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平与发展范文

和平与发展篇1

论文摘要：“和平发展”外交战略提出后，学术界就这一话题展开了深入的探讨。在探讨的过程中，有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和平发展”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3"-中的“发展”混为一谈。探讨这两个概念的联系与区别，深化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改革开放论坛理事长郑必坚同志对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这一重大课题，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层面做了深入研究，2003年11月3日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主会场发表了题为《中国和平崛起新道路和亚洲的未来》的讲演。2004年4月24日，胡锦涛主席在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作了《中国的发展亚洲的机遇》的主旨演讲，将“和平崛起”这一提法改为“和平发展”。笔者在研究与“和平崛起”和“和平发展”有关的一些问题时，发现学术界相当一部分学者把“和平发展”中的“发展”与邓小平提出的“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中的“发展”混为一谈。在笔者看来，这两者中的“发展”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

一、“和平发展道路”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

两个概念的提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提出。邓小平在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下，在对“文革”深刻反思的基础上，采取了这样一种方式改革：允许试验，一项措施取得实效，就加以推广；失败了，另辟蹊径。理论与实践互动的结果是逐渐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道路一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邓小平理论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前提条件和依据。正是因为邓小平做出了世界上“战争的因素在增长，但制止战争的因素也在增长”和“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的判断，才会有一系列与这一时代主题相呼应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政策出台和今天我们所见到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的出现。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我们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如果25年前的时代主题不是和平与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也许跟今天一样，但是指导我们进行建设的方针政策也许就不是今天邓小平理论所涵盖的内容，而是别的什么内容。

“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以胡锦涛为代表的党的新一届领导集体执政后，在秉承邓小平中国外交是服务于中国现代化建设需要这一宗旨的同时，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并且明确提出了新的外交理念：在处理好“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关系的同时，完善“以周边外交为首要、大国外交为关键、发展中国家外交为基础”的外交格局，为中国实现“和平发展”打造一个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平发展”这一概念是继“韬光养晦”和“有所作为”之后，新一届政府针对“中国威胁论”提出的。如果说改革开放25年来，中国是在“韬光养晦”外交政策的指导下，默默从低起点发展起来的，那么，在今天成就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则不能不影响到世界格局的变动。从历史看，尚没有大国和平崛起的先例。近代历史上，凡后兴大国的崛起，走的都是通过发动侵略战争打破原有国际体系，实行对外扩张、争夺霸权的道路。因此在海外对中国崛起后果的各种评估中，都存在着强烈的不信任，一时间“中国威胁论”甚嚣尘上。然而，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的中国崛起又势不可挡。一贯奉行“不称霸，不当头”外交理念的中国共产党，始终把追求和平的发展环境作为谋求自身发展的目标。这种不信任的存在势必构成中国发展的阻力，长此以往就有可能演变成中国发展的敌人。因此，提出和平发展战略构想，其实质就是向世人表明，中国不仅要继续发展，更要坚持和平的发展观。

二、“和平发展道路”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两个概念的关系

首先，两者的区别在于：(1)产生的时间不同。“和平发展道路”产生于改革开放25年后，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产生于25年前的改革开放之初。时至今日，虽然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的内涵与邓小平提出它的时候有了不同，但现在的时代主题仍旧是和平与发展，因此，它仍旧是现在我们必须坚持的一切问题的前提和出发点之一。同时它要求我们的对外战略要与今天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内涵相一致，而不是与邓小平提出它的那个时候的内涵相一致。当今的时代主题虽然没变，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年的发展，尤其是“9·11”以后，随着美国国际战略的改变，它的内涵同过去相比有了一些不同，因此我们也必须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通我们的外交战略，而不是墨守成规、固步自封。以往的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只有准确把握时代的变化、跟上时代的步伐才会在变幻莫测的国际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2)提出的条件不同。“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是在建国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果积累的基础上，是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外交策略。其内涵中包含着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内容，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其宗旨是为了发展自己，增强自身的实力。它实际上是邓小平“韬光养晦”外交策略的一种与时俱进的发展，是与现在中国的实力和影响力相适应的一种外交战略。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则是国际社会不同利益取向的力量之间反复博弈的结果，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现实。要想对这种客观存在的认识达到逻辑与历史的统一，是需要提出者对国际社会的全局有着深刻的洞察力和高超的智慧。(3)两者的历史使命不同。“和平发展道路”的提出是出于我国外交战略的需要，它的目的是为了回应“中国威胁论”，是为了服务于我们继续坚持的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是邓小平对国际社会洞悉后提出来的，它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的国际条件，是指导我们制定内外战略的基本依据之一。(4)实质不同。和平发展道路的实质是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建立起来的强大物质基础的必然结果，是民族复兴的必然要求。“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道路”的题中应有之意。“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实质是对国际形势的一种切合实际的判断。(5)内涵不同。“和平发展道路”的内涵在于我们坚持的是一条与国际社会的主题相一致的和平、发展的道路，即争取有利于国内建设的和平的国际和国内环境来发展自己，赶超发达国家。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的内涵是：整个世界虽然局部战争仍旧此起彼伏，但总体来说和平是主流，要求和平、争取和平的力量是主流；各个国家都在全球化背景下努力发展自己，而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由于关系着未来整个世界的发展而显得尤其迫切。

其次，两者的联系在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判断是“和平发展道路”产生的前提，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后者是以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为前提和必要条件，同时对外更强调中国继续进行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是以和平的方式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进行，其目的是为了争取一个有利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即“和平发展道路”既服务于时代主题，又坚持了时代主题。两者既是层次不同的两个概念，但又一脉相承于国际社会的大环境。因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和平发展道路”的前提和出发点，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

三、结论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邓小平领导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开放实践，来自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我们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刻反思和对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的正确判断，即改革开放和邓小平理论形成的最初背景是世界总体局势是短时间内不可能发生战争、中国当时面临的迫切任务和国际潮流都要求中国发展自己，而不是准备战争。就在中国在实践中摸索适合中国特点的建设道路的进程中，苏联和东欧发生了剧变。这时，国际社会主义存在一种倾向，就是要求中国出来代替苏联充当社会主义的“老大哥”，举起社会主义这杆大旗。邓小平审时度势，再次做出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正确判断，认为世界大战仍旧打不起来，中国的内外条件决定了中国的任务还是埋头发展，而不是学前苏联。为此，他提出了中国“不当头”、“不扛旗”和处理国际事务的“二十八字”外交方针。从苏联解体到现在，又过了15年，经过这15年的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比冷战刚结束时有了更长足的进步。中国的变化使周边国家和世界上的大国，再也不能无视中国的强大了，于是“中国威胁论”开始泛滥。针对这种状况，胡锦涛提出了“和平发展道路”的外交战略。这一战略的实质是为继续坚持邓小平的发展观营造一个更为有利的国际环境，让世界知道，中国的对外战略取向是采取和平方式继续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出：

1．胡锦涛的这个“和平发展道路”中的“发展”要比邓小平当时提出的那个“发展”的内涵丰富。它不仅包含了邓小平关于发展的思想和判断，而且还包含了更深一层的内涵，即在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同时，将采取与当今中国的实力和地位相称的外交模式。因此，这个概念体现出了当今的时代特征和中国的现实状况。

2．这个“发展”的概念趋向于靠近崛起。中国在和平的环境下进行发展的整个过程可以称之为和平发展。在进行和平发展的最初阶段是没有资格谈崛起的。但是当发展的量变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发生质变，即和平发展就变成了和平崛起。因此，和平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不管承认与否，和平发展就是和平崛起。中国在现在基础上的继续发展，已经影响到了他国的利益，他国在考虑自身的发展时，不能无视中国的存在。中国为了更好地继续发展，必须重视自身对国际社会的影响，从而采取措施化解外界对中国继续发展产生的负面影响。当今的国际社会通行的仍是丛林法则，因此，胡锦涛的这个“和平发展道路”中的“发展”包含着中国的继续发展将由过去那种内向型的、主要顾及自身目标设置和发展的模式，转变为既考虑自身需要和发展，又要兼顾与当前中国的实力和日益增长的国际影响相称的、一个建设性的负责任的大国崛起的新模式。

和平与发展篇2

一旦这种方式产生效果，双方出现和解的迹象，斯皮尔伯格就从他们手中收回拍摄的胶片，用来制作电影脚本，以此制作难以置信的教育片。斯皮尔伯格认为，给巴以小朋友分别赠送125台摄影机，并不是要他们拍摄戏剧，而是获得真实的生活画面。镜头中应该有双方的父母，他们上学、起居食宿等内容。以此表明，人类拥有共同点，他们应该和解，融为一体。

今年以来，斯皮尔伯格进入历史上少有的辉煌年，他已赢得多个荣耀，人们甚至把2005年秋称为“好莱坞与斯皮尔伯格季”。但近期推出的《世界大战》却遭到媒体的诋毁，他被批评为“战争片狂徒”。尤其是近日推出的《慕尼黑惨案》，再现了1972年德国慕尼黑夏季奥运会的真实事件。当时以色列的运动员被一群巴勒斯坦好战分子绑架，最终11名以色列人丧生，该片于2005年12月23日在美国公演，27日开始在全世界发行。但实际上，人们早在12月初就开始抢购许多国家的发行放映权。据称，这是自1993年斯皮尔伯格推出《辛德勒的名单》之后的最大举措。但是，美国电影协会却将《慕尼黑惨案》一片归为R类，其原因是片中带有大量暴力、性内容、裸体和污秽言语。

