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真卿的故事范文

颜真卿的故事篇1

颜真卿除了以书法闻名于世以外，他的节操也为天下人所敬重。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造反，这是唐朝由盛而衰的关键。当时的唐朝由于经过100多年的太平盛世，所以朝野上下对国防的观念产生重大的改变，简而言之，即为重外而轻内。在边镇，驻防着精兵猛将；在内地，歌舞升平。所以安禄山只花了34天，就从范阳一直打到了东都洛阳。在安禄山与部将史思明的进军路线上，所过州、郡，唐朝的官吏、将领纷纷投降或逃亡，所以唐玄宗曾哀叹“河北二十四郡，岂无一忠臣乎！”虽然如此，效忠唐朝的忠臣义士还是有的。在河北以颜杲卿、颜真卿兄弟为代表。

颜杲卿当时为常山太守，颜真卿为平原太守。洛阳沦陷后，河北忠义之士共推颜真卿为盟主。颜真卿和颜杲卿切断安禄山从范阳到洛阳的联络线，使安禄山的后方受到威胁。后安禄山为解决这个威胁，便集中兵力围攻常山，城破后颜杲卿壮烈成仁，表现了宁死不屈的节操。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中有“为颜常山舌”，就是描写颜杲卿因骂安禄山被割舌而死的悲壮事件。

颜杲卿牺牲后，颜真卿发兵攻克魏郡。还和北海太守贺兰进明共同抗敌，造成安禄山后方地区的不稳，对“安史之乱”的平定有非常大的贡献。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朝从此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拥有武力的藩镇不听朝廷诏令，不但互相攻伐厮杀、占掠州县，甚至时而起兵对抗中央。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背叛，唐德宗问计于宰相卢杞。当时颜真卿任太子太师，负天下重望，也因此而受到卢杞的忌恨。卢杞向唐德宗建议派颜真卿去劝说李希烈重新效忠唐朝。此令一出，文武百官皆失色，均知颜真卿此行等于送死。颜真卿此时已80多岁，但不以年老为由而逃避皇命。但同时也知道此行凶险无比，因此在出发前写了一封诀别信给他儿子，希望他能为国尽忠、为家尽孝。

颜真卿到李希烈军中，李希烈劝颜真卿拥戴他称帝，并承诺将任命颜真卿为宰相。颜真卿听后怒骂道：“何谓宰相？汝知有骂安禄山而死者颜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节而死耳，岂受汝辈诱胁乎！”李希烈被颜真卿视死如归的精神所震慑，反而不敢立刻加以杀害。直到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李希烈称帝后，才将颜真卿缢杀。

颜真卿的故事篇2

写《多宝塔》的第二年，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颜真卿出任平原太守。冬季，他的顶头上司河北采访使东平王安禄山委派判官御史平洌等一干人到平原郡视察工作，和现在一样，颜真卿必须得陪着上级派来的专员（中间有两个还是以前的同事）参观游览当地名胜古迹，就近拜谒安德县的东方朔神庙时，发现庙里开元八年（公元720年）德州刺史韩思复造立的《东方朔画赞碑》，才不到四十几年的光景，碑文就损坏的不像样子。于是又选了一块碑石，依旧文重书，而且大书深刻，“盖取其字大可久”，并撰碑阴记述此事。第二年安禄山就造了反，再过一年，颜真卿被迫弃郡南渡，平原被攻陷，石碑被州人埋在土里。平叛后，过了十几年，颜真卿已经做了抚州太守，平原郡别驾吴子晁又把碑挖出来，重新立于庙前。吴子晁还把颜真卿在平原的时候写刻的三块碑都做了拓片寄给远方的原作者。①

需要说明的是，《东方朔画赞碑》的重立，是原碑起石还是重刻，现在不得而知。

《东方朔画赞碑》，全称《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碑并序》。碑阳为晋夏侯湛撰，颜真卿正书并篆书题额“汉太中大夫东方先生画赞碑”6行12字。碑阴为颜真卿撰并正书，隶书题额“有汉东方先生画赞碑阴之记”6行12字。碑高340cm，宽149.6cm，碑阳、碑阴各15行，碑侧各3行，行30字。字径约10cm，已经算是大字。天宝十三载十二月完成，这一年颜真卿四十六岁。（见图1）

几乎所有的出版物有文字简介的，都会抄录宋苏轼的评语：“颜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其后见逸少本，乃知鲁公字字临此本，虽大小相悬而气韵良是。”“清雄”这个评语指向两个风格范畴，“清”是气息，“雄”是气质，《多宝塔》之前可以说是“清”，《东方朔画赞》之后做到了“雄”。“雄”说得简单点，一是字形看起来大，二是笔画的轮廓不是那么清晰，模糊产生距离感，才有了所谓“篆籀气”或者说“古意”。《多宝塔》的小而清晰和《东方画赞》的大而模糊相映成趣，构成了颜真卿风格的两面。②

颜真卿试图使碑流传久远的目的几乎没有达到，据《陵县志》，这块被俗称为“颜子碑”的石刻可谓历尽劫难。元朝碑由东方朔祠移至县城衙门内大堂之侧。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地震，大堂和碑亭倒塌，碑又埋入土中，到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重见天日，又建碑亭置碑，然后碑亭又倒。到1964年山东省文化局拨款重修了碑亭，1978年碑被列为省级重点保护文物，1982年又列为国家一级文物。1983年左右当地文化部门干脆重新复制了一块《东方先生画赞碑》，由陵县文化馆馆长李效祖根据原碑拓片双钩，缺少的部分摹写补齐，选泰山花岗岩，由泰安石雕公司刻制而成。行列安排与原碑略有不同，主要是把碑侧的内容移到碑中。（见图2）1985年陵县县委、县府在陵县人民公园内修建“文博苑”。又修建三座碑亭，正中双楼重檐碑亭放《东方先生画赞碑》复制碑，南碑亭放颜真卿书《东方先生墓碑》复制碑，北碑亭放清历城王钟霖书《颜鲁公画像赞碑》。原碑莫名其妙，还放在陵县文化馆。直到1988年，在碑亭北建成颜公祠，《东方画赞碑》亭正东建成一座碑楼，才把《东方画赞碑》原碑安放其中，然后罩上玻璃，锁好，等专家领导来参观。

