTSD的诊断是否成立为因变量，以性别，年龄，种族，地震中是否掩埋，是否手术，是否截肢，是否目睹他人在地震中被掩埋、死亡、受伤等17个变量为自变量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有3个变量进入回归方程：性别（女性）（OR=2.364，95%CI：1.159~4.823），地震中被掩埋（OR=2.171，95%CI：1.088~4.333），目睹有人在地震中受伤（OR=0.338，95%CI：0.150~0.761）。
3讨论
地震对灾后幸存者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创伤事件，特别是对于受伤后转移到外地治疗的伤员。本次调查发现地震灾后被转移伤员中PTSD的阳性率为23.16%，其中女性检出率为27.5%，男性检出率为17.5%，女性的检出率明显高于男性。国内汪向东等1999年报道的地震受灾者3个月内PTSD检出率男性为13.5%，女性为24.7%［25］。国外Kessle［26］的报道也有类似发现(女性与男性PTSD检出率的比例是2:1)。还有报道说女性不仅对PTSD易感性高，病程也趋于慢性化，中位数约为男性的4倍（分别为48.1月和12.0月）［27］。虽然男性更容易遭受创伤事件，但他们在创伤后一般表现出短时期变得易怒或暴力，不会持久性表现出不安或沮丧；而妇女则有更高的伤后应激障碍的风险。此外，女性体内皮质醇含量低，患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几率比较高。提示更应注意对女性伤员进行干预，而且要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予以关注。
本研究还发现PTSD的检出率有随着年龄的增大而增高的趋势，伍志刚等对洪灾区PTSD的研究发现，无论成人和儿童都符合这一结论。对洪灾区7~15岁儿童的研究结果显示，PTSD的发病率与年龄成正相关，7岁组发病率为14.1%,15岁组为23.5 %。对成人的研究也有类似规律，16~20岁组PTSD的发病率为26.70％，而70岁以上组高达40.3 %［28］。但也有研究不支持这一观点，认为不同年龄间PTSD的发病率没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应激源、研究对象、研究标准和诊断工具等的差异所造成的［29］。故对老年人的关注一定不能放松，且要及时对其实施干预措施，降低其自杀风险。本研究中，有配偶者其PTSD的检出率明显高于无配偶者，这与国外相关研究不尽相同，由于本文研究的对象为地震灾后转移的伤员这一特殊群体。加上中国有其特殊的文化背景，伤员对灾后的精神和物质需求与国外不同，具有强烈的家庭责任感，这些被转移的伤员多是由战士救出后直接转移出来的，多数对家庭其他成员的伤亡情况不清楚。这些因素是否增加了伤员患PTSD的风险，还需要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进一步研究。本研究还显示在地震中被掩埋的比没有被掩埋的伤员患PTSD的检出率高，这与国内外的相关研究报道［10,13-14］相一致。
在本研究中，被转移伤员的受伤严重程度和手术情况以及目睹有人受伤和死亡等因素并没有使PTSD的发生增加。这一点值得思考，一般情况认为受伤、手术、截肢、目睹他人死亡本身就是创伤性事件，应该增加PTSD的检出率。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是地震这个巨大的创伤性事件对他们的心理影响掩盖了上述的事件，以至其发生没有显著性差异。Green, Wilson,及Lindy (1985)强调，创伤后压力过程是一种动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幸存者尝试整合创伤的经验到自体的架构中，这种过程是自然及合宜的。灾后40天一般来讲患者在这一阶段处于麻木期，个体会主动回避一些可能引发创伤体验的事和物。而且这种回避反应可能无意识化，即表现为“遗忘”。