《慕尼黑惨案》引发了很大的争议，让巴以两国深感被人捅了脊梁骨。为此，斯皮尔伯格似乎感到内疚。他是犹太人，这使巴勒斯坦人怀疑，他的影片是否真的具有客观性。一位参与《慕尼黑惨案》制作的巴勒斯坦人，他是以色列复仇行动中唯一幸存者；他宣称，斯皮尔伯格对历史事件的戏剧化处理让他愤慨，只有当事者才知道历史真相，想了解真相问他即可。但是，斯皮尔伯格却没有这样做。当然，斯皮尔伯格也担心万一把握不好尺度会激怒公众，尤其是遭到以色列人曲解，甚至影响巴以和谈进程。据称，影片以不少篇幅展现了以色列暗杀成员复仇时的怀疑、彷徨和无奈的复杂心态。斯皮尔伯格重申，该片“告诉我们以牙还牙并不是好主意。”因此《慕尼黑惨案》推出后，他将在以色列和阿拉伯的媒体上同时发表声明，称此片没有从政治军事的角度描述惨案，而是立足“人性”，反思悲剧。

这时，斯皮尔伯格才意识到他拍摄的战争电影太多。他应告诉人们，电影不只是打仗，电影人也要为和平争得一席之地。那么怎样才能使电影达到这一目的呢?他看到，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虽然是不同的民族，但他们都是人类大家庭中的一员，都有爱好和平与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当然，赠送摄影机的举措也许不会给两个民族带来和解的突破，但即使这样也是一个好的开端。通过电影文化的交流，让双方懂得相互间存在许多共同点，他们不应有偏见和误解，或许这样做比任何政治方式都更有效。

斯皮尔伯格打算在巴以孩子间建立无界的玩耍场地的想法，获得了许多电影人的赞许。他声称要参与进来，与孩子们一起烤面包，煮饭，共享生活的乐趣。这个无界玩耍场应该是非营利性场地。在这里许多屏障被打破，巴以孩子通过融合建立情感。为此，斯皮尔伯格已在Ebay网站上打出收购巴以地产，建立无界玩耍场地的广告。

斯皮尔伯格反省道，世界上大多数恐怖电影都让人感到黑暗，他已在战争之路上走得太远。今后，他不用在黑暗中拍摄电影了，他需要做的是给人们带来和平的启示。世界应该更和谐，不应该被扭曲，不应有太多的暴力和辛酸，而应该让人们的生活更协调，更能共存共荣。为此，他制定了这个巴以儿童文化交流的新举措。

《时代周刊》认为，斯皮尔伯格这一举措只是在“为和平祈祷”。在过去，斯皮尔伯格期望用战争恐怖来教育人们，让人们痛恨战争，从而追求和平，达到民族和解的目的；但多年来，他发现自己的电影没有真正取得应有的效果，因此他决心一改初衷，用和平的行动实现自己的夙愿。

和平与发展篇3

[论文摘要]“和平与发展”是新时期时代的主题，是当今世界各国、备民族帝】定内部方针、政策和外部交往战略的基本依据，是影响世界总体格局及发展方向的决定性因素。所以，研究“和平与发展”论断具有十分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对时代主题的理论研究都非常关注，并不断地进行深入探讨和研究。因为时代主题理论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规律的最深刻、最宏观、最本质的揭示。时代主题理论的阐释对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和科学技术的格局，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无论是否认可，都将客观地产生决定性的巨大影响。时代主题的理论核心论断，～般来看都是由驾驭全局的历史伟人揭示的。邓小平依据世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社会的文明与进步，政治、经济、文化、军事格局演变的新形势，各个国家和民族思维的转变和心理企盼，非常鲜明和深刻地指出，当今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改变了列宁战争和革命的时代观点。这一论断揭示了新时代的主题，指明了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为各个国家和民族制定内外政策和策略，编制发展蓝图提供了理论依据。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无论哪个国家和民族，不管现在的发展程度如何，只要坚持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走和平与发展的道路，国家就会繁荣昌盛，社会就快速向现代化和信息化推进，民族就会兴旺文明。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社会和谐相处，互利互惠，共同发展、进步、文明。如果谁背离这个时代主题，那就必然会走向曲折或者是失败。

一、“和平与发展”论断的提出及其涵义

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什么?世界格局如何变化?如何对国际局势做出科学的估计和分析?对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关系重大。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根据国际战略形势的变化，做出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论断，并且在1985年高瞻远瞩地指出：“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1990年3月3日，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领导同志谈话时指出：“国际形势的变化怎么看?旧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完结了，新的格局是不是已经定了，国际上议论纷纷，国内也有各种意见。看起来，我们过去对国际问题的很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现在旧的格局在改变中，但实际上并没有结束，新的格局还没有形成。和平与发展两大问题，和平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发展问题更加严重。”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并不是说这两个问题已经解决了，而是说这两个问题是目前国际范围内的重大的带全局性、战略性的问题，是关系到各国人民根本利益的问题，是关系到全世界人民的前途和命运的问题，是全世界人民和各国政府都需要重点加以解决的问题和共同的历史任务。

我们把当今的时代称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是以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的状态为主要标志来划分历史时代的角度来讲的。和平是一种政治状态，它是和战争状态相对应的。发展是一种经济状态，它是与经济的停滞、倒退状态相对应的。“和平与发展”和“战争与革命”是两对对应的范畴，人类社会时而处于“战争与革命”状态，时而处于“和平与发展”的状态，二者互相交替，此消彼长。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意味着当今时代的主题不是“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由“战争与革命”转变为“和平与发展”，既是世界历史自身发展与转变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也是人们对当代世界历史的认识发生转变的主观过程。邓小平敏锐而及时准确地阐释了时代主题的转变。

新时期，同志一方面重申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同时又全面深化了对这一主题的认识。他根据新的世界形势全面展开了面向21世纪的战略谋划，鲜明地提出了“如何使21世纪成为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世纪”这样一个重大战略问题。世界要和平，国家要稳定，经济要发展，社会要进步，这已成为当今世界的主旋律。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一主旋律的揭示紧紧地抓住了当今人类世界主题，其理论意义极为深远。

二、“和平与发展论断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为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寻求发展指明了方向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它有两大突出的表现，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发展问题，这两大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互相渗透，不可分割，和平是为了发展，发展有利于和平。要深刻理解和平与发展，就必须思考具有有序良好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新秩序的构建。

二战后的国际秩序，是由几个大国瓜分世界与反瓜分反宰割，意识形态领域社会主义文化与资本主义文化相对立，是充满激烈的矛盾和斗争的冷战格局。政治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竭力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经济上西方大国控制着世界市场。然而，国际秩序总是受一定的世界主题的制约和影响并与之相适应，随着世界主题的变化格局向多极化趋势发展，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便成了当今世界必然解决的重大而紧迫的任务。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理论，是邓小平经过深思熟虑而提出来的，反映了时代的要求，是国际形势发展和世界格局变化的必然产物，是和平与发展思想的全面展开。

邓小平指出，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是与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邓小平主张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构建国际新秩序，主要目的就是要消除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进而实现世界的普遍和平和共同的繁荣。也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存在，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建立国际新秩序，就是要根除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并把和平与发展作为自己的最终日标。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用和平方式、政治对话、协调来解决一切国际争端，用国际关系法则和国际力量来遏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决打击恐怖主义，制止战争爆发，捍卫世界的和平。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确立经济交往中的平等互利关系，促进各国家和民族共同发展。

新时期，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逐步建立，和平与发展已成为全世界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的时候，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更好地认清世界格局变化，把握时代的脉搏，确定前进的方向，更好地融入到世界历史发展的潮流中去，在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理论的指导下，更深刻地认识到时代的特点。

其一，世界政治多极化是不可阻抑的历史潮流。冷战结束后，世界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尽管这一时期里，美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国力在对外关系中推行单边主义，政治干涉主义。力图建立以美国为领导的世界秩序。但是，以强国主宰的世界两极格局已经终结，各种力量重新分化组合，世界正朝着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后，虽然国际局势发生了冷战结束以来最深刻的变化，国际社会中仍存在着不稳定因素。但是，指出，从总体上看“世界多极化的趋势没有改变”。

世界多极化既是世界各大力量为在冷战结束后“占据优势地位，争夺21世纪国际社会中的战略主动权”进行重新分化组合的客观反映，同时也体现着世界各种谋求和平与发展的力量，反霸权主义的价值取向和国际反对霸权主义力量不断增强的历史演进。冷战后大国关系的深刻调整。多个力量中心的形成，发展中国家整体力量的增强和国际地位提升，不仅表明多极化趋势正在加速发展，而且预示着“极少数大国和大国集团垄断世界事务、支配其他国家命运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始终是解决和平与发展问题的主要障碍，世界多极化虽不能从根本上消除霸权主义危害，但它在一定条件下对霸权主义构成制约。因此，我们提倡促进世界多极化的目的，就是联合世界各种力量，反对美国企图独霸世界的霸权战略，实现和平与发展这一世界各国人民共同追求的目标。这一主张顺应了“时代进步的要求，符合各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世界和平与安全。”

世界多极化是当前世界力量对比的客观反映，是当今大多数国家所追求的世界发展趋势，也是不可阻抑的发展潮流。因此，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尊重世界多样性并倡导世界发展多样化模式。

由于经济全球化使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相互影响日益加深，“俱荣”和“俱损”效应愈加明显，因而需要世界各国在平等互利基础上通力合作。实现这种合作需要各国之间的尊重，尊重各国和各国人民的意愿和利益。这是当前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重要基础。为此，各国之间能够实现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开展平等互利合作的前提是要在思想观念上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尊重世界的多样性，就应该尊重各国根据自己的国情和意愿，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及权力，任何国家都不得干涉别国的内政，将自己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国家不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当作为国际社会的平等成员，参与国际事务；国家之间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友好合作；国与国之间的分歧和争端，应当遵照联合国和国际法准则，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不得诉诸武力或以武力威胁。这一主张同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企图建立一统天下的单极世界和强权政治是根本对立的。