还有就是被颜真卿称为“他山之石”的原碑，石质实在不给力。加上倒了立，立了倒，埋了挖，挖了埋，现在的石面，尤其是碑阴下半，凹凸不平，说是石碑，比摩崖还摩崖，很好的诠释了剥落的定义。（见图3）

原石的剥落，从北宋就开始了，③然后就是在原碑上剜刻，方若《校碑随笔》说：“宋时此碑已剜，今则剜而又剜者也。”还有各种翻刻和重刻，宋金元明，都有记载。有一种说法是：原碑到清初几乎所有的字都剜了个遍，现在看原石，还有讨论的余地，但这不属于本篇的内容。翻刻比较有价值的是南宋留元刚《忠义堂法帖》，只刻了碑阴，但没有隶书的题额。（见图4）

或许还可以再举个例子：学习颜体颇有心得的董其昌，传世有一个临《东方朔画赞》的卷子，在卷首他甚至破天荒地临写了篆额，从这些拙劣错乱的真迹中，一方面可以看出董其昌确实不谙篆隶，也不通文字学，另一方面也证明董所临的拓本是多么的漫漶不清。（见图5）

大陆传世的所谓宋元之间拓本，是名副其实的屈指可数：上海龚心钊藏本被认为最佳，笔画比较肥润；一为西安宋氏藏本，少一页；中国国家博物馆有一个残本；还有故宫博物院朱翼庵藏明装册本，有铁珊、孙多的跋。

1912年有正书局石印本《宋拓颜平原东方画赞》，有清刘鹗题跋，字略缩小，石印本也缺乏层次。

1979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历代法书萃英”系列，8开本原大凹版印刷的《唐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龚心钊藏本，印刷细节之丰富，国内到现在还没有任何印本能够望其项背。严格来说，值得推荐的本子就这一个。（见图6）但这个本子也有缺陷，没有碑阴，还有后来的几次刷印，质量逐渐差下去，就像是自己给自己盗版。1998年，12开本“西泠印社法帖丛编”丛书中的《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见图7），古吴轩出版社的8开本《宋拓颜真卿东方画赞》（见图8），都是上海书画的翻印本，前者好一些，后者改变了排列，层次少，不过聊胜于无。

故宫的版本1997年文物出版社16开本“历代碑帖法书选”选入，印刷细节较少，优势是碑阳碑阴碑额文字完整，劣势是受开本的限制，字缩小了近70%。（见图9）

其他宋拓本，国内未见单本影印。剩下就是翻刻本和剜刻本。

湖北美术出版社2009年16开本“历代名家法帖萃编”中的《颜真卿・东方朔画赞》，是翻印《中国法帖全集》里的《忠义堂法帖》，有版本价值，还有个好处是彩印。（见图10）

明以后剜刻本的印本没有学习价值，最早有艺苑真赏社的民国珂罗版，晚如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16开“历代碑帖集萃”《唐颜真卿书东方画赞碑》，都属于翻刻的印本。其它不多说，翻开字帖，越模糊就越接近原碑，越清楚越是翻刻，也不要相信什么“无缺字本”。如果不是为了版本比较的需要，单从学习和欣赏的角度，不用说明代以后的重刻本，就算是好的明代的剜刻本，与宋元间拓本相比，如果只能有一个词形容，那就是：不堪入目。（见图11）

附带说一句，传世还有一个《东方朔墓碑》，署“平原郡太守琅琊颜真卿”撰并书，共19行，每行36字，计619字，楷书，字大4厘米，末款署“徐浩鉴定”，“河南史华勒石”，“天宝十四载”建云云，1990年陵县文联编辑，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出版的16开《颜真卿书东方朔画赞碑、东方先生墓碑》收入（见图12），朱关田先生已辨其伪，有兴趣的人可以去读研究颜真卿的必备书《颜真卿年谱》。

【注释】

1、参见颜真卿自撰《东方朔画赞碑阴记》及唐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十《修复》。

2、中国美术学院书法系祝遂之教授的楷书课，就曾经让研究生将两碑比较临习。

颜真卿的故事篇3

我走进满园披绿、繁花映目的陵县人民公园，有一座古雅的建筑“文博苑”，曲径回廊，文气氤氲。苑内正中巍然屹立汉太中大夫东方朔石雕像，他手握书卷，微微颔首，做思考状，似乎仍在谈笑时政。先生身后即是颜公祠，唐平原郡（治所即今陵县）太守颜真卿塑像肃然端坐。二位名士仿佛心心相印，一前一后，相聚于此――文博苑两侧矗立的三座颜碑亭即是佐证。主亭内珍存中华书坛之瑰宝――颜书真迹《东方朔画赞碑》，当地百姓亲切地称它为“颜子碑”，碑文为晋代文人夏侯湛撰，对东方朔人品才华极尽赞誉。“若乃远心旷度，赡智宏材，倜傥博物，触类多能”。共1073字，碑四面刻，碑阳碑阴均为正书，阳额篆书，阴额隶书。另两座碑亭内的碑石，一为上碑的复制品，一为颜真卿自撰并书的《东方先生画赞碑阴记》，碑文记述了他书写《东方朔画赞碑》的缘由。

我凝视着历经千年风雨的“颜子碑”，碑体下半部字迹虽已漫漶不清，但颜公书法的艺术风韵仍然现显目前。笔体气势雄浑，遒劲厚重，透着质朴的壮美，可谓颜书代表作。坡曾赞曰：“鲁公平生写碑，唯《东方朔画赞》为清雄，字间栉比而不失清远。”“颜子碑”不仅是我国书法艺术的珍品，而且字里行间书写着东方先生与颜公二位文杰名士忧国忧民的伟业功绩，凝聚着一种民族魂。