这种回避反应一方面对个体是一种保护机制；但另一方面它会延缓个体PTSD相关障碍的复原［30］。国内外对这一时期的研究也不尽相同，Resnick对124例女性遭受和暴力袭击者进行的随访研究发现，2周内出现PTSD的比例为79%［31］。James Murray等人研究了交通事故受害者的门诊和住院两个样本（DSM-Ⅳ），发现，在住院样本中，事故1个月后PTSD的发生率为31.6%，6个月时PTSD的发生率为19.0%。在门诊样本中，事故1个月后PTSD的发生率为28.3%，6个月时的PTSD的发生率为24.3%［32］。何鸣等的研究（DSM-Ⅲ-R）显示，在一次翻车事故后22个幸存者中，事故1个月后有9例（41%）符合PTSD诊断［14］。因此，随着时间的延长受到严重创伤的伤员发生PTSD的危险是否将会增加。我们将会对本次研究对象进行长期的回访和跟踪调查，做进一步的研究。但汪向东等报道主要应激性事件的强度不是PTSD发生的决定性因素［25］。
本研究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伤员，地震中被掩埋及曾目睹地震中有人受伤等是PTSD发生的危险因素进入回归方程。提示应对有过此类受灾经历的人群采取针对性的干预措施。国外研究发现PTSD高发的危险人群是建筑工人，环卫工人和非组织志愿者。较早接触现场和在现场工作持续时间较长是除了警察外所有职业中可能现患PTSD的显著危险因素，而且对早期即接触现场的工作人员来说留驻现场的持续时间与现患PTSD的可能性密切相关。负责与以往工作不相关的任务的救助人员PTSD发率也相当高［33］。
致谢：感谢重医附一院，重庆市一院、二院、三院、六院、九院，北碚中医院，铜梁县医院，铜梁中医院，璧山县医院，重庆市中山医院的同仁在本次调查中给予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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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望岩》 华裔 创伤 “坦白计划”
伍慧明（Fae Myenne Ng，1956- ）1993年她以《骨》为标题创作了她的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最有影响的小说。十五年后，作者于2008年出版了第二部小说《望岩》，故事开始于 “坦白运动”。为了赢得乔伊丝关的爱情，杰克主动参加华人“坦白运动”，向移民局坦白自己的姓氏和婚姻是假的。杰克参加“坦白运动”的初衷是为了获得渴望已久的爱情，可悲的是他的坦白非但没有为自己带来爱情，反而为此失去美国国籍。谁料乔伊丝对杰克的“礼物”丝毫不感兴趣。杰克痛心疾首，失望至极。而杰克还遭人报复，一只手臂被废。他最后以卖报为生，孤孤单单地过了一辈子。
“什么是创伤？从词源学的意义上讲，创伤就是伤痛的感觉。创伤既有心理意义也有精神意义，表明有外界因素导致的一种冲击。”[1]凯西.克鲁斯说：创伤被描述成对出乎意料的难以承受的暴力事件，或是对当时无法完全理解但日后不断以闪回、梦魇或其他不断重复的方式进行回顾的时间的反应。[2]“创伤导致创伤影响和创伤影响表现的分离：不知原因地感到他说不清楚的东西，没有感觉地表现他自己不能感觉的东西。”[3]
一、家庭创伤
家庭作为个体成长的最初和最重要场所，其环境和氛围是影响一个人心理韧性的重要因素。主人公原是钱家最小的孩子被卖给了司徒一通不会生育的原配妻子做养子传宗接代，到梁家后被改名为梁有信，后又作为司徒一通的契纸儿子进入美国，名字为杰克满司徒。杰克本人在踏入美国国境的那一刻就变成了一个影子，他既不能做自己，又不甘心一辈子做别人。“我爱的女人不爱我；与我结婚的女人不是我真正的妻子。伊琳・张虽然是我的合法妻子，但她实际上属于伊东・司徒。因为债务关系，我其实也属于他。他是我的父亲――证书父亲。”[4]小说的开篇杰克就诉说了他到美国之后作为契纸儿子的无奈，杰克深爱乔伊斯但却要被迫与父亲的女人结婚，不能选择自己的婚姻。错综复杂的家庭关系让他成为了傀儡，失去自我。