21世纪既是一个多样性的世界，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正是由于世界的多样性才带来了世界各国合作的可能性，只有承认并正确对待这种多样性才能最大限度地促进各国的共同发展。我们承认，并维护世界的多样性，在国际关系中就是必须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倡导发展模式多样化。针对西方一些发达国家企图建立以他们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为目标的霸权主义行径，明确地指出：“不顾当代世界丰富多彩的客观实际，企图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发展模式和价值观念强加于人，动辄以孤立、制裁相威胁，这种霸道行为只能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凭借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国贫困落后的基础上是不得人心的。企图包揽世界事务，主宰别国人民命运的做法越来越不行了。”[]因此，世界各国有权选择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前进方向。其他国家无权干涉。世界多样性与发展模式多样化有利于阻抑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其二，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必须积极面对和推进经济全球化。20世纪9o年代以来，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各国经济相互依存，相互渗透日益加深，国际合作与竞争空前广泛和激烈，世界各国越来越感受到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而带来的影响，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今世界经济中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怎样面对全球化并做出选择已成为各国领导人当前不能回避的重大课题。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生产力发展和生产社会化程度提高以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客观要求和必然结果，它有利于促进资本、技术、知识等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并将为世界经济带来“新的发展机遇”。因此，在当今开放的世界中，任何国家都不能回避这一趋势而脱离世界经济孤立地生存和发展。实现现代化和信息化必须面对并融入全球化。

当今世界，“经济因素的作用不断加强，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竞争，越来越成为决定一个国家国际地位的主导因素。” “经济优先已成为世界潮流……当前对每个国家来说，悠悠万事，唯经济发展为大。”这些论述是对当前世界各国发展方向的一个准确概括。两极格局瓦解后，各国为了在多极化趋势中占据一席或在国际竞争中赢利主动，都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本国的科技和经济上。发展科技和经济已成为各国增强综合国力的主要手段和途径。经济全球化能使参与其中的国家，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促进经济的发展。这里，我们在承认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和肯定它对各国经济发展有积极作用的同时。还要认识到它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会给各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系列条件和机遇，但也会带来不同程度的风险。如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要受到主要是按发达国家意志制订的国际规则的约束；开放本国市场，会致使外国商品涌入，冲击民族工业；外资比例过大可能会使国家经济命脉被跨国公司或国际经济组织所控制等。尽管如此，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各国家、各民族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必须面对的现实和发展趋势，所以，只有积极地面对和参与并努力有所作为是各国明智的选择，“闭关锁国”是没有出路的。

其三，世界各国家、各民族应积极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一种认识，不同时期的国际关系有着不同的本质。自从形成近代民族国家后，产生了今天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国际关系的本质是列强争霸，并不具有国际关系民主化的本质特征。二战后，随着殖民体系的崩溃，第三世界的崛起和国际争霸斗争的兴起，国际关系民主化开始显现。尤其是冷战结柬以后，“各国人民都渴望世界持久和平，渴望过上稳定安宁的生活，渴望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渴望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渴望促进共同发展和共同繁荣”。而且国际关系民主化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针锋相对的。国际关系民主化。就是各国的事情要由各国人民作主，国际上的事情要由各国平等协商，在事关世界和地区和平的重大问题上，应该按照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以及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通过协商谈判和平解决，全球性的挑战，如恐怖主义要由各国合作应对。而霸权主义则是恃强凌弱，干涉和侵略他国，垄断国际事务。因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实现国际关系民主化的主要障碍。面对这一趋势和愿望。世界各国应努力适应这一历史潮流，积极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因为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实现，将更加有助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三、“和平与发展”论断为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任何一个国家在制定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时，不仅要以自己的国情出发，而且都应从世界总体发展状况和时代主题为导向。当今世界的时代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世界要和平，人民要合作，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是当今时代的潮流。它代表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代表了历史发展的基本趋势，是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成果和标志，它也是世界各国制定大政方针与发展战略的理论依据。在谈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之间的相互关系时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相辅相成的。世界和平是促进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各国的共同发展则是保持世界和平的重要基础”。要发展必须创造和平环境；只有共同发展才能促进和平的实现。当今的世界实践已充分表明：

首先，各国共同发展的前提条件是世界和平环境。因为有了和平的环境，世界各国才能实现自主发展与共同发展。才能更好地抵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才能更好地维护各国尤其是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如何才能实现和维护和平。是世界各国在制定内外大政方针时都必须思考、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中国，邓小平提出了“五不”原则：一是坚持独立自主外交，不结盟。即不同任何大国结盟或建立战略关系，又不参加任何大国组织的军事集团，强调坚持本国的独立自主。也尊重别国的独立自主，同所有国家都搞好关系；二是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称霸。即互相尊重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在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时，上述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其他方式，如“大家庭”方式、“集团政治”方式、“势力范围”方式，都会带来矛盾，激化国际局势。所以，我们严格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反对霸权主义的同时，自己也不欺负别国，中国永远不称霸；三是坚持立足于发展中国家，不当头。即加强同第三世界国家的团结与合作，强调中国永远属于第三世界，将来发展起来了，还是属于第三世界，永远不做超级大国，绝不能因为自己是第三世界大国就来充当第三世界的首领和代言人；四是坚持对外开放政策，不封闭。因为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其长处和短处，中国应该向其他国家和民族学习，取长补短。过去中国长期处于停滞和落后状态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经验证明，关起门来搞建设是不能成功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而各国的相互学习交往，有助于维护和平；五是在祖国统一的方式上采取“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但又不弃武。因为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神圣领土，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国的内政，但涉及到与美国、英国、葡萄牙三国的关系，所以中国的统一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国际关系问题。对此，中国采取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做法，并且在香港和澳门成功实施，体现了高度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也为国际上解决历史遗留的争端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在解决上，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这主要是一种战略考虑，是实现和平统一的前提和保障。可见，中国的和平外交战略，为世界各国制定符合时代特点的方针、战略提供了非常可行和有价值的成功实践，是对实现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

和平与发展篇4

论文摘要：本文对“和平与发展”的真实性是这样理解的：不管是在雅尔塔体制背景下，还是在90年代乃至于今天，世界的和平都是一种“霸权和平”。不同之处在于这种霸权的内涵先是美苏霸权，冷战后则是西方霸权。而“发展”同样地再有特定的内涵，最先它反映的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主体的“第四代工业化”的努力，但在90年代后．发达国家通过建立在技术创新和制度调整上的优势明显地主导着世界经济乃王政治的发展进程。

时代问题在近几年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和争论。在国内，争论主要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和平与发展作为当今时代的主题究竟是一种正在经历着的客观的历史进程，还是只不过是我们的一种浪漫主义的理想和善良的愿望?如果说是前者，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来理解作为我们今天时代主题的和平与发展?笔者认同把和平与发展作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是不容怀疑的，笔者在此想探讨的问题是：“和平与发展”的真实性究竟在哪里?同时，叉该怎么来理解同样真实存在的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

一、以雅尔塔体制为背景的理解

在整个雅尔塔体制时期，东西方对峙关系始终是制约当代国际关系的首要因素，也是制约世界范围的战争与和平、发展与进步的首要因素而东西方对峙关系的核心也就是美苏关系、美苏矛盾。这一时期，国际社会存在的各种相互矛盾关系如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关系、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和资本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大抵都被美苏关系所遮盖。美苏分别以其超级大国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和迥然相异的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保持了他们各自营垒的稳定、和平：同时，美苏双方在总体上保持的均势状态，对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缓和、制约作用．尤其是在核条件下，双方在核竞赛中都取得了足以毁灭对方的强大的核打击力量，这反而成了制止战争的一个重要因素：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从未发生过直接的军事对抗、从而使得整个国际共同体呈现出一种相对的和平状态当然．双方的争夺战一日也没有停止．但是，这些争夺多半发生在两大营垒的交界地带，而这些有限的争夺、对峙及至危机一般都被严格地控制在“只扩大势力范围和遏止对方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导致大国本身的全面战争和世界范围的紊乱”的战略意图内。到了20世纪70年代，美苏均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苏联作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级大国而与美国等量齐观是在70年代——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就有了两个文件的出现：一是欧安会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署，它确认战后欧洲边界的不可动摇性；二是反导条约的签署，它追求的是全球战略平衡。美苏关系由紧张对峙转向“深刻缓和从而也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决定了世界和平局面的形成，尽管这种和平被称之为“恐怖和平”。

之所以称之为“深刻缓和”，也与这一时期美苏两个霸权国出于应对世弄形势中出现的不利于它们的巨大变化有关。布雷顿森林体制早已无法雏持，美国的世界经济霸主地位不再，苏联从1970年以来的经济停滞，使其也不再具有在世界范围内争夺霸权的经济实力。在美苏对抗期间，日本和德国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世界上迅速崛起，以亚洲“四小龙”和东盟国家为代表的一大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进入令人瞩目的发展阶段，在更大范围和以更高水平融人世界经济。因此，美苏均有集中力量解决国内问题尤其是经济问题的需要：

与此同时，从1950年代开始，由万隆会议到不结盟运动再到七十七国集团的形成，发展中国家开始以集体的面貌出现在世界舞台上。到了1970年，从二战后开始的民族解放运动已经产生出了极其伟大的成果，帝国主义经过几个世纪所锻造的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一大批发晨中国家纷纷取得民族独立。在争取民族独立的任务巳基本完成的情况下．谋求经济发展，改变本国经济文化落后的现状也就成为摆在这些发展中国家面前的头等任务，他们的努力构成了“第四代工业化”宏伟景象。它与此前三代工业化相联系，区别则在于，第四代工业化带有明显的“不自由”的色彩。因为，过去统治他们的那些帝国主义不仅依然在他们身边，而且更加强大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世界经济的干预无所不至，它们可以利用其生产、资金、技术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支配和剥削发晨中国寒。这样，在东西方关系尤其是美苏关系之外，南北关系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显现出来。发晨中国家对于发晨的愿望和要求，通过其鲜明的行动使其具有世界性的意义，从而形成了世界性的发展大潮。其标志性的事件就是石油提价斗争的出现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提出关于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发晨中国家的发展再也不是能够被人回避和置之不理的一件无足轻重的事情了。

二、“和平与发晨”之于冷战后

1990年后的国际形势、国际格局明显地不同于以前的雅尔塔体制时期，但我们仍然坚持“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主题这一论断．仍然认为．“在相当长时期内，避免新的世界大战是可能的，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和平环境和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见中共十五大报告，1997年9月l2日)那么，“和平与发展”又是如何得以继续存在继续发展的呢?是在什么样的基础上以什么样的性质和面貌呈现出这一不变的大景象的呢?