从陵县城北行20里至神头镇，即是东方朔的故里。神头镇古称厌次，《汉书・东方朔传》载：“东方朔，字曼倩，平原厌次人也”。在一片庄稼地里我们寻到了东方朔墓，墓体较大，杂草丛生，看似是一座硕大的荒丘，墓前有当地百姓修筑的一面祭祀砖墙，上有东方朔画像，但已是残垣断壁。陵县的同志说，原有东方朔祠庙，日寇侵华时被毁。如今，与先生相伴的只有漫漫青草与片片秋禾，他大概会感到孤寂吧！我绕墓缓行，仿佛被一种凛然正气所召唤，默默诵颂长眠于此的东方先贤。

文学史上称东方朔为辞赋家，然而他却以“滑稽之雄”著称于世。汉褚少孙曾补《史记》将他列入《滑稽列传》。但滑稽并非油腔滑调，言不及义，而是言辞流利，正言若反，辩解敏捷，无阻难。这正是东方先生的独特个性。他正直而诙谐，敏捷而多智，常在汉武帝面前滑稽调笑；然而他又是一位有正义感、有气概的刚毅之士。《汉书・东方朔传》载：武帝好奢侈，起上林苑，东方朔直言进谏，认为这是“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业，弃成功，就败业”。他还曾直言政治之得失，陈述强国之计。“文死谏，武死战”。他的一身正气招来了皇帝对他的藐视，汉武帝始终把他当俳优看待，不得重用。于是，他作赋体散文《答客难》和《非有先生论》，以抒发自己的志向和满腹牢骚。前者针砭时弊，言辞疏朗，议论酣畅；后者假托一位非有先生劝谕帝王作一些政治改革，感慨万端，意味深长。胸中块垒，笔下波涛。美文华章闪耀着这位“滑稽之雄”忧国忧民的思想光焰，成为文学史上的名篇佳作，千古文章！

历史烟尘没有湮没“滑稽之雄”刚正智慧的风韵，八百年后，一代书圣颜真卿唱和心灵的共鸣，谱写出一部壮丽的故事。

唐天宝12载（753年），时任殿中侍御史的颜真卿因受奸相排挤，被贬为平原郡太守。他仕途挫折，爱国情怀依然如故。其时，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安禄山意欲谋反，派使臣到此刺探军情。颜真卿早有防范，将计就计，陪同来使游览当时名胜东方朔祠，见祠内原《东方朔画赞碑》已残损，借机重书此碑文，并自撰自书《碑阴记》，以麻痹惑其来使。这就是上述“颜子碑”的原委。

天宝14载，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华北24郡多沦陷于叛军的铁蹄之下。国殇当头，燕赵大地奏响了一曲气壮山河的慷慨悲歌！颜真卿相约从兄常山郡太守颜杲卿，并联合17郡20万兵力结成抵抗叛军联盟，他被推为盟主，与安禄山叛军展开浴血奋战。颜公死守平原，泰山崩，而身不动。他毅然令他年仅10岁的儿子小颜颇越海赴渔阳，联络平卢将士敌后起兵夹击叛军。当小颜颇起程时，三军将士被这位太守大义凛然之举感动得泣不成声。平原郡果然固若金汤，坚不可摧。同时牵制了叛军兵力西进长安。

颜真卿的故事篇4

我们总说我们很幸运，在博物馆里能够看到过去只有有权人或有钱人才能秘玩的经典法帖，并且可以在现代印刷技术的帮助下，把这些法帖变成书本字帖放置案头，或欣赏或临习。在我们的想象中，古代普通人则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他们学习书法往往只能靠老师的临范和有限的碑帖拓本，例如《多宝塔》之类。因此，根据印刷品练习过“神龙本”《兰亭序》（也就是所谓的冯承素摹本）的现代人才会发现，被古代大家推崇备至爱逾生命笼罩着各种光环的“定武本”《兰亭序》拓本，基本就是云山飘渺模糊一片，几乎无从下手；才会恍然大悟，为什么临摹大师王铎会把兰亭临成那种样子（见图1）。

不过话说回来，现如今一些字帖，印了还不如不印。我不得不遗憾且负责地说：当今国内的字帖出版，在版本选择、印刷质量和文字解读（就不提研究啦）几方面能全部及格的，决不超过5%。具体原因不用我说，这里只谈碑帖拓片的版本选择这个老大难问题：

版本，从文献学的角度，自然越早越好，但从书法学习的角度，情况就复杂多了：在没有照像印刷术的时代，书法墨迹转化成拓本，需要书丹或摹勒、刊刻、捶拓和装裱等等多重工序，第一道工序到最后一道工序，中间可以间隔千百年，任何一道工序中的技术失误，都足以彻底改变原作的基本面貌，这还不包括原件自然或非自然的磨损。从各道工序的技术上讲，不同时代的技术水准很不一样，古代技术的传授，有强烈的作坊或行为性质，所以受地域和时间影响很大，说得具体一点，一项技术有时候会改进，有时会退步乃至失传，唐捶宋拓尽管比后来的拓本早若干年，多若干字，但或许字口漫漶，清晰度反不如后者。拓工手重些，笔画会细一点；裱工手重点，笔画会粗一些。笔画的粗细强弱属于风格问题，版本学家或许觉得这无关大局，但对于书法理论家和想认真学点笔法的人就不能回避，差若毫厘，失之千里。欧阳询的《化度寺碑》，不管喜欢它的学者怎样试图证明它是超越了敦煌出土拓本的唯一原石宋拓，都回避不了这样一个事实：这个拓本临摹的价值不大。有些经典作品，各种时期的拓本优劣互见，使我们不得不去采购不同的印本比对着学习。

笔画的清晰与否与版本有关，但印刷技术则不能找借口。现代科技水平总是不断攀升，过去花大成本研发出来的印刷技术，今天可能就是举手之劳。拓本印不好，只能是人为的因素。

如果我们还是把书法当成经典艺术，那么没办法，经典艺术就是要精益求精，一旦你在不同资源的不断比对中发现了那些不易觉察的细节，你或许就会觉得，以前的粗枝大叶是多么无趣。