而这错乱的家庭关系不仅给杰克这一代人造成了深深的创伤，也给生活在这种家庭中的下一代维达造成了心理创伤：“我和真人没有妥协的余地。他想要一个家，可我并不想要。他希望我见到家人后会重新考虑。但在祖国，在这个卖掉自己的孩子不算犯罪，但却会因为这是对祖先负责而被原谅的地方，我不想要孩子的决心反而更强了。”[4]女儿维达由于父亲的经历对家庭充满了恐惧，她排斥婚姻，再去中国看过父亲的亲生母亲之后维达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家庭的创伤致使维达对家与婚姻充满了恐惧和逃避。
二、社会创伤
在文学性创伤叙事中，癔症往往是被作为比喻来比喻一种社会状态或者国家政策，即在某种社会强大势力的长期高压或者恐怖影响下，在社会上产生的对这种势力的病态的恐惧或敏感。无论这种势力是社会上的高压政策或恐怖统治，还是社会黑恶势力的邪恶猖獗，还是传统观念对新生事物的扼杀，或者官僚体制对进步或者创新的抑制或封杀，只要这种势力强大到在社会上造成普遍的影响，足以形成人们对某种东西的“绝对不能碰”、“绝对不能越雷池半步”的客观结果，这种势力就造成了社会癔症，即社会上普遍的创伤，即社会创伤。这种“绝对不能碰”、“绝对不能越雷池半步”的社会心理感觉就是社会癔症。“一个金黄色头发的小男孩拍了我一下，问我去一个旅馆怎么走。我直觉地往后退了一下，吃惊地发现自己还是不自觉地表现出了老唐人街的恐惧：不跟生人说话，不回答问题，不要告诉别人爸爸的名字。”[4]“不能说”开始是政治、法律、经济等外在的原因导致的，而后来逐渐变成了贴在华裔美国人身上的标签，成了这个美国少数族裔的集体属性――沉默。在唐人街里华人对“坦白计划”已经到了病态的恐惧和敏感。
三、文化创伤
按照美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杰弗里・亚历山大为文化创伤给出的定义：“当个人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时，文化创伤就发生了。”[5]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移民法》，禁止华人的妻子或是单身中国女子进入美国，同时也不允许华人和白人女子结婚，这种排华法案导致华裔男性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而由于不平等的就业机会，华人男性不得不从事低微的工作，做一些传统上被认为是女人干的工作，他们围困在狭窄的交际圈中不能得到社会的认可，不安全和孤立的感觉始终包围其四周。 “在老庄的洗衣店里，我在前台工作，在包裹上做上标记，给取走的包裹做记录，晚上给人送洗好的衣服。这份工作像个半大小子的工作，但我没什么抱怨。之后，老庄丢了房子的租约，于是我到了何运56号做收银员，干了一个冬天。到了春天，我又在五月花面点店干过一段时间，负责炖汤。但我最后发现这些事情都不适合我，都像是女人的活。”[4] 华裔大多只有在竞争不激烈或白人不愿干而要求资本不多的餐饮和洗衣业中寻找出路。在中国，洗衣、做饭传统上属于妇女们在家里的工作；虽然中国不乏餐馆，却没有洗衣店，洗衣业是华裔美国人创造的行当。华裔男性被迫“女性化”。
四、结语
错乱的家庭关系导致华裔丧失自我，对家庭与婚姻充满恐惧与逃避；美国政府的“坦白计划”致使唐人街里的华人对其产生了一种病态的恐惧和敏感；而排华法案的实施致使华裔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不能得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不平等的就业机会最终使得华裔男性被迫“女性化”。 这部小说以一个局内人的角度，从个人、家庭的创伤透视了整个族群的创伤，在官方书写的历史版本之外重读、重写被排斥至边缘的少数族裔被抹杀或被掩盖的真实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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