我们可以注意到，冷战后的世界中，美苏关系已经不再存在，今天的美俄关系在性质上在影响力上并不是原美苏关系的简单继续；社会主义同赍本主义仍然同时并存，但它们之问的矛盾关系也不再是原东西方关系的简单延续，也没有了所谓的东方集团。但是，孕育于冷战时期的西方集团仍然存在。这个服务于“玲战”的对抗性集团并没有如有些人所预期的那样随着“冷战”的消逝而消逝，或者因为内部矛盾的激化、冲突上升而削弱，相反，它对于今天世界政治经济的主导作用却是谁也无法回避的。这个集团表现出与19世纪时期西方列强相互争斗不同的特点，即内部的团结和政策的协调一致。垃可以说是资本主义在由一般垄断发展为国家垄断之后所表现出的一个十分鲜明的特点。这一特点在“冷战”后表现十分突出，但其形成却是在“玲战”时期。其原因如下：

第一，同样是在20世纪70年代，资本主义阵营发生了一件引人注目的事情那就是西方最发达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定期坐在一起，研究霉际形势．协调各方面的致秉．西方七霉首脑会议出现在霉际舞台上。这在以前是不再有过的事。作为一种集体协调机制，它反映的是一种相互依存日盏密切的现实需要，是赍本主义解央其内部矛盾的一种努力，即不再是诉诸武力，而是采取对话、恢判的方式来协调并童立相互之问的经济政治关系不仅如此，西方霉索还通过基奉上由它们童立、顿导或支配的国际组织和机构，整合、统一井规范霉际问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秩序．比如人们熟知的所谓当今世界经济的三大支柱即IMF、世界银行、wto(其前身为GATT)。这三大组织表现的都是西方大国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但同时，它们也把西方国家内部矛盾的解决内部化了，提供了这样一些解决相互之间矛盾的槊道和场所、制度和规则。

第二，西方集团的建立本来是为了共同对付外来成胁，但是在强大的外来威胁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西方集团却变褥更加具有进攻性、扩张性，而且仍然是以集团的面貌出现，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西方国家之问的政治认同已经选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种政治认同仍然是来自于冷战，冷战所具有的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强化了各自阵营的政治认同。通过几十年的冷战，西方形成了一套共同的政治体系和政治思想．它包括经济的市场化、政治的民主化等。资本主义阵营所具有的技术优势和经济优势使其这种政治认同有着真实的基础，并使其不容易遭受侵蚀和动摇。冷战的最终结局更是让赍本主义喊出了“历史终结”的口号冷战后西方集团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在政治上的相互认同。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比如说“人权高于”、人道主义干预、西方价值观的普遗性、西方文明的优越性等，它们的认识都是一致的。尽管它们在许多具体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和意见，但这些分歧和意见都是可以通过一定的协调对话来加以解决的，其性质属于所谓的“人民内部矛盾”。观念的一致性使得在相当多的领域里，西方集团都表现出区别于非西方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利益上的一致性、行为上的一致性。无论是海湾战争还是科索最战争，都证明了这一点．即西方集团共同意志的存在。这应该说是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相互关系明显不同于20世纪上半期的地方。它导致了一个结果，西方国家之间的“和平”的存在。考虑到西方国家在现今的世界经济与政治上的优势地位，则我们就不难得出结论，今天世界的“和平”其实正是西方主导下的和平．仍然是一种“霸权和平”。

与此相联系，“发展也有了新的内涵。1980年后，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来说，都是一个新阶段。发达重家一方面进行了经济政策的太调整，另一方面也加强了自己的技术优势，开始丁新的一轮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发选国家出现新的“二元经济”现象，即一方面是大量存在的代表工业经济时代的高度成熟的传统产业，另一方面则是方兴未艾的以计算机为特征的高新技术产业。高技术产业特别是以硅芯片、电脑和网络为基础的信息产业在发达国家经济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与发达国家的这种迅猛发展态势相比，发展中国家却步履维艰，愈益教置于一种落后境地。从债务危机到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受到更加严峻的挑战。发展中国家的整体行动能力大大地被削弱和分散了。

同时，在1990年后，随着东西方对抗的结束，一场大规模的市场化浪潮席卷全球，搞市场经济的国家由原来的西欧、北美日本、澳太利亚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一批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扩展到全球几乎所有国家和地区，从而，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在真正意义上形成了这之前，非西方国家是外在于这一体系的资本主义生产性质的，是与资本主义“中心如同马铃薯般联系着的一种集台性质的存在。因为，这之前的殖民地经济主要地并非采取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只是资本的循环与增殖过程中的个别环节，主要是部分原料的购买和产品的销售所在。而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仍然是在“中心地区国家内完成的。但是，现在不同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金融迅速而全面地演化为世界性的活动，资本的增殖与周转得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这一循环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发展中国家之所以一度自己的积极行动影响到世界的发展，其原因也就在于它们在争取民旗独立过程中曾经采取的对这种把它们置于被动地位的联系加以割断和弱化的行动和斗争。这一演变深刻地影响到世界发展的整体面貌：发展的主动权已经重新掌握在了西方的手中，发展成为了西方主导下的发展。

三、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仍然严重存在

在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作出如上理解后，我们对于同样真实存在的和平问题和发展问题”才会有一个不悖于世界现实的科学把握。

首先，在雅尔塔体制下，发展中国家因为发展而迫切要求的和平的国际环境并不能简单地从美苏缓和中获得，美苏主导下的“和平”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所要求的“和平”并不是一回事，其性质是不一样的。美苏主导下的“和平从根本上讲是一种霸权和平，和平之所以出现，根源于这种霸权的需要和安排。这种“霸权和平”总是力图把更多的国家和地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或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往往与损害发展中国家的独立与，加强它们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军事上对超级大国的依附联系在一起，因而是与国际政治民主化背道而驰的。这种“和平”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具有相互矛盾的两面：一方面．霸权和平所带来的“非战状态”毕竟不同于战争，不是战争，它为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还是提供了一种外在的环境机遇．它使得发展中国家能够充分地利用世界的和平时期来发展自己，并借此巩固其政治上的独立。比如，“四小龙”的发展就得益于此。另一方面，它对国际政治经济的制度性安排往往是从霸权国自身利益出发的，霸权国所强制赋予现实世界的一整套观念、模式、秩序往往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的需要，其霸权战略的设计往往也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损害而不是带来福音。正是从此出发，邓小平指出，和平问题与发展问题成为具有全球性、战略性的两大问题。

和平与发展篇5

关键词：和平；发展；主题；变化

时代观问题，是马克思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课题。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及其每一步发展，都体现着时代的内容和要求。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科学认识所处时代的性质，正确把握时展阶段的不同主题，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本文将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时代观入手，介绍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提出的背景、依据及其主要内容，并着力对90年代末期以来时代主题出现的新变化进行分析和阐述，力图以新的视野把握时展。

一、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时代观的简单回顾

从马克思、思格斯开始就十分关注时代观问题，他们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分析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世界形势，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根本矛盾，指出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敲响，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到来。当历史进入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进一步向前发展，出现了许多新情况，要求马克思主义的继承者加以思考和分析，对时展主题提出新的判断，完成这一任务的是列宁。他指出，由于垄断的形成，加剧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四大主要矛盾，形成了深刻的、全面的和持久的经济政治危机，从而为无产阶级革命准备了条件。列宁根据对帝国主义的基本特征、本质属性、历史地位和矛盾运动的全面研究指出，帝国主义时代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各种危机的时代，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夜”，即所谓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

正如一切伟大人物都不能不受历史条件的限制一样，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世界形势的分析只反应了当时的历史情况，这以后世界历史的变化他们无法作出精确的描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世界形势的发展变化，列宁在半个世纪前提出的时代基本特征早已不复存在或发生了巨大变化，以这些基本特征定性的“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观也不再符合事实。人类历史逐步过渡到了一个新的时代。

二、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提出

在二战后相当长的时期内，无论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亦或是新兴的民族国家的发展都呈现出曲折的历程，从而使整个国际关系的发展也显得错综复杂。但总体来讲，虽然局部冲突不断，国际局势时紧时缓，但世界性的大战始终没有爆发，“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观已不再适应国际关系的现实状况，这就决定一定会诞生一种新的时代主题观。

影响时代主题发生变化的首要因素，是当代世界各主要力量之间的矛盾关系发生了变化。第二个因素是国际社会出现了许多使整个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孕育大变动的新的趋势。

时代的变化要求人们对时代主题进行重新思考与界定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邓小平同志对国际形势的演变和影响全局的战争与和平问题，提出了新的论断：争取较长时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避免的。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观反应了战后国际关系和世界经济的新变化、新特点，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本质特点和历史发展主流作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断，它的提出具有极为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三、和平与发展时代观的发展与变化

首先，和平与发展时代主题的内涵发生了变化

就和平而言，与新的安全观的形成与发展紧密联系，“和平”的内涵较之传统观念有了很大程度的拓展与延伸。

第一，“和平”所涵盖的领域更为宽泛。一般认为，国家安全的内容是随着社会历史和国际关系的发展不断演变的。安全发生演变的最主要的动力是社会生产力的进步，生产力的进步改变了具有安全价值的领域及谋求安全的方式，同时也就逐步而深刻地改变了安全的内涵。