书归正传，下面谈颜真卿的楷书字帖。

颜真卿（公元709―785）的楷书传世作品，可以大概分出两种类型：一种是轮廓清晰，点画遒美的，如《多宝塔感应颂》、《颜勤礼碑》碑阴等；一种是点画有些模糊，结构有些缺损，但古拙，有“篆籀气”，如《麻姑山仙坛记》、《元次山碑》等等。保存至今的《多宝塔感应颂》，本来被认为是颜书最早的代表作，但最近接连地出土了几块墓志，将颜书作品的时间上限不断提前。

一、王琳墓志

2003秋，盗墓者在洛阳龙门镇张沟村挖出了《唐故赵郡君太原王氏墓志铭》，简称《王琳墓志》。据说，盗墓者找到在洛阳某古玩城开店的何汉儒，花6000元做了80张拓片。何氏留下了初拓本，然后打了电话给文物出版社。

2005年5月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书法丛刊》第三期，刊发了何汉儒的介绍文章《颜真卿早年书作――王琳墓志》和那张墓志的初拓本。印刷尚还清晰，但或许是拓印太快的原因，一部分字口有些模糊。同年8月，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正式将《王琳墓志》编辑出版，并归入8开大小的“新出土名家书迹”系列，印刷质量和《书法丛刊》差不多，只是排版略有不同（见图2）。

根据何汉儒的介绍，墓志石灰岩质，纵90cm、横90.5cm。四侧刻云纹（？）饰，前侧有“开元廿九年（公元741年）记”六字。志文三十二行，满行32字，刻有浅界格。撰文者是王临的丈夫徐峤。颜真卿书，时年三十二岁。墓志书法清新健朗，有显而易见的褚遂良的影子。沙孟海先生认为，褚遂良最好的学生是颜真卿，这句话在《王琳墓志》上得到了佐证。

原石不知下落，但河南洛阳师范学院的河洛古代石刻艺术馆也收藏了一方《王琳墓志》，同时收藏的还有《徐峤墓志》。（见图3）《王琳墓志》的双胞案逐渐引人关注，到底哪个是真，抑或像媒体所报道的那样两个全真？只有等待后来的考证了。

2008年6月河南美术出版社“近年新出历代碑志精选”系列也出版了大8开的《王琳墓志》，这个系列一般是采用整张拓本不做切割，局部分印的办法，优点是保留了原尺寸和原章法，缺点是不易阅读。这个印本的底本拓墨过重，笔画更细，颇伤神采（见图4）。

2011年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也出了16开本《颜真卿书王琳墓志》，这一版本在最后介绍《颜真卿全集》时还会提到。

二、郭虚己墓志

1997年10月，偃师市首阳山镇砖厂发现一座唐墓。墓葬为土洞墓，破坏严重，随葬器物无存，只在甬道内发现一方墓志。墓志现藏于偃师商城博物馆。

2000年10期《文物》发表偃师商城博物馆樊有升、鲍虎欣关于这块墓志的简报《偃师出土颜真卿撰并书郭虚己墓志》，引起了书法界不小的震动。因为一直以来，颜真卿天宝十一年（公元752）的《多宝塔感应颂》和《扶风夫子庙堂残碑》是他传世最早的作品，现在出土的这块墓志还要早三年，自然引人注目（很快列入国家一级文物）。尽管后来《王琳墓志》的出现刷新了这个记录，但相比后者的出土信息缺失，《郭虚己墓志》更有典型意义。

墓志及盖青石质，盖J顶，长107cm，宽104cm，厚4.5cm，阴刻当时流行的悬针篆书“唐故工部尚书赠太子太师郭公墓志铭”，或许也是颜真卿所书。四边单线浅刻瑞兽、海石榴及牡丹花纹。墓志长104.8cm，宽106cm，厚16cm，志文是“朝议郎行殿中侍御史颜真卿撰并书”，三十五行，满行34字，也刻有浅线界格，刻工技术水准明显超过《王琳墓志》（见图5）。

2001年7月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先出版了8开本的《颜真卿书郭虚己墓志铭》，9月文物出版社《历代碑帖法书选》也出了印本《唐颜真卿书郭虚己墓志铭》，印刷质量更好一些，（见图6）并请樊有升、鲍虎欣写了概说。

河南美术出版社于2007年12月出版的大8开本“中国历代名碑名帖精选系列”《郭虚己墓志》，不仅全面超越了前两个印本，几乎也代表了河南这个系列的最高水准。（见图7）彩色照片彩色印刷，原拓本没有装裱，避免了变形，也是局部分印的办法，清晰度颇高（后面的放大其实没什么必要）。拓工是职业高手洛阳裴氏，技术明显优于开古玩店的何汉儒。

唯一的缺憾是标榜的“初拓本”。经当事人洛阳裴氏验证，发现为其2007年初拓印，已经是第三期拓本了。证据是：墓志出土时不慎撞裂，下部分为数块，只能用环氧树脂胶粘合为整石。而且粘得不仔细，树脂有溢出志面的现象，直到2003年裴氏为出版《偃师碑志精选》拓印拓片，亲自操刀将溢出的胶铲平。初拓本拓印份数不多，精拓更少。《偃师碑志精选》之图版采用的就是初拓本。二期拓本为剔除余胶后至2006年10月1日间的拓本。

颜真卿的故事篇5

29岁的陆羽，结束了此前廿余载的飘泊生活，在湖州苕溪之滨结庐，闭关读书，潜心著述。山温水软的江南，给了他潮涌般席卷而来的灵感，灵感注于笔端，使《茶经》这部世界茶学开山之作初现雏形。但是，锦山秀水之下却潜伏着动荡不安的暗流，安史之乱的阴霾依然阴魂不散地萦回在大唐的天空，而且上苍对黎民百姓似乎也没有半点怜悯之心，连年降灾于浙东，加之当局为应付数额庞大的军饷，非但不赈灾，反而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脂民膏。，宝应二年(公元763年)八月，台州胥吏袁晁不忍已经不堪重负的民众再因征赋不力而受鞭笞，干脆破罐子破摔，学秦末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了!他率领的起义军所向披靡，一下子就“秒杀”了江、浙、赣的十余个州县，声势浩大，一路拥众20多万人，令“中央政府”大为震惊。