第二，与“全球和平”相对的“地区和平”更引人关注。冷战结束给国际社会带来的一个突出变化就是全球性的战争危险减少，而地区冲突、地区战争的频率加大。这些一度为冷战所掩盖的民族、宗教、种族冲突纷纷暴露并激化，成为影响当前世界和平的最主要的因素之一。

其次，和平与发展的实现方式发生了变化

内涵的变化必然会引起实现方式的变化。一方面，国家安全战略的研究建立于更宽泛的领域，成为一种综告安全战略。另一方面，国家安全的相互依存使得一国追求安全的手段也应该是安全的。此外，与和平问题相联系的还涉及和平力量的发展演变，这包括：曾经作为和平主力军的发展中国家的整体作用有所减弱，但在反对霸权主义干涉、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等多个领域发挥着多层次的作用；二是大国关系的变化、特别是大国之间不同内涵、不同形式的伙伴关系的建立成为新时期和平潮流的新动力之一；第三，中国是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

就发展而言，它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指一国国内各发展领域发展要素的全面均衡发展。二是指世界各个国家在发展进程中相互交流、相互协作，在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下共谋发展与繁荣。

和平与发展篇6

近些年来，中国的发展道路及其对世界的影响是一个热门话题，也引发了许多争论。作为一个有着13亿人口的国家，中国在20多年的时间里以每年gdp（国内生产总量值）平均9％以上的增长速度发展，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经济体之一（按中国修正后的标准计算，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联合国贸发会议去年把中国和美国并称之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两大引擎。当然，无论从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来看，中国远不能与美国相比，也不能与欧盟、日本等发达经济体相比，但中国综合国力的快速持续提升和作为世界经济的增长动力之一，其意义是非常明显的。前几年还不断听到一种说中国经济面临着崩溃的论调，现在这类危言耸听的声音少了，因为中国正在和平崛起已经是一个举世都能看到的事实，而且是一个难以阻挡、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正如一位西方政要所说，每个人都试图理解并接受（即所谓come to terms with）中国崛起的政治和经济涵义。中国崛起或者说中国因素受到了全世界的关注，因为它关系到我们这个世界的发展和前途，所以这是很自然的现象，而围绕着中国崛起存在各种分析和评估也很正常，人们都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力图去理解或解读中国崛起这个21世纪世界里的新事物。中国崛起走的是一条怎样的道路，崛起的中国又会怎样对待世界，或者说中国崛起对其所在地区和世界意味着什么？

按照国际关系研究中现实主义理论的解释，世界历史上每当新的大国崛起时通常会伴有激烈的冲突，霸权国家和新兴大国围绕着对国际秩序的控制进行权力争夺乃至发生战争，这几乎是国际体系发生重大变化时的一条“规则”。然而随着20世纪后期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和冷战的结束，我们看到，这派理论在解释这个相互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时表现出了它的乏力和局限性，于是自由主义、建构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前者强调了国际关系中的合作与制度因素，后者强调了理念因素在国际关系互动中的作用。从学理层面而言，三派理论的解释是很不相同的。比如，现实主义认为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是天生的，这种国际构成决定了大国权力和利益的相争，因而战争冲突在国际格局大变动时期是不可避免的。自由主义则认为由于利益的博弈，无政府状态下的合作仍然能够实现。而建构主义认为无政府状态本身也是由国家造成的，是他们在社会互动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他们并非一定建构成一种冲突的关系，也可以建构成合作的关系，或者和睦的关系。又比方讲，我们现在经常说要寻找共同利益，但现实主义更关注的是利益的差异，并认为是客观的、不可改变的，而建构主义认为对利益、甚至身份的认同是可以在互动的实践中建构起来的。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三派理论所强调的因素（权力、合作、理念）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都是存在的，要综合起来考虑。我们承认权力因素的作用，但我们也承认合作因素和观念因素的作用，它们之间不是非此即彼的逻辑，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这个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的国际关系。对中国崛起的看法也是如此，如果只是囿于现实主义理论的传统思维方式看问题，就难免失之偏颇，从理论上来说也落伍了。所谓的“中国”不少就是以这样一种不合时宜的片面逻辑为出发点的。其实，中国对自己发展道路的战略选择非常明确，这就是中国崛起将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在实现自身现代化建设的同时，致力于与各国的互利共赢和共同发展，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看到中国崛起并非是孤立的现象。从较长时段上纵向来看，世界历史上近四、五百年间全球力量结构可以说出现了三次巨大变化，第一次是欧洲的崛起，第二次是美国的崛起，它们都用了数百年或至少二百年左右的时间。第三次是亚洲的崛起，才约莫半个世纪的光景，其中首先是日本、接着“东亚四小龙”和一些东盟国家，现在是印度和中国，这个过程仍在进行之中。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亚洲，亚洲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中国的崛起显然是东亚和亚洲崛起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再横向看今天的世界，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等作为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和中国一样以自己的发展方式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包括中国在内的一批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崛起，一定程度上见证了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谋求和平和发展的潮流。因此中国的和平崛起，顺应了当今世界的潮流并且是这个潮流中的重要一员。

二

下面我想围绕着如何看中国崛起的和平发展道路问题谈几点想法。

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是基于自身历史经验和国情的自觉选择，它不是外部哪个国家

所强加的。2005年9月前美国常任副国务卿佐利克当时关于中美关系有个重要演讲，意思是美国对华政策现已到调整的时候了，要从过去一直以来推动鼓励北京融入国际社会转变到“促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stakeholder）”。佐利克先生在这篇讲话中对中美关系采取了比较务实的态度，实际上认同了中国正在和平崛起的事实。但我在这里想强调的是，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首先取决于对自己的定位：中国近代自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时间里多灾多难，饱受了列强的欺侮和战争之苦，一代代中国人前赴后继的奋斗目标是实现国家和领土的完整，建立一个独立自强、和平繁荣的国家；上个世纪中期以来中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努力寻求实现发展和现代化的道路，经过30年的艰苦探索，认识到封闭就要落后、开放才能谋求发展，而改革才能使自己选择的制度保持生命力，因而在70、80年代之交终于确定了改革开放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走上了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说改革开放决定了中国此后的命运，也是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关键。历经改革开放以来20多年的实践，中国的和平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基本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之后正在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方向努力。中国要解决占世界1/5以上人口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这是世界历史上任何后起大国崛起时所从来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这件事做好了，本身就是对世界一个了不起的贡献。中国清醒地认识到现在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据有关统计，中国经济总量不到美国的1/5，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美国的3、6％，日本的4％，在世界上排名100位之后。中国要在本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还面临着许多复杂严峻的问题和需要进行长期的艰苦奋斗，同时要力争一个和平和相对稳定的国际环境。所以中国国内今天有句妇孺皆知的话，叫做“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因此，了解了中国对自己历史和现实的定位的看法，就可以知道为什么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可以说，这里面体现着推动中国前进的内在逻辑和深层动力。

中国和平发展的道路与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相一致，并且是当今国际体系的积极参加

者、建设者和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人们对于经济全球化，始终褒贬不一，就中国而言，基本是把经济全球化看成是当今世界发展的一种趋势，看成是中国实现经济发展与和平崛起的重要机遇和历史性条件，关键是如何在改革开放中不断地把握好中国经济体制的转型及其与世界经济体系的结合，积极参与国际经济技术合作与竞争，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充分利用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提供的各种有利因素，与主要国家和地区形成共同利益，推动本身的现代化建设。因此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经济全球化造就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成功，中国是经济全球化的受益者。中国发展所必需的国际资源，可以通过全球化条件下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流动来获得。各种数据表明，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具吸引力的跨国投资目标国和研发中心，也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进出口国，世界公认的大市场之一。

在这种全球化的背景下，时代的主旋律是和平、发展、合作。中国对世界大势和现存国

和平与发展篇7

关键词：政府间发展组织（IGAD） 苏丹和平进程 区域组织 非洲之角

中图分类号：D8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11) 04-0039-46

2011年2月7日，按照2005年1月苏丹北南双方达成的《全面和平协议》，苏丹南部地区举行了公投。公投结果显示，98.83%的投票选择南北分离。苏丹南部公投是在“平静、公正和透明”的环境中进行的。[1]作为苏丹所在的“非洲之角”最重要的区域组织――政府间发展组织（简称IGAD）[2]和国际社会一道对公投和计票过程进行了观察和监督。其实，IGAD从1993年9月开始就作为“区域调解人”一直致力于在苏丹冲突各方之间寻求和平解决办法，并推动苏丹北南双方最终达成《全面和平协议》，从而在苏丹和平进程[3] 中扮演了“关键角色”。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在向安理会提交的关于苏丹的报告中称：“IGAD领导的和平进程是苏丹全面和平的核心。没有其他任何一项和平进程能取得如此重大进展并能解决苏丹南部冲突的根源问题。”[4] 萨里•希利认为：“IGAD首先是设计了作为北-南议题的问题，其次是保持了作为整体的苏丹和平进程大致的持续性。这种长期介入使有关各方能够利用各种机会促进解决办法。如果没有IGAD的持续介入，这些机会就非常有可能丧失。”[5] 那么，IGAD是一个什么样的区域组织？它又如何在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调解人”的作用呢？本文试着对这两大问题进行回答，以便于人们对该组织及其在区域和平与安全中的特殊作用有进一步了解和认识。