眼下，兵荒马乱。身为隐逸之士，陆羽固然可以反关柴门。不问世事、不论是非。但农民起义军杀到湖州时，县人朱、沈皓等一批亡命之徒也趁机打砸烧抢，闹翻了天。本想静下心来继续闭门著书的陆羽，眼见当下局势大乱，火烧眉毛，湖州恐怕是不宜久留了。无奈的他只好又匆匆背起行囊，打算到丹阳延陵的茅山去避避。时任长州(今苏州)县尉的刘长卿，得知陆羽要去茅山避乱，便作诗相送，并寄给在延陵当县令的好友李挚，嘱托他好生接待陆羽，帮忙打点安排。诗云：

延陵衰草遍，有路问茅山。鸡犬驱将去，烟霞拟不还。

新家彭泽县，旧国穆陵关。处处逃姓名，无名亦是闲。

――《送陆羽之茅山寄李延陵》

经历罹乱后的延陵，昔日繁花似锦的韶景早已淹没在滋长蔓生的衰草中，而隔绝尘寰的茅山却安之若素，其道畅通无阻。遥想当年淮南王刘安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腾蹑烟霞，彩云捧足，一去不返。你去茅山，怕是也会像他这样羽化登仙吧。可叹世事反复无常，你也漂泊不定。你本出生于复州竟陵，好不容易刚刚在一处稳定下来，如今又要在异乡另择新居。不过，我还挺羡慕你的。天下熙熙，皆为名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你却处处逃名遁世，无名无利，如闲云野鹤般的逍遥自在。

这首五律的语言平淡晓畅，所寄寓的情感却含蓄曲折。他在诗中至少表达了四种的感情：感慨、惜别、欣羡和钦佩。首联仅一个“衰”字就有两层含义：衰草连天，是延陵罹难安史之乱后的衰景，满目萧条，联想到自身亦是屡遭贬谪离乱，居无定所，不禁心生感慨；同时，衰草亦是离恨的代名词，更行更远还生，依依惜别。接着，作者化用汉代淮南王刘安登遐的典故，借喻陆羽入茅山隐居。颈联有两个地名：彭泽县和穆陵关。晋陶渊明曾为彭泽令，既可喻延陵令李挚，亦可喻陆羽如陶令归隐；穆陵关，战国时为楚国腹地，陆羽为复州竟陵人，属古楚地，故以穆陵关喻陆羽；尾联则是作者对陆羽超然尘外、不争名逐利之高风亮节的赞许，也流露出了他对陆羽闲散放任生活的艳羡。闲友如斯一首四十言的诗，包含了如此丰富且深长的意味。因而，辛文房对他崇拜得不得了，说他“清才冠世”，并在《唐才子传》中称赞他的诗：“诗调雅畅，甚能炼饰……伤而不怨，足以发挥风雅”。

但是，羡慕归羡慕，“逃姓名”刘长卿至多只做到了“逃姓”不逃名。据唐人范摅《云溪友议》中载，他“每题诗不言姓。但书‘长卿’，以天下无不知其名者云”。而且，他还很在意自己在唐代诗坛排行榜上的排名，他曾说：“今人称前有沈(俭期)、宋(之问)、王(无竞)、杜(审言)，后有钱(起)、郎(士元)、刘(长卿)、李(嘉佑)，李嘉佑、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可见。“逃姓名”说来容易做来难。

瑕不掩瑜，虽有那么点劣根性，但他诗做得好是不言而喻的，而且品格也很了得。他鄙视浮俗、刚正不阿、多忤权门。这一点上。他的性格和颜真卿非常相似，都是不畏权势、清正廉洁。但这不意味着他整天板着一张脸，不苟言笑，据记载，他和“才女+美女”的道士李季兰之间还有一段令人忍俊不禁的趣事：李季兰在湖州开元寺与诸贤交游时，同刘长卿用诗侃起“荤段子”来。李季兰知道刘长卿有阴重(疝气，有小腹坠痛、牵引及偏大等症状)之疾，就随口冒出陶渊明《饮酒》中的一句调侃道：“山(疝)气日夕佳”。刘长卿听了并不生气，会心一笑，也用陶诗来回她：“众(重)鸟欣有托”(《读山海经》)。话音刚落，举坐都笑岔了气，都说这两句对得恰到好处。这二人玩笑开得相当有水平，把不雅卑俗变成了雅俗共赏，让一千多年后的我们在故纸堆中读到这则故事时，在哑然失笑的那一瞬，感到亲切无比，就像今天我们听明星八卦新闻一样。

他结交陆羽、李季兰等湖州名士，既然有诗文往来，那么相聚一起品茶，自然也是少不了的，只不过关于他们的轶事鲜见于记载，年湮代远了。当然，刘长卿本身也爱茶，翻查他的诗集，有一首他在陈留(今河南开封东)惠福寺参加茶会的诗，深得茶禅一味之三昧：

到此机事遣，自嫌尘网迷。因知万法幻，尽与浮云齐。

疏竹映高枕，空花随杖藜。香飘诸天外，日隐双林西。

傲吏方见狎，真僧幸相携。能令归客意，不复还东溪。

――《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得西字》

颜真卿的故事篇6

现如今大字《麻姑山仙坛记》的地位，正逐渐被《颜勤礼碑》取代，从颜体的风格上看，《麻姑》代表的朴厚也让位于《颜勤礼碑》清雄。一方面，《颜勤礼碑》原石出土晚，字形笔画更清晰，拓本也多；《麻姑》是原石还是翻刻，原石是大字本还是小字本，翻刻是石刻还是木刻，是宋翻刻还是明翻刻，仅存的几个拓本是宋拓本还是明拓本，本身就是一笔糊涂账。另一个不好说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发现日本出过清晰的印本，那些靠山寨二玄社赚钱的出版社无从下手，所以尽管几乎所有印字帖的出版社都有《麻姑》的版本，但近十年的印本实在少得可怜。