一、 政府间发展组织的和平与安全机制建设

IGAD的前身是1986年成立的政府间抗旱与发展组织（IGADD），是东非国家为解决旱灾、饥饿与沙漠化问题而创建的。冷战结束后，随着该地区政治、经济和发展问题的日益突出以及区域化的日益加强，它逐渐成为东非国家领导人解决地区性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固定论坛。1996年3月，该组织正式改为现名。其目标在于促进区域和平与安全，并将之作为实现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基础。该组织关注4个领域的核心议题，包括：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发展；区域冲突预防、管理与解决；人道主义事务等。在此框架内，该组织将“非洲之角”的区域一体化与合作作为实现区域和平与安全的驱动力量。IGAD拥有一套自己的组织结构和决策程序。国家与政府首脑会议是其最高权力机构，后者至少每两年进行一次。首脑会议下辖部长理事会，由成员国的外交部长和其他关键部门的部长组成，负责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也是至少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该理事会下设大使委员会和永久秘书处。大使委员会由来自成员国派往吉布提的大使或公使组成，负责向行政秘书提出建议，指导其完成部长理事会制定的工作计划，并负责需要进一步阐明的政策和指导原则的解释工作。秘书处是该组织的行政机构，由一个经政府与政府首脑会议任命的行政秘书主持日常工作。在具体的运作中，国家与政府首脑会议、部长理事会和大使委员会均采用共识决策程序解决问题，但在部长理事会和大使委员会中，如果通过共识决策不能达成一致，可以通过成员国2/3多数投票决定。[6]

在和平与安全相关事务方面，IGAD重点关注能力建设和区域意识创建以及冲突的早期预警机制建设。在该组织成立之初，它就制定了《关于冲突预防、解决与管理的方案》，其中规定：增进冲突预防的建设能力；记录去战时动员化和冲突后建设的经验；阐明和平与容忍的文化；发展冲突的早期预防机制；创建紧急信用基金等。这样，IGAD的议题范围就从环境保护和发展合作的狭窄议题扩大到区域和平与安全议题领域，由此建立起和平、安全、冲突与发展之间的紧密联系。[7] 2002年1月，为将关于区域和平与安全议题的合作制度化，IGAD部长理事会会议签署了《关于建立冲突早期预警和反应机制的议定书》，启动冲突早期预警和反应机制（CEWARN）建设。按照该议定书的规定，它在每个成员国设立了区域早期预警单元，并设立了关于冲突和不安全的早期预警委员会，总部设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这一早期预警机制是该组织政治与人道主义事务部的组成部分，有一个专职主任主持工作，拥有行动的自主性。其职能涵盖早期预警系统的各个方面，包括：成员国之间以即时、透明、合作和信息自由流动为原则的信息交换与合作；收集和确认与该地区暴力冲突缓解和预防相关的信息，并将结果递交政府间发展组织及其成员国政府中的决策者；在国家和地区层面上采取合适的行动，对冲突预防、缓解和管理做出反应等。2003年6月，这一预警机制正式运行。[8]

2006年11月，为强化冲突早期预警和反应机制，IGAD了《2007-2011年冲突早期预警和反应机制战略》，制定了6大目标，包括：扩大对所有成员国国内畜牧业和相关冲突的监控和报告；通过所有成员国国内冲突早期预警和早期反应的可操作化，强化该机制的早期反应；扩大信息的来源，增强信息的收集系统，增强早期预警和反应系统的数据分析能力；改进公共关系和沟通战略，促进对早期预警和反应工作的认识；通过所有有效的途径强化早期预警和反应系统的制度和功能性能力，包括研究、训练、行政和金融支持等；实施长期的、可持续的基金战略，确保该系统运行所必需的资源等。[9] IGAD通过这一机制收集的独特的数据资料为掌控成员国跨边界的冲突提供了即时、持续和详尽的信息，从而为改进干预方案和反应措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IGAD还在非洲联盟的集体安全机制内构建起次区域的维和机制。2004年2月，该组织召开了一次专家会议，决定建立“东非待命旅”。同月，又制定了“东非待命旅”运行的政策和法律框架。次年4月，东非待命旅正式投入使用。其运行结构并不复杂，只包括设在亚的斯亚贝巴的司令部和后勤基地、设在肯尼亚内罗毕的规划部。它还使用设在内罗毕的“凯伦中心”训练用于和平支持活动的部队。2007年5月，该组织将负责东非待命旅运行的责任交给一个独立的机构――东非待命旅协调机构。通过冲突早期预警与反应机制和东非待命旅，IGAD构建起次区域集体干预机制。[10]

IGAD在构建区域和平与安全机制的同时，积极通过对话和和平运动等非武力方式下的集体行动在其成员国内部冲突的解决中发挥“制度作用”。其持续介入并主导苏丹和平进程并促成关键的和平解决办法就是典型例子。

二、政府间发展组织领导的苏丹和平进程

在IGAD介入苏丹和平进程之前，主要在苏丹政府与苏丹人民解放运动（简称“苏人运”）之间展开的内战已经持续了整整10年。其间，美国（1989年12月）、尼日利亚（1991年5月至1993年5月）等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相继在冲突双方之间进行调解，并组织结束这场冲突的和平谈判，但均未成功。在这种情况下，1993年9月，IGADD政府间干旱和发展管理局接受了苏丹总统巴希尔的邀请，在苏丹内部冲突中扮演起“调解人”角色。为此，IGADD成立了由肯尼亚、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乌干达组成的“四国调解委员会”，并由来自这4个国家成员构成的“部长调解委员会”管理具体的调解事宜，肯尼亚总统丹尼尔•莫伊任该委员会主席。1994年1月，在与苏丹冲突各方协调后，IGADD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创建了“IGADD苏丹和平常设委员会”，在肯尼亚外长主管下运行，并于当年3月在内罗毕启动官方的和平谈判。[11] 从此，IGADD开始在苏丹和平进程中处于实际的领导地位。

从时间上看，IGADD/IGAD领导的苏丹和平进程可以分为1994-1999年和2002-2005年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主要是推动苏丹政府与苏人运之间进行谈判，苏丹北部和南部的全国民主联盟、公民社会组织和其他政治集团一再要求在其中获取正式成员或观察员地位，但都无一例外地被拒绝了。所以，这一谈判进程是由精英驱动而时常秘密进行的，关注的议题也比较狭窄。1994年5月，IGADD提出双方签署一个《原则宣言》的建议，主张承认苏丹南部自决的权利，但通过全国共识实现苏丹国家统一仍然是优先的原则。为创造全国共识，该宣言建议：内战双方需要达成一个过渡时期，以便以政教分离、多党民主、尊重基本人权和松散邦联下的政治非中心化为原则，逐步走向国家统一；经过一个必需的过渡期后，南方和其他被边缘化的集团可以通过公投决定是继续进行统一性安排还是选择如分离这样的替代性安排；其核心是各方承诺实现国际监督的停火。当年7月，IGADD将这一建议提交苏丹政府与苏人运。苏人运同意这一建议，并表达了对它的信任。但苏丹政府认为自决和世俗主义的议题不容谈判，因而予以拒绝。 [12]

在国际压力下，1997年初，苏丹政府开始采取新的务实外交。新成立的IGAD借此启动恢复和平谈判的外交和政治动议。肯尼亚在其中扮演起“领导国”的角色。1997年7月，在莫伊总统的说服下，巴希尔重回谈判桌，并最终接受《原则宣言》作为谈判的基础。为推动谈判进程，IGAD在内罗毕建立了一个关于苏丹和平进程的永久秘书处，肯尼亚提供了政治领导、金融和技术等方面的支持。为确保积极的政治和外交支持，肯尼亚政府任命了一位关于苏丹和平进程的特使。这推动了苏丹政府与反政府派别于1999年7月开始更紧密的对话。双方同意为便利于人道主义救援物资运送而开放“安全走廊”。第一阶段的谈判就此结束。该阶段的谈判虽然没有在实质性问题上取得进展，但IGAD所推动的这一和平进程创建了“对话的精神”和对解决国内战争可能性的信心，从而为苏丹内战的最终解决创建了主要的推动力量。[13] 尤其是IGAD提出的《原则宣言》虽未能实施，但它为苏丹各方提供了进一步谈判的平台。《原则宣言》作为和平解决办法的“基本框架”逐步演变为解决苏丹内部冲突的“关键工具”。[14]

在第二个阶段的和平进程中，IGAD的策略方向发生了重大转变。这一阶段的谈判既是透明的，又有苏丹人广泛的参与，其关注的议题也有明显的拓宽。这是一种包容性的和平进程。“9•11事件”发生后，美国、英国、挪威相继介入苏丹和平进程，共同推动冲突各方实现停火，并支持IGAD的“调解人”角色。莫伊总统随即任命苏姆比耶沃将军为IGAD的首席调解人。在IGAD秘书处，苏姆比耶沃组建了由来自美国、南非和瑞士等国的外交官、法律专家为成员的“调解团”。2002年5月，该调解团相继在凯伦和内罗毕开启了谈判。他们很快把《原则宣言》所关注的议题浓缩为一个简明的谈判文本，作为谈判的基础。他们还通过举行各种专家组会议征求专家们对专业问题的意见。2002年6月，调解团与苏丹政府和苏人运代表在内罗毕附近的马查科斯举行首次高层次的谈判，审议协定草案。7月20日，经过5个星期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马查科斯议定书》，其中规定：在实施停火期间应有一个6个月期限的临时过渡期，而伊斯兰立法不适用于南方；在临时过渡期，按照该议定书准备一个最后和平协定，其中包括关于政府结构、国家与宗教、苏丹南部人民的自决权等专门条款。他们商定继续就悬而未决的权力分享、财富分配权和停火等问题举行会谈。[15] 该议定书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它不仅为未决的谈判议题建构了一个共同的框架，而且阐明了达成最后和平协定的要旨，其核心是双方各自放弃了先前“不可谈判”的条款，即苏丹政府坚持的南部苏丹的伊斯兰化和苏人民运所坚持的整个苏丹的世俗化。双方还据此成立了安全监督机制和独立评价委员会。这些机制成为第二个阶段苏丹和平进程的基础。[16]