先说说拓本这笔糊涂账：

大字麻姑仙坛记，全称《有唐抚州南城县麻姑仙坛记》，按照碑文所记：唐大历六年（公元771年）四月，“颜真卿撰并书”，没有署官衔，在颜碑里属于罕见。大历三年（公元768年），一路遭贬的颜真卿从五品下阶的吉州别驾终于升任抚州刺史，大历六年正是其离任的那一年。碑文前段综引了《神仙传・王方平・麻姑》中仙人王方平在徒弟蔡经家与仙女麻姑会面的故事，但和葛洪的原文校对，有几处明显的错误。后段描述了麻姑山的景致和现状，简述了撰文刻碑的原因。传世大、中、小三个版本，都说是大历六年四月书，大概最多有一个是原版。

《麻姑山仙坛记》刻成后，应该是立在麻姑山仙都观，后来的情况，真真假假，口供都对不上，简述如下：最重要的唐代部分，不详，唐刘禹锡（公元772－842年）有《麻姑山》诗：“曾游仙迹见丰碑，除却麻姑更有谁”，丰碑，似乎指的是大字碑。北宋李觏《和苏著作麻姑十咏・鲁公碑》诗中说：“他人工字书，美好若妇女。猗嗟颜太师，赳赳丈夫武。麻姑有遗碑，岁月亦已古。硬笔可破石，镌者疑虚语。惊龙索雷斗，口唾天下雨。怒虎突围出，不畏千强弩。有海珠易求，有山玉易取。唯恐此碑坏，此书难再G。安得同宝镇，收藏在天府。自非大祭时，莫教凡眼觑。”描写的也像是大字碑。南宋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建昌军知军事胡舜举创建鲁公祠，碑刻移到祠内保存，然后据说是被一个官吏藏至家中而遗失。这么移来移去的，似乎又像是说小字碑。另一种说法是大字碑在临川，被雷劈坏，元（一说明初）建昌知府梁伯达在建昌府（南城）重刻。小字碑丢失后，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郡守季鹰在著名学者罗汝芳（公元1515―1588年）处见旧本镌石。据罗说，碑是被一砍柴人在涧底拾出，字迹完好，只断缺一角，被收藏在郡府，入郡后逐渐开裂。弘治年间，封藩南城的益端王朱佑槟（公元1479―1539年）用季鹰的大字藏本，重刻于碑，现在的著名宋拓本，很可能就是这个明翻明拓本。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郡守黄肇龙访得原拓善本中有裂痕，命工匠再刻于石，嵌于仙都观殿上。碑石沿留至今，1957年列为江西省重点保护文物。1990年代当地重刻大字本，以上海博物馆藏本为底本，参照1989年3月能源出版社8开本《法书存真集――唐・颜真卿书麻姑山仙坛记》的修补本，由许亦农摹字，以直排卧碑形式镌刻，重新立于麻姑山仙都观“鲁公碑亭”。（见图1）

何绍基曾称大字《麻姑山仙坛记》为“颜书各碑之冠”(《跋黄瀛石大字麻姑仙坛记摹刻本》)，这大概是“天下第一楷书”的源头。他还认为自己在苏州厂肆买的一个拓本是宋拓，但是秘不示人。这个拓本现在不知下落，有很少见的石印本，只能继续神秘下去。

还有几个著名藏本，（见图2）情况倒不复杂，现在根据能看到的印本，介绍一下：

彩色印本只见过一个，那就是上海古籍出版社4开精装两巨册《上海图书馆藏善本碑帖》里的帖影。是沈均初收藏，赵之谦审定的残本，缺失七十八字。一级文物。印制精良，可惜只选印了几页。（见图3）希望上海古籍的“翰墨瑰宝――上海图书馆藏珍本碑帖丛刊”系列能够出个全本。

剩下的就只有黑白印本：

最常见的一是张之洞藏本，后归萧山朱翼Q，现在藏于博物院，大陆的印本都是根据解放前珂罗版影印，在介绍里都说是“明翻刻明拓本”，就是指前面所说的朱佑槟刻本。翻印的最好的是上海书画出版社2000年大16开“中国碑帖经典”，这个系列的优缺点以前谈过很多，这里不多说了。值得一提的是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年的大16开“名家临碑帖”《谭延]临麻姑仙坛记》，拓本用张之洞本放大，层次感略逊一筹，谭延]临本用民国出版物再加工，倒是利于初学。文物出版社1995年的16开“历代碑帖法书选”本层次就差了不少，字也缩小了一些。2006年人民美术出版社12开本“古代善本碑帖选萃”中的《唐麻姑仙坛记碑》介于两者之间。（见图4）

还有一个是上海博物馆藏本，也称为戴熙藏本。46开，有清曹溶、张廷济、释达受和戴熙等人的印章题记。文物登记表鉴定意见：“大字《麻姑山仙坛记》，明都穆《金薤琳琅》云已毁于火，审此拓无石花，有木纹，当系宋代之木刻本，今所见传本，皆有残缺，此本全文完整无缺，为宋拓善本。” 1930年代文明书局有珂罗版，上海书画出版社1986年“历代名帖自学选本”翻印珂罗版，但印刷太模糊。1980―1990年代，武汉古籍书店也翻印过若干次，每次封面还都不一样。翻印尺寸均有缩小，想要接近原大，印刷稍微清楚一点的，可以去看1993年荣宝斋《中国书法全集25・颜真卿一》。这个藏本新世纪几乎没有出版过。中国书店1993年16开本《颜真卿书麻姑仙坛记（无缺字本）》实际也是根据戴熙藏本修补而成。（见图5）

有张廷济跋的罗振玉藏本，民国上海有正书局有石印本，黑白分明，层次略少。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开始翻印，尺寸有缩小，层次更少。（见图6）

有正书局珂罗版《斋藏宋拓大字麻姑仙坛碑》，就是著名的端方藏本，王壮弘《增补校碑随笔》称为宋拓，印本也是裱装本，珂罗版里算印刷最细腻，后有张祖翼的跋，解放后没有翻印。