《马查科斯议定书》签署不久后，在IGAD主持下，巴希尔总统与苏人运领导人约翰•加朗在乌干达首都坎帕拉举行了首次会谈。2002年8月，双方开始关于财富分享和停火的第二轮“马查科斯会谈”。10月中旬，双方达成一个涵盖全国范围的停火协定。这是1983年冲突开始以来的首个停火协定。自2003年春起，谈判开始聚焦于政治、安全和财富分享的具体安排。2003年6月，IGAD调解团到苏丹各地走访，广泛听取普通民众和领导人对谈判议题的看法。专家与普通民众一起促进共识的形成。这使得谈判更具参与性。在此基础上，苏姆比耶沃制定了一个总体的协商文件――“纳库鲁文件”作为解决悬而未决议题的框架，。9月，加朗与苏丹副总统塔哈在肯尼亚的奈瓦沙开始最高级别的直接会谈。不久，双方达成关于过渡期内安全和军事安排的协定，同意苏丹政府军从南部撤出，并建立一支联合军队。12月，双方解决了在财富分配问题上的分歧，并于2004年1月达成协定，同意北部与南部各拥有50%的石油财富。5月，双方就权力分享以及阿卜耶伊、南科尔多凡和青尼罗3个冲突地区的地位达成3个协定。[17] 6月5日，在IGAD主持下，苏丹政府与苏人运签署了《内罗毕宣言》，确认它们对这一和平进程的承诺，并决定成立一个建立在权力分享之上的全国统一过渡政府，约翰•加朗任政府第一副总统。2004年12月31日，苏丹政府与苏人运最终完成了和平谈判，并于2005年1月9日签署《全面和平协议》。经过长达12年的时间，IGAD领导的苏丹和平进程终于成功地达成了一个和平解决办法。[18]

《全面和平协议》把《马查科斯议定书》（第一章）和此前达成的其他5个议定书和协定的条款固定下来，包括：2003年9月25日签署的《关于安全安排的协定》（第六章）；2004年1月7日签署的《关于财富分享的协定》（第三章）；2004年6月25日签署的《关于权力分享的议定书》（第二章）、《关于解决阿卜耶伊冲突的议定书》（第四章）和《关于解决南科尔多凡/努巴山区和青尼罗州冲突的议定书》（第五章）。该协定要求在6个月过渡准备期和6年过渡期之后，就南部苏丹人民的自决权利举行全民投票。[19] 从总体上看，它并没有从根本上背离IGAD提出的《原则宣言》和“纳库鲁文件”。《全面和平协议》标志着苏丹持续20多年的内战结束。

《全面和平协议》签署后，虽然“联合国苏丹使团”承担起对该协定执行的监督任务，但IGAD仍在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这种作用在协定执行的最后阶段显得更加重要。2008年6月，IGAD设立派往“CPA评估委员会”的“IGAD特使办公室”，以监督《全面和平协议》的执行。2010年3月，为保证在这一进程中的“核心地位”，IGAD在苏丹南部政府首府朱巴设立联络处，以对选举和公投提供专门支持。在2010年4月11-18日苏丹全国大选期间，IGAD派出一个由来自成员国的37个观察员组成的“选举观察使团”，到苏丹的13个地点观察、监督投票过程，以保证大选的顺利进行。[20] 这次全国大选是苏丹24年来举行的首次多党民主选举，是苏丹北南和平进程中取得的又一重大进展。这次大选的成功举行为2011年1月9日举行的苏丹南部公投铺平了道路。

三、政府间发展组织在苏丹和平进程中的作用评估

苏丹和平进程已经表明，IGAD在关键的进展中发挥了核心的领导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受到该组织自身和苏丹国内、国际（包括该区域内部和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

从IGAD自身来看，作为“非洲之角”与区域安全相关的最重要的区域组织，它在苏丹和平进程中既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又有一定的权威地位和组织能力。其区域优势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苏丹国内冲突的区域化更需要区域解决方法。不管是领土面积和人口数量，还是地理位置，苏丹在“非洲之角”都处于中心位置。而苏丹连年大规模的内战已经造成400万人背井离乡，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涌入其邻国；苏丹境内激进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也影响到肯尼亚、乌干达、索马里、吉布提等邻国；各种势力对苏丹南部石油的过度开采乃至掠夺，加剧了本已严重的环境问题。[21]这使得IGAD及其成员国既最有可能对现实的危机与冲突做出最快的反应，也最有可能为了持久的地区和平而寻求解决问题的根本途径。正如艾尔-阿芬迪所言：“IGAD领导人承担其调解任务的首要动机是将苏丹融入和控制在区域稳定的利益之中。”[22]

二是与苏丹的紧密联系使其和平动议更能抓住问题的本质。从根源上看，苏丹长期的国内冲突受到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方面复杂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中既有种族（如白人与黑人的冲突、民族分离主义等）和宗教上的（主要是伊斯兰主义与世俗主义之争），又有政治（如民主诉求、权力之争等）和经济上的（如南北发展不平衡、石油资源争夺等）。与苏丹政府及其民众有紧密联系并拥有诸多共同命运的IGAD及其成员国对此当然心知肚明。所以，它们从提出《原则宣言》开始就抓住了苏丹冲突的核心议题，尤其是国家与宗教的关系、自决、权力与财富分享等。这样，在苏丹和平进程的每一个阶段，IGAD都将这些议题作为关注的焦点，直至《全面和平协议》的签署将之转化为正式的法律文本。可以说，这一协定就是建立在对苏丹国内冲突的“相互联系的各种承认之上的”。[23]

这种区位优势已成为IGAD在苏丹和平进程中获取权威地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况且，由于非洲国家对区域外部干涉常心存戒心，它们的集体行动更易于为苏丹冲突各方及其他次国家集团和民众所接受，从而能够比其他外部行为体获取更多的支持。关于这一点，苏丹总统巴希尔邀请IGAD承担调解人时说得已很明白。在他看来，IGAD机构的非洲特性将向世界证明“非洲人解决其自身问题已变得非常成熟……不再需要外部的保护”。他相信，IGAD将是中立的和透明的，“不会给殖民主义以人道主义为借口渗透留下漏洞”。苏人运领导人加朗起初对与苏丹政府有良好关系的IGAD成员国心有疑虑，但区域内国家的地理接近性使他相信IGAD的真诚性。他说：“我对这些国家充满期盼，因为它们是我们的邻居，它们感到正受到边界地区的难民或不稳定等我们的问题所影响。”[24] IGAD这种权威地位是IGAD在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领导作用的合法性前提。

IGAD的组织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它拥有比较完备的处理危机与使冲突区域和平的安全机制。这些机制不但成为IGAD成员国协调和确定对苏丹和平进程的共同立场、提出具体建议和实际行动方案的场所，而且成为苏丹冲突各方阐明立场、相互沟通和实际谈判的重要平台。二是它拥有推动苏丹和平进程的专门机构，包括调解委员会、专业秘书处等。这些专门机构与更高层次的IGAD机构一起，通过向苏丹派出和平特使、调解团、观察团等，更直接和深入地介入苏丹具体的和平进程之中。这种组织能力保证了IGAD有关集体行动的专业性、及时性和有效性，已成为其在苏丹和平进程中持续发挥作用的制度保障。

在实际中，IGAD自身作用的发挥明显受到苏丹国内局势变化和来自国际压力的深刻影响。苏丹和平进程的第一个重大转折是1997年7月巴希尔总统接受IGAD提出的《原则宣言》，而此时苏丹政府正面临来自国际、国内的双重压力。国际上，1996年1月，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谴责苏丹威胁到区域和平，并于当年4月对苏丹进行制裁，包括限制其政府官员的行动和禁止在苏丹首都喀土穆举行国际会议等。苏丹的邻国也加入这一制裁行动。在美国的资金支持下，厄立特里亚、乌干达和埃塞俄比亚等国甚至向苏人运提供直接的经济和军事帮助。这促使苏丹政府在国内和国际两条战线采取政治和外交守势。苏丹和平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在国际压力和国内冲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苏丹政府和苏人运逐步将和平谈判视作解决问题的主要途径。一个突破性进展就是加朗与苏丹副总统塔哈之间所启动的直接谈判。这一会谈改变了谈判的氛围和节奏，加深了两个领导人之间的关系，推动各方加入这一和平进程。[25]

苏丹国内和外部因素的重要影响一方面表明，对IGAD在苏丹和平进程中作用的评估必须采用多层次的分析方法，即将国家及其内部、区域及其外部等结合起来。这另一方面显示出IGAD在和平努力能力上的一些不足。一是组织能力的不足。IGAD本质上是一个政府间组织，其一体化水平比较低，其决策机制并不具有“超国家性”，加之其决策程序以共识为主，所以，其自主性决策尤其是做出集体行动的决定及履行这些决定的能力经常受到多种因素的限制，致使其行动在很多情况下仍依赖于成员国尤其是区域性大国的意愿与偏好。实际上，IGAD能够在苏丹和平进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与肯尼亚在其中的“中枢国家的角色”密不可分。二是资源能力的不足。和非洲其他与安全相关的次区域组织相比，IGAD拥有最少的资金和人力资源。从目前年预算总资金看，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有12100万美元、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有4500万美元，而IGAD只有300万美元。比较而言，鉴于“非洲之角”面临的内部冲突和其他安全问题更严峻、更持久，其预算资金明显偏少。从人力资源看，目前设在吉布提的IGAD秘书处只有30-50名工作人员，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和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的这一数字分别为约300人和200人。[26] 这种资源能力的不足使IGAD在苏丹和平进程中经常需要依赖于外部支持。为此，它于1995年2月在美国的支持下设立了“IGAD伙伴论坛（IPF），为西方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外交和经济介入提供一个专门的多边平台。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由IGAD领导的苏丹和平进程。[27]约翰•加朗称，该论坛的创建“促进和强化了IGAD的和平动议”。[28]然而，外部行为体的介入并非只有积极作用，它也无可避免地产生某种消极影响。比如，美国等外部行为体的介入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苏丹政府的强制性压力。