总之，解放以后发行的单行本，没有一个是根据拓本制版的，印刷最多是勉强及格。

另，二玄社1960年初版“书迹名品丛刊”78《颜真卿大字麻姑仙坛记》，因暑假手头无书，容后补述。

最后简略说说中字本和小字本，所谓大字本，字径大约5cm，中字本在1.2cm左右，小字本只有0.8~0.9cm。

中字本最早见于南宋留元刚《忠义堂帖》，孤本今藏浙江博物馆。文字和大字本有出入。颜真卿的题名前多出“金紫光禄大夫行抚州刺史上柱国鲁郡开国公”19字，最后还多出“令姚免”3个字，书法不过不失，乏精彩，多用俗字通用字，和颜真卿后期的习惯不同。可疑，但毕竟是真宋拓本。彩印本见湖北美术出版社2005年《中国法帖全集・宋・忠义堂帖》，尺寸缩小，湖北美术出版社 2010年祈小春主编的16开本“历代名家法帖萃编”《颜真卿（三）麻姑仙坛记・乞题放生池额表并碑阴记》，就是翻印了法帖全集的部分；黑白印本有西泠印社1994年竖12开《宋拓本颜真卿书忠义堂帖》，基本原大影印，清晰度尚可。（见图7）北京故宫还有翻刻本，没见到过印刷品。

颜真卿的故事篇7

怀素练字的故事

怀素（725—785）是唐朝有名的和尚。他从小入庙出家，可他始终坚持了对书法的爱好，并曾拜着名书法大师颜真卿为师。但他的书法主要成就却不是楷书，而是草书，尤其是狂草。他的代表作《自序帖》可谓草书史上的典范之作。

成就的取得，是他长期坚持不懈地练习的结果。能有这样的“结果”，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僧人的本职是事佛、坐禅念经，要练字，就要把分分秒秒的休息时间全占满。这一点，怀素完全做到了。他的毅力是令人赞叹的。

练字还需文房四宝俱全。寺庙中的生活本来就是清苦的，买笔买墨就得不少钱，还哪有钱去购买砚台、纸张呢？可这并未难住怀素。他想方设法自制了代用品。先是找来一个木盘和一块木板，涂上漆，当做砚台和练字板。天天磨墨，天天写，墨干了再磨，磨完再写；写完就擦，擦净再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硬是把木盘磨漏了，木板擦穿了。

练字离不开笔，怀素对笔十分爱护，每写完字都把它洗得干干净净。他没有合适的盛水器皿，便就地取材；到屋外的一个小石头池子里洗笔，拿它当了“笔洗”。日久天长，池子里的水全都变成了黑水。人们就叫它“墨池”了。

怀素就是这样努力创造条件，勤习苦练，终于练就一手用笔盘旋、狂放，变化繁多而又挥洒自如的狂草，由一个爱写字的小和尚成为一名值得效法、赞颂的书法大师。

颜真卿的故事篇8

【关键词】汉初；内史官；内史地

一、汉初内史官与内史地

1.　汉内史官的形成及其职能

（1）　汉内史官的形成及其职能演变

《汉书百官公卿表下》高帝元年载“内史周苛迁。”“内史周苛为御史大夫，守荣阳，三年死。”据此可知，高帝元年周苛曾为内史。可见，汉高祖元年就设有内史一职。

关于内史设置初期的秩级、职能在张家山汉简中都有所记载：

内史的秩级为二千石。据《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441号简载“御史大夫，廷尉，内史……秩各二千石”　说明当时汉内史的秩级和御史大夫、廷尉相同，均为二千石。

内史掌管全国财经事务。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256号简载“官各以二尺牍疏书一岁马、牛它物用稾数，余见刍稾数，上内史，恒会八月望。”说明，此时内史有掌管全国的财经事务的职能。

内史还负责津关的管理和关外郡购买马匹等事。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506号简载“议，禁民毋得私买马以出扜关、郧关、函谷[关]、武关及诸河塞津关。其买骑、轻车马、吏乘、置传马者，县各以所买”上述材料表明，内史掌管津关和关内外牛马的买卖之事。

内史治理京师。《汉书地理志上》云：“故秦内史，高帝元年属塞国，二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　可见，在高帝九年以前之内史并不负责治理京师及京畿地区，此时京畿地区尚由三郡治理，则此时内史之职掌就只有可能是如战国秦内史一样，掌全国财经事务。在高祖九年以后，内史开始负治理京师。

综上所述，高帝九年以前内史只掌管全国财经事务以及与关外郡买卖牛马等事宜。高祖九年后，内史执掌在原来执掌的基础上附之以治理京师的职能，其职能还不够完备。如《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吏律》二一五号简载“郡守二千石官……内史以下毋治狱，狱无轻重关补正，郡关其守。”　材料说明，高祖九年后京畿地区是由内史治理，但内史无治狱权，凡治狱之事，无论轻重大小均由廷尉负责，郡则由郡守负责。因此，此时的内史尚不是独立的行政长官。这与之后形成的三辅，在职能上是有很大的差别的。

（2）汉初内史与治粟内史职责的分离

《汉书百官公卿表上》载“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有两丞。景帝后元年更名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大司农。”表明了治粟内史本来的职能，及其在汉朝的几次演变过程。

汉代治粟内史出现的比较早，《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载“高帝元年执盾襄为治粟内史”。说明，汉高祖元年就有治粟内史的设置。在“襄”转为上郡守并调往前线之后，《汉书百官公卿表下》中再未有治粟内史的记载，一直到景帝后元二年出现“大农令惠”。考察高祖至景帝年间其他史料记载发现《汉书张陈王周传》中有“居顷之，上益明习国家事，朝而问右丞相勃曰：“天下一岁决狱几何？”勃谢不知。问“天下钱谷一岁出入几何？”勃又谢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对。上亦问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为谁乎？”平曰：“陛下即问决狱，责廷尉；问钱谷，责治粟内史。”说明，在文帝时期确实有治粟内史这个官职，而且已经掌管“谷钱”之事。在张家山汉简中，未发现关于治粟内史一职的记载。并且，当时的全国财经事务是由内史掌管。而张家山汉简的完成时间是吕后二年。

因此笔者推测有两种可能：一是史料中缺载“襄”之后的治粟内史；一是“襄”之后至吕后二年这段时间内，汉朝政府并未设置治粟内史一职。即使设置了，它的职掌也并不是“谷钱”之事。其掌管全国财经事务的职能是内史来完成的。所以，治粟内史的管理全国财经事务的职能，应该是在吕后二年以后才逐渐获得的。从高帝元年治粟内史“襄”的职责看，当时的治粟内史并未承担其本身的“掌钱谷”之责。所以，汉代治粟内史和内史职责的分离经历了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并不是所谓的“汉承秦制”。

2.汉初内史地的形成

《三辅黄图》：“秦并天下，置内史以领关中。项籍灭秦，分其地为三：以章邯为雍王，都废丘；司马欣为塞王，都栋阳；董翁为翟王，都高奴；谓之三秦。汉高祖入关定三秦，元年更为渭南郡，九年罢郡，复为内史。”何清谷校注：“汉元年，即公元前206年，灭塞后分其地置渭南郡、河上郡。汉二年，杀章邯后又在关中西部置中地郡。汉初渭南郡只是秦内史的一部分。”又注：“汉高祖九年，即公元前198年，罢三郡，按秦制恢复内史。”可见，汉初内史地是在原渭南郡、河上郡和中地郡三郡的基础上形成的。汉初内史地形成于汉高祖九年。又《汉书地理志上》记载：“京兆尹，故秦内史，高祖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左冯翊，故秦内史，高祖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右扶风，故秦内史，高祖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复为内史……”因此，汉内史地是继承了秦内史地。汉内史地形成于高祖九年，囊括了三秦之地。可见，汉初内史地与内史官的形成时间并不一致。

二、汉初内史分置问题

关于汉初内史的分治问题《百官公卿表》内史条云：“内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师。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右内史武帝太初元年更名为京兆尹……左内史更名为左冯翊……主爵中尉，秦官，掌列侯。景帝中六年更名都尉，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右扶风，治内史右地…与左冯翊，京兆尹是为三辅……”《地理志上》载：“京兆尹，故秦内史，高祖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为渭南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为京兆尹……左冯翊，故秦内史，高祖元年属塞国，二年更名河上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左内史。太初元年更名左冯翊……右扶风，故秦内史，高祖元年属雍国，二年更为中地郡，九年罢，复为内史，武帝建元六年分为右内史，太初元年更名，主爵都尉为右扶风……”据《百官公卿表》“汉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而《地理志上》却是“武帝建元六年分置左右内史”。

上述《百官公卿表》和《地理志》两种史料中，关于内史的分化时间相差了十九年。由此产生了诸多争议。

颜师古注《百官公卿表上》曰：“《地理志》云武帝建元六年置，左右内史。而此表云景帝二年分置，表志不同。又根据《史记》知志误矣。”今人张焯引《汉书公卿表》、《汉书东方朔传》的有关记载，判定《汉书地理志》有失误之处。从而证明颜师古“景帝二年分置左右内史”是正确的。此说历来被大多数学者所推崇。

梁代沈约《宋书州郡志》中认为内史分置于武帝建元六年。其主要依据是《汉书地理志》中有关内史分置的记载。

王先谦《汉书补注》引钱大昭曰：“案《百官公卿表》景帝元年，中大夫朝错为左内史，二年左内史朝错为御史大夫，　（下转第98页）

（上接第96页）则分置左右，又在景帝之前。《地理志》以为武帝建元六年分置者，固非。而《百官公卿表》以景帝二年分置，亦未的也。”可见，王先谦否定了颜师古“景帝二年说”以及《汉书地理志》中所载的“左右内史分置于武帝建元六年”的说法。王先谦认为，在景帝之前内史已经出现了左右分置。他的依据是钱大昭“案《百官公卿表》景帝元年，中大夫朝错为左内史，二年左内史朝错为御史大夫……”。周振鹤先生坚持王先谦“内史分置于景帝之前”的说法，并将内史左右分置的时间具体到文帝后元年间。

颜师古的“景帝二年说”、沈约的“武帝建元六年说”，有其史料根据，但是也有不能服人之处。如支持景帝二年说法的学者，无法解释史料中左、右内史在武帝建元六年后才频频出现的原因。而支持武帝建元六年说的学者，又无法解释史料中武帝建元六年以前所出现的左右内史分别称呼的现象。而王先谦的“景帝以前说”以及周振鹤的“文帝后元年间说”，更经不起推敲。考《史记》、《汉书》晁错本传中关于晁错任左内史的记载，得出“景帝即位二年，晁错为内史”；“景帝即位，以错为内史”。文中晁错的官名是内史，并没有记载为左内史。因此，王先谦的“内史分置于景帝之前”的说法是没有史料根据的。王先谦“景帝之前说”以及周振鹤先生的“文帝后元年间说”因缺乏史料依据不能成立。

上述观点之所以存在严重分歧，根本原因在于，《汉书百官公卿表》、《汉书地理志》在记载这一问题上存在出入。总体来说，《百官公卿表》和《地理志》中有关内史的记载，除有个别误载之处外，应该没有太大的错误。二者的史料性质是不同的，记述的内容也各有侧重。《公卿表》侧重的是有关内史官的史实。《地理志》侧重的则是有关内史地的史实。先学们对《汉书百官公卿表》和《地理志》的误解，可能是因为内史既表示地域名称（内史地）同时又表示职官名称（内史官）。但是，内史官和内史地的起源和分离过程是不一样的。因此，研究内史官的分化和内史地的分离问题时，并且分别对待内史官的分化和内史地的分离时期。

所以，景帝二年内史官分化为左、右内史官，共同治理内史地，武帝建元六年内史地又分割为左、右内史地，从而真正实现了内史地左右分治。

【参考文献】

[1]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2009：746．

[2]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秩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69．

[3]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田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44．

[4]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津关令[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85．

[5][12][14]　班固.汉书·地理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9：1543-1547．

[6]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7]　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整理小组．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置吏律[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37．

[8]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M].北京：中华书局，2009：731．

[9]　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下[M].北京：中华书局，2009：766．

[10]　班固.汉书张陈王周传[M].北京：中华书局，2009：2049．

[11]　何清谷.三辅黄图校注[M].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97．

[13][15]班固.汉书百官公卿表上[M].北京：中华书局，2009：736．

[16]　张焯.西汉三辅建置考述[J].历史教学，1987（6）．

[17][18]王先谦.汉书补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