最后需要特别强调的是，IGAD领导的苏丹和平进程是在特定的国内局势和国际环境中发展的，它也需要苏丹国内各方和国际社会的支持和配合，但它可以最大限度地排除区域外部行为体在这一进程中的支配性影响，始终能够引导和平进程朝着自己既定的和平目标发展，并最终与苏丹人一道实现了苏丹南北的和解。正如苏姆比耶沃所言：“在《马查科斯议定书》签署之后，所有的人都来了：法国人、荷兰人、南非人，然而大门对它们已经关闭了。”[29] 这显示出IGAD在苏丹和平进程中无可替代的地位。支撑这一地位的是其建立在对苏丹人自身权利充分尊重基础上的、对和平持久的责任。正是这种责任让IGAD始终将和平手段作为解决问题的最重要的和最后的途径，即“对话提供了打破僵局的唯一出路”。[30]

四、结语

长期以来，“非洲之角”的大多数国家为战争和武装冲突所困，包括埃塞俄比亚与厄立特里亚之间的战争和索马里、苏丹、乌干达等国的内战。由于该地区与长期陷入政治动荡的西非和大湖区两个次区域紧邻，又因其与中东的紧密联系而被称作“非洲-中东次区域”，因而其内部战争和暴力冲突具有明显的内部和外部关联性。这里的战争和武装冲突内部相互影响，外部又影响到中东和非洲的东部、大湖区、中部、南部等次区域。鉴于此，戴维•弗兰西斯将“非洲之角”称作“非洲的悲剧以裸的暴力方式演绎的舞台”。[31]

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地区，一个实力弱小的、名不见经传的区域组织――IGAD能够在一场旷日持久的国内冲突和平解决中担任领导者角色，并最终促成相对稳定的和平，其重要意义不言而喻。我们可以从中总结出几点经验：（1）在全球化和区域化趋势日益明显的大背景下，一国严重的内部冲突不可能完全依赖自己来解决，尤其是像苏丹这样具有明显“弱国家”特征的国家，因而外部力量的介入时常是解决问题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2）一个拥有明显区位优势的区域组织，如果再拥有一定水平的和平与安全机制和被冲突国及国际社会广泛接受的权威地位或合法性，那么它就可以在国内冲突的解决中起到独特的领导作用；（3）在国内冲突的化解中，只有充分理解冲突的根源并将相关议题作为关注的核心，才会最终找到各方都能接受的和平解决办法；（4）为了推动冲突国家的和平进程，外部的压力乃至强制力在特定的环境中或许是必要的，但解决问题的最重要途径无疑应该是调解、对话等非武力措施；（5）一国从冲突走上和平的进程从根本上取决于该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外部力量，那怕是以实现和平为唯一目标的力量也不可能决定这一进程的最终方向，因而推行合适的政策引导国内政治朝良性方向发展就成为外部力量唯一正确的选择。尽管IGAD在苏丹和平进程中的作用不能被扩大，但这“几点经验”对和平解决国内乃至国际冲突均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注释：

[1] “再见，流血和眼泪！”载《人民日报》，2011年02月09日，第 3 版。

[2] 目前，该组织有7个成员国，它们是：吉布提、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肯尼亚、索马里、苏丹、乌干达等。秘书处设在吉布提首都吉布提。

[3] 本文所言“苏丹和平进程”特指分别以苏丹政府和苏丹人民解放运动/苏丹人民为代表的“苏丹北南和解进程”，因而不涉及苏丹达尔富尔问题。

[4] 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Progress Report of the Secretary-General on the Sudan Pursuant to Paragraph 7 of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1547(2004)”, S/2004/763, 26 September 2004, p. 10, 省略/zh/documents/view_doc.asp?symbol=S/2004/763

[5] Sally Healy, “Seeking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Horn of Africa: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7, No. 1, 2011, p. 111.

[6] IGAD Secretariat, “Agreement Establishing the Inter-Governmental Authority on Development (IGAD)”, Nairobi, 21 March 1996, gtz.de/en/dokumente/en-agreement-establishing-igad.pdf.

[7] Karin Dokken, African Security Politics Redefined, Houndmills: Palgrave Macmilan, 2008, p. 114.

[8] IGAD Secretariat, “Protocol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a Conflict Early Warning and Response Mechanism for IGAD Member States”, Khartoum, 9 January 2002, 省略/index.ph

[9] IGAD Secretariat, “CEWARN Strategy 2007-2011”, Addis Ababa, November 2006, gtz.de/de/dokumente/en-CEWARN-Strategy-2006.pdf.

[10] Rodrigo Tavares, Regional Security: The Capacity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London: Routledge, 2010, pp. 51-52.

[11] 参见Gilbert M. Khadiagala, Meddlers or Mediators? African Interveners in Civil Conflicts in Eastern Africa, Boston: Martinus Nijhoff, 2007, pp. 189-194.

[12] Gilbert M. Khadiagala, Meddlers or Mediators? pp. 198-200.

[13]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Building Regional Peace and Security Systems, Burlington: Ashgate, 2006, pp. 227-228.

[14] Gilbert M. Khadiagala, Meddlers or Mediators? p. 218.

[15] 参见IGAD Secretariat on Peace in the Sudan, “The Machakos Protocol”, Achakos, 20 July 2002, 省略/pdfs/HSBA-Docs-CPA-2.pdf.

[16] Ruth Iyob and Gilbert M. Khadiagala, Sudan: The Elusive Quest for Peace, Boulder: Lynne Rienner, 2006, pp. 121-122.

[17] Ruth Iyob and Gilbert M. Khadiagala, Sudan: The Elusive Quest for Peace, pp. 122-124.

[18] Karin Dokken, African Security Politics Redefined, pp. 114-115.

[19] 参见United Nations Mission in Sudan, “The Comprehensive Peace Agreement between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the Sudan and the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Movement/ Sudan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Naivasha, 31 December 2004, unmis.省略/Portals/UNMIS/Documents/General/cpa-en.pdf

[20] IGAD Secretariat, “Press Release: IGAD Observers Deployed in Different Part of Sudan”, Khartoum, 9 April 2010, igad.int/index.php?option=com_content&view=article&id=194

[21] 参见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pp. 217-222.

[22] Abdelwahab El-Affendi, “The Impasse in the IGAD Peace Process for Sudan: The Limits of Regional Peacemaking?” African Affairs, Vol. 100, No. 401, October 2001, p. 586.

[23] Ruth Iyob and Gilbert M. Khadiagala, Sudan: The Elusive Quest for Peace, p. 33.

[24] Gilbert M. Khadiagala, Meddlers or Mediators? pp. 194-195.

[25] 参见Gilbert M. Khadiagala, Meddlers or Mediators? pp. 203-242.

[26] Emanuel Fanta, “The Capacity of African Regional Organizations in Peace and Securit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ERD Workshop: Transforming Political Structures, Florence, 16-17 April 2009, pp. 14-15.

[27] Ruth Iyob and Gilbert M. Khadiagala, Sudan: The Elusive Quest for Peace, pp. 117-118.

[28] Gilbert M. Khadiagala, Meddlers or Mediators? p. 204.

[29] “The Mediator’s Perspective: An Interview with General Lazaro Sumbeiywo,” London, Conciliation Resources, 2006, 省略/our-work/accord/sudan/mediators-perspective.php

[30] Rodrigo Tavares, Regional Security, p. 55.

[31] David J. Francis, Uniting Africa, pp. 218-231.

（作者简介：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教授，博士，南京，210097）

和平与发展篇8

众所周知，台湾之所以能比欧美提前复苏，足因为两岸在“九二共识”的政治互信下，通过两岸经济合作框架协议(ECFA)、经贸合作及各项的惠台措施，带给台湾可观的经济利多、和平红利。今年1月起，“早期收获清单”的项目开始降税，使输往大陆的产品已享受到ECFA的降税优惠，出口金额也因价格竞争力提升而增加。但唯有等到出口厂商赚到钱、员工薪水上调、消费意愿增强后，ECFA效应才会传到一般社会大众，马当局若想快速达到“有感复苏”目标，就应尽速开放陆客个人游，让台湾社会各地区各层面都能立即受惠，更应扩大开放陆资来台，增加就业机会。

马当局此次主动强调“均富”的重要性，显然是想对基层人民的声音有所回应。除此，马当局显然已识破一心想垄断社会改革议题话语权的企图，而欲以正面迎击。

其实，台湾因产业结构转型，社会发展所累积的各种社会矛盾，诸如M型结构化社会形成、失业率节节上升、整理劳工基本工资长期被压低、贫富差距拉大、经济环境恶化所衍生的治安问题等等，早在执政时期就已相当严重。只是过去两年多以来，在野的枉顾事实，不顾是非，把社会上一切不公不义之问题皆归咎于“马当局执政不力，无心改革”，“ECFA仅造福大企业财团”，反而暴露出其想以社会改革论述作为工具，再度夺取政权的野心。

台湾确实有必要进行社会改革，唯社会改革必须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为前提。毕竟，正因为这两年两岸和平发展的格局，才让台湾经济快速复苏，也使台湾终于有了社会改革的物质基础与客观条件。我们要劝告，不要再凡事恶意扭曲对岸，企图用“统独”及“国家定位”问题制造社会矛盾，使民众对社会改革无法产生共识互信。我们也要提醒执政党，“小统小独”与没有统一目标的“维持现状”，等同放任“”或“独台”思潮泛滥，导致台湾民众认同自己是中国人的比例小断下滑，两岸国家与民族认同正在断裂。